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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不足。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羊皮纸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羊皮除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制成的羊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后来特殊情况下仍然使用天然羊皮，特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单面书写。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西方古代广泛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湾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
此外，在公元4世纪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在西方开始广泛流行，其形式和现代图书基本相同。“折页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属片、木片、象牙片等。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纸也可以像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几张折叠好的羊皮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几百年之久。[3]
在古代西方虽然也有连句成篇的泥版书和纸沙草书的存在，但当时从形式上尚未编连成册
，更缺乏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直接描述。因而从文字体系的载体——典籍方面来讲，中国早于西方并优于西方。
（二）项目及物资需求申报滞后与工程建设实际需要间的矛盾。
（三）突发性及临时性物资需求与常备物资库存匹配命中率平衡问题。
（四）物资规范化管理所需流程性及审批性控制特点所引发的人工操作时序和滞后性与ERP时限不同步，造成物资供应系统内及系统外两条线运行问题。
二、现代化仓库网络体系及其协同运作方式
企业现代化仓库网络体系的运作方式即由中心仓库→二级仓库→供货现场。
三、无线条码化仓储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
条码技术和无线计算机网络技术相结合，集成了先进的软硬件系统，将重点放在了数据发生的现场即仓库，从根本上保证了实际操作、物流状态和后台数据库三方面随时随地准确统一，进一步提高了作业效率，真正实现库房的科学管理。其可满足物资精细化实时化管控的要求。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拢的需求方与物供方就物资到位时间责任问题。能有效地对仓库流程和空间进行管理，实现批次管理、快速出入库和动态盘点。以信息化手段有效落实库存定额管理，确实平衡库存与物供时效冲突问题。
四、无线条码化仓储管理信息系统的特点及结构
（一）系统功能特点
1应用二维条码集成技术实现物资
实物过程管理，避免实物与台帐的不符。系统借助二维条码技术，针对物资管理中经常出现的实物与财务帐目不符的情况，以实物管理为特点，克服了传统管理模式下依赖纸面单据或通过手工方式录入原始数据而带来的低效及错误，解决了物资产管理过程中信息流和实物流的不一致问题，同时大大降低库管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1）二维条码（PDF417）特点如下：①纠错能力强。PDF417二维条码采用了先进的数学纠错算法，如果条码破损面积不超过百分之五十，由于沾污、破损等所丢失的信息，一般都可破译出来。②容易制作且成本低。利用现有的激光、喷墨、热敏等打印技术，即可在纸张、卡片、PVC、甚至金属表面上印出PDF417二维条码。③信息容量大。根据不同的条空比例每平方英寸可以容纳二百五十到一千一百个字符。在国际标准的证卡有效面积上（相当于信用卡面积的2/3，约为76mm×25mm），，PDF417条码可以容纳1848个字母字符或2729个数字字符，约五百个汉字信息。PDF417条码可以将照片、指纹、掌纹、签字、声音、文字等凡可数字化的信息进行编码，这种二维条码比一维条码信息容量高近百倍。④译码可靠性高。普通条码的译码错误率约为百万分之二，而PDF417条码的误码率不超过千万分之一，译码可靠性极高。
（2）二维条码编码方案。订单编号、物资名称、型号规格、供应商、入库时间、工程名称保质期、存放货位等信息
（3）二维条码打印方式。系统设计有灵活的单个和批量打印模式。
2集成短信实时通知功能建立快速沟通协调机制
3采用国网公司标准物资编码体系
4实现物资管理过程控制及结果评价。
紧密结合物资管理标准及规范要求，紧扣物资管理关键节点及管理要素。
5实现物资供应全过程时限记录及考核功能。
系统功能应用全面涉及物资管理各业务部门岗位人员。6灵活的数据采集方式。系统提供了通过扫描器扫描及数据采购终端录入采集物资信息，还在所有需要进行信息录入之处提供数据导入导出功能。从而便于用户从文件、手持数据采集终端中导入数据。
（二）系统结构特点
1硬件结构
2软件结构
应用软件系统采用微软开发方案。即系统基于微软.net技术进行研发。开发工具为MsVisualStudio2008，后台数据库为MsSQLServer2008。手持数据采集终端基WindowsMobile进行应用开发。
（1）手持设备应用开发。在无线通讯手持设备实现对物资的识别，库存、档案信息、日常信息等的查询，库存盘点功能，设备巡视信息的登记。
（2）完成与现有ERP系统的无缝接口，实现信息共享和平台化集成。
（3）应用工作环境中多信息系统并行使用。
五、系统的全面应用
在完成对物资管理部门内部的局部试点并确认系统可用性后，可将本系统在公司全范围内与物资相关的部门进行推广。
一、在教学中传承藏族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于我民族地区与内地往来日益密切，在长期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藏族地区在经济与文化上处于相对落后地位，在学习乃至全面接受汉文化或其他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藏族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藏族的传统文化属性也削弱了。文化属性的削弱就预示着乡土归属的减弱，就预示着藏族传统文化根基受到破坏。诚然，这种破坏不是主观人为的，而是在社会经济交往中所编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就好比马克思说的那样：弱小民族的弱小文化，虽然在文化上仍然不乏灿烂的光辉，然而在与强大邻族的密切交往中，必然会逐渐丧失自我，从而被同化掉。
从现实的情况看，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与内地交往最为密切的甘孜州康巴藏区，由于从汉代以来，经历数千年的汉藏杂居，其位置上临近成都平原，与内地交往密切。所以，其藏族文化属性严重削弱，从我在2013年对巴塘、得荣县、稻城县、雅江县四县部分地区的调查访问情况来看，受访者中有近六成的藏族不会书写藏文，有近三成的藏族连藏语不能使用，而在社会生活交流中使用汉语。
语言和文字，是最为重要的文化载体，是标志着一个地域内的文明是否形成并成熟的关键。当一个民族，连本民族的语言也不能很流利的使用时，那么请问，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该怎么继承和保护呢？从我两年间的调查情况来看，那些藏语严重淡漠的藏族，往往对藏族的文化传统不再遵守和传承，对藏文化中的精髓已经很难领略到。如对藏民的各种民间舞蹈、藏歌等艺术形式逐渐淡漠，基本在生产生活中找寻不见。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很自然的就会出现文化断档。
由此可见，藏文化的生存地位岌岌可危，系统的藏族传统文化教育已经势必行。
二、藏语教学是藏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天然阵地
正如我们前面不断的提到语言和文字对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那样，藏语教学从他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担负着也必然担负着传承藏族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单单在我们的教材中出现一点传统文化的文字内容，单单靠我们的藏语教师零散的讲几个藏族的历史故事是完全不够的。在这个天然的阵地上，我们的藏语教师应该做的，不单是将一门语言传授给我们的学生，而且根更应该将系统的藏族传统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应当是在整个藏语教学的过程中贯穿藏族传统文化感染与气氛营造的新思维。这就牵涉到我们藏语教学目的的大转变。而现实是在民族地区的小学教育中，藏语教学的地位并不十分凸显，课时明显少于其他主课，这就意味着藏语教学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担负太多的责任。这就是现实与理想的重大冲突所在。
三、在藏语教学中传播藏族传统文化的教学新方法探析
（一）、教室的氛围营造
为了使学生在冷冰冰的教室中感受到浓郁的藏文化氛围，我们应该花更多心思去布置具有藏族民居特色的实景溶入教室当中。如在柜子上、屋顶的四沿和墙壁上用丙烯颜料绘出富有藏民族特色的纹饰，墙壁上合适的地方悬挂藏族特色的壁挂，在墙体的涂料上也不再选择一般意义上的粉白色，而是部分地方用木料做装饰，其他墙体也涂上红色、黄色等涂料，以突出藏式民居的特点。
（二）、系统的传统文化课程设置
拥有了相应的氛围之后，还需要在教学中有意识的灌注系统的传统文化教学的内容。按照不同年龄段接受知识的情况，系统有序的将一些基础性的、富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知识的内容教授给学生。然而有一点按却是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切忌一味灌输性的教学，而是应当在教学中有意识的设计一定的教学环节，让学生在感受与启发，常规教学与实践操作中获得相应的知识。所谓的感受与实践操作，那就是需要我们的学生深入生活、深入校园以外的环境，锻炼他们感悟能力与文化思辨能力。
要做到课程设置的系统性与科学性，就要求我们的藏语教师突破一般意义上的藏语教材的限制，按照自己的教学需求，自制校本教材，在制作教材的同时完成必要的教学研究，实现民族地区教学改革的需要。在校本教材中，需要为每一个课程规定出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课时、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以及相应的教学准备需求。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在教材中配图，有一定数量的文字来叙述和补充。在教学之后还应进行必要的教学反思，为之后的教学环节设计做铺垫。
（三）、走出校园，感受生活
前面已经谈到了走出校园、感受生活的相关内容。这里再举两个例子说明在封闭的校园环境中光凭课堂教学和走出校园之后，让学生深度亲近文化载体的教学结果的巨大差别。学生在课本上了解传统文化毕竟免不了坐井观天的嫌疑，他的视野与所能受到的文化感染也毕竟是相当有限的。加之文化必定在社会生活中凭借一定的载体而出现而这种载体却是广泛的分布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的，因此在可控制范围内，在教师的引领下突破校园的小圈子，一定时间里前进到校外的大圈子，从生活中去发现美，感受美，感受藏族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是相当有必要的。
（四）、其他课程中对藏文化有意识的涉及
光凭藏语教学也是不够的，其实在藏区的小学教育中，无论是语文还是数学，甚至英语只要教师用心，也仍然能融汇一些传统藏文化的教学内容。比如数学题可以以藏族的生活为背景，安排加减乘除的运算，思想品德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以藏民族的传说故事为素材进行思想品德的感染教育。历史课程意识介绍藏族历史文化，稳固藏族孩子文化根基的天然阵地，在讲授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之外，还可以因地制宜，讲授地方史、乡土文化和藏民族从起源到民主改革的漫长历史，我想这些都对藏族文化的传承、藏族人民文化属性的巩固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四、追本溯源，传承文化――我对本文的总结
写了那么多，归根究底就是我们民族地区的教学，不单是要教授给学生某种知识技能，更是要创造一种民族文化的氛围，让我们的学生在这个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感受民族的文化，学习民族文化，还要传承民族文化。我们的教学，也应该围绕这这种文化传承教学来展开。如果在民族地区的教育中，我们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想，那种藏族人民的文化积淀不断加深，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不断加强，与各族人民在文化上水融、相辅相生的日子就不远了。
参考文献：
[1] 藏语教学改革和农村教育改革论文集 民族出版社[m] 2008
通常，在论及新石器时代以后至吐蕃王朝以前西藏高原的历史时，人们往往习惯于从聂赤赞普降世做“三蕃六牦牛部”首领谈起，事实上，这是不全面的。从大量藏文古籍提供的证据来看，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西藏高原的文明显然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从小邦时代逐渐到象雄、咕蕃、苏毗三大部落联盟形成的发展、演变过程。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递变的呢？
我们知道，一般而言，新石器时代的繁荣期大体属于母系氏族时代，而父系族时代则大致与新石器时代晚期金属工具的出现相对应。西藏的金属时代，据童恩正先生推测，大致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1），但从最近拉萨曲贡遗址中已发现青铜器来看，西藏青铜工具出现的时代还应提前。值得注意的是，藏文典籍《五部遗教》、《四洲之源》和《贤者喜宴》等在叙述西藏“王政”统治前的“十个时代”或“七个时代”时都曾谈到金属器械的出现，这恰好与考古发现相吻合。也就是说，从那时起，西藏高原的一些地区已开始进入了父系族社会。（2）
关于西藏文明的源流，《汉藏史集》和《贤者喜宴》叙述了如下演变序列：首行先是猕猴变人，然后因谷物分配上产生不和而分成“四氏族”、“六氏族”及各具特征的“四种人”，接着便是玛桑九兄弟(ma sangs spun dgu)即《贤者喜宴》所说的“玛桑九族”统治。（3）“四氏族”、“六氏族”和“四种人”等等，可能是指母系氏族部落血缘团体，而“玛桑九兄弟”统治则有可能进入了男性统治的父系氏族时代。
在进入父系氏族时代后，西藏社会明显地出现了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小邦”时代。《汉藏史集》即记载在“玛桑九兄弟”的统治之后，西藏出现了许多“小邦”，一开始有“二十五小邦”，后来又有“十二小邦”及零星的“四十小邦”（4）。《贤者喜宴》也记载最初有“十二小邦”，后来发展成“四十小邦”（5）。《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在记载聂赤赞普以前的西藏社会时，也谈到“在此之前状况，当初分散的局面即如此说。古昔各地小邦王子及家臣如此应世而生。”（6）这些所谓“小邦”，实际上是一些分散的，互不统属的部落和氏族。从《贤者喜宴》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所列的小邦来看，目前可考出地域的小邦大致有：
象雄--在今天的阿里地区，据本教传说，其都城为琼隆银堡垒，即今天阿里扎达县境内的琼隆。
藏--在娘若切卡地方，娘若即今天的年楚河流域。
罗昂--在娘若香波地方，娘若同上。
森波--在岩波，即今天拉萨河以北的彭波，囊日伦赞时改名。
吉--在吉若，可能在今天的拉萨河流域。
贡--在贡地方，在今林芝地区境内。
娘--在娘地方，即今林芝地区的尼洋河流域。
达--在达地方，在今林芝地区境内。
亚松--在松地方，即后来的苏毗，在今唐古拉山南北一带。
由上可见，小邦的分布范围很广，几乎遍及了西藏高原大部分地区。《贤者喜宴》还进一步记载了小邦情况：“这些小邦喜欢征战残杀，不分善恶是非，一旦获罪便投入监狱。四边之王（指汉地、印度、大食）时常侵害……，（小邦）战胜不了他们，以至吐蕃地方兵员日减。欲迁往别处，各小邦又不允许，于是只好不住平坦大地而去占据坚实山崖，饮食不济，饥渴难忍，吐蕃地方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7）从这段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小邦时代”，实际上即上原始社会末期各部落之部彼此弱肉强食，各自为扩大势力而频繁争战的军事民主时代。此外，还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各小邦已出现了自己的“王”和“大臣”，《贤者喜宴》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小邦表都列有十多个小邦的王臣名单；二是各小邦已出现了自己的“堡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小邦表》载：“在种小邦境内，遍布着一个个堡寨”。（8）这说，在小邦时代，各小邦不仅已出现了与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恩格斯语），而且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地域中心--堡寨。这些堡寨最初大约是用于战争目的，后来便发展成为都城一类的地域组织中心。我们知道，公共权力的确与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即按地区来划分居民）过渡是文明时代区别于氏族社会的两大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各地的小邦无疑已处于文明时代的边缘，有些小邦则可能已出现了国家政权的雏形。
西藏的小邦时代可能延续了相当长时间。假如我们以金属工具的出现作为西藏父系氏族阶段军事民主制时代的开端，那么，小邦时代则有可能延续了四、五百年时间，即大约从公元1000年以前到公元前五、六世纪。当然，不可否认，有些小邦存在的时间更长，一直延续到吐蕃“王政”统治建立以后。
在经历小邦时代各小邦之间的长期争战和兼并之后，至迟在公元四世纪，西藏高原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三个势力较大部落联盟，它们分别是象雄(zhang ahung)、吐蕃(teu bod)、苏毗(sum pa)。这三大部落联盟显然是在不断征服和兼并各小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们之中，形成年代最早、历史最古老的要算象雄。
（一）象雄部落联盟
在小邦时代，据《贤者喜宴》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所列当时比较著名的“十二小邦”中，就已经出现了象雄。这说明，象雄可能是以原“象雄小邦”为基础，在不断兼并和征服周边其它小邦之后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部落联盟，同时，象雄也无疑是继小邦时代之后而在西藏高原出现的一个时间最早、统治地域辽阔、势力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象雄最初的地域，据藏族苯教学者朵桑坦贝见参（skal bzangbstanpvi rgyal mtshan）所著《世界地理概说》记载分为三部，即今天阿里、拉达克等地方为内象雄；卫藏等地为中象雄；多康等地为外象雄。虽然古象雄王室的势力是否曾扩展到这样广阔的地域目前还缺乏证据，但象雄的范围最初包括今天西藏大部分地区则大体是可信的。也就是说，象雄的势力范围最初可能包括了后来吐蕃部落的一些地区，但在吐蕃部落兴起后，这些地区遂为吐蕃所统治，使象雄的疆域随之缩小。故《世界地理概说》载中象雄“东面和蕃(bod)接壤，有时也受蕃的管辖。”加之后来苏毗部落崛起，切断了象雄王室与东部象雄（多康地区）的联系，这样，后来的象雄就主要只限于今天阿里和克什米尔了。汉文史书称象雄为羊同，《册府元龟》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9），这里反映的显然是吐蕃部落兴起后的象雄疆域情况。从“大量的象雄语存在于现在的拉达克、库纳瓦里以及旧时西藏西部地区”（10）来看，也与吐蕃部落兴起后的象雄疆域大体吻合。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象雄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尤其是早期的象雄，大约只是一个较大和较松散的部落联盟。《五部遗教》称“一切象雄部落”，说明它是由众多的部落组成。《玛旁湖的历史》(mtshoma pham gyilo rgyus)也记载，当时除象雄王室外，还有“象雄十八王”，并对每个王及其部落首府都有详细记载。象雄王辛绕(gzhen rad)的弟子唐玛俄杰(gahen ghang ma vod rgyal)曾做过十八王之一的赤怀拉杰(khir wer la vji)的古辛(sku gshen相当于护身医。)可见，这十八王代表了彼此不相统属的十八个部落，但它们都臣服于象雄王室，这十八王后来可能陆续被象雄王室统一，因为史书中以后未再出现这十八王王位承袭的记载。
据本教传说，象雄的都城为琼隆银城，即今天阿里扎达县境内的琼隆。很明显，在吐蕃和苏毗两大部落联盟崛起以前，古老的象雄曾一度拥有以西藏北部和西部为中心的非常辽阔的疆域，并产生过极高文明。它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字--象雄文，而且还成为西藏传统土著宗教--苯教的发源地。因此，象雄可能说是自小邦时代之后西藏高原产生的最早的文明中心。毫无疑问，象雄所产生的高度文明，尤其是它的宗教与文化对后来的吐蕃和苏毗两大部落联盟都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二）雅隆吐蕃部落联盟
雅隆部落通常又称“吐蕃”或“吐蕃部落”，是继象雄之后在雅隆地区(藏南谷地)形成的—个部落联盟。早在雅隆部落以前，雅隆地区巳存在六个小部落。《敷煌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世系表》说“天神自天空降世，在天空降神之处上面，有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连同赤顿祉之子即为聂赤赞普。”接着又说聂赤赞普降世来做“吐蕃六牦牛部”的“王”。《第穆萨摩崖刻石》也说：“天神六兄弟之子聂赤赞普来主人间”(11)。这里的“天父六君”、“天神六兄弟”和“吐蕃牦牛六部”，显明都是指六部落而言。这六部落最初可能各自为政，无统一的首领(王)，至聂赤赞普时，六部落产生了联盟的需要。《贤者喜宴》记载，聂赤赞普降世时，六族曾共同去迎接，这标志着六部落从此联合为一个整体。原来的“吐蕃六牦牛部”便成了“父王(聂赤赞普)的六族属民。”这样，聂赤赞普即成为雅隆吐蕃部落联盟第一代赞普，号“鹘提悉补野”，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50年。
聂赤赞普成为雅隆部落首领后，进一步扩大领地，“将努王(shubs rje)所有小邦收为属民(12)，并建雍布拉岗堡，同时还大力引进和提倡苯教，在雅隆地区建造了第一座本教寺院--雍仲拉孜寺(gyung drung lha rtsei gsas mar)。聂赤赞普之子木赤赞普也笃信苯教，曾从象雄请来木卡布木布(dmu kha spo mi spo)到蕃地传教，他自己也苦修吉邦桑巴(spyi spungs gsang ba)并获得殊胜成就。至第七代止贡赞普时，苯教在雅隆获得了很大发展。赞替身边的苯教徒拉本(bla bon相当于经师)、古辛等人逐渐控制了相当大的权力，引起止贡赞普的恐惧，决心灭苯。他下令说：“在这块土地上，容不下我的王权和你的苯权，把苯教徒全部驱逐出去”(13)，南夸诺布认为，止贡赞普灭苯的主要原因是慑于吐蕃的苯教徒及作为其后台的象维王室的威胁(14)，可见，当时象雄是雅隆部落北方的一个强劲对手。
此后不久，止贡赞普被其手下属民杀害，雅隆部落陷入内乱。经过十余年的斗争，止贡赞普的儿子恰赤赞普(布带贡夹spu de gung rgyal)重新恢复了对雅隆部落的统治。此后，经过漫长的发展，雅隆部落逐渐强大。《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说：“古昔各地小邦王子及其家臣如此应世而生，为众人之主宰，掌一大地面之首领，王者威猛，臣相贤明，谋略深沉者相互剿灭，并入治下收为编氓。最终以，鹘提悉补野之位势莫敌最为崇高……”(15)这反映了雅隆部落联盟不断征服周边诸部落的发展过程。至第31代赞普达日年色(stag ri gnyan gzigs)时，雅隆部落无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遂成为以雅隆河谷为中心的一个强大部落联盟。 (三)苏毗部落联盟
苏毗位于雅隆部落以北，即唐古拉山南北一带。
早在小邦时代的“十二小邦”中，已有“亚松”小邦，即后来的苏毗。但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苏毗曾长期受象雄统治。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苏毗作为西藏高原早期诸部中的一支，始出现于历史舞台。据《红史》、《贤考喜宴》记载，雅隆聂赤赞普时，曾令蔡木田吉木嘉(vtshe mi bthev gyi dmu rgyal)征服了苏毗派本教师阿雍嘉瓦(sum pavi bon po a yongs rgyal ba)，并占领了苏毗的部分领土。
苏毗的宗教文化同样受到象雄的强烈影响。据苯教经典《集经》(mdo vdus)记载，最早将苯教传到苏毗的是苯教前宏期“世界六庄严”之一的苏毗人苟呼里巴勒(sum pu hu li spar legs)。继他之后，木邦赛当(mu spungs gsal tang)、阿瓦东(a ba ltong)、木夏(mu phga)，卫噶(dbu dkar)等苏毗人皆热心致力于在苏毗传播和发展苯教，使苏毗成为当时除象雄之外的苯教又一大中心。据《嘉言宝藏》载，当时雅隆悉补野部苯教的若干经典就是经苏毗而介绍过去的。(16)可见，当时苏毗的文化要比雅隆部落相对发达。
苏毗最初的地域中心是在襄曲河流域(即今青海玉树及川西北一带) (17)，后逐渐向几曲河(即拉萨河)流域发展。至公元六世纪，以今拉萨北面彭波(vphan po)为中心的苏毗王赤邦苏将居于今拉萨河下游一带的达甲吾乘其内讧征服(18)，自此，苏毗空前统一，成为雅鲁藏布江北岸以今彭波地区为统治中心的一支强大的部落联盟。此时，苏毗的地域大约是东与今四川西部和昌都地区相接，北值灾厥，西南境可能在玛旁错与象雄相接，南方以雅鲁藏布江同雅隆悉补野部为界。(19)也就是说，至迟在公无六世纪时，西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南北草原地带的苏毗和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南山南河谷地带的雅隆吐蕃及位于阿里、拉达克地区的象雄这三大部落联盟已形成三足鼎立、一争高下的局面。不过，这种局面显然是在小邦时代以后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而逐步形成的。
注释：
(1)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9期。
(2)参见褚俊杰《试论吐蕃从部落制向国家制的过渡》、《西藏研究》1987年3期。
(3)(5)(7)(12)(37)(38) (39)见黄颢《＜贤者喜宴＞摘译》《西藏民院学报》1980年4期。
(4)陈庆莫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P81。
(6)(8)(15)(18)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1980年版。
(9)(20)《册府元龟》卷958《外臣部·国邑一》。
(10)卡尔梅《苯教历史及教义概述》(向红茄、陈庆英译)，中央民院藏族研究所编《藏族研究译文集》第一集，P47。
(11)王尧编《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让，1982年版，P101。
(13)扎西尖参《嘉言库》(藏文)木刻版，P125。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 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西藏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西藏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转贴于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西藏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西藏，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西藏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西藏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普查队：《西藏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