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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经验来看，无论是汇率制度还是汇率水平的调整，都必须主动操作，不可被动应付。凡主动操作的，大都取得了成功，如德国、智利和韩国；凡被动应对的，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泰国、马来西亚。为解决内外部经济失衡，释放由人民币币值低估所导致的经济风险，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进行主动的汇率调整是必需的。
从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状况分析，人民币升值时机是比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在高位运行，内需相对旺盛；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础，可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由人民币升值导致的部分外需向内需的转化。同时，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对投机性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有较好的阻隔作用。
从国际因素看，由于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强劲。美元利率处于高位；日本也在最近结束了长达5年零利率政策；欧元区也在进行小幅加息。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给我国提供了良好的汇改时机。
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增强了对我国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短期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处于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币加息，以减少国内市场过剩的流动性。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自2002年以来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国际贸易中，大多以美元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显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及经济增长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国内有许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作了研究。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都认为，当汇率升值幅度较小（如5%以下）时，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影响较小；当升值幅度较大（如10%以上）时，则危害较大。
中国的外汇市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由供求双方自发形成的市场。当前，我国采取了企业强制结售汇、商业银行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央行干预等制度安排，外汇市场是一个买卖双方垄断的市场，中国银行是最大的卖方，中国人民银行是最大的买方，全部托盘买入，汇率变动的幅度被严格控制在0.3%以内。因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及其调整幅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汇率对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并对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显然，由汇率本身的属性所致，汇率是调节内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汇率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汇率作为调控工具在调节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这是由其作为货币的对外价格这一属性决定的；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即内部平衡）兼具有扩张和收缩的双向调节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对称的；汇率调整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汇率既是总量调控变量，也是结构调节变量，对贸易品生产和消费结构有调节作用；将汇率引入作为宏观调控手段时，同时也使原先货币政策的利率操作空间缩小。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是有约束边界的，有两个约束条件：防范投机性外资的大量流入。为防止投机性外资大量流入，人民币的年升值幅度必须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内，一般限制在5%以下为宜；防止对贸易部门的过度调整。我国在走向开放的经济中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通过出口导向促进经济增长战略，这是一种促进就业并符合我国资源禀赋条件的贸易战略。而汇率的调控作用对贸易部门的收缩作用最大，较大幅度的升值将重创该部门，因而，汇率调整必须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同时也考虑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应避免由于汇率大幅升值破坏出口竞争力。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与政策搭配中的相对作用，该模型是国际经济学的经典分析工具，其后的理论发展都是在这个模型基础上的修正、延伸。在这些模型中，汇率一般是作为宏观调控的因变量出现的，但是，鉴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殊性，由于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即作为宏观经济的自变量，在这方面的理论发掘尚待深入。
除采用以上方法之外，还通过CGE进行研究。在建立CGE模型之前，要先对初始的SAM进行科学处理。可采用最小交叉熵法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例如，使用最小交叉熵法对相关的房产服务和房产开发、房产物业管理等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科学、全面的进行考察，并根据比较科学的原理和科学方法进行调整，使有关数据达到平衡，即与原始值保持一致。
（二）有关房地产实际经济价格的经济影响
房地产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位置，表明了房地产经济在各经济行业中至关重要性。房价的波动时刻影响着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例如，房价上涨，则和房产业关系密切的钢铁行业、砂石行业、机械行业等行业产品价格也随着上涨。房产价格下降，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也会随之下降；农业同房地产业的关联程度较小，因此农产品价格的变化相对较小，不受房地产价格变化的起伏而变化。其次，房地产价格变化对整个国家宏观经济是正相关形式变化，房地产价格上涨，宏观经济相关数据也会随着变化。同时，房地产价格变化对居民收入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房产价格出现小幅度改变，在收入水平上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房产价格有显著变化时，则居民收入也会有显著变化，总之房价和居民收入密切相关。同时，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对金融业也有一定的影响，金融业的弹性较大，从投入到产出，很明显的能够看出两者的关系。
二、有关房地产价格的效应与影响
（一）有关价格上涨的部门直接产生效应
首先，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和之前预计的保持一致。在一些场景中，由于房地产的实际价格上涨让一些行业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幅度增长。其次，在相应的场景中，排除所有房地产自身以外，相应的建筑业、重工业以及一些公用事业均受到房地产影响颇大，在一些农业、工业与相关服务业中相应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实际影响比较小。综上述，从整个行业的实际分布来说，由房地产的实际带动是比较大，主要以一些基础性设施为主要行业，而这些行业中大多数都存在着相应的产业关系。所以，部分行业在实际的产出增量中要增加直接性关联，一些轻工业与农业等多种行业其实际增长幅度都比较小，而和预期相对比却保持着一致性。
（二）房地产价格的相关影响
我国房地产实际价格的不断下降也让国家的宏观调控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系的不断改革，我国一些房地产行业已经逐年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房地产的GDP的实际变动，相应的就业以及进出口也在不断增大，而对一些消费与总产出来说其一直都受着宏观调控的直接影响。对我国的房地产行业来说，其实际价格的不断变动对一些非生产的账户有着直接而必然的影响。对房地产的下降与上升使一些人的收入持续降低。但是，房地产的实际价格下降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活。相关政府与企业的房价与收入在实际的变动方面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相反的是，其给相关的居民只带来了较差的居民收入，房地产的实际价格的下降对我国的居民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以企业财务报表当中的“人欠货款”为数量界限的企业间债务。由于缺乏债务拖欠时间、企业债务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数据调查，我们主要通过对企业间债务总量的分析来展开讨论。除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料之外，我们还利用了两个样本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7万家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37万家）统计资料，另一个是工商银行搜集整理的4000家大中型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以下简称4000家）的统计资料。
一、企业间债务的一般原理
1．1企业间正常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最终产品销售前景
从基本理论层次上说，企业之间的债务，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属于社会总流通手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代经济中最经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政府货币当局发放的货币。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信用手段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从历史上看，纸币的最初形态是私人之间的信用票据以？quot；银行券；而另一方面，商业票据，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债务凭证，至今仍然是中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而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易手段。在企业之间交易中，卖方根据对买方产品销售前景的信任（这是信用的基础），对其实行一定时间内的“赊销”，买方则在一定时间之后再支付货款，在市场经济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
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取决于对债务方产品销售前景的预期与信任，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的存在，取决于对最终产品（投资物品、消费物品以及出口产品）的销售前景的预期。在现实中，多数企业之间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间物品”；多数企业生产的也并非最终产品，或者（如钢材）并不用作最终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间物品（钢材并非用作投资的目的，建设厂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来看，只有最终产品的购买能够由货币实现，中间产品的价值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实现；假定最终产品的购买是必须用货币实现的，①中间产品的价值也就可以最终由货币来实现支付，实现只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企业事实上是以最终产品的销售前景为信用保证，赊？quot；中间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企业之间的正常的信用规模，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一切对总需求（最终产品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正常信用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企业间债务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基本关系在我们分析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问题时十分重要。
1．2总交易量与两种不同的交易手段
虽然企业间债务最终一般还是要由货币来进行支付或结算从而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观测时点上），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未付商业票据的价值总额，就是在这一时期内由商业票据为中介的交易活动的总额；企业债务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实现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货币中介的，而是由企业间商业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达这一关系：
（1）PT＝MV＋D
式中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总量（实物量），M代表货币量（政府信用），V为货币流通速度②，D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增量）。等式右边的总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总额。
在有的情况下，经济现实中的企业间债务会达到或接近某种最大值，虽然还了旧债之后还会再欠新债，但总量基本稳定下来，不再增长（D＝0），社会交易总量PT和经济增长规模的变化，就主要由货币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决定。这是人们通常忽略商业信用存在而只注意研究货币量变动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即：给定货币量和流通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经济活动的规模（PT）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重要关系是本文，特别是在后面几节里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1．3企业间债务总量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没有进出口），也无需向政府交税，只有工资（各种个人收入）是必须用货币支付的，只有消费品是必须用货币购买的（在假定工资只用于消费的前提下，这两个假定是等价的）；所有中间物品以及投资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当于工资成本的那一数量的货币之后，用企业间债务的手段进行交易。我们就有了一个极限性质？quot；乘数”，即工资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率的倒数。这一乘数与总贷款额的乘积，就是企业间债务的理论极限值。
而且，这一极限值并不是债务总量的极限，而只是债务增量的极限，因为这里的乘数是本期的工资成本与本期总交易量的比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可以不还旧债的话，企业间债务的总量是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过极限值的一部分债务（这也可以构成一？quot；稳恒态“，steady－state）。这时，要想使企业间债务增长速度放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的供给从而使可支付工资和消费品购买力规模下降并因此使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缩小。
这一极限值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经济来说都显得”太大“，实际债务增量总会小得多。这其实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人们是”还债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债，企业间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接受的信用，一个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地欠债不还再无限地借新债。
因此，问题归结为，人们为什么要还债和企业之间为什么不会无限地借债？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无非是因为欠债和被欠债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时还债和不过多向外借债是有好处的。
1．4企业间债务的微观行为分析
现在暂时假定我们将要讨论的企业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下一节再放松这一假定），来看一下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借给别人债时和欠别人债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
（1）债权方。作为债权人，进行赊销对他的主要好处是与客户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从而保有市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生产过程的波动所
带来的成本。在经济不那么景气的时候继续给老顾客们发货并给他们一些信贷，也能使生产持续不断的进行，避免今天停产、明天再重新组织起来而引起的”生产重组成本“。
当然，这样作是有代价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隐含的资金利率。一般说来，在商定的时间内，企业间债务是没有利息的，在各国实践中，发生债务拖欠时一般也没有利息惩罚（见Alrandariandschaffer，1995）。隐含在企业间债务中的利息通常表现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现金购买时卖方给予买方的价格折扣。如果发生”拖欠“，债权人除了利息损失加大之外，还可能发生资金周转的困难，影响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当一个企业允许另一些企业延长还款时间的时候（明知对方要拖欠，还是发货），可以视为一种”让利“行为或”降价“行为，是由于产品滞销或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降价部分就相当于允许拖欠时额外让出的利息（相反的情况是”抢手货“得先支”预付款“）。一般说来，企业不会无限地让不还债的人继续赊购下去。别人长期拖欠不还债，债权人却还继续发货，这种无法用正常经济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当然只能由特殊的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见下一节）。
债权人长期拖欠债务，债权人一方还会发生”追债成本“：派人出去追债本身是费时、费力、费钱的，而且在对方”耍赖“的情况下有时还得作出的债务减免之类的”让步“；同时，债权人积极要债，可能使人们认为他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影响自己在市场上的形象与信用。这是所谓”消极债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见BeggandPortes，1992）。这些成本会从债权人一方阻止债务的无限增长。
（2）债务方。从债务人的角度看，他超过付款期拖欠债款的好处当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灵活性“，没钱也能继续投资、继续生产，或将自己的资金周转用于别的用途，”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用“。但拖欠债务的代价是落下”不讲信用“的名声而使以后再借债发生困难。在商业信用极为重要的经济环境中，为了占一点利息的便宜丧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这是市场经济中不到万不得已企业总是尽可能及时还债的基本原因。
1．5企业间债务的规模与货币量（银行贷款）的相关关系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和规模与货币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货币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没有必要相互欠债；而当政府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越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会变得越严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前面第1．3小节的分析，货币量越多，企业以货币为基础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信用也会越多。就单个债务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够获得较多的货币（银行贷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债，别人会因为相信它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而较为放心地借债给它；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较容易地获得贷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地去”要债“，因为别人所欠债务虽然多一点，他仍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人们都是在一定量的货币基础上”创造“企业间信用，货币量越多，以此为”准备金“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债务的规模就可以越大。
从统计经验上看，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规模的比率一般为一比一（Rostowski，1994）。我国目前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的比率总的来说还较低，约为67％，所以债务增长还有”余地“。从个案情况看，当企业间债务与贷款比率较低的时候，债务仍会增长；当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时候，债务增长的速度明显下降，企业本身也开始积极清理债务。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关系。
1．6债务总量与债务增量
企业债务总量是指到某一时点为止经济中全部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的总和（比如我国1995年末存在的8000亿企业间债务），是一个存量概念；企业间债务增量是在一定时期内新增加的债务量（比如1995年一年间我国企业间债务增加了2000亿元），是一个流量概念。
在一定时期中，企业会还旧债欠新债。新债是在本期发生的，但只要它没有超出还旧债的数量，债务总量没有增加，就可视为没有发生新增债务，因为还旧欠新？quot；还”的过程使用了货币，相当于用货币进行交易，没有用新增债务来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债务，才与本期的经济活动相关；其他债务存量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但是，企业间债务的存量与增量是相关的：就一般趋势而言，给定其他各种条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企业间债务的增长速度会随着债务总量的增大而发生递减；存量相对于整个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总量的规模越大，增量的相对规模会越小。原因就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已有的债务越多，建立在一定货币基础上的信用关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创造余地越小。就个别企业来说，欠债越多，再借新债；或者别人欠的账越多，自己财务越难以再维持生产，进行更多？quot；赊销“。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现实中企业间债务的实际极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两个小节所分析的种种原因，我们可以期待：给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政策），给定经济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的增量随总量的扩大而递减（若货币供给增长率发生较大变化，债务增量会突然以较大幅度增长），至少，债务与交易总量的比重会发生递减。
企业间债务不会无限地增长，这个理论上的结论对于分析现实中债务的增长变动情况，也许是有用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债务增量数额很大（见表1，主要工业企业的数据）；但在这之后，随着债务总量的进一步增大，债务增量下降，增幅递减，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1988－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后主要企业间债务增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随后逐步下降；1993年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至10.91％，债务增量的绝对值也开始下降。
二、中国现阶段企业间债务增长的特殊原因
2．1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企业间债务正常的”体制性增长“
国有企业的一个基本体制特征是”预算软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就一定相互拖欠债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仅与中央计划当局发生”垂直的“经济联系，企业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往来，交易的支付直接通过统一的银行帐户进行划拨，所以并不会发生所谓”三角债“现象。只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当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已经解体，生产经营决策权已经下放到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横向财务关系的情况下，”三角？quot；才会发生。这就是说，“三角债”是“改革了的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务拖欠”现象。在现实中，所有实行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都发生了“三角债”从无到有、迅速膨胀的问题，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转轨时期，企业间债务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货币化”、“信
用化”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称这种因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企业间债务增长为“体制性增长”。我们当然很难确切地在统计上确定已经发生的企业间债务中有多少属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性增长”（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忽略这个问题，但仍请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当作“问题”加以对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体制性增长”的突发性“膨胀”或“额外增长”。
2．2国有企业的特殊问题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决定着企业间的债务，可能会大大超出“预算硬约束”条件下的债务水平。这是对于国有企业间债务过度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体制原因。这一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本身享有“国家信誉”的背景，借债较容易。法律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只要国家“不破产”，企业的“信用等级”就总会好于别的企业。这是人们较容易借钱、借债给国有企业的原因，无论它们是否欠债不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债务，一定程度上具有与法定货币同样的性质。
第二，在历史上，国有企业一般不会破产，亏损由国家补贴。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仍要生存下去，债务也就必然不断增加，不会因破产清偿而被勾销。不能破产，企业欠债就没有了最后的惩罚，债务的增长也就会“无所顾忌”，不良企业吃整个经济的“大锅饭”，占用盈利企业的资金，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也会将盈利企业拖垮。
第三，在历史上，企业债务增加后，国家银行注入新的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1986年以后国家曾多次为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更增强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债务有国家作保证的预期。
正是在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很容易膨胀，超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而且，国有企业事实上能够通过扩大企业间债务拖欠，扩大其事实上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总需求的膨胀或减缓总需求缩减的速度。国有企业间“三角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自主先导发行的准货币”，也是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樊纲，1994，1995）。
假定D为企业间债务总额，ΔM为国家银行事后为“清欠”而注入的货币，则
式中的m可以定义为“企业间债务引致货币供给的系数”。假如“为清欠三元债务注入一元货币”，则m的经验值为3。
国家银行“注资清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国有企业间债务行为的预期并因此而影响到目前与今后一段时期中企业的行为。国家银行注入的资金越少，或者所承诺注入资金减少，m的“预期值”（Em）越低。理论上说，Em越低，“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间相互拖欠的数额会越小。所以，企业间债务在理论上是“预期货币供给系数”的函数：
（3）D＝f［Em］
任何经济中企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体制上和行为上的差别，就在于Em较高从而拖欠行为会较为严重。但这并不否定同样是在国有经济条件下，Em仍会是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政府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一点在理解解决企业间债务拖欠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3企业为什么被严重拖欠时还会继续“发货”
中国国有企业在被严重拖欠的情况下还会继续给予其他企业“发货”并继续进行生产，除了前面所说过的（A）为了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B）为了防止生产停顿之后发生“生产重组成本”等一般性的经济原因，以及（C）企业“预算软约束”这一基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一些较为具体的经济原因与社会原因。
（1）为了能发放奖金与增加福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现行体制是，工资、奖金的发放和利润提留取决企业是否在本期内有“销售额”；而只要产品已经发出，就算作发生了“销售”，就可以动用企业现有的资金或者有资格向银行借款发工资、发奖金、提福利、提留利润进行各种支出。企业可以不关心自己的实际财务状况被债务人拖垮（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债权人对于借出债务的风险考虑也会小得多），但总是会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现实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关心是否发得出工资。因此，只有当企业间拖欠已经使企业可动用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银行可能的贷款额度）“用完了”的时候，企业即使继续生产也不再能发工资的时候，企业才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停止在收不到货款的情况下还继续发货。
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条件下，企业间债务的增量，会更接近上一节所说的“理论极限”－－只有“工资成本”构成对企业间债务增长的限制。
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涨期之后、紧缩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企业还有利润、也还有现金，还能发奖金，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说，对于有利润、有现金的好企业，这个因素的作用总会大一些，而对于其他一些企业，当问题已经是没有现金、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这个因素当然谈不上多大了。
（2）为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在现行银行体制下，国有银行在分配贷款指标的时候，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标准，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准就？quot；企业的产品有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能够”发货“，无论是否收得到货款，企业都似乎更便于证明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以此作为申请贷款的理由。
（3）为了”社会安定“。作为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国家的社会职能。别人欠债不还，企业到头来会拖欠工人的工资。但据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解释，即使这样，只要生产还在进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时企业和政府承诺以后一定补发工资），也比工人无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也构成”不付钱也发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收入分配通货膨胀贸易顺差宏观经济
一、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看我国收入分配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的收入法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以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份额以及应向政府支付的份额为出发点计算最终产出。按照这种核算方法，GDP的计算公式为：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IH+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反映了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生产税净额反映了政府在总产出中取走的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反映了资本所得。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反映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对一定时期国民产出的占有状况，对整个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中的消费、投资、税收行为。
图1反映了1996年至2006年我国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在此期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而资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这一趋势可以通过影响劳动者的消费行为、政府的税收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同时，我国资本回报率自1993年以来处于上升趋势①，也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由图1可知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GDP比重较小且稳定，因此本文只考虑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所得占GDP的比重及其变化趋势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
二、收入分配体系与宏观经济内部均衡
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指的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状态。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指数高企，经济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公报显示：自2007年3月CPI涨幅超过3％以后便一路走高，2008年4月达到8．5％。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引领的结构性上涨，如国家发改委曾在国新办新闻会上表示“现在物价上涨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在结构性上涨的因素消失之后，国内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平衡的基础之上，可以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本文认为，自2007年3月开始启动的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拉动的新一轮物价整体上涨过程。食品供需失衡导致的短期物价结构性上涨是此轮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失衡的收入分配体系造成的高投资率和低劳动报酬。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高投资率导致银行信贷扩张、流动性过剩并对物价稳定造成压力。如图1所示，由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份额，企业部门有了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基础。同时本文第一部指出我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上升，使得以逐利为目标的企业有了投资激励。因此出现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投资冲动。在中国目前的融资体系下，固定资产投资激增与信贷扩张有着密切联系。而信贷扩张又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如图2所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通胀率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其次，长期被压低的劳动力价格的回调要求使得劳动力成本有上升的压力。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2005年占GDP比重为41．4％，而同期美国这一数值为56．4％@。以第二产业为例，有研究报告指出③：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为其1／27；相当于美国的1／18，但工资水平为其12／1；相当于日本的1／15，但工资水平为其1／22。较之于新兴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韩国的1厂7，而工资水平为其1／13。较之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马来西亚的1／3，而工资水平为其1／4；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印度的3倍，而工资水平大约是其2倍多一些。因此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自身回调的力量、劳动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增大的可能，劳动力成本也会逐渐上升。这几年频繁出现的“民工荒”，以及一再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表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从供给方面对物价造成上升压力。
因此，此次物价上涨过程既包括已经显露的压力——部分产品供需失衡，也有尚未充分显露的使物价长期上涨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以，此轮．：勺价上涨过程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在物价稳定后仍在高位徘徊，而难以出现随食品供给增加而使物价指数下降的情况。
除上文讨论的通货膨胀之外，国内许多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屡禁不止、重复建设等问题，也与分配体系中资本处于强势、劳动处于弱势有关。也就是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丰厚的资本回报使得企业热衷于投资，没有动力进行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本文结尾处的图4描述了这些问题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三、收入分配体系与经济外部均衡
外部均衡指的是国际收支平衡。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外部失衡的问题：经常项目维持巨额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由2000年初的156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初的15898亿美元，八年增长了约1O倍。外部失衡的加剧，对经济的内部均衡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最突出的表现为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
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失衡的原因，有两派主要观点：首先，外资类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例如高盛高华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汇率重估是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④。其次，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则从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出发，如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认为汇率不是造成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单单依靠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巨额贸易顺差问题。
本文认为，除去尚存争议的人民币汇率估值问题，收入分配体系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资本回报占GDP比重上升，即“弱劳动、强资本”现象也是造成我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经济外部失衡的一个原因。具体的分析思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工资率增长速度，从而造成资本所得在产出中比重增大，企业部门利润空间增大。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企业的收益减少，但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利润来保持出口，所以会出现在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对美元)的情况下贸易顺差还在增长的现象。例如，2005年7月汇改时外汇储备为7327亿美元，而截止今年3月已增长至16821亿美元。转贴中国-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表述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的变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假定：①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只有家户与企业两个部门；②生产要素有劳动和资本两种；③产品的资本成本不变；④产品的售价与成本分别为P、C，社会总产品为Q，n为工资占总产出的比重。注意到完全竞争条件下P=C，则全社会工资总额为：
W=aCQ(1)
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nW=Lna+LnC+LnQ(2)
对(21式两边微分，得到：
一：+
C。0
将(3)式改写为：
C=W-Q(4)
其中e表示劳动成本变动率，表示工资率变动率，O表示劳动生产率变动率。由(4)式分析可得：时，即劳动生产率增速大于工资率增速时，产品的劳动成本会呈现出下降趋势。由于假定资本成本不变，这一变化将会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增强，贸易盈余扩大，部分抵消本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下面以1992年为基期，1992年至2006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增长率数据为依据，计算各年劳动生产率指数与工资率指数，作图3。由图3可以观察到：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指数高于工资率指数，且二者差值持续增大。考虑到制造业占我国外贸出口的比重很大，至2005年已达91．2％(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北京，2005年)，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之间的差距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得贸易顺差即使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还是持续扩大，因为出口企业有相对大的利润空间消化本币升值对出口收益造成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中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指出这一问题通过影响居民部门、企业部门的消费、投资行为，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本文的结论为：劳动报酬和资本回报的失衡，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巨额贸易顺差等宏观经济内外部失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为扭转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本文认为可行的对策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an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劳动报酬的上升并不必然的降低利润、削弱企业竞争力。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成本两个因素。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使在工资增长的情况下，企业部门也可以保证利润不变甚至增长。而且，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可以促进国内消费，避免我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所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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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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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的指标分为直接指标以及间接指标，如产业结构、国民收入（NI）、国民生产总值（GNP）等，如表1所示。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反映国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劳务支出指标等。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有效的作为国民消费支出核算的原始数据，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消费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类的支出份额。有了这种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导居民进行适当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详实科学，能够促进我国的税务改革，了解当下消费热点，树立居民理性科学的消费观。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有很大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投资储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等指标，可以很好的分析当前的各种货币供给与需求状况，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的地位，以及储蓄对投资的贡献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政府投资与居民投资的比例关系，更科学的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上，储蓄、投资、税收是联系很密切的三个环节，对储蓄与投资信息的严格审读，有助于税务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除此之外，储蓄的变化状况还可以反映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40％、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120％。预期心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工人就业状况糟糕、医疗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居民对未来隐忧加剧而让银行储蓄增加。对此，相关的部门对我国的各个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革，让居民放心消费。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够完善，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毕竟居民的消费心理需求有了适当的提高。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统计部门与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参考依据，各个职能部门也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可以让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国民经济的循环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生产只是一个阶段，对于最终成果的消费才是目的。不过，成果的消费并不是生产者一个人“享有”，而是要经过“分配与交换”的多个环节，才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国民经济的核算就是要对消费品在“分配与交换”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其中也包括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情况。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与科学，提升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层展开，有次序的进行。为了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核算的信息应该包含更多的机构部门，应用SNA在核算整个收入分配时，就应该按照“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阶段进行。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宏观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好的得到调整，初次分配可以让收入结构得到很好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与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业根据相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待遇。所以，国民经济核算还深层次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对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很大。也有相应的投入产出方法，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投入产出方法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以一定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结合比例系数与结构分析，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原因和影响。投入产出的方法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1950年，投入产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议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1968年，SNA就吸纳了投入产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产出纳入到了整个核算体系。实际上，我国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1974年，我国就编制出了第一张实物性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了61种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更是编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更是让投入产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投入产出表考虑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来源”与“使用去向”，是一种棋盘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同时能够很准确的表明“投入的来源”与“产出的去向”。另外，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很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投入产出表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投入产出表的样式多样，分类齐全，结构清晰明了。如“实物性”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就充分考虑了计量单位的特点，便于审核统计工作。另外，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投入产出表，如“全国投入产出表”与“地方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据结构表”（见表2），可以直观地反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对称性投入产出表”用于预测和制定计划。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三）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经济效益能够很好的反映各个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会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GDP的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识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财富数字的增长来衡量GDP。如果牺牲了环境与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虽然换取了经济财富的增长，GDP指数的上升。但是，GDP并不体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这种GDP的数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过度的夸大了“财富”，却忽视了对成本的折算。鉴于此，一味的追求财富GDP的增长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要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减去相应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GDP这样一个概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一个“绿色GDP”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在权衡了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以及利弊后的一个结果。
二、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分析及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以及模型，而国民经济核算就可以为这种数理统计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础。作为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核算确定了很多宏观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指标设置以及基本分类。这样的功能让经济统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的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效率，增强了其应用功能。
三、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到很多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了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与规划的指标数量也必须满足这种经济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学，也正反应了这种内在的经济关系。因而，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二、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一)注重信息搜集，规范信息应用
要想强化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关键是要搞好经济信息的搜集和管理工作，使得宏观经济管理在进行的过程中可以快速高效的接收到准确全面的经济信息。就现阶段而言经济信息的搜集工作存在着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的特点，因此搜集到的经济信息经常会在准确性上存在不足，而且由于搜集渠道受到限制，因此搜集的经济信息在全面性和时效性上也难以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不仅不会提升宏观经济管理的质量，有时还会起到一定的反面效果。所以，我国政府应建立起完善的经济信息搜集系统，并且要注重信息搜集的科学合理，做好经济信息的筛选验证工作，避免虚假信息造成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误。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络应成为经济信息搜集的主要途径，通过互联网络的应用可以提升经济信息搜集的速度。
(二)加强信息管理，完善应用系统
宏观经济管理与经济信息的结合应为宏观经济信息管理，为了有效地对宏观经济信息管理进行落实，相关部门应建立起完善的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健全系统的运作，提升宏观经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具体来说在进行系统建设的过程中，相关部门首先应明确系统建设的意义，并对系统运作的工作目标进行设定，使得系统在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可以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其次，要保障系统可以快速高效的进行运作，满足宏观经济信息管理对时效性的需要。不仅如此，政府在将经济信息应用到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还应注重政策上的调整，为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的应用打好基础。具体来说政府应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金融体制的完善，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三)发挥导向作用，实现科学管理
宏观经济管理无论应用何种手段，采取何种方法，其最终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国家经济的建设。因此在应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其应一直坚持这一最终目标，避免管理方向出现偏差而造成目标实现的困难。在没有应用经济信息之前，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一些管理方法的制定有时会带有着一定的盲目性和片面性，难以真正的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得宏观经济管理作用难以发挥出来。因此在应用经济信息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经济信息的优势，将其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导向，通过分析经济信息加深对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了解，进而可以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制定出符合经济发展的管理策略，使得宏观经济管理更加的科学合理，更容易达成最终的管理目标。
摘要：中国应抓住美元因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做为国际货币核心地位有所动摇的契机，强力推进人民币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减少汇价风险。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
美国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国财政账户赤字庞大，日本中国欧洲等国家对美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美国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资产或借款，使这些国家成为美国的债权人，所以这些国家的投资收益非常容易受到美元汇率和经济波动的影响。顾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是当今美国不断积累的金融风险危机导致的。更具体更深层次的讲，美国金融危机是资金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处在总需求不足与总生产供给过剩的状态中，是低效无序的不良状态，大量的闲置资金找不到投资的项目，进而购买了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金融衍生产品，这样美国本地资产价格严重泡沫化，一旦美国泡沫破灭，必然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我国在这一轮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略小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在通过各种途径冲击我国的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俩个方面：一个是我国在海外的投资严重缩水，一个是国内资本市场下跌，房地产等支柱企业不景气，外国热钱流出等。具体的说：
(一)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引爆点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重了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首先，我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商品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样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严重打击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主要集中在玩具和纺织等领域。另外，很多国家制定新的环境标准，使得我们国家的出口产品遇到了绿色贸易壁垒，威胁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必须转变这种以依赖资源的消耗，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模式，不然谈不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经济还缺乏有效的引导拉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资金从中国撤离，国内市场感到压力并且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民营资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引导，另外，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城乡差异依然很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提高不多，农村的消费市场没有很好的得到启动，而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提升，但是随着房价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支不断的加大，城市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制。
(二)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金融发展滞后，致使经济危机发展迅速，没能很好的起到导向的作用
我国因为在外国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缩水而缩水，此外我国国内找不到优质的投资项目使得外汇储备无法投资，而由国外直接引进的投资项目又要支付巨大资金给海外投资人，这就导致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国内的商业银行因自身存在很大金融风险，在为非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也受到一定制约。国内金融市场在发展大方向上呈现滞后和不景气的现状。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重点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目前居民存在金融机构中的大量存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资本充足，劳动力过剩，因此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并适合中国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转变贸易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变原有贸易增长模式，使其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调整贸易政策及发展思路，从全局出发，协调进出口关系，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调整优化，使贸易更具竞争力，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一批有竞争实力的在国际上能叫的响的大的民族品牌，增加产品自身的科技含量和付加值，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引进外资方面要调整引进政策，重视技术含量，优化外资服务，以此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整合优化。在加工贸易方面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延伸其产业链，加速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实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并鼓励企业注重环保技术，研发绿色产品，开拓绿色环保的新市场。
(二)建立并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有效扩大内需的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
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因此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是扩大内需的两个要素，二者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在国内经济增长上起到了重作用。实现有效的扩大内需一方面要扩大投资，要加大投资力度，实行积极、相应宽松的财政及倾向政策，制定有效的扩大内需措施，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要加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如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民生领域的投资以及如节能减排等的企业技术项目改造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刺激消费，重点是提高城镇居民、农民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强化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各项负担，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财政补贴和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
(三)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国际金融危机是并不是全球经济化的终结，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仍然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经济要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做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也要在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审视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劣势，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实现金融政策的主动性、预见性及可控性。同时要在交易机制、市场结构上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创新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产品，扩展资本市场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深入推进交易机制市场化改革，深化融资融券等制度的改革及有效创新。
(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应抓住美元因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做为国际货币核心地位有所动摇的契机，强力推进人民币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减少汇价风险。由于国际贸易三无悖论的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上升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因素，如对出口行业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调整相应的政策及相关制度，选择长期对我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为切入点，分步骤的稳步推进我国货币的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国际协议计价货币的作用和地位，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使人民币在国际上被认可的程度大大提高。
参考文献
1、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几点思考张宝贵;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6-03-2021
2、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研究文献综述陈雨露;侯杰;南开经济研究2006-04-2021
宏观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关联解析
摘要：近十年来的房价上涨、信用扩张的情况并非我国所独有。在房地产次贷危机之前，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也经历过一段房地产繁荣时期，但是这些国家并未从政策层面对房地产投资和房价进行直接干预。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宏观经济
我国银行业1998年开始推出个人购房按揭贷款业务，使得居民购买力大大增强。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房地产金融信贷规模的快速扩张。从1998年至2009年，银行发放的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增长了超过103倍。与此同时，房价收入比(房价收入比=商品放住宅单套价格/城镇家庭平均可支配年收入=(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商品住宅平均单套销售面积)/(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家庭户均人口数))在近些年逐渐攀高，部分城市远超过国际水平。2006年北京市房价收入比约为15.55，2007攀升至19.59，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略有下降，2009年又上升到23.54(根据《中国统计年检》数据整理得到)。2007年10月和2010年4月，我国两次提高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和上浮利率以对高房价进行调控，银行购房按揭贷款增速有所下降，对房地产市场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因为本文的研究重点在投资、信贷、房价和宏观经济因素方面，所以暂不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对房地产市场的交易干预和调节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政策性限制(如限购)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政策的作用与信贷、投资、收入等因素相比，具有更多的短期性和临时性。本文会在最后一部分简单论述这个问题。在研究房地产投资、信贷、泡沫和宏观经济互动关系的问题上，国外的代表性文献有：Green(1997)认为住宅建设投资会带动GDP波动，而非住宅投资落后于GDP波动;Kim(1993，2000，2003)使用韩国数据证明土地价格和GDP、股票价格存在协整性关系，在长期，房价与经济基本面有强相关关系;Case，K.，Quigley，J.，Shiller(2003)用美国宏观数据证明，房价上涨时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Campbell(2007)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和微观数据考察了美国房地产的财富效应;Youngblood(2003)使用美国的微观数据测算了房地产泡沫时期;JackFavilukis(2010)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和房地产价租比等变量，考察了美国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使用参数校准法进行研究。
我国房地产市场化发展历史相对较短，目前存在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问题。近年来，房地产业逐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部分城市房价过高、过快上涨，供求矛盾突出，泡沫初显。房地产和宏观经济相互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王国军、刘水杏(2008)关注房地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段忠东(2007)使用中国数据探讨了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产出的相关关系;王松涛、刘洪玉(2009)采用计量模型分析了以住房市场为载体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探讨了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渠道;唐志军、徐会君、巴曙松(2010)使用协整性检验和VAR分析方法证明，房价波动对消费波动有显著负影响，房地产投资对GDP增长率有显著正影响，房价与通货膨胀同向变动;强林飞、贺娜、吴诣民(2010)通过协整性检验和格兰杰检验证明我国银行信贷、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张红(2005)通过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和GDP、货币供给(M2)的互动关系进行协整性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明GDP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有显著的单项因果关系，而M2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则作用更加明显;吕江林(2010)认为我国房价收入比合理上限为4.38~6.78倍，我国城市住房市场总体存在泡沫。
这些研究分别从经济基本面、房地产开发投资、房价泡沫和房地产周期等方面来刻画房地产与宏观经济的互动关系。然而，相对于国际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而言，我国对房地产投资、信贷、泡沫与宏观经济互动关系的探索仍然不够充分。现有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未能全面系统考察房地产投资的规模、增长率、波动性与长期(短期)宏观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没有深入探讨信用扩张和房价之间的关系;三是没有对房地产与消费、房地产与通货膨胀的相互作用进行系统性研究;四是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和数据有待完善。
本文在前述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中国房地产部门发展状况，全面探讨了我国房地产部门投资、信贷、价格泡沫和宏观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居民投资行为和房地产财富;第三部分以房地产金融体系和房地产信贷发展趋势为核心展开研究;第四部分研究房价泡沫与一般消费、通货膨胀的关系;第五部分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与结论。
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存量和居民财富
1.房地产投资的规模和波动
表1数据概括了1995-2010年我国全社会住宅投资占经济总规模(Shto)和固定资产总投资(HoustoInv)的比重。住宅投资平均占GDP的8.58%，占总投资的20.27%(浮动区间分别是(6.8%~12.13%)和(16.20%~23.66%))。与此相对应的世界平均水平是5.5%和23.4%。表1同时汇报了标准差，CV(标准差除均值)和Skewnes(偏度)。宏观经济冲击和房地产市场环境的改变影响着房地产投资，使其发生波动。房地产部门的波动是我国总投资波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表2总结了房产投资和其他GDP组成成分的增长率和方差：GDP=总消费+总投资+其他项目;总投资=住宅房地产投资+非住宅投资过去的15年中，住宅房地产投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5.92%，超过了13.05%的GDP增长率和13.89%的消费增长率;住宅房地产投资增长率标准差3.83，小于GDP和消费增长率的方差，也小于非住宅房产投资增长率的方差;住宅投资增长率的CV值为0.51，大于非房产投资增长率的CV值，但小于GDP和消费增长率的CV值。
2.房地产投资决定：BURNS-GREBLER假说
除了经济基本面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是影响我国房地产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考虑到我国的房地产投资一定程度上是由政策因素决定的，我们有必要考量著名的BURNS-GREBLER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BURNS-GREBLER(1977)假说采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证明房产投资占GDP的百分比(SHTO)与经济发展存在非线性相关。具体说，当收入很低时，这个百分比也很低，房产投资随着实际人均收入增长而攀升，从而进一步拉动GDP的增长;这个比例达到峰值后，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升高而下降，房产投资对GDP的贡献也随之下降，形成一个倒U型曲线。1993年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采用多国的面板数据证明这一倒U型曲线是存在的，在最不发达国家中SHTO比率大约为2%，发展中国家上升到8%，发达国家下降到3%~5%。中国的情况：朱爱勇(2009)采用1999年到2007年季度省级数据证明我国房地产符合这一假设，但是由于数据和方法限制，未能考量2007年之后的情况。图1绘出了1995-2010年实际人均收入(GNI实际国民收入以1995年不变价格)和SHTO的关系。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年份，按照时间顺序连成线。图中实际人均收入是持续增长的，1998年房改之后我国的房地产业取得了迅速发展，对GDP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即使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条件下，我国的房地产投资水平仍然维持了高增长。从全国年度数据看，我国的房地产业还没有出现倒U型曲线，当然因为我国房地产的东西部发展不均衡，部分城市可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需要进一步使用城市数据进行研究。我国数据的回归结果比较类似中国2000年以前的情况，即倒U型的左半边。DURBIN-WATSON检验结果说明存在二阶自相关。对模型进行修正重新估计，*代表做AR(1)和AR(2)调整后的解释变量。此外，由于实际利率(用rint表示)与房地产投资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添加实际利率作为解释变量(世界银行1993年103页)。估计结果比较显著，调整R^2为0.9933。结果证明中国的数据符合BRUNS-GREBLER假设，房地产投资-GDP之比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曲线，房地产投资对GDP的贡献作用正在减弱。
3.我国房地产是否过度投资
房地产部门的最优资源配置是怎样的呢?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美国对自住房产的税收优惠政策导致了房地产过度投资。MILLS(1987)采用两部门模型证明房地产部门资本回报率明显低于其他生产部门的资本回报率，这意味着房地产部门可能存在过度投资;TAYLOR(1998)采用1975-1995年数据，研究表明虽然1986年通过了有利于自住房产的减税法案，没有显著证据证明自住房地产回报率低于其他生产部门。相反，一些研究认为，因为土地、金融等种种限制因素，房地产行业可能存在投资不足。KIMSUH(1991)采用MILL模型和1970-1986年中国数据证明了中国存在房地产投资不足，将数据扩展到1995年，发现虽然房地产部门回报率和其他生产回报率差额在减少，但是房地产投资不足仍然存在。
4.房地产投资和宏观经济波动
住宅投资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GREEN(1997)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了房地产投资、非房地产投资和GDP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证明，住宅投资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格兰杰结果，非住宅投资是GDP的格兰杰结果，但不是格兰杰原因。这意味着美国数据支持房地产投资影响经济周期。GREEN认为控制房产过度投资的政策在长期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但是在短期可能对经济造成不良影响。KIM(2004)采用中国1970-2002年季度数据证明：住宅投资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而是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非住宅投资既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又是GDP的格兰杰结果。美国和中国结果不同，一个可能原因是：因为房产投资对经济可能具有正面作用，政府会采取政策通过调节房地产投资来对冲经济波动。房地产投资是GDP的格兰杰结果，而不是格兰杰原因，非房地产投资与GDP有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与中国的情况相类似。具体原因是：经济情况较好时社会会增加房地产投资，但是房地产投资较多并不意味着经济会变好。这是因为，原本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考虑到房地产投资有可能可以拉动经济，政策会给予一定的支持，但是这不一定能够真正达到目的。
5.房地产存量和居民财富
房地产存量即房地产部门在各期的累计总投资减去折旧等抵减项目。我国的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从1978年的6.7平方米/人上升到了1998年的18.7平方米/人，在2007年达到27.1平方米/人。。下面采用1998年至2010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房地产总市值的数据，计算出房地产总市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变化，如图2所示：表4列出了北京市房地产总存量、房地产总市值、全国金融市场总资本(股票年末总市值)和地区生产总值。住宅房地产是我国居民的家庭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
房地产金融、消费信用和房价
住房抵押贷款在1998年房改后逐步成为居民购房的重要工具。抵押贷款一般5到30年到期，按照政策，部分居民可以享受利率和收入比率的优惠。图2表示了有关居民长期抵押贷款的相关指标特征。其中，A表示商业银行发行在外抵押贷款余额，B表示年度新增抵押贷款，C表示GDP，A/C表示抵押贷款余额/GDP，B/C表示新增抵押贷款/GDP。由图3可知，近年来抵押贷款总规模迅速上升，市场急剧扩大。根据1998年到2010年的数据，抵押贷款占比平均从1998年的0.51%上升到2009年的12.8%。考虑部分年度数据还包括了其他长期消费贷款，所以这一指标实际上被高估了。然而，目前我国的这一指标水平比起发达国家还是要低得多。欧盟2011年抵押贷款规模占GDP的平均比例为39%(欧洲央行2011年数据)，美国2010年的这一指标为44%(世界银行2010年数据)。图4和图5表示的是短期消费信贷与房地产市场总资本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与美国和韩国的情况不同，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资本的变动明显对一般消费性信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自1998年房改以来，低利率和快速扩张的信贷规模被认为是助长房价飙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2011年以前，我国的平均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在5%~11%之间，部分消费者可以获得7折利率优惠。但利率在2001年降至8.2%，到2003年降至6.3%。使用季度数据，季度数据缺失的部分采用当年年度数据按比例拆分，滞后阶数为一阶。
房价、消费和通货膨胀
1.房价走势
宏观经济的一般变量，比如收入、利率、原材料价格水平、土地价格等，可能会影响房价走势，导致房价波动。图6画出了房价、地价和名义GDP变动的趋势线，可以看出：房价和地价的同步性较强，这是因为土地成本是房地产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房价和名义GDP也有较强的协同性。
2.泡沫检测
常见的判定房价泡沫的标准是价租比，类似于股票市场的市盈率。房地产作为一种投资品，其价格应该基于它带来的未来收益贴现。房地产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取决于当期租金水平、租金上涨速度。如果实际房价与价租比决定的均衡房价背离过多，则可以认为存在泡沫。图7标示了房价变动和价租比变动的趋势。可以发现，价租比能够比较好的表现房价的变动水平。Favilukis(2010)认为，在放松金融管制，开放外资在本国投资，考虑土地供给限制的前提下，价租比能够更好的反应美国房地产市场和美国宏观经济的相关关系。表6采用中国数据，设定三个基本模型，检验房价与GDP、房地产投资与房价、GDP与价租比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我国的房价和价租比都是与经济周期同向运行的，趋势如图7所示;这种同向性，模型比实际数据的表现更加显著，房价运行比价租比更明显，可能是因为租金也是周期性变动的部分，所以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趋势。不考虑土地因素，GDP与价租比相关系数在0.15~0.56之间，开放金融管制和放开国际投资管制会大大提高这一系数;考虑土地因素，GDP与价租比的相关系数在0.19~0.50之间。本文借鉴Youngblood(2003)的方法，在1998年到2010年季度数据基础上，检验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并确定存在泡沫的时期。Youngblood(2003)检验房价泡沫的方法，是采用中位数住宅房地产价格和人均收入的比值(房价收入比)作为观测对象，比较这一数据和长期均衡房价收入比之间的偏差，一旦偏差过大(超过标准差一定比率)，便超出临界值，且变异系数超过0.10，则定义相应时期为泡沫时期。基于前面论述，我们采用价租比作为核心变量，做房价泡沫的Youngblood检验，检验结果在表7中列示。
3.财富作用、通货膨胀、信贷政策与房价
(1)财富作用Kim(2004)基于韩国的季度数据研究发现，与美国类似，房产财富与一般金融财富有很大的不同，房产财富对消费的弹性相当于一般金融财富3倍以上。下面采用中国1995年1月到2010年12月35个大中城市的月度数据进行回归，Rc表示消费变动，Rincome表示收入变动，Rstock表示股票财富变动，Rhousvalue表示房地产财富变动。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股票财富作用是正的，而房地产财富的财富作用是负的，这可能是因为消费者为了购买房产进行储蓄，挤出了一般消费。这与美国、韩国、日本的情况不同。(2)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因为房地产具有一定的生产周期，房地产供给在短期内是基本固定的。因此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方在短期发生变化，比如面临通货膨胀、货币增发、信贷扩张、利率下降，会改变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房价随之改变。而房价上升，消费者会要求更高的工资，金融资本要求更高的回报率，可能会因此导致新的通货膨胀、利率上升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利率和信贷规模对房价具有一定的作用，而通货膨胀与房价具有双向因果关系。
结论
本文采用了我国1998-2011年我国房地产投资、房地产信贷、利率房价、消费和通胀的年度、季度、月度数据，考察了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变量的互动关系。系统总结宏观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互动关系如下：
1.宏观经济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首先，居民收入和GDP对房地产的影响比较显著。当居民收入增长，住宅房地产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房价上升，价租比上升;同时供给方增加新投资，建设生产增加，供给增多，房价会因此下降，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房价。在我国，房地产投资是GDP的格兰杰结果而不是原因，也就是说，当经济快速发展时，住宅房地产投资一定会增加;但是加大房地产投资力度，不一定能加快GDP的长期增长，这可能是因为房地产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较长的周期，会挤出一般投资和一般消费。其次，放松信贷额度管制，降低基准利率，会带来住宅房地产投资的显著增加。国家通过信贷渠道和利率政策来调整住宅房地产的投资具有显著效果。再次，消费价格指数(CPI)、货币发行量(M1，M2)对房地产投资和价格具有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国内外数据表明，消费价格指数偏高的时期，房地产投资常常较为兴旺，而货币发行量M2变动对住宅房地产价格变动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2.房地产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反作用
首先，对居民的房地产具有财富作用：一方面，房地产可能具有财富作用，居民家庭拥有的财富增加，居民会增加消费和一般投资，GDP可能随之增加(随着收入增长，房地产投资对GDP的贡献先升后降);同时，回归结果表明，一旦房价上升，租金增加，用于房产消费的的储蓄要求提高，会挤出居民一般消费。在我国，这种调整主要体现为居民为购房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和其他投资，财富作用表现为对消费负面的影响。其次，房价波动对企业成本有影响：房地产行业繁荣的同时，房价和租金持续上升，居民生活成本随之上升，社会劳动力价格水平上升，就业可能会有所减少，企业成本增加，物价随之上涨。
近十年来的房价上涨、信用扩张的情况并非我国所独有。在房地产次贷危机之前，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也经历过一段房地产繁荣时期，但是这些国家并未从政策层面对房地产投资和房价进行直接干预。日本90年代房价泡沫破灭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也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的萧条。为了使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平稳发展，采取适当的房地产宏观政策调节是很必要的。我国目前的房地产调整政策，主要是限制投资投机需求，保障土地供给，增加资本利得税，限制银行房地产信贷和利率，建设保障房等方面。其目的是增加总供给，保障基本需求，减少投资投机带来的风险。然而Colwell(2002)曾经用美国数据证明，在住宅房地产交易环节征收资本利得税，在降低房价的同时，可能会导致房租上升，市场房屋存量和投资建设量减少。因此笔者建议，应该加大力度增加土地供给和保障房投资建设，减少生产和交易环节的各种税费和政策限制，允许和鼓励农村宅基地、小产权房屋的市场化和自由流转，与此同时，通过信贷和行政手段限制大中城市个人三套以上住房的购买。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障我国居民的自住和改善性需求，为城市化和农业人口进城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增加住宅房地产市场存量，从而降低租金和居民使用成本，在长期，使房价逐渐回归合理水平。
一、引言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外商投资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吸引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于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如钟昌标(2000)以综合生产诸要素为理论基础，研究FDI对GDP的贡献，认为FDI与GDP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FDI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从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由强转弱。姜东升等人对福建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了FDI与GDP是互为因果的。何晓琦(2005)等认为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尽管有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方法或选取的计量工具和所建立的计量模型不同，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有些研究结论是建立在简单的相关分析或回归分析的基础上的，结论难免有些主观。基于此，本文将利用相关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与建立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1.变量及样本选取
研究过程中采用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FDI（元）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元）两个变量，样本数据范围为1983至2006年，所有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为使变量的币制统一，将年度FDI用当年平均汇率换算为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值。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借助Eviews3.1统计软件,以期通过对容量为24的样本进行分析，找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原序列分别进行自然对数变换，生成新序列分别为。
2.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用EViews软件包对FDI与GDP进行相关分析，得相关系数，说明FDI与GDP是高度正相关，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首先设LFDI与LGDP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1）
式中，分别表示时期相应变量的值，为截距，为斜率，和为两个待估参数，表示均值为零的非相关误差。采用OLS法进行回归,结果为:（2），该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以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t检验，模型调整后的，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小于1％，表明LFDI对LGDP有显著的影响，而从模型的自相关检验来看：DW统计量为0.2，显然存在显著的正自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在回归过程中遗漏了某些影响经济发展水平GDP的重要变量的缘故，这也说明FDI不是影响GDP的单因子。由于模型（1）中没有包含这些变量，所以导致了误差项出现自相关。这表明要完整的表现FDI与GDP的关系还要对模型（1）做进一步完善。
3.模型的完善
本文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有滞后作用，即经济增长不仅受同期FDI值的影响，还可能依赖于FDI的滞后值FDI(-1)、FD(-2)、…,同时反映宏观经济增长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明显受到上一年GDP值的影响，在动态计量经济模型建立过程中，如果一个回归模型不仅包含解释变量的现期值，而且还包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和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变量这个模型就是自回归分布滞后（ADL）模型。下面利用Jorgenson(1966)提出的自回归分布滞后（ADL:Auto-regressiveDistributedLag）模型重新建模。
首先建立变量LFDI与LGDP之间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1，2），采用OLS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回归方程（2）如下：
各解释变量中除LFD(-1)外其余变量的系数均以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通过t检验，模型调整后的，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小于1％，对数似然值为42.59，AIC、SC的值较小，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
该模型可作为“一般模型”。根据“一般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t检验结果，剔除不显著变量LFDI(-1)，重新建模得到“简化模型”，回归方程如下：
（3）
SE:(0.300)(0.041)(0.019)(0.26)
该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系数均以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t检验，模型调整后的，F检验的相伴概率小于1％，AIC和SC值分别为－3.5和-3.3较小，对数似然值较大，简化模型的效果不错。利用参数的Wald检验验证模型约束的有效性，在模型（2）中对的原假设得到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63，所以不能拒绝该原假设。综上，模型(3)可作为反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关系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从模型(3)可以看出FDI对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乘数为0.1092，但延期影响乘数为－0.096，则说明在短期内FDI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长期的影响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即从长期来看这种作用也是比较微小的。
4.FDI与GDP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本节将进一步探究我国FDI与GDP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我们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验证FDI与GDP之间的因果关系。按照常理，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原因，则变量X的变化应先于Y的变化，基于此Granger（1969)提出了一种因果关系的计量经济学定义：如果用X与Y的过去值对Y进行预测比仅用Y的过去值进行预测有更小的预测误差，则称X是Y的Granger原因。
下表给出了各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滞后期取3)
在滞后期取3时检验结果表明FDI不是决定宏观经济水平GDP的Granger成因的相伴概率只有0.02，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我们拒绝原假设，认为FDI是GDP的Granger原因,而GDP不是FDI的Granger成因的概率为0.68,不能拒绝原假设。再分别取滞后期为4、5、6时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因此两者的因果关系具有单向性，认为FDI与GDP的因果关系成立，FDI是GDP变化的原因。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针对我国的经济整体情况而言我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FDI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正相关关系,且二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其中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FDI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动因,但不是惟一动因,也就是说还有其他重要原因影响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由此可以得出,在我国大力发展经济的步伐中,要重视外商投资的作用。FDI的进入在短期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在我国资金、技术十分缺乏的情况下，通过吸引FDI，弥补了此方面的不足，对繁荣我国经济是十分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吸收和利用FDI的政策应该服从于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体制结构，服从我国经济形势的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将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控制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基本经济制度所能承受的合理区间。与此同时，我国应着力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克服片面追求引资数量的错误倾向，才能充分发挥FDI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贺铿:《计量经济学教程》，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反映国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劳务支出指标等。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有效的作为国民消费支出核算的原始数据，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消费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类的支出份额。有了这种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导居民进行适当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详实科学，能够促进我国的税务改革，了解当下消费热点，树立居民理性科学的消费观。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有很大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投资储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等指标，可以很好的分析当前的各种货币供给与需求状况，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的地位，以及储蓄对投资的贡献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政府投资与居民投资的比例关系，更科学的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上，储蓄、投资、税收是联系很密切的三个环节，对储蓄与投资信息的严格审读，有助于税务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除此之外，储蓄的变化状况还可以反映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40％、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120％。
预期心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工人就业状况糟糕、医疗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居民对未来隐忧加剧而让银行储蓄增加。对此，相关的部门对我国的各个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革，让居民放心消费。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够完善，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毕竟居民的消费心理需求有了适当的提高。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统计部门与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参考依据，各个职能部门也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可以让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国民经济的循环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生产只是一个阶段，对于最终成果的消费才是目的。不过，成果的消费并不是生产者一个人“享有”，而是要经过“分配与交换”的多个环节，才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国民经济的核算就是要对消费品在“分配与交换”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其中也包括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情况。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与科学，提升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层展开，有次序的进行。为了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核算的信息应该包含更多的机构部门，应用SNA在核算整个收入分配时，就应该按照“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阶段进行。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宏观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好的得到调整，初次分配可以让收入结构得到很好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与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业根据相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待遇。所以，国民经济核算还深层次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对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很大。也有相应的投入产出方法，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投入产出方法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以一定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结合比例系数与结构分析，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原因和影响。投入产出的方法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1950年，投入产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议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1968年，SNA就吸纳了投入产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产出纳入到了整个核算体系。实际上，我国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1974年，我国就编制出了第一张实物性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了61种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更是编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更是让投入产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投入产出表考虑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来源”与“使用去向”，是一种棋盘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同时能够很准确的表明“投入的来源”与“产出的去向”。另外，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很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投入产出表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投入产出表的样式多样，分类齐全，结构清晰明了。如“实物性”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就充分考虑了计量单位的特点，便于审核统计工作。另外，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投入产出表，如“全国投入产出表”与“地方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据结构表”，可以直观地反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对称性投入产出表”用于预测和制定计划。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三）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经济效益能够很好的反映各个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会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GDP的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识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财富数字的增长来衡量GDP。如果牺牲了环境与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虽然换取了经济财富的增长，GDP指数的上升。但是，GDP并不体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这种GDP的数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过度的夸大了“财富”，却忽视了对成本的折算。鉴于此，一味的追求财富GDP的增长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要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减去相应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GDP这样一个概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一个“绿色GDP”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在权衡了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以及利弊后的一个结果。
二、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分析及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以及模型，而国民经济核算就可以为这种数理统计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础。作为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核算确定了很多宏观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指标设置以及基本分类。这样的功能让经济统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的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效率，增强了其应用功能。
三、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到很多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了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与规划的指标数量也必须满足这种经济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学，也正反应了这种内在的经济关系。因而，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2宏观经济管理中更好地体现对市场经济发展价值的措施与方法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宏观经济管理，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市场无法自发消除垄断，市场不能够完全体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场不能有效地处理外部经济的问题，市场调节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等。我国的企业为了创造出更大、更多的经济利润，于是纷纷引进国外的最新技术、最新设备，并且加大产量和发展的步伐，以便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占领市场，盲目生产，这样就造成了供大于求的结果，而这些都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加以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非常严峻，西方发达国家实行贸易壁垒，因此，应该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完善和提高，才能满足我国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