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论文样例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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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关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相关政策相继推出。由于这几个概念颇为接近，加之频繁出现在我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中，不仅使大众困惑，对学术研究也形成不小的干扰，特别是在厘清低碳经济概念、低碳发展重点和任务时，容易与其他概念的内涵和发展任务产生混淆，反映在实际领域中，低碳经济有被泛用的趋势。在低碳经济研究中，目前，围绕碳排放驱动因素和碳足迹的研究，大多是从能源领域获取数据并建立分析模型，进而将结论推广至整个经济系统，这种方式忽略了能源行业与工业过程、农业林地、废气物等其他领域具有的不同的碳排放特征，其结论的严谨性有待推敲;关于国际贸易中碳排放的归属问题，大多数的定量研究忽略了上游中间产品生产排放的间接影响，并采用投入产出方法对截面数据进行静态估算，造成了全球产业分工对“贸易内涵排放”(EmbeddedCar-boninTrade)影响的显著低估;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评价，主要以国家宏观层面研究较多，并形成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和低碳政策为维度的指标体系对策研究，针对区域或行业低碳发展需求的微观领域评估体系则相对较少;围绕各种模拟模型的使用，主要以实现各种减排模式的减排情景预测为目标，较少考虑经济是否平稳增长以及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总体增长最优等问题。综上，国内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低碳经济研究已取得了不小成绩，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和困惑。理论研究进展的缓慢，既不能满足国内低碳实践领域的发展需求，在面对全球低碳经济领域业已出现的激烈利益博弈时，也难以及时跟进并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因此，尽快构建低碳经济学发展平台，完善低碳经济理论框架体系，成为当前推动低碳经济研究向纵深发展以及满足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最为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二、基于范式理论的低碳经济学理论框架

1．“范式”理论与经济学范式

最早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以范式概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的理论。库恩对“范式”的理解有3种:一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二是“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三是指“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以及仪器设备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库恩(2003)认为，规则、属性这些东西都是事后的，范式具有在先性。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而它的形成须要仰赖于“范式”。因此，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从学科建立的角度看，范式是“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在经济学领域，“库恩的范式理论得到经济学者的高度重视，范式理论被用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范式。钱颖一提出，现代经济学“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视角”是经济学中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标尺，包括一系列公认的理论和公式等，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等，都被经济学家用作分析经济问题时的基准点;经济学还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即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其作用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萨缪尔森的重叠代模型、所有权－控制权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等。由此可见，“视角”———基本假定、“参照系”———理论术语体系以及“分析工具”，这三部分是构成现代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基本要素。如今，经济学家们正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认识和揭示各种经济行为和现象。

2．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

根据经济学范式的要求，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学是基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有限这一基本假定，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配置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下面的一门学科分支。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配置”(Allo-cation)不是“配额”(Quota)，前者是研究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如何配置的整个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事件，后者强调的结果，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这里所指的温室气体除了通常所了解的CO2、CH4、N20等气体，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还包括已经发现并证明的CO2、CH4、N20、HFCS、PF-CS、SF6等30余种气体，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中的5个方面:能源行业、工业工程和产品用途、农业、林地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其他领域和途径等，低碳经济学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5个方面展开。

(1)低碳经济学的基本假定

低碳经济学承认经济学范式中的“理性人”和“资源稀缺”假设，在学科本质上归属于经济学。同时，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温室效应对人类产生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理性人”、“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共同构成了低碳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下一门学科分支的假定前提。低碳经济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对脱钩，解决这一问题主要靠经济手段，即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高排放之间的矛盾。所以，经济系统是低碳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持续和高效的经济系统，以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

(2)低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低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即一切与温室效应有关的人类经济活动都是低碳经济的研究对象，低碳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找到并运用其中的规律。在现实中，通过对大量低碳经济现象的观察，可以将其从4个维度抽象概括，即低碳经济成分、形态、模式以及秩序。低碳经济成分，凡是与低碳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低碳经济成分，它是低碳经济中的最小元素，也是构成低碳经济的基本单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低碳经济行为，如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增加可再生资源利用率、植树造林等具体行为都是低碳经济的一种成分。低碳经济形态，是指低碳经济各种成分的总和，是各种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潘家华、庄贵阳、付加锋等学者的研究，就是从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出发，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经济形态，并分析其具有的特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最终形成的结果，它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子，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低碳经济秩序，代表着国际社会一种新的规则的形成，温室气体问题导致气候成本与收益在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秩序是低碳经济内在运营的要求，这一秩序的形成不仅将重塑全球产业结构的形态和布局，而且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3)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配置问题，即通过对温室气体(目前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配置，实现经济高增长和低排放的目标。基于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配置，国际社会形成了以下共识:低碳经济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提高高度兼容，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自然系统最大可排放温室气体这个客观尺度的刚性约束下展开。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遏制全球气候暖化是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通过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合理配置，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实现以碳生产力为核心的碳中性经济，即经济发展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与通过人为措施吸收的温室气体实现动态均衡。低碳经济要求人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社会。

(4)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主要来自于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目前，已经提出的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失灵理论、产权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生态足迹理论、“脱钩”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城市矿山”理论等;研究方法上包括情景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方法、简均分解法(SampleAverageDivision，SAD)、自适应权重分解法(AdaptiveWeightingDivsion—AWD)、Topio脱钩指标、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ogarithmicMeanWeightDivisionIndexMethod，LMDI)、Kaya恒等式、数据包络分析(DEA)技术、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IPAT方程理论等;模型分析工具则形成了以能源所开发的IPAC系统为核心的能源经济模型(IPAC－SGM)，排放模型(IPAC－emission)，能源技术模型(IPAC－AIM)，中国科学院引入的经济分析和预测模型REMIPolicyInsight，以及CGE模型、MARKAL－MACRO模型，STIRPAT模型等等。随着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将进一步发展并完善。

3．低碳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作为经济学范式下的一个新兴理论分支，低碳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4门学科都是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对经济行为与自然关系不断反思过程的背景下形成的，通过设定理性人选择、资源稀缺两大假设，研究人和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不同之处来看，环境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能源经济学是研究能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规律以及能源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科学;低碳经济则是近10年出现的概念，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低碳经济学是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交叉学科。同时，低碳经济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其他3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环境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产权交易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生态经济学的生态价值、生态均衡理论等，能源经济学中的能源替代与转换、能源利用技术等。

三、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目标和重点任务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之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技术领先并掌握了一定主导权。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中国:能源结构上，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0%以上，这一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根本转变，在降低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上中国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困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呈现加速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必然还会持续增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中国居世界前列，受不平等国际贸易规则以及“锁定效应”影响，中国总量减排的压力依然很大。因此，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低碳经济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目标

国际层面，为中国经济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如何让中国争取到更多机会参与国际气候制度体系的建立，如何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争取应有的发展权和必要的排放空间，是国内低碳经济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对减排问题，探讨是否参加减排或者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参加减排，研究减排的真实成本和社会经济风险，提出明确符合国家利益的减排指标和目标。国内层面，提供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从全国层面统筹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通过各种情景分析评价中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明确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和优先领域，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和应对各种低碳经济问题提供决策依据;立足于国内低碳经济发展中各主体方的利益诉求，解释低碳经济发展推进过程中利益激励和约束的可能性，提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均衡对策，诱发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利益机制的有效运作上确保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行业和区域层面，提供低碳发展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选择。全面分析和评价各种低碳经济政策、发展方案对我国各行业和区域的经济影响，提供行业或区域的低碳发展能力建设与决策支持系统，探索不同背景的低碳发展模式及选择。

2．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任务

(1)完善低碳经济信息、数据集成系统

目前，我国尚缺少系统的碳排放监测数据，且气候变化信息分散在不同领域和部门，国外关于中国的信息和数据容易影响到对我国排放地位的科学判断，不利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决策。因此，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及能源利用信息集成系统，将目前分散的、与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整合到一个系统化的架构中，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撑;完善我国碳排放数据统计、采集、监测体系，发展集成碳排放数据系统(包括各种温室气体、不同部门和不同来源的数据)，为相关决策、评估和研究工作提供数据库支撑。

(2)研发适合中国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

由于统计体系和口径差异，国外气候变化分析工具在研究我国气候问题时存在适应性差，结论出入大等问题，因此，应开发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计算模型，形成更适应中国国情的模型工具和分析方法:充分认识吸收国内外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政策模拟模型的优缺点，在LEAP模型(Long－rangeEnergyAltemativesPlanningSystem)、MARKAL模型(MarketAllocation)、SGM模型(SecondGenerationModel)等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寻求更适应中国国情的模型和预测方案;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碳发展轨迹，估算各国低碳减排成本，建立一致的间接代价评估方法，对中国的减排途径进行优化选择并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依据;进一步完善IPAC模型系统对中国能源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情景分析，形成综合评价模型框架。

(3)探究低碳经济运行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

从不同的角度深入低碳经济内在运行机理，深入到具体区域、产业、行业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发展)演进的关系、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与能源(结构)演进的关系、与区域发展格局的关系;在碳排放影响因子和驱动因素研究中，具体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行业发展情况研究碳排放问题，加强居民消费行为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进一步分析核算碳排放，得出具体行业、区域的碳足迹边界系统，构建碳足迹核算框架体系;加强碳税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提出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以及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制定我国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开展碳排放贸易(交易)研究，对全球碳交易市场构架、碳交易品种、额度、市场规模以及地区分布进行统计和估算，推动国内交易机制发展;进一步深化碳汇研究，分析如何提升我国森林碳汇、海洋碳汇等的发展潜力。

(4)提出中国低碳经济路线图

研究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勾画我国国家层面低碳经济发展路线图。探讨各个区域、行业、部门等微观层面的碳排放轨迹，分析不同途径所能形成的现实节能减排量及其贡献率，以各种途径所能实现的节能减排量及其现实难度为基础对未来中国低碳发展选择重点作出判断，分析不同系统下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同时，对发达国家碳轨迹开展总量和结构比较研究，在比较的基础上探讨碳轨迹的一般性规律及不同经济和政策情景对碳轨迹的影响，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得到未来中国可能碳轨迹及其峰值年份，为国家在碳减排目标下的低碳发展路线图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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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1008

一、引言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说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结构性这一特征，是我们研究现实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年猛 等，2012）。然而，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却被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忽视，这种研究不仅“在上一代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Krugman，1991a），而且难入主流。目前，已经声名鹊起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规律，解释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机制，并以此来分析和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规律与途径（安虎森，2009）。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经济地理学日趋成熟与完善，形成了许多理论模型。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论的引入，增强了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完善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新”新经济地理学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和创新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创新方向。

二、 空间、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

1.缺失空间维度的主流经济学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在现实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一直排斥关于空间经济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热衷于讲述没有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安虎森，2010）。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Blaug，1997）在《经济理论回顾》一书中指出：“18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先驱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 Steuart）、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论述过关于区域与距离这个两位一体现象有关的空间经济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关乎‘空间’的经济研究主题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文献当中几乎不见踪影；尽管古典区位论在19世纪兴起、成熟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而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整个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间维度的”。

虽然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空间维度，但诸如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一直研究并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特性，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经典的空间分析范式。然而这些学科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常常假设经济活动的集聚体（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并把这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视作“黑箱”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无法对主流经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块状”特征非常普遍且无法回避，于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从“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生产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构成；另一方面是指技术外部性，也称为技术外溢或知识扩散。 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现象。但是，主流经济学这种外部性对集聚形成的内在机制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

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家们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长期缺失空间维度，关键是缺乏处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家们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间问题的；同时，区位论等非主流的相关研究由于缺乏严谨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正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无能为力和非主流相关学科的研究不足，“空间”这一经济学“最后的前沿”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立足点。

2.新贸易理论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实际上是脱胎于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与这两个领域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学家则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贡献在于：在国际贸易领域开创了新贸易理论和在经济活动区位分析方面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构建了全新的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框架（Krugman，1979）。这篇论文不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也是导致国家或地区间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贸易理论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雏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区位。1980年，Krugman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国经济学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来描述由于贸易壁垒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损失。Krugman将其引入国际贸易研究中以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即一单位商品在到达目的地时会像“冰山”一样“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这部分就是运输成本。这种假设显然有利于Krugman数理模型的构建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这种“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也受到了一些反对者的批评。 假设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在进一步完善新贸易理论的同时，其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也称市场接近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同样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内容（Krugman，1980）。尽管新贸易理论蕴涵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但没有实现立足于消费者与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才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贸易理论被经济学界誉为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奠定了诸多基础。Krugman创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贸易理论模型广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费者多样化、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等）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和无运输成本等特征的农I部门以及工业企业和工人在地理空间上的无成本迁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创立新经济地理学之后，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通过新的理论视角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即在给定生产要素国际分布的情况下，同时探讨不同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国际贸易理论）和这些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区位运行（经济地理学）的共同驱动力。

3.“新”新贸易理论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

《贸易对产业内的再分配和产业总生产率的影响》（Melitz，2003）一文一经发表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掀起了以企业异质性为基本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更加强调企业而不是行业的重要性，来理解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相比传统的贸易理论中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原理来解释产业间贸易以及新贸易理论中用规模收益递增原理来解释行业内贸易，“新”新贸易理论则是从更加微观角度――企业来解释国际贸易活动。NNTT模型揭示出国际贸易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同一产业内只有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国外市场，而效率低的企业只能被淘汰出国际市场，同时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也会促使效率更高的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最终会提升整体行业的生产效率。近年来，得益于微观企业统计数据获得的便利性，大量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

因此，引入了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只研究产业层面而缺少企业层面的微观理论基础的缺陷，进一步增强了贸易理论对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解释力。随着新贸易理论稳步发展到“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也逐渐发展到“新”新经济地理学（‘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经济地理学仍然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但更强调企业、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和企业的集聚行为。更关注微观异质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经济地理学是对关注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和补充，在整个新经济地理学的体系中搭起了理论与现实的桥梁，而理论与实际的不符正是新经济地理学饱受批评的原因。

三、“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1.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1）DS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1977年，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创立的DS模型，为新经济地理学家们提供了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从而新经济地理学得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DS模型设计精巧，涉及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等领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Dixit和Stiglitz（1977）通过假设商品效用函数的拟凹性和不变替代弹性以及差异化产品，保留企业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假定，构建了消费者消费多样化与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据原假设，在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产品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异性；消费者具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特征。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规模和生产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产品的种类越少，市场竞争就越不激烈，厂商就越能利用规模经济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多样化消费能促进效用的增加，因此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这样就产生了厂商偏向商品种类少样化而消费者偏好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在市场规模不变情况下，新厂商的自由进入最终导致市场均衡，厂商利润为零；然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生产者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促使产品的种类的增加和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即生产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贸易促使市场规模扩大、规模经济有效利用以及消费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得到吸纳和应用，并最终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

（2）CP模型的创立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批判性发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译为“中心―模型”或“核心―边缘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并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完全内生化。Krugman（1995）指出，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水平之间是非线性的，呈倒“U”型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度很低（即指运输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呈空间分散格局；随着贸易自由度开始提升（即运输成本开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径依赖”现象。 ，经济活动的区位不会很快发生改变；但是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个特定的临界值时，会产生“突发性集聚”，经济活动会突然向某个区域集中并不断发生累积，并最终形成“中心―”（中心是工业区，是农业为主的区域）的空间结构。

CP模型的问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断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学者改善和补充。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 Baldwin）等人在《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对新经济地理学相关模型进行了总结（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边缘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资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简称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赖“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为基础，并采用不变替代效用函数（CES）和冰山运输成本假设（Iceberg transport cost）。 为基本特征。为摆脱“DCI框架”，尤其是“冰山运输成本假说”与F实的不符，经济学家奇安马可・奥塔维亚诺（G. Ottaviano）等建立了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尝试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需求函数、线性运输成本和差别定价的框架来解析“中心―”现象。以“DCI框架”和线性函数为基本特征的两种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在经济关联（ELinkage）方面的理论体系，而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建立的关于知识关联（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兴起的企业异质性的引入，使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向贴近现实世界的方向拓展，这种趋势也代表着未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3）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挑战、微观异质性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是其饱受批评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为新经济地理学解决微观基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梅里兹（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并开启了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经济地理研究潮流（杨开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将纳入企业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Ottaviano，2011）借鉴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学者将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新贸易理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Ottaviano（2011）将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的新经济地理学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 。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引入传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的差异。当不同的企业面临区位选择时，效率低的企业为避免激烈的竞争而具有更强的动力远离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额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况，贸易成本越大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过NNEG模型我们可以从竞争性企业供应产品的数量差异及生产效率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区位差异。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可以阐释横向产品差异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差异可以阐释垂直产品差异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译为产品特异性）是指企业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同质性或差异较小的产品，从而使消费者相信这些产品具有差异并产生偏好的不同。如果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扩大使得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个消费者效用的下降，这种产品差异就是横向的；若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的扩大使得所有消费者的效用都增加，这种产品差异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纵向的。产品差异性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经济学文献中。在区位类比分析中，根据具有不同特征的产品的相对数量，某一特定产品被认为定位于一个特定空间中，进而可以根据差异产品空间分布的特征来分析企业之间的区位差异。 。在“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横向产品差异化可以促进企业空间集中，垂直产品差异化则促进企业空间分散。从这方面来看，不同企业在效率上的异质性程度成为决定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一个微观因素。同时，对人异质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企业与劳动者异质性导致经济集聚的机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相比生产率低的企业，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因而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核心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竞争会离开核心区而定位于竞争并不激烈的边缘区域，这样就形成了存在“质”的差别的“核心―边缘”结构。很显然，这种空间结构与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同质化的空间结构是不相同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引入，激发了国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们的研究热情，出现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断补充和完善“新”新经济地理学。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业或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归结为以下三大效应：集聚效应，指由于企业的地理集中会产生知识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规模经济而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空间选择效应，指在竞争的作用下，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集聚在核心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布局在边缘区；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会主动选择在核心区（大市场区）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总体而言，“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是探讨了微观异质性对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结论的影响，并为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微观基础（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从企业和劳动者异质性出发重新探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微观机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业异质性假设条件下，探讨区域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福利变化的影响（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学采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力求构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综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如前所述，无论是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还是“新”新贸易理论，DS框架都是其理论模型的基础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认为整个新经济地理学都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冰山贸易成本理论、特别动态演化和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初创立者也沿用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区位定位的空间选择与空间分类效应；法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贝伦斯等也在DS框架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与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业产品边际成本加成定价的缺陷，使得企业产品的最优定价策略随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用准线性效用函数替代CES（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使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以线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经推出，就在贸易领域与新经济地理领域得到了大量的运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场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日本经济学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对其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仅仅关注Frenchet分布，而无法反映随机企业的比较优势，因此该分析框架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新经济地理领域使用得都比较少。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及启示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新方向（杨开忠等，2016），国外学者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已关注近十年，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微观层面稻菘苫竦眯越喜睿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引进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李福柱，2011；颜银根，2013；陈光，2015；杨开忠 等，2016），仅有少数学者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观主体异质性集聚验证（刘海洋 等，2015）和“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时，相关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讨论的是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但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正当其时。实践应用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为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最新理论进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平台（孙久文 等，2015）。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引进也为研究中国区域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我们应积极借鉴其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研究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

首先，“新”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观思路。目前，中国存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长期存在以及产业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率差异、劳动者素质差异等微观异质性角度，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路径。

其次，“新”新经济地理学为讨论和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由于引入了微观异质性，“新”新经济地理学为学者研究政府实施区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预测性和针对性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新规划”，深入探讨其原因、机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有价值的素材。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学者应扎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实践，从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促进其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来讲，目前的研究应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模型更大程度地与中国实际的地理空间结构、微观主体特征等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市场的“空间选择效应”、区域政策的“分类效应”，并注重实证检验方法以及企业效率来源识别方法的创新，让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加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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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篇3

地理学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其中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十分关键。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地理类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学好经济地理学对于地理类专业的学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经济地理学教学中存在缺乏创新思维训练；学习内容太多，重点不突出；实践少且以认知性为主；缺少创新实践；学习评估方法单一等问题。探究式教学法又称“发现法”[1]。近年来，相关学者对探究式教学的特点[2-3]、类型[4]和模式[5-6]等进行了一些探索，并在高等学校的地理课程教学中进行了实践[7-8]。李小建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经济地理学》[9]，注重与国际接轨，突出理论构建，在全国高校中广泛使用。该教材的理论框架比较适用于探究式教学。自2007年开始，课题组以该教材的内容体系为基础，构建经济地理学探究式教学模式。该模式包括思维方式的培育、主要理论点的课堂教学和相关的辅助教学及激励三个层面（图1）。其中，基本思维理念贯穿始终，体现在各个环节。主要理论观点是课程的主干，通过理论点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全课程的主要理论并可以运用理论解释一些实际问题；课外阅读、认知探索、专题研究及评估考试等辅助手段进一步加强基本理论的贯彻，加深对重要理论的理解。

一、贯穿经济地理学的科学思维理念

经济地理学研究中，整体论、还原论、系统论对其理论的形成都有重要作用。但经济地理学中的经典理论，多数与还原论有关。还原论的基本原理，是把复杂的事物简化，把高层次的现象用低层次的规律概括，把整体的问题分解为基本元素，从而发现事物间关系的最基本原理[10]。比如，区位论所形成的基本思维逻辑就是把研究的问题进行简化假设，从而推出基本理论。再逐渐放宽假设，逐步接近现实世界，把原理论进行修正。得出较好的解释客观世界的理论。与之比较，整体论强调世间各事物之间的联系。系统论强调事物联系的系统特征。这很符合地理学中的许多客观事实。这些思维方式对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均十分重要。但由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相关地理条件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为了培养学生形成批判性、创造性的学习习惯，我们在“经济地理学”教学中，引入一种基本思维方法。即“前人观点――相关条件――现实条件――新的观点”思维方法（图2）。通过该方法的训练，培养学生根据中国国情，探索相关的适应理论的能力。与思维方法相关联，我们还在“经济地理学”课程的探究式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文献收集能力，提出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成果展示能力。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进行人格培养，包括求真务实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团结合作的精神。

二、着重课堂教学的基本理论点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经济地理学探究式课堂教学中可采用“定理―例证法”。所谓“定理―例证法”就是指在精选出经济地理学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的案例和数据对其进行例证，以加深学生对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点的理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李小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地理学》（第二版），挑选出15个经济地理学课堂教学的基本理论点（各理论点在教材内容体系中的位置，见图3），并针对各具体理论点，提出例证的思路。

（1）经济地理学的定位。要点：研究对象、学科发展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例证：比较经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经济学的区别。

（2）杜能农业区位论。基本观点：空间距离影响农业生产类型和结构。例证：村庄周围土地利用类型，城市周围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异，技术变化对农业区位的影响。

（3）韦伯工业区位论。基本观点：工业活动趋向于费用最低的区位。例证：以不同行业（或部门）为例，分析运费、劳动力、土地、优惠政策等方面产生的费用对区位选址的影响以及区位效果。

（4）中心地理论。基本观点：中心地职能越高，服务半径越大，数量越少。例证：居民点的规模与数量关系、商业网点等级与数量的关系。

（5）史密斯的收益性空间界限。基本观点：企业在一定收益性空间界限内布局，纯收益最大是最佳区位。例证：收益性空间界限和工业区位模型的关系，企业家经营能力和水平与区位模型的关系，政府政策对区位模型的影响。

（6）普雷德的行为区位矩阵。基本观点：区位选择的合理性取决于决策者的信息量和信息利用能力。例证：微软的选址，外资在华投资的选址。

（7）区位论新论。基本观点：新产业区位呈现新特点、新因素对产业区位具有新影响。例证：金融业区位、创意产业区位、住宅区位，技术、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

（8）企业空间扩张规律。基本观点：企业空间扩张呈现接触扩张（近邻效应和距离衰减）、等级扩张（市场规模）和通道扩张。例证：3种类型的企业的空间扩张。

（9）跨国公司区位。基本观点：合理布局各组分的区位使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例证：世界大型公司的分布，外资在中国的区位变化。

（10）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基本观点：区域产业结构逐步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演变。例证：某区域产业的纵向发展，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间比较。

（11）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理论。基本观点：空间结构演变表现为低水平均衡――非均衡――高水平均衡，点――线――网络的变化特征。例证：一个区域空间结构的时间演变，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间比较；叶大年的对称分布规律，陆大道点轴理论。

（12）区域经济增长机制。基本观点：区域优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提，偶然因素启动区域增长，路径依赖锁定区域发展模式，收益递增加快区域增长。例证：美国的道尔顿地毯产业集群，中国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

（13）区域经济差异。基本原理：区域经济差异与收入水平呈倒“U”字形关系。例证：发达国家例证，中国例证。

（14）区域间关系。基本观点：区域间因发展梯度不同，技术和产业由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的推移；发达区域依赖欠发达区域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欠发达区域依赖发达区域的技术、资本、信息。例证：国家间的产业转移，中国的产业转移。

（15）贸易与区位。基本观点：区域间因比较优势不同带来区域间的分工；规模收益递增也带来区域间经济活动差异。例证：中美之间的贸易，美日汽车贸易。

三、相关的辅助教学及激励

1．拓展学生的课前阅读

课前阅读有助于提高学生独立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学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新问题，加上知识基础的千差万别，因此需要教师把好第一关“合理设计阅读材料和阅读提示”，让学生带着提示去阅读，做到有的放矢。在文献选取方面，我们遵循以下原则：（1）选择与前面15个理论点相关的经典文献；（2）列出学生阅读文献时所必须弄清的主要问题；（3）每个理论点列出文献5篇左右；（4）以中文文献为主，侧重中国案例文献。学生可以在独立阅读的基础上，分小组交流各自的阅读体会。

2．加强学生的认知探究

经济地理学的实践教学包括认知性实习（感性）、学理层面实习（理论验证）和探究层面实习（反思，发现）三个不同层次的体验与训练。认知实践可将google earth的观察、室内模拟、实地考察等多种方法相结合，其中实地考察是认知探究最重要的途径。根据课程重点内容可包括企业区位、企业与区域发展关系、区域之间关系、全球化等方面。鉴于经济地理学现象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各地可根据区域特点，有不同的侧重（如东部地区院校可侧重跨国公司投资区位、跨国公司空间组织和全球―地方关系；中西部地区院校可侧重新型城市增长、城郊农业、专业村和农区空间结构重构（村镇合并）；东北地区院校可侧重国有企业的区位、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河南大学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两校开展了以考察中部经济发展为主的实践教学，主要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工业集聚区和农区（城郊农业、专业村）等。同时考虑到生源地（主要来自河南以及中部其他省份）和教学的整体性，也选择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青岛市、日照市作为实践教学基地，着重跨国公司投资区位、全球―地方关系等方面的认知与探究。

3．引入相关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作为基本理论掌握和知识应用能力的整合平台，在经济地理探究式教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在教师指导下，以课题小组为单位开展相关专题研究。课题小组通过制定课题研究方案，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进行理论分析，最后形成调研报告或论文。这样，既培养了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又能够使其系统地整合所学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知识，提高知识应用能力。专题研究的选题可以遵循热点问题和理论问题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普遍性与地域性相结合以及科学性和可行性相结合的原则。就研究内容而言，各个地区的高等院校，应该结合区域的经济地理现象，选择合适的课题。比如，在城市经济地理研究方面，可开展商业网点、大型零售业区位、城市交通、房地产等方面的研究；在农区经济地理研究方面，可从农户、农户群等微观角度，选择典型农区，开展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粮食生产等问题的研究，以及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变化研究。

4．改革评估考试

传统的考试模式、评价体系是以考查学生学业成绩为主的纸笔考试形式，只能在认知方面考查学生学习到的书本知识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书面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分析解决实际经济地理问题的能力，缺乏对人的多元化、人性化和动态化的评价。探究式教学要求对传统的评估考试方面进行改革，建立一种“全程式－多元化”考核模式。我们在建立新的评价体系时考虑以下原则：（1）强调能力，主要考核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认识与分析问题的能力、逻辑思维的能力、成果展示的能力。（2）强调创新，考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发散性思维；（3）强调新思路、新观点、新方法。具体操作层面就是从学生课前阅读、课堂讨论、认知与探究、专题研究和卷面考试等多个环节开展全过程、多元化、发展性评估。比如，学生总成绩中课前阅读占10%，课堂讨论占10%，认知与探究占10%，专题研究占20%，卷面考试占50%。

四、结论与启示

探究式教学在中国尚处于探索阶段，理论上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理论研究成果还比较薄弱。在教学实践中也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我们围绕特定的《经济地理学》教材，进行了相关方面的一些探索，力图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创新:（1）在理念上，引入了科学思维训练的教学理念，训练学生形成经济地理学科学思维定式：“了解前人观点――观点形成背景条件――现在经济地理条件――可能得出的新观点”。（2）在内容上，基于教材的知识结构，精炼教学内容，突出各部分的理论要点，构建了立体化的教学框架，使教学内容清晰明了。（3）形成了探究式的教学方法体系，即课堂内的“理论―例证法”、与课堂外的“认知―探究逐步递进法”和“热点追踪―理性分析法”。通过这些教学方法，一方面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另一方面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素养。（4）在考试评估上，从学生课前阅读、课堂讨论、认知与探究、专题研究、评估考试等多个环节开展了全过程、多元化、发展性评估，突出对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考察。

对河南大学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实践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转变了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思维方式，并促使师生关系进入良性互动状态。学生的相关创新成果获得了国家级的大学生创新奖励。相关高校可根据自己的特殊性，不断探求，改善经济地理的教学方法，拓展地理类专业教育的改革思路，优化地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为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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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二、地理学习环境设计概述

“学习环境”是指学生与学习资源之间面对面交流的一种学习状态或学习境况。地理学习环境是在地理学特征基础上运用所有教学资源创设的有利于提高学生地理知识和技能学习，形成空间思维能力的环境。学习环境设计是新时期教育思想和理论变革的产物，是建立在二十世纪以来建构主义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发展基础上的新学习理论。它是能较好体现信息社会教育特征的一种现代教学设计，旨在创立一种有效学习、积极学习的环境以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自我理解和掌握、促进学生自我认识能力提高。

1.地理学习环境研究现状

关于学习环境研究，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许多努力。Hannafin&Land在1997年提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核心要素即心理学基础、教学论基础、文化基础和实用基础。当今很多关于学习环境的研究都建立在这四个基础之上，钟志贤在2005年也提出任何学习环境设计都离不开五大理论视角，即心理学的、教育学的、技术的、文化的和实用主义的视角。情境化思维与真实境脉在学习环境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Brown等认为知识、思维和学习的境脉相互联系。一些建构主义环境提供了宏情境，将相关信息置于或者镶嵌其中，而不是提供孤立的信息。学习环境也重视多种观点的协商和解释，许多建构主义学者强调学习的社会中介，通过探索、协商和解释，理解得以深化。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另一个潜在价值观是个人信念和经验为新的理解提供独特的个人框架。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研究属于学科学习环境设计研究，目前大部分关于学习环境设计的研究都着眼于通识教育的角度，国内关于学科学习环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的研究也较少。

2.地理学习环境研究趋势

学习环境的创建主要有两种关于情境的理论，森杰的实习场理论和莱夫和温格的实践共同体理论。Senge将这种设计看作创设实习场。所谓实习场即一种与真实场地分开的情境脉络，所有努力都是为将真实的活动安置在这个境脉中，学习者遇到的问题将和真实环境下相一致，即一种模拟真实环境的境脉。抛锚式教学、基于问题的学习和认知学徒制就是实习场的典型案例。莱夫和温格（Lave&Wenger，1991）提出实践共同体的概念来体现活动将个体与共同体加以联系的重要性和共同体使个体事件合法化的重要性。罗斯（Rose，1998）认为实践共同体就是具有共同成员介入共同的任务，具有相关的实践和资源，具有没有异议的背景假设，共同人可以写常识和实际理由。笔者认为创建一种符合学生认知方式、符合地理学特征、具有时代特征的学习环境是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的研究重点，应具有以下趋势：丰富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的理论基础，体现学科特性；紧随时代潮流，善用信息技术辅助学习环境；切合新课程理念，促进地理课程发展；不断创新方法和技术，拓展地理学习环境的深广度。

三、地理教学设计和学习环境设计差异分析

地理教学设计与学习环境设计作为两种预设型地理教学模式，根据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教学系统设计与学习环境设计无论起源还是具体趋势都有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建构的基础、设计的目标、关注的对象、操作的方法等方面。

四、从地理教学设计到学习环境设计变化动因

1.更切合新课程理念

如果说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学设计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双主理念”下的教学设计，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那么地理学习环境的设计将是一种完全以学生为中心创设的环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提供了互动的、鼓励性的活动，能满足个人独特的学习兴趣和需求，在不同复杂程度下加深理解。近年来以学生为中心的认识论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这些理论就包括诸如基于问题的学习、抛锚式教学、认知学徒制、交互式教学、基于目标的情境、基于项目的学习、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和开放学习环境等。尽管在应用范围、技术和方法上这些方式都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体现了如何加深学生理解的本质和最适于促进学习的方法的相似假设。另外，地理学习环境是在与实际极其相似的境脉中培养学生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探究能力和学生相互之间交流合作的能力，解决的这些问题也都与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相类似。因此，学习环境设计所创设的是一种与新课标“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学习对终生发展有用的地理”理念相契合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获取知识与技能不再是学习惟一目标，培养个人能力，促进自身全面发展与获取地理知识一起成为地理学习环境所追求的结果。

2.理论基础更合理

教学系统设计建立在客观认识论基础上，受到行为主义和信息加工理论的影响。由于行为主义力求用外显的行为来解释学习，而信息加工理论依赖于符号认知，集中于有意识的推理和思维，忽视文化和物理的情境脉络，因此教学系统设计是从系统的角度关注系统要素，偏重微观知识的呈现、传递和教学策略的设计，注重学习结果和学生外在行为变化的分析。虽然不同学习环境有不同的理论支持，如情境理论、分布式认知、活动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但它们大多建立在主观认识论或主客观互动的认识论上。学习环境的设计是从宏观角度关注学生的学习活动，注重学习情境的设计、认知工具和资源的设计以及学习共同体的设计。这种设计是动态的，没有固定的步骤和策略，以一种框架的、非线性的形式提供一些设计的思想和原则，从理论上来说也更加合理，地理学习环境更加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

3.现代技术不断发展

伴随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在教育领域中信息技术的应用逐步扩展，地位日渐突出。首先，教学系统设计的发展从技术角度分析基于摄影、幻灯、投影、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语言实验室、计算机等多媒体。其次，从信息传播角度来看，这些媒体内容的表征是单一的、播放式的、线性的，人们通常把这些媒体只当作教学系统设计的一个要素，设计者通过比较不同媒体的教学特性、教学作用并结合所讲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媒体。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发展为当前教育信息技术的主要基础，这类信息技术以信息处理为核心，以硬件、软件等为手段。从信息传播角度分析，这类信息技术内容的表征是综合的、交互的、非线性的，人们不再把信息技术只看作教学系统的一个要素。在这种环境中，教室的实体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学习活动可以不分时间与地点在一个虚拟的“电子教室”中进行，数据库中存储有许多与课程相关的辅助教材与练习题，学习者可透过网络更快速与便捷地获得参考资料，与同学交流沟通更趋便利。通过各种网络通讯工具，学生之间可以匿名方式讨论交流，这里的学生不再限制于一个班级一个学校，而有可能来自不同省区，甚至不同国家。学习环境设计关注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营造互动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学习环境中如何促进学生的学习活动、实现学习目标以及培养学生的高级思维能力等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是学习环境的优势。

篇5

AbstractReviewed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Henderson urban system models, introduce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he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was good to underst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 Economics model, and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on policy.

KeywordsNEG； urban system； integrated model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两大核心。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两大发展来自于阿隆索-米尔-莫斯（Alonso-Mills-Muth）和亨德森（Henderson）--前者讨论了单一城市的均衡问题，后者则讨论了多城市（城市体系）的问题。阿隆索-米尔-和莫斯将中央商务区和通勤者分别替代了杜能模型中的城市与农民，将杜能区位地租的概念引入城市空间结构均衡分析，是对杜能理论的直接延伸。Henderson（1974）则基于Alonso-Muth的城市内部结构模型框架，用一般均衡的方法把Alonso-Muth的模型扩展到具有有限产业部门的城市体系上，建立了城市体系形成的静态模型。

在Dixit-Stiglitz（1977）的工作以前，将报酬递增的技术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进行模型化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难题。Dixit-Stiglitz（1977）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的产品多样性》一文，提出了D-S模型，将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纳入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在20世纪80年代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得以迅速发展。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加入运输成本，Paul Krugman（1991）发表了《递增收益和经济地理》一文，提出了“中心-”模型，开辟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研究领域。“中心-”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石（Neary，2001），继克鲁格曼的工作后，众多的学者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延伸。总体上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NEG models)包括三类（Fujita，Mori， 2005）：中心-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s），城市体系模型（urban system models）和国际（贸易）模型(international models)。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两大核心，但是这两个领域却是几乎不兼容的。前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运行，后者则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运行；前者充分考虑了土地、通勤等要素，长于区域内部结构的考察，后者则充分考虑运输成本等要素，长于区域间结构的考察；从机理上看也存在巨大差别，比如前者的经济活动分散力量来自于本地的人员拥挤带来的生活费用上升，后者则来源于消费者多样化偏好和运输成本等因素通过市场形成的竞争效应。这种不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述两种理论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事实上，近年来，力求整合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为了一个前沿研究领域（Fujita，2005）。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等在两区域的框架下，加入了城市住房的地租作为分散力量，模型得到了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不一样的一个结论，即当运输成本足够低的时候，制造业会分散。陈良文（2008）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整合到标准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框架之中，结论显示，作为重要分散力量的城市内部通勤成本和作为重要集聚力量的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都对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有重要的影响。邓永新（2008）则基于新增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整合模型，提出了一个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概念模型，认为基于动态要素的比较优势和基于积聚经济的竞争优势相互作用推动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

另一个方面，新经济地理学的数理模型是比较复杂的，限制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影响力和可应用性（Duranton，2005）。为此，Duranton等（2005）提出了一个图形分析框架，整合了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和几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该分析框架具有简洁易懂的特点，并且极其有利于进行情景分析（Scenarios analysis），方便政策上的应用。为此，本文主要介绍这个分析框架。不同的是原文讨论了凸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情形，本文讨论凹的情形，并相对规范的对该分析框架略做扩展，以求促进数理上比较复杂的新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及其在政策上的应用。

二、新经济地理模型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模型中，引起经济集聚的微观机制各种各样，主要包括内部规模经济1 、中间投入品、基础设施共享、劳动力池匹配效应和知识外溢等。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则直接假定生产的外部性，存在行业层次的规模经济。由于考虑的集聚机制不同，各种模型有所差异，但结果都是造成经济集聚，从而使人均产出为总就业人口的增函数。如果假定资本完全流动，土地完全不能流动，那么只需要将重点放在劳动力的讨论上，通过让劳动力供需均衡进而确定产业规模等2 ，然后讨论作为外生变量的经济因素（如环境、基础设施等）对劳动供给与需求的影响，进而理解区域如何对经济冲击做出响应。为此，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的分析框架围绕劳动力的工资展开。我们将这一分析工具称为C-D-O分析框架。

（一）劳动力需求

假定区域总产出为Y，总就业人口为N，人均产出为y，劳动力名义工资为w，那么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有（1）式：

有理由承认规模经济的存在，但是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随着规模的提升可能逐渐导致更高的管理成本，由于这里要讨论规模经济所以避免讨论这种成本会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但是将这一因素给与力所能及的考虑是必要的。为此，有理由相信尽管人均产出是总人口的增函数，但是递增的速率是下降的。采用克鲁格曼中心模型中的生产函数（2式）考察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凹凸性：

（3）式即给出了（1）式关于人均产出递增的证明，也表明人均产出关于总人口N的曲线是凹的。这表示，劳动力需求曲线、劳动力反需求曲线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3。所以用反需求曲线反映劳动力需求，得到（4）式。

但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由于运输成本存在“阀值”现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运输成本达到某个点，经济将完全集聚，否则按照原始的农民的分布状态分散），所以在用这个框架讨论新经济地理学时，必须区分不同运输成本条件下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并且由于“阀值”的原因，劳动力需求曲线可能是负的斜率。可以推论，在运输成本低的情形下，上述命题合适；在运输成本高的情形下，劳动力需求曲线斜率、凹凸性正好相反。

（二）区域拥（成本）挤效应

区域的拥挤效应反应了当地生活的成本，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的外部性。随着当地人口的上升，住房成本，通勤成本都可能增加。由于地租增加，本地制造业的消费品价格也可能增加。但是如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所指出的更大的市场（人口），也意味着更多供应多样化产品的产商，若消费者是多样化偏好的，在给定贸易成本的条件下，这会导致一个较低的价格指数。

1．城市经济学的考虑重点。在城市经济模型中，通勤费用、土地是重要要素，是经济参与者面临的成本因素。“房价随收入增加而增加”是城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上述基于劳动力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名义工资是人口数量增函数的结论。所以，我们假定拥挤成本是人口数量的增函数，并假定递增的速率递增 1。设成本为C，则这一命题由（5）式表示。

2．新经济地理学的考虑重点。新经济地理学不考虑地理上个体消费者的拥挤效应2 ，或者说这种个体的拥挤（集中）3 ，不仅没有坏处，反而将获得更多的多样化产品，降低价格指数，使个体获利。因此，这里的成本是随着总人口数的增加而下降的。但在低运输费用存在的条件下，低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对高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进一步假定，对于恒定的运输成本，成本的下降速率是人口总量的减函数。这一命题由（6）式表示。

（三）劳动力供给

假定劳动力供给是实际工资的增函数。沿用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反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则反劳动需求曲线为凸。这一命题由（7）式表示。

（四）均衡

简单起见，这里采用城市经济学框架内的方程来讨论均衡，用来说明该分析框架的应用。

（4）-（5）得到净工资曲线方程：

W（N）=w（N）-c（N）,W'（N）=w'（N）-c'（N）,W"（N）=w"（N）-c"（N）＜0 （8）

将（4）（5）（7）（8）的曲线描绘如图所示。

如图1所示，供给曲线与净工资曲线相交于F，E两点，其中F点是不稳定的均衡，E点是稳定均衡。通过E点，可以求得（城市）人口规模、名义工资、成本。

三、新经济地理模型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应用

（一）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

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假定存在行业层次的规模经济，资本与劳动总量固定且可以完美流动。初级土地要素使用的机会成本为0；经济中生产贸易品、住房和区位（site）三种产品。模型的结论是：①均衡时，所有的城市都是专业化的；②同样专业化的城市拥有同样的城市规模；③存在多产业类型时，均衡时每一专业化类型的城市规模都大于城市最优规模，但引入城市开发商后，所有城市都可以达到最优规模。

这里不妨假定存在两种类型的产业A、B，假定产业B有比产业A更高的规模经济，那么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某个城市必定只从事一个行业，因为假定它从事两个行业，人口的完美流动使均衡点必定在产业A与产业B名义工资曲线相交的k点1 ，但是此时劳动力从二者中的任一行业流向另一行业，都可以获得更高的名义工资，因此均衡是不稳定的,如图所示。

进一步假定，如果经济中只存在两类区域A，B，那么他们分别从事什么行业？亨德森的模型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人口流动将使得劳动在两类行业分布直到净工资相等2 ，均衡点为A1,B1,在这种情况下，分别专业化从事产业A，B的两类城市规模都相对净工资曲线上的最大工资点3来说过大了，如图所示。

现在引入大者（政府，开发商）来创造城市。对于者来说最优的策略是创造一个能达到净工资曲线最高点的新城，然后征收该点与市场工资点之间的差额。这样，在人口数量既定的条件下，人口从旧的城市流向新的城市，旧的城市规模下降，每一个城市都可以达到最优城市规模。同时，者优先选择能产生相对更高净工资点的产业（产业2）创建新城，这意味着该类产业的产品供给增加，从而使得产品价格相对拥有较低最高净工资点产业（产业1）的产品价格更低，使得两类产业的净工资曲线发生相对移动，直到最后净工资都处于最高点且在产业间相等，均衡为A2,B2点，如图2所示。

（二）C-D-O分析框架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

中心模型假定存在东部（本地，home）和西部(其他，foreign)两个区域，劳动力可以完全流动，存在多样化偏好，存在产商层次的规模经济，制成品有冰山运输成本，农业人口均匀分布且不能流动。给定这些假定，克鲁格曼模型得出较低的运输成本、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占支出的份额或较大的规模经济（三者的某种组合）将产生中心-结构，反之则出现对称的均衡。

在克鲁格曼模型中，存在集聚和分散两种作用过程。可以直观的理解，对于代表性区域，当处于集聚情形时，名义工资随总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处于分散过程时，名义工资必定随总人口的增加而下降。从模型中的机理看，这两种作用分别对应本地市场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集聚还是分散，取决于哪种效应处于主导地位。给定消费者的替代弹性和工业制品占支出的份额，这两种效应力量的对比取决于运输成本的大小。随着运输成本下降，这两种效应都减弱。但是Baldwin等（2003）证明了市场拥挤效应减弱程度更大(杨海余等，2004)。这表示，运输费用较低时，本地市场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相比，处于主导地位，从而名义工资是总人口的增函数。反过来，当运输费用较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增加的程度更大，市场拥挤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名义工资是总人口的减函数。进一步考虑名义工资与运输费用的关系，当本地人口较少时（这表示制造业人口较少，因为农民均匀分布）意味着本地厂商较少，同时由于运输费用高使得本地产商面临的外部竞争小，企业索要一个更高的价格，促使本地名义工资高；而当运输成本低的时候，本地就面临外部大量的产品竞争压力，促使本地名义工资下降。因此，本地人口少时，名义工资是运输费用的增函数。同理，可以证明本地人口多时，名义工资是运输费用的减函数。在C-D-O分析框架中的区域拥挤效应部分已经指出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生活成本是总人口数的减函数，但低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对高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

图3反应了上述结论。其中E点是均衡点，此时制造业均匀分布；K点不是稳定均衡点，制造业将或者全部集中到E1点，或者全部集中到E2点，达到均衡。

（三）资源环境指向、技术冲击与新城开发、城市规模调整

在亨德城市体系模型中，城市在哪里出现是不确定的。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原因可以归结为模型未考虑空间差异。在现实的经济中，地区的自然地理、资源禀赋条件是有差异的，从产业层次看存在绝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这也是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不同城市区域存在的原因。由于有限的自然景观资源、矿产资源等在区域上的不连续分布，或者即使是连续分布，也由于开发时序与强度的不一致而导致了实际上的不连续，进而使得特定的产业在空间上进行不连续的调整。假定现实世界分为已开发区域与未开发区域，空间特性能够带来产业的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那么经济会如何调整？

考虑某个地区，不妨设为沿海未开发地区，该地区由于未开发和沿海区位两个因素与已开发地区相比具有更好的自然景观和资源条件（由于运输优势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利用全球资源）。沿用3.1节“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假定，进一步设B产业（如重工业）对上述的资源环境因素高度敏感。由于开发政策的实行，经济中新增加了该地区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设为Bn），并与大量的所有其他地区相比更高，如图4（a）所示。但是，现在该地区并不能必然被开发，因为在人口到达No之前，该地区的实际工资低于其他地区。若人口达到No，则大量的其他地区的人口将自发的流入该地区，该地区将具有内生的增长能力，直到该地区的实际工资与所有其他地区相等，实现短期的均衡1 ,如图4（c）所示。长期而言，由于该地区的差异性，不能被新的城市开发商创造，最终该地区的城市规模将大于最优的城市规模，但所有其他地区能实现最优的城市规模，并且所有地区的实际工资相等，实现长期均衡，如下图4（d）所示。

从上述经济调整的分析中，能够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一个新区即使是从事自己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必须有一个最小的投资（补贴）规模；在完成最小投资（补贴）规模后，新区的规模经济效益才能足够使城市实现内生发展。最小投资（补贴）规模由（1）式给出，同时满足（2）式。其中Wc为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为常数；W(N)-c(N)为新区拥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产业的实际工资。

上面讨论的是地区差异的情形，是一个城市群内城市间的调整问题。那里由于假定了城市区域无限大量，所以现有的城市面对这种冲击做出的调整很少。放松这个假定，一个直观的结论就是由于资源环境要素在地理上的变动导致了城市产业人口向新区的迁移。但是，对于一个既定的城市群内的某个城市区域，面对外部环境的冲击会如何做出调整呢？下面考虑技术冲击的情形。

假定在现有的城市框架下，B产业经历了一个正的技术冲击，从而使得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上移。现在可将图4中“新地区B产业名义工资曲线”看成是“技术冲击条件下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其他对应曲线做类似处理。由于经济的总人口不变，所以从事A产业的城市产业人口流向从事B产业的城市，直到两类城市的实际工资相等实现短期均衡，最终走向长期均衡，皆能达到最优的城市规模。与技术冲击前相比，技术冲击后，从事A产业的城市变小，从事B产业的城市变大，但是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都上升了。这表示，哪怕是不是从事经历正向技术冲击产业的城市，也能从该产业技术冲击中获得一定的好处，即得到更高的实际工资，而成本是城市人口的下降。

进一步放松上述关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假定，假设劳动力不完全流动，从而劳动力供给曲线就变成了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此时城市的规模与标准的亨德森模型相比可能偏小，外部正向的技术冲击不仅提高整体人口的实际工资水平，而且有可能使城市规模更大而趋向于更为合理，如图4（e）所示。若实行城市规模管制政策，如控制人口规模为图4（e）中的L点，此时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劳动力的供给，造成福利损失D由（3）式给出，无证人口的流入有利于城市整体福利的改进。

（四）交易成本、价值链分工与城市功能演化

不管是城市经济学中的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还是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模型，企业是一个完整的单元。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总部经济、制造基地等事实表明，企业的组织在空间上可能是分化的。Duranton和Puga(2005)建立了一个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这实质是一个中间投入品为特征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Krugman等（1995），Venables（1996）较早的研究了这类模型。

假定企业的价值链分为商业服务和生产制造两个环节，两个环节之间的产品互为投入品，皆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假定从行业层次讲商业服务比生产制造的规模经济性更强），那么企业就面临着将这两个环节分散还是集中布局的决策。若布局在一起，好处是节省了交易成本，坏处是布局在一起共同拉高了生活成本（比如造成拥挤，即两个环节之间存在负的外部性）；若分散布局，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规模经济，坏处是存在高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可能是基础设施、通讯技术等参数的函数。考虑极端的情况，在极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对各环节而言，将这两个环节分散布局比布局在一起显然会有更高的名义工资曲线；反之，有更低的名义工资曲线。沿用3.1节“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字符假定，并对各情形下的名义工资曲线编号，在考虑了拥挤的成本效应后，得到了对应的实际工资曲线。短期均衡如图5所示。

三个结论如下：①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城市规模不断扩大。②在高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功能型（单一环节型）的城市规模小于一体化型的城市规模；在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功能型（单一环节型）的城市规模大于一体化型的城市规模。③同等交易成本条件下，由于规模经济的假定，商业服务型（或称总部经济型）的城市规模大于生产制造型的城市规模。

现在考虑另一情况，假定商业服务和生产制造两个环节的产品并不是互为投入的，而只是生产制造环节需要商业服务环节的投入，那么交易成本只计入生产制造环节。设想初始经济的状况，由于高的交易成本，那么企业将生产制造环节与商业服务环节布局在一起形成一体化型的城市。长期而言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直到下降到某一程度，专业化建设城市就构成了城市管理者最优选择，将生产制造环节的企业迁到新生的专业化的城市（或郊区）就是有利可图的，则原有的城市逐渐转向提供商业服务的城市。这个过程可能表现为城市的郊区化、去工业化和更多新的工业城市的创建。

（五）贸易开放与城市群内部差异和规模调整

3.4节交易成本与城市功能演化的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贸易成本与城市功能演化的问题。但是，那里是一种投入产出层次上的贸易成本，而不是最终商品贸易成本，采用的模型是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下面采用新经济地理模型探讨商品贸易成本变化时城市结构的调整问题，首先讨论两城市间贸易成本变动时的情形，再考虑两城市间贸易成本不变但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贸易成本变化的情形。

两城市间贸易成本变动时的情形。沿用3.2节“C-D-O分析框架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讨论中的基本假设，进一步加入城市经济学别关注的不可流动并且有限供给的土地因素，可以将土地作为投入要素也可以作为生活的成本要素。为了讨论方便不妨假定土地为生活成本的影响要素，且其贡献的成本为人口的增函数，从而该因素构成了经济的又一个分散力量，用曲线c(N)表示，如图6（b）。此时，经济的总成本因素就由图6（b）中的两类曲线合成为钟型曲线，如图6（c）所示。

加入土地等拥挤因素后，城市间的调整与经典的中心理论相比表现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在城市间贸易成本极高的时候，经济在E点达到对称的均衡；随着贸易成本一定程度的下降，对称的均衡不再稳定，在K1或者K2达到非对称的稳定均衡，每个城市都有一定的制造业，但其中一个占有的份额更大；最后当贸易成本足够低时，经济在E＇点达到对称均衡,如图6（d）。总结这个结论是：随着城市群内城市间贸易成本的下降，城市间经济差异先增加后下降，显示出一个倒U型的过程。这与Krugman，Venables（1995）建立的模型结论类似。

两城市间贸易成本不变但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贸易成本变化的情形，不妨考虑三区域的情形：东部、西部、国外。假定东部与西部的贸易为城市群区域内的贸易，劳动力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商品贸易成本为固定为T；东部、西部与国外的贸易成本分别为T1,T2。

先考虑T1= T2时的情形。显然，相比T1,T2低的情形，在T1,T2较高时，企业的主要市场是国内，劳动力在东西部间的流动有更强的后向关联效应。此时。企业必定在东西部间非对称的积聚，类似于上图中K1或者K2均衡点时的情形。因为如果对外贸易成本高时显对称积聚，那么就不能得出在对外贸易成本低时更加均衡分布的结论，这与不同对外贸易成本条件下后向关联效应不同的前提相抵触。现在，让T1,T2足够降低，此时东西部就是外向型的地区，东西部间劳动力流动所能带来的后向关联效应很弱，等价于积聚力量减弱。此时，巨大的人口带来的土地拥挤成本使得非均衡分布的城市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变化。对这种情形一个直观的理解是：当T1,T2降低时，东西部的产品出口国外，对东西部而言如果分别将彼此看成国外，则相当于东西部互相之间的贸易成本T降低，东（西）部出口产品到西（东）部，类似于上图中E＇均衡点时的情形。这个过程的结论是：随着对外贸易成本的下降，城市之间的差异缩小。

再考虑T1与T2不相等的情形，不妨假设T1逐渐下降。此时，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可以将更多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西部地区劳动流向东部地区带来的竞争效应减弱，并且由于进口产品也更加便宜，制成品价格指数降低，两方面的影响使得东部地区的实际工资曲线上移。均衡的结果是，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城市规模增大，如图6(e)所示。这个过程的结论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与外部贸易成本更低的地区规模更大。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介绍了整合新经济地理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C-D-O分析框架。该框架由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提出，以劳动供给与需求为核心，是一个简单的供需分析，但是能够重现复杂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结论，并且可以延伸到诸如贸易成本、资源环境等变量的考察上，显示出了很强的理论兼容性和解释力，有利于相关理论的传播和在政策上的应用。

然而，尽管C-D-O分析框架是一个易于应用的分析工具，但是从理论的严谨性讲，却是不足的。因此，建立规范的数理模型，整合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仍然十分必要。如果有一系列这样规范的数理模型，那么使用C-D-O分析框架将更加令人信服。这是以后的一个研究方向。当然，本文的C-D-O分析框架对相关数理模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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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在新循环经济学中，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循环经济(即后工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第一阶段。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高技术的污染远比传统意义上的污染复杂，在生产、消费和消费后废弃等阶段都对环境产生影响；第三产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型知识经济是循环经济的最高阶段。

广义循环经济学概念的再认识

空间结构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新循环经济学的核心是5R原则(包括再思考、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广义循环经济学也重视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但总体上看，二者对空间结构较少涉及。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结构研究的缺陷已经为学者们所认识，因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新模式，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必须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以研究空间结构为核心的地理学应该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地理学将是地理学和循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循环经济地理学可分为通论循环经济地理学、区域循环经济地理学、部门循环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循环经济地理学、工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第三产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等)和公司(企业)循环经济地理学。

有学者认为，广义循环经济有其特定的内涵，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凡有产业联系的都要往里“装”。例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不应是循环经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理由如下：尽管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政策来推动，但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市场经济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基础，因此，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排除在循环经济之外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废物如废钢铁就是资源，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与垃圾发电-高耗能产业、废物如废钢铁的深加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不能因为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就认为不是循环经济。狭义的循环经济更多地关注生态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和资源深加工尽管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没有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链，但只要遵循5R原则，就是循环经济链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区域分工，共同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义循环经济学比目前广义循环经济学的内涵更丰富。

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

新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提出新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三个大系统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再思考与再修复的新理念，把原3R的理念进行了延伸与拓展，强调和谐社会的形成(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消除贫困原则)、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融合、循环经济方程、新循环经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是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循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广义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强调广义循环经济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及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衔接，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追求三个系统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优化组合状态。广义循环经济理论不仅关注工业系统、社会系统内部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纳入循环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完全意义、具有广泛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探讨了广义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与模式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与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治理，推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二者的主要共同点在于强调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是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循环经济的目标，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原则，与狭义循环经济相比更强调社会效益以及生态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对循环经济理论的创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对循环经济原则认识的深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系统重要性认识的不同。但从学科视角看，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一致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可持续发展学。

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也要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三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但重点应是其中的子系统即经济系统，否则，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就等同于循环型可持续发展学，也就是说目前的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太过宽泛。广义循环经济学和新循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根据5R原则和三循环理论(良性自然循环、良性经济循环和良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循环)等对传统线形经济学进行改造，以循环型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是更新和更广义的循环经济学，可称为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循环经济与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结点主要包括企业、大学或研究机构、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区域金融机构等。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循环经济必然是区域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域创新网络将转型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其中的企业将变成循环型企业，既包括传统企业的循环经济改造，也包括资源再生企业和生态恢复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要研究循环经济技术，并通过教育、培训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有效地促进循环经济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或市场价值的实现。循环经济信息服务中介组织、循环经济社区协调中介组织、双轨制回收中介组织和民间环保社团成为循环型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积极营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环境，如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制度，促进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区域金融机构要支持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以上各循环型结点之间的物质(含“废物”)联系和循环经济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的联系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关系链条。由于我国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除包括传统的动态性、系统性、非中心化和本地化外，还应包括遵循5R原则和公平性，以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创新。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将是区域循环型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人才，优质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循环型产品的生产)，传统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必须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创新，如加强企业之间相互利用“废物”的运输通道和“废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倡导循环经济文化。

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上理论必须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创新，才能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规模循环经济理论要求既考虑经济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既考虑经济效益也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范围循环经济理论要求在由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内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循环经济交易成本理论要求传统交易成本“绿色化”，包括“废物”信息成本、绿色市场信息成本、循环经济技术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管理成本等。环形网络创新理论要求由线性创新模式或非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由环形创新模式与传统网络创新模式融合创新形成的新模式。区域循环经济竞争优势理论要求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绿色市场条件、基于产业生态联系的相关与支撑条件等的作用，既考虑经济优势也考虑生态优势和社会优势。

循环经济与区域规划

新的区域资源观。一方面，在传统的区域资源观中，区域资源包括自然物质资源、知识、信息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但在循环经济背景下，许多“废物”成为资源，如垃圾发电。另一方面，传统的认为知识和信息资源等无形要素逐渐取代自然物质资源而成为决定区域发展关键因素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了知识经济的影响，但忽略了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在逐渐加大的事实。

新的区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指导区域发展的主流发展观，但在传统的线形经济模式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循环经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将是指导区域发展的理想发展观。

新的区域市场观。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绿色市场将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同时，由于循环经济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必须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导向共同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区域规划的新理念，区域循环经济理论将成为指导区域规划的新理论，区域规划要遵循5R原则，重视社会公平(如区域协调与区际协调)和生态恢复，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篇7

上世纪70年代，克鲁格曼等学者相继独立提出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思想，并据此对缺乏比较优势的贸易模式进行解释。伊希尔于1979年提出中间产品而不是最终产品基于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模型，随后，克鲁格曼最清晰、最系统地阐述了国际贸易理论中这一革命性方法。

1979年克鲁格曼发表于《国际经济学》杂志的短文“收益增长、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具有双重贡献。该论文不仅为解释现实中的产业内贸易现象提供了理论工具，而且播下了经济地理学的思想种子。经济地理学对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运用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克鲁格曼表述这些思想仅用了十页的篇幅，他提出的单生产要素模型极为简单，并用有固定成本的线性成本函数来表示规模收益。由于克鲁格曼的模型极其简单，因此对关键机制的阐述非常透彻。

克鲁格曼方法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即企业可以通过增加产量降低平均成本。在这种情形下，市场不可能实现完全竞争。贸易理论中通常避免运用不完全竞争模型，因为分析起来相当复杂。但克鲁格曼运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垄断竞争规模对贸易活动进行了成功分析。

克鲁格曼研究发现，在产品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确定的情况下，由劳动量（假定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决定的经济规模对均衡产生以下影响：（1）在效用函数形状给定的情形下，每种产品的产量不受经济规模的影响，但产品的种类与劳动同比例增加；（2）每种产品的人均消费随着经济规模增加而减少，因为每种产品产量不变，经济规模扩张意味着劳动者数量的增加；（3）每个消费者的福利随着规模经济增加而提升，实际工资随着产品多样化而增加。因此，经济规模越大，可以生产的产品种类就会越多，就可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根据克鲁格曼的分析，在资源给定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收益的增加也可增加产品的产量，从而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我们据此对两国间的贸易进行分析。

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它们在偏好、技术和经济规模方面完全相同，我们可以比较两种情形：一种是自力更生，禁止贸易，另一种是假定运输成本为零的自由贸易。通过自由贸易，总经济规模等于两国经济规模之和，世界的产量和消费量就像只有一个大国一样。于是，产品的种类将增加一倍，两国都专业于部分产品的生产，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但产品的地区分布并不确定，各国的贸易额将等于该国GDP的一半，消费者将可消费到比闭关锁国时代更多的产品。即使两国拥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资源分布，自由贸易仍可以增加社会福利，因为贸易可以增加产品的种类。根据克鲁格曼的效用函数，自由贸易可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克鲁格曼的模型并不能确定产品由哪国生产，产品i和产品j在哪国产生是随机的，即使两种产品十分相似（例如，两种汽车）。在这种情形下，自由贸易将形成产业内贸易。

国际贸易

运输成本与贸易：国内市场效应

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是运输成本的下降，但长期以来大多数贸易模型中都不包含这一因素。克鲁格曼于1980年通过引入运输成本拓展了他1979年的模型，假定运输成本是货物运输量的一定比例。这使得他更好地分析了国内市场效应，即企业倾向于集中于大市场，这也解释了偏好对贸易模式的重要性。一国通常出口的是那些拥有庞大国内市场的产品。

国内市场效应看起来一目了然。通过增加收益、降低运输成本，企业靠近最大的市场会受到激励。通过在一个区域集中生产，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而靠近最大的市场进行生产可以实现运输成本的最小化。国内市场效应对一国在特定产品生产方面具有优势给出了答案。工人在更大的经济体中工作福利会得到提升，因为规模经济可以降低价格水平，同时可以降低消费中运输成本所占比重。

新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克鲁格曼1979年提出的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颠覆了传统的比较优势说、资源禀赋说等理论，对现实存在的重要贸易模式进行了有力的解释。新旧贸易理论的整合尤其重要，由此引发了对不同国家国际贸易模式差异的检验。

有关国际贸易模式的另一个事实是发达国家之间发生的大量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这些产业通常被跨国公司所垄断。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贸易格局，学者研究发现这是企业对固定研发成本的市场反应。克鲁格曼将这些理论综合进他的专著之中，成为国际贸易理论权威的参考资料。

新贸易理论对贸易政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用新贸易理论可以对贸易自由化在贸易模式、产出分布、要素收益等方面的影响进行预测，同时可用于对社会福利的分析。现实模型容易被经济计量方法搞得复杂得无法运用,新贸易理论模型已被世界银行用于对WTO贸易自由化谈判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评估。

经济地理学

很早以前生产要素流动与产品贸易的替代性就被学者所认识。贸易壁垒的存在会导致要素价格的国别差异，从而引发了劳动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克鲁格曼对产品差异和垄断竞争情形下的要素流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如果没有贸易，大国将为本国居民提供更高的福利，因为大国可以提供更多样化的产品，对移民有更大的吸引力。克鲁格曼经过十二年努力将以上思想发展成为所谓的“核心－边缘模型”，这是新经济地理学的起点。为了分析“核心－边缘模型”的深远影响，我们需要回顾经济地理学的相关背景。

经济地理学的相关背景

将空间与竞争均衡相结合是一项挑战。传统贸易理论将空间的异质性视为给定的外生变量，从而得出要素分布和技术差异导致贸易模式不同的结论。由马歇尔开始的区域经济分析，发现规模经济推动了经济活动的集中，同时假定规模经济对企业而言是外部因素，但对行业或城市来说是内部因素，从而与完全竞争理论保持了一致。一个例子是在一个地区公司间技术的溢出效应，因为技术的转移有利于产量的提高。但此理论的缺陷是规模经济外部性的性质相当模糊，根据经验来检验和运用这些理论时很难对技术的外部性进行衡量。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通过假定内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发展了传统的地理经济理论。

货币外部性通过市场价格推动形成企业的集中，因为大市场为企业实现产品多元化和降低成本提供了可能。当家庭或企业的交易在同一市场完成时，通常可以通过交易价格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当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时，这些影响可以被视为一种外部性。克鲁格曼研究发现，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意味着市场的非充分竞争性，因此，外部性成为经济的根本特征。

享德森在规模经济外部性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特定产业生产的外部性导致企业边际成本随着整个城市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城市的经济规模依赖于这些外部性的相互替代，从而决定产业集中的收益和经济活动空间集中的成本。城市倾向于集中发展特定产业，从而使这些产业的规模经济具有更大的外部性，吸引更多的企业进驻，实现城市的扩张。

享德森假定城市是围绕中心商务区（CBD）建立的单中心，就像在经典的模型中表示的一样。但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均衡状态下土地价格、工资和土地在生产和住宅之间的配置后发现中心商务区与副中心商务区可以并存，即主中心与副中心可共同存在于同一城市。一个重大发现是，当运输成本和其他关键因素变化时，城市可能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化。

新经济地理学――核心边缘模型

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在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少数几座高度发达的城市里（核心），少数人口居住在农村（边缘），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对这种现行的模式进行了解释。他首次向模型中引入了工人（消费者）流动性变量就像在国际贸易模型中引入运输成本一样。假定有两类产品，食品和工业品。假定食品是同质的，生产食品的规模报酬不变；而工业产品则是多元的，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并在垄断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中销售。假定消费者对食品的偏好服从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工业产品的替代性由拥有固定的替代弹性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决定。

比如有两个地区，具有相同的基本条件（产量和偏好的函数相同），货物可在两地区间自由贸易；农产品的交易成本为零（之后此假定被放松），而工业品则有运输成本；有两类人，制造业工人和农民，前者可自由迁移到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地区，而农民则不能迁移。需要分析的是，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和经济活动在两个地区间是如何分布的。研究证明，企业有积极性选择更大的市场以利用规模经济、节约运输成本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个人也倾向于迁移到更大的地区，因为大地区可以提供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更多的消费品选择。这种趋势加剧了两个地区市场规模的差异和企业、个人迁移的动力，两种力量之间互为因果。假定初始情况两个地区人口数量完全相同，各有一半人口，如果两个地区其他要素也完全相同，这显然就是个均衡状态。现在假定，一个偶然因素打破了两个地区间的平衡，一个地区市场比另一地区市场更大。于是在国内市场和实际工资效应的作用下，人口和企业从较小地区向较大地区开始迁移，最终形成与初始均衡完全不同的新均衡。

然而，这种人口和资源流动过程中仍然存在阻力。如果所有企业都迁到大地区，只有一家企业迁至小地区，那它将成为市场的垄断者。垄断企业将产品卖给当地农民和自己的员工，但会遇到进口工业产品的竞争，进口产品价格和数量受运输成本的约束。垄断企业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制约，因为它要提供足够高的实际工资才能吸引到所需的工人。小地区企业工人的福利取决于企业支付的工资、垄断企业产品的价格和含运输成本的进口产品的价格。小地区的市场状况不只对一家企业有吸引力，有更多的企业脱离大地区（中心区）到小地区（边缘区），从而形成分散均衡。分散均衡能否形成取决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偏好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其他因素，比如大地区的拥堵成本、地价上涨等也会导致经济分散而不是集中。克鲁格曼的比较表态分析结果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运输成本下降、技术收益递增的情形下城市化进程和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

国际金融危机

克鲁格曼在国际金融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他于1979年提出了研究货币危机的新分析框架。他认为在基础经济已经出现非均衡的情况下，政府仍试图维持固定汇率（在资本项目开放的形势下）从长期看是不可能的。政府通过大量买卖外汇对汇率进行干预，只能在短期维持固定汇率。由于理性投资者预期政府的外汇储备不久将会枯竭，因此他们会通过做空攻击该国货币。克鲁格曼据此准确预言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克鲁格曼对目标区内的汇率波动也进行了研究。货币目标区是相关央行为实现币值稳定而制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在欧元出现前欧洲曾采用的欧洲汇率机制（ERM）就是一例。克鲁格曼提出“正则模型”对目标区汇率的波动进行分析。基本思想是，在目标区的中间，汇率上下波动的概率相同，汇率的预期波动幅度为零；在目标区的上限，汇率更可能向下波动，预期波动幅度为负值。理性投资者可以预期到这些趋势，并运用期权定期模型对目标区内的汇率波动进行分析。结果，可信的目标区有助于实现汇率的稳定。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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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1331)

附3：高职《中国旅游地理》教学中的人文素养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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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理论对区位与城镇问题的研究是在认定城镇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的进步具有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一共识的基础之上，由此引申出不同类型区域推进城镇化和 完善城镇体系的政策含义，即强调各地区应基于不同实情科学慎重选择适合本区域特色 的发展模式和基本路径实现城镇化，从而通过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 充分就业和破解长期困扰社会发展的其他重大关键性问题。但是，经济理论始终并不十分关 心城镇的起源及城镇化的成长机制，也没有基于某一个核心概念构建经济学分析城镇发展这 一经济社会现象的解释框架，而使以城镇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相关探索存在缺陷，并且出现与 城镇及城镇化相关研究陷入混乱的局面，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以城镇发展基本条件、推进城 镇化的动力机制、传导机制等关系不明、界定不清为典型。

不仅如此，发展经济学也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不论是对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 还是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抑或是对城乡发展关系的研究，都是以既存的城镇 具有诸多优势为假设而推论，往往忽略了对其研究赖以成立的本原基础的考察，加之经 济理论中存在一种从城镇化发展而非城镇的产生这一基点开始分析问题的倾向，由此凸现了 理论界不仅要给城镇的性质提出分析框架，而且要弄清楚城镇与现实存在的和正在进行的城 镇化的不同之处进行科学解释的必要性，特别是，究竟是何种力量推动着城镇的产生、发展 和 演变，以至于城镇已经超越国家意义而进入到全球都市圈和连绵带的发展深度和广度；在这 一不可逆转的自发秩序的自组织演进过程中，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核心概念并基于这一概念梳 理现有对城镇问题的相关研究。现实表明，任何制度都是人们为追求和维护其不同群体的利 益，在 财富最大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创新空间；如何设计好一个制度体系是各国城镇发展必 须解决的最为紧要的根本问题，城镇化过程就是要借助于制度的重新安排降低交易费用以提 高 资源配置效率。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 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的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突破不完全知识和对城镇发展的无意识后果所 造成的研究困境提供了新的视野。本文的主旨就是试图找出城镇在一个特定经济社会发展中 如何出现及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城镇长期广泛演进的根本原因。对于城镇化的定义，本文认为 以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并在城镇集聚的过程为代表的各种不同的表述并不重要，因为 城镇化的定义问题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城镇性质的深入考察。

二、理论解读：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城镇性质

(一)新经济地理学视野中的城镇性质

经济学说史发展表明，主流经济学似乎对空间问题置之不理，除了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 以外，其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属于非空间性的，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知道很难把空间 因素模型化。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忽视空间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关于城镇性质问题的 研究就难以得到理想的答案。廖什（August Losch）在《经济空间秩序》开创性地指出，城 镇的存在必须以一定的非农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为支撑， 基于此，要么形成农业主导型的城镇，要么是工业型的城镇、第三产业主导型的城镇，抑或 是其 他特殊类型的城镇。［1］这一论述表明，没有企业的形成，进而没有由企业组成的 产业聚集和支撑，城镇的存在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由企业集聚式发展在改变企 业自身组织发展 形式的同时，会极大地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动力基础，使得企业形成与城镇发展之间产生良 性互动关系。这种理论的抽象和概括可以从实践层面得到实证检验。换句话说，企业组织程 度较高和企业聚集发展的区域，恰好是城镇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带和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区域； 企业发展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构成城镇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企业的 不断发育和发展――更进一步吸引着更多的生产要素向城镇积聚，并促使新进入企业在原有 城镇 中和已有企业形成更为密集的网络和更为发达的城镇经济，最终导致区域发展城镇化、企业 发展网络化和城镇发展区域化现象。

令作者感到兴奋的是，这种现象正好是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20世 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M asahisa Fujita)以及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维纳布尔斯(Anthony J. Venables)为代表的新 经济地理学派，以垄断竞争市场模型和冰山成本假 设为基础，对人口和产业集聚的累积因果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迁移驱动模型和投入 ――产出联系驱动模型，这些模型对于以交易费用节约为典型表现形式的资源集中和分散机 制等问题的关注，给理解城镇发展带来了很好的启发。［2］自克鲁格曼开创性地以 迪克希特和斯 蒂格利兹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为基础，借鉴国际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利用萨缪尔 逊的“冰山”型运输成本（Iceberg trade costs）理论，历史演进及计算机模拟技术，把 空间概念引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提出了著名的“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 ，使空间问题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此后，经过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 等学者的共同努力，建立了一个新的统一 的空间经济学研究框架――新经济地理（NEG）。新经济地理学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 比较清晰的展现了集聚区位决定的微观机制，精巧的解释了各个层次地理空间上的经济集聚 现象及其集聚力的来源，从而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经验的实验室 。［3］自新经济地理革命以来，空间经济研究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是亨德森 (Henderson)的“城市 系统”模型（Urban-system model），以传统的地方外部性或城市外部性为核心对此进行理 论与实证研究；二是沿着新经济地理的思路，通过市场关联的形式化处理对城市经济与区域 经济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近年来这两条主线开始逐渐相互影响并不断融合。基于这一基 本分析框架，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城镇的产生本质上在于与城镇相关的企业、政府、家庭 和其他组织有诸多共同的利益诉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与企业组织数目有关的利益。如前所述，城镇的成长在于由非农企业组成的产业集 群的支撑，因此某一城镇系统内部的各子系统不管种类如何，都有在一个共同选择的区位进 行共同利益实现的冲动。这些利益表现为诸如交通的更加便捷，基础设施系统的不断完善， 低廉的发展成本以及较大的劳动力市场，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和相互学习的外在效应，如此 等等。

第二，是与经济波动有关的子系统的利益。若在某一个区位，集中对于那些季节变动或周期 变动时期不一致的非农产业部门是有利的，则各经济主体所形成的城镇子系统的聚集既可以 缓和这些不利影响对共同利益波动的影响，而且缓和了其他地域空间对直接有关的产业所加 的过大的第二次、甚至更多次放大的作用，同时有利于城镇经营者对各子系统进行自发扩展 式秩序的协调。［4］

第三，是与经济构造有关的变化引起的利益。当城镇系统内子系统间的利益关系、经济活动 和子系统品质有着多元化倾向时，经济构造的变化可以引起城镇构造的变化。所以，恰当的 均衡化的文化制度因素，不但其本身有价值，而且对于相对独自发展的子系统和对城镇系统 新环境的适应也颇有益处。

第四，是与一般化理由有关的利益。城镇系统内从事并不与特定地点拴在一起的职业和事业 的理性主体，能够在它所乐意的区域居住，而且一般地说，它是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有意 识地担负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对于业已形成的“游戏规则”的维持与创新，有着它们之间相 互吸引、相互协力的倾向，因而能增加他们的收益。最后，是相互接近等有关的利益。在这 里，必须对为形成城镇而存在的组织和因城镇已在那里存在的组织加以区别。前者是由于利 益的驱动使其自觉地对城镇的邻近或边缘地域提供服务而获益，这就引发城镇更小组织将各 种生产要素诸如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传递到城镇为“乘数效应”，从而引 发城镇的进一步发育；后者是为前者而存在，后者也可以以其他形式把它们的组织与前者组 织相联系。

从以上诸种利益的分析中同时可以看出，工业化作为城镇发展的动力要素和机制之一，仍然 需要制度创新和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介入。但是，若要探寻这一结论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原 因，即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工业化的发展，从而推动着城镇的发展时，我们又必须回到本 文企图得出的结论上来。至于构成城镇的子系统的逐步聚集，不论是由于自然力量抑或是历 史的必然，均是因为这些子系统对利益的追求和由此聚集到城镇而对交易费用的节约。

(二)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城镇性质

科斯（Ronald H. Coase）在《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一书中，以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 提出，在真实世界里的市场机制并不免费，交易费用为正；企业组织正是由于节 约交易费用而存在。［5］按此逻辑推论，如果将城镇看作是一个不同等级规模的组 织系统，则城 镇的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组织系统中的各子系统，诸如企业、政府、家庭 及其他组织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发生的。换句话说，城镇和企业一样，都是资源配置相互 可以替代的手段，其根本区别仅在于城镇、企业二者的规模及其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不同 ，特别是城镇会有单个企业所无法企及的更大规模效应，城镇系统的结构更为复杂，城镇需 要更为高层次的经营管理者去经营城镇赖以发展的各类要素。在企业内部，与城镇经营管理 相类似的工作是通过权威关系完成的。在城镇内部，由于城镇的存在为各子系统实现交易费 用的节约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途径和空间，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性”。因此，城镇更是一 种巧妙的交易组织形式，它在由非人格化的价格调节而形成的资源配置的市场上可以把其子 系统内一些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卷入城镇间的等级分工与合作，同时又可以避免对这类活动 的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在这一过程中，距离起了主要的影响作用。由此以来，城镇的经营 者则是那些擅长于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和对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运行做出明智决断的城镇 决策者。

基于此，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认为，城镇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表现为对城镇系统内部 各子系统之间完成交易的所有费用的节约，也可以表现为发挥城镇经营者和各子系统经营者 的能力或利用管理而进行协调的优势。简言之，城镇就是另一种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组织化的 、制度化的契约组织系统；城镇体系的本质就是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在空间层次的表现；城 镇系统便会自发地由以往的治理或管理理念向城镇经营理念转变，城镇系统及其演进也因此 由无序走向有序。由此，交易费用视角中城镇发展的效应可以分解为三种：

一是聚集经济效应。强调由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中所产生的高效益，它有两种表现 形态：同类企业的聚集效益――同类企业聚集在一个地区，便于开展专业化协作，相互促进 ，给企业间的人、财、物、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创造了优越条件，通过同类企业的竞争与 合作，有助于提高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行业经济效益。多类企业的聚集效益 ――多种类型的企业聚集在一个地区，首先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 结构体系，彼此之间互为对方的原料供应商和产品使用者，从而缩短了运距、减少了运费、 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收益；其次可以满足消费者对商品的多样化需求，吸引更多的客源、开 拓更大的市场；最后，还可以协调生产中的不安定因素，克服由于偶然性、季节性、周期性 所导致的经济波动。正是各种各样的企业、众多的劳动者和雄厚的资金都在一个城镇中聚集 ，才使城镇职能更为完备、城镇市场更为丰富、城镇经济更为强大。因此，集聚是城镇最本 质的特征，也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最重要的经济规律。

二是规模经济效应。该效应是由于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效应，企业 最佳规模点存在临界值。对一个城镇来说，规模过小，则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 利用率较低，城镇的经济效益也难以提高。在实际生活中，城镇最佳规模是不断变化的，在 某一时点是最佳规模，另一时点可能就不是最佳规模。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依据其 不同的发展条件，存在着某个较为合理的人口规模，高于或低于这个规模，城镇都处于相对 不经济中。

三是区位经济效应。即因城镇优越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额外经济效益”。世界上的各种资 源不是均衡分布的，因此城镇总是在那些地理、气候、土质、矿藏条件和原有经济基础较好 的地区产生和发展，并不断吸引人口与资本向其中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好的城镇聚集， 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效益差别来。所以，河流的两岸、铁路的沿线，不仅城镇数量多，而且规 模大、发展快、效益好。

三、几点补充：城镇性质的进一步讨论

制度通过决定生产总成本的数量及其构成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综合绩效。交易费用概念的引 入是分析城镇性质进而也是城镇经营的关键理论工具，同样是由于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才导致 了城镇的产生。对经济利益的共同追求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理是城镇不断演进的动力 源泉，人口、资本、技术和企业加管理才能等因素之所以会在城镇实现集中，就在于这些要 素在聚集过程中能够带来巨大收益，从而使城镇的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不断趋 于合理化。

城镇的性质如果表达为在一定的外部能量输入的条件下，城镇系统通过各子系统之间为节约 交易费用和追求最大化收益而产生自组织协同和放大效应，并在自身集聚扩散力量的推动下 达到新 的动态稳定和均衡，形成新的时空有序结构。那么，城镇系统一旦形成，它必然会要求其因 自组织扩展秩序性质而使城镇本身和纳入其中的各子系统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及运行规律改 变自身结构和行为参数，从而形成一种均衡态的、稳定的、相对有序的动态结构系统。这种 结构的演化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城镇体系和等级规模及其空间结构的不断优化完善，以及城镇 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行为的优化和高级化。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出另一层意思，即城镇系统 越是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变化性，便越容易发生规模和空间拓展以及对其他类型组织的集 聚。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启示我们，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决定伴随城镇发展 中的贸易、集聚和专业化远比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更为重要。城镇发展系统中的任何一种形 式的经济循环，或互为因果，或相互作用，并且都是累积的，从而也是失衡的。城镇化与工 业化中一系列互为因果的事件，在经过一次波动之后，可能会迅速收敛达到最初的稳定均衡 ，或收敛到其他稳定的均衡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镇引起的产业集聚和产业聚集引起的城 镇发展很可能始于一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不是比较利益的驱 动，则什么样的产业聚集在什么样的区位形成城镇并不确定，而呈现路径依赖特征。［ 6］报酬递 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性以及这三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与我们 形成对于城镇性质新的认识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所进行的这种分析，并未否定城镇形成的物质 基础，如作为生产要素中最主要的资本问题，城镇面临的环境状况，交通及基础设施的完善 、通达与便捷程度，文化传统、制度因素等等对城镇的性质的作用和影响。更进一步，特定 时空区域的城镇发展根本上说具有某种“自然的方式”，它是自发的聚集、扩展、合作而形 成的。如果人为地滥用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等其他强势力量对城镇发展进行干预，设定其发 展途径、发展规模、发展形式，就会导致城镇发展的失范及其与此相关的其他经济社会问题 的产生，如失地农民生计问题、城市发展的摊大饼问题、城中村改造中的搬迁问题，等等。 同时， 城镇系统的效率标准最终取决于各子系统对资源利用的效率与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只有组 成城镇系统的各子系统经济产出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性质的变迁，城镇的发展才是有效 率的。从历史较长时期来讲，城镇发展及城镇化扩展至今，物质形态的经济利益型、合作形 式的经营管理型、知识形态的数字信息网络型，可能构成城镇化在不同阶段演进的基本类型 。

主要参考文献：

［1］勒 施．经济空间秩序［M］．王守礼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5．

［2］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空间经济学［M］．梁琦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 05．

［4］钱学森．论系统工程［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

［5］科 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盛 洪，陈 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1994．

［6］谭成文．经济增长与聚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On the Characters of Urban Area: Introsp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Li Qua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e real world enli ghtens us that th e cost of transacting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s the very important c oncept to analysis the towns and cities'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the new econ omic geography gives us a new analysis frame to understanding the cities develop ment. It is the reduce of the cost of transacting that makes the enterprises, go vernments and the consumers to realize their economic profits during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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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lace:Cultural Turn in Western Tourism Advertising Researches

LIU Danpi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mid and late 1990s,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saw a major theoretical incident―“Cultural Turn”, whose core was to put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al theories into the analytical system of humane geography and stress on the shaping role of soci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space and place. For marketing many destinations use pictures to show their landscape, which some scholars named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se marketing pictures just are texts which involves culture, place and man. The major conclusions of those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made are: Firstly, the destination is an image and myths. Secondly, postcards are narrative texts involving many social signifiers. Thirdly, those visual marketing texts often make fake representation about the hosts.

Key words： tourist marketing text; place; visual representa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study

一、 问题来源

二战后，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思潮呈现阶段性变化，从1960年代的“数量革命”(计量地理学)，演变到1970年代的“行为革命”(行为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①，再到1980年代中期的“转向”(即结构地理学，或称激进地理学)。到了199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总体上对人类文化的兴趣大大增加，文化成为普遍性的研究热点，西方人文地理学也随之呈现出“后现代的”多元化属性，并最终导致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等各分支学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转向，约翰斯顿称其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1]。

与上述理论走向相一致的，就是西方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某些变化。例如，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实证主义影响下的那种强调空间分析、运用“经济人”假设和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methods)、对经济活动空间规律的探讨很少涉及社会过程和文化层面等做法，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复杂的地理现象时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于是，人本主义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社会批判(social critics)的以及后现代(postmodern)的方法论逐渐得到重视，一系列原本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所谓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2，3]被采纳。其中，不少学者注重探究人类的视觉体验，通过分析摄影图片、影视光碟等视觉资料，来揭示地理现象中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有学者称其为“视觉方法”(visual approaches)[4，5]。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地方”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利用摄影图片进行旅游地的视觉营销一直是旅游企业所重视的策略[6，7]。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文化转向”思潮在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旅游地理学的研究中开始有生动的体现，众多西方学者对明信片、旅行指南、导游手册中的摄影图片进行了符号学(semiology)、修辞学(rhetoric)、叙事学(narratology)、语用学(pragmatics)的分析，揭示了旅游地(“地方”，place)如何被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以及如何被社会性地构建(socially constructed)，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研究内容和结论，极大地丰富了对人类旅游活动的理论解释。

自1999年起，我国学者就敏锐地预见到西方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纷纷在《地理学报》[8]、《地理研究》[9]、《人文地理》[10-12]、《经济地理》[13-15]等刊物上进行介绍和评述，着重从研究体系或框架上概括出该学术事件在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以及区域地理学等分支学科中的基本特征，更有部分学者率先选择国内案例地做了某些前沿性的研究工作[16]。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西方学者关于旅游地视觉表征的研究这一“文化转向”思潮中最活跃的学术活动尚缺乏了解，相关的综述与评价也鲜有见到。本文拟在此方面有所贡献。

同时，如果说国内先前已有的那些关于“文化转向”的综论性文章重在粗线条的勾勒，那么接下来该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从微观层面考察国外同行如何进行地理学问题的文化研究。鉴于此，本文就将综述的起点放在西方学者的典型案例研究上，然后再对他们的理论工作加以评价和阐释。

二、 述评方法

本着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角度探讨旅游营销图像的原则，笔者将文献收集范围限定于旅游研究中的视觉文本分析。文献来源主要有两类：国际旅游研究领域内仅有的两个被SSCI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收录的期刊《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一直代表了旅游研究的前沿成果，它们从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论文就成为本文综述的第一类文献；另外，2003年6月，英国Sheffield Hallam大学举办了主题为“旅游与摄影：静态的视觉影像与动态的生活”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交流论文80余篇，集中反映出该议题的国际研究动态，它们是笔者关注的第二类文献。

在具体评述时，笔者将分两个层面进行。

第一层面是案例研究观摩。笔者从国外同行的诸多研究个案中选择三个代表性工作加以详尽的解析，目的是细致地观摩和学习他们有哪些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如何开展工作，以及做了哪些理论解释。

第二层面是关键词的抽取与阐述。借鉴近年来文化研究领域(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日益推崇的“关键词”(keywords)研究思路[17-21]，笔者从西方学者关于“地方”的视觉表征和社会构建的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他们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若干核心词语(这其实是学者们取得的某些共识所在)，然后将这些核心词语视为该议题的“关键词” 逐个进行简要分析。显然，这些关键词彼此勾连应合，已形成一条西方学者关于旅游营销文本的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主线。

三、 典型案例观摩

西方学者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历史受制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以及决定这种经济制度和结构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某一“地方”之所以成为旅游地，成为旅游者消费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的选择，是一定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意志的集中体现。同时，他们还认为，探究旅游营销图像的产生过程，是洞悉旅游地形象问题的最佳切入点之一。国外同行的多项研究表明，旅游地是视觉表征的结果，是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与销售商、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或host)以及游客共同地、社会性地重构原地方后形成的一个“非真实世界”[21，22]。

1. 旅游地是一个“意象”：苏格兰旅游委员会案例

Caroline E．等人以苏格兰旅游委员会(STB)为例，试图回答物质景观如何实现话语转换，成为导游手册里的图片影像这一问题[23]。研究发现，在导游手册里旅游空间被设计、转化成某种视觉表征需要经历三个媒介传播过程：市场调研机构提供游客需求信息，并由此提出形成苏格兰地方特色的关键性图符(icon)；专业摄影师运用技术和社会文化知识选择性地拍摄景物；导游手册编辑设计人员使用媒介话语精心编排出一个极具劝服功效的导游手册，最终完成影像表达。三方在整个过程中都需要遵循当代社会关于旅游发展、关于导游手册角色的约定。作者不无幽默地描述导游手册编辑设计人员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页面里，以引起游客注意，让他们想到：“哦，这很有趣”，或者“嗯，这地方看来值得一去！”

据此，Caroline E．等人认为，地理背景并不能单纯地决定一个地方是否成为旅游目的地。对某一地方而言，不是其自我评价，而是外来因素合力对它进行的描绘使其成为人们所说、所观看到的“地方”。即，旅游地实际上是一个“意象”(image)，它由旅游运营商“经营”(operate)，由市场营销人员“包装成型”(model)，再由旅游者“使其具有生命力”(perpetuate)。供需双方共同建造了一个地方“神话”(myths)。

2. 自然界是一系列值得拍摄的机会：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案例

旅游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旅游一直是国内外旅游研究的热点，其中如何看待旅游地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加拿大学者Keri Cronin的研究可圈可点。他以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Jasper National Park，简称JNP)这样一个典型的生态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却一改不少学者从旅游地生态与环境监测、生态评价、旅游者行为管理等入手进行研究的惯例，而是收集有关JNP的旅游营销图片，对它们进行内容分析，解析图像中具体的构图元素(element)和修辞手法(rhetoric)，探究图像所隐喻的自然资源管理人员、旅游开发经营人员对JNP生态环境的认知，以及资源利用的主张，由此剖析该旅游地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24]。

Keri Cronin注意到，导游手册、明信片、旅行指南里关于JNP的图片的画面“主角”始终是广阔无垠的原始森林或其它自然景观，似乎刻意避免出现人类活动的痕迹，以塑造JNP“未被侵染的、纯净的、新奇刺激的野生环境”之形象。但这显然违背公园的发展实情：其旅游业发展得十分红火，某些地段和景点常常游人如织。同时在导游手册里，人们满眼看到的是公园内一长串适合拍照的景点，以及相应的取景角度和时间说明。对此，Keri Cronin不无讽刺地写道：“在旅游营销文本里，自然界变成了一系列值得拍摄的机会(photo-opportunities)，导游手册简直就是一个为摄影发烧友服务的向导(shutterbug Guides)。”另外，研究者还发现，JNP的管理政策也大多是从有利于旅游发展的角度制定的，常常为取悦游客而人为干涉生态系统的自身循环。例如，公园有禁火规定，每年干燥季节里自然燃起的山火都会被立即扑灭，并在最短时间内原地补种树苗或草坪，目的就是保证游客的眼睛和照相机镜头所观察到的都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世界。

Keri Cronin进一步揭示，旅游营销图像树立的JNP“自然绝境(the sublime)”的形象诱使更多的游客前往观光体验。当这些被“艺术化唯美化”的旅游广告图片“洗脑”后的游客大量涌入时，很难期望他们能够自觉意识到JNP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以及过度的旅游、拍摄行为可能导致何种生态损害。研究者总结道，为了JNP的旅游业发展，公园管理者、旅游批发商和游客等群体的态度和行为都是“以人为中心的”(humancentered)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野生地(wilderness space)是一个非人类世界(nonhuman world)，人类可以不断地征服和利用它。就这样，摄影和旅游营销图像“进入了国家公园的生态过程(ecological processes)”，并在其中起到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

JNP案例再一次证明：但凡被营销者贴上“生态旅游地”标签的地方，永远维持“处女的” 形象和状态就成为它们的重要任务。因此，地方是表征的结果，被如何表征则受控于人类社会的选择。

3. 明信片是一种“社会能指”：札格勒布市案例

Sanja KalaposGasparac将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首都札格勒布市( Zagreb )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了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和二战后这两个历史时期内札格勒布市明信片中影像的不同[25]。研究发现，在第一段时间里，当地人一直有“札格勒布市是欧洲中心”这一地方认同感。明信片里的影像大都是展示该市精美绝伦的教堂、高贵典雅的文化场馆、古典厚重的城市雕塑以及奢华迷人的贵妇人等，那些五色琉璃、世界名画、人体线条、蕾丝花边等构图要素无时不在传递札格勒布市浓厚的浪漫主义文化气息。而二战后，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明信片里的影像则更多地试图树立“新札格勒布”、“人民的札格勒布”的形象，各种能集中反映“繁荣”、“进步”、“平等”、“祥和”、“兄弟手足情”等社会主义特质的生活场景成为明信片的画面主题，且这些特质通过陪衬物、拍摄角度、画面色彩以及文字说明等手段逐一突显出来。

同时，研究者还发现，以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明信片都形成了强大的劝服诱导功效，它们为游客量身定做了一个札格勒布市，通过符号和象征规定和指导了游客如何选择该市的旅游景点、如何欣赏城市风景、如何选择拍摄对象、如何产生“合适”的情感以及日后如何形成“应有的”记忆等。当然，两个历史时期的旅游者，也都分别认为自己欣赏到了当时札格勒布市的精华所在。

这一案例表明，明信片很容易被人们操纵，它是政治、审美、修辞的合力结果，是具有多种意义的强有力的“社会能指”(social signifiers)。无论是二战前的浪漫之都，还是二战后的社会主义新城市，札格勒布市都是城市管理者(政府部门)、旅游开发商、景点销售商以及游客等一起为自己精心重构的一个旅游地。他们共同策划并联合演出了一幕戏剧，所有演员各取所需：旅游产品的供给方获得金钱，旅游产品的购买方获得畅快、愉悦或刺激等体验。

四、关键词的抽取与阐述

从西方学者的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归纳他们频繁使用的核心概念，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洞察旅游地被视觉表征和社会构建的基本特征和实质，准确把握国外同行的若干理论点。笔者视这些核心概念为“关键词”。通过串连、参照、对比、整合这些关键词，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西方学者关于该议题的一条理论主线。

1. 抽取关键词

这些核心概念可划分为如下5部分：

第一部分属于旅游地视觉表征问题的研究基点，或者是一个理论分析工具，主要有“凝视/被凝视”(gaze/gazed)这一对关键词[26-34]。

第二部分是西方学者用以解释旅游地视觉表征和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人及其行为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发送者/接收者”(sender/receiver)和“编码/解码”(incode/decode)这两对关键词[35，36]。

第三部分是西方学者进行旅游营销图片视觉分析时重点使用的概念，包括“图符”(icon)、“符号”(sign)和“符码”(code)等[37，38]。

第四部分是西方学者揭示旅游营销图片如何激发人们产生旅游动机时所频繁使用的核心词语，包括“表征”(representation)[39，40]、“隐喻”(metaphor)[41]、“叙事”(narrative)[42，43]、“修辞”(rhetoric)[44]、“象征”(symbol)[45，46]、“意指”(signification)、“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47，48] 等。显然，这些关键词分别援引自符号学、修辞学、叙事学、语用学以及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学派。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与其它学科的交融日益深刻和广泛的事实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第五部分是西方学者用以回答旅游地视觉表征和社会建构过程之本质的核心词语，包括“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49，50]、“话语”(discourse)[51，52]、“权力”(power)[53-55]等关键词。

2. 阐释关键词

上述5类关键词深刻揭示出旅游地被视觉化表征和社会性构建的原因与过程，其间有复杂多样的政治缘由和意识形态问题。笔者将选择其中几个关键词进行阐述。

第一，“凝视/被凝视”。它表明旅游者(凝视主体)与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凝视客体)之间的关系。旅游，原本就是一个看与被看的过程，游客正是通过欣赏旅游地不同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而获得审美、愉悦、刺激、新鲜等情感体验的[11]。而在西方文化里，凝视主体与凝视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着某种权力之争。“凝视/被凝视”这一对概念其实就暗含有这样一个观点，即，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显然，“凝视/被凝视”是国外同行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视觉化地表征？其中的社会建构过程和意义是什么？”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所有相关论述都由此深入展开。

第二，“发送者/接收者”和“编码/解码”。它们描述了旅游营销文本与游客之间的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广告设计者以满足游客需求的原则对旅游地景观进行重新设计，精心拍摄广告图片并撰写文字说明(即编码)，然后以明信片、导游手册等形式销售或赠送(即发送)到游客那里；游客阅读和理解这些营销文本，并做出自己对旅游地景观和吸引力的判断(即解码)，决定是否出游。

第三，“图符”、“符号”和“符码”。这是社会批判、传播学以及视觉文化理论中常见的核心概念。其中，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人的动作与姿态、服装、建筑、饰物等所有的社会与文化活动或产品都可以视为符号；而符码则是这一套受制于使用它的文化成员明确或不明确赞同的规则的符号系统[11]。换言之，文化成员不仅借助于这些符号和符码去表达、传递和构建某种意义，同时也有意无意地采用固有的文化惯例和规则破译并理解这些符号、符码。基于此，整个社会生活得以延续和推进。显然，旅游广告的设计者(我们完全有理由扩展到旅游产品的开发商、经营商)和旅游广告的阅读者(包括潜在游客和实际到访游客)都是这样一些文化成员，他们共同通过某些符号、符码来完成旅游产品的供给与消费。于是，在西方学者分析明信片或导游手册里的旅游营销图片时，画面主角、色彩、拍摄视角、背景物、附加文字等各个要素就被他们视为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表征和社会建构的理想切入点，国家公园的原始森林、城市街头的灯饰图案、女性衣裙的蕾丝花边等也都成为一系列符号被逐一探测和解释。

第四，“表征”、“隐喻”、“叙事”、“修辞”、“象征”、“意指”、“能指/所指”。国外同行通过这些词语揭示了一个事实：旅游营销图片其实就是使用一系列符号，通过隐喻、修辞、象征等手段引起旅游者的情感共鸣，促使他们产生旅游的欲望。例如，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森林是一种符号)象征生态旅游地的处女地性质，贵妇人华美的衣帽(衣帽是一种符号)隐喻城市古典文化，海浪、悬崖、野生动物意指未被征服的自然界绝景，等等。

第五，“文化再生产”、“话语”和“权力”。这些关键词揭示出旅游地被表征和社会构建的最本质问题――如何生产意义？如何使意义合法化？谁掌握了权力？首先，这里需要分别解释“文化再生产”和“话语”的含义。因为与前述若干关键词相比，它们并不为人文地理学家所普遍熟悉，而是国外同行从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转借过来的概念，带有某种“后学”倾向[56，57]。

“文化再生产”表示文化领域作为一个各阶级为争夺社会利益而在意指方面进行不断斗争的场所所发挥作用的方式。其结果是文化在任何时代都或隐或现地有利于解释支配阶级的利益，有利于他们的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于是，文化再生产就是使统治阶级集团利益的社会权威自然化与合法化的过程。同时，什么能够得到再生产不是一个可预知的结论，而是特定空间与时间中运行的文化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58]。

同样，在文化研究和批判学派那里，“话语”也决不简单地等同于“语言”。前者本身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属性，同时指涉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同时，话语是社会化、历史化及制度化形构的产物，它体现着权力关系，而意义就是由这些制度化的话语所产生的。话语包括电视和新闻这些媒介话语，以及诸如医学、文学和科学等制度化的话语。因此，话语是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各种话语无不体现着社会权势的意志，无不对应着特定的权力机构[59]。

借鉴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的上述观点，西方学者揭示出旅游地被视觉表征和构建为某种非真实世界的深刻内涵，即，刻意设计、规划和选择性拍摄旅游地景观，然后通过明信片、导游手册等旅游营销方式将其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并最终强烈地影响游客的消费决策和体验，这一切行为说到底就是一种文化再生产。同时，这样的文化再生产并非随意或偶然地发生的，而是文化产业的各个相关机构(institutes)(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图片社、出版商等)通过国家各项发展政策、经济法律制度等共同界定和规范了旅游者的凝视主体地位和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的凝视客体地位，其后暗含着复杂的制度化、政治化操纵意味。换言之，旅游营销图片就是媒介话语的一种具体形式，它具有强大的说服和洗脑功能；旅游者掌控了话语权，他们决定了究竟哪一地方能讲故事，为谁讲，以及如何讲。

至此，我们就可以勾连到第一类关键词“凝视/被凝视” 进行初步总结：正是因为要满足旅游者观光、凝视和消费的需求，旅游地才被表征和社会性地建构为游客所希望的“模样”。迎合旅游者的凝视偏好是塑造和强化旅游地形象的根本动力之一。

3. 简析西方学者的理论走向

在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文化转向”思潮这一重大理论事件中，各个分支学科各有不同的表现。其中，文化地理学的要点就是借鉴“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最新成果，将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纳入人文地理学的分析体系中。在“新文化地理学”看来，“景观”并不是传统文化地理学所定义的“那些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风景，或一片土地”，而是人类对世界的“多种解读方式”(ways of seeing)[60]。至于区域地理学，学者们则普遍关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地方”定义为“利用空间来提供社会相互作用的场所”的观点，开始偏重小尺度的视野。于是，作为对文化转向的响应，“新区域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就由过去的“区域”(region)转变为被赋予了社会化涵义的“地方”(place)。在“新区域地理学”看来，“地方”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个人和各种组织实现其功能的限制空间[61]。基于此，我们对比分析前文所述的西方学者关于旅游地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的前沿研究，就不难发现他们是在旅游研究领域里接受和演绎了人文地理学中关于“景观”、“地方”的某些新观点。在他们看来，所谓旅游地形象并非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相反地，它受制于人们观看的方式(即旅游者的凝视偏好)，是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当然，我们还可以将思考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后现代地理学关于“空间”(space)概念的某些观点，来理解西方学者对旅游地视觉表征的若干结论。例如，后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专著《空间的生产》里指出：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其物质属性，更有其精神属性[62]。著名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其著作《社会公正与城市》一书的后序里写道：“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体现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63]。西方思想界大家、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更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64]。他论述道：“是的，空间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中都极为重要；空间在任何权力的运作中也非常重要。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渡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65]并非巧合地，在剖析旅游地的视觉表征时，不止一位国外同行提出这样的观点：摄影术提高了人类操纵视觉空间的能力，它可以反映事实，更可以创造事实。摄影中常用的方法，如取景、剪裁、调焦距、柔化、布景以及对底片的技术处理等，都使它具有隐藏、神秘化和欺骗等功能。实际上，摄影照片从来没有描绘客观事实，它总是陷入社会、经济意义所编织的网中，参与社会历史进程。当与旅游营销目的结合时，摄影便表现为社会权力手段，旅游地(“地方”)按照人的意愿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被重新构建。因此，无所不在的旅游营销图像帮助人们搭建起一个想象的空间――旅游地。在那里，山水、树木、雕塑、街灯等景物都被赋予特殊意义；在那里，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之间凝视/被凝视的权力关系得以体现和强化。显然，这是后现代地理学和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思想(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在旅游研究中的某种渗透和引用[11，66]。

应该说，把艰深晦涩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应用于旅游现象的研究是有相当难度的，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存在不少或牵强附会或肤浅僵化的缺憾。然而，他们探索性的前沿工作却极大地丰富了旅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拓展了人地关系、人人关系的思考方向。当然，对他们的某些社会批判思想也应该结合其国家发展状态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具体分析。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学者的批判目的并非简单地否定一切(如否定旅游广告、否定图片营销、否定旅游需求)，而是希望提出一种思考社会现象的方式来帮助人们理解旅游现象。

五、 对我们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成熟旅游地异常重视旅游市场营销，某些深藏于偏僻山区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也因其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而被迅速纳入到旅游消费市场中。通过摄影营销图片和各种大众传播媒介，这些区域特有的人文事象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知。它们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某种审美与消费偏好，并获得了社会制度、政策以及相应组织、机构的引导和支持。虽然国情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旨意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国外同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学术观点进行如下思考：当下国内旅游营销文本的特征是什么？它们如何介入到旅游地的发育过程中？这又反映了怎样的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缘起与结果？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能仅仅停留于某一具体研究议题的层面，本文的写作初衷也绝非局限于旅游话题，西方学者在人文地理学领域内异常活跃的科研探索才真正需要引起国内同仁关注。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在国内最近两、三年问世的传介西方学界关于都市文化和空间研究的若干新观点的译著或编著中，有不少是专业背景为文艺美学的学者完成的。例如包亚明[67-70]、周宪、许钧等[71，72]学者，他们对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爱德华・苏贾②、米歇尔・福柯等学术大家思想的评述十分可贵，其中不乏对“地方”的文化研究和后现代地理学倾向。相反地，国内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们却显示出某种缺席，无论是编译、述评还是实证研究，近来相关论著所见不多[73]，这或许是一个遗憾。笔者谨借旅游地视觉表征这一小议题，提示国内同行应该对西方人文地理学及城市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保持必要的学术敏感性。

注释：

① 虽然有译为“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但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学界学多译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参见：(1)马润潮：《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地理学报》1999年第4期；(2)张祖林：《当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4期。同时，该流派的创始人段义孚(Yifu Tuan)先生也同意“人文主义地理学”这种译法。故本文采纳之。

② 当代杰出的地理学家Edward W. Soja，国内也有人翻译为“爱德华・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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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在经济学说史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出现应该说始于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一书于1871年的出版。接着，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门格尔德学生）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与门格尔一起，创立了第一代奥地利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传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庞巴维克的学生）、迈耶（hans meyer——维塞尔的学生）与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莫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罗森斯坦－罗丹（paul n. rosentein-rodan）等一大批学者一起，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作，从而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推向了鼎盛期。二次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一些理论观点逐渐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吸纳和融合起来了，随之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主张也逐渐模糊起来，于是就有了哈耶克的“自立门户的奥地利学派虽已不复存在”说。尽管如此，在20世纪60－70年代后，仍有israel kirzner（米塞斯的关门弟子），e. streissller, ludwig lachmann, murray n. rothbard, l. b. yeager, gerald p. o’driscoll, mario j. rizzo, roger w. garrison等一批当代学者在坚持弘扬并重新解释奥地利学派的传统思想和理论主张，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在国际上出现了奥地利经济学的新一波的复兴运动。按照柯茨纳（kirzner, 1991）和马克卢普（machlup ，1982）的总结和归纳，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观点和经济主张大致有以下8点：（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溯到对个人的行为中去解释；（2），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通过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3），经济分析中的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在市场运行上，坚持认为效用尤其是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5），机会成本理论，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的机会；（6），强调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坚持认为人们有时间偏好，并注意生产的“迂回性”；（7），相信市场和竞争是一个学习和发现过程；（8），坚持认为个人决策是在不确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并认定有关选择的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

    上述8个主要观点，部分由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所初步提出，并经由其第二代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学者的深入解释而变成了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意识。奥地利学派的这8个主要理论观点，绝大部分目前已被当代经济学家们所接收，从而已几乎全部被吸纳和融合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学术发展中去了。由此可以认为，奥地利学派的3代经济学家们，已对当代主流经济分析和人类的经济思想，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这已是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事实。尽管奥地利学派已对人类知识存量的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思想方法及其理论主张却不是没有问题的。深入探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问题，对未来经济学的成长和发展，将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对经济学制度分析的未来理论建设来说，可能有着根本性的理论含蕴。

（二）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点，即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分析进路上的主观主义。熟悉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会马上意识到，奥地利经济学派方法论的这两个基本点，恰恰也构成了当代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潜隐基础，并且实际上也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张五常为代表的当代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t）经济学理论架构的暗含前提。因此可以说，尽管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明言——甚至他们其中的一些学者还并没有自我意识到——，源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这一思想方法论，实际上已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最底层的一块基石。

    要理解这一思想方法论的意义及其潜在的问题，看来还要从经济学的选择理论上入手。在这方面，当代一位著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生前已做了许多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曾发表过“纽康柏问题（newcomb’s problem）与选择的两条原理”（1969）、“对纽康柏问题的反思”（1973）、“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1976），“经验、理论与语言”（1986）（这几篇论文已收入nozick, 1997）等重要论文，并在《个人选择的规范分析》（nozick, 1990）和《理性的本质》等著作中进一步讨论了相关问题。沿着诺齐克的轮辩理路，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初步讨论一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的理论意义及潜在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和审视一下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里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界所说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一方面非同于政治学即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另一方面也与文化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参韦森，2003a，第六章）。政治学和文化研究中所见的个人主义，均强调“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个人自主”和“自我独立”，并且均公开支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张扬追求；而奥地利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其基本主张是坚持要把对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还原到对经济当事人的个人行为的解释中去。正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111）所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声言，社会科学中所有合乎事实的理论均可以还原为（reducible to）个人行动的理论，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动的约束条件。”

    如果把人类社会的所有事实和存在均还原为当事者（agents）个人的行为及其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并支配着人们行动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尤其是哈耶克——进一步推进了门格尔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的思想，并在分析进路上进一步走向了主观主义。哈耶克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从而，哈耶克以信息的获取以及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作为出发点，构建了他的宏大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自身参与其中的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解。应该说，就当代社会经济理论发展的整体进展和目前格局来看，从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所一脉承传下来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思想，要比其他经济社会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学说）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并且他们也提供了一个完全自恰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一点，我已经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第2章中专门做了介绍（见韦森，2001）。

回到个人的行动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我是在西方社会人们的实际使用中包括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等在内的“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的宽泛涵义上来“等价”使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这个术语的）的相互关系上，有了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从门格尔开始，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就自然而然地把人类社会的种种习俗、惯例和制度视作为只是具有不完备信息和分立知识因而只具备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个人参与社会博弈的适应性演化的“非企划的结果”（unintended result）（参menger, 1883, book 3, appdenices i-iii）。哈耶克（hayek, 1960，pp.58-60）后来进一步发展了门格尔的这一思想，并在《自由的构成》中提出了如下名言：“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又条理井然的。然而，这即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为什么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会得以如此自发生成和扩展？照哈耶克看来，这仍然需要从个人的行动原则及其社会后果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譬如，在1945年在都柏林大学所做的“个人主义：真与伪”的著名讲演中，哈耶克（hayek，1947，p. 8 ）就明确指出：“我们在人类事务中所发现的绝大部分秩序都是个人活动的不可预见的结果，这种观点与把所有可发现的秩序都归结为刻意设计的观点的区别，可以从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的真正个人主义和笛卡尔学派的所谓的‘个人主义’的鲜明对比中看出来。”从哈耶克的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理解了自门格尔以来的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传统，方能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有一个真正到位并脉络清晰的理解。

    概言之，奥地利学派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较清晰和“客观”地展示了人类的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生成与演化机制，而这一重要理论贡献一方面与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对其社会理论解释对象的把握和理解有关。具体说来，基于其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一般把包括人们的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在内的社会生活形式（institutions）看成是人们“行动表征”（act tokens——诺齐克语）的总和（sums），而哈耶克本人则进一步精确地把其中的社会秩序（social orders）视作为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中的常规性（regularities）的整合（configuration）。由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一般都把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人们社会博弈的非个人设计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自发生成结果，这就为未来博弈论制度分析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并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上才开始出现的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制度分析在研究方向上预标了分析路径（参韦森，2003b）。从这个视角来展望，在世界未来的经济学发展中，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洞识，还将会为学术界进一步挖掘，并将会得到进一步张扬和重新进行理论诠释。

(三)

    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已为现代微观经济分析奠定了思想基础，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洞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和理解，然而，从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论不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看来，其问题之一是，如果把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都还原为个人行动的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人们个人行动的原则？是否能像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现代博弈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那样仅仅把市场参与者一律视作为一台台追求着个人利益（或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超级”计算机？

    对于这类问题，应该说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只是以含糊其辞（尽管哈耶克从信息的获取与知识的利用论及了这一问题并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主张鲜明地区别开来了）而处之，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没有试图给予明确的回答。当然，对于以建立精美数学模型为导向的主流经济学来说，现在似乎还没有必要回答和深究这两个问题，但是，对于以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种种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机制为主要理论任务的奥地利学派自身来说，这类问题就无论如何也是躲不过去的了。现在看来，要对这类深层问题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认识，仅仅依靠经济学的理论推理以及直观观察和判断显然是无济于事的。由于这些问题与伦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和认知）心理学甚至演化生物学密切关联着，只有经过一些基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但又超越纯经济学理论推理的跨学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种种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个人行动的结果，而不去进一步深究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行动的原则，这自然会给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的理论话语诠释带来许多尚待解释的空间和问题。现在看来，仅从个人行动和的选择决策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的关系来看，问题也似乎绝非如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样假定存在一种先验的人类行动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类的社会生活形式只是这种先验个人行动模式的无企划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地利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与经济学一样，最终都会走向历史决定论。事实上，在社会生活博弈中，个人的行动和选择一方面会导致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的自发生成和演化变迁，另一方面，既存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动选择，——甚至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见的那样会型塑（shape）人们的效用函数（或言选择中的“偏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行动与社会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显然就不尽如奥地利学派所见的那样只是一种单方向的因果作用关系链条，而可能存在一种动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关联机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会生活形式（包括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们行动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点上人们的行动原则与选择表征（choice token）又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响——严格说来是制度地、社会地、文化地、生物地和历史地决定了的，那么，这种复杂的双向作用一方面与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生发和产生着社会变迁到的巨大张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个人的社会行动和博弈选择视作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会地以及历史地决定着的，而不是像奥地利经济学派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假定的那样存有一种先验的人类个人行动模式，我们也就自然不会仅仅相信人类社会只有一种演化路径、且只存在一种惟一的最优制度安排了。

    当然，我们这里必须认识到——且也必须承认，任何放松经济学现有理论中个人选择和行动原则上的一些先验假定的做法，都会给未来的经济分析和理论建模带来巨大的困难和问题。但是，要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想要对人类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径——有一些进一步切近现实的理解，我们还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识”（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类个人行动的原则和社会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形成机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来。经济学理论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积累性发展，已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纪的经济学家们面前。现在，是要回复经济学的亚当·斯密传统——即从多维视角思考人的选择和行动的原则——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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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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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 ，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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