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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化更为深刻的新世纪，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艺术，作为一个体现人类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之具体变化的风雨表，更是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状态。面对这种开放和包容，寻美的艺术家相反迷失了方向：似乎越是追寻美的脚步，美却离他们越来越远，对他们而言，美成了水中捞月的代名词。于是更多的艺术家开始惶惑不安，开始怀疑传统的一系列美的法则，甚至质疑：当代还存在美吗？提美这个词还合时宜吗？面对这个问题，我只想说：任何时代都存在美也需要美，当今也不例外，而且美仍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只是我们还应看到美还会引领时代的发展。下面我就这点谈谈自己的想法：
第一，美体现时代的精神。
柏拉图讲：“美是难的。”这即是说，美是什么的问题是难以理解和回答的。wwW.133229.COm莱布尼兹说：美是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什么”。歌德认为，美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美是费解的，它是一种犹豫的、游离的、闪耀的影子”。托尔斯泰讲，什么是美的问题“是不能加以科学说明的”。由于解决和回答美的本质问题让这些智者犯难，使人们大伤脑筋，感到高深莫测，神秘费解，所以对美的诠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黑格尔、丹纳就深信美与时代是密不可分的。黑格尔曾根据时代精神（即体现在历史中的绝对精神）把艺术史理解为象征、古典、浪漫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黑格尔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其具体结论，而在于他把艺术的风格和历史与时代精神紧密地联系起来。丹纳也曾把古希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对美的不同见解归之于那个时代的特点。所以说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体，它不可避免地带上社会生活与时代的烙印。
确实在人类社会，时代不同，美亦有所不同。原始社会，存在图腾崇拜。这是因为，图腾象征氏族与血统的特性，吻合了氏族部众怀念先民尊崇本部氏族的意念指向，形成了美。奴隶社会，出现人面狮身的雕塑，出现饰有虎头纹饕餮纹的青铜器，是因为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奴隶主，崇尚兽性的野蛮和凶猛。这类形象，其特性契合了统治阶层需凭借兽性的凶猛和神异的恐怖性力量进行残暴统治的意念指向，成了当时美的形象。中国封建社会，龙凤视为祥瑞，为人心所倾慕，故龙凤图案成了美的图案。至于上个世纪毕加索的怪异绘画，荒诞派的戏剧，西方人视为美的杰作，都与这些作品的特性吻合了西方一个时期内人们变态荒诞的心理倾向有关，都能从战争的恐怖症后遗症中找到原因。凡此种种，都说明美与审美标准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美本身也参与创造时代精神。
第二，美引领时代的发展。
不可否认，美与时代就像孪生同胞，如影随形，但是当今一个“怎么都可以”的世界，一个全面解构的社会，。那么，反映时代精神的就一定是美的吗？
大家知道，我们处在一个高消费的时期。物质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被创造了出来，信息产业更是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人们的思考与选择，并进一步刺激人们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从而使我们丧失了一种简朴精神生活状态，促成了因当代物质过剩所造成的精神贫乏状态。另一方面，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所以艺术的生产化，精神的表面化，庸俗化是不可避免的。艺术品生产者们极力追求表面形式的悦目，以看似有意义的社会学及哲学性的词句来包装这些实际上内容浅薄的视觉产品。这样，到处充斥着低劣，糟糕的作品和晦涩难懂而不知所云的批评文章。一如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伪劣的产品。这些伪艺术以及投机者们在前卫艺术的标签下的一切行为都显得理直气壮，他们将浅薄无知，精神的贫乏藏在这样那样的主义和各种口号式的振振有词下面。其实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只是用“文化”，“精神”，“主义”之类的词语装点门面罢了。昨天还在大喊追求精神的终极意义，今天就转而要消解精神的终极意义，并宣称只有眼下的东西是有意义的；昨天还煞有介事的进行艺术哲学的形而上的探讨，对生存的意义作严峻的思考，今天就极力鼓吹艺术数字化的积极时代意义。他们的变化鲜明而迅速，如古谚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孰不知他们只是攀着时代潮流里的浮木，他们以为形式的刺激加上一个时髦的点子就可以做出好的作品，跟上时代就可以展示美、追寻美，其实技术的精致（现在很多人连这一点都达不到），形式的刺激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但是精神的震撼却是不能制造的，那是艺术家用心力，智慧，修养，技艺和虔诚乃至痛苦（伪劣的无效）铸就的，而非机巧所至，更非简单跟随潮流就可以体现美的。相反，越是追求表面形式的刺激，越显示其精神内核的空洞.我相信，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衡量艺术的标准只有：好的与不好的。而没有过时或时髦的。好的作品永远会绽放智慧和感人的光芒，而低劣的作品无论在聚光灯下显得多么漂亮精巧，多么时髦，却不能改变它低劣的本质。而美，它永远不与低劣、空洞为伍。
一位哲人的一段话很适合用来形容现在的艺术界：“时代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做的斗争，曾经大大的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至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所以如果有人简单而肤浅的说在当代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就是艺术，就是美，那未免太亵渎了艺术，亵渎了美这个字眼。那么是不是美与时代的关系在这里也已全面瓦解了呢？显然不是，美与时代的关系面对当今的特殊只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即我们不难发现那些真正美的、有生命力的艺术并不就是时代的代言人，它更是时代的领军人。正如康定斯基所说：“艺术家是预言家，他们开辟道路，指引方向，走在时代的最前头，拖拉着一车车彷徨迷惑、牢骚满腹的普通民众-----今天还是仅适用于内在和谐的法则，明天就会被用来支配外部世界的和谐-----艺术家是构造一种文化的强有力的国王。”
记得俄国批评家巴赫金当年在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复调性”的认识时指出,“在陀思妥也夫斯基长篇小说中,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在当时就盛赞陀氏小说开启了一个无限性的空间,因而陀氏小说比托尔斯泰的作品更为伟大,这在20世纪20年代时还显得观点突兀、激进,但在时隔70多年之后再来看,托尔斯泰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陀氏则代表了他所处的以及直到今天的时代,可以说陀氏小说是更有生命力的。所以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象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总之，不管时代怎么变，生产条件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怎样变，我们对美的追求仍会一如既往，尤其在物质日益丰富精神日渐贫乏的当代，美是我们心中的一方净土，一剂精神的良药，它将继续引导人们如何“诗意地栖居”。
参考文献
1、《艺术概论》王宏健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第1版
2、《艺术哲学》丹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当前中学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2.1德育内容脱离实际
在传统德育教育中往往被思想政治教育所代替，这使得当前中学德育教育的目标大都仅停留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宏观目标上。虽然思想政治课教材在不断更新，然而仍然注重于从民族和国家大义向中学生灌输“大道理”，忽视了当代中学生的思想实际需求，使得德育内容脱离于社会发展实际和学生身心发展实际，一味追求德育内容的原则化和理论化，已经没有办法很好地适应社会客观形势的实际要求[1]。而课堂上教师大都还是停留于“照本宣科”的传统说教上，使得中学德育教育形式化。因此，很多中学生在进行思想学习时只是进行机械地重复背诵教材内容以应付考试，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导致学生知行分离。
2.2德育教育方式单一
任何一种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都离不开良好的教育方法，而德育教育方法不仅仅是实现中学德育科学化的重要基础条件，而且也是顺利完成德育教学任务和德育教育目标的职基本因素。学生到了中学学习阶段已经有了一定的自我认知能力，对社会已经具备客观的独立判断能力，然而传统中学德育教育方式仍然使用单一的封闭式的说教灌输教育方法，没有考虑到中学生的实际思想活动，没有充分发挥出他们的自我教育主体意识[2]。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在课堂上德育教师唱独角戏,而中学生只能被专断参与，没有积极参与到德育教育实践过程，没有调动其内在积极性，使得德育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2.3德育评价方式单一
对中学生思想道德素养进行科学评定也是中学德育教育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德育评价有利于鼓励学生克服缺点、发扬优点，从而推动他们在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然而，在现实中很多学校和教师将德育评价简单理解为评选“三好学生”，而在实际操作中更是简单地以“学习好”替代了“三好”。从2003年开始，各省市相继制定了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学校并没有正确认识到综合素质评价方案对中学德育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没有严格按照规范进行科学操作，使得评价实施方案成为一纸空文[3]。
3针对当前中学德育教育问题的有效对策
3.1必须重视提高德育教师综合素质
中学德育教师是开展中学德育工作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德育要求在现实中的示范者和实践者，他们的道德品质、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都会在无形之中对中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中学德育教师必须在日常生活和德育教学实践中表现出一种始终如一的思想道德素养，从而将自己内在的高尚道德品质表现在日常工作中，从而使得学生“听其言，信其道”。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中学德育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德育教师综合素质尤其是职业道德素养，并将它做为德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地位。要通过开展多种活动，激发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建设一支具有开拓进取精神、主人翁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中学德育教师队伍。
3.2必须重视丰富创新德育教育方式
传统中学德育教育方式仍然使用单一的封闭式的说教灌输教育方法，而没有考虑到中学生的实际思想活动，没有办法充分发挥出他们的自我教育主体意识。针对这一问题，中学德育教育工作者在实施德育的实践过程中，应该根据当代中学生的思想实际状况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价值澄清法、道德认知发展法、自我教育法、理论教育法等，将德育教育主动融入到中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尽量将“受教育者”的色彩淡化，使中学生可以感受到学习德育的快乐，发挥出自身主体教育作用，从而有效提高中学德育教育的教育效果[4]。
3.3必须重视引导学生开展德育实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学校德育教育已经没有办法再局限于传统封闭式教育方式，开放式德育教育方式已经逐渐成为潮流。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重视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开展德育实践，通过接触社会让他们可以正确认识社会，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学校应该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的社会德育资源资源，开辟适合中学生开展德育工作的校外德育基地,如劳动锻炼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实践基地、学习雷锋基地、传统教育基地、军事训练基地等。学校不仅要积极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前往企事业、农村、工厂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且要积极地开门办学，请企业的厂长、经理介绍市场经济的知识,请民警、交警同志进行法制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和交通安全教育等[5]。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2-0126-02
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转贴于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三、中古文学与西方古典时期文学中“文”与“质”比较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关注的就是这样一种以礼乐和诗教培养君子的美育观。而这中美育观又与儒家文化中的“仁”、“天人合一”等核心价值密不可分。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特别重视诗教与乐教对道德熏陶的作用，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人格培养要从诗歌的熏陶开始，立足于礼教，完成于乐教。而乐又与礼互为表里，所以孔子更注视乐教的重要作用，他本人也擅长器乐演唱以及音乐鉴赏。君子人格的形成和实现在于对音乐的把握和领悟。孔子对乐的重视，源于他对“仁”这一儒学核心价值的深切认知。他对礼乐的教化功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反思，他十分崇尚先古帝王利用诗教和礼乐教化达到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做法，那是他理想中的人类社会，“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这是对诗教的认同；“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礼乐不仅可以实现对个体道德品质的培养，更是巩固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定的基础，至此礼乐具有了社会学的价值和意义。
“天人合一”是儒学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必须要通过音乐的形式。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常常为后人津津乐道。有一次，孔子问弟子子路、曾皙（名点）等四位弟子的志向。子路师兄弟均表示愿意从政治民，实现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只有曾点的志向有些例外：“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对此却极为赞赏，曰：“吾与点也。”曾点所描述的这样一种随心所欲，自由闲适的生活画面恰恰是孔子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即达到美与善的统一。而这种在审美中所体会到的乐趣，就是美育所要达到的无关利害的澄明境界。
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也提到了上文中的这个典故，对此，王国维评论道“此时之境界，无希望，无恐怖，无内界之争斗，无利害，无人无我……一人如此，则优入圣域，社会如此，则成华胥之国。孔子所谓安而言之，与希尔列尔所谓乐于守道德之法则者，舍美育无由矣。”尽管王国维把孔子的“安而言之”与席勒的美育观进行同比有些牵强，但都是对美育所达到的个人性格提升和社会安定和谐作用的肯定，同时也指出了所谓的“无用之用”最终还是要落脚在提升国人的趣味上。从美育的被引进到之初，就已经深深地烙上了儒学传统价值观，即通过美育来培养完全之人物，以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在这一点上，王国维与孔孟的美育观殊途同归。
“美育”当属清末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舶来品。从最初“美育”观念的引进到“美育”在中国形成一门现代教育体系下的学科，都离不开西方哲学以及美学思想在国内的传播。20世纪初前后，中国处于封建文化的没落与各种新思想兴起的更迭中，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接近崩溃，新的民主、科学等西方思想成为中国救亡图存的先驱们的选择。兴洋务，开新式学堂，变法新民，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教育，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历了这样痛苦的转变，从而产生了“美育”的西学东渐，这中间不能不提的是王国维。
王国维在十八岁前除去在私塾所受教育外，还从其父学习骈散文及古今体诗，金石书画，并长于考据。中日的爆发促使王国维产生了学习西学的欲求，最初他从日本英文教师那里获得了关于康德与叔本华的哲学论著，后来经过罗振玉的资助留学日本，回国后开始致力于康德、席勒、叔本华等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翻译了大量哲学著作例如《伦理学》（日本，元良勇次著）、《心理学》（日本，元良勇次著）、《西洋伦理学史要》（英国，西额惟克著）等书。他还在《教育世界》上大力译介西方哲学及美学思想，写出了《哲学辩惑》、《论教育之宗旨》、《孔子之美育主义》等学术论文。《论教育之宗旨》写于1903年，王国维在文中提到了美育的必要，并指出席勒“之重美育学，实非偶然”。
“所谓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王国维认识到了美育作为情感教育的独特性质，在维护美育独立地位的同时又把美育与德育和智育联系起来，始开美育独立的先河。后来王国维又通过《教育家之希尔列尔》专门介绍了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和写作背景。席勒主要的著作都是在接受了康德的哲学及美学思想，特别是《判断力批判》的影响，以此作为自己的哲学依据，展开美学以及美育的讨论。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用27封书信明确地提出了“审美教育”的概念，并对美育的社会作用、性质作了系统的阐述。他从人性的分裂着手，探讨了美和艺术的批判功能，“因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自由是美育的本质属性，应让美在自由之前先行。可见西方审美教育的目的并非立足于社会的安定有序，而且重在追求人的自由。但这样的美育观是怎样中国化的呢？
从1903年至1907年，王国维写下了《去毒篇》、《人间嗜好之研究》、《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教育偶感四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孔子之美育主义》、《教育家之希尔列尔》等一系列文章讨论美育，提出了“形式”、“审美无关功利”等现代美学观点，成为当时主要致力于美育思想传播的旗手。但第一个把“美育”观念引进国内的，却是先生。早在其作于1901年10一12月的《哲学总论》中论析各种学术之关系时指出：“人类生存其间的宇宙由物、心、神三者成立，而其研究之学问，则分别有理学、哲学、神学。哲学论究无形之心性，为心性之学，而心性有外显之心象，由作为哲学之一部的心理学研究之。心象又有情感、智力、意志之三种，相应又有审美、论理、伦理之三学。伦理学说心象之意志之应用；论理学示智力之应用；审美学论情感之应用。故此三学者，为适用心理学之理论干实地，而称应用学也。其他有教育学之一科，则亦心理之应用，即教育学中，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
奥运会是世界人民的盛会，在伦敦奥运会中，各种媒体的新闻舆论传播并没有因为忙于观看比赛而停止。自由的媒体，多元的舆论，使新闻传播成为现代社会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新闻舆论，为公众搭起了关注奥运、参与奥运的平台，在这里人们感受到中国体育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体现了中国体育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价值观上的变化。超越国界、超越人种，神话与现实，胜利与失败，媒体充分显示了中国新闻舆论的气度与风范。
一、奥运的中国体制
现代奥运发展已有100多年历史，中国历经60多年的努力，28年前再次走入奥运大家庭，从基础差、底子薄、人才弱，跃升至世界奖牌前列，成为竞技体育强国，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就在于凝心聚力，团结协作，共谋发展，对有限资源的有效使用，目标清晰坚定，努力持之以恒。举国体制使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连创佳绩，它所创造的正能量，正激励我举国人民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体育振兴，是中国政治开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综合体现。举国体制在实现金牌突破上功不可没，世界上最好的训练条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教练，锻造着全国最优秀的运动员。在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举国体制强大后盾的支持下，刻苦训练，奋勇拼搏，不断创造佳绩。如果完全靠社会赞助和个人努力，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在奥运会项目中，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几乎全部来自个人或者双人项目，没有一块金牌来自集体对抗的项目，这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要靠继续发展和科学发展才能得到解决。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点，择优乘势而上，才能快速地走上中国体育发展的快车道。
看电视直播比赛的人，都对中国的体育竞技给予了极高的期盼，快乐和自信的主流感受在比赛中展示，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充分凸显。举国体制使中国从默默无闻的东亚病夫，变成了举世瞩目的竞技体育强国；从曾经居后的惨淡排名，跃居世界大国前列。这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强大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新闻舆论让受众看到奥运冠军获奖的场景，国旗高高升起，国歌在体育场馆唱响，冠军热泪盈眶，谁都会在此刻无比骄傲，这些受众得到的认知，就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无可辩驳，没有争议的证据，中国人确实很强，还需用其他数据去说服人们相信中国的强大吗？于是新闻舆论的二次传播，用它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叙述了事实。社会需要强大的正能量，中国需要通过努力走向新的高度，民生问题逐步解决，举国体制逐步完善，全民体育逐步开展，这就是奥运新闻舆论引导的力量。也许会有很多负面的声音，但是奥运会进行的每一天，更多的人关注的仍然是奖牌总数。虽然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格局正处于动态变迁中，但是，在中国面临民族振兴的关键时期，它仍然是人们重要的精神支柱。
二、奥运的中国精神
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发表了著名的“奥运三问”： 中国何时能够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那一年，奥运会也是在英国伦敦举行。1932年，美国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刘长春作为四亿中国人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奥运会，由于旅途劳顿，在100米、200米预赛中位于小组第五、第六名，未能进入决赛，但他却迈出了一个民族走向奥运赛场的第一步。1984年，美国洛杉矶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353人出席了这次盛会，许海峰在男子手枪慢射比赛中获得金牌，实现了炎黄子孙在奥运会上金牌及奖牌“零的突破”。 此次，奥运会中国位列金牌榜第四，和52年前相比，中国人民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证明了自己的实力。2008年，中国举办了第二奥运会，体育代表团人数1099人，金牌总数位列世界第一。百年圆梦，中国人经过顽强、执著的努力，团结合作，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奥运梦想的实现。伦敦奥运会，中国军团，共获38金，创境外参赛最好成绩。有8个项目是历史上首次获得奥运会金牌，有17个项目是历史上首次获得奥运会奖牌。乒乓球运动员王皓连续三次进入奥运决赛，虽未夺冠却不言放弃；刘翔面折磨人的伤痛，勇敢走向赛场，迎接挑战；体操运动员陈一冰，用完美的表现，展示了中华民族超越的勇气；自行车运动员郭爽、宫金杰不仅展现了中国运动员的高超技术和水平，更展现了中国运动员的文明和风范。他们勇于拼搏，吃苦耐劳，团结互助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认同，这就是中国精神。
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中国选手王克楠和彭勃在男子双人三米板跳水比赛中因最后一跳失误，导致金牌旁落。当时一些国内媒体以相当严苛的措辞予以点评，更有报道称之为“不可饶恕的失误”。八年后的伦敦，同样是男子三米板，同样是最后一跳丢掉了快到手的金牌，秦凯受到的责难就小得多，媒体和网络上尽是鼓励的声音。在话语的变化中，可以见出中国民众价值共识的变化，对无论胜败者的敬仰，和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2]这就是奥林匹克的中国精神。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地方政府自秦朝发明郡县制以来,其基本结构一直未作多大的变化。在历史上,由于各级政府有效控制幅度的限制,实施郡县制时,郡所属的县较少,但是中央政府所属的郡就太多,为了减轻中央政府的行政负担,中央政府经常在郡之上设置州或道之类的派出机构。后来郡县制改为省县制,于是中央控制幅度减少,而省的控制幅度增加,为了提高管理效率,省政府就不得不设置派出机构来管理众多的县。派出机构的职能一般均只具有督导职能,而不具有实设政府所具有的全面管理职能。虽说建立派出机构的原意只是建立派出机构,但实践证明,派出机构经过一段时间后,总有实设化的趋势,派出机构的最后结果总是演变成实际上的实设政府。这是中国历史的古老经验。
那么,为什么不把派出机构设置为实设政府呢?根据笔者的看法,在理论上政府管理体制最适当的管理层级可能是三级,整个国家的政府体制最后由三级政府组成,一是中央政府,二是省政府,三是基层政府。三级政府中,基层政府直接面向社会,中央政府统管全局,并负责对外事务,而省级政府则负责联络中央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样做,有利于政府体制的顺利运转,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有利于地方民情的上述。但是,中国幅员辽阔,如果三级政府来管理,相对于公共事务的量和公共行政管理技术来看,总会有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过宽,其解决的办法自然只能是在上两级政府的任一级政府设置派出机构,来分担一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督导职能。 建国后,中国政府体制基本框架仍然是三级制,县政府是基层政府,省政府是中央与县政府之间的中介政府。其他各级政府如大区政府不是成熟的政府,实行不久便撤销了,而乡镇政府实际上也不是很成熟的政府,因为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方面,与成熟的政府均有相当大的差距,并且在当代中国相当长时间内是作为来处理的。在这一体制下,省政府管辖的县数量众多,造成行政监督的困难,于是不得不在省与县之间设置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即地区行政公署。与此类似的是县政府管理不了数量众多的乡镇而不得不让区公所承担行政监督的责任。
所谓国民性，指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总体表现出的品性，即一个国家国民最普遍表现出的人格类型，是对一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的特征的概括，故针对正常人格而言。这种品性，既源于种族特征的不同，也可来自后天遭遇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各个国家中不同的国民性。国民性与典型人格类型不同，其分析不需太多田野调查实践与复杂数据，具有普遍概括性和笼统性，故较易实行。
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在西方二战时期曾一度兴起。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的渗入，现代中国的国民性已变得较为混杂难以表述，甚至某些已与中国古人的文化精神相背道而驰，西学的传入与过度应用更使现代中国国民性格不具有了中国本土的代表性。本文仅从中国古代儒学角度对中国人的传统国民性进行分析探讨，从信仰体制、道德准则和人格培养三方面将国民性概括为忠君爱国、仁义至上和中庸之道。
一、信仰体制：忠孝统一
从信仰体制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中主要以信仰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作为全民性的国家宗教。其宗法观念与天人合一观念从信仰层面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对国民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人普遍重视家族观念，祖先意识强烈。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人祭祖的隆重仪式上，更表现在中国人“以孝治天下”的观念上，这早在先帝舜时期就有了很好的体现。
中国十分重孝，一家中若是出现孝子，则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与赞扬。汉朝时期的选官制度就以“孝”作为最基本的选拔标准，由众人推举，称“举孝廉”。中国儒家传统“十三经”中就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孝经》，是关于孝的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人家族传统中，是以父权至上的宗法制，一般重大事情都需要向父亲请教过问，包括婚姻问题，大多是父母包办，即使是自己的意愿也需事先请示父母，征得同意方可进行，否则就会有被社会指为不孝而被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人如此重“孝”，包括统治者也宣扬孝道，以孝治天下，以得到支持与维护。中国人认为，以孝为先，有了孝，人民自然会归顺于君主，孝是忠孝仁爱信义等基本道德的根本所在。“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也。”《论语》中的此言正是体现了“孝”的一系列好处，孝子极少有犯上作乱背叛君主的想法。由此可见“孝”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前提。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忠孝二者相统一的观念，也是国民性之一大特点。
二、道德准则：仁义之上
前面讨论的中国人所重视的忠孝观念，但这种忠孝观念是以仁义的道德准则为前提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曾说过，忠孝都要“以义为先”。不符君子道义的事万万不可做，而这道义的前提就是符合“仁”。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的实现是孔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仁”是最重要的品格，万事都应符合“仁”复归于“仁”。“义”则由“仁”衍生而来。所谓仁义礼智信都是以“仁”为根本的。孔子主张回归“仁”的道路是“克己复礼”，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回到礼的道路上来。西周时期即已制定形成的周礼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应的。“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这其中就要以统治者实行“仁政”作为基础。实行仁政，人民就会温顺并且厚道，像先帝尧舜时期就是如此。
且君子也应以仁为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主张有志之士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仁义道德理念。孔子认为，“恭而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样即可实现仁。仁不仅应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统治者的根本统治手段，更是作为了百姓庶人一切道德准则的基础。
孔子还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这可谓是对接近仁的状态的外在表现的较为细致的描述了，也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普遍具有老实内敛，逢人不爱张扬，遇事不爱争抢的特征，却给人一种温和敦厚的亲近感。古代社会中的中国人中更是普遍具有“仁”的特性。辜鸿铭先生认为中国人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温良，这主要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也是“仁”在国民性格中的一大体现。
三、人格培养：中庸之道
中国古代社会中对人才的培养，不似西方教育那般重视专业技能培养，而是更重形而上的气节与道德观念的树立。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几乎是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对“君子”的推崇也成为中国社会中普遍的人格完善标准。
所谓君子，可用“中庸”来概括。“君子不器”，君子尚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经过历史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气节，体现在忠君爱国的观念中。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见中庸的品质在中国人中具有神圣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并形成一种价值趋向体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用孟子的话概括，这是一种“浩然正气”。
中国古代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后来的教育中，也体现在在童蒙教育。所谓童蒙教育，指中国古代7～12岁的教育，即洒扫应对等基本礼仪和伦理道德的学习。其作用不可忽视，是为后期儒家系统教育、为日后学习君子之道打下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人格气质初步奠定形成中的重要一环。
中庸之道同样表现在礼上。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礼节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乃至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原则。它处处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中和色彩，建立在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体现了中国人高尚的修养，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种外在表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在文化与人格理论的视角下所探见的中国人国民性具有忠孝统一、仁义至上、中庸之道三者合一的特性，不仅体现在传统的等级宗法性制度中，更体现在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普遍文化群体中。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与品格特征，区别于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包括政治思想、社会制度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如今我们更应弘扬这种文化特性，弘扬中庸之道，选择传统并适合我们国民性的东西，而不是盲目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这有中体西用，才能使中国人得以重新闪耀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109-04
作者简介：李华伟（1977-），男，山东聊城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生管理理论。
从语义学上看，“生态德育”是20世纪末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意义上的市场化和生活意义上的现代化对教育方式构成冲击后所出现的全新概念；从词源学上看，“生态德育”概念的产生一则源于“生态学”和“德育学”单一学科研究的现实困境和无奈，二则肇始于学科交叉研究的创造性和新颖性。在国内，最早提出“生态德育”这一概念的是刘惊铎和王磊。两位学者在1998年第5期《教育评论》上共同发表了《生态德育及其跨世纪意义》的论文，指出，“生态德育”是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生态观点出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潜在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更好地享用自然和享受生活的教育。由于生态德育在价值链上强调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意识和保护意识，并且在目的论上强调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意识地控制人对自然的盲目作用，故而该理念提出之后，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很快传播开来。随后不久，吴鼎福在《教育生态学》中对“生态德育”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指出“生态德育”既是一种新的德育观，又是整合传统德育之后的一种崭新教育范式。“它试图把长久以来无法解释，甚至无法确认的人类与自身、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处理。其目的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培养一种具有更高品性的新人。”很明显，吴鼎福的定义充其量是对生态德育概念的深度诠释，而不是系统定义。随后朱小曼等学者均对“生态德育”概念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界定。
纵观学术界对“生态德育”概念的界定，我们发现，尽管学者们看到了源于生物学上的生态概念可以被移植到德育领域，但对于这两个概念的链合问题以及有机契合现象却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致使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多限于概念的游戏和文字的堆积。本研究认为，生态学和德育学的交叉研究从本质上看源于两个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近年来相继出现在媒体上的20多篇研究生态德育思想的论文以及5部相关领域的著作，还有不下10余种有关“生态德育”的定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突出进展，但由于基础概念界定的模糊使得这些研究大多比较肤浅，相关的问题没有被继续推向深入。事实上，生态德育是研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素质全面提高的一种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时下教育主体之间（主体间性）、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实践锻炼体系）、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而提出来的。生态德育学研究的主题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内生态链合现象，强调的主旨是教育活动的关联性、教育参与者的相互关怀性、教育方式的有机性、教育效果的时代性。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道德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解决德育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界定了基本概念之后，本课题对有关生态德育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提出：要想使生态德育学的学科发展继续推向深入，必须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德育思想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可以推动德育变迁路径的多样化，而且可以深化学术界对生态德育史领域的后续探索，其意义重大。
一、天人观所体现的自然导向的生态德育思想
从哲学上来看，“天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是西方近代一直追问的世界“客观实在性”悖论的中国式表达。如果说，中西方自古至今都在探索世界的本质存在问题，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思想则具有了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内涵。中国古代讲究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指出“究天人之际”，方能“纳古今之事”。除却以“天道附会人事”的迷信因素不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生态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如果说“天人合一”思想是在教诲人们要“大道归于自然”方能保全身体和精神健康的话，那么春秋郑国子产所哀叹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的论调就多少带有了教育悲观主义的痕迹。依此而论，天人观所体现的正是“以自然为师”的生态教育思想，这种思想用在道德领域就是“以教化为核心”的德育理念。
根据上文的假设，“生态德育”是一种关联性活动，这种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借助于继承性的理念才能完成相互教育的目的。在文化传承的显性领域中，儒家的生态德育思想最具典型性。在儒家看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和宇宙万物都是自然孕育化生的结果，“天、地、君、亲、师”，“仁者”之所以无敌，实乃“泛爱众”伦理学说的必然结果。生态教育理念实际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一是人类以各种行为影响着自然界的存在状态。但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充其量只是改变了自然界的暂时存在方式，并没有把大自然彻底征服。“征服”哲学只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怯懦的主观心理反应，不具备实然的哲学意义；二是大自然的逻辑在客观上指引着人类所有行为的价值取向。“会用则存，节用则生”，人类节约的理念与其说是为生计所迫而必然形成的民族传统美德，倒不如说是自然之道在指引人类生活类行为的必然结果。《正蒙・至当》有云：“大人者，有容物，无去物，有爱物，无殉物，天之道然。天以直养万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尽道矣。”此话是说，人类在利用大自然的时候，要遵循自然界的生长发育原理，对万物要加以保护性的、节约性的、合理性的利用，不能竭泽而渔，毁坏子孙的基业。
在儒道法各家关于生态道德教育的思想中，除去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思想的糟粕成分，诸多“以天合人”的思想（炼丹术）不仅具有科学萌芽的价值，而且也多少解决了人类对自然的迷茫和恐慌问题（天文学）。应该说，中国古代以自然导向的天人观为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材料。只要合理使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思想就一定能为新时期德育建设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二、义利观所体现的人品识别和利益分配的生态德育思想
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攘攘熙熙，皆为利来，人是无往而不利的。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不断为了利益而东奔西走，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理解为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政治学家把这种现象理解为基于权力关系的利益争夺，社会学家把这种现象理解为社会变迁的机会成本。那么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呢？事实上，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只是人的类本质在生存意义上的必然体现，也就是竞争造成了上述现象的必然显现。但长期以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逻辑使先发和后发市场经济国家产生了诸多灾难性的变异后果，细究起来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达尔文法则不无关系。
既然狼奔豕突的物欲世界不能约束人的理性，那么什么样的规矩能够使人变得有所收敛呢？法学家们指出，“乱世用重刑”，当今之世，只有完善的法治才是矫治中国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可当金融危机一波一波地冲击着人们的心志和理性的时候，“法治万能主义”的神话被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在被“紧箍咒”式的法理哲学束缚了较长时间之后，人们开始回归到了德性软力量的研究。于是“以德治国”的理念便顺理成章地打入了受众的视野。但传统的德育理念过分注重各种硬性的制度和规范，又使得受教育者的思想承受度和受教效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基于当前道德教育领域教育投入虚置、教育资源浪费、教育过程庸俗、教育主题单一、教育主体失态、教育效用弱化等突出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了“生态德育”的全新理念，指出生态德育是综合性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它强调的是一个社会德性的循环和共生，它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军事等诸领域规约到一个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相互关心的内生态系统中，让这些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遵循生物自组织的自我调节机制而自发的进行链合和融合，最后使任何一个受教育者都在生态理念的教诲下，得以德性自生和价值重生。
在所有生态德育的理念中，对“义利观”的认识当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处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人们可以暂时摆脱尘世的烦恼和声色犬马的滋扰，但却无法摆脱经济条件的制约和市场规则的束缚。如何认识“义”和“利”的辩证关系呢？在这方面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哲学观更具现实意义。正如中国传统文化所认为的“须就近有道之士，早谢却无情人家。贫莫愁来富莫夸，那见贫长富久家”。此言是说，在纷纷扰扰的物欲世界里，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来识别人品呢？那就是要以传统的儒家义利观为基本的识别标准。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小人，对于那些只顾蝇头小利而出卖朋友的人要尽量避而远之。这一标准不仅是商家生意上必须遵循的最为简洁明了的基础法则，而且也是学术界必须牢记的一条最为灵验的识人逻辑。除此之外，单靠一个人的言语是很难识别其内在本质的好坏的。如果靠上述标准还不能看破人品的优劣，不妨再使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行为逻辑。这一规则强调的是人的品质的外在表现，一般来讲心胸狭窄的人、心地不纯的人、心怀鬼胎的人、心眼偏执的人、心地不诚实的人都会外在于不大方、不爽快、不痛快、不洒脱等必然的行为或动作。
除了人品识别要遵循一定的生态德育理念以外，在现实的社会中，还必须本着相互帮助、共存共荣的逻辑进行一切行为和活动。在这方面，墨家的“交相利，兼相爱”的思想对我们不无裨益。墨家的义利哲学强调的是互利共赢和互利互惠，这实际上已经蕴含着现代宏观经济学所指出的利益公平分配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遵循着“初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的资源配置逻辑，而忽视了人在两次分配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这也就使得人与资源的生态融合被强制性割裂。事实上，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甚或是三次分配、四次分配都要讲求分配的公平问题，“利益均沾”只是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非常规手法，但利益分配公平却关系到政治的合法性认同和社会的长久稳定，其意义不可小视。所以，墨家一直以来都把“兼相爱”放到“交相利”的前提阶段，原因就在于只有以“爱”（良善即道德指引）的理念作为指引，才能使利益得以公平实现；否则交易主体的生态联结将会迅速断裂，交易无法实现，利润无法产生，自然市场的逻辑就形同虚设了。联系当今德育领域的突出问题，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于利益分配的生态德育思想不失为一种极好的借鉴。应该说，义利之辩之所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因就在于“义”和“利”的权衡关系着人的德行好坏问题，关系着人与人之间道德的和谐和互助问题，关系着分配领域的公正性导向问题。这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和同观所体现的知人善任的生态德育思想
与上面判断人品好坏的“义利”规则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同观”则是与识别人品紧密相连的一个“知人善任”的宏观标准问题。在这一领域，孔子的哲学可以给我们指引。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君子虽然表面上和你有意见分歧，但背后他不会和你有根本的路线分歧；小人虽然表面上同意你的看法，但背地里他会违背你的意志去做影响大局的事。“和同”只是一个意见上的分歧问题，按照现代民主制的运作逻辑，意见分歧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没有必要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毕竟人是千差万别的。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由于缺失现代民主制度的投票机制和平等意识，使得君主识别人的品性变得十分困难。不能正确甄别自己的属僚，就不会把合适的人才提拔到适合的岗位上来。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将相们都会把孔子的“和同论”搬出来加以变通使用，并以此来选择合适的接班人。除却孔子和同思想的糟粕成分，我们发现在现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古老时代孔子的“君子小人论”就不会在人才任用问题上犯大的错误，而如果仅仅依靠考试分数或外在的东西，就有可能把各种腐败分子遴选到重要的岗位上来，其危害是可想而知的。
和同观不仅为政府人才的选拔提供了一种参考，而且也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借鉴。比如在任用学生干部问题上，如果单纯依靠对学生表面语言和行为的考量，往往不能选拔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且还会给学生管理工作造成诸多障碍。相反，通过某些问题的讨论甚或争论，密切观察学生的潜意识行为和语言表现，就可以及时发现学生深层次的心理偏好和价值导向，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发现和任用合适的学生干部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应该说，对于今天的学生思想教育来说，重视学生的表面要求一定要与挖掘学生的内在诉求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受教育者的真实动机和想法。
四、荣辱观所体现的知耻奋进的生态德育思想
从心理哲学的角度讲，“荣”和“辱”都是人作为类本质的心源性条件反射。当人们遇到高兴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光荣；当人们遇到沮丧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耻辱。这种条件反射实际上是人的本能性直觉。也就是说，荣辱感是人的精神性因素在内生态角度的相互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含荣辱思想。儒家认为，“知荣能够自强，知耻方能奋进也”。孟子则从荣辱感的人性角度探索这种心理反应的意义。孟子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之耻，矣”，把知耻作为善恶的标志。作为我国生态教育学的代表之作，《管子》的生态德育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管子》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灭亡”。也就是说，学礼仪、知廉耻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他的民众知荣辱，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人们在良心深处失却了根本的依靠和精神寄托，所剩下的就只有行尸走肉了。针对春秋时期战乱丛生的实际情况，《管子》还谆谆教导人们：“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即要想结束春秋时期战乱纷飞的局面，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应该以和为贵、互相谅解、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发展互惠贸易，不要兵戈相见、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要体恤百姓的苦楚。只有安民惠民，才能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国家稳定了，才能发展生产，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才能逐步提高；老百姓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百姓衣食无忧的时候，社会才能形成追求礼仪、尚荣驱辱的大好民生局面。由此看来，《管子》所提倡的荣辱观是一种追求社会内生态和谐共生的生态德育观。在这一点上，《管子》生态德育思想的政治价值取向与孔子的“仁者爱人，行之有耻”的政治目标不谋而合。总之，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荣辱思想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借鉴。
事实上，“荣”和“辱”是一对孪生姐妹，只有经得起“耻辱”，才能“反思而激流猛进”；只有低调处理好“荣耀”，才能以荣为契机奋发图强。那种不经历知耻阶段而纯粹享受荣誉的思想是极其庸俗的和错误的。正如《礼记・中庸》所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荣誉必须首先在“隐”和“微”处下功夫，既不要在暗地里做不道德的事，也不要在细小事情上违背道德，要敢于“慎独”，即在“程门立雪”的境界中享受“隐忍”的壮美。要学习越王勾践的知耻精神，在艰难的环境里积蓄力量，以寻找机会东山再起。“荣”和“辱”的客观生态关系，使得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把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有时为了获得荣誉还应该给自己人为寻找一些压力，让自己在“知耻”的境界中为新的光荣积累动力；有时因为各种原因暂时获得了一定的荣誉也不要沾沾自喜，应该回味成绩的来之不易，要继续坚持以“耻”为动力的思想，为了新的荣耀而卧薪尝胆。这就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德育”理念。坚持生态德育的链合思想，就能做活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启蒙，使受教育者不至于走向生态链的极端，而遗憾终生。
五、身令观所体现的为人处世的生态德育思想
“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辩证关系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身教示范，指出道德教育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身垂范。这一方法强调教育者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来示范性地影响、教导受教育者，从而给受教育者以启迪作用。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教育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受教育者才会以此效仿，并以身垂范。相反，如果教育者要求受教育者做到的规范自己都没有做到，那么受教育者就会反其道而行之。对于掌权者来说，只有以身作则带头搞好道德修养，才能使百姓的思想和言行符合社会道德规范，才能安民治国。“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内生态关系，这一思想对于新时期搞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身令观”所体现的身教和言教的关系反映到为人处世的微观领域，就是要做到“己”和“人”之间的辩证统一。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只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很好地理解个体之间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才能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遵循利己利他的生态法则；否则就很容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把自己的示范作用转化到负面的方向中去。至于如何做到社会个体之间的生态和睦，孔子强调要注重自己的德行修养，孔子指出：“克己复礼，天归仁焉。为仁由己，而有人乎哉！”即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充分体谅他人的想法和社会需要，才能成为知书达理的人；修心养性的关键是自己，自己德行的养成要靠自己的艰苦修炼，不能靠别人的督促和劝说。这种注重自身修养锻炼的哲学，实际上已经预设了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别人宽恕善解的类生态规则。当然，注重自身的修养，并不是说自己独处的时候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说心里要时刻想着别人的需要和看法。对政治家来说，就是时时关心民众、事事想着民众，急民众所急，想民众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己”说恰恰是“身令观”所延伸出来的为人处世的基本生态哲学。这种突出人己关系、强调以身作则的教育学说对于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六、上下观所体现的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思想
除去“上下观”所映射的等级观念不说，中国古代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因材施教思想时至今日仍不乏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因材施教的理念肇始于人生存环境的变化，正如墨子所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人者变，其色则变。”也就是说，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亲缘关系、所受教育、思想品德都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只有随着环境的变化来认识人、来教育人，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正确实施个性化的道德教育。事实上，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出的“上下观”旨在说明：从循序渐进、教不躐等、因材施教等教学原则来看，具有中等资质或道德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较高的学问或道理；而具有中等资质或道德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较高的学问或道理。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孔子强调“中人论”并不是说人是预先可以划分成三六九等的，除却孔子“中人论”中的历史制约成分，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下观”所体现的正是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理念，这种生态关系是内生态思想在德育领域的突出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老子也曾经研究过人的悟性差异对人接受学问深浅的影响，并适时提出了道家的“上下观”。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曰不笑不足以为道。”从表面上看，老子是在向他的弟子解释什么是“道”，但细心纠察我们发现，老子在这里主要是强调人的差异性以及这种智力差异对人接受教育方式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老子分明是在教诲世人：如果没有悟性，即使通过巨大的外力作用，逼着做、哄着做、催着做，效果也不会太好；而只有因势利导，采取与受教育者密切沟通的生态教育原理，才能打通受教者和教育者之间的交流鸿沟，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正所谓“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虽然老子的“上下观”具有预先设定好等级成分的嫌疑，但老子所指出的根据人的自身智慧素质和身体素质进行分类教育的生态德育学原则，时至今日仍不乏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惊铎.生态德育是一种崭新的德育观[J].新华文摘，1999，（1）.
这两件事都跟汉语的特点有关。惟有以单音节为主(即使是双音词，而词素也是单音节)的语言，才能形成整齐的对偶。在西洋语言中，即使有意地排成平行的句子，也很难做到音节相同。那样只是排比，不是对偶。关于声律，我们的语言也有特点。汉语是元音占优势的语言，而又有声调的区别，这样就使它特别富于音乐性。
文论中对于文章的对偶特别是诗的对偶是有许多讲究的。人们容易把对偶看得很简单，以为只是字数相等，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就是了。实际上远不止此。《文心雕龙》提出了著名的对偶原则：“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对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拿今天的话来说，言对就是不用典故，事对就是用典故，反对就是反义词或意义不相同的词相对，正对就是同义词或意义相近的词相对。
刘勰轻视言对，提倡事对，这是跟骈体文的体裁有关的。从艺术观点说，这个作用不大。杜甫、王维等许多大诗人许多著名的对句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也都是言对，不是事对。这个可以撒开不提。
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这倒是一条很宝贵的艺术经验。《文心雕龙》所举反对的例子是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壮鸟显而越吟。”(“幽”和“显”是反义词。)正对的例子是张载《七哀诗》：“汉祖想粉榆，光武思白水。”(“想”和“思”是同义词。)二者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问题上，刘勰的理论是高的：他把反对认为是“理殊趣合”，这是用不同的道理来达到同一的意趣，表面上是相反，实际上是相成。这样的对偶是内容丰富的对偶。他又把正对认为是“事异义同”，因为两个句子从字面上看来虽然不同，实际上只表示了同一的意思，这样的对偶是内容贫乏的对偶。
正因为这个意见是对的，所以后人常常拿它来衡量诗的优劣。王籍《入若耶溪》“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是被人传诵的名句。但是蔡宽夫《诗话》说“晋宋间诗人造语虽秀拔，然大抵上下旬多出一意。”他举了王籍这两句诗批评说：“非不工也，终不免此病。”
正对走到了极端，自然是诗家之所大忌。所以诗论家有“合掌”的戒律。所谓“合掌”，也就是同义词相对。
因此，关于对偶，我们不要单看见古人求同的方面(字数相等是同，词性相等也是同)，同时还要看见古人求异的方面。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古人在对偶别强调相反，强调对立，强调不同。这个原理同样地适用于声律方面。
《文心雕龙》声律篇中有很重要的两句话：“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同声相应谓之韵”这一句话好懂：韵就是韵脚，是在同一位置上同一元音的重复，这就形成声音的回环，产生音乐美。但是刘勰所强调的不是这一句，而是前一句：“异音相从谓之和。”所以他跟着就说：“韵气一定，故馀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这就是说，同声相应是容易做到的，异音相从是难做到的。这和丽辞篇所论“反对为优，正对为劣”的道理是相通的。依一般的见解，异音相从应该是不和，现在说异音相从正是为了和，这也和丽辞篇所说的“理殊趣合”是同一个道理。音乐上的旋律既有同声相应，也有异音相从。假如只有同声相应，没有异音相从，那就变为单调了。
什么是“异音相从谓之和”呢?范文澜同志认为是“指句内双声叠韵及平仄之和调”。(《文心雕龙注》第559页。)这是对的。所谓“八病”，虽然旧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就是避同求异，如双声的字不能同在一句(连绵字不在此例)，句中的字不能跟韵脚的字叠韵，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一声调畅，等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夫五音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沈约在这里也是特别强调了“殊异”的作用。
律诗的平仄格式是逐渐形成的，而平仄的讲究主要还是求其“异音相从”。一句之中，平仄交替成为节奏，这是异；一联之中，出句的平仄和对句的平仄相反，这又是异。后联和前联相黏《第三句与第二句平仄相同，等等》，似乎是为了求同，实际上还是为了求异，因为失黏的结果是前后两联的平仄雷同。
严羽《沧浪诗话》批评了“八病”的戒律。他说：“作诗正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据也。”凡事一到了“拘”，就出毛病。形式美与形式主义的区别，就在于诗人驾驭形式还是形式束缚诗人。“八病”的避免，如果作为形式美来争取，而不是作为格律来要求，还是未可厚非的。董文涣《声调四谱图说》引杜审言的《早春游望》作为示范。杜审言原诗是“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蒴。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这首诗有四句是平上去八四声俱全的，其余也都具备三声(其中有两句按诗律也只能具备三声)。这样，在声调上就具有错综变化之妙。
有人说，杜甫的律诗出句末字上去入三声俱全：如果首句入韵，那就是平上去入四声俱全。我曾经就《唐诗三百首》所选的杜诗作一个小小的统计：五律十首，合干上述情况者八首：七律十三首，合于上进情况者十首。这可以说明：一方面杜甫的确有意识地追求这种形式美；另一方面，杜甫决不会牺牲了内容去迁就形式。
相连的两个出句声调相同，叫做“鹤膝”，也有人认为就是“上尾”。杜甫的律诗，特别注意避免上尾。但偶然也有不拘的。例如《客至》诗第三句末字是“扫”字，这个字有上去两读，若读上声则跟第一句末字“水”字犯上尾；若读去声则跟第五句末字“味”字犯上尾。这些地方都可以说明杜甫既讲究形式美而又不拘泥形式。两个出句末字声调相同还不足为病，至于三个出句末字声调相同，那就算是缺点了。谢榛《四溟诗话》批评杜牧的《开元寺水阁》诗：“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藤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又批评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诗：“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雨轻。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他说：“此上三句落脚字，皆自吞其声，韵短调促，而无抑扬之妙。”其实他在这里指出的就是上尾的毛病，因为这两首诗三个出句末字都用了上声。谢榛最后说：“然子美七言，近体最多，凡上三句转折抑扬之妙，无可议者。其工于声调，盛唐以来，李杜二公而已!”他的话是颇有根据的。李白的律诗较少，我没有分析过；至于杜甫，我相信他在声调美的方面是有很深的研究的。
一、河东影视城简介
（一）历史背景。临沂国际影视城是在创建“文化大省”的时代背景下，按照大思路、大规划、大基地的战略方针建设，拟建“南国古城”影视拍摄基地，日本街影视拍摄基地，巴黎街影视拍摄基地，伦敦街影视拍摄基地，民国街影视拍摄基地，村影视拍摄基地和浙江村生态大酒店以及中国影视村等景区及配套设施。
（二）河东影视城现实状况。一期工程“南国古城”项目于2006年8月18日试营业并对游客开放。“南国古城”影视旅游景区建筑面积为33500平方米，整个景区集江浙水乡之精华，融徽派建筑之风格，分为沂州城关区、店铺街市区、府衙庙会区、沂水风情区、山村雨街区、山洪爆发区，水陆社戏区，影视模拟拍摄区和宾馆休闲区等九大区域。
（三）河东影视城主要成绩。临沂国际影视城的战略目标是“集中国旅游文化之精义，打造国际化观光与休闲的梦幻之城，快乐之都”。影视城坚持视为手段，旅游为目的，休闲娱乐为配套的经营理念，着力做大做强影视旅游产业，使之成为演员的艺术舞台，游客的快乐天地，力争做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据测算分析，南国古城影视拍摄基地建成营业后，年接待游客80到100万人次，年接待剧组30个以上。
二、临沂国际影视城存在的问题
1.粗制滥造，缺乏特色。影视基地一样，重复建设以至于建筑形式没有差异性和特色，市场严重饱和，资产沉积及恶性竞争激烈。不少影视基地表面上追求大规模、大形式，而缺乏实际的优质特产，各地方基地缺乏沟通交流各自为战。
2. 产品单一，形式老套。河东影视城与我国大多数影视城一样出现相似问题。旅游产品还停留在传统的观光层面， 产品形式单一，影视城的基础设施大部分都局限于供拍摄剧组利用， 可供游客参与的项目有限，只是在影视拍摄景点立牌简单表明此地拍摄剧目、参演明星、导演等情况， 仅限于图片展示， 不能使旅游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难以满足旅游者重现荧屏经典一幕的愿望。
三、临沂国际影视城未来发展策略
1、打造品牌形象，构建创新机制。制定行之有效的宣传计划，提升品牌形象在建设方面不应该相仿，而是突出特点。在建设之前要做好建设的准备工作，做好历史研究，调查研究，根据历史记载回归历史，重回历史，做到与历史相符合，这样剧组会因为影视基地的逼真而乐意到这里拍摄；加大宣传力度，提升节目创新力度，建立健全完善可行的宣传策略，在宣传方面要凸显河东影视城与其他影视城的不同点，抓住特色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打造国际品牌；避免令游客在影视旅游产品的开发力度影视城形成的“景点+表演”的传统模式产生审美疲劳，失去吸引力，影视城必须不断创新，加大影视旅游产品的开发力度，提升产品内涵，丰富产品内容。
2、挖掘文化内涵，共建和谐旅游。提高影视旅游的文化内涵，实现可持续发展影视旅游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文化旅游的属性。提升影视旅游的文化内涵，有好的影视作品推出，好的影视作品本身就是一种旅游资源，是吸引旅游者前往影视拍摄地旅游的主要诱因。
3、文化旅游系统化，营销机制产业化。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创建一条新型的文化产业发展链。与周围的餐饮、酒店、娱乐休闲场所建立密切关系，互相合作做好沟通与联系，建立经济联盟彼此促进发展，构造一个系统化的旅游产业。产业链这方面，横店影视城在娱乐服务方面做的很好，横店影视城已成为国家AAAAA级旅游区。
4.广纳精英贤才，招揽素质人员。首先要做好人员的招聘，选择适合的员工服务人员，要做好人员的培训，对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考核。提高员工的职业素质，职业道德。娱乐表演一方面可以娱乐身心，另一方面它还能让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对人生有所感悟，如果宣传的过程中出现庸俗，低俗的文化，这只能降低人民的审美水准和审美需求。同时也会降低影视城的地位，降低文化内涵。
面对现如今层出不穷的影视旅游基地建设。总体现状令人堪忧，影视旅游文化也还有待于加强，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的一些商业投资商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以及其他社会问题舆加严重。但只要各影视旅游基地有不断探索创新的意识，在国家重视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做好宣传促销工作，应打造内涵为主线，办出自己的特色，影视旅游基地一定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影视基地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究》 季伟 中国电影出版社
二、品析、感悟语言
语文教学说到底离不开对语言文字的品析和感悟，而品析、感悟语言的过程，也就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过程。语文教师要设法让文字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化为学生的内心体验，从而达到思想境界的有效提升。例如鲁迅的《藤野先生》，作者在文章开头就描写了清国留学生的种种丑态，他们沉迷于玩乐，终日无所事事；他们服饰怪异，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作者是这样描写的：“……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作者巧用比喻描写清国留学生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形态，又用反语“标致”表现作者的反感与嘲讽，并用动词“扭”表现清国留学生的扭捏之态。作者仅用寥寥数语便勾画了清国留学生附庸风雅、不学无术的丑态，表现了作者的失望与厌恶之情，因此作者离开东京前往仙台寻求真知。在仙台，一次看电影时日本学生狂呼“万岁”，而电影内容是枪毙中国人，这深深刺痛了鲁迅的心：“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至此，教师可以问学生“刺耳”的原因。很明显，日本学生的欢呼，伤害了鲁迅的民族自尊心，以致影响了他的职业选择。鲁迅赴日留学，本为学医，这次看电影之后，他弃医从文，改走文学救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