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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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注意到了对社会经济的正面效应，没有反映负面效应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到一个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生态失衡和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之中。因此，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资源环境进行核算，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经济活动离不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三者共同作用。“绿色发展”就是以“绿色GDP”为发展目标，从现行的GDP中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和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服务费用，在保障生态资本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力资本代替资源资本和环境资本，提高物质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
1生态资本内涵
1．1生态资本定义
生态资本是相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实物资本与金融资本)而言的，表现为生态系统所有的资源生态潜力、环境自净能力、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整体有用性等生态质量因素的总和，是具有生态价值的资本。生态资本按空间构成关系可分为三类：(1)地质资本，包括矿物资源和化石资源；(2)地理资本，包括土壤资源、水力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3)星际资本，包括光能和风能。而应纳入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体系的只包括地质资本和地理资本这两种数量有限的资源。
1．2生态资本的特征
生态资本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要素之一，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生态资本的特征也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生态资本的本质属性，具有自然生态功能，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使用价值；二是具有资本的共同属性，即以保值增值为目的，遵循市场供求与竞争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价值。
但是，生态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具备其它资本所不具有的特征：(1)整体增值性。资本的目标是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由于生态资本受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制约，保持生态系统内各因子的平衡协调，是实现生态系统整体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的前提；(2)长期受益性。通过合理利用生态资本，其使用价值与价值将不会永久丧失。并且，可再生资源还能依靠其自生的累积性，使生态资本自动增值，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3)双重竞争性。生态系统各因子是在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中得到发展的，遵循共生、相生相克等自然生态竞争规律；同时，生态资本又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存在着市场竞争，遵循市场竞争规律；(4)开放性与融合性。生态资本既具有生态环境系统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又具有一般资本的融合性与扩张性，生态资本经营可以采用产权主体多元化、利益共同体等方式；(5)极值性。生态资本能够承载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经济功能的需求，但是，生态资本对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无限满足的，其承载力具有一定的极值，超过极值进行开发和利用，将会导致资源环境的退化；(6)不动性与逃逸性。生态资本既具有资源环境的空间固定性，又具有一般资本规避风险的逃逸性。低回报率的生态资本会转移地域或变换形态，流动到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引起生态资本的资本功能性逃逸；(7)替代性与转化性。在一定条件下，生态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间能够相互替代或相互转化；(8)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和严格的区域性。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组合和匹配都不一样，而“因地制宜”是合理使用生态资本的一项基本原则。
2生态资本价值理论
生态系统依照其是否凝结人的劳动可分为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我国目前的经济价值核算体系不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价值核算，导致生态资本价值被低估和人类对资源环境需求的过度膨胀，从而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劳动价值理论、效用价值理论、要素价值理论和供求价值理论等主要价值理论都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
2．1劳动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广泛地应用于价值的确认和计量中。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衡量物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果生态资本具有价值，该价值就是物化在资源和环境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们的抽象劳动与生态系统相结合，生态系统就具有价值；相反，当某一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和环境没有投入抽象劳动时，该生态系统也就不具有价值。而生态资本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生态资本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在实际中，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没有投入人类劳动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该生态系统都是客观存在的，发挥着具体的生态服务功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没有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或部分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同样具有价值的观点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劳动价值理论在生态资本价值计量方面存在着困难。
2．2效用价值理论
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就是人们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自然生态系统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具有价值。但是，效用价值理论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它仅能为生态系统的存在价值、选择价值的确定和计量提供可行的方案。
2．3要素价值理论
要素价值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等非劳动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共同创造价值并参与到价值分配中，所以自然生态系统同样也具有价值。但是要素价值理论模糊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科学定义。
2．4供求价值理论
供求价值理论认为有需求的东西就具有价格，供求决定价值，供求关系是价值规律的内涵。该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稀缺的资源，通过市场可使得其价值能够充分得以体现，在价值确认和计量上具有可行性。
总的来说，自然生态系统也具有价值，并且与人工生态系统一起组成生态资本，参与到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中去。
3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了一套资源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该体系能准确地表现资源和环境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最简明的经济指标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本质。SEEA核算法通过把资源和环境账户作为SNA(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的卫星账户，然后与核心账户(货币型账户)对接形成一体化核算。由于资源和环境是物质型账户，需要先将环境账户和资源账户转换为货币型账户。目前生态资本价值的核算方法有以下六种。
3．1补偿价值法
补偿价值法根据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凝结抽象劳动后的资源环境具有价值，从补偿角度看生态资本价值(w)包括三部分：
W=C+V+m
式中，C、V、m分别为补偿、保护与建设某项资源环境所投入的物化劳动价值、活劳动价值和活动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该法以实际投入的补偿支出计量资源环境的两大价值，应用了历史成本属性，可靠性较高但相关性不足。同时，没有收入劳动的资源环境与少量投入劳动的资源环境同样也具有价值的观点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对这部分资源与环境不进行计量的话，资源环境总价值易被低估，造成资源环境的滥用。因此，补偿价值法主要适用于资源环境补偿增值的计量。
3．2总经济价值法
总经济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理论，将资源环境价值(TEV)按效用不同分为两大类：使用价值(uv)和非使用价值(NUV，又称存在价值)；又将UV细分为直接使用价值(DUV)、间接使用价值(IUV)与选择价值(OV)。其计量关系为：
TEV=UV+NUV=(DUV+IUV+OV)+NUV
式中，DUV是指资源环境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需要的价值，表现为物质功能，可直接根据市场价值法计量；IUV不直接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但可为生产和消费创造必要条件，表现为环境容量和舒适，可采用生产函数法、损失规避法、预防支出法等计量；OV是人们愿意保护现有资源环境以备未来使用的支付意愿，相当于消费者为一项未使用的资源环境所愿意支付的保险金，表现为资源环境的自行维持功能；NUV为人类对资源环境的永久享用价值与资源环境潜在功能价值的合理评估。目前DUV与IUV可应用于历史成本、现行市价等属性进行直接或间接计量，比较可靠；OV与NUV均仅能采用价值评估法进行计量，计量的主观性强，可靠性低。因此，企业在进行资源环境价值核算时，只要同时符合可定义性、可靠性与相关性要求，企业就应将其拥有的或控制的资源环境确认为自然资产，并同时确认相应的生态资本。
3．3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
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根据地租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将预期的资源环境在未来一定年限内产生的两大价值(即预期的租金或收益)按社会贴现率折现后的现值作为资源环境价值。其计量公式为：
V=V1+V2
V1=qRo／r
V2=A(1+K)／(nQ)
式中，V为资源环境价值；V1、V2分别为资源环境的商品价值与服务价值；Ro为基本地租或基本租金；r为地租率或平均利息率；q为资源等级系数；A为投入总额；Q为受益资源总量；n为受益年限；K为资金利润率。该法应用了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属性，可较为准确地反映资源环境的未来经济利益。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法主要适用于融资租人、借人资源环境的价值计量。
3．4边际机会成本法(MOC)
边际机会成本法基于效用价值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本代价不仅包括对生产各个要素的消耗，而且也包括由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对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代价。因此，理论上任何资源环境产品的价格P等于其边际机会成本(MOC)，MOC又等于资源环境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资源耗竭成本(MUC)与边际环境成本(MEC)之和。即：
P=MOC＝MPC+MUC+MEC
生态资本价值(V)=MUC+MEC＝P-MPC．
式中，MPC常用生态价格定价法或影子价格法计算，较为准确、简便；P为资源环境产品的现行市价。该法主要适用于生产性资源环境价值的核算。
3．5总和价值法
该理论认为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应该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全部论述中去寻找结果。这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资本价值不单单是指直接投入其中的人的劳动价值，还包括生物有机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价格，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地租。也就是说，生态资本的价值等于人类直接投入的劳动、生物有机体的使用价值与所有权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之和。投人生态系统的人的劳动包括投入人工生态系统的劳动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社会必要劳动；生态有机体的使用价格实际上是生态系统服务所有权与使用权转移的货币表现，它是经济所有权存在，生态系统被所有者控制，生态系统因所有权规律而产生一种现象，即当社会需要交换资源环境时，生态系统由于有用性而获得价格；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别为基础的地租。
3．6替代价值法
替代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论，将不能直接进行价值计量的资源环境，按其各项主要功能分别选用合理的计量方法进行功能替代，计算各项功能的价值，将总价值视为资源环境价值。替代价值法主要有较为可靠的市场价值法、旅行费用法，以及主观性较强、可靠性较低的调查评价法、支付意愿法等。它主要适用于计量资源环境的服务价值，应用时应优先选用较为可靠的替代方法。
4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理论认为，能够带来收益的东西称为资本。生态系统，无论是天然的生态系统还是已投入了人类抽象劳动的人工生态系统都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按照资本能带来收益和财富的概念以及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巨大收益和财富的事实，生态系统无疑是资本。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都没有对这种资本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济发展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并不明显。所以，加强生态资本管理，制止生态系统耗减和质量下降的趋势。通过技术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改善，限制不合理的经济增长计划，适度地开发和利用资源环境，加强生态系统的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进行生态资本的价值核算，准确评估经济活动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退化数量，事前分析不同经济政策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以便决策，从而构建一套能够提供可持续经济增长趋势和经济预警信号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4．1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属性，长期以来，资源环境的产权很难界定清楚或产权得不到保障。众多微观个体构成的群体共同拥有、享用资源环境，对于占用或利用资源环境的利益相关者来说，这些生态系统产品具有稀缺性，对于构成这些群体的个体来说，由于权益分别、交换的代价远远大于它们获得收益，人们更乐于作为免费搭车者，而不愿为享受生态系统付出代价。因此使用者感受不到生态系统的稀缺性，价格机制不能刺激使用者保护生态系统。市场机制的引入，由于使用者已经逐渐意识到生态系统潜在或实际的短缺，价格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强烈刺激使用者投入资金保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可为经济绿色发展奠定基础。
4．2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长期以来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20世纪末兴起的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经济的发展的主要源泉不再是劳动力、资本或原材料，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从增加投入型变为知识和技术进步型。我国已经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将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一套绿色资源环保型社会经济发展体系，走持续发展道路。:
4．3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共同决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以往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本变得日益稀缺，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由此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各国在进行政府决策时，更多的是将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进行资源环境核算，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成本，注重经济增长质量。
按照环境生态学理论，生态环境是支撑人类生命系统的整个自然系统的总称，生态环境质量是指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态系统的总体和部分生态环境因子的组合对人类生存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适宜程度。由于评价的标准体系复杂，且因地而异，需要分层次进行，而我国目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标准尚处于探索阶段，无统一标准。因此本文依据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广泛应用的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划分，将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分为优、良、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并考虑到呼包鄂地区的气候、土地、人口、经济发展状况、工业排放量等，得出各评价指标的等级标准值。
1.2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是一种广泛的综合决策方法，但其中的权重是由主观确定的，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本文在指标权重的确定中引入熵，将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得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熵权。
2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分析
通过模糊综合分析法得出，2012年呼和浩特市和鄂尔多斯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处于等级优，包头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处于等级一般。呼和浩特市近年来城市发展速度较快，大力开发和利用资源，工业化水平领先于自治区其他盟市，煤炭产量大幅度上升，使单位GDP能耗、电耗持续增高，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带来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但政府在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后，大力推广节能减排，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整顿落后产业，提高区域竞争力，使生态环境质量有了较大的改善，工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平衡。包头市是著名的草原钢城，工业发展历史相对久远，但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过程排出的工业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导致生态环境质量开始下降，同时滞后的观念也使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与工业经济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鄂尔多斯市的高耗能产业发展近几年逐渐稳定，规模增大，技术设备先进化，带来的工业结构合理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鄂尔多斯市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治理环境，对耗能高、工业废弃物排放量大、产值低的行业进行了大力整顿，响应国家重视环境保护的潮流，表现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大幅度提高，单位GDP能耗、电耗、水耗有很大程度的下降等，使其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的改善。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主义核心正能量的流动过程，能量的传播主要在教师与学生和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但是受限于传统教学方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突出自己的主体地位，形成了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天然鸿沟，切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量传递途径，教、学两个主体的分离导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分离，最终导致了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面理解很透彻，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我行我素的问题现象。
（二）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失衡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大学生的思想多元性是极强的，学生普遍表现出较强的新知识接受能力和新观念领悟能力，而当前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还延续着过去的教育方法。以单纯理论的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这种单一、枯燥的教学方式必然不能够满足大学生多元化的接受能力需求，导致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对学生失去吸引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来源于实践的科学价值观念，其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活动中，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应该与教学方法的实践性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教育效果，而现实状况是，教学内容与教育方法实践性的失衡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质量。
二、文化生态学视阈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一）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激活文化生态定位
教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的主导，主导的文化生态定位就注定教师不能够将课堂建立成“一言堂”，相反应该放低姿态，以平等的姿态对面对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更加“平民化”的诠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述过程中应该找准自己引导者的定位，更加注意学生的文化生态需求，从学生价值观的实际切入，以满足学生对价值观的需求为目标，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单纯的理论转化为有血有肉的价值体系，结合到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当中去，满足大学生对价值观念的需求，才能真正保证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二）学生发挥主体作用，找到自己的文化生态位置
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其自身的文化生态定位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单纯的教育活动来看，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而在于学生接受了多少。所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率和质量的提升重点还在于学生的文化生态位置确定，学生不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当成是普通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应该结合自己在学习生活中的价值观需求实际，认识到自己在价值观问题上缺陷，体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是对自己价值观体系进行完善的最佳机遇，进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过程中充分的结合实际需求、实际状况和特殊事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更加深层次的体会和领悟。
（三）建立文化生态型的师生关系
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中，最为核心的关系就是师生关系，传统教育理念指导下，学生与教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最终导致教师难做、学生难当的现象。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文化生态型的师生关系，教师要在激发和培育情感上下功夫,使情感升华成为意志,实现意志转化为行为习惯的完美过渡,不断增强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
目前，从事规模生态健康养殖甲鱼分为2个阶段，即温室育苗阶段和大塘养成阶段。第1阶段是整个甲鱼养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具有密度高、投饵集中、水质易污染和病害多的特点，因此，做好甲鱼的温室育苗工作对提高甲鱼养殖的经济效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第2阶段为外塘养成阶段，它不仅能提高甲鱼产量，更重要的是还能提高甲鱼品质，是甲鱼生态健康养殖的重要途径。笔者根据多年生产实践，将甲鱼生态健康养殖的技术要点总结如下，供广大养殖户和基层技术推广工作者参考。
1建好温室、养殖池和外塘
根据实际需要和规模大小，认真搞好温室、养殖池和外塘的建造，使之便于生产，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并且利于防病治病。
（1）温室建造应符合建筑管理的规定，具备良好的保温性能，并配备相应的加温、增氧、进排水等设备。一般5000m2养殖池配备0.5t的锅炉2台，1.1KW增氧机10台，颗粒饲料机1台，加温池80m3，管理用房100m2左右。
（2）养殖池建造应符合甲鱼生活习性的要求，大小统一，每口面积20m2，池高1m，池壁顶端向内伸延10cm左右，以防甲鱼外逃。饲料台用长3m、宽0.5m的木板或水泥预制板搭设，淹没在水下15cm。池中设置网袋用以甲鱼隐蔽之用。
（3）外养大塘的面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一般1hm2放养1.5万只左右，塘四周要有防逃设施，以高1m的围墙为好，塘中搭建隐蔽网袋和饲料台。
2苗种的选择和放养
稚甲鱼应选择健康、无伤无病、活力强、反应快、规格整齐、体重3g左右、种质优良的品种。放养前，必须先进行消毒。将稚甲鱼放进塑料盆里，用15～20g/L食盐水浸泡10min或20mg/L高锰酸钾溶液浸泡20min，浸泡水以没过稚甲鱼背为宜。浸泡过甲鱼的水溶液，要倒到池塘外面，不能随甲鱼倒进养殖池。
温室内合理的放养密度十分重要，一般稚甲鱼的放养密度为20～30只/m2，放苗后应在养殖池中直接开食，这样既可减少苗体损伤，又可使其早适应、早生长。开食饲料可用稚鳖饮料等商品饲料，且从第1次开食就可把新鲜的猪肝按10%～20%的比例添加于开食饲料中。
3温室温度的控制
水温30～32℃为甲鱼的最适生长温度，水温高于20℃时就开始摄食，摄食量随水温升高而增加。若低于最佳温度，消化酶合成水平低，饲料转化率低；若高于最佳温度，甲鱼活动量增加，也会降低饲料转化率。因此，室温一般控制在33～35℃，且尽量保持恒定。
4充分利用微生物和增氧机调控水质
甲鱼生性喜净怕脏，良好的水体环境是甲鱼稳定生长的重要条件。因此，要充分利用微生物的作用进行水质调控，提高水体的稳定性和自净能力。微生物制剂的合理使用可大大节约水质调控及其他方面的投入。一般光线较暗的温室可用光合细菌或活水宝（芽孢杆菌）等有益微生物制剂来降低水中氨氮、亚硝酸盐的含量，分解有机质和其他有害物质。采光温室可采用EM复合微生物制剂培养水中有益藻类来创造水体平衡，同时可减少换水次数和数量，节约水电费用。生产实践证明，使用有益微生态制剂是改善水质、净化底质及预防疾病的有效方式和途径。
温室甲鱼养殖池人工增氧很重要，合理的增氧既能增加氧气，又可改善水体环境，加速有机质的分解，提高理化指标，促进甲鱼生长。放养密度为20～30只/m2的一般前2个月，1.1KW的增氧机每天开4h左右，第3～4个月每天开9h左右，第5～6个月每天开15h左右，6个月以后全天增氧，期间可以结合化学增氧制剂来调节水质。
5狠抓病害控制
温室养甲鱼由于集约化程度高，养殖密度大，很容易滋生病菌，引起疾病发生。因此，必须严格做好病害防治工作。在防治过程中，严格按照《NY5071-2002无公害食品渔用药物使用准则》和《NY5070-2002无公害食品水产品中渔药残留限量》执行。要坚持“全面预防，积极治疗”的方针，强调“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原则，可根据甲鱼生长不同阶段的发病特点，每15d消毒1次，消毒药物有生石灰、溴氯海因、光合细菌及EM菌等，可交替泼洒使用。同时，定期在饲料中交替添加免疫多糖、VC及病毒星等，以增强甲鱼的免疫力。药物防治时尽量使用生物制剂或中草药对病虫害进行防治。应用健康养殖技术，适当控制养殖密度，在饲料中添加酶益生菌、复合维生素等来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改善养殖水体的生态环境。若发现疾病立即查明原因，并根据症状，正确诊断，对症下药，及时治疗。
渔药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国务院、农业部有关规定，禁止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批准文号、产品执行标准的渔药，严禁使用违禁药品。药物作用后，要严格执行休药期规定。
6高度重视从温室养殖到外塘养殖方式的转变
煤炭企业在长期开采煤炭资源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地面塌陷、废矸石占地、污水排放、掠夺式开采、矿难事故等不良现象,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虽然环境成本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从宏观层面上建立了一定的框架,但到目前为止,针对煤炭企业的环境成本还没有达成共识,没有形成全面完整的核算体系。因此笔者认为,在寻求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对煤炭企业环境成本进行全面分析与规范十分必要。这有助于解决煤炭企业环境成本补偿不足,核算信息不完整,环境责任和法律责任得不到合理体现等一系列问题。
一、煤炭企业现行成本核算现状
目前我国煤炭企业主要成本核算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各项生产经营成本,包括各种原材料支出、人工薪酬、勘探费用、电力、折旧基金、环境监测费、排污费等;第二类是各项专项资金,如维检费、安全保证金、植树及绿化费、地下充填费、村庄搬迁费等;第三类是上缴国家的各项资源税费。
一方面,从实际情况来看煤炭企业的环境成本没有单独进行核算,并且绿化费、排污费、地下充填费、村庄搬迁费等这些环境费用在进行归类时带有较大随意性,有的归为产品成本,有的归为管理费用,有的归为营业外支出,有的则隐藏在其他费用或损失项目中。
另一方面,从煤炭企业成本的核算范围来看,环境成本补偿不足,不能充分体现煤炭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为只有部分内部环境成本(如监测费、排污费、绿化费等)和部分实际已经支出的外部环境整治费用(如地面塌陷赔偿、村庄搬迁费用、地下充填费用等)纳入企业成本核算范畴,而由于环境破坏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基本上未予反映,如资源消耗成本、生态环境降级成本等。因此有必要在环境成本理论研究的指导下,全面分析煤炭矿区的环境成本,对其进行规范。
二、环境成本理论研究成果
从国内外目前环境成本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关于“环境成本”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被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定义,不同学者和组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也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不同内容的研究。同时,人们在认识环境成本的过程中,也有一个从片面到全面、从表象到本质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联合国统计署在1993年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中,把环境成本界定为:(1)因自然资源数量消耗和质量减退而造成的经济损失;(2)环保方面的实际支出。
中南财经大学郭道扬教授以“生态环境成本”的学术思想为基础,将环境成本界定为:(1)由于环境恶化而追加的治理生态环境的投入;(2)因重大责任事故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所造成的损失,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环境治理费用和罚款;(3)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投资项目所造成的罚款;(4)环境治理无效率状况下的投资损失和浪费。
暨南大学罗国民教授认为,环境成本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所耗费的生态要素的价值以及为了恢复生态环境质量而产生的各种支出。
东北财经大学乔世震教授认为,环境成本是与企业环境责任活动相关的责任成本。
中国矿业大学朱学义教授则认为安全环境治理费用也应该纳入环境成本会计的范围,并建立“资本化”的长久措施,以改变目前安全欠账多,出了事故再赔偿的“应急”行为。
综合以上各种对环境成本的认识,从坚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于通过环境成本的足额补偿,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达到使“生态环境”满足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结合煤炭生产的行业特点,赋予煤炭企业环境成本以新的“成本内涵”:就是指煤炭企业为满足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需求,需要在目前进行生态环境补偿而发生的价值消耗。具体成本构成包括:(1)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2)为实现一定环境目标而发生的各项预防性支出;(3)环境恢复与治理费用;(4)矿区安全环境成本;(5)其他环境相关费用。
三、煤炭企业环境成本分析与规范
(一)生态环境破坏损失
生态环境破坏损失是指矿区由于煤炭的采掘而造成自然资源数量消耗和环境质量下降形成的损失,包括以下两项:
1.煤炭资源成本
资源是有价值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使用和消耗自然资源必须支付成本,即付出代价,其数额应大于或等于资源自身的价值。对于煤炭企业来讲,环境资源不仅是组织生产活动的潜在基础,而且是一种生产要素,煤炭生产活动的开展是以资源的减少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为前提的。由于煤炭企业生产耗减、占用资源导致生态环境系统状态发生变化和他人失去利用煤炭资源的机会,所以它是一种补偿成本与机会成本相统一的环境成本。
2.生态环境降级成本
煤炭生产活动不仅占用和消耗煤炭资源,还会引起其他生态环境资源质量下降的损失,其价值表现为生态环境降级成本。在很多情况下,耗减和降级是同时发生的。如不合理开采矿产资源,一方面减少了矿产的储量;另一方面破坏了未开发资源的开采条件,使其降级。例如在煤炭开采过程中,煤炭伴生资源(铜、铁、硫等)、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的破坏;由于废水、煤矸石等废弃物的排放损害农作物,降低耕地的质量,殃及水生物;煤矸石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自燃,排放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碳氧化物和烟尘等有害气体,影响矿区居民的身体健康等等。这些都是煤炭矿区生态环境降级成本。
一直以来煤炭企业的生态环境破坏损失都没有在成本中反映,因此对其加以测定和核算,可以为矿区“绿色GDP”的计算直接提供“负效应”数据。
(二)预防性环境成本
预防性环境成本是指煤炭企业为达到一定的环境目标,在环境问题发生之前所投入的费用,包括以下两项:
1.环境保护与污染预防成本
环境保护与污染预防成本是指为保护和预防生态环境资源不受损害,避免环境污染和环境事故所发生的成本费用,属于企业的主动支出。煤炭企业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资源破坏的程度,就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会产生环境保护与预防成本。
2.环境管理和教育成本
矿区环境管理和教育成本是指煤炭企业在从事环境保护的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成本。具体包括:(1)煤炭企业职工进行环境教育、培训的成本;(2)煤炭企业环境管理机构的构筑、运作及体系认证的成本;(3)矿区环境负荷监测、记录的成本;(4)煤炭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为降低和控制环境负荷的研究开发和方案设计成本。
(三)环境恢复和治理成本
为恢复和治理被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资源而发生的成本费用就是矿区的环境恢复和治理成本。它包括:处理废水、矸石等废弃物产生的成本;净化空气、水源产生的成本;处理地表塌陷、河流改道、山体滑坡产生的成本等。
(四)矿区环境安全成本
目前,国内外的环境会计未将安全成本纳入环境会计的范畴。朱学义教授则认为:“人类劳动的首要条件是安全,它是‘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人的安全环境应该成为环境会计的第一要素。”矿区环境安全成本可分为两部分:矿区外部环境安全成本和煤矿内部安全成本。
1.外部环境安全成本
外部环境安全成本是指使煤矿的大气环境、生活环境及地表景观环境达到相应的安全标准而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具体包括为改善和美化煤矿环境进行绿化、降低粉尘、隔离噪音以及构建各类景观设施等发生的各种费用。
2.内部环境安全成本
内部环境安全成本包括保证性安全成本和损失性安全成本。保证性安全成本是指为保证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而支出的费用,它由安全工程费用和安全预防费用构成;损失性安全成本是指因安全事故发生或安全水平不能满足需要而影响生产所发生的损失,它主要包括安全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停产损失、恢复生产的费用、人员的伤亡治疗赔偿费用及各类罚款等。
(五)其他环境成本
其他环境成本是指除上述四类环境成本外,其他与环境相关的成本,包括以下内容:
1.替代与转产成本
为寻找和研制代替煤炭资源的新资源,以及因煤炭资源枯竭进行停产、转产而应予以补偿的价值。世界各国都在投入大量的资金研究利用核能、太阳能、地热、新的元素、矿物成分及各种替代物等,这种投入即为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煤炭资源枯竭需要停产和转产,对此也需要进行补偿和投入,构成了替代与转产成本的另一部分。
2.不确定性环境成本
不确定性环境成本指与不确定性环境问题相关的成本。其主要包含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产力降低成本、潜在环境负债成本等。
煤炭企业环境成本既有与其他行业环境成本相同的属性,如环境保护与预防成本等,同时,因为煤炭生产的特殊性使其又有自身的特点,如煤炭资源成本、生态环境降级成本等。煤炭环境成本的构成是复杂的,只有正确分析、合理规范煤炭企业的环境成本,才能正确地确认与计量,才能及时地提供环境成本方面的信息。另外,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是我国政府的选择,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决策的基础,保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环境是每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因此建立全面、独立的环境成本核算制度是煤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濮津.煤炭环境成本初论[J].煤炭经济研究,2002(11).
自然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支点之一，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也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按照传统的价值概念，价值是指客体以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和主体需要被客体满足的效益关系。即是说，客体能满足主体需要，它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则是无价值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以主体的需要为价值原点（出发点），以客体能否满足主体或满足的程度来确定其价值的。显然，建立在“满足主体需要”基点上的价值关系呈现一种射线状，一种单维性，即由主体指向客体。在这种理解意义上，价值关系必然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关系，那么，在宇宙万物中，人本身(具体地说，是人的需要)便成为价值的绝对尺度。换言之，宇宙万物只有相对于人才有了价值的属性，人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投射的产物。这也是人类中心论者长期所持的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
面对全球问题日渐突出的现实，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当今世界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相反，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以生命、大地，乃至以泛生态为中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认为人并不是价值的惟一主体，即并不是人才有主体性，自然同样具有主体性，也正是这样，自然和自然物才具有内在价值。“内在价值论”的首倡者是美国生态学家罗尔斯顿。按照罗尔斯顿的看法，所谓内在价值，是指“那些能在自身中发现价值而无须借助其他参照物的事物，即事物自在（initself）与自为(for itself)的价值”，自然有机体作为自维持系统，物种作为生命动力的形式，都具有内在价值；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指出：“自然自身的强大创造性就是其内在价值的源泉”。自然作为（生态）系统，创造着所有生命，自然的这种创造性无须借助他物。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是客观的，不能还原为人的主观偏好；人负有保护和促进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的义务，因而人类应该维护和促进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
传统的价值概念以主体（人）的偏好和欲望决定价值，把外部自然界仅仅看成一种供人“占有”、“使用”的对象。在这种价值观看来，所谓价值，就是客体(自然)对主体(人)的“意义”或“有用性”。这样，自然界就仅仅具有一种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性价值”。例如，野生动物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为人类提供肉食、皮毛、蛋类或药材，森林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为人类提供木材，以供人类作燃料、建房、制作各种家具、器皿、纸张或其他用品的材料。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一方面，人们对自然界采取了无节制地征服、支配、掠夺、占有和挥霍的野蛮态度，自然界是仅仅被作为人类的消费对象来对待的。另一方面，人类往往只为着自身利益去思考和行动，价值目标的追求与实现也大多以自我需要为基本标准，强调的只是对自然的权利（一是无偿占有权，二是无限索取权），自然则是为人类提供权利享受的“所在”。享受权利必须承担义务和责任，但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人类对自然的极端功利性，使其对自然的权利的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对自然的良心、义务与责任则出奇淡漠。正如西方者马尔库塞指出：人类做到的只是“让自然为人服务”而永远不是“人道的对待自然”。原因在于，人对自然的支配意识太根深蒂固了，人总是一味的企图向自然索取些什么。
当然，罗尔斯顿并未否认自然对于其他有机体和物种来说具有的工具价值。在生态系统内部，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交互生成，而生态系统整体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和支持者，则具有一种超越于工具价值之上的“内在价值”。相对于传统价值观理解的“消费价值”来说，内在价值是一种“存在性价值”。消费价值只有在人们的消费中(即对自然物的毁灭中)才能实现出来，而内在价值却只有在自然物不被消费(即存在)时才能实现，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消费价值消费了，内在价值也便消失了。我们在实践中消费的，实际上不仅是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使用价值)，我们在消费其消费性价值时，连同它的内在的生存价值也一起毁掉了，这是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价值论根源。反思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破坏，同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只承认自然界的消费价值、不承认内在价值是直接相关的。以人类的有用性价值标准衡量，自然界中多数物种在目前看来确无价值，但我们却忽略了这些物种对维护整个生态系统平衡所起的内在作用，我们根本感觉不到某种微不足道的物种遭到破坏后产生的后果，相对于很多学者热衷研究社会问题而言，拯救看上去对人类无益的大自然碎片，实在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以至当成千上万的生物资源灭绝之前，有时我们连它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当我们放纵我们的改造活动，其破坏性后果超过了自然界的“生态极限”时，整个生态系统就将遭到彻底性破坏。
以系统论看来，自然客体是同人发生“现实关系”的自然物，人与自然界系统整体之间并不构成哲学思辨上的主客体关系。自然界是系统的整体，而人不过是系统整体之中的一个局部的要素而已。从逻辑上说，系统整体之中的局部要素不可能成为系统整体的主体。人不可能把自然界系统整体作为它的实践对象。因此，人只能作为自然界系统整体之中的一个要素在系统整体规律的决定下参与整体的运动。在人与自然界整体的关系中，自然界整体是决定者，作为局部要素的人是被决定者；自然界整体的规律性和动态结构的界域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绝对限度。在这个关系中，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就不适用了。诚如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所说，“人类的定义恰恰是现世之人与世界休戚相关之人，而非人类之人以人类自身为中心之人”。这种“现世之人”就是指现实生活中之人，而不是抽象之人。也就是说，作为现实生活中之人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与生态环境，是自然与生态环境中之人。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239-02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论断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认识,也是对生态文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探讨的生态文明理论对当代生态文明的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内容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明观的核心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及论述,阐明了生态文明观的基本思想,确立了生态文明观的基本原则,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马克思的生态文明理论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科学解答的基础上,其内容博大精深,哲理意蕴深长。
1.从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决定了人必须尊重和善待自然。认为,从本体论上来说,人起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分化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员,人对自然具有根本的依赖性。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1]另一方面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实践。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它的存在是人的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从而也是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离开自然人就失去了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可能性。但是实践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和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像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自然,同自然共生共长。 “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就什么也不能创造”。[2]由此,生态文明理论认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一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必须尊重和善待自然。
2.的生态文明理论从实践的高度揭示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致性,决定了人类要与自然共同进化、协调发展。在马克思的视野里,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和受动性。然而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将自己从自然界提升出来,又在能动的实践中改造着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不仅满足了自己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并且能同自然建立起一种亲切的伦理的关系,体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爱护和关心。人类对于环境的能动性表现为人类对于自身行为和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的预见与调节的统一。对于自然影响,“从20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2]对于社会影响,“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3],从而达到人类与自然在实践上的一致和统一。
3.的生态文明理论揭示了人类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人类对自然规律是一个由无知到知之,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由会利用到科学利用的过程。人类只有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自然才会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否则,人就会受到自然的报复。马克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4]恩格斯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5]随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发展,人反转过来影响自然的手段也增加了。地球的表面、气候、生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只有人才能在自然界打下自己的印记,他们不仅变更了动植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通死亡一起消失。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人类必须同自然规律相一致。
二、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分析
总结发达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利用人类智慧创造的工具和各种绝对精明的手段,无节制地向自然界攫取,在征服、改造自然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给自然界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大气污染、臭氧空洞、温室效应、有毒化学药品危害加剧、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不可再生性资源枯竭、野生动物大量灭绝等已成为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我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其一,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由于人口剧增和不合理开发自然资源,造成森林锐减、草原退化。因大片植被被毁,不能起到有效的防风固沙作用,造成了水土流失、沙漠扩大和荒漠化,也以此导致北方许多城市每年春天的沙尘暴天气。
其二,生物多样性减少。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大量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加上人们的滥捕乱杀,物种灭绝速度正在加快。
其三,环境污染严重。据统计,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中,我国占了八个,污浊的空气已经使很多居民难以见到晴朗的天空。水污染也非常厉害,大到江河湖海,小到溪流池塘,大多数已不同程度被工业废水、生活垃圾以及农药残留物等污染,造成饮用水紧张,鱼虾难以生存。
其四,人炸、能源短缺等等都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态问题。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延续,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进步。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社会、人与环境的良性发展,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生态文明理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启示
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基本上形成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形势还相当严峻。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为我们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提供了以下几个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要进一步认识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生态文明的核心思想是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就意味要彻底摆脱过去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要求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维持在资源和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寻求“在发展中整治生态,在生态保护中促进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把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之中去。
1.辩证地分析人类中心主义。自然内在价值论从批判传统的价值观入手，进而批判人类长期以来所持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自然内在价值论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绝对的主体,自然是绝对的客体，将人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利益置于主宰一切的中心位置,仅仅把“满足主体需要”确定为价值的依据，在评价价值关系时容易夸大价值主体的作用，人类时时从自我出发，常常以自然征服者自居，忽视价值客体的存在，从而导致了各种环境问题的凸现，陷入前所未有的现实生态困境。
我们认为，自然内在价值完全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做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首先，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特有的一种价值观念，在客观上是人的存在和活动所特有的、普遍的事实。用“自然界是否先于人类”之类的存在判断来直接肯定或否定“人类中心”观念，在逻辑上都是难以成立的。另外，倡导自然内在价值，要求人的行为服从自然物的利益，那么“主体尺度和意志”如何体现和把握、伦理道德标准从何而来、谁能充当它的真正执行者和“代言人”?自然内在价值论者“设定”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伦理关系的观点有泛道德主义、万物有灵论的倾向，其科学性是令人怀疑的。
其次，无论自然物具有何种价值，其价值主体必定是人，而且只能是人，与人无关的自然物并不具有所谓的“内在价值”。生物的需要是出于本能、而不是出于有意识的主体理性的有目的的选择。把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本能需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进化类比成社会中人类的利益需求、主动选择，从而赋予自然以主体性，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也缺乏可操作性。
事实上，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近代，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专制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它把经济的发展等同于社会的发展,忽视人们的精神需要,忽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导致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它对于大写的“人”的理解一直隐含有唯我论的倾向，表现为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它把他人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 只看到当代人的无限制的需求，没有考虑环境和资源的世代可持续利用，在实践中表现为个人中心、团体中心、民族中心、世代中心等等。但是，人类中心主义是流淌在人类血脉之中的本性,是人类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经过愚昧和文明的洗礼之后而锤炼出的理性。它有它的历史根基、现实形态和未来走向。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从自然、社会、自身的奴役和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的、社会的、自己的控制者，也正是人类中心主义表现了人类自我意识的提升,对人类自我力量和人类价值的信仰,以及对人的伟大能力的理解，从而发展了人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建构了整个现代文明。
2.理性人类中心主义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
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片面强调个人、集团、民族、国家、今世的物质利益、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而忽视自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意义。理性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一要坚持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相统一的原则，兼顾满足作为主体人的需要和自然对于人类实践的前提性、制约性;二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将发展放在首位，同时，又考虑到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考虑到发展的协调可持续，不能为了现代人而损害后代的利益，不能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而损害整体的利益，反对“极端个人中心主义”、“极端国家中心主义”、“极端区域中心主义”、“极端种族中心主义;三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考虑到走出人类发展的困境其本身仍要靠人类自身理性和实践的力量，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高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关系，自然本身的客观属性是价值产生的内在基础。人是价值的主体，是自然整体价值的保护者。它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不排斥外部世界的优先存在和工具性价值，它要求人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轴心, 尊重自然万物的存在价值，自觉承担起维护和发展地球文明的重任。它既排斥了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性和自私性,同时又超越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齐物论”思想,弘扬和倡导一种更加自觉的、理性的实践精神,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使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自然系统和谐相处、和谐发展。
二、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
1.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首先，人类要满足自身各方面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地在实践中冲破自然的束缚，从自然界获取自身所需的资料。不能为了所谓的自然的内在价值，而迟缓自身发展的步伐;其次，任何发展都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只能依靠人类自身；再次，要真正实现服务于人类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以人为本的发展，就必须要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所以说，就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科学发展观也是一种伦理观，具有丰富的生态伦理内涵，体现了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精神。
因此，无论从理论实质，还是价值指向，理性人类中心主义都与科学发展观是相通的，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
2.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继承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而又高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明战略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以自然观为指导，立足于人类的长远发展，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长期以来所持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并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些都是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所坚持和提倡的。建设生态文明是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而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则是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必需的价值观前提和立场。
3.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前提，建设生态文明。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为我们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1)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文明观。我们必须转变人与世界相对立或以人为单向度中心的文化观念。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应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也不能无限夸大人对自然的超越性，应当约束自己，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关注自然的存在价值，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2)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所谓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去实现经济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倡导资源节约、注重环境友好，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要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低效粗放、资源环境代价过高的格局，转变为高效集约、要素组合优势充分发挥、可持续的格局。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是加快改造传统制造业，提升其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二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三是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四是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尽快从低附加值的组装生产向产业链的上游升级;五是树立城市发展新理念。创建布局紧凑、产业聚集、资源节约、功能优化、开放和谐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提高大中城市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充分发挥城市对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聚集、辐射和示范效应，把产业结构调整与推进节能减排结合起来，坚持增量优化与存量改造并举，把好新上项目关。
（3)科学消费、合理消费，实现消费方式的生态化。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生存基础，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科学健康的消费观念：一是绿色消费观，要求人们不再以大量消耗资源、损害环境求得生活上的安全与舒适，要求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向崇尚自然、追求安全与健康方面转变;二是清洁消费观;三是注重精神文化消费观,增加健康的精神文化消费，提高精神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四是以勤俭节约为荣、骄奢逸为耻的节俭观;五是政府也应该制定各种政策法规，形成生态化消费的制度氛围。要制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优化生态消费环境，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消费需求。
（4)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生态环保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保护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在引导和促进人们增强环保意识,防止和制裁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法行为,推进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已有的法律法规尚有不完善之处,一些法律法规还不能适应建设生态文明的需要。因此,一定要转变观念,改变立法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修改不合时宜的环保法律,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立法的现实性,使所立之法具有可操作性。要充分利用现有法律制度完善生态建设，完善有关生态建设立法，协调执法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完善法治的配套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者丽艳，昆明医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云南昆明650031；朱雄，广州国电京信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广州510623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1-0064-04
一、云南省民族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生态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热点，也是21世纪一个极为重要的旅游经济增长点。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是生态旅游的关键，云南省旅游要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旅游开发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更好地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生态旅游发展。发展民族生态旅游成为云南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民族生态旅游是一种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融入当地真实质朴生活，欣赏当地的自然风光，体验当地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为当地提供有效经济支持的新型旅游形式。民族生态旅游在让旅游者领略原始生态的自然景观、体验民族文化风情的同时又充分保护旅游需求的生态和文化环境。10多年来，云南省正是以秀丽雄奇的自然风光、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促进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云南省旅游在发展中坚持因地制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理念，打造出一批蜚声海内外的旅游品牌。当前云南省的旅游业已成为仅次于烟草业的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据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云南省旅游外汇收入增长了1035倍。2008年，全年接待海外游客250万人次，增长12.7％，旅游外汇收入9.5亿美元，增长10.5％；接待国内游客9500万人次，增长5.7％，国内旅游收入600亿元，增长11.2％。
但是2009年以来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旅游作为一种非必需性消费品，受到很大影响，我国旅游业也出现下滑，据国家旅游局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入境游人数明显下降。金融危机及其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对我国入境旅游收入、旅游企业投资和国内旅游消费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云南省来看，据媒体报道，2009年10月以来，丽江、香格里拉等地境外旅游团数量急剧减少。香格里拉部分景点已经被迫关闭。丽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统计的数据表明，2008年和2007年相比，欧美国家前往丽江旅游的人数出现大幅度下降，其中法国、澳大利亚下跌率分别为40％和20％。2009年前8个月，昆明石林景点人流量下降了30％；大理平均比去年同期下降30％。36％。作为云南省资历最老的龙头旅行社，昆明中国国际旅行社去年的总收人才达到4.5亿元，同比已经直降40％。据了解，云南省其他几大旅行社的营业收入降幅情况也大致如此。云南省旅游业每年接待的欧美游客，有60％～70％是由昆明国旅引入的。而昆明国旅到目前接到2010年的欧美日韩订单几乎为零。
面对危机和困难，中国国家旅游局按照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已经并将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旅游业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中国旅游部门将吸引各类资金，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大力发展国内旅游，推动开发一批高水准的旅游景区，开发一批旅游休闲度假产品，促进国内旅游消费；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与包括世界旅游组织在内的各国际旅游组织广泛开展交流合作，促进客源互送，实现合作共蠃；促进旅游行业自身能力建设，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增强全行业应对危机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全面提高旅游行业的质量、结构和效益；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持从业人员队伍稳定。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认真审视云南省的旅游市场会发现，云南省入境旅游人数急剧下降，但国内游客数量却有所上升。针对目前全球大环境的实际情况，云南省的旅游业既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时又有新的机遇，云南省旅游业应积极进行旅游业内部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重组，旅游市场重新定位，旅游产品开发、创新，对服务体系、价格体系等有更规范的管理，加大旅游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全面提高旅游行业的质量、结构和效益，一些老景区也要适时推陈出新。总之，应当尽快与国家大政策相接轨，积极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云南省旅游业从上到下各个环节都应当及时调整策略，以应对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当前国际和国内旅游业形势之下，根据云南省的实际，它拥有独特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成为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宝贵旅游资源。特色是旅游的灵魂和生命。坚持特色发展，提高旅游吸引力，云南省应该牢固树立发展旅游经济就是发展特色经济的思想观念，从加快全省特色经济发展的高度出发，充分发挥云南省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把旅游资源开发与现代科技、体制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推进优势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云南省旅游业应该在加强民族生态旅游文化深度挖掘方面多做文章，进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极拓展国内旅游市场和未来的入境游市场，开发更具特色和竞争力的旅游产品，进一步加快云南省特色旅游发展的步伐，永葆云南省旅游的吸引力。
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是当代旅游发展的新趋势，文化性是旅游活动的本质属性，无论是旅游开发、旅游经营活动还是旅游消费行为都具有文化性。理论和实践均表明文化是旅游的根与源，旅游是文化的形与体，文化内涵是旅游业的灵魂。旅游业要可持续发展，文化是关键，发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开发和挖掘云南省地方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会大大提高旅游资源的文化品位，加速旅游业的发展。
二、云南省旅游资源特别是人文生态资源优势
云南省拥有特色鲜明的高山湖泊、高山峡谷、雪山冰川、石林溶洞、热带雨林，构成了类型齐全、规模宏大、品位极高的自然景观，是典型的生态旅游资源大省。从资源分布状况看，云南省的滇中旅游区以及滇西北、滇西南、滇西、滇东南和滇东北六大旅游区域中，大部分旅游资源都是属于生态旅游资源类型。截至2004年，共拥有lo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9个省级风景名胜区、2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7个省级森林公园、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在已建立的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8个省级旅游度假区中，有大量的生态旅游产品。如石林世界地质公园、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梅里雪山、腾冲地热温泉、元阳哈尼梯田等，还有大批农业观光、农家乐等生态旅游产品。云南省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并具
多样性及高质量的特点，其通达性良好，且与文化价值有密切的联系，十分有利于发展生态旅游。同时也为我们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深挖其文化内涵，赋予更多的文化色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方面，云南省独特悠久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富饶秀丽的边塞风光造就了云南省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不仅在国内独树一帜，在国际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云南省是亚洲几大文化板块的结合部，以形态多样的少数民族本土文化自立，兼容汉、藏、巴蜀、荆楚、南亚、东南亚文化的精华，形成异彩纷呈的多元民族文化。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乃强。52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元文化景观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为典型最为集中的，这也是云南省旅游业的一大特色。各民族的居住环境、文化沿革受外来影响的程度都不一样，在语言、文字、习俗、绘画、音乐、宗教、建筑、服饰等方面各不相同，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少数民族的习俗、节庆活动、民族婚恋、日常生活方式和崇信的宗教等种类多样，充满着神秘色彩和乡土气息。各少数民族的服饰、民族居所、日常生活用品都具有很强的美学价值，民族歌舞、民族餐饮、民族工艺以及民族体育等均魅力无穷。
云南省拥有5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15个独有的少数民族，如傣、独龙、阿昌、景颇、德昂、基诺等。云南省境内众多块状交错的民族区划，经济文化发展各异的少数民族，创造了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彝族、白族创造了云南省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南诏、大理文化，丽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交界，是“茶马古道”南北交汇的枢纽，民族文化也在此处融合。纳西族先民创造的东巴教以及东巴文化(世界上唯一现存的象形文字)是这一区域的文化特色，泸沽湖畔摩梭人――女儿国――独特的民风、民俗、民居令中外游客叹为观止。而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迪庆形成了一个以雪域文化与藏传佛教为核心的区域文化。如此众多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的文化吸引了海内外的游客。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日益明显，旅游产业已成为云南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三、文化在云南省民族生态旅游中的价值
在民族生态旅游中，加强民族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文化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提升旅游资源的品位、主导旅游形象定位与旅游资源开发三个方面。
(一)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品位。首先，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的知名度。一旦旅游资源被赋予某种文化内涵，其知名度就会随着旅游资源的文化传播而迅速提高。如中甸更名为“香格里拉”后给当地旅游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昆明大观楼的长联，被称为天下第一长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很高的艺术价值，赢得了文化界很高的赞誉，引来无数游客。据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和媒体的报道，《阿诗玛》形象累计给云南带来直接经济效益1000亿元。大理“三道茶”每年直接创利2000万元，这就是文化与旅游经济有机融合并放大其价值的审美需求效应和人文产品的消费效应。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内涵，有的是旅游资源本身具有的，有的需要开发者的深度挖掘甚至创造，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就是通过发掘或创造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来提升其知名度。其次，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的附加值。旅游资源的附加值必须通过对旅游资源的深加工才能体现出来。当旅游者把旅游资源当作一种文化来消费时，其文化旅游资源的附加值就体现出来了，在旅游业的发展中这种文化的价值显而易见。如电影《阿诗玛》的艺术扩散效应与石林这一著名的世界奇观，电影《五朵金花》与美丽神奇的大理蝴蝶泉，“纳西洞经古乐”与丽江，使旅游者既饱览了当地的自然美景，又增添了一份对文化的体验与向往。这些都是由于文化增加了旅游资源的附加值而带来了良好的经济价值，最后，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既取决于资源本身，也取决于其文化内涵。旅游资源中的文化一旦形成，会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吸引游客的魅力，时间越久其文化价值体现得越明显，越能够吸引旅游者，如“风、花、雪、月”的文化形象对大理旅游发展的影响充分体现了文化对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作用。
(二)文化主导旅游形象定位与旅游资源开发。首先，文化能主导旅游形象定位。文化是旅游形象的灵魂，其对旅游形象定位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化旅游形象的构建。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构建文化旅游形象，不同的文化旅游地有不同的代表性文化，分为无形的代表文化和有形的代表文化。如昆明四季如春，鲜花不断，“春城”就成为其有形的文化旅游形象。二是文化旅游形象的重塑。文化旅游形象重塑是由于原有的文化旅游形象已经过时，所以要对原有的文化旅游形象进行重新定位。其次，文化能主导旅游资源开发。对于文化创造的旅游资源开发，是在旅游资源进行定位的资源上，通过适当的方式将旅游资源的文化价值物化成产品的过程，也是将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外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由文化主导的。文化对旅游开发的主导作用是旅游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如纳西族东巴文化就是丽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将东巴文化与其优越的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开发，构成了丽江文化旅游开发的“核心文化内涵”。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趋势，就是文化、教育、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当代市场经济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竞争。综观国内外具有生命力和强大竞争力的旅游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注重旅游发展中文化和文化审美的投入，又重视提高其文化内涵和影响力的发掘。
(三)文化赋予旅游资源强大的生命力。追求文化底蕴和文化含量，已经成为中外旅游业的共同行为。旅游业行家提出要抓四个注重，即注重文化内涵、注重文化形式、注重过程的文化性、注重细节的文化性。英国著名地理学家纽拜说：“风景不是自然物，而是存在于自然和人类生活的交接面上。”世上并无绝对意义上的自然风景，一处风景的魅力长存，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丰厚的文化底蕴的维系，没有文化赋存的旅游资源是没有生命力的。试想如果没有电影(阿诗玛》的艺术扩散效应，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美丽的传说?有多少人认识石林这一著名的世界奇观?如果没有电影《五朵金花》，又有多少人知道美丽神奇的大理蝴蝶泉，看到那美丽的银苍玉洱?如果到丽江看不到“大研古镇”，听不到“纳西洞经古乐”，丽江还会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吗?近年来，每年到石林、大理、丽江参观、游览、度假、休闲、开会的人数均在几千万人次以上，给这些地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方已经形成了融合自然景观一人文历史一文化名品影响力于一体的文化景区。将优秀的地方民族人文旅游资源以恰当的形式奉献于游人，使他们充分领略其浓郁的文化氛围，受到启示和教育，获得体验和熏陶，旅游者就会得到
一种满足，就会将旅游业推向新的层次和高度。
(四)文化对旅游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旅游研究专家在一次抽样调查中得知，外国旅游者心目中的中国旅游第一吸引物，认为是风光名胜的占30％，认为是民族文化的占70％。在美国人中，27％的人每年要把数十亿美元花在文化旅游上。文化是旅游和旅游业的灵魂，旅游业经营的就是文化，销售的也是文化。在当今旅游活动类型多种多样，如观光旅游、寻根旅游、休闲旅游、会议旅游、探亲访友旅游、宗教朝圣旅游、度假疗养保健旅游、体育与探险猎奇旅游、海底文化沙漠旅游以及各种专项旅游、兴趣旅游等等，旅游者无论参加哪一种类型的旅游活动，其旅游的目的都是为了了解世界、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因此，旅游的主旨和内涵，主要是文化，具有文化才能耐人寻味，从而对游客具有无限的吸引力。
本研究以焉耆盆地1990年、2000年与2011年同一时期Landsat影像基本信息源。首先，利用焉耆盆地1∶10000地形图对2011年的遥感图像进行几何校正，然后以2011年的图像为基准，校正1990年和2000年的图像，使该3景影像具有相同的地图投影方式，RMS校正误差均在1个像元以内。根据研究区的特点，将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水域（包括湖泊、水库、河流、渠道、滩地）、湿地（经常积水或渍水，生长湿生植物的土地）、草地、耕地（旱地农田）、城镇用地（城镇聚落、村落聚落）与未利用地（荒漠、沙地、盐碱地、裸岩）。在ArcGIS支持下按照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建立解译标志，通过监督分类和目视解译相结合的方法，获取了研究区1990年、2000年和2011年土地利用变化图与相关数据。基于野外调查采样点的数据与研究区的地形图和土壤图，利用ENVI软件对遥感影像分类结果进行精度检验后得出3个年份的总精确度和Kappa指数等均大于0．84，其分类结果符合精度要求。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国内外众多学者已重视并开展了不同尺度以及单个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单项服务的价值评估研究。如Costanza等的研究成果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原理与方法从科学意义上得以明确。谢高地等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参考Costanza等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本研究采用谢高地等的研究成果，结合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实际情况，对焉耆盆地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其公式为：式中：ESVk，ESVf，ESV———k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f种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与区域总生态服务价值；Ak———k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面积（hm2）；VCkf———k种土地利用类型、f种生态服务功能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元／（hm2•a）］。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如表1所示。
敏感性分析方法
借用敏感性指数（CoefficientofSensitivity，CS）以确定生态服务价值随时间变化对价值指数变化的依赖程度［18］，以此来检验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系数是否适合本研究区。将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价值指数分别调整50％，来衡量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如果CS＞1，表明生态服务价值相对于CS是富有弹性的；如果CS＜1，生态服务价值则被认为是缺乏弹性的，比值越大，表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的准确性越关键。敏感性指数计算公式如下：式中：ESV———总生态服务价值量；VC———价值系数；i和j———初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调整后的价值；k———土地利用类型；CS———敏感度。
结果与分析
1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分析
对比1990年、2000年与2011年三期影像解译数据（表2）可以看出，1990—2011年间，焉耆盆地土地利用变化明显，城镇用地增加了7080hm2，年变化率最大，为4．93％；水域面积增加了3487hm2，年变化率最小，为0．16％，主要是因为水域总面积在土地利用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占15％左右），是研究区内比较稳定的土地利用类型；湿地面积增加了4934hm2，年变化率达0．50％；草地面积减少了10415hm2，年变化率达2．25％；未利用地面积减少了14590hm2，年变化率为0．32％，由于未利用地在研究区土地利用中所占的比重最大（约占50％），也属于比较稳定的土地利用类型。1990—2000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为水域、湿地、耕地与城镇用地面积增大，草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减少。2000—2011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为耕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增大，其它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减少。总的来说，1990—2011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为水域、湿地、耕地与城镇用地面积增大，草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减少，未利用地面积变化的绝对量最大，水域面积变化的绝对量最小。
2生态服务价值的动态变化
运用公式（2）—（4）计算焉耆盆地生态服务价值与功能（表3—4）。由表3可知，焉耆盆地生态服务价值从1990年的821400．0万元增加到了2011年的867300．0万元，增加了5．59％，达45900．0万元，每年净增加生态服务价值达30．23元／hm2。1990—2000年间，焉耆盆地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大，变化率为37．93％，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小，变化率为5．72％。
2000—2011年间，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大，变化率为14．94％，未利用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小，变化率为2．17％。总体来说，1990—2011年间，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大，其变化率高达47．21％，水域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最小，变化率为3．31％。研究区内湿地与水域合计生态服务价值占研究区总生态服务价值的80％以上，表明湿地与水域在研究区生态服务中处于重要的地位。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增加主要是由湿地与水域面积的增加而引起的。139第6期麦麦提吐尔逊•尔逊等：焉耆盆地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由于湿地与水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也远大于其它土地利用类型，其面积的增加导致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增加。其中湿地面积净增加4934hm2，生态服务价值净增加27380．0万元，对研究区生态服务价值增加的影响最大；水域面积净增加3487hm2，生态服务价值净增加14180．0万元，对生态服务总价值的增加的贡献也较大。
表4中各生态服务功能估算价值（ESVf）对研究区总生态服务价值的贡献率进行了排序，并获得了各生态服务功能对总生态服务价值贡献的变化状况。可以看出，各生态服务功能对区域总生态服务价值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废物处理、水源涵养、气候调节、娱乐休闲、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形成、食物生产、气体调节和原材料。废物处理与水源涵养为研究区内生态服务价值结构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两种生态服务功能类型。
3敏感性分析
利用公式（5），把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分别上下调整50％，计算了研究区1990年、2000年与2011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敏感性指数。结果表明，1990—2011年间，湿地和耕地敏感性指数呈增长趋势，水域、草地和未利用地敏感性指数呈减少趋势，表明湿地和耕地的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变化会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产生放大作用，水域、草地和未利用地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变化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产生了缩小作用。草地与未利用地的敏感性指数很小，均小于0．02，表明草地与未利用地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变化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的变化影响不大。耕地敏感性指数呈现先减少后增长趋势，表明高密草的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变化在1990—2000年间对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产生缩小作用，而在2000—2011年间对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产生放大作用。水域的敏感性指数最大，均大于0．51，这是因为水域在研究区内的分布面积与生态服务价值较大。草地与未利用地敏感性指数的调整对区域生态服务价值估算的影响很小，即草地与未利用地的敏感性指数分别上下调整50％时，估算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率均小于1％。总体来说，不同年份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的敏感性指数的变动小，而且均小于1，表明研究区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是缺乏弹性的，研究结果是可信的。
结论
（1）焉耆盆地1990—2011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为水域、湿地、耕地与城镇用地面积增大，草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减少，未利用地面积变化的绝对量最大，水域面积变化的绝对量最小。
生态伦理
文化功能
人与自然
自然生态环境是各民族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影响和制约着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创造出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构建出内容丰富的生态文化。这些包含着丰富生态伦理智慧的思想，对于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物种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本质上是种工具装置，通过它，人可以把自身置于一个较好的处境中去应付周围环境以及在各种需要的满足中所面临的各种具体而特殊的问题。”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是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变化进程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发挥了其特有的社会作用，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承载了多方面的功能。
一、对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功能
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造就特殊的生态文化，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调相处的历史。“万物有灵”是这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蕴含其中的朴素的自然观，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生态伦理文化是少数民族先民与大自然“互动”的升华，当人们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时，他们就会通过神话和史诗等形式对宇宙的生成、万物的起源、演化和人类的起源进行极为生动的猜测和描述，认为可以通过求助或控制超自然力量实现人们的愿望，以此表达人类对自然养育之恩的感激。
北方民族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在丧葬习俗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鄂温克人非常爱惜和重视驯鹿；满族视鹰为神，捕鹰时不说“捕”要说“请”或“拉”，捕鹰之前要拜祭鹰神，鹰神同时还是满族的生育神、氏族守护神、萨满巫祖神；鄂伦春族也对熊、虎、狼等曾是崇拜的图腾或保护神的名字充满敬意，不许直呼其名，在狩猎前通过绘画或泥塑等形式进行祈求收获的仪式；柯尔克孜族在居室饰物上绣有刀剑的图案。这些信仰和仪式形成了敬畏、崇拜、关怀、感恩等各种心理，对团结部族成员、增强安全感，维护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对人际行为的协调和规范功能
“适度”、“知足”的伦理思想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中的重要一环。“凡事不可超越界限，超过了限度会适得其反。凡事均有相应的尺度，只有适度，百事才会圆满。”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通过对人际行为的协调和规范，号召人们各安本分、各尽其责、容忍、谦让，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要求人积极投入社会生活，为自己、也为别人造福；倡导人们从宿命论和超自然力量中去寻找人间灾难的根源，用自己的善恶观、道德观和戒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有效地减少了部族间的摩擦，使已有的冲突得到缓和；要求只要每一个成员都做部族认为正确的事，他就会赢得一切神灵和部族成员的赞赏，反之，就会受到神灵的报应、惩罚和部族成员的谴责；主张部族对神灵承担特定的道德义务。赫哲人族对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蒙古族对鄂嫩河、克鲁伦河、嫩江、辽河，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对伊敏河、诺敏河、海拉尔河和多布库尔河等都十分崇拜。他们视神山是神灵的化身，从不乱打神山上的动物，也不砍神山上的树木。维吾尔族很重视打猎的季节，尽力避免打到正在怀孕或哺乳的野生动物、不许虐待自己的牲畜、宰牲畜吃肉时不许宰杀未满周岁的牲畜。鄂温克族以鸟作为氏族的图腾物，每个部族都十分尊敬自己的图腾物，不打、不恐吓它，更不许外氏族的人伤害。他们认为污染大自然是极大的罪孽，会给自己和部族带来灾祸。
这种规范将宗教和道德融为一体，集精神和文化于一身，具体的行为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部族成员的日常行为。使人们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控制和保护下，只有克制、知足、行善、奉献才能获得幸福报偿。在人与人的相互交往中，促进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和奉献精神，设计出符合部族文化利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逐渐成为民族或区域文化传统的部分，具备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功能。
三、对信仰、禁忌的解释功能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尽管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它通过各民族长期传承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习惯法及日常生产、生活习俗流传下来，影响至今。
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分别创造和流传下来了《格萨尔王传》、《江格尔传》和《十二木卡姆》等大量的传说故事。《魏书·高车传》记载：“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
(单于)筑高台，置二女其上，将以与天之(天不至)而狼来，女下为狼妻而生子，后遂滋繁成国。”在突厥的起源上也有“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的传说，反映了突厥的狼祖崇拜；蒙古族崇奉苍狼和白鹿，《蒙古源流》就记载了不许伤害苍狼、白鹿的故事，实际上这些图腾崇拜都源于生存的需要。突厥人崇拜狼是因为狼对游牧经济影响很大；通古斯人崇拜熊，熊是狩猎中遭遇的最凶猛的动物之一；蒙古人崇拜马，马在蒙古人的游牧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鹿则是鄂温克人得力的运输工具，他们的生活用品和打到的野兽完全依靠驯鹿驮运，鹿成为鄂温克人的“森林之舟”，这些流传至今的创世史诗和神话传说包含着少数民族朴素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道德观。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反映出人在面对自然关系时的伦理选择以禁忌、崇拜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春天是许多动物产崽的季节，对于那些产崽的动物少数民族先民不仅不准打，还要加以保护。
东北鄂伦春族不准打正在孵卵或哺乳的雌『生禽兽，他们相信打了以后再也不会打到猎物；要求在特定时间，对特定区域的森林实行封山育林，禁止滥砍滥伐树木、随意捕杀动物，避免惊动动物、植物的神灵；认为对一只动物的善行等同于对人的善行，对一只动物的恶行等同于对人的恶行，违犯禁忌会给本人和部族带来灾难。因而禁止人们对野生动物乱捕滥杀。维吾尔族也很重视打猎的季节，无论是在信仰佛教、摩尼教或是伊斯兰教的环境下，维吾尔族都要求不能为满足自己的私利随意猎杀、捕捉飞禽走兽。保护、关爱动植物成为少数民族共同的传统美德和生活习惯。这种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把大自然看成是神格化和人格化的观念体系、反对对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的滥垦、滥伐和污染，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的出发点。“敬畏天物”、注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在客观上减少了对自然的破坏，保持了生态资源的多样性。
四、对生活习俗的保存和传递功能
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都曾经历过一段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时期，同各种鬼神思想也通过祭祀节日、风俗习惯的形式保存下来。狩猎民族的舞蹈内容多是以象征性的方式捕捉动物。“逐水草而居”的少数民族形成了住毡包、帐篷，吃牛、羊肉，以奶茶、奶酒为饮料的习惯，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有着穿皮毛衣裤、扎皮腰带、红白喜事、节日吉庆都离不开牲畜的生活习俗；而生活在绿洲农业区的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则以米、面、肉食为主，穿棉、绸、布衣，腰间扎布巾，“逐渐形成了新疆民族充满生气与活力、豪迈刚直、慷慨激昂的民族精神和深层文化结构”。鄂伦春族崇拜桦树，桦树木材坚硬，能用来盖屋、造船，制作食具、饮具、盒箱。《龙沙纪略·物产》中记载：“鄂伦春地宜桦，冠覆器具庐帐舟渡，皆以桦皮为之。”诺鲁孜节是现在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的隆重节日，也称为“春分节”，每年诺鲁孜节要举行拜水、拜树、敬土地、敬自然等一系列活动；将一盆象征春天的青苗放归河流，让它顺流而下，希望将绿色播撒大地，给人们带来吉祥、丰收。塔塔尔族在6月过“撒班节”、蒙古族在“夏初节”举行预祝畜牧业丰收的庆祝活动、塔吉克族有“祖吾尔节”和“铁合木祖瓦斯提节”，这些节日都是为了期盼风调雨顺，获得大自然的佑护而举行的农事节日。它保持了各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各种技巧和方法，象征性地强化了文化意义上的各种活动。
五、对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调控功能
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生存是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生产方式从来都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支配作用极大。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组织、有系统的宇宙观念，为人和环境建立起相互荣辱与共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