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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 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中图分类号： I 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09)5-0073-02
宋朝开国宰相赵普说过一句话：“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中国历史上《论语》确实是举足轻重的一部书。《论语》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它融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和文学于一炉，其内容可谓博大精深，它一直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旋律，泽被后世上层建筑领域。对它认真地加以研究，吸收其精华，对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将大有裨益。从文学的角度看，《论语》是先秦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其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字里行间的精思妙语令人折服，使读者读后如沐春风，悠然进入《论语》意境的丰饶世界。
1 以孔子为中心的人物形象系列
《论语》的文学价值，首先在于它写出了孔子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的形象。《论语》以记言为主，虽然简短，却能充分体现人物个性，孔子本人和蔼可亲的神态、诲人不倦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都随其言谈而呼之欲出了。
《论语》里面对孔子的生活习惯等有一些静止的描写，如《乡党》篇，写他在各种场合，都有各种不同的仪态，与父老兄弟相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温和恭顺之状可掬；在“宗庙朝廷”，与人讨论政治，“便便言，唯谨尔”，擅长言谈辩论，说话很有分寸。与人说话，对象不同，表情也不同，礼仪规矩，恪守不乱，“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如也。君在，如也，与与如也”。从多种侧面勾勒出一个时刻以“仁”为行为准则的“圣人”的轮廓。
《论语》中对孔子形象的描绘，它的动人之处，主要还不是表现在静止的描写上，而是在于它通过孔子生活中一些具体事件的动态描写表现出他的性格。《宪问》篇里有一个小故事，一次孔子去拜见老朋友原壤，原壤却两腿象八字一样张开坐在地上等待孔子，孔子一见这模样，就禁不住骂道：“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说完就“以杖叩其胫”，这一骂一叩，孔子那暴怒的面容，那“克已复礼”的倔张性格，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对于孔子，《论语》是极力予以美化的，但没有神话。孔子的性格是二重的，他是圣人，但也有七情六欲。他一生奋斗，不屈不挠，仍不免有时心灰意懒；他惶奔走，积极出仕，但有时也羡慕隐逸之士，在思想上不只一次闪过辟世的念头想“乘桴浮于海”，想“居九夷”。孔子就是这样一位既高大又平凡，既庄重又风趣，既通达又固执，既神圣又世俗，活跃在现实生活里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孔门弟子的群体形象，在孔门弟子中子路的个性最为鲜明，他爱憎分明、豪爽成性，做事风风火火、说话冒冒失失，多次顶撞孔子，其言行有时和“礼”、“仁”是不相合的，但他却打内心里尊敬老师，努力接受孔子的教诲，以求成为一个儒者。《子路》篇记载，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请孔子出来当政，孔子将从何入手，孔子说：“为政，必先正名也。”子路听了，放肆大笑说：“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气得孔子大骂子路粗野：“野哉由也！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子路就是这样心无成府、口无遮拦之人，因此总受到老师的呵责。孔子深知子路的脾气，出于对学生的爱护，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教育他。
颜渊的性格与子路正好相反，他安贫乐道、潜心学问，对孔子十分崇敬，《子罕》中颜渊这样赞服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并且认为“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把孔子看作高深莫侧，而且自己是跟也跟不上的。一个笃行的儒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了。
《论语》写孔子的其他弟子，也都能表现出其独特的个性，如子贡的聪颖善言，宰我的率性放达，曾子的审慎拘谨，曾皙的胸怀潇洒，澹台灭明的公正端直等，都能给读者以清晰的印象。除此之外，《论语》中还写了一些隐逸之士或与众不同的人，如卫国仪邑的封人，鲁国石门的守门人，卫国的“荷蒉人”等。这些人物虽用墨不多，但各自都有着不容混淆的性格特征，他们的音容笑貌在人们头脑里有着很清晰的印象。
2 质朴简练、隽永有味的语言
《论语》本身就是记载孔子及门人言行的，在语言上，《论语》的作者反对“巧言令色”，主张“辞达而已矣”，这就明确了他对语言的追求目标，奠定了语言风格的基础。《论语》的语言特色，首先表现在它的记言基本是当时的口语，通俗易懂，文字简约，一般只述说自己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展开与论证，从而形成了质朴而不华丽、含蓄而不夸张、凝练而不造作的语言风格，是语录体的典范之作。史载，在《论语》生成的时代，春秋诗性文化风韵犹在，孔子及其弟子又兼具良好的“诗学”修养，因此，《论语》的语言文简义长，质朴含蓄，诗味无穷，隽永有味，给人以悠然神远之感。
《论语》中出现的许多精辟深刻，富于哲理，令人回味的名言警句，千百年来为人争相传颂，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吾日三省吾身”，“见义不为，无勇也”，“巧言令色，鲜矣仁”，“色厉而内荏”，“不耻下问”，“三思而后行”，“后生可畏”，“举一反三”，“任重而道远”，“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既往不咎”，“祸起萧墙”，“既来之则安之”，“由也升堂矣，未人室也”，等等，这些从心底肺腑中流淌出来的话，纯然近乎口语，语言简练却发人深省。
其次，《论语》一书大量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才使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都非常讲究修辞，使语句更确切地表现真实，适合情境，形象生动，具有感染力和收到应有的艺术效果。
比喻是其中运用得最广泛的修辞手法之一。因为孔子的思想十分深邃，要使所有人都能理解，就必须把一些哲理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语言。如《为政》篇，“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这一比喻，形象生动，易于理解。借代的手法也在《论语》中大量运用，使文笔更加传神。《微子》中“长沮”、“桀溺”都非人名，作者用高大魁梧者立于水中耕作的情形来名之，十分形象，使人过目难忘。排比的运用也较为普遍，如：《公冶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总之，《论语》一书把许多修辞手法融入在作品之中，使语录体的散文摆脱了说教式的宣讲，说理生动活泼，语言形象贴切，琅琅上口，从而具有了文学性的因素，显得十分典雅和富有文彩。
再次，《论语》中“之乎者也”等虚词的运用加强了语言的抒情性和音韵美感，使得《论语》之声抑扬顿挫，亘古不绝。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3 情趣盎然，富于戏剧性的场景
集中写一个场景，通过人物各自的表演，来突出各自的性格，且场景描写十分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相互烘托而愈加鲜明，产生了极强的戏剧效果。如《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是历来为人们传颂的精彩文字，作者描绘在恬静、和乐的气氛下，师生五人闲坐，各言其志的场景，简直就是一出独幕剧。
孔子刚提出“言志”，子路不假思索，“率尔而对”，结果遭“夫子哂之”。冉有、公西华是在老师“尔何如”的动员下，谈出自己的志向，而且说得极有分寸，表现得彬彬有礼。巳经问到曾皙了，三位同窗的回答以及夫子的反应，他都看在眼里：子路口出大言，且主要只谈兵事，与儒家治国之道相去甚远，自然“夫子哂之”；求的回答比较谦虚，已想到了礼乐；赤又进了一步，“愿为小相焉”，夫子均未“哂之”。于是，他“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动作潇洒，落落大度；回话又答非所问，大谈阳春三月，投身自然，悠闲自在的春游之乐，内容远离了政治。曾皙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以礼乐治天下的志向，别具一格，超凡脱俗，颇有戏剧性和幽默感，确实“异乎三子者之撰”，自然深合夫子之意，“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子路的直率，冉求的谦逊，公西华的含蓄，曾皙的超然，原文虽未置一词一字，然均尽在戏中矣，刻画得淋漓尽致。最有戏剧性的是，“三子者出，曾皙后”，他明知自己在这场“课堂谈话”中独占鳌头，却故意不停地缠着老师问道：“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夫子何以哂由也？”真是骄憨之态可掬了。《论语》中有很多这样的文字，一个个不很完整的小故事，一个个写人记言的小片段，都写得情趣盎然，很戏剧化，令人回味无穷。
4 丰富的感彩
文学作品要以情感人，《论语》在创作上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浓重的抒情。全书围绕孔子及弟子的活动，使用了大量饱含感情的语言，表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把一个个人物写活了，从而打动读者的心灵，引起共鸣。
《先进》、《雍也》篇中有几章写孔子与颜回的感情，非常感人。孔子及一群弟子被困于匡地，逃出来时颜渊在最后，孔子以为他死了，颜渊回答说：“子在，回何敢死！”言语中传达着热烈而深挚的感情，颜回深知老师对自己的钟爱、器重，自己死了，老师不知会怎样地悲痛，因此逃难时他一心要回到老师身边，见到老师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孔子喜爱颜回，把他当作自己道德学问的继承人，他曾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不幸早逝，孔子伤心欲绝，顿足捶胸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弟子担心他哭坏了身子，劝他节哀，他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这种表达深厚感情的语言比比皆是，我们又怎能不为这其中包含的深深的师生之情所打动呢？
孔子也有发怒的时候，《八佾》篇记载季氏越礼使用八佾之舞，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愤激之情，溢于言表。有爱有恨，有喜有忧，这些例子在《论语》中是不胜枚举的，这就是《论语》所蕴涵的动人的文学力量。
《论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古代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千百年来，人们舞文弄墨，从中借鉴写作经验，获取智慧灵感；立身处世，从中寻找真知灼见，谋求准则方法，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2］幺峻洲．论语说解[M]．齐鲁书社，2004．
二、以生活化的教学情景促进学生的学习
语文课文内容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理解课文内容必须与当时的情景结合。例如，在《乌鸦喝水》这篇课文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自己动手叠一只小乌鸦，并准备一个高脚小口瓶子，让学生自己实践，想办法让自己的乌鸦喝到水。学生们不断尝试，有的学生想到把瓶子放倒，有的学生想到把瓶口用石头砸破，有的学生想到自己拿瓶子喂乌鸦喝水等等，学生的方法千奇百怪。这时教师导入新课，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乌鸦是怎样喝到水的，乌鸦想到了哪些办法，哪个办法使乌鸦喝到了水，哪些办法乌鸦没有喝到水，为什么那些办法没有让乌鸦喝到水。学生一边读课文，一边实践，逐渐画出文章中的几种方法以及各种方法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也就是逐渐掌握课文的基本内容。同时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学生以乌鸦为主体展开思考，有的同学思考，乌鸦用嘴衔着石头力气不够大，打不碎瓶子，而且破的瓶子会把乌鸦弄伤，有的同学说乌鸦力气不够大，瓶子倒不了等等，学生在讨论中体会乌鸦的智慧，并体会到遇到问题发挥智慧的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G6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2）05-0062-02
教材多元化政策促进了小学《科学》教材市场的百花齐放，虽然不同的版本风格各异，但都继承了传统《自然》教材中“照料”动植物的内容。传统的内容在新的科学课程理念下到底能给孩子的成长注入什么样的新鲜血液，科学教育除了让今天的年轻一代变得更富有理性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与之同等重要的意义？
一、除了科学知识，“照料”活动还能给孩子什么
随着新课程的推进，各门学科都更加注重了“儿童化、生活化、趣味化”的教材开发，尤其是现今的小学《科学》教材，日益成为孩子们真刀真枪“做科学”的有力工具。虽然不同的版本各有千秋，但都保留了《自然》教材中“照料动植物”的内容，如苏教版四下教材的《养蚕》、教科版三下教材的《种凤仙花》。当然，由于《自然》和《科学》课程在价值定位上的差异，相似的内容所蕴涵的教育价值是有区别的，传统的《自然》在课程性质上表现出浓厚的理性化和科学化色彩，偏重科学知识的掌握，遗忘了科学的主体——人的价值。现在的《科学》是一种涵盖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充满人文意蕴的美好文化，追求的是一个复合型的科学素养的养成，它所关注的是科学对于全人的培养意义。
在这方面，《养蚕》、《种凤仙花》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通过给儿童亲身经历动植物生长全程的机会，不仅使其了解动植物的生命历程，锻炼观察、测量、记录等探究性技能，而且还让他们体验自然力量的神奇和生命的坚强与美好，并逐渐培养起持之以恒、细致入微、尊重事实等宝贵的科学精神。这些情感和品质正是科学作为一项文化事业的独特内涵，也是科学的本质之体现。实践证明，经历过照料过程的儿童，对周围的生命会流露出更强烈的爱心，更能体会生命的意蕴，也会产生一种比平时更强烈、更敏感的问题意识和观察态度。就如孩子在科学日记中写到的，“通过这次养蚕，我不但体会到了蚕一生的艰辛，还懂得了很多道理，也让我感受到了人的一生是多么的艰辛。想起那些为了小事就要寻死的人,我真为他们惭愧，连一只小小的蚕都懂得生命可贵，难道人就不懂得吗？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么的可贵呀！”更重要的是，“照料”是一个周期长、工作量大的过程，照料期间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诸如动植物死伤之类的偶发事件。亲历了这些冲击性的事件，孩子们对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对科学精神品质都有了深刻的体验，并形成独特的自我理解。
然而，理想的初衷并没有完全得到实践的积极响应。可以说，在相当一部分教师看来，原本只需要几个课时的讲授就能结束的内容，如今要花费几个月甚至一个学期的时间，无疑是耗时耗力耗财的“多此一举”；或许给学生提供了照料的机会，但目标也仅仅指向动植物一生发生的具体变化；或者就是形式主义的带学生上一节课便置之不理，以致这些可怜的生命从此便自生自灭。实际上，是否掌握生命周期的知识，是否能得心应手地完成这项工作并非至关重要，关键在于学生是否获得了行为背后的体验和感动。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延伸到科学教育中，剩余的那点东西就是科学的思维方法，科学的精神、态度与价值观，科学的人文关怀，这些才是学生终身受用的财富。
二、“照料”活动为什么能让孩子感动
照料动植物的过程为什么会给孩子留下刻骨铭心的体验呢？其之所以有效，在于顺应了儿童亲近动植物的天性，符合态度的形成机制。
儿童的思维方式留有祖先思维方式的影子，可以说“儿童是古代祖先在现代文明中的‘遗留’、再生，是古代祖先在现代文明中的代表”。[1]幼小的儿童和原始人一样都不能把精神界与物质界、自我与对象区别开来：下雨是因为云彩伤心了，打雷是因为雷公公生气了。总之，他会通过“移情”和“拟人”的方式赋予万物以生命。这一与生俱来的天性如若得到及时且细心的呵护，就能够为以后完整人格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因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对别人的态度往往取决于他们小时候对飞鸟、花草和树木的态度” [2]。“善良之情应当在童年扎下根来，而人性、仁慈、抚爱、同情心则在劳动中、在爱护和关怀周围世界的美中产生。”[3]然而，审视现实，都市生活已经使孩子们太多的体验了“被四角天空”禁锢的感觉。在学校和自然之间矗立的是一道不可攀越的高墙，环绕在孩子身边的是成堆冰冷的书本和媒体。生长在一个与大自然逐渐远离的社会中，要实现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目标更是无异于闭门造车。科学课中的“照料”活动正是在不利的生存环境下给潜藏于孩子心灵深处的这颗善良的种子提供充裕的养料、富足的土壤，使其能够在最佳生长期内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
另一方面，根据心理学家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学，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体验学习，主要解决“信不信”和“愿不愿”的问题。它根植于行为主体的情绪情感体验和深层认识。“只有当人从内心体验某种价值，或产生认同、敬畏、信任的情感或产生拒绝、厌恶、羞愧的情感时，才谈得上道德学习和道德教育的实存性。”[4]所以，当孩子们在亲自照料动植物，并在其中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感到快乐和幸福的时候，心灵就变得善良与纯洁，也会体验到创造的乐趣，在成功中感受精神的满足，也由此产生了对客体的感情。所以，早在苏霍姆林斯基时代，他就提倡让每个学生从入校时起就在校园或学校附近栽种各种花草果木，照看各种飞禽走兽，这既是他们的日常活动、劳动和工作，也是自我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当孩子们接受到来自植物生命体本身的成长信息，亲眼看见一颗花种从破土而出、含苞欲放，到开出绚丽的花朵直至凋谢的整个生命历程时，他们对生命力量之伟大的惊叹，对生命意义之宝贵的体验都是刻骨铭心的。
三、“照料”活动何以焕发人文光彩
“教学具有教育性”，这是教学活动的一个永恒命题，要充分发挥小学科学教学的教育功能，要实现小学科学培养小学生科学素养的启蒙价值，首先教师必须重新认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完整意蕴，认识到科学不仅仅包含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更包括隐藏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背后的科学精神、态度与价值观，认识到科学课的价值不仅在于理性的启蒙，还承担着人性教化的职责。据此，科学教育的过程也不仅是简单地包括提出假设、制定计划、做实验、最后分析、得出结论、总结交流等环节的一个程式化的过程，更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知识的快餐传递过程，而是一个孕育美好人性，构筑完整心灵的过程。唯有如此，科学教育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一直散发出人性的光辉。
其次，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充分行使“课程创生者”的权利，承担起“平等者中的首席”的责任。照料的对象可以不拘一格、因地制宜。教师可以根据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进行选择，充分挖掘具有个性特色的课程资源，例如，海滨学校就可以利用海洋优势，鼓励学生照料不幸被海水冲刷到岸边的小动物。城市学校也可以让孩子领养校园中的植物或者流离的小动物，作为自己悉心呵护的对象和倾诉心情的伙伴。当然，教师的任务不仅仅限于给学生提供照料的对象。因为对于一直处于被照料位置的小学生来说，要坚持扮演长达三个多月的照料者的角色，要面临照料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突发事件，确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此，当他们不知如何处理动植物的一些生长现象的时候，当出现伤害动植物的粗暴行为时，当为动植物的死伤感到伤心、泄气乃至要放弃的时候，当劳动成果喜获丰收的时候，教师都需要给予耐心的帮助和点拨，适时的鼓励和支持，真诚的欣赏和喜悦，并给学生提供交流经验、表达感受的平台。总之，他必须一直思考：如何使普通的“照料”行为成为润泽儿童心灵的潺潺流水；他必须一直铭记后现代学者多尔的告诫：“作为‘平等者中的首席’，教师的作用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构建，从外在于学生情境转化为与这一情境共存”。[5]
参考文献:
［1］刘哓东.儿童精神哲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82.
传统的教师中心“遗传”基因，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而且严重地影响着数学教师的教
学观念，影响着数学教育的发展。
近年来，数学开放题作为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数学教育改革的亮点，已日益引起我国数学教育界的注意，逐渐形成为数学教学改革的一个热点。1998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数学试题里“开放题”居然也堂皇入室。
一、何谓开放题？
（1）开放题是指那些答案不唯一，并在设问方式上要求学生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探索的问题。（2）开放题并不是普通的数学问题，而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精心编制设计的数学问题。
一道数学题的开放性（开放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道题采用何种设问方式。即使是一道传统的封闭性数学题，也可以通过改变其设问方式而将其改编为具有开放性的习题。要求学生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探索是一种“开放性的解题要求”，通常使用“试尽可能多地……”一类的词语来提出，它对学生具有“鼓励参与，激励优化，追求卓越”的作用。
二、为何研究开放题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而开放题教学是推进数学素质教育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开放题给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环境，它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放题的教育作用：
①发散性学生必须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进行探讨，其思维方向和模式的发散性有利于创造性能力的形成。
②探索性因为开放题易使学生形成原有认知结构和新认知结构的冲突，学生必须通过顺应来主动建构新的认知结构，因而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探索意识和创新精神。
③趣味性开放题独特的叙述方式、宽松的解题环境和极富挑战性的解题策略，为学生在迫切要求下进行数学学习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好胜心，增强了学习的内驱力，对数学探索产生浓厚兴趣。
④多样性在开放题教学中，既要有学生独立思考的个体活动，还需有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合作、讨论、交流的群体活动。开放题答案的多样性，使得其最终的解决只靠个人的力量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完成，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群体的力量。
⑤主体性开放题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有利于保障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⑥竞争性开放题解答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其有了优与劣、多与少、简与繁的区别。也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激发了学生的好胜心，使竞争意识悄然地渗入学生的头脑，把竞争机制引入开放题的课堂教学。
⑦创造性在开放题的解答过程中，没有固定的、现成的模式可循，靠死记硬背、机械模仿找不到问题的解答，学生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积极开展智力活动，用多种思维方法（如联想、猜测、直觉、类比，等等）进行思考和探索，因而开放题是提高学生创造能力的有效工具，是培养创造人才的摇篮。
2、开放题的转化作用：
（1）开放题对教师观念的转变：开放题的出现以及对其教育功能的肯定，一方面反映了人们数学教育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适应了飞速发展的时代的需要。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数学教学新模式的追求，是人们站在新时代历史的高度上对数学教育改革的新探索。
①观念转变的原因：
a.当技术的发展已使社会数学化，数学的应用已渗透到开放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时候，我们不应满足于陈旧的、封闭的教学方法。
b.数学不能仅仅理解为一门演绎科学，数学还有其更重要的一面，即它是一门非逻辑的、生动的、有丰富创造力的科学。
c.数学教学是学生创新活动的过程，仅仅靠教师的传授，不能使学生获得真正的数学知识。
d.在数学教学活动中，学生是教学认知的主体，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就没有名副其实的教学活动，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和鼓励者。
②观念转变的内容：
a.我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明确指出：“课程是一个历史范畴，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都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革。”“教科书”应体现科学性、基础性和开放性。
b.开放题课堂教学中的数学观即对数学本质的认识，教师的数学观直接影响着他的教学观。如果教师能用动态的、全面的观点来理解数学，那么他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就会是启发式的，其教学观就是以学生为中心。
（2）开放题对教师角色的转变：在开放题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定位，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教学活动的主角，而是“编剧”和“导演”；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设计者、促进者、示范者、组织者、调控者。
在开放题教学中，应特别强调的是教师除要具备传统意义上的那些专业素质外，还应具有创造能力（尤其是进行创造教学的能力）和自觉反省自身数学观、教育价值观和教学观的意识。
三、开放题的特点
①问题的条件常常是不完备的；
②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具有层次性。
③问题的解决策略具有非常规性、发散性和创新性。
④问题的研究具有探索性和发展性。
⑤问题的教学具有参与性和学生主体性。由于开放题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这就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难以使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主动参与解题活动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非常自然和必要的。一些学生希望老师与学生一起来分享这种成功的喜悦，任何一个好教师都不会压制学生的这种愿望，这就使课堂教学自然地走向了以学生主动参与为主要特征的开放式的教学。案例：设计花坛。
四、开放题的分类
（1）设计条件的开放传统的答题模式多数是条件与结论——对应的定式训练，解题时不必考虑条件的由来。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得到的信息对于某个具体问题而言绝大多数是无用的，必须善于从大量信息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因此有意设计一些条件过剩或不足的开放题会更好地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若设计成求一个三角形面积（单位：分米），则效果不大一样。
（2）设计结论的开放这类题的条件和问题都很明确，而结论却不惟一，具有发散性和多面性。例如：将“如一把木块平均分成三块完全一样的长方体后表面积增加了多少（单位：厘米）”的常规题去掉图中虚线，则成结论开放题。
（3）设计策略的开放这类题解题思路多种多样。教学时应充分利用其开放功能，引导学生多角度地进行分析思考，以培养学生思维的发散性和灵活性。
五、开放题的功能
美国加里福尼亚教育部指出了开放性问题的五个功能：
1、开放性问题为学生提供了自己进行思考并用他们自己的数学观念来表达的机会，这和他们在数学学习中的发展是一致的。
2、开放性的问题要求学生构建他们自己的反映而不是选择一个简单的答案。
3、开放性问题允许学生表达他们对问题的深层次的理解，这在多项选择中是无法做到的。
4、开放性问题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反过来要求老师用不同的方法解释数学概念。
5、开放性问题的模式是数学课堂教学的基本成份。
六、开放题的教育价值观
开放题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数学问题，与一般的数学问题一样,也具有知识教育价值。开放题最突出的、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它有利于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和创造能力。这也是开放题教育价值最核心的内容和最主要的体现。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而开放题教学是推进数学素质教育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开放题在培养创造能力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教育价值。
从结构形式上看，开放题具有组成要素的非完备性和解题答案的不确定性；从解答过程和解题策略看，开放题具有发散性、探究性、层次性、发展性、创新性等特性。开放题的特性决定了开放题教学的开放性，因而在这种教学环境中，学生是以知识的主动发现者、探索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出现，学生不再是“装”数学，而是“搞”数学，这就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去体验数学家进行数学研究的活动过程，深切领会数学的实质，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数学观念和数学意识，掌握数学的灵魂——思想方法，为今后的学习以及成人后用数学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做准备。
开放题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树立学习的自信心，凸现学生的主体意识，形成独立的人格和克服困难、勇于探索的意志品质，培养群体意识和合作精神，增强竞争机制，培养探索意识和创新意识，形成正确的科学态度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可见开放题的人文教育价值也很大。
七、开放题的设计艺术：
数学开放题的教学需要开放和设计大量的开放性问题，与当前的数学教学实际密切相关且被广大数学教师认可的开放性问题。开放题设计模型的优点和误区可由下面的框图描述：
开放题的优点开放题认识误区
①开放题顺应开放化的社会需要②开放题教学可以使全体学生主动参与，符合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的要求③开放题可以使学生更全面地理解数学的本质，体会数学的美感④开放题可以给予学生更多的体验成功的机会，增强学习自信心，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⑤开放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⑥开放题追求卓越，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优化意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⑦开放题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有利于实现教学民主，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⑧学生解答开放题时不但要综合运用、重组已学的知识，而且时常需考虑问题解决的策略，对自己的解题活动进行认识、评价和监控，这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元认知⑨教师在研究开放题的过程中，可以在教学观念、解题能力、扩大知识面等多方面得到提高，这有利于提高教师素质①开放题在单一的技能训练、知识学习上费时费力，效率较低②开放题教学易受课时的制约，在课堂上常常出现学生的思维在低层次上重复，不易进行深入的研究③开放题教学对教师的要求较高，不易推广④对有些开放题很难制定出客观公正的评分标准，故在用开放题作考试题时困难重重⑤现有的适合教学使用的开放题数量太少，开发和设计更多的数学开放题又面临较多困难⑥受考试文化的影响，要使更多的教师重视、认识、接受开放题，还有一段艰巨漫长的道路要走
在开放题的编制、开发中，要十分重视开放题的设问方式。语言的暗示性要恰当，防止将思维导入歧途；要把握问题的开放度，不同水平的学生应采用不同的设问方式，提出不同的解题要求；开放题中所包含的事件应为学生所熟悉，其内容是有趣的，是学生所愿意研究的，是通过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够解决的可行的问题；要注意问题的可发展性，给学生一个提问题的机会，也许比解题本身更重要。
八、开放题的解题艺术：
1、传统教学法解题摸式
这种解题模式，学生在得出结论后没有自我反馈的过程，去发现总练习题的内在联系，总结经验，找出规律，举一反三，因而浪费了大量的宝贵信息。
2、反馈教学法的解题模式
在反馈教学法解题模式别注重解题后的自我反馈和自我小结。引导学生去发现习题中潜在的知识信息，去联想、归纳、类比，以寻找知识间的联系、巩固和发展教学思想方法和处理技巧，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与创造思维能力
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大众传媒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娱乐性、消遣性使大学生对文化的鉴赏能力得到下降，自身思维无法得到开发。除此之外，在大众传媒进行各方面报道中，不良信息扑面而来，从根本上影响到大学生学风建设，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过于追求社会功利，产生拜金主义以及享乐主义。
（二）个人主义盛行，社会责任逐渐淡薄
现如今，我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逐渐淡薄，传统的理想主义受到社会现实主义的取代，甚至部分大学生无法对社会中所产生的事件进行分析与判断，无法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进而从根本上忽略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另外，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方面表现出的个人主义开始盛行，对国家以及社会事件比较漠视，这种情况在影响大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与社会的进步。
（三）传统文化丢失，道德修养滑坡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精髓，不仅可以凝聚民族力量，并且能够传承中华文明。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本应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和践行者。但是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人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丢失，沾染的社会不良风气逐渐增多。甚至部分大学生道德修养呈现出滑坡现象，在各项考试中作弊，不及时归还助学贷款，情感冷漠，不尊老爱幼，打架斗殴、偷盗他人物品等，该现象的发生不仅阻碍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而且还会对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
二、大众传媒促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一）改善价值观教育方式，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改善价值观教育方式，需采取切合学生实际，又能为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方式，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1.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时代进步的标志，以网络、广播、电视、报纸为主要载体，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生提供多元化价值观念，使大学生思维价值选择产生多元化现象。面对这种发展现状，教育工作者要从根本上重视多元化价值选择，在采取一元与多元方式中，建立适合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从而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除此之外，教育工作者还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对多元价值选项进行分析，使其能够在多项价值观念选项中树立正确的观念，从根本上增强社会责任感与认同感。2.加强媒介素养，培养正确价值观念所谓的媒介素养主要是指个体对各种信息资源进行解读的基本能力。在大众传媒时代，人们被各种传媒产品所包围，大学生作为媒介化群体，对大众传媒的使用现象越来越频繁。虽然大众传媒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但是，要从根本上促进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培养，需要加强自身与媒介的结合。首先，教育工作者要从根本上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学校设置媒介素养课程，让大学生对媒介的基本属性、基本特点进行了解。其次，加强大学生的信息传播道德，大众传媒在发展中所产生的交互性能够让大学生参与其中，但是，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法律意识欠缺，对大众传媒所的不良信息无法及时判断，进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错误的引导。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教育大学生自觉遵守信息道德基本规范，培养大学生的信息鉴别能力和遵守信息法规的良好习惯。最后，引导大学生参与到媒介活动之中，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认识，比如，可以利用校园网站、校园广播、校园报刊等一系列媒介产品，使大学生参与到各种信息采编工作之中，了解传媒的功能,增强对媒介的了解，提高媒介素养。
（二）加强大众传媒的正面传播，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1.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促使大众传媒的正面发展大众传媒要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在以正面宣传中，将各种热点问题、社会事件融入其中，积极传播正能量，避免出现虚假报道现象。除此之外，大众传媒要加强对社会监督角色的认识，当好社会的“安全阀”，加强对价值观念的正面影响力，避免对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树立产生负面影响，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弘扬社会正气，增强大众传媒的正面影响力，积极引导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2.加强对媒介管理，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要想从根本上使大众传媒发挥出正面影响力，需要依靠政府、高校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认识，避免不良信息流入高校之中。学校可以删减相应的不良信息，设置关键词，避免不良信息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对于大众传媒所宣传的错误信息以及有害信息，相关部门要及时进行纠正，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从根本上制约大众传媒的传播行为，只有如此，才能为大学生营造健康的学习环境，才能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凡是描写(包括在校学生描写和成人描写)以学生为主体的校园生活或与校园直接关联的生活,或者通过校园生活反映社会人生的文学作品,均可称为校园文学。校园文学的多元价值是指,校园文学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种客观的文学资源,通过其实践活动对个体主体和杜会主体的发展需要所产生的积极的、有益的多元影响。
校园文学的多元价值分析
校园文学的教育价值。第一,校园文学的心理素质教育价值。通过文学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如诗歌、散文朗诵会、故事会、参观访问等,把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各科知识,在文学社团活动中予以印证、体验,而且在活动中既吸取和探求了新知,又思索了未知,使原有的知识在活动中活跃起来,进而得到升华。通过这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学生们必然有许多收获和成功,不仅激发了他们的写作兴趣,而且还激发了他们整个的学习兴趣。
第二,校园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从审美教育的实质来看,校园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主要表现为能使以学生为主体的个体成员对自己的文学素养,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有深刻的了解与正确的评价,进而陶冶学生的心灵、树立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众多名人的成长史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如、和叶圣陶就是在各自办《湘江评论》、《》、《放社》中,一边进行校园文学活动,一边逐步认识社会、发现真理的。
第三,校园文学的创新教育价值。校园文学不管是创作还是编辑,都要有质疑、辨析、论证、取舍,有实践与理论结合,有否定之否定的升华。通过这些能使学生智力锤炼精细深刻,大至主题思想对不对、突出与否,小至这个词与那个词的区别和选用,察微审思,力求用恰当语言表达思想,该修改的就要修改,该退稿的就得退稿,这就要言议成理,思维出众。所以校园文学是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未来需要的人才是具有独立思维、多向思维、综合思维和辩证思维的人,而众多的实践证明,校园文学活动正是这四种创新思维活动的实现过程。
第四,校园文学的交流沟通教育价值。在校园文学活动中,通过创作、采访、演讲比赛、辩论、朗诵会、社会公益活动等,学生相互交流信息对构建个体和群体的理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学生对外界展示自己文学作品的构思,表达对他人文学作品的理解,以及他人对自己文学作品存在不足的看法时,既可起到不断促进其使用规范、科学、标准的语言与他人沟通交流,又可起到与他人和谐相处、培养高尚感情的作用。
校园文学的构建和谐社会价值。校园文学的构建和谐社会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校园文学作品的构建和谐社会价值。校园文学通常以模式化的爱情书写为主要写作内容,亦即爱情主体尽美尽善、情感内容至真至纯、情感体验刻骨铭心。这种写作内容的模式性,加以写作主体的大众性、写作手段的技术性、写作主题的叛逆性使之具有了大众文学品质。虽然青春校园作家的很多作品,虽然文笔仍比较稚气,人物也不够丰满,情节还不太流畅,细节更不耐推敲,但它从问世以来,一直拥有自己的读者群,在文学园地里蓬勃地生长着,证明着自己的存在价值。①面对现实社会中离婚率居高不下,离异家庭子女亲人缺失的情况下,通过写作或欣赏看上去虽不成熟,但语义情感至纯的校园文学作品,促使青少年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爱情观,无论对推动社会的现实和谐构建,还是未来和谐构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校园文学社团的构建和谐社会价值。校园文学社团是常见于校园内的文化团体,是校园文学爱好者的摇篮与温床,是一种高尚文明的文学活动形式。因为校园文学社团不但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以使他们成为社会所需的合格人才,而且还起到降低青少年犯罪率的作用,所以校园文学社团既是学校作文教学的延伸,也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一定的意义和作用。②
校园文学的学术价值。校园文学是新时期教育发展中所涌现出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校园文化的一翼。这种文学现象是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产物,它联系着教育与文学两大领域,蕴含着二者相结合的发展规律,是促进素质教育的体现。虽然,关于校园文学,目前尚无系统专述的理论体系,而我们要创作出校园文学精品,就需要了解和研究它。笔者认为,因为高校校园文学不但在社会史、文化史方面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而且高校之中的文学创作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③所以无论从校园文学的现实田野调查研究、理论分析,还是从校园文学的实践模式、规范创作的发展势头来看,校园文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应有自己的学科概念体系、研究范畴和实践模式。可见,校园文学对丰富文学领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校园文学多元价值实现的可行路径
实现校园文学的多元价值,有助于提高教育效率。同时,由于校园文学是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学活动,实现校园文学的教育价值,均有助于丰富学生课外生活和学校特色校园文化的建设。
加强校园文学社团建设和活动组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校园文学社团建设和活动组织:
第一,争取领导和教师的重视、家长的关心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并向学校或社会筹措一定的活动经费,以购买一定数量的课外阅读书籍,保障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和规范完善社团管理与组织。校园文学社要健康持久地发展,应设有自已的社长、主编等领导机构;设有活动室、读书阅览室、档案柜、办公电脑、有关田野调查和采访用工具;本社社员有社员证,有专用信封和文稿纸、书写纸;有社章和编辑部公章;文学社日常事务规范条款等。
第二,向四个方向开放校园文学社团:④向学生开放,就是面向学生的生活、思想、认识、情感、志趣以及知识实际,注重学生主体的个性特点的开发和培养;向社会生活开放,就是让学生在关注、调查、分折思考各种复杂现象和各种社会热点中增强社会责任感,进而增知广识,提高洞察力、判断力和思维力;向经济生活开放,就是让学生深人工厂、农村、街头、市场,寻找写作“活水”,积累素材,甄别美丑;向各种科技传媒开放,就是让学生经常收听新闻、写作时评,收看影视剧节目,写影视剧评,订阅报刊杂志等,让学生真正体会生活处处皆语文。
第三,为逐步提高学生能力和培养学生良好习惯,校园文学社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访问、调查、街面文字清查等,让学生走出去,体验生活、感受生活;作文竞猜、优秀作文展出,使学生在竞争中获得乐趣……通过各种活动,拓展学习空间,培养学生个性,引导学生的主动发展和全面发展。
第四,因为校园文学社团是为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服务的,所以必须面对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能力,着眼于全体学生的积极参与。这样,旨在拓宽视野,丰富知识,提高能力的校园文学社团,才有蓬勃发展所依存的肥沃土壤。
科学正确引导校园文学作品创作。前面已述及,很多校园文学作品文笔仍比较稚气,所以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学的多元价值,正确引导校园文学作品创作是很重要的。
第一,作为引导学生开展校园文学作品创作的教师或专家,一方面要加强校园文学理论学习,以保证引导过程的科学、正确与全面性;另一方面,要深入到学生生活中去,了解、关心他们,与他们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以保证引导方向的准确、有效与针对性。
第二,科学引导校园文学作品创作内容和创作模式向大众化方向改变,以提高其社会化程度和社会影响力。要引导他们从个人感受出发中摆脱出来,开始转向对生存世界、生存环境的关注;要探究人性深处的矛盾,体制深处的矛盾,并逐步走向大众化,向理性的社会现实靠拢,向自身人生价值的意义方面靠拢,使校园文学作品更具有深刻性。
第三,正确引导校园文学作品中使用规范语言。因为受网络等新媒介新型文化的影响,校园作者的创作语言会发生全方位的迁移,“新新人类”式的太个性化和简单化的创作语言逐渐增多。我们必须通过教育者加以引导和训练,使校园文学作品的语言朝着规范、健康和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四,寻求名家指点和作品发表园地。创造条件,寻求名家指点可使创作过程事半功倍;而寻求发表园地,可使优秀校园文学作品尽快见诸社会,以发挥它的价值功能。通过这两条途径,更能增强校园文学作者的自信心和成就感,进而发挥校园文学教育价值功能。(作者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
注释
①母汉琼:“浅析校园文学的大众文学品质”,《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创刊号。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
转贴于 二 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一）诗歌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文学审美活动有一个规律：即阅读是作家——作品——读者双向交流的一个动态过程，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越高，就越能释放更多的审美信息，对读者形成的审美心理张力就越大，也就越能提高读者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是一种包括感知、想象、联想、情感、理解等各心理因素在内的、对作品进行完形、对意味进行充分体验的能力。审美能力与审美心理张力成正比，审美心理引起的张力越大，审美能力的提高幅度就越大。如同人的身体一样，各心理因素如果能经常得到一定强度的实践锻炼就会增强素质和有所发展，反之就会衰老，会迟钝或萎缩一样，学生要切实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就必须接受一定强度的审美实践活动，诗歌阅读便是这样的一种审美实践活动，它为学生审美实践的有效锻炼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教师虽然也可以采用艺术方式请学生欣赏图像文本提高审美能力，但是这些直观性、浅白性、受控性很强的表现形式留给学生的感知、想象、理解、创造的空间明显要小得多，主体审美能力提高的幅度也就要小得多。当电视屏幕直观而又固定化地呈现于人们的面前之时，一种规定性的现实存在替代了无数个心灵的创造，审美能力的提高因而受限。尽管表面看来，声、光、色、乐样样都有，似乎具有很丰富的审美信息，但它给予人的精神自由度是有限的、狭小的。诗歌以其浅白性、直观性、受控性特点成为一种最高的艺术，而诗歌教学这一以最高艺术为教学内容的诗歌教学，无疑是切实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最佳路径。
（二）诗歌教学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
审美意识与一般意识有很大的差别，它是人类在审美活动中形成的思想观念，是一种自觉的审美需要。审美需要的客观性，但是审美需要并不总是浮现于人的意识上层，很多时候人们关注的是实用、科学、伦理的领域，忽略了审美活动。诗歌几乎就是美的化身，它所包含的意境之美、音乐之美、情感之美、建筑之美能够强烈地唤起学生的审美需要，它所展现的美恰恰是通过学生的审美实践付出一定的审美劳动得来的，所以会让学生刻骨铭心，甚至终身难忘，从而使学生“嗜美上瘾”，其审美意识由此得到了有力的强化。诗歌教学还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诗是一种高雅的文学艺术，它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教精致。诗歌教学通过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不由自主地爱上诗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学生的审美趣味由粗俗走向高雅、由低级走向高级、由麻木迟钝引向敏锐丰富、由悦耳悦目的低级层次走向悦心悦意、悦志悦神的高级层次。所以，要养成和培养纯正、高雅的审美趣味，诗歌教学是最好的途径，诗歌教学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
二、诗歌教学能培育学生的诗性智慧
新课标在总目标中指出：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在教学建议中又强调：要正确处理基本素养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在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的同时，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促进学生持续发展。诗性智慧作为一种具有整合性的精神能力，在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因被赋予不同的内涵而使之显现出不同的风格和风貌，但是一直以来贯穿始终的想象性、创造性却亘古未变。诗性智慧是一种以想象为形式的创造性思维，他的形式是想象，其结果是创造。想象力具有创造性的认识功能，因为想象是建立在感知与记忆基础上的一种表象运动，它不是物体的复现，而是对物体进行重组与再造。想象在其本质上也是对于世界的思维，但它主要是用形象来思维。在想象运行的过程中，由于头脑中表象的未定性、模糊性，所以会生发出许多新的变化，这直接带来思维的创新。
（一）从诗歌的本体特征看诗歌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诗性智慧
诗歌离不开想象，情感性、音乐性、想象性是诗歌的三大本体特征。想象是诗歌的本体，必不可少。诗从根本上说，是生活的反映，但绝非是生活的如实描写，而是一种想象的描写，雪莱说过：“诗使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变形。”这指的就是诗歌的想象。要是有一首诗歌把生活表现得过于实在，太像生活的实际，这种照搬现实、缺乏想象的作品是称不上诗歌的，比如说“这个少女很美丽”就不是诗，“少女如花”这一带有想象性的言语便具备了诗歌的质素。因此，诗歌的创作离不开浮想联翩，离不开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那些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总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创作出激情澎湃、瑰丽多姿、光焰万丈的诗篇。屈原的《离骚》、李白的《蜀道难》、郭沫若的《凤凰涅磐》、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等名篇都充满了优美、奇异、丰富的想象。
（二）从诗歌的阅读特征看诗歌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诗性智慧
欣赏诗歌的过程是一个展开想象的过程。诗歌是一个意象符号系统，意象是其基本构成单位，上至原始诗歌，下至当代诗歌，都离不开意象。诗歌中的意象是不可或缺的主导性成份，意象成分越多，诗味的成分也就越浓，有没有意象是诗与非诗的根本区别。没有意象，诗就成了直白与说明，也就不成其诗。读者阅读诗歌，也就是阅读这个意象符号系统。意象要闪现、组合，都必须依赖于读者的想象。因为意象的存在形态是人脑中的一种情感表象，它不同于绘画、雕刻、舞蹈、戏剧等艺术所塑造的形象，这些形象是外在的，直接呈现于人们的面前，作用于人们的感官，人们无需想象，只需要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就可以直接获得审美感受。诗歌中的意象，无论是人神鬼怪、飞禽走兽，还是鸟鱼花香、湖光山色、人间仙境等等的呈现都必须借助于人们的想象才能在脑海中映现出来。通过想象，诗歌中的意象得以舒展和叠合，直至成为意境。所以，要欣赏到诗歌的内在意象、意境之美，必须借助于想象，对诗歌的意象进行闪现、组合、转换与再创造，才能将文字符号转化为立体画面，把潜在的意象浮现出来，最终享受到诗歌的意象美、领略到诗歌的意蕴美。
（三）从诗歌的语言特征看诗歌教学容易激发学生的诗性智慧
诗歌容易激发学生的想象。可感性是诗歌语词的一个基本特征。可感性语词是指表述人的感官经验和感官感受的那一类语词，是对人类五种感官所领受到的内容的描述，这些语词以形象战胜抽象的方式，强化语符本身的信息刺激，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强烈唤起能力的媒介物，诱导读者展开想象去把握可感性语词所代表的感性世界。如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绿”这一可感性语词就容易激发起读者的想象，使读者想到芳草萋萋、繁华似锦的一派喜人景象。又如宋祁的《玉楼春?春景》中的一句“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不仅让人想象出杏花争先恐后开放的情景，还让人想到芳香扑鼻、蜂飞蝶舞之类。总之，诗歌与想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诗歌教学可以通过诗歌阅读，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达到培育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诗歌教学是培育学生诗性智慧的肥土沃壤。
三、诗歌教学能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新课标之所以强调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是因为人文精神作为一种生命意识，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最深厚的精神动力资源；人文精神作为一种人文情怀，为人的发展营造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背景；人文精神作为一种超越品格，为人的发展创设了一种高远的人生理想境界。当代中学生的社会、人生意识在精神沙漠的风暴影响下，拜金主义进一步深入人心。在强大的物欲刺激氛围中，学生出现了所谓的“四无主义”现象，即无气魄、无关心、无感动、无责任。这样的精神面貌，迫切需要我们加强人文精神的教育，引导学生去关注和建构健康向上、充满人情味的生活世界，培养人文精神。
（一）诗歌教学能够唤起学生的生命意识
诗歌教学离不开伟大的诗篇，而伟大的诗篇之后站立着的正是伟大的诗人。诗人从自然的天籁和灵魂的启示中把倾听到的声音传达给人们，用心血谱写生命和灵魂的乐章。当我们年幼无知、或少壮有成的时候，我们从不感到生命正在一点点地走向末端。而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沧海一粟，正因如此，每个人都必须意识到生命的短暂，珍惜生命，诗歌向我们敲响生命的警钟。当学生们阅读“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夜苦短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和“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横落兮雁南飞。……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汉武帝《秋风辞》）等诗句时，他们不能不深思：生命短暂，何不珍惜？诗歌还为我们提供活着的理由，向我们展示了各种崇高的人生价值观。李白的理由是“此行不为鲈鱼，自爱名山入剡中”；杜甫的理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王维的理由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刘禹锡的理由是“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柳宗元的理由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二）诗歌教学能够陶冶学生的人文情操
诗歌中的情感不同于普通情感，它是人文情怀的反映。首先，国身通一是诗歌史上贯穿始终的一条情感大动脉。诗人们将自己的整个身家性命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这也就是平常为人称道的爱国情怀。诗人们所写的诗篇往往是在国家民族存亡之秋、由奋起而抒发的一种激情，读来感人泪下，催人奋进；其次，诗歌中还渗透着浓浓的家园情结。家园情结就是对故土、对亲朋的深沉眷念和无限热爱之情。通过诗歌教学可以让学生们知道：世间除了金钱之外，还有一些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却让人动心的东西，那就是亲情、友情、爱情；再次，山水情怀也是诗歌情感的一大内容。它体现的是一种对大自然山山水水的热烈歌颂和赞叹之情。诗人们赞美吟诵自然，从自然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和超脱。山水诗篇可以激发起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三）诗歌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超越品格
诗歌内蕴着奋发向上、锲而不舍、执著奋进、不竭奋进的人生态度和生命理念，诗歌是一种理想，它激励着学生不断进入超越之境，扬弃旧我，走向新我，使自己向更美好的生存状态发展，逐渐抵达理想。它使人确信，人的前途和命运应该能够而且应该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理想和信念一旦在耳边铿锵作响，它往往令人回肠荡气、热血沸腾，即使身处严酷的现实困境，也能升腾起生活的信心，奋起追求心中的目标。诗歌中包含的这种超越品格，使人不断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吕志刚.略谈新课程理念下的诗歌教学[J].学语文,2006,(6).
[2]袁爱国.诗意的消解与建构——新课程背景下诗歌教学的问题与对策[J].语文建设,2006,(11).
“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项目，首先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的分类，再对分类进行比较，要求做到“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找出其特殊点和相同点。刘勰在评论历代文体时，就是这样做的。他善于用历史的发展眼光来审视各种文体的发生和发展状况以及继承变化等特点。他重视历代政治、社会、风俗习气的盛衰变化，考察探索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根源，从各种文体的兴起和发展轨迹中，得出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在文体论的分类上，刘勰吸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文笔之争的正确成果，按照文与笔的顺序来安排各种文体，在《总术》篇中，他谈到自己对文笔之争的看法：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不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笔曰翰，常道曰经，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六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
二、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
刘勰对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以及其创作特征的分析，是遵循着他对文体论所立下的四条原则，即“原始的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兴统”。这样，依照这四条原则，就把各种文体的分析研究纳入了科学的研究程序之中。刘勰对各种文体的历史发展，源流演变的论述，既全面深刻，又恰当准确。如在《诠赋》篇中，文章一开头就指出：“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这就是释名以彰义。刘勰以历史的眼光，从上古时代的“献诗”、“赋诗”一直到秦代的杂赋、汉赋、晋赋，这就是“原始以表末”。文中还提到战国时的荀卿《赋篇》，宋玉的《风赋》和《钓赋》，汉代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贾渲的《鹏鸟赋》等篇。再从“赞”这种文体的历史发展分析，也可看出刘勰论文，“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的特点。“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拜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
指明从流传在口头上的赞叹之言发展到文章中成为赞辞的过程，分析了赞辞由单纯的朴素语言美，演变为《史记》、《汉书》中赞语的典雅美，且兼有褒贬之功用。刘勰接着进一步指出，郭璞写的《尔雅图赞》，赞语不仅仅限于赞美和批评人物及其行为，而且可以广泛用于对动植物进行褒贬，这样，赞这种文体的范围就大大地拓宽了。
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
刘勰文体论的科学价值，还表现在他对不同时代的文体和作家进行解剖和论证时，能扣紧历史发展的脉搏，紧紧抓住文体的特点特色，特别注重各种文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尤其是注重有创新意义的作品。文学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每一个作家都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他们创作的各种作品，在政治艺术上自有高低优劣之分。刘勰以历史发展的观点，将作家与作品放置各自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冷静地进行分析，对作者的个性和作品的艺术风格作出公正准确的判断。在论述五言诗的发展时，刘勰对建安和三国时期的作家和作品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在《明诗》篇中，刘勰指出：“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聘节；王、徐、应、陈，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负，亦魏之遗直也。”在这里，刘勰指出了建安诗歌以曹丕、曹植的成就最高，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徐干、应汤、刘桢，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可与曹氏兄弟“望路而争驱”。刘勰对诗人们的诗歌创作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作了精确的概括。在对建安和三国时代的诗歌评价上，突出了建安诗歌的成就。对正始诗歌既指出有玄学的倾向，同时又指出嵇康、阮籍的成就，并简括地分析了嵇、阮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四、同之与异，惟务折衷
刘勰在《自序》中说：“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务折衷。”《史记•孔子世家》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说明刘勰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就是“惟务折衷”，所谓“折衷”，就是以孔子的儒家言行为标准。儒家经典是刘勰论文总的指导思想，文体论中也贯穿这一思想。固而在文体论中，常出现宗经崇古的倾向。刘勰不但宗经，而且以经书作为他文体分类的标准，在他看来，论、说、辞、序出于《易经》，诏、策、章、奏出于《尚书》，赋、颂、歌、诗出于《诗经》，铭、诔、箴、祝出于《礼记》，纪、传、铭、檄出于《春秋》。这就使刘勰文体论深受儒家思想的拘囿，因而产生一些偏见。
在现代的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中，现代化成了我们社会一个重要目的。期中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人的部分机能被机器取代的程度。电脑使得人的记忆失去优势，行走因为机器的快速而变得不可忍受，身体因为空调和暖气而对温度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福音，却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伤害，如在现代的社会中，利益问题成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人们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利益，这变得现实合理。其中我们都知道，个人利益分配、个人价值和工作积极性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价值是通过个人利益的分配体现出来的，同时工作的积极性也受个人价值观和利益的影响。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都知道教师社会价值的实现表现为对社会物质文明的促进，教师通过自身的劳动，传递着人类物质财富和创造物质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帮助社会培养和训练人们进行物质生产的能力和技能，使人力资本有着创造发展物质文明的无限潜力，从而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其次表现为对社会精神文明的促进与促进精神文明的过程中维护传统美德的价值。传承着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与传统礼仪和信仰。对于教师的在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我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对于一个社会的个体，我们都会为自己的利益做些努力，在价值的实现中，我们都是用利益来体现的。这也直接影响到工作的积极性问题。那么对于教育系统的老师的利益分配、个人价值和工作积极性三者的关系，我们该怎样处理好呢？
一．教师利益分配倾向
在现实中，对于教师的利益分配问题，很多管理者都是存在着这两个倾向：
（1）一种倾向是只看“勤奋”，忽视工作实绩，只管缺席执行的情况，不关心教育效果的好环。
（2）另一种倾向是只以教师工作最终结果（如期末考试的成绩等到）作为衡量教师利益分配的标准。
二．消极影响：
（1）对于这两种教师利益分配，都会造成教师对作为教师的价值观走向偏差。使他们所理解的伟大的职业带来误差，这会严重影响他们对教师这份工作的热情和动力。甚至会严重影响教师的人生观，什么都是从利益出发。
（2）对于只看“勤劳”倾向的政策是一种做法极易产生形式主义，而且常常不能获得实效得做法。它会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与热情，从而导致学生没学到知识，文化的火炬没有传承下来。致使家长失望，严重的会影响国家的未来。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来说的人才的发展。
（3）对于只看“最终结果”倾向的政策从表面看，似乎合理，但这种做法忽视了教师所面临工作（学生）的原基础，忽视了教师工作绩效显现的长期性。这极易挫伤那些尽了最大努力却因客观条件不佳或效果不明显而暂时落后的教师群体。甚至会严重导致教师的教学行为走向极端。假如一个利益性极高的老师，他会不会为了利益而做出一些极端的事呢？这些没有考虑学生的现实情况的做法有可能会提高学生的质量吗？这些行为甚至会导致学生的思想偏差，带来学生心理上更严重的负担。
（4）许多教师十分关心自己的利益，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取得相应的报酬，但在横向比较后，由于有较浓的个人色彩，倾向于过低评估他人的绩能和过高评估自身的成果，“利益分配不公”的想法随之而来，并越发强烈。使得自身的愤怒情绪越来越膨胀，不理性心理使得他自己变得不可理喻。
（5）因客观或主观因素导致的“不公平”，利益分配引发的矛盾冲突。常常会使一些教师产生消极情绪，影响上课情绪，更影响教学质量。除外当一些教师自感利益受损时，极易产生冲突局面，严重时还会产生一些不安心工作的现象，如怠课、“病假”等。
（6）一些教师对“公平”理解的主观性、片面性会使得他们产生对其他一些教师和管理者的不满，甚至会做出有损其他教师利益的事，导致整个教学队伍混乱，人与人之间不信任，相互竞争。甚至出现明争暗斗的不良事件，使得学校的名誉扫地和教学质量无法保证。
三．带来这些影响的原因
（1）教师的在工作中，无可厚非的要受到学校地规章制度制约，除外在我们国家有句老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在现代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在为自己着想，对于教师，这只想法也是理所当然的，人总要维持自己生活需要的要求。除外有些性格极端的教师不愿意自己在同样的工作下，但却不天渊之别的待遇，甚至是自尊心的不平衡。
（2）学校管理者都非常重视工作目标的设置，但是，实行目标管理、产生目标激励作用是有一定条件的，再则同样的目标对不同教师个体而言，激励作用的大小也是不尽相同的，因为目标是由人的某种需求产生的，而人的需求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多元性，只有当人把某种需求作为一种目标时，才能在心理上产生达到目标的愿望，激励的作用就由此而产生。所以笔者认为出现这些情况最大的原因是管理者的管理政策出现严重的问题。
（3）由情意因素引发的。这主要是由于管理者与教师在认知、情感、个性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对于一些管理者，他可能会因为个人因素对一些教师的情感的问题，从而使得他在对这些教师的利益分配时做些不公平的事。这些一般发生在任务选择、职务晋升、福利待遇、考核奖惩、进修机会等方面。因为在学校组织中，对教师利益分配的决定权并非在教师，而在学校的管理者。
四．我们怎样改进现代的教师的利益分配问题
显而易见，对于上述两种做法都有各己的利弊，那么我们如何来改进呢？笔者认为要改进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寻找到一种既能反映教师努力程度，又能反映教师工作成就的评价体系，做到两者兼顾，从而消除利益分配不公带来的冲突。由于教育工作的特殊性，这种理想的教师评价体系目前尚未形成，但作为管理者应在此方面多思考，尽可能避免教师考核评价的片面性。
五.具体做法
（1）绝不能单独的，简单的以只看“勤奋”或只以教师工作最终结果（如期末考试的成绩等到）作为衡量教师利益分配的标准。因为那不能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反而会导致团体的不和，教学质量下降的问题的出现。
（2）对于教师利益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小组的调查、同事间的反应、每季度对教师工作的检查或期中期末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来对教师的利益分配做出相应的处理。这也可以添加对教师工作的勤奋程度和学生的学习进步程度的因素。因为作为教师应该更懂得人性化，理解人性需求。使得他们资源的热情的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努力奋斗。
（3）作为管理者决不能简单的把任务选择、职务晋升、福利待遇、考核奖惩、进修机会等事项简单的和教师表现或学生成绩挂钩。应该按其所能选择任务，有时也该安某个年份给某些有需要的教师换一些更人性的位置。对于职务的晋升，管理者应该给适合年份的教师和工作表现好的教师进行提升。对于福利待遇，应该平等对待每个教师，该有的大家都有，没有的大家都没有。对于考核奖惩可以给老教师稍微高一点，毕竟工作久了，工作经验也高一些；还可以给评优的教师高一点，形成公平合理竞争，但不可让奖惩形成鲜明的对比或者相差甚远。对于进修机会应该公平公正，给有能力的教师们进行再提升再学习的机会。毕竟人活到老也要学到老。当你给他们的待遇的公平的，那么很多冲突就会消失在无声无影之中。这样教师们也会尽其所能的做好本分工作，实现自身价值，为社会贡献出自己一生的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