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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发展论文样例十一篇

时间:2023-03-20 16: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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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发展论文

篇1

一、县城镇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亦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口户籍政策导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造成**县农村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压于经济发展水平。

1.1城镇化水平较低

由于**县特殊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区位和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作为一个灾害频繁的贫困县,造成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发展比较缓慢。城镇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集聚阶段。到2000年底,只有8个建制镇,城镇化水平为16.8%,比全省平均水平低,6.4个百分点,非农业人口比重为10.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4个百分点。

1.2城镇的量少,人口规模小

全县33乡镇中,仅有8个建制镇,其中城关镇、黎集镇、蒋集镇、郭陆滩镇、往流镇、陈淋子镇等六个镇为老城镇,由于大多数乡的经济实力较差,乡改镇的步伐较慢。城镇分密度2.7个/千平方公里,远低于全省4.1个/千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城镇不但数量小,而且规模小。县城作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业和第三产业滞后,尚不能很好地直到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功能薄弱,总体规模偏小,建成区面积只有19.6个/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7.73人,占全县总人口11.63%。与160多万人口大县地位很不相称。多数乡镇基本以单一的行政中心为主,并有传统农产品加工的乡镇企业和小规模的集市贸易,集聚能力和服务功能薄弱,职能单一,处于低层次发展阶段。城镇规模小影响了城镇职能作用的发挥,难以承担带动全县发展的重任。

1.3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一是道路狭窄,建设标准低,交通拥挤;二是自来水普及率低;三是排水设施不完善,下水道普及率低,很多建制镇未铺设排水管道,污水排放及处理问题严重;四是环卫、通讯、环保设施、广播、电视、教育、园林绿化设施、消防、防震等综合防灾设施及停车场地等配套设施不完善,难以吸引企业和农民向小城镇集中。

1.4沿公路布局的不合理性。

许多小城镇主要是依托过境公路发展后,形成了“要想富,占公路”的观念,使得许多小城镇的建设沿路拓展,公路不仅有小城镇内部道路和过境交通的双重功能,而且沿路形成商业市场,难以形成小城镇的完整形态和合理布局。

1.5农村城镇化的表面性。

一是小城镇职能仍处于发展的初级水平,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其主要职能仍停留在为周围农村地区提供商品交换、物资集散、行政及文教服务的初级阶段,经济的主体仍然是农业,小城镇集聚要求的第二、三产业还处在资要地位。

二是土地松散,**县小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普遍偏高,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的比例较大,“一户一楼,一家一院”的传统农村型居住方式仍是目前小城镇居民普遍采用的居住形式,从而导致土地松散,人口松散。三是规模偏小,集聚功能偏弱。80%的小城镇人口规模在5000人以下,起点低、规模小,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制约了二、三产业集中区的形成,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小城镇的就业机会不多。

二、县城镇发展趋势

2.1**县城镇发展步入快车道,城市建设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柱产业。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为: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农步扭转。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已成必然趋势,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城市化已提升到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

当前县域经呈出一主两副四重点的城镇体系分布格局,即形成以县城为中心,段集、三河尖为二翼,以黎集、蒋集、胡族、往流为支撑,以一般乡镇为节点的职能结构完善,组合有序,功能互补,层次分明的城镇体系网络,县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起飞阶段,城镇的发展处于极化过程,县域内各种经济资源要素都在向县城集聚,城市处于快速膨胀过程。

2.2城镇建设投资呈现多元化

建设小城镇的关键是解决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问题,但基础设施的投资较大,资金从何处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县已走出一条成功道路:即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实施经营城市战略来推动小城镇发展,走以地建城、以城养城的市场化路子。对经营性土地一律实行公开拍卖制度,几年来通过拍卖土地,积累资金上亿元,有力的支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盘活存量资产,运用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建设设施的使用效益,以存量资产吸引增量资金,大胆引进外资。通过有偿转让道路、公厕等城市公共设施经营权,对城市道路、路灯的广告进行招标,出让公益设施冠名权,获得城市维护资金。县城建设已形成企业,民间投资,政府等多元投资机制。

2.3城镇规划成为指导城乡建设良性发展的有力支撑

规划是城镇建设的龙头,全县**个乡镇都已委托具有规划资质的单位完成新一轮的整体规划(2000—2020年),城镇规划编制的完成,避免了小城镇低水平重复建设,明确了小城镇的功能定位,突出了自然及人文特色,充分发挥各地的种种优势,为小城镇健康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用地需求预测

2000年底**县城镇化率只有16.8%,城镇人口**万人,按照规划到2020年如果城镇化水平达到45%,全县人口**万人,城镇人口**万人,那么全县将有**万人由农村迁居城镇,按照人均占地**平方米算,还要新建、扩建城镇建设用地55KM2,其中县城人口由17.7万人增加到35万人,建设用地将增加到24KM2;乡镇镇区居住人口将由8万人增加到38万人,建设用地将增加到69KM2。扩建城镇建设用55KM2盯当于又要占用土地8.25万亩土地,这的确是个很庞大的数字。城镇化、工业化需要占用地,一方面靠城市内部挖掘与改造老城区,提高建筑高度,充分利用“三维”空间。另一方面要通过科学规划,尽量利用山坡地、填谷造地来解决重大工业项目、基础设施、占用耕地问题,特别是盘活农村老宅基地。

参考文献:

篇2

二、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1、正确理解和认识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全面实现小康,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首要的是重新认识和审视我们的工作思路、目标定位和工作方法,并由此产生与时俱进的革命性转变,把推进城镇化发展上升为理性认识进而转化为社会共识,在指导思想上,实现由农业型发展向城镇型发展的嬗变;工作实践上,从抓种促收的琐事中摆脱出来,把转移农业人口和扩大农产品消费需求上升为工作大局。唯有观念真正脱胎换骨了,我们才能在城镇规划、城镇建设、城镇经营、城镇管理等方面有所作为,在城镇化进程中有所贡献。

2、建立推进城镇化的机制框架

要从整体机制上考虑推进城镇化的措施,方可有望形成导向、提高效率。一要有足够的舆论,像和尚念经一样把它时时念着,念出各级觉悟、群众热情和社会共识。二要有组织领导机构和工作人员,抓工作先抓领导,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三要有考核办法和指标,对下级考核,对本级部门考核,通过考核提高这项工作的比重和分量,使其在各项工作当中有所突显。四要政策引导和经济杠杆,切实产生推动力量。

3、合理规划城镇发展体系

规划县域城镇体系发展布局,理清县域内城镇体系结构、关系、规模、定位、产业支持、发展策略,等等。

(1)空间适度距离。

农村集市极大多数传统上辐射半径是10-15华里,即成年人1小时步行路程。现在发达地区提出打造一小时经济圈,是指用高速公路来扩充1小时辐射半径,也是一小时概念。可见一小时经济圈对城镇化有重要意义。参照这个逻辑,可以在现有交通条件和地理格局下,有依据地运作形成县城(县级市)为中心——次中心或重点镇为骨干——建制镇为网底的城镇体系。

(2)充分考虑发展水平和建设基础,限制城镇数量增长,在现有城镇的基础上,建立发展梯次发展格局。

城镇发展已跨越数量增长期,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形成合理发展结构和加快发展速度,而不是发展城镇的个数。

(3)尊重历史传统和群众习俗,因势利导。

尊重群众习俗,利用交通基础条件和交通设施改善,加以引导,有利于拓宽、优化、加强小城镇辐射功能;同时,有效促进小城镇发展。反之,如果以行政区划、改变小城镇布局等人为干预,则有可能为其所伤,于事不仅无补,反而有损。

4、紧抓四个重要环节

(1)科学编制并严格实行规划。

首先要强调高起点,高标准。在规划问题上不能搞短期行为,降格以求。其次,要统筹兼顾。不仅要考虑水、电、路的走向,还要考虑娱乐休闲的场所;不仅要满足人们生活的舒适,还要满足人们就业的便利,等等。再次,要突出特色。要充分利用好当地的自然景观、人文胜迹、风俗民情以及建筑风格。刻意在环境、风格上高人一筹。而且规划一经制定,要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公之于众,发动群众监督执行。

(2)切实引进经营观念和方法,拓宽城镇建设筹资渠道。

因城镇化发展时日无多,一方面要还基础设施不足和不配套的旧帐,一方面又要求发展甚至求大发展,资金压力非常之大,财政资金根本就是杯水车薪。矛盾突出不言而喻。解资金这个结,出路在于经营城镇。要用市场的眼光来认识和审视城镇建设,变“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为“有多少事筹多少钱”,走出一条城镇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路子。一是做活土地置换文章。二是引进民资、外资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把公用设施推向市场。三是政策优惠,以更优良的环境、更优质的服务,更优厚的回报吸引外商参与城镇建设。

(3)畅通集聚城镇人口渠道,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

一个地区城镇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向城镇转移农业人口,能否聚集人口关乎城镇发展成败。引人进城,要清除农民进城障碍。一是政策引导。彻底铲除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门坎,并且在就业、上学甚至低保等方面一视同仁。二是就业拉动。利用城镇的区位优势,办工业园,既把外企引入,也可把地方分散的小作坊集中起来扬优成势。三是资源吸引。相对集中教育卫生文化资源,完善供水供电交通设施,优化美化城镇环境,借以增强吸引力。

篇3

2.被动观望与主动逢迎:基于现实的矛盾表征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围绕社会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主要纽带,相互往来,各种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文化结合体。相对外部而言,这种结构体系较稳定,而其内部的多元因素实际上不断互动着,但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有序互动。随着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发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断介入,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将发生变迁,各种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面对文化生态的种种变迁,作为具有一定结构形式的当地文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馈,而这种反馈具有主动适应的一面,也有被动不适的一面。从对贵州毕节试验区的调研情况看,面对城镇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往往开始以一种不自觉的被动行为做出“神经性反应”,跟随城镇化步伐而律动。这是一种有限时空下的调适现象,并未构成一种可能基于自觉行为的结果。毕节七星关区的建设牵涉到诸多城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其中以苗族、彝族农村的反应更为明显一些,不同民族之间对于城镇化过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应具有一定的类同性,不少受访对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动观望,有的则是主动逢迎,而这种矛盾的归结点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动,尤其是经济利益信息对于其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虑也无法尽释。比如祖业的固守观念、宅居风水的留恋,以及展现在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和行为的困惑等。这种不适应的受访对象中,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差异,展现出来的结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适应度基本遵循“从老到小”的递增规律,即老人对于变更传统的行为相对较为保守一些,表现出来的不适应程度深一些,而新时代更为适应这种变迁。工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各种外部的文化力量就会不断介入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影响较大。面对这些不断进入的因子和作用,当地的文化就会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对之做出反馈。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将出现新的现象。一般来说,以经济力开道的城镇化往往带给当地人的是愉悦与困惑同在。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各种新鲜事物,满足了审美新奇,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满足,也确实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文明进步,因而愉悦;而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因子不断接触传统或民族性或区域性的文化形构时,就会使他们感受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短期困惑:是该抛弃传统,还是固守传统?当各种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兴起之时,引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剧烈冲突,使得当地民众处于一种观望和迷茫的状态。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文化事像,他们所做出的文化反馈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民族地区的各种外来文化,最初给当地民众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满足了其新奇感,带来暂时性的愉悦和欣喜,而当新鲜热度消退之后,部分民众表现出的是一种潜层的矛盾与困惑,有一种传统割离感。当然,这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关的,不同的民族群体反馈出来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传统文化生态的变迁给人们带来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发展进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传统变更与断层却难免出现阵痛。

3.生活秩序的重构:时间性概念下的持守与超越

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力量的迅速加入,当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各少数民族所喜见的,而有的变化却给他们带去暂时的不适甚至是困惑。种种不适与困惑,多为文化上的反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各民族如何实现文化适应,值得我们认真关注。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相互介入,相互影响,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都会面临新的适应的问题。只要外来文化对被介入的文化体系没有构成解构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间都会出现双向的适应。文化适应的日常表现往往是一种自在的行为,是一种相互运动最后达成协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关键。民族地区的文化形式多样,适应的内容就会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区内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动体系,尽管经过了历史的磨合,各多元主体之间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较稳定和谐的结构体,但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看,其民族群体关系也就具有了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就是一种调适的状态。在这种内部调适持续的情况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变了原本的状态,打乱了原有的动态平衡,甚至在外力过大的情况下会导致内部结构暂时的失衡,但原有体系仍在发挥作用,主体性的文化根基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适应、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挑战、冲击、剌激,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时,会或被动或能动地进行调整和适应,这称为文化调适。文化的适应是在整合过程中实现的,在这过程中,对于异文化既有吸纳,又有抗拒,对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废弃或发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每个民族和某一区域对于异文化的态度,多少都会有保持各自文化边界的心理,表现为民族认同与区域认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们之间在作用与反馈过程中,先是无序的反馈,再到有序的适应过程,只是时间性元素的多寡影响不一。具体讲,在文化的互动中,作用与反馈总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的纠缠状态,不断地将无序的作用与反馈导入到有序的系统中来。通常,某一文化体系对外来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做出线性反应,而是透过文化自身的调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种文化,其内部结构都是有序的,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发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馈却不一定是有序的,因为其中既有个人随机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适应初期无序的作用与反馈,以及由此还可能形成新的作用。尽管连续呈现无序状态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适应最终总要达成。文化适应并不是说彼此之间再无界限,而是多种力量关系作用下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表达的生活的常态:徘徊在平衡与非平衡之间。在林老看来,变化不一定导致框架坍塌和社会无序,平衡是生活中的变态,而不断地寻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文化适应是相对的,是一种动态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适应是必然的,文化不适应的现象只是一个暂时表现。从现实过程表现看,文化调适主要围绕生产方式以及审美变迁这两条线索展开,其结果是对发展着的现状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总是在文化互动中得到结果。经过互动,相互进行接触、碰撞和磨合,达成一种有序的适应状态。当然,在这种互动适应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文化现象,或者促成原有体系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过程,其实质也是适应的过程。文化互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无时不在,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是不同文化符号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张力博弈的过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适应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构为依托的。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几种文化互动作用之后,会出现一个“次生文化”的问题,即面对文化的变迁,文化互动的双方会以一个“第三者”的形式来协调互动不适的问题。文化适应的过程,尽管存在作用力悬殊,但其过程是双向的。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改变传统社区格局的同时,民族地区元素也在对这种新兴的城镇产生影响,并在某种范围内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对这种具有政府力量主导的城镇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过程多半处于被适应的地位,只是这种被动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坚守。所以,这是一种时间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与超越。

篇4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术界研究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角度多样化,对于如何定义城镇化,目前尚未统一,从相关文献研究发现有四点解释是共同的。第一,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科技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工业化发展劳动力需求扩大,现代化农业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亟需解决,国内外的理论界普遍认为城镇化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第二,城镇化的对象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转化为城镇居民,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第三,城镇化建设必须借助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来完成,二者相辅相成。第四,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总理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二)旅游城镇化

1991年,PatrickMullins以后现代消费理论为基础首先对旅游城镇化的概念提出了框架体系并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两个旅游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动力多元化,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驱动力,特别是以旅游业为主导或支柱产业所引发和促进城镇化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相关实证研究大部分也针对于此。现有文献关于旅游城镇化概念的研究并不多,其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城镇打造成旅游目的地,在城镇大力发展旅游业,通过旅游业的关联效应促进其规模扩大,旅游业的作用可以视为一种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旅游业是实现城镇化动力之一;另一类是因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引发旅游目的地城镇化,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或者说因旅游而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上述两类定义具有共同内涵:(1)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2)旅游城镇化是旅游业发挥聚集、扩散和产业联动效应,逐步实现城镇的产业体系和规模扩大的动态过程;(3)旅游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旅游城镇化的个案研究更多关注于西部民族地区,主要围绕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和理论基础及模式展开。研究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工商业大规模发展条件不足,经济社会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推行以旅游业为主导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切合实际的有效途径。刘晓鹰,杨建翠分别对九寨沟进行实证分析说明旅游业对城镇化发展的强大推进作用,同时提出候鸟型“飞地”性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是增长极理论和城镇化理论交叉融合与应用的结果,是欠发达民族地区城镇化推进理论及主要模式。罗良伟针对凉山彝区探讨城镇化发展模式,提出工业推动城镇化与凉山彝区,乃至藏彝走廊地区和整个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已经不相适应,旅游业的发展是区域城镇化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张英,陈俊等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提出“城镇带州、旅游活州”,并采用耦合方法分析旅游业和城镇建设的耦合度,强调地区发展必须加强二者的协调。针对旅游城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景观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地域城镇化以及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从总体来讲,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以实践案例研究为主,较多的是从旅游地理学角度出发分析其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理论体系处于构建过程中。

二、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旅游资源开发条件不充足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要考虑其游览价值,市场距离,通达性和地区接待能力及环境容量等因素。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独特,具有原始性、垄断性和地区分布差异性大的特点,如山川草原等多样、独特的地形和奇绝秀丽的自然景观,众多少数民族积淀的人文历史和风土民情,堪称“旅游资源宝库”,游览价值高。但现代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经济事业,涉及到食、宿、行、游、购等许多方面。有了好的旅游资源,只是解决了向游客提供“游”的场所。至于游客能不能来,来了后能不能游得愉快,则取决于食、宿、行等基本条件的保障程度。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在利用旅游业促进城镇化发展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进入性,经济距离和接待能力等。其一是该地区大部分地理位置偏远,交通相对闭塞,可进入性差,如云贵川的绵绵大山,内蒙古和新疆的茫茫沙漠和草原等,交通条件的制约是阻碍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其二,资源开发的客源市场一般针对经济发达地区,游客从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再返回出发地所用的时间和费用称经济距离,目前该地区整体交通发展状况相对落后,航空和铁路运输能力相对薄弱,尤其乡村地区,公路等级低,有些甚至没有,距离大中城市远,因此造成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因经济距离过长而降低,严重制约其发展。其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大部分是经济贫困地区,公共设施欠缺,住宿和餐饮等生活服务条件差,旅游接待能力不足。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的评价,既不能就资源论资源,也不能就进入性和接待能力简单进行衡量和判读,而是应该取长补短综合考虑。针对该地区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具体情况,结合开发的条件和现状基础,采取以下策略:首先是提高资源的集群度,点、线、面相结合,逐级推进,以核心的优质资源为点,重点开发,打造交通线作为线链接不同景区,围绕核心景区开发次优资源作为面,逐级推进,也就是先集中全部优势开发最优资源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然后逐步开发周边各类旅游资源,设计辅旅游产品;其次是考虑景观的地域组合状况,借力于周边大中城市或风景名胜区的客源市场,形成旅游产品间的特色互补效应,发展完善区域旅游,最终借助于游览价值的提高,缓冲市场距离和通达性的不足,充分利用就近市镇解决接待能力的欠缺。

(二)旅游业发展资金短缺

资金短缺极大限制了旅游资源的开发进程、力度与质量。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整体发展迟缓,现代设施落后,可进入性差以及资源转化能力弱等主客观原因,外来投资者吸引力低,本地投资者资金不足,政府投入力度有限,农村居民自有资金积累不足。解决旅游业发展资金问题需要各方面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支持。首先,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继续加大农村地区资本要素的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渠道,重点解决旅游进入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创新,提高旅游业市场化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制定税收优惠或适当减免等政策降低投资的成本,提升吸引力,吸引外来资本注入,对于本土的投资者构建一套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金融体系,帮助企业化解风险降低进入门槛,解决旅游企业面临的资本投入和发展风险等问题。其次,旅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产品生产销售是以消费者为导向,因此政府要利用自身宣传优势,通过多种渠道树立内涵丰富、具有时代特点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引领其发展,为旅游企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市场空间,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政府和旅游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最后,必须考虑农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依靠国家政策的帮助和推动,调动当地农村人口积极参与,形成符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求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路径。农村社区获得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机会和途径,一方面使农牧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改变资源利用方式,减少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价,降低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发展旅游,传统文化和民族习俗作为旅游吸引物,有利于其传承和保护,从而促进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模式

旅游业对于地区的经济意义必须要考虑旅游吸引力,可达性,旅游设施供应条件,旅游业组织和相关政策等因素。根据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特点、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前景以及国家西部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等基本要素,及其与城镇的距离,借助于旅游业促进其城镇化发展可以参考以下几种模式。

(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郊环城游憩带发展模式

城郊是指位于城市和农村腹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处于城市辐射前沿,具有较好的地理、经济区位。随着休闲经济的兴起,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城郊之间的交通状况不断改善,周末短途游成为城市居民热衷的出游方式,郊区作为城市休闲的后花园,客源市场规模巨大,为郊区发展旅游打下良好基础。这部分地区旅游资源以乡村自然风光、独特的农耕景观和传统的民风民俗为主,围绕在城市周边的农村根据自身资源特色,以所邻近的城市为中心,开展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活动,充分挖据各民族独具特色的建筑、服饰、民族餐饮和民族手工业等传统产业,通过旅游吸引力建设,发展以乡村旅游为核心的休闲产业,打造环城游憩带,以旅游业带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依靠自发演进机制逐步形成特色产业驱动型的城镇化模式。农牧民参与到旅游服务行业中,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收入逐渐形成资金积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人的城镇化,同时,农业示范园区等观光农业也推动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二)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

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是指以城镇为核心,打造成游客的集散中心,提供配套旅游服务,解决接待问题,依托周边气候、景色、地质地貌、民俗文化等资源进行整合,既要充分分析景观地域组合状况,突出特色,主题鲜明,又要通过发展多数量和多样化的非同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形成旅游群发挥集群效应,增强引力,降低经济距离过长产生的副影响,城镇通过泛旅游产业的整合,借助于其关联带动作用,推动当地现代商贸、通讯、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最终实现推动地区城镇化发展目标,建构具有持续发展潜力的特色城镇。西部民族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工业化发展水平低,传统农牧业比重大,发展相对滞后,具有非经济性,同时小城镇比重大,如全部是小城镇,四川藏区没有建制市。小城镇辐射作用和带动性相对大中城市较弱,以旅游促进城镇化发展必须发挥集群作用。旅游群的发展模式根据旅游资源状况分为品牌带动和开发带动两种类型。品牌带动型一般拥有4A、5A等知名景区或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大能够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知名度,以其为龙头发挥核心资源价值,重点打造和维护好其品牌,辐射和影响其他旅游资源开发及利用,形成特色旅游产业链。开发带动型:旅游资源拥有高价值同时能够较好地实现商业化发展的,明确重点,突出主题开发构建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同时发展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如体育和以休闲、养生、教育、人文体验为主的现代旅游项目,实现百花齐放加速促进当地第三产业发育发展进而带动城镇化发展。

篇5

1固始县城镇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亦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口户籍政策导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造成固始县农村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压于经济发展水平。

1.1城镇化水平较低

由于固始县特殊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区位和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作为一个灾害频繁的贫困县,造成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发展比较缓慢。城镇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集聚阶段。到2000年底,只有8个建制镇,城镇化水平为16.8%,比全省平均水平低,6.4个百分点,非农业人口比重为10.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4个百分点。

1.2城镇的量少,人口规模小

全县33乡镇中,仅有8个建制镇,其中城关镇、黎集镇、蒋集镇、郭陆滩镇、往流镇、陈淋子镇等六个镇为老城镇,由于大多数乡的经济实力较差,乡改镇的步伐较慢。城镇分密度2.7个/千平方公里,远低于全省4.1个/千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城镇不但数量小,而且规模小。县城作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业和第三产业滞后,尚不能很好地直到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功能薄弱,总体规模偏小,建成区面积只有19.6个/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7.73人,占全县总人口11.63%。与160多万人口大县地位很不相称。多数乡镇基本以单一的行政中心为主,并有传统农产品加工的乡镇企业和小规模的集市贸易,集聚能力和服务功能薄弱,职能单一,处于低层次发展阶段。城镇规模小影响了城镇职能作用的发挥,难以承担带动全县发展的重任。

1.3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一是道路狭窄,建设标准低,交通拥挤;二是自来水普及率低;三是排水设施不完善,下水道普及率低,很多建制镇未铺设排水管道,污水排放及处理问题严重;四是环卫、通讯、环保设施、广播、电视、教育、园林绿化设施、消防、防震等综合防灾设施及停车场地等配套设施不完善,难以吸引企业和农民向小城镇集中。

1.4沿公路布局的不合理性。

许多小城镇主要是依托过境公路发展后,形成了“要想富,占公路”的观念,使得许多小城镇的建设沿路拓展,公路不仅有小城镇内部道路和过境交通的双重功能,而且沿路形成商业市场,难以形成小城镇的完整形态和合理布局。

1.5农村城镇化的表面性。

一是小城镇职能仍处于发展的初级水平,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其主要职能仍停留在为周围农村地区提供商品交换、物资集散、行政及文教服务的初级阶段,经济的主体仍然是农业,小城镇集聚要求的第二、三产业还处在资要地位。二是土地松散,固始县小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普遍偏高,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的比例较大,“一户一楼,一家一院”的传统农村型居住方式仍是目前小城镇居民普遍采用的居住形式,从而导致土地松散,人口松散。三是规模偏小,集聚功能偏弱。80%的小城镇人口规模在5000人以下,起点低、规模小,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制约了二、三产业集中区的形成,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小城镇的就业机会不多。

2固始县城镇发展趋势

2.1固始县城镇发展步入快车道,城市建设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柱产业。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为: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农步扭转。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已成必然趋势,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城市化已提升到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

当前县域经呈出一主两副四重点的城镇体系分布格局,即形成以县城为中心,段集、三河尖为二翼,以黎集、蒋集、胡族、往流为支撑,以一般乡镇为节点的职能结构完善,组合有序,功能互补,层次分明的城镇体系网络,县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起飞阶段,城镇的发展处于极化过程,县域内各种经济资源要素都在向县城集聚,城市处于快速膨胀过程。

2.2城镇建设投资呈现多元化

建设小城镇的关键是解决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问题,但基础设施的投资较大,资金从何处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固始县已走出一条成功道路:即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实施经营城市战略来推动小城镇发展,走以地建城、以城养城的市场化路子。对经营性土地一律实行公开拍卖制度,几年来通过拍卖土地,积累资金上亿元,有力的支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盘活存量资产,运用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建设设施的使用效益,以存量资产吸引增量资金,大胆引进外资。通过有偿转让道路、公厕等城市公共设施经营权,对城市道路、路灯的广告进行招标,出让公益设施冠名权,获得城市维护资金。县城建设已形成企业,民间投资,政府等多元投资机制。

2.3城镇规划成为指导城乡建设良性发展的有力支撑

规划是城镇建设的龙头,全县33个乡镇都已委托具有规划资质的单位完成新一轮的整体规划(2000—2020年),城镇规划编制的完成,避免了小城镇低水平重复建设,明确了小城镇的功能定位,突出了自然及人文特色,充分发挥各地的种种优势,为小城镇健康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

3用地需求预测

2000年底固始县城镇化率只有16.8%,城镇人口25.62万人,按照规划到2020年如果城镇化水平达到45%,全县人口180万人,城镇人口70万人,那么全县将有55万人由农村迁居城镇,按照人均占地100平方米算,还要新建、扩建城镇建设用地55KM2,其中县城人口由17.7万人增加到35万人,建设用地将增加到24KM2;乡镇镇区居住人口将由8万人增加到38万人,建设用地将增加到69KM2。扩建城镇建设用地55KM2盯当于又要占用土地8.25万亩土地,这的确是个很庞大的数字。城镇化、工业化需要占用地,一方面靠城市内部挖掘与改造老城区,提高建筑高度,充分利用“三维”空间。另一方面要通过科学规划,尽量利用山坡地、填谷造地来解决重大工业项目、基础设施、占用耕地问题,特别是盘活农村老宅基地。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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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城镇化初期范例—印尼经过10多年的发展,印尼在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发展方面已渐成规模,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政策框架和配套扶持体系,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能源结构转型之路。2003年12月,印尼政府出台了“可再生能源与能源保护政策”,简称“绿色能源政策”,正式踏上能源结构转型之路。由于印尼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印尼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与能源结构转型更多立足于农村,通过非商业性开发与商业性开发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非商业性开发主要包括印尼政府推动实施的乡村电力化计划和乡村能源自立计划;商业性开发则以私人实体的投资开发为主,其中如乡村光伏发电项目等重大的发展项目还会得到政府的支持。截至2009年,印尼已推出的新能源发展项目包括:乡村电力化计划(以可再生能源工厂代替柴油机来满足农村地区的电力需求)、可再生能源发电联网工程(政府协助中小可再生能源发电厂与国家电力公司电网联网)、综合微水电发展、乡村光伏发电项目、乡村能源自立计划以及生物汽油开发项目。印尼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积极发展能源农园业,以提高生物质能的生产和使用水平。为吸引农民种植甘蔗等生物能源作物,当地银行还向农民提供低息或免息贷款,厂商也向农民提供免费的种子和化肥。印尼政府甚至主动介入生物质能产品的推广。2006年12月,印尼政府开始在雅加达推销一种由95%高级汽油和5%生物乙醇混合而成的高级生物汽油。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印尼的可再生能源应用得到了明显提高。仅生物质能为例,截至2009年年底,印尼生物柴油年产量已经达到19.24万t,生物乙醇年产量为253万t,截至2008年7月,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已建成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容量96万kW。

2我国各地区能源结构现状概述

我国近30多年来城镇化水平迅速提升,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亿增加到2012年的7.12亿,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2年的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据学者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超过6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批城市群,有力地推动了东部地区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极。然而与此同时,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其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城市发育明显不足。目前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62.2%,而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5%和44.8%。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加快,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推动人口经济布局更加合理、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2.1东部沿海地区能源结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利用区位与社会资源的优势和国家的优惠政策,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时能源消费量也大幅增加。2009年东部地区能源消费量为173842万tce,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48.39%。长期以来,受国家资源和能源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尽管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但能源结构仍以煤炭为主,可再生能源比重偏低。2007年,东部地区煤炭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分别占该地区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58.3%和61.7%,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煤炭消费比重高出约33个百分点;油气消费比重在东部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中占23%,比国际平均水平低36个百分点。能源结构的不合理既不利于能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同时也影响了生态环境。目前,东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近一半,能源结构的不合理与该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极大的反差。近几年来,东部许多大中城市都加快了能源结构调整的步伐,能源结构有所改善,优质能源增长速度快于煤炭消费量的增长速度。以广东省为例,1985年广东一次能源消费量中,煤炭、原油、水电分别占45.1%、41.9%和13%,截至1995年这一比例分别为56.4%、28.5%、14.9%,还增加了0.2%的天然气;2005年,广东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比例变为52.8%、26.1%、20.8%,天然气增加为0.3%。

2.2中西部地区能源结构特点中部地区处于中国内陆腹地,是连接中国东西部的桥梁,也是南北的过渡地带以及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加上中部地区工业体系相对完备,同时人口、资源和经济都较为密集,中部地区在中国区域经济大格局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2009年中部地区能源消费量为95239万tce,占全国总消费量的26.51%。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土地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4%,人口则仅占全国人口的23.0%。2008年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57860.7亿元,仅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9.24%,经济规模与实力与中东部地区相比相对落后。同时西部地区的一次能源平均年消费量不到全国消费总量的1/4。2009年西部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为90135万tce,占全国总消费量的25.10%。以为例,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炭为主,煤炭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约90%。2000~2004年煤炭占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呈逐年上升态势,这与全国第一的煤炭储量是分不开的。但在2004年之后,煤炭在全区能源生产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2.3贫困山区能源结构特点截至2000年年底,我国已从根本上消除了绝对贫困,但老、少、边、穷、山区贫困问题仍然不容忽视。从能源结构上看,贫困山区农村能源消耗仍以薪柴为主,能源消费结构单一,生物质能利用效率低且消耗严重。以少数民族贫困山区较为集中的云南省为例,森林资源年均净消耗量4520万m3,其中薪柴1750万m3。杨继涛、杨世关等(2009)对滇西北老君山地区典型农户的调查研究显示,薪柴在该地区生活能源消费量中占比高达96.9%。以薪柴为主的能源消费模式对脆弱的生态系统伤害极大,致使许多树木被砍,加剧了水土流失、土壤侵蚀及森林破坏。水土流失的加剧又会使得农业产量下降,农民的收入下降,而且还会造成木材资源的减少。因此,贫困地区很容易会形成一个贫困—生态退化—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同时,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家庭生活用能的需求也随之上升,进一步加大了对生物质能的消耗,使得那些依靠薪柴等生物燃料的贫困农村家庭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获取能满足基本需求的能源,这给贫困家庭的生存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3启示与可借鉴的经验

3.1东部沿海地区绿色能源转型启示由于东部地区能源资源极其匮乏,且资源禀赋条件差,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在大量开采本地资源的同时大量调入外部资源,使得东部地区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能源自给率不足40%,其中上海市一次能源全部依赖外调,浙江省90%以上的能源需从省外输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难以通过扩大本地区的传统资源开发利用规模来满足其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对区外能源供给的依赖将会是长期的。因此,我国东部地区可以学习德国等城镇化水平较高、经济社会发展较完善的地区的能源转型经验,优化能源结构,构建清洁高效的能源体系。对此,主要可以从三个角度出发,一是大力发展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二是提高能效、降低能耗,积极鼓励节能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三是通过引导产业结构内部调整和优化升级间接节能。东部地区目前已经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同时,从生活用能的效率来看,由于东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升级,生活用能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随之大幅提高,“节能减排”在生活用能上的体现也越来越重要。比如建筑节能、绿色交通网建设、环保汽车等都是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力求避免通过高耗能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能源需求,从而达到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的目的。从工业用能的效率来看,要发挥科技的力量,大力发展能耗较低的第三产业,通过技术创新改造并提升传统高能耗产业的发展模式,同时不断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达到进一步降低能耗的目的。

3.2中西部地区绿色能源转型启示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具有良好的能源资源禀赋条件,化石能源资源储备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都较为丰富。而占国土面积71.4%的西部地区自然资源更为丰富,已探明储量的煤炭资源占全国总量一半以上,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全国的41%和65%,是我国一次能源主要的生产供应区域。我国中西部的情况与南非相似,南非在煤炭资源合理利用和能源体系发展方面的经验,对利用好中西部的能源资源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中西部地区要想由目前的“高碳”自然资源开发型产业结构向“低碳”资源型转变,首先要加强对地下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由“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式能源利用转变成“低排放、低污染”的环保式利用,并对传统资源型工业体系和交通运输体系进行低碳技术改造,同时,由一次性开发的能源利用转向循环开发利用。其次,由主要开发地下资源,向综合开发利用地下与地面等多种资源转变。着力培育和发展大项目、大企业、走大产业的发展路线,坚决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的小煤矿、小水电、小焦炭等。同时,利用好能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可再生性资源产业,规模化、系统化地利用风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质能等绿色能源。最后,应加快国家统一电网的建设,充分发挥中西部的能源禀赋优势。在转变中西部能源结构的过程中,应着重解决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由技术瓶颈导致的新能源发电成本过高;电网设备落后,新能源入网困难;风电等新能源建设项目出现盲目和重复建设的现象;电力系统定价体制滞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发展新能源方面的政策缺乏连续性等等。

3.3贫困山区绿色能源转型启示近年来,随着煤炭等商品能源价格的普遍上涨和国家对天然林的保护措施的加强,农户获得基本生活用能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农村商品能源价格过高的情况。贫困山区需要尽快改变“靠山吃山、靠林吃林”的传统贫困山区生活方式。首先要加强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非主干电网的建设与管理。目前我国贫困山区存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已有电网布局不合理,设备、设施陈旧老化等一系列问题。要想提高贫困山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普及电视等家用电器,完善山区电网的建设、改造及管理是必须的。同时,向印尼等国学习,以农村沼气为纽带,利用小光伏、小风电、小型沼气发电等“微可再生能源”利用模式建设“能源自给自足”式新农村。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农作物秸秆、枝杈柴、畜禽粪便等生物质资源,提高其利用效率并改善农村的居住环境。要充分利用山区农村现有的生物质资源,积极发展农用沼气等经济且可行的技术,实现解决农村能源问题与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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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今后海南城镇化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海南热带农业仍然是重要产业和基础产业,规模不会因此而缩小,只会向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升级转型,从业人员相对减少一些。海南产业结构态势表明,海南仍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段。三次产业中农业从业人口292.14万人,占从业人口总数459.22万人的63.62%,是三次产业中从业人口最多产业,折射出海南作为农业大省严峻现实。海南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不相协调,预示着海南实现城镇化要经历较长时段,不能照搬内地。海南生态环境优势主要在广大农村与山区,热带森林是海南最大碳汇载体,热带农业的经济林和各种农业植被也是贮碳吸收器和缓冲器,是海南实施绿色崛起所依托的生态资源,也是开发休闲农业的旅游资源。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依托海南热带农业与热带林业资源的休闲农业的持续经营,直接体现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要求。海南第一产业优势与其劳动力结构相适应,需要保持相应劳动力在现场劳作。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态势相协调推进,需要发展农业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村建设,避免农村衰落,产业空心化。因此不应把城镇化率当作评判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标尺,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工程。提升城镇化率不能大干快上,也不能搞一窝而上,运动式推进。必须统筹进行土地流转、城镇户籍、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配套改革。既要有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又要开辟市场融资渠道。推进城镇化面临复杂问题,因此贵在尊重村民主体地位,不强求统一模式,也不宜追求单纯进度,审慎推进,探索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

2海南城镇化及其休闲农业为主产业支撑建议

城镇化建设要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要与就业统筹考量,要与社会服务协调发展。海南要走非制造业为主导,构建农产品加工业为依托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贯彻利用生态优势,不污染环境,产业构建与生态文明村建设相结合思路。推进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民流入城镇居住,农民变居民身份。首先要转移人口在镇区有工干,住得下来,有经济收入并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留在农村人口,重组优化生产要素,实行集约化经营,使农业生产与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休闲农业是贯穿农村一、二、三产业,结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紧密连结农业、农产品加工、服务业的新型农业产业形态和新型消费业态。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居民对休闲消费需求高涨。休闲农业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中国已有农家乐休闲农业单位150万家,农业休闲园区1.8万家,年接待游客人次约4亿人次。海南休闲农业发展也方兴未艾,成立了“海南休闲发展局”,统一管理休闲农业发展事宜。截止2011年10月,颁布的海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单位共33家,近年来又有新的发展。经农业部审定,海南有5家休闲农业单位入选5星级。海南休闲农业规模逐年壮大,产业类型日趋丰富,品牌影响不断扩大,产业效应初步显现。根据海南省城镇发展战略规划确定,全省总体上作为一个大城市来考虑。做大做强海口、三亚、琼海、儋州、五指山重点城市建设,强化各个县城幅射作用;加快风情小镇建设步伐,打造重点特色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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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1.2.1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和计算步骤灰色关联度分析是指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的方法,通过确定参考数列(因变量)和比较数列(自变量因素),求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之间的灰色关联度,灰色关联度越高,说明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系越紧密[4]。本文以云南省1978~2012年的城镇化发展各阶段相关统计数据指标(注:城镇化发展各阶段相关统计数据见表1、表2、表3和表4,数据来源于云南省1979~2013年统计年鉴)为基础,选择城镇化率指标,将云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作为参考数列,选取人均GDP(经济水平因素)、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地区的GDP比重(产业结构因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之和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就业结构因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城乡差距)、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教育因素)共六个自变量因素指标作为比较数列,计算六个自变量因素指标与城镇化率的灰色关联度。灰色关联度计算步骤如下:首先,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灰色关联度取值在0到0.35之间,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为弱关联;灰色关联度取值在0.35~0.7之间,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为中等关联,灰色关联度取值在0.7~1之间,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为强关联。

1.2.2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度结果比较分析运用Matlab程序将以上灰色关联计算公式进行程序编程,计算得出人均GDP(经济水平因素)、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地区GDP比重(产业结构因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之和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就业结构因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城乡差距)、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教育因素)与云南省城镇化率(城镇化水平)的灰色关联度及排序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在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农业、城乡差距以及教育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均处于0.7至1之间,说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农业、城乡差距以及教育因素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呈强相关联关系,而且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1)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度排序逐渐靠前,说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在不断增强。这是因为,随着云南省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推进,云南省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从而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越强。1978年到2012年云南省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始终呈上升趋势,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7.34%上升到2012年的83.95%,上升了26.61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978年的13.9%上升到2012年的43.2%,上升了29.3个百分点。2)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城乡差距的灰色关联度排序也是逐步靠前,说明云南省城乡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云南省城镇化的发展。这是因为,城乡差距的拉大,吸引了大量农民离开农村涌向城市,使得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3)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经济水平和教育的灰色关联度排序逐渐靠后,说明经济水平和教育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呈现减弱的趋势。云南省地处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比较落后,这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向前推进有一定的影响。2013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份的人均GDP进行排名,云南省的人均GDP排名处于全国倒数第3的位置。4)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农业的灰色关联度排序始终处于较中间的位置,说明农业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相对比较稳定。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农业始终是城镇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镇的发展离不开粮食、原材料和劳动力,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农业来提供。所以,在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农业的影响作用始终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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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江苏省科技创新的现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的水平成为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决定性要素。在样本期间,江苏省也越来越注重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科技经费投入规模一直都在持续增长,由2001年的92.07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288.02亿元,增长了约14倍,其名义增长率明显高于同期的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率,使得江苏地区科技发展的后劲得到不断增强;从科技人员投入来看,江苏省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数从2001年的29.5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98.23万人,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在2012年达到了48.13万人,科技人才的后备力量不断地增加;与此同时,江苏省各级政府也在不断增加科研经费方面的支出,从2001年到2012年政府的科研经费支出从15.18亿元增加到了257.24亿元。随着科技创新投入的加大,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随之出现,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能够有效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江苏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5年居于全国首位,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6%,在2013年8月底印发的《创新型省份推进计划》中指出,到2015年要全面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GDP比重达2.5%以上,研发人员占劳动力比重达8‰以上,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8件,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这一系列数字说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动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在此形势下,研究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江苏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科技创新投入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

2.1研究方法灰色关联模型是灰色系统理论的重要内容,它采用“灰色关联度”来分析相关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和相异程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时间序列的几何关系或曲线的相似程度,来判断相关因素的关联程度,如果曲线越接近,则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在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时,必须先确定能够反映每个因素变化的指标序列,然后确定一个参考序列,最后计算其他序列与参考序列的关联程度。上式中,γi为母序列X0(t)与子序列Xi(t)的关联度。对γi进行按从小到大顺序进行排序,可得到影响因子对结果因子的影响顺序。关联度越大,则说明该比较序列反映的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越大,二者的关联程度越

2.2数据的来源与处理衡量城镇化水平(URB)比较通用的指标是以人口的城镇化指标来衡量,即非农业人口数量/总人口数量,它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人口在城乡空间的分布情况,本文亦采用这种方法来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科技创新投入主要包括科技经费投入和科技人员投入,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江苏省2001~2012年的数据样本,以R&D经费支出表示江苏省科技经费投入的强度,以从事科研活动的人数表示科技人员投入的情况。另外,江苏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和鼓励科技创新,因而我们选择了政府的科技拨款这一指标来描述江苏省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科技经费的投入及政府的科技拨款的经济产出有一个滞后效应,当年的科技投入对城镇化的作用往往会作用于以后的年份,因而在本文的分析中,对于科技经费投入与政府科技拨款的数据选择滞后1年的时间序列,即选取2000-2011年的样本。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用GDP平减指数对科技经费投入与各级政府的拨款进行平减,折实为2000年=1的不变价数值。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2.3实证分析首先,设江苏省城镇化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母序列X0(t),科技经费投入、科技人员数、政府的科技拨款分别为子序列X1(t)、X2(t)、X3(t)根据前面的步骤,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接下来计算差序列,并将差序列结果代入公式(2)、(3),得到2001~2012年江苏城镇化与科技创新投入的灰色关联系数及最终关联度,具体结果见表1。根据表1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江苏城镇化与科技创新投入的灰色关联度δ0i(t)的数值如下:δ01(t)=0.9,δ02(t)=0.86,δ03(t)=0.76对其按照从大到小顺序排列。参考其他学者研究成果,关联度越接近于1,关联程度越大。当时0≤δ0i≤0.4,一般认为关联程度低;当0.4≤δ0i≤0.6时,关联程度中等;当0.6≤δ0i≤0.8时,关联程度较强;当0.8≤δ0i≤1时,关联程度极强。因而,从关联度的计算结果及排序可以看出,2001~2012年江苏省的科技投入3个指标与江苏城镇化的关联程度都大于0.6,说明江苏省科技创新投入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程度,其中,科技经费投入对城镇化影响最大,其次是科技人员投入,最后是政府的科技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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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地就业吸纳能力弱,人口呈外流趋势

根据国家层面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要求,巫溪县内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县内产业不发达,现状工业园创办于2007年,建成规模仅1km2。受地域及交通条件制约,企业生产运营成本高,不少实力强的意向企业不愿来园投资,截止2012年仅有二十多家中小企业入驻园区。入驻企业生产项目以资源密集性产业为主导,如煤矿开采、石材加工、木材加工等。企业对本地就业吸纳能力太弱,不能向二、三产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更难以对农民增收起到支撑作用。在此发展条件下,每年逾10×104人以上的青壮年外出务工,但居住半年以上的暂住人口仅1×104人左右,人口呈外流趋势。

1.2人口梯度转移,县城首位度高

为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敏感区的环境破坏,改善人居质量,巫溪县近年来实施了“扶贫移民、高山移民、生态移民”等一系列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县域人口的迁变呈高山区人口向集镇转移,集镇人口向县城转移的梯度发展态势。县域北部高山区内的小城镇在逐渐地萎缩甚至凋零。县城人口增长速度远大于其他各乡镇的人口增长速度,首位度远高于其他中心镇。

1.3城镇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2012年,巫溪县城镇化率为28.65%,根据诺瑟姆曲线,巫溪尚处于城镇化初期阶段,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均不高。县城城镇化率为69.64%,中心镇与一般镇城镇化率仅10%~30%,特别在设施建设方面,教育、医疗、交通等基础设施均集中在县城,城镇建设严重滞后,呈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主要原因是北部高山地区生存条件较差,场镇规模小,导致人口和生产要素的集聚程度低,对周边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难以发挥带动农村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有效作用。

2巫溪人口与城镇化发展的策略

基于以上人口与城镇化特征分析,现提出几点发展策略。

2.1极核发展

县城是巫溪县的经济主要载体及重心,对城市经济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人口总量少、经济总量低的巫溪县,很难形成比较完整的“金字塔”形的城镇体系结构的情况下,县城的发展则显得至关重要。巫溪今后城镇化道路应选择以极化县城为主要方向,积极鼓励县域腹地人口向县城聚集,以增强县城的综合承载能力,发挥核心带动作用。同时应积极培育重点城镇,调整、合并弱小集镇,充分发挥资源集约效应,大力提高小城镇建设水平。并根据重点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条件,与中心城市形成链式联结,形成二次辐射,由点及线、由线及面整体带动县域城镇化发展。

2.2城乡统筹

城乡统筹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城镇化道路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产业结构转型为路径,以城带乡、共同繁荣的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城镇化的发展应强调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产业结构的转型为路径,以城乡一体化为最终目标。

2.3产业支撑

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核心,城镇化发展需要强大的产业做支撑,从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发展有利于拓展就业空间,促进农业人口转移,有助于提高城镇综合竞争力。作为生态敏感区,巫溪的产业发展的重点应是旅游业及生态工业的发展。

2.4精明增长

精明增长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控制城市无限扩张、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转变人口转移及产业发展过程中粗放型的土地资源利用方式,要集约利用土地,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二是城镇建设中应以“基础设施先行”为指导目标,区域统筹考虑,避免资金投入的浪费。

2.5制度创新

多种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调控手段。首先,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与劳动就业制度,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加快住房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其次,深化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再次,建立城乡建设投资多元化机制,采取多种模式,吸引民间投资进入城乡公共产品生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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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产业集群通常是指属于同一产业领域的公司、企业,因为某种资源的互补性或者同一性在空间地理位置上进行集聚、整合从而形成大规模的产业区域,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大规模的产业集聚会带来巨大的外部经济效果。它的核心实质是一种生产组织方式,是加快推新型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

(二)新型城镇化概念。

城镇化是人口向城镇聚集的过程。传统含义是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而新型城镇化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兼顾农业、粮食和生态环境的发展,是城乡统筹、城乡互补、产城互动的协调发展。相比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包含的范围更广,含义更为丰富,更为注重发展质量和全面协调发展。

二、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的关系

产业集群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即具有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最大程度的整合资源,最终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良好效果。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新型城镇化为产业集群提供发展要素和产业环境,二者是相互促进作用,共同发展,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一)产业集群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产业集群的外部性作用会导致各企业之间相互共享资源,加大对原材料的投入,优化生产技术,节约生产成本。首先,在技术外溢作用下,吸引大批投资商来涌入产业集群,刺激相关产业的集聚和发展,进一步扩大外部经济效益。劳动力市场的放开,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减少人员流动损失带来的风险。其次,产业集群带动整个城市经济圈的发展,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整个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大量涌入,对当前相配套的公共设施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促使政府相关部门会不断增加和完善与产业链相关配套公共设施,提升城市竞争力。再次,产业集群的聚集,进一步激发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政府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不断优化发展的政务环境改善本地区的制度和市场环境,打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市场秩序向着合理有序的发展方向进行。最后,产业集群对土地的大量需求,进一步合理规划城市发展的地理空间,进一步影响着城市日常生活。促进了金融、餐饮等服务业产业的崛起,同时又会出现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一方面致力于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恪守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坚持治理环境。在两个举措并肩齐驱下会进一步优化城镇的空间结构。

(二)新型城镇化为产业集群提供要素保障。

有位经济学家曾说过人类历史上有两件历史性革命事件,除了美国的信息高速化外,就是21世纪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任何一个企业的生存发展都需要物质保障,都离不开软件设施和硬件设施。软件设施包括:资本、技术、企业文化等因素。而硬件设施则是指:土地、劳动力、生产机器设备等要素。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就是把硬件要素经过生产技术深加工,转变成以商品或者服务的形式完成。企业的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注入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一旦供应链出现断裂企业则无法生存,更谈不上规模聚集发展形成产业集群。而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它凭借自身的特殊优势资源可以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土地、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集群规模小,效益不明显。

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产业集群规模较小,产业链条较短,集聚效应不明显。横向对比来看,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大多数是规模很小的。市场激烈的竞争,利润的减少,使他们不敢扩大生产规模,只能维持企业发展的现状。集群产业创造的产品附加值低、在市场上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少。纵向来看,产业集群各自之间缺少必要的合作和交流,经济效益比较低。在资源共享,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通过互利合作、强强联合的方式也是一种实现共赢发展的有效方法。

(二)创新不足,投入少。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它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保证。企业的成败在于能否创新,在企业特殊困难时期,更需要有这种精神。一味的在模仿中求发展这是不长远的做法,目前我国部分产业集群缺乏创新精神,存在大量同类产品,换汤不换药。只谋求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实现销量的增加,而不改进技术,创新产品种类,企业产品营销人员对营销观念和方式也比较落后。假冒伪劣、山寨、以次充好,却以很少了独创性的特色产品来博人眼球,吸引广大客户群众。曾有人以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以研发投入项目做过一个调查比对,得出的结论是: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所占比重少之又少。研发投入少,企业更新慢,制约企业的发展速度,这基本上是所有产业集群的通病,即便是一些来龙头企业也不例外。不进行创新、不增加研发投入的力度妄想实现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都是空想主义。

(三)社会环境的约束。

存在中国千年的户籍制度一直都没有彻底的取消限制,依旧成为广大进城务工者的一块心病。而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建设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意义重大。户籍制度它不仅限制了人才的流动和吸收,而且给务工者带来极大的困扰。一方面务工者会考虑自身的情况,另一方面会考虑到子女入学问题,户籍问题一直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从长远来说对产业集群发展有重大负面作用。

四、加快产业集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解决当前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进行突破。

(一)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创新为主线。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可持续发展是永恒主题的理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大力创新。坚持创新发展驱动的战略部署,结合本地区资源禀赋条件、经济与产业的差异,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能结构。不断适应市场发展需求。鼓励倡导企业技术创新,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改善经营管理,更新技术设备,不断优化产能,使之形成产业集群规模发展,提高经济效益。

(二)以两化融合为动力,加速双轮驱动。

坚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轮驱动发展战略,扩大开放领域,摆正自身的位置,借鉴吸收优秀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结合自身特点,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完善内外联动,实现企业、社会、人民三体利互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