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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进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应该从银行出现开始，研究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对金融进行专门研究，只是把金融作为促进交易的工具，直到二战后，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影响到部门国家经济增长的现象明显显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这个阶段典型代表是格利、E.S.肖和帕特里克。格利、E.S.肖分别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专著中提出金融发展是金融机构、金融制度、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发展，金融的作用的是实现资金的顺利流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资金，从而提高生产资金，提供社会经济增长。帕特里克（1966） 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提出需求追随和供给领先两个金融问题，金融发展可以是被动的和相对滞后的，也可以是主动和相对先行的。奠定金融理论发展理论基础的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创造性的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采用8个指标来度量金融规模和结构，对35个国家98年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
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可以以麦金农和E.S.肖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中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即“麦金农—肖模型”。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落后，金融二元结构存在，金融管制严重，导致信贷资金得不到有效配置、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资金，抑制了经济增长。肖认为健全的金融发展和良好的经济增长能够起到互相促进作用，使金融资源得到进一步的优化配置。
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提出后，引起了理论界的研究热潮，促进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七八十年代，从投资数量、质量等方面对金融抑制和深化论进行深入研究，认为由于受到利率和收益影响，导致资金无法顺畅流向投资领域，无法有效配置，所以必须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九十年代后进入了第二阶段，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上着重研究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功能和作用，规范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解释，得出了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金融内生化的机制作用，提出了金融约束论和金融内生增长论，深化了金融发展理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潜在国民产量或潜在实际GNP的扩展。（萨缪尔森，1992）经济增长既可以是国民收入的总产量，也可以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解释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的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有资本、技术、土地、分工。代表性的有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他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两种途径是劳动数量和劳动效率。
之后不断有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包括了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基础上哈罗德和多马提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成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和储蓄率成正向关系，和资本与产出比成反比关系，资本是经济增长主要决定因素。但该模型基于储蓄率和资本与产出比不变的假设，存在缺陷，麦金农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储蓄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之后经济学家又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索洛模型为代表，他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各自的产出弹性以及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同时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金融的作用仍然没有提及。20世纪80年代后围绕索洛模型缺陷，经济学家开始从技术进步、人力资源等因素研究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以卢卡斯和多马为代表，卢卡斯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封闭性，同时认为技术进步至少部分是是内生的，多马提出了以规模报酬在外部性和生产中是递增的，而在新知识创新中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为假设前提的内生技术创新模型。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的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但是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研究的成果和结论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只是促进交易的工具，对生产和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计量统计中的相关性仅仅是金融对经济的反映和体现而已。经济学家托宾和熊彼特从货币功能角度认为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和流通功能影响社会储蓄增加资本，满足了企业信贷需求，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人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发展。原因是社会经济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要求相对应和匹配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发展。麦金龙则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良好的金融市场能够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社会投资，最终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客观上要求与之对应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凯恩斯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则认为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等行为导致了金融风险的产生，有可能影响实体经济领域导致经济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国内经济学家对此的研究结论与国外研究也大体相同。当然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全球和国家级别的层面，基于省内级别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机理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大家关注的都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论证.而较少关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即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问题。所以其作用机理分析主要是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分析内在作用机制。即研究金融功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增长又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
金融机构可以以专业化和规模化的优势帮助金融交易双方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通过金融市场帮助资金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和单位，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正是由于金融系统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特点，金融市场的机构和制度可以以其专业化和严格的审查帮助储户分散和降低风险，增加储蓄，同时帮助投资者提供长期流动性使企业获得资金，高效促进社会资金流向投资领域促进经济增长。为了降低交易和信息费用，金融市场会在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上下工夫，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交易工具创新，使金融交易更加高效，加速资金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参与，金融制度加强了对公司的监督和监管，避免了委托风险和道德风险，改善公司治理，促进资本更快积累和长期增长，最终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根据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资本的投资效率、储蓄率以及制度安排，金融系统通过上述资源配置、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增加储蓄、创新交易手段和改善公司治理等功能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了社会分工，金融便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经济不发达阶段，社会分工水平不高，阻碍了金融的发展。经济增长促使社会分工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财富增加，商品价格下降，增加居民储蓄，同时，专业化水平提高增加了商品交易数量、交易种类和交易方式，要求相应的金融服务。经济增长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要求相对应的金融发展。（作者单位：1. 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2. 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国际上对小额信贷并没有一个唯一的定义，一般意义上来讲，小额信贷指的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小额资金支持的持续性信贷活动。这一概念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目标客户特定，针对低收入或者贫困客户群体，并对这一客户群体提供适合的信贷服务，这一层面是小额信贷与传统金融服务以及扶贫项目的本质区别；二是小额信贷机构对目标客户提供资金支持，要求其自身财务独立，并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一层面构成了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支持活动与政府或扶贫组织的传统扶贫项目的差异。小额信贷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基于下列理论。
一、金融抑制理论及金融深化理论
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在1973年由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提出。他们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模型。他们认为，由于金融体系存在着二元性的特征，即现代金融和传统金融部门并存的约束，使得中低收入人群（大部分为农村居民）大部分被排斥在金融市场之外。然而，这部分人群又亟须生产资金来改善贫困的生活状态。因此，农村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资金不足的问题，并且，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市场失灵现象还十分普遍。在麦金农和肖的理论中提出，在诸如农村等地区的不发达经济中，普遍存在着金融市场割裂和金融抑制的现象。作为一种弱质产业，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和风险性的特征，并且，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导致了其融资的困难。这些特性使得农业获得的政府信贷支持较少。然而，贫困人口大部分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因此，贫困人口对信贷的需求和其自身条件匮乏所带来的信贷政策上的约束，使得金融抑制情况存在严重，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融资渠道，使得贫困人口能够获得足够的金融资金支持来改变状况，而小额信贷正是这样一种较为高效的配给方式。
二、不完全竞争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前苏联的解体带来了一系列东欧国家经济体制转变，在经济转制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拉美洲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危机频发。这一系列问题表明，现存的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在完善有效市场机制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政府承担一些非市场要素的支持。针对这一现象，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在斯蒂格利茨的理论中认为：农村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农业产业的弱质性以及正外部性在农村金融领域体现的极为明显。金融机构无法充分掌握借款人的情况，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建立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因此，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政府应承担一定的作用。
三、交易费用理论
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任何经济行为都会产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农户和金融机构的经济决策都产生影响，因此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方面金融机构即使有大量的资金也不愿意为贫困农户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农户存在大量的贷款需求却贷不到款。对于银行来说，贫困农户贷款额度小、居住分散，通常银行很难完全掌握贷款户的真实情况，评估贷款风险；对于农户来说，由于金融机构网点不够分散，在很多农村地区无法方便的办理业务，且贷款审批手续繁琐，还不一定能够获得贷款，因此，很多时候他们宁愿支付更高的利息向附近的高利贷贷款，也不愿意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四、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指的是一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转换或者交易的过程。它既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制度的产生过程，还可以理解为在人与人的交易活动中，制度结构的改善的过程。它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过程。按照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由国家法律、法规或命令等承认其的存在。诱致性变迁存在以下特点：一为盈利性，即制度变迁是逐利的，只有当制度变迁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相关群体才会推进其发展；二为自发性，当原有制度存在利益的不均衡分配时，相关群体会自发的推动制度的变迁，促使其向更公平的方向发展；三是渐进性，诱致性变迁是一种由点到面、自下而上、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式变迁过程。与此不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一种通过国家强制力来实施的变迁。国家作为权力主体，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来推行新的制度。通过国家垄断力来促进新制度的实施。同时，国家在制度供给上相比一般的组织具有规模优势。
1、金融双语教学的课程体系
关于金融双语教学课程体系的设计，李稻葵指出，在技术性课程上用英文教学比中文教学容易；马骁教授则提出，应选择少量标准化课程进行双语教学。笔者认为，在金融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下，应该从标准化、微观化和国际化兼顾的视角，参照发达国家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选择一些前沿的金融学科纳入金融双语教学的课程体系，比如公司金融、理财规划、投资学、国际金融管理，以及金融工程等新金融课程，作为开展金融双语教学的突破口。
2、金融双语教学与金融英语的内在关联
金融双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金融理论同运用英语等外语进行金融专业沟通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在教学中很多财经院校从大二开始，陆陆续续推出有关金融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大二学生的特点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已经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也有一部分学生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的考试，但是，其英文水平存在两个突出的缺陷———一是四六级考试对口语的交际运用没有进行考核，所以，很多通过此考试的学生都存在着有“英文成绩”，无“英文能力”的问题；二是四六级考试主要是对公共基础英语的考核，因此，学生对金融专业英文术语的把握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行金融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就有必要设立一门重要的前期准备课程———金融专业英语。金融专业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对拟开设的金融双语教学课程所涉猎的主要英文专业词汇，以及主要的金融实务操作流程进行讲解或描述，培养学生用英文对金融理论与实务进行思维与交流的综合能力。金融英语教学是金融双语教学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反过来推动金融双语教学的顺畅运行。
二、金融英语传统教学策略对金融双语教学的制约因素
施良方（1996）认为，“教学策略是指教师在课堂上为达到课程目标而采取的一套特定的方式或方法。”袁振国（1998）又进一步指出，“教学策略，是在教学目标确定以后，根据已定的教学任务和学生的特征，有针对性地选择与组合相关的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和技术，形成的具有效率意义的特定教学方案。”和学新（2000）则提出，“教学策略是为了达成教学目的，在对教学活动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对教学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的一系列执行过程。”笔者认为，所谓教学策略，是教师为实现某一教学目标，对实施教学过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效果评价等三方面动因进行思维加工而形成的策略模式。教学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主要模式：一是产生式教学策略，鼓励学生自己从教学中建构具有个人特有风格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处于主动处理教学信息的地位。二是替代式教学策略，这种教学策略在传统教学中比较常用，它更多地倾向于指导学生学习，主要是教师替学生处理教学信息。三是独立学习与小组学习策略，认为处于同一学年段的学生，可以开展合作学习、竞争学习和个别学习，小组学习则是合作学习一种基本形式。四是竞争与合作学习策略。金融英语教学策略包括实施教学过程中金融英语教学内容的选取与设计、教学模式的规划与安排，以及教学效果的考核与评价。金融英语课程传统教学策略普遍存在着教学内容庞杂无序、“翻译式”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强烈抑制，以及教学效果评价的失准性。所以，即使学生最终的金融英语成绩比较优秀，但在接下来金融双语课程的学习中，却明显后劲不足，尤其是当金融双语课程数目偏少时（比如：5门以下），这种以英文去理解、去思考、去交流金融专业的熟练度更是大打折扣，使得金融英语与金融双语教学相辅相成、和谐共生的共同发展面临着三个主要的矛盾。
1、金融英语教学内容的选取与金融双语教学的需求脱节
首先，学科教材过于陈旧，近5年内几乎没有出版新的金融英语教材。金融英语教材的撰写因其采用英文的缘故，所以要比其他金融专业课程教材的撰写难度大；而且一些财经院校没有设立或者废除了金融英语课程，导致金融英语教材出版相对困难，撰写的激励受到抑制。其次，教学内容过于庞杂无序，同时也缺乏前沿理论与实践的描述。有些院校只是随意选取了若干篇金融方面的英文文章，作为金融英语的授课内容；同时，教材内容的选择缺乏明显的系统性，体现不出后续金融双语教学的需求特征。
2、金融英语教学模式的规划对金融双语教学的滞后效应
一方面，在教学方法的设计方面，传统金融英语教学表现出“翻译式教学”的授课特征，学生完全没有以英文交流金融专业知识的机会，这种“被动式”的教与学，使得学生在接下来金融双语教学的接受方面存在着滞后的痼疾。另一方面，在教学手段的运用方面，传统的金融英语教学主要以“多媒体”为教育媒介，由于缺乏综合性的语音教室和实验教室，使得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无法添加培训学生听力以及情景模拟等开放性和社会性的教学模块，导致学生的金融英语综合能力不能有效整合和提高，在后续的金融双语教学中难以顺畅交流。
3、金融英语教学效果的评价使金融双语教学的前期评估失准
传统教学效果评价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平时成绩，基本以学生出勤和课堂小作业作为评定成绩的两大标准；二是期末成绩。这种考核体系无法准确界定出学生在金融双语教学前期课程把握方面的真实成绩，因为平时成绩的考核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雷同性；而期末成绩的评价只能说明学生在短期内通过复习取得的卷面成绩，而无法真实表明学生的英文思维与运用能力，因而必然造成金融双语教学的前期评估失准。
三、金融英语教学策略创新对金融双语教学的推动作用
针对党的“十八”大对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政策导向，为了促进金融双语教学的深入发展，我们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金融英语教学策略进行改革创新。
1、实现金融英语教学内容选择的融合化
在课程教材选择方面，为了配合学生毕业后在金融系统就业的需要，笔者选取了《现代金融实务———金融专业英语证书综合考试教材》。该教材以香港银行学会的培训材料为基准，结合中国金融业的实际情况，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中外金融实务的操作与理论。在课程体系设计方面，系统地包含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金融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重点讲述了中外中央银行及其监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中间业务、银行会计和国际业务，证券交易与监管，以及保险营销与理赔等众多的现代金融实务教学模块。这种教学内容的选择，创新地将中外金融实务、基础理论与前言热点、教学内容与就业需要有机融合在一起，使金融双语教学的前期准备课程内容更加丰满，而又不失重点和逻辑联系。
2、推动金融英语教学模式设计的开放化
长久以来，教师在传统教学中没有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公平实现合作交往的机会，没有将人际关系、合作与竞争作为推动学生学习、认知发展的重要动力。如果在教学中采取小组学习模式，学习任务由大家共同分担，深入推动金融英语教学模式的创新，就能推进教学模式的开放性、主动性与互动性。
（1）教学进度表设计结构重组
突破了以讲授为主的教学进度安排，比如在72学时的课程规划中，将讲授课时缩短为62学时；另外的10学时则在教学模块讲授完成后，要求学生围绕着这个模块的重点或热点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并做英文展示。这种安排既丰富了教学模式，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推进了对财经高校金融专业学生的能力教育与创新培养。
（2）“引导式科研教学”
在金融不断深化、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全球化时代，金融实务的动态特征尤为明显。为了帮助学生从课堂走向银行、从书本上的基本原理拓展到更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满足学生撰写论文，以及大多数本科生毕业后继续研究生学习的需要，可以采取“引导式科研教学”的教学改革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主要是结合几个教学模块的教学内容，事先为学生选好科研命题；然后指导学生搜集并整理研究数据与资料；并建议数学好的同学通过创新运用或设计模型，对有关命题进行实证研究；最后鼓励学生按照国际规范完成英文学术论文。
（3）“拓展式英文教学演讲”
结合金融专业英语课程既需要培养学生将来从事现代金融实务的能力，又需要提高学生英文运用综合能力的特点，可以推出“拓展式英文教学演讲”的创新教学模式，以期学生将来可以在金融国际化浪潮中成为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在实施这种新型教学模式的过程中，笔者首先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并指派一名组织能力强的学生作为组长；然后将五个预先设计好的演讲题目分配给五个小组，提前两周提供给学生；接着指导他们撰写论文并制作PPT———论文的各个部分分别由每一组的各个成员分担，这样可以保证每个同学都参与教学模式的创新改革过程中；最后，组织每个组用1—2课时的时间进行教学演讲，由组长负责从开篇陈词到结论的总篡演讲，其余组员则分别承担各个具体研究内容的英文演讲，台上与台下同学可以互相提问。上述教学模式的创新，增强了学生之间的合作，提高了学生共同学习的兴趣，推动了金融英语教学的开放性，培养了学生融入金融双语教学的互动性和能动性。
论文摘要：金融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说明，我国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资源意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进行必要转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断关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比说明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质性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是金融资源观，其研究基轴是金融功能的不断扩展与提升。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 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主权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转贴于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主权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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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亦春，蒋 峰. 金融学专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3）：32-35.
[7]黄 达. 金融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9）：1-7.
[8]龚明华. 当代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及前沿[J]. 国际金融研究，2004（4）：4-11.
[9]刘 澄. 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演变简评[J]. 当代财经，2001（1）：35-39.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 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主权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主权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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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 李涛等
“金融抑制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WP394号
中国居民消费率远低于其他国家，而金融抑制是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低下、消费率持续下滑的重要影响因素。
理论上，金融抑制会导致消费增长率和未来消费水平下降，而对当期消费水平的影响则取决于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基于对微观家庭数据的分析，真实利率压低1%，消费增长率将下降0.287%，这解释了2000年以来中国消费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差异的62.4%。
金融抑制降低了未来消费水平，也降低了当期消费水平，其财富效应大于替代效应。金融抑制导致居民财产性收入和预期可支配收入下降，进而降低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居民储蓄率。
金融系统改革是刺激居民消费、改善收入分配、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发展早期，金融抑制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经济发展后期将严重阻碍经济增长。
同时，金融抑制将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断从居民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居民内部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而金融抑制也是中国经济周期的重要决定因素，是中国经济波动幅度较大的重要原因。
鉴于金融抑制是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增长相对缓慢的重要决定因素。所以，逐步放弃金融抑制政策、实现利率市场化不仅是刺激经济增长、降低波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也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刺激内需的重要方式。
目前，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可能还未完全成熟，那么以利率市场化为市场准入基本前提，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放松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提高金融机构间的竞争程度，以市场竞争方式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或许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现实选择。
制度
输入型制度变迁
麻省理工学院 Dorn Acemoglu等
“激进改革的后果：法国革命”
《美国经济评论》第101卷第7期
对制度改革而言，普遍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内部进行制度设计，也就是由于国内矛盾而产生的改革；另一种是外部冲击，例如被殖民，由殖民者带来制度上的改革，这种改革往往通过强制实施殖民者自己的制度而无视被占领区的传统而显得非常激进。
激进改革通常意味着旧体制有巨大的负面后果。例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的贵族寡头政治、对贸易和劳务设置的进入壁垒，以及其他要素市场的壁垒，阻碍了欧洲经济的发展。那么通过殖民形式而导致的激进改革，对经济又有何种影响呢？
通过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发现法国在入侵德国后，在其占领区强制实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例如实施法国的民法，终结封建制和贵族特权，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考察这些制度对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并没有造成负面后果，相反这些制度带来的长期经济效应非常明显，极大促进了被占领区在19世纪后半期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
观点
环境因素影响长寿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
“中国老年人中家族长寿对健康的影响”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简报第1017期
一、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理论与文献回顾
金融功能包括：动员储蓄、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风险、促进交易、监督公司管理者并形成公司治理。金融发展从以下5个方面作用于生产率：
(1)金融系统通过积累储蓄促进生产率增长。金融体系通过高效的储蓄动员功能向更多的创新型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这不仅能减少与不同经济体的交易成本，减少储蓄者的信息成本，而且使用金融中介会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助于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2)金融体系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促进生产率的增长。金融系统通过信息显示功能来引导投资，使资本的配置效率更高。金融体系不发达导致有才能的、高效率的企业家受制于有限的自我融资渠道而不能进入市场，金融中介发展会使借款人进行创新，带来科学技术进步；金融中介收集和处理信息具有规模经济，这便利于资金流向社会回报更高的项目；金融中介降低了流动性风险。
(3)金融市场通过风险分散功能促进技术进步。金融市场能够对企业在技术创新投资时面临着的跨期风险进行分散，从而可能的冲击将在更长的时期得以分担，减少了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企业技术创新的成功率得以提高。
(4)金融市场通过交易促进功能促进了技术进步。有效率的金融市场通过降低交易的成本来促进交易的繁荣，这样投资者就不用过多顾虑长期投资时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使高回报、高效率的长期投资项目增加，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有效的金融市场通过建立各种交易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使企业更为频繁的横向或纵向交易成为可能，促进了对专业化技术和生产的需要。
(5)金融系统通过对企业进行监督，加强公司治理来推动技术进步。金融机构对企业家所进行的风险性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并提供资金来影响企业家的创新；金融体系发展能降低成本和信息成本，使企业家能够获得更加优惠的贷款条件，进一步推动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展开。企业家的技术创新又增加了金融创新活动的回报，导致了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
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对生产率影响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都是从金融深度的角度展开的研究，比如Méon等通过对47个国家的研究发现，金融中介的发展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正向的作用，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低，金融中介的生产率效应越不明显。国内学者研究金融发展时采用的衡量指标和检验方法存在不同，导致结果存在差异，如张军等在增长核算方法的基础上，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金融深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进行了检验，发现中国金融深化与生产率之间呈正向关系。袁云峰等使用随机生产前沿函数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效率之间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dylw.net 写作论文赵勇等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方式在由投资推动向生产率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门槛效应，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降低增长方式转变的门槛值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集约式转变。
二、检验模型、指标与数据来源
1.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09年中国1 867个县(市)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考察中国县域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生产率的影响，其中县(市)样本的选择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公布的县(市)。农村普惠性金融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中农村金融图集公布的2009年全国各个县市的银行类和经济类统计数据(bankmap.cbrc.gov.cn)，其他变量数据来源于2010《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县(市)社会经济主要指标部分、国研网区域经济数据库中县级经济指标数据。剔除数据缺失或数据不合格的样本县(市)，本文最终选取了1 867个县(市)作为本文的样本数据，占中国总县(市)的90.2%，能够代表中国农村地区。其中，东部地区537个县，中部562个县，西部768个县。
2.指标的选择
产出指标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表示，投入劳动力L用地区总的就业人数表示，资本的数据无法获取，本文用当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
影响农村生产率的因素包括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程度和政府财政支出比例，对每个指标的具体解释如下。
(1)普惠性金融指数(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IFI)，见表1，具体算法参考田杰等的介绍。
(2)政府财政支出(government financial expenditure，GEB)。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即政府支出比重越大，生产率增长就越慢。一般来 说，政府财政支出越高，说明经济市场化程度越差，政府干预的力度也越大，因而越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本文采用地方财政支出占当期GDP的比重来衡量地方政府经济行为。
3.检验模型的设定
测度生产技术效率的方法主要有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将选用SFA方法测度中国农村经济的生产效率，并深入研究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村生dylw.net 写作论文产效率的影响。相对于DEA方法，SFA方法具备如下的几点优势：一是SFA具有统计特征，可以对模型本身和模型中的参数进行检验，而DEA方法不具备这一特性；二是SFA的生产前沿是随机的，更加符合现实，而DEA的生产前沿是固定的，忽略了样本之间的差异性。而且，与DEA方法相比，SFA采用特定的函数形式，更适合于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本文根据Coelli等模型的基本原理，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2009年中国1 867个县(市)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对前沿生产函数和生产无效率影响因素同时进行估计，具体模型如下：
式(3)中，Y表示产出，K和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向量，t是测度技术变化的时间趋势变量，β表示需要估计的系数，随机误差项包涵2个部分：v和u，它们相互独立，其中v表示经济系统不可控因素(如观测误差等)冲击的噪声误差，服从对称的正态分布，u为非负随机变量，代表非技术效率项，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并且服从零点截断正态分布。式(4)中技术非效率被视为效率影响因素和随机变化的函数，Z表示效率影响因素，ω表示随机扰动项，δ为待估计系数。式(5)主要是通过γ判断模型是否能够成立，如果非效率影响因素较小，即u在残差中的比例不大，那么对非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特别引入了γ对模型进行判断。当γ接近于0时，表明实际产出与可能最大产出的差距主要来自不控制因素造成的噪声误差，这时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即可实现对生产参数的估计，而没有必要采用随机前沿模型；γ越趋近于1，越能说明前沿生产函数的误差主要来源于随机变量u，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也就越合适。式(6)表示生产技术效率。
三、实证分析结果
1.总体效应
从表2可以看出，式(3)、式(4)中γ分别为0.37和0.87，并且在1%下显著。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村生产率的影响为正，和本文的理论预期相符合。我国发展良好的县域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通过动员储蓄、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风险、促进交易、监督县域农村中小企业管理来促进农村生产率的提高。从组成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各个维度可以看出，贷款使用效用维度和产品接触维度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农村生产率，每万人金融网点数维度和储蓄使用效用维度反而抑制了农村生产率。和理论预期不一致，表明这2个维度的发展在促进农村生产率中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
2.不同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γ为0.01，偏离1，并且不显著，因此不存在效率损失。中部地区γ为0.93，在1%的水平上显著，存在效率损失。可以看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西部地区γ为0.78，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普惠性金融发展对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了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发挥作用。西部政府财政支出比例对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了西部地区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导致经济市场化程度变差，因而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
东、中、西部农村地区资本的弹性显著为正，并且依次递减，这和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县域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情况是相符合的。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弹性显著为正，表明了这两个地区还是人力资本推动型发展。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弹性为负，表明了东部农村地区已经从人力资本型发展转向投资推动型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得出如下的结论：从全国层面看，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其中组成农村普惠性金融的贷款使用效用维度和产品接触维度显著地促进了农村生产率增长，其他不同维度对农村生产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区域层面看，中部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为正，西部地区不显著，可能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发dylw.net 写作论文挥着作用，东部地区不存在效率损失。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找寻造成融资障碍的原因，最后从金融创新角度探求冲破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障碍的新路径，从而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自主创新主体中最活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不管是产品的研发还是成果的转化，长期以来都受到融资瓶颈的严重制约，对其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间以及企业与研究机构间资源共享、相互合作的能力、知识流动的效率产生重大的阻碍。为此，须从多方面、多层次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进行融资支持。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与金融创新的理论分析
第十一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上，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表示，科技与金融的有机结合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升产业创新活力的必要条件。
1.金融创新的概念及理论
所谓金融创新是指各种金融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发生的金融改革，其表现形式是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工具的创新以及金融制度的创新，既有微观层次的创新，又有宏观层次的变革。“制度改革论”认为，金融创新是一种与经济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关系的制度改革，与社会制度紧密相关。而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本身也构成了金融创新的内容，当微观主体的创新行为威胁到政府的管制时，政府必然会进行新的制度创新。
2.高科技中小企业的特征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分为种子期、初创期、早期成长期、高速成长期、稳定成长期，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其融资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1)资金需求量大。从企业最初的成立到形成一定产业规模，都是以大量资金投入为先导，且投资规模从研究阶段到规模化阶段越来越大；(2)融资风险高。由于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投入的初始阶段只是净收入，后阶段增大投入后才有可能产出；(3)高科技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风险程度、收益状况、资金需求以及融资方式不同。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由于科技项目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潜在高回报的特性，致使高科技企业在发展中经常会遇到比传统产业更加多的困难和挑战。特别是高科技产品研发的高投入使其对资金的需求更加迫切，但该类科技产品所面临经营风险及收益的不确定性使其融资更加困难。
三、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1.从宏观层面分析
(1)国有大中型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采取排斥态度：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为国有大型企业机构，对于中小企业，银行放贷意愿不强。
(2)国家仍然采取金融抑制政策，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地方小型金融机构尚不发达。
(3)创新基金、融资担保体系等尚处起步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4)社会化支撑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在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融资中介机构不规范、融资担保体系不完善等方面。
2.从微观层面分析
(1)企业规模小，自有资本缺乏。
(2)企业财务状况不透明、财务制度不健全。
(3)资金需求的“贷款急，次数多，单次贷款额度小”的特点也会使银行选择缓贷或不贷。
四、通过金融创新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1.融资工具的创新
(1)贷款证券化，使贷款成为具有流动性的贷款，改善资产质量，分散银行风险，提高金融系统的安全性。
(2)金融期权，银行在贷款的同时购买企业的期权，从而降低银行贷款的风险。
(3)实行融资租赁。高科技产业在创业之初，通过融资性租赁解决资金短缺难题。
2.融资机构的创新
(1)发展并规范民营金融机构，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以便更好地为融资服务。
(2)进一步规范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3)合理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3.融资制度的创新
(1)利率市场化，使民营科技企业与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平等融资，提高资金使用率。
(2)实现国有银行产权制度创新，建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国有银行通过股份制可以提高自由资金比率，一方面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使银行在经营决策、监督方面相互制约，从而更好地保证资金到位。
五、结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促进科技和金融的有机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与效率，通过金融创新，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侠：推动科技金融结合促进科技创新【J】，金融时报，2009，(12)：9
【2】邓长春：关于金融创新内容的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0，(1)
一、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献评论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著《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著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献评论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著《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著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
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