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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阶段语文古代论说文教学中的比较教学法应用
正如乌申斯基所言，比较是理解的基础，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真正的了解万事万物，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引发思考。对于古代论说文而言，其文体横向上的比较应当与古文中的其他文体进行对比分析，古文体除论说文外还有序跋文、杂记文、赠序文、传状文、书牍文以及哀祭文和碑志文等。比如，苏教版教材中的《寡人之于国也》、《廉颇蔺相如列传》两篇文章，可以对比阅读。其中，《寡人之于国也》即为论说文，而《廉颇蔺相如列传》则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传状文。虽然二者所讲述的故事均发生在战国时期，但前者主要是记录了孟子、梁惠王之间的谈话，旨在宣扬“仁政”主张；而后者则讲述了完璧归赵、廉吏交欢以及渑池之会三个故事，旨在使廉颇、蔺相如两个人物形象更加的鲜明。由此可见，两种不同的文体表现手法、写作目的均存在这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建议引导学生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学习，这样可以更清晰、更准确地把握住论说文的观点、作者的态度和立场。利用比较教学法进行高中语文古代论说文教学过程中，还可以采用跨作者比较法进行教学，即作品时代、民族等没有交集时，可通过比较作者来找到其中的相通之处。以《逍遥游》和《兰亭集序》为例，二者在写作内容上均对人生的思考进行了大篇幅的阐释。其中，前者大到鲲鹏，小到尘埃，只要有所待，则必然会受限，倡导人生应当追求自由，即无所待，这样身心才不会受到牵制。然而，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体现了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后者则借古人关于死生亦大矣之感慨，对人生进行思考和感悟，对人生之短暂以及世事的流逝发出惋叹，同时也透露出本文的作者王羲之对生命的那份眷恋。
二、在新旧知识对比的基础上，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例如，中学课本对通假字一般以“通”来表明，如《勾践灭吴》“三年释其政”，课本的注释是“‘政’通‘征’，征税”。但有的古今字则也用“通”来说明，如《烛之武退秦师》“失其所与，不知”———“知”通“智”。古今字则有的加以说明，如《论语十则》“不亦说乎”课文的注释为“说，‘悦’的古字，愉快”。但更多的时候并不注明，例如高中第一册《烛之武退秦师》“共其乏困”———“共”同“供”，供给；“秦伯说，与郑人盟”———“说”同“悦”。《勾践灭吴》“令壮者无取老妇”———“取”同“娶”。师范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则要系统讲授相关知识，要求严格区分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因此，在古汉语教学中一方面应该讲清古今字与通假字、异体字的区别，同时也应讲清中学课本这样处理的原因所在。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很好地掌握古代汉语相关知识，又可以使他们明白中学文言文教学因为教学对象、教学要求的不同，不能照搬大学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相关术语。中学文言文有不少词类活用的典型用例，但一般只是随文注释，并未明确说明是哪一种类型的词类活用。我们在讲授古汉语常识之词类的活用时，就可以举这些例子，并且要让学生知道中学文言文为什么这样注释。例如，中学《寓言两则》（《韩非子》、《淮南子•人间训》片段）对“智子疑邻”的解释是：智，聪明，这里的意思是“以……为聪明”。《狼》中对“犬坐于前”的解释：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大道之行也》对“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解释：亲，用如动词，以……为亲；下文“子其子”中的第一个“子”也是动词。《过秦论》“瓮牖绳枢”———以破瓮作窗户，以草绳系户枢。等等。中学教材并没有细致分析这些词原来是什么，又活用为哪类，更没有作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中学无此必要）。而大学古代汉语的学习则应使学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以这样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并且加以理论概括，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还可以深化学生对中学教材的认识。又如《木兰诗》中的句子：“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以上句子课文并未注释，然而课文练“翻译下列句子，注意上下句的意思是互相交错、补充的”，其实已暗含“互文”的特点。虽然王力版、郭锡良版古汉语教材均未选入《木兰诗》，但我们在讲授古代汉语关于修辞方式的相关内容时，可以举这个例子，结合相关知识，使得学生深入理解“相互交错、补充”的内在含义。再如：中学课文《庄子•秋水》对“望洋向若”中“望洋”的解释是“仰视的样子”，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望洋：叠韵连绵词，仰视的样子”；“少仲尼之闻”中学课文的解释“少，动词，小看”，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注释为“少，形容词用作意动，觉得……少”［6］624。通过这样的对比，结合系统性教学，就能使学生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
三、应明确高校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的区别
古代汉语教学，少不了一些语法术语。然而，由于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不同，这既给学生带来不小的困惑，也给古汉语教师带来难题。例如：高中课文《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者，助词，用在主语之后表示判断；“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之，结构助词，无实在意义。这里的“者”、“之”的说明均不同于古代汉语课本。虽然王力、郭锡良两种版本均未选《师说》，但在通论及文选中郭锡良等把“者”看作代词，“者”在主语的后面复指，引出谓语；“之”郭本看作连词，王力则看作介词。对这类现象，在古汉语教学时不能回避，相反，应明确指出这是因为语法体系的不同造成的，告诉学生这是人们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法体系的不同固然需要指出，且可以略加介绍，但不需要详谈，更不必深入研究，以免增加学生负担。此外，在对师范生讲授古代汉语语法知识时，除了尽量多举中学教材中出现的例子外，对中学教材中出现但没有讲明的语法术语，也应予以明确说明。这显然有助于学生系统深刻地掌握相关语法知识。例如：高中语文第二册《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用来……的，……的凭借，跟现代汉语中表因果关系的“所以”不同。在古汉语教学时，除明确讲明古代汉语“所以”的两种主要用法外，还应指出：古汉语“所以”是代词加介词构成，而现代汉语的“所以”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连词，不再是代词加介词。
论文 关键词：当代文论 传统文论 转化 价值重建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
因而，如何有效地实现传统文论的 现代 性转化成了学界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那种试图仅仅依靠传统文论的既有概念和范畴来构建当代文论框架的想法已不切实际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秉持双向的开放心态，向
然而，只有在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原意阐释、语义澄清之后，才能为其注入新意，所以原典校勘、版本考证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对文论典籍的创造性诠释是传统文论转换的重要步骤和基础性工作。在现代诠释的文本新解中，至为重要的是用现代眼光筛选与现代知识的阐释。即在现代意识的统摄下重新估定古文论中有价值部分，加以现代化阐释，达到与当代文论的沟通互证。在传统的训诂、考证的实证性研究之外，避免平行比较的牵强比附，既不固守
二、收集、阅读与整理材料能力的培养
在拟定好论文题目后，一些学生往往急于撰写，写作的时候却又苦于没有素材，搜肠刮肚，痛苦万分。荀子曾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与其自己冥思苦想，还不如尽可能地去围绕论题收集、阅读、整理相关前人留下的资料。只有收集、阅读、整理了相关材料，才能熟悉所写内容，进而确定论点，拟定写作思路，并寻找出支撑论点的论据。收集材料时要注意必须围绕论题进行，范围不宜扩大或缩小。因为扩大则浪费时间精力，缩小则不能对所论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把握。例如，有一学生写作题为《论李贺‘马诗’中所体现的命运悲情》的论文，收集了李贺的诗集、年谱、传记以及以李贺“马诗”为题的论文，但仍不算完整，缺少了与生命、悲剧相关的理论性书籍，以及李贺诗歌中体现的悲情命运的一类论文。收集完材料之后则是阅读材料。若收集的材料较多，也可以边收集边阅读。阅读时要记笔记。阅读诗集时必须标记下与论题相关的诗歌、诗句，并记下自己的理解与体会。阅读年谱、传记时，也要对关乎论题的句子、段落进行摘录、理解与阐发，并录下页码及书的版权，以备后用。阅读论文时，则须对该论文观点进行总结，对与论题相关的片段及观点进行摘录，所摘录内容后也得标明文章名、期次及出版单位等。除记笔记外，阅读时还要时时联系论题认真思考体会，力求寻找出写作的思路。阅读材料完毕要及时整理材料。一方面要梳理出该论题的研究现状。思考关于这个论题别人研究了些什么，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道理等问题，在考问别人的同时，也逐渐会形成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要找到研究论题的突破口，在梳理研究现状的过程中，对于他人没有涉及的，或涉及不够深刻甚至错误的方面，找出需要进一步研究之处，继而围绕具体的问题再反复收集有关作品、作家生平、理论、思想等进行阅读、整理，力争使自己的写作思路逐渐清晰，甚至初步找出一些论证所需要的论据。由上可见，收集、整理、阅读材料都有章法可依，并不是困难之事。然而，从学生的写作实践来看，普遍表现出对材料的收集、整理不够重视，只是简单找两三篇文章，若跟自己论文论题相似，就直接将之转摘至自己论文之中。此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有关，但也与课堂教学中教师忽视对此方面能力的培养相关。如果在两年的学习时间中，教师适当地教授相关方法，并不时让学生就某一问题去搜集、整理前人对此问题的资料，在写作毕业论文时情况自然会有所改观。
三、撰写提纲能力的培养
论文提纲是作者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提纲的撰写也是毕业论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许多学生却意识不到此点，往往在论文题目拟定之后，就着力于初稿的写作。初稿完成后交给指导老师，老师却因文章结构混乱、中心不明而令其拟好提纲之后，重新写作。例如，一学生论文论题为《论<水浒传>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中心内容应是分析李师师的形象特征，而他的初稿却大篇幅地探讨李师师与宋徽宗的关系，探寻李师师借何以吸引宋徽宗，宋徽宗在《水浒传》中的形象，李师师对“梁山招安”的重要性等问题。因此，在动手写作之前拟定好提纲是非常必要的。至于撰写提纲的思路，可以从三个基本问题着手。第一，“是什么”，即论题所谈的问题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如前面提到的《论<水浒传>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一题，首先要弄清楚李师师的人物形象特征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是此论题主要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怎么样”，即论题所谈表现得怎样，有何价值与意义？如果对李师师人物形象特征谈清楚了，进一步还可以谈谈小说中这个人物塑造得如何？第三，“为什么”，即寻找论题所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如论题《论李贺诗歌中的鬼魂世界》的提纲，解决诗中鬼魂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外，还可以寻求为什么“是如此”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在李贺诗中写作了这样一个“鬼魂世界”？如此深入研究下去，论题所论就更为深刻了。另外，撰写提纲时要注意理清大小纲目。论文有几个大观点？几个小观点？每个观点的论点、论据分别是什么？都要清晰地列出来。还要注意分清主次详略。哪一部分是重点？哪个论据主要说明哪个问题？哪一部分是次要点？哪些论据要简单说明哪个问题？只有这样，整篇论文才会主次分明、清晰明了。在提纲撰写完毕之后，也要注意推敲、修改提纲。看看题目是否恰当；检查提纲的结构是否合理，划分的部分、层次和段落是否可以充分说明问题；斟酌提纲各层次、段落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过渡是否自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拟好提纲之后切记要及时和指导老师沟通，相互交换意见。当然，如果在平常的学习中有意识地进行拟写提纲的训练，在真正写作毕业论文时是易于拟好提纲的。其实，从平常课后一些思考题的回答做起，就可以试着去拟写提纲，这样回答问题的条理也就会更为清晰。学年论文的撰写更是可以如此，真正到毕业论文撰写时，也就胸有成竹了。
四、科学论证能力的培养
科学论证的过程即是依据提纲开始写作论文的过程。写作前所下的功夫如何？论文将完成得如何？在论证的过程中都会得到体现。论证之前已设提纲，一般只须照提纲写作即可，但若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提纲还有不妥之处，就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所以写作论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检验提纲是否可行的过程。论证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第一，论点要力求科学、稳妥。体现在古代文学论文写作中，就得看所论论点是不是符合作家、作品实际，不能离开作者、文本主观臆测。第二，论点与论证、论据要紧密结合。论证、论据要很好地说明论点，让人感到有骨有肉，言之成理。如前提及的《论<水浒传>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中有一论点讲述李师师是“既有娴熟的交际手段又有灵活的政治头脑的女子”，那么此一部分就应着重谈两个问题：李师师所具有的娴熟交际手段以及灵活的政治头脑，看起来似乎得分成两例进行举证，但学生却选择了一个例子同时举证以上两个问题。他所举的例子是《水浒传》第七十二回中说李逵在李师师家门外将负责皇帝警卫工作的杨太尉给打了，惊扰了圣驾，李师师以“只推不知”把这件大事化解了，避免激怒天子，同时保全了李逵，也将自己置身事外。巧妙地周旋于帝王与江湖草莽之间游刃有余，双方都不得罪，可见其交际手段的高明与政治嗅觉的灵敏。此例的选择确实是做到了有骨有肉，言之成理。第三，论述时中心要集中。全文应该紧扣论题，每一部分要中心集中，不要把该放在另一部分的观点、内容，放在这一部分。反之亦然。例如，学生谈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手法》，其中有一论点是《古诗十九首》“寄情于叙事”，论述此论点时却没有集中于怎样借叙事抒情，反而是论述诗人通过人物心理活动去抒感，并且也举出了相关的例证。显然这样写就偏离了所论的中心。又有学生作论文《谈曹操的人物形象》，有一观点写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而所论的内容却都是曹操如何选贤授能，丝毫没有围绕论点去说明。可见，对于论文的写作来说，即便观点新颖、正确，并很能说明论题，如果作者论证能力较低，也难于写出较好的论文。那么，在本科学生正式写作论文之前，利用课堂或课余作业培养他们论证一些小问题的能力就显得犹为必要。
五、写作语言能力的培养
本科论文并非一般散文、抒情文章。写作之时还应该注意语言使用的规范。总体来说，应在完成课堂作业或学年论文时就开始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论文语言应准确、精炼、通畅
用语准确就是要用最贴切、最合适的词汇，恰到好处地反映客观的情况，表达自己的情意。像这句话：“李师师在《水浒传》中的职称可是‘东京上厅行首’，那是在歌妓里排在最前面的。”《水浒传》并非是某个单位，李师师怎么会在其中拥有某一种职称呢？只要稍作思考就能发现此句意思表达不准确。所以在造完句子之后，应该仔细斟酌一下用语是否准确。语言要精炼，就是用语不能罗嗦、不能重复，但也不是把必要的话语都缩写成艰涩拗口的语言。其原则是从内容出发，量体裁衣，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语言要通畅，就是“句子要合乎语法规范，要合乎逻辑。”如果句子成分残缺或是主语、谓语、宾语混淆不清，要表达的意思怎么会清楚，句子又何谈通畅呢？除了经常对语言的准确、精炼、通畅进行写作训练外，在语言方面还得注意标点的使用是否正确、是否有错别字。误标标点与写错别字是学生本不该犯却又时常犯的基础性错误，这样的错误在平时练习中就应坚决杜绝。
林田慎之助（1932― ）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他的研究内容颇为广泛，其研究重点是中国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和文论。他的部分论文被翻译到中国，刊登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截止到目前，林田慎之助已经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出版了二十部专著。[1]1-8在这些成果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之作《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通过对此书的研究，可以发现林田慎之助作为日本汉学家的研究特点，有助于我们反观中国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这些研究特点，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强烈的问题意识
林田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具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吉川幸次郎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最后一次讲课中说：“我觉得有两件事感到惭愧：一是通过讲课，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有些总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有很多问题只是提出之后搁置起来，没有解决。”[2]54张哲俊教授在评论吉川幸次郎时认为：“这当然是吉川自己一种谦虚的说法，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吉川正是以问题意识研究学术的。吉川问题入手的研究方法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提出问题，二是解决问题。解决了问题是学术水平的标志，其实问题的提出本身也是学术水平的标志。”[2]55
林田慎之助和吉川幸次郎一样，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是林田慎之助进行论文写作的前提和核心之所在。写作《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即是如此。前面提到，林田写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克服以往中国古代文论史写作中的缺陷。当时中日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论史的写作上所存在的缺陷就是问题，林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以此作为突破口，试图通过自己的重新写作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出版之后，在日本引起的强烈反响即证明了林田解决此问题的能力。
林田慎之助不仅在整部《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的写作目的上，表现出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具体的写作中，同样是问题意识鲜明。比如，在《裴子野考证――关于的写作年代及其复古文学论》一文中，林田慎之助针对《雕虫论》写作年代所产生的争议，进行了仔细辨析和严格考证，最后得出了其写作年代应该在齐代末年这一颇有说服力的结论。在《文学原理论的若干问题――关于刘勰的美学思想》一文中，林田慎之助的问题点在于如何给刘勰的思想进行评价，以及如何对《正纬》、《辨骚》进行定位。在《汉魏六朝文学理论中的“情”与“志”问题》一文中，林田慎之助把目光集中在对汉魏六朝时期“情”、“志”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辨析上，以及这一时期“情”与“志”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林田慎之助所写的每一个章节，都会提出并解决不少问题。事实上，他是怀着论文写作的思路去进行文论史写作的。《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的不少章节就是林田此前已经发表过的有分量的文章。他有意识地分节写作，最后汇聚成书，如此方法下写出来的著作便具有了如同论文一般的严谨性和精炼性。问题先行，不发空洞言论，不拖泥带水，可读性极强。
二、原典实证法
“原典实证法”是“实证主义学派”（又称“京都学派”、“关西学派”）汉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所以用“原典实证法”来形容林田慎之助的研究方法，正是因为林田慎之助和“京都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所师承的两位导师青木正儿和目加田诚均是京都学派的重要代表，青木正儿尤甚。严绍先生在论及“实证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时称：“实证主义学派，从其名称上便可以窥见这一学派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强调确实的事实。注重文献的考定，推行原典的研究。”[3]252又说：“实证主义学派一方面推崇注重确实事实的治学方法……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十分重视‘独断’之学，从哲学范畴出发，摆脱繁琐之弊，从文明的批评与社会改造的见地出发，表明独立的见解。”[3]253青木正儿的学术研究方法正是实证主义学派中的真实反映。青木一方面进行实证主义研究，在中国文学、南画、戏曲、音乐等领域中纵横驰骋；一方面又把目光投向当代中国的文化运动，为此发表了一系列的见解。
作为青木正儿的学生，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上，林田慎之助可谓是得老师之真传。最为典型的证据就是林田慎之助所作的《裴子野考证――关于的写作年代及其复古文学论》一文，其中对裴子野《雕虫论》的写作年代的考证可谓是精细至极。
三、综合研究法
这里所使用的“综合研究法”主要是指林田慎之助所采取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指的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关注文学文本、文论文本，还重视对影响文学观念变迁的社会思潮等外部环境的研究。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学史、文论史的发展变化规律。林田慎之助正是如此，他的研究以文学、文论文本为中心，但从来不忽视对影响文学、文论发展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关照。林田慎之助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汉魏六朝，这一时期正是风云变幻的时期。铃木虎雄的“魏代文学自觉”说早已深入人心，文学上的自觉，反映在文论上，自然也有“诗缘情”等重情理论的提出。而这一切的变化都离不开魏晋时期政治上的变化，更离不开由此而产生的思想界的动荡与争鸣。林田慎之助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并没有沉浸在文学自给自足的窠臼里，恰恰相反，魏晋玄学的发展，汉代经学的衰微，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都是他考察的重点。而这些外部研究对内部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等问题也是林田慎之助试图解决的。比如，在研究两汉魏晋时期的辞赋论时，林田慎之助以赋的功能作为依据，把这一时期的辞赋家划分为两大系谱。在论及提倡赋之讽谏意义这一系谱时，林田分析了此种辞赋论形成的原因。他认为：“从西汉末到东汉，儒教作为维持现实政治和秩序的理论，获得了统一支配的地位。而经学的规范又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宣帝、扬雄、班固等人辞赋论形成的原因。此外，汉代毛诗学派的《诗经》观，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影响。”[4]64林田的这段话正是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方法的例证。
此外，林田在研究中不仅立足于文学、文论，还旁涉了美学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他的研究视角是非常广泛的。比如，在研究萧纲的“放荡论”理论体系时，他试图把握这种文学理论背后所蕴含的美意识。从前面介绍林田慎之助论证《雕虫论》写作年代的思路时也可以看到，他在论证的过程中使用了《宋略》等大量的历史文献。这固然和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的现实状况有关，但是对历史文献的重视，对实证精神的发扬，也正体现了林田慎之助以史证文、文史互证的研究立场。这种思路下所进行的研究，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也大大提高了。
四、平行比较法
林田慎之助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并不是死板僵硬的，其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一面。也许，他并不是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去研究，但就是这种不自觉地对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其结果往往是令人欣喜的。在林田慎之助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其所运用的比较文学的方法主要是局部地平行比较。需要指出的是，他不仅关注中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对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动态有所了解，表现出了开阔的学术视野。比如，在《南朝放荡文学论的美意识》一文中，林田慎之助在论述如何正确地研究和解释萧纲“放荡论”的“放荡”之义时，举出了英国的心理学者蔼理斯、周作人、王瑶等人的研究方法以示对照。蔼理斯的《凯莎诺伐论》中有“艺术正是情绪的操练”的观点。林田慎之助对三者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后认为：“无论是周作人一方所采用的文章心理分析学理论，还是王瑶一方对文学直接反映现实这一文学理论的机械运用，都是非常粗糙的方法。”[4]368其中，周作人的方法即采用了蔼理斯的心理分析方法。林田慎之助在对中国文学评论的历史进行总体论述时，同样把中国文学评论置于整个世界的范围内进行关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林田慎之助在总论中叙述中国六朝文论时，选取了19世纪的法国文论以资对照。他认为，在六朝之前，中国的文论受到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之后的六朝，则逐步走向自觉。关于这一点，林田认为和法国17世纪的情况很相似。的确，法国17世纪的前半叶，正是君主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论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新古典主义”文论，主要代表是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他所倡导的理论原则主要有理性的原则、道德的原则、古典的原则、自然的原则等。在布瓦洛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尊重理性、模仿自然、服从古代、重视道德是必不可少的。可见，对道德观的重视和对古代经典的尊崇等方面和儒家思想的束缚是有相似之处的。此外，林田还提出了另外的问题：中国文论呈蓬勃发展之势的时间，与西方相比早了很多年，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缓慢？对于这一问题，林田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值得思考。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建立在中国和西方比较的基础之上的。
五、鲜明的反儒倾向
以《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为例，林田慎之助自觉地以是否受到儒家思想的束缚作为判断文论家思想倾向进步与否的重要原因。比如，在研究《文心雕龙》之“道”时，对刘勰之“道”是否与儒家思想有关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此外，林田慎之助还以此为标准对六朝的文论进行归类。可以说，他对六朝文论中“情”、“志”关系的变迁、对汉魏辞赋论两大系谱的归纳都是以儒家思想的束缚与否作为分水岭的。也因此，林田常常把汉代的大部分文论以及六朝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文论称为“古典”或者“传统”的文论观，而把注重文学本身审美性、表现出文学自觉意识的文论称为“进步”、“自觉”或者“自律”的文论观。对于“古典”、“传统”的文学观，林田有时不带任何感彩，有时会讥讽为“陈腐”，而对于另外一种，林田慎之助往往是褒扬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的。
林田慎之助的这种鲜明的反儒倾向自然和他本人的学术立场和审美倾向有关，但是受其导师青木正儿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青木正儿曾在《吴虞的儒教破坏论》一文中说：“儒教是前世时代的遗物，它曾使中国衰敝，到现在，它已经没有前途。”又在1922年1月27日给吴虞的信中说：“我们不信尧舜，况崇拜孔丘乎？……我们同志并不曾抱怀孔教的迷信，我们都爱学术的真理。”[5]467
事实上，青木正儿的反儒倾向并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群体的特点。其原因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文学改良运动有着很深的关联，也就是说，文学改良运动促进了西方文学观念的传入，也冲击了日本的传统文学。在明治维新之前，江户末期，文学已经呈现出颓废之势，文学作品大多是迎合读者的庸俗趣味而创作的，是只供读者消遣的。而明治维新之后，江户残余的游戏文学逐渐被抛弃，新的文学因素也开始出现。有学者认为：“同启蒙时期相适应的这种文学改良，以模仿西欧的诗，创作新体诗开始，扩展到改良小说，改良文体，改良戏曲，甚至改良短歌、俳句。”[6]234在自觉努力学习西方文学的前提下，文学改良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小说而言，以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为起点，日本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学。而作为小说理论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在文学史上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在这部书里作者排斥游戏小说的劝善惩恶主义，提倡把小说从封建文学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6]236《小说神髓》确定了明治之后小说发展的方向：“他从艺术中排除了道德观念、功利主义，而提出这样的论点，即世态、人情的写实乃是小说创作的目的。”[7]17可以看到，对于小说的改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摒弃了劝善惩恶的因素，而劝善惩恶恰恰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此外，文体的改良本身，也意味着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吸收和借鉴。新体诗，也即是用当代日语写作的欧化诗型，对于日本近代文学而言，是一个崭新的文体。
综上所述，通过对林田慎之助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之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到，林田慎之助在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所采取的综合研究法、平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而其在研究中所呈现出的反儒倾向等，则展现了同时代日本汉学家的群体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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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上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古文教学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且古文教学也逐渐受到重视，而古代论说文就是古文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因而科学合理进行古代论说教学也就十分必要。作为高中语文教师，应当充分重视古代论文文教学，并且应当通过有效方式对古代论文说实行教学，从而使实际教学需求及要求能够得到满足，促进高中语文教学更好发展。
一、古代论说文概述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论说文属于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文体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然而关于其性质及特点一直缺乏相关论述，直至南朝时期刘裸才系统论述古代论说文，将其确定为辨别是非及研究道理的一种文学形式。对于古代论说文而言，在整体文章中“论”属于其主要部分，其主要包括的内容就是论断、言论及论述，在；论述使可选择某一事物作为对象，也可将某一人物作为对象，其论述内容比较广泛，可涉及各个方面相关内容，而这些比较丰富的论述对象及；论述内容使古代论说文价值得以很大程度提升，为论说文较好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条件。在古代论说文中除论之外就是说，而说所指的主要就是解释说明某一事物或者阐明某一道理，这一类文章也包括很多。
二、高中语文古代论说文教学方法的应用
1.文本细读法在古代论说文教学中的应用。在高中语文古代论说文教学中，教师首先应当深入详细了解文章内涵，而后与文章相关材料相结合，分析及研究文章中所运用相关修辞方法及叙述方式，特别对于文章结构应当深入进行分析，从而深入挖掘作者所要表达文章真正内涵。与普通文言文教学相比较，教师在实行古代论说文教学过程中，应当对文章文本细读加强重视，从而保证对文章主要内容真正体会，对于作者所表达文章内容能够真正理解，也就是应当对文章中各种细节应当认真进行查找，在此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把握整体结构，这一点使较好开展论说文教学的基础。对于古代论说文而言，其十分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词多义，即同一个字具有多种意思，且能够表达出多种丰富内容，这一特点的存在往往会在思想方面出现混乱情况，因而很多单音节词语逐渐衍生出众多多音节词，从而使语言表达方面能够更加准确、流畅及丰富。所以，在古代论说文教学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对作者主观层面意思加强理解及思考，即应当清楚理解作者选词及用词真正目的，同时需要了解作者所要表达真正意图，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将文章内容更好掌握。另外，在高中古代论说文教学中，还应当注意对文中句子进行详细分析，文中句子通常都是多个词语连缀组成，然而整句话真正含义并非就是这些词语意思相加。由于古代论说文对于句子逻辑性、联系性及条理性比较讲究，所以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中应当引导学生对句子加强研究，对句子含义认真进行思考，从而使学生能够更好理解文章句子，从而对整个文章均能够进行较好理解，得到理想的学习效果。2.比较教学法在古代论说文教学中的应用。比较教学法属于十分重要的一种教学方法，在现代高中语文教学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及价值，特别在古代论说文教学中表现出明显优势，通过对该方法进行科学合理应用，可使学生更加积极进行思考，使学生在古代论说文学习过程中能够实行比较分析，通过分析比较可更好获取相关知识，从而保证教学效果能够得以有效提升。在古代论说文教学中，比较教学法应用方式包括很多，首先教师可对不同文体之间横向比较进行利用，即将论说文与其它文体实行比较。比如，在实际教学中可对《寡人之于国也》和《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两篇文章实行比较，《寡人之于国也》属于典型论说文，《廉颇蔺相如列传》属于传状文，两篇文章所讲述内容均为战国时期历史事件，然而由于文体存在差异，其论文方式及论述目的均存在一定差异，《寡人之于国也》主要通过语言对话形式论述，表达一种政治主张；《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记叙方式讲述人物故事，突出文中人物的形象。通过对两种不同文体进行比较，教师可引导学生更好理解论说文与其它文体之间所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也就能够更好理解论说文所具备价值及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除对不同文体进行比较之外，还可对不同作者之间进行比较，通过在这一方面实行比较，可使学生更好把握不同作者思想上存在的共同点，通过从不同角度实行分析，从而使学生更好了解古文论说文特点，在此基础上更好对古代论说文进行学习。
三、结语
在高中语文课程教学中，古代论说文教学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及意义，科学合理开展古代论说文教学属于重要任务。在高中论说文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在充分认识论说文的基础上，选择科学合理方法实施论说文教学，从而保证论说文教学能够得到更加理想的效果，使学生学习效率得以提升。
参考文献：
上述三大问题足以严重影响《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效果，因此，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笔者积累了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这三大主要问题，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谈谈认识，抛砖引玉，以期广大教师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一、《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宏观意识和教学改革
笔者初从事这门课教学时，常常为找不到一个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他们积极思考的切入点而发愁。后来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以宏观视角为切入点解剖某一时期或某一文论家的文学观念、思想、范畴、概念、术语，比较容易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正如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所讲：“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在思维方式、范畴术语、理论形态等方面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笔者在讲授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时，都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道、释的关系，在中国文化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粹。”[1]《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宏观意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找准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切入点。
2.紧紧扣住儒、道、佛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刻影响，拓宽学生的学习视野。
3.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形式，使之成为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的利器。
4.前后贯通中国古代文论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中国古代文论知识体系非常庞杂，阅读理解的难度很大，而《中国古代文论》课程的教学课时非常少。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有些老师只挑选两、三位重要文学理论家进行重点教学，其余只花两三个课时进行简要介绍，有些老师则相反，以史代论，全部拉通，面面俱到，让学生浅尝辄止。这两种课程安排都不利于学生学习，前者是零碎的，后者是粗糙的。因此，教师要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用宏观意识帮助、引导学生搭建知识体系，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精神，用微观填补、夯实宏观。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树立微观意识，从细处着手，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所谓微观意识，就是教师高度重视古代文论文献，从字、词、句入手，引导学生通过对文献的细读，领悟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精神。
二、《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比较意识与教学改革
教师在教学中树立比较意识，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增强他们从多侧面、多角度理解问题的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1.中国和西方文论比较
中国和西方文论关于文学本质、文学功能、文学创作规律、文学表现手法及范畴、概念、术语等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教师在教学中可以进行适时、适度、合理的比较。第一，关于文学本质，中国和西方都有“反映论”和“情感说”，二者的异同；第二，关于文学功能，中、西都认识到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二者的异同；第三，关于文学创作规律，如“灵感”、“直觉”，中、西文论家都有很细致、很深刻的描述、论述，二者的异同；第四，关于文学表现手法，如中、西小说理论，都有人物形象论、情节论、结构论，二者的异同；第五，关于范畴、概念、术语，如中、西都有审美意象相关理论，二者的异同。在比较中西文论时，一定要结合中、西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如关于对文学功能的认识，古希腊思想家主要从讨论悲剧功能开始的，而中国则主要从论述《诗经》的作用开始，主要因为观看戏剧演出是古希腊人生活的一部分，《诗经》对中国春秋时期的政治有很大影响，诸侯国家都很重视“诗”，外交使节往往通过“观诗”了解出使国的政治状况和社会风俗。
教师如果善于把中、西文论联系起来教学，那么不仅会增强课堂的学术氛围，而且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中国同时期文论家关于某一文学观念、范畴的比较
唐代王昌龄、皎然、刘禹锡等文论家都讨论过“境”这一重要范畴，笔者在教学时引导学生找出这几人关于“境”的相关论述，重点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其中的相似和不同。通过比较学习，学生了解了意境范畴的演进史，进一步理解了现代意境范畴的本质内涵。
3.对中国不同时期相似文论的比较
上文已经提及，中国古代文论有很强的承继性。何以让学生深刻理解这种承继性？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比较分析。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后，有不少古代文论家继承发展了这一重要的文学创作动机理论，比较而言，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影响更大。因此，讲到韩愈文学思想时，笔者从历史文化背景、内涵、影响等方面对此进行了重点比较分析。
韩愈提出“文以明道”说，宋学家提出“文以载道”说，如果不进行比较，学生就很容易把这两种文学观念完全混淆。笔者首先重点分析了“明”与“载”的不同含义：“明”并没有把文学当成“道”的工具，而“载”则完全否定文学的独立性，宋学家只是把文学看成“道”的工具，其次分析了韩愈所说“道”和宋学家所说“道”的内涵并不完全一样，韩愈的道就是儒家之“道”，而宋学家的“道”虽然以儒家之道为根本，但吸收了道家和佛教思想。通过比较，学生对中国古代这一重要文学观念有了更明晰的理解。
教师教学中运用比较法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不可随意，选择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比较；第二，课堂时机要选好，有时需要用比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时需要通过比较画龙点睛，有时需要用比较进行总结，有时需要通过比较引发学生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第三，找准同和异的焦点问题，不可面面俱到；第四，点到为止，更多问题需要学生自己课后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比较。
三、《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现代意识和教学改革
《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现代性指两个方面：一是教师树立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方法阐释古代文论的思想意识；二是教师有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教学效率的意识。关于第一个方面，各种《中国古代文论》教材编写者都注意到了，教师只要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并加强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学习就能做到。关于第二方面，教师必须能熟练使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和网络图书资源查找资料。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教学古代文论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实践观、联系观、发展观、矛盾观等哲学观念都对中国古代文论教学和研究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如“实践观”，中国古代文论都是对文学活动实践的总结；“联系观”，上文也有论述，中国古代文论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都有很紧密的关系；“发展观”，中国古代文论的承继性很强；“矛盾观”，中国古代文论的很多观念具有矛盾、辩证统一的特点，如“文”与“质”、“实”与“虚”、“阴”与“阳”、“和”与“同”、“近”与“远”等，正是这些充满辩证性的观念催生了丰富多彩的文论思想、范畴。
2.教师要合理运用现代文学理论、美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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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阶段
任何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形成都会经历起萌、发展、繁荣、延伸（或消亡）的不同层次的演进过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同样经历这样的发展历程。目前我国史学界较为权威的划分标准是：先秦时期起源，汉朝时期逐渐形成理论雏形；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五代时期至时期为繁荣阶段。下面进行分别探讨。
1、秦汉时期形成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雏形
历史时代的意识和认知水平决定于当时社会人们的思想。先秦、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封建社会的开端。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变迁，人类的认识水平在这一阶段慢慢得到提升。先秦、秦汉历史时代，经历的时间非常久远，因为生产力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基本没有什么大的进步，所以那时的人们对历史理论的认识发展最为缓慢。经历了夏、商、周等朝代的剧烈征伐和相互吞并，在社会动荡、斗争、经济政治变革、文化往来的动荡时代之后，涌现出了很多的大思想家和意识流派。“百家争鸣”是当时意识领域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古代历史理论的起源有非常重要的史学意义。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汉朝时代，奠定了多民族在同一国家共存的基础。“秦皇汉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一时期文字的出现，促成了史学发展的源头和根基。其表现就是史官、宫廷颂诗等，各国也出现了国史研究机构。汉朝时期，私人著史现象频频出现。后来为中国史学奠定基础的宏大史书《史记》、《汉书》先后问世。
2、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间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封建社会的相关制度和生产力水平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生产关系和思想领域的变化也开始出现。这一时间出现很多的重要历史思想和历史理论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要数“天下一统”的思想了，古代人们的“忠君爱国”的思想造就了天下一统理念的形成。“唯我华夷”的论点成为那时的海内一统的历史观念的基础，对于国家概念来龙去脉问题的争论和探讨也比先秦和汉朝激烈很多、先进很多。在这个时期涌现出的史学大家，如柳宗元等的史学观点，对天命和人力的关系、对国家与下属行政之间的关系等，都达到了空前的认识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达到一个新得高度。
3、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鼎盛时期
五代时期开始直至1840年的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繁荣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不管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征讨杀伐，还是经济、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还是对外关系的微妙变化，都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在这一时代有史学的意识形态有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忧国忧民的思想掺杂进史学观点里面，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现状带来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自史及人急切希望变革的原文。其次，多种史学流派纷至沓来，出现了多民族史学的并立局面。再次，这一时期史学观点更加贴近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在此期间出现了大量的历史性笔记和地方史志。第四，这一时期的史学观点普遍带有一定的批判意识，表达了人类认识论有向客观和唯物发展的需求。这一时期的著名史学大家如顾炎武等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论的繁荣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
过去人们对历史理论的认识是很片面的，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史，就是记录中国古代历史变迁和历史变迁的流水账，中国古代历史偏重于记述性的文字，而缺少真正的历史理论体系作为其核心思想。这种观点的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着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热情和看法。改变这种观点必须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去深入的剖析，必须从史学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和看待。
1、古代历史以多种形式给我们留下历史理论财富
首先在古代史书对历史的讲述中，史学者除了客观的将一些历史事件记述下来，还从史学角度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见解，并且很多史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高度。其次，随着古代历史的延伸，许多史学观点的雏形和著作渐渐被积累起来，除了集中一些专门的历史评述中之外，在各种史书的字里行间也间或看到。再次很多的古代历史著作，以往统统被定义为历史大事笔记，而很少有人从历史理论的角度去深研之。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老子《道德经》《易经》等比较主流的划分标准是以往都在哲学领域内去研究，但观其内容，又何尝不是在历史理论的范畴内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2、对历史问题的延续性探索
这一特点相对来说较好理解，同一个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对于不同历史时代的史学者来说所意味的历史理论也不相同。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的成型和成熟，就是在这种连续性的争论和探索中逐渐形成的。
3、历史理论不独立于历史事件和历史史实之外
中国古代历史充满了变革与斗争，这也决定了史学者在建立和论述历史理论的同时必须依托于相关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事件，所以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没有独立于客观事件纯理论性的东西存在，绝大部分是以事论理，以理解事。所以往往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典籍都具有历史理论的高度，但是具有价值历史理论则肯定包含于历史典籍之中。
（《文心雕龙•原道》）宗经、征圣，都是原道的过程。以儒家伦理为本者如文中子，亦以礼乐教化目之，如其曰：“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中说•王道篇》）所关注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汉唐论者谈道不出此范围。而宋儒所言之道纯粹为人伦之道。周敦颐言“文所以载道”，此道乃“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2]文辞艺也，道德实也。这个道指的是人伦道德，就是儒家道统。这是承续了韩愈原道的思想。韩愈已经将道转到儒家道统上来，但尚未加以形而上的改造，还不是精神本体。到宋儒这里，益加精细，深化为心性之学，道成为纯粹的精神存在。汉唐人之道，其根本是宇宙论，而宋儒所谓道则是人性论，属伦理学。虽然，汉唐宇宙论中也有伦理学，宋儒之理学中也有宇宙论，但正如李泽厚所指，汉唐的伦理学从属于宇宙论，而宋儒的宇宙论从属于伦理学。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作为伦理本体的道，不再像汉唐时那样依附在皇权身上，而是存在于自觉的个体身上。礼乐政刑必须依附皇权，而心性之学则必由个体承载。尽管张载还在以“天地之性”作为自然人类的最高法则，但这个“天地之性”所指向的不是宇宙，是与“气质之性”融为一体的人类价值观，是人的伦理精神，个人的道德信仰。这标志着一种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是中国思想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对古代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学活动之根本是审美活动，而伦理精神则是人类审美的前提，也是文学的价值支柱。文以载道，载的不是自然之道，而是伦理精神，人的信仰成为文的中心，文学的主体意识由此建立起来。文学主体意识的建立，是继承了魏晋以来重文心的路线，但更上了一个层次。文章的作者是人，其所展示的是写作主体的思想。主体精神成为文章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汉唐文论也重视文章作者的地位，但其价值指向的是外在功用，文章的价值是由外在的繁华和功业判断的。如王充也极重创作主体，他说：“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论衡•超奇》）不过，魏晋人重视文章主体，但曹丕仍将文章定位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使刘勰也认为空文无用，“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文心雕龙•程器》）外在的形貌和实际的功用才是他们判定文章价值的标准。宋儒改变了文章的价值指向，由实际的功用转向超越的伦理精神。宋儒“轻文”的真正目的是要明确将文辞规定在技艺的地位上，指明了文辞只能是工具，只能为本体服务。文辞不是本体，只有思维着的精神才能成为本体。“文辞，艺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3]文章的价值不取决于外在的辞藻华美和政事功利，而在于创作主体伦理精神的展示。“文以载道”否定了文辞，建立了人极，为文学本体论的构建打下了基础。文章精神主体的建立，标志着古人文辞活动中的伦理自觉。而人的文辞表达有不同方式，人的伦理精神以不同的文辞形式表达，就形成不同文体。如张载言：“圣人文章无定体，诗、书、易、礼、春秋，只随义理如此而言。”[4]也就是说，诗、书、易、礼、春秋，各自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把握和展示着本体，而且各自可以完整地把握，因而张载紧接着说：“李翱有言：‘观诗则不知有书，观书则不知有诗’，亦近之。”[5]理辞与情辞都能完整地把握与展示伦理本体，而导向伦理本体的情辞则是具有本体意义的文学。这，已经接近于文学的本体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重大进步，超越了汉唐文论。
二、走向本体的文学
载道的文可以是文章，但不一定是文学。如果要成为文学，不仅仅是载道的问题，更需要以人的情感为基础，伦理与情感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才能进入审美过程。但正是在天理与人情的问题上，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存在着严重困境。程朱理学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天理与人的个体欲望、快乐无关。“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6]天理的根据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必然性。作为伦理本体，必须斩断与经验世界的关系，超越这符合人类伦理精神的要求。然而作为人类伦理精神，它可以不来源于经验，但它作为合目的性的概念，与人的生活经验必须有协调一致的一面，从而为审美判断提供价值方向。即如康德所说：“自然界必须能够这样地被思考着：它的形式的合规律性至少对于那些按照自由规律在自然中实现目的的可能性是相互协应的。”[7]宋儒承认人欲的存在，承认其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宋儒的天理人欲之辨将人的自然欲望压制到最低水平。“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8]严苛的天理与人欲（自然）尖锐对立，如此天理作为“自然的合目的性”的理念，生活实践中人的情感很难导向这一理念。天理处处否定人欲，自然不能呈现伦理，而且人的情感常处于禁锢之中。情感是审美的基石，情感的禁锢对人们的审美思维进行造成极大的阻碍。按照康德的观点，审美判断是一种反思判断。所谓反思，是立足于特殊感性经验去寻求普遍法则。而在宋儒这里，律令森严，与伦理原则常处于对立状态的自然感性，难以在寻找普遍法则的过程中产生愉悦感，审美活动就会受到极大限制。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其伦理内容的严重局限。在审美活动中，伦理精神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这才能作为最大公约数与个体情感进行融通，美感才得以产生，审美过程才得以进行。但宋儒的天理在内容上并不具备这一要求，它是特定时期甚至特定人群（统治者）制定的伦理法则，就是将儒家礼教定为普遍的伦理法则，如程颐曰：“礼即是理也。”[9]朱熹亦曰：“理者有条理，仁义礼智皆有之”。[10]这就不具备普遍的意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欲望、情感也逐渐活跃，与僵死的规范极易发生矛盾。个体情感在寻求普遍法则（反思判断）便时时发生冲突，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发展，这种冲突就更加激烈和频繁，主体难以产生审美愉悦。再者，宋儒的道德认知路线始于“格物致知”。“道”、天理是外在力量，属于“静态的知性抽象”，须通过格物才能被个体认知，而非个体内在的道德自觉或精神超越。伦理本体变成了抽象概念，本体论变成了认识论，理性丧失了本体性，与主体感性两不相干，难以得到感性认同，这就阻碍了个体心情产生合目的性的内在感觉，审美思维便难以进行，作为本体性的文学就难以存在。所以，在宋儒那里，朱熹的所谓“文从道中流出”，所流出的常常是概念，教条，而不是文学。伦理本体与主体情感（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是理学论述的核心，也是理学的困境。理学家努力突破这一困境，心学因此诞生。在理学谱系中，心一直是一个重要范畴。张载提出“心统性情”，朱熹进一步解释说：“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
[11]但此处尽管将“性”，即道心纳入了人心，但心并未成为本体，本体依然是性。他努力弥合人心道心，认为“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12]但人心道心还是分裂的。心取代天理成为本体始自陆九渊。陆九渊认为，不是天理而是心才是本体。“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13]道心就在人心。“道未有外乎其心者。”[14]伦理精神乃人心固有。“仁义者，人之本心也。”[15]伦理本体就在人心，“心外无理”。伦理本体离不开人心，须以人心为基地。这里，主体与本体最终走向融合。将伦理本体从外在的知识转变为内心的道德自觉，这是理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到了王阳明则全面展开，伦理本体与日常生活情感、直接经验和心理感觉融为一体。其实在王阳明这里，本体的心也不等于人心，但它却不能离开人心。心作为本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与人的感性心理建立了直接联系。阳明曰：“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16]人的感知与伦理本体成为统一体，伦理本体与人的情感亦为统一体。阳明曰：“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17]这里，理论上是在提升人心入道心，但实践上只能滑向人心。阳明心学根本就不承认心外之理的存在。理学的立足点是道心，而心学的立足点是人心。原来在宋儒那里的伦理与内心情感的尖锐对立在阳明这里被消除了，人的情感得到解放，情感的自由度大大增加。而情感的自由活动是审美判断的前提，是产生愉悦感的前提，也是人的审美思维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所以，在王阳明这里，作为本体的心，内容其实还是宋儒那一套，还是人心道心。天理人欲并非不对立，但因其理论立场的改变，立足于人心，主体的能动性大大增加，情感活力加强，主体在反思判断的过程中，其感性常常会对本体观念中与之对立的内容进行溶解，甚至对伦理本体重新解释，使情感与伦理融通，形成圆融的审美境界。在情感的自由活动中，主体的合目的性的内在感觉就会产生。故此，阳明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18]王阳明认为，人情与伦理本体是统一的。性与情成为体用关系：“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19]于是，良知成为人情与本体的统一体，情感流行就是良知。即所谓“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
二、系列课程的整合优化
2010年，古代文学教学团队承担了青岛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课题组从已经开设的十几门课程中，选择了上述5门课程，并把这些课程的优化作为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对5门课程进行了重新整合，其目的是使课程能够形成一个相互照应、相互补充的体系，更好地发挥其整体优势。第一轮的整合优化工作主要依照如下的基本思路展开：一是重点选取了诗词、乐府诗（配乐演唱的歌辞）名篇，小说名著《红楼梦》，并从魏晋文化和佛教的视角切入，对相关作品进行导读。二是选择这5个专题，既与主讲教师个人的研究专长有关，也考虑到5个专题之间的密切联系。如唐诗中有不少名篇本身就是乐府诗，宋词原本可歌，与乐府诗有很多共性；乐府诗主要集中在汉魏至唐代；《红楼梦》与佛教关系密切；《红楼梦》中的诗词与唐诗宋词有继承关系，唐诗宋词名篇明显受到魏晋文化的影响，其中也不乏佛教禅宗的内容等等。因此，5门课程在知识和理论上，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在课程平台建设方面，有很多相互交叉的东西可以共享。三是建设5门课程整体设计、相互补充的课程平台。经过努力，我们现在已初步建成5门课程共同组成的联合课程网站。学生既可以登录任意一门课程的网站，又可以从该课程网站进入到联合网站，或进入5门课程中的其他任何一个课程网站，实现了课程网站之间的贯通。整合优化也对各门课程的一些具体内容作了必要的调整和修改。
我们不仅充分考虑了各门课程之间的互补和呼应，如原“唐诗宋词名篇导读”中涉及到的乐府诗全部放在“乐府诗导读”中来讲，“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中涉及《红楼梦》的内容，则转入“《红楼梦》导读”；同时，也根据个人科研的重点和特长，对各门课程的组成成员做了相应调整。至于不同课程在平台建设、课件制作、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也是整合优化中考虑的重要内容。这使得每一门课程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和提升。从而收到了如下几方面的良好效果：一是5门课程的网络平台，各自汇集了某一方面较丰富的古代文学知识和资料，并且都可以向选修其中任何一门课程的学生开放，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更广阔的知识、资料库；二是课程的联合建设，带来了主讲教师、教学内容、知识体系、教学思想及方法等方面的重组和变化，这对于课程的互相促进、教学效果的同步提高，均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三是联合课程组的主讲教师，在形成优势课程群的同时，也凝炼了学术方向，对教学和科研团队的优化整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果。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课程整合，把已经开设的11门课程也纳入到精品课程群的建设范围中。2013年，“《老子》导读”、“《金瓶梅》导读”、“《聊斋志异》导读”、“中国古文名篇导读”、“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等5门课程被批准为青岛大学校级精品课程。至此，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精品课程群达到10门。另有“中国神话与诗歌导读”、“《诗经》《楚辞》导读”、“《论语》导读”、“中国诗学导读”、“元明清戏曲导读”、“《文心雕龙》导读”等6门课程，也正在根据课程群建设的整体思路进行全面整合。课程群建设的目标是建成涵盖文、史、哲、文论、艺术、宗教等多领域的16-20门系列课程。
三、课程的内容、特色与地位
5门省级精品课程都是《中国文学史》基础课的延伸，也是我们在长期讲授的过程中，逐渐发掘、精心选出的5个专题。其中，唐诗宋词被称为“一代之文学”，以短小精粹、情韵并茂的优势，长期流传，脍炙人口；乐府诗本是配乐、配舞的歌辞，是表演艺术的一种，与一般徒诗相比，其特点极为明显；《红楼梦》则是中国古典白话章回小说的代表，自诞生数百年来，“红学”早已成为显学，学界向有“开口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魏晋时期是我国文化、学术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时的文人和文学也以其独特鲜明的个性，吸引了后代学者和读者的注意，20世纪初叶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对这个时期的文化和文学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化至今仍具有独特的魅力；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广泛影响到中国的文人和文学创作，荷兰学者许理和就曾写过《佛教征服中国》的名著。因此，5门课程讲授的文学与文化专题，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均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从总体上说，系列课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选取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的典型个案，立足社会、文化、宗教发展来分析名篇名著，通过名篇名著的重点导读，带出文化及典章制度的讲解；二是每门课程均有长期的科研作支撑，课程内容都与作者已完成或者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有密切的关系，在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方面有鲜明的特色。就现有5门课程的具体情况而言，也是各有其特点的。总体来看，这5门课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现对各门课程的特点分别举例简要说明如下：“唐诗宋词名篇导读”、“《红楼梦》导读”和“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是第一类。这3门课都是以广泛流行的名篇、名著，或学术界特别关注、一般读者也很感兴趣的魏晋文学和文化为讲授对象。这些课程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深受学生喜爱，很多高校也都开设了类似的课程。但我们的这几门课程都是建立在长期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因此我们的讲授思路和内容，在众多的同类课程中，仍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以“唐诗宋词名篇导读”为例。该课程立足中国诗词发展过程，以题材和主题分类选讲的方式，选取10类典型的诗词，重点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历史、政治以及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入手，对唐诗宋词名篇进行导读。每类诗词的导读，都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每一类诗词从先秦到宋词的发展简史，作出提纲挈领的描述，把握该类诗词类型化特点；二是在第一方面的基础上，对代表性的名篇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讨论该类诗词独特的艺术美与题材、主题及文化之间的特定关系。导读特别注意把诗学理论与具体作品紧密结合，深入浅出，力求讲出我们长期研读和讲授唐诗、宋词的真切体会，达到将知识、审美与思想融为一体的教学目的。
该课程的特点有三：
1.在按题材和主题对唐诗宋词分类讲解的大前提下，注意从文化发生、发展的角度，发掘诗词类型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对诗词类型化的共性特点作出文化学的解释。
2.注重在同类诗词发展历史中，把握诗词名篇在艺术创造上的独特魅力，从名篇讲解入手，把文学史、诗人生平、诗学理论及其他相关知识融为一体，力求对学生学习、理解、分析诗词起到示范作用，使学生能在深入浅出的诗词艺术分析中提高文化素养。
3.多年来，课程组主持完成的一批科研项目和成果，如“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中国早期文化与诗歌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宋词名篇导读》、《唐宋元诗词曲名篇解读》、《二十世纪以来先秦至唐代诗歌研究》、《周汉诗学与文学思想研究》等专著，都与本课程有密切关系。因此，课程能立足学术前沿，在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红楼梦》导读”侧重于小说悲剧意蕴、哲学深度和文化内涵的挖掘；“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从哲学、宗教、政治制度、社会现象、民间习俗、文人生活方式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等多角度入手，对魏晋文化与文学进行导读，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乐府诗导读”是第二类课程。这两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有一定的难度，开设这类课程的学校也不是很多。而我们的这两门课开设时间较早，系统性、前沿性也比较强。“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在介绍佛教文学起源、种类的基础上，对佛教基本教义、佛教在印度的发展、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佛典翻译文学、释氏辅教传说、僧人赞佛诗颂、文人护法文学等进行系统的讲解；并以谢灵运、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轼、李贽、袁宏道等涉佛较深的著名文人为例，对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一个特殊的侧面阐述了佛教与中国文人和文学的关系。这样的课程内容，截至目前为止，在全国高校中还不多见。
这门课也具有如下三个突出的特点：
1.把对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基本知识的系统介绍作为课程的重点。因为只有深刻地了解佛教知识、体会佛教的精神，才能明白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读懂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而这在一般文学史中是不讲的。
2.从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典型个案，包括佛典翻译文学、释氏佛教文学、僧人赞佛诗颂、文人的佛教文学作品等四大方面切入，并展开深入的分析讨论，对佛教与中国文学进行深入细致的讲解。既把佛教基本知识作为理解与佛教相关的文学作品的前提，同时也通过文学作品的深入解读，反过来使学生对佛教知识、教义及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获得更为感性的认识。
3.所讲授的内容与主讲教师的科研紧密结合。几位主讲教师从事佛教文学研究多年，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印佛教文学研究”、山东省社科项目“明代心学、禅学与文学研究”、山东省教育厅项目“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出版《晚明狂禅思潮与文学思想研究》、《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等著作；在《文学遗产》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诗法禅机，悟同而道别———谢榛与佛教》等论文，很好地保证了该课程内容的前沿性。“乐府诗导读”则紧紧抓住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在强调表演性、歌唱性的前提下，讲解乐府歌诗。其思路与以往把乐府诗等同于一般徒诗的做法有很大不同。我们已完成的“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已出版的《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等专著，均与课程密切相关。需要说明，本系列课程是《中国文学史》基础课的重要分支，而后者在2005年就通过了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的评审，其建设的经验对于本系列导读课程的建设也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在由笔者主持完成并获2005年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的“汉语言文学试点（本科）专业改革”省级教学改革项目（2002－2005）及我校汉语言文学省级品牌专业（2007）和国家级特色专业（2009）等教学项目中，本系列课程组的成员也都是主力，这为本课程的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也使本课程在长期建设及教学、科研的结合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本科教学中占有一定地位，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进
本课程涉及文学、文化、历史、哲学、宗教、音乐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以及诗、文、乐府、小说等多种文体。在教学方法上，每门课程虽有各自的特点，但5门课程也有不少共性，这是课程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也是我们在对课程群进行整合优化的过程中比较一致的体会。
其中，最重要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1.重视文学作品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文学作品与宗教、艺术，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之间的有机联系，把立足文学史和文化史阐发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作为最基本的方法和原则。
2.强调主讲教师必须以科研为基础，不断为教学增加新鲜内容，将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学活动，提高授课质量。为此，我们已经根据教学需求，制定了相关的科研规划与教材写作计划。随着科研工作的深入，讲授内容将会不断更新，始终切近和追踪学术前沿。
3.把培养学生理解、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作为重点，通过理论讲授、范例解读﹑个案分析、课堂讨论﹑学生登台主讲、名篇背诵、课外阅读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在教学手段方面，则尤其重视三点：
1.建设互动的课程教学平台，使课下阅读、讨论、答疑和在教学平台上提交作业、相互交流等学习方式，与课堂讲授有机地结合起来。每门课的课程网站都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不仅为学生课后的扩展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使得师生交流的时间在课堂之外获得了有效的延伸。
2.高度重视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作用。本课程除了文字表述之外，还使用了大量非文字的教学资料，如图片、音乐、绘画、影像等。主讲教师将这些内容制成课件，通过课堂上的使用，显现出良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3.通过课程网平台交流、答疑，课后阅读，及在考查、考试中突出文学经典阅读的比重，实现从课堂导读到学生自己阅读的扩展延伸，培养和提高学生读书的兴趣和能力。五、几点理论思考本课程群建设的实践工作，既是在特定的理论前提下完成的，同时也引导我们对课程群建设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其中，有些问题是我们在教学实践和研究工作中思考较多，或是有一定疑惑的。这里仅就其中最突出的三个问题稍作梳理，供同仁批评，也希望能得到方家知音的指教，使相关的理论思考进一步深化。
其一，高等学校传统人文学科教学体系与教学创新的矛盾问题。随着国家重视创新之指导思想的日渐深入人心，高校人文学科的创新也被频繁地提出来，与之相关的教学体系、课程设置等，则常常受到政策指挥棒的干预，尤其是在总体课程设置变化和学时数的双重限制下，不得不经常作出调整。有时候这种调整对原有教学传统的冲击非常大，以至于一些实行多年的好的教学传统不得不放弃。但实际上，人文学科，尤其是传统人文学科的课程，其内容与理工科课程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像中国古代文学这样的课程，所讲授的作家、作品的具体内容及其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大都已基本定型，不同的只是根据材料和观念的变化对之进行重新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一般来说不会对原有教学体系和课程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此，与中国古代文学系列导读课程相类似的大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比较而言，更需要的恐怕是在相对稳定的教学体系下，不断深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对于整体教学体系的大调整，则需要特别谨慎。即使不得不调整，也必须充分吸纳已有教学传统中的合理成分，而不可一味追求创新。
其二，人文素质教学与学生经典阅读的结合问题。在人文学科的学习和教学中，阅读传统经典，“尚友古人”，与历代各领域、各学科一流的名人对话，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就近年来各种有关读书的调查报告以及我们对大学生经典阅读的了解来看，目前大学生阅读经典的现状并不乐观。很多学生一年里读书的数量非常有限，即使凭自己的兴趣选修人文学科经典相关课程的学生，也很难系统地阅读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这一点我们在课程群建设过程中也有非常深切的体会，所以经典阅读实际上成了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一大瓶颈。在经典阅读方面有了突破，则学生的欣赏、写作和思维能力，都将得到有效的提升，“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就不再仅仅是一句空话。但问题是现行教学评价体系对此缺少应有的重视，这使得经典阅读在教学中不易落实。因此，要解决人文素质教学与学生经典阅读的结合问题，使学生人文素质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教学评价体系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环节。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课程教学的质量肯定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其三，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的相互促进问题。在高校里，这是个常识问题，似乎不值得特别提出来。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常常有一定的距离，甚至成为两条道上跑的马车。在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系列课程的建设中，我们对此有了更深切的体会。由于导读系列课程的选定，首先是以课程内容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为标准，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主讲教师在科研方面的积累和优势，所以，就这一系列课程而言，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是更为紧密的。如“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的主讲教师，其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魏晋文化与文学，近年其出版的《魏晋五言诗研究》，主持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汉魏六朝诗体研究”（2011-2013），都与课程有直接关系；又如“《红楼梦》导读”的主讲教师，其主持完成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红楼梦》与中国诗性精神研究”（2007-2012）、出版的《花魂诗魄女儿心：林黛玉新论》及发表的一批学术论文，也都与课程密切相关。其他课程也大多具备这样的特点。因此，这一系列课程的建设较好地做到了与学科建设的深度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