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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礼仪
中国人见面喜欢问对方姓名、年龄、单位及收人等。而西方人很讨厌人家问及年龄与收入等个人私事。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道，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打招呼用语，而若你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会引起误解。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通常表示谦虚，并有一套谦虚之词，像“惭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总是高兴地回答“thank you(谢谢)”以表接受。中国人用“谢谢”的场合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不常说“谢谢。”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 you"挂在嘴边，即使是亲朋好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如此。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往往放在一边，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说贪心)。而西方人收到礼物时要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中国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觉得难以对付。而西方人的习惯是:Help yourself，Please(请随便用)!中国人送客人时，主人与客人常说:“慢走!”“小心点!”等。而西方人只说:"Bye bye(再见)!""See you next time(下次见)!""Good night(晚安)!”
二、服饰礼仪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环的习俗。
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
国际社交场合，服装大致分为礼服和便装。正式的、隆重的、严肃的场合着深色礼服滩尾服或西装)，一般场合则可着便装。
我国服装无礼服、便服的严格划分。一般地讲，在正式场合，男同志着上下同质同色的中山装，或着上下同质同色的深色西服并系领带，配穿同服装颜色相宜的皮鞋;非正式场合(如参观、游览等)，可穿各式便装、民族服装、两用衫，配额色相宜的皮鞋或布质鞋。
三、饮食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对民族性格也有影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这就从形式上造成了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体现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虽然从卫生的角度看，这种饮食方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它符合我们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以改革。
西式饮宴上，食品和酒尽管非常重要，但实际上那是作为陪衬。宴会的核心在于交谊，通过与邻座客人之间的交谈，达到交谊的目的。如果将宴会的交谊性与舞蹈相类比，那么可以说，中式宴席好比是集体舞，而西式宴会好比是男女的交谊舞。由此可见，中式宴会和西式宴会交谊的目的都很明显，只不过中式宴会更多地体现在全席的交谊，而西式宴会多体现于相邻宾客之间的交谊。与中国饮食方式的差异更为明显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将所有食物一一陈列出来，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走动自由，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也表现了西方人对个性、对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扰，缺少了一些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
四、中西方教育形式的差异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
（一）文化的产生及内涵
由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生存环境、等不同， 导致了中西方语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从而出现了文化学习与交流的多种困扰因素。要了解和掌握两种交际文化的差异，必须先从文化谈起，按照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
（二）表现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Sapir在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一书中就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要真正掌握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的特定社会背景，中西方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差异
（1）西方人崇拜个人奋斗， 以个人取得的成就自豪。相反， 中国文化却提倡谦虚谨慎。然而， 中国式的自我谦虚却常常使西方人大为不满。
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No， no，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这种谦虚， 在西方人看来， 不仅否定了自己， 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
（2）在西方文化中，与“自我”（self） 相关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如“self-absorption （自我专注 ）、self-admiration（自我赞赏） 、self-cultivation （自我修养 ） ”等等 。西方社会盛行的是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强调个人自由 、不受约束。而中方文化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先利民，再利已” 的话语随处可见。
2、社会关系的差别
（1）称谓及称呼：英语中的称谓比汉语中要少得多。例如，cousin 一词，对应汉语的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等。汉语把表亲关系区分得非常严格，要说出性别，还要分出大小。而英语中的称谓不多，除dad， mum， grandpa， aunt， uncle 等几个常用称谓，其它的几乎不用。在英美国家，小孩子不把爷爷奶奶称作grandpa和grandma，而是直呼其名，这在中国人看来有违情理且不礼貌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常用于非亲属之间：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我们对母语是英语的长辈称“Uncle Smith”“Auntie Brown”，对方听了会觉得不太顺耳。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且后面不带姓，只带名，如“Uncle Tom”。又如学生知道teacher的含义是“老师”，也就相应地把“王老师”称为“Teacher Wang”。其实，英语中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汉语有尊师的传统，“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对人的尊称。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造成学生的简单理解：王老师=Teacher Wang.此外还把汉语中习惯上称呼的“唐秘书”“张护士”称为Secretary Tang， Nurse Zhang， 英语国家的人听起来感觉不可思议。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 Miss，Mrs.等。
（2）在美国，父母以及未成年孩子，称之为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子女一旦结婚， 就独立生活，父母不再资助子女。这种做法能培养年青人自力更生的能力， 但也疏远了亲属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 传统的幸福家庭是四世同堂，家庭成员互相依赖帮助， 密切了亲情关系。然而， 这种生活方式不利于培养年青人的独立能力。
3、社会礼仪的差异
中国人大多使用“吃了吗？”“上哪呢？”来打招呼，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切感。可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会令对方感到尴尬，甚至不快，因为西方人会认为对方在询问他们的私生活。在西方，日常打招呼他们只说一声“Hello”，“Morning！”或“Good Afternoon”就可以了。而英国人见面会说：“A nice day， isn’t it？”
在中国，菜的样式千变万化，又非常讲究色香味的搭配。而欧洲人只讲究其营养的搭配和保护。中国人殷勤好客，敬酒让菜，西方人常觉得太过热情。西方人的习惯是：“Help yourself， please！ ”中国人送客人时常说： “再见， 走好啊！ ”“慢走”等。而西方人只说：“Bye！ ”“See you later！”
4、社会习俗的差异
中西方人接受赞扬、祝贺时的反应也有明显区别。中国人听后会说一些谦虚之词，而西方人则会毫不犹豫地说：“ Thank you”。根据西方人的习惯，当他们赞扬别人时，总希望别人以道谢或接受的方式作答，否则他们会误解为对方怀疑自己的判断力。而东方则比较谦虚、谨慎，即使心里非常高兴，也不会坦然接受对方的赞扬。 又如发表学术文献或论文，汉语文章的标题往往有表示谦虚的字眼。如“浅谈…”、“试论…”等，而英语文章的标题常常直截了当，不加修饰，如“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学与技术》） 。
5、生存环境方面
英语中与水产、航船有关的词语非常多，如“ fish in the air （缘木求鱼 ）、an odd fish（怪人）、miss the boat （错过机会）”等。汉语中这类词语就少得多。原因在于英国四周环水，航海业发达，所以多此类词语。而在中国只有沿海地区才有渔民结网捕鱼，所以该类词语相对较少。要表达“用体力负运东西”有：“扛、挑、担、抬、驮”等。在英语中却只有carry来泛指这个动作。汉语中我们会遇到“像老黄牛一样干活”、“气壮如牛”等词 ，英语中要表达同样的意思，会说“ work like a horse， as strong as a horse”。
6、方面
汉英语言中涉及宗教的词语数目庞大，如“天公”、“阴阳”、“菩萨”等。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反映，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词汇是两个民族宗教观念迥异的写照。隋唐之前，儒道两教在中国居统治地位，汉语中涉及宗教的词语多与此相关，如“太极” 、“道”等；隋唐时期，佛教传入，大量佛教词语随之而来，这样儒、佛、道三教在中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隋唐时期，大量佛教传入，大量佛教词语随之而来，其轮回报应的思想被儒道思想所接受并被消化。这样儒、 佛、道三教在中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在英国，则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该教于597 年传入英国。在随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量与此相关的词语陆续汇入英语行列。这里既有古英语时期由拉丁语渗入英语的词 、如angel （天使 ）、monk （僧侣 ） 等，又有中古时期从法语借用的词 ，如 religion （宗教） 、dean（教长） 等，还有现代英语时期从其他外来语中借来的大量的词，结果英语中涉及宗教的词语远比其他语种来得多。
7、历史典故方面
典故是每个民族日常交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常在不自觉间运用出于各自民族文化遗产的典故，比如中国人会说，"真是马后炮"、 "原来是个空城计啊 ！ " 西方人则会讲 That all Greek to me.（我对此一窍不通。） 、He’s a Shylock （他是个守财奴） 。一谈用典，对对方文化了解不多的外国人大多感到相当费解，显然这是因为各民族以化遗产不同的缘故。中国人的典故多源于《红楼梦》等古代四大名著、民间传说神话以及中国传统的体育娱乐项目，如象棋、戏剧等。前两个例子一个来自中国象棋，一个来自《三国演义》。而西方人的典故则多出于莎士比亚戏剧和以后英美文学中的许多其他人物或名称、希腊、罗马神话、《圣经》中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传统的体育项目，如美国的棒球、橄揽球等。后两个英文例子便来自莎士比亚戏剧。
二、英语教学目的
英语教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学习、研究语言本身，还是掌握语言这个工具？英语教学的目的是要打好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进行严格的听、说、读、写训练的基础上，培养为交际初步运用外语的能力。而交际能力离不开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的了解，学习一种语言必须要学习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外语教师从第一天起，就要随时注意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东西方的两种交际文化的差异，应把这种识别和介绍与语言教学同步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培养我们学生真正具备交际能力。
三、在英语教学中融入文化教学
在学习、使用外语时，教师要培养学生具有文化意识，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蕴含。教师应适当拓展有关中西文化差异的渊源，以解释这种差异的现象的由来。
（一）从英语词汇中探究文化涵义
英语词汇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涵义，在教学中，我们要注重对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的介绍，防止学生单纯从词汇本身做评价。可适当扩展知识内容，顺便讲一些相关的外国风俗习惯等。
（二）教师鼓励学生自发寻找和积累英语国家的文化素材
教师要给学生提供一些了解英语国家文化的途径和渠道，如创造一个文化语言环境，开展一些语言实践活动；可收集和利用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获得较为直观的文化知识和风土人情；利用电影电视引导学生观察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情况等。这些都有利于学生体验和感受英语国家的文化，强化学习西方文化的意识，其用英语思维的能力也会相应提升。
综上所述，语言是社会的产物， 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它凝聚着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社会意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人类社会所有的特征。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 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有相当大的文化差异。教师应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 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教育的效果和质量，使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正确运用语言。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中正确运用语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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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中，饮食被解释成“吃的和喝的东西”或是“吃东西和喝东西”。在英文字典中，饮食被解释为“foodanddrink”即“吃的和喝的东西”或者“biteandsup”即“吃东西和喝东西”。总的来说，有关“饮食”的解释，无非是“吃的或者喝的东西”，或是吃喝的动作。但真正的饮食并非如此简单，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人们已经不再仅限于填饱肚子，而是为享受美食而“饮食”。因此，饮食本身就上了一个层次，人们已从普通的吃，上升为吃什么？在哪儿吃？如何吃？不同的吃法会体现不同的饮食文化。中西方对于饮食的观点、态度和饮食的内容、特点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文章将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及产生此种差异的原因。
一、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
（一）饮食礼仪
中餐，主要体现一个“让”字。在中国的宴席上，后辈或小辈习惯等长辈、主人家入座后，才开始用餐，从而表现对主人或长辈的敬意。同时，主人一般会先给主要的宾客夹菜，并邀其先享用。西餐中的礼仪体现在“美”上。整个食用的过程，不但要美味，更要让食用者对其所食用的食物，有赏心悦目的感受。食用者衣着整齐，最好穿礼服，并且要求食用时的坐姿端正。
（二）饮食观念
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也体现在社会心理、价值观、民族习俗方面。就请客吃饭来说，对于中国人，“共享”是其主要方式，一群人共坐一桌，共享桌上的菜肴，最后的结账也是争相买单。但归根结底，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总结为一个“合”字。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请客吃饭在他们的思想中是每人一份，并且各付各的单，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同时，西方人不像中国人，一盘菜可以同时几个人一起享用，西方人用餐，往往只吃自己盘中的食物。
（三）饮食对象
西方人认为菜肴是充饥的，所以专吃大块肉、整块鸡等“硬菜”，有部电影就有场景是关于，外国士兵为了保持营养的不流失和自身的强健，而生吃大块刚割下的牛肉，不仅益于人体某些微元素的吸收，也利于锻炼牙齿的咀嚼力。在中国人的菜肴里，素菜是平常食品，荤菜只有在节假日或生活水平较高时，才进入平常的饮食结构，所以自古便有“菜食”之说，菜食在平常的饮食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四）饮食性质
饮食观念的不同，使西方饮食倾向于科学、理性，中国饮食倾向于艺术、感性。西方饮食习俗的着重点仅仅是原始的饮食实用性的延伸；而中国饮食习俗中对味的偏重，就把饮食推向了艺术的殿堂。
（五）饮食餐具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同样也体现在饮食餐具上，中国人使用筷子，西方人使用刀叉。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人民崇尚农耕，直到现在为止，中国人用餐喜欢用圆桌，也称八仙桌；吃饭用筷子夹，体现和气；而西方人一般用方桌，并使用刀叉，刀叉却给人一种带有杀气的野蛮气息。
二、产生差异的缘由
（一）传统文化
早期中国文化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很大。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南部，西北面是茫茫的沙漠、草原和戈壁，东南则是茫茫的大海。中国文化的温床——黄河流域，土地比较肥沃，但是气候条件比较恶劣。
西方文化的童年时代——希腊文明，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形成了希腊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特有的文明。为了获取更多资源，人们必须努力探索自然的奥秘，这种对自然界的探索欲、征服欲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诞生，理性成了西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人也不断地认识自己。
（二）生活环境及习俗
在中国，集体主义，是主导价值观。而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强调个人主义，重视个体的价值与尊严。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也体现在了饮食上。在中国，价值观所导致的饮食差异反映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中国人之间相互询问的那句“你吃过了吗？”；通过吃可以交流信息，表达欢迎或惜别的心情，现如今的吃，不仅仅停留在原有的交际功能上，已转化成对社会心理的一种调节。
而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饮食仅仅作为一种生存的必要手段和交际方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由低级到高级划分为五个层次，饮食则被划分在第一层，“吃”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是起到了一种维持生命的作用。
三、结语
中西，就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就表现了两个大派的不同文化，而饮食在其中，也占据着重要位置。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国家间的交流也变得愈发的深入，中西餐桌礼仪文化也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与补充。中餐开始注重食物的营养性、健康性和烹饪的科学性；餐桌礼仪也趋向文明性、科学性。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中西餐桌礼仪的差异，餐桌礼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生活习惯的反映，而生活习惯的形成又不是短时间内可得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沉淀和延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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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观念不同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西方家庭结构较为简单，基本为“父母———孩子”的二元结构，多数老人在经济独立或者有自理能力时采用分开居住的方式，老人更愿意从精神和荣誉上给年轻人以指引，而很少从金钱、体力上给年轻人以帮助。而青年人认为自己代表着希望，如果跟老年人长期住在一起将会在荣誉、自尊、能力方面受到损害，因此也不会轻易组成老少几代、亲戚朋友的大家庭，这是西方社会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产生了西方文化礼仪的特点，对于西方家庭，成员被视为平等的主体，每个人有平等的发言权，因此，可以看见西方的孩子直呼祖父母的名字，而这一点在中国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才是家庭幸福和家族兴旺的标志，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中国家庭的结构属于“老人———子女———孩子”三元结构，家庭成员在一起居住和生活，在家庭中年轻人对老人的尊敬和服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家庭尊重老人的经历、付出和指挥，老人在家里有特殊的荣誉和特权，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中国家庭有彼此支持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这使得中国家庭更加重视自身的修为，避免因自身的不足和缺失，给整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带来损贬，这就使中国家庭成为成员共同认可的单位，因此，中国家庭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荣誉感。反映在中国文化礼仪上，中国更加注重“尊老爱幼”，遵循在礼仪上突出秩序，在秩序上强化尊重。
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不只是局限在市场经济中，还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艺术，电影在各国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也日渐凸显出来。而随着西方电影的引进，尤其是美国电影的进入，让我国的电影翻译工作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电影是将多种艺术手段融为一体，传播文化，抒发感情，展现出社会形形的文化生活，让观众在精神上得到享受。随着各国家地区人民文化交流的频繁，电影翻译起到的文化传递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由于每部电影都承载着原国家的民族文化内涵，因此在电影翻译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文化差异的体现。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保持原国家的语言与文化，要尽量翻译出原文的内涵，并且被我国观众更好地理解，而这些是我们翻译工作者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文化的审视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加强，许多研究学者都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国家相处原则，也就是说不同地区的民族可以坚持着自己民族的特征与习惯，但是又不能相互独立存在。曾经以色列学者提出的社会多元化理论诠释了这种民族文化共存的局面，认为全球的文化能够相互交叉与部分重合，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由于我国是一个具有多民族的文明古国，传承着几千年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在清朝末年，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被动的局面下与西方国家的文化频繁交流。清政府通过翻译来与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斯皮瓦克说过，“如今的后殖民评论家难以回避的两大难题：既要去摆脱了传统西方模式的影响，还需要达到非边缘化的目标，那么西方国家的惟一选择就是通过自身的语言与西方的解构策略来减少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
不管是各民族之间的边缘文化抑或是中心文化，在如今的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各民族都存在着互相交流与沟通的需求，这是发展民族文化的惟一途径。新时期许多西方国家将自己的文化侵入中国，这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撞击。而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局面下，翻译工作也成为两种文化交换的重要途径，例如汉语中出现的许多外来词汇，可口可乐（Coca cola）、猫（modem）、模特（model）等，涉及各种领域。
美国文化学家Gutt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能够依靠“不同语言的相似性”，然而我们在翻译中的许多语言并没有太多的相似性，差异的地方偏多，所以研究学者认为，如果直接翻译来保存源语言中的全部语言特征的结果就是“保存源语言特征来让翻译者为读者引导原来交际者想表达的交流线索”。
二、电影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特征
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电影翻译工作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翻译的主要任务就是能够忠实地去表达原来电影中的内容与内涵。而新时期中西方大规模的电影文化交流趋势也让我国的电影翻译工作面临了巨大的挑战，电影翻译是否恰当得体，能否让观众们容易理解电影内容显得十分重要。而中西方国家观众的不同审美观念直接影响了翻译工作的形式，电影的翻译工作不只是普通的文学翻译，而且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过程。我们要针对观众来再现原电影的审美效果，并且符合接受国观众的审美理念与文化特征，进而获得最佳的审美效果，让观众流连忘返。
（一）电影中的审美价值及特征
人们的审美活动包括思维、情感等多种活动，而电影翻译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与审美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翻译工作就是审美活动，包含了一定的审美价值。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两地区的受众也存在着一定的审美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无为本，认为一切美感都是与生活相联系的，美学理念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人们在生活中就能提炼出美感。而西方国家是以有为本的，认为审美是要在生活之上，与社会生活具有明确的界限，而这种审美理念是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的核心之处，我们应当去把握住这种精髓来研究电影翻译工作。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映的英国电影Red Shoes被翻译成《红舞鞋》，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英国的一个跳芭蕾的女孩难以对事业与爱情做出正确的选择，只得选择结束生命的悲剧。虽然我国翻译工作者翻译成《红舞鞋》，能够准确地翻译出电影名称，但是却难以看出深刻的寓意。到了80年代后期，人们将Red Shoes翻译成《红菱艳》，翻译者将英国女演员的红色的舞鞋比喻成为我国受众都知道的红菱，因为红菱虽然生活在污浊的泥塘中，但是却冰清玉洁，娇艳动人，尤其是红菱弯弯的角，就像是我国古代女性悲惨的三寸金莲，而这与电影主题不谋而合，可以说《红菱艳》比《红舞鞋》更加能够体现出这部电影的内涵与意境美。风靡一时的美国电影Home Alone被我国翻译者翻译成为《小鬼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小鬼是大人对孩子的昵称，表现出大人们对聪明伶俐、智勇双全的小孩发自内心的喜爱，而电影中敢与歹徒斗智斗勇的小欧文正是符合小鬼的形象。“当家”指的是一个人能够领导全局，而电影中的小欧文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中与两个歹徒斗智斗勇，就像是一个勇敢的大当家的形象。所以电影《小鬼当家》将名称与内容统一起来，并且蕴含了我国丰富的文化内涵。
电影艺术是生活的再现，因此电影名称也包含了许多民族文化元素，我们需要遵循审美原则与文化原则，在翻译工作中尽可能地还原原国家的文化信息，并且用最为贴切的形式来对受众传递。如今电影翻译工作作为新的文学艺术形式，用自身独特的审美理念让更多的优秀的电影跨出国家的界限，让全世界的观众享受了视觉的盛宴，推动了全球的电影艺术发展。
（二）翻译工作的表达差异性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人们的表达与思维方式方面，中国人注重句子之间的意合，靠词语的顺序来表现内容；而西方国家的人们注重句子的形合，语句的结构严谨，具有较强的逻辑性。曾经著名的翻译学家傅雷说过，“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形式具有基本的分歧，中国人习惯综合考虑问题，重视语句的暗示、归纳与含蓄，而西方人注重分析，唯恐语句中缺少逻辑性”。虽然中西方的语句中都是基本的主谓宾结构，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思维差异性，所以在基本的句子结构形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英文语句的结构紧凑，词语之间的关系都会明确地表达出来，会使用较多的衔接词语。而汉语的句子多数简单明了，句子松散。动画电影《花木兰》词就具有这些特征：
1.Guard：Were under attack！Light the signal！有人偷袭，快点烽火。
2.Guard：Now all of China knows youre here.全中国马上传遍了警报。
电影中的台词十分简单，表现出故事情节的紧迫感，句子中“我们遭到了袭击，马上点信号！”被翻译成“有人偷袭，快点烽火。”翻译成这种四字的短语，并且加上了“快”字，突出了现在情况的紧急，并且让词句节奏对称，而且将信号翻译成烽火，让我国观众迅速理解。在句子2中，如果我们按照英文直译成“现在全中国都知道你来了”就显得力度欠缺，并且难以符合士兵坚毅勇敢的特点与形象，所以翻译成“全中国马上传遍了警报”就显示出果断的语气，并且符合电影表现的内容，还符合汉语的特征。
（三）电影翻译中不同文化的差异性
不同的语言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与背景，承载了这个国家地区的民族文化，许多地区的语言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信息，而不同地区的人们很难去理解其他地区的语言，所以我们正确翻译带有地区文化的语言信息就成为电影翻译工作的核心任务。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习惯，而这些不同的习惯都直接影响到语言的使用方式，中西方观众存在着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以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尽可能地帮助观众去理解电影中蕴涵的文化元素。英国电影《魂断蓝桥》在片头出现这样的配音：
Announcers Voice：At 11：15 this morning，the Prime Minister，speaking to the nation from Number Ten Downing Street，announced that Great Britain is at war with Germany.
翻译1：广播员声音：在今天上午十一点一刻，首相在唐宁街十号对全国群众发表了讲话，宣布了英国与德国正处于交战的状态。
翻译2：广播员声音：在今天上午十一点一刻，首相在英国首相府邸唐宁街十号对全国群众发表了讲话，宣布了英国与德国正处于交战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个翻译能够翻译出原来电影画外音的表面意思，但是对于唐宁街十号并没有进行背景性的补充说明，许多中国观众不了解英国文化就会莫名其妙。而翻译者在第二个翻译中对唐宁街十号进行了地理文化的补充，让观众们了解到唐宁街十号指的是首相府邸，就能够更方便地理解电影内容。
三、结语
由于不同国家社会文化的差异，所以在电影翻译中必定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制约，因此在电影翻译中会深深印上社会文化的烙印，凸显出中西方文化差异。而在这种激烈的文化碰撞中，记录了社会的变迁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当前我国电影事业也在不断地发展，西方诸多优秀电影也不断引入我国，因此会带来更为激烈的文化差异的撞击。我们翻译工作者要融合两种不同的文化，立足于我国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在理解外国电影中的文化后与我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才能够做好具有艺术性的电影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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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碰撞在一起，并且相互渗透融合。而不同国家的人民也纷纷走出国门，体验不同的文化差异带来的新奇与快乐。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不同文化的碰撞除了带来新奇的感受，也带来了文化上的冲突。所以，了解各种文化之间的文化，避免文化冲突，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就从中西方文化差异上谈谈跨文化交际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交往原则和交往模式的差异
在东西方跨文化交际中，最典型的差异就是中国的集体主义观念和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在中国，人们对于集体有着非常强的归属感，一切交际活动都从此出发，中国文化向来也都是将家、国、天下放在首要位置，在危难时刻，个人甚至能够为了集体牺牲一切。但是西方的每个人都认定自身的唯一性和特殊性，交际的出发点也是个体本位，强调个人潜力、个人利益和个人目标。西方文化极力维护个人财产利益，鼓励人与人相互竞争。
在中国，人际交往中具有强烈的表面性，重视“面子”，衡量人际关系的标准是“不分彼此”，“同甘共苦”是传统美德，属于情感类的交往方式。而在西方，人们交往时更看中实用性，只要有利益需求就是朋友，人与人交往时，提倡AA制，公私分明，而且，西方人极其注重个人隐私，属于“工具类”交往方式。
二、交际时间取向的差异
交际时间的差异是指双方的时间观念不同。中国人的祖先在土地上年复一年的重复着劳动，使得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养成了重视过程的思维模式。而西方人则对时间的顺序有着偏执的强调。举个例子，在写信这件生活小事上，中国人习惯将地址写在前面，而且按照属于与被属于的关系从大到小排列，收件人姓名写在后面；但是在西方恰恰相反，需要将收件人姓名写在前面，地址按照属于与被属于的关系从小到大排列。
中国人做事喜欢寻根究底，并且对过去的事物怀有强烈的尊敬与怀念，喜欢从已经过去的事情中寻找教训与方法，尊崇祖先与老人。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也都追崇尊重传统、回归自然。这种文化现象使中国人形成了追求统一、稳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从一方面上讲，也有消极的意味，会导致办事效率低下。西方人对于时间始终有一种紧迫感，认为人可以征服自然，奋斗就能改变命运，变革就意味着进步。这种观念也使得西方人极少看中旧事物。比如在中国，“老”象征着智慧、资历和权威，在西方，“老”就表示体力与能力的衰弱。
中国人的时间观念缺乏紧迫感，万事“慢慢来”，体现在具体交际上就是很少提前预约、迟到等，“急”在中国人眼里是一种毛病。西方人对时间看得很重，往往会对有限的时间做出紧密的安排，做到时间效益的最大化，社会、生活都要按照时间准确执行，迟到会被看成不守信的表现。
总的来讲，西方人的时间关键具有计划性、办事效率高等优点，中国人的时间观念灵活性强，并且具有自由性。
三、交际语言的差异
交际语言的差异是跨文化交际中最直接最明显的差异。不同的语言对于相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和表达风格。比如在口语交际方面，西方人非常直接，中国人往往含蓄地表达自身的愿望，利用环境分为对交际信息进行补充是中国人的特长。这种交际口语的差异是中西方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氛围造就的。中国人注重集体，时间久了相互之间就能产生默契，往往不用说话就能被对方得知想要表达的内容，并且历史上许多政治运动也使得中国人相信“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而在西方，无论在什么场合，交流都是直奔主题。
在书面交际方面，汉语崇尚含蓄与意境，往往会多出一种言外之意，属于意合语言，在使用时，多种修辞手法和句式运用使得逻辑关系被隐藏起来，整体上有很强的模糊性和多样性。西方语言则以句式的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著称，属于形和语言，在使用时，多注重各类词语在形态上的变化，主从时态分明，用严密的形态表现语意信息和语法范畴。
四、结束语
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的交际风格，但是这种风格差异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经济、艺术、文化甚至婚姻的不断交融，已经越来越小。在跨国文化交际中，站在对文化差异宽容和认同的立场上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部分，才能真正实现中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
【参考文献】
罗马时代的艺术趣味十分繁杂，但缺乏哲学思辨。无论是贺拉斯还是西塞罗、昆提连、普卢塔克，其“诗论”思想均缺少深刻的哲学思考或逻辑背景。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的普罗提诺。普氏一方面向上衔接了古希腊的思辨传统，同时又把这一传统（主要是柏拉图的思想）带进了新的时代———中世纪。中世纪的“诗学”思想可以区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诗学”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极端形态复述了柏拉图的文学观念：除了《圣经》“文学”和赞美诗，世俗的文学几乎就是鄙俗欲望和诱惑的代名词，是不配在基督教的“理想国”里留驻的。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看来，“诗”，特别是“戏剧”，是“弄虚作假”的“伪造物”，而上帝绝不喜欢任何虚假。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约220）对戏剧的指控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上帝的眼中，一切伪造都是不正当的。伪造声音、性别和年龄的人，伪造爱、恨、叹息和眼泪的人，都无法得到上帝的赞许，因为上帝判定一切伪善都是有罪的。上帝的法规宣判，男子穿女子的衣服是应该诅咒的；那么，上帝如何审判扮演女子角色的男演员呢？”瑏瑣在这样的时代，当然不会产生专门讨论文学现象及其规则的诗学或诗艺著作。不过，对世俗文学持憎恶、拒斥的态度，不等于完全否认中世纪也有其文学观或诗学思想。姑且不说公元1世纪犹太人斐洛（PhiloJudaeus，约公元前20—公元50）通过寓意解经（Allegory）所生发的“文论”见解。即使是坚持以宗教宰制文学的圣奥古斯丁、波爱修、圣伯尔纳，他们的著作中同样蕴含了不少独特的“诗学”思想。而从12世纪开始的中世纪后期，一方面由于世俗精神日益侵入宗教领域，另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和亚里士多德之影响的推动，探讨写“诗”之“技艺”的“诗学”或“诗艺”著述不断涌现，蔚然成风。瑏瑤按照一般的看法，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在15世纪便已产生了，然而对于它的理论总结却一直没能包含于“诗学”之中。在“文学”的理论方面，仍然是以“诗”（启蒙时代以后，“抒情诗”已挤入最重要的文类之列）的研究为正宗。同时，18世纪“美学”在德国兴起，标志着哲学向感性领域的“入侵”。“美学”把一向属于诗学核心领地的“文学”本质、规律以及“形式”要素攫为己有，而使“诗学”沦为狭义的“诗歌”分类学。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思潮出现后，才算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应该追溯到索绪尔，在其划时代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做出了全新的定位，并以几组具有二元对立性质的功能关系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系统的诠释。其中，与本文题旨最为相关的一组关系便是关于符号之纵向聚合（paradigmatic）和横向组合（syn－tagmatic）的划分；“形式主义者”雅克布森把它们分别和两种基本的文学修辞手法———隐喻和转喻对应了起来，从而促成了语言学向诗学的转化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此外，索绪尔的共时语言观还直接造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文学观”。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具备了诞生的可能。而索绪尔关于“听觉形式的能指是于时间之中展现出来”的理论（即符号、句子和话语首先是叙事性的），则强有力地推动了形式主义者（包括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对叙事性文学（民间故事、小说等）的关注。瑏瑥这些新的方式不仅仅对“诗”才有效，而是可应用于一切“文学（语言的艺术）”门类，所以此种“诗学”实为广义之文学理论的代名词。正因此，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始，“小说诗学”、“戏剧诗学”、“电影诗学”等用法才大量地涌现了出来。综上所述，西方古典文化中的“诗学”一词，主要指“诗”（史诗、酒神颂、戏剧、韵文体的寓言等）之创作技艺及原理功能研究；20世纪以后，由于“形式主义”文论家的努力，它才被用于指称广义的文学理论，即对一切语言艺术的理论总结和研究。
2．“诗学”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及现代转换在古代中国，“诗学”一词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专指《诗经》研究，二是泛指一般诗歌的创作技巧和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诗经》早在先秦时期便被称为“五经”之一，西汉以来则成为官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故《诗经》研究的“诗学”实属经学，与《易经》学、《尚书》学、《春秋》学、“三礼”学等并行于世。《诗经》学可上溯至先秦时代，研究历史十分悠久，但是“诗学”一词的直接使用可能迟至唐代才开始流行。瑏瑦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李行修撰有《请置诗学博士书》的奏章，认为《诗经》具有“端本”、“垂化”、“兼听”、“兴古”之四重功用，故宜再置诗学博士以为当世立教。此后，专指《诗经》研究的“诗学”一词经常出现于文人笔下。“诗学”的第二重含义则较晚出现。该含义“诗学”的最早记载出自晚唐诗人郑谷所作《中年》一诗，内有“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一句。这里的“诗学”是指一般的诗歌创作技巧，与《诗经》学的内容全然不同。唐代开始以诗取士，诗歌创作的地位自然跟着提高了；故不只“诗格”、“诗式”、“诗法”之类关于诗歌创作技巧和诗歌自身特征的著作大量出现，而且这一风气还直接催生了“诗学”一词。宋代之后，此词开始流行，并在使用频率上远远超过了第一重含义。检索《四库全书总目》等资料，可以发现元明时期还产生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作，如较早的有元代“四大家”之一范椁的《诗学禁脔》（1卷），而同为“四大家”之一的杨载则在其《诗法家数》（1卷）中列有“诗学正源”一条。明代有黄溥的《诗学权舆》（22卷）、溥南金的《诗学正宗》（16卷）、周鸣的《诗学梯航》（1卷），等等。明人晁瑮所编的《宝文堂书目》、徐惟所编的《红雨楼书目》、赵用贤所编的《赵定宇书目》中，也都收录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述。总括而言，第二重含义的“诗学”一词包含了下述几层意思：一是指一段时期内诗歌创作的总称。如毋逢辰于大德十年所撰《王荆公集序》说“诗学盛于唐，理学盛于宋”，大诗人元好问多次指出“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瑏瑧、“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瑏瑨等等。又如，清代鲁九皋著《诗学源流考》，所论自战国至晚明的诗学变迁，其实正是历代诗歌的源流变迁。而上述“诗学”一概都是此意。二是指诗歌的创作实践与技巧。如南宋蔡梦弼著《杜工部草堂诗笺》称杜甫诗为“五百年”之“诗学宗师”，清人毕沅《杜诗镜铨序》评价杜甫诗“集诗学之大成，其诗不可学，亦不可注”，指的便是这层意思。这也是历代文人所云“学诗”之“学”的主要内涵。三是指对诗歌自身的理论研究。正如“诗格”、“诗式”、“诗法”之类的著述，“诗学”的这层含义的主旨本为探讨诗歌的创作问题，但在发掘主旨的同时也涉及了诗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故只是附带谈到的“一部分”。《诗经》学的对象当然是《诗经》，而一般意义上的“诗学”的对象也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明确地说，就是指文人所创作的五七言诗体，即它并未把赋、词、曲等其他韵文形式包括在内。20世纪以来，由于西学大量涌入，尽管有些学者仍然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诗学”一词（如黄节于1922年出版的《诗学》一书，其所指与鲁九皋《诗学源流考》一脉相承，也是叙述历代诗歌的创作演变），但是多数人在使用此词时已注入了新的内涵。如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内容包括中国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结构要素、作法、功能、演进等方面。另如，江恒源的《中国诗学大纲》（大东书局1928年）、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其内容则包括了诗歌的体制、作法、基本理论等方面。这些著作均含有较自觉的理论意识。此后中间经过大约40年的停顿，自1970年代开始，“诗学”著作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先是台湾学者的著作，如黄永武的《中国诗学》（巨流出版社1976年）、程兆熊的《中国诗学》（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接着是大陆学者的更多著作，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王先霈的《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余荩的《中国诗学简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等等。与传统“诗学”著作主要强调诗歌的创作与技巧不同，上述著作所注重的都在诗歌的理论方面。
有学者提出，这一内涵只是“诗学”的一部分内容，“中国诗学”应包括诗学文献学、诗歌原理、诗歌史、诗学史和中外诗学比较五个方面的内容。瑏瑩很显然，这里的“诗学”还只限于“诗”的体裁，未曾包含小说、戏剧等，故仍属狭义的诗学范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用“诗学”来指称广义的文学（语言艺术）理论，从而达成其蕴含的现代转换，这是在比较文学学科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之后才发生的。3．作为“文学理论”的诗学及其在中西文化系统中的“知识”定性与定位以诗学来指代“文学理论”，很显然是近代便已发端、而后日益得到强化与普及的“知识”西方化的一个结果。毋庸置疑，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其分类、定性以及架构的方式完全由西方提供。这一局面，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我们能够做的，便是努力争取在西方的构架视域下重释古代的传统，使之在追求分界明晰精确之现代知识的洗礼中得到新的展现———也许这是更加醒豁的展现。那么，何谓广义的诗学呢？就其字面含义来说，可以界定为“关于一个文化系统里面的诗性言说之研究”。“诗性的言说及其研究”就是诗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基本“知识”定位。但若要进一步追寻“何谓诗性的言说”（如九缪斯的各自属性，实与诗性的功用相关），则必须弄清楚诗学的“他者”。按照西方的经验，这个“他者”就是“哲学”。“哲学”的内核是什么？就是概念的思维以及由概念关系组成的各种命题世界。诗学的边界，即由此一“他者”划定。瑐瑠以下试从与“哲学”的诸重差异来寻求“诗学”的边界：其一，哲学思维追求普遍性（要求摆脱具体性和个殊性），是概念的思维；而诗学的对象是个殊性的事物（主要内涵是鲜明生动的语言形象及其独特个性化的呈现方式），故诗学作为“理论”具有显而易见的双重性与中介性：一方面要求使用概念来追寻普遍共性（摆脱个殊性），另一方面思维的对象恰恰就是个殊性。所以，诗学是一种具有诗性内涵的概念化思维。其二，哲学的思维由“灵魂”中的理性部分来掌管，思考的对象则是“实体界”（概念、范畴、命题构成的抽象世界、“真实界”）；“诗人”的领地被划定在“与真理隔了两层”的感性领域（经验世界），变化不居，长期被哲学排除在对象之外。“诗人”说话，无法自作主宰（自主是理性的特权），他们必须被夺走了理智才能够代神说话（柏拉图）；而亚氏重新给予诗人的理智也只能限于用韵律、节奏或形象去“摹仿”必然或可然的事件（action），而非用概念来揭示事物的因果关联。总体而论，“诗人”要服从“哲学家”的管教。其三，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因果关系（就古希腊而言，尤其是指基于几何学的因果推理关系）；而诗性思维是类比关系。前者是线性的时间先后关系；后者是共时的空间并存关系，依赖想象、联想、隐喻、形象、幻象、虚构或比兴等方式将构成世界的诸因素联结成一整体。
其四，哲学的核心（理想）是求“真知”的认识论。“真知识”是清楚明晰的，不容含混与争议，所以哲学的思维首重“界定”：在求知之前，必先划定边界（定位）、确定对象与范围。诗学的核心是“求美”（延伸地说，亦可以“美”求“善”），它的“对象”往往是鲜活灵动的生命整体，彼此之间难以进行部分与整体的范围分割；一旦予以切割（如用显微镜透析树之叶片），则从显微镜所获取之叶片的“知识”与作为树之整体的“美”之间势必丧失原有的生命关联（不再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其五，哲学的言说以概念和命题为枢纽，因果推导或辩证思维是其展开的主要动力，所以，即使是对话体或诗体的哲学，其形式特征与语言策略也与“诗学”有鲜明差异。相比之下，“诗”（广义）的语言策略更加偏重形象思维或直观领悟，以富有节奏感、韵律感、色彩感的语言来“观物取象”是“诗人”的独特天赋。很显然，上述归纳奠基于哲学与诗学的对抗关系（这一关系在西方的文化与思想演变脉络中起伏穿插，从未真正消停过）。瑐瑡应该指明的是，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哲学”，在中国的传统中也找不出“文学”或“文论”的对抗性的“他者”———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其他的什么“学”。如最具有文学性的《诗经》长期就是经学———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而最具艺术性的音乐和舞蹈则与礼仪同构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乃贵族宗法社会，宗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集体的我”），宗族之内等级森严，需要最严格、最繁复的礼制才能维持其秩序，但在知识领域却未曾建构出上下高低有别的层序系统。作为“知识形态”的王官之“四教”或“六教”，其内容各异，相互补充，彼此没有高下之别。
诸子之术兴，始有严整精密的体系之言，其中各自皆有总持全局的纲领与枢纽（如儒家之仁义、道家之自然、墨家之义利），但此纲领与枢纽之体（总德）并非超绝于众德之上，而自成一孤悬纯粹之“一”（如前述西方文化之元素、原子、原型等等）。相反，即凡即圣、体用合一、道器不离、通变相随，是先秦学术与思想的共同仪轨（将两者关系处置得恰到好处，便是时中）；总德与众德之间，也是类似的关系。故先秦时期诸子之相互争讧，往往只辩其是否整全（合乎天道）与偏曲（偏离天道），而不论其知识性质（思维层次）之高下优劣。与此相应，中国的“诗学”与“哲学”（“文”／“道”）关系，虽然亦有以道立文、道“干”文“支”之序次（原道、宗经、征圣以及“文以载道”、“依经立义”诸命题皆缘于斯），但是两者之间并无思维品格上的优劣之辨，相反，中国古人常常追求两者间彼此浑融合一。这种合一就是文与道的整全，否则就是偏曲（“文人”之所以被赋予贬义，就是指处于有“文”而无“道”的偏曲状态）。从文道合一的角度，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中国的“哲学”同时也是“诗学”的，道家如此，儒家如此，其他诸家也都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还怎样让中西诗学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还是只能听凭双方独自显现、各说各话？如前所述，以西释中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宿命。可以说，如何应对西方与传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换的一体两面：中西文化互为“他者”的相互否定与相互肯定，能够推进并促成中国文化的重新建构。诗学亦然，因为诗学与文化本来就盘根错节、相互交缠。因此，倘要使用西方“诗学”观———借助哲学的“他者”所建构的广义文学观———来重叙中国古代诗学，就需要把古代知识系统的构成要素、性质功能以及结构关系做全盘的重整与重释。
二、比较诗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反思
诗学层面的中西比较由来已久，但学科意义上的比较与建构应该始于现代。瑐瑣自王国维以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艰苦探索已经缔结出丰硕成果：钱钟书的《管锥编》以及一系列论文，整体而言依然是后辈鲜能抵达的高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专题性更强的著述相继问世，则将诗学比较往深处做了较为显著的推进，代表性成果如《中西比较诗学》（曹顺庆著，1988年初版）、《比较诗学体系》（、童庆炳主编，1991年初版）、《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杨乃乔著，1998年初版）、《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余虹著，1999年初版）、《比较诗学导论》（陈跃红著，2004年初版）等，至今仍然富有启迪性。王国维所做的尝试最近受到罗钢一连串的质疑与重估，但笔者以为王氏在本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他把美学与文艺理论置放在与哲学、伦理学的相互关系中定位、了解，使得“通西洋之哲学”与“伦理学”成为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王国维根据康德、叔本华以及尼采的学说来建立了解此三者关系的知识架构，即在哲学、伦理、美学三大领域之下确立：理性、悟性（今通译“知性”）、感性三种能力，超验、经验两重世界，抽象（先天而普遍）、具体的认知“形式”，直观、概念的知识类别，主观、客观的事物性质等知识层级。美学在此构架中处于连接哲学与伦理学的中介位置。也就是说，美学（含文艺理论）的性质兼具认知的普遍性与实践的特殊性，美同时具有认知（真）与实践（善）的功用。对于美学的这种认识与定位，在比较哲学、比较诗学的具体展开别重要，因为它能够作为一种学术参照清楚地反衬出中国美学（含文艺理论）在中国固有知识体系中的不同定位、性质和内涵。
如果从中西方的文化起源开始追溯，通过宏观而理性的比较会看到，中西方在各种文化现象、形态和成果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中国一直是以大的群体文化作为依托，强调人在社会上的人际交往关系，也就是中庸之道所主张的“他律性人格”，对待重大事情都不做出明确选择，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既明哲保身也不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西方人则注重自我的内心感受，对新鲜的事物都会充满好奇，是典型的行动派。
一、文化与人格的辩证关系
1.中西主体内涵不同。一直以来，自我都是人格主体的主要部分，而对自我的阐述也存在区分，即：内在自我、人际自我、社会自我。中国长期以来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到现在还有许多伦理道德观依旧被人们保留和接受。中国人在集体社会中都会将人际自我放在首位，在对自我人格塑造时，注重考虑别人对自己的设计，看重共性多于对个性的发展。因此，价值观中的“仁”要远远大于“私”。而西方社会则恰恰与之相反，内在自我是每个人人格的核心部分，尊重个人的个性发展，很少受到外界因素干扰，内在的自我成为支配人际自我和社会自我的关键因素。2.形成性格特征的动力不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西方之所以会存在性格特征上的差异，就在于其文化起源的发展动力上的区别。也就土地和海洋文化的区别。中国是在陆地上发展壮大起来，一切文化都深深植根在大地之中。在传统的社会中，中国人民就存在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因为肥沃的土地为人民满足了人们一切的需求，农业尤为发达。但正是由于这种农业经济的制约，在天灾往往无能为力，只能任其发展。这也就是中国人身上所普遍存在“宿命思想”和巨大的坚韧性的来源。如果说，中国是“大地宠儿”，那么，西方国家则是海洋“骄子”。在海洋中求得生存，就必须要与海洋进行“搏斗”，要具备强健的体魄、敢于冒险探索的精神和强大的意志力。于是，在西方人的多次探索之中，证明了地球是园的，并不是中国人口中的“方”的。3.人格差异的外化。人格对于每个人的外在行为都存在驱动性，它决定了着人所追求的事物，也影响着人的价值体系的建立。以“仁义”为主导的和谐中庸社会价值观，在中国已经存在数千年了，所以中国人对事情的判断并不全在于对事实陈述，情理道德也对人存在着影响，处处充满“人情味”是中国人在遇事处理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法律就是中国人格最明显的外化，在利用法律处理事情时，证据不一定能决定案件的走向，人心的价值判断才是最重要的依据。而西方则是“冷血”的，西方人关注事实，注重真理。其行为准则不受他人影响，充分表达自己的期望，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这样以“内在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也存在很大的弊端，西方许多的校园流血案件的起因正是因为犯罪者标新立异，好走极端的人格。此外，在发明创造中也能充分体现中西方人的差异。中国人注重发明创造在生活中的使用价值，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表现出中国人保守的人格特征；而西方的发明创造在于追求独特，这样的行为则说明了西方人对个性上的追求。
二、文化融合下的中西方人格整合
1.正确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性。随着世界对孔子文化的推崇，中国的儒家文化在世界各地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观念也或多或少地发生了改变。这样的一种文化整合现象，让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整合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存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所以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进行有效的整合，取长补短，从而更好地对中西方人格的差异进行整合。人格本土化的提出主要是鉴于西方人格研究理论的术语中，存在与中国人民的观念的明显的不相容的结论。所以人格研究本土化要求中国对人格的研究要基于中国的实际，针对中国人所特有的心理和行为进行探究。也就是说在人类所具有的人格共性中，根据中国的传统、历史等因素发现中国人自身人格中所具有的个性，并以中国人的习惯对这些人格进行分析解释。对中西方人格的整合，是基于对中西方文化整合的基础之上的，是对“土地”和“海洋”人格中的优点的整合，为健康健全的人格树立更好的标准模板。由此可以看出，中西方人格上的差异是蕴含在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中的。但也正因为这样差异性的存在，才形成了两者文化和精神上的互补。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性，所以中国人格注重“人际自我”，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价值观，所以西方人格注重“内心自我”；中国人求实用，西方人重创新……两者之间都存在着优缺点，所以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整合就显得十分的有意义，不仅会对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促进功用，还有利于加快对中西方人格上的整合。
参考文献：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的交流也日益增多。除了口语间的交流，书面表达也成为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交流的重要方式。而英文写作，又是我国教学中的一个弱项。对中国学生而言，对英文议论文的写作常常感觉无从下笔。中国的论文构思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学生也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在写作英语议论文的时候也常用汉语的习惯来对整篇文章进行构思，相当于将汉语的议论文翻译成中国的议论文。虽然在语法方面没有很大的错误，但是却和西方文化相差较大，使西方对论文的内容感到匪夷所思，不能很好的理解。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而了解双方思维模式的差异，有益于思维模式的转变，以西方思维模式来进行英文议论文的写作构思，达到中西方不同思维模式的灵活运用。
二、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在中西方不同文化上的表现
（一）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在地域文化方面的表现
中西方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不同，在彼此地域中生活的民族不同，对同一个事物和事件的看法和态度也不同。中国气候四季分明，大陆性气候中夏天是最为炎热难熬的季节。而西方的英国夏天却是温和舒适的季节。所以，面对“夏天”一词，中国人马上会想象到酷暑难耐的样子。而西方面对“夏天”一词，就反应出一种舒适宜人的感觉。虽然这仅仅是地域差异中一个小小的例子，却折射出两种地域的差异性。地域的差异，带动思维模式的差异，就如同样是“夏天”，对其的感受却大相径庭。因此在英文的写作构思时，要充分考虑到双方地域文化的差异。
（二）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在风俗习惯文化方面的表现
中国和西方国家有着相差较远的风俗习惯。就如同“春节”和“圣诞节”，一个是属于中国的最重要的节日，一个是源于西方的重要节日。中国饮食习惯用匙和筷，西方则是刀和叉。中国崇尚礼仪，认为“左尊右次”，这一点对西方而言，是难以理解的。对各国而言，风俗习惯都是复杂的。不同的风俗习惯，影响不同的思维模式。在英文写作时，要尊重西方独有的风俗习惯。
（三）中西方思维模式差异在宗教文化方面的表现
人类文化博大精深，宗教文化是其总重要的一部分。不同民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崇尚的、忌讳的文化也不同。中国的以佛教和道教为主。而这并不存在于西方文化。西方崇尚的多以基督教为主。信奉上帝是最高的神。在文章写作中，对词汇的理解从方面来讲也不相同。龙是中国崇尚的图腾，象征着“高贵，吉祥和神圣”。而西方英语词汇中“龙（dragon）”仅仅是一种低等的爬行动物。由此看来，在英文议论文写作中，思维模式同样要注意西方的信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三、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在英语议论文写作过程中的表现
（一）写作中汉语和英语在词汇上的差异
汉语和英语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上有着不同的偏重。也因此，汉语中动词在句子中应用较多，而英语和汉语比较起来，用名词多于动词，比较静态化。所以我们在写作中，要想接近西方风格，就尽量用名词来表达汉语里用动词要表达的意思。汉语追求一种语言的韵律，内容结构间的协调。又包含很多修辞方法，一些意义重复的词语被多长使用。而英语强调的是简洁，流畅，具有逻辑性。西方国家的用词要求简明扼要，避免复杂冗长。这点在英语议论文的写作中要有足够的重视。
（二）写作中汉语和英语在句子结构上的差异
英语的句子中必须使用连接词，以体现句子的完整性。而汉语则着重于句子本身的意义。汉语句子本身不以主语为中心，而是以句子表达的意义为主题。而英语则是要求突出主语，不能将其省略。汉语中多采用主体的思维方式，常用人称来作为主语，运用主动语态。英语则对主体和客体有严格的区分，常用物称来表达事情，被动语态使用较多。因此，在英语议论文的写作中要注意句子结构的差别，避免汉语主题的思维模式对英语的句子完整性造成影响。
（三）写作中汉语和英语在文章篇幅章节上的差异
汉语的写作思维方式常采用引言慢慢引出主题，很少直接进入主题。中间内容逐点述说，最后结尾呼应引出结论。受传统中庸文化的影响，文章也常用辩证的方法，从正反两方面来叙述主题。而西方文化则更习惯于直奔主题，表明态度，突出论点。内容呈直线型展开，与中心思想紧扣，讲究因果思维。在章节段落中，汉语习惯含蓄的连接，没有主题句。而英语则习惯在每个段首都有一句提纲类的语言，其余语言都为之服务。所以在写作中要注意思维模式合乎英语国家的逻辑方式，阐明观点。
四、在英语议论文写作中减少中式思维模式的方法。
如何减少中式思维模式对英语议论文写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国西方语言写作中长期探索的问题。针对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性，提出以下减少负面影响的方法。
首先，应该加强英语语言的文化背景的学习，融入西方各方面文化的认知。除学习英语语言本身之外，对西方的自然地理，风俗习惯，人文风情加以了解。熟悉英语本身的语言背景。尤其重视英语的思维方式的锻炼，明确英汉两种思维的差异性，在写作中摒弃汉语的思维模式。其次，在写作中重视英文论文的结构和风格，做到论点鲜明，论证有力。不冗长，不繁杂，注重结构的紧凑。再次，充分利用范本来进行模仿写作，研究英语论文范本的结构，句型和词汇的运用，培养对议论文写作的兴趣，拓宽写作思路，锻炼英文的思维模式。同时多阅读英文资料，强化英文的思维模式，发现和学会英语议论文的写作技巧。平时注重英语思维的模仿练习，培养英语议论文的写作能力。对汉语进行准确的翻译，也可以为论文的写作积累更多的词汇和句子，满足对写作在实践中的需要。
五、结语
写作对语言方面涉及很广泛，不仅包括语言的表达，还有思维方式等多种方面的能力。英汉之间的各种文化差异，决定了中心思维模式的差异，极大影响了英语议论文的构思。在今后的英语议论文写作中，要增强文化间跨越的意识，减少汉语思维模式对英语思维模式的影响，写出让西方人民理解和认可的英语议论文。
参考文献：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各种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日益加强，与英语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更是日益频繁与广泛。文化交流、旅游业蓬勃发展，外国独资、合资企业数量增多，与国际人员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增多。同时，中国学生出国交流、深造的机会也日益增多。随着国际间的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英语，作为国际世界的通用语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的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是一件好事，然而，这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由于历史、政治、地理位置、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地区的文化的不同，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文化差异会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应意识到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忽视和改变的，应该接受这种差异，尊重和理解这种差异。在跨文化交流和处理实际问题过程中，避免出现文化上的冲突，从而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流。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在跨文化交际中，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则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文化群体中的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以及道德标准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英语的使用上，文化背景也起着相当大的影响作用，由于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很多中国人在与西方国家的人交流时运用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观念，思维模式，因而常常使得中西方交流时陷入尴尬的境地。总之，忽视中西文化差异的相关知识，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走入陷阱，而导致交际失败和尴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在我国进入WTO时代以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西方的文化，达到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因此，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对于与西方人进行跨文化交际是很有必要的，也可以避免尽量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文化冲突的发生。
（二）
关注中西文化差异的意义，首先，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英语语言的内涵，更好地掌握英语这门广泛运用的语言，更深入了解西方国家，更好地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建设祖国服务。第二，关注中西文化差异有助于解决和避免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冲突，从而更好地融入世界，让外界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国家，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更大地发挥我国在国际上的作用。第三，关注中西文化差异有利于本国语言的学习。在学习中，通过对中英文化差异的比较，有助于学生更精准地理解和掌握汉语语言，加深对汉语文化的理解，这反过来又会促进我们对英语文化的理解。
面对越来越开放的社会，我们当代大学生在加深自身文化理解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尽可能多地主动理解对方的文化特性，努力把自己锻炼成具有多重文化能力、善于跨文化交际的现代人，在保持自身优良传统的同时，积极吸收外国文化中好的一面，使自己能够顺利进行双向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2］ 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北京：外语教学究出版社，1999年.
［3］ 闫传海，张梅娟：《英汉词汇文化对比研究》，陕西：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130-03
一、引言
中华民族有着独特的文化渊源，与西方文化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性，这导致了中西方思维方式和语言行为等方面的较大差异。一般来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具有非常不同的心理习惯，对于看似相同的语言表达，中西方民族也许有着颇为不同的理解和判断。这就是说人们在进行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各自所处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往往也起着对语言使用的制约作用。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导致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往往容易造成交际双方的言语误解甚至交流失败。
二、中西方语用原则文化差异的根源性
事实上，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发展，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变得日益频繁，英语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主要的通用语言，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学习英语的大潮之中来。但是，在我国，由于英语往往是作为一门外语来学习的，很多人对于英语的学习往往更多的停留在英语的基本表达上，即使已经说出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口语，但是，由于人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尤其是对英语的语用原则掌握不多，导致了人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不够真正了解或者融入不到西方文化当中去，从而容易使得交流双方产生误解或者交流不畅的情况。因而，文化之于交流来说，显得如此重要，它就像计算机程序一样，对于人的思维和行动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人必须按照一定的文化原则来思维和行动，否则就会寸步难行。
中西方文化都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但是，它们的文化精神渊源却大大不同，从而使得双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1]，而西方文化却主张“天人相分”的观点，这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思想根源所在。此外，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族本位”的核心观念，而西方文化却宣扬的是“个体为本”的中心思想。但是，无论是东方的群体取向，还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取向，都会通过交际双方的言语交际行为表现出来，都会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气质和文化背景。应该来说，中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其实质就是两种文化进行相互斗争、融合与发展的一个过程[2]。
三、中西方语用原则的文化差异对比分析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语用学属于一种跨学科的语言实用学范畴，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们在特定场景中进行交际的时候，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的情况。换句话说，语用学研究的主要是超越了语句字面含义的意义，亦即话语意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要普遍遵守的两个基本准则就是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这两个言语交际中最为基本重要的原则中的合作原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著名的语言学家Grice提出的。根据他的观点，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为了使得交际能够顺利进行，交际双方都会自觉遵守合作原则。一般来说，合作原则包含了四个最为基本的准则，即质的准则、量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但是，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人们也会出现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这样，英国语言学家Leech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原则，即礼貌原则[3]。这种原则往往是在人们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情况之下产生的原则，即人们之间的交流需要通过礼貌原则来进行补救。由此可见，人们交际所要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之间是相互联系、交叉使用的。我们要尤其重视这种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语使用规则和原则，对它们进行仔细的对比分析和研究，尽量避免语用原则使用不当造成的交际失败。
一般来说，语用原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探讨的主要涉及的是广义的语用原则，它指的就是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中要遵循的具有指导性作用的原则，其涵盖面广，涉及的理论众多，它不仅包括了语言学原则，还包括了与实际语言运用紧密相关的修辞学、言语交际学、应用语言学等方面的原则和准则。应该来说，语用原则涉及的分支学科非常多，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交际双方必须掌握好中西方语用原则，才能够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事实上，语用学的发展时间并不长，属于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学科理论和体系等都不太完善。但是，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却非常需要了解语用学的相关知识。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即语用学提出了一定的指导性原则；明确语用原则是掌握语用学这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关键所在；语用原则是语用学这门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所在；研究语用学原则，是我们探讨语用规律的必由之路；研究语用学原则，也是了解语用学这门学科基本特征的突破口。无论语用原则具有多少的指导性、交叉性、层次性和独特性，我们都应该明确地分析其文化差异所在。
（1）中西方合作原则的文化差异
作为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要遵循的“合作原则”，最初是由美国著名的语言哲学家Grice提出来的。根据他的理论，人们在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为了使得交际顺利完成，交际双方都在遵循着某些会话准则，这就是“合作原则”[4]。一般来说，合作原则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基本准则，即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以及方式准则。前三条准则主要关乎“说什么”，第四条则关乎人们“怎么说”这个问题。应该来说，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会自觉遵守会话的“合作原则”，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尤其是自然、无准备的言语环境中，人们并不严格遵守合作原则。这并不是说人们故意违反该原则，而是为了要产生某种较为特殊的会话含义而不得已为之。这主要是因为影响人们交际行为的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合作原则产生于英语文化背景之下，因而，其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下来，不具有普遍性和可用性。那么，我们就需要牺牲合作原则而使用更加符合我们文化习惯的交际规则来进行言语的交际。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认为中国人往往说话言不由衷，常常不得不违背合作原则。究其根源来看，中国人是为了保全礼貌而牺牲真实性，但西方人宁愿保全真实性也不要合乎礼貌性。但是，它们的本质都是遵循了合作原则的，只是遵循的具体方式和手段不一致而已，这是因为交际双方的文化存在差异性。我们可以从语言交际的方面和非语言交际的方面来具体探讨中西方语用原则的文化差异。就语言交际方面而言，交际双方的初衷都是要遵循合作原则并努力配合的，但是，由于受到文化背景知识的影响或者出于某种现实的目的，比如说礼貌，交际双方常常会不惜牺牲合作原则来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尤其对于存在着明显差异的中西方文化来说，各自背景下的人们必然对如何使用合作原则有着不同的见解和行动。比如说中国人崇尚谦虚和内敛，而这有时在会话中却不得不违反合作原则。西方人更重视个性化发展，基本上能够遵循合作原则，但有时却让中国人感到难以接受。就非语言交际方面而言，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会话准则的取舍往往表现得颇为不一样。比如说中国人对于时间的概念并不那么严格，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往往却奉行严格的时间观。虽说这些并不是什么道德准则，但却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想要顺利进行交际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否则，将会导致交际的失败[5]。
（2）中西方礼貌原则的文化差异
由于人们在进行会话交际的过程中，也会经常出现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从而产生了会话隐含的意义。著名的语言学家Leech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人们为什么要违反合作原则来使得交际顺利进行，这就是著名的“礼貌原则”，它主要是出于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为了显示出尊重对方或者其他人而表明的自我形象和态度。一般来说，礼貌原则包含有六个方面的准则，即策略准则、宽宏准则、赞扬准则、谦虚准则、求同准则以及同情准则[6]。应该来说，礼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对于人们之间的相处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人们对于礼貌原则的侧重和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虽然说礼貌原则的产生和生长的土壤是英语文化环境，但是，它或多或少的也适用于其他各种文化，只是它的适应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西方这种礼貌原则的基础上，我国著名学者顾曰国也提出了专门针对汉语的礼貌原则，即与汉语文化有关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一套礼貌原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以及德、言、行准则五条基本准则。无论是西方的礼貌原则还是我国特有的礼貌原则，它们都是对各自文化背景的强烈反映。比如说，中国人在进行交际的时候，更为常用的是“贬己尊人”准则，因而，他们在进行祝贺与表扬、恭敬与谦虚的时候，往往表现得非常谦虚。而在西方人看来，他们往往是高兴地接受别人的赞扬之辞，然后表示感谢。他们认为中国人实则谦虚的否定行为却让他们感到不高兴，认为中国人不讲礼貌。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祝贺和褒奖的对象也不一样，中国人很少表扬自己的家庭成员，而西方人只要需要，他们却会赞扬自己的家人。在称谓方面，中西方语用原则也存在差异性。在中国语言中，有很多称谓形式本身就具有礼貌性质，但是，到了西方语言当中，却没有礼貌的含义了。比如说，中国人喜欢用“小+姓”的模式来表达对对方的亲切，但是到了西方文化中，却是不礼貌的行为，甚至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在中国，尊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之一，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老却并不意味着尊敬老人，而是表示无用。在西方社会中，人们不能随意地去帮助一个老人，因为这会引起老人的愤怒，而非高兴和感激。[7]还有，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为了求同和面子，有时甚至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讲“面子”。但是，到了西方文化中，其所说的“面子”并不完全跟我们所说的面子一致。在西方文化中，面子包含了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所谓的积极面子是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与喜爱，而消极面子指的是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即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约束和影响。比如在西方文化中某些“邀请”是不礼貌的，但在中国文化中，基本上没有把“邀请”这种行为列入不礼貌的行为之说[8]（P624、333）。
[参考文献][1]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M].in Grice， H. P.（1989）， or in Cole， P. and Morgan， J. （eds. ）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2]Hall，E.T. Beyond Culture. Garden City，N.Y.：Anchor Press，1976.
[3]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London： Longman，1983.
[4]Levinson，S.C. Pragma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5]高灵丽.汉英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冲突[J].洛阳工学院学报， 2001，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