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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课程理论置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固然可以超越现代课程理论，追求旨在保护文化自由的课程计划，但是，课程理论的后现代化也容易使课程理论流变成一种随个人文化兴趣漂浮的语言游戏，常常只是在传达一些人文价值理想，难以建立起现代课程曾经拥有的合法社会谱系；而且，由于缺乏田野作业作基础，这些价值理想同样可能成为普遍性的知识权力。最后，本文将从现代课程理论史上两大现实主义风格的改革尝试出发，探讨走出困境的可能方向。
一
皮纳(W.F.Pinar)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课程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范式转换”。过去，受泰勒的影响，人们以为课程理论的研究目的乃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捕捉那只决定课程开发的“看不见的手”。言外之意，与牛顿式的物理学可以科学地发现物体运动的客观规律一样，课程理论者也能够揭示课程开发的客观规律。只要掌握了客观规律，人类便可以根据它来处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混乱表象，使之朝有利于资本增长的方向演进。无疑，现代性的经济社会秩序自建构之初就以这种工具理性信仰作为发展的精神动力(Weber，1992)。
虽然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工具理性依旧是国家、垄断公司实施其政治、经济与社会行动的理论指南。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它的纲领地位却普遍地被后现代主义取代了。有些学者甚至还没来得及反思后现代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便匆忙地引进这一新理论框架。的确，谁能想到，凯恩斯、帕森斯、泰勒等等如雷贯耳的名字突然有一天不再起作用；谁又能预料到，原先只是一伙先锋艺术家和建筑师用以显示其背叛姿态的后现代主义竟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竟相讨论的主题，以至于可以用后现代主义来象征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文化逻辑。
身处后现代主义气息浓厚的学术背景中，课程理论工作者及其他教育学者自然也难以不“走人”后现代主义。比如，多尔之所以能够确立“不稳定性课程”的理论框架，便得益于参加了著名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主持的“走向后现代世界”的大型会议。多尔是位“敏锐的教育学者”，对后现代主义“观念革命”具有“良好的感受力”，并出色地“将其框架应用于课程领域”（多尔，2000，英文版序：I；原编者序：I）。
走入后现代主义之后，教育学者致力于更新泰勒主义的课程理念。在后现代教育学者看来，泰勒式的课程理论是在执行工业经济体制的教育意图，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可以概括为“技术理性主义”，虽然这一逻辑填补了基督教文化崩溃之后产生的信仰空缺，但这种逻辑却使得“所有关于教育、课程以及教学的理念……都指向唯一的作用，即要求学生在教育过程终结时必须掌握一种技能”，而没有考虑“被教育者通过学习，在耗费精力地学习课程改变自己的过程中，究竟带来了什么后果”。这里的评论来自一位德国后现代主义者。他进一步说，现代课程及教育是按照某一外在的功能标准来规训学生的学习经验，而全然不顾学生丰富的内在精神世界，所以是“功能决定形式”。与之不同，后现代文化教育则是“理念决定形式”，直到实现“人性的本质和圆满的生命”（彼得·科斯洛夫斯基，1999:8、42）。
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上述后现代教育学者的见解，而是教育学者走入后现代文化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方式，上述后现代教育话语本身是如何形成的？其对现代课程与教育的描述是否准确揭示了19世纪以来现代教育的实际状况？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与其说上述后现代教育话语是在对现代教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之后才形成的，还不如说乃是仅仅来源于后现代教育学者心中的那种价值两分的思维方式。言外之意，后现代教育学者在作出评价之前，并没有从历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等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考察现代社会某一地区、某一人群的学习经历及其复杂的行为关系、感受差异，而只需根据预先确立好的理论框架.即“现代／后现代”的价值两分，前者代表应被超越的“技术理性主义”，后者则代表某些新的应被推广的价值理想，便可以给现代教育定性，自然是一些消极的特性。
实际上，现代课程与教育的内涵远不是“技术理性主义”所能概括得了的。以博比特的课程开发为例，正如后现代教育学者不会明言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按照价值两分的逻辑推导出来的，博比特也没有称自己的文化逻辑乃是“技术理性主义”。他同样想让受教育者过上“健康”、“幸福”、“完满”的成人生活。在帮助菲律宾建立课程体系时，他对当地的社会状况做了研究，而他设计的课程计划也确实让当地许多人感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成功(McNeil，1996:418)。应该承认，博比特再怎么研究菲律宾当地的社会生活，也不可能获得“完全一致的信息”。就此而言，任何研究者都难免会犯“学者的谬误”：“以逻辑的实践代替实践的逻辑”(Bourdieu，1992)。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博比特从自己的设想和对现实并不“绝对准确”的把握出发，通过设计课程计划进入菲律宾当地的某一教育“场域”，与当地人（官员、教师与学生）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要想评价这一教育“场域”，就必须收集各方面的经验资料，直到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才可能做出较为全面客观的描述与评价。
对于博比特曾经卷入的这一复杂的教育场域，上述后现代教育学者能做出何种描述呢？显然，所有复杂的经验与感受都将被“现代／后现代”价值两分的叙述框架过滤为一句没有具体所指的“技术理性主义”。事实上，“技术理性主义”最初是由一些对现代生活感到不适、担忧”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的边缘哲学家、艺术家发明的概念，其功能除了用来对现代性的经济社会体制实施整体性的批判之外，还可以作为一种虚构的区分标准，从而很方便地引出一系列后现代人文理想。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源于后现代主义者本人的“文化兴趣”或“主观感受”。即便现代课程、教育乃至社会机制可以被称为“技术理性主义”，也仅仅是研究者本人的内心独白。至于置身于现代课程、教育与社会空间中的其他人群有何种感受，技术理性主义这个词并没有予以描述。
二
根据“现代／后现代”价值两分而展开的课程理论思辩在英语国家的教育学界同样很显眼。首先，人们假定现代教育是“单向独白式权威教育”（多尔，2000:9），“控制”如“幽灵”一般隐藏在现代课程体系中(Doll，1997:295)，因此只是在塑造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Marcus，1964)或“没有灵魂的机器”(Orwell，1981:257)。接着，又通过引入一些后现念或者后现代主义者向往的非现代性文化，提出一系列重构课程体系及课程研究的价值原则（史密斯，2000;Moore，2000）。
通过引入这些理论，人们的确超越了泰勒主义的课程理论体系。但是，由于人们常常以“话语平移”的方式引入后现论，只是把具体的概念、论点抽取出来，不太注意这些观点所产生的社会语境和观点背后的动机，而这些观点之所以会被抽出来，则是因为它们能够让教育学者产生共鸣，并且可以作为自己重构课程的理论基础。然而，根据这些理论生产出来的课程研究文本与其说在如实地描述现代课程理论与实践中的各种行为关系，还不如说只是在回应、重复后现代人文社会学者所提出的人文价值理想。长此以往，必然导致课程实践领域的状况与问题从课程理论文本中淡出。事实上这也是其他人文社会学者经常遭遇的尴尬。比如，在引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时，许多人文学者仅仅是机械地从中取出某些核心概念，然后再运用它们来对现代社会实施整体性的批判，而不是象福柯当年那样，选择现实生活中的某一边缘群体，从知识、文化以及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边缘群体在此变迁中的命运起伏。
这里恰恰可以引出后现代课程论的困境：从主观想象或后现代观念出发来评价、重构现代性的课程、教育与社会，只会使课程理论活动演变成一种随个人文化兴趣（思想方式、理论阅读范围、乌托邦情结）漂流的“语言游戏”，而不是对现实课程及教学活动的追踪与描述。随之还渐渐脱离曾经诞生现代课程理论的教育场域及社会联系，只能在数量有限的学术同道中流通，泰勒时代的社会谱系，由国家机构、公司、大学校长、中学校长、教师、学生组成的跨学术体系，变成几乎由课程理论家、研究生和出版社组成的纯学术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任何一位有一定理论阅读量的学者都可以对现代课程与教育作出某种批判与重构，所以，课程理论界很容易陷入“无谓的争吵”。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同样没有反思自己的课程理论，也就是说，其中宣扬的价值原则有没有可能成为新的知识权力？如果说“技术理性主义”的现代课程论没有考虑学生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将重心放在“文化解放”上的后现代课程理论同样没有考虑处境不同的学生是否都应该把自己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希望寄托在“文化解放”上。
究竟应该将课程理论活动安置于何处，并且，这种安置还能与国家、社会以及学校教学实践形成合作关系呢？事实上，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曾为安置自己的求知活动而感到烦恼，最典型的个案之一便是利奥塔。因此，回顾他的知识经历可以进一步理解后现代课程理论可能遭遇的困境。1971年，利奥塔发表了博士论文《话语，形象》，表明他一直在尝试突破现论体系。在他看来，现代知识是围绕一系列“价值对立的两元论”建构而成的，诸如理性与感性、自然与社会、普遍与个体、话语与形象等等。这些两元论意在从不同方向下手，使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与欲望全都归于统一的理性形式。由此，利奥塔勾勒了自己的理论追求，它不仅要解除理性形式的束缚，而且还要确立一种向人类经验的多样性敞开的思想风格及表达方式(Lyotard，1984:34)。怎样才能完成这一计划呢？利奥塔推出了（利比多经济学》。在其中，利奥塔根据尼采、弗洛伊德的理论，继续批判理性的现代知识形式，“人种学、精神病学、儿科学、教育学”等等，都是依靠非此即彼的逻辑建立起来的“排他性”文化机制。之后，他以“戏剧性”的心态和词语呼唤各种非现代性的文化：“来吧，黑美人，迷人的印第安人，迷一样的东方，都到我的作品、我的概念空间中来吧”(Lyotard，1993:14)。
为超越现论，以非理性的方式思考、写作，利奥塔只能在各种非理性的文化中“漂流”，而他这样做又是为了“写”出一种全新风格的理论文本。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漂泊状态”，并试图结束它。因为“人”、“理论”、“思想”毕竟都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这一宿命决定了思想必须达成某种一致性。但是，利奥塔仍然拒绝在科学文化的基础上达成思想的一致性，而是想让现代社会在“审美原则”的基础上达成统一。利奥塔终其一生都是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裂缝中挣扎。无疑，这一困境正是由他本人的思想方式造成的：他先是根据一种两元论的逻辑把现代社会文化的内涵笼统地描述为理性主义与个体欲望之间的对立（但现代社会的内涵果真如此吗？或者说那些未曾感到紧张的个体岂不是被这种叙述“抹杀”了）；接着，他到现代文化之外寻找各种另类的思想与表达方式（但“迷人的印第安文化和东方文化”也并不尽是快乐的风景）；最后，他意识到社会生活需要他曾经猛烈批判过的“整体性”，但他依旧认为社会秩序应该按照他心目中的审美理想来建构。很明显，就现实而言，目前的国家、经济社会机制以及学校教育还不会接受后现代主义。那么，如何走出利奥塔式的后现论困境，并使课程理论回归国家、社会的行为空间，而不是局限于根据后现代的理念与原则来勾勒人类文化教育的新图景呢？
三
从那些没有走入后现代文化的课程学者来看，出路乃在于将课程理论安置在现实的生活场景和教学事件中。六十年代的艾略特·威金顿(Eliot Wigginton)便是这样做的。作为一名学院学者，他当时没有致力于搜寻后现代哲学，以求更新课程理论，而是深入城镇中学，并把那里的实际状况带回学院加以研究。他发现，“在教研室里，教师们的谈话总是充满着悲观腔调，抱怨孩子们什么也不会做”。而实际上，孩子们“对做事充满了渴望”，只是学校没有提供机会。后来，威金顿设计了“狐火课题”(Foxfire Project)，发动学生创造自己的“课程杂志”：其中将记载学生通过自己的行动焕发出来的火热生命力与创意。学生们动起来了，借助于家庭亲友的关系，他们在社区、城市乃至整个美国采访、摄影和记录各种信息，“不仅逐渐学会了编排杂志，也学会各种技艺，如拆装机器和拆建旧房屋，把老人组织和集中一起等等”。
几年过后，学生们的课程杂志“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在美国可谓是家喻户晓”，“甚至欧洲目前还没有取得象狐火课题那样的成绩”。1972年，狐火课题杂志开始以丛书的形式公开出版，到1978年，印了三辑，“销售量就超过了四百万册”，“影响大大超出了两百多份类似的中学杂志”。这项学生课程事业今天仍在继续。“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参与课题证明了经验转变的过程”。如一位学生说：“我通过《狐火》学到了……怎样表达自己和与人交流。通过实实在在地教一个小孩子怎样做事，理解了教学的价值。当我看到孩子的眼睛亮起来的时候，感到十分兴奋……更重要的是，我理解了人们共同工作的价值，人们彼此依靠、互相合作的价值。它使我的生活与以往不同了”（保尔·汤普逊，2000:214-23）。
狐火课程活动没有创造任何新颖华丽的理论，而就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日常教育活动中每一件具体细小的事情与问题上，并想办法去做好它。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细小的建设性的课程思路，使狐火课程活动渐渐赢得了社区乃至国家的尊重与支持，建立起了后现论批判家无法获得的广泛良好的社会关系与影响。
同样是在教育学者有可能走向后现代文化的六十年代，英国学者斯坦豪斯(Lawrence Stenhouse)和埃里奥特(John Elliott)提出了以“行动研究”为方向的课程理论，也就是将课程理论转变为叙述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及其问题。尽管他们非常熟悉福柯、伽达默尔等后现代风格的理论家，而且是许多理论争辩的“在场者”，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围绕后现论进行课程研究，而是相信类似于人类学“田野作业”(Field Work)的“学校作业”(School Work)和学校中的各种“小事情”(Small Things)才是课程理论走向新生的园地——而且是永不枯竭的园地。而恰恰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思路，使得行动研究能生产出一种真正后现代风格的课程理论文本——正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叙述了社会边缘人的处境与命运（而不仅仅是阐释几点新的思想原则），行动研究的课程理论也是以一线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知识教学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为核心主题（而不是为了表达某些后现代的教育理念）。（注：2002年9月，埃里奥特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作为日常活动的陪伴者，笔者曾就“行动研究”的历史、旨趣及其与国家权力、后现论的关系，向埃里奥特教授咨询，本段关于行动研究的评论因此形成。）当然，如同现代课程理论是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广泛传播，类似于行动研究的课程探索也需要国家把权力下放到地方社会、学校与教师。同时，学者、学术刊物与媒体也应以一种务实的精神来和教师一起“对真正阻挠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展开扎实的研究”，而不是“吵作教育问题，干扰人们的思想”（钟启泉，2002）。
参考文献
1 钟启泉.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化.2002年10月19日“上海教育论坛”专题演讲.
2 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3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3 小威联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4 大卫·杰弗里·史密斯.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5 Bourdieu， P.， et al.， An Introduction of Reflexive Socialog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6 Doll， W.E.， Jr.， Curriculum and Concept of Control， in W. Pinar(ed.)，Curriculum Identities: New Visions for the Field，Garland. 1997.
7 Lyotard，Jean-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8 Lyotard，J-F.， Libidinal Economy ，Athlone Press. 1993.
9 Marcus，H.，One Dimensional Man，Beacon Press. 1964.
10 McNeil， John D.， Curriculum，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fifth editi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6.
11 Moore， A.， Teaching and Learning: Pedagogy， Curriculum and Culture.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33-02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
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
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专业和以及教育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倾向[J].研究，2007（6）.
网络生活是人类不可逆转的生存境遇。网络作为一种先进的工具和手段，作为人们生活生存的重要条件，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为经济、文化繁荣，为人类的现代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它极大地促进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在网络文化时代，传统文化的霸主地位将不断削弱，然而网络文化这种数字虚拟性、全球跨时空的新文化，无论就其形式与内容都迥异与以往所有的文化，它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来势汹汹，不得不引起我们对高度重视。
一、网络文化引发了“后殖民时代”
网络文化的全球传播性使得全球不同国家与地区间的文化在近距离传播与交融，促成和改变了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一种由西方主导的网络媒介文化正在迅速地扩张。西方人利用网络文化的全球性特点，向全世界传递、渗透他们的文化符号，使西方文化理念成为全球共同的文化追求，网络文化成为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扩大文化影响、推行文化霸权的一种重要手段。
网络兴起于美国，在网络的核心技术的创新方面，美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握了网络中的话语霸权，他们正利用网络文化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向世界推行着他们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风格时尚和文化理念，正是得益于网络文化巨大传播功能的协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了所谓的“后殖民时代”。他们利用网络传播把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的文化挤压到一边，给这些国家的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样，这也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思想观念也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的一种新形式，强势文化的侵袭，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并成为其文化殖民地。阿尔温?托夫勒曾在他的《权利的转移》一书中说道：“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达到的目的。”这就是网络文化带来的“后殖民时代”，也有人把网络文化传播带来的这种现象称成为电子殖民主义、网络霸权主义、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等等。
二、动摇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权威话语被消解
人的思想政治意识的形成需要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网络的后现代多元化特征使网络社会里并存了各种类型的的政治文化，从而形成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如今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信息，影响了我国现实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使得整个社会的政治价值趋于多元化。在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国家曾形成了一系列成功引导舆论的调控管理机制和方法，并一直有一条以主流文化作为社会精神、时代精神的主线伴随其中，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而网络时代过度强调自由与个性，弱化了权威观念和主流意识，使互联网大大突破了党和政府的控制范围。网络社会的“开放性”、“无疆界”正是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解构”与“多元化”。网络社会上各种不同宗教、不同思想、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交织在一起，网络文化处于一种无序混乱、多元化的状态，主流话语就很难形成。
当下，网民已不简单满足于资讯的共享，同时也参与到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之中，争取网上话语权，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使网络文化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由于网络缺少规范并且难以用规范进行有效制约，没有了权威的约束和掌控，导致许多网民认为个人无须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和义务，于是无视法律、伦理道德，在网上的言辞大胆、行为出位，甚至有不少人肆无忌惮地在网上各种挑战政治权威的观点，发表过激言论、发表不健康文章等。网络发展引发的这些变化，使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扩大，极大地冲击着政府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三、追求不受限制的自我，道德约束力减弱
网络“无中心状态”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所强调“非中心化”是一致的。网络的共享性特别强，谁也不可能垄断信息资源和信息系统，网络创造虚拟社会能宽容地接受所有社会成员。许多上网者往往在现实社会分层中是处于弱势，也就造成了其不满于自身处境的心态，网络虚拟社会的产生，尤其是网络的无标识状态、无规范约束正好为他们的释放和宣泄提供了机会，即使他们的某些叛逆行为遇到麻烦时也可及时转换角色或退出。
现实社会种种约束在网络中的消失，导致最大限度地与现实世界的责任相分离，从而网民感到无比自由、放松，道德的约束力公然地受到了挑战。在虚拟的网络社会里，网民们可以不必以自己的真实面目进行网络交际、信息与传播，人人都戴着假面具，任何人在这个虚拟社会里都可不以现实社会的行为准则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尤其是一些在现实社会中被归类为怪异、孤僻、被边缘化的人，摆脱了现实社会中诸多伦理道德的束缚，在网络这个自由的世界里，他们尽情地释放现实中压抑的情绪，极易过度放纵自己的行为，甚至冒名顶替、虚假欺骗、肆意辱骂、攻击他人、传播流言蜚语等等，网络失范行为层出不穷，这时的他们早已忘却了社会责任，将道德意识抛在了脑后。而针对网络行为起到规范作用的道德体系一直处于真空状态，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网络道德规范缺失，网民们自由地放任自我，各种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不良欲望开始显现，大量网络失范行为产生。
四、网络文化极强的娱乐性消解了传统价值准则
追求快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网络文化的娱乐性正是迎合了这一点，使网民们都沉浸在一种无深度无意义却轻松刺激的感官狂欢里。当代狂欢理念是从后现代文化中移植出来的，即狂欢是大众欲望释放的一种普遍形式，狂欢之所以能成为新的叙事类型，就是因为狂欢与欲望释放本是同一性质的不同表现。当今，消费与享乐已不仅仅是人生的补充，更成为了一种事业，成为大众的人生奋斗目标。
当下的网络世界就是一个虚幻的感官狂欢的世界，网络游戏、网络歌曲、网络明星盛行于网络中，网络文化极赋商业性和娱乐性，迎合的是文化公民“最低的大众素养”。网民在网络中恣意扮演各种角色，追求着裸的后现代主义的狂欢哲学，将高高在上的权威、经典掀翻在地，网络成为网民们尽情狂欢、娱乐、宣泄、消遣、释放的场所。网络文化中的“网络恶搞”、“ 网络游戏”等种种娱乐形式大多数都是品味低下、审美情趣淡化、商业气息十足，它们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历史观念进行了调侃和嘲讽，对原有情节的任意编造，对严肃历史的随意剪裁，对崇高形象的随意嘲笑，它们大都只是感官上碎片化的剪贴，是一种轻松而又无规则的娱乐，平面而又机械化的复制，杂糅而又毫无深度可言的媚俗。寻不到其中任何固定意义联系，网民都沉浸在后现代一种无意义、无韵味却轻松刺激娱乐无休止的视觉轰炸中，他们满足于视听的感官刺激，放纵、刺激、玩耍、宣泄、恶搞成为当下网络文化的情感特征。沉浸在纯直觉满足中的网络大众，已不再追求人性的意义与传统的审美价值。传统的价值准则在娱乐性极强的网络文化风行中逐渐被解构。
五、人际关系信任危机，现实人际关系冷漠化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将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引向以网络为交流中介的方向发展，过去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逐渐被网络的“非亲身性”交流替代，网民们越来越喜欢生活在虚拟的“非亲身性”的后现代景观中。然而，长期依赖于网络交流的网民容易产生现实人际交往障碍，从而人被网络“异化”――使自己变成了电脑的一部分，从而导致人际淡漠、情感疏远，从而远离人群、逃避社会、希望躲藏网络虚拟世界里寻求庇护。
网络交往是一种以网络作为媒介的符号往，网络交往具有的匿名性使得交往主体之间有很强的隐蔽性，这使网络上的交流、信息交换都比现实世界来得自由，交流者往往会产生很强的虚无飘渺感。网络上的交往者可以任意地进行包装自己，或者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任意变换、创造网络中的个性角色，从而使得虚假信息的泛滥，以置于在很大程度上人际关系遭遇了信任危机。同时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感到压抑，于是选择上网作为逃避现实的手段，长期沉溺于网络构建的虚拟空间，网民不可避免地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从而造成现实人际交往减少，人变得对现实生活的感觉日益陌生，长此以往甚至丧失了对现实的认知能力。
网民习惯了网络虚拟的生活之后，反倒变得不适应现实真实的生活，或是将在网络中培养出来的任性、放纵、撒谎、不负责等不良行为带入生活中，长此以往，网民与现实人物的接触和交流逐渐退化，对现实社会不再关心，而一回到真实生活就会感觉莫名的害怕、恐惧甚至采取回避的态度，从而下意识地疏离了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人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冷漠，对周围人的幸福以及现实社会的发展都漠不关心。可见，网络人际交往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理性设置的人际交往，将许多人引入“虚拟交往”的怪圈之中。
参考文献：
[1]张品良：《网络文化传播：种后现代的状况》[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04-115；
[2]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孟建、祁林：《网络文化论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在后现代主义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像片的出现，也可以称为形象”[1]后现代性的文化领域其典型特征就是伴随形象产生的。形象文化所制造的真实究竟意味了什么？形象文化不断膨胀究竟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形象文化是怎样使得我们在文化探索上一步步陷入了迷途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本文试图从形象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所造成的深刻变异来诠释形象文化的内在精神，引起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变异进行深层体察和深刻思考。
一.“他性”与“想象界”的消失
什么是他性呢？所谓“他性”指的是事物的外在性特征，事物对你来说是属于另外一个外部的现实的，和你没有直接的必然关系。美国著名学者杰姆逊认为电视的到来给信息带来了一个很奇怪的变化，那就是使得事物失去了“他性”。“同样的信息出现在电视机上的时候，便失去了他性，因为电视是你家庭的一部分……电视安放在你自己的起居室里，它加入了你的生活，它上面出现的形象也可以说就是属于你的。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它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2]当我们坐在家里观看着电视上的图像时候，这个过程从而把外部客观世界发生的事情转成为我们自己世界的一部分，通过电视我们可以使得外部事物内在化，甚至可以使得外部事物成为我们自身的经验，成为我们可以亲自体验的一部分。在不知不觉中，事物的“他性”也就丧失了。
“想象界”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将其作为一种感知形式，与现实事物发展联系的形式”[3]从印刷文化到形象文化，“想象界”与“实在界”的距离却在趋于消失，距离的消失也就是与对象融为一体，进入对象的存在结构。此时，异于这个对象的坐标体系被摧毁了”[4]在后现代文化中，复制技术的出现使得各种影像的生产早已经超过现实的边界，因为形象文化的逼真性，其和真实生活之间的距离于是也就消失了。距离感的消失阻碍了我们发挥想象力，因为我们想象的空间已经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形象的复制使得其与真实物质的原型分毫不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些大量复制的形象已经取代了现实本身，我们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借助想象力来还原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很早的时候就对此进行了思考，他说“复制技术使得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观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对象以现实的活力，这导致了传统的大崩溃”[5]我们的文化传统已经崩溃了，我们的文化再也没有现实感了。
二.非中心主体的零散化
后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没有现实感的荒诞时代了，后现代同时也是一个被“耗尽”的时代。杰姆逊指出“在后现代主义的‘耗尽’里……你是一个已经非中心化了的主体”[6]“事物发生了变化，我们都不再处于那样一个仍然存在着‘个人’的社会，我们都不再是个人了，而是里斯曼所谓的‘他人引导’的人群。”[7]形象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导致这种主体零散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形象文化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给受众提供暂时的感官刺激。耽于这种感官享受中，我们根本来不及也不需要思考。形象文化的行进节奏速度太快，成千上万的色彩斑斓的图片，从我们的眼睛前倏忽而过，我们的思维根本无法从形象文化上得到锻炼和提升，因此成为了里斯曼所言的被“他人引导”的人群，只能被引导的去相信这个信息，接受那个信息。我们在接受印刷文化时候，可以停下来去思考文本的意思。可是面对稍纵即逝的形象文化，我们无法停下来，必须舍弃思想才能跟上其节奏，舍弃了思想谈何思考呢，没有思考谈何有自己的存在呢。
我们在形象文化创造的奇幻虚无的瑰丽花园中漫无目的的遨游，终于忘却了自我的存在，失去了主体价值的意义。我们不再对现实世界做严肃的思考，不再对生命的形而上学发出叩问，我们悬置了对终极意义的追寻，最终搁浅了对理想价值的探索。我们被淹没在形象文化形形的图片中，我们的感官被形象文化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渲染严实的填充起来，不再思考，不能思维，缺少了基本的逻辑思维锻炼能力，没有任何反思和超越的空间和机会，我们怎么使自己统一起来？怎么能寻回自我的身份？又怎么去建构完整的世界和自我呢？
三.深度削平后的形象呈现
后现代主义的形象文化之所以会是造成中心主体的零散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缺乏深度，是一种平面性质的文化。现代主义本质主要是一种时间的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主要是一种空间的模式，所以从本质上说作为后现代主导文化的形象文化是一种平面性的空间美学，这一性质必然导致形象文化会削减掉时间的深度，文化因此失去了纵深层次感，演变成为一种自我封闭和自成体系的文本游戏。文化的精神失落了，最终只能以一种深度削平后的形象向大众呈现。
面对具体和直观的形象，我们的抽象思考和想象思维毫无疑问只能被中断和扰乱，对意义的领悟最终无奈也只能停留在浅显的图像表面上。在形象文化中，由于缺失了叙述，无疑也就失去了时间的线性结构。时间在形象中断裂开来，“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感觉已经崩溃了，新时间只集中在现实上，除了现实以为，什么也没有”[8]没有了线性的形态，于是文化只能分解为零散且不连续的形象，从而失去了其深度。形象文化“产生非连续性的时间意义，它是与传统的断裂”[9]在这种深度丧失的断裂中，现象与本质、能指和所指的、表层和深层、真实和非真实的对立都显得不再有意义。正如同海伯狄治所言；“形象之下或之后一无所有，因而没有什么要揭示的隐藏的真理。”[10]人们在一种缺乏时间、历史维度的形象文化中徘徊与滑落，彻底陷入到一种无意义的狂欢之中了。
四.本源丧失后“物”的世界
文化的物化是形象文化出现后带来的又一个重要变异。“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11]形象文化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它与工业生产和商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艺术迎合社会现存需求的程度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追求利润的商业”[12]在这种情境下，文化最终失去了其本源的意义，失去了其主体的价值。形象文化的出现和普及让我们的文化彻底的“物化”了，我们的文化因此被深深的打上了商品的烙印，文化其所固有的神圣性丧失了，迅速陷入了审美的极端贫困状态。
商业原则渗透在形象文化中，“文化开始从膜拜走向展示、从仪式走向实用、从独特走向复制、从幽深走向亲近。”[13]当文化演变为形象，形象又附属了太多商品性质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完全的工具性世界了。在这个工具性世界里，我们不会去解读文化，不会去感受文化，而只能被动的去接受，去操作文化，因为我们的审美文化已经走向自我放逐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性质和目标皈依已经被成功的篡改。
消费社会的形象文化剥离了文化作为文化的深层意义，文化不再有深度，不再有历史，没有真理，也没有主体，一切的一切都在一个平面上。而形象文化大规模的复制使得本源都完全的丧失了，本源的丧失剥离了文化的同一性、整体性和中心性。我们被大量的没有原本的摹本所包围，成为了视觉文化中形象的俘虏。形象文化的非真实性使得其与现实的界限模糊，现实于是被隐退了，我们作为自我的主体于是也丧失了，世界最终成为了物质的世界。
五.结语
形象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化的思潮已经确确实实来临，我们已经进入了海德格尔所言的“世界图像时代。”形象文化给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我们的文化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途中，这是我们无法回避也不能逃避的。我们应该如何挣脱出这个形象受到控制的超现实的世界？如何能逃脱出来重新拥有自我的主体而不成为形象的俘虏呢？我们还能重构文化的乌托邦信念吗？还能重塑指引我们真正通向理想、通向自由境界的文化范畴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还是让我们沉淀下心底的浮躁，按捺住心底的喧嚣，去静静的沉思，好好的思考，我们的文化怎样才能够重新担负起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董学文等编.《现代美学的新维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英】迈克・费瑟斯通著.《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 王柯平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5]南帆.《影像的魔力》【J】.书屋，2000.
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精神
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国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应该注备以下三个特点：“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后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造型十分的特别而具有美感，因为它更多的融入了象征性和隐喻性的后现代主义精髓。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象征性与隐喻性充分体现了艺术性的核心所在。所以，当我们去了解一座建筑时，必须从他的历史文脉去发现，去体会他的象征性，从而才能真正地了解其中的隐喻内涵，实现它的审美功能。1.后现代主义的象征性。所谓象征性是指用具体事物表达某种抽象概念或某种情感，是艺术创作的一种表现方式。它通过某一具体的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和被象征物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强烈表现。建筑师要创造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就应该了解熟悉“形”与“义”之间的转化途径与过程。使建筑的空间形式成为一种载体，表达一种意境的艺术价值，从而达到设计师与体验着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共鸣。2.后现代主义的隐喻性。卡西斯说“：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内，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一世界的部分。它们是用不同的丝线，编织了一幅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的纠结之网。”而建筑作为一种大型的公共艺术品来看同样是一种符号工具，后现代主义利用一种符号，把建筑作为一种语言、一种修辞手法来喻示某种文化，达成建筑与人的心灵“对话”。
三、关于日本枯山水
公元13世纪，佛教传入日本，给日本的庭院设计带来了严谨的新思想。而建造园林大都是知识阶层的僧侣，他们被称为“立石僧”为体现他们的苦行以及淡泊的生活，通过塑造枯山水景观来表达佛教精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真谛。佛教思想中的“凡人下，神佛上”的观念，对其园林艺术的营造手法也产生重要影响，浓缩自然，以小见大，从给渺小的事物以平衡之感。枯山水的出现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追求标准，从而在日本广为流传。
一、三种文化并存的社会
传统价值思想、现代价值思想和后现代价值取向在当代社会思想中的并存，体现了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当今，老年人更多崇尚传统；青年人更多崇尚现代文化；而“新新人类”明显更多崇尚后现代主义。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更多在城市流行；而传统文化更多深植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同时，传统、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尤其是前者与后两者）从内在价值取向上的尖锐对立，更为文化转型带来了很大难度。传统文化客观上的保守性、以正统自居的思维、重义轻利、不尚竞争以及对新事物的天然排斥性，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思想格格不入，并时常视之为敌。现代思想重视工具理性，要求创新，崇尚竞争。传统文化的深层的痼疾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宣扬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法制精神、等方面则乏善可陈，并成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同时，后现代思想反对中心和主流，也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背道而驰。三种文化存在着内在的尖锐对立、互难兼容之处。
尽管如此，中国人很清楚：传统是民族之根，先天存在；现代思想是发展的必需；而太多现实问题又必须依靠后现代思想来解决，三者中任何一者都是不能也不可能被社会抛弃的。因此，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价值冲突时，就难免遭受取舍两难，左右摇摆之痛。整个社会文化过度“散而不一”、取向“茫然”的状况存在。
经历了百年屈辱的中国人，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应该是什么样子是很清楚的。它必须既面向现代和未来，崇尚创新，又应该渗透于民族传统文化。为了找到一条解决文化冲突，以大力促进社会发展道路，中国人奋斗了一个多世纪。十九世纪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尽管肯定了现代科技和思想的积极成分，促进了思想解放，但却没有从文化内在层面找到融合中西文化观念的方法，而只是简单嫁接，注定不能成活；的倡导者们大力宣传民主科学，主张大力学习西方，但是对传统思想的不可摆脱和现代思想的不可抗拒的矛盾束手无策；进入当代，有的学者针对现代性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和社会问题，提出复兴国学并取代现代思想，也有学者深入挖掘国学中的现代意义，但都没有显著的突破。尽管知道文化应然，文化如何融合的问题至今在中国都是一大课题。知道应该成为什么样是一回事，怎样去做到是另一回事。
二、文化产业化对文化整合的独特功效
在面对社会事物时，人们为必须从互难兼容的三者（尤其是前者与后两者）中选择一种价值取向，或者将它们融合于一体而感到痛苦，那么产业化的文化则常常帮助人们更容易地完成这件艰难的事情。这是文化产业对于文化发展和文化融合的独特作用。本文对这种作用进行分类考察。
（一）自动取舍
如果不是当下如此繁多的相亲娱乐节目盛行，人们对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征婚选偶的态度至少不会像今天这样包容。二十年前，尽管不必拘泥于封建“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但是人们至少更倾向于“搞对象”应该更隐私化一些。显而易见，相亲娱乐节目完全采用市场化运作。正是市场的力量，潜移默化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当人们回想时，原来心中对于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取舍难题已经被媒体帮助完成了。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产业对于文化转型的推动力。而这种自动取舍在社会中每天都在发生着。电视剧、音乐、网络游戏中多元的价值事例，通过媒体的宣化功能帮助人们改变思想，取舍价值。同时，文化产业借助新科技的传播，也常常帮助人们选择后现代性价值取向并使之日益被接受。譬如互联网的虚拟性、娱乐性消解了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的规则和严肃部分。在这些过程中，有些原来不接受的现在接受了，有些原来接受的现在抛弃了。
（二）自动融合
“中体西用”和没有找到文化整合的好办法。而今天，借助市场驱动力，文化产业却能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中原本难以兼容的价值和思想进行改造，使之可以互相融合。文化商品以现代眼光解读传统，使之与现代性相通。流行音乐歌手周杰伦唱了一首《青花瓷》诠释爱情，联想集团推出了一款热销手机，采用青花瓷元素作为外壳设计。明星的作用和产业的力量，使传统与现代交融。如果没有产业化运作，恐怕很难把爱情、电子设备和青花瓷兼容起来。于丹讲《论语》，曾仕强讲《易经》，有人把老子的思想嵌入现代企业管理，还有人执着于在古代思想家的文字中找到现代民主和竞争思想并夸大之。他们都重视古籍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启示，也因此蜚声。在当下的国学热潮中，人们努力寻找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与其说是学术需要，不如说更是市场需要。甚至可以为此人为地扭曲传统文化的原貌，使之迎合现代社会。但是这种扭曲披着高科技手段和媒体、权威的正统性的外衣，常常不被发觉。而正是在传统文化的市场化运作中，传统与现代、后现代开始了未曾有过的融合。这也是文化转型的过程。
总体上评述，产业化后的文化成为一种商品，商品生产者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消费者的需求上。当人们面临文化冲突、价值取舍的苦恼时，消除这一苦恼，让思想更加明朗就成为切实需求——市场需求。通过对市场千方百计的迎合和新科技手段的应用，将文化变形、加工（包装）来出售。同时迁动了人们的思想。这是其他手段所不具备的功能，没有什么驱动力比文化商品生产商孜孜不倦地钻研商机的执着更浩大，更有效推动思想文化内在的变化。
同时，如同洗衣粉、电子产品一样，在文化生产者那里，文化作为商品也需要不断升级，不断研发创新，才能顺应时代，满足消费者变化着的需求和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思想渴求，也是新的市场，成为带动文化转型的引擎，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将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行着整合。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最终塑成一个属于中国、面向未来的文化之型。
三、文化产业化的局限
文化产业化并非仙丹，对文化发展也有“副作用”。社会文化的整合不可能单纯依靠文化产业完成。以净化心灵为任的文化被统摄于资本逻辑之下后，难免沾染与它水火不容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庸俗之气。而这正是传统所痛斥的、现代所承受的以及后现代所无奈的。产业是市场经济，它本身就是现代性的。文化产业化就是要求文化站在现代性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化没有能力将文化带到真正的理想之境，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矛盾不会根除，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人们的价值取舍之痛不能痊愈。可忧的是，由于资本逻辑泛滥和新技术的应用，文化产业在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同时，可能会始料不及地把文化引向人们原本没想要去的地方。这是一种未知的危险。譬如网络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带来了“艳照门”、虐猫事件等恶俗的东西，这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文化也不可能全部以产业形式存在，资本逻辑不是全部。引导文化健康发展的文化事业至关重要。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192-02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 论文 摘要】：后 现代 主义文化思潮以其对传统的反叛而对西方 哲学 、文学、社会学、 历史 学等诸多领域形成强大冲击，甚至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也引起了强烈的文化震荡。多以否定性的形式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文化矛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正在影响着
其次，后 现代 主义的"复制性"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使千锤百炼、呕心沥血的文化力作、精品的出现，变得几乎没有可能。电影、电视、广播等 电子 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精神的复制，的确，后现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的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音也是复制出来的。人们当然会担心：在一个丧失了首创性和怀疑精神的社会中，我们的生存、 发展 ，靠什么来得到保障？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几件力作、精品的文化产品推出，那么，它的文化建设无疑是很不成功的。
再者，后现代主义也追求"独创性"，但这类"独创"并非真正的创新，而是以时尚的胡闹来博取轰动的新闻效应。这在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后现代 艺术 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先进文化的先进性体现在它的正确性和真理性。也就是要求我们用真理去战胜谬误，而决不是听任或追随谬误去战胜真理。而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将导致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一切都无所谓真假、善恶、美丑、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之别，便不需要价值判断，而只有一种存在意义了）。在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20世纪后半期在哲学、文学、美学等多方面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现代文化，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和风格，表现为大众性、平面性和消解性，自我的荒谬与萎缩、自我的零散化、平面化和自我的失名，自我的失落和反主流文化，反对现存的语言习俗，二元对立及其意义分解，返回原始和怀旧情绪，嘲弄模仿和对暴力的反讽式描写等。这些总的概括说就是呈现主体消解、价值立场的谈化、平面化、零散化等倾向。后现代主义和通常意义上的思潮、流派不同，后现代主义文化既不是指称一个具体的作家或批评家的群体，也不存在被广泛认同的纲领和宣言。不仅如此，后现代文化是一种没有中心的多元文化，宽容各种不同的标准，主张“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文学领域上，后现代主义文学涉及的流派众多，各种思潮杂芜。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中国文学里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创作，其中就以新写实小说为代表。
一、“原生态”生活的还原
1.对“原生态”生活的全面展示
无论是《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还是《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夫妇，还是《艳歌》中迟钦亭等，对于他们的挫折、尴尬、屈辱、卑劣、成功、喜悦，新写实作家们注重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尽量避免和减少对叙事的干预，呈现出一种客观化的“原生态”的叙事特征。
《烦恼人生》中，印家厚本是一个富有才华、志趣广泛的青年，但恶劣的居住条件、拮据的经济状况、妻子的刻薄挖苦、孩子的抚养，等等，使他不得不在一系列琐碎繁杂的事务中如蝼蚁般忙碌。小说通过一幅幅灰色的生活片断逼真地刻画出了普通人的庸常卑琐的生存状态和烦恼无奈的情感体验，并从毛茸茸的生活中揭示出了物质的贫乏和人的欲望无法满足之间的矛盾是烦恼的根源。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同样不避讳生活的平庸琐碎，以极大的耐心和细腻的笔触描写着日常家居生活的“鸡零狗碎”。新写实小说作品所叙述的小说人物的生存状态，既未被理想化，也未被丑化，是对现实生活的还原。它不企图完成任何观念性的升华，而是全盘揭出一种生活，一种不容置疑的刻骨真实的生活。
2.“零度状态”的情感叙述
在还原“原生态”的写作中，显示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大多采取等值的、不动声色的“零度状态”进行叙述，用冷漠叙述着眼于人实在的“生活本身”和真实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形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客观呈现生活的原始色相，很少有抽象的议论和判断，真实诉说生活的喜怒哀乐，体验着“冷”“热”生活酸甜苦辣的万般滋味。以方方的《风景》为例，方方为了将叙述情感彻底屏蔽，甚至用一个死者的“灵魂”，对红尘间芸芸众生进行了独特的审视。
不论在“原生态”生活场景的还原还是采用“零度状态”的情感叙述，从根本上说，是新写实小说秉承了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对作家权威意志采取彻底否定态度，不再从作家中心观念体系出发来建构充满乌托邦冲动的精神世界，而是直面无体系、无中心、碎片化的现实生活，新写实小说中的后现代意味得到彰显。
二、“原生态”生活中人价值立场的淡化
新写实小说“原生态”的生活还原和“零度状态”的情感叙述，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事象纷呈、浑茫杂乱的生存景象。在新写实作家笔下，生活就是生活本身，在平凡、平庸的生活后面并没有一个抽象的意义存在，现象后面没有本质，它自身就是本质，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每一个具体的可感知可触摸到的瞬间。这是新写实小说对“意义”的重新定位与审视。在这样一种新的价值建构中，一切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概念，如本质、理想、崇高、奉献等等都被放逐或“悬置”。结果出现的是印家厚式的烦恼 《烦恼人生》 ，为“一斤馊豆腐”而夫妻间没完没了的口角而呕气而疲于奔走的小林 《一地鸡毛》等等生活事相的冷静、客观的叙述。走出虚幻承诺与思想诱惑的人，开始义无反顾地走入了须臾不能脱离的“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的凡俗人生。在新写实小说中，我们目睹的是社会与日常令人震惊的吞没力量，在这样一种无以超越的沉沦之中，“活着”便成了芸芸众生的最高愿望。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的价值立场在“原生态”生活中不断的被淡化甚至被吞噬。
新写实主义作家强调“原生态”的写作。大部分新写实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都有意识地逃避主观的意识判断、理犯，作家在叙述时是一片真空，不带丝毫偏见，只原原本本地把生活的具体景象原始地还原出来。这种写作方式决定了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活是一种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没有崇高与卑劣的二元对立、善恶美丑共生共存的状态。这其实也是对意义的消解，对主流意识的反叛，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后现代主义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被异化主体的焦虑、孤独、惆怅等等现代主义的情绪在零散化的主体身上消失，崇尚冷漠。新写实作家们注重的“零度写作”，也具有很强的后现代性。所以不论是新写实小说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和对“人价值立场的谈化”等等这些，无不体现出新写实小说中浓浓的后现代意味。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54-02
萨缪尔・贝克特是爱尔兰小说家，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等待戈多》奠定了贝克特在文坛上的大师级地位，也为他赢得了久远的声誉。《等待戈多》于1953年在巴黎]出时引起轰动，上]了三百多场，成为战后法国舞台上最叫座的一出戏。本文将从该剧中的不确定性及语言的支离破碎等两个方面着手，分析该剧是如何表达后现代社会中人类存在的荒诞，虚无，和无意义。
二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艺思潮之一。它是信息社会，新技术革命和帝国主义晚期的产物。作为一种新世界的历史时期，一个新世界的思维范式，一种新风格，后现代主义孕育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起，七八十年代在欧美达到了巅峰。[1]
荒诞派戏剧是后现代文学流派中一个重要派别，这一戏剧流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产生于法国，随后流行于整个西方文艺界。荒诞派戏剧具有后现代文学的共有属性。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 “不确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和“不可化约”。荒诞派戏剧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加缪(Camus) ､萨特(Sartre) 和海德格尔(Heidegger) 的存在主义哲学。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斯林(Martin Esslin) 1960 年发表的论文和次年出版的专著均以“荒诞派戏剧”为题，从而在理论上为这一戏剧流派正式命名。他在贝克特､法国剧作家亚瑟・阿达莫夫和尤金・尤奈斯库的戏剧中找到了“荒诞”的本质:“终极的确定性”已经消亡，世界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地域，一个“梦境”。
三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以其“不可界定性”来自我界定的。鲍德里亚在谈到“不确定性”时指出:所谓不确定性，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指的是“不能预知的不确定性质”;其次是指“不能确定地实现，因而引起怀疑的那些事物”;再次是指“不可见的事物”;最后是指“个人所做出的不确定状态”。总之，“不确定性”本来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到处充满着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倒真正成为本社会中唯一最确定的事物。 ”不确定”也是《等待戈多》一大特点。
《等待戈多》剧情非常简单，第一幕开始时正值黄昏时分，在一条荒凉的乡间小路旁有一颗光秃秃的树，两个流浪汉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正在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他们一边说着语无伦次的话语，一边做着机械无聊的动作。等了多时，戈多没有来，却来了陌生人波卓和他的仆人幸运儿。波卓在他们面前大吃大喝，大发议论，肆意嘲弄和折磨幸运儿，然后用绳子牵着幸运儿要到奴隶市场去卖掉。两个流浪汉又在继续等待，戈多还是没有来，但来了一个小男孩，他告诉他们说:戈多今天晚上不来了，明天晚上准来。此时，夜幕降临，第一幕结束。第二幕开始时是次日黄昏，场景与第一幕相同，只是光秃秃的树上多了四五片叶子，两个流浪汉在等着戈多的到来。他们等来的还是波卓和幸运儿，只是波卓变成了瞎子，幸运儿变成了哑巴。主仆两人走了以后，小男孩又来了，他告诉他们说:戈多今天晚上不来了，明天晚上准来。两个流浪汉扯下裤带子又打算上吊自杀，不料裤带子断了，自杀未成，他们呆呆地站着不动，全剧终止。
虽然名为《等待戈多》，但中心人物“戈多”始终没出现。剧中人物对戈多是否存在，是否会如约到来始终不确定，但戈多却是整出剧的中心，是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存在着的理由。Maria Minch Brewer指出:“在该剧中，贝克特设置的中心人物是戈多，因为戈多是占据了舞台上表]空间以外的所有位置。他在遥远的地方，通过他的主人般的，神灵般的话语控制着一切。”④同样，Yuan yuan在其评论文章中指出:“中心人物的消失(戈多的消失)，而不是舞台上人物(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的活动，构建了整出剧的中心。”因为存在的不确定性，戈多变得深不可测。对戈多的等待实际上就是对不确定的，难以捉摸的，消失的重要元素的表达和寻找，而这一重要元素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等待戈多的无意义。James L. Calderwood在文章“Ways of Waiting for Godot”中指出:“等待其实是一种无效的活动，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消亡。”
该剧中心人物戈多所代表的意义至今仍不确定。戈多到底是谁?西多评论家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戈多”(Godot)由上帝一词]变而来，暗指上帝;有人认为他象征着死亡;有人认为波卓就是戈多，各种解说不一而足。在一次采访中贝克特被问到“戈多”到底是谁，他坦言:“我要是知道，早就在戏里说出来了。”有的学者认为戈多是一种象征，是“虚无”，“死亡”是被追求的超验，是现世以外的东西。“戈多”所代表的意义的不确定性，也是该剧拥有持久魅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
后现代艺术所追求的反形式的艺术创造活动，是一种无规则，无主体和无目的的游戏活动，是为了创建人类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崭新的艺术。后现代文化的游戏性质又可以集中地体现在后现代社会条件下的语言游戏和符号游戏。“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 的概念由维特根斯坦首先提出。他认为语言与游戏一样没有本质，它虽有规则，但不完全受规则限制。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游戏”打破了传统的人的主体地位，变得支离破碎的语言揭示了程式化语言的空洞，因此这种语言并不能表现生活的真实性，而退化成了人类交际的标记和意义与感情的面具。
在《等待戈多》中，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的对话杂乱无章，虽然他们在对话，但对话的内容却是各说各的，毫无相关性;语言对他们而言已不具有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功能，而只是消磨时间的工具。
剧中最著名的是幸运儿那段没有标点和停顿的独白:
如彭奇和瓦特曼的公共事业所证实的那样有一个胡子雪雪白的上帝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确确实实存在他在神圣的冷漠神圣的疯狂神圣的喑哑的高处深深地爱着我们除了少数的例外不知什么原因但时间将会揭示他像神圣的密兰达一样和人们一起忍受着痛苦这班人不知什么原因但时间将会揭示生活在痛苦中生活在烈火中--[2]
荒诞派戏剧突破了传统语言的陈调滥调，强调语言无意义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后现代主义戏剧大胆地张扬语言的游戏性质，语言的支离破碎使得语言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功能。
五
可以说《等待戈多》这出两幕剧是两位主人公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生活的一个缩影。他们可能一直在等待戈多的到来，今后或许还将继续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无望地等待。这种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因为没人知道戈多是谁。这里的“等待”在法语里是现在进行时，所以它不是本义上的等待，而是一种生存状态，意味着人类永远在等待，却不知道到底在等待什么，而且永远不可能等来什么。戈多的不确定性，剧中人物语言的支离破碎更加深化了人类存在的荒诞，虚无和无意义这一主题。
同时，我们看到，詹姆逊对资本主义文化现象的研究已不再是一种封闭的学院式研究，而是密切关注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力求回答当前现实提出的问题。正如他在上海的演讲中所强调的，“我们应该继续进行‘当下的本体论’的工作，而抛弃种种空洞乏味的重建一个现代性话语的努力。”关注当下成为詹姆逊文化批评的鲜明特色。“真正的本体论不仅要在此刻中把握过去和未来的力量，而且要诊断这些力量在目前时代里的贫弱化和视觉遮蔽。这正是我正在进行的工作。”在詹姆逊那里，文化批评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其间的当代社会反省和思索的一个批判性的认识活动。
一、詹姆逊的文化观念和批评观念
要研究詹姆逊对当代文化的看法，首先需要认真分析詹姆逊的文化观念。在对后现代的研究中，詹姆逊敏锐地感受到后现代的“文化”概念与以往侧重于精神特征的文化观念有了很大的区别。从德国古典美学一直到现代主义，文化都被理解为是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是逃避现实的去处，是很高雅的事情，因此很自然地被理解为音乐、绘画或纯文学之类，这样便形成了文化圈层的自律性。詹姆逊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后现代社会里，“文化”的疆界被大大拓展，文化对各种事物的渗透或者说移入是普遍而深刻的现象，“由于作为全自律空间或范围的文化黯然失色，文化本身落入了尘世。不过，其结果倒并不是文化的全然消失，恰恰相反的是其惊人扩散”[4](P381)，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成为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扩散的程度之泛滥使得文化与总的社会生活享有共同边界。“如今，各个社会层面成了‘文化移入’，在这个充满奇观、形象或海市蜃楼的社会里，一切都终于成了文化的——上至上层建筑的各个平面，下至经济基础的各种机制。……‘文化’本体的制品已成了日常生活随意偶然的经验本身。”[4](P381)
詹姆逊在论述文化概念的扩张时，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将文化与商品生产联系起来。他认为，当今一方面经济进入了各种文化形式，另一方面文化逐步经济化，一切艺术都被纳入商业文化之中。“美的生产也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4](P429)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乃至无意识等领域无处不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与市场连在一起，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康德所标举的无功利的纯粹的审美在后现代主义中已很难寻觅了。“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4](P148)。而商品生产将文化变为产品的同时，商品也不再是一个纯经济的概念，已含有文化的内容了，以致于人们难以说清麦当劳、可口可乐究竟是一种食品还是一种文化。“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5](P147-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