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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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急迫性
2008年我国遭受了两次巨灾，其涉及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2008年1月中旬以来，冰冻雨雪灾害突袭我国南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16.5亿元，造成107人死亡。于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地震灾害造成工业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2，000亿元，死亡人数截至6月9日达69，142人。
面对这样的灾害，政府及时拨款700多亿元，社会踊跃捐了300多亿元，而保险公司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在这两次灾害中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2月25日，我国保险业共接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保险报案95.3万件，各商业保险公司赔款已经超过16亿元。但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1，516.5亿元的经济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所占比例约为1%。而对于发生在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截至6月5日，保险业共接到地震相关保险报案24.9万件，已付赔款2.8亿元，与所估计的地震灾害造成的2，000亿元的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0.14%。
保险公司的赔付和实际巨灾损失之间的强烈的落差是有原因的，我国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目前还没有正式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内。商业保险公司对于诸如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采取“谨慎”的承保态度，多数自然灾害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不得作为主线单独承保。一旦巨灾风险发生，保险公司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大部分人员和财产损失只能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
二、国外巨灾保险体制比较分析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模式，也就是政府直接提供巨灾保险；二是市场主导模式，也就是由市场自我调节，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为局外人；三是协作模式，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巨灾保险，政府作为协作者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下面分析各种模式的代表国家：
（一）政府主导模式。在美国的洪水保险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地震保险中，所有业务和品种都由政府提供，保险公司并不开展保险业务。在美国全国洪水保险计划中，保险公司并不参与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保险公司在巨灾保险中主要是协助政府销售巨灾保险保单，从而取得相当于保费32.5%的佣金收入。政府承担着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美国政府以其在1973年颁布的洪水保险法将洪水保险界定为强制性保险范畴，并以此法为依据，设立了洪水保险基金，并设立联邦保险和减灾局负责经营和管理巨灾保险。
（二）市场主导模式。英国的洪水保险提供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也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保险需求与资源的配置由保险市场决定。投保人在市场的作用下自愿地选择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英国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其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并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
（三）协作模式。日本经历了1964年新泻地震后，颁布了《地震保险法》，逐步建立由政府财政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其做法是首先由原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出售地震保险保单，然后由日本再保险公司对原保险人承保的所有地震风险提供再保险。地震再保险公司再将所有保险公司购买的地震再保险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反向各普通保险公司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二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三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保留。这样，一个风险巨大的地震保险最终由各保险公司、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和日本政府三方来分担。
综上所述，这三种巨灾保险模式各有特点，英国模式因为其保险市场发达，人们的保险意识高，且英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完全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把风险分散出去。
三、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
由于我国现阶段既没有英国发展完善的保险行业协会和再保险市场，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强力后盾，加上我国保险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投保意识不强，大多数都依赖于政府救济，可以结合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分配统筹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特点，所以我国适用于政策上政府指引，政府、保险公司和社会共同协作，各地方政府参与的巨灾保险机制。
（一）建立一个巨灾管理委员会。防灾委员会的成员设置可以参照土耳其的TCPI管理机构模式，以国家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构成。
防灾委员会应该起着一个统筹规划的作用，其主要职责应为：1、重视事前防范，开发和修建防灾的公共产品。吸纳优秀人才，完善我国巨灾方面的研究技术和数据收集。2、管理巨灾风险基金。该基金由投保人缴费、政府补贴。3、成立巨灾测评专项小组，对不同地方的风险进行测探，然后根据费率公平原则，设立各地的标准费率指标，并随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修正和更改费率。同时，帮助保险公司制定费率和开发产品。4、制定巨灾保险法，规定提供巨灾保险的保险公司的资格要求，对有能力和意愿经营巨灾保险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和政策优惠。
面对这样的灾害，政府及时拨款700多亿元，社会踊跃捐了300多亿元，而保险公司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在这两次灾害中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2月25日，我国保险业共接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保险报案95.3万件，各商业保险公司赔款已经超过16亿元。但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1，516.5亿元的经济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所占比例约为1%。而对于发生在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截至6月5日，保险业共接到地震相关保险报案24.9万件，已付赔款2.8亿元，与所估计的地震灾害造成的2，000亿元的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0.14%。
保险公司的赔付和实际巨灾损失之间的强烈的落差是有原因的，我国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目前还没有正式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内。商业保险公司对于诸如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采取“谨慎”的承保态度，多数自然灾害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不得作为主线单独承保。一旦巨灾风险发生，保险公司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大部分人员和财产损失只能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
二、国外巨灾保险体制比较分析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模式，也就是政府直接提供巨灾保险；二是市场主导模式，也就是由市场自我调节，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为局外人；三是协作模式，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巨灾保险，政府作为协作者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下面分析各种模式的代表国家：
（一）政府主导模式。在美国的洪水保险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地震保险中，所有业务和品种都由政府提供，保险公司并不开展保险业务。在美国全国洪水保险计划中，保险公司并不参与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保险公司在巨灾保险中主要是协助政府销售巨灾保险保单，从而取得相当于保费32.5%的佣金收入。政府承担着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美国政府以其在1973年颁布的洪水保险法将洪水保险界定为强制性保险范畴，并以此法为依据，设立了洪水保险基金，并设立联邦保险和减灾局负责经营和管理巨灾保险。
（二）市场主导模式。英国的洪水保险提供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也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保险需求与资源的配置由保险市场决定。投保人在市场的作用下自愿地选择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英国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其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并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
（三）协作模式。日本经历了1964年新泻地震后，颁布了《地震保险法》，逐步建立由政府财政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其做法是首先由原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出售地震保险保单，然后由日本再保险公司对原保险人承保的所有地震风险提供再保险。地震再保险公司再将所有保险公司购买的地震再保险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反向各普通保险公司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二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三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保留。这样，一个风险巨大的地震保险最终由各保险公司、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和日本政府三方来分担。
综上所述，这三种巨灾保险模式各有特点，英国模式因为其保险市场发达，人们的保险意识高，且英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完全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把风险分散出去。
三、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
由于我国现阶段既没有英国发展完善的保险行业协会和再保险市场，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强力后盾，加上我国保险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投保意识不强，大多数都依赖于政府救济，可以结合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分配统筹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特点，所以我国适用于政策上政府指引，政府、保险公司和社会共同协作，各地方政府参与的巨灾保险机制。
（一）建立一个巨灾管理委员会。防灾委员会的成员设置可以参照土耳其的TCPI管理机构模式，以国家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构成。
防灾委员会应该起着一个统筹规划的作用，其主要职责应为：1、重视事前防范，开发和修建防灾的公共产品。吸纳优秀人才，完善我国巨灾方面的研究技术和数据收集。2、管理巨灾风险基金。该基金由投保人缴费、政府补贴。3、成立巨灾测评专项小组，对不同地方的风险进行测探，然后根据费率公平原则，设立各地的标准费率指标，并随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修正和更改费率。同时，帮助保险公司制定费率和开发产品。4、制定巨灾保险法，规定提供巨灾保险的保险公司的资格要求，对有能力和意愿经营巨灾保险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和政策优惠。
（二）对于灾害发生可能性比较强的地区强制投保，并限额承保。设置免赔额上限和下限，一方面可以减轻受灾以后的赔偿负担，也降低了保费，扩大保险范围；另一方面也督促公众做好防灾防损工作，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
（三）一帮一制度与半强制购买的巨灾债券。根据我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与同舟共济的民族文化，为顺应和体现儒家的互助思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必要建立一种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共同合作，巨灾保险和巨灾债券相结合的保险机制，其主要措施为：建立全国范围的一帮一制度，各省两两配对，在保险基金上互相支持，在基金的建立上由保险公司保险基金、政府补助和巨灾债券募集基金三者相结合。具体的操作步骤是：首先，精算师与灾害研究人员通过对数据研究总结和实地考察，对每个省潜在发生的灾害（包括海啸、洪水、地震）进行估计和测度，精算师分别就不同类别的巨灾险根据不同的区域、土地和建筑物结构的风险类别制定出不同的费率，划分出一些区域，如高风险区、较高风险区、低风险区等，对高风险区实行强制保险。保费的收取由当地保险公司经过核保后收取。根据不同地方的收入水平，只对其居民以一定的比例征收。
一、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急迫性
2008年我国遭受了两次巨灾，其涉及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2008年1月中旬以来，冰冻雨雪灾害突袭我国南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16.5亿元，造成107人死亡。于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地震灾害造成工业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2，000亿元，死亡人数截至6月9日达69，142人。
面对这样的灾害，政府及时拨款700多亿元，社会踊跃捐了300多亿元，而保险公司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在这两次灾害中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2月25日，我国保险业共接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保险报案95.3万件，各商业保险公司赔款已经超过16亿元。但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1，516.5亿元的经济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所占比例约为1%。而对于发生在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截至6月5日，保险业共接到地震相关保险报案24.9万件，已付赔款2.8亿元，与所估计的地震灾害造成的2，000亿元的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0.14%。
保险公司的赔付和实际巨灾损失之间的强烈的落差是有原因的，我国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目前还没有正式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内。商业保险公司对于诸如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采取“谨慎”的承保态度，多数自然灾害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不得作为主线单独承保。一旦巨灾风险发生，保险公司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大部分人员和财产损失只能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
二、国外巨灾保险体制比较分析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模式，也就是政府直接提供巨灾保险；二是市场主导模式，也就是由市场自我调节，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为局外人；三是协作模式，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巨灾保险，政府作为协作者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下面分析各种模式的代表国家：
（一）政府主导模式。在美国的洪水保险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地震保险中，所有业务和品种都由政府提供，保险公司并不开展保险业务。在美国全国洪水保险计划中，保险公司并不参与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保险公司在巨灾保险中主要是协助政府销售巨灾保险保单，从而取得相当于保费32.5%的佣金收入。政府承担着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美国政府以其在1973年颁布的洪水保险法将洪水保险界定为强制性保险范畴，并以此法为依据，设立了洪水保险基金，并设立联邦保险和减灾局负责经营和管理巨灾保险。
（二）市场主导模式。英国的洪水保险提供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也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保险需求与资源的配置由保险市场决定。投保人在市场的作用下自愿地选择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英国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其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并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
（三）协作模式。日本经历了1964年新泻地震后，颁布了《地震保险法》，逐步建立由政府财政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其做法是首先由原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出售地震保险保单，然后由日本再保险公司对原保险人承保的所有地震风险提供再保险。地震再保险公司再将所有保险公司购买的地震再保险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反向各普通保险公司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二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三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保留。这样，一个风险巨大的地震保险最终由各保险公司、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和日本政府三方来分担。
综上所述，这三种巨灾保险模式各有特点，英国模式因为其保险市场发达，人们的保险意识高，且英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完全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把风险分散出去。
三、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
由于我国现阶段既没有英国发展完善的保险行业协会和再保险市场，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强力后盾，加上我国保险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投保意识不强，大多数都依赖于政府救济，可以结合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分配统筹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特点，所以我国适用于政策上政府指引，政府、保险公司和社会共同协作，各地方政府参与的巨灾保险机制。
（一）建立一个巨灾管理委员会。防灾委员会的成员设置可以参照土耳其的TCPI管理机构模式，以国家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构成。
防灾委员会应该起着一个统筹规划的作用，其主要职责应为：1、重视事前防范，开发和修建防灾的公共产品。吸纳优秀人才，完善我国巨灾方面的研究技术和数据收集。2、管理巨灾风险基金。该基金由投保人缴费、政府补贴。3、成立巨灾测评专项小组，对不同地方的风险进行测探，然后根据费率公平原则，设立各地的标准费率指标，并随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修正和更改费率。同时，帮助保险公司制定费率和开发产品。4、制定巨灾保险法，规定提供巨灾保险的保险公司的资格要求，对有能力和意愿经营巨灾保险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和政策优惠。
巨灾风险通常指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给人们生活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风险，主要包括洪水、地震、飓风、恐怖袭击等自然及人为灾害。美国保险服务所将巨灾定义为损失金额超过2500万美元的灾害事件。巨灾的基本特征是：它是一系列能导致巨大损失的灾害事件，与一般事件相比，巨灾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
2.认识巨灾风险的证券化产品
风险证券化是一种创新融资工具，它使得保险风险能够在资本市场上交易，提高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用来支付大型灾害和其他损失所引起的偿付资金。最突出的风险证券化产品是巨灾债券，作为一个完全抵押合约，如果合约定义的巨灾事件发生，该债券就可以进入资本市场交易，为保险和再保险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近几年，巨灾债券市场显著扩大，虽然巨灾债券市场的规模相比全部非寿险再保险市场仍然较小，但与单一的财产险再保险市场相比，它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一些保险业内专家已经观察到，例如巨灾债券、行业损失担保等非传统风险融资工具，现在正逐步占据着财产险再保险市场的主要地位。
3.巨灾保险市场的现状
（1）巨灾风险是由不同的金融部门共同承担。
巨灾保险通常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个人和企业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第二步，保险公司向全球范围内的再保险公司购买再保险。通过这种方式，巨灾风险在全球范围被分担。然而，数据表明：个人和企业并没有为全部的巨灾风险购买保险，大部分风险仍然由被保险人自己保留；类似的保险公司在进行再保险时，仅仅对其中的小部分巨灾风险进行了再保险，大部分的风险仍然暴露在外，无法得到保障。
（2）如果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不能够完全分散巨灾风险，那么这些机构必须通过持有足够的资本金，用来支付其承诺的巨灾索赔。
如果原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所持的资本金数额不足以支付潜在的巨灾索赔，那么一部分巨灾风险就会自然地返还给被保险人，或者通过国家破产救助基金转嫁给其他保险公司，又或是通过灾难援助而转嫁到全部纳税人身上。事实证明，尽管保险公司的巨灾偿付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已经有了大幅改善，例如在1998年的巨灾事件（合计约1000亿美元的保险损失）的索赔中，绝大部分保险标的损失都由保险公司进行了赔偿。但是，一方面，仍然有数以亿计美元的损失没有得到保险保障；另一方面，在巨灾事件发生之后，大量的保险公司破产，严重干扰了保险市场的正常运行。
4.巨灾风险领域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如何应对巨灾风险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巨灾风险造成的巨大损失，使得学者们开始尝试解决以下3个问题：一是巨灾风险的保险保障是否完善，风险的分配和最优风险分担在实践中是否一致？二是市场的何种缺陷阻碍了巨灾风险的有效分配？三是是否存在公共政策或私人机构的解决方案，使得巨灾风险的分配更为有效？正是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担忧，引发了许多的市场反应和公共政策建议。市场反应主要体现为金融创新，包括引入巨灾期权和巨灾债券机制。而公共政策建议方面，则包括允许保险公司建立享受税收延期的巨灾准备金制度，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于统一再保险计划的提案。
二、阻碍巨灾风险有效分散的因素
1.保险市场自身的缺陷
巨灾风险的分配与普通的保险风险一样，首先要对风险进行分散。对于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来说，损失的偿付能力主要受到风险的分散程度和自身资本金两个因素的制约。对大多数类型的常规保险合约来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素限制了风险的分散程度。尽管可以通过监控等手段，缓解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带来的问题，但是，在应对巨灾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保险公司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2.保险人有限的偿付能力
为了合理地分配巨灾风险，保险和再保险公司通常依靠持有大量资本金来满足巨灾风险对偿付能力的要求，尽管超额的资本金可以实现保单更高的价格，但飙升的额外资金管理成本与持有更多资本金所拉升的纳税成本，严重限制了保险公司的资本金额度。此外，保险公司相比外部投资者往往拥有更好的市场信息和投资机会，充实的资本金账户会减少保险公司的投资，这种逆向选择的问题一方面会增加新的资金成本，另一方面会限制他们持有超额资本金的意愿。巨灾事件发生后有关各方的表现，加剧了保险公司能否应对巨灾引起的巨额赔付的担忧。行业的共识是：目前保险行业的资本金额度是不足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巨额赔付的。特别是对那些仍有部分巨灾风险暴露在外的保险公司来说，巨灾事件的发生将意味着无法支付的高额赔款和众多保险公司的破产。
三、国际金融产品创新实践
1.巨灾期货合约
1992年，为了应对巨灾风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引入了巨灾期货合约，该合约以22家财产保险公司构成的保单池承保责任损失为基础指数，由一个国家指数和3个区域指数构成。假如巨灾事件的发生造成保单池的损失，这会导致指数上升，此时，保险公司可以交易一个期货长头寸用来对冲巨灾风险造成的价值波动。这类巨灾衍生品的主要优点在于索赔支付是基于指数，不会受市场参与者活动的影响。相反，典型的再保险合约是基于保险公司的损失，这会引起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巨灾期货所具有的优势也是有代价的，巨灾衍生品的收益是基于全行业范围的损失，而不是特定保险公司的损失，这表明市场中将存在基差风险。事实上，基差风险是最初批评巨灾合约期货的一个主要观点。另一个批评意见是，尽管交易所具有保证金制度和日结算制度，但是，仍然存在为了获取不对称收益而导致短头寸无限制下跌的信用风险。
2.巨灾期权合约
1994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决定用巨灾期权来代替期货合约。巨灾期权是基于被保险财产损失预期估值的一类指数合约。此外，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还为更多特定地理区域开发了专项合约，例如，专门针对灾害多发的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专属合约。期权合约在市场中可以作为看涨价差来进行交易（一个长期看涨头寸与一个更高行权价的短期看涨头寸结合），如果指数的结算价值下跌到两个期权的敲定价之间，那么购买者可以收到正收益。这样，购买巨灾看涨期权就与购买一个再保险责任产生的效果类似了。
四、成功的巨灾风险证券化产品
1.认识巨灾债券合约
在过去数十年间，资本市场的衍生金融工具仍在不断地提高保险公司管理巨灾风险的能力，但最成功的一个创新应当是巨灾风险的证券化，即如果巨灾发生时，保险公司可以优先安排发行股权或者债务。如被广泛使用的巨灾债券，当特定巨灾发生，投资者有权同意免除债务工具的部分本金和应付利息；如果巨灾没有发生，那么投资者将获得他们的本金与利息之和，而且利息通常大于同业拆借利率。例如，1997年的巨灾债券承诺其收益率比同业拆借利率高576个基点，1998年发行的巨灾债券的利率比同业拆借利率高416个基点。
2.巨灾债券的特点
相比保险公司管理巨灾风险的其他方法，巨灾债券的优点更加明显。由于债券投资基金通常由大型信托资金持有，所以巨灾债券具有更低的信用风险。如同债务融资相对股权融资具有更加明显的税务优势那样，巨灾债券也具有相对股权资本较低的税务成本。相对于传统的次级债，巨灾债券同样可以降低基金公司的财务成本，此外，巨灾债券还可以减少由于债券发行导致的成本。总的来说，相比再保险和股权运作，发行巨灾债券具有更加显著的优势，它可以提高保险公司管理巨灾风险的能力。不过，美国巨灾债券地使用仍然受到监管机制的约束，监管方一般要求债券只能由离岸的特定机构来发行。因此，巨灾债券的交易成本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五、政策建议
对保险公司支付巨灾索赔能力的关注，导致了各国政府对巨灾保险和巨灾再保险项目的讨论。事实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夏威夷州早已建立了应对巨灾风险的保险和再保险计划，并且有关联邦巨灾再保险项目的提案也已经提交国会审议，美国政府甚至允许使用拍卖的方式，卖出巨灾再保险的高阶分保权益。
1.政府主导的巨灾风险分担制度
政府主导的巨灾风险分配机制安排是目前主流的一种尝试，由于巨灾风险难以被“横截面化”分散，因此需要进行“跨期化”分散，跨期风险分担安排涉及跨越很长一段时间资源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往往能够实施比私人部门更有效的跨期风险分担安排。而且相比私人机构，政府有能力得到更低利率的资金支持（由于低信用风险，可以提升其融资能力），能比私人部门更有效率地安排跨期风险分担的制度安排。
2巨灾保险供求的基本关系原理
2.1供给规律
巨灾保险的供给量是指在其他影响供给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对应于某一个价格水平(即费率水平)下，市场所有巨灾保险供给者愿意提供巨灾保险及服务的数量。从几何意义来看，巨灾保险供给量就是与某一价格对应的点，巨灾保险供给则是与不同价格对应的点的连线。巨灾保险的市场供给反映的是卖方的意图，即出售能力和出售愿望，价格水平上升能增加利润，供求者愿意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成本下降，税收的减免和政府的补贴，能使其在原有的价格水平下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巨灾保险的供给曲线(S曲线)会向右方移动。此时，在其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均衡价格下降，均衡数量增加，如图1所示。图1巨灾保险供给的基本规律是，曲线(S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即供给量和价格呈正方向变化，价格愈高，巨灾保险的供给量就愈多。
2.2需求规律
巨灾保险的需求量是指在某一价格(或费率)和收入水平下，所有消费者愿意购买巨灾保险及其服务的数量。巨灾保险需求(即巨灾保险需求曲线)指的是巨灾保险需求量与其价格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不同的价格水平下巨灾保险的需求量。从几何意义来看，巨灾保险的需求量就是与某一价格和收入对应的点，其需求则是与不同价格和收入水平对应的点的连线。巨灾保险的市场需求反映的是买方的意图，即购买能力和购买愿望，在收入(或价格)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价格(或收入)愈高，消费者愿意购买的巨灾保险及其服务数量愈少(或愈多)。此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巨灾风险因素的存在程度越高、范围越广，消费者对巨灾保险的偏好性越强，或其替代品的价格越高，消费者罗承舜:我国巨灾保险市场供求主体的分析与思考市场调研会在原有的情况下购买更多的巨灾保险，从而使其需求曲线(D曲线)向右方移动。此时，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均衡数量增加，但均衡价格上升，如图2所示。巨灾保险需求的基本规律是，曲线(D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即需求量和其价格呈反方向变化，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少。
2.3巨灾保险市场的均衡
当巨灾保险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时，确定的价格与数量就是巨灾保险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价格会不断变化直到市场达到均衡，即直到供给量等于需求量为止，这是供求模型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即便如此，只要某个市场大体上处于竞争，它仍然符合供求关系的基本原理，用供求模型分析同样具有意义。当巨灾保险市场的供给和市场需求等量增加时，形成新的均衡点，如图3所示，在原来的价格下，市场能消化更多的巨灾保险。
3我国巨灾保险供求双双不足
3.1供给分析
(1)巨灾保险技术水平低。巨灾保险的设计经营涉及地质、地理、气象、水利、物理、数学和土木工程等众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相对于普通保险产品，其技术要求和投入成本都相对较高。而目前我国保险业对巨灾保险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投入不足，未能将保险精算与这些专业知识有效的结合;加之我国没有建立完整的预灾体系和巨灾风险管理数据库，因此保险公司难以对巨灾的发生和损失进行合理分析和预测，导致在产品设计时保险公司过于保守，定价较高，且产品种类单一。(2)逆向选择问题严重。巨灾虽然具有发生概率小、频率低的特点，但是一旦发生，巨灾风险因子将在受灾区域内高度集中，导致该区域内危险个体的风险性高度相关;由于巨灾保险市场的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高风险者更倾向于购买巨灾保险，如果巨灾保险的投保人多为高风险者，那么巨灾风险将无法分散，保险公司可能会为此支付巨额的赔款甚至面临破产。这也与保险设计的数理基础和经营前提———大数定律不相符合。显然，为了减少损失，保险人减少甚至不提供巨灾保险供给，也是理性的选择。(3)监管部门的管控严格。由于我国巨灾保险缺乏技术基础，相关部门对巨灾风险保持十分警惕的态度，对巨灾保险管制严格，导致巨灾保险供给受限。如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考虑到我国的地震保险经营缺乏科学的精算基础，为了确保保险公司稳健经营，决定将“地震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列入绝大多数财产保险的责任免除条款，地震保险的经营受到严格限制。
3.2需求分析
与一般的商品不同，保险需求的表现形式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物质方面，当发生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后，人们的经济损失能否得到合理补偿;二是在精神方面，即在事故发生之前，人们为减除精神压力和后顾之忧而对保险产生的需求。在近年来的巨大灾害事故中，经济补偿与巨额损失之间的差距体现出我国巨灾保险的巨大缺口。(1)居民购买力不足。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仍然是中低等收入的国家，并且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巨大，特别是西部、西南部经济落后的山区更是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重灾区。没有货币购买力的支撑，巨灾保险潜在的需求无法转化成实际的需求。理性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当选择消费巨灾保险所获得的效用小于其他商品的效用时，人们会不断地消费其他商品直至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相等。(2)巨灾保险被替代化。近几十年来，我国发生巨大灾害之后，往往主要依靠政府专项拨款和社会捐助，保险却显得无足轻重。这不仅给政府造成财政负担，而且不能及时进行救援和重建，甚至广大受灾者的损失无法被分摊而使其一无所有。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考虑而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也使得巨灾保险的效用被替代化。(3)个人危险意识薄弱，企业风险管理理念不强。因为巨灾具有发生概率小、频率低的特点，平时在是否购买巨灾保险这一选择时，人们往往持有侥幸心理，认为该种不幸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从而保持不作为的状态;一旦巨灾发生，人们才感觉到危险因素的存在，从而灾后的一段时间内，投保的巨灾保险的人数会有明显的增加。再者，风险管理制度并没有引起我国企业的重视，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许多企业甚至对员工的基本保险保障都没有提供。
4思考与建议
4.1增加供给
(1)提高巨灾风险技术水平。首先，政府、社会和保险业本身应当加强对巨灾风险专业人才的培养，将与巨灾保险设计和经营相关的学科有效的结合，提高我国巨灾保险的数理基础;其次，政府应当尽快建立起巨灾风险管理数据库，为巨灾风险的研究和产品的设计提供完整的真实资料;最后，加强与国际巨灾风险研究项目的交流和合作，学习美国、英国、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积极有效的巨灾风险体制和产品设计经营技术，同时还要加大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引进外资，提高我国巨灾风险管理水平。(2)产品创新。传统的巨灾保险和再保险业务难以分散巨灾风险和承担巨额赔偿，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我国保险业可适当的利用资本市场来分散巨灾风险，其优点在于资本市场巨大的容量可以把巨灾风险消化，流动性强，且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巨灾风险不存在相关性。美国的保险衍生证券和巨灾债券从二十世纪推出至今，为巨灾风险吸纳了充足的资金，且其稳定的收益也吸引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如此，巨灾保险的承保能力将极大提高。(3)税收优惠。对巨灾保险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不仅可以降低保险公司的成本，调动其在巨灾保险业务的积极性，而且还使巨灾保险产品重新定价，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变巨灾保险市场供求双双不足的状况，有利于巨灾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社会长期的安定。但值得注意的是，税收优惠并不能是简单的减免税，税收优惠必须有针对性地对市场结构进行调整，才能使规模不同、优势不同的外资保险公司、大型保险公司和中小保险公司的互利双赢。
4.2改善需求
(1)改变救灾体制，财政补贴保费。购买力不足是制约我国巨灾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对于灾害发生时政府直接拨款“兜底”，对购买巨灾保险的消费者进行财政补贴，能降低消费者的投保成本，调动群众的参保积极性和提高巨灾保险的市场需求，还能减轻灾害发生时政府的财政压力，将巨灾风险向保险公司和社会分散、转移。我国政府还应尽快从巨灾救助的“第一保险人”向“最后保险人”转变，学习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多层级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对巨灾损失额度进行划分并明确各个层级的责任主体，当超过一定的损失额度时，再由政府承担，最后通过立法来保障体制的顺利运行。(2)强化风险意识，普及保险知识。当前，我国大陆地区社会的整体风险意识和保险理念不强，保险知识缺乏，很少有公众能主动利用保险作为分散风险的工具，甚至存在排斥保险的现象。政府和有关部门应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社会，尤其是灾害事故多发区，大力宣传防灾减灾常识，普及保险基本知识，努力提高全社会的风险意识。同时，保险公司也应加强对从业人员职业技能的培训，对职业道德严格要求，对违纪违规行为严厉惩处，这样才能提高保险公司的服务水平，在社会公众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3)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强制巨灾保险。因巨灾风险造成的损失巨大，无论给个人、企业甚至政府都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对于巨灾保险的逆向选择问题，政府及相关部门为分散巨灾风险的集中度，可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强制性的巨灾保险。例如，在台湾地区，将地震风险附着在住宅保险里从而纳入保险人的责任范围。此外，还可以对已购买巨灾保险的企业或个人提供贷款优惠政策，对固定资产超过一定额度的企业实行强制保险等等。
4.3规范保险中介市场
对于目前我国保险中介市场出现的一些问题，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完善保险中介机构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引导其健康有序的发展。保险中介方也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职业道德素质;同时，还须明确保险市场的分工，走专业化经营道路，以拓宽巨灾保险市场的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农业巨灾频发且灾害后果严重的国家。建国以来，一般年份，全国受灾农作物面积一般在40万一4700万公顷，倒塌房屋300万间左右。再加上其它损失，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00亿一500亿元人民币，大灾年份损失更加严重。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业巨灾发生机会多，成灾频率高，损失巨大。2008年初，中国发生了5O年一遇的雨雪冰冻灾害，农业遭遇了巨额经济损失。在灾害所波及的21个省区市中，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2亿亩，绝收面积超过3000万亩。而此次灾后保险赔款近20亿元占比不到雪灾总损失的2％。农业巨灾风险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一旦承保，当农业巨灾发生时，保险公司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危机，甚至会陷入破产的境地因此，研究和借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关于农业巨灾风险保障的基本制度和管理经验，尽快建立而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经验的比较分析
本文将以国外巨灾保险的运作机制为视角，从法制建设、承保主体、风险分担和政府责任等方面进行剖析，以求为我国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农业巨灾保险制度提供宝贵的经验。
(一)健全的法律法规，为农业巨灾保险制度的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巨灾保险推行较为成功的国家都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使整个保险制度能够依照具体的法律条款来建立实施。这为本国巨灾保险的成功运行提供了有力保证。美国国会先后颁布一系列法令，以此来促进本国巨灾保险业的发展，比如《联邦洪水保险法》(1956)、《全国洪水保险法》(1968)、《洪水灾害防御法》(1973)、《洪水保险改革法》(1994)等。日本政府也颁布了与巨灾保险相关的法令，如《灾害对策基本法》、《地震保险法》等。1966年日本国会制定了《地震保险法》和《地震再保险特别会计法案》。后来为鼓励居民投保地震险，日本政府又颁布了《地震保险相关法律》、《有关地震保险法律施行令》等法令。欧盟成员国中，法国、挪威、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等国建立了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通过立法手段要求符合某类条件的投保人必须购买。法国于1982年7月颁布了《THEFRENCHNATSYS—TEM)，建立了自然灾害保障体系。为配合强制保险的实施，1980年，挪威议会立法建立挪威自然灾害基金，并规定所有购买火灾保险的投保人必须同时购买巨灾保险，保费收人纳入基金。土耳其政府也通过立法要求所有登记的城市住宅必须购买强制性地震保险，且强制性地震保险条款全国统一，并建立了国家巨灾准备金。
(二)承保主体呈现多样化、联合化的特征
巨灾保险的承保主体主要分为保险公司主导、政府主导以及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三种类型。英国巨灾保险仅由保险公司承保，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中不承担承保责任。美国面对巨灾风险主要建立了政府主导推出巨灾保险计划和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相结合两种方式。日本则建立了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合作、民间经营与政府补贴相扶持的模式。新西兰的地震风险承保主体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地震委员会、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这些机构分属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和社会机构。
(三)风险分担方式灵活多样
英国的巨灾保险由于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并且政府也不对巨灾保险提供再保险方面的支持，因此，英国的保险公司在提供巨灾保险时，均要求政府进行大量的防洪工程建设以及提供巨灾风险评估、灾害预警、气象研究资料等相关公共品，以使巨灾保险损失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只有在政府履行了上述职责后，保险公司才提供巨灾保险。英国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主要依赖于政府进行的防洪工程以及通过商业再保险公司分散巨灾保险风险。美国政府运用财政、税收、再保险和紧急贷款，特别是采用了农业巨灾证券化等手段来分散和转移农业巨灾风险，其经营巨灾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均是NNPP的成员单位。挪威立法规定，所有购买火灾保险的投保人必须同时购买巨灾保险，保险收入纳入基金。基金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保险公司间分散巨灾风险导致的损失；二是建立针对巨灾风险的再保险机制；三是在基金与成员单位间建立一个契约以应对自然灾害所导致的损失，基金由隶属于政府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管理。
(四)政府参与模式灵活
各国政府对于本国巨灾保险市场主要采取三种参与模式：一是自愿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充当旁观者。在这样的巨灾保险市场上，巨灾保险保障由私人保险公司提供，进行商业化运作和管理。二是强制模式。政府在这类运作模式中直接充当主导者，巨灾保险由政府直接提供，往往采取强制保险或与其他利益相挂钩的半强制的形式。三是综合模式。在此模式中，可由政府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代表共同组成一个巨灾保险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负责巨灾保险的商业化运作，政府负责提供政策支持，建立国家巨灾准备金，寻找国际组织资金支持等。
三、对我国的借鉴
在充分吸收国外巨灾保险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以商业化运作为基础，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保障，政府政策支持为重要推动力的强制性农业巨灾保险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以下方面不容忽视：
(一)加快农业巨灾保险的立法工作，切实推进相关制度建设根据我国农业巨灾保险的市场需求、自然灾害的分布和发生情况以及巨灾保险发展的历史经验，同时考虑宏观的经济实力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巨灾保险法律制度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农业巨灾保险的立法步伐，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巨灾保险法律制度。
(二)建立多层次风险分散机制，促进保险公司农业巨灾保险良性发展农业巨灾保险不同于一般的保险，其危险存在方式与正常保险风险的危险存在方式不同，其承保业务总量越大，面临的风险也越大，保险公司存在着扩大承保面和降低风险之间的矛盾，因此，农业巨灾保险的经营必须有多元化的风险分散途径。从国外巨灾保险的实践经验来看，风险分散机制是整个保险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环，除了投资防灾工程和再保险等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外，发达国家出现了巨灾风险证券化的趋势，并利用其成熟的资本市场开发了一系列保险衍生品，增强了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因此，我国也应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和金融改革的深化，建立起多层次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论文提要：我国巨灾风险发生频繁，损失逐年加重，而现有的保障体系对灾区的经济补偿和人民生活的恢复只能是低层次和小范围的。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显得非常必要。
一、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急迫性
2008年我国遭受了两次巨灾，其涉及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2008年1月中旬以来，冰冻雨雪灾害突袭我国南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16.5亿元，造成107人死亡。于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地震灾害造成工业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2，000亿元，死亡人数截至6月9日达69，142人。
面对这样的灾害，政府及时拨款700多亿元，社会踊跃捐了300多亿元，而保险公司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在这两次灾害中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2月25日，我国保险业共接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保险报案95.3万件，各商业保险公司赔款已经超过16亿元。但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1，516.5亿元的经济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所占比例约为1%。而对于发生在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截至6月5日，保险业共接到地震相关保险报案24.9万件，已付赔款2.8亿元，与所估计的地震灾害造成的2，000亿元的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0.14%。
保险公司的赔付和实际巨灾损失之间的强烈的落差是有原因的，我国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目前还没有正式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内。商业保险公司对于诸如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采取“谨慎”的承保态度，多数自然灾害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不得作为主线单独承保。一旦巨灾风险发生，保险公司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大部分人员和财产损失只能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
二、国外巨灾保险体制比较分析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模式，也就是政府直接提供巨灾保险；二是市场主导模式，也就是由市场自我调节，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为局外人；三是协作模式，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巨灾保险，政府作为协作者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下面分析各种模式的代表国家：
（一）政府主导模式。在美国的洪水保险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地震保险中，所有业务和品种都由政府提供，保险公司并不开展保险业务。在美国全国洪水保险计划中，保险公司并不参与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保险公司在巨灾保险中主要是协助政府销售巨灾保险保单，从而取得相当于保费32.5%的佣金收入。政府承担着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美国政府以其在1973年颁布的洪水保险法将洪水保险界定为强制性保险范畴，并以此法为依据，设立了洪水保险基金，并设立联邦保险和减灾局负责经营和管理巨灾保险。
（二）市场主导模式。英国的洪水保险提供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也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保险需求与资源的配置由保险市场决定。投保人在市场的作用下自愿地选择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英国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其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并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
（三）协作模式。日本经历了1964年新泻地震后，颁布了《地震保险法》，逐步建立由政府财政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其做法是首先由原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出售地震保险保单，然后由日本再保险公司对原保险人承保的所有地震风险提供再保险。地震再保险公司再将所有保险公司购买的地震再保险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反向各普通保险公司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二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三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保留。这样，一个风险巨大的地震保险最终由各保险公司、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和日本政府三方来分担。
综上所述，这三种巨灾保险模式各有特点，英国模式因为其保险市场发达，人们的保险意识高，且英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完全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把风险分散出去。
三、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
由于我国现阶段既没有英国发展完善的保险行业协会和再保险市场，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强力后盾，加上我国保险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投保意识不强，大多数都依赖于政府救济，可以结合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分配统筹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特点，所以我国适用于政策上政府指引，政府、保险公司和社会共同协作，各地方政府参与的巨灾保险机制。
（一）建立一个巨灾管理委员会。防灾委员会的成员设置可以参照土耳其的TCPI管理机构模式，以国家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构成。
防灾委员会应该起着一个统筹规划的作用，其主要职责应为：1、重视事前防范，开发和修建防灾的公共产品。吸纳优秀人才，完善我国巨灾方面的研究技术和数据收集。2、管理巨灾风险基金。该基金由投保人缴费、政府补贴。3、成立巨灾测评专项小组，对不同地方的风险进行测探，然后根据费率公平原则，设立各地的标准费率指标，并随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修正和更改费率。同时，帮助保险公司制定费率和开发产品。4、制定巨灾保险法，规定提供巨灾保险的保险公司的资格要求，对有能力和意愿经营巨灾保险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和政策优惠。
一、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急迫性
2008年我国遭受了两次巨灾，其涉及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2008年1月中旬以来，冰冻雨雪灾害突袭我国南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16.5亿元，造成107人死亡。于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地震灾害造成工业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2，000亿元，死亡人数截至6月9日达69，142人。
面对这样的灾害，政府及时拨款700多亿元，社会踊跃捐了300多亿元，而保险公司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在这两次灾害中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2月25日，我国保险业共接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保险报案95.3万件，各商业保险公司赔款已经超过16亿元。但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1，516.5亿元的经济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所占比例约为1%。而对于发生在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截至6月5日，保险业共接到地震相关保险报案24.9万件，已付赔款2.8亿元，与所估计的地震灾害造成的2，000亿元的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0.14%。
保险公司的赔付和实际巨灾损失之间的强烈的落差是有原因的，我国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目前还没有正式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内。商业保险公司对于诸如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采取“谨慎”的承保态度，多数自然灾害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不得作为主线单独承保。一旦巨灾风险发生，保险公司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大部分人员和财产损失只能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
二、国外巨灾保险体制比较分析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模式，也就是政府直接提供巨灾保险；二是市场主导模式，也就是由市场自我调节，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为局外人；三是协作模式，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巨灾保险，政府作为协作者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下面分析各种模式的代表国家：
（一）政府主导模式。在美国的洪水保险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地震保险中，所有业务和品种都由政府提供，保险公司并不开展保险业务。在美国全国洪水保险计划中，保险公司并不参与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保险公司在巨灾保险中主要是协助政府销售巨灾保险保单，从而取得相当于保费32.5%的佣金收入。政府承担着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美国政府以其在1973年颁布的洪水保险法将洪水保险界定为强制性保险范畴，并以此法为依据，设立了洪水保险基金，并设立联邦保险和减灾局负责经营和管理巨灾保险。
（二）市场主导模式。英国的洪水保险提供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也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保险需求与资源的配置由保险市场决定。投保人在市场的作用下自愿地选择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英国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其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并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
（三）协作模式。日本经历了1964年新泻地震后，颁布了《地震保险法》，逐步建立由政府财政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其做法是首先由原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出售地震保险保单，然后由日本再保险公司对原保险人承保的所有地震风险提供再保险。地震再保险公司再将所有保险公司购买的地震再保险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反向各普通保险公司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二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三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保留。这样，一个风险巨大的地震保险最终由各保险公司、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和日本政府三方来分担。
综上所述，这三种巨灾保险模式各有特点，英国模式因为其保险市场发达，人们的保险意识高，且英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完全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把风险分散出去。
三、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
由于我国现阶段既没有英国发展完善的保险行业协会和再保险市场，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强力后盾，加上我国保险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投保意识不强，大多数都依赖于政府救济，可以结合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分配统筹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特点，所以我国适用于政策上政府指引，政府、保险公司和社会共同协作，各地方政府参与的巨灾保险机制。
（一）建立一个巨灾管理委员会。防灾委员会的成员设置可以参照土耳其的TCPI管理机构模式，以国家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构成。
防灾委员会应该起着一个统筹规划的作用，其主要职责应为：1、重视事前防范，开发和修建防灾的公共产品。吸纳优秀人才，完善我国巨灾方面的研究技术和数据收集。2、管理巨灾风险基金。该基金由投保人缴费、政府补贴。3、成立巨灾测评专项小组，对不同地方的风险进行测探，然后根据费率公平原则，设立各地的标准费率指标，并随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修正和更改费率。同时，帮助保险公司制定费率和开发产品。4、制定巨灾保险法，规定提供巨灾保险的保险公司的资格要求，对有能力和意愿经营巨灾保险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和政策优惠。
无论何种融资契约，其合同条款只是表象，也即契约关系的外部载体，契约背后反映的实质上是其所承担的权利义务关系。正因为如此，融资契约条款设计的目的也就是契约双方(或多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巨灾风险债券的条款设计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也不例外地在于如何平衡债权债务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债券的顺利运作，达到双方各自交易的初衷。本文基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对应的一般原则，对以履约保证机制为重点的巨灾风险债券契约条款设计机制问题进行了一些探析。
一、巨灾风险债券的契约条款设计概览
巨灾风险债券(catastrophe bond)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巨灾事故频繁发生且损失幅度剧增的大背景催生出来的一种新型art(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工具，它由(再)保险公司(或其设立或指定的spv，即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 vehicle)发行，收益取决于该公司或整个行业的巨灾损失状况。与普通债券不同的是，巨灾风险债券本金的返还与否依赖于特定事件的发生：若在期内未发生约定的巨灾事故，发行人按约向投资者还本付息；若发生预先规定的触发事件(triggering event)，则发行人向投资者偿付本金或利息的义务将部分乃至全部被免除，债券发行人将运用该笔基金进行理赔。作为一种新型的保险风险证券化工具，巨灾风险债券的出现不仅增强了保险业的承保能力，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从分散化投资组合中获得较高收益的有效途径，对保险业乃至整个 金融 业的 发展 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已成为迄今为止运作的最为成熟和广泛的巨灾风险证券化工具。我国自2006年起也开始初步筹划相关的地震风险债券的运作。
根据 企业 契约理论中有关所有制、治理结构的一般论点，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是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企业治理结构设计的一般原则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对应。企业的融资活动深刻影响着企业的治理结构，因而融资契约的设计也理应遵守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的原则。据此，又结合当前理论界主流的债务契约设计理论，企业融资契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设计一种能使剩余所有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匹配的最优契约，以在投资者和股东之间合理地分配现金收益流，或在特定情况下及时地将企业的控制权由企业内部转移到债权人手中，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使投资者愿意提供足够数量的资金满足企业的投资需求。一言以蔽之，融资契约的条款设计要解决两个问题：现金收益流的分配以及保证履约机制的设置。
由于巨灾风险债券的发行主体spv一般由政府或旨在通过巨灾风险债券转移巨灾风险的(再)保险公司发起成立，其功能也被人为局限于充当巨灾风险证券化活动的中介，不以营利为目的，更重要的是，如上述，债券最终的现金流流向存在着不确定性。再者，巨灾风险债券在发行前都经过科学理算，原(再)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费，投资者期初的投资支出及其累计额一般情况下能满足偶然发生的巨灾损失事故。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收益现金流在股东和投资者之间的分配在巨灾风险债券契约条款的设计中意义不大，巨灾风险债券契约条款设计的重点在于对其履约保证机制的探讨。
二、从条款设计看巨灾风险债券的履约保证机制
根据债券契约条款设计理论的一般观点，债券契约条款设计所应包含的一些因素包括现金流结构、信用结构与期权结构。以下结合巨灾风险债券的特殊之处，试从这些方面来探讨其契约条款设计较一般的债券的共通与特殊之处。
(一)现金流结构
即资金在何时，以何种数量，向哪方流动的结构，这是融资契约的最基本结构。包括三个方面：
1．期限问题。对一般债券而言，期限越长表明债券本身所包含的违约风险越大，从而要求的回报率就越高。对巨灾风险债券而言这一基本原则也是成立的。特殊之处在于，巨灾风险债券回报率的高低，还特别依赖于巨灾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本金利息的风险程度，即巨灾事故发生概率越高，越有可能触发债券对(再)保险人的支付，投资者对其本息的要求权越有可能丧失。当然，不同种类债券(本金保证型、本金利息均保证型及均不保证型)对本息的规定对于投资者本金的风险程度不同，要求的回报率 自然 也不同。总之，对pie灾风险债券而言自然因素(巨灾事故发生概率)与债券本身条款的设定对其收益率的影响相对于期限的影响更大，这是巨灾风险债券相对于普通债券的一大区别。
2．利率问题。在利率问题上巨灾风险债券类似于一个浮动利率债券，具体来说，在巨灾事故即将发生或者已发生但尚未进行赔付的情况下，投资者预期债券的触发支付在即，从而存在吞食自己本金和(或)利息的可能性，因而市场对其需求倾向于下降，为平衡供求关系，巨灾风险债券的价格会倾向于上升，利率会倾向于下降。
频发的巨灾促进了巨灾保险制度的飞跃发展。被称为“昭和三大台风”的1934年室户台风、1945年枕崎台风、1959年伊势风，给日本带来了惨重损失。受此影响，日本商业保险公司的财产保险不断调整危险责任范围，将之前并不承保的风灾、雹灾、雪灾、水灾等自然灾害风险逐步纳入。1947年，日本部分保险公司开始经营水灾保险。1956年，《暴风水灾危险承保特别约定》正式施行。1964年6月16日的新泻7.4级地震，成为日本地震保险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以此次地震为契机，日本加紧开展地震保险的可操作性研究及立法工作，于1965年提出《对建立地震保险法律制度的正式答复》，确立了地震保险“国家承担超额损害再保险、限制保险金给付额、强制附加于火灾保险”这三大核心内容。以此为基础，日本于1966年6月1日颁布《地震保险法》)和《地震再保险特别会计法》，保险公司开始经营地震保险业务［5］，官民一体的地震保险制度在日本初步建立。此后，日本多次修改地震保险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地震保险体系。尤以1978年宫城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后的优化革新为典型。农业巨灾保险方面。1947年，日本将《家畜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合并，并于当年12月颁布《农业灾害补偿法》，1952年制定《农业共济基金法》，进一步完善了农业灾害补偿机制，基本建立起由各级农业共济组合来具体实施，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农业巨灾保险体系。政府每年进行必要的财政补贴并提供再保险支持。几十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对相关法规进行修订和调整，确保了日本农业保险的持续稳定发展。仅《农业灾害补偿法》就已修订过23次，最新版本为2009年所定［5］。
日本巨灾保险之启示
日本巨灾保险制度无疑具有其成功之处，对于正在健全巨灾风险管理机制的我国而言，尤其值得关注。
1理论研究是先导
理论研究先于实践。没有成熟的理论基础，巨灾保险就不可能具有可操作性。德国人PaulMayet数年的努力虽然归于失败，但其将巨灾保险的理念带入了日本，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5］。此后，学者们对巨灾保险的合理性及可操作性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借着数次大地震、台风等巨型灾害的契机，日本政府和学术界特别针对巨灾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并于1934年开始了地震保险的立法尝试。我国巨灾保险方面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前20年研究成果并不多，直到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及汶川8.0级地震后方进入井喷期，巨灾保险、地震保险研究成为一时之热。笔者在中国知网()，以“巨灾保险”为主题，进行精确匹配检索，文献数为1435篇，基金论文数109篇，可谓成果不少。但从整体来看，重复性研究较多，研究点散乱，可操作性不强。对此，我国应强化巨灾保险的专项研究，加强研究队伍与保险公司等实践部门的联系合作，把研究工作落实到数据收集分析、模型建构等细节上去，为随后的巨灾保险立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2立法活动是基础
日本之巨灾保险制度，主要是通过立法予以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其所颁布实施的《农业灾害补偿法》、《地震保险法》等法律，将巨灾保险的基本框架、运作模式、保障范围、风险控制等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从而为巨灾保险的顺利推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巨灾风险管理立法起步较晚，但由于巨灾频发，自1998《防洪法》颁布始，至今已有20余部自然灾害防治、应急相关的法规，虽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合力，且忽视市场力量，基本上没涉及巨灾保险，对我国巨灾风险管理体系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而对于巨灾保险立法模式，学界也各有选择［6］。目前，各国的巨灾保险立法主要有分别立法与合并立法两种类型。日本采用的是分别立法模式。本文认为，由于我国理论探索与立法实践都起步较晚，要在短时间内制定出较为成熟的、专门的巨灾保险法不太现实;且由于巨灾保险实践较为欠缺，故可先补充立法［4］，如通过修订《保险法》、《防洪法》和《防震减灾法》等方式在相关法律中补充巨灾保险内容，将一部分巨灾风险较大的地区，如地震频发、台风影响大、洪涝灾害严重的省份作为试点，逐步建立和规范巨灾保险制度。在理论和实践逐渐成熟的基础上，再进行分别立法。最终以合并立法的方式形成统一立法。也就是说，我国相关立法可分三步走:补充立法———分别立法———综合立法。
3家庭财产是主体
从各国巨灾保险立法来看，大多将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加以区别。由于企业财产赔付额度往往较大，通常意义上的巨灾保险都将住宅及家庭财产作为其保障的重点。在日本，企业财产的巨灾保险是商业性保险，承保主体为民间保险公司，承担有限赔偿责任，政府仅仅只起监管作用［7］;而《地震保险法》针对家庭财产地震保险而制定，家庭财产地震保险是日本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巨灾保险，承保住宅及家庭财产因地震、火山喷发及由此引发的海啸而造成的火灾、损坏、掩埋和流失，主要还是限于地震、火山喷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由官民共同经营，政策性和公益性很强，保险公司不能从中盈利，政府承担兜底责任，且不能单独投保，原则上自动附加于家庭财产险。由于家庭财产和住宅对于居民灾后生活保障的关键性，我国宜采用日本之法例，企业巨灾保险完全商业化运作，仅将家庭财产纳入政府财政支持的巨灾保险范围。这既是人本主义的体现，也是由我国现实国情所决定［8］。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还比较低，用于巨灾保险的财政支持毕竟有限，因此，有必要将这一部分资金集中使用到受灾民众最为急需的家庭财产损失的赔偿上。
4分散风险是核心
分散风险是巨灾风险管理的核心，也是各国巨灾保险制度的重要内容。日本在地震保险中设置了一定比例的免赔率和免赔额，由投保者承担一定损失;采用超额再保险模式，由承保的商业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及政府分层次承担地震风险;发行地震保险证券，将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设立责任准备金等，以有效地分散巨灾风险［5］。在我国，保险市场缺乏风险分散途径，再保险市场还不成熟。巨灾风险管理仅仅依靠以工程预防为主导的灾前管理和“政府财政救济为主、民间捐助为辅”的灾后救济模式，市场参与少，巨灾保险缺位，再保险制度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设计中，要充分考量本国国情，最终建立一个政府、社会、资本市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的巨灾风险分散体系。要加紧发展、推广巨灾保险，重点发展再保险市场，积极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同时，也要尝试建立巨灾风险基金，推行巨灾保险证券化，充分利用国内国际资本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巨灾风险。
5政府支持是关键
在日本，政府对农业保险实行必要的财政补贴，并提供再保险支持;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地震保险业务，并参与到地震保险的再保险体系之中，与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共同分担家庭财产的地震风险，并由政府承担地震保险最终赔付责任。2006年，我国在《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起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这也阐明了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构建过程中，政府财政支持的关键性［9］。除了需要政府对先期理论研究进行倡导和支持\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范确定巨灾保险制度及其运作\对巨灾保险的运行进行技术指导和业务监管\引导民众接受并积极参与巨灾保险外，巨灾保险市场还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对再保险市场的参与。毕竟，巨灾保险始终具有政策性和公益性，单靠商业保险公司也无力承担巨额赔偿责任。只有政府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如限额提取巨灾保险基金，参与再保险，通过税收等手段刺激市场热情等，巨灾保险才具有可操作性。
巨灾风险是指能够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风险,且其具有突发性和破坏性的特点。正是由于其损失频率低损失幅度高的特点,也对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一、我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自然灾害事故频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大量的人员伤亡。我国接连发生的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西南干旱都一次次考验着我国的保险体系,特别是巨灾保险制度。据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初发生在我国南方地区的冰雪灾害和5月发生在四川汶川的8.0级大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1516.5亿和8451亿元人民币,占2008年全球巨灾损失总额的8.3%和46%。由于巨灾风险不具备大量和同质等可保风险的条件,对保险经营的稳定性具有较大影响,巨灾一旦发生不仅会危机保险公司自身财务的稳定性,对再保险市场也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因此,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制度十分必要。
2009年3月8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会中,我国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在《关于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几点思考》中提出,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是一项利国利民的迫切任务。我国作为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发展中国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制度,让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巨灾风险管理水平。从政府的角度看,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有利于减轻财政压力,增强财政资金救助的有效性,可以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承担巨灾风险,形成多层次的巨灾风险分担机制。从保障民生的角度看,巨灾造成的损失一般十分巨大。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利用巨灾保险基金的长期资金积累,以及巨灾再保险分担机制,可以快速筹集大量资金,促进灾后重建。
二、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发展现状
由于我国国情限制及保险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我国的巨灾救助体制长期依赖国家财政为后盾,巨灾风险大部分都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然而政府财政仅能提供最低限度的灾后救济,其金额和惠及面相对于巨灾损失如杯水车薪。2008年5月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仅在四川省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而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财政投入550.74亿元(其中:应急抢险救灾资金250.74亿元,灾后恢复重建资金300亿元)用于救灾,这相对总损失额的作用十分微弱。同时,财政救灾资金的大量支出, 常常会牵涉到财政赤字, 从而影响国家财政收支的稳定性, 也“挤出了”其他方面的财政支出。另外,社会捐赠(包括国际援助) 也是我国对付巨灾风险采取的措施之一,但是其力度也是有限的。而我国的巨灾保险和再保险则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地震、海啸等巨灾都不属于可保责任,这样其风险分散能里很有限,加之,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程度低,使保险公司经营巨灾保险的稳定性受到很大影响。
总体来说,我国巨灾保险制度仍处于欠发达水平,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巨灾救助体制,对于商业保险及再保险制度的缺乏充分利用,很多相关制度也不完善,对于我国巨灾风险没有起到很好的分散作用。
三、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完善
综上所述,完全依靠政府救助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然而我国的保险业发展仍处于较为初级的程度,保险市场及相关制度都有待完善,这就决定了单纯体用商业保险模式处理巨灾风险也是不适应我国国情的。
借鉴国际经验,可以看到国际上运行较为合理的巨灾保险机制都是以商业保险作为风险承担主体的,例如,英国的洪水保险即是商业保险机构独立经营模式的典范,其中,商业保险机构承担了主要风险,而政府只是通过工程防损等起到辅助作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巨灾保险制度虽然政府参与程度明显加大,但是商业保险机构依然是制度的主体,起到主要作用。
综合考虑我国的经济体制、保险市场等具体国情,巨灾风险不可能完全由商业保险机构独立承担,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应当充分利用政府和机构的力量,通过两者的有利结合,达到有效分散巨灾风险的作用。具体的完善措施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阐述:
一方面,规范及完善政府支持体系。将巨灾保险制度纳入国家综合灾害防范体系,从立法保障、组织推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防灾减灾等方面给予支持。当然政府的支持并非是无条件的给予财政支持,这将无异于以前的政府救助体系,只有在巨灾损失超出商业保险机构的赔偿能力,政府才适当介入给予合理补偿。
另一方面,加强巨灾保险的市场化运作。这是完善的重点,也是我国现行巨灾保险体制严重不足之处。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网点和技术优势,为巨灾保险提供承保理赔服务。并且大力发展和利用再保险市场特别是国际再保险市场分散巨灾风险。此外,巨灾保险业务必须实行单独核算,单独管理,保费盈余部分作为巨灾保险基金逐年滚存,这样有利于保障巨灾保险经营的稳定性。
此外,我国还可考虑建立巨灾保险共同基金,通过基金的独立运作,起到对巨灾保险制度的有效补充作用。
参考文献:
[1] 谭湘渝,蒋毅.《巨灾保险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与模式选择》 《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24期 第31-33页.
[2]《政策要览》 《国际融资》2009年第4期 第74-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