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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分组及统计学方法
2.1实验分组
实验分组的目的是检验系统化技能实践教学模式的效果，该实验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组：采集64名未培训前学生的临床技能考核成绩，然后根据析因设计原则将其分为甲、乙两组，其中，甲组学生进行系统化教学模式授课，乙组学生进行传统带教模式进行授课，半年后，比较分析甲乙两组学生的临床技能考核成绩。第二组：选取我校见习生112人，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A组（采用系统化教学模式授课）和B组（采用传统带教模式授课），半年后，对甲乙两组学生的临床技能考核成绩进行对比分析。
2.2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对第一组实验采用析因设计的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对第二组实验采用成组设计两样本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3结果3.3.1第一组实验甲乙两组教学模式教学结果对比采用析因设计结果显示，两种教学模式对学生的临床技能成绩的影响不同，其中，采用系统化教学模式的甲组（教学前成绩：2921.9分、教学后成绩：3745分）优于采用传统带教模式的乙组（教学前成绩：2999.3分、教学后成绩：3412.8分）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3.3.2第二组实验甲乙两组教学模式教学结果对比本次实验规定，学生考核成绩如下，优秀：90～100分；良好：80～90分；及格：60～70分；不及格：60分以下。通过对甲乙两种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采用秩和检验可知，采用系统教学的A组的平均秩次为47.68（其中优秀14例、良好29例、及格11例）小于采用传统带教模式的B组的平均秩次64.88（其中优秀8例、良好17例、及格27例）差异显著（P＜0.01），因此，可以说明，系统化教学组的效果优于传统带教组。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8-0245-04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我国医疗领域进一步和国际标准接轨，对于医学基础研究领域的要求不断提高，国际学术交流与研究成果共享日益成为主要发展趋势。在国外高质量期刊的要求已经成为医学科研工作者十分重要的能力。因此，英语医学论文的写作变得尤为重要。此外，医学硕士、博士论文乃至在职医务人员晋升的论文也经常要求用英文撰写，或者至少对于文章的摘要部分要求用英语写作。但实际情况是：多年来，英语教学并没有显著减少学生在医学英语写作方面的语病。所以提高医学生医学英语写作的能力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虽然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于提高医学英语论文写作质量做出了一些有效的、建设性的研究，但是还是有如下问题：分析过于笼统，缺乏统计分析；缺乏建立在期刊要求下的写作语言标准，没有统一、完整的语病语料库；国内学者几乎没有将语病统计结果应用到教学追踪的研究当中去；等等。所以为了克服以上缺点，建立一个医学英语论文语病语料库，并在此基础上对医学英语范式表达规则、语法和语言表达方式的错误进行统计与分析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相关研究。从国外研究来看，关于“医学论文英语摘要写作常见语病”的研究，因为语言障碍相对较小，英语国家的医学写作的研究少有涉及语言以及语料库方面的内容。语言相关的内容只在个别参考书目中有所提及。主要代表人物Margaret Cargill，其研究成果《Wri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rticles： Strategy and Steps》（2013，Wiley-Blackwell）[1]一书中就提到过语言要求的简洁性和清晰性，此外还有there be的使用范围等。
2.国内相关研究。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关于“医学论文英语摘要写作常见语病”研究，代表人物主要有洪班信、章国、雍文明等人。主要研究成果：英语摘要中常见的动词和句子语法错误（洪班信）[2]；专门用途医学英语语料库构建的意义及实践（章国英）[3]；医学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动态语料库建设及其应用初探（罗永胜）[4]；基于语料库的中外英文医学论文摘要时态和语态分析：以儿科期刊为例（雍文明）[5]。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著作，如：王福彦的《医学SCI期刊论文的撰写与发表》[6]；李传英的《医学英语写作与翻译》[7]。
通过以上总结发现，国内研究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SCI期刊的原则以及如何撰写高质量生物医学科技论文；（2）在研究与病以及建立语病语料库方面主要集中于小样本以及个别语病种类。
3.本研究特色：从国内相关文献来看，缺乏以语料为基础的真实数据研究。而本研究所采用的260篇样本摘要，将其中的各种类型的语病进行系统分类，真正建立医学英语摘要中的规则、语法与语义偏误的语料库，从而建立较强的针对性。此外，本研究还对于常见语病偏误进行准确的统计，体现出常见显著性偏误、较少见偏误、不太重要偏误为今后的教学重点做出指导。最后还对于每篇语病数量的统计特征进行分析以便对于学生写作能力有清晰的把握。
三、本研究语料数据错误性质的界定与分类
根据该语料数据库出现的错误性质将其分类，如表1。
四、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2013年6月―2016年6月期间天津医科大学学笳要共260篇。
2.研究方法：通过对天津医科大学2013年6月―2016年6月期间260篇论文摘要仔细研究分类，共分为3大类型：写作规则类语病偏误、语法类语病偏误、语义类语病偏误。运用“归类”、“量化”、“分析”等语料分析方法进行语篇剥离分析、研究。本研究在三大语病偏误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相关的语病种类共计20种。而后，计算出学生在每篇摘要中出现语病偏误个数的统计特征，为不同写作水平的学生的针对性的教学指明方向。总结如下表2。
五、研究结果
1.语病类型与种类统计分析：所有语病类型比例如表3所示。
（一）对照与均衡性测定
国内医学期刊有关临床疗效观察的文章甚多，不少杂志刊登了一些事先未设计对照的文章，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如《用柴葛解肌汤治疗上呼吸感染》一文，报道治愈好转率为97.7％，因无对照，无法断定其效果如何，因此，治愈好转率中含有假像。
对照的方法虽有多种，但对照的基本原则是与实验组齐同可比，最好作均衡性测定。
（二）安慰剂与盲法试验
安慰剂与盲法试验是医研（主要是比较性研究）中常用的科研方法，结果准确、误差性小。安慰剂在形、量、色、味等要与实验药物一样，不能给受试者和执行者任何暗示。这种试验就是双盲法试验。但近年来，尚有人用改良的双盲法，此法分两期：第一期（公开期）试验有效者留，无效者弃。有效者进入第二期（双盲试验），以确定疗效是否系安慰剂的作用。在预防效果观察时可采用该法，临床上应用诸多困难，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样本含量与重复原则
没有足够样本的研究结果，是经不起重复试验的，有的论文凭少数病例观实的结果下结论，是不慎重的。如《重症肺炎并发DIC29例》一文，作者观察脑型患者3例，其中死亡一例，就得出“一般脑型病死率高达57％，本组脑型病死率较低，看来及早用肝素阻断DIC过程，对降低脑型病死率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因无对照，结论不可靠。
（四）随机分组与实验设计类型
文学教育历来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础教育中，由于学习者的接受特点，儿童文学在文学教育中占据着特殊位置，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学习者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在目前新一轮的语文课程改革中，儿童文学的重要性已引起了教育界的充分重视，在课程设计、教师培训I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现象。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编写新版小学语文教材时，将儿童文学理论家王泉根教授的《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材选文工作研究》作为整个教材编写工作的理论支持，同时在教材中选人多篇中外儿童文学的名家名篇。又比如，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的儿童文学专业“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相关的教师培训课程，为教师编写儿童文学教材，向小学教师普及儿童文学理论知识，介绍儿童文学的内容、特点、功能、作用，介绍中外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代表作家作品等，组织教师在实践中摸索儿童文学的教学方法，指导教师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以全面提高小学教师的儿童文学修养”。此外，依据教育部2001年月7日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阶段目标中对小学一至二年级的阅读目标提出了lO项要求，其中第6项明确指出学生的阅读文类为“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由此可见，儿童文学的重要文体之一的童话、寓言已经受到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视与关注。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人教版、北师大版、江苏版与河北教育版的四种小学语文教材中，童话文体在整个语文教材篇目中所占的比例明显提升，比如，人教版的一年级下册中，“童话文体的篇数由年版的7篇增加到2001年实验版的14篇，上升了个百分点，占到课文总数的4l％。儿童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文学在学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学是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是人类价值观的体现。学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了解人类的历史与文化、弥补自身经验的不足。文学对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具有德育、美育、智育等功能。具体地说：文学作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具体化，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高度的精神感召力，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文学作品是人类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和审美体验的集中体现，它可以传达给处在成长期的学生，并且经由学生自身的情感和经验内化为他们自己的审美体验；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创造，文学的欣赏需要调动学生的形象思维，需要丰富的联想力和想象力，它可以促进学生的智力发育。
由于文学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德育、美育、智育多方面的发展，因此它应该受到教育工作者的重视。我们常常提到，2l世纪呼唤新的人才观，那么，新型人才的素养应该包括一定的文学素养，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学素养也应该是一个健全的人的基本素养。文学历来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人类早已认识到文学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世界范围内，许多世纪以来文学课就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以往，学生主要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学习识字，或者学习外语——例如拉丁语，或者获得宗教知识，或者学习阅读方法。直到世纪，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文学教育才走上关注文学自身的道路。学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主要是为了体验、感悟和学会评价。
西方的母语教育一直有重视文学教育的传统，虽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日益感到应加强母语教学的实际应用色彩，但文学教育仍然受到普遍的重视。一种共同的看法是在母语教学中把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加以区分，这和张志公先生提出的从初中开始在语文课之外增设文学课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在美国，由全美英语教师委员会制定、对美国中小学的英语教学具有指导意义的《英语教学纲要》(1982)指出：“英语研究包括语言知识本身，包括作为交际手段的英语应用的发展，以及对文学作品所表现的语言艺术的欣赏。”这份纲要把语言应用与文学欣赏区分开来，要求通过文学教育，使学生认识到文学是人类经历的一面镜子，把文学当作与他人联系的方式，从与文学相联的复杂事物中获得洞察力。德国的母语教学分为德语课和文学课，法国也十分重视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教学。至于前苏联，十年制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一直采用两套教材，即俄语和文学。文学教材又分为《祖国语言》(一至三年级用)、《祖国文学》(四至七年级用)和《俄苏文学》八至十年级用)。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学遗产。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也是十分重视文学教育的，能够吟诗作赋一直是显示一个人有文化的重要标准，不过，传统的文学教育是和历史、经学教育等揉和在一起的。本世纪以来的文学教育则是作为语文教育的一部分存在的，我国的语文教材中也选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1956年，我国曾经学习苏联母语教学的模式。把语文课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科，并为此编写了两套教材——语言教材和文学教材。现在语文界一种普遍的看法是：1956年的分科是失败的。但是究竟失败在哪里，有没有合理的成分，却很少被研究。其实，即使那次分科教学不成功，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学教育在基础教育中应有的位置。目前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当重新认识文学教育的地位、功能，应当重视基础教育阶段的文学教育。
二、从学习者的接受特点出发，儿童文学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文学教育中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不论是从文学在人的发展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这一角度出发，还是从中外母语教学的历史演变来观察，文学教育都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基础教育中，考虑到学习者的心理发展、审美趣味等特点，儿童文学应该成为文学教育的主要载体。
什么是儿童?1989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界定：“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指专为18岁以下未成年人精神生命健康成长服务并适合他们审美接受心理与阅读经验的文学。众所周知，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教学对象正是18岁以下的学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儿童文学与语文教学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之事。儿童文学理应成为语文教学尤其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主体教学资源。
儿童文学作为语文教学主体资源所具备的特别优势，来自儿童文学自身的性质与特征：第一，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儿童文学是指“在文学艺术领域，举凡专为吸引、提升少年儿童鉴赏文学的需要而创作的且具有适应儿童本体审美意识之艺术精神的文学。”儿童文学独立于之外，从本质上是因为它将儿童当作首要的读者对象，对儿童文学的儿童中心、儿童本位立场，儿童文学作家们都有明确的认同并反映于他们的创作中。特别是现在的儿童文学作家经过长期的探索已经认识到，为儿童写作并不是把成人的思想、信条强加给儿童，儿童文学必须要让儿童读者能够理解和领会，儿童文学的内容和结构都应该符合并激发儿童的兴趣，儿童文学作家必须了解儿童读者的年龄特征、身心发展特征、思维特征与社会化特征。在具有文学才能的同时还需持有与儿童共鸣的思想和心绪。
作为儿童本位的文学，所有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都会尽可能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心理，反映儿童的现实生活和想象世界，表达儿童的情感和愿望，具有儿童乐于体验、能够接受的审美情趣，尤其对于学龄初期的儿童，儿童文学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是其它品种读物不可替代、无法比拟的。
第二，儿童文学是具有教育性的文学。
虽然儿童文学已不再被视为教化儿童的工具和手段，现在的儿童文学也摆脱了过去教育和想象矛盾冲突的处境，教育性还是隐含在儿童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之中，当然，人类社会，包括儿童文学世界，对教育的理解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天赋、智能和体能；培养对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联合国》所载各种原则的尊重；培养儿童对其父母、自身的文化背景、语言和价值观、居住国的民族价值观、原籍国以及不同于本国的其它文明的尊重；培养儿童本着各国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体以及原为土着居民之间的谅解、和平、宽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培养对自然环境的尊重。
事实上，早在公约签订之前，世界儿童文学已经多样化地呈现了上述理念。与19世纪的儿童文学相比，20世纪的儿童文学明显更具有社会的、文化的责任感，注重沟通儿童与现实、历史、未来的联系，注重向儿童表达人与人相互问的平等、友爱、宽容、理解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注重培养和增进儿童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以全面促进儿童精神和个性的成长。儿童文学之所以和先进教育思想同步，因为它是人类提供给后代的精神产品，传达着社会的理想，也凝聚着人类最进步的文化和文明，即使儿童文学不再承担宣传成人的思想、向儿童进行直接的道德教育的任务而转向想象和娱乐，但其陶冶性情、培育心智的作用，它对儿童审美的熏陶和浸染，对儿童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
小学的语文资源，需要直接呈现给成长期的儿童，对思想性、教育性有着很高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儿童文学已经具有明显的优势。与此同时，由于儿童文学向儿童传达的多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美德、共同理想，不会受到意识形态的专制影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儿童文学在传播、交流方面享有更为广泛的自由，儿童文学这一资源也因此更为丰富，应用上更为便利，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语文教学的需要。
第三，儿童文学是特别重视语言艺术的文学。
儿童文学对于小学语文的资源优势还突出表现在语言方面。儿童文学和一样，都是语言的艺术。在文学中，语言是第一要素，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文学的材料，文学中鲜活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故事情节，作者深刻的思想和感情、艺术风格和个性，都必须通过语言呈现和表达。由于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文学，因而对语言美有着更高的要求。
俄罗斯着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专门为乡村儿童写作，这位语言大师吃惊地发现，他需要花在语言上的功夫比创作作品时更多。为了让故事字字句句都做到“精彩、简洁、淳朴，最主要的是明确”，他转而向民间文学学习语言，努力让自己的故事语言“明确、清晰、美丽和温和”。实际上，儿童文学的语言必须把简明、规范和鲜明、生动结合起来，同时还要符合儿童的审美趣味，这样才能吸引儿童，让他们感悟到语言的艺术魅力、感悟到文学语言的艺术美。从世界范围看，各个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显示了其本民族语言特有的个性，具有较高的艺术品质，成为儿童学习语言最理想的范本。
儿童文学在儿童成长的各个年龄段，都直接参与儿童的语言学习。学龄前期，儿歌、童话、故事，由教师或家长以口头讲述方式提供给儿童；学龄初期、中期，儿童则自主阅读童话、小说，在口语、书面语言两个领域，儿童文学对儿童语言学习的影响都非常深刻。
小学语文作为为儿童开设的基础教育课程，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特别强调语言学习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针对我们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即使小学阶段，语文的学习也开始注重语感和整体把握能力的培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生需要直接接触大量的语言材料，通过具体的语言学习活动，掌握本民族语言运用的能力。在语感、整体把握，在人文与工具的统一方面，文学作品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品较之一般的语言材料，优势相当明显，也更形象、更生动，能够激发学生学习语言的热情和主动性。大量的调查证实，小学阶段语文素养较高的学生，都有从小阅读儿童文学的经验。要将小学评议建设成开放而有活力的课程，推动小学学生进行自主、探究的评议学习，全面提高小学生的语文素养，应该重视开发和选用儿童文学资源，以促进课程目标的最终实现。
第四，儿童文学是传递人类价值的文学。各国的儿童文学当然也是具有意识形态性，“有着自己明确的美学原则”，但同时也反映一些共同的国际主题，如亲近自然、保护环境、热爱和平、国际理解、种族和解，儿童们阅读安徒生的美丽童话，并不只是度过愉快的时光，他们也从中自觉到做人的准则，以及作为人改变必须承担的重担责任。“希腊儿童文学作家洛蒂.皮特罗维茨在1986年日本IBBY发言中也强调，儿童文学是一座桥梁，是沟通儿童与现实、儿童与历史、儿童与未来、儿童与成年人、儿童与儿童之间的精神桥梁，在这个“桥梁”的概念中，包含了理解、抚慰、拯救、引导等不同的功能。在社会道德的价值上，儿童文学中传达的也多是人类共通的基本美德，如诚信、勇敢、合作、宽容等。
结语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曾谈到，童话往往成为构建人性的重要方式，如果幼年时期受过相同童话的熏陶，那么在人格最根本的部分，仍保持着共同的成分。《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语文课程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儿童文学在人文性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儿童文学在陶冶性情、增进美感，对儿童情感、态度恶劣、价值观产潜移默化的影响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从而在语文教育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209-02
一、作者简介
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他曾在欧美多所大学做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并且他能够使用10几门语言，其中包括母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以及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罗斯语等主要欧洲语言。他主要研究的是文化领域，所以根茨勒说“他主要不是翻译理论家，而是文化理论家”。但是，他提出并发展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在世界翻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理论综述
多元系统理论是埃文-佐哈尔1969年首次提出来的，并在其随后的研究生涯当中发展和完善成一个理论。其理论基础是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该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方式（文学，语言，文化，社会等），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必须视为有许多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各的行为，却又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任何符号多元系统，都只不过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的组成部分。
三、主要观点
埃氏1990年在《今日诗学》杂志发表了“多元系统研究”，里面涉及翻译文学方面的论述可以分为5个部分：
1.翻译研究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尽管翻译对某个文化的成型有巨大的作用，但针对翻译的研究相对来讲非常少。并且，翻译从来没被视为一个整体，只是被当作零星或个别的作品来研究。埃氏呢，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对翻译进行研究，即把翻译文学当作一个系统来对待。
埃氏认为，各个翻译作品之间至少在两方面相互联系：⒈在本国文学对外国作品的选择方面，选择原则都与本国文学中其他并存系统相互联系；⒉在翻译作品所采用特定的规范，行为模式和政策（即文学形式库）方面，这些都取决于他们与其他本国并存系统之间的关系。
埃文-佐哈尔把翻译文学看作文学多元系统里不可分割的一个系统，同时也是最活跃的一个系统。翻译文学并不是一直都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地位的，有时候它会占据系统的中心位置。
2.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意思是指，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翻译文学会积极参与文学多元系统中心的塑造过程，成为文学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并因此有可能促成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在这种情形下，原创作品与翻译作品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而且通常是主流作家创作出那些最杰出或最另人赞赏的翻译作品。那么这些使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的特定条件具体有哪一些呢？有三种情况：一是当一种文学多元系统尚未定形，也就是说该文学还很“幼嫩”，处于正在建立的状态。例如，墨西哥刚刚建国的时候，其文学系统内的作家们尚不能立刻创作出各类文学类型的文章，很难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因此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就成了其填补这一文学空白的有效手段。二是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比如，西班牙文学通过翻译引入一些经典化（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及非经典化（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的英语文学作品；三是当一种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阶段。当文学系统中已确立的模式不能再满足新生一代的需要，尤其是当转型时期到来之时，本土文学作品都不能被读者接受，这时文学真空就出现了，此时，外来模式更容易渗透进本国文学当中，因此，翻译文学就占据了中心位置。
3.所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就是指翻译文学在文化多元系统中构成一个边缘系统，采用二级即保守的文学模式。在这种情形下，翻译文学不会对重要的文学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是只会照译语文学中固有的某种文学模式早已确立的规范，成为保守力量的一大支柱。而与此同时的原创文学可能在不断探索新的规范和模式，但翻译文学却死守着刚刚或早已被确立的系统中心拒之门外的规范。
4.埃文-佐哈尔指出，说翻译文学位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或边缘位置，并非意味着整个翻译文学都处于统一位置。作为一个系统，翻译文学本身也有层次之分；在某部分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时候，另一部分翻译文学仍然处于边缘位置。当有强大的外部干涉之时，占据中心位置的最有可能是文本来源为主要文学的那部分翻译文学。比如说，处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希伯来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自俄语的文学作品毫无疑问占据着中心位置，而其他译自英语，德语，波兰语以及其他语言的翻译作品显然处于边缘地位。
埃文-佐哈尔和其他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翻译文学通常处在的位置是边缘地位。因为从理论上推断，一个文学系统不可能长期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转型期或危机阶段。此外，各类多元系统的构造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文化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例如，显然，法国文化系统（自然包括法国文学），比其他系统更加一成不变。这个特点，结合在欧洲文学系统中法国文学长期处于的传统中心地位，使得法国翻译文学处在一个非常边缘的地位。与法国文学相似的有英国文学，但俄国，德国以及斯堪迪纳维亚文学在这方面却是与之截然不同。
5.那么翻译文学所处的地位对翻译规范，行为模式以及政策有什么影响？埃氏认为，翻译作品与原创作品在文学行为上的区分，是由特定时间下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翻译作品与原创作品的界线就模糊了（diffuse）。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就参与创造新的、一级（primary）模式，译者的任务相应地就不是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repertorie）中寻找现有的模式，而是乐意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此时，译文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adequacy）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即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翻译文学的行为就截然不同，此时，译者的任务就是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存二级模式，译文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其结果导致译本的充分性不足。
由此看来，不仅是翻译的社会文学地位取决于翻译在多元系统内的位置，而且翻译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此。从这点来看，翻译不再是本质和界限都固定不变的现象，而是依赖于其在特定文化系统里位置关系的一项活动。
多元系统理论的出现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朝着一个更加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Even-Zohar, Itamar. “Introduction( to Polysystem Studies)”Poetics Today 11:1 (1990a).
[2]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 2nd ed. Clevedon, Buffalo, Toronto, and Sydney: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中图分类号] R-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09)27-123-02
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道家的行善积德主张、佛教的慈悲救苦理念是历代医学伦理思想的精神支柱[1],对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传统医学文献蕴涵的医学伦理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学科的创建和医学人文精神的重塑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传统医学文献中伦理学思想的萌芽与发展
传统医学伦理思想始于原始社会,人们为了抗争自然,以求生存与繁衍,做出一些维护人类健康和具有伦理意义的行为。“诸如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避,一日而遇七十毒”;“伏羲画八卦……百病之理得以类推,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亡”。又如:“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凡邦之有疾病者……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嵇其医事,以制其食”等等,祖先为拯救苍生,发展医药,不惜牺牲自我的高尚情操和品德,为历代所称颂。人们在和疾病进行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实为中医伦理学思想之萌芽。
古代医家强调人命之至贵,谓“人之情,莫不恶于死而乐生”,将医术视为“仁术”、“圣人之术”,蕴藏着丰富的医学伦理学思想。医圣张仲景,公开申称其“精究方术”之目的在于“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的医学伦理道德观。痛斥“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之“趋世之士”,严厉批评了当时医学界“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等草率了事,不负责任的医疗行为。唐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成中医伦理学的不断完善和提升。孙思邈云:“人命至贵,有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强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从而规范了医生的诊疗作风、治学态度和道德修养。孙思邈不仅医学上业绩光辉,且医德高尚,他倡导“精诚”之医德观,就是中医伦理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明清医学伦理道德之著述繁多,论述广泛,如李梃之“习医规格”;喻昌之“六不失”;龚廷贤之“医家十要”、“病家十要”;陈实功之“医家五戒十要”;缪希雍之“祝医五则”;李中梓之“不失人情论”;张璐之“医门十戒”;徐春甫之“庸医速报”、“医业不精反为夭折”等医家精辟之论述和见解,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伦理学思想。
2 “医乃仁术”、“ 以人为本”、“济世救人”是伦理学思想形成最具影响的思想和方法
传统医学历来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其最具典型影响的莫过于“医乃仁术”、“圣人之术”、“心存仁义”的观念。如先哲“仁义”、“人为贵”之人本思想和人生之学,“仁心散播天下,仁术救助黎民”、“笃行仁义,兼济天下”之举。唐代医家孙思邈坚持以“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和“盖人一死不可复生”的人本思想,把“大慈小恻隐”作为医生的崇高品质。“人命至贵,有贵千金。”要求医生“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性命。”树“誓愿普救生灵之苦”的献身精神和人道主义追求。把“仁爱救人”作为医者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
传统医学特别重视习医者之道德伦理修养。古人在习医前必“以血盟誓”,以端正品德,强调“此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斋乎”,并跪对天地,向上苍起誓,“有敢背言者,反受其殃”。通过“以血为盟”、“指天发誓”要求医者摒除杂念,酷爱医学,发“大慈小恻隐”之心,树高尚品德,以赢得病者信赖。孙思邈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若有疾厄来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这种“心怀仁爱”、“博施济众”,视患者“皆如至亲之想”的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病人的医学伦理道德观,是一种极有价值的道德规范。
传统医学认为医者济世活人,应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技术。孙思邈倡导“上极天文之初,下迄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劝诫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汉代张仲景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晋・皇甫谧坚持“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明代医家徐春甫强调“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要求业医者要博采群书,多见多闻,寻求治疗的有效方法,为解除病人疾苦而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体现了全神贯注、高度审视、分毫弗谬的精湛医术和高度责任感。
3 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现实借鉴意义
3.1 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有助于强化医务人员对生命及其价值尊重的意识
随着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医务人员过多依赖于现代检测技术,淡化了对生命尊严以及生命价值尊重的意识,使医学出现了“非人格化”倾向。因此,在当今医学界重新强调生命尊严意识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强调人道主义才能正确对待和应用医学技术,正确对待人的生命,并给予生命价值以理性的认识,从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医学技术的应用带来的有关伦理丧失的问题[2]。此外,现代技术的运用,使得生殖技术、基因工程、死亡及资源分配等方面出现了大量的医学难题,对传统的“贵人”思想也引发了强烈的冲击。因此,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医学人道主义的同时,坚持人道主义信念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3.2 以德为崇的医学伦理道德理念有助于强化医务人员的医德情感
随着社会经济新格局的出现,社会各方面利益分配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医务人员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一定影响。在社会经济关系没有完全理顺的情况下,分配上出现的脑体倒挂现象客观存在。等价交换的商品意识乘虚而入。以经济利益为驱动而大大淡化了医务人员对病人疾苦的同情心,对病人愿望、要求的关心以及诊治疾病的诚心、细心和耐心,使手中的医学技术也成了急功近利的手段,医德情感荡然无存。博爱是人道主义的核心,医学之博爱又具有其鲜明的职业特性,这就是缘自于对生命的敬畏、热爱和尊重而产生的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和爱护。这里,爱已不单纯是一种说教,而是医学行为本身。就医学理想而言,医生必须是一名成熟的爱的使者[3]。
3.3 以艺为精的精湛医术有助于纯洁医务人员的从业动机
医学原本是一种世俗的职业,但医学既有幸与人的生命结缘,便具有了以世上最圣洁的品格为标准来升华自己的机会。诚然,医学无法远离世俗生活,医生无法不食人间烟火,从医作为一种职业无法抹除谋生手段的烙印。但是,医学可以成为圣洁的职业。医学必须有达圣的人文价值追求,世俗的生活可以躲避崇高、淡化理想、抛弃人文、远离圣洁,医学不可以,人类对生命的热望不允许医学随波逐流、走下圣洁的殿堂。有的职业可以以利润为第一要义,以金钱为第一动力,医学不可以,人的生命价值至上的性征不允许医学抛弃责任,混迹于喧嚣的市场。选择了医学就选择了责任、义务和奉献。中国有两句话用来说明医学达圣最为贴切:“厚德载物”、“止于至善”。同样,医者可以进入达圣境界。中国古代“悬壶济世”的故事。我们可以把老人的药理解为他自己的生命,老人正是以自己生命的全部为奉献,用来拯救生灵。今天的医者追求达圣的人文价值,当然不必跳入悬壶之中,也不必一日而遇七十毒,正如台湾作家张晓风所说,他们常忙于处理一片恶臭的脓血,常低俯下来察看一个卑微的贫民的病容。达到圣洁境界的医者,对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感悟,对人的生命有着由衷的敬畏,在对病人奉献终极关怀的过程中,守护他人身心健康,守望自己精神家园已显得尤为重要。
4 结论
二千年传统医学文化有许多值得今天借鉴和吸收的有益成分,在当今构建现代医学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不可能完全背离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文化的传承最突出的表现在价值理念的延续和认同,虽然今天对于医学伦理的规范研究日益成熟,对文化多元性的影响和交融也日益密切,但是优秀文化的道德价值标准和理性追求在具体的医疗行为过程中依然存在,而且会在文化转型和社会的进步时期凸显出来,这也是今天我们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医学伦理的发展是紧紧围绕现实的医患关系和目前的医疗社会环境展开的,价值观的冲突、文化习俗的变迁、社会制度的改革等等因素都在制约着今天的医学伦理构建,但是,作为人类伦理的追求共性而言,强调生命质量和价值、追求公益公正的现念与传统的“仁爱”思想一脉相承[4],只是历史的语境迥异,这也反映了人类思想的延续性和价值观的共性。我们今天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其中和谐的医学伦理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传统和谐理念的“仁爱”思想曾经对二千年的传统医药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天依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5]。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医药发展的历程检验了“仁爱”思想的合理性和现实存在价值,可以说二千多年的传统医学史是“仁爱”思想合理性的最好注脚;另一方面,我们所提倡的和谐理论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对今天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有益补充和历史继承,作为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最高价值观,“仁爱”思想既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对利益冲突日益紧张的医疗环境的有效伦理引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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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铮铮. 中医伦理学思想探源[J]. 中医药导报,2005,11(12):5-7.
[3] 黄士明. 以医学伦理学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价值[J]. 中国医学伦理学,1999,65(3):18-19.
1.定量资源
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t检验和单因索方差分析；
2.定性资源
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以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X-检验；
3.回归分析
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
1.引言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自发生开始，始终伴随着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和理论的译介而发展。“儿童文学产生以后，儿童观也在制约着儿童文学的发展，决定着儿童文学的方向”。长久以来，儿童文学翻译一直处于文学翻译系统的边缘地位。要做到“为儿童而译”，成人译者必须放下成人的姿态，承认儿童的独立人格，重视儿童的独特需求，以儿童理解与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儿童文学翻译。这事实上正是顺应论在翻译中的具体应用。因此，顺应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作用日益体现出来。维索尔伦的语用观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连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语言内部原因还是语言外部原因。但是，这种连续的语言选择正是由于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对象不断的顺应而造成的。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本文试图分析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如何动态地顺应语境和语言结构，以达到预期的翻译目的。
2.顺应论在翻译中的体现
2.1语言结构层面
从顺应论的视角分析，译者应站在儿童立场上，怀着一颗童心去理解、鉴赏原文，从童真、童趣上体会文章主旨，选用小读者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语言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以保持原作的风格和儿童情趣，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意境。同时，儿童文学作品的译者通过规范的译文，潜移默化地培养少年儿童正确使用祖国语言的能力。儿童文学是适应儿童这类特殊读者群体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这一特殊的形式要求这一方面的文学创作要特别注意语言与表达，要符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特点，不能在文字表达上太过深奥难懂，语言也要符合儿童的表达特点，需要有一些儿童语言才能吸引儿童读者，并且使作品达到它最初想要达到的效果，起到教育意义。这些要求在翻译时也必须遵从。所以在做儿童文学翻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些特定的翻译策略，在选词，句子结构、长短上都要特别不同于其他类型文本的翻译。英语文学作品中多用一些长句、复合句，但汉语中长句却并不多见，特别是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将一些长句、复合句化短，给儿童读者以喘息的时间，从而使他们不会因为文章冗长而失去继续读下去的兴趣。与此同时，较短的句式有助于儿童将文字朗读出来。因为儿童期是语言能力逐步完善的阶段，儿童不像成人那样先对内容感兴趣，其次才是韵律和节奏，相反，韵律和节奏首先给予儿童以审美愉悦，激发他们的情绪。例1以《绿野仙踪》的两个翻译版本为例：例1:HeretheydroppedthepoorWoodman,whofellagreatdistancetotherocks,wherehelaysobat-teredanddentedthathecouldneithermovenorgroan.刘娟译:它们就在这里把可怜的铁皮人扔了下去，他从高空落到那些锋利的岩石上，被摔得破烂不堪，几乎都散了架，躺在那里再也动弹不得，连哼都哼不出来。罗密译:它们在那儿把这个可怜的铁皮人扔了下去。他跌落在很深的石谷里，跌得浑身都是伤痕，他既没法动弹，也无法出声。从例1的两个不同译本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对原文句式都进行了梳理和调整，以顺应汉语句式特点，即拆解原文的复合句，改写为简单句，充分考虑到了儿童简单的思维和接受能力。例1中的刘译版本句式简短明快；此外，“破烂不堪”、“散了架”、“都哼不出来”等语言的运用既形象化又口语化，极具童趣性和感染力;而罗译“”一词过于正式，对儿童来说陌生而抽象，无法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2.2语境层面
对话众多是儿童文学作品的一个特色，而对话恰恰对人物性格的表现起到关键作用。要想达到语境层面的顺应，就需注意不同人物间的对话。语境层面的顺应要求译者在进行语言选择时要充分关注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语言语境是指联系上下文，交际语境不单指语言使用者，还指和语言使用者相联系的人与物。戈玲玲认为，译者在理解和选择语言时，不仅要了解不同人物的语言特征和性格特点，而且要关注时下的交际氛围。根据顺应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充分注意交际双方的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并且充分注意到对话双方的关系，儿童之间、父母与儿童之间、老师与儿童之间在对话上的微妙差别都应在翻译过程中予以关注，以示区分。在顺应论指导下，译者在翻译中对原文的交际意图进行判断，对译语做出恰当的选择和顺应，再现原作的真实意图，使译文达到最佳语境效果。例2选自《魔法巧克力店》：例2:"Itlookstinyinthisbigkitchen,"Mumsaid."We'llhavetogetabiggerone.""No!"Lilyblurtedout."Iwantthisone-thistableisabitofhome!"Herparentslookedateachotherwearily."Youhaven'tlostyourhome,"Mumsaid."You'veonlymovedtoanewone."“Itsmellsallwrong.”"Comeon,Nutella,"saidDad."Yourwallpaperwillsoonstopplottingagainstyou.”译文:“在这么大的厨房里，它看起来有点儿小里，”妈妈说:“我们应该买一个更大一点儿的。”“就不!”莉莉喊到。“我就想要这个一这张桌子是家的一部分!”她的父母不耐烦地看着彼此。“你并没有失去你的家呀，”妈妈说:“你只是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哦。”在例2的翻译中，译者了解到家长与孩子的真实意图:爸爸妈妈对搬到的新家感到开心，而莉莉却更喜欢之前的那个家。翻译时译者对交际意图进行判断，爸爸妈妈是在试图安慰莉莉，因而在翻译家长的话时增加了“吧”、“呀”、“哦”等词语试图缓和当时的气氛。同时为了体现莉莉对新家的抵触情绪，在翻译时加了“就”和“似乎”等词。译文正是做出了恰当的顺应和选择，充分符合父母和孩子之间对话的特点。此外，莉莉的回答“就不”，这个“就”字则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儿童说话的特点，一个女孩子的执拗形象被勾勒出，画面感扑面而来。
2.3词汇层面
继续医学教育20世纪50年代起源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引进我国，卫生部于1991年颁布《继续医学教育暂行规定》，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继续医学教育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探索和实践。我院是一所二级医院，科教科、护理部负责我院400多名医护人员的进修培训、继续医学教育和科研管理工作，传统的工作模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来负责整理、统计各类资料，不仅工作量相当大，而且统计出的数据容易重复或遗漏，不能及时、准确、动态地提供相关的查询和统计分析信息。多年来，我院继续医学教育工作都是人工处理，从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举办、学分年度验证、统计报表制作等，工作量大、程序较为复杂琐碎，且效率低下。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院从2005年开始使用由北京健康在线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研发的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以下简称ICME)，虽然应用时间较晚，但已取得较好的效果。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医疗卫生机构继续教育学分记录难、规范难、上报难、查询和审核难等问题。该系统是根据卫生部、人事部《继续医学教育规定（试行）》、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办法》的继续医学教育实行学分制的规定而设计的信息管理系统，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通用性，适合于各级医院用于各类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分管理，目前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应用。
一、系统简介
以我院使用的2.1.1064版为例，ICME是一套集记录、管理、统计、申报为一体的继续教育管理系统软件，它把计算机、互联网、POS机和IC卡等现代科技手段引入继续教育管理。主要特点有:图形界面操作简单、功能实用、操作方便快捷、运行安全可靠、动态数据统计等。该系统主要包括“人员管理”、“学分录入”、“科室管理”、“统计查询”、“远程查询”、“系统设置”六大功能模块，能够完成医务人员继续教育数据的录入、修改、查询、统计、存储、打印、维护和远程交换等功能。
1.1前期准备科教科专人负责ICME的管理工作。硬件需求：可连接Internet的专用电脑1台，POS机2台，联机读写器1台，ICME软件1套。按姓名、科室、专业、职称、职务、学历、身份证号等内容录入ICME全院医务人员的基本数据，公司为每位医务人员配发一张继续医学教育IC卡，为持卡人建立唯一编号。
1.2学分录入我院每年开展继续教育项目40余项，每次参加人员100～200人，授课结束后在现场使用POS机进行刷卡，完成学分的登记工作，每次刷卡时间不超过3s。部分人员参加院外学习，项目举办单位刷卡后通过网络上传于数据中心，我院ICME通过网络下载该部分人员信息。同样，我院也可为参加学习的外院人员刷卡记分。
1.3学分管理科教科负责POS机与电脑交换数据或远程数据交换，定期对系统实施维护。为了数据的安全和保密，ICME还设有系统安全密码，要求用户输入正确用户名和口令后才能进入系统进行操作。通过对学分情况查询，及时监控数据，动态掌握医务人员继续教育情况，以保证继续教育学分数据的完整和继续教育工作的完成。
二、应用效果
2.1操作便捷，效率提高该系统在我院实际应用以来，虽然不到2年，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主要表现在：数据输入方便快捷、统计报表全面，摒弃了传统繁琐的手工登记、检查、审核、统计工作；使用POS机对参加继续教育活动的人员进行现场考勤登记，不但解决了传统登记速度慢造成人员进入会场时排队拥挤的现象，同时也减少人工登记带来的误差和不公正性。科教科人员可根据《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办法》的规定，在“系统设置”模块自行维护各项学分等级等标准，该标准在数据输入时由系统自动调用。如某医师为中级职称，则系统自动检测其Ⅰ类学分是否合格。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各项标准由手工录入而造成的出错率；在数据查询、统计中可生成各类报表，使科教科人员能直观地分析各类数据趋势，更好地把握全院人员的继续教育情况。
2.2实时记录，查询方便公司与好医生网站相联合，实现了全国继续医学教育资源的网络共享，通过网页浏览器实现学分自助查询功能，每名医务人员均可上网查看本人学分。由于医务人员参加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繁多、内容不尽相同，传统管理模式不能够将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地传递到管理人员；现在，继教管理人员能够方便地了解全院各科室或个人完成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情况，为医务人员的晋职、续聘、再注册等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时，通过了解各科室继续医学教育的动态信息，整体规划全院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保证了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完成，也促进了医务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
2.3有的放矢，针对性强由于医务人员职业的特殊性及时间、空间上的限制，很难按照个体需求有选择地接受教育，从而影响了继续医学教育的有效实施。往年继续教育针对性不强，医学领域专业较多，医务人员的学历、职称又不尽相同，但继续教育开设内容又需多门学科兼顾，实际上在一些基层医院中，继续医学教育讲座水平不高，一些讲座成了科普知识讲座，使一些医务人员对参加讲座不感兴趣，积极性不高；有的课程质量越高，专业性越强，非本专业或水平较低者越不容易懂，听讲座只为学分而来。ICME与好医生网站联合，提供各专业的继续教育网络学习，医务人员可根据自己专业选择需要的内容，有的放矢，针对性强。其内容多为各专业知名专家讲授该专业前沿内容，起到了继续教育的目的和初衷。网络学习所获学分得到卫生部认可，可直接纳入ICME管理。
2.4灵活方便，形式多样往年继续教育形式较单一，主要以举办讲座为主，忽视了医务人员班次繁杂、临床工作各异、常需加班的特殊情况，造成许多医务人员不能按时参加讲座。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活动提供给医务人员一个不需要与教师面对面的授课学习途径，医务人员可根据自己的工作时间和个体知识、专业需求，灵活安排学习计划，在不耽误工作的同时接受继续医学教育，并且节省了大量用于路途的时间。这种继续医学教育方式解决了医务人员的工学矛盾，使学习者能够跨越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能学习所需知识。
三、应用体会与建议
3.1形成标准，全面推广尽管该系统是卫生部认可并建议在全国推广的一套系统，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各地区甚至在北京市，应用情况不均衡，仍未做到普遍应用。也就是说，使用纸质学分条、学分证书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一方面，这些学分需要继续教育管理人员逐一进行手工审核、录入，并需要将原学分证书妥善分类保存备查，造成相当大的人力、时间的浪费；另一方面，纸质学分条、学分证书的存在，为一些弄虚作假的不良行为提供了机会，有极个别人实际未参加某项目的学习或培训，但持有该项目的证书，目前管理人员对此现象监管的力度较弱，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继续教育工作，未达到开展继续医学教育的目的和宗旨。如能普遍应用该系统，可进一步提高效率，加强管理力度。当然，由于各地条件不一，需要一定的时间。
3.2软件功能仍有提升完善的空间应用该系统以来，公司进行过三次软件升级，目前版本为1.1.1064版，总的体会是越来越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但笔者认为该系统在可操作性上仍有进一步提高的需要。仍以手工录入纸质学分证书等非项目学分为例，继续教育管理人员对这些学分内容必须及时录入、上传系统服务器；但由于人员较多，各科室人员工作情况不一，很难做到同时上交，这样对某一学分内容二次录入时，系统不能自动出现最近已录入的项目内容以供选择，只能再次完整地手工录入，造成效率降低，增加了出错的机会。其次，上级继续教育管理部门要求，对这些非项目学分应录入原项目编号，但系统操作界面上未提供录入项目编号的位置空间。再者，出现学分误录入时，医院管理人员无法自行删除，只能与上级管理部门或技术支持部门联系，由其修正，影响了工作效率。其实，这些在技术上很容易实现，期待着公司继续改进。
3.3系统欠稳定，偶有学分遗漏现象发生我院曾发生继续教育主办方录入并上传数据后，参加继续教育人员所在单位不能正常下载该人员数据，与公司联系后，称可能为系统问题。但近期升级至1.1.1064版本后，未出现此问题。
3.4ICME未能发挥更大的潜能和效益ICME项目内容涵盖了继续医学教育讲座、科研、教学授课、学术论文、学术会议、外出进修、科室业务学习、自学等诸多完整、实时的科教信息数据。原来版本关键字段较少，不能分门别类，档案数据不能区分出各关键字段，导致无法对有效关键字段进行排序和统计。对科教科各项业务工作，如继续医学教育、科研、专利、论著、学术论文、学术会议、科室讲课、临床病例讨论、外出进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我们每年都要重新分门别类进行数据录入、统计、资料存档。幸而，最新升级版本1.1.1064版做出了很大改进，仍需进一步完善。例如，自2005年以来，北京地区除传统的25学分要求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医务人员每年度必须参加不少于20学时的传染病知识培训。目前采用传染病培训合格证书形式，仍需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如果系统专设传染病关键字段，则极大地简化了工作流程，节约了人力物力。目前ICME还未能与我院HIS系统相结合，各科室及医务人员未能及时查询、统计各种有效信息，个人只能从因特网查询个人学分，远未能发挥自身具备的潜能。随着ICME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将来与医院HIS系统有机结合后，有望发展为医院科教信息数据中心库，成为科教综合管理信息化的平台。
参考文献：
Abstract:AlthoughScienceandTechnologyhavecloseconnectionandsimilarities,butafteralltheyaretwodifferentconcepts.Thispaperdiscussestheirdifferencesfromthepursuingaim，researchableobject，activity''''sdirection，processofquesting，concernedproblems，adoptivemethods，thoughtmodes，constitutiveelements，languageexpressions，finalresults，evaluativestandards，containsofvalues，normoffollowing，occupationalconstitution，socialinfluences，historicaloriginanddevelopment，developmentandprogress.
KeyWords:science,technology,comparisonof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clarifyvingconcepts.
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关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科学要借助技术更新设备、启示问题、激励灵感，技术要借助科学提高理论水准、扩展发明视野、开拓新奇领地——之外，也在于科学和技术确实有诸多相通或相近之处。正如考尔丁所说，科学和技术二者都处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种类的物质世界的知识。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经验方法，雇用在科学中受训练的人，使用类似的词汇表。技术因它所应用的知识依赖科学，有时也为科学进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观察或其他的激励研究的东西。
考尔丁只是笼统论之。其实，条分缕析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各个要素，问题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学与技术都是高度创造性的行当，它们都给予那些能够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会在其他人那里发生的思想的人们以一种奖励。在规范方面，科学和技术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义的特征。科学不是由于定义才是普适的，而是通过许多努力消解本地发现的与境的。技术不是自动地可用于其他境况的，它要求技术和境况两方面适应，以创造起作用的技术。这个消解与境过程的社会方面也是深入科学和技术之域消解与境，它在于在实践、流通和网络创造之间的交流。在结构方面，一切科学都有理论、观察、实验这三个部分，技术同样如此。因此，把技术和科学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科学和技术都进行观察和实验，提出理论，提出关于（通过实验）造成一定条件的方式的陈述。在基础研究问题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在方法方面，技术研究与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区别。其研究周期图式都是一样的：确定问题；用现行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解决问题；倘若尝试失败，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假设以至整个假设-演绎系统；借助新概念系统寻求问题的解决；检验解决问题与结果；对假设或初始问题的表达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在评价方面，
任何特定技术的发展是否值得的裁决必须永远是暂定的，对借助新证据重新评价是开放的。以这种方式，对于科学使用的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学理论本身的真理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一样。
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哲学底蕴方面，科学和技术都体现了操纵或摆布的思想。西方科学是作为实验科学发展起来的，而为了进行实验，它必须发展精确和可靠的操纵能力，也就是说进行检验的技术，人们操纵摆弄是为了检验。技术也操纵自然界的对象，同时也引起新的人操纵人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实体操纵人类个人的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发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纵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对事物的操纵同时需要人类接受操纵技术的奴役。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相通或相近之处，不少人认为，科学和技术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者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在二者之间是无法划界的。譬如，克罗斯和巴克坚持，在20世纪，科学和技术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不把二者蛮横地弄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下，不可能把科学和技术作为分离的实体与整体分开。雷斯蒂沃则一言以蔽之，纯粹科学的神话是近代科学作为礼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学的意识形态使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相信，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可以划界，并因我们社会和环境的疾病而责备技术。
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边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锐地显示出来的领域，正如在遗传工程和基因治疗的情况中那样”。诚然，“许多现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学的知识进展的兴趣与特定技术的较大效率的目标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间不存在建制上的划线。科学和技术在医学科学没有简单的可维持的区分，虽然在极端的对照中是清楚的。”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任何区分实际上都可能强烈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如规划的制定和资金的提供就涉及区分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区分还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划界标准，在一种与境中是所谓“科学”和“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与境中往往被称为“技术”和“技术的”东西，反之亦然。然而，
不管怎样，从学理上讲，科学和技术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区别众多而明显。从实践上讲，把二者混同起来，也会在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我国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和辖域。为此，我们必须尽可能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乱和纠正管理上的不当。
邦格曾经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某些相似点和和相异点。陈昌曙教授也从十个方面揭示了科学与技术之间原则上的、本质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质和功能，解决问题的结构和组成，研究的过程和方法，相邻领域和相关知识，实现的目标和结果，衡量的标准，研究过程和劳动特点，人才的素质和成长，发展的进展和水平，社会价值、意义和影响。在我的心目中，科学和技术一直是两个有别的概念和范畴。在混乱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势的情况下，我接连写了数篇强调科学和技术有别的文章，力图予以匡正。当时我没有研读多少资料，主要是凭直观和经验发议论的。在这里，我准备把原来简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扩充，比较详尽地厘清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差异。
（1）从追求目的上看，科学以致知求真为鹄的，其目标在于探索和认识自然；技术以应用厚生为归宿，其意图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学着眼于理论知识的不断进展，技术追求生产目标的有效实现。尽管技术也涉及知识——应用零散的经验知识和系统的科学知识，也创造一些实用性知识——但是它把知识工具化。也就是说，科学把知识始终视为目的，而技术仅仅把知识当作手段。
尽管在某些现实的研究课题或项目中，致知求真和应用厚生这两个目的是相伴出现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个方面；尽管每一个正确的科学理论都可能潜在地导致技术应用，而每一项技术研究项目也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进展；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科学和技术在目的上的鸿沟之分。考尔丁对此洞若观火：科学和技术的基本区分还是在于目的。科学的目的是获取知识，技术的目的是应用知识控制物质。技术人员的问题是分派给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学中某种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学的发展遵从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对真理的追求；而技术的发展遵循公众的物质需要。桜井邦朋也一语中的：
科学和技术本来是有差别的东西，科学被认为是就隐藏在我们周围扩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奥秘中的真理，换言之，是就各种事实和在它们之间存在的法则研究的学问；与之相对，技术是立足于把科学的成果作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用的东西熟练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组成的东西，是实用性极强的东西。
不用说，纯粹科学，如果它是实验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为了认识实在在很小的规模上这样做，而不是以此为目的。科学是为了认识而去变革，而技术却是为了变革而去认识。希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科学可以可以发明、改进和推广仪器工具，但是这不是它的首要关心。它的首要任务是认识，并通过认识扩大我们的知识。技术并不这么多地关心认识，它关心为最佳的利益而生产和使用。”
（2）从研究对象上看，科学以自在的自然实在为研究对象，不管这些对象是实体实在还是关系实在，不管它们是以物质形态存在还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态存在，也不管它们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总而言之，它们是自在的自然的。当然，为了获取自在的自然实在的知识，实验科学家也在受控实验中对其进行某些干预，但是这种干预是小规模的、不成气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预只是作为获取自然奥秘的手段，而决不是为干预而干预，决不是把干预自然作为目的。相反地，技术的对象则是现实的或拟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说，它要设计或制造出某个自然界中没有的人工东西来。当然，技术也针对自在的自然对象做研究和试验，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头作为建筑材料，但是无论从研究的出发点讲，还是从试验的结局上讲，都聚焦于实用和使用，其结果，已经使自在的自然存在变成为人的非纯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墙基的方形花岗岩石料、抛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从活动取向上看，科学活动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与社会与境和社会需要关系疏远；技术是任务取向的（mission-oriented），与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关系密切。科学本来就是在有闲暇的条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触发的。科学爱好的激起，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冲动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无一不是由好奇心驱使的。一个没有好奇心和惊奇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天才的科学家的。科学的好奇既表现在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指南针的好奇）上，又表现在对科学理论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好奇，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好奇，对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关于运动相对性解释的不协调的好奇）上，这些都可能成为新发现的导火线或助产士。爱因斯坦说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问。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当他看到永恒之谜、生命之谜、实在的奇妙的结构之谜时，他不能不从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们能够每天设法理解这个秘密的一点点，那就足够了。永远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还这样讲过：“如果要使科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那么科学就会停滞不前。”
另外，技术像现代社会的许多建制一样，其取向往往是短视的，科学则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尔比认为，短视的观点可能在技术的语境中被捍卫，但是却会使科学研究遭难。因为集中关于可预见的眼前利益，会使科学完全转向应用的和任务取向的科学，会减少产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识的能力，从而也会使未来技术的源泉枯竭。因为技术常常是为了满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应对市场当下的急需而生产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和做法。科学一般不会如此短视，因为科学与人的物质欲求和市场的急需没有多少联系。假若出现短视的科学，也只能欲速则不达，美国攻克癌症计划的失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因为科学的发现是无法预见和计划的，只有在科学内部的各种条件具备和时机成熟之时（如旧有理论的完备，相关学科的发展，实验资料的积累，天才科学家的关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论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学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术的进展则要受到社会与境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
（4）从探索过程上看，科学发现的目标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极强，偶然性很多，失败远多于成功。因此，科学家在探究过程中随时掉转方向、动辄改换门庭是常有的事。诚如俗语所说：你本来要进这一个房间，却步入另一个屋子。在这种情势下，你根本无法计划和组织科学研究；即使硬着头皮做出计划，也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你根本无法在实践中实施。大凡头脑机敏的科学家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一般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至多只有一个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靶子，但是他们却具有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本领——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之一。
相比之下，技术发明对准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确，可以做出比较详细、比较周密的组织和规划，然后或按图索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较少，成功率较高。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登月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就是技术项目计划周到、组织严密、完成出色的绝佳表演，而刚才提及的美国攻癌计划则是计划科学失败的典型例证。正如我先前所写的：学术科学或基础研究是不可计划和组织的！组织和计划的学术科学不利于科学发展！在这里，爱因斯坦的告诫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他还说：
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
（5）从关注问题上看，科学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而技术面对的问题则是“做什么”（dowhat）和“如何做”（howdo）。邦格用一句话点明：技术的中心问题是设计而非发现。正因为如此，技术虽然以应用科学为基础，但是并非机械地追随应用科学。尽管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学工作，是在有着明确技术目的的研究过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学家自己在“科学”与“技术”职业之间来更而不改变自己实际从事的工作——然而“这些构成科学的问题是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而技术研究的本质却是一件经济的和社会的工作。”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发现的原创性和技术发明的原创性是不同的。“这两者的原创性都受人欣赏，但是在科学中，原创性在于比别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能力，而在技术中，原创性则在于发明家把已知的事实转化为惊人的利益的创造力。”因此，技师的启发性热情是以他自己迥异的焦点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种新的方式运作以便达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润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问题摸索着前进时，技术专家所考虑的必定是科学家所忽视的利益与危害的整个全景图。他必定对人的需求特别敏感，并有能力评估他们准备满足这些需求时所付出的代价。科学家的眼光则全神贯注在大自然的内部法则上。
（6）从采用方法上看，科学主要运用实验推理、归纳演绎诸方法，而技术多用调查设计、试验修正等方法。考尔丁承认，技术研究的方法与科学方法有类似之处，如在实验中控制可变因素，使用矫正的参数，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学方法。科学的实验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统，本质上与科学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说明的假设形成关联。没有导致新理解的实验是失败，实验通常借助一些假设设计，以便证实它或否证它。另一方面，技术的实验除了部分利用科学已经赢得的知识外，仅利用试错法，它不导致对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术通常满足于列举的观察资料，以方便的形式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观察资料之间的关系。技术以科学的理解为先决条件，但它通常不为理解做贡献。广泛而精确的定量资料表并不构成知识，尽管它们可以是科学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从思维方式上看，科学思维除了在科学发现的突破时刻以形象思维为主外，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以抽象思维和概念思维见长的，而技术思维是具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统治着技术设计和工业设计。由于科学理论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学思维必须摆脱与常识相联系的自然思维强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开路。技术思维在早期是直接与常识和经验密切相关，尔后出现的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还带有常识思维和自然思维的胎记和烙印，它直接沿着现成的科学知识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为形而下的具体，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尔珀特径直指明，技术的许多方面是看和非词语的，这完全不同于科学思维。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不使他们建构的概念和机制形象化，不过对科学来说，说明是基本的，必须把图像翻译为语言和符号，尤其是数学。由于未受词语化的理论的牵累，技术设计者在他们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会聚在新组合中。与科学相对照，从文艺复兴直到19世纪的技术知识刊载在图示占统治地位的书中——信息主要以绘图的形式刊载。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术思维是由技术理性或曰主观理性、工具理性主导的，科学思维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科学理性或曰客观理性、纯粹理性。所谓客观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是指客观结构是个体思想和行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标。在这里，关键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客观理性关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为我”，它要说明的是那些无条件的、绝对的规则而不是假设性的规则。所谓技术理性，关心的是手段和目标，追求效率和行动方案的正确，而很少关心目的是否合理的问题。它是围绕技术实践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价值。它预设了笛卡儿式的主体-客体、精神-自然的二元对立，也预示了一种人对自然的新的体验方式：人作为主体，雄居于所有客体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可以纵和统治的集合体。它包括这样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类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维，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
（8）从构成要素上看，科学的构成要素可以说是非物的——科学知识体系纯粹是非物的；研究过程虽然离不开实验设备的支撑和物资的消耗，但是这些物本身并不进入科学的结果即科学理论之中。尤其是，基础研究或学术科学对物的依赖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支笔加几张纸足矣——难怪有人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称为“纸上的革命”。即便非要把科学与物扯在一起，科学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学或“物之共相”的科学。相反地，技术则是实实在在的物的技术，时时处处与具体物打交道，起码或多或少是离不开物的。尽管在学术层面，学人对技术构成要素的理解还有“技术非物”和“技术是物”的歧见，但是技术恐怕很难完全与物脱离干系。只是“对于不同的技术，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额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或者说，在人工自然的创造或技术活动中，人们可以让物质实物扮演各种角色，如载体角色、对立体角色、匹配体角色和包容体角色（这当然是不确切的划分）。”
（9）从表达语言上看，科学语言也使用日常语言进行事实的描绘和实验的叙述，但是其中无论如何缺少不了科学概念或术语。在科学理论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说明和的繁难的数学推演，这一点在科学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要严密、精确地陈述科学理论，非数学语言和数学公式莫属。相形之下，技术语言多是具体的、平实的描述，缺乏复杂的概念分析和数学演绎。在技术中也运用数学工具，但大都是具体的数值罗列和一般的数字计算，技术结果也不要求绝对精确，只要满足实用需要，在某一误差范围内得出具体的数值即可。尤其是，表达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科学语言的是可传达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数学符号书写和记载的，科学共同体实际上是科学语言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使用相同的词汇表或词典。可是，在技术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有些技术事项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或数学符号表达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图示、模型、样品等来说明。更为歧异的是，不少属于技术的技艺、诀窍之类的东西根本无法用语言解释和传达，也无法从书本学到手，只能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边干边学，边观察边体味，才能逐渐达到心领神会、游刃有余的境界。此类知识就是波兰尼所谓的“私人知识”（personalknowledge）或不可言传的知识（tacitknowledge）——后者也可译为“意会知识”或“默会知识”——技术知识的某些分野就归属这样的知识。
（10）从最终结果上看，科学研究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关于自然的理论或知识体系，技术活动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学成果是人类精神的非物质成就，而不是设计和生产的物质成品。史蒂文森断定，科学不是技术，它不在于器械的发明。科学的中心关注和最终结果是knowingwhat即真理的知识，与knowinghow即如何做的技术知识相对。当然，这两类知识是相互关联的，尤其是在现代。沃尔珀特断言，科学的最终产物是观念和信息，也许是在科学论文中；技术的最终产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说钟表和电机。与科学不同，技术的产物不是针对自然实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价值衡量的。巴萨拉（Basalla）道同志合：“虽然科学和技术二者包含认知过程，但是它们的终极结果是不同的。创新的科学活动的最后产物最可能是写成的陈述、科学论文、公布的实验发现或新的理论见解。相对比，创新的技术活动的最后结果典型地是对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锤、钟表、电动机。”
（11）从评价标准上看，对科学的评价以是非正误为主，以优劣美丑为辅，真理和审美是其准绳；对技术的评价是利弊得失、好坏善恶，以功利和价值为尺度。沃尔珀特一言蔽之：“技术的成功与欲求和需要有关，而科学的成功依赖于与实在符合。”对此，多尔比论述说，就作为知识形式的科学和技术而言，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分是，技术借助于实用标准“它奏效吗？”评价，而科学知识则借助于“它为真吗？”评价。他继而指出：
对技术和科学而言，成功的标准依然是不同的。在技术中，成功与起作用的产品、尤其是与在目前市场条件下在商业上的产品俱来。相对照，在科学中，成功的标准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为真。
（12）从价值蕴涵上看，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大体上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说其本身仅蕴涵为数不多的价值成分；而技术处处渗透价值，时时体现价值，与价值有不解之缘。莫尔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真正的科学知识在伦理的意义上是善的，而在技术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项技术成就，必然使人又爱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够或善或恶，技术必然是双刃工具。尽管把已知的技术成就分类为善或恶从来也不是确定的，但是任何一项给定的技术总是在伦理上能够分为善或恶，这取决于人心中的目的，取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边界条件。邦格详细地陈述了他的观点：对科学家来说，所有具体对象都是同样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价值问题。技术专家却不是这样：他把实在分为原料、产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无用之物），他最珍视产品，其次是原料，最轻视其他部分。技术知识和技术活动的价值准则是与纯粹科学的价值中性相对立。技术专家凡事都要衡量其价值，而科学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动和成果的价值。科学家甚至以摆脱价值观念的方式去处理价值问题。虽然基础研究作为心理过程的评价，它也做出价值判断，但是这完全是内在的：它们涉及科学研究的要素，诸如资料、假设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工程技术专家不仅做出内在的价值判断，而且也做出外在的价值判断：他评价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础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寻求新知识，是不涉及价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当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时，才涉及道德，工程技术专家恰恰在这里有份儿。他们应该遵守可以称之为技术命令（technologicalimperative）的东西：
你应该只设计或帮助完成不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能满足这种条件的工程。
（13）从遵循规范上看，科学遵循的规范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谓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scepticism）；技术的规范与此大相径庭，它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为旨归，其特质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专利。波兰尼看到这种天壤之别：“科学知识与技术操作原则之间的不同被专利法认识到了。专利法对发现和发明做了鲜明的区分。发现增加我们关于大自然的知识，而发明则建立一个服务于某一得到承认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则。”普赖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着科学和技术之间最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种对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学上只要你第一个发表了，你就打败了其他人。通过发表来表明你对知识产权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你的发表越公开，你的产权要求就越安全地为你所独占。在技术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你做出发明时，你必须为其取得专利，你必须防止工业间谍的窃取，你必须看见它远在能够被竞争者复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来并销售出去。在技术上你得用通常的保护方法来确保你的私有权。
他进而揭橥，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从哲学意义上看，即使科学是对规律的一种概括和发明过程，自然却非常强烈地表现出似乎只有一个世界可以被发现，如果波义耳没有发现波义耳定律，那么必然会有其他人去发现。但是，技术中的大部分竞争比在科学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术是一种文明所获得的，而科学则让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规定而不是人的大脑所拥有的。
（14）从职业建制上看，科学和技术无疑是相互渗透的，并且经常看上去好戴着同一顶帽子或穿着同样的实验服装。但是将两者混淆起来的做法是把表面的东西——例如机构联合——当成了深层的东西。在科学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是以思想型、理论型、动脑能力见长的研究员和教授；而在技术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则是以实践型、经验型、动手能力见长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前者的建制实体是国家科学院、科学各学科研究所、科学学会、综合大学的科学研究机构等，后者则是国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机构、工程学会、工业部门的研究所、工业实验室、高技术开发区的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职业建制也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上。科学人才的培养主要在综合大学的理科院系和科学研究所进行，注重理论知识、概念辨析、数学基础、逻辑推理的训练；技术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业研究所和实验室培养，偏重专门技能知识、数值计算、实际操作的训练。尽管这两种角色可以转换，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转化总得有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而且“双肩挑”的人毕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类人物也是有所侧重的。
（15）从社会影响上看，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而且各自作为子文化，都是文化进化的重要推动力，显示出很强的文化渗透性。但是，二者的社会影响无论如何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科学主要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的社会影响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促使人更新观念、提升素质、完善人性，而它对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生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影响。技术则不然：技术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态出现的，它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却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其他各个方面，其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具有两重性。反过来，由于科学自身的本性，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较小、约束力弱，但是对技术影响很大、约束力也强烈得多。
（16）从历史沿革上看，技术的历史是古老而漫长的，可以说从原始人打制第一块石器时就开始了，而科学的历史沿革是相当短暂的，至今不过三百余年的历程，即使把科学的萌芽时期计算在内，也仅仅有两千多年。与技术的历史相比，科学的历史短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外，技术依赖于科学的时间，就更为短暂了。沃尔珀特对此印象深刻，他进而还洞察到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的不对等性，以及科学起源与技术起源在特点上的差异。他说，在确立科学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识的和反直觉的）时，必然要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做出区分。区分的证据主要来自历史。技术比科学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数成就——从原始农业、陶器的烧制、金属的冶炼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机的发明——无论如何是独立于科学的，直至19世纪科学才对技术产生影响（合成染料和电气工业）。这些技术基于常识和经验的实践手艺，而实践取向无助于纯粹知识。技术的历史大都是无名的历史，这再次不同于科学。就观念和器械而言，历史上的科学严重地依赖可以得到的技术，技术对科学有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认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科学在希腊的起源就呈现出特殊的意义。科学的特殊本性对科学仅仅一次出现负责。往往被认为是科学家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熟练的工程师，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他们的哲学是神秘主义的。容许科学在西方得以发展的，也许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史蒂文森也明确地意识到，与科学不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对一直存在的每一种人类文化是共同的。与技术不同，科学并不是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或在每一个文化传统中都存在。
（17）从发展进步上看，科学和技术都具有发展进步的性质，在这一点它们与文学、艺术、哲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二者在发展进步的特点上判若黑白。列维特揭示，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科学与作为在社会、经济、历史中展开的技术的逻辑，是很不相同的，尽管这两个建制看起来并肩前进。关键的差别在于，科学——仍然是指对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确是逻辑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过程还是作为已经完成的提炼过的理论结构。科学的发展结构基本上是树枝状的，即新的知识分支不断从老的枝干上生长出来，尽管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体的。与之相比，技术展开的机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长点和结点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加以概括。关键人物可以是科学家或工程师，但也可能是行政领导、官僚、银行家、军官或政治家。技术的进步、后退、停滞或分叉看起来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逻辑。沃尔珀特指出驱使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动力大相径庭：对技术来说，它是市场的需求或进展中的技术“造成”的需要。情况似乎是，发明活动是受发明的预期的价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时即是发明高峰——科学往往不是这样的。斯科利莫夫斯基（H.Skolimowski）认为，二者进步在目标上各行其是：与科学进步的目标在于接近真理相对应，技术进步的内在目标在于提高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在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表现为精确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称效率性）。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尽管科学知识单元在进化过程可能出现复杂和多样的局面，但这只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它最终必将趋向简单性和惟一性。可是，技术物品的单元在进化中趋向复杂性和多样性，各种用途的锤子，各种大小和型号的扳手、螺丝，各种面料和花色品种的纺织品，各种配方和商标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分离的，科学大规模地转化为技术的高峰时期也寥寥可数，可是在现代，科学趋于技术化和技术趋于科学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斯平纳提出认知-技术合成体（cognitive-technicalcomplex）和现实化的科学（realizedscience）的概念，拉图尔甚至和盘托出了“技科学”或“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这种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思想之一，诚如福曼（P.Forman）所言，技术取向的科学（technologicallyorientedscience）以及科学取向的技术（scientificallyorientedtechnology）其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后现代性之结果。为了说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提出了诸多说明模型，例如“线性模型”、“舞伴模型”、“杂交模型”等。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处，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线性模型似乎简单化了一些，把科学和技术复杂、多变的关系描绘得过于径直，而且易于引起技术神话。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学和技术互动过程简单化之嫌，同时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和技术不仅可以跳双人舞，而且有时也独舞。杂交模型把科学和技术视为一个新的综合体，这实际上已经使二者一体化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尽管这种一体化是部分的一体化而非整体的一体化。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比较周全的观点也许是：
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但并非一体化；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但并非决然对立；科学和技术有时是互动的，但互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互动的过程错综复杂，而不是线性的和一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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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有意或无意地把科学视为“生产力”和“财神爷”，国人习惯于或集体无意识地把“科学和技术”称为“科学技术”、进而简化为“科技”，就是这种现状的生动反映。有趣的是，这种状况在东邻日本也存在。正如桜井邦朋所言：“在我国，把科学和技术看做同质的东西，在各种场合把‘科学技术’归拢在一起使用。像现在这样的科学发现经过不了多久就被应用于技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在屡屡经历这样的经验期间，随之认为科学和技术是水平同质的东西。”参见桜井邦朋：《現代科学論15講》，東京教学社，1995年，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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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有李醒民：什么是科学？——为《科学的智慧——它与宗教和文化的关联》序，北京：《民主与科学》，1998年第2期，第35~37页。李醒民：有关科学论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20~23页。李醒民：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北京：《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B4版。XingminLi：ScienceandTechnologyIsNotSimplyEqualtoSci-Tech?inGenomics,Proteomics&Bioinformatics,May2003,Vol.1No.2,pp.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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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D.W.Hill,TheImpactandValueofScience,London,NewYork,MelBourne:Hutchinson’sScientific&TechnicalPublications,Chapter1.n.d.顺便说说，V.布什的下述言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科学具有简单的信仰，该信仰超越有用性。正是该信仰，是人学会理解的特殊荣幸，这是他的天职。为理解而认识是我们存在的本质。参见VannevaBush,ScienceIsNotEnough,NewYork:WilliamMorrow&Company,Inc.,1967,p.191.
卡拉普赖斯编：《爱因斯坦语录》，仲维光等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76、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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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该文以较多的篇幅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报》，2006年4月13日第5版。很遗憾，现今的一些编辑常常在不告知和征求作者意见的情况下，随意对稿件大刀阔斧地腰斩或删改，弄得作者哭笑不得，实感无可奈何。对这篇文章的完整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吴国盛教授主办的“北京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网站阅读和下载。
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203页。
内森、诺登编：《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下），刘新民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84页。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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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73页。
E.F.Caldin,ThePowerandLimitofScience,Chapte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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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54~161页。但是，我不同意作者的下述说法：现代自然科学“是在技术理性所构成的地平面上产生和展开的”，它“具有内在的工具主义的特点”。众所周知，在科学的起源中，理性传统和工匠传统兼而有之；在科学的发展中，科学内在的理性逻辑和人的纯粹理性一直是强大的动力。纵观整个科学史，对科学家来说，“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始终具有巨大而诱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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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第9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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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
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第271页。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61~163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71页。
邦格厘清了一种误解：“经常有人认为，技术与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是对技术过程尤其是对革新性技术过程的理论丰富性完全无知的表现。……事实上，技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组成部分，它与整个文化的其他各个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现代文化中，只有技术和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与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体地说，技术与系统的哲学的几个分支（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价值论和伦理学）都有很强的相互作用。”参见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海森伯对此有具体的说明：从18世纪和19世纪初起，形成了一门以发展机械操作过程为基础的技术，这起初只是旧手工工艺的发展和扩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机得到应用以后，技术的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但是，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电工技术，使得技术与旧手工工艺的联系已经不复存在，电力这种自然力的开发不是来自人们的直接经验，而是基于科学理论。参见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吴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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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9页。
普赖斯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学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科学，而技术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技术。技术专家用的科学大多数是他们在学校学习和大众知识中的科学，而科学家用的技术大多数是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那些技术。两者之间的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现在很少的时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历史山脉的高峰。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有一种从工匠技艺状态向新型科学仪器的有力转换，它使科学从古代状态突破而获得爆炸性的增长，并带来现代的实验传统，带来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和各种静电机械。在我们这一代，工业革命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主要通过物理学——特别是爱迪生的电学——科学找到了它回报技术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并没有给技术许多帮助，但偶尔你会遇到像晶体管和青霉素这样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样必须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规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标准去判断科学家。不能以晶体管的特例去判断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承认科学和技术大体上是只有松散联系的系统，人们的动机目的甚至训练都非常不同，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这在理智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70~171页。
从安藤忠雄的作品分析，本质上讲他是一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试图通过自身的实践把现代主义发扬光大。但安藤反对单调乏味的国际式建筑，致力于现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融合。他从少年时就曾周游日本，对日本的的传统民居及其中表现出来的日本传统美学有很深的理解。在他的作品中，在体现现代主义建筑中单纯的造型及简洁、抽象、无装饰的手法的同时，总有一股浓烈的民族气息。建筑评论家弗兰姆普敦曾这样评价过他的小筱住宅：“建筑虽然运用了现代材料、方法和构成，但是还是能够从中感觉到日本人特有的空间感觉，对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对地形以及这里原有树木的细致处理等，很好地运用了这些要素。”
1.1自然元素与传统空间特色的塑造
安藤忠雄是一位情感空间塑造大师，他仔细研究日本传统建筑空间中对静谧的、带僧院特色的严肃、简朴、冥思的空间特色，并用光、水、风等自然元素加以表现。光之教堂（图1），表现的正是光这种自然元素的建筑化和抽象化。空间几乎完全被坚实的混凝土墙所围合。内部是真正的黑暗。在那样的黑暗中飘浮着一道十字架的光线，这就是全部。为了使几何空间更具有生命力，改变墙壁的冰冷感，将光线引进制造阴影，在这空间里有各式各样光的表情，有从上方洒下来，有从侧面射进来更有从隙缝渗透进来，产生各种变化，所以让其设计的建筑变成是光的容器。建筑内部尽可能减少门窗洞口，把重点集中在对自然要素“光”的表现上。他也利用水体的镜面效果来软化建筑的几何特性和材料的硬度，倒影的虚像呈现出空间的静谧。教堂设计极端抽象简洁,没有传统教堂中标志性的尖塔,但它内部却是极富宗教意义的空间，呈现出一种静寂的美,与日本枯山水庭园有着相同的气氛。
1.2现代材料与日本传统材料质感
材料表现是利用建筑材料本身的特性与材料之间的构成效果来表达建筑的情感。安藤发现日本人习惯于在建筑中运用天然木材和纸，如弯曲带皮的木柱，有节疤的更好；带树皮的木板；糊有土泥巴的篱笆墙；质地松软、剪切整齐的草屋顶；纸糊的格子门；还有不加斧凿的毛石做的踏步或茶炉架；用竹子做的窗棂、天花；粗糙的芦苇席做的隔断等等，有一种追求材料的温和感和轻柔感的倾向。而混凝土作为现代建筑材料的一种,它所具有的朴实无华的特质正好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因此在现代建筑中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为了使混凝土在视觉上和触觉上符合日本人的传统感觉以及对美的认识，安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无数次的试验，终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带圆孔的清水混凝土。安藤在原本粗糙的混凝土材料掺入了日本传统手工技术，将其转化为一种细腻精致的细纹，呈现出一种符合日本传统的绵密、近乎均质的质感。安藤设计的“住吉的长屋”（图2）中，其出色的混凝土材料的运用得到了世人高度的赞扬“混凝土在得到矫正后与数寄屋建筑中的木材极为相似，但混凝土增加了内部空间的尊严感和坚强感。从20世纪初，日本建筑师就力求使混凝土表现‘日本话’。但是只有安藤第一次成功地运用混凝土创造出与数寄屋建筑相媲美的具有广泛而敏锐的空间感的作品。”
1.3与自然的对话——日本传统庭园空间的继承
崇尚自然是日本的传统观念，在日本的传统建筑中就重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在引进中国古典园林的基础上，日本创造了一种表现其审美倾向及哲学观念的庭园空间。在京都中有很多有名的庭园，如南禅寺、龙安寺、西芳寺、银阁寺等。日本建筑庭园的特色是：通过墙的作用使人感觉到墙外的景色。如龙安寺的苦山水庭园就是通过矮墙的存在表现出前外的空间。近代日本大师设计的高水平住宅建筑几乎都以庭园为中心进行空间构成。安藤忠雄也把这一传统空间设计方法应用到他的建筑设计甚至是城市设计中。他设计的TIME''''S（图3）就位于京都市中心区高濑川和三条大街交叉处。安藤在年轻时就经常到京都去考察古建筑，京都在他脑中的印象就是一个庭园。因此在他眼中，将高濑川也看成是一个庭园，想在这设计一个能感知水的庭园。在TIME''''S设计中，安藤以文化性地视点解读了东京的庭园为中心的建筑，继承了京都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沿街建筑的手法，将小河融入建筑中，地上两层地下一层，从任何方向都能看到河水。
1.4传统空间层次与秩序的应用
日本传统建筑受中国园林建筑的影响，也强调空间的序列感及“可游性”的特点，游走于建筑空间的过程是一种静心的体会，是发现与心灵感悟的过程。为了强调这一心理体会和暗示，日本传统建筑通常通过设计有意创造空间上的层次与秩序，“庭园深深深几许”讲的既是空间深度，也是心理深度。安藤继承了传统建筑中空间序列的处理方法，在有限的空间内采用阻隔的设计手法，从用目标的模糊化来达到小中见大的空间效果。有时为了避免柱子对空间单调性的干扰，安藤把墙柱加厚。安藤在北海道的水之教堂(图4)在设计上充分体现了这一传统设计方法。水之教堂建在经过修整的水边，用树木和墙体围合出一片水院空间，为教堂创造出一个僻静的独用空间。安藤为观者设计了一条游走路线，沿着一堵L型的墙体前行，此时只能听到墙内的流水声；继续往前走，空间由小到大，由高到低，最终将观者的视线引向苍茫水院中的十字架立方体；绕过立方体，走过一段弧形楼梯进入下面的教堂，此时映入眼帘的是隔着大片玻璃墙的水面及远处的山峦，一个钢十字架静静地伫立在水面，室外四季的景色变化也都成了教堂的一部分。
1.5注重建筑与地理环境的融合
安藤忠雄的设计总是从对建筑周围的物质环境思考开始的。考察现场一直是安藤做设计的第一步。他通过考察现场确定周围有哪些建筑或自然元素可以作为作品的“伙伴”，建筑如何与环境“对话”，周边需要什么体量的建筑，使用什么材料，即建筑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在用地上。日本的直岛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岛，约有400人左右，安藤受委托在此设计了直岛美术馆。（图5）安藤到当地看了之后就有一种感觉“应该让濑户内海的美丽景色保持下去”。因此安藤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使整个岛屿成为环境优美的美术馆，通过建筑设计发挥环境的优势，使人们涌现出在这里进行艺术表现的欲望。安藤将环境做成可以布展的场所，而将美术馆的主体部分埋入地下。外部环境渐渐被苔藓所遮挡，看不到了石墙，整座建筑被埋在绿色之中。优美的外部环境可以激发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吸引他们来此进行艺术创作。而地下有大的空间作为美术馆，并且在美术馆中设置了圆形的天窗，从外面射进的光线水者太阳的移动而不断发生变化，创造出非常有趣的空间。
2结语
安藤忠雄的建筑在形式、材料上完全属于现代主义，符合社会发展潮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他独特与巧妙的设计手法，使他的建筑虽然没有使用任何传统元件，却成功地用现代手法体现出了日本传统建筑的精神气质。
在当今社会林林总总“主义”的攻击下，我国的建筑市场有点迷失方向了。说到现代主义，人们就往国际式的形式跑；而说到地域主义，则不顾一切地搬用传统元素，“大屋顶”到处都是。在这一方面，安藤忠雄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中国的建筑师，我们应该在立足于现代建筑的情况下，努力研究我国传统建筑中具有活力的传统文化及审美哲学，如注重整体的观念、人与自然融合的观念、混沌空间、四维空间等，将它们在现代建筑中加以抽象化和建筑化，设计出融合我国传统特色并适应当代社会的现代主义新建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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