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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在现代社会，教育学家不再一味地寻求单一的、模式化的课堂教学方法，语言教学也没有僵硬的和固定的规则。在传纺的教学中，教师是主动者，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给他们的知识，而成功的语言课堂应是以学生为中心，创造各种语言环境和交际环境使学生有机会参与并运用语言进行交流，在教师的监督、指导和鼓励下，学生进行思考并进行语言的实际运用。因此，如何优化课堂教学，尤其是高等院校和高职院校的航海英语，探索一条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方法，一直是许多教育者的努力目标。
2优化航海英语课堂教学的对策
2．1交际法教学
航海英语作为专门用途英语(ESP)的一个分支，是一种高度社会化、交际化和文化内涵丰富的语言，应该采用交际式语言测试和教学。用交际教学法进行航海英语教学模式的设想，是目前整个世界航海英语教学的趋势，也是国际海事组织(IMO)的要求。此教学法一改传统的翻译教学法，能创设灵活多样的教学活动，促进师生间互动。好的教学方法是形成最佳课堂气氛的重要保证，一堂优秀的英语课是一种交流，对英语教师来说，为学生创造一种较愉快的交际氛围是十分重要的。教师须设计和组织丰富的、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活动，例如：pairwork(一对一活动)，groupwork(小组活动)，discus—sion(讨论)，brainstorm(头脑风暴)，roleplay(角色表演)，debates(辩论)，presentation(陈述表演)等。
这一系列活动有利于轻松活泼的教学环境的形成，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激发他们学习航海英语的热情，并乐于参与教学过程，学生在有意或无意中直接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得到提高，新知识得到巩固。交际教学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促使学生在航海英语语言能力方面有大幅度的提高。
鉴于航海英语教材的课文内容比较枯燥，缺乏生活气息，难以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学生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生活体验，如果在教学中单就课本进行语言教学，会使学生失去学习英语的兴趣。教师可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给学生增加一些趣味而又有助于理解记忆的教学内容和知识。学生好奇心强，使用情景法可引导学生参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习兴趣。如有关气象中各种云的词汇(cirrostratus卷层云；ahocumulus高积云；cumulo-nimbus积雨云；stratocumulus层积云；nimbostratus乱层云)很难记忆，如果利用图片、图像或录像，将所有能够直观表达的单词尽可能直观表达，枯燥无味的单词就会教得生动有趣。
2．2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学习的自主意识
针对传统教学法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弊端，应平衡教师讲话时间和学生讲话时间，着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教育他们怎样学习和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任，对班级学习和课堂活动负责任。教师运用灵活的教学方法，既提供系统的语言规则，又设计充分的真实情景。真正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鼓励学生努力地学习，引导他们根据所学的内容积极思考，主动发言，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独立自主性。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责任心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和极大的提高，学习效果会事半功倍。有了学习的自主意识，学生就能最有效地利用教师在课堂中提供的师生交际，与组员交际、与同桌交际的机会，主动地质疑、讨论，展开课堂活动，更好地融
入课堂教学。基础较差的学生，往往自信心不强，课堂参与度低，需要教师保护他们的自尊心，调动其学习积极性。教师要细心观察，及时发现并肯定他们的闪光点和点滴进步，要求学生对比自己的现在和过去，看到自己的进步，感受到成功的喜悦，消除心理障碍，主动参与教学的全过程。人都有自我实现、取得成功、获得认可的愿望和需要，成功后的快乐和体验是学生学习力量的重要来源和内在动力。
2．3加强师生的情感交流
宽松和谐的氛围和师生情感的投入是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外部条件，是学生学习和个性发展的良好土壤。融洽的师生感情有利于学生参与课堂活动，在教学中，教师以满足学生的心理需要为出发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在情感上尊重每一位同学，充分肯定他们，体谅他们，给予其安全感、信任感，创造没有恐惧的轻松环境。教师上课时，应保持和蔼可亲的面容，这样学生才会大胆地参与课堂活动，而不怕犯错误。另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了解自己，发现优点，克服缺点，开发潜能。
经常鼓励、表扬学生，尤其是善待班内学习困难的学生，尽可能让学生感到每一节课是师生共同打造，而不是教师在孤独地教、学生在被迫地学。在教学中，忽视情感层次和心理教育，只求教书，不管引导，置学生的心理需要于不顾，会使课堂黯然失色，枯燥无味，也不能促进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教师应从各方面了解学生，关心他们，尽力给予帮助和指导，真正做他们的良师益友。这是教学中的必要铺垫。
2．4利用多媒体，寓教于乐
在航海英语教学中，使用多媒体软件中形象生动的实时动画、严谨准确的授课和悦耳动听的音乐，使学习内容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图文并茂、栩栩如生，使学生因此由被动学习者变成了始终保持高度学习兴趣的主动参与者，寓教于乐得以落到实处，学习的成功也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而且让学生投入当时的情景，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创造思维及分析判断能力。也可以把多媒体计算机作为学习英语甚至其它各科知识的工具，配备辅助教学和多媒体光盘软件，让学生通过人机交互，在完全自主的情况下进行个别化学习，培养学生观察、分析、综合能力及动手能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选择适当的学习进度和方法，并且不断调整，培养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也能培养思维的敏捷，使多种感官得以协调发展。
【关键词】网络信息化航海航行安全和效率自动化降低成本
海运业是一个十分古老而又传统的运输行业,往往滞后于一般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但二十世纪.90年代早期,全球航运市场已开始兴起计算机技术应用的热潮,IT(信息技术)将在未来社会及商业、工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角作用,并将很快普及到所有行业与领域,航海业同样也正在普及计算机网络技术。相对海运经济的发展趋势,航海技术要求必将网络信息化。近些年,很大部份轮船公司又为各条船舶安装了局域网,配置网卡,不仅为船舶信息资源的共享以及数据的传递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为公司对船舶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开辟了新的技术途径。
当前,航海技术的信息化建设已全面展开,逐步实现现代化管理和科学化决策,大力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信息传递速度,解决了信息共享的障碍,为海运决策提供精确有效的信息。下面就浅谈一下航海信息化的相关细节船舶物料管理,运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及其数据库,进行物料流通管理,通过输入所需物料编号、物料名称、种类后,快捷、准确的查寻。船员发送船舶物料申请单到船舶公司,经公司审核后,由公司编成电子文档发送给供应商询价,供应商供货后,经船舶确认审核后,自动调整物料库存,从而形成物料进、销、存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减轻复杂、繁琐的船舶物料管理现状,帮助船舶公司分析物料的供应与使用,强化管理、杜绝管理漏洞、节约成本。
船员管理运用计算机数据库对船员信息进行管理,目前已被我国许多轮船公司、大型船舶企业,船员中介及船员管理公司等广泛使用,得到了航运业界的一致肯定。如船员基本信息录入、船员信息查找;船员灵活调配;船员证书的监督管理;船员信息的删、录入;船员服务期满及证件过期报警提示等。使航运公司办公高效性、系统化、智能化的管理船员,大幅度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公司同时能共享信息系统的资源。
船舶动态跟踪,船舶动态是每个船东都需随时掌控的,通过网络可以便捷直观的查寻船舶动态,如船舶的船名、船舶尺度、航向、航速、经维度、船舶附近的交通流量、预计到达目的港时间等。而且可以在电子海图的背景上定位跟踪船舶、查看船舶资料或定制到港自动提醒等高级功能。无论您身在何处如办公室、家庭、会议、朋友聚会、茶馆,只要能上网的场所,都将随时获知船舶确切位置。这些数据来源于我们在沿海及内河港口部署的AIS信息接收基站,这些基站持续接收来自船舶上AIS自动识别器设备发送的数据。如果船舶不在AIS接收范围区域,还可以通过Inmarsat国际海事通信等卫星通信系统获取信息数据。通过这高新的网络技术,同时还可以获取涉及全球其它海域的船舶信息数据,实时了解相关信息。
传统的静态、固定航海资料的纸质印刷海图已不适应船舶自动化和航海智能化的发展要求。从而电子海图显示与信息系统在近些年开发应用的基础上不断的加以完善,该系统不仅能很好地提供纸质印刷海图的有用信息,而且取代了传统的人为手工海图作业,GPS、雷达、NAVTEX等各种现代化的导航设备所获得的信息都被集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集成式的导航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具有船舶所在航区海图显示、航行线路的设计、航路监控、危险局面来临前自动报警提示、各航行数据记录、航迹显示、海图自动改正等功能,大大提高了航行安全和效率。
电子海图显示和信息系统,它综合了航海技术、计算机技术、计算机图象显示技术及计算机软件技术针对航海领域的一场技术开发,它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航海领域.,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制定了关于电子海图显示和信息系统的相关的国际标准和严格规范,这些标准和规范大部分是用于航海方面,对电子海图显示精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充分在船舶航行管理中的应用,信息系统必须自动的对信息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将电子海图显示和信息系统中的数据通过算法实现提示各浮标的移位、船舶意外走锚、禁止航行区和船舶搁浅、船舶避碰局面等报警功能.
而且海图电子化可以实时显示本船的经纬度、航向、航速、方位等信息,可以实时监控该船周围的船舶动态和查寻它船信息及所在海区海况信息,随着信息技术和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海图和雷达信息数字化之后,两者间完全实现了数据相互传输,使电子海图与雷达图像数据信息的重合显示成为现实,在电子海图上重叠显示雷达图像数据信息后,可在原航行水域海图信息的基础上提供本船、本船周围的静态目标与动态目标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提前预知本船对周围船舶的会遇态势和会遇的局面能及早掌控,从而尽快作出准确判断,达到避开航行紧迫局面,及时采取妥当的避碰措施而保障航行安全。
航海书籍资料也已快速电子数字化航海所需的各种图书资料原始都采用纸质印刷形式。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航海通告、潮汐表、航标标表等都已出现了电子版和网络版。船舶公司海务及船舶船员可以在网上查询与下载,这不但使用方便还有利于航海图书资料中内容的迅速更新,避免了海员对复杂而烦琐的纸质图书资料的人工校改。
船舶已加速自动化,从船舶在机舱设置集中控制室到出现无人机舱值班和驾驶台对主机遥控操作及监测,船舶机舱自动化已大势所趋。计算机功能代替复杂的电子线路,发出操舵指令,送到执行中心,自动校正控制的相关参数,代替繁琐的人工指令,使船舶舵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自适应功能的接受指令的自动舵。
船舶自动化还能使船舶定员大约减半,大大降低了营运成本。特别近10年来建造的新型船舶基本上都可称之为高度自动化船舶,其中一部分自动化程度高的船舶被称之为“高技术船舶”。船舶自动化从机舱自动化逐渐走向了船舶驾驶自动化。
利用网络可以船员的招聘信息,便利于通过网络达成运输协议;还可即时查询天气状况掌握航运情况;或查询海事机构的海事法规、海事政策、海运价格等等。
从上面的有关航海技术细节与网络信息化的论述中,航海的网络信息化时代已真正来临了。船舶,可通过航海信息、导航信息实现最优航线设计、最佳航速设定,提高船舶自动化管理水平,从而达到船舶安全航行、经济航运的目的。通过船舶设备管理信息,提高船舶设备管理水平,降低备件损耗,减少因修船造成的船舶滞航期。船务公司,通过航运信息系统、船/岸通讯系统,实时掌握船舶航行的现状、各类设备的运行状况、人员及各类证书等情况,对所属船舶合理调度、航运安全,船舶的营运估算、成本控制等起到了科学化管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天伟,王孝通,周爱军.电子海图系统软件可靠性研究[A].1998大连国际海事技术交流会论文集(第一卷)[C],1998.
[2]陈金海,张杏谷,项鹭,彭国均.基于ECDIS的航标监测监控系统的研究与实现[A].第十五届全国遥感技术学术交流会论文摘要集[C],2005.
汉语成语是汉语中一种极具特色的语言现象,它具有丰富鲜明的文化色彩,并被广泛运用在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中,然而留学生学习成语时会遇到很多困难。本文意在通过对英汉成语的比较,了解英汉成语的差异,希望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成语教学起到一定的帮助。
汉语的“成语”和英语的idiom是不对等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成语”的解释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形式简洁而意思精辟的、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朗文当代英汉双解词典》中的idiom有两种含义:1、a phrase which mean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s of the separate words;2、the way of expression typical of a person or a people in their use of language。为了方便起见,本文中提到的成语是汉语定义中狭义部分和英语中的第一种含义。这里不对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进行区分。另外,文中所涉及到的汉语学习者特指母语为英语或者精通英语的留学生。
一、英汉成语的相似之处和差异
英汉成语都是经过长期积淀,并有相对固定形式的一种语言形式。通过英汉成语的对比研究,对对外汉语成语教学能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从而使对外汉语成语教学取得较好的效果。下面主要从成语的来源出处、结构和表现形式、意义的整体性以及其中的文化色彩四个方面来讨论英汉两种语言形式表现在成语上的异同。
(一)来源出处
英汉成语的来源有一些是共同的,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下面从几个来源和出处对英汉成语进行对比。
1、生活方面
来自农业方面的成语:例如,英语中有to call a spade a spade,汉语中“瓜熟蒂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农耕为主的文化,所以来自农业方面的成语相对多得多。
来自航海方面的成语:例如,英语中to clear the decks等,汉语中“一帆风顺”、“同舟共济”等。由于西方的航海业发达,而中国长期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中心,航海业并不发达,所以这方面的成语英语要比汉语多很多。
来自商业方面的成语:例如英语中有to talk shop, none of my business等,汉语中有“奇货可居”、“利欲熏心”等。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来自商业方面的汉语成语大多含有贬义的色彩。
来自军事方面的成语:英语中 to put up the sword, 汉语中“破釜沉舟”、“偃旗息鼓”等。汉语中的相关成语大多和历史故事有关。
2、来自着名文学作品中的成语。英语中的成语大量来源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伊索寓言》和希腊罗马神话等;汉语中的成语多来源于古代诗词歌赋,以及传世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如“老骥伏枥”(曹操《步出夏门行》),“刻舟求剑”(《吕氏春秋》)等。
3、来源于宗教中的成语。英语中的这类成语主要来自《圣经》,如the forbidden fruit, Judas’s kiss;汉语中的相关成语主要来自佛教,如“五体投地”、“回头是岸”等。
通过对成语来源的对比可以看出,由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体相同,英汉成语在来源的几个方面具有相似性,而在每个来源的具体表现上则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在不同的来源分析方面,英汉成语表现为数量上的必然差别,这也是两种语言形成过程中受到不同价值观和对世界的不同认识所引起的。其次,不同的宗教信仰对成语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二)结构和表现形式
英汉成语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遗传下来的一种语言形式,结构都相对稳定,一般是生动活泼的语言,表示的是独特的意义,用简单通俗的话表示深刻的道理。两者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具体的结构和表现形式上,从成语的外部特征来看,汉语中的成语多数是由四个字组成的,其中96%是四个字的,但是也有三字和四字以上的成语。而英语中的成语则没有固定的字数限制,结构相对灵活。
(三)成语中体现了不同的民族色彩和文化、思维方式等
汉语的四字格成语体现了汉民族的审美观和思维方式,对对称之美的追求在这里得到了体现。这不仅是指汉语成语的字数和结构,还指成语的音节整齐匀称,声调平仄相间。且中国人喜欢偶数,四字格的语言形式体现了汉民族“以偶为佳”的心理,以及汉语和汉文化庄重典雅的特点。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正统思想,使得由《论语》中演化而来的成语非常之多,这些成语体现了中国重视儒家思想的特质。当然,根据上面提到的成语来源,还有一定数量的成语体现了中国的佛教文化、道家文化,以及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而在英国,航海业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很多成语是与航海业相关的,体现了当时丰富的航海文化;英国是西方历史悠久的基督教国家之一,故英语成语中有不少是来自《圣经》和基督教的。另外,还有一些反应古时候中西方不同政治体制的成语。英国历史上教皇和国王互相统治国家,彼此之间的权利争斗几乎没有停止过,所以反应这种斗争的成语比比皆是,例如“the king and pope”“kings have long hands”等,而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产生的相关成语有“为富不仁”“官官相卫”等。
二、原因探究
英汉成语在各方面表现的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究原因:
(一)从成语的源头可以一窥其差异产生的原因。首先两个民族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不同的人民对世界认识的不同,从而使得成语的来源大不相同。其次,宗教信仰也是成语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基督教对英语成语的影响,佛教、道教及儒家文化对汉语成语的影响导致了英汉成语的另一个显着差异。再次,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也促使不同成语的产生。此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各自经典的文学作品对成语也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思维方式的不同。汉民族整体思维方式在汉语中的体现是大量的对偶、对照、排比和反复等。这在成语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现。汉语成语四字为主,字数和结构对称对偶,音节整齐匀称,声调平仄相间。
(三)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英语是形合为主的语言,而汉语是意合为主的语言。而语言中形合和意合差异的产生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文化因素导致的。
三、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成语教学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部分。一般来说,开始较多接触汉语成语的学习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汉语基础,因此可以通过对比教学的方法,对他们介绍相关的文化差异,让学生了解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甚至一些着名的文学作品。这也是把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结合起来的一种方式。在专业汉语技能课堂教学中,如果出现成语,教师需要灵活掌握时间分配和课堂节奏,因为一般来说,要把一个成语完全讲透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这时候可以简单介绍与此相关的汉语文化知识,并提出相应的英语成语,不仅把语言和文化教学进行了简单的结合,还可以调节课堂气氛。另外,在课程的设置上,可以以选修课的方式开设专门的成语教学课程,以对成语教学进行更透彻深刻的讲解。通过对比分析,学生掌握到的不仅是语言知识,还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这正是对外汉语教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陈菁.从英汉表情感的成语看中西“天人关系”的哲学观 [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3期.
上海世博会将于2010年5月1日至1O月31日举办，这将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盛宴，正如胡劲军先生所说，“世博会传播的核心内容是文化”，“世博会的形式是展会，表现手段是科技，其背后支撑的则是文化”。因此研究世博会背后的文化支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文化是人类社会精神财富的象征，具有复杂的成分和脉络，而世博会又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异质文化互补共生的平台，因此回答“世博会背后支撑着怎样的文化”、“怎样的文化才能支撑起世博会”这样的问题其现实意义重大。
一、 海洋文化及其特征
一经问世就好评如潮的上海世博会吉祥物“海宝”让人不由地与海洋以及海洋文化联系起来。海洋文化，顾名思义，是与海洋有关的文化。海洋文化发源于濒海地区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与海交往、受海影响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符号。因此，所谓海洋文化，就是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
海洋文化的特征十分复杂，目前为止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于海洋文化的特征众说纷纭。但一般化的海洋文化特征主要有以下共同点：从海洋文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体现来看，海洋文化主要体现了“重商性”、“开放性”、“外向性”；从对异域文化的吸纳的视角加以把握，体现在“多元性”、“兼容性”；从人类海洋文明史的视角出发，则主要是“开放性”、“多元性”、“原创性和进取精神”。因此，笔者认为海洋文化的特征主要可以概括为“多元异质性”、“开放包容性”、“开拓进取性”。
二、世博会中渗透着的海洋文化特征
从本质上看，世博会是一次对世界各国不同类型文化的集中展示，并着重向全世界展示东道国以及主办城市的文化。世博会倡导在展示、表现异质文化的基础上追求其和谐共生。即是追求和谐共生，则必须具备共生的价值基础，找到不同文化的共同基准点与落脚点，否则这一共生也会趋于空谈而流子形式。由于海洋是当今世界的共同主题，海洋文化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共生基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濒海，都有属于自己的海洋文化，而内陆国家人民对于海洋文化也十分渴望、向往并有一定了解。也就是说海洋文化可以成为—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世博会背后的文化支撑中必定渗透着海洋文化特征。
1． 海洋文化“多元异质性”与世博会中跨文化交流与传播
显然，世博会是一个文化大集锦，是世界不同文化精华的集中荟萃。在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是世界文化进步的主要动力，这深刻地体现了海洋文化的异质性，就海洋文化的运作机制而言，它的对外辐射性与交流性显著，亦即异域异质文化之间的跨海联动性和互动性。这种异质性，也是进行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内在出发点。
跨文化交流是跨文化传播的前提，也是异型文化相互交融的纽带。而跨文化传播则是世博会的核心效应之一。
世博会通过以各式各样的展馆为载体进行的文化展示，以及举办文娱表演、民俗歌舞演出、观众互动体验等活动潜移默化地达到异质文化的传播效果。世博会在跨文化传播中起到的作用会为世界文化的发展进步作出极大的贡献。它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在同一个地点直接亲身体验全世界几乎所有类型文化的机会，在这样的体验中最直接地反馈出世界人民对于各种异质文化的评价与追求。对于上海来说，如果能够把握这样的契机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独具特色的上海文化通过世博会的窗口推向世界、闻名世界，那么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将迅速被提升到更高的档次。而这种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也深深地打上了海洋文化的烙印。
2．海洋文化“开放包容性”与世博会中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
海洋文化的包容性体现在世博会所引领的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上。上海世博会将以“和谐城市”的理念来回应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城市“和谐”的重要基础。所谓“海纳百川”，多元文化的融合趋势也很好地诠释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不同海浪的碰击是必然的一样，多元文化在一定条件下的撞击与融合也是必然的，文化同样有着大海一般的胸襟。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发展的倾向，在多元化背景下文化的融合则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是上海世博会的副主题之一，体现了当今世界城市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熔炉。即是“炉”，必然能够接纳各种来源的文化；即能“熔”，也必然可以为这些天南地北的文化提供一个相互交融、和谐共生的平台。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城市文化的多元接受和多元交融，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移民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交织点，是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物质层面文化的共同交汇，能够很好地创新文化形式、开拓文化内容、丰富文化手段、更新文化观念、提高文化品位、扩大文化影响。
世博会给一座城市文化带来的的多元化发展，会给城市带来无限的想象力和思想的碰撞。矛盾是事物发展前进的动力，只有多元化了的文化以及其相互的碰撞才可能创造出异质的矛盾。上海世博会将会吸引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70007i人次的观众，为五大洲的人民提供了一个展示文化、体验文化、吸纳文化的平台。各种肤色、各种时代、各种地域的文化都将在这个舞台上共同舞蹈。在城市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下追求世界文化的和谐共生，是世博会的又一显著的文化效益。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共生性特征也在上海世博会所引领的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3．海洋文化“开拓进取性”与世博会的城市文化创新意识
世博会体现的文化精神内涵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锐意开拓、不断进取的城市文化品格。而作为海洋文化的鲜明特征，开拓进取的精神烙印早已刻在上海文化的脉络之中。哥伦布航海远征发现了新大陆，城市居民也在这样的精神激励中不断延伸着自身发展空间。世博会体现的城市文化创新意识，在世博会的各项活动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世博会各国的场馆设计无不透露着创新意识：中国馆建筑外观以“东方之冠”的构思主题，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英国馆建筑外墙表面分布着6万只有机玻璃材质的“触须”，以表达“让自然走进城市”的主题；韩国馆的外观将是以韩文字母的艺术化表现整体性概念的方式来体现韩国特色的建筑对本国文化的创意性表达已经成了所以参展国场馆设计的根本理念之一，深刻体现了全球范围内文化的时代特征。另外，在世博会即将上演的各种文艺演出也无不体现着创新意识。全人类文化发展的创新方式已经在无形之中同海洋文化的开拓进取性一脉相承。是这种进取精神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将人类向新的领域不断引进。城市文化创新发展的产业体现——文化创意产业在上海发展得如火如荼，证明了上海城市精神的创新品性，也将在世博会的各项活动中得到全面的反映。“创新”也成为了上海世博会的主旋律之一。
参考文献
对外经贸交流方面，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对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与实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贡贸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①王慕民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对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与日本、朝鲜等国的交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②陈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及由此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展开了充分的研究探讨;③此外部分学者从海外贸易的视角出发，对海禁政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论述。④宋正海则从科技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⑤此外作为系列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开始至2007年陆续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从海洋观、渔业、渔民、信仰、贸易、经济、海港、移民等领域阐述了海洋与中国、世界的关系。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战前便开始进行朱印船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①1970年代开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国别史的约束，在历史研究中导入对外关系、地域研究、周边海域的视点。②1990年代以来，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学界的青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东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亚洲海域整体成为研究对象，③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热潮。在海上贸易体系方面，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④以西方近代化体系的视角考察东亚内部的体系，指出亚洲区域内各地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内在联系。之后日本学者提出了“亚洲间贸易圈”概念，⑤强调近代世界体系中亚洲的相对独立性和近代东亚地区网络重构等问题。在东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观体系研究外，基于区域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时代的东海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⑥此外还有关于朝贡、贸易、倭寇、华侨等方面的研究。⑦日本关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摆脱了过去传统的以陆路视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从海域的视角反观各大陆之间的交流，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越意识领域中的“国家感情”⑧。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确立日本国家文化认同。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尽管海域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为中心展开。通过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淡化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影响力，以便突出日本在东海海域的主导地位。这就无法正确把握以海域为中心的东海海域文化交流的历史。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从海上贸易强国到闭关锁国、空岛再到海洋开发的历程。从1990年代开始，韩国学界关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发点包含着将闭塞、消极的韩国史认识转换为开放、进取的韩国史认识的目的。⑨因此韩国海洋史研究主要着眼于韩国国内，以国别史的形式进行。海洋史研究批评过去以陆地史观观察社会的片面性，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视角重新认识韩国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韩国海洋史》、姜凤龙《刻在海里的韩国史》等。瑏瑠在海上贸易方面，曾经主导东亚海上贸易的新罗时期商人张保皋的事迹成为研究的中心，进行多次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有科普、学术等方面的多部著作。瑏瑡此外，宋与高丽的贸易及商人的性格问题、海上交通航线、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活跃。①韩国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重新探讨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贸易活动、英雄人物，重塑与海洋有关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过以海洋史为中心的韩国史的重塑，突出韩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史为鉴，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曾经活跃于东海海域垄断海上贸易的张保皋自然而然成为韩国海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这种定位，导致韩国海洋史研究在强调海洋史的国际性、开放性、外向性，扩大人们对韩国史视野的同时，其研究内容却局限在一国史观的框架内，无法从东海海域的视角反观韩国海洋史。出于对传统一国史观的反思，中日韩三国海洋史研究导入海洋的视角，在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试图突破一国史观的界限，重新认识历史。亚洲贸易圈等基于海洋视角的理论，扩大了人们观察历史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史观的约束，重新认识亚洲历史。从海洋反观东亚历史的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还未能摆脱一国史观的影响，“国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洋史研究。
二、海洋文化研究动向
中国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义:海洋文化，是有关海洋的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②韩国学者则从空间概念出发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海洋?岛屿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关注海的空间性的概念，岛屿文化是关注岛或岛的空间性的概念，另外还有海陆相交的滨海地区的沿岸文化。这些概念都是与海有关的文化，在空间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据议论的具体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学者则指出东海海域内各地居民拥有共同的东海基层文化，提出东亚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学者所给出的定义和概念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围绕着海洋与人的生活展开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海洋环境过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与物的往来、渔业文化、海洋信仰、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宏观领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海洋人类学、水中考古、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国内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民俗角度进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6卷，从东北亚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海洋文化;关注地区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等;⑤中韩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与论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间信仰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众多研究成果。如《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与海神崇拜、妈祖信仰与流传、祭海习俗、仪式与传统、祭海文化资源、多元性与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内容。区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出版有反映东海、山东、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妈祖信仰为中心，发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关于东亚海神比较、地方海洋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与列岛文化》等研究关注海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侧重的是作为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与亲族组织、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样在渔村田野调查中得到重视和应用。此外，考察渔民社会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类学自1970年代以来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技术、信仰传承、渔民三个领域，内容细分为鱼类分布、渔捞组织、渔业权、渔村、渔民信仰、渔业打捞方法、渔具、渔村民俗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⑥韩国海洋文化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是以岛屿为中心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态、渔业等方面。韩国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韩国渔村，在对渔村进行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民俗学方面的论述。⑦个案研究以民俗信仰为中心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作为共同体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作用等问题。⑧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院从2001年起出版岛屿海洋学术丛书，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专著，内容涵盖了渔捞、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韩国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学术杂志有济州岛大学的《耽罗文化》和木浦大学的《岛屿文化》。中日韩三国以民俗、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传统的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渔村日益消失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日韩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较早，早在1970年代开始进行学术交流与调查比较研究。日韩比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与信仰的相似之处。渔捞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渔捞信仰为中心展开，包括船神信仰、海岛堂祭等方面的内容。瑏瑠此外韩国西南海域、济州岛与日本冲绳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比较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主要是以观音信仰、妈祖信仰为中心展开，探讨海神信仰在东海海域的交流与传播问题。②在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中，日韩学界往往以舟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舟山作为东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中日韩学者开展共同调查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典型研究对象。③对舟山地区的关注，反映出其在东亚海洋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体现在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大陆先进文化与东海海洋文化接触与交流的中间节点。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日本学界提出了东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为推进中日韩三国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视角。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组织“东方地中海基层文化研究”(2011－2012年)项目，组成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构成的共同研究队伍，对中国泉州—厦门—台海地区、日本冲绳—九州地区、韩国全罗道—济州岛地区的民俗与信仰进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探讨东海海域相通的基层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东海海洋文化的再认识
随着中日韩三国东海海域研究与交流的深入开展，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理念成为学界的共识。东海海域研究视角也从传统的由大陆观察海洋的视角，转向立足于东海海域，从海域反观沿岸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对东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体、文化传播与共有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东海海洋文化。第一，东海海域的定位问题。在封建王朝时期，从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虑，东海海域是一个边缘地带，中央权力对东海海域往往鞭长莫及，权力无法到达海域的岛屿部。于是从山东半岛南下到朝鲜半岛、济州岛、日本群岛、冲绳群岛、台湾岛，再到浙江省的东海海域的岛屿部形成了所谓“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权力的薄弱与海路交往，使东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链接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阻碍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各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地域文化的主导位置。东海海域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而被分割隶属于各个民族国家范畴之内。第二，交流主体问题。海域交流的主体是包括海商、无国界边民在内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之外，应重视这些处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社会史，全面理解东海海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资源。以明代东海海域的交流情况来看，明朝在东亚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海域交流的边缘化。正常的贸易关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打压，转向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在各地地方势力的保护下得到了繁荣发展。来自中国、琉球、日本、朝鲜、葡萄牙、荷兰等地的边民活跃在东海海域，成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体。第三，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海域世界通过大海将各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网络。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东海海域各个岛屿在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的自律性。丰富的外来文化随着海路交通网络持续流入，并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东海海域居民共有着关于海的基本知识(如海流、季风、鱼群走向等)，①在民间信仰、海上共同作业、劳动分工、生活习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除了以海为生的生态知识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各地、操持着不同语言的海域民众是通过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这一点对海洋文化研究，促进当代东亚地区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传统东海海域世界，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不断通过海路传播到东海海域世界，在与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的海洋文化。
雷州港,古时又称海康港,位于雷州半岛中部雷州湾南渡河港口一带,即今雷州市内。宋代雷州港是随着雷州半岛开发重点由南向北逐渐转移而兴起和繁荣的。学术界仅对历史上雷州半岛主要港口的兴衰和出土文物有所研究，却少有研究宋代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的。本文将对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进行分析和阐述，以期发掘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和贡献。
一、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雷州半岛三面临海,有不少地方都具有非常良好的形成港口的自然条件。唐宋时期，雷州半岛开发的重点在半岛中部海康一带。雷州港在宋代对外贸易如此繁荣与港口所在地当时的经济开发程度、其在对外交通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国家政治、军事和对外贸易政策有关。（一）优越的地理位置雷州港，古时又称海康港，位于雷州半岛中部雷州湾南渡河港头一带，即今雷州市。雷州湾外有东海岛、硇洲岛等海岛为天然屏障，避风条件好；港内水域相通，港池开阔，航道水深，且有南渡河、通明河、武乐水三条内河通往港口，海运与内河航运相连，形成港口的条件甚至还要优于徐闻港。（二）政策影响雷州港是随着中原王朝对海南岛及周围地区统治的逐步巩固和雷州半岛的不断开发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对于海南岛及周边地区的统治较秦汉时期明显加强,特别是海南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已成为中原王朝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临振三郡，唐代海南岛属岭南道，设置崖州、儋州、振州和万安州。入宋以后，海南岛属广南西路，宋设置琼州、昌化军、万安军和崖军（南宋改称吉阳军）；元属湖广行省,元王朝于其上置乾宁宣抚司、南宁军、万安军和吉阳军；明清皆属广东省，置琼州府。对海南岛及周围地区统治的巩固，使得徐闻地区突出的军事和政治地位随之消失。（三）人口增加与此同时，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迁入，雷州半岛的人口也逐渐增加,雷州半岛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增强。宋元明三朝雷州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和水利建设活动。区域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既是雷州港在海上交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港口贸易的发展。（四）历史悠久的航海文化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港，早在汉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唐宋时期，雷州半岛中部的雷州港兴起，成为雷州半岛水陆交通枢纽。
二、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路线
海上丝绸之路鼎盛于唐宋时期，此时广州早已取代徐闻为始发主港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船舶从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北部七洲洋南下，往来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东印度洋、波斯湾沿岸诸国和地区。雷州半岛东海岸，仍是这条海上通道的必经之地。唐贞观八年（634年），改东合州为雷州，雷州半岛主港口向北迁移到雷州治所海康县（今雷州市）南渡河口南浦津，靠近雷州城，水道北向20里到郡城皆可停船。“自闽、广、高、琼到此泊舟”，然后出雷州湾，通南洋。自唐代至元代750年间，雷州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前沿地段雷州半岛的第二个出口主港，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1](P15)宋元时期雷州窑的规模和产量都相当大，而且雷州港“自闽、广、高、琼至此泊舟”，应有一部分福建窑和广州窑陶瓷转运至此，相对于雷州当时人口来说，实在是供过于求;而其代表性产品青釉褐色彩绘瓷，连雷州半岛也发现不多。因而可以认为，宋元雷州陶瓷产品，主要是通过雷州港从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的。在雷州半岛周围海域、海南岛保亭、琼山海域和西沙群岛，及越南、泰国、印度、埃及的一些地方，都有雷州窑生产的青釉褐彩瓷器出土、出水或传世。唐、宋、元时期，雷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前沿地段雷州半岛的第二个主港口。由上述两段材料可看出，宋代雷州港的对外贸易路线非常的广泛，不仅包括福建、广州、高州、海南等中国沿海各地，而且还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印度、埃及、东印度洋、波斯湾沿岸诸国和地区有着广泛的交流。宋元时期雷州地区瓷业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雷州港作为对外贸易地位。雷州窑（或称海康窑）与潮州窑、广州西村窑并称宋代广东三大窑系，出口量很大，通过“南海陶瓷之路”，主要销往东南亚及西亚地区，产品很受欢迎。唐宋时期频繁的航海贸易，也促进了雷州港造船工业的发展。据嘉庆《海康县志》记载，海康县城附近的南亭溪西侧的僵波轩，为唐宋时期督造船舶之所。[2](P21)两宋时期，更加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雷州港（海康港）市舶事务归广州市舶司下的广南西路管辖。据《海康县志》载“:南浦津埠，县南二十里，自闽广高琼至此泊舟，仍通郡城”。南浦津在雷州城南二十里，接近南渡河口，从福建、广州、高州、海南来的商船，一般先到此停靠，然后溯江而上达雷州城。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这一时期雷州港的主要进出口货物是米、谷、牛、酒、黄牛等。除此，随着汉人南迁，粤西沿海港埠如梅录港、水东港、赤坎港等也开始形成和发展。素习航海经商的闽人，纷纷乘船来雷州经商和定居，使雷州经广州至闽南的航线更加发展。诗人秦观也有诗云“:裔土桑柘希，蚕月不纺绩。吴绡与鲁缟，取具舡船客。一朝南风发，家室相怵迫。半贾鬻我藏，倍称还君息”。这表明“吴绡鲁缟”皆由从事海上贸易的商船贩运到雷州，而且商人还将货物赊卖给当地人，到下次来时收取货价和利息。这也说明这种贸易的稳定性和经常性。海康城附近南亭溪西侧的偃波轩，据载为唐宋时造船之所。[3](P42)唐宋时期，湛江古代主港移到海康县，称雷州港。港口位于南渡河口的南浦津，上溯而到雷州城，有腹地依托，水域可深入内地，是良好的避风港，“三十里皆可泊舟”，海道交通便利，可通闽、浙、广、潮，或下琼崖而下南洋……唐宋雷州港紧靠雷州郡城，数百年间，它对雷州半岛的社会经济促进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推动了雷州城的建设和发展。据《雷祖志》记载，刺史陈文玉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开始建郡城，至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竣工，清嘉庆《雷州府志》和《海康县志》记载，郡城建成之后，又经历了修葺和扩展，衙署驿铺大备，桥梁津渡皆通，“或上游发檄，或邻域行关，或商旅不时往返，均于此作过所”，城西南有第一桥，“舟楫运货，从桥下乘潮而过”。南渡河口为港口所在“，山程水驿从无阻绝之区，攘往熙来，并鼓康衢之腹猗欤盛哉！”其次是推动手工陶瓷制作业的发展。自唐代开始，雷州南渡两岸和遂溪东、西海岸，开始建造窑场窑群，烧制陶瓷器。至宋、元，陶瓷生产继续兴盛，窑场众多，现仍可见古窑场数百座：产品大备，并且烧制出独具特色的品种———彩瓷器。大量的陶瓷产品，除本地内销者外，还凭借港口、海道之便，部分远销边远岛屿和出口外销。目前，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都发现有当时雷州半岛窑厂烧制的瓷器。
三、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物品种类
宋代雷州港随着徐闻港的衰落，成为广东地区主要的贸易港口之一，宋代海外贸易十分繁荣，最先设市舶司的广、杭、名三洲市舶司是宋代海上贸易最重要的中转站，宋代广东地区较繁茂在整个国家财政贡献上很大，而作为广东地区重要港口之一的雷州港无疑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宋朝实行了较宽松的经济政策与民休息，国家社会比较安定，人口增加在农村也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与商业的集镇。在这个时期，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物品种类繁多，式样精美。当时出口商品主要是粮食、海产品和陶瓷等，还有药物、铜钱和其他物品。（一）陶瓷宋代农村虽仍是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陶瓷制品与烧制工艺的不断提高，这使陶瓷产品在农村市场十分广阔，尤其是海外市场的开拓，陶瓷是大宗的外销产品，这也进一步刺激了陶瓷业的发展。雷州港出口陶瓷有两个方面的保证，1.雷州地区宋窑数量众多，在货品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量。2.宋代雷州窑陶瓷质量高，陶瓷种类繁多做工精致，使陶瓷出口在质量上得到充分保证。据考证宋代时期东海岸宋窑区有湛江北洋岭宋窑（5座）、海滨宾馆宋窑（3座）；遂溪县黄略镇石门岭宋元窑、飞蛾宋岭窑、北山宋窑；吴川市塘尾镇东隅旧村宋窑、长崎镇番桃岭宋窑、下庙岭宋窑等8处15座，这首先保证了陶瓷的供应量，使大宗陶瓷出口成为可能。两宋时期在陶瓷的烧制技术上，雷州制陶技术改进，制造出青黄釉冰裂碗、钵、豆等陶瓷产品，使陶瓷种类增多。雷州宋瓷除主要供本地使用外，也开始输往外国。雷州人民还在两宋时创办了本地较早的化铁炉，遗址在今海康县，他们用生铁制出精巧的茶碾、汤瓯、汤郾等民用食具[4](P15)。宋时期雷州窑大部分是陶瓷兼烧的窑口，以青釉为主要釉色，褐釉次之，各窑可视情况而定，这两种釉色比例不同烧制出的陶瓷效果不同。雷州窑还在技术上做了改进，在褐釉的配制利用不同的配方，可以烧制出褐、墨绿、黑褐等不同的色彩，这就丰富了陶瓷的色彩。宋时期雷州窑的烧制还保留了唐代风格，产品外观有大部分素面无纹，加入印花，彩绘在样式上也是层出不穷，这使陶瓷种类繁多外观精致。宋时期雷州窑种类繁多，计有碗、盘、碟、盏、杯、罐、钵、壶、瓶、枕、砚、网坠、炉、魂罐，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器皿的各种需求。在政府对外贸易政策上，宋代，尤其是南宋，朝廷既要满足对香料等奢侈品的大量需求，又要节制金银铜钱货币外流，在对外贸易中实施过“止以绢、帛、绵绮、瓷漆之属博易的政策，这也在政策上鼓励了陶瓷的业的发展，使陶瓷成为大宗出口。以上宋代雷州陶瓷的优势有力的推动雷州陶瓷出口，也推动了松代雷州港的海外贸易。在两宋时期雷州地区手工业生产也有明显进步。雷州半岛地区地处热带地区，有适宜种植甘蔗的自然条件，随着农产品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经济利益的推动使甘蔗种植扩大。两宋时期雷州半岛内榨糖业规模扩大，榨糖技术不断改进。雷州人民用牛拉石辘，榨蔗取汁，并改变过去用瓦锅瓦罐蒸煮的方法，改用铁锅蒸煮、分蜜、制造土糖块，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提高了土糖质量，产量增长很快。除供应本地外，还曾远销罗马和波斯[4](P14)。甘蔗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增加了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种类。两宋时期，朝廷更加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雷州港（海康港）市舶事务归广州市舶司下的广南西路管辖。据《海康县志》载“:南浦津埠，县南二十里，自闽广高琼至此泊舟，仍通郡城”。南浦津在雷州城南二十里，接近南渡河口，从福建、广州、高州、海南来的商船，一般先到此停靠然后溯江而上达雷州城。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这一时期雷州港的主要进出口货物是米、谷、牛、酒、黄牛等。（二）铜钱宋代铜钱的外流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回赐、二是博买、三是走私。”[5](P44)“宋朝规定凡禁榷货物，全部由政府收买，谓之‘和买’，‘博买’或‘合买’，也称‘官市’。”[6](P56)其中铜钱外流最主要的途径是走私。虽然自宋初朝廷对于铜钱外流制定了相当严厉的法律。开宝六年（973年）三月癸未下令禁铜钱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太祖时）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据《资治通鉴长编》卷九载：开宝元年九月壬午，诏曰：“旧禁铜钱无出化外，及闻沿边纵驰，不复检察。自今五贯以下者，抵罪有差；五贯以上，其罪死。”同书卷一九引太平兴国三年二月诏令中言及定罪的下限，即铜钱百文。简而言之，出境时携带百文以上的铜钱将会被定罪；若带五贯以上的铜钱出境，就要被处以死刑，但是并不能杜绝铜钱外流的现象。而且官员也参与到铜钱走私这一活动之中。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宋宁宗嘉定五年，雷州知府郑公明、赵伯柬曾使用铜钱博易番货而遭放罢。乾道二年（1166年）五月二十五日敕“：广南、福建、两浙路，通海去处，当职官任满，批书委无透漏见钱出外界，方许注授差遣。”[7](P6509)在官期任满后，必须经过在任时是否有走私铜钱到外国的调查方可离职。这样就限制了官员走私铜钱活动并积极地参与打击铜钱走私活动。“广南、福建、两浙、山东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为隐庇，诸系禁物，私行买卖，莫不载钱而去。”[8]雷州港位于广南西路“，据广州千里”，相去不便，管理较为松散。在市舶司管理薄弱的地区，常常有蕃商“深入遐瞰”，交易铜钱。而雷州港扼南大陆海，远眺东南亚，是走私贸易钱币的最好平台。官员因此利用这一便利进行协助铜钱走私，导致大量钱币外流。（三）药物《诸蕃志》记载，“番商兴贩，以脑、麝香、檀香、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铅、锡、酒、糖等博易”。马来半岛上的三佛齐“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故“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该地向“宋输出了龙涎、荜澄茄、腽肭脐、没药、芦荟等几十种药物。”[9](P42)当然，对外贸易是一个双向互动模式。有卖出就有买入。三佛齐也担当了东西货物中转站的角色。中国的黄连、良姜等中药输入该地。除此之外，“大食”也是宋朝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之一。“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数国耳”。宋代大食来使有三十余次，每使至，必携带大量药物。（四）其它物品雷州港“三十里皆可泊舟”，可通闽、浙、广、潮或下琼崖而出南洋。《宋史•食货志》载，雷州港集散雷州半岛的谷、米、牛、酒、黄鱼等货物。坡被贬客居雷州时，发现雷州、高、化等地“牛多且贱”，宋代雷州地区所出产的牛只，除了满足本地需要外，还销往邻近地区。江西赣州、吉州农民每到农闲季节，“即相约入南贩牛，谓之‘作冬’”。[10](P875)据《湛江文史资料•第十四辑》记载：“南宋年间，雷州的瓷器和土糖等向罗马和波斯输出。”[11](P137)雷州铸铁在南宋初年也十分有名，周去非在《岭南代答》卷六中提及：“雷州铁工甚巧，制茶碾、汤瓯、汤匮之属，皆用铸就。”随着茶叶大量流入西方，雷州茶具也相应地传入西方。除此之外，两广地区也是盛产稻米的地方，“稻米再熟，富者寡求，贫者富足。”[12]因而，两广地区的稻米除了供给福建外，也有一定的出口，“常岁商贾转贩，舶交海中”。蔗糖也是当时出口的农产品，闽广两路都有蔗糖出口，占城、三佛齐、单马令、真腊、佛罗安等国都从中国进口蔗糖。[13]
四、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繁荣的影响
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繁荣对当地经济文化具有重大影响。雷州港依托海上丝绸之路，选择和建设主港口，从而带动了港埠、都市以及当地社会的发展，而且呈现出鲜明的海洋性开放型特色，并为当代湛江港的选址、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一）对农业文化的影响
1.海洋捕捞雷州半岛海域盛产龙虾、鲍鱼、鱿鱼、墨鱼、膏蟹和海蜚等名贵海产，有时还有珍贵的白纪鳌，捕捞所获多作商品出售。2.海洋采珠据万历《雷州府志•地理志二•珠海》记载“:对乐珠池,在遂溪县西南一百五十里第八都乐民千户所城西海内。汉唐无考。自刘张置媚川都，宋开宝以还，遂置场司，或采或罢。”3.海水制盐北宋时期，雷州半岛已有沿海盐场自给本州，南宋初，雷州已发展两个盐场，在技术上先后产生了“煎煮熟盐”、“滩晒生盐”等制盐方法，[14]而且民间还长期流行“晒沙生盐”的原始生产，虽然历代封建王朝厉行食盐专卖政策，但制盐业从宋代起就已成为雷州半岛经济的重要部门。
（二）对商业文化的影响
宋元时期雷州地区瓷业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雷州港作为对外贸易地位。雷州窑(或称海康窑)与潮州窑、广州西村窑并称宋代广东三大窑系，出口量很大，通过“南海陶瓷之路”[2](P21)，主要销往东南亚及西亚地区，产品很受欢迎。唐宋时期频繁的航海贸易，也促进了雷州港造船工业的发展。据嘉庆《海康县志》记载，海康县城附近的南亭溪西侧的僵波轩，为唐宋时期督造船舶之所。
（三）对城市建设和陶瓷业的影响
首先是推动了雷州城的建设和发展。郡城的兴建是适应雷州行政建署的需要，也是适应港口发展的需要，港口的发展也推动了郡城的兴旺。其次是主港北移，郡城建成，人口繁衍，商贸需要，推动了雷州水利工程和农业的发展。雷州滨海，台风时作，咸潮涨溢，禾田屡被浸没，产量低下，有时颗粒无收。为改变这种情况，雷州自南宋绍兴年间开始大规模修筑捍潮防咸海堤，并制定一整套管理堤渠和用水灌溉制度，历届州府县官以此为施政造福当地的头等大事。再次是推动了陶瓷业的发展。雷州窑瓷器，始于唐代，盛于宋元，明清趋于衰落。宋元时期雷州窑烧制的瓷器，已发展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博易物品。
五、结语
综上所述，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繁荣，对外贸易路线众多，瓷器、药物、铜钱等物品远销国外，促进了对外贸易交流。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繁荣也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作者:申友良 单位: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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