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15:02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09)-16-0079-02
湖南卫视于2004年至2006年成功举办了三届的“超级女声”,是一档带有娱乐性质的平民选秀节目。当中夸张的评委、平民化的选手、痴迷的粉丝团、飙高的收视率都使“超级女声”攀上了娱乐化和商业化节目之巅。自2009年5月起,湖南卫视将原先的品牌节目”超级女声”更名为“快乐女声”。对比“超级女声”2004年接近5万人、2005年超过15万人、2006年超过8万人,以及“快乐男声”2007年超过10万人的报名总人数,“2009年中国快乐女声”以15万人的总报名人数,持平了2005年的超级女声人数。“快乐女声”依然是大众最热衷的选秀节目,它拥有最高的电视广告报价,最热烈的媒体讨论,持续数月的“高烧不断……更值得一提的是,像“快乐女声”这样的娱乐类选秀节目,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评论更是褒贬不一,有人说这是无知的恶俗,也有人说这是大众化娱乐的胜利;有人讥为纯商业炒作,又有人指责为青年文化的堕落。“快乐女声”以自身特有的文化形态,显示出当代青年的亚文化特征。青年亚文化具有自发性、享乐主义、率直性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青年大多为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比有兄弟姐妹的同龄人更少得到情感支持,因此独生子女在心理上更早独立,更早成熟。这种独立促使他们渴望认同感, 通过认同追星文化来抵抗主流文化。当下媒介对中国青年的追星亚文化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追星文化等亚文化中包含一些消极的成分,但在青年们看来,这些文化内容中充满了轻松、自由和愉悦,自然就很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同,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类文化的追逐和消费在部分青少年那里变成了一种对家庭、社会各种压力的“抵抗仪式”。 青少年狂热地发短信支持选手,其真正的原因是源于一种对自我符号的认同感。选手与支持者同悲同喜的命运相感,再现了大众的一些渴望实现而又无法实现的愿望,一种渴望远处发泄的情绪,而“快乐女声”则成了这种情绪的解压阀。因此,“快乐女声”是青少年文化认同的特有方式,也是他们情感沟通和身份认同的渠道。
一、“快乐女声”所体现出的青年亚文化
“快乐女声”能吸引社会成员的广泛关注和参与,究其本质应是以青年为主体所创造出的青年文化现象。青年文化是相对于社会主流文化而言的一种“副文化”或曰“亚文化”,它受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但又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社会文化潮流。基于青年文化的这个特征,青年文化或显或隐地和主流文化发生着对抗,这种对抗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快乐女声”的热点现象。早在2005年超级女声风靡全国的时候,15万人参赛,至少400万人参与票决,两亿多人收看的盛况所显示出的青年亚文化特征就已开始引发大众的思考。人们对于轻松的文化体验和诉求空前膨胀。顺应这一潮流,大量的娱乐类选秀节目迅速在电视上泛滥开来:央视的“梦想中国”、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和“加油好男儿”、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等节目轮番上场,虽然遥控器还掌握在观众的手中,但娱乐节目的严重同质化使得观众无从选择,迷失了“遥控”的方向。大量虚构的、精心设计的节目充斥着荧屏,无法再唤起观众收看的兴趣。最大的间题是,带有娱乐性质的电视媒体无法充当“寓教于乐”的角色,无法承担社会教化的作用。作为一档娱乐节目,它更多地是给观众一个娱乐的效果,产生愉悦,麻痹痛苦的感觉。因此,透过节目所表现出的青年亚文化已经在逐渐与主流文化发生偏离,产生对抗。青年越来越成为文化发展的创造者,社会主流文化对青年的影响也在日趋弱化,而同群(辈)的交流、互动、影响则越来越得到强化,加上众多社会机构普遍看好青年文化市场的商业“钱途”而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其结果是青年文化的强势发展或者畸形扩张。然而,当浑水澄澈、泡沫散去,包括快女在内的选秀只不过是大众自娱自乐时代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件产品而已,那些对它神话般的价值诠释只是一种美好的过度想象。它根本承载不了宏大的价值,它的精神内核还不足以强大到去感召所有年轻人。只不过,在这个文娱消费品种多样化的时代里,它的存在让本已乱哄哄的荧屏更热闹一些而已。
二、社会主流文化对青年亚文化的引导
2005年的“超级女声”引发了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共同娱乐的狂潮。在商业运作的精心策划下,“超级女声”的动员方式覆盖面广,影响力大,青年利用手机短信投票的方式去左右比赛的进程,更有无数痴迷的超级粉丝走上街头,为自己所喜爱的选手拉票,他们在网络论坛激扬文字,为自己的选手积聚人气,发动亲戚朋友为自己喜爱的选手投票……湖南卫视将“超女”进行包装,宣称其目的就是送快乐,这是对部分青年追求快乐最大化的一种迎合。“超级女声”成了全民狂欢的娱乐节目,年轻的一代开始变浮躁,由于这类文化娱乐活动大都反对赋予青年活动的崇高的动机、沉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追求一种世俗价值,这在一定意义上适应和满足了当前的青年需求。对于他们而言,苦读十年,不如超女的一夜成名,一蹴而就、一举成名、一鸣惊人代替了求真务实、持之以恒和埋头拼搏,投机心理越发滋生,谁都想要赌上一把。大众的成名心理日趋泛滥,上至退休老人、下到正在读书的青少年,有工作的、没工作的,正在上学的和没有读书的,专业歌手与业余爱好者都踊跃地参与到快女中,形成了比挤高考独木桥还严峻的竞争局面。一朝选秀而天下扬名的理念,在参与“超级女声”的数万人中似乎有了印证,似乎全社会都在关注这档忙得不亦乐乎的“超女”节目。针对“超级女声”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广电总局对2009年的“快乐女声”下达了针对评委、嘉宾、主持人的详细批文,观众的投票方式改为登录到金鹰、搜狐、腾讯、新浪等各大网站进行投票,下载所喜欢歌手的彩铃作为投票方式以及加入到大众评审的队伍中进行现场投票,而不再能通过手机短信投票,以此减低快女对青少年的影响。此外,广告总局对评委、主持人及选手的要求如评委、嘉宾要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个人品德和文化涵养;不得涉及主持人、嘉宾、选手的私生活内容;提倡 “快女”增加公益性等都显示出社会主流文化在适应和满足青年现实需求的过程中引导青年追求理想、提升需求的层次,引导青年成为社会先进文化的创造者,这是社会主流文化对青年亚文化的一种引导。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商品化的社会,而“快乐女声”恰恰体现了现代社会文化的浮躁。众所周知,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市场经济走向全面繁荣。在这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条件之下,“超级女声”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兼容开放,充满竞争,极具活力,面对无比广阔的文化市场,选秀活动的幕后人员以其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超凡的组织能力,让“快乐女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处于炎热夏季的中国,最终成为一种史无前例的文化现象。在造星工业日益繁荣的今天,快乐女生们也同流水线包装出来的明星越来越趋于同质化,她们在镜头前做着同样的表情,说着同样的话,摆着同样的POSE,同样的完美、同样的光彩、也同样缺乏个性和真诚,再加上她们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山寨版张柏芝身陷艳照门”“ 曾轶可和包小柏秘密恋爱同居”“郁可唯抢走了谭维维的前男友”诸如此类的负面新闻不可胜数,这也让将平民明星们视作榜样的观众们有些沮丧,所以到头来,今日之综合运用了高科技的电子音响设备,现代化的灯光舞美艺术,走在时尚前沿的服装穿着,有百变的发式化妆造型;糅合了摇滚乐、乡村音乐、R&B、hip以及中国古典乐曲等多种曲风的平民快女依然只是商业时代的包装产物。
在以“快乐女声”为例的青年亚文化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风靡全国的电视品牌节目,操纵着青年流行文化的走向,让无数的青年为之疯狂。媒体的过度渲染是对青少年树立正确人生观的无形栽害,这样的信息环境会影响到青少年的行为,使他们的价值观产生单一化倾向,并且由于他们的过分追逐成名而忽视踏实努力,整个社会客观环境趋于浮躁,这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更大。诚然,今天的社会是个个性张扬的时代,展示自己,我秀我酷,充分释放潜能,没有过错,就像“快乐女声”给这些花季少女们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这在娱乐与传播的层面自有其价值,但是它显现出与当代社会价值观念相背离的成才价值观念,这种观念滋生了青年的浮躁心理。毕竟,娱乐至上、选秀至上不能够成为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的普遍趣味,人们日益紧张、繁忙的工作、学习所需要的彻底放松,亦应区别于娱乐节目的日益浮躁、浅薄。“快女”热潮引发争议的背后,希望能够唤起的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社会责任感,个人不应该只从个人名利得失出发,而应该站在我们这个社会、民族的文化发展的立场,多加以思索与探讨。
参考文献:
[1]胡疆锋.反文化、大众文化与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M].新疆社会科学,2008,(1 ): (1009一5330).
[2]王彩平.电视选秀为何从火爆到叫停[M].新闻前哨,2008,(4 ).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205-02
和国外的青年亚文化一样，中国的青年亚文化也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而生成的，它的存在与媒介文化息息相关，与大众传媒的变化与沿革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青年亚文化生命体中保留着大量的媒体特征。这些媒体特征，有大众文化生成的共性内容，也有青年亚文化发展变异产生的特质。
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当前媒介文化本身也经历着多重变化，媒体的存在方式不断推新，媒介的存在方式的生成，影响着青年亚文化人群的塑形。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影响下的受众和新媒体影响下的受众，有着不仅仅是审美方式上的差异，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及反馈方式上都有巨大的不同。同时，媒体的话语权掌握和信息方式也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从“他媒体”到“自媒体”，从传统的把关至上的媒体流程到当下随手拍随手的新流程，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权力革命。
也正因为媒体本身的变化转向，才深刻影响青年亚文化的存在形式和特征。本文以此为切入口，初步探讨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一
最早提出青年文化的是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而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年文化紧紧依托经济学和政治学、人类学。它从阶级和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待青年工人阶级和青年无产者的生活形态和阶级意识。因而，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文化批判时，这些青年文化人群被学院精英认定为“反文化”、“幻觉文化”、“堕落文化”，是“垮掉的一代”[1]。这种20世纪60年代生成的新型文化被认为是“相对普遍的富足，大众文化的发展，战前与战后两代人之间的裂痕，延伸的中等教育以及以青年为中心的文化形式的出现”[2]。在人们心目中，青年亚文化人群“群魔乱舞”，是“享乐主义扩展的结果，是上层阶级早已实践了的放荡行为的民主化过程”[3]。这段表述可谓青年亚文化的几个特征。一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的社会角色，边缘化的角色。二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具有裂痕。三是青年亚文化的表达方式，是“群魔乱舞”式的享乐和行为上的放逐。四是青年亚文化的社会作用，是解构文化和文化幻觉的温床。
这是早期对青年亚文化的认识，这一时段，青年亚文化成为西方主流社会话语的“他者”，完全可以随意妖魔化的对象。
但随着大众文化的成熟，尤其是进入新的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似乎也在发生角色的变化。“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于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它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应”[4]。青年亚文化不再作为一个捣蛋鬼的角色出现，而是问题的反映者出现，它的存在就是复杂性、矛盾性、暧昧性文化问题的本身，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文化认知上的进步。“亚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独特方面，建立在对普通文化认同中包含的价值多样化的接受上。”[5]同时，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揭示母文化中隐藏的或未决的矛盾。
从“裂痕”到“协商”，从“文化垮掉”到“文化母体问题的揭示和解决”，青年亚文化的身份变化正是这样发生了重大转向。
二
众传媒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充当一种核心角色。因为不同的亚文化和社会阶级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大众媒体为不同群体理解其他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手段”[6]，在纸媒时代，纸媒是文化生产和文化把关的产物，更属于主流意识根植的文化场域。所以，纸媒尤其是大众报纸和大众杂志，对待青年亚文化的态度是“他者”的认知。在这个认知框架里，青年亚文化人群，是接近被污名的边缘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人群相对立。被边缘化的亚文化人群，少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掌握属于自己的大众媒介。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除了自己身体符号之外，就是不会被大众文化直接接纳的“符号体系”。在这个纸媒当道的时代，文字是权力的重要工具，而青年亚文化人群既不能完全运用文字，也不能完全主导话语。所以，纸媒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排斥和规训的关系。
进入以音画符号为载体的电影电视时代，对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无疑是文化上的福音。音画符号是直观的符号体系，而且更能直接为青年亚文化运用。在电影电视作品中，大都市的神话叙事离不开亚文化的“起笔”和“奇观”，这也是文化多样化的价值探索和艺术塑形。正因为如此，亚文化与城市音像发生了广泛的交集，“都市是这种过分促进所有个人生活的真正场所”[7]，都市是亚文化展示的空间，亚文化又是都市文化的产物。通过这样的推演，让青年亚文化人群看到了实现自我的可能。电视电影无疑放大了这种可能性，甚至将这种可能性转换成合理性。
进入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是文化上的一次重要转型。
1.青年亚文化人群从恶名走向了化名
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最大的变化是，真正属于人的延伸的新媒体，被青年亚文化人群掌握了。他们来到网络世界，抛掉了大众传媒给予的一切命名，他们首先是自我命名。我们称之为“网名”，很多传媒学者称这样的行为叫“匿名”，有学者认为“网络的交流有最突出的匿名性”、“与面对面交流是完全不同的，与那些署名的纸媒交流也是差异甚大”[8]。对于绝大多数的主流社会人群而言，隐匿自我的真名实姓，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身份转移。而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这不能称之为匿名，而应该是“化名”。化名是强调个体审美和文化诉求的表达手段之一，主要不是保护自我，青年亚文化人群更强调自我炫耀和自我满足。所以，他们的化名，总能体现这个人群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状态。因为“这些亚文化群体被诸多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所认定、确认、污名化、边缘化或者‘对待’”[9]。所以，无论是匿名，还是化名，都是去污名化的一种努力，这是新媒体带给亚文化的福利。去污名化，就是利用自命名的方式给自己起一个或多个表达自己文化要求和审美意愿的网名，从而以这个身份在虚拟世界获得文化身份，这就是亚文化人群的文化选择。“身份不明的社区”成为扮演他人者的天堂”[10]。
2.青年亚文化人群获得话语权
如果说新媒体以媒体形式的“天然”合理性赋予青年亚文化人群自我命名的权力，那么，这一权力并不是所有文化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文化话语权力最重要的权力是三类，首先是文化话语生产权，其次是文化话语作用权，最后是文化话语解释权。传统媒体正是以传播权、把关权、解释权的权威身份作用于我们这个社会。新媒体的不断翻新，导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这三方面不断掌握着一部分自。
首先，传统媒体的话语生产，是由专业的生产者来完成，专业的生产者并不掌握所有话语权，却掌握着优先话语权，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更是如此。亚文化人群介入新媒体的文化生产，呈现井喷态势。博客、微博、微信、跟帖等等，都能看到带有明显亚文化特征和审美取向的文化符号。从数量到质量，从宏观影响到微观影响，都显示出亚文化人群的符号生产能力和愿望[11]。
其次，传统媒体得以支撑，依靠追求平衡而展开的文化把关[12]。很多文化传媒研究者对新媒体出现的担忧，就是认为新媒体的监管难度大，而且从电子邮件到微信，似乎解决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无缝对接，双剑合一，监管难度不断提升[13]。青年亚文化的芜杂性和多元性，在传统媒体的把关体系中，会多层过滤，而新媒体弱化了把关，敞开式的话语生产机制，几乎是即时性的呈现。把关作为传媒生产流程的一环，固定了一整套文化机制，而这对于亚文化个体而言，从自律到自觉地遵循外在于个体的把关机制，无疑是难事。也故如此，把关对亚文化的弱性制约，导致了亚文化的影响力事实上的蔓延。如果说，亚文化以往阶段面临的危机是无话语权的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就是泛话语权的危机。
同时，对文化的解释，也明显有了多义性。理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本来就是受众或读者的个体完成的事情。“公众成员没有被概念化为文化的傀儡，而是被概念化为能够重新阐释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积极主体”[6]。然而，对一则新闻、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符号、一个电影的解释，主流媒体往往要事先给出一个定义。这对接受美学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更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看来，一旦掌握了可以发言的媒体，那么，如何解读、如何阐释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权威的主流媒体解读体系和非权威的亚文化人群解读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和隔阂。
3.青年亚文化人群开始再次分解
如果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新媒体时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亚文化人群内部再次分解。这是很奇特的文化现象。“亚文化一词原本意指的与媒体和消费工业产品的那种约定方式，已经变得更加宽泛了，并导致了日常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和碎片化。”[9]青年亚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媒体的更迭，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分解，它的内部发生着以年龄、性别、兴趣、文化立场、实际利益、符号价值为界限的区隔，最终，形成了不是以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为区隔标准的文化类型，这就是粉丝文化，“由于粉丝是所有媒介技术的先行实践者，他们的美学和文化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送达了公众对主导媒介和草根媒介之间的关系的理解”[14]。通过媒介的引导，通过粉丝文化的生成，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
三
综上所述，在大众传媒不断更新的趋势下，青年亚文化产生的三个方面的转向必然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均质化。也就是说，因为新媒体的存在，主流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第一，青年亚文化人群和主流人群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呈现混名状态。我们知道，传统大众媒体把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用一整套评判标准划分得非常清晰，主流大众文化的特征和亚文化特征也是迥然有别。也故如此，主流文化的命名机制和亚文化的命名机制更是截然不同。然而，新媒体让大众具备了传播流程的重要身份，其中也包括掌握了新的命名文化机制。在这个新机制面前，主流大众的命名和亚文化的命名都具有化名性，都具备个体的特征，甚至都能在新媒体的虚拟世界里掌握自我命名的。从网络世界里，一切命名，都是化名，即便是实名，也和化名等量齐观。所以，命名文化的内在合一导致主流大众与亚文化人群之间不但难以区别，甚至界限模糊。
第二，青年亚文化人群不再是文盲或者不学无术者，截至2013年12月，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初中占36.0%，高中、中专、技校占31.2%，大专占10.1%[5]，大学本科占10.8%。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5.5%。在新媒体时代，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不同，已经慢慢被大众接受，被大众媒体认同。也故如此，亚文化人群的文化创意和时尚先锋性，总能被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所借用，形成新的文化消费品。尤其在文化创意方面，亚文化总能形成文化奇观。
第三，新媒体的出现，激发了话语的热情。当下的文化人群，首先不是考虑话语权的获取，话语权可以通过购买通信工具、电脑或手机，就能掌握一种新的话语权。网民的意见，包括大众人群和亚文化人群的意见，在同一个平台上呈现，你会发现，话语走向了新的样态、新的修辞、新的语法、新的接受互动习惯、新的语义形成、新的话语权博弈格局。网络改变了社会的话语态势，从而也改变了亚文化人群的话语生成机制。
参考文献：
[1]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4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2][英]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2.
[4][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李彬，译注.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5][英]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6][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
[7]格奥尔格・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G]//汪民安，陈永国，马海靓.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陶东风.网络主流的真实与虚幻：网络文化与青年亚文化[M]//王文虹，高维钫网络文化研究.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9]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哈里斯.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10][美]金伯利・s・扬.网虫综合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11]孙海峰.网络读写的主体重构[M]//吴予敏.传播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2]保罗・B・斯尼德.回访“把关人”：1966年对1949年案例的再研究[M]//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成立于1964年（2002年关停），它奠定了此后20年亚文化研究的取向和方法。CCCS的第一任主任是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他曾在莱斯特和伯明翰教授过英语，其颇有影响的著作《识字的用途》（TheUses of Literacy，1957），成为英国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三部奠基性著作之一。该书和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及E.P.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Working Class，1963）一道，与城市社会学、犯罪学及参与观察法的研究方法分道扬镳，转向分析大众传媒、流行文化、文学及“日常生活”：这些分析是对这些现象的意识形态化解读，因为此处的文化总是被视为阶级冲突的问题。所有的文化评论者都是基于左派的立场，并且无疑都非常怀旧，尤其关注工人阶级“有机”（organic）文化的重要性。对雷蒙德・威廉斯来说，“工人阶级文化主要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体的”，工人阶级文化是社会中社群的典范；文化本身是与把社会理解为作为活生生的社群的观点联结在一起的。汤普森的著作在英国的亚文化研究中尤为重要，他将英国工人阶级的起源追溯至18世纪的当地传统，这些传统围绕实践、观念及价值系统的特定编码组织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高于经济，汤普森论述了一个自觉且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成长，这个工人阶级是自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团结一致，并将自身与他者区别开来。他写道：“当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继承的或分享的）经历，感觉到并且能表达清楚他们之间的利益的共同性和与另一些人的利益的不同性（而且通常是对立的）时，阶级就产生了。”在此意义上，工人阶级自身具有亚文化认同，讲述这个阶级的故事，就是书写后来汤普森所说的“来自下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这是许多亚文化研究著述中常见的叙事方法。
伯明翰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包括菲尔・科恩（Phil Cohen），他于1972年发表了《亚文化冲突与工人阶级社群》一文，恰巧是约翰・欧文（John Irwin）回应美国的“亚文化多元主义”（subcultural pluralism）两年之后。但是，从某些方面讲，科恩的著述与早期的芝加哥学派有着惊人的相似，其中甚至也有关于青少年犯罪的论述。该文研究的对象是英国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社群，伦敦东区是社会学和文学研究大量涉及的场所，例如，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在其关于芝加哥的著作中借鉴了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的《伦敦东区》（East Lon-don，1912）一书。但是，科恩的文章追溯的是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社群的终结，因为城市规划者对这一区域进行了“现代化”和去中心化。他关注青年（这也一直是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焦点），并用三种相互关联的重要方法对伦敦东区的青年进行了分类：第一，他们受与“父辈文化”（parent cul-ture）之间发生的代际冲突的约束；第二，他们日益沉湎于现代化给东区带来的“新消费社会”；第三，他们因此直接显示了社群或阶层的解体。似乎当青少年失去他们的阶级归属感时，他们就会成为现代版本的流氓无产阶级。但科恩认为，亚文化认同为工人阶级青少年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形成与他同姓的阿尔伯特・K.科恩（Albert K.Cohen）在1955年的研究中所说的犯罪帮派。加入亚文化群体意味着脱离父辈文化，并参与到一种新的消费经济当中，但同时也意味着保留了社群或团结的意识。对于菲尔・科恩来说，亚文化的群体认同，例如，光头党（skinheads）、摩登族（mods）、摇滚族（rockers）和无赖青年（teds）等等，首先是在区域性的范围表达的。随着工人阶级社群的转移及城市开发者的迁入，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在这一地区之外仍以一种“象征的”或“神秘的”方式占据着他们的父辈当年认为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菲尔・科恩关于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著述影响了伯明翰学派的其他研究者。其中一个观点就是断言亚文化总是根植于工人阶级。在这一方面，就整个社会而言，亚文化必定是从属的，是“来自下层的历史”的表达。这就是菲尔・科恩为什么说“我并不认为中产阶级能产生亚文化”，但是，他也把青年亚文化置于日益瓦解的工人阶级社群与消费社会的现代压力之间，置于理查德・霍加特所说的“旧秩序”与“新大众艺术”之间，这意味着亚文化是过渡性的。菲尔・科恩还赋予青年亚文化以政治意义，把它视为系统的社会变迁的晴雨表，他写道：“亚文化是符号性的结构，不能与那些作为实际参与者、支持者的青少年混为一谈。”这一观点与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的、人种学的以及更常见的犯罪学观点的距离已非常接近。
最后，菲尔・科恩把青年亚文化视为一种妥协，而它的社会反抗能力很小。这一观点在更广泛的文化研究学科中颇有争议，因为后者试图确认一种大众文化形式中的进步政治。托尼・杰斐逊（Tony Jefferson）与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于1968年接替霍加特成为CCCS的主任，他们于1975年编写了题为《通过仪式进行反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 in Post-war British）的论文集，由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斯图尔特・霍尔、托尼・杰斐逊及布莱思・罗伯茨（Brain Roberts）所写的引言部分《亚文化、文化与阶级》，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做了进一步分析。他们的研究重点仍停留在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居于从属地位的层面，但认为这种亚文化的反抗具有更多的潜力。他们援引意大利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认为霸权是指统治阶级通过立法和协商、甚至高压统治使在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上从属于他们的人表示“同意”的手段。然而，他们也指出，从属群体也可以相应地“争回空间”。这样，他们关于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论述就比科恩的论述更积极，尽管他们甚至进而指出，亚文化不能真正“解决”工人阶级的问题，因为青年亚文化的反抗是在闲暇时而不是在工作时进行的：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是在不存在强制的、而且是相当“有限”的非生产领域中进行的反抗。约翰・克拉克等人编写的文章拓展了菲尔・科恩的讨论，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看作是由于其阶级背景才形成的（尽管已陷入代际冲突），只是它卷入了把青年人设计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范畴的新消费市场。他们的研究重点也因此由“地域”（ter-ritory）转向了“风格”（style），风格即亚文化群体通过时尚及相关的兴趣和实践来获得并组建他们的“外观”（look）和“观点”（outlook）的方式。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者们致力于研究亚文化风格的意义，这也影响了此后亚文化研究的诸多著作。在此，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瓦解了，并将被带有意识形态印记的符号学实践所替代，即阅读亚文化的语言符号并且把它们理解为亚文化获得其社会认同的方法。
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者转向了左翼的欧陆文化理论，即葛兰西、法国的者路易・阿尔都塞及早期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可以说，他们的兴趣是文本而不是经验，因为他们间接地阅读语言符号，而不是与实地的亚文化参与者面对面地交谈。但是，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是个例外，在其经典著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威利斯与西米兰德兹郡（West Midlans）一所学校的一群“家伙”（lads）进行了交谈，并记载了这些工人阶级子弟作为特立独行者参与以中产阶级价值观为基础的体制内活动的方式。在这方面，威利斯的看法可以与阿尔伯特・K.科恩有关工人阶级违法犯罪的解释相提并论，尽管科恩的研究不是经验的而是理论的。威利斯认为，这些“家伙”拒绝与统治当局保持一致不是由于个体的异常状态，而是由于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子弟的艰难社会处境。这样，威利斯就通过他与整合相反的所谓分化（differentiation）概念对他们做了结构性的界定。在这里，工人阶级子弟发展出一种“反学校文化”，这种文化赋予他们以力量，但同时也注定他们将从事体力劳动而非脑力劳动，并因此再生产出预先存在的阶级不平等。
威利斯关于这些“家伙”的论述后来遭到了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的批评，部分原因是威利斯的研究仅仅局限于他们的公共生活空间，似乎把他们与更为私人的生活隔离开来，例如“餐桌旁以及卧室内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威利斯的研究仅仅关注男孩。默克罗比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她在该中心亚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她的研究转向了女孩在亚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她的两篇代表作之一是《女孩与亚文化：一种探索》，该文是与珍妮・加伯（Jenny Garber）合著的，最初发表在由霍尔与杰斐逊主编、出版于1975的《通过仪式进行抵抗》的文集中。写于早期的这篇文章的关注点并非真正在于阶级，尽管默克罗比曾在1978年写过关于工人阶级女孩的文章，并且为了回应威利斯，曾经要求一种正确的“工人阶级的性别观念”（sexed notion ofworking class）。相反，这篇文章探讨的是女孩在与亚文化风尚（“飞车女孩”、“摩登女孩”等等）以及大众文化、商业文化的关系中所处的结构性地位，即霍加特的“新的大众艺术”（newer mass arts）。实际上，默克罗比与加伯还谈到了经常被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者所忽视的中产阶级亚文化风尚。该文以对所谓的“少女流行音乐迷”及她们对流行音乐偶像的崇拜的评论而结束。青春期以前（13岁以下）的女孩的文化基于家庭而非俱乐部或街头，其反抗的能力显然是有限的，实际上，可能不是违反而是遵从规范。尽管如此，“新潮少男少女文化”（teenybopperculture）仍从属于建构在日益觉醒的性别意识与消费自信之上的“积极的女性认同”（active feminine identity）的发展。虽然青春期以前的女孩可能不酷，但是，在文化与社会方面，她们至少能够把自身与“比她们年轻和年长的同类”区别开来。尽管如此，默克罗比晚些时候写的第二篇文章《二手服装与旧衣市场的角色》，真正关注了体现在伦敦旧衣市场的买卖之中一种“更酷”的亚文化风尚。在这里，女性们忙于“翻新的”（retro）或“二手的”服装生意，她们不是行为异常的犯罪分子，而是“亚文化的倡导者”。此处的消费文化无法提供更多的“反抗”方式，但它却是反世俗陈规的、即兴的、有都市生存智慧的，可以与大型商业中心、专业设计者及“主流百货公司”相提并论。当默克罗比描述嬉皮士与朋克的二手市场品位时，她向我们展示了“来自下层的当代消费文化”的历史：这正是E.P.汤普森“来自下层的历史”的著述中所要求的叙事地位的一个变体。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一）国外研究现状
据统计资料显示，日本每年产生的流行语高达2000条，除此之外，每年通过“流行语、新语大奖”不断更新出版《现代用语基础知识》。可以说，流行语已经完全融入日本民众的语言习惯中，并产生超越语言本身的社会影响。
日本研究流行语的学者米川明彦在其著作《新语・流行语》（1989）中，从语言的视点对流行语下了定义。石井正彦、小沼悦共同编写的《流行语和语言》（1997），从语言学的角度肯定了流行语这一语言形式。伊藤雅光在《流行语的构成及含义》中，从流行语整个发展变迁过程，提出了流行语的构成模型。
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学者集体撰写了一部叫《仪式抵抗》的著作，对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的亚文化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者认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反抗，在当时的社会情景下，阶级的对立也表现在文化领域，平民阶层的青少年因无法进入主流文化而自创了一种时尚文化，这一文化富有反抗的象征意味。青年文化里，、、颓废这些堕落的标签曾一度让多少家长担心发愁，但另一方面，自行车文化的环保意识、动漫产业的积极发展等等都不得不让我们改观，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难以琢磨的亚文化。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于青年流行语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胡明扬、张莹撰写的《70-80年代北京青少年流行语》及金大陆的《南北城市青年流行语》为起点，到后来《青年学报》开设的专栏“流行语与青年文化”，以及2004年起，猫扑和天涯网联合举办“十大网络流行用语”评选活动等，可见流行语与青年文化早已引起国内外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发表和出版了不少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论文及专著，如黄涛《流行语与社会时尚文化》（2004）、刘世华、钟帆《从流行语看都市青年亚文化区群体》（2011）、申鑫《从日语流行语看现代日本年轻人现状》（2013）等等。
从整体趋势上来看，对青年流行语的研究初期主要是针对产生原因、流行的条件、特征、类型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更有学者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领域进行研究，巩固了研究基础，更扩宽了研究视野。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联系社会热点，紧贴大众心理，使流行语的研究更有科学性、客观性。使流行语从口头流传发展到文化领域。由此可见，对流行语与青年文化的研究值得引起人们重视。
二、流行语的定义及其特点
日语辞典《世界大百科事典》中解释：指在某一段时间内，突然被多数人们接受并频繁使用的词语或句子。小矢野哲夫的定义如下：一般来说，流行语是在一段时间内，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人都能极具共鸣地去使用，反映当时世态的语句。在了解流行语的定义后，我们将从流行语的构成以及传播两方面来探讨流行语的特点。
（一）流行语的构成特点
1.字母化。2007年，「KY入选了当年日本的年度流行语，日语写做「空をめない，中文意思是不懂得察言观色。「KY是「空和「めない发音的首字母组成而来。除此之外，还有「JK由「女子高校生而来，「TKG来自于「卵かけご。
2.省略化。常看日剧就会发现，日本校园里同辈间的问候，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常常省略为「おっす，「さようなら则常常省成「さよ。这样的表达不仅能表达个性，拉近同伴间的距离，在互通短信、网上聊天时也非常方便。比如「52意为「ご自由に，「39表示「サンキュウ，「5963是「ご苦さん的意思。这种省略表达，中文里也有“886”之类的表达方式。
3.emoji化。emoji源自日语「文字，意思是表情符号。Emoji可以简单地表达说话人的心情，看起来亲切可爱，一度在日本女性间大受欢迎，现在更是普遍应用在手机短信和社交软件中。
（二）流行语的传播特点
1.口语化、信息化。日本流行语从大正时代开始就早有记载。但在那时，科技的局限使得当时的流行语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只能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来传播。口语化就成了流行语最基本的传播特点。发展到信息时代的如今，网络、大众传媒的力量将世界连成了一体，可以说人人都是信息源，信息化就成了流行语传播的另一特点。
2.年轻化。据日本总务省「平成24年通信利用向の果（2012年）调查结果显示，截止到2012年底，日本的网民人数已达到9652万人，占了人口总数的79.5%，可以说日本国民中，每10人中就有8人在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其中，13-49岁的人占了九成以上。不只是网络，电台广播、杂志、facebook，博客的使用者大多数都是青年。由此可见，年轻化是流行语传播中不可忽视的一大特点。
3.流通速度快、流传时间短。流行语多来源于某热点事件或名人的口头禅，但随着这一新闻的淡去和电影余热的退散，就很容易被人们所遗忘。因此，流通速度快、流传时间短这一流通特点常被人们喜闻乐道。
一、研究意义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一部好的教材不但能够指导学生的“学”，还能为教师的“教”提供帮助，最终能够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但何为一本较好的教材呢？如何对教材进行一个评估，也是众说纷纭。现今，对教材的评估多是从教材的内容：课文、词汇、语法、练习的角度入手进行综合分析。相关的文章有：《留学生教材汉字复现率的实验研究》（郝美玲 刘友谊）；《初级汉语综合教材研究》（）；《对外汉语教材编写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朱素第）等。本文选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的《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作为研究教材，试图对该教材中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与建议。
二、文化的分类
“文化”，自从187l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给文化下第一个定义后，现在已多达300余种。概括说来，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与文明的涵义相近。即文化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它不仅仅包括城市、学校、旅游景点等物质的东西，而且包括思想、习惯、家庭模式、语言等非物质的东西。
在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中，对文化分类的一种传统的做法是把文化分成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和亚文化（subculture）。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林顿，加拿大文化人类学家鲍德里奇等根据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来区分主文化和亚文化。根据他们的观点“主文化是指人类社会所有正常人共有的文化，是划分民族的核心。”我国学者认为，主文化“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其各自的生息繁衍和生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淀而成的共同文化。民族文化属于人类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亚文化是各民族中某些特定的人群所特有的文化，凡在某些方面与社会主导性文化的价值体系不同者，都被称为亚文化。从二者关系来看，亚文化存在于主文化之中，主文化是各类亚文化所共同具有的内容。一定的民族、地区、经济或社会群体的文化就属于此类文化。
本文又将主文化和亚文化进行细分：
表一：主文化的具体分类
表二：亚文化的具体分类
三、课文中的文化分析
1.课文话题文化分析
一本教材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课文来体现。下面笔者将从课文的题材和体裁两方面来分析。题材也可以称为话题（《1998――2008十年对外汉语教材述评》），话题是教学内容设计思想的集中体现，该教材以话题理论为原则，由八个单元构成，每个单元包括了两课，一个单元即为一个话题。每一个话题又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类别。
表三：主流文化在《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中的体现
由上表可以看出：该教材的一般文化和民族文化分配较为平均，其中人类共有的普遍文化占56.25%相对多些，不但有成长的烦恼、职业的选择，还有健康、旅游、环保等这些全世界感兴趣的话题，便于学生形成文化通感。而在民族文化上，选取了最易显现中国文化的几个切入点：职场文化、家庭文化、婚恋观念、送礼文化以及中国历史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介绍。既把握了中国特色文化又没有一味的弘扬中国文化，比较客观地展现了中国文化。
表四：亚文化在《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中的体现
表四体现出：该教材在男女比例分配上很均衡，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年龄阶层上青年占37.5%，儿童和中年都占12.5%，但没有老年文化。由于使用该教材的人群大多都是学习第二语言的成年人，因此，以青年作为主体，符合学生的实际，也比较贴近他们的生活，并且富有时代气息。但年龄阶层涉及得不够全面，应该涉及一些老年文化，而且老龄化已经是全球面临的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应该有所涉及。对于地域文化，该教材也有涉及，将南北方的地域文化做了简单的介绍，便于学生对中国的地域、风土人情有个大体的了解。
2.课文中的句子分析
表五：《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每课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
表六：
表五、表六反映出：
1、该教材中涉及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理念。全书共十六课，其中十二课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中国文化。可见文化教学渗透到了每一课之中，并且对于文化知识的安排并不是非常密集，而是分散到各篇课文之中，从而使得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既没有让文化成为学生的负担，又让留学生们在学习言语技能与交际技能的过程中，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逐渐了解与习得中国文化，这些文化知识又促使其加深了对有些语言知识的理解。譬如：成语、俗语、一些词汇的构成，汉字的书写等知识的了解。
2、对于历史文化、观念文化、家庭文化及送礼文化这些相对抽象的精神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该教材都做了较详尽的描述，运用事例，生动而形象。教材把握了所教授的教学对象是留学生这一原则，因此，教材内容的选择上虽然有中国文化的介绍，但是，主要控制在言语知识地掌握上。
四、总结与建议
1.调整主文化的选文，建构和谐对外汉语教材的文化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教材，绝不简单地是帮助学生学习语言要素或言语技能，也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使用能力，虽然这是它们其中重要的目标，但是对外教材、对外教学，从更为深层的意义上，承担着其他课程所无法单独完成的传播文化的任务。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汉语课承担的文化传播任务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文化的传播；第二，民族文化的传播；第三、对于多元文化认知和尊重理念的传播，第四，对于世界文化精华的传播。一套好的对外汉语教科书，应该考虑怎么样使其承担上述文化传承和传播任务得以实现。
用这样的认识考察本文所分析的教科书，审视《博雅汉语准中级加速篇Ⅱ》在实现上述任务方面的程度，不难发现，虽然编者们作了很大努力，力图体现教科书承担的文化传承或传播的任务，但是，从国家现代化、民族现代化和培养学生具备全球视野方面仍然有一些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博雅》在文化的选取上虽然具有多样性，由学生身边的生活、学习，这些贴近学生生活的话题向历史、环保等抽象概念过渡，体现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但是在广度上还有所欠缺，除了主体文化――汉文化以外，对于中国其它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毫无介绍，并且也没有涉及一些优秀的外国作品，缺乏文化横向上的对比。
2 .关注亚文化，建构符合学生需求的教科书文化世界
在我国，语文教科书中的亚文化问题从90年代末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不少学者从年龄，阶层，性别等角度针对不同的语文教科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但在对外汉语教材上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笔者尚未查到。教科书中的亚文化比主文化还贴近生活，主文化只能通过亚文化才能被具体化。合理安排教科书中的亚文在对外汉语教材能否贴近学生生活，能否满足学生需求等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在性别文化的构成方面，要让师生能够认识现代实际生活中男女社会地位的转变；在年龄文化方面，应该涉及到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对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有所展现；同时还应涉及到不同职业、不同层级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教师、工人、医生、经理等各行各业人们的生活状态，让学生能对周围的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地域文化方面，除了南北方地域的对比外，还可以涉及一些城市和乡村间不同文化的对比。
参考文献：
[1]、李泉.对外汉语教材研究[M]， 商务印书馆
[2]、赵金铭.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3）
[3]、刘景泉. 关于文化分类的反思[J]广东社会科学，2006（3）
[4]、刘雪.文化分类问题研究综述[J]岱宗学刊，2006（第10卷第4期）.
[5]、李巍.“结构―功能―文化”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应用中的反思――兼谈对外汉语教材文化因素的定位[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8（12）
[6]、赵建.对《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几点意见[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11）
中学生群体亚文化是中学生在生活、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于主流校园文化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中学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学生主流文化的必要补充。中学生群体亚文化是基于中学生这个身份以及相关年龄段而自发形成的、具有同层次传染力的一种社会意识，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逆反性，同时其本身也是社会化中的一个必然过程。[2]该群体亚文化是一种非正式文化，呈现出一种多极化状态，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然而究其发展本质，无外乎以下几种特点。
1.中学生群体亚文化是一种非正式文化
中学校园中的群体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自发性的，并没有涉及相关规章制度，而是基于某一共同特征或兴趣爱好而自发形成的一种文化形式。[3]对于学校主流文化来说，中学生群体亚文化未必具有组织和章程的约束，更多的是一种年龄特性。一般情况下，学校对有益于学生心理健康的群体亚文化采取支持、引导和深化，而对有害于学生心理健康的群体亚文化会予以处罚、解散或者转向引导等处理。群体亚文化成员本身的身份是多重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既是主流文化群体中的一员，而又在群体亚文化氛围中表现活跃，其非正式的形式不只表现在某一个方面上。
2.中学生群体亚文化具有相对性
根据成员对群体的心理向往程度可将群体亚文化划分为现象群体亚文化和榜样群体亚文化，现象群体亚文化是实质性的存在，而榜样群体亚文化则是指成员的追求目标。[4]现实生活中榜样群体亚文化并不存在，而现象群体亚文化中由于成员的心理状况不同，对该文化的认知程度也不一样。一部分群体成员可能会按照榜样群体亚文化的要求主动规范自己，并向目标文化靠拢，而也有一部分人则会因为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产生心理转向，从而离开这一亚文化集群，而且由于年龄的增长和升学等原因，会有一大部分人退出该集群，同时又有另一部分人补充进入。由此可见，中学生群体亚文化是一种流动的、相对的文化形式。
3.中学生群体亚文化具有不可控性
中学生受群体亚文化影响是一种必然性的选择，这种影响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而导致该文化产生的因素是不可控的也是无法阻止的。中学生由于生理和心理的不成熟，自身控制能力较差，而且由于处于青春期，逆反心较强，在接受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同时，他们也会不自觉地融入到某一种群体亚文化中去。[5]很大一部分人进入该文化集群中并非是自主选择的，而是由于心理因素和境遇的相同才加入亚文化集群。经过家庭和学校的干预以及学生自身的心理转向，进入者会出现文化偏移，但是受到群体亚文化的影响是中学生必经的一个阶段，是不可逆转的。
4.中学生群体亚文化是一种非稳定文化
在具体的文化表现上，中学生对群体亚文化的兴趣倾向性表现得非常明显，但缺乏常规的规章制度约束。这种文化是不稳定的，甚至在某些时候，群体亚文化受众可能出现朝入晚出的情况，受众之间尽管交往密切，但是这种交往的程度并不深，一旦发生思想和行动上的冲突，就会解散或者离心。[6]群体亚文化所形成的非正式组织并非是一个稳定、平衡的组织，而是在不断地重新组合，重复地进行建设与破坏，在这过程中，除了中学生本身的心理变化，外部条件的改变也非常重要。可以说成员不稳定、成员心理不稳定以及组织形式的不稳定导致整个文化现象的不稳定性。
5.中学生群体亚文化可以产生强烈的共情心
由于有着共同的兴趣、感受、情感和境遇，中学生群体亚文化受众在很多时候表现出强烈的凝聚力，由于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集群，没有他人的安排和主流文化群体组织的承认，其高度的共性表露无遗。在很多时候可以被称为是共情心，这种共情心在该群体遭到禁止、破坏以及被要求解散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其向心力非常强大，这也提醒外部干预者应该顺势而行，给予正确的指导，在一定情况下要理解成员行为，认可成员行动，并给予帮助，从而促使该群体能够正确地处理日常事务，让群体成员得到锻炼，同时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导向作用。
二、群体亚文化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双面影响
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培养和发展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如果能够培养良好的心理状态，这对中学生以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一个人在12～16岁期间是心理健康培养的重点时期，在这个培养过程中，人所处的环境、遭受的境遇以及个人爱好对心理健康导向有着重要的作用。[7]中学生正好处于这一年龄段，同时中学生群体亚文化跟环境、遭遇和个人兴趣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群体亚文化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可以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种。
1.积极影响
（1）中学生群体亚文化具有延展与警示功能。群体亚文化可以为中学生心理健康带来新的内容及发展空间，心理健康培养可以借鉴群体亚文化的发展形式而变得丰富多彩。尽管当代中学生群体亚文化在某些领域表现出叛逆性，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主流文化，但是主流文化却可以通过一些具有特色的活动创造新的大众文化形式，依靠电视、网络等宣传，丰富中学生的文化生活。同时，中学生群体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偏离和抗拒，也可以让我们反思文化体制与教育体制的不足，能够警示我们关注主流文化的缺点，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文化。
（2）中学生群体亚文化具有中介与补充作用。群体亚文化在客观上起到了中学生与社会沟通的中介作用，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补充作用。中学生处于竞争和竞赛的快节奏生活当中，如果没有一种特殊的文化缓解压力，必然会造成各种心理问题。群体亚文化是中学生面对社会的一种思考和探索，也是一种精神诉求。追求独立的生命体验以及生活感悟是中学生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通过兴趣爱好、追求合作和获得信任，中学生才能逐渐成长起来，由于这些东西并不是家庭与学校可以全部提供的，而在群体亚文化当中，中学生却能获得这一部分的成长经验。[8]这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来说是一种积极的补充。
（3）中学生群体亚文化具有启示作用。群体亚文化让中学生拥有归属感，能让中学生寻找到自身的价值与潜力，避免中学生误入歧途，对心理健康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处于“心理断乳”期的中学生非常渴望获得群体的认可和尊重，而这在亚文化群体中可以获得。人本身追求自我实现的本能和动机，让群体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中学生在该年龄段的精神指引。
2.消极影响
（1）中学生群体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灌输有抵制作用。群体亚文化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疏离，反权威的文化态度、浮躁不安的心理状态以及对感官刺激的追求让中学生对影响心理健康的基本理论产生抗拒心理。与主流文化的疏离以及颠覆权威的心态对学校进行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影响很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强调的价值观是权威性、经典性的，由于浮躁不安的心理状态以及对心理共鸣的忽视，青少年难以接受一般的心理健康教育，更谈不上出现心灵共鸣，因此产生与主流文化的疏离，使心理健康教育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
（2）中学生群体亚文化容易导致学生缺乏自我约束。群体亚文化显得轻松愉快，但是其恶搞化、戏谑化的语言表现形式使得青少年对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难以形成一个整体性、逻辑性的理解。[9]由于长期受到群体亚文化的影响，中学生更愿意接受轻松愉快的思想形式，却缺乏判断这些思想有用与否的基本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健康教育难以发挥有效性。过于依赖电影、电视、网络、手机等事物，而不肯埋头苦读，更没有了实干精神，这对中学生来说是十分有害的。
三、引导中学生群体亚文化，促进中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来说，教育工作者应正确引导群体亚文化的发展，从大局出发，努力把握中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心理发展状况，了解他们的思想困惑以及心理变化，积极引导中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统一。[10]
1.树立多元文化观，引导中学生正确看待人生发展
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要正确引导中学生群体亚文化的发展，就应该树立多元的文化观。一些家长与教师尽管自身也经历过中学生群体亚文化的熏陶，但是在面对自己的学生、孩子时，却大力打压他们对群体亚文化的认同，并采用一些不科学的方法教育孩子，使得孩子不但没有解决群体亚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反而还要遭受更大的压力，从而形成叛逆的思想和行为，这对促进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极其不利的。[11]正确的作法是树立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理解孩子，尊重孩子，利用科学有效的手段进行引导，最终实现孩子的有效社会化。
2.挖掘中学生群体亚文化的积极作用，促进群体亚文化与主流文化接轨
学生文化是一种不断生成和发展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学生不断濡化和涵化的过程。在各种文化并存的现实基础上，家庭与学校应该用更开放的心态理解和包容中学生群体亚文化的存在，譬如在中学生兴趣群体亚文化的发展上，家庭和学校应该给予支持，充分开发教育资源，为中学生通过兴趣获得社会经验提供有利的基础。再如中学生喜欢网络、电视、流行歌曲、崇拜偶像等，家庭与学校首先应该给予理解，其次给予积极的引导，对那些不健康的文化因素应该给予适当的提醒和教育，但是对那些能够促进孩子发展，孩子也比较感兴趣的方面则应该给予支持和帮助。在很多时候，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参与者应该脱离“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二元思维模式，更应该摆脱居高临下的教育姿态，充分挖掘中学生群体亚文化的积极作用，让中学生学习知识、发展智慧变成一件积极主动的事情。
3.加强主流文化的渗透功能，建立有益于中学生心理健康的文化环境
著名心理学家维特海默认为：“没有一种文化是严密而没有边界的，文化间的相互渗透是解决心理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12]中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接受各种文化的信息，然而过于明显的文化灌输则会让中学生感到迷惘，教育本身应该培养人的自我界定能力，而不是培养人去适应传统的世界。教育的目的是全面促进人的社会化，而不是死板的知识灌输。在中学校园中，主流文化往往是以一种强硬的姿态，强行灌输给中学生，而这对处于叛逆期的中学生来说，是非常不易于接受的，真正有效的方式，是将主流文化“隐形化”，通过不那么明显的方式，降低学生的抵抗心理。譬如通过兴趣小组、社团、俱乐部等形式，给予学生探索主流文化的机会与平台，这样做能够培养学生公平竞争意识，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学生的创新精神。
4.消除群体亚文化的消极影响，纠正中学生错误的心理状态
中学生群体亚文化中有一部分对中学生的发展有着消极的影响，要规避这些影响就必须有所作为。一应加强中学生的法制教育，提升中学生的法治修养，使其能够自觉地依法律己、依法做人。二应调整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手段与方式，及时检测中学生的心理变化，促进中学生的心理健康。三应开展性教育，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对性有着懵懂的认知，开展性教育，可以解决许多不必要的尴尬，更可能避免一些过失和犯罪。四应加强网络道德教育，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中学生是互联网的积极参与者，规范网络知识，培养和提升中学生网络信息素养，培育中学生信息识别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只有通过这些手段，才能逐渐消除消极群体亚文化的影响力。
四、结语
个人的心理健康对其一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智力和心理正处于逐渐成熟阶段的中学生来说，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对其今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中学生也必然经受群体亚文化的洗礼，为了保证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所有的教育参与者都应该积极参与到正确引导中学生群体亚文化的任务中来，通过长期有效的科学方法，促进中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和坤.论从亚文化视角构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战略.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7.
[2] 常永才.青少年流行文化与学校德育.中国民族教育，2006（Z1）.
[3]刘寿堂.从亚文化的视角解读青少年犯罪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8）.
[4] 赖光明.青少年流行文化与学校德育[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10）.
[5] 董小苹.外来文化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及应对策略.青年研究，2001（11）.
[6] 李庆广.“亚文化”视野中的青少年流行时尚文化.河南社会科学，2007（6）.
[7] 黄生鹏，陈刚.论青少年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学术论坛，2002（6）.
[8] 钟一彪.后现代消费：青少年娱乐亚文化及其发生.当代青年研究，2007（1）.
[9] 陈中印.中学生心理健康与亚文化.中学生心理健康研究，2004（2）.
作者简介：史迎霞（1977-），女，满族，辽宁鞍山人，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副教授。（辽宁 大连 11605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现代信息手段在辅导员工作中的作用及运用的实证研究”（课题编号：WSZ201140）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2-0189-02
自媒体时代是指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这种媒介凭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在改变传媒生态的同时也使网络学生工作因信息的高度自由化而更加复杂和充满挑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全面提高教师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教学、科研、服务的能力。”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自媒体时代辅导员能否运用现代媒介平台创新工作，直接影响高校学生工作的实际效果。
一、自媒体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面临的挑战
1.多样化的自媒体平台挑战辅导员的传统教育载体
教育者只有与被教育者在同一个平台下实现话语的对接，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可能。在媒介日益发展、社会舆论环境逐渐宽松的今天，始终走在潮流前沿的大学生早已不再满足于结论化的新闻表述，不再满足于只做传播流程中被动的接受者。他们通过QQ、博客、微博、微信等多样化的自媒体平台，不仅随时随地接收各种信息，也随心所欲的信息、表达观点、传递情感，成为一个个富有个性的麦克风、传话筒甚至是扬声器。在这一背景下，班会、讲座、谈心等这些辅导员常用的传统教育载体，已经因无法满足大学生的需要而不能适应辅导员工作。只有充分运用QQ、博客、微博、微信等多样化的自媒体平台，与学生同台共舞才能增强辅导员工作的影响力、辐射力和感染力、亲和力，从而切实提升辅导员工作的实效。
2.青年亚文化的流行挑战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从2009年至今，我国的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媒体文化是经过层层把关过滤后自上而下传播的主流文化，对大学生具有天然的教育和影响功能，使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与外部媒体的文化环境保持一致而容易产生实效。[1]但自媒体拓展了自下而上的新传播模式，学生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参与信息的创造与传播，有“自己动手做新闻”的热情，这也是自媒体时代的重要特征。在这一背景下，自媒体平台上大量未经把关和过滤的信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形成了形形的亚文化，而青年亚文化是重要的表现形态之一，青年亚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边缘性、颠覆性和批判性。这种处于破坏、颠覆状态的亚文化容易使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产生错觉，将全部媒体上的青年亚文化内容当做主流文化来接受，把亚文化宣扬的价值观念当做主流的、健康的价值观念来吸收，对辅导员宣传的主流价值观、主流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抵制，从而大大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3.大学生“网络异化”挑战辅导员的既有经验
人与网络的关系本应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但现实世界中，人常常在网络世界中迷失甚至丧失主体性、丧失自己应有的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这就导致人与网络的颠倒化和异常化。人成了受制于网络的客体，网络反倒成了控制人的主体，这就是人的“网络异化”。[2]在网络成为大学生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状况下，“网络异化”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他们在人际交往、学习行为、娱乐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异化：大学生注重虚拟世界的人际交往却忽视甚至拒绝现实世界的人际交往；学习上遇到问题不再自己思考而是习惯“百度一下”，做作业写论文不再自己完成而是习惯“复制”；玩网络游戏本是为了休闲娱乐却被游戏绑架，甚至个别人不分昼夜的无节制的沉迷于艰巨的游戏任务，等等。辅导员工作本身是有规律可循的，特别是在多年实践工作中总结的经验更是宝贵的财富。但面对“网络异化”的大学生，辅导员既有经验也会变得苍白乏力，甚至要求辅导员进行彻底的洗脑、转换思维，以全新的视角来面对全新的学生。
4.自媒体传播特点挑战辅导员的舆情监控和突发事件处理能力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特别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的话语空间得到极大拓展，形成了一个异常复杂而又精彩纷呈的网络舆论场。在这里，真与假、善与恶相互交织，特别是在个别网络推手的推动下，虚假信息的即时“裂变式传播”容易使不良情绪急剧蔓延、发酵，形成网上具有巨大的舆论影响和破坏力的舆情事件，甚至升级成现实中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高校大学生是网络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又因涉世不深缺乏对信息的甄别能力，极易被虚假信息误导，甚至成为虚假信息的传播者和被鼓动者、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这对辅导员的舆情引导、监控能力以及群体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当前辅导员现代信息媒介使用的现状和问题
1.各种媒介使用状况参差不齐
在对辽宁省9所高校128名辅导员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各种自媒体媒介在辅导员工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使用，但总体情况差别较大。与微信、微博、飞信、博客等媒介相比，QQ是辅导员工作中使用的主流媒介，不仅被调查的辅导员100%都有QQ，其所带班级也全部建有QQ群。QQ也是辅导员工作中最常用且运用最熟练、最有效、最适合与学生交流思想的媒介平台。另外，虽然超过75%的辅导员都开通了微信、实名制博客和微博，但无论是与学生的对接、活跃度还是使用频率、效果等，与QQ相比都有较大的差别。
2.新兴媒介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
除了1999年产生的QQ在被广泛的使用外，2000年之后陆续出现的博客、微博、微信等都在辅导员工作中一定程度的使用。调查发现，目前辽宁省81.8%的辅导员开通了微博，79.4%的辅导员开通了微信，75.6%的辅导员在辽宁大学生在线联盟下建立了实名制博客。辅导员所管理的大部分班级都建立了与辅导员对接的微群、微信群和班级博客，所带的学生大多开通微博、微信，部分学生建立了实名制博客。辅导员认为在工作中最能够看到学生真实思想、发现问题的平台是QQ、微信和微博，分别占40.5%、22.7%和15.9%。在实际工作中，除了运用这些新兴媒介工作通知外，部分辅导员能够积极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部分辅导员能够运用这些媒介发现并通过交流解决学生的问题，开展卓有成效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自媒体媒介功能发挥不够充分
自媒体时代的媒介功能较之传统媒介更为丰富和完善，无论是QQ、微信、博客还是微博用户都可以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事情写成一句话，或发一张图片，随时随地分享给朋友，一起分享、讨论；还可以关注朋友、加好友，即时看到朋友们的信息。但从辅导员工作中的具体使用情况来看，这些媒介的即时互动交流功能发挥不够充分。以使用频率最高的QQ为例，数据表明：辅导员在QQ上的最多的信息是单向传递的工作通知，占75%；对学生留言的回复和节日问候，分别占15%和10%；而与学生分享的幽默笑话、经典文章段落或句子、时事评论等均为空白。表明辅导员在工作中通过自媒体平台进行的即时交流思想教育还十分薄弱。
三、推进高校辅导员运用自媒体媒介的对策
1.高校要不断完善相应的保障条件
与传统的辅导员面对面工作相比，自媒体媒介的运用不仅需要相应的设备保障、经费支持还需要适当的技术条件。在辽宁省9所高校的调研中发现，辅导员认为自身在运用现代媒介手段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技术更新太快，希望高校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和设备保障。因此，高校要切实推进辅导员工作中与时俱进的创新手段，与学生同频共振，就必须完善相应的保障条件。实现辅导员办公室一人一机，保障必要的办公设备；制定相应的经费补贴制度，对辅导员工作中运用自媒体媒介按工作半径、工作量等予以不同程度的补贴；提供必要的技术培训，尽管目前自媒体媒介几乎都是零技术壁垒，但要充分运用好自媒体，还需要高校辅以必要的技术支持。高校只有完善相应的保障条件，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现代信息手段在辅导员工作中更为广泛和快速的运用。
2.高校要不断健全配套的激励机制
美国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W·James）教授在对员工激励的研究中发现，按时计酬的分配制度仅能让员工发挥20%～30%的能力，如果要得到充分激励的话，员工的能力可以发挥出80%～90%，两种情况之间60%的差距就是有效激励的结果。
当前，高校辅导员在工作中运用自媒体绝大部分是自发行为。调查表明：84.8%的辅导员是出于方便自己工作的主动尝试，只有15.2%的辅导员是因为学校要求而被动参与。表明辅导员在与时俱进丰富工作载体上是积极主动的，这为不断出现的新媒介在辅导员工作中的运用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辅导员每天使用各种现代媒介用于工作不仅要耗费大量工作之外的时间，还要自己负责在此过程中的金钱耗费，而高校大多又缺乏在这些方面相关的激励制度，必然容易导致辅导员对自媒体运用的积极性弱化。目前辅导员对于各种自媒体使用的单向性、信息内容的单一性、频率更新较低、互动性较弱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高校必须建立与推动相应的激励机制，使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正激励和负激励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推动辅导员更加积极、主动、充分的使用各种现代信息手段。
3.辅导员要充分发挥自媒体在工作中的作用
尽管QQ、博客、飞信、微信、微博等现代信息手段都是双向交互式的信息传播通道，但目前这些手段在辅导员工作中的运用过程中，依然是以单向传递为主。对于这些去角色化的、开放对等的交流平台，辅导员在使用过程中的作用发挥并不充分，如图1所示。
辅导员不仅要把这些现代媒介作为信息的平台，更要通过及时的撰写、分享、交流，使这些媒介成为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发现学生问题、帮助学生解决思想和实际问题的载体；成为和学生交流情感、凝聚情感、以情感人的媒介；成为展示辅导员个人魅力、塑造网络世界教师形象的平台；成为指导服务学生、引领并和学生一起成长的舞台。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由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主办、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艺术学院共同协办的“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于2015年11月5日至7日在昆明花之城隆重召开。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90多位会员与受邀而来的德国、越南、印度、马来西亚、缅甸的专家和艺术家，围绕着“东南亚音乐”这一中心主题，就“东南亚音乐研究”、“其他地区音乐研究”和“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与推广”三个议题分别展开了讨论。
在气氛热烈的开幕式上，世界民族音乐学会会长、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教授致开幕词。致辞中，他首先对此次会议的筹备和论文收集情况进行了说明。其次，他对世界民族音乐在我国取得的长足进展进行了介绍。他指出，世界民族音乐学是21世纪的新兴学科，目前在我国发展势头强劲，根据管建华副会长的统计，目前我国已有200所院校开设了“世界民族音乐”课程，南京艺术学院正在筹建中国第一个“东方音乐系”；围绕“世界音乐”的中外交流也日益增多，2015年7月，一场以秘鲁民族乐器演奏中国民歌名曲、以中国传统乐器表现秘鲁名家佳作的音乐会就在北京举行；而多元文化与世界民族音乐的意识在青少年群体的普及程度也逐渐提高；21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世界民族音乐”书籍也从几本增至30余本，翻译类书籍有7本。与此同时，陈自明教授也指出了我国世界民族音乐发展面临的问题与解决途径。一是，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质量问题。他提出应开办培训班，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并开设网站，加强基层教师的联系、交流和互动。二是，世界民族音乐学科体系建设问题。为把世界民族音乐建设为成熟的学科，应向“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学习，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完善学科的“文献学”，掌握前人研究的成果并进行实地调查。他就此提出设想，认为可以针对世界各地区的民族音乐成立学术小组或分会，设立召集人，进行独立工作。致辞的最后，耄耋之年的陈自明教授对新一任会长的选举进行了动议，表达了对世界民族音乐后继者的殷切希望。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赵塔里木教授，首先代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向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暨东南亚音乐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地祝贺。其次，他指出世界音乐文化体现了人类独特的创造力，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对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培养音乐学术事业和文化胸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三，他强调中国音乐是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构成之一，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国音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区域民族音乐的研究既促进了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完善，同时也对世界音乐文化做出了中国人应有的贡献，以此形成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平等对话的平台。第四，他对中国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内涵、兴起、发展、问题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是，有助于认识历史发展脉络和新的变化规律；二是，有助于拓展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范围；三是，有助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四是，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更加有助于国家、地区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理解。
会议特别邀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贺圣达研究员作了题为《漫谈东南亚文化――东南亚文化发展与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报告。他首先对“文明与文化”和“东南亚与东盟”两组概念进行了辨析。第二，他将东南亚文化划分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与本国文化的结合为主导、以受斯里兰卡影响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导、以马来-伊斯兰文化为主导、以菲律宾特色的基督教文化为主导、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导等五种文化形态，强调了东南亚文化多样、多元、复杂的特点。第三，在此基础上，他梳理出东南亚文化形成、发展、变迁、转型的层累式脉络，指出东南亚文化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的发展趋势。第四，他分析了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在当代的表现，即：传统宗教文化与近现代文化相结合，避开争议，；注重民族文化复兴，调整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第五，从注重周边外交、避免“大国心态”、加强民间交流等方面对我国文化交流提出建议。贺圣达研究员的报告提示民族音乐学者，在注重实地考察的学科研究方法基础上，要从更高层次和更为宏观的角度对东南亚音乐进行整体布局与研究，将民族音乐学学科置于文化、社会、国家的概念之中和框架之下。
此次会议共收集论文32篇，其中有14篇从乐器、器乐、乐律、音乐形态等不同角度对东南亚音乐进行了深入探讨；10篇对印度、土耳其、中国台湾等世界其他地区的音乐进行思想交流；另有9篇对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与推广问题进行了探索与分享。
一、东南亚音乐研究
原上海音乐学院赵佳梓教授以自身学术背景、丰富的田野经验和生活经历为基点、以中国东南沿海与太平洋南岛民族音乐间的联系作为切入点，对南岛民族的社会与文化，以及民族音乐的特点等内容进行了报告。同时，他与在场青年学子分享了个人学术经验，强调民族音乐的学习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上海音乐学院应有勤教授从声学角度，对东南亚竹管打击乐器声学原理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其共同特征，即：“典型棒振动”的模型“腹点”和“节点”都是对称的。根据此原理，他对昂格隆等竹乐器进行了开发以及科学的改革，避免了闭管的“开口处”处于“节点”的情况，同时改变了竹制乐器因受潮等因素导致变音的情况。在发言后的交流中，陈自明教授对昂格隆在儿童和老年音乐教学中的应用问题进行了补充。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将视点放置在柬埔寨吴哥窟佛教乐舞壁画上，将其与元代周达观撰写的《真腊风土记》进行比较，并将吴哥窟的舞蹈雕像按艺术体裁分为：以Apsara仙女舞为代表的表演性歌舞、佛教节庆期间的群体舞、皇室出巡仪仗及民间佛事中的鼓乐及舞蹈以及飞禽舞。
多年从事二胡演奏和二胡教学的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陈坤鹏教授，对东南亚擦弦乐器进行研究，将气分为以一弦胡琴和二弦胡琴为代表的胡琴类以及以二弦提琴和三弦提琴为代表的提琴类。他着重对湄公河流域的二弦胡琴文化丛进行了剖析，将其划分为同宗共生层、形制和材料共生层、功能性共生层以及音律技法共生层。
中国音乐学院助理研究员徐天祥以《巴扎（Baja）：流传于中缅景颇――克钦族的苏格兰风笛》为题，对“巴扎”这一乐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他从题目关键词的解题、研究缘起、中缅英三国的史料梳理，到分析巴扎的音乐构成以及“巴扎”的民族化和面临的困境五个方面进行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报告。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饶文心教授从乐律学角度，对音高频率和音位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柬埔寨传统音乐不属于七平均律，其乐律特点体现在“偏小的大二度和偏大的小二度”的二度音程上，并将此归结为柬埔寨民族音乐心理的宽容性。
此外，还有苏毅苗《以祈甘雨，介我稷黍――中国滇南彝族尼苏人与越南北部倮倮人的求雨仪式记》、楚卓《东南亚铜鼓的流转情迹》、杨琛《东南亚范围内的竹筒体鸣乐器研究》、武蕊《印度尼西亚克隆钟音乐的音乐学分析》、张小梅《一歌纡萦良久，一境相望千年――中越京族民歌音乐形态共性个性之比较研究》、杨瑾《印尼竹乐器安格隆的发展与应用》等来自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生力军”的报告。这些报告体现出青年学者敏捷独到的学术思维、科学厚实的田野积淀、踏实肯干的治学态度，在他们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世界民族音乐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希望。
二、其他地区音乐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玉榛教授将学术关注点集中于印度传统音乐的传承模式，通过对印度传统音乐教育模式的分析、阐释，探寻出区别于西方音乐教育体系的印度传统音乐教育的特征，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音乐教育体系也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董云副教授对土耳其卡拉戈兹皮影戏的历史源流、它与伊斯兰宗教文化和苏菲神秘主义思想的联系、其喜剧程式与音乐特征进行了阐述。
山东艺术学院李如春副教授则通过对《天乌乌》作品调式、节奏、音高、曲式等方面的分析，展现出台湾民歌谐谑、风趣的一面。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庄静，通过学习印度塔布拉鼓10年来的经验和思考，归纳出北印度塔布拉鼓的节奏圈“双层结构”的概念。她还通过现场展示让与会人员感受到了塔布拉鼓的独特韵律和魅力。
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宁颖研究员，通过对“盘索里”这一长篇说唱表演形式进行中韩跨界田野考察，对“盘索里”的音乐内容来源、传入中国的方式、表演风格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并将问题提升至延边歌手通过演唱“盘索里”实践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层面。
秘鲁阿亚库乔排箫是当地民间音乐和宗教活动相结合的典型，中央音乐学院候选博士孙波对秘鲁阿亚库乔的排箫及其音乐形态进行了分析，揭示出阿亚库乔排箫的特色，阐述了其在文化环境中的社会价值。
印度德里大学硕士刘慧媛通过西塔尔琴的现场演奏，对印度传统曲调拉格（Raga）的常用音阶和曲式框架进行了演示。
三、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与推广
汉诺威音乐、戏剧与传媒大学Reinhard Ring教授在题为《Different types of rhythm in different culture》的报告中，打破按照“地域”对节奏进行划分的传统模式，将节奏分为三类，即：无规律的节拍、划分明显的节拍、有节拍但划分不明显的，展示了国外对于世界各个民族音乐节奏的教学方式和理念。
中国音乐学院陈铭道教授通过珍贵的影视民族音乐志资料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以中国音乐学院对民族音乐学博士研究生提出的提供40分钟的影片的要求为例，强调了影像记录在民族音乐学教学和实践中的重要性。
云南艺术学院朱海鹰教授对“世界民族音乐”课程教师在知识、资料、语言、文化等方面提出要求，并以相关文献中的错误实例进行举证，强调阅读资料要有质疑的态度。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系潘林紫副主任，以广西艺术学院承担的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培育基地“中国-东盟音乐文化跨界传播中心”高端智库建设为例，展示了广西艺术学院在区域音乐领域的教研成果，为高校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教学提供了参考范式。
中国民族器乐学会理事李悦，以其文学专业的学术背景、跨学科的视点和研究方法，以《少数民族音乐普及中的常见问题》为题，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报告。
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何璐，通过现场演奏的方式对古巴打击乐器进行了展示，呈现出古巴打击乐器具有和声性音色的特点。
此次会议还请来了云南少数民族的艺术家，以及来自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的艺术家以“音乐工作坊”的形式进行更加深入、生动的研讨，并结合工作坊举行了三场音乐会，让与会者全面感受东南亚各国的文化、风情，体会东南亚音乐的“广泛、多样、美妙与独特”，更加真实地“触摸”民族音乐。其中，在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工作坊中，云南民族大学民族艺术学院张文俊教授通过对指法运用和气息控制等技巧的钻研，对葫芦丝古老而传统的音色进行了“复原”；缅甸仰光“围鼓乐队”对围鼓、围锣、排锣、巧龙巴鼓等代表性乐器的精湛演奏，视听效果震撼且富有感染力；越南的特龙琴、克隆布特琴、克尼琴、无底琴、独弦琴等典型乐器，歌筹艺术，以及越南特色国服“ao dai”都尽显越南文化的柔美纤细；马来西亚舞蹈和服饰中体现的伊斯兰文化特质；印度西塔尔琴的直抵心灵、塔布拉鼓节奏的复杂多变、印度舞蹈的宗教与肢体的统一性，无一不令人称道。
若用一句话来概括此次会议的特点，就是“理气互为，新生曲”。而这也是会议举办成功之所在。所谓“理”，“是一种理想的、抽象的、形而上的、看不见、捉摸不着的东西……是形成一种事物的基本原则”。所谓“气”，“它是一种现实的、有象的、形而下的东西……是造成事物的原料，这种原料，随着理的线索，形成出一种有形有象的物件”。[1]22-23此次会议的成功：其一，是围绕着“东南亚音乐”的会议主题，与会者从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声学、律学等不同视点对东南亚和其他地区音乐进行了深度探讨，涌现出不少有价值的论文。这是对“理”的探究不断加深。其二，论文宣讲和“音乐工作坊”、民族音乐会在此次会议中紧密联系、相互呼应，充分体现出“理性思考+实践+感性体验”的学科特点和会议传统。这就是“理气互为”，将世界民族音乐的道理、原理、规律等形而上内容的探讨与形而下的具体音乐事象紧密结合，彼此互生、互证。其三，“新生曲”，是指会议中涌现出的年轻学者。世界民族音乐学中坚力量的成熟、新生力量的快速成长，以及老中青三代学者间的互通、互助，正是在用实际行动谱写世界民族音乐之“大曲”，这是学科正在成长、向前的有力证明。
但是，也可以看出世界民族音乐面临的现实问题：其一，“多元文化”的意识和概念还未得到足够的普及，使得公众对世界民族音乐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不高，世界民族音乐学科的发展依旧存在阻力。其二，世界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建设有待完善，学科教育思想、教学思想体系、课程设置等基础性内容都有待加强，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有待提高。
贵阳市现有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村流动儿童13万人,其中8万多人集中在三城区。近几年,该市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上作出了很大努力,并且自2008年以来,民办中小学得到了与公办学校相同的生均公用经费补助,学生也得到了政府减免学杂费的优惠,这对于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和减轻学生经济负担都起了很大作用。然而,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却发现流动儿童及其父辈身上有着强烈的贫困文化印记,这使政府和社会为他们接受良好教育所做的努力大打折扣。
一、贫困亚文化
贫困亚文化是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明确提出的,它是指贫困存在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包括贫困者的个人心态、经济生活、社会参与和社区环境等不同于主流社会的方面。它的主要特征是穷人因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而形成的贫困生活方式,他们脱离主流社会,处于自我封闭和孤立的状态,因为无望而放弃努力,信奉不求进取的价值观念。
根据贵阳市的实际情况,本文中的贫困亚文化是指农村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有别于城市主流文化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心理定势和生活态度的亚文化现象。
二、贵阳市流动人口贫困亚文化的表现
贫困亚文化实际上对于贵阳市流动人口群体来说已经不是亚文化,而是主流文化。贵阳市流动人口所表现出来的贫困文化除了与其他城市流动人口所表现的自我封闭、孤立和不求上进外,还有其特有的表现。
1.重男轻女思想严重
由于贵州省是一个西部比较贫困落后的省份,同时又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山区省,农民收入普遍偏低,更有许多人接近赤贫状态。加上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由于经济、文化和观念等原因,超生严重。调查中发现,来自毕节地区的流动儿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云岩区的学文小学,全校400多学生中绝大部分来自毕节的大方、织金等县,而其中80%以上的流动儿童有两个或以上的兄弟姐妹,最多的一个学生兄弟姐妹共8个。其中有许多家庭是为了生育男孩才来贵阳打工生活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流动人口的重男轻女思想是多么严重。
2.不重视子女的教育
贵阳市大多数流动人口并不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通常把子女送到收费低廉的民办学校读书,这样做实际上对于家长来说相当于是找了一个廉价保姆。他们并不希望子女能学到多少东西,也很少想到让子女以后通过接受更高阶段的教育而改变打工命运。许多家庭让稍大一点的孩子照顾小一点的,以至于很多流动儿童(尤其是女孩)到了10多岁才上学,而过不了几年他们又得被迫离开学校,走上打工养家的道路。这种对子女教育的冷漠与麻木在贵阳市流动人口中表现地非常突出,以至于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习惯。
3.没有积累财富的意识
贵阳市是一个典型的“低收入、高消费”城市,人们的消费观念超前,许多人不仅仅是“月光族”,而且是上月预支下月工资过活。当然,流动人口这个特殊的群体不可能象城里人一样活得如此潇洒,但他们多多少少也受此影响而没有积累财富的意识。即使有时收入不错,但消费也会随之增加,基本是保持着脆弱的收支平衡,他们不会想到把收入较高阶段的一部分留以备用。一旦碰到生病等大的事情,他们只能东挪西借,更不要说给子女的教育和未来发展积累点财富。
4.得过且过思想
贵阳市大多数成年流动人口有着得过且过思想,没有长远打算,过一天算一天。这或许是由于其清楚自身经济、文化、社会地位的限制,被迫选择的一种自得其乐的潜意识保护措施,但却是他们身上贫困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贫困亚文化对流动儿童教育的影响
1.思想和观念上的影响
由于家长们普遍表现出来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思想,以及对教育的不重视,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流动儿童,使他们觉得读书只是认识几个字、掌握一些最基本的基础知识而已,自己的命运不会因为读书而有所改变。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流动儿童没有长远打算,没有明确的理想,很少去为理想而奋斗。他们的科任教师反映,有很大比例的流动儿童行为习惯较差,不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说谎、打架,交友没有选择标准,还有一些流动儿童花钱大手大脚,并沉迷于游戏或电视。
2.经济上的影响
贵阳市流动人口大多没有固定工作,而以拾荒、背背篓、擦皮鞋或做建筑工人为主要职业,收入也不稳定,对于这些收入微薄的家庭,除了日常生活开支外,已经没有多少钱投资到孩子的教育上,何况又是几个孩子的教育。即使有些家庭收入相对好点,但也不会为孩子的教育投入更多,而是更多用于平时的生活开销。重男轻女思想使家庭孩子太多,无法让每个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甚至有些女孩几乎就没上过学。对孩子教育的漠视使他们不可能增加投资到教育上,这些都使流动儿童在教育上得不到足够的经济支持。
四、解决贫困亚文化对流动儿童影响的途径
1.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
通过家访或者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对家长进行细致耐心的教育,使之认识到教育对孩子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通过政府近年来对流动儿童教育的重视和大量资金投入,以及一些制度性限制的逐渐解除,使他们看到让孩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和可行性,最终达到使他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全力支持和鼓励孩子读书,经济上尽量加大对孩子教育的开支。
2.对流动儿童进行适当的补充教育
既然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难以辅导自己的孩子学习,而且他们身上有着显著的贫困亚文化,那么针对这个现实,为了不在下一代身上出现这样的尴尬,政府和社会应该承担起改变孩子命运的责任。当然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不断的投入人力物力,所以在以政府为投资主体的前提下,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力量来投资这一关系到国民素质和国家未来的重大工程,包括成立农村流动儿童教育公益基金,还可以倡议大中专学生到农村流动儿童较为集中、师资力量又比较薄弱的学校从事教育,尤其是课余辅导或假期辅导,以弥补家长不会辅导的缺陷,缩小与城市儿童的距离。
五、结语
流动人口群体所表现出的贫困亚文化并不是只有消极的一面,它同时也是这一群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在此,笔者无意贬低他们或者他们身上的贫困文化,只是希望通过简单的分析从不同方面探讨解决贵阳市流动儿童的教育和发展问题,使他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何芸,卫小将.中国城市新贫困问题的研究[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7).
[2]文森特•帕里罗.当代社会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李臣娟.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方晓玲.论城市流动人口的贫困文化[J].青年研究,2004,(06).
关键词：学校亚文化；校园文化；流行语；机制
学校文化作为学校微观领域的内容，通常也被称为学校亚文化，已经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校园流行语是学校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校园流行语文化作为学校亚文化中的一部分，对于学校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探究校园流行语文化，把握青少年的思想动态，掌握他们的价值取向，了解他们的内心特征，构建良好有序的学校亚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校园流行语文化的内涵阐释
把握校园流行语文化的内涵先要了解学校文化的内涵。学校文化是指一所学校的文化特质，既具有随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而发展变迁的共性，同时又会因其构成或具体环境不同而有所区别于其他学校的个性。学校中这种共性与个性统一的文化特质我们称之为学校文化。其次要把握什么是学校亚文化。学校亚文化是与主流文化相对而言的，学校亚文化是指学生所特有的文化形态，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活方式、语言、价值体系，体现了学生鲜明的群体个性、风格、凝聚力的文化形态。或者说学校亚文化“是在一定时期内为整个大学生群体所共享的一套价值观念，是学校的微观文化”。它随着社会文化外环境的变化，自身也呈现出不断发展、融合、创新的过程。最后要明确什么是校园文化，一般来说校园文化是以校园为主的空间，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以精神指向为核心，以表现出来的各种活动和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的文化。
校园流行语文化是指当代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流行语文化，它是校园文化，属于学校亚文化中的一部分，属于学校文化。当前广为流传的校园流行语有很多，例如：“走，找校长聊天去”，“表酱紫”就是“不要这样”，“晕”等等，在青少年中广为流传。这些都是在社会语言大环境中蓬勃发展起来的，它涉及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时代性强、传播面广、使用频率高，是当代学生的生活全景的展现，体现了独特的校园文化内涵和学生精神风貌。
二、流行语作为学校亚文化的形成机制分析
校园流行语文化的形成原因有很多，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从客观方面来看，校园流行语形成的传媒类别、内容、文化背景等都为学校流行语的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流行语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促成了青少年亚文化的形成。从主观方面来说，青少年自身的特点及各方面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校园流行语的形成的主导力量。
（一）客观方面的成因
1、按流行语形成的传媒类别看有：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杂志、手机、直邮。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的新的类别如：户外传媒（路牌灯箱的广告位）、IPTV、电子杂志等为校园流行语文化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些大众传媒的广泛发展极大地影响了校园流行语的形成与扩散。网络的广泛使用，导致的网络流行语必然会影响到青少年的思想，甚至青少年作为网络文化的传播者会把这种文化引入学校中，成为了当代的校园流行语。当下网络流行语甚多，在青少年中广为流传的，有“神马”，“浮云”，“爱疯”（iphone）等这些网络的流行语成了当代青少年的口头禅，这些流行语通俗易懂，极大地丰富了青少年的生活，活跃了人们交往的气氛，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新鲜的网络流行语也给学校的亚文化带来了低俗的、无味的气氛，这些低俗的文化，也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青少年的思想，文化以及价值取向。
2、按流行语内容的形成来说：电视中的影视作品，广告词，娱乐节目，也给青少年的校园流行语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如“给力、”“逆天”、还有刚刚在各大电视台热播的《北京青年》里最流行的一句话“青春重新走一回”、在我们人人皆晓的周杰伦的广告词“我的地盘，我做主”，美邦服饰的“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些流行语都迎合了现代的青少年讲求个性张扬，突显自我意识的强烈愿望。其次还有流行音乐的影响。流行音乐对青少年的影响是非常的显著地，其中影响年青一代成为流行语的有“不要疯狂的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些流行语都被青少年合理的用在适当的场合，用以发泄他们的情绪和表达适宜的心情。
3、按流行语形成的文化背景来说：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对校园流行语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社会生活中心的改变，触发了价值观的全方位变化，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体现青少年价值取向的流行语“我的老爸是李刚”、“拼爹”、“高富帅”、“白富美”等相继出现，这些流行语表现了一部分青少年在就业压力、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功利性追求较为突出，享乐主义，成功学思维比较盛行。此外，还有一些“卖萌”等学校流行语青少年尚未成熟的心理，这种回归童真幼稚的言行也是对现实痛苦的心理防御与自我保护。
（二）主观方面的成因
1、从青少年自身的特点来看：青少年具有旺盛的精力，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富有好奇心和广博的接纳的胸怀，他们往往是接受新事物新见解的先锋，他们生活的圈子已不再局限于家庭、学校，由于成人及传播媒体的影响，青少年开始勇敢地踏出家庭、学校，与社会团体接触。由此出现了一些新的词“特困生”（特别喜欢睡觉的学生），“菜鸟”，“MM”，“杯具”（杯具），“88”（拜拜），通过对这些流行语的研究发现，具有开放性性格的青少年，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校园文化与大众文化，都吸纳到青少年的学校文化中，由此促成了流行语亚文化的广为传播。青少年的创新气质也为学校流行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提供了后期的发展动力。
2、从青少年的心理压力来看：现代的青少年受到了学业压力、就业压力、青春期随着生理变化而来的心理压力等多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促使着他们急需要寻求一种排解压力，舒缓情绪的方法和途径，从而促成了校园流行语亚文化的产生。例如：“郁闷”、“苦逼”、“无聊”、“鸭梨山大”等校园流行语，其中“郁闷”一词一直都是现代青少年最常说的一词，而且这一词也所向披靡地成了所有青少年流行语的排行榜首，这直接反映青少年的学业压力，对生活的迷茫，对未来的盲目、空虚、茫然的现实状态。此外，还有一些流行语如：“找人”、“送礼”等这些词直白但又确切的表明了青少年心里感受到的就业方面的压力以及无奈的情绪。
3、从青少年的成长受到外界文化的影响来看：随着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社会上很多人误解了个人主体性内涵，以个体感受为中心的唯我文化潜滋暗长，并且影响到一部分青少年。他们往往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及他人的感受，这也加剧了青少年价值观的偏差，过分关注自我，只图自己一时的快乐，建立在侮辱他人的基础之上，这些身心特征，导致了一些带有讽刺挖苦的语言如“你有病吗？”、还有相应的答语“你有药吗？”、“神经病”、“二”等流行语在现代青少年中的广为流传。
三、校园流行语文化的引导对策
学校流行语文化的产生，一方面满足了当下青少年标新立异、追求新颖、张扬个性的需求，满足了青少年内心情感的发泄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低俗的学校亚文化却干扰了青少年正常的语言学习，甚至对他们心理的正常发展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此，校园流行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急切的需要我们提出恰当的引导对策，去引导青少年正确的、合理的利用流行语。
1、破除“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建立正确的多元文化观。主流文化，引领着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风向，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学校主流文化的学习，但也要重视对学校亚文化的研究。亚文化作为次文化，依附于主流的文化而存在着，通过研究亚文化可以探究我们当下存在的文化困境，一方面，可以发掘亚文化的活力和创造性的方面，来丰富我们社会的文化现状。另一方面，亚文化的内部也是纷繁复杂，泥沙俱下的文化形态，因势利导，积极的吸取学校亚文化中的健康向上的一面，对低俗、庸俗的亚文化加以剔除，使得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相互补充，从而建立良好地学校文化环境。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去分析，协调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冲突，发扬主流文化的包容性，形成多元文化下的社会环境，丰富我们的社会文化形态。
2、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家校共力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加以疏导。通过对校园流行语的研究发现，它侧面反映了青少年心理状态，家长和老师要联合在一起，密接关注青少年的言语表达，从中洞察他们的心理。首先，家长和学校老师不能盲目的判定流行语只有消极影响，适时的学会融入流行语文化中，切身的体会运用流行语时内心的感受，并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去试着了解流行语背后青少年的心理状态，尝试运用正确的语言，对青少年的心理进行正确的指导。其次，要在家长和学校之间建立深度合作，相互信任，相互认同，相互交流的关系纽带，家长要了解学生在学校的行为表现，老师要了解学生在家里时的情况，在双方的合力之下采取正确的方法，对青少年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疏导和解决。再次，学校也要加强对青少年汉语知识的学习，提高运用汉语的能力，从而规范用词，引导学生多于阅读文字优美，规范的文学作品，提高学生鉴赏与运用语言的能力。使得学生对于社会上流行的语言，有一定的鉴赏能力，从而规范自己的用语。
3、加强网络媒体的语言规范，树立青少年正确的价值取向。青少年是网民的重要构成，当下网络媒体是传播流行语文化的主要渠道，网络媒体的流行语生动、活泼、形象，许多网络流行语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极大的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方式，也使得枯燥的文化交流变得生动丰富。但其中一些低俗的流行语对青少年的价值取向负面影响也很大。加强网络媒体的语言规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首先，要加强对网络媒体中流行语的语法、词汇的规范，为青少年的发展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大环境，对于社会上出现的流行语进校园的现象，网络媒体应致力于塑造积极进取、健康向上，文明的社会文化，而不是为了获取利益一些垃圾信息，其次，可以通过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对网络媒体语言进行规范，当然，最为迫切的是要强调媒体的自我管理，强调网络媒体对青少年的社会责任，促进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建立健康地社会文化环境，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综上所述，校园流行语文化，有它积极地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流行语的存在和流行是客观事实，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常常是一个临时的现象，从积极的一面来说，青少年流行语是词汇丰富发展的一条管道，也是某种社会文化和情绪的宣泄，但是它们也会污染语言，传播低级趣味，这就需要我们疏导和规范。通过探究青少年流行语文化的来源及深层原因，不仅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新时代、新阶段青少年的性格特点，更好的掌握青少年的心理，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对待和利用流行语的积极因素，更好的引导和丰富学校亚文化向着积极地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箭从高校流行语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J]河南社会科学.2011（9）：（169―171）
[2] 陈靖当代大学生亚文化建设研究[M]硕士论文.2009
[3] 乐晋霞青少年流行语的来源及影响研究[J]山东省团校学报（青少年研究）2011（3）：（40―43）
[4] 郭劲东探寻中学生流行语的“由来”[J]华章.2009（23）：（48―50）
[5] 郭兴芳，包晓峰校园流行语反映的大学生心理状态及对策（J）中国电力教育2011（35）：（176―177）
医院文化是在医疗工作基础上经过不断倡导和培育而形成的具有个性特色的基本信念、价值观念、人文环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等的总和。优秀的医院文化能为青年职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成长的机遇。作为医院发展的主流后备力量，青年职工具有活跃思想，超前思维，开拓性和创新性的视野，最容易成为医院文化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先行者，首当其冲的形成一个属于这个群体自身的亚文化圈，即医院青年文化。
一、青年文明号创建意义
青年文明号活动是团中央实施的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的重要内容，以基层青年集体为基本单位，在服务、生产、经营、管理第一线，以弘扬职业文明、创造一流业绩为基本内容的文明创建活动，旨在动员广大青年爱岗敬业，优质服务，推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二、打造特色青年文化的有效路径
（一）青年文明号“以人为本”服务理念是青年文化产生的根源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集中体现。青年文明号集体积极引导青年职工树立新型的现代服务观、价值观和责任理念，从而不断促进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增强服务意识，优化服务环境，激发潜能，主动性、创造性地开展医疗服务工作。
1.制定“青年文明号”管理办法，明确创建集体文明行为要求。进行全员专题教育培训，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2.开展“优质服务护理”，推出“规范化护理模式”和“医患角色换位”等系列优质服务活动。使“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以人为本 人文关爱”成为集体青年的共识，从而培育积极向上的青年文明号群体价值观。把职业道德规范、礼貌用语、岗位规范、行为准则汇编成《文明手则》，形成特有的集体文化。
3.青年文明号集体制定《五化服务标准》，即：管理工作制度化、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工作规范化、质量控制数据化、整体护理程序化。倡导《五心亲情理念》。
（二）青年文明号“岗位创优”示范效应是青年文化发展的基础
青年文明号集体努力营造争当先进、争创一流的争先意识，以“树形象、立标杆、创先进”为主要目标，切实提高各项服务的内涵和质量，不断提高科室青年的综合素质，提高凝聚力，提升科室的核心竞争力。
1.通过大力开展学习型团队建设、操作技能竞赛、三基三严训练、青年岗位能手评选活动，营造有利于青年成长的环境，使青年得到很好的锤炼、熏陶和培养，人才结构也逐年提升。
2.狠抓质量和安全，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也是对服务质量创优的重要保证。青年文明号活动发挥青年人肯吃苦、善钻研的特点，在科研工作中起到排头兵的示范作用。
3.加大核心期刊论文和SCI的发表奖励力度，激发科研热情。青年文明号为青年的发展搭建了平台，营造“比学赶超”的氛围浓厚。
（三）青年文明号“卓越品牌”特色魅力是青年文化绽放的能量
青年文明号集体培养这一特定人群对社会的归属感，把不同年龄、不同类别、不同“身份”的职工融合成一个优秀的团队，打造科室对青年的凝聚力、对人才的感召力、对患者的吸引力，把立足岗位与奉献社会、服务群众联系起来，创新服务方式，树立良好品牌形象。
1.对口周边卫生院、社区携手共同发展。深入农村和社区开展卫生服务下乡、送医送药、健康宣教等活动，树立青年文明号集体的良好社会形象，同时培养青年的社会责任感，提高沟通交流能力。
2.开展各自特色服务，优化服务流程，方便患者。我院门诊化验室开展义务上门抽血服务;妇产科面向产妇和家属开展爸爸课堂;急诊儿童输液室开展激励输液法等等。
3.一流的技术和服务，打造了青年文明号的品牌效应，更让许多患者看到了希望，燃起了勇气。注重科室内部环境建设，为患者营造一个宽敞、整洁、舒适、温馨的医疗诊治环境。
（四）青年文明号“共同愿景”引领作用是青年文化传播的动力
青年文明号集体拥有共同愿景：医院建设成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现代化医院;科室建设成一流管理、一流技术、一流服务、一流效益、一流人才的临床基地;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安全、满意的服务，从而实现医护人员的人生价值。
1.各创建集体注重培育和宣传，在大力宏扬医院“大医精诚 以宏慈善”院训的基础上，结合科室特色提炼了各自的科训，并通过院内标语、电脑屏幕、院报院刊等形式，扩大医院、科室文化的传播力度和影响力。
2.开展“医德医风标兵”、“最满意医生护士”评选，提倡宣传“文明服务、严谨求实、团结协作”的良好职业风尚，树立典型，相互影响。
3.引导集体青年崇尚健康高尚的文化追求，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帮助青年树立牢固的精神支柱。营造快乐的读书氛围，开展读书月活动，推荐《你在为谁工作》、《没有任何借口》等优秀书籍，采取集体阅读或个人学习的方式，并通过一次演讲、一次沙龙、一个金点子来交流学习心得，提高文化鉴别能力与审美能力，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
医院青年文明号创建与特色青年文化建设关系十分密切，如何更好地把两者互动结合起来，特别是实现青年文明号创建对医院青年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意义十分深远。只有充分认识到发挥两者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的作用，青年文明号才会青春永驻，医院青年文化才能源远流长，并最终更快地推动医院的建设和发展，为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 李霞.加强大学附属医院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医院管理，2010（5）：57-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