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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征得温特本人同意，将部分通信内容翻译整理出来，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以对话形式予以发表。（秦亚青）
一、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的建构主义
秦亚青：社会建构主义近些年来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很有学术意义的趋向，也显示了建构主义仍有着很大的学理发展空间。许多学者在分析层次和思想内涵两个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1987 年，你在发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的论文时（Wendt 1987），强调的是一种社会性互动，亦即施动者和结构之间的互构。这主要是一种双向的活动。比如奴隶和奴隶主的身份互构，因为不是因果关系，所以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奴隶、奴隶主和奴隶制三位一体，相互建构，相互依存。但是在你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Wendt 1999)，我觉得虽然你说你的体系理论同样是重视互构的，但相互建构却基本上变成为一种单向建构，即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国家之间的互动则成为次要的内容，温特建构主义以体系理论为主，因而也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
温特：我同意你的说法。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自上而下的向度是我的理论的主导向度，单位层次的因素因此受到了压抑。我在1987 年的论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中强调的更是一种互构互动的关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提出的是体系理论，不是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所以，我有理由强调体系层面的理论建构，强调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正如我在书中说的那样：“在这本书里，我的兴趣在于国家间（或曰‘国际’）体系的结构及其产生的影响。所以，我将采用‘体系理论’来研究国际关系。”（Wendt 1999: p.11）
秦亚青：但是，一些批评者认为，如果没有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也就没有身份政治可言。比如，齐菲斯（ Zehfuss）在她2002 年的著作《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中，批评你的理论是没有政治内容的身份/认同理论(Zehfuss 2002) 。她说，温特认为国家的自生身份，即由国内政治形成的身份，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是先于国际体系的，是外生的和给定的(Zehfuss 2002: p.44)。据此，她认为你的中间道路抽去了“政治”这一灵魂。国内政治提供了基本语境，没有这种语境，国家的身份/认同就失去了依托。
温特：的确，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许多批评都认为我的理论忽视了国家身份/认同的国内因素。但是，我认为这种批评有失偏颇。我承认，国内政治进程因素，对于国家身份形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本书中，我想要提出的不是解释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而是揭示国际体系的运动定律(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system)。在这一方面，我与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相似的。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理论与对外政策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像华尔兹的理论一样，我的理论也是体系理论。正因为如此，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没有强调国家的身份形成和对外政策等内容。
秦亚青：许多学者采用体系层次的建构主义理论，获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比如芬尼莫尔（Finnemore）对于国际规范的社会性研究(Finnemore 1996) 。但是，其他一些学者在分析层次上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单位层次上面发展了建构主义理论。比较熟悉的是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江忆恩的理论主要是考虑国内的政治和历史进程如何建立起一个国家的集体战略文化，而且这种战略文化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影响到一个国家冲突还是合作的行为取向。另外，勒格罗的论文也在单位层次上面对建构主义理论进行了发展。
他提出了一个研究问题：是体系层面上的国际规范还是单位（次单位）层面上的组织文化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更大。他发现在许多情况下，“组织文化”这一解释变量比体系层次的“规范”变量更能够解释行为体的行为。我观察中国过去20 年里的发展历程，也发现单位层次的观念结构，在身份形成和再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秦亚青2003）。
温特：我的理论是体系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学者不能建立关于国家身份形成的建构主义理论。江忆恩、勒格罗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理论正是这样的理论。但是，由于我的理论主要是体系理论，强调的是体系因素的影响力量，所以，批评者认为我的理论忽视了国内层面的研究，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论建构中的必要忽视（necessary neglect）。
二、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
秦亚青：另外一个方面也很有意思，这就是关于建构主义与其他主流理论的融合问题。你有一次来信就曾经谈到“现实建构主义”或“建构现实主义”问题，是否可以继续讨论一下这个题目。在思想方面，建构主义有没有与其他理论融合的空间？
温特：巴尔金最近在《国际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的《现实建构主义》论文中，" 试图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相融合。这可能是拓展建构主义的一个突破点。
温特：我想先谈一下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我是否将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融合在一起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尤其是自由主义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信念对我影响很大。但是，我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高度的国家中心主义，因此，在这一方面不包含自由主义对个人高度关心这一标识性特征。同样，我的理论之中也没有关注非政府组织、全球市民社会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理论又表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在我的论文《为什么世界国家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中(温特2003) ，我至少也是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取向。在这篇论文中，我借鉴了“新黑格尔”的观念（黑格尔往往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鼻祖［proto-realist］），强调在世界国家形成过程中，群体性社会组织是核心单位，或者说强调了这一过程中的“集体单位（communitarian）”向度。虽然其中也包含了自由主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动力因素，但现实主义的成分是主要的。所以，我既是自由主义者，又不是自由主义者。到底是什么身份，还要取决于怎样解释“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在我的理论中包含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理论的成分。
我认为，在评价巴尔金关于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合在一起的论述的时候，考虑的关键问题应该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是否具有根本的社会理论内核（core）。我认为现实主义是具有这种内核的，这就是物质主义。这种物质主义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不仅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具有这样的内核，其他现实主义学者从根本上来说也近似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者，只不过他们将马克思强调的阶级换成了国家而已。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多德尼（Deudney）的论著（Deudney 1995）。正因为如此，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表达了与巴尔金相似的观点，即不应将现实主义完全等同于华尔兹纯粹彻底的物质主义（当然，有的时候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华尔兹纯粹彻底的物质主义理论中，观念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相比之下，卡尔和摩根索等人的古典现实主义表现出更为精致、更为通融的本体论意识。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就是比卡尔（Barkin）和摩根索走得更远，从根本上否认现实主义也必然是物质主义这一观点。即便是微弱的物质主义色彩，巴尔金也不予承认。我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如果他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是否还存在真正的“现实主义”呢？如果依照他的说法思考问题，现实主义就缺少了一种作为根基的本体性。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将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建立在具有某种物质性社会理论基础之上的理论。这样一来，现实主义确实很难与建构主义融合在一起（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这要取决于怎样理解“建构主义”所包含的意义！）。
秦亚青：虽然你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包含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理论的成分，因此巴尔金的观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我认为，巴尔金的观点失之偏颇的成分更大。因为，他将建构主义仅仅视为社会理论，而没有将它视为国际关系理论。我想，在你的论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你提到建构主义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一种分析方式或曰分析框架（approach）。这是第二层面2005 年第1 期(second order)的讨论，亦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讨论。你说：“第二层面的问题属于社会理论问题。社会理论涉及社会研究的根本假定：人作为施动者的本质以及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理念和物质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社会理论的适当形式等等。这些涉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不仅仅与国际政治有关，而且与任何人类团体有关，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不仅仅专门用来解释国际政治。”（Wendt 1999：p.5）
你认为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会造就友善的康德文化，也会导致充满敌意的霍布斯文化。这也许是同样的道理，即建构主义可以融合自由主义的思想，也可以融合现实主义的理念。但是，在第一层面（first order），亦即在实在理论的层面上，你主要是吸取了自由主义的理念，这确实是将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比如，对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式发展、希望并相信康德文化的出现、暴力权力的逐步消失等观念，乃至集体身份和世界国家的形成，都明显或含蓄地表现了你的自由主义理念。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巴尔金认为，美国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有着深嵌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内涵。马丁·肖（Martin Shaw） 的批评更加尖锐，他认为温特建构主义是美国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为美国实现以自己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理念整合和建构（或重建）世界观念结构服务的(Shaw 2002)。
我们回到建构主义与其他理论的融合问题上来。在你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误的话，你是既要建立一个社会理论，又要建立一个国际政治理论。也就是说，在第二层面上建立社会理论；在第一层面上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你书中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政治领域的实在理论。你提出的三种文化、集体身份的建立等重要问题，是专门用于国际社会的。在这个意义上，你" 的理论已经不是一个社会分析的一般性模式。在第一层面上，社会建构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
如果说社会建构主义的目的是建立国际政治理论，那么，根据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原则，它必须有着明确的基本假定，并且这些假定与其他的理论范式的基本假定不可通约。古典现实主义的几个基本假定（诸如国际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是冲突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诸如相对权力并非极端重要，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是和谐合作等）相比，是不可通约的。当年，人们批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所谓的“新新趋同”，指两大理论流派的基本假定相互通约。建构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流派，其基本假定是不能与其他理论的基本假定趋同的，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以为，巴尔金的最大挑战不是他试图将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起来，以建立现实建构主义的理论流派，对抗你的自由建构主义。他的挑战在于，如果这种融合成功，那么，建构主义就只剩下一个躯壳，而失去了它的精神。巴尔金的“建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建构现实主义”。他在文中也确实使用了“建构现实主义”的说法，也就是说，建构主义是分析框架，现实主义是思想实质；建构主义是标，现实主义是本。如果这种研究议程成为建构主义的主导发展取向，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主义就会名存实亡。
三、地缘－文化建构主义
秦亚青：不过， 巴尔金的批评倒是给了我一点启发。既然他使用了温特建构主义或曰美国建构主义的概念，他就含蓄地引入了建构主义的另外一种分类方法，亦即以地缘－文化为基本特征的建构主义。既然有美国建构主义，就可能有英国建构主义、欧洲建构主义、中国建构主义、东盟建构主义等等。你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指出，存在两种结构：一是微观结构，二是宏观结构。在微观层面亦即单位层面上，可能存在多种路径，最终形成某种宏观的、体系层面上的观念结构。所以，我想提出这样一个地缘－文化概念，对建构主义另行分类。这样进行分类，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考虑。第一，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与自然结构不同，前者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亦即受到历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第二，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划定了社会活动的境域（context），行动者只能在这种境域中互动，他们不可能在超越这种境域中的空间和时间里进行互动，在这种境域中的互动产生了共有知识；第三，由于在微观层面上的互动有着明显的地缘文化特征，不同社会在微观层面上很少能够以完全相同的路径走向宏观结构。如果我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以地缘－文化为特征的建构主义学派就可以出现。也就是说，不同地缘－文化境域中的社会可以产生不同地缘－文化特征的建构主义流派。地缘－文化建构主义观是具有时空两个纬度的。你在过去的一封信中谈到中国的建构主义学派，并认为现实建构主义是可能出现的中国学派。但我觉得，中国建构主义研究议程中包含了较多的自由主义的成分。
温特：我非常喜欢你提出的地缘－文化建构主义的概念，不同地缘－文化可以产生不同流派的建构主义，遵循不同的微观层面路径，形成宏观层面的结构。实际上，你的论点说的是国际体系文化中的区域分异（differentiation）问题，亦即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结构。
我认为，这不仅仅在经验层面上是真实的，而且在理论层面上，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所以，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发掘（仅举一例，如果将这种理论与“文明冲突论”进行比较研究，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就涉及另外一个因素，即以国家冠名的理论，比如中国的建构主义学派。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提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自由建构主义比现实建构主义更有影响，我不知道这是否反映了真实的情况。我很想知道这方面的发展。我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米尔斯海默访问中国。他回来之后，谈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交流。从他的谈话中，我的感觉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是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也许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表现出其他的观点和自由主义的倾向。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自由现实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占主导地位，中国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外政策是现实主义成分多还是自由主义成分多。这可能是验证中国是否沿着一条独特的地缘－文化路径走向全球宏观结构这一命题。在这一方面，我不知道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是否能够充分解释中国的路径。还是在这一方面，我也不清楚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是否能够解释美国的对外行为，至少是目前美国的对外行为。
秦亚青：虽然在谈论中国建构主义的时候，我使用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词，但我觉得真正的、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主义还是不能与其他主流理论融合的。建构主义的大部分核心假定是社会性的。这可能是巴尔金的观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是，一旦这些假定作为分析框架用于国际政治，它们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理论假定的不可通约特征。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这类实体理论的核心假定不是十分清晰，所以，融合说具有吸引力。我以为，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建构主义的核心假定，使其明显地不同于其他主流理论派，而不是通过观念谱域的拓展使其与其他理论融合。这样，才能够使建构主义在理论之林中保持独立的理论范式地位和独特的解释能力，而不至于消失在现实主义或是自由主义或是两者的思想海洋之中。
参考文献：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5, 2003, pp.325-342.
J. 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 Constructiv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6, 2004, pp.349-352.
E. H. Carr,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39/1964.
Daniel Deudney, “Dividing Realism: Structural Realism vs. Security Materialism on Nuclear Security and Proliferation,” Security Studies, No.1, 1993, pp.7-37.
Ma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Jeffrey W. Legro, “Which Norms Matter? Revising the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1997,pp.31-56.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1948/1973.
John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1998, pp.855-885.
Martin Shaw, “Waltzing Alexander: Constructing the New American Ideology,” sussex.ac.uk/Users/haf3/wendt.htm, 2000.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1979.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1987, pp.335-370.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是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后果。国际关系中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与其他学科中的女性主义(Feminism)理论共同培育了国际关系中的女性主义。它借鉴生物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女性主义为研究视角，以社会性别(gender)为核心分析范畴，通过将性别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揭示国际关系的男性特征，致力于发现隐藏在主流(mainstream)理论及其实践背后的国际关系真实图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带来这样一种清新的观念，即国际关系学及为国际关系提供理论素材的世界政治都是性别化的；生别是构成国际关系及国际关系学的基本要素。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经两个10年，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第一个10年主要是批判主流范式特别是现实主义学派的男性特征(masculinity)；第二个lO年围绕性别和国际关系的关联与主流范式展开争论和交流。从理论的主题看，第一阶段致力于将妇女与妇女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第二阶段则更多地尝试从完整性别而非单一性别的角度理解国际关系，建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推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走向成熟。
一、批判：揭示主流文本背后的性别故事
在学术研究中似乎一直存在这样的传统：以普遍性压制乃至取代特殊性。就两性关系而言，男性被定义为自我(self)，用以指称主体性、普遍性；女性被定义为他者(other)，用以表示非主体性、特殊性。排斥妇女及女性特征是传统思想、话语和理论基本的结构性原则。这一传统延续至国际关系学就是主流理论挤压女性主义等边缘理论。面对主流理论的围堵、排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要获得生的权利，为自己争得学术发展的空间，就必须抓住主流理论的致命缺陷——性别缺失予以重击。自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学以来，女性主义学者致力于通过两条路径反映国际关系中的性别图景：一是通过“添加妇女(adding women)”，揭示男性及男性特征如何造就了性别化的国际关系；另一则是追问“妇女在哪里(Where are the women)”发现作为“国际关系中被掩藏的行为体”，的妇女。这两条路径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计划。从主流范式的角度看，女性主义与人们的传统认知是不和谐的，它要求质疑并颠覆主流范式的核心假定，寻求听到沉默者，发现隐而不见者，呈现出主流文本背后的真实图景。因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最首要的功能是批判性的，其批判的矛头直指主导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范式——现实主义，揭示主流话语的性别倾向。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被认为是与性别无关的，性别议题从未出现在主流理论的视阈之内。从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产生、发展看，似乎只有一种性别——男性——可以界定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过程与行为是由男人操控的，其理论是由男人设计的，由此得出的观点由男性思维及男性模式的支配，妇女和妇女问题是处于国际关系之外的。现有的理论范式不可能体现并增进妇女的利益，也无助于提升妇女的地位。通过确立男性的主导地位，以及忽略妇女的贡献及议题，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实践呈现出片面性和男性气质特征。声称与性别无涉的国际关系，实则是高度性别化的，主流理论实为男流(male stream)理论。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来自边缘的视角，对于分析世界是有价值的，它使我们看到了从中心视角看不到的东西。对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自己确定的首要任务就是以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主流范式的性别意蕴。
国际关系学的基本范畴及理论假定是由现实主义确定的，现实主义范式首当其冲成为女性主义批判的对象。女性主义认为，现实主义的前提假定、基本概念、理论进路、最终结论都是包含性别隐喻的。现实主义理论形成及推论的过程完全受男性与男性特征主导。从自然状态到国家，以至国际社会每一个环节的设计都在不断摒除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最终成就了具有女性缺席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指出，在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中，故事与其背景间的依存关系被抹杀了，故事所赖以存在的背景隐而不见。现实主义(也包括新自由主义)将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其叙事的基本前提和立论的基石，以此为逻辑起点推衍出了理性、权力、暴力、自助和战争等一系列核心概念与重要结论，并最终搭建起理论大厦。无政府假定是现实主义推衍出性别化理论体系的根本，发现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别特征对于揭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性别特征具有决定性意义。质疑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对主流理论的本体论发起挑战，进而对其理论体系进行整体性的颠覆，改变主流叙事模式。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国家产生前自然状态在国际社会中的表现。传统政治理论中，国家作为政治生活的核心是男性的领地，女性则处于私人领域——家庭之中。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是与女性无关的。在此意义上，国家造就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根本上是男性造就的，其前提是女性的缺席。女性的缺席是现实主义叙事的潜在背景，在现实主义的叙事中，它被隐藏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之后。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沿着现实主义理论生成的逻辑，逐一检视后者理论构成的每一个环节，以破解现实主义性别中立的神话，还国际关系以本原。女性主义认为，在基本概念的设计上，主流范式呈现出典型的男性气质。用以支撑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如国家、安全、权力等都是性别化的：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国际关系中的安全、权力通常都被赋予国家这一主体之上；现实主义的国家观念是以男性为基础建构的，国家是理性人的化身，本质上是力量的体现；依照现实主义逻辑，理性的国家要谋求自身的生存、发展，权力就显得异常重要，而权力无非体现了一种力量对比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衡量力量的主要指标在国际政治中被界定为能直接征服他国的军事力量，即武力；国家间利益的冲突性决定了追求各自利益的国家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本国利益，而解决冲突的主要手段也是最终手段就是战争。理性、暴力、权力、自助与战争等都与传统观念中的男性特征相关联，或是用以表示男性特征的。
在对国际关系的正统理论——现实主义进行性别批判之后，女性主义并不甘于这种挑战者的地位，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建立对国际关系学的性别分析，推动国际关系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多维度成为女性主义的学术使命。
二、论战：与主流范式的争鸣与对话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学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几次重大的学术争鸣和对话。正是在学派的冲突、争论、对话、融合的基础上，才有了今天国际关系学的蓬勃发展。但这几次论战是在认同现实主义范式的基本逻辑或分析框架下进行的，争论集中于学科的边缘地带或停留在哲学层面，从而遗漏了许多能够反映国际关系现实的重要信息。因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以前，“国际关系学内缺乏真正的、规范的争鸣与对话”。而女性主义一经介入国际关系领域，即开启了国际关系学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以主流范式批判者的身份出现的，批判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首要的、根本的特征。在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更多的是集中力量对主流理论进行批评。这导致在女性主义与主流理论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两者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与对话，出现了两套话语体系言说各自理论的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主义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未能引起主流理论的足够重视；一方面是因为操持学科话语权的主流理论拒绝将尚嫌稚嫩的女性主义作为对话的对象，排挤女性主义。无论从女性主义自身成长的角度，还是从学科发展来看，学派间互动性的相激相争都是十分必要的。女性主义将自身的价值定位在超越批判，建立真正意义的学术争鸣与对话，在女性主义与主流范式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而从主流理论的角度看，它们是兼容其他学派合理性的产物，这种兼容性使得主流范式不可能长期漠视新的学术流派和新的思想观念。因此，面对女性主义势头猛进的批判，主流理论开始反思、自省并做出回应。在主流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争鸣与对话问题上，后者无疑具有处于弱势。在大多数社会科学中，女性主义都面临着被该学科的主流范式认可、接纳的问题。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发展表明，不同时期国际关系学被不同的理论范式所主导。这意味着，一方面新学派与新方法须经主流范式的认可方能取得“合法”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新学派与新方法会催生新的理论范式。
主流范式与女性主义的争论目前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性别与战争、和平之关系，即是否必然是“男性进攻，女性和平”，最终归结为“社会性别差异是生物意义的，还是社会建构的”之争；(2)女性主义理论的议题是否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3)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是否能够经受科学的检验，女性主义可否构成一种理论范式。
主流范式认为，女性与男性对待战争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由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造成的，不可改变。一个女人统治的国家将会在充满暴力与争斗的国际社会中处于危险的境地，在当今国际政治中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这成为主流学者反对女性参与国家外交事务，排斥女性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理据。女性主义则认为所谓“进攻的男性”与“和平的女性”的刻板印象是社会化的结果，与生理性别并无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男人制造了战争，女人缔造了和平。将战争或和平与某一性别种类简单连接起来是主流理论的惯用逻辑，它导致主流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简单主义的窘境。在研究议题方面，主流范式是国家本位主义的，女性主义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个人安全是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它关注战争期间的个人，特别是深受战争之害的妇女和儿童。在他们看来，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不是国家而是个人，个人在价值上优先于国家。主流范式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状决定了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基本准则。女性主义所提出的研究议题在主流范式那里一直都是作为高级政治和外交的附属而出现，不符合国际关系的“真正”议题，是边缘化的，距离现实世界遥远，难以为人们所理解。造成两者研究议题差异的根本是女性主义与主流理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对于女性主义而言，方法论问题比研究议题的合法性问题更为紧迫。主流范式或根本上否定存在所谓女性主义方法，或承认女性主义方法的存在，肯定将性别及性别问题引入国际关系视阈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又指责女性主义未能很好地适用于微观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的方法，对国际关系而言是非科学的，进而根本上否认存在所谓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传统思维模式对女性主义的误读。女性主义研究建基于多样性的“真实世界”，催动国际关系对微观层面的关注，描绘隐藏在国际关系议程背后的真实图景，强调从实践，特别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建构理论。在女性主义看来，国际关系并非只是与国家相关的，“个人的亦是国际政治的”。国际关系研究应沿着自下而上的路径，着眼于个人的日常生活政治。主流分析的失误就在于，它忽视了国际关系的微观层面，抹杀了国际关系与性别之间的关系，陷入了狭隘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框架。女性主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独特性，以及它从边缘视角对国际关系核心问题的审视，使得女性主义无法契合国际关系原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模式，而成为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
时至今日，随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影响益隆，主流范式与女性主义的学术地位由原来的极不对称逐步向平等对话迈进，女性主义所指出的主流范式中存在的问题开始引起后者的重视，女性主义学派的学术地位开始逐步得到主流范式的认可。
三、视野扩展：从“妇女问题”到社会性别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价值在于引入性别问题，揭示国际关系在貌似性别中立面纱之下的男性特征，通过使国际关系“性别化”，以期最终改变性别化的国际关系。“对于相信妇女与国际关系间存在某种联系的人来说，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妇女，而真正的问题是社会性别。”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使命有二：首先是在男性主导的国际关系中加入女性及女性问题，赋予男性及男性特征主导的同际关系以女性特征；二是超越单一性别(男性或女性)，使性别问题从边缘到中心，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
国际关系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常常是缺乏性别视角，主要反映男性观点、思维和模式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其概念中排斥大多数妇女的经验，一方面是因为妇女在传统国际关系中的缺席，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是男性思维活动的产物，是建基于男性视角的。国际关系界定对妇女经验的排斥，导致了学术研究过于关注冲突、无政府、权力等议题，限制了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和学科边界。女性经历与男性经历的差异，女性视角与男性视角的不同，使我们有必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妇女及妇女问题。为了改变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排挤、贬抑女性的历史与现实，早期的女性主义致力于将被传统理论所忽视的另一性别——女性带入国际关系，并发现潜藏在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女性。妇女及其经验被传统上关注权力、竞争的公共领域，以及关注代表人类经验的男性观念隐而不见，通过追问“国际关系中妇女在哪里?”，为何我们这个学科关乎的主题与妇女的生活经验相距如此之远呢?”，女性主义对传统国际关系构成了有力的挑战。这一阶段女性主义特别关注“妇女问题”，侧重以女性个人的视角及经验理解国际关系，从与妇女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出发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行为，还女性在国际关系中应有的地位。对于只反映男性特征的国际关系及其理论而言，女性主义对妇女和妇女问题的引入增加了国际关系知识的载体。也正因其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女性主义被误解为是关于妇女的学说，似乎它只是关于人类的一半——女性的理论，而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社会性别则被指责为妇女的同义语，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正如女性主义方法批判主流范式时指出的，仅从一种性别的视角，以单一性别的经验打造理论是有缺陷的。主流理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仅从男性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如果反对、摒弃男性视角及男性特征的同时，却单纯从女性视角认识国际关系，无疑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仍然难以全面地认识国际关系，同样会陷入狭隘本体论的困局。为了避免重蹈主流理论本体论狭隘主义的覆辙，女性主义方法明确否定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所追求的就是或应该是将妇女引入国际关系学。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识到，自身的目的不应局限于仅仅在现有理论框架内“添加(adding)”妇女问题，在由男性特征界定的诸如公共领域、军事、理性、政治认同、客观性、“经济人”等范畴中简单地“添加妇女”，而是要彻底地改变主流理论的思维结构、理论架构，改变主流文本的男性假定前提及其性别化的内涵，从根本上颠覆、改写国际关系理论，最终达到自我实现之目的。
在将女性及其视角引入国际关系之后，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性别需超越于“妇女问题”来看待，不能简单地视妇女为特例，更不能将性别直接等同于妇女，而应该质问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如何共同造就了性别化的国际关系，性别问题如何塑成了该学科的概念、思想和机制。这标志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人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开始走向成熟。女性主义所谓的性别不仅包含女性，也是关于男人和男性特征的，只有全面地对待性别问题才能切中国际政治的核心。而恰恰是在有效添加妇女和妇女问题，弥补了主流研究的性别缺憾基础之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才能超越这些局限，进而研究由妇女和男人共同参与的世界政治、经济进程。这一时期，女性主义开始正确看待、评价主流范式，对其理论贡献予以了肯定，并开始寻求与主流范式的沟通、对话。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无论单纯从男性的角度，还是仅以女性的眼光，其所见都是有限的、不全面的。这个世界是由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构成的，单纯从任何一种性别视角观察世界所得到的都是片面的认知。同时女性主义视角也不能完全涵盖其他研究视角，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全盘否定主流理论或既往的国际关系研究，而是致力于为人们提供认识世界的另一条路径，使人们看到主流理论所未见的或忽视的事实。
四、面向未来：构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体系
一个学科中一种理论范式从萌生、成长到最终成熟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1)确定独立的研究议题：(2)对主流理论进行批判、吸纳；(3)开辟独立的研究领域，对本学科产生重大影响。就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这三个阶段表现为：(1)性别问题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阈；(2)对现有理论范式的性别缺失予以批判；(3)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成为国际关系学中的独立研究领域，形成完备的研究体系和独特的方法论，对整个国际关系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女性主义之于国际关系尚属新生事物。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进行“圈地”不过二十余年的历史。相对于主流范式，女性主义仍处于边缘地带。
历经对主流范式的批判并与后者展开激烈的争锋，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地位基本得到认可，但女性主义走向成熟与进一步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三：一是进一步消除主流范式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轻视、误读，弥合与主流范式之间存在的鸿沟；二是搭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自己的研究体系框架，确立系统的研究议题；三是弥补方法论的不足，建立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女性主义方法论。客观地讲，女性主义理论能否在国际关系领域稳步、健康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主流范式的关系状况，而主流范式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指责多起因于后者在理论与方法论建构方面的缺陷，因此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后面两个问题的关注与解决的程度。
女性主义者往往抱怨，在国际关系领域主流范式对女性主义的理解相当狭隘，对女性主义富有改造、创新作用的理论洞见却视而不见。传统理论家指出，女性主义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没有为分析国际关系提供一个复杂的理论建构，它极不严谨，缺乏一个具有内聚力的、有组织的框架。国际关系学是一门探究国际关系实质和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的学问。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对现实的抽象，不仅要对国际关系现象进行客观的描述，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国际关系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为人们答疑解惑是其基本功能之一。而女性主义理论陷入了过于关注世界政治环境和世界政治研究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怪圈，重描述轻解释，重批判轻建构，没有为指导全面的分析提供解释性的理论工具。
国际体系乃系国际关系学界运用于分析国际关系的逻辑出发点，系指两个及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一国对其他国家决策产生足够影响而促成某种行为时所发生的体系。［1］国际体系具备的诸要素:体系范围、结构、单位行为体、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规则及支撑体系的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本文从国际法视角阐述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变迁。
一、国际关系的体系观
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三大国际体系观，各自将国际关系置于国际体系内进行分析，各自论证方式不同，结论也不一样，分别形成的各自体系对应为:结构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
(一)国际体系的属性认识
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属于单向的静态体系，一方面，国家间的互动不会对国际体系造成影响，只是国际体系对国家间的互动产生作用，谓之“单向”;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并不会自己互动，而是由外力(如国家权力)来推动他们互动，谓之“静态”。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权力结构对国际体系的重要影响，但主要强调“进程”，从成本－利益角度来论证，将合作互动具体落实为“制度”形式。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客观存在的，但它认为是通过行为体人为改变的，而非天然存在的，国家利益和制度都只是通过观念建构起来的。
(二)对“互动”的理解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内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单元无须分开，处于单元层次，行为体运行的动力来源于外部力量，每个国家被比喻为球台上的一个球，当球杆打出之后，球与球之间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物理性的互动，并产生某种结果［2］。因此，它认为国际体系内不可能存在合作，即便是有合作，也是程度极低的合作。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深受行为体自身的权力影响，但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仍然对于形成国际体系产生重要作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多是不考虑权力因素通过合作来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合作将产生各类制度规范，进而发挥约束行为体行为的效力，同时使得行为体对其行为产生预期。建构主义所认为，行为体之间不断的实践活动将首先消除私有观念，形成共有观念，最后产生社会性的观念结构，谓之“文化”，或以“共同体”之概念来表达。［3］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始的共同体、上升的共同体和实现行为体的彼此认同，三个阶段均基于共同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互动的主要方式。
二、当代国际体系的要素变迁
按照秦亚青教授的观点，国际体系在发生延续与变革，他从国际体系本体和要素两个方面对国际体系展开论述，认为体系本体依旧没有发生质变，但体系要素却发生了变革。［4］国际体系本体上还是以为原则、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为体系在运行，但国际体系诸要素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革。
(一)行为体:单一国家向多元主体转变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后，单一国家都一直是国际体系内部唯一行为体，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一大批组织在二战之后纷纷成立并在国际社会事务中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些组织目前难以取代国家，但长远看来，国际组织有可能具备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地位，特别是在诸多需要国际组织参与的领域，比如军事安全、恐怖安全、经济危机的处理等方面，已经超越了一国的能力范围，甚至若干个国家的合作也难以解决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诸多国家共同联合开展。国际组织可能成为诸多国家利益诉求的共同载体，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发挥其重大作用。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个人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愈发明显重要，当然也就包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了，尤其在人权方面，个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概言之，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单一国家作为国际唯一主体的局面将被多元的国际主体共同支配的现实所取代，而多元主体的行为必将给国际体系带来更多且更复杂的影响。
(二)结构:硬实力与软实力并存
国际关系理论谈及结构，实质是指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所强调的政治权力是一直以来支配国际体系的硬实力。结构现实主义就是将权力在国际体系内的位置排列看作是国际体系最重要的方面，认为权力是决定国家行为与其在国际体系内位置的唯一重要因素，硬实力对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甚至决定了一国的对外行为，霸权国家就是实例，20世纪以来，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尽管有一段时间因为苏联的出现，使得国际社会呈现均势局面，但这同样是源于二者拥有其他国家没有的军事力量。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认识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不约而同弃战转向将经济发展作为各自的首要战略目标，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实力在战后得到了巨大发展，各自藉此成为世界多极化的一极。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软实力一说，［5］他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力都归为软实力范畴，与硬实力并列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将发挥超越硬实力的作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二者可以相互影响和作用，自由制度主义为此还创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互动:能力与频率提高
全球化促使互动能力得到极大地提高，而互动能力的提高也使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互动的程度首先与科技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它是支撑互动的基础。互联网和高科技打破了传统的地缘界限，前者实现了虚拟空间的自由交流，后者使得地理空间上的交通变得更加顺畅和便利。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频率不断增强，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国际交往更加广泛和深入，互动愈加频繁，国际社会趋于融合，以往国际所呈现出的碎片化正在逐步整合，在行为体的作用下，世界被勾勒出一幅宏观层面的国际体系图，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断在进行过程建构的结果，并且这一结果在未来的时间里将因持续与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互相作用而不断发展。互动的目的就在于解决某些问题，其结果可能表现为冲突，也可能表现为合作。比如，经济上的互动，欧债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都显示出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彼此之间需寻求更大程度上的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互动是相当频繁的。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传播日新月异，各国文化的互动结果则可能表现为冲突。建构主义认为文化就是观念结构，文化的融合实质上就是其所强调的共有观念，行为体实践与其观念之间的互构其实就是一种互动，观念在行为体的实践互动过程中趋于统一与融合，即为共有观念。
三、国际法对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影响
英国学者莱德利•布尔提出国际社会概念，认为国际体系进一步发展就是国际社会，视乎是否出现基于共同观念所遵守的国际法律规范。从环境治理角度切入，探讨国际法律规范在当代国际体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全球环境治理目标实现唯有依靠国际法予以规范达成。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法
国际体系变迁是一个进程(process)，意为国际体系中的个体或曰单元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6］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通过制度合作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将国际制度定义为“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7］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进程是国家通过主动建构国际体系观念结构的实践活动，行为体交往的初始行为通过互动产生了主体间意义，在形成共有观念基础之上产生社会性的观念结构，因而形成共同的规范、规则和程序。二者无一例外强调运用规则、原则和程序来保障国际体系进程的实现和维系国际体系的运行。在国际体系互动进程问题上，借鉴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得出结论［8］:国际体系乃过程建构的结果，而过程建构将孕育国际法。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是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社会性建构作用，认为社会性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要素，该理论假设之一就是坚持国际社会进化的原则，认为国际关系的运动是变化的，是行为体的能动作用使然，同时相信国际体系的变化是朝着更加符合人类期冀的方向变化，也就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一个不断地通过主体间的实践活动来建构的过程，或曰过程建构。在其看来，过程就是指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其重要作用在于孕育规范。既然规范是行为体广泛接受的适当行为的准则，那么，规范的孕育和形成动力之一，就是来自过程本身，就是说，规范不仅是行为适当性的标准，而且也是规范参与者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过程使得规范得以塑造实践者，也被实践者所塑造。过程的运动既意味着规范通过行为体的社会性实践被持续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共同利益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也意味着这些被建构的规范和规则反过来对过程的持续又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国际法对环境治理体系变迁的功能
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国际社会在体系变迁中运行不免失序，国际法无疑是使之更加有序运行的有效路径。国际关系学对于国际法概念界定，主要从国家行为体的角度将其概括为一种行为准则，分为限制性法律规范和构成性法律规范，前者主要体现为限制，后者则首先体现为构成。当代国际体系已非沃尔茨时代的单一政治体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或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宏观国际体系内部已经或正在建构更多的子体系，纵横交错，稍有不慎即可能引发宏观体系秩序的混乱与无序。国际法的产生、传播和发展已经与国际体系的运行形成了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国际法之于国际体系的作用可谓不可或缺。一方面，多元主体使得规范化趋势增强。当代国际主体的多元趋势源于全球性事务的日益增多，并且处于不断膨胀的过程。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所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作为单一国际主体的国际体系正在变革，国际组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深层次反映出全球性事务的大量涌现，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唯一行为体已经难以应付这些全球性事物，比如恐怖组织威胁、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都是当代所出现的新问题，覆盖面及其广阔，甚至延伸至全球范围，影响整个世界，这些问题涉及各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如不加以处理或者处理不当，势必给各国造成深远的消极影响，既然一国无力处理好这些全球性事物，只有通过国际组织来解决，在世界无政府的背景下，各国所组成的国际组织只能依靠相互合作来维系，而合作的重要载体就是国际规范，无论是基于经济学的成本利益考量，抑或基于共有观念的成形考虑，规范都将通过制度化和社会化而得以实现其效能，国际组织在当中将充当规范制定、执行和监督的平台作用，使得国际社会能够依此作为其行为的预期和指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问题的互动由国际法保障实施解决。在国际体系理论中，互动是体系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互动亦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正如上文所言，全球性事务需要行为体之间的频繁互动，无论是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抑或建构主义(包括西方建构主义和秦亚青教授所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所倡导的规范建构，都以互动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内涵视之，各国不同程度地发展多边关系，互动结果是各方寻求彼此都予以承认或是遵守的共同规则来加以调整和协调，此即国际法。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就是范例，为解决目前及未来所面对的国际性事务，组织内部的各国际组织也分别相应地制定规范性条约来保障通过互动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像核安全问题，联合国及其相应的内部组织制定相应的规制核行为的一系列规范和原则，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限制全球核危机爆发及保障因核试验而带来的战争危险。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组织，其内部各成员国所制定的各类多边协议或者是适应性不一的规范性文件，都在不同程度地保障国际经济互动的有序进行，同时也能够在规范的指引下寻找到解决各类经济问题的途径。本文以环境治理为例，建构具有普适性的国际法，以此为基础和依据，各国互动显其意义。1．无政府状态下环境问题的产生国际体系的变迁并未实质改变其本体，即国际社会仍旧处于无政府状态。全球环境问题却愈发严重，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在客观上给人类带来危害的程度和广度前所未有，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无政府状态下这就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中，各国愿意搭便车而非主动采取行动来解决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国际政府像国内政府那样采取强制性措施统一解决问题，各国从其本国利益出发，观望之态者甚于主动为之者，诸如气候减排这类环境合作的困境就在于国家认知其主动减排的成本将远远大于收益，最佳方案就是搭便车，等待获取其他国家主动减排所带来的公共收益，美国对待气候变化的政策较为消极的原因便是实例，其认为如果该国主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尽管可能有所收益，但相对收益会较小，而其他国家可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相对利益，这严重不符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应该为了主要是其他国家未来世代的利益而让国民承担大量的成本［9］。2．要素变革下的治理路径:建构国际环境法律制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治理得到不断加强，国际环境条约数量和缔约国数量不断增多，［10］，尽管并非所有的条约及缔约国都能发挥效力和遵守条约;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代表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环境组织在环境治理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归因于国际体系主体多元化的结果，国际组织功能发挥愈加明显;公民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变迁中的多元主体趋势有助于冲破传统国家利益的枷锁而使得环境问题得以治理。在上述言及的相当数量国际环境条约中，臭氧层治理方面的国际法所发挥的实效性最强。1987年制定的《损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被普遍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国际环境协议，该议定书先后经过五次修改，已有190个缔约国加入和批准，协议实施后，共有超过85%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被淘汰，科学家依此预测到21世纪上半期，臭氧层将会得到恢复。［11］臭氧层国际协议的实施成功，证明国际法在臭氧层治理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功效，从法律实施的有效性角度看，《蒙特利尔议定书》不仅使得缔约国履行相应义务，而且能够通过该议定书解决南极上空臭氧空洞问题，说明此议定书是有效，也证明包括臭氧层在内环境问题解决最佳方案只能是缔结具有普适性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本文从国际法角度来探讨当代国际体系的变迁问题，以全球环境治理为例，基于法律的稳定和预见等特征在其调整社会关系的优越性考虑，认为国际社会有与国内社会相类似的方面，而建立在观念共享或成本收益上的国际法在调整国家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方面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定纷止争、奖罚分明，使得国际行为体对其行为产生预见性，保证国际体系朝着稳定和有序的方向前行。
［参考文献］
［1］［英］赫德利•布尔，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7．
［2］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32．
［3］袁正清．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解析［J］．欧洲研究，2003(4)．
［4］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J］．外交评论，2010(1):1－13．
［5］约瑟夫•奈教授在1990年在其论文＜软权力＞、＜世界权力的变革＞及其著作＜必定要领导———正在变化着的美国权力的性质＞中提出和阐述了软权力概念．一般被界定为三方面的要素:价值标准、市场经济和西方文明，其重点在于社会联系、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组织机制对国家的影响．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92－393．
［6］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
［7］［美］基欧汉，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5．
［8］过程建构主义乃我国学者秦亚青教授所主张，他认为国际关系学派中应有中国学派的位置，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是“关系”，这恰恰是国际关系三大流派所共同缺失的，主张借鉴主流建构主义，将“过程和关系”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提出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09(3)．
［9］JodyFreeman，AndrewGuzman．气候变化与国家利益［J］．公法研究，2012(1)．
一
华尔兹对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个重大革新是把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素从人性转移到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为权力的争斗，其动力来自人的本性，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充分反映了这种以人性为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观点。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华尔兹在第一部著作里并没有完全否认人性的因素，但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开始把体系结构作为国际政治的唯一分析层次，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的最根本秩序原则。参见KennethWaltz,Man,theSt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
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McGrawHill,1979).其他理性主义（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与华尔兹观点是一致的。阿尔特和杰维斯认为“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根本事实”；奥伊指出：“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因为没有中央权威机构可以限制对利益的追求。”RobertArtandRobertJervis,InternationalPolitics
(Boston:Little,Brown,1986),2nded.,p.7;KennethA.Oye,
CooperationunderAnarch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p.1.以上转引自HelenMilner,“Anarch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
inDavidBaldwined.,NeorelaismandNeoliberalism:TheContemporaryDebate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pp.144-145.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以无政府性为起点研究国际制度。他把无政府性视为“表述了国际政治的特征”的基本体系要素。K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Boulder:Westview,1989),p.1.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美国研究理性主义学派对无政府性不加质疑地接受说明了无政府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地位，也表现出无政府性这一概念的几重意义。首先是其本体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既然是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只要国家体系存在，无政府性就是这个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其次是方法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成为国际政治中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无需质疑即可以认为属真的东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都以这个假定开始。如新现实主义从无政府性开始考虑为生存的竞争，新自由主义则从无政府性开始讨论为发展的合作。第三是学科意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政治学的基本次领域也是以这个基本假定分界的。这样，无政府性就具有了对国际政治定义的功能。
无政府性的基本定义是没有集中的权威权力机构。虽然无政府性具有无秩序状态的意义，但是现在很少有人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无秩序状态。布尔对国际体系存在秩序的事实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并因此称之为“无政府社会”。HedleyBull,TheAnarchicSocie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7).所以，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无政府性即缺乏有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亦既华尔兹所说的“缺乏全体系范畴的权威机构”和基欧汉所说的“世界政治中缺乏一个共同的政府”。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88；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p.1.对于新现实主义来说，无政府性派生出两种国际关系的基本意义。第一，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使得国际体系必然是自助体系。在无政府条件下，体系单位是相似的单位，具有同等的，在它们之上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无政府性意味着权力分散，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能够保障个体成员的安全，因此，体系成员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生存和财产权利。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p.91-93.第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使得国家必然寻求和推行权力政治。无政府性造就自助体系，自助体系导致安全困境，国家面临安全困境的应对方法只有采用权力政治的政策，其结果是无休止的权力竞争和利益冲突。根据这种推理，格里克指出：“国际无政府性造成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JosephM.Grieco,“AnarchyandtheLimitsofCooperation:ARealistCritiqueoftheNewest
LiberalInstitutionalism,”inBaldwined.,NeorealismandNeoliberalism,p.116.
所以，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假定国际体系具有无政府性的基本特征，由于无政府性的存在，国际体系必然是自助体系，自助体系又必然导致权力政治，结果是军事竞争、势力均衡和国际战争。这被视为无政府性的唯一逻辑。新自由主义虽然在权力政治问题上面有所保留，但是同样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自助本质作为基本理论假定，把研究重点置于国际制度如何削弱无政府性的负面影响上面。RobertAxelrodandRobertKeohane,“AchievingCooperationunderAnarchy:StrategyandCooperation,”
inOyeed.,CooperationunderAnarchy,pp.226-254;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
World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关于国际制度和无政府性问题，亦参见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1、291-297页。这样，无政府性似乎确实成为国际体系的固有属性，成为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行为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成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成为一切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
二
无政府性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第一推动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认真的质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尤其是体系层次的研究，大部分是以无政府性为切入点的。但是，无政府性是国际体系根本特征和客观属性的命题是否确实属真？这是温特提出的一个重要质疑。温特在1992年的重要论文里对无政府性提出了质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参见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s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WTBZ〗,Vol.46,1992,pp.391-425.根据逻辑推理，如果自质真是由无政府性派生的，权力政治真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那么，无政府性的竞争逻辑也就属真，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命题也就成立。但是，如果推导不出这种逻辑上必然，无政府性的实质、内容和作用都须另当别论。
所以，要从根本上否定无政府性作为国际政治第一推动的论点，就要证明自和权力政治不是无政府性派生出来。为此，温特作出的替代假设是：自和权力政治的产生和存在是国际体系成员的互动进程和实践活动导致的，与无政府性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没有国家直接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国际结构，就没有所谓的无政府逻辑。由于自和权力政治是国家之间互动的产物，所以它们是社会性、制度性因素，不是无政府性内在的逻辑和必然的结果。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4-25，313-318页。
首先来看无政府性是否必然派生自。
新现实主义认为，自身安全是行为体的第一考虑。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保证行为体的安全，行为体只好自行保护自身安全。所以，无政府性必然派生自体系。温特的驳论是：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即使行为体的第一考虑是自身安全，体系也不是必然呈自质。当体系呈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至少有着两种可能的体系特性：(1)如果体系成员相互之间是敌人，那么，行为体势必担心自我安全，并且需要依靠自助的方式保证自己的安全，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体系呈现自。(2)如果体系中的成员相互之间是朋友，行为体就没有必要担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行为体相互之间不会形成安全威胁，并且即使受到其他非体系行为体的威胁，也会相互维护安全。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体系不呈现自，而呈现助他性。据此，体系是否呈现自不在于它是否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在于体系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91-193，318-328页。
身份关系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行为体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实践确定的。两个从未谋面的行为体不可能互为敌人，也不可能互为朋友。它们只有通过相互接触和相互行动，才可能确定对方是敌是友。正是这样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互主意义，亦即形成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共有观念或集体意义，集体意义建构行为体身份，也建构了与行为体身份相吻合的利益。当行为体考虑自身安全利益的时候，首先影响到这种考虑的是自我与他者的认知性认同：正向认同就是朋友，反向认同就是敌人。无政府性到底具有什么逻辑、体系中物质权力分配到底有什么意义，都取决于这种认知性认同的差异。如果国家相互之间是反向认同，无政府体系就是争斗性的安全体系，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体系当然是自助体系。如果国家之间是零向认同，无政府体系就是一个个体安全体系，一个国家的安全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事情，与其他国家无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如果国家之间是正向认同，则它们就把他国安全视为自己的事情，属于自己责任所在，这种体系仍然呈无政府性，但其基本特征不是自助，而是他助。
以上三种体系都可以出现在无政府性体系之中，即：在无政府条件下可以产生自助，也可以产生他助。这说明，产生自助和他助的根本原因不是无政府性，而是体系成员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认知性认同或互主意义。这就从逻辑上证否了无政府性派生自的命题。
我们再来看无政府性是否必然导致权力政治。
权力政治是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一种基本理解，即：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无政府特征使国家之间出现不可避免的安全困境，由于体系的自助特征，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能够保证国家的安全，国家只有通过推行以权力政治为基本内容的对外政策。这是结构的选择，是无政府性自助体系的必然结果。同上，第328-332页。针对这一观点，温特指出，权力政治是社会建构，不是无政府性必然派生出来的结果。任何促成行动的意义产生于社会互动，权力政治也不例外。为了说明无政府性不可能必然造就权力政治，温特使用了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没有预先的互动经验，那么他们在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感到对方是在威胁自己。如果第一次相遇他者发出的动作和信号是威胁性的，自我经过接收、解释和赋予意义这样一个过程，把这种信号也理解为威胁性之后，才会产生威胁感。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友好性质的，自我经过同样的认知过程把信号也理解为友好的，那就不会认为相互具有威胁。是否具有威胁性是双方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共有知识建构起来的。这也就是说，没有互动性社会实践活动，也就没有威胁和被威胁的意识，促成行为体采取行动的意义也就不会存在。双方对对方在互动过程中的信号有着共同的理解，形成互主知识。这种互主知识不断由互动行为加强，并相对稳定下来，形成观念结构。正是这种观念结构赋予行动以意义。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7-338，412-422页。
据此，两个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相遇，可能成为朋友，也可能成为敌人，关键取决于国家采取的行动和对这种行动意义的理解。一方发出的信号被另一方理解为威胁，并针锋相对地发出同样威胁的信号，安全威胁才会产生，安全困境才得以确立，权力政治才可以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石。如果一方发出的信号被另一方理解为友好，并发出同样友好的回报信号，则不会出现安全威胁和安全困境，双方甚至可以形成安全共同体。所以，结构在本体上取决于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困境不是无政府体系固有的，而是被行为体的互动实践所建构的。如果国家处于安全困境之中，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实践活动造就了安全困境，改变它们的实践活动，就可以改变导致安全困境的共同知识和互主意义。因此，权力政治是社会建构，是行为体在互动行为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权力政治是国家建构的，不是无政府性派生的。
从这个推理可以看出，国际体系本身没有内在的因素使两个国家行为体必然产生敌意。把权力政治必然化的前提是确认无政府国际体系必然造就安全困境。温特指出，这是一个错误命题。实际上，无政府体系本身不足以导致安全困境。这样，无政府性导致权力政治的命题也被证否。
证否无政府性的两个基本命题也就证否了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命题，被新现实主义界定为无政府性唯一逻辑的竞争性国际政治也就不能够继续成为唯一的逻辑。“无政府状态……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版序》，第41页。这一证否意义重大：它已经不再是针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保护带的辅助假说的质疑，而是针对这个理论体系基本命题的“硬核”本身的质疑。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第三节。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疑。
三
既然体系的性质和权力政治的形成取决于国家行为体的互动实践，那么，就没有单一的无政府性，也没有单一的无政府逻辑。行为体的互动实践可以造就多种无政府逻辑，建构多种无政府文化。关于温特对国际体系文化的论述，参见《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六章。这一章从理论上阐述了国际体系文化的类型、内涵、逻辑和形成，是该书的精华所在。
温特提出了三种理想类型的国际体系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所谓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亦即个体之间共有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同上，第180页。这样的知识只能在社会范畴内存在，也只有在社会意义上产生。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规范、制度等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造就的。国际体系文化的构成是由行动者之间的角色结构决定的。角色结构指行为体所相对主体的位置。同上，第325页。国际体系中可以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不同的主导角色结构产生不同的主导国际体系文化：敌人角色结构建构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康德文化。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
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是由敌人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enmity)。国家相互之间的再现是敌人，行为原则是不承认其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并且可以无限制使用暴力。如果国家之间相互角色是敌人，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力图摧毁、消灭，或改变对方；(2)时刻把对方意图向最坏处考虑，任何事件都会与敌意联系在一起；(3)军事实力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既根据敌人的军事实力预测敌人的行动，又认为自我军事实力是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军事方式被认为是唯一可以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手段，发展军事力量被视为安全的保证；(4)如果爆发战争，就会无限制使用暴力，直至消灭对方或被对方所消灭。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8-335页。所以，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互之间的安全完全是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这是完全意义上的霍布斯自然状态。
第二种理想类型的文化模式是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竞争(rivalry)。竞争和敌意有着本质的不同：竞争的双方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权利，这种承认由制度表现出来。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如果国家之间的相对主置是竞争对手，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承认相互。虽然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争执会涉及边界甚至出现领土变动，但是作为一种制度是得到普遍承认和遵守的。(2)重视绝对收益。因为生存问题不是最紧迫问题，所以行为体趋于重视绝对收益，重视未来效应。(3)军事实力比重减弱。虽然竞争导致的冲突可能使得国家诉诸武力，但是军事力量的意义已经不像对敌人那样至关重要。(4)暴力受到限制。一旦战争爆发，竞争对手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同上，第350-354页。洛克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所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杀戮。温特认为从1648年至今的国际体系主导文化是洛克文化，制度是洛克文化的标志性印记，国家的低死亡率表明了生存和允许生存的逻辑。正因为如此，华尔兹表述的国际体系是洛克体系，而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霍布斯体系。同上，第357页。
第三种文化模式是康德文化。康德无政府文化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核心内容是友谊。在康德文化中，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并为之遵循两条基本规则，即非暴力规则和互助规则。这两条规则界定了康德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基本行为取向：非暴力规则意味着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互助规则意味着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将予以帮助。这不是说朋友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但是朋友之间不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问题。〖ZW(〗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0－372页。康德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当一个体系成员受到威胁或暴力侵犯的时候，其他体系成员即使在没有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会尽力相助。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仅不再是威胁其他国家的手段，而且还成为体系中成员的共同财富。这就是集体安全或安全共同体的体系。它排除了完全个体意义上的利益，形成了一种真正的集体身份和高度的利益认同。在这种体系中，个体利益体现在集体利益之中，助人和自助也就融为一体。同上，第373－380页。
温特认为现行的国际体系基本上是洛克无政府文化体系。他对国际体系文化持进化态度，即认为国际体系会逐步朝着规范有序、相互友好的康德文化发展。
四
温特通过逻辑推理，证否了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论点，表明无政府性与自和权力政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证否了无政府性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素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文化的概念，阐述了三种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的理想模式，指出无政府文化是国家建构的。
无政府性是文化因素，这是温特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理性主义理论之所以作出无政府性是自和权力政治的原因这种逻辑上的因果误判，是因为其理论假定把行为体本来只能从社会性互动过程中获得的特征归为行为体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特征。自、权力政治还有无政府性都是社会实践造就的，是社会实践的结果。理性主义理论却物化了无政府性，将其作为自然给定的东西。温特从社会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无政府性，把它从物化中解脱出来，还其文化本意。这也就强调了从事社会实践的、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探讨了这样的行动者持有的目标和价值等意义结构。这些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和能动作用使意义结构成为开放性结构，因此也就使得改变这种意义结构成为可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135-01
1 生存原则及道德含义
(1)个人本身的生存。人的生存是属于自然本能的,无论是平日里的“谋生”,还是危及时刻的“逃生”,只要不危及他人生命,通常既不用谴责也不值得表扬。除非在某种“边缘处境”中,在某种极限危险或匮乏的情况下的“逃生”还可表扬。如：在坍塌井下坚持数天、在海上船只遇险后漂流、从沙漠或极地逃离等。他们发挥了人的潜力、精神、勇敢、决心和韧性,表现出珍惜生命的一种精神态度,这就是生命的价值。从义务来讲,假如说认为自杀有违背一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义务,而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视自杀为人的一种必要乃至完全的义务。不过,在这一问题上还存有争论。
(2)个人关系的生存。谋求自我生存就是自爱表现,是一种常会影响他人利益的自爱,发生利益冲突就会无法避免。实际我们可以识别出类似于国家“安全困境”的一种个人“生存困境”,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珍惜就越有可能损害他人利益甚至生命,最后也很可能对自己利益产生损害乃至牺牲,所谓道德含义也出自于此。纯粹个人行为是不具有道德含义的,影响他人生活行为才具道德含义并对其做道德上的褒贬。在一种文明和政治秩序已存在的状况下,个人行为与个人关系反映着群体间的联系,特别反映着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
2 道德“范围”的重要性
(1)国际性道德的重要性。在人类历史上,道德从氏族、部落到城邦、国家为核心的单位扩展。目前,道德实践虽没超出以国家为根本政治社会单位的伦理,但包含全人类乃至所有生命的伦理观念在强有力地产生影响。人类迄今并没有组织成真正的“大家庭”、政治共同体,而是一直生活在内外有别的政治群体中,道德要求就有内外差别了。所以,群体的领导者自然对这个群体安全及其他利益有优先和权重考虑且富有正当性,毕竟对其他群体同样利益也必须有所顾及。只有致力于保障自身生存也顾及其他政治体中人们生存甚至整个人类生存的行为原则,才可获得一种客观普遍性,构成一种道德原则。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可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道义,这时的政治家或决策者“审慎”不能仅为自己考虑利害后果,也要为所属群体甚至全人类、地球上所有生命考虑这一后果。这种“审慎”也成为一种国家“道德”,甚至是世界性伦理。
(2)利益性道德的重要性。“利益”要考虑群体利益,是个人利益也是道德意义。通过种族、信仰或意识形态来比对利益权衡和竞争并导致更残酷的行为。“生存”固然包含在“利益”范围中,但“利益”概念容易理解为物质或经济利益,不如直接说“生存”或“安全”。国际政治中道德相关性主要是关系生存和安全。一个国家为保卫自己生存和安全是有理由奋起抗争的,但用对外战争来扩展自己经济利益或实现某种自持理想信念显然得不到正当性证明。人类生存原则是处理人际及国际关系的更高原则,是可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对立,可沟通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峙甚至各种理论争论,成为某种可共享、底线共识的东西。
3 生命原则的体验阐述
有些基本道德原则不一定被人们所清楚的认知,而且“道德”之名还被人们进行评判和否认,但它还是被人们不假思索地作为自我隐蔽行为的前提和指导,并透过各种“利益”或观念“冲突”顽强地表现自己。所以依据近代社会的思想发展,阐述出具有明确道德意义的“生命原则”。
(1)生命原则的优先性。“生命―自由―平等”,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的主要三个社会契约论者那里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作为社会伦理原则的一个系列,而保存生命无疑是最优先和最基本的原则。人们只有先生存后才谈其他别的事物。生存是可以制伏和压倒一切的,这个原则在霍布斯那里不仅是主要而优先的,且几乎是仅有的。在其他很多道德和政治哲学家那里还是有机会向其他原则开放的,不过,生命原则总是在最优先的。
(2)生命原则的宝贵性。作为价值原则的一个阐述,假如只从人的视角来看,生命原则的含义包括：一是生命是人类最优先和最根本的价值,是一切其他人类价值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在前面谈到生存是否可作为一个原则来对待已略有说明,所以说这是生命原则最根本也最普遍的内容。二是生命本身作为目标是宝贵的,而不是作为手段而宝贵。康德在他有关“普遍立法”、“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的三个绝对命令中阐述得最为有力。这种区分可以说是非常主要的,因为,也有观点认为人是世间最珍贵的,但只作为一种生产力或战斗力的珍贵。作为有明确道德含义、具有自我意识的原则,将其称为“生命原则”,以此来区别于不自觉地、作为事实上的一种动机起作用的“生存原则”。在现代生态伦理学中,有很多学者强调人的行为决策必须把包括动物、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都考虑进来。
(3)生命原则的义务性。尽管生命是作为目标，自由自在的，宝贵的,那么,所有人的生命就都同样值得珍惜,任何生命都同样宝贵,都应当作为生命来看待,任何人也都应当有尊严的看待自己,都应当给予某种关怀和珍惜,即应该以合乎人道或人性的方式对待所有人。但作为一种义务原则,我们更要强调生命原则义务命令的否定性：即它们主要是作为禁令出现的道德义务。这主要包括两层面内容。一是不要戕害生命,即要尽量避免杀戮和伤害生命,特别是不杀害无辜者。二是给生命提供最根本的供养,即让生命得到基本营养和生活条件。这种物质生存有时被视为“经济利益”,但是否尽可能提供这种基本生存资料并不是简单分配公正问题,而是关系到生存根本道德问题。
4 结 论
总之,上面的陈述已富有现代色彩,特别表现在对价值原则和道德范畴两点内容的陈述。而且这个原则要落实到目前以国家为根本政治单位生活的人们之中,出于政治制度不同,实现程度自然也有所不同,而且不可能完全消弭一种内外差别。在国际政治中这种道德义务主要体现在应当尽力避免暴力和战争、在战争中尽力避免残酷和毁灭,特别是避免伤害平民和无辜者,而核武器当前仍然是威胁各国安全和全人类生存的最大危险。我们最深切的希望是世界和平,人人都能以和谐的思想来面对一切,这样,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一份力量,人们才可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专业骨干课程是政治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为此，每年选取若干门政治学科骨干课程进行专项建设。比照国内一流大学政治学专业课程建设标准，制定了详细的课程建设方案，并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针对既有的教材不能适应“合训政治学专业”建设要求，我们成立专业教材建设指导小组，按照“文理交融、指技兼备、军地相容”的思路，先后派出3个调研组，深入地方著名高校、基层部队进行专题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对教材进行修订和完善，并及时将政治学理论、信息化战争、体系作战等前沿问题引入教学，建立了一批体现政治学学科要求、与军事斗争准备密切相关、部队建设急需、有较高军事技术含量的专业教材。同时，建立了教材内容更新机制，及时将新理论、新知识和部队基层建设新经验，纳入教学、进入教材，初步形成了必修课与选修课教材相配套、教材与讲义相结合、文字与多媒体课件等电子教材相衔接的教材体系。
二、构建“学科、教学、科研、团队”合力育人的新机制
坚持以“学科”为支撑，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动力，以“团队”为基础，建立了学科建设与条件建设良性互动、科学研究与团队建设互相支持的机制，促进教学科研向育人方向聚焦，推动学科团队为人才培养服务。
在“大政治学”学科视野下，“合训政治学专业”以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理论、应用经济学、军队政治工作学等三个一级学科为依托，以国际关系硕士点、国防经济硕士和博士学科点、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和博士学科点以及军队政治工作学硕士和博士学科点等相关学科点为支撑，大力加强了“合训政治学专业”建设的学科基础。适应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我校“合训政治学专业”确立了“大国外交与国际安全、地缘政治与周边安全、执政党建设与政治安全、军备控制与太空安全、国防制度与军事安全”等5个学科研究方向。依托高水平的学科平台和研究平台，积极探索政治学专业教育教学规律，建设了一支结构合理、学术水平高、创新能力突出的教学科研队伍，取得了一批军内外较大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
始终坚持科学研究与专业教学相结合，围绕教学搞科研，搞好科研促教学。8年来，政治学专业教学团队成员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课题1项;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一般课题、青年课题和后期资助课题等10项;出版了各类学术专著和教材12部;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60余篇，相关学术成果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反响。与此同时，政治学专业教学团队强调将研究成果以专题教学的方式进入教学，提高了教学质量。其中一项获全军教学观摩一等奖。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十分紧密，其是国际关系法制化的结果。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对国际经济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其价值论的不足导致多边贸易体制偏离了社会正义，使得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困境。与之对应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推动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法的发展。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新自由制度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应全球形势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是美国着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他们合着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的世界政治》一书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巅峰之作。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全球主义等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
新自由制度主义摒弃了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冲突这样一种理念，更加倡导国与国之间或组织与组织之间通过一种默契的行为使双方之间或多方之间达成一种双赢或共赢的利益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当中，国与国之间只有趋利避害，才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达成一致，使参与其中的行为体在无政府状态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中，将这场博弈达成一种“非零和”（Nor-Zero-Sum）的结局，从而使其在博弈中达到最优。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保证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是国际制度，因为国际制度可以通过加大或减少国际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提供可靠的信息、调整博弈效用结构、加强互信行为、加强对未来的重视，使行为体相互期望值趋同，达到促成国际合作的目的。①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认为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至少同等重要，而且经济利益显然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②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国为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制定符合世界市场统一趋势的国际经济规则便成为欲求之目标，拆除各种不利于经济自由化的法律壁垒成为晚近国际经济规则谈判的主要内容。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一揽子协议是二战以来国际经济自由化立法的最重大成就。
新自由制度主义价值论的不足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在对国家行为的分析中，把道德因素排除在外，国际合作不需要依靠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品德、共同目标、中立标准，或是共享深嵌在文化中的价值意识。这样一来，新自由制度主义在价值观上的缺失，对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偏离“社会正义”的倾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现有立法倾向是对发达国家有力的形式的“程序正义”，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紧迫需要的“社会正义”。其表现在不顾南北方经济实力的差距，不切实际地要求南方国家加快自由化步伐，而对自由化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严重考虑不周。③
首先，从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协议上看，乌拉圭回合产生的服务、农产品、知识产权等捆绑协议都要求发展中国家改变自身的国内经济政策以适应自由化发展需要，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其次，WTO协议中包含了一些关于给予发展中成员及最不发达成员有关差别和优惠待遇的规定。但实践中，这些特殊和优惠往往被大打折扣。第三，从WTO的决策程序看，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被边缘化倾向。WTO在进行决策时，遵循的是“协商一致”的原则，在无法达成一致时，采用投票制，每个成员国拥有一票。协商一致和一国一票制相比，似乎更为民主，但在实践中，由于一些非常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都不在场，对WTO而言，沉默就意味着同意，所以发展中国家很难得到真正的公平。④另外，WTO的争端解决程序复杂，使发展中国家在启动或辩护上存在很大困难。况且，争端解决机制最终效力来源于成员方的报复能力，而发展中国家实施报复的能力很小，很难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毋庸置疑，多边贸易体制坚持的形式正义，没有考虑或很大程度上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悬殊的事实，把发展中国家置于严重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从多边贸易中得到的收益只占世界总收益的很小一部分，出现了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情况。因此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各成员方动力不足，成为多哈谈判失败的关键。在多边自由贸易进展缓慢、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阻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开始寻找新的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各个成员的首选，而且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向纵深发展。WTO规定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主要为货物贸易自由化，包括降低或取消区内关税、消除非关税障碍等，以及与货物贸易自由化相关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然而，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逐步超越了这一范围，除了货物自由贸易外，还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与贸易的便利化与产业合作等内容。
第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具有新的发展特征。其一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突破了国家的限制。传统上，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是一定地理区域的国家，即主权国家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唯一主体。随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出现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成为主体的情形，比如APEC的成员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近年来，伴随着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一个主权国家内的不同关税区亦成为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主体。如CEPA，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同属于一个主权国家，但在WTO框架内，又属于不同的关税区；其二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打破了地理上相连的特性。早期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主要在毗邻或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间组成，但晚近成立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大多打破了地理上的相连性，表现出跨地区、跨洲际的特征。如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美国—以色列自由贸易区等均打破了地理上相连性；其三是双边一体化组织成为新的亮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拥有易于达成、灵活多样、运作机制高效、涉及内容既广且深，较少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相邻等方面的限制等无可比拟的诸多优势，成为许多国家区域一体化战略的首选，现有的大多数FTA都是两国间或一个国家与一个经济联合组织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美国近年来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有20个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FTA均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呈现出双边化发展趋势；其四是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交叉重叠。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边界清晰、成员关系单一，一般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是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立的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则互相交叉重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加多个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或者大的区域组织包容次区域组织，相互关系错综复杂。
第二，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渐趋弱化。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为了保证本组织职能的常设性和稳定性，都设有一套常设机构，有具体的运行机制。传统上，按照每个机构所承担的职能来讲，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构一般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设置的，主要包括权力机构、执行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或准司法机构。但由于晚近达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多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具有运作机制高效的特点，无需按照“三权分立”的模式设置组织机构。大多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采用强化自由贸易规则、弱化组织机构的方式来推动区域贸易组织的运行。各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律规则十分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对于庞大的组织机构的需求就不是十分强烈。
一、国际环境法的实施困境
（一）各国利益主张的冲突
从近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来看，国际法是国际政治的产物，势必要受到国际政治和国家力量的制约，脱离国际政治和国家力量来谈国际法是不现实的，尤其是涉及到国际法的实施和遵守问题，必须依靠国际法的基本主体——国家的配合与落实。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
以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谈判为例，美国言辞凿凿地表示尽一切努力就排放物减少这一议题与其他160多个国家达成一致，最终又因限制排放量影响美国发展而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加拿大虽于2005年签署《京都议定书》，但鉴于对反对者分裂国家的担心和种种利益的影响，2011年正式退出。此外“77国集团加中国”、“伞形国家”及欧盟等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执，都充分反映出国际环境法的实施受到各国利益主张的牵制。《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会议的谈判亦受到各国利益驱使而进程缓慢。
（二）国家环境条约规定内容的超前性
国际环境法的超前性，是指国际环境法中的某些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在确立之前，国际社会为了达到保护全球环境的目的，通过科学预测，提前制定了调整未来可能出现的国际关系的国际法律文件或法律规范。当然国际环境法的超前性是由环境问题的特点所决定的，环境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很大的可变性，环境问题的发展又具有一种缓发性和潜在性，囿于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人类对于损害环境的活动所产生的最终影响和后果很难及时的发现。环境一旦招致损害，往往具有不可逆转性。例如植被遭破坏而引起的土地沙漠化问题，生物物种的灭绝问题，都是很难恢复或者根本不能恢复的。因此，预先制定有关的国际环境法规则以避免环境算损害的发生时十分必要的。国际社会为防止全球气候变暖而制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就是国际环境法超前性的具体例证。
公约采用“框架公约+议定书+附件”的环境条约形式，在解决国际环境法的超前性立法问题上取得了良好的的实际效果，但是由于先采用“框架公约”形式，不能将各方具体的权利义务及相关的具体事项作出明确的规定，只得待以后对环境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后，再由缔约国以议定书和附件的形式加以规定。这就意味着在框架公约的形式下，缔约国各方承担的义务较少且不能明确，对于公约的有效实施无疑是一个关键的阻碍因素。加之公约规定的超前性，先前设立的规则与之后发生的实际问题发生不符乃至冲突的可能性也时有发生，《京都议定书》第地一承诺期规定的排放量过低，导致第二承诺期的任务艰巨，且第一承诺期期间发达国家冗余的排放量，也成为多哈气候大会上的烫手山芋，直接导致了第二承诺期的启动困难。
（三）国际社会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不同态度
在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的过程中，经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断的协商和妥协，在国际环境法领域逐渐形成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由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体现了发展中国家有限发展经济的诉求，并且尊重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环境问题谈判的意愿，因而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同。我国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亦持肯定的态度，但国外学者对此观点的态度就有所不同，所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否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尚存争议。共同担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能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原因有二，其一，仅以造成全球气候恶化的历史责任作为区别责任的依据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其二，忽略发展中国家日益发展的排放量的不科学性，发达国家很容易予以反驳。
一、欧盟安全战略的特征
在目前的国际关系语境中，“战略”更多地指的是国家战略。由于欧盟并非国家，“欧盟的安全战略”似乎并不存在。不过，本文认为，无论是民族国家或者作为超国家与政府间合作混合体的欧盟，两者制定战略的目的、采用的手段以及相关战略出台的流程基本一样，讨论欧盟的安全战略是可行的。
欧盟安全战略同样也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界定。狭义上的欧盟安全战略指的是欧盟2003年出台的《欧盟安全战略》（“A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European SecurityStrategy”，简称ESS），这也是迄今为止欧盟发表的唯一的安全战略。广义上的欧盟安全战略指的是欧盟所有为了保障欧盟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另外还包括体现在各种措施和手段背后的安全指导思想。欧盟安全战略体现在欧盟出台的各种政策法规中，也体现在欧盟的共同立场、联合声明、联合行动中。换言之，欧盟的安全战略不仅仅包括各种具体的文本政策，它同样体现在欧盟处理对外关系的各种法律、法规，甚至包括各种外交工具的实施规则和创立的目的等各个方面。
二、欧盟经济安全中的存在性威胁
欧盟作为超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混合体，在对外经济领域两种不同性质的安全行为主体都参与了欧盟经济议题的安全化进程。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欧盟有数个机构成为欧盟经济安全战略的安全行为主体，但是由于欧盟本身并没有自有的经济体系，因此，作为一个组织机构的欧盟不具备经济安全议题。换言之，欧盟经济安全中的存在性威胁实际上只是对众多成员国经济安全的威胁，体现的是成员国对经济安全的认知，欧盟经济安全存在性威胁本质上是众多成员国众多经济安全存在性威胁的交集。哥本哈根学派指出，外部供给畅通与否是国家经济安全主要的存在性威胁，尽管欧盟成员国在经济结构和自然资源方面存在诸多的差异，但是它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关注能源的供给，能源安全（主要是生化能源，如石油和天然气等）成为当前欧盟最主要的存在性威胁。
生化能源在世界各国的经济体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石油和天然气不仅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生化能源还是其它工业行业重要的原材料。生化能源作为现代社会和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较远的未来也不太可能发生大的变化。虽然生化能源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可取代，世界生化能源也存在枯竭的可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并不是生化能源成为经济安全存在性威胁的根本原因。 三、欧盟的军事安全战略
现阶段，欧盟认为，地区冲突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构成了世界安全最主要的威胁。地区冲突虽然是军事安全中的存在性威胁之一，但是，对于欧盟这一特定对象而言，它很难成为欧盟军事安全的存在性威胁，其根源在于它在获得欧盟这一安全复合体诸组成单元的普遍认同上存在困难：目前并不存在普遍对欧盟成员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地区性冲突。因此，防止WMD在欧盟周边地区的传播和扩散就成为欧盟军事安全战略的主要课题。欧盟认为，一旦恐怖份子获得WMD，它们的危害性将超越以往的水平，到达国家间战争的高度。其次，欧盟认为欧盟边界地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将直接威胁欧盟的安全，而周边国家和地区不稳定的政治状态增加了欧盟遭受WMD攻击的可能性。再次，欧盟还认识到，邻近地区的军事冲突可能使用WMD，从而造成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这将破坏欧盟的社会安全、环境安全。
经济制裁是欧盟实施欧盟军事安全战略中最重要的民事能力之一，也是欧盟民事危机管理中使用最多的、较为有效的工具。目前在欧盟军事安全战略中，欧盟和成员国可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甚至自动采取措施对破坏防WMD扩散努力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制裁，中断和第三方国家的经济和金融联系，中止相关的贸易协定等。在需要做出相关决议时，欧盟首先由委员会做出评估并提出相关的建议，最后由理事会在CFSP的框架下采取一致同意的方式予以表决。
一、世界石油贸易流向综述
(一)石油贸易流向的概念及模式
1.石油贸易流向的概念
贸易流向是指贸易的地区分布和结构，通常表示为某地区贸易量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讲，石油贸易流向就是某地区石油贸易量占石油贸易总量的份额，因我国是以石油进口为主的国家，研究石油贸易流向主要是研究某地区石油进口量占我国石油总进口量的比重。另外，贸易流向包括两个不可分的因素：贸易的方向以及贸易的规模，在讨论石油贸易流向问题时，必须兼顾量的差别。
2.石油贸易流向的基本模式
在目前油价较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贸易流向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并有各自的特点。战略导向型，即国家根据自己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来选择贸易伙伴、地区及贸易量；经济导向型，即出于经济考虑，如考虑能源运输成本或本国产业经济发展规划的要求，选择贸易方式；地缘导向型，即在扩大贸易伙伴时，更多考虑地理位置临近或者有着地理运输优势的国家作为潜在或现实的贸易伙伴。
(二)国际石油贸易整体环境
宏观环境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作为石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石油贸易流向必须结合当前国际石油贸易的整体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全球经济的区域结构变化助推国际石油贸易；(2)石油金融市场对现货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3)世界石油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多元化态势；(4)替代能源引发石油贸易格局演变。
(三)世界石油贸易流向未来趋势
当前，世界石油贸易流向在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多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整体看来，欧佩克的统治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世界石油贸易逐渐向俄罗斯、非洲等非欧佩克国家偏移，正确分析世界石油贸易流向趋势可以避免无谓竞争，有利于我国石油贸易流向的优化。主要表现在：(1)欧佩克石油贸易份额将有所降低，但总份额及发展潜力仍很大；(2)俄罗斯是未来石油贸易流向的重点地区；(3)里海地区贸易量增长潜力与障碍并存；(4)拉美国家石油贸易前景广阔；(5)非洲是各国实现石油贸易流向多元化的重点地区。
二、我国石油贸易流向现状分析
(一)世界石油储量分布及发展趋势
1.现有储量分布
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除在陆地上有大量分布以外，近年来海底石油的探明储量增长很快，现在海底石油的探明储量已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4以上。世界石油资源大都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其分布规律为西半球多于东半球；在五大洲中，大洋洲最少，亚洲最多。世界原油分布极不均衡，仅中东地区就占55.58％的可采储量，美洲、非洲、东欧及前苏联、亚太地区，分别占24.78％、8.72％、7.45％、2.53％。
2.能源发展趋势及未来油气生产预测
从未来世界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从能源发展的资源基础和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出发，预测油气生产和其他能源的发展结构，可以比较科学地反映客观规律。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正逐步下降，而天然气则是主要的替代能源，将成为21世纪的主力能源。
(二)我国石油贸易流向状况分析
1.贸易来源。中国近年来虽努力分散原油进口来源，大力实施石油贸易来源多元化战略，但进口来源单一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具体到国家来讲，2007年我国主要从沙特、俄罗斯、伊朗、安哥拉和阿曼五国进口原油，自每个国家进口的原油量，均超过了1 000，合计为9 069万吨，占当年原油进口总量的61%。其中，沙特、安哥拉和伊朗分别以16%、15%、13%位居前三位。
2.贸易方式。当前，参与国际石油贸易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即现货、期货、长期合约及获取份额油等，我国的石油贸易方式主要集中在现货，期货很少参与，长约及份额油的获取都非常少：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石油贸易中，份额油只占进口石油的不足20%，现货采购达50%，长约油仅为50%（日本高达90%）；我国缺乏充足的储运设施，期货市场刚刚开设燃料油期货，原油期货仍未启动。国际油价的定价权在期货，我国虽然是国际石油市场的“战略买家”，但仍无定价权。
3.运输状况。相较而言，海运石油的成本较低，管道运输相对可靠，铁路运输虽然运量有限，但是陆地线路对于国家能源安全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我国目前的石油进口方式，主要以海运为主，采用管道运输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亚，而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基本是通过铁路运输。
4.小结。综合以上分析，整体看来，我国非洲、南美地区的石油贸易份额逐渐增大，石油贸易流向进一步多元化，但进口来源仍较为集中，主要是中东和非洲，而与我国有着良好地缘关系的俄罗斯中亚地区的贸易份额则相对不足，甚至呈现缩减趋势。具体来讲，我国目前的石油贸易流向也存在一定风险：(1)运输风险。(2)中东作为贸易主流向有一定风险。(3)与美国可能产生较大冲突。
三、我国石油贸易流向优化及保障措施
(一)我国石油贸易流向优化策略
1.石油贸易来源多元化。从地理位置上看，我国北依俄罗斯，西临中亚，与我国接壤的东南亚地区也有很丰富的油气资源，我国获得充足的油气供应，有很强的地缘保证。同时，随着我国进一步健全运输管线建设，中东海湾地区的石油输送安全性也将大大提高，我国与中东地区的石油合作也将进一步加强。
2.石油贸易方式多元化。国际石油贸易主要有三种方式，即分成油、长期供货合同和现货期货贸易。为了提高我国石油贸易方式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为了保证中国对石油资源获得的稳定性，进口原油的贸易方式应以长期合同为主，应占60％以上。(2)国家间贸易多样化。(3)大力发展石油期货贸易，参与石油金融市场，规避石油进口和价格风险，争夺石油的定价权。我国可在借鉴国际石油贸易市场多层次性、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多元性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国内实货交易市场，有步骤地推进期货市场的建设，形成现货、远期、期货为重点的多层次、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
3.构建“蜘蛛网”式战略运输线路。海运作为我国的主要石油运输方式，其运输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都不足以满足国家能源安全的需要。结合我国的地缘特征和世界石油储量分布，我国要保障石油运输线路安全，应以石油管线为主，大力构建“蛛网式”战略线路，有效解决我国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分依赖和我国周边陆路运输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具体讲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1)获得印度洋的入海口；(2)构建俄罗斯、中南亚陆地运输体系。
(二)我国石油贸易流向优化保障措施
1.提高国内供给能力，适当控制国内需求和适度进口。提高国内石油供给能力是未来解决石油供需缺口最基本的一步，建议我国优先加强国内勘探，努力增加石油后备储量，保持必要的石油自给率；鼓励中国海上合资原油销往国内。在控制国内需求方面，应适当控制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比例增长的速度，大力发展可替代能源；利用税收作用，抑制石油消费。适度进口应是实现油气资源进口尽可能地满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
2.充分利用当前经济危机，提高石油贸易主动性。经济危机下，很多国家需要资金救市，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找到了有效的投资渠道。一是可以对政治友好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为石油贸易创造良好的国际关系；二是可以用外汇与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展油气资产交换，比如我近期实现的中俄“贷款换石油”交易，为保证本国能够拥有长期稳定的油源供应奠定了基础，并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国际石油交易的格局，使之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3.和谐发展国际关系，保障石油供应稳定性。发达国家与我国的石油竞争，最终要通过石油输出国来实现。我国应该继续发挥能源外交优势，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发挥中国经济崛起的优势，将石油合作纳入全方位的合作中，积极参与地区性、国际性的各种对话和交流，特别是与国际能源机构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交流，深化原油资源合作，提高对资源的获取能力。
4.健全石油政策和法规体制，推进石油产业市场化。欧美等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在立法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监管机构统一监管、企业商业化运作等途径，形成了普遍认同的石油管理体制，实现了规范的能源产业市场化运作，也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市场化建设方面，引入竞争机制，取消上下游领域和南北海陆地域的限制，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石油企业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结论
我国的石油贸易流向关系到我国能源安全，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1)由于石油本身的特殊性，石油贸易流向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石油进口来源地，也应包括石油贸易方式和运输方式，石油贸易流向的优化也必须从这几方面展开。(2)石油贸易流向的研究必须紧跟世界能源安全的新观念。(3)“石油衍生品”市场地位空前提高。(4)我国石油贸易流向多元化应是贸易来源、贸易方式及运输路径的系统多元化，相关策略制定应该充分结合地缘特征，构建以俄罗斯—里海及东南亚地区为主的贸易多元化体系。
参考文献：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全球能源大
棋局[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2] 蔡睿彦.中国对外贸易流向问题研究[D].福州大学2005年
1.石油贸易流向的概念
贸易流向是指贸易的地区分布和结构，通常表示为某地区贸易量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讲，石油贸易流向就是某地区石油贸易量占石油贸易总量的份额，因我国是以石油进口为主的国家，研究石油贸易流向主要是研究某地区石油进口量占我国石油总进口量的比重。另外，贸易流向包括两个不可分的因素：贸易的方向以及贸易的规模，在讨论石油贸易流向问题时，必须兼顾量的差别。
2.石油贸易流向的基本模式
在目前油价较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贸易流向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并有各自的特点。战略导向型，即国家根据自己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来选择贸易伙伴、地区及贸易量；经济导向型，即出于经济考虑，如考虑能源运输成本或本国产业经济发展规划的要求，选择贸易方式；地缘导向型，即在扩大贸易伙伴时，更多考虑地理位置临近或者有着地理运输优势的国家作为潜在或现实的贸易伙伴。
(二)国际石油贸易整体环境
宏观环境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作为石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石油贸易流向必须结合当前国际石油贸易的整体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全球经济的区域结构变化助推国际石油贸易；(2)石油金融市场对现货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3)世界石油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多元化态势；(4)替代能源引发石油贸易格局演变。
(三)世界石油贸易流向未来趋势
当前，世界石油贸易流向在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多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整体看来，欧佩克的统治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世界石油贸易逐渐向俄罗斯、非洲等非欧佩克国家偏移，正确分析世界石油贸易流向趋势可以避免无谓竞争，有利于我国石油贸易流向的优化。主要表现在：(1)欧佩克石油贸易份额将有所降低，但总份额及发展潜力仍很大；(2)俄罗斯是未来石油贸易流向的重点地区；(3)里海地区贸易量增长潜力与障碍并存；(4)拉美国家石油贸易前景广阔；(5)非洲是各国实现石油贸易流向多元化的重点地区。
二、我国石油贸易流向现状分析
(一)世界石油储量分布及发展趋势
1.现有储量分布
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除在陆地上有大量分布以外，近年来海底石油的探明储量增长很快，现在海底石油的探明储量已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4以上。世界石油资源大都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其分布规律为西半球多于东半球；在五大洲中，大洋洲最少，亚洲最多。世界原油分布极不均衡，仅中东地区就占55.58％的可采储量，美洲、非洲、东欧及前苏联、亚太地区，分别占24.78％、8.72％、7.45％、2.53％。
2.能源发展趋势及未来油气生产预测
从未来世界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从能源发展的资源基础和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出发，预测油气生产和其他能源的发展结构，可以比较科学地反映客观规律。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正逐步下降，而天然气则是主要的替代能源，将成为21世纪的主力能源。
(二)我国石油贸易流向状况分析
1.贸易来源。中国近年来虽努力分散原油进口来源，大力实施石油贸易来源多元化战略，但进口来源单一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具体到国家来讲，2007年我国主要从沙特、俄罗斯、伊朗、安哥拉和阿曼五国进口原油，自每个国家进口的原油量，均超过了1000，合计为9069万吨，占当年原油进口总量的61%。其中，沙特、安哥拉和伊朗分别以16%、15%、13%位居前三位。
2.贸易方式。当前，参与国际石油贸易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即现货、期货、长期合约及获取份额油等，我国的石油贸易方式主要集中在现货，期货很少参与，长约及份额油的获取都非常少：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石油贸易中，份额油只占进口石油的不足20%，现货采购达50%，长约油仅为50%（日本高达90%）；我国缺乏充足的储运设施，期货市场刚刚开设燃料油期货，原油期货仍未启动。国际油价的定价权在期货，我国虽然是国际石油市场的“战略买家”，但仍无定价权。
3.运输状况。相较而言，海运石油的成本较低，管道运输相对可靠，铁路运输虽然运量有限，但是陆地线路对于国家能源安全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我国目前的石油进口方式，主要以海运为主，采用管道运输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亚，而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基本是通过铁路运输。
4.小结。综合以上分析，整体看来，我国非洲、南美地区的石油贸易份额逐渐增大，石油贸易流向进一步多元化，但进口来源仍较为集中，主要是中东和非洲，而与我国有着良好地缘关系的俄罗斯中亚地区的贸易份额则相对不足，甚至呈现缩减趋势。具体来讲，我国目前的石油贸易流向也存在一定风险：(1)运输风险。(2)中东作为贸易主流向有一定风险。(3)与美国可能产生较大冲突。
三、我国石油贸易流向优化及保障措施
(一)我国石油贸易流向优化策略
1.石油贸易来源多元化。从地理位置上看，我国北依俄罗斯，西临中亚，与我国接壤的东南亚地区也有很丰富的油气资源，我国获得充足的油气供应，有很强的地缘保证。同时，随着我国进一步健全运输管线建设，中东海湾地区的石油输送安全性也将大大提高，我国与中东地区的石油合作也将进一步加强。
2.石油贸易方式多元化。国际石油贸易主要有三种方式，即分成油、长期供货合同和现货期货贸易。为了提高我国石油贸易方式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为了保证中国对石油资源获得的稳定性，进口原油的贸易方式应以长期合同为主，应占60％以上。(2)国家间贸易多样化。(3)大力发展石油期货贸易，参与石油金融市场，规避石油进口和价格风险，争夺石油的定价权。我国可在借鉴国际石油贸易市场多层次性、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多元性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国内实货交易市场，有步骤地推进期货市场的建设，形成现货、远期、期货为重点的多层次、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
3.构建“蜘蛛网”式战略运输线路。海运作为我国的主要石油运输方式，其运输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都不足以满足国家能源安全的需要。结合我国的地缘特征和世界石油储量分布，我国要保障石油运输线路安全，应以石油管线为主，大力构建“蛛网式”战略线路，有效解决我国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分依赖和我国周边陆路运输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具体讲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1)获得印度洋的入海口；(2)构建俄罗斯、中南亚陆地运输体系。
(二)我国石油贸易流向优化保障措施
1.提高国内供给能力，适当控制国内需求和适度进口。提高国内石油供给能力是未来解决石油供需缺口最基本的一步，建议我国优先加强国内勘探，努力增加石油后备储量，保持必要的石油自给率；鼓励中国海上合资原油销往国内。在控制国内需求方面，应适当控制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比例增长的速度，大力发展可替代能源；利用税收作用，抑制石油消费。适度进口应是实现油气资源进口尽可能地满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
2.充分利用当前经济危机，提高石油贸易主动性。经济危机下，很多国家需要资金救市，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找到了有效的投资渠道。一是可以对政治友好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为石油贸易创造良好的国际关系；二是可以用外汇与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展油气资产交换，比如我近期实现的中俄“贷款换石油”交易，为保证本国能够拥有长期稳定的油源供应奠定了基础，并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国际石油交易的格局，使之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3.和谐发展国际关系，保障石油供应稳定性。发达国家与我国的石油竞争，最终要通过石油输出国来实现。我国应该继续发挥能源外交优势，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发挥中国经济崛起的优势，将石油合作纳入全方位的合作中，积极参与地区性、国际性的各种对话和交流，特别是与国际能源机构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交流，深化原油资源合作，提高对资源的获取能力。
4.健全石油政策和法规体制，推进石油产业市场化。欧美等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在立法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监管机构统一监管、企业商业化运作等途径，形成了普遍认同的石油管理体制，实现了规范的能源产业市场化运作，也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市场化建设方面，引入竞争机制，取消上下游领域和南北海陆地域的限制，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石油企业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结论
我国的石油贸易流向关系到我国能源安全，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1)由于石油本身的特殊性，石油贸易流向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石油进口来源地，也应包括石油贸易方式和运输方式，石油贸易流向的优化也必须从这几方面展开。(2)石油贸易流向的研究必须紧跟世界能源安全的新观念。(3)“石油衍生品”市场地位空前提高。(4)我国石油贸易流向多元化应是贸易来源、贸易方式及运输路径的系统多元化，相关策略制定应该充分结合地缘特征，构建以俄罗斯—里海及东南亚地区为主的贸易多元化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全球能源大
棋局[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2]蔡睿彦.中国对外贸易流向问题研究[D].福州大学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