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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县的历史人文资源引领着现代文化的高速发展，攀星摘月，势不可挡。从金代状元高汝砺到现在中科院院士高福、郭正堂，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有形的存在，风流千年，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名片。从辽代邢抱朴创办山西第一所书院———龙首山书院和世界最早的幼儿启蒙教育书———《蒙求》，到现在全县高等中学3所，普通中学15所，职业技术学校3所和67所小学、45所幼儿园，无不彰显着应县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从明清两朝66位举人、15名进士到当今难以记数的硕士、博士、教授，在全国各地的工作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智慧，为社会经济发展做贡献，可见应县文化之积重积深。从金代著有《兑斋文集》的曹之谦隐居茹越口的书堂崖传教授业，到进入诺贝尔文学复评名单的作家曹乃廉，这些积淀深厚、源远流长的塔乡文化，凝聚的是应县精神，提升的是文化自觉，增强的是文化自信，实现的是文化自强，更重要的是文化发展的担当。在《通鉴纪事本》中批注“生子当如李亚子”的后唐庄宗皇帝李存勖（亚子是李存勖的乳名）不仅文采照人，雅好词赋，而且精通韵律，亲自作曲填词，奠定了地方戏曲耍孩剧的发展，蜚声梨园，被尊为耍孩剧的创始人，开启了应县公共文化传播第一人。从边耀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北路口商贸古隘，到现在商幌摇曳霓虹闪烁的商贸旅游集散地；从后汉黄花岭胡服骑射狩猎皇帝刘知远，躬耕务农边耀山种瓜，到当今科技发展形成的立体农业种植的农耕文化，从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到名垂青史的科技英才，无不推动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在我国文化馆事业发展中,一直没有设立国家文化馆。这与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存在巨大不同。缺少国家级文化馆，尤其是在今天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机构设置问题，其根本性表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文化馆（站）建设出现断层。没有国家级文化馆，公共文化馆（站）这个庞大的体系建设中，一是缺少国家层面的政策实践平台，使全国文化馆（站）建设的标准化引领和示范性带动缺乏载体；二是国家在制定文化馆（站）发展政策中的“智库”作用缺位；三是缺乏系统性的资源信息“数据中枢”和推广平台。与我国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建设是从中央、省、市、县一体化设置不同，无论是在政策设计，还是在发展建设中都呈现出区域化现象，我国公共文化馆（站）设置则是以省级为“龙头”，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是典型的“地方团队”，自身发育存在先天性不足。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事业发展参照系，文化馆（站）发展建设容易形成条块分割、区域阻隔和地区差别。比如全国文化馆的名称长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称谓,有的叫艺术馆，有的叫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如此杂乱的称谓，表现出文化馆（站）系统一体化连接不紧密的行业特性。
（二）政策导向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发挥
文化馆（站）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体量最大、涵盖最广，深入社会最底层、联系群众最广泛、服务大众最直接的服务平台和重要载体。然而，庞大的机构阵容政策却显得长期助推乏力。在计划经济时期，文化馆曾经走过了一段“以文养文”、“以文补文”的弯路，这段经历给文化馆（站）的功能发挥和职责履行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即使在回归公益过程中仍在遭受着历史阴影的困扰。当下，有些现象尤其值得关注：有的公共文化馆至今仍在实行自收自支的财政体制，在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中，“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已经整体退出体制之外的当下，这种现象确实让人匪夷所思；还有的基层公共文化馆至今没有财政户头，资金受上级主管部门完全控制，单位经费缺乏自主，公共资金（如免费开放经费）被随意截留、挪用，极大地影响到公共文化单位的工作开展和事业发展。这些现象对公共文化馆（站）的定位和业务的有效开展均将产生负面效应。
（三）公共文化理论建设严重滞后
理论建设长期滞后，学术氛围逐渐缺失，将制约公共文化馆（站）事业的更大发展。公共文化馆（站）领域缺乏开展调查研究的长效机制。尤其是对公共文化馆事业的发展现状、未来走势、存在问题以及典型经验等缺乏常态化调研机制和有效的应对策略。在国家层面没有权威性核心刊物，缺少开展理论研讨和学术争鸣的学术阵地。没能造就一支稳定的专业化高端理论研究人才队伍，以提升文化馆事业的理论品格和学术气质，成为制约文化馆事业建设发展的最大短板。
（四）从业人员心理准备不够充分
当下公共文化领域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群众文化向公共文化发展转型。公共文化馆（站）的功能定位、服务方式与传统的群众文化工作方式，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发生着颠覆性的改变。这种转型，对文化馆（站）充分履行职能职责形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现实挑战。特别是在政策环境还尚未发育成熟，基础性资源配置还没到位，文化体制改革刚开始起步的现实条件下，外部环境给文化馆（站）的职能发挥和工作开展形成的压力正在迅速扩大。
（五）传统工作方式亟待调整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实践,切实改变了传统的群众文化工作模式,极大地扩展了公共文化的空间意识。过去所习惯的以阵地活动、馆舍服务为主的活动方式已经成为制约功能发挥和服务面向的巨大障碍。公共文化对文化馆（站）发展是一次巨大革命。要求加快自身发展转型，从闭门办馆到把门打开，从固定馆舍服务向社会扩展的方向迈进，这是对文化馆（站）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新的定位，要求公共文化馆（站）的工作面向和服务领域要从“点”调整为“面”，在服务方式上也要由面向“小众”而转变为面向“大众”，形成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二、社会发展提速，文化建设需要积极地调整应对
（一）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
当前农村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矛盾已从文化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到文化服务对象的参与缺位。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农村人口迅速减少，社会结构正在失衡，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留守人员中老人、妇女是目前农村的主要劳动力，负责农业生产劳动和养育后代的主要责任和繁重任务，享受文化服务和参与文化活动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相对缺乏，传统建设模式、集中活动方式，难以激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基于农村分散居住、相距遥远的地理环境，农村文化建设标准和服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基本文化需求，无法适应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需要。
（二）城市社区人口不断“膨大化”
当前城乡的变化深度交织，传统欠账和新增问题不断迭加,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担负压力在逐渐加剧。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使城市人发式增长，过去由农村担负的文化发展压力正在向城市转移。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相对农村而言，社区文化建设起步较晚，社区文化功能和作用还在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中。近年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还极不平衡，特别是中心城市尤如大海中的“孤岛”，领跑社区文化建设标准和发展走势。总体上来说，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中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城市社区比农村面临着更大的建设和发展压力。
（三）新城市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
人口的流动不断加速，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形成新的城市群体，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社会现象。随着新城市群体的出现,对制度设计、公共服务模式、文化权益保障等都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城市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为城市创造财富，是事实上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庞大的“城市群体”在城市资源配置中却被长期边缘化。新城市群体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中还没有被广泛纳入保障范围，文化权益没有得到应有保障，这是未来城乡建设、社会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最关键、最紧迫、最直接的现实问题，需要在发展规划上，具体措施上加以研究和应对，促进全社会共享文化建设和发展成果的政策落地生根。
三．文化馆（站）服务功能要从“关注脚下”向“服务天下”强力转型
（一）要创新服务模式
一是阵地服务标准化。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面对海量的公众需求，文化馆（站）要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固定设施水平，提升服务理念，优化内设环境，推动设施设备的升级换代。要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固定化、规模化、标准化、阵地化作用。切实将阵地建设成为区域协调“联络点”、规划统筹“大本营”、指导服务“中心站”、人才资源“信息库”。要加强阵地化建设和服务，在公众“进得来”、“留得下”、“受熏陶”上做文章，使阵地建设成为众望所归的文化乐园。二是流动服务常态化。转变服务方式是当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档升级的主题，要将单一的阵地服务转变为阵地服务与流动服务相结合、点状布局与面的结构相一致、纵向流动与横向配送相衔接的立体化服务模式和全覆盖的服务格局。流动文化服务应该成为当下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满足广大群众基本文化生活需求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服务方式。积极探索建立“文化自愿者”服务机制，整合社会资源，激活民间文化活力，吸引觉悟高、技能强、有专长的社会骨干力量参与文化传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推动流动文化服务，需要科学拟定规划，编制活动项目，配置优势团队，有计划、有目的、常态化地开展流动。
（二）要优化服务内容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转型升级,必须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丰富性和服务品种的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定位与当下社会公众对文化的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唱歌跳舞的基础阶段。满足公众的基本需求，充分履行服务职能，需要切实创新服务理念、转变服务方式、优化配置结构、拓展服务领域、增加产品要素。在文化活动组织开展上要采取内容广泛、门类齐全产品输送样式；在载体上要开展多种门类培训活动，积极储备社会文化活动人才，满足公众自发性开展文化活动的需求；在容量上要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档次，加大文化传播力度，建立数字化传输和体验平台，打造文化信息快捷化、便利化的传输方式，充分满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建设需要。
四．加快推进文化馆（站）自身建设的提档升级
文化创新发展是优胜劣汰的加速器。面对当下自身建设和未来发展的种种任务，文化馆（站）需要加快转型、发展起跳，以补齐由于社会发展所牵引出的文化需求提升和时代进步所留下的建设短板。
（一）加强学术引领
理论建设是加强文化馆（站）建设的引路航标。理论建设滞后，学术氛围淡漠己成为制约文化馆（站）建设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学科建设缺失，使公共文化专业人才正规化培养通道阻塞，人才建设缺乏机制支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群众文化事业的“升级版”，是传统文化方式向现代社会文化服务理念转型的着力点，在这历史当口，对文化馆（站）自身建设和服务功能需要切实有效的科学引领。大力开展调查研究、提升理论品格、强化科研水平、增强学术氛围、构建科研队伍，是推进公共文化馆（站）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基石。
（二）强化政策制导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彰显政府对公共文化政策保障十分关键。从制度设计上，公共文化馆（站）是承担政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和载体，其资源配置、运行机制都需要政策措施来调控和推动，政策的科学性和措施的有效性是公共文化服务有效运转的基础，也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保证。尤其是在事业发展、队伍建设、体制机制、产品供给和经费扶持等方面需要政策的强力支撑。
（三）完善层级示范
虽然我国文化馆（站）均是按照层级设置，但业务建设和运行机制缺乏实质性的工作衔接和机制保障。文化馆（站）的功能定位和业务工作的有效运转，需要构建一套标准明确、科学有序、操作性强的层级业务示范体系，在统一的标准化体系建设中，应该明确各层级文化馆（站）之间的业务关系和各自职能。通过业务指导、样板示范、交流学习，形成一套运行有效、操作便捷的示范带动机制，推进文化馆（站）自身发展和业务建设的规范性、有序性发展。（四）开展馆际交流开展文化馆（站）馆际交流，促进相互往来，推动彼此借鉴吸收，不仅增进友谊，更重要的是对发展理念的提升和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了便捷通道和有效方式。开展馆际交流是文化馆（站）事业健康发展不可惑缺的一种有效载体。交流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一股活水，通过交流学习，交换彼此的建设经验，借鉴对方的创新模式，分享发展建设中取得的经验成果，使之成为取长补短，规避风险，提速发展的倍增器。
二、群众文化和现代公共文化建设的发展困境
现代公共文化建设在发展过程中，目前还存在一定困境，首先在群众文化建设中，其文化系统机构相对比较少，不能够满足当前群众文化和现代公共文化建设所需。另外在群众文化建设中，无论是建设政策和经费投入目前均存在一定的不足。群众文化事业经费具有技术小、增长慢以及投入总量少的特点，虽然说目前其经费投入呈逐渐上升趋势，但是在国家财政总支出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中，所占有的比重依然比较小，对其建设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最后现代文化建设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相对偏低，文化骨干不稳定，同时在加上人员流失比较严重，因此导致群众文化站多出现人员不足、无转业干部等问题，严重阻碍了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群众文化在现代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发展
无论是图书馆，文化馆还是纪念馆，这些公共文化都是为了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服务的，公共文化要真正转变思路，面对大众要突出“服务”，事业单位性质不变，工作思路必须改变。我们要从过去的人民群众上门转变到文化工作到农村、社区，到最基层服务，坚持将服务面向群众，走入基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中广泛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出发点，大力发展城乡文化和校园文化以及军营文化等等，为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来服务广大社会。例如妇女家务劳动繁重，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去发展自己的爱好，则可以适当的依照当地的实际情况组织妇女进行一些文化活动，以丰富她们的生活；少年儿童在进行学习的同时，也应该积极鼓励其去参加各种体育活动、阅读不同书籍，以增强自身兴趣爱好等等。我国拥有多个民族，文化底蕴十分丰富。由于民族种类繁多，使我们的群众文化也各种各样丰富多彩，各种文化的发展也是参差不齐。为了加快群众文化与公共文化共通过发展的步伐，就要进行全面的改革规划，建设富有特色的群众文化和公共文化体系。要想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进入基层，建设富有发展特色的模范村。比如相关的文化政府部门可以定期的组织当地文化宣传活动，加大文化宣传力度，引起人们对群众文化和公共文化的重视程度，鼓励建设新文化模范村的快速发展，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带动群众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面建设发展。其次要充分利用好群众广场文化活动，让其带动更多的文化发展，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形成一个繁荣发展的和谐局面。想要更好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资源共享就是一条合理而且经济的途径，比如说由资源共享理念推动的公共图书馆联盟。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信息文化日益增长，仅仅一个图书馆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使图书馆联盟，实现资源的共享已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建立公共图书馆联盟是为了实现资源共享，实现互惠互利，把若干个图书馆的相关信息资源系统联合起来，以便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另外还可以在各区县大力推广“社区影视厅”项目，将公益电影引入到社区文化中心、村居委活动室，丰富中老年人文化生活，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创建示范区（项目）正发挥着“积累经验、探索示范”的领头羊作用。构建公共文化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以及文明程度的保障。公共文化体系的建立是为了确保人民群众都能够平等的享受到文化的基本权利，不仅仅是城市公民，还要包括基层甚至偏远地区的农村群众。
二、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失衡
政府、文化事业单位、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都应当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供给主体。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应当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的参与。但是，在实际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还主要是由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主导的，他们往往以培训、举办讲座、论坛、咨询等方式在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近些年来黑龙江省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非政府组织有所发展，但是也主要是以秧歌队、广场舞蹈队等公民个人自发形成的文化供给方式存在，有规模的，经过登记注册的公共文化服务非政府组织尚未发育起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3］显然，黑龙江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距此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另外，在黑龙江省公共文化供给中，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注重引入市场机制，通过企业冠名等形式丰富地方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的方式，如，“齐齐哈尔啤酒文化节”就曾经以“金马·香江花园杯”和“中汇城杯”进行冠名，通过企业提供经费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但是，黑龙江省绝大多数城市和文化品牌市场意识还非常淡薄，不能够充分重视各类企业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作用，例如在国内外都非常有影响力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龙江讲坛”等，都没有与企业联合共同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经验。这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单纯依靠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力量势必会造成供给主体的失衡，无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后劲不足。
二、香港的公共艺术教育
在此背景之下，近年来香港公共艺术教育有所发展。提供公共艺术及相关课程的教育机构与课程包括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中文大学文化管理课程、中大继续教育学院文化管理课程等。其中，理大设计系与中大艺术系，培养公共艺术创作人才。学生作品在香港艺术展中屡获佳绩。中大继续教育学院文化管理课程则从公共艺术历史及评论的角度，教授学生观察及评论公共艺术的方法。因该课程针对副学士学位学生，理论程度相对较浅。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管理文学士课程于2012年成立，旨在配合政府的文化及创意产业政策培养人才。其中，“公共及社区艺术”一课为该课程三年级选修课，阐释公共艺术之含义，介绍公共艺术评估之方法，引导学生以文化批判之眼光审视公权力与纪念雕塑之关系，并培育学生策划公共艺术、管理公共艺术，为公共艺术设计场地，以及设计扶持社区艺术政策之实践能力，实为跨学科、系统教授公共及社区艺术之课程。该课程的另一亮点，是课程设计力求寓教于乐，形式生动，并且融知识与实践于一体，创造性采用虚拟场景、实战演练之新颖教学方法。课程围绕一个虚拟项目展开：假设香港政府决计于2020年前，拆除目前除立法会大楼外所有建筑，重建中环。香港艺术推广办公室受命，规划并发展新中环之公共及社区艺术，委托三家咨询公司从事研究，提供咨询报告。在2013年秋季课程中，学生自由组合，成立三家公共艺术咨询公司，分别取名PaisanoCultureandDevelopmentConsultancyLtd.,HashtagCulturalManagementCoLtd.，以及APlusCulturalManagementConsultancyCo.Ltd.，担当为政府提供咨询之重任。各组成员扮演不同专业角色，包括项目研究兼公司总裁、公共艺术规划咨询师、公共艺术管理咨询师、城市设计师，以及公共或社区艺术家等。课程分两部分，完成前五讲后，各组前往中环，展开中环公共艺术之调研，鉴别艺术品之类别，评估艺术品之公共性（publicness）及有效性（effectiveness）。在此基础上，发觉不足，从而提出新中环公共及社区艺术发展之目标。课程后半部分，配合各专题，公司成员各司其职，逐项完成公共及社区艺术规划、管理之咨询、城市设计，以及艺术品之创作。课程亦包含设计软件技术培训，学生学会运用Sketchup8基本功能，完成设计，并制作艺术品模型。课程于期末报告会上达到，学生基于课堂知识，提出不少有益于启发本港公共艺术发展之建议，例如，创设公共艺术规划办公室、设立艺术家道德保护法、改革赋税以资公共艺术项目、建设香港雕塑公园和公共艺术长廊等。本课程与“项目委托方”艺术推广办公室合作密切，艺推办官员于期中亲临课堂，介绍业务，并出席学生期末报告会，聆听学生所提咨询方案。期末报告会与会者另有小区艺术家、表演艺术家等多人。
二、研究设计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最早提出社会分层理论，他提出社会地位等级的三重评价标准：一是财富———经济标准，二是威望———社会标准，三是权力———政治标准。他指出，财富是社会成员在经济社会中的能力，可以用经济收入来交换商品与劳务。威望是个体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所获得的声誉与尊重。根据当前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居民中已出现分层的局面。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网络是资源的载体，拥有网络意味着可以可以从网络关系中获取实现目标的资源。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从网络规模和网络关系性质两方面来展开分析。一般来说，网络规模越大，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网络关系性质不同，网络资源动员的能力也就不同。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为了探讨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笔者从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职业、健康状况、是否传统）、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社会关系网络（交往人群、在交往圈中的威信）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以下是对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农村社区居民的职业、健康状况、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交往人群、在交往圈中的威信这些因素与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程度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农村社区居民的职业越脱离农业、身体越健康、文化程度越高、收入水平在整个社区层级越高、与其交往的人群层级越高、在交往圈中的威信越高，他们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的意愿就越强烈。其可能原因在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程度的提高、职业的多元化及信息的快速传播，这部分居民的人际交往圈子不断扩大，同学朋友越来越多，基于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利益等，“农民越来越成为社会各个圈子的一部分”，其主体意识增强，敢于表达自身的真实需求。农村社区居民的年龄、思想是否传统这两个因素与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程度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居民年龄越大、思想越传统，这些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的意愿就越不强烈。其可能原因在于，一是居民的权利意识、政治意识相对淡薄，缺乏维护公共利益和关注公共生活的热情；二是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人们就变得相对圆滑，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往往怕生出事端，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说为妙，多说无益”、“枪打出头鸟”的思想，缺乏合作意识；三是受世俗文化的影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某些居民存在“搭便车”心理，认为即便自己不参与公共文化供给决策，同样可以享受公共文化带来的好处，这就导致农村社区居民在进行需求表达时出现信息失真的情况。
四、结论与对策
其一，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意愿与其社会认同度（身份）有关，认同度越高，需求表达意愿越强烈。除性别外，年龄、职业、健康状况、思想是否传统都对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意愿产生影响。因此，一方面，举办社区文化活动，培育社区文化。通过社区宣传栏、讲座等宣传教育方式，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认同感及凝聚力，培养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以及依法表达自身需求意愿的能力；另一方面，培育农村社区居民积极表达公共文化需求的意识。制定农村社区居民权益保障法，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决策活动，改变被动消极的心态，摒除部分社区居民存在的“搭便车、随大流”思想，逐步形成主人翁意识。
公平或日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基于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权的确认，是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之一。我国宪法将“平等权”列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首位，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由此可见平等权之重要。公民文化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同样应当获得公平公正的对待，因此，平等的原则也必然应当延续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一、我国公民文化权利内容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我国公民文化权利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权；②享受文化科技进步权；③参与文化生活权；④接受教育和培训权；⑤文化创意权。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公平实现
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即指每个公民(包括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在获取公共文化资源、享受文化服务时，享有获得服务机会的公平，服务内容、质量和服务过程的公平。服务机会的公平，主要体现为服务对象的全体性或者说服务必须惠及全民。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不应有任何地域、城乡、种族、身份等的歧视。所谓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服务过程的公平，则指不论服务对象为何人，均有权享受到同样的、质量稳定、程序公平的对待，从而享有平等的文化服务。
在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对政府部门提出了宏观与微观两个不同层面的要求。宏观层面的要求指，政府在进行文化发展战略的制订、文化资源配置、文化设施规划建设、整体布局调整等重大宏观决策中，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的需求，合理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努力做到公正公平。微观层面的要求则是，政府各具体部门，以及政府扶持资助的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提供各项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应当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使大家获得机会公平、质量稳定的服务。
围绕群众文化特点办好各种培训班，不仅提高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还能提升文化馆的社会形象。二是向群众推荐一些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优秀文艺节目和一批当地的文化艺术名人，不仅提高群众的审美情趣，同时充分发挥名人效应作用开展工作，力争出精品、出人才，创品牌，让群众真正享受到优秀的文化成果。例如：我区文化馆通过对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展示我区书法名家何世富的竹刻作品以及民族特色布伢文化、壮族师公戏等文化物品系列，打造我区的文化品牌，使我区文化走出广西，闻名国内，走向世界。
2.大力开展文艺辅导培训
采取“请上来”和“送下去”相结合的文化服务配送模式，一是“请上来”，聘请群文专家上课，邀请各行政村的农民文艺骨干到城区进行文艺培训和交流，通过集中办班培训，培养一批农村文艺人才和艺术团队，推动农村群众文化的发展。二是“走下去”，进行辅导培训。建立文化馆文艺辅导小分队，实行包片包点下乡进行培训，在培训过程中，明确责任分工，落实、分配具体的辅导任务，确保文艺辅导质量，逐步从教文化到送文化、种文化的服务形式转变。例如，我区文化馆积极开展流动文化服务，各功能室实行一周预约制，让群众文艺队制定培训时间，根据基层群众的时间安排，因人而异，因地制宜，采取分组分片分批下基层开展辅导，不仅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文艺骨干，同时增加了文艺爱好者的专业化知识，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舒适地享受到免费文化大餐，推动文艺事业的发展。
3.依托传统节日
重大庆典活动和民间文化资源，充分挖掘有地域风情和文化内涵的特色文化资源，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文艺汇演活动。如春节、壮族三月三、庙会等节日，开展歌会、书画展、庆典演出等多种形式的文艺活动，不断激活群众的文化生活，使文化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活跃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我区文化馆在壮族“三月三”歌圩日举办了山歌王邀请赛，民间传统斗鸡、斗牛比赛，抛绣球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让广大群众感受到壮家特色文化的魅力。
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虽然蓬莱市城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建设经济文化强市的目标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蓬莱市是全国文化先进县（市），应该具有独立的文化馆、图书馆，并且建筑面积均不少于3000平方米。而目前蓬莱市“两馆”都是依附于文广新局办公大楼开展业务工作，建筑面积及其他硬件设施均未达标。镇、村两级文化设施建设总体水平不高，且存在南部山区不如沿海地区，农村地区不如城市社区的失衡状态。二是文化事业建设投资主体单一。政府依然是文化事业的主要投入者，在吸纳和动员社会力量方面明显不足，使得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比较单一。三是基层文化人才队伍不能适应需要。村居基层文化活动组织人才和各艺术门类的专业人才缺乏，传统民间艺术亦后继乏人，已经出现青黄不接和断层现象，有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员，业务技能水平偏低，难以满足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1.2提升设施建设，加强科学管理首先，大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规划并且建设一批必备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公共文化设施。成都市即以城乡“两馆一站一室一点”即文化馆、图书馆、乡镇和街道的综合文化站、村和社区的综合文化活动室以及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建设作为基本主线，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强力支撑。文化流动服务网络建设的城乡全域覆盖，数字图书馆城乡联网，文化综合执法数字监管平台建设，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以及艺术团专车配备，都为文化下乡提供了基础设施与交通工具保障。同时要缩小文化事业经费投入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进一步加大公共文化服务经费投入力度，特别是保障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加强对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的投入，将农民工的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另外要看到乡镇等基层地区由于各自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情况等原因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也存在不平衡，因此加强对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的投入有助于对农村基层和老少边穷地区文化设施落后，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等问题的解决。其次，对公共文化服务进行科学管理以及机制创新。
一是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层次化建设、个性化建设，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形式及载体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管理”网络体系建设，整合全市文化、文物数字资源，建成城乡数字文化文物信息平台公众导航系统；二是建立包括市民学习、民生服务、图书管理、资源共享、监督考核及信息互动等六大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管理平台，形成省、市、社区三级数字联动的管理结构；三是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平台，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圈；四是要加强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的全方位培训，建立培训机制，保障培训经费，加强对高知识人才的引进，为城乡基础文化单位充新鲜血液，激发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勃勃生机；五是公共文化服务要根据服务对象的特点及需求按需定制，特别是针对农民工、残疾人、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的需要为其单独制定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与内容，提供符合群众需要的、适合各群体特点的公共文化服务。六是要积极运用多项宣传方式，建立系统的城乡一体公共文化宣传机制，搭建公共文化短信平台，同时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条件设立官方微博等现代化手段以扩大公共文化的宣传力度。另外，在构建城乡一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模式方面，公共文化产业的发展应与工业、农业、服务业等产业相协调，形成立体发展模式，更应当加强同交通、能源、环境、信息等基础设施条件的结合，形成完善的产业配套，加快城乡一体化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保障以及管理，构建立体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缩小城乡文化差距，创建城乡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调发展，为公共文化服务产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民文化作为一种适合民主发展的意识形态，应有其存在的公共空间。当今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在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需要政治的发展与其相适应。在这样的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社会结构的特征需要公民文化在公共领域中培育。
一、公民文化的界定
“政治文化”一词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的《比较政治学》一文中首先使用的。他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它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
公民文化亦即政治文化，是用以稳定民主制度的一种心理分析理论.其逻辑起点是对政治文化做出严格的界定。阿尔蒙德运用定量方法在《公民文化》中进行分析，以问卷的形式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从而构建了一个公民文化的概念。从文化的视角来探讨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生活，’即政治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各利益诉求主体对于该系统的态度取向，包括整个政治体系，以及政治体系的输人与输出的人口态度在政治角色中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根据一个国家的人口的态度在政治取向方面的概率分布，分出三种基本政治文化类型: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者文化。在现实中的公民文化是这三种文化类型的混合。在每个国家都是各种类型的国民身份的相互交融。如村民—臣民，臣民—公民，村民—公民等等。现代民主社会也是不同方式的混合型国民身份的集合地。
保罗·道格拉斯和艾丽斯·麦克马洪在《怎样做一名积极的公民》中提出一种”理性—主动性”模型。认为”一种成功的民主制度要求公民投身于政治并积极行动，获得有关政治的信息，以及发挥影响。此外，当他们必须作决定时，特别是在怎样投他们的选票这样重要的决定上，他们必须使其决定确立在对事实的仔细评价并对选择对象反复衡量的基础之上。”
阿尔蒙德认为:这种”理性—主动性”模型的特征，确实是公民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特征仅仅是该文化的一部分。公民文化实际体现的是一种平衡，亦即政府的权力和政府的责任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这是民主制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
另一方面，“公民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相互协调的参与者政治文化。”个人作为参与者不能放弃个人的价值取向，也就是不能够放弃村民和臣民的价值取向。文化的积淀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结构的。因此各国的公民文化有其各自的特点。个人的早期取向不仅保留下来，而且臣民取向和村民取向与参与者的取向也是相互协调的。
西方公民文化发展较成熟的是英国和美国，其公民文化是逐步成长和缓慢融合起来的。这种现代政治文化需要一种较适宜公民卷人和参与的政治环境。但这种环境是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在缓慢渐进的政治变化中逐步形成的。西方国家花了几个世纪完成的政治变化过程，形成了公民文化，发展中的中国可能找到这样的逐渐的、融合的政治变化方式吗?能有的答案只能是推测。从时间上看，最明显的替代物可能是教育。从空间上看，需要一种公民文化成长的公共空间。
二、公共领域:公民文化成长的空间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对公共领域从兴起到解体的过程进行了历史学和社会学分析。在此以前，汉娜?阿伦特也提出了公共领域的观点。哈贝马斯所论证的公共领域最初出现于希腊的雅典城邦中，公共生活”以市政广场为中心，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只是在这一特定场所进行。公共领域由讨论和公共行动组成，前者包括参与议事和法庭陪审，后者包括参战和体育竞赛。”哈贝马斯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其来源是希腊城邦。卢梭用希腊城邦来比喻永恒的公民民主概念，在希腊城邦中，人民看上去可以不受干扰地在广场上集会。因此，在卢梭看来，”公共场所”是的基础。现代的公共领域是同私人领域与政治领域区别开来的，但是公共领域有其政治功能。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对其功能的自我理解具体表现为“公共舆论”范畴。它是一种批判的力量。在托克维尔看来“由于公民彼此相似，而且会越来越类似，因此，每个人都不倾向于盲目地信仰某个人或某个阶级。信仰大众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统治世界越来越多的是公众舆论……在处于民主体制的民众中间，公共性是唯一的权力。”公共参与在希腊城邦中要在公共空间里进行，这种参与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有其政治功能，是所谓的“政治性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是在市民社会的成熟发展下建立起来的，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就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来说，其社会前提是市场不断获得自由，尽力使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之间的事务，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
“公民文化所要求的，是一种个人能最终产生共同的政治认同感的过程;这是与其公民伙伴之间的一种认同，也是包含着对政治系统的，共同情感信仰的一种认同。”这种认同感的传递是在许多工作场合和政治系统自身之中进行的。公共领域中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具有公共性。正是由于这种自发的、有批判性质的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中培育公民文化是可以进行的。
与西方国家相比，当今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培育一种同西方国家完全相同的公民文化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国的历史背景和体制等原因，公民文化在国内的培育要适应特殊的社会结构。如前文所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培育出西方国家经过几个世纪形成的公民文化。因此，公民文化的培育从公共性的角度出发，应就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的文化，是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者文化的混合。无论是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这三种文化都是存在的。在中国没有一个良好的政治输人渠道，缺少公民的积极参与。政府的输出没有与公民的政治输人平衡，对政治体系的稳定不利。在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文化、习俗、价值观仍会持久地存在并起作用。村民、臣民与参与者三种政治态度的共存、平衡分别起作用，才是现代政治体系稳定的有效保障。这钟制衡需要公共参与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