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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趋势进行整体性批判与反思的学说。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核心，是美学，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包括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化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吸收与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的必由之途，也是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这一不可规避的途径，首先必须找到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接桦之处。
一、美学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与价值，使这一活动的“内在尺度”在把握、整合与超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具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旨归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一个不断摆脱和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神圣性，现代工业文明的交换价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缚，逐渐向人本身回归和提升的自然历史过程。其间有三个主要相关美学的论点:
(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基础上也不断得到改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生产实践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自身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亦即各种不同因素和谐共存的社会实践过程，其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美学含义。
(2)美是一种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与“自由”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自由王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后者属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则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在其中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过程，人自身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和生理层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论和思维层面反思自身的存在，“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图。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和美学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人类用以直观自身天性发展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审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觉的历史环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同时，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和艺术是人类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强调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中国传统美学
在《尚书·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当时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因而是五种与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站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层面上描述原初物质与人内在关联的基本属性，说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人们理解其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视野集中在二者之间的和谐并存而非主客二分这一焦点之上。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开始只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生存关系，人们首先在其头脑中“铭记”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种抽象的“理论”属性，而是对相对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书·洪范》中的五种味觉，就是一种先于理论认识的关于事物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属性的原初意识。其中关键在于，世界的属性是一种在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味觉的品尝。这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论“和”与“同”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强调生命自身的生存意义在于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传统生存智慧，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人与自然在矛盾中和谐共存不相分离的天人关系视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与人都来自共同的本体，遵循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晋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种“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仁智之乐”，刘腮则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关系;而辛弃疾则吟诵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宗白华先生从中国美学的“散点透视”和西方美学的“定点透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别角度人手，强调前者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美学中国化
“和谐”是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接桦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试图以消除事物自身内部对立面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的“辩证运动”就是指事物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是宇宙间新陈代谢一般过程的基本方式。这恰恰与中国美学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实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当前，这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够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将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和谐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崭新理论。
《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公共必修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之一。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帮助学生掌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把握，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运用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现实社会问题、认识问题和科学发展中的问题、正确地面向社会和把握自我，从而使大学生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作为即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的当代大学生，其思想意识方向的正确性至关重要。只有将思想植入大学生的头脑，才能真正树立和巩固在意识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学生对的信仰，树立和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肩负的历史使命。
目前，中国高等院校的哲学公共课是基本原理中的哲学部分的教学，05方案以来，全国的高等院校，通用一本教材《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现行教材《基本原理概论》包含三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文仅针对哲学教育教学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 目前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讲出哲学这种爱智慧的寻本探源、认识自我的智慧，现行的哲学教育并没有培养出追问的哲学思维，也没有闪烁出哲学的真义。
05方案以来，新课改后的哲学课教育教学显然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课堂上的上座率、抬头率、点头率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可是就教学具体过程来看，还是没有脱离概念、原理加例子的讲授方法，概念和原理介绍完后，就直接将形下的具体事例举出来说明概念、原理，并没有让学生贯通出形下的事例与形上的哲学的关系，从形下的事例中洞悉形上的哲学，填鸭式教学仍是主要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因为教学的具体条件和学时等方方面面的限制，目前的教学现状缺乏对哲学本真意义的探究，并没有使学生真正的了解哲学、喜欢哲学、形成哲学的思维。
（一）从教学内容上看
在目前的公共课教学中，混淆了一些问题，开篇讲绪论，介绍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讲马克思哲学的时候，学生往往把马克思哲学当作哲学，造成思维体系上的混乱，使学生误认为哲学就是马克思哲学，造成了对哲学的片面理解和误解。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传统的教学思维模式依旧禁锢着目前的哲学教学，哲学依据是被砍成几大块，物质性、意识性、运动、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而不是从整体上、全面的、有机的把握整个哲学体系。对概念和原理的讲解仍旧是停留于知识点的讲解，让学生感觉仍旧是初中高中的老一套，而没有讲出大学应有的水平，没有形成通过哲学的理论而达到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的养成。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总是先于这个时代的发展脉络和潮流，而作为公共课的哲学教学，教材的改革与更新，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此在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关于马克思哲学理论的讲解就异化为一种强行灌输而缺乏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大学的马克思哲学课程失去了做为哲学所应具有的当代性，失去了哲学应有的光彩与魅力。
作为公共课的马克思哲学教学，目前的讲授并没有把马克思哲学还原到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了解整个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前因后果，更没有达到中哲西哲和马哲的对比融合。而是单独把马克思哲学从哲学发展史中拽出来进行孤立的讲解，这样既没有还原马克思哲学的西哲背景，也没有真正达到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
（二）从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看
05方案以来，各个高校都进行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一些尝试性的改革，例如加入社会实践教学、案例教学、情形式教学等等，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讲多于思的现状，在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缺乏对学生独立思考的培养，没有培养出学生对哲学体悟的能力和自我提炼的能力。以案例教学为例，在课堂上教师给出案例，然后提出几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回答，但目前的案例教学并没从形下的具体事例中去体悟形上的哲学，也没让学生体悟出形上的哲学与形下的案例中的关系，仅仅只是让学生讨论出案例所说明的马克思哲学的那个原理和方法论意义。这种案例的教学，就割裂了生活与哲学的联系，割裂了哲学的本真涵义，并没有为学生真正的树立起此岸世界的真理，而马克思哲学的宗旨就是如何树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哲学讲究的是体悟，更多的时候这种体悟远远重于讲解，体悟所需的时间和氛围就远远重于讲授，而目前的马克思哲学教育和教学中基本是以教师讲解为主，在课堂教学中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师生互动，更别提学生自主的体悟哲学。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所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正面的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这点正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教学中的最重要最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 目前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的经验
尽管目前的高等院校哲学公共课基本原理教育教学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是在多年的教育教学中还是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概括如下：
（一）教学方式方法的多元化
05方案以来，关于教学方式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与探索，过去教学中的单一的填鸭式教学有了很大的改观，开始尝试案例式教学、辩论式教学、专题式教学法、社会实践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随着教学条件的改善，多媒体教学也广泛的展开。多种教学方式方法的展开，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从注重传授理论向在注重传授理论的基础上更注重培养能力和转变思想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转变，培养学生思考和探究的能力。
（二）在现实生活中探究哲学的真义
05方案以来，各高校的课程教学开始在讲述原理和理论的同时，注重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联系国内外的实际，运用原理剖析大学生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弊病，帮助学生摆脱认识上的扭曲和迷误，逐步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目前的课程能够结合热点问题、结合学生所学的原理加以分析。在课堂教学中教学互动、教学相长，极大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展示学生的个性，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 当代中国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的创新
05方案以来，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是，当代中国高等院校哲学教育教学仍需要继续创新。现代社会是网络和信息化的社会，电脑、手机、微薄、微信、人人网等等，使得学生轻松掌握的大量的资讯，在讲解的过程中举例子来说明原理的模式就亟待创新，如何在教育教学中，把这些形下的现实世界、现实事件挖掘出来形上的哲学思考是至关重要的，让学生真正达到对哲学的体悟，但是同时又不能让其失去哲学的逻辑性，同时在哲学体悟的过程中形成人生观、价值观，能够不同角度看问题、多维度看历史、全方位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这种体悟的过程中教学大纲中所要达到的关于知识点的各要求就自然而然的达到了。从教育教学中的形上哲思和形下的现实世界的关系出发真正达到哲学课教育教学理念的创新。
在哲学的教育教学内容方面，不再单一的依靠教师的讲授，适当的章节部分，加入小篇幅的中国哲学的原著、西方哲学的原著和马克思的原著加以研读，形成学生读、学生讨论、老师讲解、学生形成报告这样一个研磨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达到体悟的一种方式方法。
就目前已尝试的若干个教育教学上的改进来看，重要的还是对考核制度的创新，这是整个教育教学创新中的重中之重，而考核制度的创新必须得到各高校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甚至是教育部的全力支持，大多数高校现行的考核制度依然是考试一纸定分数，虽然都计入了平时成绩，但是还是考试指挥着整个教育教学，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依然还是知识点与原理的展开，所以学生还是在授课的过程中，无法最大限度的发挥积极性，只是着急于记概念、原理。作为公共课的基本原理的考核，可以分为众多的部分，课堂的部分、课堂研讨的研究报告、最终期末论文的形成，作为各高校本课程教学成绩的测试方式。而关于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理论课试卷的设计，是整个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否可变成一个或几个短小的论文的形式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志勇.创新教育中国教育范式的转型 [M].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2]林桂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教育思考[J]. 广 西社会科学，2012，（4）.
(1)每个人都是疯子——论余华中篇小说《河边的错误》的先锋特质 王学谦
(5)宋濂散文学初论 罗书华
(10)试析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景物映像 梅春才 张岩
(13)论托马斯·金在《草长青,水长流》中的颠覆性模拟 陈文益 邹惠玲
(17)乡土道德意识的演绎——东北民间故事中的语义解构现象探析 姜亭亭 李秀云
(20)“乐感精神”视阈下的“迷惘一代”——以杰克·巴恩斯为例 李思瑶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
(23)吴简中的诸吏 沈刚
(28)论的墨学观 薛柏成 刘兴亮
(33)“中体西用”思想的制约与甲午之败 王双印
(38)世家旧族与唐代家礼修撰 王美华
哲学·心理学研究
(43)试析弗洛姆的社会技术哲学思想 王柏文 赵立
(47)马克思哲学视野中人的本质所呈现的历史逻辑 李春会
(50)大学毕业生父母教养方式与就业焦虑的相关性研究 刘春雷 段彩彬
经济学研究
(53)坚持自主创新 发展光电子产业 刘伟江 王淑华
(57)政府信息公开的经济功能分析 徐兴祥 王淑芳 张健楠
(60)我国工业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 王玉辉 张骁
(63)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人文精神 郑伟东 毕金星
(67)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 刘艳茹
历史学研究
(70)中国对美国租借援助的回惠政策及战地服务团 王伟 张旭
(73)美国对日本军事大国化的抑制思想及其事例述评 程文明 张冰
(76)朝觐安全与麦加城市危机管理 苏聪 王新中
(79)范仲淹政治变革的当代价值 杨永亮
政治学研究
(82)中国政府公务员公共权力异化原因分析 黄晶梅
(85)行政权公共性视角下行政自制探究 丁伟峰
(88)中国化的时代内涵——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延续与超越 宋晓敏
传媒论坛
(93)新形势下省级卫视的转型之路 高峰 陈波
(96)流行类杂志的时尚风与消费文化 史春贵
(99)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府应对媒体报道的快速反应机制研究 张锴 朱磊
教育教学研究
(102)论文化融通背景下大学语文课的双重价值及其实现 王桂波
(105)关于高等师范院校公共心理学课程改革的构想 姜淑梅
(108)“质量工程”背景下高校青年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申涤尘 李彬 张鑫
(112)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陈艳秋 李鸣欣
(115)全面推进高师院校汉语言专业教师职业技能培养课程改革——基于新课程改革对语文教学提出的新需求 靳瑞芳 胡兆玮
(118)高等艺术院校学生的职业素养培育路径研究 宋阳
学术短论
(120)高校基建管理人员素质建设的思考 谷桂洁
(122)中英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比较及思考 徐宏 常龙
实践观是哲学首要的、基本的理论观点，正确解读实践观点具有重要意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应该坚持用实践的观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实践观是指导我们研究和开展实践教学的理论基础。
一、对实践观内涵的解读
实践观是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理论核心。关于实践思想产生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展于《神圣家族》，最终形成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实践观的核心，是把实践作为理论体系的整体思维方式，“是理解人、人的社会生活、人与客观世界关系一般规律的基础，而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人与客观世界的物质改造关系，或者是人类思维认识活动的基础”。［1］但由于马克思从未对“实践”进行概念性的界定，学界对马克思实践观就有不同类型的解读。有学者认为，实践观主要突出了两个维度，即生产劳动和社会革命；有的认为实践是指经济领域和其他一切领域中的实际活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仅是认识论和技术意义上的实践，还是本体论和伦理学意义上的实践；有的认为实践是人的生活，“是现实生活的‘代用语’，确立一种现实性思维，用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生活取代想象出来的人”；还有的强调“实践概念所表征的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感性对象性和自觉对象化这种类属性”。
以实践的思维方式考察问题，人的实践活动应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能动的双向的对象化过程，“它既不应理解为单纯意义上的客观本体性，又不能臆断为完全的主体决定论，而应理解为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恩格斯在批评“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中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2］可见，并不是把“人的实践看成是外在于认识的，而应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实践原则应是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坚持客观性必然要坚持实践性，实践观点‘必然导致唯物主义’”。实践的观点既是认识论最基本的观点，又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核心和基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可见，是为改变现实人类世界的实践活动而创立的。也正是在这个整体性意义上，哲学又被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不仅强调以实践的观点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更重要的是以科学实践观认识和改造世界。
二、实践观是实践性教学的理论基础
（一）实践性教学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有效方式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其根本目的在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大学生运用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分析现实社会、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塑造高素质的人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打好思想基础。实践性教学是培养大学生将理论内化为思想政治素养和科学思维方法，外化为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能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是提高教学实效性的有效方式。
（二）实践性教学是体现大学生主体性的重要平台
是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不是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人的主体性也是通过实践活动这一重要平台得以体现的。人是实践的主体，实践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既不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改造，又不是受教育者被动、僵化的接受过程，而是以受教育者自身为活动对象，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能动的现实的双向对象化过程。它既不能理解为单纯意义上的客观本体性，又不能臆断为完全的主体决定论，而应理解为实践系统内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促进学生发展，就要使学生成为活动主体，这样才可能在活动中发挥其主体，实现促进人的发展的最终目的。实践性教学正是通过凸显学生主体参与的教学过程，使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和知识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以提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三）实践性教学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实践观认为，人在实践过程中完成了自身发展，人的劳动实践使“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3］可见，在实践过程中，人们不仅能获得知识、技能，更在这一过程中伴随世界观的形成或改造、社会生活基本素质的养成，最终实现个人能力、个性发展和个人价值的有机统一。当前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变。这使得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处于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学生更多的知识、经验的获得来自于社会。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就要置身于社会中，学生自身以内在体验的方式参与教学过程，不断获得理论知识、道德行为等方面的提升，不断习得和积累社会生活经验，逐步养成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素质。在思政教育根本目的得以实现的同时，也满足了包括社会生存、适应、发展在内的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三、实践性教学的若干基本方法
（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最基本的方法。一方面，根据理论有关内容确定实践教学方案，以实现对理论掌握与深化的教学目标。如根据中国化理论，就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并邀请国内知名学者，结合自身学习实践的经历，谈及对人生转折上的影响和作用，以充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又以具体案例对学生言传身教。另一方面，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即运用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直面现实、接触社会，会发现诸多复杂的现实问题，如公平缺失、利益失衡、道德失范、腐败滋生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引导学生运用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看待与分析，使学生在调研中自觉运用理论中关于发展、辩证、实事求是等基本原理进行理性和客观分析。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实践相结合。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育与专业实践教育的结合，是一种渗透性、融合性的结合，需要教学管理部门协调并形成长效机制。通过与专业院系沟通掌握各专业实践教学计划，根据其内容和要求确定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主题并同时部署，将思政教育融入到专业实践过程之中，实现两者有机结合。由学生在其专业实践范围内自主选题并制订调查方案和提纲，无论学生采用哪种形式调研，都要求围绕所设主题将调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与归纳总结，调研报告、心得体会、研究论文等形式均可。最后由教师评定成绩并按对应课程要求记入其总成绩。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实践相结合的关键点在于找准学生需求，让其结合自己的专业，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所学科学文化知识去思考解决问题并奉献社会，提升自我。
（三）集中组织与分散活动相结合。
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具体情况，即合班教学人数较多，课时有限，经费紧张，集中组织社会实践难度较大。因此，在安排社会实践过程中，应把集中组织与分散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与需要，在寒暑假期间由思想政治理论课部门、校团委、学院团总支等组织几个较大的实践团队，选择典型基地进行集中考察调研。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自己组织实践小组，自己确定社会调查课题、联系实践基地并进行调研考察，或在假期返乡期间，利用对家乡情况熟悉的优势就某个感兴趣的问题展开调查研究。一般情况下，分散活动适用于一些简单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类实践活动难度不大，操作相对简单易实施，依靠个体的力量基本能够完成。而操作相对复杂难度稍大的实践活动则宜采取集中组织方式。这样既抓住了点又覆盖了面，既具有可操作性，又能充分发挥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校内资源与地方资源相结合。
一方面，应充分利用校内各种资源形成并完善校内实践教学系统。如组织读书活动、开辟网上论坛等形式，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点，指导学生成立各种兴趣小组、研究会等社团，利用校园网设立各类专栏，让学生自主选择兴趣议题自由讨论，教师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评价。另一方面，长期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又一重要平台。应组建并完善实践教学基地网络，尤其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优势，即各个地域独特的自然资源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资源。“由于能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置身于其中、躬临其境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域氛围’和近距离的‘亲和力’及教育上的方便，正日益成为一种富有潜力和特色的优势教育资源”。学生亲临现场会获得非同寻常的感受，拓宽视野，增长见识，更深刻地了解国情、区情，为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积累“材料”来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常伴随着社会诸多方面变革的社会事实，这些社会事实一方面孕育了具有现代性特质的价值因素，促成了现代性社会的渐进生成；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并解构现代性社会生成的不和谐因子，社会焦虑便是其中之一。社会焦虑不仅给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烦恼，而且也给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带去了尴尬。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建制，提醒着人们必须对焦虑的社会事实进行关注并诉求适时的理论来解释，进而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理路和办法，以此减少转型时期的社会动荡。
一、 社会焦虑的一般性分析
1. “精英症”及其焦虑的社会事实。2004年均瑶集团总裁王均瑶英年早逝；爱立信中国区负责人杨迈猝死在跑步机上；2005年初中国社科院学者萧亮中，猝死时年仅32岁；2005年4月10日著名画家陈逸飞又“突然”的离我们而去。像这样的事例最近这几年屡见不鲜，他们大多数人是企业家、学者、艺术家等知名人士，他们是成功的象征、社会的中坚。从群体分析来看，他们是社会中的精英群体（社会地位比较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某种意义说都可以列入其中），可是，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却病了，过劳死、亚健康、心力衰竭、心理危机、抑郁、焦虑困扰着他们的生活，由此成了“精英症”患者，面临着精神与身体的双重危机。[1]越来越多的研究报告显示，这类群体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容乐观。从阶层理论来看，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浓厚精英文化氛围的国度里，他们的能量和影响力是其他社会阶层所不可比的，他们的示范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他们中一些人却被焦虑的情绪所纠缠着，有的甚至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本文之所以关注精英群体并以“精英症”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来关注社会焦虑问题（社会焦虑是指在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2]），原因在于，一是引起人们对焦虑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精英们关注更多的是“鲜花”和“掌声”，而对精英们焦虑等病症关注的却很少，在我们的意识里总以为焦虑更多地发生在弱势群体里，但就近几年的资料显示（如零点调查公司对415位北京“白领精英”的社会心理调查显示，心理疲劳程度在等级3及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了61.4％[3]），他们的生活状态却出现了问题，很多人长期在一种焦虑状态下进行生活和工作。二是精英们在整个社会评价系统所处的顶级地位。他们的角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牵动着整个社会的趋势走向。精英们尚且如此，其他群体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来自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最新完成的一项调查（2134人参与）显示，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4]“郁闷”、“烦恼”已成为当今人们的口头禅，这也在进一步说明我们的生活状态已不再为我们所满意，生活已失去了往日的平静，进入了一种“焦虑”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是“由于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而在民众中产生的压抑、烦躁、不满、非理性冲动、抑郁等紧张心理的集合，这一集合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张力，最终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5]一定意义上，焦虑的社会事实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和思维世界。
2. 社会焦虑及其研究成果。社会焦虑的发展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部分焦虑阶段，二是普遍焦虑阶段。部分焦虑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因为社会总是变动不居，总有部分人会落在时代后面，从而感觉到紧张；普遍焦虑是指在社会转型期间，绝大多数群体都受到焦虑的困扰，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张力（个人或集团之间几乎不能控制敌意或紧张局势），从而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6]通过以上对我国焦虑的社会事实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普遍社会焦虑的状态，这种焦虑的状态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它或显性或隐性，或以激烈的方式或平缓的形式，侵蚀着我们内心的宁静。这种状态对于个人发展的伤害自不必多说，因它而引发的社会张力对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当焦虑困扰着绝大多数群体时，人的主体性便无法彻底发挥，一个忽视或埋没人的主体性的社会无疑让人不悦。从社会控制角度来讲，它使社会的整合度降低，社会关系更加紧张，社会秩序失去控制，因而，容易导致人们集体性行为事件发生。
当社会处于部分焦虑时候，可能个人因素会多一些，而当社会进入普遍焦虑状态时候，社会因素就占据了主导。诚然，焦虑的产生既有其个人因素的作用，又有社会因素的制约。只有二者达到一定程度时，焦虑的状态才会出现。从社会焦虑问题的特殊性以及我国国情来看，从社会因素分析焦虑现象对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会更有意义，换言之，当人们的焦虑状态达到普遍社会焦虑时，我们更应该从社会制度安排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带有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从这样维度来解释社会焦虑产生的原因，并在原因分析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适时办法，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从资料上来看，国内较早研究社会焦虑问题的吴忠民教授认为，“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是社会焦虑出现的重要原因；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是社会焦虑产生的直接原因；社会安全网的缺乏加重了社会焦虑现象；国外的示范效应对于社会焦虑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7]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我国社会焦虑的产生，在原因分析基础上他又提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焦虑的办法，如“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大力推进社会保障的建设”，[8]也有学者提出“‘安全阀’、‘缓冲带’、‘代言人’”[9]等具体的措施。无疑，这些措施和方法都是积极的、适时的，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还会有更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不断推出。在本质上，一定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来指导，社会焦虑问题也不例外，我们应该在一定理论的指导和解释下，把社会焦虑降到能够让社会所承受的限度内，为和谐社会建设减少阻力，为人们享受改革开放的利益成果提供解释力量和平台框架。因此，本文就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在寻求理论思路的指导下，转换研究视角，用生活方式理论去解释这一社会问题，并指导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 生活方式理论对社会焦虑的应然指导
在我国，有关生活方式理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价值观念的制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10]从使用范畴来说，生活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包含“全部”生活活动，狭义上指日常生活及其个人生活行为的表征，但是当我们在谈论或使用生活方式这一概念时，二者是密不可分、互相渗透的，因而，往往是二者兼顾使用。近些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生活方式理论的实践和发展有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和契机，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化的深入研究，其理论来源和原理保证又有了进一步夯实。
社会焦虑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自然有我国的一些特殊背景和实际情况，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要有适时的理论来指导，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生活方式理论对于社会发展以及由发展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为何有如此魅力和解释力？缘由有二。
一是生活方式理论来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创始人在他们的多篇著作中多次使用过“生活方式”的概念，如马克思、思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的《序言》等。[11]可以说，这些经典理论的表述方式和深刻的理性思维，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使我们从中找到了生活方式的理论光芒和成长点。通过对马恩著作的经典解读，一方面丰富了中国化的研究成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社会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拓展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对经典的不断诠释、重构和创新，使生活方式理论的内涵及“生活”的能动性，在理论的指导下全然发挥。
二是生活方式本身的理论特性以及因特性而具备的建构功能。在我国，长期以来，我们在阐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理论时，在强调物质生产重要性的同时，恰恰忽视或丢掉了“生活”、“社会生活”、“生活的生产”、“为了生活的生产”，这样一些重要范畴和基本命题，结果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被解读成“经济决定论”、“生产本位论”的观点，完全用“生产”消解了“生活”，科学的历史发展观被解读成了“唯物化”、“见物不见人”，以及“遗忘生活”的历史发展观，并在发展实践中摆错了生产和生活、人和物的关系，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现实后果。[12]当然，这其中也使人们在价值观上更加功利化，出现了一些急于求成、以“物”为主的短期行为和思想。由于过分强调人的力量，使人们之间关系更加紧张，特别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张力（产生普遍社会焦虑的关键社会性因素），造成了人们之间无休止的竞争，攀比心理严重。
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不能自动地发生转化关系，其必不可缺的中介环节就是生活方式的全面性和丰富性，重新把“生活”作为社会理论的重要范畴既是“生活”能动性的体现，也是理性回归的必然结果，因此，生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建构功能便会积极地发挥。发挥生活方式的建构功能，有助于把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起来，消除科学和市场的诸多“二律背反”的性质，实现人文生态的平衡。[13]生活方式强大的理论建构功能，能够实现物与人的完美平衡，使我们的社会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具有柔韧性、伸缩性和平易性。只有反思，才能超越。生活方式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能够为社会焦虑提供解释，而其固有的范式又为我们提供了寻找解释的方法。 转贴于
三、 生活方式对社会焦虑的现实评价
如果说生活方式理论本身的特性为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焦虑的解释、解决提供了可能，那么社会焦虑原有的属性又使这种可能成为了必然。总体而言，社会焦虑的产生是由社会和个人双重因素所导致的，那么，我们一方面要求从社会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求解，另一方面也要从个人因素上寻找原因。生活方式恰好为社会焦虑的双重基因提供了切合点，能够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它一面能够从社会建制方面找到理论的解释点，另一方面又能够从个人生活层面提供了一个趋于完美的考量。这样，我们不仅在“治本”上有了理论指导，而且在“治标”上也有了方法和技术的支撑。
从人类追求幸福的角度来看，焦虑的另一面就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幸福指数的增长，而这些恰恰是生活方式对人类幸福生活的终极关怀，可以说，发生在我们周遭的焦虑的社会事实，正在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着我们的生活样态，是“向左”还是“向右”，无论是对于处于焦虑其中的人们还是对正在追求幸福的人们，这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为此，用生活方式理论去看待、解释社会焦虑，更一步加深和表达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治理理念，它无疑为我们看待社会焦虑提供了全新视角，为制度的制定和措施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生活方式理论毕竟是一个宏观的理念，具体而言，从本文所思考的问题意识出发，在对待社会焦虑问题上，生活方式理论可以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1. 根据我们的现实国情，在国家层面上倡导和谐的生活方式。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在整个社会上形成生活方式意识并把这种意识带到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和谐的、宽松的社会评价体系。打破僵硬化、功利化、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使人们在对待成功、理解生活上更注重文化层面的解读。在生活方式理论的指导下，建立切实可行的制度和措施，把政策的制定和关怀纳入生活方式视角，如建立社会解压机制（如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人性化的公共服务机构、社会公共的心理调节设施以及休闲娱乐制度）等。这样，在社会上通过“生活”的中介连带作用，不仅能够给人们的生活以愉悦和宽松，而且也能够带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繁荣。
2. 倡导回归社区，致力于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在社区内培养和谐的人际关系。社区建设必将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一定意义上，和谐社会就是若干和谐社区的有机组合。因而，在社区内形成和谐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显得重要。现代人们对于社区的依赖越来越强烈了，社区本身所具有特性，使人们能够直接地参与更多的社会事务和活动，同时社区也为人们提供了形式多样的、直接及时的帮助和服务。社区的这些功能为解决社会焦虑问题提供了最佳场所，这是因为，社区的有益生活可以把容易导致焦虑的社会性因素和个人因素控制在更小的范围内，避免由于集体性的焦虑行为而导致社会成员的“集体冲动”事件的发生。在社区里，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咨询互助活动，如通过义工或专业人士对老年人、中年人、中小学生等不同群体开展一些心理预防和矫治活动；还可以开展一些重参与的、实践性强的社区文体活动，使生活在社区中的人们在互动中体验社区生活方式的乐趣。总之，社区既能为大众所认可、接受的生活方式提供试验场，又能为国家层面所提倡的和谐生活方式以指导和规范，因此，社区将成为构建并倡导和谐生活方式的最佳切入点。
3. 和谐的生活方式孕育离不开和谐家庭的生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根基，也是社区组成的基本单元。温馨和美的家庭对于每个人成长、成才、成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们这样异质性很强的社会里，家庭应该成为家庭成员宁静避风的港湾，为家庭成员提供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必要帮助。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慰藉对于焦虑心态的缓解是极其必要的，在家庭这样一个相对私秘的空间场域里，人们更容易体验生活百味，完善自我心性。相信家庭中的和谐生活方式，必将激发家庭成员的生活热情、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平和的个体心态。其实，和谐生活方式的建构过程归根到底也就是现代人的生成过程。
总之，我们正处在一个越来越压抑、越来越焦虑的时代，但同时我们更处在一个更加觉醒、更加关怀自身生存境遇的年代，生活方式的理论魅力和建构功能为我们解释社会焦虑现象提供了一个崭新视野，让我们重视并积极地面对这一带有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并在理论创新和心灵体验中有所收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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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雅林，董鸿扬.构建生活美——中外城市生活方式比较[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一、借鉴的必要性
（一）理论层面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这使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终于“浮出水面”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学者们对大众化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探讨，也取得了一些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大多数的学者只是肯定了当代中国大众化，而对怎样推进当代大众化的研究在只是停留在推广意识形态的阶段，缺乏具体可行的方法，可操作性更是不强。
（二）实践层面上，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了精英化，但大众化却相对不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众化的对象。大众化的对象为广大人民群众、党员、干部和学生等。而在实际的宣传与教育中，对学生、党员、干部的教育很多，但是针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却很少。很多人民群众知道有，却不知为何物。
2．大众化的内容。理论只局限于学者们的研究中，而没有生活化和通俗化。没有生活化，理论教育没有结合人们现实生活实际，更不用说将这种理论或价值观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形态中去；没有通俗化，指在介绍和宣传理论时，太过于学术化，不够通俗易懂，没有将理论预言转化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话语。没有生活化，没有通俗化的理论是脱离人民群众的，那么这种理论的大众化就无从谈起。
3．大众化的方法。中国化的对象（即传播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能否被其所传播的对象所接受，就取决于能够用来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满足其所需要。而如今，在传播的过程中，只注重将理论进行单方面地介绍和宣传，并不考虑对象是否对其了解、熟知或感兴趣，对于被教育者是否对其内化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和行为准则，是否运用于实践去解决现实问题，满足其需要，这些重要环节被忽视，致使宣传、教育被停留在形式上，内容被架空。大众化的效果也是事半功倍了。
二、借鉴的可行性
（一）理论教育，以理服人
理论教育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灌输原理为理论依据，是思想政治教育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1]直接教育法，也称灌输教育法，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进行理论体系，或由受教育者系统地学习理论，逐步树立科学世界观的教育方法。所谓灌输，就是就是灌送、输入的意思，包括向人们完整、准确地灌输理论；全面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2]早在上个世纪初，列宁就在《怎么办？》一文中，针对当时俄国社会内存在的崇拜自发论的工联主义倾向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论文参考网。”[3]列宁认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要有意识、有计划地向工人阶级传播、灌输理论，以指导革命实践。列宁的时代已时过境迁，但灌输的教育方式仍然适用。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不是自发形成的，都是要经过宣传、灌输、教育等途径，让人们熟悉、接受、理解和掌握。如果人们不了解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就不可能去接受，进而化为自觉的行动。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的变化发展和世界观的形成，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界各种各样思潮、观点的影响，不是这种思想起主要影响作用，就是那种思想起主要影响作用。进行灌输教育，可以有意识、又计划地让科学理论、先进的思想起主要影响作用。由此可看出，进行理论宣传、灌输教育的重要性。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外各种思潮不断侵入人们的头脑。为确保理论体系的主导地位，更要加强理论教育。
（二）实践教育，潜移默化
实践教育主要为实践锻炼法，就是指教育者组织、引导受教育者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养成良好思想品德的方法。[4]实践锻炼法以的认识论和实践观为直接理论依据。认识论和实践观认为，社会实践是人的正确思想形成发展的源泉，是人的思想发展的动力，是人的思想认识的目的，也是检验人的思想观念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5]社会实践活动为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现实条件，使人们在交往互动过程中，把业已掌握的理论逐渐转化为自己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促进知行转化，使得理论教育的成果得到进一步强化与巩固。
三、探索大众化的新途径
关于探索大众化途径与方法的研究有已经很多，但是涉及到大众化的具体方法的却甚少。而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各国在思想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文化相互激荡 ,对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给的信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对。因此，大众化的任务是刻不容缓的。而道德与生俱来的大众性和普遍性，彰显出道德在传播和教育方面经验的广延性，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性，为大众化提供了新视角。故借鉴道德教育方法探索大众化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构建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网络，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合作，增强基层公民的教育
教育属于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其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三大部分，教育应该建构以学校为中心，家庭、社会一起努力、相互配合，建立一个教育的网络，从而增强基层公民的教育。
首先，学校是传统的、权威的教育场所，是大众化的核心基地，其能传授系统而全面的及其最新理论成果。然而，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教育对象，应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于尚处于幼年阶段对象，可将经典著作以及理论寓于图画、小故事以及科普读物等载体中，培养其浅层意识。对于儿童，其模仿性高、塑造性强，容易受感染，可将经典理论融入情节波澜壮阔或引人入胜故事和读物中，加深儿童对的感性认识。对于青年，则要注重理性认识，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运用促进青年们对经典理论的内化，同时也能建立青年们对的信仰。
其次，家庭是育人的第一所学校，对于实现大众化至关重要，应加以重视。
家庭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父母的思想、品德、习惯对子女潜移默化的影响。[6]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主要通过日常生活的言谈、举止不知不觉进行的。目前，目前处于父辈阶段的群体大部分都是80年代以前出生，曾受过及其时代精华的洗礼和参加意义深刻的实践运动，对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为家庭的宣传与教育提供了优势条件，应抓住这个积极因素，加以充分地利用。
再次，社会是检验家庭和学校对教育成效的理想场所，是大众化的普及与再普及的场所。具有坚定信仰和协调偏离的思想，引导对信仰的功能。
（二）寓教育于工作生活实践中，进行渗透教育
把教育融入到人们所从事的经济工作、管理工作、文化工作等各方面工作乃至日常生活工作中去，与各项具体工作一起实际进行。人们的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工作中度过，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主要通过工作来满足，人们的思想问题往往与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紧密相联。因此，只有渗透到各方面具体工作中，融入到学习和生活中，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才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从而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促进各项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7]实现教育与工作生活等的有机结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途径和方式：
第一，抓住工作生活中带共性的思想问题进行教育。工作生活中带共性的思想问题，就是从事不同的职业、不同学科的人们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必然反映出来的思想问题，如工作和学习目的和态度，工作作风和学风，以及职业责任、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等。[8]（虽然人们从事的工作内容不一样，但是人们的工作态度，作风等形成于工作过程中。论文参考网。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反映在其对待工作的态度、观点上。所以，要善于在工作表现中，发现人们的思想问题，从而能有针对性结合工作进行教育。论文参考网。
第二，在与工作生活结合教育时，要坚持按思想性、知识性、通俗性有机统一的原则实施教育。所谓思想性，指在进行教育时，要以中国化的思想为指导；知识性，是指把教育与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很好结合起来，形成某种能力；通俗性，是指要进行教育的内容要通俗易懂，易于被人们所接受。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若能使思想性、知识性，通俗性三者有机的统一，既能提高人们的工作能力，增长知识，又能强化教育效果。
第三，不断改革和创新教育与工作相结合的方法。把教育渗透到工作中需要一定的手段和方法。没有科学的方法，教育与工作相结合只能是一句空话。只能借鉴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方法，但是其在这方面的经验积累的也不是很多，究竟如何渗透，在具体方式上还要进行探索。
（三）加强当代中国大众化工作者的队伍建设。在德育教育中，教育者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能，就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一定的素质是教育者承担德育教育职责、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也是影响德育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同理，要推进大众化，也需要素质过硬的专业化队伍，特别是中青年理论专家队伍，他们应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普及形式，特别是将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与群众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联系起来，让群众从内心感到当代中国就在他们身边，感到当代中国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在争取群众信任中宣传当代中国，实现当代中国大众化。
（四）探索并构建长效的宣传教育机制，保障大众化有效实行大众化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在进行大众化的宣传教育中，要保证宣传普及的动力是持续的，关键是要形成一套宣传普及教育的有效机制。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通过伦理道德的形式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自觉成为他们的生活准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些经验就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作为党的理论选创工作者，应努力运用理论解释回答重大现实问题，切实把理论体系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工作生活的各个层面，使之耳熟能详、潜移默化的变成人民大众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这样可以说，用思想理论把党和大众武装起来了。
总之，推动当代马克思助于大众化是一项艰巨的、重大的和复杂的任务，期间肯定会出现许多困难和阻碍，但笔者坚信，只要但是只要方法科学、正确，坚持不懈，中国大众化将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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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ivil society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意蕴。然而，从90年代开始，大陆学界对这一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诚。对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借助于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于解决现实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来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框架。
1.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的重新复苏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识来源。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之所以复兴，其原因在于：A.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人们重拾了对市民社会的关注。
B.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暴露出来的高度集权的弊端使人们开始对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进行反思。从70年代起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自下而上的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一些学者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表达他们的反国家主义的思想，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有学者把巨变看成是市民社会复苏的直接结果。
C.从整个西方社会来看，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促使一部分学者呼吁限制国家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向市民社会回归。国家中心论开始衰落，人们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国家更能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80年代起，随着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国家权力重新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理论展开研究。
2.中国国内状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复兴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让学者们敏锐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会的阶层，并推动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从而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这样一个极具灵活性和挑战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看来，因为能够作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浓郁的本土色彩。
从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来看，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介绍引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上个世纪末。90年代开始，中国正值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正从无所不包的、社会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国家体制中转型，从个人的淡化到个人主体自觉意识的复苏，从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到变迁的城乡结构。尤其是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新阶段，现实层面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中国知识界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甄别时，选中了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复苏的概念。
在这一阶段，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舶来”性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探讨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评介上及对概念移植中国展开论证。（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邓正来、景跃进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研究公民社会之滥觞（见邓文）。随后，这份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影响的文章，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及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而展开。（出版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
到了上个世纪末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与善治的兴起，15大之后的政府机构的需要对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创新制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符合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见《治理的变迁》，俞可平）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国家、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空间的建构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展开切实的论证。二、
公民社会研究的内容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或是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说90年代以来整个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个论域而来的。
1.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建构
要解决论题一：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同众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国一样，首先就面临如何将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里。“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着几种不同的翻译法，每种翻译都体现了译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三种常见的译名。其实，在92年以前，市民社会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中国知识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可谓不陌生，它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无数的知识分子拜读过“bourgeois”（关于它的词源学背景，可以参看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极其在现代的汇合》），然而，对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对同一个德文单词有的书有的地方翻译成市民社会，有的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论述时学者开始比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会的译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不过，也仍然有学者遵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理解来谈论这一含义丰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地位》）。也有的仅从城市居民的狭义范围来理解市民社会，容易在语言转换时产生混乱。所以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会的兴起，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这种译法。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在第二阶段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学意义上，侧重的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这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至于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这是一个中性的称呼，为历史学家所喜欢，在分析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时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邓正来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对Civil society的不同译法其实就代表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人们很难给市民社会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西方的传统来看，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在不断发展变化，从古希腊最初指城邦社会，代表的是高贵、优雅、道德的文明社会是civilis(这一概念的变化见布百科全书)到近代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条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外在于国家到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查尔斯.泰勒更指出还有孟德斯鸠式的以法治为核心的进路）（这一点，邓文、方文曾在国内着重介绍过，在国家与社会的书里也提到过）。到了当代，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场经济为划分点转到以文化领域的变化。而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对这个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对此，中国大陆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陆学者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正如译法的多层次一样，在研究进程中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谓二分法主要就是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构成，并强调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阶段主要则是三分法。
但前面说过，国内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以国内研究文献为数众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兰西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并想发掘出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历史意义。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有学者撰文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 ,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 （〈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王岩江海学刊 2000年04期）
而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研究中，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作为规范和标准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模式之上,是一个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表现为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概念各个环节的辩证发展, 体现着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概念对于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及其辩证运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正是在伦理概念的运动过程中,“市民社会”表现出了深刻的辩证性质,黑格尔结合古代与现代熔于一炉的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必然的。（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 》 2000年03期）。在对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并探讨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的异同之处。（《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 》，郁建兴 ，《 哲学研究》 1997年04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市民社会观念，更多的属于评介性质的。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希望重现原著对这一论题解释的本来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讨马克思、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他们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会的译法，这样，在对这一概念介定时，往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与城市居民，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为经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文章则详尽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总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
最有代表意义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而汇其精华的是邓正来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概况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邓文围绕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状况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针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生学背景，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其实是在原来的知识界讨论背景之外的一个全新领域并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对学界来说有两大可以运用的资源，一是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实体社会的资源；一是作为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式的资源。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市民社会在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邓文论述的重点，以此为出发点，邓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中国化概念后，对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或发展的具体道路有两段论模式和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驱动式，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说。（指出“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几个特色：（1）
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4）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见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总言之，邓文主要是从二分法来谈论市民社会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市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人们几乎就是想用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术语来找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这段时期的文章尽管纷繁多杂但1.脱离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观点。
在当时，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在90年代初的大气候下，正值市场经济方兴，面临的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时，被压抑许久的社会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的还是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社会”这一概念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从我们出生到死亡，都是国家的、单位的附属物，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领域，所以知识界对市民社会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认识的时候，无疑，适应当时大气候的形式采用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谈论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还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会成为了通用的译法，也被知识界所认可。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学界逐步对三分法产生了兴趣。当代西方的学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我们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所构成的”。（）这一观点无疑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反映了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理论重心的转移。因为经济系统的过分扩张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会阻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而中国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的兴起，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也促使了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
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了大量的介绍当代西方理论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骏的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陈晏清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则分析了近、当代市民社会观念难得不同，指出市民社会观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换关系而结合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济交往领域转为当代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论。而王新生的博士论文则以市民社会为题，在厘清近当代市民社会的差别之后，力图表达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种历史递进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不同。并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三种不同意蕴：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价值性的。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门的兴起之后，有了要素说来说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国内有这样一个趋势，采用公民社会译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为代表，吸收当代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西方学者Gordon.white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个：1.私人领域2.志愿性团体3.公共领域4.社会运动。一般而言，主张公民社会译法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重点倾向与公民社会与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关。
2.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厘清了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学者就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来，主要围绕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认识而展开。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建构当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
如何正确理解处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而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则有五种模式：公民社会制约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互补。并指出，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这五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对复杂现实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首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的学者就否认中国有过市民社会，有的也只是宗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内似西方历史上完善的市民社会阶层。（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很难适宜于中国社会的情况，因为西方社会是在权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但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较早。而对许多后进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同质的，因此内部的理性没有完成，所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西方那样的道路。反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必须依赖外部条件，尤其以政府的促进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状况出发，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良性互动说”，它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邓文）理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是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是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早在黑格尔，就明确从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原理》，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更进一步的将其理解为“物质的交换关系”。现代后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而下展开的，原来被压制的个人和社会开始凸现。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但与改革前相比，社会也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潜在有力力量，社会占有资源多元化，社会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现明显，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一大批非营利组织和独立社团的出现促使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需要必须而且能够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任何一种成功的市场体制不仅需要完善的内在竞争机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来配合，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及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宽了空间、培养了意识形态、营造自治机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储建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年01期）
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胜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会与法治：
市民社会是以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并以此来保障其良性运行。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来看，它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确立密切相关。
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市民社会时期，孟德斯鸠就强调一种“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国家相符合的，自由状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与宪法。强调了市民社会和法治的关系。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发展，法治的约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会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也必须要以法治为保障。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约束政府，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法治运行的基础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矛盾互动发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中得以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有效的分解了国家权力，遏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民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新构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共权威和良善之法。（马长山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与界限）。
三、是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或者称为NGO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西方兴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而随着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第三部门也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双方开始寻找理论契合点，两者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倾向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就反对极度扩张的国家权力，认为国家的干预对公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分离。以契约为基础，法治为保障，依靠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公民社会被抽象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公民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扩大社会自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政治民主意义重大。而第三部门的研究正是专注于对社会自治性团体的研究，对社会社团的基本结构、从业人员、对政府社会影响能力和服务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对社区的大的趋势的调查。与公民社会的侧重于理论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实证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其实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在看同样的问题，可以说都是想用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从公共事务的角度，从制度治理角度，从更多的更复杂的管理治理角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趋势中，二者结合在了一起。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构架中，社会基本结构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由政府－单位－（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单向、单维的关系，转变为多元、互动、社会参与与自组织形式的结构。政府不再是一个全能的部门，它行使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调控等有限职能，并主要通过监督、规范、政策优惠等间接手段调控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行为。这一改革过程首先从企业行为的独立开始，改革开发以后，企业逐渐扩大了自主权，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属的“工厂”的“法人”，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还要归于社会自组织体系的形成。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形式为基础，个人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的成员，形成广泛的自组织形式，构成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或称“非营利部门”，是大量具体社会功能的直接履行单位。所有这一组织结构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会的研究方法：
谈及此，不得不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方法做一概述。总体印象是，规范性研究在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因为，前面说过，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恪守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别的理论家用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来加以研究的，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来运用。作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前景（何文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8 2期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然而，随着第三部门研究的兴起，实证性的研究逐渐凸现。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实证性的研究极大的拓宽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范围，使的公民社会的研究泛理论的研究注重了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与全球化等专门问题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论，深入调查进行个案研究。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这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如美国学者读《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是历时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大陆的情况来看，这一方面还相对薄弱，虽然这些年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对这一问题显然还只停留在乡、村一级。而从中国的行政体制架构来看，乡显然不属于一级政府，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把视野拓宽。目前进行调查的成果较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该书从四个层次：个人层次、基层层次、阶层层次、NGO组织（社团组织）层次探讨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状况。大致结论是：中国改革开发以来个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个层次当中最为活跃；基层层次讲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城市单位组织的变化，由于社会大量的变化，基层层次也成了非常活跃的层次；阶层层次不太明显也不活跃；而第四层次也不太活跃。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刚刚发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国市民社会很明显的两个特征是自我冲动的特征和自我约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理论本身知识界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会问题讨论中往往将近代市民社会观和当代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这就产生了概念的歧义。如仅仅将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主的经济交换领域；及单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城市居民，这就容易剥夺广大农村居民的权利，使的这一概念过于狭隘、片面，没有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另外，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将一个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国，而这个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语境的，在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西方的模式为标准，对中国的现状加以评判，或者是简单的依据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对中国社会做一简单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经验，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明中国的市民社会早已经存在。这是后进国家在全球化的强势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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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现代化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本科生的重要理论基础课，在我国高校中开设得极为普遍。随着时展，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弊端逐渐显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内容体系僵化。在传统本科教学中，基本上延续了《资本论》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重点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而忽视对当代西方国家的新现象、新矛盾的剖析，忽视对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研究。这既不符合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使得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理解狭隘化，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削弱了该学科的现实解释力。
第二，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授课方法单一。马克思曾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运用历史逻辑分析法，侧重于规范分析，缺少实证分析，缺乏现代研究工具的应用，忽略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课堂往往没有互动、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致使其课堂效果差强人意。
第三，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观点陈旧。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程以阐述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为重点，将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色彩强化放大，而忽视了其“经济学”的角度，忽视对学生经济思维的培养。以经济危机理论为例，传统政治经济学仍然聚焦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基本制度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少于论述当代经济危机的新特点和新形成机理，从而对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企业运营都缺乏现实的指导意义。
综上，在当前的本科教学中，政治经济学正日益被边缘化。因此，必须从体系、方法和观点等方面进行课程改革和创新，才能赋予传统政治经济学以丰富的时代感。
2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实现现代化的途径
2.1 体系的现代化
从学科体系上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改革创新应以搭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主导方向。广义政治经济学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来的，他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2]。可见，广义政治经济学以研究多种社会的生产方式为核心。当前，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强化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剖析。
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方面，既要考察不同的垄断形式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影响，也要挖掘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实现增值的主要途径，以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例如，当代西方国家的垄断组织形式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适应生产集中和生产社会化要求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科学管理的内涵；垄断条件下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化对于我们理解当前我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危机仍然余威尚存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应当重点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及欧美国家的发展困境和对策进行深刻剖析，以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危机、自我修复的能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方面，要致力于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中需要重点解决的现实问题，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应当采取怎样的实现形式；应当如何处理政府和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利用和完善等问题。既要挖掘与社会主义本质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或规律，也要研究与一切社会形态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或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所采取的特殊表现形式。例如，与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相比，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能取得存在依据；作为商品经济共性规律的价值规律在当前我国经济的竞争性领域仍然发挥着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指挥棒”作用，而且未来我们应当进一步强化其作用的市场范围。
2.2 方法的现代化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应局限于历史逻辑方法，而应发展出多样化的综合性的方法论体系，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在一起，加大数理方法的运用，并吸收制度研究方法、博弈分析法等现代分析工具，建立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相关概念和范畴的联系。
譬如，在讲解商品经济产生的基本原理时可以运用制度分析法，阐述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讲述剩余价值规律时可以从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理的角度加以阐释；在讲解资本有机构成概念时，可以与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概念相对比；在讲解资本周转速度和平均利润率理论时，可以引入数学方法；在讲解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时，可以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在讲解商业流通费用时，可以梳理其与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此外，在课堂讲授时，为达到深入浅出的教学效果，应重视采用案例分析法。从价值规律的作用、货币的职能到资本的循环周转，再到平均利润率规律，都能够在实践中找到大量生动具体的案例，应注重相关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建立系统规范的案例资源库，并借助于动画、影音等多媒体教学方式，将教学内容形象化、趣味化，以弥补传统教学在时间、空间展示方面的不足。
2.3 观点的现代化
从观点上看，政治经济学教学创新的根本任务是能够更有效地指导当代社会的实践活动。因此，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应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应将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与现代企业的经营活动联系起来[3]。例如，商品二因素的对立统一关系，可阐释为现代企业商品经营的消费者导向；劳动力商品的相关理论，意味着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经营十分重要；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理论和资本的运动性理论都与现代企业的资本增殖息息相关 。
其次，应将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与现代政府的宏观调控联系起来。例如，在经济危机理论中，增加对虚拟资本特点和虚拟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有利于对政府的金融管制和货币调控提供政策基础。再如，作为虚拟货币的比特币的价格波动、我国当前的房地产泡沫等问题都可以用政治经济学观点来加以分析。
3 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现代化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1 在观点创新时应注意区别对待“根本观点”和“具体论断”
所谓“根本观点”是指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而不能的一般原理；所谓“具体论断”是指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做出的判断。对于的根本观点我们必须坚持不动摇，对于某些具体论断则可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发展和创新。
3.2 在体系创新时应坚持以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曾在历史上引发多次争论。当前，我们主张将研究对象扩展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出自该理论中国化、本土化的需要。在关注生产关系的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关注资源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全盘置换为对生产力或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那样的话，政治经济学将丧失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的根本立足点。
3.3 在方法创新上应注意避免陷入“去内容化”的陷阱
当前，数理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日益普遍，甚至出现了经济学泛数学化的趋势。其实，数理方法的运用只是对历史逻辑方法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替代。数理分析本身不能创造任何思想，它只是思想或观点的呈现工具而已。如果理论或思想本身是苍白的，那么无论运用多么精巧的数理模型去包装，也不可能产生鲜活的生命力。同样，在案例运用方面，也要避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力争选取富有针对性和典型性的案例素材，让案例真正能为观点或理论服务。
总之，只有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当代经济，反映国际和国内经济的最新变化和热点问题，综合运用现代分析方法和教学手段，以实践为导向进行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政治经济学课程才能受到当代大学生的欢迎，才能在新时期重新焕发其理论的旺盛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第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梅建军. 《资本论经营智慧》.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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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提法和做法到后来，在操作的过程中，最终仍然需要请教数学。但为何一些学者不肯认同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认识问题。有不少学者认为，文论与数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其实不然！请看加拿大学者弗拉第米尔・塔西奇是如何将文论创新的难题请教数学并取得进展的吧！
塔西奇在新近出版的《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1版）一书中，用数学眼光，对准长期以来的哲学理论之争的难题，即在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想像的对立甚至敌对中，找到了共同的数学原理。
在塔西奇看来，人的“想像”是无限自由的，这是人类的一种天性。而理性虽然是对“想像”的限制，但也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对立的两者都是天性。这构成了一个悖论，难分难解。但是这一难题却被塔西奇打开了缺口，终于奇迹般地找到共同点，那么他是如何找到的呢？
塔西奇抓住德里达的“延异”不放，不停地追问着何谓“延异”？德里达本人把“语言的他者”称为“延异”。通俗地说，就是在有声的语言中能传播无声的内容，这个过程叫“延异”。塔西奇认为这有点像布劳威尔的“连续统”。那么何谓连续统呢？连续统是个数学概念，塔西奇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不放。也许是因为他是数学家、文学家两栖学者之故，于是他思考着数学上整数是离散的，实数是连续的。数学上是先有整数后有实数的，实数的出现便有了小数或叫分数，这是人类智慧的一大进步。在整数中或者说在自然数中，每两个相邻的数都是孤立的，“1”就是“1”，“2”就是“2”，……1和2之间，2和3之间……都是有间隔的，没有连接点，所以称整数为“离散”。离散即间隔。但是自从小数（分数）出现以后，整数中的孤立、间隔的离散现象消失了。在1和2之间可以布满着无限多的小数，这样就把1和2通过无限多的小数给连续起来了。同样道理2和3，3和4……都可以连续起来了，所以实数是连续的。数学上把实数的集合称为“连续统”。塔西奇认为，数学上的这种连续统，同人类的想像的连续特征是一致的。人类的想像尽管是无边无际的，丰富多彩的，也不管始点在何处，终点在何方，但是都具有连续性的特征，进而证明了人的想像是有数学原理的。从而塔西奇在非理性的自由想像中找到了理性的数学原理，也为后现代思想找到了数学根源，并进一步地探究了数学不仅是后现代思想的根源，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隐秘根源，是西方文化与历史的制造场所，概括之，西方文化是数学的分泌物。
一个完整的科学发展观念至少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准确地把握科学的结论；一个是深刻地了解其科学原理。即“是什么”和“为什么”。也就是说，面对科学的结论，不但要知道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要知道为什么。科学观念要求对一切都要问个为什么，因为万事万物原理是第一性的，结论是第二性的，是科学原理决定科学结论，发展科学结论，是“为什么”决定“是什么”而不是“是什么”决定“为什么”。没有科学原理支撑的即使是先进的科学结论，也极容易变异为落后的非科学的结论。是科学技术在促进人类的文化进步，这一点很重要。历史上凡是进步的阶级，总是依靠当时先进的科学成果来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离开先进科学的滋润，即使是先进的意识形态也会慢慢失去先进性！
那么科学，进一步说是数学对文论学者创新文论到底有何价值呢？请看，丹麦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路易斯（Louis Hjem Slev）就明确承认数学对他的理论的建设性影响。他把自己的“语符学”称为“内在的语言代数学”。如此看来，数学的价值就是在于增长智慧、开发智慧。文论危机说到底是文论学者创新能力、创新智慧的危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文学智慧，没有“他者”智慧的撞击，必将使文论的创新被自身的理论所“梦魇”。理论物理学家发现，用基本粒子去轰击原子核时，能产生巨大的核能量，这叫做“核反应”。同理，用数学理论去轰击文学理论，也会产生“核反应”。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数隐藏着真理”。笔者认为数学是人类的一切智慧之源。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数学智慧对人的认识事物能力的开发、马克思在《数学手稿》一书“关于微分学的历史”的“神秘的微分学”一节中，认为神秘的微分学中，有一种神秘的算法：这种算法通过肯定是不正确的数学途径得出了正确的（尤其在几何应用上是惊人的）结果，或者说“这个在数学上正确的结果，是基于在数学上根本错误的假设”。就认识价值来说，马克思由此认为这是“为新事物开拓道路，是‘必然的’”。此外还有一个例子，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在《数学与哲学》一书中所言：“要在计算机上作数值运算，计算机总是有误差的。本来要证明一个式子恒等于0，计算机却只能告诉我们结果是10-12或更小的数。它是不是真的是0呢？这个问题原则上也被洪加威解决了。他证明：用带有误差的计算可以满足我们要求准确结果的愿望。在一定条件下，计算出的结果绝对值小到某种程度，就一定是0。并由此得出结论：“特殊中包含着一般，误差中包含着准确”(张景中《数学与哲学》第145页)。
以上这两个例子都说明，我们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不正确”“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东西，不应成为令人望而却步的东西，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当然我们不是有意去选择“不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借用之可导出正确的、有用的结果。这无疑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这就是数学知识对人的智慧和能力的开发。切记！马克思常常从数学中获得智慧，19世纪近代科学的发展，给予了马克思无穷无尽的智慧。
如此说来，要真正实现“中西融合”的文论创新，就要掌握西方文论的数学原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请教数学。所谓请教数学，不是让文论学者成为数学家，像古希腊的美学家，特别是像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的精通数学，那也许是很遥远的，也是不现实的。而是应当让文论学者转变观念，认识到数学智慧是文学智慧乃至文论智慧的不可缺少的智慧之源。这正像辩证法一样，恩格斯认为客观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第一性的，主观辩证法（辩证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是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同理，是数学智慧决定文论智慧。因此文论学者，应自觉地关注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而不拒绝它、漠视它、回避它、排斥它……数学对文论学者来说，也许是很难的事，然而掌握数学的一些原理的哲学意义，并非难事。
以数学眼光看文论学者，懂数学的与不懂数学的判若两人。不懂数学者常常处于整数思维态，把一切看成是一个整数。懂数学者把一切看成是一个分数态。如上所述，整数思维者，是“离散”的，孤立的思维者，体现在学术上，就是固守概念寸步不离，孤立的重复的思考概念，画地为牢地封闭性思维着。这样的学者大概只会照本宣科。因为思路单一，不会发现新问题，难以创新。与此相反，懂数学的文论学者，是属于实数思维者。善于连续的思维，能化整为零，具有灵活的头脑，体现在学术研究中，能将一个概念（一个结论），从点扩展到线，再由线扩展到面，乃至扩展到无限的空间领域，这就是连续思维。数学的不断发展，人的大脑的连续思维的方式就越来越多，思路就越来越广。这是文论创新的新思维。
然而值得再次提醒的是，至今为止文论界仍然存在着忽略自然科学乃至数学的倾向。这是影响理解西方文化，乃至实行“中西融合”的思想障碍。以康德哲学为例，康德的主要哲学著作是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其中最主要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哲学的原理之作。专门论述基本概念、科学知识的基本构成等问题，是康德哲学的基础。其它两部批判也都是从这一著作引述出来的，是属于结论。然而为数甚多的文论学者，大概因为陌生数学之故，这也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通病，只注重对《判断力批判》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纯粹理性批判》的重视，应当说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学习方法，这是典型的非科学观念，只重视追求康德的美学结论而忽略对科学原理的追求。当然，缺乏科学知识，特别是缺乏数学知识，想弄懂康德哲学是一件极难的事。据台湾学者朱高正在《朱高正讲康德》一书中说“康德的书连王国维都看不懂其道理就在于王国维不懂近代科学。”(朱高正《朱高正讲康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所以他无法理解康德。据学者王学海在《王学海的美学文学研究》一书所言，王国维是第一个在中国引进康德哲学，但他后来1911年否定了自己前期的学术成果，甚至要焚烧《静安文集》。确实康德本人就明确地说过，他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有关自然世界的是牛顿，有关人文世界的是卢梭。也就是说康德首先是科学家的康德，其次才是哲学家的康德。朱高正深有感慨地说《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种译本（胡仁源和蓝公武），读起来有如天书，简直不知所云，大概没有人是从头到尾读完的。笔者认为，说到底都是因为缺乏科学（主要是数学）的知识造成。这又进一步地证明，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数学知识，是融合中西文论的最大学术障碍。
马克思曾预言：“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自然辩证法〉解说》第80页）。现在数学研究领域和文论研究领域正在走向“并轨”的边缘了。随着数学学科的发展，数学研究的对象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研究界限了。现在出现的结构数学已成为数学科学的一条红线，它已经使数量关系脱离了具体的数量，使空间形式脱离了具体的空间，成了对纯形式和纯空间的研究，于是漫延到了对事物的研究领域了，具有了哲学的灵气了。即研究的领域已涉及到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一个事物与其它事物的关系，几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文学理论所要研究的课题吗？所以文论与数学应当相伴而行。
从科学眼光出发，笔者认为，造成文论危机还有一个原因尚未引起学界关注。那就是由于文论自身缺少科学元素，导致了明显的当今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当今滞后的文论的矛盾态。体现在学者个人身上，就是雄厚的文科（社会科学）知识与浅薄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学术畸形状态。
人类思维的发展具有时代性，时代不同，不仅思维的对象、内容不同，而且思维的方式、思维规律的表达形式也不同，从根本上讲，决定人类思维发展的原因是社会实践。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造自然界而发展的。”在从远古的原始思维走向现代文明思维的过程中，人类的思维方式也随之由传统的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转变，从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转变，从静态思维向动态的变革思维转变。在人类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中，创新性思维方式将成为2l世纪人类的主导思维方式。而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正确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唯物的历史观和发展观的统一，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是我们认识壮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勇于进行创新思维的智慧之源。因此，开展理论教育对于培养当代大学生创新思维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大学生知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对当代大学生而言，要想今后在社会中谋求一种比较好的工作，最莺要的是在校期间多掌握几门有用的实用技术，如计算机、英语，等等。这种对实用技术的注重，导致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其知识结构出现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在专业知识和基础知识的关系中，片面看重专业知识而轻视基础知识。因为很多学生认为，既然大学学习有专业的区别，并且学习是以就业为主要目的和导向的，那么就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至于说基础性的知识，既然是基础，那么也就可学可不学，因为这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尤其明显的表现是，在不同的基础知识中，大学中一般只重视专业性的基础知识，而忽视其他各种基础性的知识。在这些学生的眼中，基础性的知识范围只限于与本专业有关系的基础知识，而把诸如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常识性的知识、作为思维方法的哲学知识、规范人们行为方式的伦理道德和政策法规知识等都排斥在基础知识范围之外，以至于造成学生的知识面狭窄，基础知识薄弱，学习活动仅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缺少一些必要的基础理论，最后将无法成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复合型人才。
第二，由于现代社会竞争激烈，要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需要很多实用性的技能，因此，在大学生中片而强调外语、计算机等实用技能知识，而忽视其他专业知识以及“重理轻文”的现象依然存在。很多学生把外语和计算机知识当成其成才立业的根本，过分热衷于过级考证．并且常常把这两种知识与教学计划歼没的理论性较强的知识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实用”的知识，而后者是“无用”的知识，因而放松了对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事实上，要想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应该全面学习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因为理工科知识和人文社科类知识对于塑造一个具有健全人格和宽广知识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现实牛活的情况是，文史哲等学科在近年来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生心目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很多学生的潜意识里，他们认为理工科知识才是真实可靠的，学了以后可以大有作为。而相对来说，人文社会科学类知识则足虚的，学与不学都无所谓，其中尤其是对理论的系列知识更是不屑一顾，根本看不到其特殊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功能。
二、理论教育是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途径
第一，理论作为科学理论，它内在地包含着对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高度肯定。因为理论是根据时展需要而产生并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真理性知识，因此，它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在的伞部理论体系中，科学实践观是贯穿于其中的最基本的观点。无论考察哲学的发展，还是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当代中国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们是离不开对实践特点和实践要求的正确把握的，任何创新思想都是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获得发展，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实践的。通过的理论教学，我们能深刻理解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我们进行创新思维奠定的基础。因为创新思维本身就是要突破传统思维习惯和逻辑规则，以新颖的思路去思考现实问题的思维。要实现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突破，就离不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理论教学所能提供的恰恰就是这种科学的指导和内在的肯定。马克思卡义理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辩证法等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都是进行思维创新、培养创新精神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第二，理论有助于打破阻碍创新能力培养的思维定式，并能激发创新思维的活力，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目前来说，阻碍人们创新思维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思维的传统定势，即人们习惯依据原有的思路和方式进行思考的一种倾向性，尤其是盲目地迷信权威，惟书、惟上、惟经验等错误倾向。通过理论的学习，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这些思维定式，因为马克思本人就有一句名言：怀疑一切。马克思正是以这种怀疑、批判的精神去审视前人的成果，才超越了前人，实现了思维方式的时代性转换，创造性地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理论特别是哲学，是形成独立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最重要的知识基础，其辩证思维知识对人们养成正确的思维习惯，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理论有助下学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首先，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认识，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思维方式。例如，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相应的就产生僵化、保守的思维方式；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就必然导致空想、脱离实际的思维方式；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自然要求全面、发展、辩证、创新的思维方式与之相适应。
理论课的教学正是向大学生系统进行正确世界观教育的主渠道，这既是造就社会屯义事业接班人的政治需要，也是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和创新思维能力建设人才的需要，作为系统的理论课程，理论不仅具有传播政治理念、思想意识的功能，而且也具有培养创新思维能力、提高理论水平的作用。其次，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重要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评价，它在总体上决定着一个人对社会、自我、事物的态度，不同的人生观对每个人的人生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影响，错误的人生观对人生具有负面的、消极的影响，而正确的人生观对人生具有正面的、积极的价值。一般而言，人生观通过影响人的态度、兴趣、志向、意志等方而来进一步决定着人生的动力与努力程度，因此，一个人的人生观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其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理论教育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要发扬传统，继续发挥好理论教学的育人功能，又要创新观念，深入研究，觅分挖掘理论教学在开发创新思维方面的独特价值。马克思义理沦不仪教给人们正确的世界观，而且教育人们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它要求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生，以积极的态度来发展人生，努力去创造有意义的人生，从根本卜说，理论足进行人生创造的力量源泉。
第四，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存在的意义以及人与物、人与人关系本质的总的认识和评价，不同的人由下所持的价值观不同。对于同一事物做出的评价自然也就各异。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价值观决定着人生的活动方向和对事物的取舍态度。在现实活动中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是人类活动的两大原则，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又是为了满足人本身的需要，因此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也就提出了价值的问题，即人类的创新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不能危害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在进行科学创新的过程中必须充满着人文关怀，这就要求科学工作者不仅要有科学技术，而且要有价值标准；不仅要尊重客观规律，而且要关注社会需求；不仅要讲求经济效益，而且要考虑所从事的工作可能带来的后果。坚持的价值观，实现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的有机统一，是进行创新思维时应该明确的目标。
三、创新理论教学。促进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要提高理论课的教学实效，就要求对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思维模式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使之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优化知识结构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这就要求我们做到：
首先，要创新理论课的教学方法。这就是要突破“教师中心、教材中心”的局面，这种“教师讲，学生听，满堂灌，照单收”的教学方法无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也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发挥。由此人们认为，在教学中应力求把教师变成推动学生独立思考的助手，把教材变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工具，把课堂变成学生开发自我创新潜能的天地。在这当中，教师应尽量遵循开放性、挑战性、体验性的三原则。开放性原则是指教师允许学生对学习内容做是非判断，鼓励学生敢于并善于打破原有的知识经验和结构，以求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挑战性原则足指教师在备课和教学当中，留出充分的空间让学生去独立思考，自己去寻求看似已经完成的学习答案；体验性原则是指教师引导学生亲身体验、模仿某个情景或生活片段，以感受其思考与决策的不易。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能力，诸如语言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敏锐的观察能力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与科研能力，等等。作为理论课教师，尤其要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善于把握理论重点、难点，捕捉社会热点，并能根据学生的实际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同时要因地制宜，开辟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因为第二课堂具有灵活、多样、生动、贴近学生的特点，因而更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可以作为第一课堂的重要补充。如特邀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市长、乡(镇)长、厂长、工人、农民以及知名的教授学者给学生讲经历、做报告，等等，这将有助于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同时，还可以定期举办一些诸如“大学生经济论坛”、“大学生社会调查报告汇报”等活动，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将使得学生广泛接触社会，从而缩短了与工农群众的距离，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也培养了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可贵情感。
论文关键词：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理论
人类思维的发展具有时代性，时代不同，不仅思维的对象、内容不同，而且思维的方式、思维规律的表达形式也不同，从根本上讲，决定人类思维发展的原因是社会实践。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造自然界而发展的。”在从远古的原始思维走向现代文明思维的过程中，人类的思维方式也随之由传统的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转变，从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转变，从静态思维向动态的变革思维转变。在人类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中，创新性思维方式将成为2l世纪人类的主导思维方式。而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正确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唯物的历史观和发展观的统一，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是我们认识壮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勇于进行创新思维的智慧之源。因此，开展理论教育对于培养当代大学生创新思维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大学生知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对当代大学生而言，要想今后在社会中谋求一种比较好的工作，最莺要的是在校期间多掌握几门有用的实用技术，如计算机、英语，等等。这种对实用技术的注重，导致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其知识结构出现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在专业知识和基础知识的关系中，片面看重专业知识而轻视基础知识。因为很多学生认为，既然大学学习有专业的区别，并且学习是以就业为主要目的和导向的，那么就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至于说基础性的知识，既然是基础，那么也就可学可不学，因为这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尤其明显的表现是，在不同的基础知识中，大学中一般只重视专业性的基础知识，而忽视其他各种基础性的知识。在这些学生的眼中，基础性的知识范围只限于与本专业有关系的基础知识，而把诸如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常识性的知识、作为思维方法的哲学知识、规范人们行为方式的伦理道德和政策法规知识等都排斥在基础知识范围之外，以至于造成学生的知识面狭窄，基础知识薄弱，学习活动仅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缺少一些必要的基础理论，最后将无法成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复合型人才。
第二，由于现代社会竞争激烈，要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需要很多实用性的技能，因此，在大学生中片而强调外语、计算机等实用技能知识，而忽视其他专业知识以及“重理轻文”的现象依然存在。很多学生把外语和计算机知识当成其成才立业的根本，过分热衷于过级考证．并且常常把这两种知识与教学计划歼没的理论性较强的知识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实用”的知识，而后者是“无用”的知识，因而放松了对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事实上，要想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应该全面学习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因为理工科知识和人文社科类知识对于塑造一个具有健全人格和宽广知识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现实牛活的情况是，文史哲等学科在近年来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生心目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很多学生的潜意识里，他们认为理工科知识才是真实可靠的，学了以后可以大有作为。而相对来说，人文社会科学类知识则足虚的，学与不学都无所谓，其中尤其是对理论的系列知识更是不屑一顾，根本看不到其特殊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功能。
二、理论教育是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途径
第一，理论作为科学理论，它内在地包含着对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高度肯定。因为理论是根据时展需要而产生并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真理性知识，因此，它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在的伞部理论体系中，科学实践观是贯穿于其中的最基本的观点。无论考察哲学的发展，还是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当代中国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们是离不开对实践特点和实践要求的正确把握的，任何创新思想都是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获得发展，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实践的。通过的理论教学，我们能深刻理解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我们进行创新思维奠定的基础。因为创新思维本身就是要突破传统思维习惯和逻辑规则，以新颖的思路去思考现实问题的思维。要实现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突破，就离不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理论教学所能提供的恰恰就是这种科学的指导和内在的肯定。马克思卡义理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辩证法等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都是进行思维创新、培养创新精神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第二，理论有助于打破阻碍创新能力培养的思维定式，并能激发创新思维的活力，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目前来说，阻碍人们创新思维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思维的传统定势，即人们习惯依据原有的思路和方式进行思考的一种倾向性，尤其是盲目地迷信权威，惟书、惟上、惟经验等错误倾向。通过理论的学习，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这些思维定式，因为马克思本人就有一句名言：怀疑一切。马克思正是以这种怀疑、批判的精神去审视前人的成果，才超越了前人，实现了思维方式的时代性转换，创造性地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理论特别是哲学，是形成独立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最重要的知识基础，其辩证思维知识对人们养成正确的思维习惯，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理论有助下学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首先，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认识，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思维方式。例如，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相应的就产生僵化、保守的思维方式；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就必然导致空想、脱离实际的思维方式；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自然要求全面、发展、辩证、创新的思维方式与之相适应。
理论课的教学正是向大学生系统进行正确世界观教育的主渠道，这既是造就社会屯义事业接班人的政治需要，也是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和创新思维能力建设人才的需要，作为系统的理论课程，理论不仅具有传播政治理念、思想意识的功能，而且也具有培养创新思维能力、提高理论水平的作用。其次，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重要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评价，它在总体上决定着一个人对社会、自我、事物的态度，不同的人生观对每个人的人生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影响，错误的人生观对人生具有负面的、消极的影响，而正确的人生观对人生具有正面的、积极的价值。一般而言，人生观通过影响人的态度、兴趣、志向、意志等方而来进一步决定着人生的动力与努力程度，因此，一个人的人生观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其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理论教育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要发扬传统，继续发挥好理论教学的育人功能，又要创新观念，深入研究，觅分挖掘理论教学在开发创新思维方面的独特价值。马克思义理沦不仪教给人们正确的世界观，而且教育人们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它要求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生，以积极的态度来发展人生，努力去创造有意义的人生，从根本卜说，理论足进行人生创造的力量源泉。
第四，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存在的意义以及人与物、人与人关系本质的总的认识和评价，不同的人由下所持的价值观不同。对于同一事物做出的评价自然也就各异。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价值观决定着人生的活动方向和对事物的取舍态度。在现实活动中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是人类活动的两大原则，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又是为了满足人本身的需要，因此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也就提出了价值的问题，即人类的创新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不能危害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在进行科学创新的过程中必须充满着人文关怀，这就要求科学工作者不仅要有科学技术，而且要有价值标准；不仅要尊重客观规律，而且要关注社会需求；不仅要讲求经济效益，而且要考虑所从事的工作可能带来的后果。坚持的价值观，实现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的有机统一，是进行创新思维时应该明确的目标。
三、创新理论教学。促进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要提高理论课的教学实效，就要求对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思维模式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使之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优化知识结构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这就要求我们做到：
首先，要创新理论课的教学方法。这就是要突破“教师中心、教材中心”的局面，这种“教师讲，学生听，满堂灌，照单收”的教学方法无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也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发挥。由此人们认为，在教学中应力求把教师变成推动学生独立思考的助手，把教材变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工具，把课堂变成学生开发自我创新潜能的天地。在这当中，教师应尽量遵循开放性、挑战性、体验性的三原则。开放性原则是指教师允许学生对学习内容做是非判断，鼓励学生敢于并善于打破原有的知识经验和结构，以求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挑战性原则足指教师在备课和教学当中，留出充分的空间让学生去独立思考，自己去寻求看似已经完成的学习答案；体验性原则是指教师引导学生亲身体验、模仿某个情景或生活片段，以感受其思考与决策的不易。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能力，诸如语言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敏锐的观察能力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与科研能力，等等。作为理论课教师，尤其要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善于把握理论重点、难点，捕捉社会热点，并能根据学生的实际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同时要因地制宜，开辟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因为第二课堂具有灵活、多样、生动、贴近学生的特点，因而更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可以作为第一课堂的重要补充。如特邀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市长、乡(镇)长、厂长、工人、农民以及知名的教授学者给学生讲经历、做报告，等等，这将有助于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同时，还可以定期举办一些诸如“大学生经济论坛”、“大学生社会调查报告汇报”等活动，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将使得学生广泛接触社会，从而缩短了与工农群众的距离，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也培养了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可贵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