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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爱丁堡十分重视在规划系统和调控方面对老城新城的建筑、历史环境进行严格保护管理。其规划政策法令、古迹保护法令、历史环境政策条例主要来自国家、区域、地方三个不同的层级。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作为区域和地方的规划政策框架的基本法《1997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苏格兰（）TheTownandCountryPlanning(Scotland)Act1997）、《2006年规划法》（苏格兰）（ThePlanningetc(Scotland)Act2006）；专门针对单体建筑、纪念物以及具有独特考古和历史价值地区的保护法律《1997年规划（登录建筑物及保护区）法令》（苏格兰）（ThePlanning(ListedBuildingandConservationAreas)(Scotland)Act1997）、《1979年古迹及考古地区法令》（1979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AreasAct）；苏格兰历史环境保护管理基本政策的指导文件《苏格兰历史环境政策》（ScottishHistoricEnvironmentPolicy）（SHEP）14(2008)；苏格兰政府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政策法规《苏格兰规划政策》（ScottishPlanningPolic）（SPP）15。在区域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发展规划》（TheDevelopmentPlan）、《爱丁堡与洛锡安区结构规划》（EdinburghandtheLothiansStructurePlan）。与苏格兰政府国家、区域政策法令相比，由爱丁堡市政府颁布实行的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规则更为详细，如《爱丁堡城市地方规划》（EdinburghCityLocalPlan）（ECLP）16、《爱丁堡保护区特色评估》（ConservationAreaCharacterAppraisals）等，它们十分有效地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建筑以及整体景观环境进行保护，同时也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由以上分析可见，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从国家、区域、城市的不同层面，构成相当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从根本上保证对世界遗产地建筑环境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法律内容较为细致、规范，并且具有量化标准，例如，在《规划法》中，不但明确规定了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四个要素“必须具有建筑学价值、历史学价值、普遍价值和与国家重要人物或重要时间相关”，而且还细分了相关的时间标准，因此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7其次，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均将文化遗产纳入城市规划的范畴，通过对规划开发进行评估控制，来防止对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值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加以学习。此外，在其法律法规中“保护区”的特色评估政策也十分具有借鉴性，目前爱丁堡共有39个保护区，其中的中世纪旧城保护区、乔治亚新城保护区、迪恩村庄保护区（DeanVillage）以及西端保护区（WestEnd）构成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区域的大部分，对爱丁堡世界遗产地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保护。一旦世界遗产地内有新开发项目进行申请，保护区的特色评估就可以与现有法定规划政策，具体导则以及特定场地的发展要求等一起，共同建立起框架，来严格评估和控制新项目对保护区特色和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对遗产地规划政策以及开发控制决定的建议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3多元化的保护方法策略在完善的体制安排与法律体系基础上，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还通过多元化的方法策略，积极保护老城新城的历史建筑及景观环境，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遗产地投资、旅游环境，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为了复兴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的历史价值和提高公共空间景观环境品质，爱丁堡进行了“首都街道”计划（CapitalStreetsProgramme），CastleStreet、St.AndrewSquare、Grassmarket以及RoyalMile、SouthBridge等世界文化遗产地老城新城中的街道广场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和改善（图2）。爱丁堡还进行了店面标志和广告视觉景观控制的项目尝试，即在爱丁堡老城新城最主要的街道RoyalMile沿街区域范围内，所有新店铺采用的标志都需要得到苏格兰政府的规划审批许可，而原有店铺如果会对保护区的特色和形象产生明显的破坏，政府也能够要求其进行去除。同时，爱丁堡也十分注重处理好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取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共赢。目前，爱丁堡老城新城中约有75%的建筑为A，B，C级登录建筑，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以及职业保护专家提供的建议保证了众多法定登录建筑在单体结构、建筑环境、庭院、建筑室内等方面进行整体性保护。18为确保保护工作与新建筑建设之间的协调共生，相关政策从原先登陆建筑以“最佳的使用方式是延续原建筑的设计功能”为主导过渡到以持续合理发展为标准的改建方式，改建中应尽量减少变化，并适应新的抗震、防火、卫生、结构规范等建筑标准，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使建筑利用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具有适应性。在老城区，一些新建建筑在尊重历史文脉的原则下，采用新技术、材料、建筑语汇反映时代特征，在设计中都很好地参考了老城传统建筑的形式与特色、保存了文化价值的理念，并有机融入其周围环境，保持与历史、景观的紧密联系。它们与老城区历史建筑相互辉映，共同构成爱丁堡独特的城市特色。比较成功的案例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Canongate112、苏格兰诗歌图书馆等（图3）。
4多方位互动式公众教育爱丁堡通过多方面资源的整合，确立了世界遗产层级化教育的原则，在大学、中小学、普通民众等不同年龄段、教育背景层面，构建起一个互动性强、立体多方位的世界文化遗产公众教育网络体系，以此推广世界文化遗产，提高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意识和价值观，增强城市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十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在高校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遗产保护中心（ScottishCenterforConservationStudies），设有专门的遗产保护硕士学位。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理论与研究是其中开设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有关爱丁堡遗产保护管理的研究不断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世界遗产历史、考古、环境监控报告、气候变化影响、项目保护报告、城市经济发展、游客分析等。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爱丁堡还针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每十年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系列学术会议。以上研究为《爱丁堡世界遗产管理规划》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正确有效地指导了爱丁堡世界遗产教育的实践。针对青少年为核心开展遗产教育也是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爱丁堡在中小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课程、讲习会、设计竞赛等推广工作，例如CurriculumforExcellence、AuldReekiesession、LOOKINGuP！19等，以此来提升青少年对世界遗产及其价值的认知。这些项目目标鲜明、可操作性强、形式多样生动，通常以爱丁堡世界遗产地研究的某个特定主题为目标，在过程中不仅局限于建筑或历史单一细节内容的讲述，而是将世界遗产地的研究内容与学校实际课程内容相结合，丰富有趣的项目整体策划在读写、艺术、信息技术等多方面均提供了培养学生多种能力技巧的可能性。在普通大众层面上的教育则更为社会化和日常化。爱丁堡主要通过主题展览、大众传媒（电视节目、网站）、导游线路、城市活动、宣传出版物等多种方式途径，来提供多样化信息，增强民众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度和热爱感，培养人们自觉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其中的“爱丁堡开门日”（EdinburghDoorsOpenDays）活动20已成为爱丁堡每年一度最盛大的建筑、遗产、文化节日，DOD其实是欧洲遗产日（EuropeanHeritageDays）21的一部分，在爱丁堡已举办20年，由科本协会组织，与爱丁堡市政府合作，每年向公众免费开放一些最好的，现代的或历史悠久的建筑，其中的许多建筑在平日是不向公众开放或是需要收费的。这些建筑遗产大部分位于爱丁堡的老城和新城，活动历时两天，包括导游、文化活动、展览、讲座等，大大增强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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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一． 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文化阐释
接受美学理论从更具普遍性的艺术规律着手，而文化阐释的方法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更多的维度。无庸讳言，东西方跨文化文本读解中一直充满着深刻的隔膜、困难和谬误。因此人们需要一种理论来考虑到东西方观众在接受方面的巨大差异和文化阐释方面的巨大差异。一个过分依赖某种西方批评手段的分析家会把某些西方模式强加给中国电影，这就需要我们从综合的角度进行剖析。在一个文化走向多元的时代，任何静态的审美观赏态度，或纯语言形式化的技巧分析，斩断本文与社会的整体联系的接受方式，都难于理解本文的真实意图。文化阐释更适用于对当代电影现象的阐释，它侧重于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本文进行分析。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它要求跳出狭隘的地域，时间和学科等的限制，强调整体性。在我们的讨论中，一部电影就可以当作一个本文。保罗·利科尔认为，一个本文具有两重世界，本文具有自己的世界，可以进行结构和符号分析，而本文同时又作为话语，具有某种从一个生活领域到另一个生活领域的体验意义。所以本文作为这两者的辩证统一体，不仅能从符号学上分析其结构而且能够从语义学上分析其意义，这种意义超越了本文本身，而指向一种世界观。阐释则视符号领域和语义领域为辩证统一，符号领域说明言路，语义领域占有本文所投射的世界（1）。从根本上说，"接受"是一种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行为。它已超越了纯审美的倾向，而是指向了一种新的文化交流和对话。西方流行的电影批评方法大多是文化批评性的，在当今，随着文化越来越多元化，这种接受方式较之静态的语言和艺术技巧分析，更能揭示电影文本的意义深度。持有各种文化理论的阐释者对同样的本文解读出了不同的意义，特别是对电影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呈现林林总总，极为复杂多元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西方的大众和电影研究者们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与氛围是大相径庭的。
接受美学认为没有读者，仅靠文本，意义是无法确定的。基于这样的认识，60、70年代大众传媒研究开始从以效果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同时，电影文本的多重性使得它能为观众提供参与的机会，由于电影要求想象的介入和争辩，更使得观众成为一种电影鉴赏中能动的主体。如果说文学文本的本质是动态的，未定性的，多样化的，那么电影文本更是如此。电影文本意义的多元、滑动、游移常常在作者控制之外。电影的这种模糊性质赋予电影一种探索功能，它能拍出导演自己都没有预想到的东西。影片的内容和意义与导演意图中的阐述出现差异在电影接受中并不鲜见。观众在电影文本的接受中扮演着主动而非被动的角色。他们参与着文本意义的建构。在此过程中，观众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观众浸泡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文化渗透在人的思想中，每个观众解读电影作品都必然从特定的文化语境出发，用他（她）无意识接受的文化价值，文化导向去理解，评价电影，接受其中的某些因素而排斥另一些。爱德华·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提出过"态度与参照结构"（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2）的概念，指出西方殖民主体在跨文化文本（东方作品）的阅读中，其赖以生息的文化（西方文化）形成了阅读主体不可逃避的文化价值观参照结构，这种参照结构是决定西方批评家和观众在阅读非西方文本时的后殖民主义审美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诚然，观众的心理、文化习惯对电影接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是，对中西方电影观众而言，自然有他们各自不同的原因。长期的文化隔阂造成了东方的神秘感。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已经在几个世纪的漫长隔阂中定型。如赛义德所说"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伟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3）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人是一个后来不断添加了广泛意义联想、引申之意的概念。在普通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一方面又因种种离奇风俗而无比神秘。当张艺谋电影呈现出这些特征（尽管可能是批判性的）和神秘风俗时，西方人一方面因唤起了对东方的记忆而兴奋，一方面又因猎奇欲望的被满足而高兴。对中国观众，情况就很不一样。张艺谋电影中所展现的东方，不论是人物还是习俗，还是发生的故事，在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记忆里，都是陌生而新鲜的，从而感叹"原来我们自己可以是这个样子的"。由于文化的压抑被影片唤起而感受兴奋则是中国观众的对张陈电影的一种体验，另外一种体验则是由于艺术表现而造成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很明显，张艺谋的影片正是如王宁教授所说，是东方观众眼里的"他者"与西方观众眼中的"东方"的复杂结合体（4）。一方面，电影里的东方对于西方充当着一个他者角色，但这个他者对于西方是似曾相识，而非完全陌生，也即所谓"熟悉的陌生感"。而另一方面，电影里的东方对东方自己也充当一个他者角色，似曾相识，又非完全熟悉，而是一种在本土文化视域中的"陌生化了的熟悉"。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现实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深刻影响了批评观点对电影真实的看法。他们发现张艺谋电影文本对中国的表现是不真实的，是与他们所熟悉的中国不同的另一个"变了形"的中国，因此他们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这样，西方对中国的误读与中国对中国的误读就同时产生于对张艺谋电影文本阅读体验过程中。中西方对张艺谋电影的接受之所以有差别甚至截然相反的原因就在于此。受众的文化观念和心态的不同决定了张艺谋电影在中西方的接受必然是走了不同的道路。这显然非张艺谋个人导演意图所能及。原因还是要从文化里找，要了解审美经验与趣味受民族文化传统制约的艺术欣赏和接受的规律。例如影片《红高粱》，它不仅仅作为一部东方的浪漫传奇故事引发西方民族新奇的审美愉悦，而且能够激荡起西方民族文化深层的酒神精神，而与西方民族的期待视野高度融合，使他们易于接受也易于忽略这一作品的缺陷。与之相对照的是，国内对《红高粱》的评价则表现为明显的褒贬对立的两极。根本上说，这是东西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生存风格的冲突。客观上讲，无论对红高粱欢呼的西方观众还是对其失望的中国观众的期待视野都有很大局限和偏颇。大多数张艺谋影片其实都存在着东西方理解阐释分歧的现象。
导演的文化观念由于受到西方现论思潮和时代文化经验转换的双重影响也成为张艺谋现象中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不能否认，张艺谋的电影创作最初是以文化反思、人文关怀为宗旨的。关于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文化性国内学者对此有很多论述。张艺谋自己也以人文关怀文化思考影片自居。用张艺谋的话说"大陆第五代的作品都是从大的文化背景入手，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带着对电影变革的愿望，以人文目标为主要目标，具有一种大的气势。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关。我们的文化历来对人的关注比较少，而对道的关注比较多"。（5）但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和《秋菊打官司》虽根植于民族文化语境，对封建文化进行了哲理思考和批判，但这种批判与其他中国电影相比并无特异新颖之处。他的大多数影片虽然都触及了中国文化批判层面但缺乏深度。基本上他的文化思考和美学-文化上的探索主要表现为电影中文化的仪式化与展示性而不是对人文历史的哲学意义的图解。因而避免了接受意义上的沉重，而受到更广泛的大众的青睐。但作为张艺谋电影文本本身的文化性并不是西方评委欣赏青睐的最主要原因。张艺谋电影本文的民族性表现和电影的民族文化特征是才是他们最关注的，也是后殖民角度的电影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霍米·巴巴曾说"文化转型的跨国方面-移居国外，向外散居，转移，重新安置-使得文化翻译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表义形式。国家、民族，或可靠的民间传统的归化了的统一的话语，以及那些印在人们记忆里的文化特殊性的神话都不可能马上注出其来源。这一立场的一个很大的但令人不安的优点就是它使你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的构成和传统的发明。"（6）张艺谋深谙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道理。他有意识地在电影中向外界展示美学意义上的独特的民族性、差异性、边缘性使其获得关注，他对西方主流和边缘艺术手法和文化理论的敏感把握使其在对剧本的改编中注入某些先锋意识，他（包括陈凯歌等人）的天赋和文化素养使他们能够把握当代电影发展的潮流，既不失思想性，又有视觉冲击力。既国际化，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有一定文化内涵又富于较高的审美情趣。他们的电影叙事手法在保留中国传统民族表现手法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艺术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符号学的营养，具有浓郁的哲理意味和诗意风格，这是他的电影能赢得中西方观众的一个原因。
罗兰·巴特的读者性文本/作者性文本的概念划分启发了费斯克在《电视文化》中提出的"生产性大众文本"，即是为大众能懂的又非意义封闭的文本，具有作者性文本的开放性。张艺谋电影就属于激发多元阅读的"生产性"文本或活性文本（activated text）（7）。张艺谋倾向于在电影叙事中释放文化意蕴，而直观的电影创作又难以表达抽象的内容，于是就运用了仪式化夸张化寓言化的手法进行艺术表达。张艺谋文本对叙事结构的处理带有在詹姆逊看来"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分裂和异质，带有幻梦一般的多种解释而不是对符号的单一表述"的"寓言精神"。（8）王一川也引用本雅明的观点证明，"寓言，不再指一般包含道德训义的文类，而是’世界衰微期’特有的艺术形态，它表现为意义在本文之外，含混，碎片化，阐释难有穷尽等"（9），也就是说，只要是一个有"寓言精神"的文本，新的意义就会不断被发掘而阐释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涌现。对张陈电影的阐释冲突就是这样。所以各路理论家在其电影文本的阐释过程中各取所需本来就无可厚非，因为阐释本身就是一个无穷尽的流动的和不断重新建构的过程。
众所周知，电影文本自从诞生起就具有了独立个体的价值。但它常常与由文本诞生的文化语境互相交织，所以文本是不能脱离它存在的文化视域。对于张艺谋电影现象是怎样被接受和阐释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文本和更广阔的文化语境背景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考虑。 西方观众和批评界对张陈电影的认可的原因何在，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王一川认为"归根结底，张艺谋文本只是受西方他者引导的，无意识地满足西方’容纳’战略需要的中国寓言，这部中国寓言不是中国民族性的，而是西方式的，是西方权威所规定如此的中国寓言。"（10）也就是说，张艺谋电影的成功是当代中国人向西方认同的结果，是后殖民主义的范本。还有一些类似的看法，在我看来恐怕都有失公允，不排除有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的影响。但达成了共识的是：张艺谋电影获得国际大奖，并不等于中国文化就达到了本世纪人们为之奋斗的"世界一流"水平，而是表明中国电影已必然地汇入了当今世界电影国际化的大潮之中。无论如何，张艺谋电影获得国际的认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张艺谋电影现象的后殖民性也显而易见，关键是要分析对中西观众来说，电影中哪些因素被西方所接受，哪些因素又被东方观众所排斥。他的电影如何扮演了东方眼中的"他者"和他者眼中的"东方"这双重的"他者"角色。这才是有意义的。在多维的批评分析角度中中，后殖民理论是"颇具力度和深度的"的一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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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二．后殖民理论视域中的张艺谋电影
90年代的中国文化处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明显的后殖民语境。中国虽然理论上只有半殖民地历史，但文化殖民的状况却一直存在。在一段时间里表现为武力征服的形式，而在现当代主要体现为一种"后殖民主义式的魅力感染"（12）。就电影这种文化形式而言，考虑到它本身就是西方的发明，在中国的发展一直相当滞后，近几年来又颇受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电影文化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具体到张艺谋电影，这种后殖民性一直是从事文化批评和研究学者讨论的焦点。但批评视线主要集中在中国作品如何迎合和参与"东方主义"的建构，如何归顺西方文化霸权的。我个人认为，这种批评视线往往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而比较片面和偏激。若将视线转移到西方文化对中国作品的接受和阐释如何表现出东方主义偏见和后殖民主义审美观上或许更为客观一些。
既然我们把当代电影当作一个文化现象，那么"对影视这一无网之网中盘根错节的文化现象，纷繁复杂的文化因子的解码，必须放在一定场域中进行，否则就不能得到恰切合理的解释。批评应冲破一时一地及一种文化背景的限制，以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文化眼光来进行关注。"（13）因此，本文的讨论的基点便是全球化的大背景。
全球化对各领域的冲击都已经存在和正在发生，在理论界，我们的文化研究也不局限在精英文化的范围内，而越来越具有多元化、非边缘化（demarginalization）、非领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消解中心（decentralization）等特征。电影自然不能也不应例外。 在中心和霸权受到质疑而日益消解的后殖民时代，本民族中心主义价值观逐渐被打破，与之相应的是，各自话语性质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改变，整体而言，文明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迅速发展的今天，已经不可能不发生自身的裂变，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在当今时代就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对于西方而言，在西方中心权力话语逐渐滑坡的情况下，当代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家和学者大都对东方和第三世界文化产生兴趣，试图从中得到启示，以便使自己的文化摆脱危机。从异质文化中汲取所需，对东方文化的部分加以借鉴以摆脱自身的人文危机的意识在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达成共识。东方文化的价值正在逐渐被西方所认识。张艺谋电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西方关注和认同也并不出乎意料之外。当然，如前文所说，如果对东方的关注只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则取舍就会只在他们的需要之基础上进行。他们所失去的，所缺乏的，所不常见的，因而惊奇和羡慕的，从张艺谋的电影文本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比如，张艺谋电影文本中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念一直得到传播和表达，与欧美主流文化日渐背离人文主义理想形成对比而得到西方电影节的肯定。再如张艺谋电影文本中对酒神精神、生命狂欢的赞美，对大自然的亲切、原始质朴的生活方式，奇妙美丽的民族仪式和奇观甚至风格写意的民族气质由于与西方主流文化形成巨大差异而得到热烈欢迎。西方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品位为规范的标准来对东方艺术进行评判取舍是不可避免的，而问题在于西方对东方文化艺术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除了一部分素养高的观众和学者，可以这么说，大部分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要么所知甚少，还停留在非常过时和粗浅的水平，要么就是偏见重重，局限了他们对东方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欣赏。
那么，是不是所有东方电影因为表现了差异，都会在西方被认可和理解呢。事实是，并非所有来自他者世界、表现了"东方"的电影就能够被西方接受。有别于西方的文化必须在西方文化的参照和阐释下才有意义。除了具备特异的民族性或文化身份以外，还要能够在西方主流文化脉络中获得理解。也就是影片能够使来自文化他者的东西与西方观众自己的文化传统相联系。《孩子王》、《边走边唱》等影片深深浸染着东方人文精神，像这样具有文化深度的影片却无法获得国际承认，国际上认可的张艺谋影片实际上在文化深度方面又有所欠缺。他的影片在国际上的成功的深层原因显然并不在于影片本身的文化内涵。为什么？《孩子王》在欧洲电影节的失败和《红高粱》的成功就说明了如果东方文化无法被西方的思维所理解，就无法使他们获得与自身相参照的他者之镜的意义，就无法得到关注并获得奖项。毫无疑问，所有获奖电影中都有西方文化传统中熟悉的主题，如影片《红高粱》巧合地被西方人读解为一个发生在神秘陌生而原始的东方世界的浪漫爱情故事从而得到理解和接受。影片所张扬的酒神精神与生命感也与西方文化精神不谋而合。从影片《菊豆》中看到的"俄狄浦斯情结"的重演，从偷窥的场面中感受到性窥视的精神分析视角，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中读解出同姓恋故事，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看到教父类型的黑帮片的痕迹。无论是对西方电影研究者还是普通观众，如果从这些影片中读解出他们所能理解的文化含义，文化优越感得到满足之外，审美接受上也获得愉快，即电影理论家尼柯尔斯所说的"熟悉的陌生感"。 接受美学告诉我们，任何接受主体的艺术参与，都只是其期待视野寻求表达的过程。张艺谋的获奖影片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渠道使他们对东方的期待视野得到了表达，因而体现出后殖民性，因为后殖民性的一个标志就在于某种与西方期待视野相一致的"东方"代替了真正的东方。
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文化误读也是后殖民性的一个体现。在电影这种文化交流形式中，"一种文化信息的编码若被另一文化解码，则受感知定式及语言和非语言过程制约。尤其影响感知的价值系统，文化系统，世界观，社会组织等因素使文化交流过程充满误读"（14）。而具体到张艺谋文本，这种普遍存在于电影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误读则体现出后殖民性。就西方的误读来看，经历了同时发生的两个过程。首先，是"求同"。西方眼中张艺谋电影本文（包括陈凯歌和姜文的某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也就是民族的、社会的、政治问题的性解决和力比多化。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红高粱》把一个西部旷野的故事和民族嫁接在一起，实际上是用一个民族的英雄寓言隐藏了力比多的释放，《菊豆》的弑父与，《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性心理分析，到《霸王别姬》同性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青春期性觉醒和冲动等。西方理论有将政治与性看作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的传统。这一过程印证了西方的理论。他的一类影片以《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为代表，将空间感加以放大，而时间则是无声，静止和轮回的，所谓"空间对于时间的胜利"，这与西方文化常将东方文化看作是一种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文化不谋而合。另一类影片以《活着》（及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为代表，将政治符号象征化地嵌入个人的人生际遇，又正好切合了西方对于中国极权和暴力政治的意识形态想象和詹姆逊民族寓言的读解方式。另一个是"寻异"。 如前所述，张艺谋电影的东方主义的民俗与民族寓言的政治在西方对东方的期待视野中成为两个最为鲜明的民族性的表现，甚至成为中国电影，中国文化的身份标志。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方面最与西方相异，最能够使西方区分自我与他者，而满足心理的新奇感和文化的优越感。西方在阅读东方文本时，只有同时满足他们寻求的"同"与"异"的特征的东方电影文本，才有可能得到西方的认可和欣赏。这两个基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误读过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就东方的误读来看，霍米· 巴巴的研究告诉我们，张艺谋文本是西方理论涌入中国之后与导演带有主体建构意识的创作冲动结合，所产生的一种居于与西方原体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变体"或者"他体"，这种"他体"既带有"被殖民"的痕迹，同时又与本土文化话语糅为一体，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被殖民"的变体一方对殖民性的"原体"文化话语的有意识的，并且带有创造性的误读之上（15）。可见，东方与西方的误读殊途同归地标示着后殖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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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三．结语而不是结论
张艺谋神话看来并不是匪夷所思，而是有迹可寻的。张艺谋现象的后殖民性通过分析，已经非常明显的呈现出来，那么究竟张艺谋的成功是不是以民族文化的屈服为代价而获得的呢？答案也很明显：代价是有，因为他的电影创作活动不得不受到西方观众期待视野，国际资本和市场需求等的制约而相应地作出某些反应。比如为求新而虚构民俗等。为民族性而偏重旧中国乡土题材等。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后，张艺谋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特征已经有套路化类型化的模式，不仅题材重复，而且整体上表现出对落后文化形态和生存状态的怀旧心理和迷恋。客观上的效果是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价值的扭曲。中国几千年灿烂文明，东方古国的民族文化决非大红灯笼可以代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面貌和当代文化却在他的电影里处于缺席状态。它在让西方注意到中国民族文化的同时又遮断了投向一个完整真实丰富的中国的视线。在这个意义上，"张艺谋电影与其是洞向世界的一扇窗，不如说是阻断了视线的一面镜。"（18）尽管张艺谋电影事实上只是90年代的中国大陆电影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西方眼中却成了中国电影甚至中国文化的代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后殖民性的表现。虽然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隔膜，偏见、误读、曲解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但在处于全球化语境的当今中国，电影这种世界性的媒介却并没有成为我们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导演的主观意图如何，张艺谋电影文本的确是作为后殖民的范本而存在。它提醒我们，让中国民族文化的价值真正为世界所认识还是任重而道远。
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说，无论如何，中国的本土作家（苏童，刘恒，余华，莫言等）和优秀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的作品毕竟通过了西方艺术节的窄门而被西方所认识，尽管认识是不全面的，甚至有时是不真实的，但却是难能可贵的。可贵之处在于中国民族电影尽管仍然处于边缘话语，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边缘了。在观赏张艺谋电影后，许多印象被强化，排斥或修改，但最后势必产生对华人文化及其社会的整体态度。对异文化的排斥与认同，仍然是目前本土与全球文化经济互动中最显然易见的现象，又因为电影是世界性的媒介，尤其在一部电影得到欧美各地大奖之后，更是容易普及，因此，在其他社会中形塑他人对华人的族群，资讯，财经，科技，人文景观的理解的同时，也使本土文化的鲜明色彩得到了强调。
发展文化产业需建立与之互补的文化艺术保护方式
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将文化艺术分为经营性（以盈利为目标）和非经营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艺术建设为目标）两大部类，在建立市场性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对位性互补的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当代文化发展的合理架构。金元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认为，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首先理顺下面几个关系：(1)文化遗产“救亡图存”与复兴光大的关系；(2)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3)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遗产当代利用的关系；(4)文化遗产保护宏观整体规划与分档次、分阶段、分地区的具体策略实施的关系。金元浦认为，结合国情，我国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应采取政府保护、法律保护、市场保护与社会支持等多重因素综合运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护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护方式是文化艺术保护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这种保护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艺术的宏观调控机制，主要运用政策的倾斜来实施文化保护，并协助立法机关建立和完善文化保护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其次是逐步加大国家文化资金的实际投入与监督实施，保证文化艺术在国家投资预算中的实际增长。其三，政府保护方式还应包含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濒危艺术的特殊支持、对高雅艺术的大力资助，以及重点文化设施的建设、扩充与维修。(2)尽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方式。当代艺术保护中依靠法律形式进行保护成为各国注意的焦点，法律方式保证了当代艺术保护的法律地位与运作程序，也保证了艺术保护的公众意识与社会责任。其根本意义是通过减免税收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以达到文化艺术总投入的实际增长。(3)迅速建立市场保护体制。文化艺术的市场保护包含两大方面；其一，为努力发展上规模上档次的一批大型文化产业，依靠市场方式，通过文化产业自身的扩大与积累来改变我国过去文化保护中单一的输血模式，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其二，对于那些不能以产业形式发展的文化艺术则必须通过市场寻求企业资助的道路。从企业赞助保护方式来说，要想使其发展起来，必须保证企业投资能获得相应的回报。(4)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全民保护。当代艺术保护中的社会支持和全民保护具有最广泛最强大的力量。当代社会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现代传媒营造保护文化艺术的社会氛围与社会舆论，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艺术的文化大众，这是保护艺术的最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心理根源。
发展文化产业亟需改革文化体制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抓紧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国有文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国有文化部门）进行战略性的改组。因为国有文化部门占有了我国文化资源，包括文化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搞好国有文化部门的改组、改制和改造，实现国有文化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文化产品生产机制的转变，是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伐的关键所在。齐勇锋研究员（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指出，国有文化部门在进行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应坚持“6个有利于”原则：(1)有利于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保障国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建立新型的投融资体制和国有资本的管理、监督与运营体制，使国有资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时，布局更加合理，结构进一步优化；(3)有利于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4)有利于促进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转换经营机制，调动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其生机与活力；(5)有利于在国有文化部门改革中，调动各方利益主体的积极性，确保出资人、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改组、改制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稳定。
具体到传媒体制，孟建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通过对美国文化体制的介绍给人以很大启发。他说，1996年2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1996年电信法》，彻底打通电信业、传媒业、娱乐业等行业壁垒，大大放宽了媒体经营范围，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媒体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石破天惊的变革：并购、联合、重组。经过近5年的实践，这种变革的巨大成功已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在机构重组、产业关联、资金融合、技术平台等方面形成了新兴的实力巨大的娱乐传讯业，并很快跃居美国出口榜首。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鉴之处，如我国至今还将电视业与电信业割裂开来的做法，就根本无法实现战略上的大整合。尹鸿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指出，中国传媒业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团，而是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因此，中国传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规模，而是改革体制，拆除纵向与横向的行政垄断的篱笆，分离政府管理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力，将传媒的行政管理体系转化为与市场体系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公平规范、竞争有序、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市场运作机制。
发展文化产业需实现理论创新
现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化不仅仅是饭后茶余的调料、愉悦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缪其浩研究员（上海图书馆）认为，文化要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角，必须实现“3个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创意是生产力的源泉，是发展的原动力。源于人的创造力的创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中，文化产业和其它行业中的创意部分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2)文化产业破壁。文化产业不仅自身要做大做强，还要与其他产业形成共栖、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上条块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这种良性互动的实际发展还远远落后于人们的预期，正在成为一个严重阻碍文化产业成长的瓶颈。(3)文化队伍破壁。目前承担21世纪文化产业发展重任的文化队伍出现严重的知识偏门和缺失。必须以更宽容的姿态重新定义文化人，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拥有一支适应新世纪使命的文化队伍。就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源开发，陈少锋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有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管理知识的匮乏以及与管理相关的商业意识、商业伦理、职业化管理、人力资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产业人力资源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的突出问题是，专业艺术类、行政类出身而非管理类出身的人员所占比重过大，整体人群文化知识层次较低，专业化力量有余、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陈少锋认为，对其他产业的经理人实施有关文化产业的培训，或者对现有文化产业领域从业人员进行商业管理的教育，是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中一项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则从发展文化产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5个创新”：(1)理论制度创新。突破在文化产业制度改革上的路径依赖和政策瓶颈，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给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发展，以制度创新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而可能导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场创新。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放宽民营文化企业和民间金融资本市场准入的尺度，消除在这一领域内的歧视性政策，使民营民间文化产业和资本享有充分的国民待遇。(3)产业链条创新。进一步完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整体配套，特别是加强文化产业的“上游”基础和“下游”通道。(4)产业结构创新。形成新的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机制。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已经构成现代社会互为依存、以高技术和高文化为共同特征的支柱产业群，信息产业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文化产业的技术基础，带动了其产业结构的提升，但其下一阶段的发展必定是以文化产业为前提和发展动力。(5)社会结构创新。构建各类社会中介机构，建立健全文化行业制度，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新体制。
文化产业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两条线索，即横向线索与纵向线索。横向线索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纵向线索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文化产业的横向发展线索与纵向发展线索都有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公平的状态；一种是不公平的状态。讲文化资源开发或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平，主要讲规则的公平。中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含义，不单纯是实现横向公平或纵向公平，而是要实现两种公平的统一。实现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统一，关键在于把握一种分寸。这个分寸不仅是一个质的规定，同时也有量的规定。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把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人们利益的损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满足提升到可以实现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的是一种生态伦理，那么文化发展战略强调的就是一种全球社会伦理。可持续发展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文化发展战略则更注重人与人之间、身与心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毛少莹（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认为，文化发展战略应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视公平超过重视效率，控制贫富分化，寻求均衡发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质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资本”替代“经济资本”；以精神消费填补物质消费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节奏的“休闲娱乐型（精神消费型）社会”替代快节奏“工作消费型（物质浪费型）社会”。(4)确立更合理的发展指标，将社会文化发展纳入社会水平的衡量之中；将人类对幸福、快乐的追求——而非仅是对物质财富的病态拥有——恢复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础上；致力于保护精神健康，以价值理性管理人类社会，走人与自然、身与心的和谐发展之路。
文化产业应走高新技术之路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确定了知识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及相关的文化、技术等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使得愈来愈从尖端部门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黄健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引导高新技术进入文化产业，在提升文化产业的品质、产品的品质方面，在市场融资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效应，获得较好的效果。同时，人们也将看到文化产业的运作理念与其它产业运作理念的不同。因为随着科技与文化大发展时代的来临，人们对产品的技术要求、文化要求、审美要求也将愈来愈高标准。文化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兴产业，作为以满足人类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主要目标而生产、服务的新兴产业，其运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产、服务上，而是必须要实现产业的管理重心由常规的生产管理向技术创新和信息化的知识管理方向转变，整个产业的经营目标必须实现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方向转变，以保持整个产业发展的创新性与发展活力。柳士发（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指出，以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为代表的当代信息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文化形态——数字文化和网络文化。这些新兴文化的特点在于，利用网络特性拓展传播内容，不满意于简单复制传统媒体，而是走上了自主发展的新路。文化产业一旦与信息数字化、现代通讯技术等高科技结合起来，势必如虎添翼。对于我国来说，虽然在文化上网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数字文化鸿沟。据统计，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和输出流量中，我国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的同时，我们要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数字文化工程既要着力于公共文化建设，又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逐步建立起照顾职能管理、社会公益服务和文化市场运营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国家文化信息服务体系。
传媒产业需实施“走出去”战略
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有内需的拉动，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动。然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根据国家版权局2001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版权贸易的输入输出比为10:1，在文化电子产品贸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我国至今尚未拥有自己的核心标准和主打产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国家中，以版权贸易为核心的国际文化贸易，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战略转变，不仅是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贸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为文化产业的排头兵，传媒产业如何利用本土资源，保持中国传媒的国内主体地位和提高国际影响力？尹鸿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媒介来说，走向国际市场至少具有4个有利条件：(1)从经济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国传媒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的价格优势；(2)从文化上看，全球化环境下的东方文化提供了一种参照性的“还乡”意义而逐渐被西方人关注，中国传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3)从地域和文化的传统上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语地区，日本、韩国等亚洲其他大中华文化地区，以及世界各国的华人群落等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国传媒的文化交流空间，中国传媒具有市场潜力的优势；(4)从西方传媒来看，近年来由于片面地走上数字虚拟化、大制作、单纯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的道路，传媒的人文地位和社会公益品质都明显下降，为其他国家传媒文化的乘虚而入带来了契机。面对这些显在的和潜在的优势，中国传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来开拓中国传媒的国际空间：(1)组建经过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国际营销实力的国际性的传媒制作发行机构，形成规模适当的符合现代企业发展规律的专业化、流水线化的国际性传媒企业；(2)积极从国外和国内一流大学以及其他企业吸收一批能够从事跨国经营的具有专业素质的传媒经营管理人才；(3)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生产一批按照国际市场需要制作的媒介产品，创造“中国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国产的传媒产品在制作技术和艺术标准上而不是制作规模上与国际传媒产品接轨；(5)积极推进传媒的横向整合，开发多种媒体的媒介产品，实现整合营销。
中国广告业增量空间巨大
与会代表不仅从宏观上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把脉，而且对具体行业的发展前景做了预测。黄升民教授（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系）指出，在新的世纪，中国广告业有着不同寻常的表现：两极分化、业务分流、竞争激化、资本参与、创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字，2001年全国广告经营额为794亿元，增长率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体之中，报纸、电视和杂志的广告增长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对于中国广告业的前景，专家们还是充满信心。喻国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指出，从1981年1.81亿元的经营额起步，到2001年达到了794.9亿元，年均增速40.2%，经历了21年增长的内地广告市场，它的“饱和”时代还远未到来，它的经营额还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间。他预测，今后8年，中国内地广告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场经营额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到2007-2008年，可能超过2000亿，到2010年估计达到2609亿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来的巨大增量空间里，报刊广告的增势将超过目前处在强势的电视广告。尽管在1983-2001年，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在同行中最为迅猛，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1.7%，但近年来，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明显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降至14.8%，低于报纸广告的15.6%、杂志广告的17.2%和广播广告的16.6%。专家们预测，报刊广告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010年前将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报刊广告经营额总量将从2001年的182.6亿元达到587亿元，其中报纸广告经营额约547亿元，杂志广告经营额约40亿元。喻国明还指出中国报刊广告业未来发展的机会点：(1)从时间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从地区上看，中南、华东以及华北地区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密集的地区；(3)从城市看，北京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个报刊广告投放总量的1/4，广州、上海、深圳也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集中的城市，上述4个城市的报刊广告经营额占全国报刊广告经营额的“半壁江山”(51%)。从增长率上看，深圳、大连、南京、广州、青岛以及哈尔滨是报刊广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从行业上看，房地产、医药、计算机广告是报刊广告的三大支柱型行业，这3大行业广告的投放量占报刊广告总额的36.7%。从未来发展的潜质上看，金融保险、机动车、房地产则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间。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历法的国家之一，“二十四节气”（twenty-four solar terms）就是我国古人概括总结出的一套天文气象历法。起源于黄河流域，是一种用来指导农事活动的补充历法，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距今有二千七百多年了，却仍在影响和指导着我们的生活。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事活动是围绕太阳运行情况来进行的，二十四节气就是根据太阳在黄道（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来划分的。因此二十四节气能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一、二十四节气的来历和划分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古人中就有了日南至、日北至的概念。随后人们根据日月运行的位置和天气及动、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的相互关系，把一年平分为二十四等份，并且给每等份取了个专有名称，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到战国后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就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个节气名称。这八个节气表明了季节的转换，清楚地划分出一年的四季。到了西汉时期《淮南子》一书的时候，就有了和现代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
二十四节气从属农历，但却是根据太阳的位置来划分的。即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从“春分”点（黄经0°，此刻太阳垂直照射赤道）出发，每前进15°为一个节气，也就是把黄道分成24个等份，每等份各占黄经15°。运行一周（360°）又回到春分点，为一回归年，即为24个节气。由于太阳通过每等份所需的时间几乎相等，因此二十四节气每年在阳历中的日期是相对固定的，上半年在每月的6日、21日前后，下半年在每月的8日、23日前后。
二、二十四节气名称的含义
从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可以看出，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其中：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合称“四立”，“立”即开始的意思，是用来反映季节的变化，是一年四个季节的开始，这样就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从天文角度来划分的，反映了太阳高度变化的转折点。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具有非常明显的季风性和大陆性气候，各地天气气候差异巨大，因此不同地区的四季变化也有很大差异。
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等五个节气反映气温的变化，用来表示一年中不同时期寒热程度。
雨水、谷雨、小雪、大雪四个节气反映了降水现象，表明降雨、降雪的时间和强度。
白露、寒露、霜降三个节气表面上反映的是水汽凝结、凝华现象，但实质上反映出了气温逐渐下降的过程和程度。
小满、芒种则反映有关作物的成熟和收成情况。
惊蛰、清明反映的是自然物候现象，尤其是惊蛰，它用天上初雷和地下蛰虫的复苏，来预示春天的回归。
为了便于记忆，人们把它编成节气歌，歌诀如下：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
每月两节日期定，最多相差一两天
三、二十四节气的现实意义
1.民俗文化的有效载体
“寒食春过半，花浓鸟复娇；从来禁火日，会接清明朝”。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大国，由于我国民族众多，地域广阔，各地因气候、地理和人们生活生产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一个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景象。我国的民俗文化，在整体保持中华特色的同时，各地各民族又有着极大的差异性，有关的国际专家认为，我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国度，中国传统民俗与二十四节气息息相关，每一节气因地区的不同，都会有不同的民俗活动，从傣家新年的泼水，到黄河流域的清明禁火，从古代的帝王之家的迎春大典，到每一地每一族不同风俗的婚丧嫁娶，无不浸透着古朴的民风。在我国总结民俗活动的谚语更是多的不胜枚举，像“冬至饺子，夏至面”、“清明风筝谷雨花”等，都是非常恰当的总结。
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同时又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清”表示百草发芽，“明”表示春光明媚。“清明”表示春末时节气候渐暖，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之说。清明节作为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始于周代，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节是一个祭祀祖先的节日，传统活动为扫墓。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节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在气象上的应用
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栏目在每年的每一个节气到来之日，都会进行这一方面的气象与传统知识的普及。无论现代科学技术如何发达，二十四节气在我国气象上的指导意义都不会降低。从中可以看出，有的表明季节，有的表明温度、降雨、露、霜等气候。
反映四季转换的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反映日照长短的有：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直接反映温度的有：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
直接反映降水的有：雨水、谷雨、小雪、大雪
反映物候现象的有：惊蛰、清明、小满、芒种
3.在农事活动上的应用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长期对天文、气象、物侯进行观测、探索、总结的结果，是我国劳动人民独有的伟大科技成果，在广大农村开展农事活动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如：谷雨节气，雨生百谷，故名“谷雨”。许多作物在此节气前后即开始种植。常言道：“谷雨前好种棉，谷雨后好种豆”。芒种节气，“芒”是指麦类等有芒作物已经成熟，开始收割；“种”是指晚谷、黍、稷等作物开始播种，正是最忙碌的农事季节。
虽然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我国各地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科学地利用二十四节气，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如二十四节气农事歌就有“种田无定例，全靠看节气。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滴水干。清明忙种粟，谷雨种大田。立夏鹅毛住，小满雀来全。芒种大家乐，夏至不着棉。小暑不算热，大暑在伏天。立秋忙打垫，处暑动刀镰。白露快割地，秋分无生田。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立冬先封地，小雪河封严。大雪交冬月，冬至数九天。小寒忙买办，大寒要过年。”等。
四、二十四节气申遗的重要意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由文化部确定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从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来看，二十四节气完全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要求。
1.传统文化的有续继承
二十四节气将天文、物候、农事完美结合，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千百年来一直被我国人民所沿用，至今仍在影响和指导着我们的生活，二十四节气与时光相伴时刻关照着我们，关照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衍。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将其发扬光大，传承下去。
2.传统文化的有力保护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的国粹，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保护和利用好二十四节气，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缘起
南水北调工程是继三峡工程之后，我国又一项跨地区、跨流域的水利工程，是为解决北方缺水问题，优化我国水资源配置，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实施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大型水利工程，分为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线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通过加高丹江口水库大坝（从162米加高到176.6米），提高正常蓄水位（从156米提高到170米），增加库容从而实现向华北地区调水。根据工程设计，中线工程建成后，水库水位上涨，将对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造成影响，其中位于武当山下的遇真宫面临被淹没的危险，必须对其实施抢救性保护。
二、武当山古建筑群及遇真宫的遗产价值
武当山地处湖北省十堰市境内，武当山古建筑中的宫阙庙宇集中体现了中国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学和艺术成就。古建筑群在明代早期逐渐形成现有规模，包括9宫、9观、36庵堂、72岩庙。武当山古建筑群是由皇家统一规划建造，其建筑体系从地形勘测、规划设计到兴建营造等，都有周密筹划，具体建筑设计具有浓郁的建筑韵律，达到了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其建筑规模大、等级高，构造严谨，装饰精美，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武当山的古建筑对宗教、民间艺术和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建筑类型多样，用材广泛，各项建筑的设计、构造、装饰、陈设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技术和艺术成就；武当山以道教为中心的宗教体系，对区域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武当山建筑在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中，突出体现了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朱棣皇帝特别下谕要求对山体不要有分毫修动，这也是武当道教建筑群的又一个特点。
武当山古建筑群代表了中国近千年最高的艺术和建筑成就，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中的（i）、（ii）、（vi）条评估标准，199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遇真宫是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武当山山麓，海拔高度为1 60.1米，坐北朝南，背依凤凰山，面对九龙山，水磨河从宫前向东绕行。明初著名道士、武当拳创始人张三丰在此结庵修行，名日“会仙馆”。明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为纪念张三丰，以“遇真”为名敕建道观，历时5年建成，主体建筑由周长857米的宫墙环绕的中宫、西宫和东宫三部分构成。现存东、西宫遗址和中宫宫门、宫墙、龙虎殿、配殿等建筑30间，建筑面积1 459平方米，总占地面积56780平方米。
根据《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对文物价值的论述，遇真宫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四个方面：遇真宫是武当山明代皇家道教建筑的宝贵实物遗存，是明代道教繁荣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遇真宫建筑院落宽敞，优雅静穆，早在明代就被誉为“香霭亲霞楼，仙乐空中流”的“灵境”；遇真宫选址严格按照古代堪舆理论选址布局，体现了中国传统朴实的规划理论，是研究明代建筑特征的实物；遇真宫是道教文化的物质载体，在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方面具有特殊地位。
三、遇真宫保护方案的论证
遇真宫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因工程建设的影响涉及到的保护级别最高的文物，也是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后，第一次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工程建设的影响，实施重大保护措施的一次实践，对此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及省市文物主管方面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慎重组织有关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及多方面专家进行多次论证，以确保遇真宫得到安全、有效和真实的保护。
（一）保护原则和策略
遇真宫是南水北中线工程涉及的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其保护工作备受各界关注。为尽可能地保持这处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国际、国内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要求，湖北省文物局委托清华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等机构编制了《遇真宫保护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遇真宫保护工程的原则为：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不改变文物原状，减少对文物的干预；全面地保存、延续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保护与文物本体相关的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等要素。并以此为标准，通过对遇真宫文物价值的分析，明确了遇真宫保护工程的策略：一是对遇真官文物建筑群可延续的保存，通过各类工程技术手段，保证文物本体不会受到可预见影响因素的侵害；二是最大限度保持所有信息的真实性，以考古发掘和大量历史文献考证为依据对文物建筑原貌加以认定，尽量保存现有建筑及遗存构筑物，在完整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基础上提出复原方案，并在设计中考虑新旧构筑物的可识别性；三是尽可能保持现状文物本体及环境的整体性，对遇真宫周边山形水势等地理环境应尽量保持，尽可能避免施工对文物建筑本体、考古遗址以及潜在文物要素的损害；四是保护方案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基础上，综合考虑工程费用、相关技术及施工组织难度以及后期运营、日常维护管理的相关费用和难度等各个方面。
（二）遇真宫保护方案的编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立项后，为科学做好遇真宫保护工作，湖北省文物局于2004年4月组织编制完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湖北省文物保护规划》，对遇真宫的保护初步提出了围堰、抬升、搬迁三种保护思路。随后，在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根据前期确定的保护原则和保护策略，湖北省文物局先后组织并委托具有相关工程资质和实践经验的单位制定了围堰、抬升、搬迁三个保护方案。
为了将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对遇真宫保护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全面深入地了解和记录遇真宫的历史原貌，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对遇真宫保护方案的意见》（文物保函[2005]1187号），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机构，先后对遇真宫西宫、东宫、中宫及山门前的附属建筑遗址、遗迹进行了大面积考古调查、清理和发掘，总面积达1.95万平方米，系统掌握了遇真宫内外的建筑布局和详细的基础数据，进一步明确了遇真宫的保护内容、范围等，第一次全面地掌握了明清时期遇真宫的建筑规模及兴废过程，为遇真宫的保护论证提供了考古依据。在此基础上，组织方案编制单位先后对围堰、垫高、搬迁三个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形成设计文件。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院制定的围堰方案，分大、中、小三种，其中围堰方案通过在遇真宫前方200米处，建立自西南向东北的隔水围堰以确保文物安全，围堰由防护堤、排水闸、泵站、截洪沟、排水沟组成，防护堤设计堤型为粘土心墙，砂卵石层采用塑性砼防渗墙进行垂直防渗，透水性较大的岩层采用灌浆处理。在高程171米附近开挖截洪沟，拦截汛后来水，以减小泵站装机容量。在防护堤后顺堤轴线方向开挖排水沟，汇集区内来水，通过闸、站排出区外。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清华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编制的顶升方案，通过将遇真宫由原址向上顶升约17米，高于丹江口水库的水位，以达到保护的目的。保护方法有两种：原地顶升和原地垫高、复建。
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编制的搬迁方案，是按照“原拆原建”的原则，将遇真宫搬迁至其西侧2.6公里处。工程内容包括施工建档、文物解体、搬迁、文物复建等。
（三）遇真官保护方案的比选确定
2006年5月，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再次就三个方案方案的比选召开论证会，专家从对文物价值的影响，对武当山整体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施工技术的难度及可行陛，投资运行管理等方面进行比较。
工程防护（围堰）方案，不改变武当山古建筑群相互的位置关系，可以对遇真宫小范围环境原状保存，对文物本体破坏最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遇真宫建筑的空间位置及周边环境，但存在堤坝对武当山整体环境景观造成一定影响、堰内积水外排及环境潮湿等问题。
搬迁方案，改变了遇真宫建筑在整个武当山建筑群规划布局及风水格局中的位置，对武当山古建筑群的原真性有颠覆性的破坏，且解体、构件运输和复建中，不可避免地对文物共建造成一定损失。
顶升方案，只在三维空间上一定程度地改变了遇真宫所在的垂直位置。工程实施后遇真宫将成为一个三面环水的宫殿区，该区域原有的景观、生态环境没有太大的改变，在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相互位置关系不变，可以完好地保留武当山总体布局乃至风水格局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但工程内容多，组织实施复杂，一次性投资大。
与会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工程防护方案在保护建筑与环境方面优点更为突出，符合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高标准要求。会后，湖北省文物局将专家意见上报国家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关于报送南水北调工程武当山遇真宫文物保护方案的请示》，鄂文物发[2006]58号）。2006年7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对湖北省文物局上报的三种保护方案进行评审后做出批复，同意采取工程防护的思路对遇真宫进行保护（《关于武当山遇真宫保护方案的批复》，文物保函[2006]789号），要求湖北对工程防护方案进行充分研究，确保实施方案对遇真宫的影响降到最低。
（四）遇真宫保护方案的调整完善及最终确定
在采取防护的思路开展方案编制工作的过程中，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在对方案进行充分研究分析并从不同的角度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时，很多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防护（围堰）方案技术是可行，但综合考虑仍存在潜在的较大风险，如南水北调工程蓄水后防护体内内涝、潮湿环境的影Ⅱ向，尤其是防护工程如遇极端天气和事件，无法保证遇真宫万无一失，且后期维护经费无法估算等。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对此高度重视，经充分沟通协商，为确保实施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对遇真宫的保护做到万无一失，双方同意对按工程防护（围堰）思路编制的方案进行了全面的风险评估。
2007年7月，河南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长江水利委员会、清华大学等单位分别接受委托，就遇真宫防护方案运行管理风险、超标准洪水淹没及汛期排涝风险、物理环境变化影响风险等方面对防护（围堰）方案分别开展论证评估。
2009年11月，湖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武当山遇真宫防护方案风险评估论证会”。会上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水库蓄水后遇真宫处于周边高内部低的“盆”状地形底部，常年处于雨水和山体坡面流水汇聚的低洼地内，必须常年采用水泵向堰外排水，初步估算仅此一项每年就将产生100多万元（每年随着物价指数递增）的费用；围堰后形成潮湿的小环境，将对古建筑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更为致命的是如遇百年以上一遇的洪水或特大暴雨，围堰设防或暴雨产生的内涝将使遇真宫面临灭顶之灾，无法做到万无一失。同时考虑到建成后项目运行管理的难度和费用，建议该方案不宜采纳。会后，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汇总编制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根据有关方面专家和文物部门的综合论证意见，就遇真官防护工程技术及管理运行风险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提出“建议放弃防护，重点研究采用垫高或顶升保护方案”。2009年12月，湖北省文物局将论证会专家组意见、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意见和武当山特区管委会提出的抬高复原保护遇真宫的请求一并上报国家文物局。
2010年2月，“武当山遇真宫文物保护方案论证会”在北京召开。经充分论证，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遇真宫保护工程的意见》，同意采取原地垫高方案保护遇真宫，并要求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有关资质单位制订切实可靠的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设计方案。湖北省文物局于同年3月7日在北京召开“武当山遇真宫原地垫高施工设计专家咨询会”，广泛听取古建、考古、水利、顶升工程等方面专家关于原地垫高保护施工设计方案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原地垫高保护方案设计，制定科学、规范的施工蓝图。
原地垫高保护遇真宫的保护方案，保护内容包括基础垫高、局部顶升（山门及东西宫门明代砖石建筑）、修缮、环境工程、保护与展示设施设计等。垫高保护中的局部顶升，虽然顶升体积和重量巨大，但有大量成功的先例，从逻辑上推论其技术难度在可操作范围。相对防护（围堰）及搬迁方案而言，顶升方案虽然投资较大，但对文物价值的改变和影响较小，特别是对体现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建筑灵魂之所在的武当山古建筑群总体规划理念、布局和风水格局没有改变，对最难以原状保护与传承的砖木结构的三个门实施顶升，体现了对文物建筑的最小干预、原真性保护的原则。顶升方案，技术完善且容易操作，工程后期维护简单，不会产生过多的日常维护的经费负担和运行管理风险。
2010年10月，在对遇真宫原地垫高工程范围内地质进行了勘察，查明了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和不良地质作用、地质灾害，以及垫高工程天然建筑材料分布位置、储量、质量、开采和运输条件的基础上，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接受委托开展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设计。
2011年4月，经过专题论证，最终垫高保护方案上报国家文物局。同年6月，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复》，正式确定遇真宫现存地面建筑、东西官遗址、宫墙将整体拆除，待垫高工程竣工后原样复原，其中山门和东西宫门实施整体顶升。7月，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下发《关于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武当山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核定遇真宫保护工程概算投资18524.11万元。
四、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的实施
为确保高质量做好遇真宫原地垫高保护工程，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移民局、十堰市人民政府共同成立了遇真宫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工程责任主体单位武当山特区管委会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以打造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为目标，保护遇真宫的真实性为最高标准，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计划，启动了各项具体工作。
（一）文物资料信息全面留取
为使遇真宫的真实性得到充分保护，高水平保留遇真官原始详实数据，将垫高工程对文物的影响降低至最低程度，继2006年对西宫考古发掘的基础上，2010年4月至11月，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遇真宫东宫、中宫及宫外附属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全面掌握了遇真宫的整体布局和结构；2010年11月，湖北省文物局委托科洛博（上海）数字科技顾问有限公司对遇真官进行三维扫描和建模，采用数字激光扫描仪对遇真官正门、中宫、东宫、西宫及宫墙等现有建筑进行精密扫描，同时采用全息相机拍摄遇真宫全景及各部分照片，形成3D建模并绘制了2D图纸，为恢复重建提供详细的点位依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结合考古工作也采用数字激光三维扫描技术对遇真宫考古清理后展现出来的建筑遗址、遗迹进行了精密扫描测绘记录，这些工作为遇真宫及其建筑遗址的真实性保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前期准备工作
1.高标准确定保护工程实施单位。2011年9月，经公开招标，确定文物解体及复原工程由国家文物保护工程一级施工资质单位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公司承担，山门及东西宫门顶升工程由国家文物保护工程一级施工资质单位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承担，垫高工程由土石方垫高和建筑施工双一级资质单位湖北新七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2.完成了文物库房及项目部建设。为保证解体文物建筑构件安全合理堆放，经过平整、碾压和排水渠道建设，开辟了一块70亩的场地，作为临时文物库房和砖石构件的分类堆放场地，并在此场地内修建了工程项目部的生活和办公用房以及两栋临时文物库房，库房总面积2304平方米，用以存放解体的木质构件和砖石雕刻构件。
（三）有序推进保护工程的实施
1.精密实施文物解体
文物解体工程是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实施的第一个重要步骤，2011年10月10日动工，2012年2月30日完工。在遗址保护方面采用建筑学和考古学结合的方法，按建筑学方法测绘记录，确定空间尺度关系，再结合考古学方法对遗址进行分块划分，用定位坐标确定各块范围及周边关系，再测绘拍照记录，确保复原遗址的过程中在坐标系中进行分块放样并精确复原。整个过程按照复核一测绘一编号一拍照一清理一拆除一运输一存放的工作顺序，安全顺利地完成了东西宫遗址、宫墙、中宫所有建筑、院落、甬道、崇台、地墁金砖等各类砖石木构件的解体工程，并按编号顺序运往料场，分类堆放入库。为确保各类构件安全以及复原施工时的原位恢复，工程实施过程中，采用了每个单体构件测绘编号、构件写号、挂牌编号、原件拍照的方法，详细记录了文物信息，建立数字化资料库，所有信息录入计算机便于管理查询。同时，积极筹备文物复原工程，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已解体的文物构件，对拆除的各类砖、石、木构件进行了排查，对现有木构件进行了挖补、粘接加固，对保存基本完好的木构件进行防白蚁处理，对残损的砖、石构件进行了粘接。同时对需要补配的材料及构件，按照质量要求进行前期准备。
2.科学推进顶升工程
顶升工程是对山门和东、西宫门实施的原位整体顶升，采用密布孔桩、箱梁贯穿、浇筑预应力混凝土，形成基础托盘，设置钢筋混凝土防倾柱的方式实施，顶升高度为15米。2011年12月进场前期准备，首先对选择的山门和东西宫门进行全面测绘记录，对文物本体进行加固，确保施工过程中建筑本体的绝对稳定性。
三座门均为砖石结构，其山门底层面积分别为520平方米，宫门底层面积为154平方米，三门的基础部分用大城砖铺作，基础上部均采用整体大型青条石砌筑，地面上部为青石须弥座，座上采用明代官式雕刻手法，即阳雕卷草纹饰。墙体上部略有收分，屋面椽、望等按照天圆、地方的明代官式做法，三门屋面与屋脊设计出流动性效果，看上去十分优美，具有较好的韵律，使人赏心悦目，它们是武当山明代建筑的代表之作。在顶升前，为确保文物的绝对安全采取了一些必要的保护措施，如在建筑本体外部采用型钢加固三道，型钢与文物本体接触部位采用橡胶皮垫固定，使文物在加固过程中不遭受到破坏。建筑顶部屋面部分用尼龙网包裹，预防顶升过高，使原来环境改变，或受风力影响，防止屋面松动造成瓦面脱落等。
遇真宫山门重量近5000吨，东西宫门重量为1400余吨。整个门分别用122个液压千斤顶互换顶升，其中48个供临时互换使用，50个永久安装在门下。每个千斤顶可顶重为200吨，顶下分别用直径25厘米、50厘米和75厘米的三种钢墩垂直上升；遇真宫三座门顶升工作自2011年12月开工，历时14个月完成。分别采用了地勘、井点降水、设冲击桩（73根，直径80厘米，深1 8米）、顶进箱梁、掏梁、浇筑、预应力张拉、安全柱、防倾柱、连梁、地下土回填与密实度夯实等多道工序。为了保证三座门升起后保持水平，先用仪器进行纠偏，最终四周均定位在同一水平线上，以山门为基准点，均由监控仪器和全站仪操平。201 3年1月，遇真宫山门顶升到位，由于措施得力，顶升之后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经全面复查墙体没有裂纹，歪闪，瓦面没有出现脱落和松动，意味着顶升成功。
3.高质量实施垫高工程
在施工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顶升区域外的设计垫高区域首先完成清表、清淤、清渣工作，再按严格的土石方配比实施土石方铺垫、逐层碾压到设计高程；在顶升工作进行到一定高度后，对顶升区域开始特殊施工，即剪力墙内人工回填夯实，确保夯实强度符合设计要求。在垫高区域东西两侧设3个排水箱涵，护坡基础用毛石砌筑，护坡表面采用特殊设计的植生块铺设。
五、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文物保护影响评估
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实施的是基础垫高加局部顶升的方案，就是通过把遇真宫及与其有关的周边地区在原高程基础上垫高15米，对三座独立的砖木结构建筑（山门及东西宫门）原状垂直顶升15米，其它现存的建筑及建筑基址按照文物保护的原则拆除后，在垫高的原址上，按原布局、原结构、原工艺、原材料完成复建和复原归安，工程对文物的影响是在可控范围内并尽可能降到最低。
（一）垫高保护工程对遇真官文物价值的影响
当年张三丰在遇真宫所在地修炼，明成祖为纪念他，在原址以“遇真”为名建造道观，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同时，在武当山古建筑群整体规划格局中，遇真宫位于古神道之上，是古人登临武当山进入“治世玄岳”牌坊后，上山必经的第一宫，因此遇真宫所在位置是其文化价值的重要见证和载体。垫高保护工程实施后遇真宫在整个武当山建筑组群中的平面位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没有对其文化价值造成不利影响。
遇真宫选址按照我国传统的堪舆理论，周围山形水系都是其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垫高保护工程虽然在立面层次，局部改变了建筑与周边山形的相对关系，但从平面上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其建筑空间位置，复建后的遇真宫与武当山古建筑群的平面位置与文化景观的互动关系没有遭到破坏和产生不利影响，将保护工程建设对文物价值的影响降低至较小程度。
（二）垫高保护工程对遇真宫文物本体真实性、完整性的影响
工程实施过程中，虽然由于需要拆解，不可避免地对一些建筑构件造成损害，但遇真宫中宫现有建筑拆解严格按国家有关古建筑保护的规定，做好文物的实测与各种文物构件的记录、编号、存放，并将按照文物修缮的原则进行复原修缮；对于东、西宫建筑遗址和宫外与其相关的建筑遗迹等，则按照三维定位、分区分类编号、单独包装、清理加固、原位复原的程序操作。因此，基本确保了文物的原形制、结构、工艺、材料，将工程实施对文物本体真实性影响降至最小。
特别是针对最能反映文物历史风貌和艺术价值特色的山门和东、西宫三栋砖石结构建筑的保护，在现有最高技术水平条件下，克服自然地质等不利影响，采用整体顶升保护，在顶升前对本体进行加固，顶升过程中进行全程检测，已经安全顶升到15米的设计高度，施工中没有对本体造成影响，确保了文物本体的真实性。在垫高的设计中最大程度地考虑了遇真宫门前的视线关系，保持了120米的开阔区域，而且对遇真宫周边与其相关的泰山庙、神路、遇仙桥等建筑同时进行了垫高保护，充分考虑和保持了遇真宫的完整性。
（三）垫高保护工程对遇真宫周边环境的影响
垫高保护工程实施后，随着丹江口水库水位的抬升，遇真宫垫高并按原状复建，复原后建筑群及其周边垫高区域将会形成一个占地达8.5万平方米面向水库的自然台地与遇真宫后的山地相连。为减缓保护工程建设对区域景观的影响，台地迎水坡将采用亲环境植生块护面，并采用互补的图案形式进行植草，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优化遇真宫区域的景观格局。
垫高工程两个料场距离遇真宫较远，且处于隐蔽处，周边没有文物。取土实行分片开挖方式，取土时先将表层土临时堆放在料场附近，并采取相应的拦挡措施；取土完毕后及时平整土地，并将原表层土覆盖在上面，撒播草籽固土绿化。因此，对武当山整体环境影响较小。
六、余论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对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遇真宫的保护论证，以遇真宫真实性得到充分保护为原则，综合考虑了多方面因素，非常审慎和认真，可谓一波三折。这项工程的充分论证与顺利实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文物保护理念、文物保护技术手段、文物保护管理、复杂文物保护工程协调组织实施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阅。目前这项工程的基础垫高和三个山门的顶升工程已经完成阶段性验收，文物建筑的复建和考古遗址的复原已经启动，预计2016年底完成，虽然全面评判该工程的效果和得失还为时尚早，但就工程方案的论证和有效实施而言，确有很多值得总结和反思之处。
一是在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前，文物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对接，提前开展对工程中可能涉及文物保护的重点项目开展预研究非常重要。南水北调工程项目立项后，在开展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即对工程涉及武当山遇真宫的保护进行预研究，提出三种保护思路，做好引导和应对，引起工程规划和涉及部门的关注，为保护方案的充分论证打足提前量。
二是方案的确定以文物的原真性保护为第一要务，以把对文物本体、环境风貌、历史及文化价值的影响降到最低为原则。在此原则基础上对可能实施的保护措施进行综合、慎重比选论证。我们对遇真官进行围堰、抬升、搬迁三种保护思路都进行一定深度的设计，在此基础上进行多方面比选，对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遇真宫的保护，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对遇真宫本体真实性的保护，而是要综合考虑，对其采取的保护方式会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带来什么影响。在论证中我们首先放弃的是搬迁保护的方式，我国三峡水利工程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飞庙的保护，就是采取搬迁的方式，在总体得到比较好的保护和再现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憾，就是搬迁后建筑选址等无法再现原山地格局及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后期存在滑坡风险等。遇真宫的保护级别更高，对其采取搬迁方式，且不说武当山下很难再找到一处有这么大面积的平地安置，仅从搬迁遇真宫将造成武当山建筑群总体布局被改变这一点就应该合弃，搬迁对“武当山古建筑群是由皇家统一规划建造，其建筑体系从地形勘测、规划设计到兴建营造等，都有周密筹划，具体建筑设计具有浓郁的建筑韵律，达到了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产生的将是颠覆性的破坏；而围堰方案如仅从一般方面考虑，看似对遇真宫没有任何的扰动，但从周边景观和微环境方面看，壮观的挡水围堰坝体破坏了遇真宫前面开敞平坦的山水空间，使其变成看不见山望不到水的“盆景”，整体上改变了遇真宫原有环境的真实性，更为严重的是水利部门和工程业主方面都提出限于围堰工程无法保证遇真宫在围堰建成、工程蓄水后受自然极端天气等复杂因素影响，围堰工程无法做到万无一失，因此在充分分析各种潜在风险后，我们建议放弃防护思路，再次论证。
三是大胆设想、慎重论证、科学决策至关重要。遇真宫的保护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在提出保护思路的过程中，各方可谓集思广益大胆设想，三种保护思路中除搬迁方案只有一种外，围堰方案还曾提出了大、中、小三种子方案，三个子方案之间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分析利弊，选择弊端最小的进行深入设计。垫高方案中也提出对所有地面建筑进行大顶升的方案和垫高与局部顶升结合的方案，此外清华大学还针对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提出了三个比选方案。其一是新建一个地下空间，中宫建筑地下空间作为阐释遗址的博物馆，东西宫将地处海拔160米的考古遗存不做任何扰动、原状放置在地下，在地下空间体的顶部地面上复制遗址的台基和矮墙体，原遗存和模拟展示共存，同时可避免真实的考古遗存免受风雨侵蚀。其二是在垫高的地面上放置考古遗存，同时在其上方分别搭建防护棚。其三是在垫高的地面上放置考古遗存并补配缺失砖石构件，露天展示。后经组织专家论证比较，认为方案一、方案二虽然可以保护考古遗存免受风雨侵蚀，但方案一的工程量及造价都非常大，且东宫、西宫与中宫的相对高度将永久改变，方案二的多个保护棚对整体景观环境有不利影响，最终决定采用方案三安置展示考古遗存。
遇真宫的保护论证也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虽然我们对遇真宫保护论证是审慎的，但由于过程相对较长加之地方经验不足，这个论证过程和选择确定的保护方式，没有及时向世界遗产报备，引起了世界遗产的担心和关注，将武当山纳入反应性监测对象。此外，目前对东西宫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方式并不十分理想，建地下空间展示应该是相对最好的，但限于一些原因不得不放弃，这或许是一个缺憾。我们不能不说对遇真宫的保护论证是相对最慎重的，论证中一些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但也确实存在理想的保护方案和思路很大程度上受到诸如施工周期、保护经费等方面的制约，这确实是一种无奈，但也是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117-02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国际法律文件中首次确立了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以后有关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又扩展了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本文旨在通过对于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文件的分析,辨明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其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对于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理解和认识。
一、文化遗产概念的确立与发展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国际法律文件中首次确立了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它将文化遗产定义为:“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可见,《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确立的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等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国际社会对于文化遗产认识的加深,文化遗产的概念不断发展。其中《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大大地发展了文化遗产概念,扩大了文化遗产的内涵。
(一)《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发展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补充性文件,它规定了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1975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首次颁布了《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规定了收录《世界遗产名目》中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六条标准;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又颁布了新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于原来的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进行修改,制定了六条新的世界文化遗产入选标准。在1975年操作指南的六条标准中,第1条强调艺术成就,第2条强调重大影响,第3条强调的是文明或传统的见证,第4条注重的是建筑上的范例,第5条的中心是关于人类的居住文明,第六条是强调与具有普遍重要意义的事件、生活传统、信仰、文学艺术作品有着直接或明显的联系。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条标准对于1975年的六条标准做了较大的修改,扩大了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1994年操作指南的新的六条标准的主要变化如下:
1.1994年操作指南的标准中新增 “技术类”遗产。1975年标准没有规定“技术类”遗产,1994年第4条标准中新增加了“技术类”遗产,规定文化遗产“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技术或景观的最具代表性的实例”。“技术类”遗产的增加,目的在于反映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科技革命的人类历史,同时表明了文化遗产逐步脱离了“艺术性文化遗产”观念,反映了人们对人类非艺术性创作活动的重视。可见,1975年标准没有规定“技术类”遗产,忽视了对于对非艺术性人类活动成果的关注。1994年标准关于“技术类”遗产的规定,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扩大了文化遗产的范围[1]。
2.1994年操作指南的标准中新增“现存文化”的保护要求。1975年的各条标准都指向某个过去的历史阶段和文明,体现出一种纪念性的文化遗产观念。1994标准第3条中加入了“现存文化”二字,入选的文化遗产应“能对现存的或是已经消逝的某个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1994年标准中“现存文化”的加入明确地表明:文化遗产不仅包括纪念性文化残留物,而且也包括活生生的文化物证。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入选标准的变化,反映了文化遗产概念的不断扩展。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发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之前的文化遗产指的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被称之为狭义的文化遗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根据公约第2条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无形文化载体,“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一般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1)口头传说和表述。(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和文化创造形式。(5)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立,使得文化遗产的内涵大大扩展,标志着文化遗产概念的重大发展。
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关系
与文化遗产相似的概念是自然遗产。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2条将自然遗产定义为:“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
从定义上看,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差异比较大。首先,自然遗产由自然界的长期演变形成,而文化遗产则是由于人类活动所形成的。其次,自然遗产包括自然面貌、自然区域、动物和植物生境区等自然地域,而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等,只有遗址与地域相关。
其实,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联系也是比较紧密的[2]。其一,从理论上讲,自然和人文环境之间的界线往往是模糊的。如果不考虑文化因素,圣神的自然遗址、文化景观就不能被理解,因为文化在过去形成了它们并在今天继续形成它们。这促使国际知名的环境法学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环境”重新定义为某些事物,这些事物包括:人类生活、健康、社会幸福;动物群、植物群以及生态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景观和文化遗产;自然资源。其二,从实践上讲,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往往是结合的。在欧洲,人们已经在许多风景区密集居住好几百年了,这导致了很多风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已导致了整个欧洲自然风光与丰富的人文资源重叠区域的出现。在欧洲,保护自然其实经常与保护文化遗产交织在一起。实际上,许多国家已开始建立一种新的保护区,被称为生物圈保护区。教科文组织创造了生物圈保护区这一概念作为保护陆地和海洋生物圈的一种方式。“生物圈保护区”这一术语是指尽可能使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结合的一个甚至更多的被保护区域及其周围区域。根据教科文组织的标准,“生物圈保护区”必须具有文化和生态意义。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上,将人文与自然环境截然分开的传统观念已经为反映二者协调的、相互依赖的观念所代替。
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地区大量存在。在现有的文化遗产和环境保护文献中,它们通常被称为“风景”区或“文化景观”区。美国哈佛学院将“文化景观”定义为人们已创造、使用、改良或保护的区域,它包括历史园林、城市公园、保护区、或邻近农场和森林。文化景观这一概念体现了人们努力保护它们创造或影响的地理区域。文化景观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人类怎样形成周围的环境以及人类改良的环境进而怎样影响人类文化、感情、智力、精神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
三、文化遗产与文化财产的关系
与文化遗产相似的另一重要概念是文化财产。从有关文化财产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看,文化财产通常是指艺术品。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在国际法律文件中正式确立了文化财产这一概念,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进一步明确了文化财产这一概念,加强了对于文化财产的保护。
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既相联系又相区别。这两个概念的联系表现为:其一,二者的含义相似。基本含义都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学、艺术或科学价值的财产。其二,文化遗产由文化财产发展而来。其三,文化财产属于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将文化财产定义为“对于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财产”。可见,文化财产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这两概念的区别表现为:其一,二者是否体现社会共享性不同。文化财产这一概念没有体现社会共享性。而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体现了文化遗产的社会共享性。其二,二者的属性不同。文化财产具有财产权属性,而文化遗产这则具有文化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等多种属性。其三,二者的范围不同。文化遗产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文化财产仅仅是指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3]。
总之,把握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特性,对于理解和认识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发展和特性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遗产的鲜明特性,表现了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的必要性;文化遗产概念内涵的扩展,表明了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不断加强。
参考文献:
【设计理念】
本课教学应该以体验领悟、分析为主，重在培养学生的探究兴趣，体验人地关系的和谐与发展，顺应学生心理发展趋势，深入浅出地突破学生学习的畏难心理，了解地理知识的现实和应用价值，在思想上获得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产生无限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创造力。为其合作学习、多元化学习、终生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举例说明聚落与环境的关系。
（2）懂得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分析聚落形成与发展的有利条件，理解聚落是环境的产物，必须适应环境才能更好地发展。
（2）通过理解体会传统聚落的内涵与价值，懂得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感受聚落与环境的相互适应，进一步理解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2）体会人类文明的发达程度和思想实践上的智慧高度，培养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3）培养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乐于分析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乐于合作与交流。
【教学重点】
聚落对环境的适应表现，保护传统聚落的意义。
【教学难点】
聚落对环境的适应表现。
【教学方法】
整个教学过程运用教师引导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问题引导法、交流合作法、自主学习法。
【教学过程】
一、推陈出新，创设情境
展示课件中不同聚落的图片，启发学生分析:分出乡村还是城市，人们从事什么样的劳动生产活动，师生互动得出聚落的本质差异在于劳动生产方式。
转承:劳动生产方式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适应环境，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手段，所以必须立足于环境。因而，聚落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课件演示）
二、水到渠成，新知分布
1.聚落与环境
师：探究事物间的关系必须弄清两个方面:（1）弄清两者之间的作用与影响。（2）理解相互适应表现。
师生共同分析归纳教材中影响聚落分布的自然和人文因素。
设计意图：学生可以根据书上的图，还可以联系生活，活跃了思维并勇于探索发现和推断，使他们在参与中感受成功的喜悦，从而更加自信，能更好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去。
师：聚落是环境的产物。（学生认同后继续）是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产物。不仅具有鲜明的环境特征，还深刻地体现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智慧和改造水平。
展示课件中东南亚热带雨林区的民居，西亚热带沙漠区的民居，学生讨论。
转承：民居建筑适应于环境，更适用于生活，它体现了环境更体现了人类的智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聚落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可以说：传统聚落记录人类智慧的发展进程，它是浓缩了的历史，而现代民居则体现了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并在飞速发展中。
2.聚落的发展与保护
师：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回望历史，农耕文明的发展，生态退化出现了；如辉煌的巴比伦古国就是在发展农耕中，生态恶化后过早陨落的；工业文明的发展，环境污染随之而来。所以我们在发展与变革中，一定要顺应自然规律，权衡利弊，以保证进一步的发展。聚落的发展我们应如何面对呢？（课件演示）
学生快速阅读教材总结聚落发展表现及出现的变化。
设计意图：设置问题学生回答，教师给予肯定，引发学生对消失中的传统聚落的关注，先抑后扬，牵引着学生的心。
生：总结传统聚落的价值。
师：全世界人民都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已经把在乡村和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聚落中有价值的纪念地、建筑群和遗址，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作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了。
生：根据生活所见回答。
师：总结归纳：（1）立法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圈建保护。（3）异地迁建保护。
转承：有些极其珍贵的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已经不再是某国某地为保护自身特色和历史的珍宝，而成了全世界人民的文化瑰宝了，那就要把它们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了。
生：根据课件中图片回答，了解37处世界文化遗产及其中有6处属于传统聚落类的文化遗产。
三、开阔视野，迁移拓展
师：放眼世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传统聚落还有很多，这里是？（课件演示）
生：意大利水城威尼斯！
师：真棒哦！我们了解一下意大利水城威尼斯。那么这里？（课件演示）
生：中国的威尼斯――苏州。
师：我们来谈谈你们对苏州的印象。
生：水乡，园林，人间天堂，苏州工业园区。
师：苏州是我们中国首批的历史文化名城，小桥流水、民居老街、大小园林，真可谓是移步易景啊！
四、晒晒收成，展我风采
师：展示课件中关于苏州的组图。
生：根据课件所展示的图片分组讨论。
设计意图：通过对苏州园林的建筑风格与环境的适应，和对苏州发展的建议，让学生把本节所得的思想加以应用，实现内化。
五、归纳总结，收获累累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郑孝燮曾说：“我国世界遗产事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认识问题。把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从现在开始就下大力气加强对青少年进行世界遗产保护教育，也是一个认识问题。”至2007年底，开平市总共有青少年[1]62000多人，约占全市人口的9%〔1〕。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以开平青少年为案例，论文拟就当代青少年认识世界文化遗产的状况进行多维度解析。
一、开平青少年的认识及思想状况
当地青少年对碉楼的认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从电视新闻媒体中获知，如开平台定期播放的开平碉楼节目、报纸和新闻节目等；二是从学校派发的有关碉楼的书籍中了解(其中有进行碉楼知识考试的学生对碉楼基本知识认识较深)；三是从碉楼申遗时的各种宣传标志中认知；四是从祖辈的口述中得知(此种情况较少)。
多数青少年对碉楼认识较偏重于感观形态方面，对多数碉楼的名字没有特别留意，一般是认为碉楼较旧较黑，是中西建筑特色结合的产物，并设有枪口，具有军事防御的作用。身在开平、长在开平的他们对这些碉楼熟视无睹，因此对于碉楼的认识普遍停留在表面的层次，而对碉楼的来源、历史、意义以及碉楼文化中所包含的岭南文化、稻耕文化等基本上没有深入的认识。
对碉楼了解较深的青少年或认为碉楼具有欣赏价值，很美，像城堡；或认为碉楼很坚固、结实、有特色、作用多、功能强，体现了华侨对家乡的爱和建筑师的睿智。总的来说，感性认识的成分较多，而文化艺术、赏识认知和结构特色等层面则相对缺乏。“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精神文化符号层面上的认识还有待广泛宣传。
多数青少年认为碉楼可以代表开平文化，心中对碉楼存有感情，但缺乏进一步了解碉楼的兴趣。由于目前当地经济发展有限，本地人们收入偏低，多数留守家乡的青年忙于家务活或学习，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少年偏重于娱乐方面的爱好，认为历史文化较枯燥，因此对碉楼文化兴趣不大。
二、影响青少年认识碉楼的因素
（一）社会环境
从对外联系来看，水陆交通方便，开阳高速公路与325国道横贯全境地，三埠港每天有2艘豪华客轮往返香港〔2〕，但市内交通和旅游指南方面，尤其是景区之间的来往存在较大问题，景点班车的设置没能把分散的碉楼群与游客的时间安排统一起来，大部分的景点缺乏关于碉楼的全面细致的交通指引和正规的出租车服务，给游客，尤其是自助型旅游的游客，带来不便。
交通不便跟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关。由于碉楼大多位于开平的乡镇，而这些地区难以有经济实力提供完善的旅游交通系统。
申遗时，电视广播、报纸媒体对大众获取碉楼知识发挥着重要的宣传作用；然而，申遗过后，这种作用便大打折扣。现有的相关电视节目缺乏趣味性，内容重复，对碉楼的介绍方式单一，难以引起青少年的兴趣。而更注重时事的报纸媒体较少刊载关于碉楼或其他世界文化遗产的信息。通过网络资源了解碉楼更具有自主性，但目前官方碉楼网一般只有简单的介绍和相关的旅游信息。可以说，各种媒体对于碉楼与村落的宣传和教育明显不足，更谈不上对青少年世界文化遗产的意识的培养和文物保护知识的普及。
除了这些，由于民间没有自发性地举行以碉楼与村落为主题的团体活动，使得碉楼文化对当地风俗的影响渐趋减弱。而青少年本身对碉楼的认识较少，所以在他们的日常交流中很少涉及这一方面的话题。另外，公共图书馆发展水平有限，相关馆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不如人意，未能起到很好的文化宣传作用。
（二）政府政策
当地政府先后颁布了保护碉楼的相关规章，如《开平市碉楼与村落保护管理规定》和《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碉楼与旅游业的结合是当地政府的重点政策之一，政府希望通过这一传统文化优势，使碉楼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进而创造一个适宜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目前政府在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二者的协调上所做的工作比较欠缺。在保护和开发方面，关键在于政府决策者的工作重点和开发的度之间是如何控制。由旅游部门和保护部门单独做规划都不利于地方遗产保护的发展，必须由政府控制开发。搞保护的人要懂经济，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搞旅游的人要懂得遗产保护，世界遗产宣传教育的广泛性是通过旅游的发展而实现的。
就官方宣传方面来说，对碉楼的宣传与教育基本上出现在申遗时期，当时的社会气氛极为浓厚，但申遗成功后却变淡甚至没有。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市区里都有关于碉楼的文化展览会，但是影响力不大，没能深入其它乡镇。宣传的不足，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市政府在宣传时只注重市区而忽视了其它较偏远的地方；另一方面，其它地方的镇政府过于依赖上级市政府的指示，没能在宣传工作上有足够的主动性。
（三）学校教育
当地各所学校多曾组织过碉楼参观游览等活动。学生亦以画画、写作、手抄报或黑板报等形式加深对碉楼的认识。然而在学校教育这一块，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没有乡土教学系统，缺乏明确的教学指标、计划等。目前中国教育还是以追求升学率为主，在应试教育上下的功夫较多，尤其是高中，所以会出现学校只在班会课讲授碉楼知识，而高中甚至连课堂讲授也没有了；其次，初、高中的外地老师占有一半之多。这些老师对碉楼没有天然的感情基础，较少重视碉楼知识的讲授。同时，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外地老师对碉楼基本知识的理解容易产生偏差；第三，碉楼专业研究人员不多，教材的编写人员缺乏，严重影响教材的内容质量；第四，碉楼教材、宣传手册种类缺乏，在开平仅有两本碉楼的乡土教材，而其它宣传手册多为旅游所用，为旅游而编写的手册并不能给予当地青少年进一步了解碉楼较大的帮助。
（四）家庭教育
父辈的生活已离土匪猖獗的时代久远，加上文化水平不高，与祖辈相比，他们对碉楼的认识很少，因此，当代开平青少年很难从家庭教育中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文化的隔代流失实在令人揪心。一方面，父辈对碉楼的感情已不如祖辈，代际承传问题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代沟使青少年一代不愿经常与父辈聊天，父辈忙于工作，也没有跟孩子们过多讲碉楼的事。家庭教育方面能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另外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所居住的村落有没有碉楼；第二，有没有亲戚是在碉楼里面居住过或从事相关工作。虽然开平有一句话：无碉楼不成村，但是随着人口的迁移，很多新村都没有碉楼。因此这部分的家庭教育是相当缺乏的。
（五）华侨影响
作为侨乡的开平，旅居海外和港、澳、台的开平籍同胞有75万人〔3〕，华侨对当地的影响举足轻重。当华侨回乡时，他们对碉楼的深情自然能感染当地的青少年。然而，当时建造碉楼的一辈华侨多已归西，新一代的华裔对碉楼的感情也没有祖父辈深厚。再加上现在的华裔也很少回乡，华侨的影响力渐渐减弱。
（六）青少年自身
由于时代的不断发展，新事物大量涌现，加之受国外文化的影响，网络游戏、英超、NBA、卡通动漫……充斥着青少年的世界，绝大部分青少年对于古老的建筑并没有多大兴趣。如何培养青少年对碉楼的兴趣是社会的共同责任。此外，文化程度对青少年理解碉楼的价值也有着重要影响。当地虽不发达但安逸的生活条件导致部分青少年形成安于现状的性情，读书不努力，故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学历普遍在大专以下。
三、加强青少年遗产认知与保护意识的建议
“遗产保护是第一性的，有了遗产才有遗产地的旅游，而遗产地保护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同于其它的旅游对象与产品，只有在不妨碍遗产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发展旅游。”〔4〕因此，开平要积极推动公众教育事业，形成“明瞭的共识，积极的参与，真诚的归属感”，达到一种官民互动、事半功倍的良性循环。
要大力普及、加强青少年、市民对开平历史，尤其是“开平碉楼与村落”的认识，可以尝试与广州市、佛山市、中山市和潮州市等城市文化局或文物局建立区域合作文化交流平台；制定具有乡土特色的教育方针并有效长期实施贯彻，形成一个具有开平特色的乡土教育体系；社会宣传教育应该采取多元化、有针对性、有计划性的措施，包括电视媒体、广播媒体、街道宣传栏及互联网等硬件设施、旅游专线及交通指引的完善等等。
其次，普遍提高青少年、市民的文物遗产保护意识和相关知识。要加大学校教育，制定开平乡土教材与开放性课题相结合的方式。在推广方面，有计划、富针对性地出版开平文物书籍，并邀请专家、学者举办业界与学界研讨会，就特定项目撰写兼具知识性和专业性的专题书籍；孕育“开平文化大使培训计划”，培养具有专业文物导游知识与技能的青年学生，以此普及开平文物常识，加强社会民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参与意识。
开展图书馆流动车计划，宣传普及“开平碉楼与村落”的相关书籍。图书馆流动车分为大众型和学校型两类形式。图书馆流动车以村落为单位，可以节约财政负担，也可以提高普及率。其次，对于学校型方面，流动车可以走进校园，让学生借阅图书，流动周期可设置为两周。这样可以让学生有新鲜感而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紧迫感。
当然，还要充分利用侨乡优势，与民间团体、高等院校和个人互相合作支持。在地区合作交流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珠三角的艺文合作。除了进行信息交流、文物考古合作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图书馆方面的合作，希望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专业水平、提高文物管理水平和修复技术。
四、结语
以青少年为主的广大市民推广历史文化遗产的做法的好处在于运用了一种双向、互动的模式使传统意义上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范畴由政府官员、专业人员扩大到普通公众，并且由于将对象定位于社会上最具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广大青少年，从而保证了“世界遗产教育”成为世界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和重要动力。一方面，从教育趋势来看，青少年较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也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人，尽早接受正确的文物保护意识将有助于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青少年社交广泛，文物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教育经过他们的传播，会很容易产生类似“触媒效应”的由点到面的积极影响。总之，机制、法律、科技、资金等，都是保障世界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而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则是贯穿于其中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中国城市年鉴2007[M].2007，(23):125.
清康乾时期,承德成为陪都。随着城市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清廷开始于此大兴文教,使“蛮荒之地”成为文化之都。具有特色的满族音乐就是随着避暑山庄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在承德繁衍生根的。
在承德民间流传的满族音乐艺术大致有以下几类:满洲罕都勒春(热河二人转)、满族乌春音乐(民歌:山歌、劳动号子、小唱)、朱赤温音乐(古老的满洲戏曲音乐)、哔喇力乌春(民间器乐曲:满吹音乐、清音会音乐、佛事音乐)、民族宫乐(宫廷乐)。而萨满音乐相对于其他满族音乐更多地保留了满族文化的特色,它集歌舞乐为一体,成为满族音乐灵魂的代表。
满族的乐器也颇为丰富,其特有的乐器多用于跳神的萨满音乐,如单鼓、抬鼓、朗、响铃、腰铃、扎板、响刀等打击乐器。而宫廷乐器的种类就更加复杂了,如:打击乐器包括建鼓、编钟、特磬、杖鼓、云锣、拍板、龙鼓、铜钹、达卜、接足、巴打拉等皮膜类、金属类、竹木玉石类共37种乐器;吹奏乐器包括埙、笙、管、箫、大铜角、笛、巴拉满等边棱类、簧管类、簧舌类、号嘴类共20种乐器;吹弹乐器包括琴、三弦、筝、巴尔扎克、得约总、口琴等板面类、皮面类、金属类共26种乐器。
二、承德满族音乐传承经验及做法
承德,旧称“热河”,是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十大风景名胜、旅游胜地四十佳、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承德的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从而使承德步入了世界文化名城的行列。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因为其关系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承德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与经验上,在传承满族音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获得了市政府文件、政策性的支持
在从事满族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的音乐工作者们的积极努力下,2010年,承德市政府出台了《加快休闲旅游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承德地区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全新定位,指出利用“清宫廷文化、佛教文化、生态文化”等优势,促进文化、旅游、城市一体化发展。
2012年5月,承德市委宣传部针对政协承德市委员会第十二届五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切实加大宫廷音乐保护传承力度、进一步扶植承德清音会发展的建议”这一提案进行了答复,纲要如下:将保护和传承避暑山庄宫廷音乐列入我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重视并支持承德清音会申请通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审批;尽快在避暑山庄内设立展示宫廷音乐文化的固定场所,在市区内提供一处日常排练场地;设专项资金扶植承德清音会宫廷音乐进行挖掘整理;对清音会继续加大宣传力度。
政府的支持是完成满族音乐文化发掘与传承的重要保证,这使从事这一工作的音乐工作者们更加坚定信心、对承德满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充满了希望。
(二)立足于对满族音乐的研究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承德的学者及音乐工作者们长期以来积极投入到满族音乐研究中,其中对承德清音会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者与音乐工作者们通过大量研读史料,到民间访谈、搜集资料,分析与论证等研究方法,完成了许多论着,如钱树信先生的《避暑山庄宫廷音乐概说》、《避暑山庄宫廷音乐》、王玫罡先生的《关于承德避暑山庄清音会的由来》、程红菲的《清代宫廷遗音―寻访承德清音会、白晓颖先生的《避暑山庄文化中的承德清音会》、勤先生的《承德清音会传承史探析》、》等。这些着作和论文对于承德清音会与避暑山庄宫廷音乐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向世人呈现了满族宫廷音乐的历史、传承与发展。
(三)努力发掘并传承、创新满族音乐
众多的学者与音乐工作者们在发掘与传承满族音乐文化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承德清音会作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清初形成已有300多年历史,呈现着汉族宫廷音乐与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音乐的复合型态,充分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大统一”的政治理念,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遗存,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使其得到传承与发展,2001年原清音会的老琴师及高校的离退休老教授等30余人重新成立了清音会,他们潜心挖掘整理了民族文化音乐遗产,整理出包括皇家佛教、道教寺庙音乐在内的清音乐几十首,并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活动展演、文化交流,为宣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承德满族音乐文化传承及创新对策
毋庸讳言,承德满族音乐传承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民族文化融合导致满族音乐继承性降低;文化融合导致满族音乐继承人锐减;挖掘、整理及传承面临诸多困难。
因此,依据国家关于非物质遗产文化保护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做好承德满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还要进一步创新。
(一)合理选配专业人员挖掘整理满族音乐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4.015
1引言
文化遗产作为我国历史遗留下来的瑰宝，是一种无法替代和衡量的财富。本文从旅游体验视角出发，参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原真性原则（authenticity），对文化遗产问题进行研究。“原真性”概念始终是现代遗产保护的灵魂，追根溯源，它因20世纪50年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兴起而进入旅游领域，虽然文化遗产领域与旅游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一场有关原真性的争论，但正是文化遗产领域坚持批判的态度，促使原真性这一概念在旅游领域中生根发芽，旅游领域的学者用他们的哲学观丰富并完善着原真性概念。二者针对原真性的争论和批判会促进遗产旅游文化内涵和体验的提升。
本研究的难点主要是对原真性概念的界定及其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的作用。文化遗产保护在原真性概念与旅游研究领域的认识上存在着矛盾。自20世纪50年代起，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开始向世界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文化遗产已成为旅游开发中的重要资源基础之一。从保护世界遗产的角度来看，“原真性”的提出是对“非原真性”开发理论的批判，也是对遗产及其相关文化的保护。近年来，我国旅游的宣传口号渐渐向原真性靠拢，那也就意味着我国的旅游业的发展正在逐步重视“原真性”的问题，表明了“原真性”在我国遗产保护与开发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为了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及其旅游开发的研究是必然趋势。
2理论研究综述
2.1原真性相关研究
保持遗产的原真性是《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的核心原则之一。原真性原则既是衡量遗产价值的标尺，也是保护遗产必须遵循的关键性依据。事实上，无论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在评定、认知、保护与评价等问题上，常常需要涉及原真性。“原真性”（authenticity）一词进入我国时，最先将其翻译为“真实性”，并且“真实性”这一概念在国内使用多年，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真实性”这一解释提出质疑：我国对于遗产旅游的原真性和开发的讨论并未完全达到原本的意义。因为真实性分为“真”与“实”两个方面，从遗产问题来看原真性表达的“原”与“真”更加贴近遗产问题的优化理念以及“原始的”和“最初的”涵义，因此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原真性”这一概念便应运而生。
2.2旅游体验相关研究
国内对旅游体验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谢彦君认为，旅游体验是处于旅游者内心的身心畅受，这种感官反应是借助于观赏、交流、体验和消费等方式实现的不可逆过程；周永广则以旅游的符号化过程为例，认为对该过程的理解不同将直接影响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其他旅游者和旅游从业者的交流，从而导致旅游体验的不同；陈兴从人类学角度切入，他认为旅游体验是一个“虚拟真实”的概念，旅游体验的本质在于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通过各种物质层面的感官接触来达到精神层面的审美愉悦与文化认知。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体验的界定和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两层次论学者们认为，旅游体验由支撑性的体验维度和高峰性（或关键性）的体验维度构成；而马斯洛层次论学者们认为，旅游体验自下而上分为感官体验、身体体验、情感体验、精神体验和心灵体验。总的来说，这些差异不影响旅游体验是旅游者旅游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感受或结果这一共识。
3研究设计与调查方法
3.1调查问卷设计
根据原真性的信息内容及部分前人研究成果进行讨论，筛选出多个原真性影响指标，将本次调查问卷设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学问项。第二部分主体问项包括遗产开发的可持续性、遗产地景观和环境的和谐性、遗迹修复程度等原真性评价方面；多语种导游讲解的专业性、游客咨询中心便利度、标准化公共厕所等旅游体验评价方面；游客的满意度与忠诚度评价方面。共包含22个具体指标。调查问卷使用了李克特（Likert）5点量表（1=非常不满意，5=非常满意，N=不清楚），使得结果更具可量化、更容易分析。在初稿形成的情况下进行了预调查，讨论后对问卷的部分内容和措辞等进行了调整，最终形成了问卷定稿。
3.2调查方法设计
本次研究对殷墟遗址和王陵遗址内的游客进行抽样调查。经过前期的预调查后，讨论并修改了问卷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正式调查时间从2016年10月21日至22日。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与游客进行不同程度的交流，以深入了解游客对世界遗产殷墟保护与开发问题的真实想法。
3.3数据搜集与分析方法
本次调查先后在殷墟博物馆及王陵遗址遗产区、外延缓冲带区、居民区及部分商业区展开，期间共发放421份问卷，其中21份为无效卷，剔除后共收回400份有效问卷，有效率95.01%；其中男性202人（50.5%），女性198人（49.5%）。调查显示（见表1），游客以青少年为主，15-24岁的游客共238人（59.5%），25-34岁的游客共88人（22.0%），其他年龄段的游客相对较少。客源市场主要以除安阳以外的省内其他地区居多，其游客数量共48人，占总体的12.0%，但国内其他省市游客也达到154人，占总体的38.5%，呈现以省内游客橹鳎省外游客为辅的特征。
4调研结果分析
本次调研的数据分析结果如下：
4.1描述性分析
4.1.1游客满意度、重游意愿问项描述性分析
由表2得知，“本次游览的满意度”问项的评价均值为3.66，表明游客对殷墟游览过程的满意程度水平较高。重游意愿得分3.32，表示游客重游殷墟的意愿较好。
4.1.2原真性因素、旅游体验因素问项描述性分析
原真性因素问项中评价均值最高的是“遗产与文化的关联性”（3.92），而评价较低的问项是“周边商业化程度”（3.24），表现出殷墟遗址虽然与殷商文化的关联性较高，但周边商业化程度不尽人意，从实地调研中与游客沟通交流的情况来看，不少游客认为周边商业化水平和质量不高。
旅游体验因素问项中评价均值最高的是“多语种导游讲解的专业性”（3.83），而得分较低的问项是“交通通达度”（3.16），这说明在殷墟游览的过程中，多语种的导游讲解员的设置是非常符合游客市场需求的，从实地调研情况来看，虽然中、韩、日、德、法、俄等多语种讲解服务的存在使得殷墟的服务水平和旅游形象在游客中有较高的评价，但交通通达度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4.2因子分析
本研究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16。一般而言，当α≥0.700时，认为其内部一致性较好，为高信度。故本次调查问卷内部一致性良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经剔除1个因子载荷不符标准的问项后，剩余15个问项参与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前，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其中KMO=0.802，Bartlett=495.776，自由度达到36，Sig=0.000，说明样本总体的显著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本研究为增加研究的显著性，所挑选出来的每项因子的载荷值均大于0.4。最终，共有15个描述项参与因子分析。然后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提取公因子，获取初始分析结果；再使用方差最大法（Varimax rotation）旋转因子，使得公因子具有可解释性。按照常用的特征根值（Eign-value）大于1的标准，选择合适公因子的数量。根据数据结果，共提取五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文化内涵性，社区参与性，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市场化水平。并且这5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620%，说明用这5个公因子代替原有的15个变量，可以解释原真性、旅游体验问项类别的15个测量项的62.620%的信息。
结合上表分析，公因子1说明样本重点关注殷墟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服务状况，并且认为它们与旅游体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公因子2包含了两个关联度极高、也有所矛盾的问题：减少人为影响和增加合理的人为影响的矛盾问题，并且认为这两者所代表的市场化水平对遗产地而言至关重要；公因子3说明社区参与性中，一方面是社区参与管理，而另一方面则是注重减少人为影响的缓冲带建设；公因子4认为，遗产地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侧重景观和谐性、环境友好性，还包括开发行为的可持续问题；公因子5表明了遗产原真性评价因素最基础的要求，即遗迹修复与遗迹及其文化的同时发掘保护。
4.3回归分析
本研究为鉴定原真性、旅游体验与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愿间的关系，将原真性和旅游体验的5个因子作为自变量（Dependent），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愿的2个因子作为因变量（Independents），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5中，YF1、YF3和TF1具有较好的显著性。其中的TF1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R21=0.345，R22=0300，模型拟合度较为理想，F1=20.458，说明TF1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对游客满意度具有@著的正向作用。TF1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对因变量满意度与重游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见表7）。从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TF1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对游客满意度与重游意愿增益的正向影响最大，回归系数分别达0329和0440，说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是提高安阳殷墟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愿的最有效因素。
5结论与建议
5.1研究结论
殷墟与殷商文化的关联性较强，满足了游客获得知识、了解文化和博览众物的需求；虽然多语种讲解员的设置及其专业性迎合了游客的需求，提升了游览的可欣赏性，但殷墟周边商业化程度、交通通达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游客对殷墟的整体满意度较高，重游意愿较为中肯。
虽然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方面和文化内涵性方面对游客满意度以及重游意愿产生了较大的正向作用，但殷墟的文化内涵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且对满意度和重游意愿的正向作用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5.2建议
5.2.1改善交通通达度
殷墟遗址距安阳市中心五公里，距安阳火车站八公里。火车站周边交通线密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在市区醒目位置并没有设置通往殷墟的交通指示牌。因此应当努力完善市区交通基础设施，争取设置殷墟专线旅游观光巴士，在旅游旺季与出行高峰时段采取单向交通分流对向交通，必要时针对车流的不同目的地采取禁行和绕行管理调节交通，加强旅游集散中心体系建设等。
5.2.2深化旅游资源文化内容，创新景区活动内容，更新景区产品
单一的观光功能景区和产品很难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因此，在旅游资源适宜的条件下，殷墟可以通过不断丰富旅游产品内容来吸引游客，在产品设计上考虑能满足游客求新求异需求的功能和项目表现形式。
5.2.3重视VFR市场的培育和保护
VFR市场是指那些以探亲访友为目的的旅游潜在客户市场，他们观光目的地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主人的建议和推荐，而且大部分会在主人的陪同下完成游览活动。殷墟要高度重视当地的公关形象，处理好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关系并及时推出当地居民喜爱的特色服务和体验项目，才能达到培养居民信赖和重游意愿的目的。
5.2.4融合智慧载体
“互联网+”已成为当今众多行业的发展战略，越来越多的产业与互联网相互融合完成了质的飞跃，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也可与互联网+相结合进行智慧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因子对游客满意度与重游意愿的正向作用的显著程度较为理想。殷墟可以将优势化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增长极：增添殷墟博物馆电子语音讲解器，增设电子语音讲解音频的超链接与二维码，建设特色旅游纪念品电商服务窗口，完善虚拟博物馆工程，加入智慧旅游城市行列，突显殷墟的现代化技术和人性化特点等。这些举措不仅遵循了原真性的原则，而且还有利于提升游客的整体素质。
5.2.5提升公众与社区参与度，尊重缓冲带周边业态环境
殷墟通过文化演绎、现代化手段等方式呈现甲骨文的制作流程，展现商朝的历史发展、疆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习俗、科技等元素，提升展览要素的多元化水平，改善旅游环节的公众参与性，设置游客的互动体验部分，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参与度和重游意愿，形成原真性与游客旅游体验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
尊重殷墟缓冲带周边的城市生态环境和城市分区及其职能。不做移民拆迁，保持当地人民固有的生活环境，向旅游者传递民生的静谧和历史的沧桑感，努力使游客从“局外人”向“局内人”转变。打破“千城一面”的城市规划格局，提升整个遗产地发展的层次和品味。
5.3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仅从《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的原真性原则出发，对其他概念和原则并未作深入研究和探讨，希望今后可以从整个公约的指导精神方面作全面细致的研究。同时，仅从旅游体验的满意度和重游意愿方面进行了切入，并未将重游意愿丰富完善成为忠诚度问题，希望今后能够对整个旅游体验环节作深入的剖析和理解，提升本研究的可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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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旅游资源是—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但旅游业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往往还取决于当地旅游资源的特色。特色旅游资源是产生旅游吸引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旅游业获得发展的重要保证。
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武当山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旅游资源丰富，武当山旅游资源开发是湖北省和十堰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论文百事通迄今为止，海内外学者已从多角度对武当山进行过研究：如王光德、杨立志(1993)对武当道教渊源及发展的研究；刘守华(1991，2001)、李征康(2001，2003)对武当民俗文化的研究；曹本治(1993)、蒲卓强(1993，2001)对武当道教音乐的研究；及其他一些学者对武当建筑、历史等方面进行的专题性研究。从特色旅游资源角度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冀群风(2001)、廖兆光(2002)在对武当山旅游发展研究，李程(2002)对武当山人文旅游资源的分析中有所涉及。
特色旅游资源是指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中，凡垄断性、典型性、特异性、区域性等特征突出，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各种因素和事物。本文依据上述特性，尝试对武当山特色旅游资源进行分析和归纳。
2独树一帜的道教文化——武当山最重要的特色旅游资源
2．1武当山道教——中国道教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1918)，它在中国文明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武当山道教是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捧持和推崇，明朝时达到鼎盛：先后被皇帝封为“大岳”(明成祖)，“治世玄岳”(明世宗)，使其地位高于五岳，被尊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雄镇打岳而祀超百代”。武当山成为专为朝廷祈福禳灾的“皇室家庙”、“天下第一山”(北宋米芾)，在道教领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全国最大的道场和全国的道教活动中心，影响深远，在中国道教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2.2武当山道教建筑——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奇迹
武当山道教建筑群，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道教古建筑群，是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特色突出；
规模宏伟，工程浩大。明朝政府“南修武当，北修故宫”大兴土木，先后动用了30万工匠，历时12年来修建武当宫观，建成9宫，9观，36庵堂、73岩庙的大规模的道教建筑群，成为皇室利用宗教思想统治的重要场所。经过后来的不断扩展，武当山共达到2万多间庙宇，总占地面积160万平方米，超过故宫一倍以上。形成“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的宏伟场面。
选址独特，布局巧妙。武当山建筑选址融合“阴阳典术”的道家思想、中国古代“风水术”及真武帝修仙的神话，并严格按照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图营建。布局方面，武当山整个建筑群依山就势，处处结
合自然环境，巧妙利用峰峦岩涧和奇峭幽壑，建设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体的原始风貌。
武当建筑群的中心位于天柱峰顶的金殿，处于全山各悬崖绝壁的宫为主体，众多的庵堂神祠自成体系分布在主体建筑的周围，庞大建筑群与群山和谐地融为一体，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道教理念。
总体规划严密，建筑技艺高超，工艺精湛。规模宏大的武当建筑群采取了皇家建筑法式，统一设计布局，其总体规划十分严密，在建筑技艺和建筑美学上均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体现出我国古代科技的伟大成就。这里有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金殿”，被喻为“中国古代建筑和铸造工艺中的一颗明珠”，其焊接和铸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如“九曲黄河墙”，“一柱十二梁”，“转身殿”等也都
体现出古代建筑技艺的高超，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武当道教建筑被喻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金阙琳宫之胜，亦环宇所无”(见明代张开东《大岳赋并序》)。1982年国务院公布武当山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称武当山古建筑”工程浩大，工艺精湛，成功地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犹如我国古建筑成就的展览”。
2.3名扬四海、自成一派的武当武术
武当武术是中国武术中最重要流派之一，由武当山著名的道士张三丰创建，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的说法。武当武术自成一派，被称为“内家拳派”，它以养身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内家功”。武当武术深受道教思想影响，提倡心性修养、武德修养，注重内涵与修身养性。武当功夫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如今武当拳、太极拳、太极剑已是闻名天下，深受民众的喜爱。
2.4仙乐神韵——武当道教音乐
武当道教音乐又称武当道乐，是中国道教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乐是道士们念经和进行法事活动时表演的，由于历史及所处地域等原因，武当道乐内涵极为丰富：虽属地方道乐，但却有着宫廷音乐的庄严典雅；一方面难袭了远古巫观乐舞传统及先秦的民俗祭神音乐，另一方面又吸纳了大量地方民间音乐元素；除本地外，周边地域的音乐也对其产生着影响，如“秦音楚声”、“秦腔豫调”、“楚韵汉凋”；
既有长期历史传承又在发展中不断创新的道乐，最终形成南北交融，以道为主，同时兼有佛乐和儒乐旋律的道教音乐，被称为武当仙乐神韵，武当韵，悦耳动听，它是武当山宗教文化遗产中极富特色的一部分。
3优美的自然风光——武当山不容忽视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虽以“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但与其人文资源相比，武当山的自然景观也毫不逊色。自古以来武当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就一直吸引着无数的道教修练者、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隐士们。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盛赞武当山“山峦清秀、风景幽奇”，认为“玄岳出五岳上”，这里还有着“顶镇乾坤举世无双胜境，峰凌霄汉天下第一仙山”的美喻。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为“七十二峰朝大顶，二十四涧水长流”，海拨高1612米的主峰天柱峰，如擎天一柱，拔地冲霄，周围有七十二峰拱立，二十四涧环流，形成天柱峰如一座巨大的神龟，座落在群山之颠，其余诸峰均俯身颔首朝向主峰的“万山来朝”奇观。联合国赴武当山专家考察组官员们也盛赞武当山美丽的自然风貌，武当山自然景观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石、9台”等之称，均各具特色，风光优美。
4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武当山珍贵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地区历史悠久，蕴藏着丰富的史前文物。从目前巳出土恐龙蛋化石、海洋上脊椎动物化石、古猿颅骨化石、猿人牙齿化石看，这里曾是人类祖先的栖息地之一，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武当山地区曾是楚国早年国都所在地，秦汉以来历朝历代均有建制及发展，悠久的历史为本地遗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存，道教文物最为丰富，有我国道教文物宝库之誉。
5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武当山极具开发价值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中药材，是我国现存野生药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初步确定武当山现有野生药材617种。早在魏晋南北朝即有隐士在此采药修炼，唐宋以后更是络绎不绝。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长期在武当采药，据统计《本草纲目》中有400余种药材取自武当山。俗话说“十道九医”，道教素有重视医药学研究的传统，结合其博大精深的道教养生文化，与现代旅游开发的健康理念正相一致，药用植物资源无疑是武当山极具开发价值的特色旅游资源。超级秘书网
6多彩的民俗文化——武当山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本地留下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其中以道教气息浓郁的民俗文化为特征：如武当信仰民俗、大法会、罗天大醮、进香、斋膳禁忌等习俗；如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