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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可可、咖啡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在这三大饮料中，只有茶的故乡在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都起源于中国。但茶叶在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饮料，并进而走向世界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国对茶的饮用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相传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先祖神农氏创立了医学。为了帮助人们战胜疾病，他通过遍尝百草来识别和了解药性，寻找治病的药草。有的草会含有毒性。据说有一日他尝了72种毒草，中毒72次。但是他都通过饮用一种神奇的药草而化险为夷。这种神草名叫“荼”。“荼”就是后来的茶。茶在古代还被称为“茗”，“皋芦木”。从这个传说看，中国人开始认识茶树及其药用功能已经有5000余年的历史了。
从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我国先民发现茶也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中就有了“采荼薪樗”的诗句了。意思是说农夫们采摘茶叶，砍柴为薪。世界上饮茶，种茶起源于中国，那么中国的茶树栽培和饮用又起源于那里呢？研究表明，它起源于巴蜀地区人文历史论文，即今天的四川一带。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东晋《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就丹、漆、荼、蜜……皆纳贡之。”意思是说古代四川向中原地区交纳，丹药，油漆、茶叶、蜂蜜等当地特产。从地名学来看，蜀国在古代又称为葭萌郡。葭萌是古蜀人对茶叶的一种称谓。因此葭萌郡的意思是茶郡之意，即生产茶的地方论文服务。历史记载，西汉时巴蜀一带便已经饮茶成风。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茶具出售。茶具的市场化正是茶饮普及化的表现，也是茶饮民间化、群众化的结果。
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在中国的范围日渐扩大。特别是当时的文人更是把以茶待客作为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由于文人们的参与，中国的茶饮很快发展演变成茶艺，并进而形成独特的中国茶文化。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和尚坐禅破睡，饮茶发挥了独特的功效。因此各地的寺院开始大量种茶和饮茶。饮茶之风也就随之盛行开来，当时的人们称“茶佛一味”。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了茶饮之风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和传播。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有关茶饮的学术专著，陆羽的《茶经》就在这一时期问世。为了纪念陆羽在推动中国茶文化方面的独特贡献，人们把“茶神”的桂冠送给了他，并将他供奉在官府的茶叶库和民间的茶肆之中。自唐以后，茶饮之风不但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成了人们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各国商人，使者纷纷前来唐朝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而将茶饮之风也带到了世界各地。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确切讲来应该称为“丝茶之路”，因为茶叶也是当时商贸交流的重要商品。中国的近邻日本茶道之风更是盛行。据说唐朝时日本高僧最澄来中国求佛，回国时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进行种植并获得成功人文历史论文，从此日本人也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并将中国的茶艺技术发扬光大，形成了在今天仍然风靡全日本的具有大和民族特点的日本茶道文化。
日语的外来语原本应该用片假名来书写，汉语词汇对于日本人来说也是外来语，但是至今仍然使用汉字来书写，这样的情况在任何其他语言中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日本人还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创造了假名及“和制汉字”。>>>>汉字在日本的曲折发展如何成就日本国字
引 言
2010年3月笔者开始有关在日华侨华人的研究。笔者是自费留学生，有关在日自费留学生的相关事宜非常了解。但是，对在日公费留学生的情况一概不知，比如，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公费留学生？留日公费留学生有何特征？享受什么待遇？在日生活、学习情况和自费留学生有何差异以及学成之后的就业情况等。为了弄清以上问题，笔者开始以“在日中国公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为题目的调研工作。2012年3月笔者以该题目完成了硕士论文。
2013年笔者又把目标转向了在日中国人的劳动问题，以田野调查为中心，开始以从中国福建去日本留学或工作，在东京筑地市场工作的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研究。2014年3月在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了“日本新华侨生活状况的考察：以东京筑地市场为例”的文章。近来，笔者又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国内的归国留学生的研究。
回顾在日华侨华人研究，游仲勋说“战后日本华侨研究主要是以华侨社会经济为中心（游仲勋1996：90）。” 80年代以后，在日华侨华人研究有了明显的变化。门永美保认为“从1980年初开始，在日华侨华人研究不仅在经济方面，在华侨华人对日本社会适应类型方面和文化摩擦方面也有了很大进展。同时在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变化、组织形态和华侨华人重新构造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门永2013：74）。” 本稿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日本华侨华人研究概况以及研究动向。
一、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研究
有关在日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研究代表作品有过放（1999）的《在日华侨的自我意识的变化》。过放把在日华侨华人分为三个层次进行了分析。第一层是表层。主要阐述在日华侨华人的历史。第二层是中层。主要从婚姻方面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的社会构造。第三层是深层。主要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变化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日华侨华人和日本人结婚以及取得日本国籍的华侨华人越来越多，促进了在日华侨华人化的迅速发展。但是，在日华侨华人化的进展不等于否定中华文化而获得日本文化（门美2013：78）。”
除此之外，还有朱慧玲（2013）的《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以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为中心》。朱慧玲的硕士论文是以在日老华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问题。之后在硕士论文和王津的硕士论文成果的基础之上，分析了1972年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完成了博士论文。朱慧玲认为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和日本社会的社会距离在不断缩小，随着在日华侨华人的世代交接，在日华侨华人在不断的被日本社会同化。
二、教育、职业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在日华侨华人学校和教育问题也被学术界所关注。台湾学者杜国辉可称之为在日华侨华人学校和教育研究的先驱者。杜国辉（1991）以《多文化社会华侨华人的对应：日本？台湾的华侨学校毕业生动向分析研究》为题，主要是华侨学校对在日华侨华人有着重要意义为基础，针对在日华侨学校毕业生进行了意识性调查。杜（1991）的研究表明日本华侨华人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日常生活、行动、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等方面已经被日本社会所同化。此结论和周慧玲（2003）的结论相吻合。
除此之外，裘晓m（2007）以《有关日本华侨华人教育之研究：面向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的教育的再构造和课题》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裘晓m主要通过以下三个视点对在日华侨华人教育进行了分析考察。“第一，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作为民族教育发展起来的华侨华人教育发展的沿革和面貌。第二，从动态的视角，阐述了1990年代以后在日华侨华人的实际转换状况。第三，从多文化教育的视角，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教育意义和所承担的责任和任务（裘2007：11）。”但是，裘（2009）有以下三点不足之处。第一，没有把日中两国政策变化和此论文关系相结合。第二，近代华侨华人教育形成过程的分析应该和新华侨华人教育的形态分开作以分析。第三，应该把华侨华人教育以外的教育实践列入分析行列。
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在日学成后回国创业的中国留学生不断增多。因此，以回国留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其代表研究有安部康久、徐亚文（2011）的《从日本留学回国学生就业状况和留学经验的评价：以研究生为例》。为了完成此论文的调查，安部康久和徐亚文针对中国辽宁省大连市和山东省济南市的相关学校研究生以及具有专业知识、持高学历的回国留学人员为中心，进行了研究调查。其结果是：“留学者对自己的留学有较高评价（安部康久、徐亚文2011：189）。”
奈仓京子针对从日本留学回国的留学生进行了研究调查。其代表作品是2009年发表的《从日本留学回国留学生的自我实现和制约的考察》。奈仓京子从回国留学生的视角，以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和广东省为中心对回国留学生进行了采访调查。随着回国留学生和中国国内博士研究生的增多，“对中国的大学来说，“海龟”不再向以前那样珍贵。
三、地域方面的研究
有关华侨华人在日地域分布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以在横滨、神户、长崎居住的华侨华人为研究对象。近来，以东京、名古屋和冲绳等地区为对象的华侨华人研究也增加了。代表研究有山下清海（2007）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再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山下主要通过“东京都统计年鉴”第6次（1954年）到第56次（2004年）的“外国人登陆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京都在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的特征。山下把东京华侨华人的人口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称之为“停止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到1978年）。这一时期在日中国人人口变化不是很大。第二时期称之为“急增期”（1979年到1988年）。这一时期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日中国人急剧增加。第三时期称之为“安定期”（1989年至今）。这一时期在日华侨华人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中国东北三省出生的中国人明显增加（山下2009：107-109）。
四、其他相关华侨华人研究
中国最著名的“侨乡”有江门、泉州、潮汕和梅州。近年来，相关学者开始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对象的调查研究。“侨乡” 研究的代表作品有稻泽努（2016）的《侨乡：华侨故乡的观念和实像》；长沼さやか（2015）的《广东省珠江达美侨乡的起源：以华侨的村和无华侨村为例》；兼城系绘（2012）的《“移民”支持的神社：福建省福州市的侨乡为例》等。
全球“华侨华人博物馆”包括正在筹建的有7个国家50家左右。其中中国国内有近30家，海外近20家，分布在亚洲、美洲、大洋洲等。2015年11月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与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学术研讨会。此会对华侨华人对华侨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意思。此外，玉置充子（2012）也对《广东省的华侨华人博物馆》进行介绍等。“侨乡”是华侨华人的故乡；“华侨华人博物馆”具有对华侨历史文物、文献资料等进行保存、研究等功能，因此，推动“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结束语
以上总结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的情况。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开始于经济方面，之后发展到华侨华人的意识的变化、学校教育、地域分布、归国中国留学的就业等方面。近来又出现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研究课题。本文通过整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了解了日本华侨华人的研究动向，为今后新课题研究“中日国家关系的变化对在日华侨华人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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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婧：名古屋在住中国人人口变化和职业分布实际考察.名古屋大学国际交流专业 第42-54页.2012年）.
[论文摘 要]国际理解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之后在教育国际化潮流中得以迅速展开。本文分述了中、美、英三国学者对日本文化的独道见解，从国际理解教育视角，审视现今历史课程在中国的实施，以期对历史课程建设有所增益。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教育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理解教育作为一种国际教育思潮，在加强和推进各民族的理解、合作和发展上功不可没。就本国利益而言，国际理解教育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且，可以立足于本国国情，以史为鉴、后发制人。
根据新一轮的历史课改，初高中历史课程教学的目的分别是培养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和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然而，事与愿违，正是在这样的课程体系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我们当代青少年却分化出“仇日”和“媚日”的民族倾向，与课程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戴季陶先生的《日本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和肯尼斯·韩歇尔的《日本小史》三本书中日本文化的阐述，并将其作为日本侵华的背景，从国际理解教育的角度，反思我国历史课程的实施。
一、简析日本侵华之历史背景
当历史学家或学者们在编写或谈论历史时，难免在客观事实中有意或无意穿插一些主观因素，使历史观念遭到扭曲。下面笔者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作者口中，对日本发动作一个简要背景的分析，以期还原历史本色。 《菊与刀》是讲述日本人性格和日本文化最负盛名的一部著作。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为战后美国对日政策提供重要参考。在书中提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是建立一个“国际等级秩序”，做到“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而日本则处在这个等级秩序的最高层。书中进一步分析，日本之所以产生这一“雄心壮志”源于本国特有国情。本尼迪克特曾这样描述到：“日本人对秩序和等级制的信仰如同美国人对自由和平等的依赖一样，虽然这两个事物看上去如同南北两极一般对立。”的确，自公元前六、七世纪来，伴随着中国的佛教、儒教传入日本，“三纲五常”就植根于日本人民的心中，随处可见，上至朝野，下至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礼仪中。但是，当日本当权者将这种模式套用到中国身上时，却水土不服，他们被视为“侵略者”、“强盗”。由此可见，日本在盲目转嫁外部矛盾的同时，由于缺乏对跨国文化的理解，结果惨败而归。
《日本小史》主要讲述了日本从石器时代到世界强权的蜕变过程，检视日本历史上所造成的“奇迹”外表下的不同切面。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神话史，肯尼斯·韩歇尔也在书的第一章讲述了天皇神祗的故事——男神伊壮诺尊和女神伊壮冉尊及诸神。随着国家的建立，这些神祗故事被统治阶级利用，以确保地位合法化。于是，天皇是神的化身，是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由此推出，尊重他、服侍他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责任，也不是权威。二战其间，天皇掌握有限的权利，是国家“天人合一”的象征，而政权真正掌握在政阀军阀手中。所以说，日本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法西斯军政统治者，而广大民众只是怀着对天皇的“自然表现”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成了政治家的玩偶。因此，在分析任何一场战争时，应该区别对待不同人的立场，不能“一棒子打死一群人”。 "
二、国际理解教育对我国历史课程教学实施的启示
从上面提供的史料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部历史、一个历史事件，并非仅有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还涉及到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其它史实，或作为背景，或作为原因，或作为结果存在。因此，在课程编写和教学中，教育者不能简单的描述史实，应该对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前因后果有所陈述。然而，在当今的教育体制下，高考成为教育的指挥棒，课堂教学一切都围绕着高考的重点进行，历史课本只对历史事实进行简单叙述，而对别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简单提及，且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当学生学完一遍侵华史后，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景象历历在目，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既弱又懦，日本人既强又狠。再加上“韩日流”冲击，不言而喻，对于民族自尊心过强的学生，自然产生了“仇日”的情绪；而对中国略有不满的学生，自然产生了“媚日”倾向。
盲目“仇日”与积极“媚外”，试想，我们如何放心将祖国的建设交给“21世纪初升的太阳”呢？针对这一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理解教育的视角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坚持以历史课程培养目标为宗旨，教育者在帮助学生掌握中外史基础上，要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他们历史的判断能力和思维能力，使其成为有责任感的国民、有责任感的地球公民。
第二，在历史教材的编写上，要尽量做到客观，符合史实，避免使用含政治色彩的词语、产生“潘多拉效应”。简言之，要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自己对历史事件做出判断和思考。
第三，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掌握扎实的历史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拥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和教学技能；教学不仅让学生了解日本侵华史，还须知道日本这个国家的地理人文环境；教学方法要多样化，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如教师可以采用道德体谅模式，对换角色，培养学生的辨别和思考能力。
第四，闭门造车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断地推进教育的国际化，保证国家或地区间教师与教师，学生和学生，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跨国对话。
“历史不再是针对过去的事实陈述，而是一个为人们提供标准和目标的经验宝库。历史指引当下和未来的行动，具有重要的规范和证成意义。”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们不可以忘记，因为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现今我们要做的就是，立足于本国国情，去审视过去与现在、本国和他国，掩耳盗铃是不行的，“媚日”更不可取。
论文题目格助詞「デの意味・用法
论文大纲及撰写计划
1.はじめに
2.先行研究
3.「デ格の各意味用法
3.1範囲の限定
3.2地点・時点の限定
3.3事物の限定
4.「ニ格との相違
4.1場所を示す
4.2時間を示す
4.3原因を示す
5.おわりに
撰写计划
2009年10月-11月查找资料，拟定题目
2009年11月-2010年2月完成初稿
2010年2月-2010年3月完成二稿
2010年3月-2010年4月完成终稿
主要参考书目菅井三実1997「格助詞デの意味特性に関する一考察『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P127森山新2002「認知的観点から見た格助詞デの意味構造『日本語教育115，1-10
森山新2004「格助詞デの放射状カテゴリー構造と習得との関係『日本認知言語学会論文集4P66-75
森山新2006「多義語としての格助詞デの習得過程『認知言語学考論
森山新2006「JSL(第二言語としての日本語)における格助詞デの習得過程に関する認知言語学的考察『日本認知言語学会論文集6
杉村泰2005「イメージで教える日本語の格助詞と構文『言語文化論集17-1
审核老师意见
日语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二
所选题目名称：
外来語の激増の原因とその影響について
外来语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
课题研究现状：
外来语是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成果不断流入日本的证明。而使用外来语是我们学习和使用日语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外来语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促使了日语本身的发展和日本社会文化的进步。同时随着外来语在日语中的泛滥，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引起了日语学习和研究者及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
关于日语外来语，《大辞泉》(小学馆)将其定义为：ほかの言語から借用して、自国語と同様に使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語。借用語。日本では、広義には，漢語を含まれるが、狭義には主として欧米諸国から入ってきた語を言う。現在では一般に片仮名で表記される。1956年日本国立语言研究所就日语中和语，汉语，外来语，混合语几类构成日语的词汇，对大众化的90种杂志进行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和语36.7%汉语47.5%外来语9.8%混合语6.0%。10年后的1966年同一研究所又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大报纸一年的日报，晚报为对象，进行了日语词汇构成比的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和语38.8%汉语44.3%外来语12.0%混合语4.8%。由此可见，10年岁月的推移，外来语的比例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此外，外来语在日本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也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荒川物兵卫在《角川外来语辞典》(1969)一书中指出：“一个个单词是民族文化的种子，一个个外来语则是一个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种子。”《实用最新外来语辞典》(1979)的序作者富道勇夫也曾说过：“难于出口的话语用外来语说就容易多了。”
随着中日两国间的不断交流和合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学习和研究日语。日语外来语也受到了一些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的兴趣。皮细庚在《日语概说》(皮细庚，1996)专门辟章探讨了外来语，是外来语研究历程中的一块里程碑。皮细庚不但讨论了外来语的来源，揭示了外来语的本质，还分析了外来语的特点，着重将外来语和原语进行对比，对其中的“和制英语”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此后多年我国外语界的一部分学者深受外来语研究的启发，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书籍。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者对外来语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郑成在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了名为《试析日语外来语与日本的社会心理》的论文。郑成不仅深入研究了外来语的特点，还深刻分析了外来语使用的现状，提出外来语激增的双刃剑作用，更将外来语和日本历史社会的心理联系起来。沈宇澄在其主编的《现代日语词汇学》一书中就外来语的作用、表记、语义展开讨论。朱京伟则在《日语词汇学教程》(2005)中论述了外来语的特征和历史，同时也分析了外来语和原语的区别，特别提出了外来语和在来语的关系。《相识日语》(2005)的作者王冰从外来语词语的移植方式的角度对外来语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近年来有很多学者都对外来语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来语的来源、特征、现状、作用及同原语的比较上，并且都已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对外来语近年来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的研究略有不足，所以本文将着重研究外来语的激增原因和影响。
课题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对日语外来语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旨在加深对外来语的了解，以便为广大的日语学习和研究者带来更多便利，方便其更好地使用外来语。由于外来语在日语中的比例不断增加，所以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外来语对于我们学好日语，进行中日跨国交流有很大的帮助。外来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可以视作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因此对外来语激增原因及其影响分析对外语教学研究、翻译和实际应用都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
课题研究要点：
1引言
2外来语的定义
3外来语的现状(激增)
4外来语激增的原因
4.1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4.2日本人的心理原因
4.3日语本身的语言结构特性
5外来语激增的影响
5.1积极方面
a外来语高雅、新颖
b能委婉地表达事物
c能精练表示事物的概念与区别
d有利于日本的国际交流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5.2消极方面
a日语丧失其纯正性
b造成不同年龄段间的语言交流障碍
c外来语的泛滥和误用
6结论
课题进度安排：
10月30日，提交开题报告。
11月3日，参加开题答辩。
1月8日，完成毕业论文初稿(电子稿)。
3月18日，完成毕业论文终稿(纸质稿)。
3月27日，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主要参考文献：
1富永道夫.实用最新外来语辞典[M].日本千曲秀出版社，1979(这是日本文献，请用日语表达)
2荒川物兵卫.角川外来语辞典[M].角川书店，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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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皮细庚.日语概说[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5沈宇澄.现代日语词汇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中图分类号：J607(31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论
在东皋心越（とうこうしんえつ1639年～1695年）被日本关东幕府尊奉为禅师之前，其中国姓名为蒋兴俦。他是一位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为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著名僧人。
蒋兴俦出生于中国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其东渡日本传经布道的时间则是在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中国的故土上，度过了他人生中将近四十个春秋的美好时光。也就是说，东皋禅师在日本从事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是他近四十岁时候才开始的事情。一般来说，一位四十岁的人在对待社会事物的认识上，以及世界观的形成等多方面，可能都已经基本定型。中国古语所说的：“四十不惑”，便是讲的这个道理。因此，东皋禅师在日本进行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事项，肯定深刻印记着蒋兴俦时期的诸多烙印。那么，我们今天对于东皋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当然主要包括东皋禅师在日本的文化及学术活动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如果能够明晓中国明末清初蒋兴俦时期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了解其时代所存在着怎样的社会思想意识和人文文化情况；甚至熟悉蒋兴俦所生长的具体生活环境对他的影响，可能为我们今天比较清楚和准确地认识、看待东皋禅师文化现象及其学术研究价值不无补益。由此看来，中国和日本学术界之间，在东皋文化上的互动研究很有必要，相互史料的印证、材料的互补、研究的合作极有空间。
另外，中日两国之间类似东皋文化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东皋文化中《东皋琴谱》（とうこうきんぷ）、东皋禅师音乐等这样的音乐文化现象，及其应该开展的音乐文化方面的互动研究项目还存在不少，譬如：学术界熟悉的《幽兰琴谱》、《敦煌琵琶谱》，以及日本“明乐”、“明清乐”、《魏氏乐谱》、清乐曲谱，与中国明清时期音乐历史、明清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等等问题，都需要中日双方学者、学术界的携手与互动研究。本文从东皋禅师文化问题的研究切入，谈谈中日之间的这种类似音乐文化现象，及其互动研究的情况。
二、东皋文化问题的中日互动研究
首先还是从东皋禅师问题及其研究谈起。
毫无疑问，对于东皋禅师文化现象的关注及其举行的纪念活动，首先缘起于日本。东皋禅师于1676年至1695年间的几乎近二十年里，在日本从事的文化传播、交流等活动，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事迹，一直以来受到日本人民的称颂，三百多年中，在日本有关东皋禅师的纪念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有关东皋禅师的学术探讨及其研究也首先发端于日本。正是由于日本文化界、学术界对于东皋禅师文化问题的重视与研究，才向中国方面传递了这方面的信息。是日本方面的积极活动与研究，促使了中国学者及学术界对于这方面问题研究的介入。中国学者、学术界从日本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中获得了参考资料。且不说中国早期曾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年――1967年）的《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1941年）一书，其材料的收集和绝大部分研究工作也是在日本完成的。即使今天中国方面的有关这方面论述的专著中，如中央音乐学院张前教授的《中日音乐交流史》（注：参见张前著《中日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10月北京第1版。）书中的第三章所撰写的“琴乐的复兴”内容，也引用了许多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该项研究的大部分工作也是在日本完成的。
最近一些年来，有关东皋禅师在日本音乐史上为振兴、发展日本琴学所做出贡献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岸边成雄先生的《江户时期琴士物语》一书，则详尽地论述了东皋禅师在日本琴学方面的学术贡献，书中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为我们提供了纵横了解东皋禅师琴学方面详尽的研究材料，本人曾经把岸边先生的这本专著介绍给了中国的音乐学术界（注：拙文载《人民音乐》，2001年第4期，第46页-第47页。）。特别是最近几年里，由于日本方面的积极努力，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携手，在日本和中国移地举办的“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更使得东皋禅师的诸多学术问题获得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日本方面在会议上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稗田浩雄（东洋琴学研究所副所长）的《论东皋琴派》、《东皋琴谱打谱研究》、《东アジアにおける(琴学を重点とする)近世文化徊イ沃钕唷贰《试论水跹У男纬捎肭傺А贰⒎见靖（东洋琴学研究所・事各局长）的《东皋琴谱打谱研究》、小野美纪子（御茶の水女子大学院）的《东皋同r代日本琴律》、齐藤佳郎（茨城h立历史馆馆长）《论东皋心越活印贰衔擦磷樱ㄖ醒氪笱图书馆）《东皋琴谱打谱研究》、山寺三知（国学院大学院）《东皋琴谱琴歌について》、小川知ニ（东京学芸大学）的《东w心越の艺术活动》等。另外，类似稗田浩雄先生主持的古琴网站（guqin.jp/）也为中国方面了解东皋禅师问题的研究以及日本古琴方面的存在、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信息窗口。总之，日本方面有关东皋禅师问题的研究是认真、仔细、深入、有成就的。
中日两国学者及学术界之间的这种交流、互动的活动，除了中国方面能够从日本学者的研究中，获得这些历史上中国文化传播者的资料信息，中国方面也应该可以为日本方面提供有关这些事件、人物、文化等，在中国历史背景中的文化史料，以及现实的认知情况和研究价值。由于这些事件、人物、文化，既有同中国一方的渊源关系，又有在日本存在的事实。因此，许多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应该置于中日双方大的文化背景之中。而中国学者介入这些问题的研究，使得许多问题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所以，交流很有必要，其意义也十分重大。
从“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来看，确实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陈应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的《论〈东皋琴谱〉琴律》、吴文光（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的《从东皋o园寺遗谱看其琴学的渊源和传统》、赵晓楠（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的《东皋琴歌》、陈智超（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的《东w心越的家世》、长林（中国科学院算机科学研究所教授）的《东皋琴谱打谱研究》、黄大同（浙江艺术研究所教授）的《东皋师承与入室之地考》、王迪的《我对东皋琴歌之浅见》、龚一（上海民族乐团）的《论古琴音乐社会位置》等。
另外，在近些年召开的几次“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的会议上，除了有高质量论文的之外，学者之间琴艺的切磋也平添了许多音乐的佳话。中日古琴音乐界这种“能说会道”、“能文能武”的现象，充分显示了古琴音乐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浓的文人雅气，这也正是古琴音乐作为文人音乐文化的特征之一。而我们今天对于东皋文化问题的研讨，也正是看重其中的文化价值。
三、东皋禅师的中国文化背景
由于本人多年来一直对明清音乐文化的存在情况进行了解，曾经接触、研究了一些明清音乐文化外播与接纳异域音乐文化的课题。对东皋心越U、对《东皋琴谱》等一些明清音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情况，也有过一些肤浅的认识。蒋兴俦所生长的环境，社会思潮、世风习俗等都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是为了解他人生中诸多问题致关重要的前提。特别是他那些远离故土的思乡情愫，也许会更加促使他珍惜在故国故土养成的优良品德和世界观，他在日本写作了许多怀念故乡的诗歌和文章就是证明。日本的东皋研究者写作的《望_の僧・东皋心越》等著作，也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的事实。
中国方面的研究，应该从我们比较熟悉的明清社会，从蒋兴俦所接受到的教育、成长的主要年代，和所受到的主要影响，来认识东皋文化现象，认识东皋音乐文化。
蒋兴俦是中国明末清初时期的僧人，其本人基本生长在清初的社会文化环境中。1644年明亡的时候，他才5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蒋兴俦基本上算是一个清初的人。但是，晚明的思想意识却深扎于蒋兴俦的心里，因为他的父辈具有明末清初思想意识和人文文化背景。他所受到的教育、他成长的主要年代，他所受到的主要影响，除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环境，其父辈给予他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因此，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既有晚明文人的情怀，又有清初文人的认识。他在音乐方面的主要积累和修为，也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明末清初的音乐文化思想对他的影响自然很大，这在他今后在日本的诸多创作中都有很大的体现，这对我们理解东皋心越的文化很有帮助。
晚明时期，文人在人格上的追求非常具有特点，与其他时代有着极大的不同。古代儒家传统的思想人格是以修身养性为本，文人应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成为能够安平乐道、自强不息的真、善、美的君子人格。而晚明文人并不追求人格的完美。自李贽开始的晚明思想是很“俗陋”的，也被认为是自古所没有的，对世俗文化的崇尚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当明亡后，这些明代的遗民，在他们的诗文中又多了痛失家园的悲哀和怀旧的表现。在明末清初著名文人余怀（1616年-1696年）所著的《板桥杂记》（注：参见［清］余怀著《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著作中，那种对晚明风光的怀念之情，相信在东皋禅师的中国文化情结中也是存在的，因为东皋禅师与余怀基本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心境。在东皋禅师带到日本去的琴谱、琴曲作品、诗歌、书画乃至于禅学思想，可能无不存在着这种烙印。譬如，就音乐界熟悉的、他的主要成就《东皋琴谱》来说，该琴谱基本是一部琴歌曲集。自古琴界有云：“君子动手不动口”，对于琴歌多有贬斥。只有到了明代，特别是晚明时期，琴歌才倍受文人青睐。东皋禅师对于琴歌的欣赏，对于世俗文化的自然接纳，即是这种文化影响所致。
另外，明末清初渡海去日本的中国学者、僧侣为数不少。清军入关后，民间自发去日本的僧人增多，仅比较著名并有籍可考的就有四十余人。从这些人的诗文中也能够找到这种情感的佐证材料。
当然，蒋兴俦带到日本去的音乐文化，能够得到日本文化界的认可，与本地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也极为关联。其实，东皋心越与日本当时琴文化能够融合的原因，是当时的源ㄇ偈棵且丫接受了东皋心越曾经接受过的某些教育。稗田浩雄先生在《东皋心越渡来以前の源ǔ跗谇偈咳合瘛肺恼轮卸源俗隽松羁痰牟释。
而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化中，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受到明代文化影响的现象。譬如说对于世俗文化的自然接纳，日本早已开始。盛行于江户时代，具有庶民性质的绘画形式――日本著名的浮世绘，就是受到中国明代世俗文化影响很大的艺术形式。在展示一个美丽的女子跪弹着三弦，看着唱本进行演唱的大和画工奥村利信的作品《义太夫梅枝》中（注：参见《日本浮世绘精选集》（一），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页。）；在描绘两把三弦、筝与唱组合的歌川丰春的《琴》中（注：参见《日本浮世绘精选集》（一），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6页。），无不印记着明代世俗文化的影子。甚至，中国明代的世俗小说还直接成为这个时期日本文化描述的对象。如有“武者绘大师”之称的歌川国芳的《通俗水浒传豪杰一百单八人之一九纹龙史进》（注：参见［日］《日本大百科事典》“浮世绘”词条图例，平凡社，1988年2月。）那样的作品，就及时展示了也许是作者刚刚获得的中国正在流行的《水浒传》的内容。这肯定代表了一种时尚，代表了一种对中国俗文化追求的心境。这种现象，在日本的其他文化形式中存在许多，“歌舞伎”、“净琉璃”等都具有市民俗文化的性质。而象《东皋琴谱》中的《竹枝~》、《浪陶沙》、《E翁操》等作品收录，也正是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意识，反映了人们对世俗文化的崇尚。至于这些影响的作用有多大，可以研讨，然而，东皋心越对于日本琴学以及日本文化的贡献，在日本人编写的《东皋琴谱》的序文中就讲的很清楚：“盖我古昔，礼乐之隆八音之器，诸般皆备，而琴最盛。为士君子常御之器。乃诸史传所载。可以徵矣。中世以后，渐废不行，及至近代，竟失其传。无复有道之者矣。宽文中，有归化僧东皋禅师名心越者，明圣湖人也。以善鼓琴，客于江户。时江户，有琴川子者闻师琴大悦，遂专志从学。师亦嘉其笃尚，悉授其秘谱。其后，琴川子传诸新丰禅师及东川居士。于是乎，四方稍复有道琴事者矣。呜呼，功未果而已老矣。愿以属之子，余诺之。及西还，欲谋此举，未暇而师已寂矣。余于是有感。即取所尝受之诸谱，先择其便初学者，校雠缮写，而授诸……。”
本节作为本文的一个中心，按理应该更多地展开论述，但是，囿于缺乏东皋心越U在日本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完整材料，因而没有继续深入探讨下去。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现有材料，提出一些学术构想，以便落实今后中日学术界进行这一问题互动研究的课题。如：东皋心越U在日本文化交流活动的指导意识，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对东皋心越的影响，日本东皋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印记，等等。
四、类似东皋文化问题的中日互动研究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历史上频繁、广泛地交流的事物数不胜数。且不论久远的历史事实，就明清时期而言，中日之间的交往也很频繁，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就曾经连续两年派遣使者出使日本。明代的几代皇很重视与日本的交往和关系，而民间的交往则更多。因此，明清时期中日之间的交流事项令人感到十分的丰富。音乐方面的交流，除了东皋的文化问题之外，还有日本“明乐”、“明清乐”、《魏氏乐谱》、清乐曲谱等，这些文化都与中国明清时期音乐历史、明清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明清以来的音乐文化，对日本音乐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譬如，在1894年之前，“明乐”就曾经与“邦乐”、“西洋音乐”，成为日本三大主流音乐文化之一，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这些问题都需要中日双方的携手与互动研究。
目前中日间开展的东皋禅师问题的这种互动研究很有意义。我们知道，虽然蒋兴俦在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影响并不如在日本那么大，但是，由于今天看来却仍然代表了那样一个时代，因此，它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是无容质疑的。东皋禅师在日本的音乐活动，在当时具有传播中国音乐文化和发展日本文化的历史意义，今天的研究则能够为我们提供了解明清音乐在海外的存在情况，并依此印证中国文献、史料中论述的那个时代所存在着的音乐情况。特别印证民间音乐文化中那些似乎无法证明其来源的音乐形式和作品。当今天我们把这些传播海外的中国过去时代的音乐形式和作品“返输”回来时，则能够为我们对于中国明清音乐问题的研究提供极其可贵的帮助。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又能够为深入理解日本这些音乐形式提供帮助。这个互动交流的意义，本人在所最近几年里撰写、发表的《〈魏氏乐谱〉研究》（注：拙文载《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1期，第129页-144页。）、《留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俗曲乐谱》（注：拙文载《黄钟》2002年第2期。第37页-第44页。），以及对日本“明乐”、“明清乐”等的研究论文中也多有阐释。尽管本人的初衷只是希望弄清楚明清时期以来明清俗曲的流变情况，但是，当接触到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后，改变了许多我对中国明清俗曲的认识。许多认识的改变，均因“返输”了明清时期流向日本的这些音乐文化的资料。
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明清乐”情况的了解，主要是来自于日本方面提供的研究材料和文献史料。林谦三对于“明乐”及《魏氏乐谱》中50首歌曲作品的研究，就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许多的参考标准。特别是由日本已故著名音乐学家平野健次撰写，载《音乐大事典》中的“明清乐”词条，综合了日本国内在“明清乐”方面研究的成果，清楚地介绍了“明清乐”传入日本及其发展的过程。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明清乐”方面的史料文献。是便于利用的最好的基本材料。除此之外，作为日本传统音乐乐种之一的“明清乐”，日本音乐学术界已经给予了许多的研究工作。在“明清乐”的发展历史中，对其做整体研究的并不是很多，最早的有富田宽执笔撰写的《日本大百科辞典》（1908年-1919年）中的“明乐”、“清乐”词条。后来，有我们所熟悉的日本著名音乐学家田边尚雄所著《音乐史》的“幕末篇” （注：参见［日］田边尚雄著《音乐史》，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昭和28年9月5日初版，第12页。）、林谦三所著的《明乐八调》、平野健次和町田佳章合著的《日本古歌谣的复原》（1961年），以及，藤田德太郎著《近代歌谣研究》书中的“唐人歌” （注：参见［日］藤田德太郎著《近代歌谣研究》，勉诚社昭和61年2月28日，第153页。）等作品。日本最新的“明清乐”的研究成果，是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V原康子博士的研究论著《十九世纪日本西洋音乐的受容》（注：参见［日］V原康子著《十九世纪日本西洋音乐的受容》，多贺出版株式会社，1993年2月27日初版第1刷。），该书中的第五章“从江户后期到明治时期的明清乐的音乐活动”的内容，除了综合、梳理、评述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依据新的材料，从新的视角进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并有许多可贵的发现。日本音乐及音乐文学学者的研究，不仅是日本方面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成果，而且，也影响着中国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何况，“明清乐”至今在日本长崎的活动更为这种研究赋予了现实的理由。
上述研究，就中日两方面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应该强调的是在日本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因为，即使中国学者能够在日本收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仍然不可能由日本学者来做这些事情方便。中国方面则应该重点研究，在日本传播的这些音乐文化所存在的中国文化背景。但是，要深刻认识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则必须是中日两方面的比较研究和互动研究。
“内阁大库档案”包括诏令、题奏、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稿本、各种黄册、簿册、内阁各厅房处与修书各馆之档案，以及试题、试卷等各色文书约31万件，是研究明清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军事、法律的珍贵史料。这批档案在清末由于库房损坏而被移出大库，辗转迁播，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到目前为止，史语所明清档案工作室已完成档案登录155,000多件，撰写提要98,000多件，扫描档案38,000余件，出版《明清档案》370册，共约50,000件。目前所有文字提要与全文影像已实现网络检索，其中包括对外开放的文字目录检索和授权使用的全文影像检索两部分。
内阁大库档案的文字检索内容包括事由（档案内容的提要）、时间（档案发下、进呈或移会的时间）、职官（档案上奏人的官衔与姓名）、册别件号、登录号、文件别、备注等。如在具奏栏中输入“张廷玉”，便可从数万件清代档案中轻而易举地检索出这位清朝重臣的945件奏折所在。
【台湾中研近代史所藏清代文献检索】
这个资料库似乎是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内部使用资料库，资料库没有导航页面，也缺乏相关说明，但没有检索限制。包括近代史所藏经济档案函目汇编、近史所藏外交档案函目汇编，内阁汉文黄册、内务府奏销档四个子录。此外，网络上还有近史所藏刑科题本提要目录、近史所藏俸饷册提要目录以及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外交档案，也都没有必要的说明。
【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包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及汉学研究中心所藏明人文集，以建置联合目录与篇目索引两大功能为主，具备文集书名、作者、版本及馆藏地多项检索功能，并可全文检索作者小传及序跋、附注等。
二
受到时限和周期的限制，传统的论著索引的动态信息相对滞后。而以网络为载体的论著检索数据库具有信息量大、更新迅速的特点，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视。
【中国考古学资料库】
这个数据库由台湾史语所开发，主要是搜集中国的考古学报告及研究目录，内容系以《中国考古学年鉴－－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为主，主要包括考古学专论、分论、田野考古资料、美术考古、古代工艺科技等，增加史语所研究人员所搜集的相关专题研究书目，并对照日本《东洋学文献类目》加以补充。
【经学研究论著目录检索】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根据汉学研究中心民国1994年和1999年出版的《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12-1987）、（1988-1992）两册印刷本资料汇整而成。资料收录范围涵括公元1912年至1992年八十年间台湾、大陆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总共收录经学研究相关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研讨会论文、报纸论文等35,900余笔。提供全文检索、类目浏览、关键词查询、作者、书（刊名、期刊、论集名）索引浏览。
【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检索】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内容系根据台湾汉学研究中心1998年出版的《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1912-1996）》印刷本目录制作完成，收录范围含括公元1912至1996年间台湾、香港、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旁及国内所能收集到的日文西文论著，兼及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所收藏有关两汉诸子研究的相关资料，可提供全文检索、类目浏览、关键词查询、作者、书（篇名、期刊、论集名）索引浏览。
【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检索】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内容系根据汉学研究中心2000年出版《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印刷本目录汇整而成。资料收录范围涵括公元1908年至1997年间，海峡两岸、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学者之研究成果，并旁及海外汉学家各研究目录，总共收录敦煌学研究相关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研讨会论文、报纸论文等12,000余笔。提供全文检索、类目浏览、关键词查询、作者、书（篇名、期刊、论集名）索引浏览。
【史语所同仁辑唐宋明清史书目】
收录了台湾史语所研究人员所辑录的有关唐宋明清史研究的中日文论著多种，但体例不一，范围不详。
【郭店楚简论著检索】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竹简中，发现了大量先秦佚籍和与传世典籍的早期写本，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成为近年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热点所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开发的“郭店楚简资料库”，不仅能够检索郭店楚简的全部释文，还提供了近年来郭店楚简研究的主要参考论著检索。
【《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检索】
由台湾史语所生命医疗研究室开发，包括“传统时期中国的《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传统时期日本的《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当代《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当代日本《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当代日本《黄帝内经》研究论文书目”、“当代西文《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与文献书目”、“当代韩文《黄帝内经》研究文献书目”、“当代台湾《黄帝内经》研究书目”“中文研究文献书目”等几个子数据库。
【唐宋文学研究论著检索】
由台湾元智大学“网络展书读”中华典籍网络资料中心开发，可检索相关论文的著者。刊名、卷期及论文关键词和提要。
【红学研究资料库】
由台湾元智大学“网络展书读”中华典籍网络资料中心开发，包括红学研究计划检索、红学学位论文检索、红学期刊论文检索、红学研究论著检索几个相关数据库。
【宋代诗词论著检索】
由台湾元智大学“网络展书读”中华典籍网络资料中心开发，可检索题名、著者等内容，编码为简体中文。
【佛学书目检索】
由台湾大学佛学数字图书馆暨博物馆开发，包含书籍、期刊杂志、博士硕士论文等资料。
【国际汉学博士论文摘要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典藏的海外汉学博士论文为主，搜藏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等，总计约有9,000种，皆为国外大学从事汉学研究的博士论文。数据库提供全文检索、论文题目（作者）、毕业学校、学位名称、主题分类等索引浏览。
【史语所同仁著作目录】
收入了台湾国学研究的核心机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众多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
三
除文献提要和论著检索外，网络上还有一些构思新颖，功能实用的数据库。
【两千年中西历转换】
中西日期转换是历史研究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曾有多位史学家穷数年之功编制了多种中西历法转换的工具书。台湾中研院根据薛仲
三、欧阳颐的《两千年中公历对照表》编制了“两千年中西历转换系统”，只要输入国号、帝号、年号、干支、朔闰等内容，便可进行中西日期转换。遗憾的是，这个系统只从西元公元元年，即汉平帝元始一年开始，对于公元前的日期，尚无法检索。
【搜文解字古文字资料库】
由台湾史语所开发，资料库分甲骨文、金文、周文字三部分，选择偏旁字型总表，可进入相应的资料库，资料库内容包括字头、字形、析形、词性、词义、辞例、出处、语义和说明，部分辞例可链接拓片图像，以便使用者参考。
【汉代墓葬与文化资料库】
笔者同清水拓野相见恨晚,很快就成为秦腔挚友。虽然清水拓野一直尊称笔者为张老师,但我在心中一直认为我们是因秦腔结缘的跨国忘年交。清水拓野做起学问来是很认真,也很扎实的,他几乎全面地拜访了西安秦腔界的名家和新秀,同时还采访了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秦腔界“小字辈”。他不但调研了驰名全国的省级秦腔名院名团,还调研了许多濒临倒闭的县级秦腔剧团,而且还多次深入到陕西农村的自乐班、剧社、民办戏校进行调研,全面了解秦腔根植民间的历史背景和现状。他听说笔者是户县人,便表达了想到户县调研的设想。作为戏友,我责无旁贷,立刻和户县文化局及户县文化馆联系,并让外甥开车送我们到户县进行采访。在户县文化馆,他首先采访了馆长崔伏虎先生和原馆长刘斌海先生,他们侃侃而谈,句句围绕秦腔,健谈的崔伏虎先生对秦腔的谈论折服了清水拓野,也让他知道了秦腔的姊妹艺术眉户乃是户县“前明七子”之一王九思所创立的历史渊源,使他对户县深厚的文化积淀更感兴趣。继而,我们去了户县炉丹村的一个秦腔戏剧学校去观瞻。在学校里,我们共同体验了秦腔艺术那“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真正内涵。晚上,我们又在圭峰山下的农家院,一起品味了农村自乐班演出的秦腔剧,清水拓野从自乐班中寻觅到了秦腔根系之所在,也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的文化生活和对艺术的痴爱与追求,更懂得了秦腔的受众根植在广大农村的沃野里。清水拓野深感不虚户县戏乡之行。电视台的石勇先生受邀作陪,进行了全程摄录,并制作了《清水拓野戏乡行》专题片在电视台热播。第二年清水君又约我重访户县戏乡,这一次,县上文化界的朋友陪我们去观看农村一家正在举办三周年的纪念演出,在寒风料峭中,他饶有兴趣地观赏着演出,并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了关中农村红、白喜事与秦腔结缘的民俗民风,让关中的风俗通过日本秦腔网传播到地球的角角落落。
返回西安后,清水拓野又同老一辈秦腔艺术家卫水珍、栗宽民等老师到寒舍相聚,并对笔者的创作进行了采访。在他身上,我看到了锲而不舍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
清水拓野对秦腔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作为一名研究秦腔艺术教育的文化人类学者,他撰写了40多万字的研究论文,正是由于这些论文的发表,使他成为日本国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并经常在早稻田等多所大学发表有关秦腔的演讲,受到师生的普遍欢迎,使日本人了解了秦腔,并对秦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现代中国戏曲教育研究》即将脱稿,此书30多万字,就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规律进行了探讨;他编写的《一指通游西安》一书出版后,弥补了《地球旅游》上没有秦腔介绍的缺憾,使秦腔第一次登上了日本旅游书籍;2009年在四年一次的第16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大会上,他用英文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宣读了他的《秦腔与旅游文化》的论文,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震撼,这篇英文论文将被编在有关旅游方面的书籍中,不久就会面世。
清水拓野对秦腔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了表达对他的尊敬和感佩,笔者特赋小诗一首:
一衣带水秦腔缘,
说实话签了名一直心怀不安，难的不是写论文，《古箸传入日本之抡论》、《中国满蒙藏族刀筷文化》两篇论文很快一挥而就。担心的是耳聋眼花、不通日文、不懂日语途中引起麻烦。可是邀请方想得很周到，等我护照办好，即派专人为我办了签证，并把国际航班东京来回机票送到藏筷馆。可我上了飞机心中还是不踏实，万一找不到接机人怎么办？幸好一切顺利，等我走出成田空港出口处，日本花冈小姐早就在等候我了。
论坛议题广泛
这次国际箸文化论坛，邀请了中国、韩国、泰国、越南、缅甸加上东道主日本共6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30多位代表出席研讨会。因各国专家论文已有书面材料，所以大家就各自感兴趣的议题进行交流。会议主持三田村有纯教授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筷子唐代称箸，怎么后来改名为筷呢？”这一问真把各国代表问住了。三田先生为避免冷场，突然点名说：“我们还是请中国古箸收藏家蓝翔先生回答这个问题吧！”于是我接过话筒，从明末清初江南水乡船民渔民因忌讳“箸”与“住”的谐音说起。“住”者停也，船停住了意味没生意；船“蛀”了木船就会漏水，由于他们讨厌“住”和“蛀”，于是连累天天吃饭的箸，一致决心把“住”的谐音“箸”改为“快”，以讨吉利永吉祥。如此穷渔民船民自发地斗争了百余年，最后终于将“箸”改为“筷”。
日本箸为何较短
说来有趣，日本人民不存在谐音迷信犯忌讳的问题，所以在隋唐时代筷子由中国传到日本时称箸，日本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中国古代的“箸”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日本至今漆筷称涂箸，工艺筷称御箸，一次性筷子称剖箸或割箸。
大会为我们举行过多次宴请。一次是自助餐，另一次是正规的日式料理和食，还有一次称丸之内鳗。不过餐具皆是剖箸，为此浦谷先生将新设计两截相接旅游箸送给每位代表一双，并在箸上刻了代表的大名。浦谷特别提醒大家，宴会时请自带新产品旅游箸进餐。
早有人向我提出，古箸隋唐时传入日本，为何原来的中国长筷在东瀛渐渐缩短？这次在日本吃和食有了感性知识。
日本宴请不用八仙桌圆台面，而是由小长桌拼成，一长排约五六公尺，宽约70厘米、高约60厘米，无论主人客人皆席地而坐，女宾跪式，男宾盘腿坐在草垫上。我们二三十人皆脱鞋入室，面对面分两排入席。长桌中间有条走廊，这是留给饭店老板娘上菜之用。以前不懂所谓跪蹲式服务，现在亲眼所见，身穿和服的日本小姐，无论是上菜还是斟酒，皆跪在中间走廊上进行。走廊不宽，手握啤酒瓶，左边倒好酒转身即可倒右边。中国宴会是合而食之，而日本却是分而食之，无论什么菜肴总是一人一份。由于进行传统的和食宴请，桌子小，又是一人一盘菜饭，所以箸不需要如同中式大圆桌和八仙桌用长筷。故而日本为适应就餐环境，筷箸渐渐变短，这是因地制宜的缘故。
品尝正宗和食
在上海也曾吃过日本料理味千拉面，一大碗面送上桌时，碗中却放着日式粗木勺。吃中式面条重在浇头，而日本面条美味尽在浓汤中，故特配有木勺。
这次在东京麻布十番吃昼食，也就是午餐，上的面条与中国不同，是放在木盒竹廉上的，我不知怎么吃法，怕出洋相，各国宾客也只好看主人下箸学样。这时服务生又送来一个小盘，盘中放有藤拎把的日式小茶壶和茶杯，我还以为是酒壶呢。心想酒能拌面吗？不料翻译小姐把壶中的黄色液体倒在茶杯里，然后用箸把面条夹进杯中拌了拌吃起来。我于是学样用茶杯吃面。吃了才知道壶里既不是茶也不是酒，而是特别调制的甜味鲜美面汤，面条经过汤的浸拌，鲜滋滋、甜，确实别有风味。万没想到，日式面条既可用勺子吃，也可用杯子吃，真是大开洋荤也。
还有在吃丸之内鳗时，送上来一只四方漆盒，盖上描有金花，起先不知盒内何物，开了盖看到三条斩头去尾的鳗鱼。经浦谷先生介绍，和食中有些鱼类菜肴需要热食方显美味，而漆器餐具不仅光泽明亮，还具有不易散热的性能，可起到保温的作用，故漆器成了日本料理颇具民族特色的餐具。
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
这次浦谷兵刚等发起组织国际箸文化论坛，不是谈论一次就完成任务，他们有长期计划，所以在大会最后一天特宣布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大会推选浦谷兵刚为理事长，三田村有纯为箸文化研究所所长。随后在选举理事中，各国代表认为我是中国藏筷第一人，撰写出版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箸文化专著《筷子古今谈》等六部探讨箸文化的中英法文作品，故一致选我为常务理事，还请我在闭幕式前做1小时演讲。
平生在国外演讲
大会安排我做1小时专题发言，真有点出乎意外。各国代表多为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只有我仅是一个民间古筷收藏者而已。虽说是生平第一次在国外演讲，有点老草根登上国际大论坛之感，更何况这是临时决定，事先没有准备讲稿。可我并不紧张，收藏探讨箸文化30载，也可算是自学成才了。
虽然没讲稿也不能信口开河，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从1972年美国总统说起，他事先练了几个月的筷子功才敢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中和共同品尝中国美食。妙的是尼克松餐毕刚放下筷子，即被加拿大记者抢走。等他到了美国，众多的欧美收藏家纷纷求购这双人民大会堂的冬青木筷，高价出到2000美金，可记者先生依然不愿割爱。我由此受到启发，于1978年开始勇往直前投入古筷收藏之路。而尼克松回国后，也常常带着全家吃中餐，从此放不下手中的筷子。接着我说到，筷子不仅属于中国，箸不仅属于日本，筷箸已随中餐馆和日韩料理走出亚洲，走向欧美，筷箸是属于全世界的美妙餐具。我话音未落，立即迎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1 .引言:
中国日本同为东亚国家,一衣带水。尽管歌舞伎具有浓郁的日本情调,但却与中国文化艺术有着不解之缘。故日本歌舞伎与中国京剧素有“东方艺术传统的姊妹花”之称。京剧与歌舞伎即存在表现形式的相同性,又存在着戏剧本质观念性的区别。这种相同首先体现了东方文化的共性,同时也和日本受容性文化物质相关。正是由于这种广采博引外来文化的受容性,最终形成了歌舞伎与京剧本质上的不同,展现出两方戏剧彼此独特的个性与品质。通过比较其历史发展,舞台文化,从异同中寻找艺术发展的规律,使我们了解其在新时展中的意义所在。
2.歌舞伎与京剧的历史发展
2.1歌舞伎的历史发展
歌舞伎是日本典型的民族表演艺术,起源于17世纪江户初期,1600年发展为成熟的一个剧种,演员只有男性。近400年来与能乐、狂言一起保留至今。据说歌舞伎的创始人是现在日本岛根县东部出云地方的一个叫“阿国”的巫女。周期日本庆长年间,他为了规劝人们捐资修缮出云大社,便组织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歌舞团,跳起了一种叫“倾踊”的念佛舞蹈,深受欢迎,庆长八年,由于当时长期的饱受战乱的人们向往和平,阿国歌舞团的演员穿戴华丽,表演适应了时代与环境的要求,但是据说“倾踊”的“倾”就是这种舞蹈轻挑、的性表情,动作的形容词。因此由于阿国歌舞伎有伤风化、败坏社会风气、所以被政府禁止演出。之后,一种叫作“若众歌舞伎”的舞蹈就应用而生了。这时很多男性男扮女装登台演出,由于这种若众歌舞伎任然不干净,在承应一年也被政府禁演了。到17世纪后半叶产生了“野郎歌舞伎”,在此基础上,有发展为“净琉璃歌舞伎”。至此,歌舞伎这一戏剧形式已全部成熟了。
2.2京剧的发展历史
徽秦合流清初,京城戏曲舞台上盛行昆曲与京腔。乾隆中叶后,昆曲渐而衰落,京腔兴盛取代昆曲一统京城舞台。徽汉合流 汉剧流行于湖北,其声腔中的二簧、西皮与徽戏有着血缘关系。徽、汉二剧在进京前已有广泛的艺术交融徽、秦、汉的合流,为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年(1840年-1860年)间,经徽戏、秦腔、汉调的合流,并借鉴吸收昆曲、京腔之长而形成了京剧。1883年一1918年,京剧由形成期步入成熟期。1917年以来,京剧优秀演员大量涌现,呈现出流派纷呈的繁盛局面,由成熟期发展到鼎盛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
3歌舞伎与京剧舞台文化差异性
3.1舞台结构的差异
歌舞伎舞台设有“花道”这一构造,装饰豪华的大道具制景,结构独特的“花道”与旋转舞台,写实的舞台制景是歌舞伎舞台艺术的独特性。
京剧的舞台一桌俩椅简单构造,象征虚拟的表现手法,这为。戏曲艺术表现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京剧舞台表现的最高境界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展现无限空间的意境。
3.2舞台道具的差异
京剧舞台道具很少,一桌俩椅,只有简单的布景。
歌舞伎根据剧情的需要舞台上总会设置居室、楼阁、山川等大型道具。又是为了表演逼真,甚至会将装满水的水槽搬到舞台上。同样那些小道具也很多,比如扇子、镜子、单枪等等。
4.歌舞伎和京剧在新时代中的发展
歌舞伎和京剧都是本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而在多元化音乐充斥的今天,这样古老的剧种似乎逐渐的乏人问津。而我们应该花心思去考虑的不是歌舞伎、京剧这些传统文化为何日渐衰微,而是怎样更好地对其进行发展和保护。
我认为一个民族文化、民族艺术要想繁荣,要想发展,必须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站在新时期的起点上紧跟时代的脉搏。歌舞伎的改革,一方面要保存古典中的精髓部分,否则就不能称为歌舞伎,而是新剧。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要求,各种新流派的歌舞伎的出现将成为必然。京剧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传统本体的东西要很好地继承,很好的改革,并且进行一些很有力的加工,把传统的东西,很经典的东西不断地继承、发展。
我们应该在坚守好舞台的基础上努力创新,能够在各个方面受到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观众的需要,让传统文化能够充分反映时代的变化和要求。让古老的京剧艺术在创新中焕发勃勃生机。在创新的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京剧,把这门超越百年的古老艺术继续传承下去。让更多的观众真正能够了解传统艺术的实际表演特色和魅力。
5.结语:日本歌舞伎和中国京剧在历史、形式、文化地位等方面各有各的特点,同时,也有很多相同点。希望通过这篇论文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两种传统文化,进而去关注歌舞伎和京剧的发展,给古老的传统艺术注入新的活力,让其更加蓬勃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唐则铭. 日本历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2]《中国京剧史》 北京艺术研究所 上海艺术研究所 组织编着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9.
2. 各种类型的古建筑单体或组群，如：宫殿、陵墓、寺观、塔幢、园林、宅第、石窟、祠庙等；
3. 建筑材料及加工和结构技术。如：土工、木工、砖石工；基础、沟渠、城垣、高台等构筑技术；防火、防洪、防雷、防鼠、防蚁等技术；
4. 室内设计、装饰、陈设、帘幕、家俱、照明灯具、音响、通风等；
5. 各种装饰工艺如雕刻（木雕刻、砖雕刻、石雕刻）、采画、裱贴、鎏金、镶嵌、油漆粉刷、泥塑等技术；
6. 著名匠师和建筑文献典籍；
7. 社会文化背景如宗教、家族观念、伦理制度、审美观、风水思想、封建等级制度、社会习俗对建筑的影响；
8. 风格特色，即地区特色，民族特色，中国和外国建筑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我们说的古代，是指1840年以前的氏族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和封建社会时期，而以封建社会时期的建筑作为研究的重点,又分为：
1. 战国（475B.C-221B.C)至秦汉时期（221B.C-220A.D)。有人主张自周代开始（1027B.C)到三国时代（220A.D-265A.D)为止。
2. 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265A.D -907A.D)0有人主张三国时期列入此期。
3. 五代、宋、辽、金、元时期（907A.D-1368A.D)
4.明清时期（1368A.D-1840A.D)
1840年以后，中国进人近代时期，但古建筑体系的活动仍有延续。
1949年以前，在中国从事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的，除了个别的业余受好者外，唯一的专门组织，便是正式成立於1930年的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人和社长是朱启钤,社中主要人物是法式组主任梁思成和文献组主任刘敦桢。学社的历史不长，前在北方诸省（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作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力量於大木结构方法，特别是围绕宋〈营造法式〉的研究。战争时期在西南的云南、四川两省调査和研究。大约至1945年基本停止活动。学社取得十分重要的成绩：为中国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奠定的基础，积累了经验，建立了体系，培养了骨干。1949年以后中国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可以说直接间接继承了学社的传统。
1949年以后，中国古建筑的调査和研究，无论范围，类型，数量和深度，都远远超过营造学社时期。不仅有专业机构,也有不少业余爱好者，不仅有中国人，也有不少外国人参加了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就研究的专业队伍和相关学科而言，可分为四方面系统：
1. 文物部门：中央有国家文物局，其下设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和古建筑专家组，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列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古建筑（单体或组群)作全面测绘记录,逐年重点拨款维修。省文物局（或文化局)除管理保护本省境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还负责调查、记录、保护、维修省内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下还有市级、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保护单位中，古建筑占有很大比重。北京故宫博物院下设古建部，专门测绘、研究、保护故宫建筑群。国家文物局又多次举办不同层次的古建筑培训班，培养各省地方古建筑调查和保护工作的人员。他们比较侧重古建筑技术方面的知识。
2. 考古部门：中央有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国内重点地区如隋唐长安城址，洛阳汉魏故城址设考古站,专门从事地下发掘。一些文物集中的省，如陕西、河南，则於省文物局（文化局）设考古工作队,从事本省考古发掘。他们发掘的遗址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浙江馀姚河姆渡遗址，四川广元三星堆遗址;古城址如湖北盘龙城、河南西毫和陵都、汉长安、汉魏洛阳、邺城、隋唐长安等；古墓葬如安阳商代妇好墓、中山王墓、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唐乾陵拊葬墓、明定陵等。这些资料,也是古建筑研究的重要内容。
3. 高等院校：1953年，华东建筑公司委托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刘敦桢教授创办中国建筑研究室，主要从事民居、园林和长江以南古建筑的调查研究。该室有许多重要发现和收获。例如闽西客家土楼住宅、徽州明代住宅和祠堂、河南窑洞民居、馀姚保国寺大殿、福州华林寺大殿、秦宁甘露寺大殿等，1956出版了〈中国住宅概说〉、〈苏州的园林〉及若干调查报告。1956年,清华大学梁思成教授则受中国科学院委托,在清华大学创设建筑历史研究室。梁先生自己另有一个小组专门从事〈宋营造法式〉的研究诠释和图解。
其他一些大学的建筑系，设有中国建筑史课,教师也从事调査研究，依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条件许可而各有重点。如天津大学长期调査清东西陵和北京、承德的范围，清华大学长期研究颐和园和北京的古建筑(包含故宫）以及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南京工学院长期调查测绘曲阜孔庙孔府等建筑，同济大学多在苏州、杭州、杨州一带调查民居和园林，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则长期调查研究四川地区的古建筑和民居，华南工学院则重点在岭南地区。
4. 建设部门。1958年，中央建筑工程部曾於所属建筑科学研究院下设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后来改为研究所,有人员一百余人，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古建筑研究机构。但时间不久,至1977年重新组建为中国建筑发展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人员20人左右，已不再充当主力。而许多省市的建筑设计部门则积极展开当地的古建筑特别是民居和少数民族建筑的调查研究,规模愈来愈大,成绩可观。
以上几个方面虽然各有职责范围因而各有重点和特长，但也曾各尽己能、通力合作，进行编写中国建筑史的工作。1962年，由建筑工程部长亲自召集组成了包括上述四方面人员共35人的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讨论大纲,分工撰稿，於1964年编写完成〈中国古代建筑史>,1979年出版。是到当时为止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工作的全面总结。1977年，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主持，由几方面人士40个单位80多人参加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又总结了新的研究成果、开阔新的领域，有较大突破。最近，由高校和研究部门合作的《中国建筑通史多卷集〉和《建筑民族志〉仍在进行写作，尚未竣工。
近年来，各种中国古建筑领域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风起云涌，出版很多专门著作、图集和学术刊物,举办专题研讨会,大大促进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交流。例如中国建筑学会所属建筑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中国文物学会所属古建筑园林学会，中国传统民居研讨会，古建筑保护技术研究会，圆明园学会,长城学会,古都学会,历史名城研究会等,均在活跃发展。相信会有更丰富多采，更高水平的成果出现。
此外,在外国也有一些对中国文化、中国古建筑感兴趣的人士，他们也进行考察,撰写专著或论文，并进行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有许多成果。对此，我们深表欢迎和感谢。
现在,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成果，按几个大项加以概括叙述。
1.中国古代遗址、城址及陵墓：主要由进行发掘的考古部门整理研究，出版专著或於〈考古〉、〈文物〉杂志。古代城市的研究，除考古界人士(如宿白、马得志、徐萍芳、王仲殊等）之外，还有以历史地理学家如侯仁之、谭其骧为代表的古都学会的研究。建筑学家的研究，则有同济大学董褴泓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贺业钜的〈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此外,还有日本学者村田治郎的〈中国四帝都〉和美国学者NancyShatzmanSteinhardt的〈ChineseImperialCityPlanning〉（中国都城规划）。清华大学吴良镛的〈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则是由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旧城相结合改造的实践和总结，具有典型指导意义，该工程获联合国1993年世界人居奖。
陵墓和墓葬除考古部门的发现和研究之外，东南大学调查测绘的河南巩县宋代陵墓，天津大学调査测绘的清代东陵（河北遵化）和西陵（河北易县），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和渖阳博物馆合作调査研究的清代辽宁三陵均为重要成果。陈明达的〈四川汉阙〉则是对四川汉墓墓阙形制的研究。英国巴拉丹夫人(MrsAnnPaludan)所著的（TheMingTombs〉（明十二陵）和〈TheChineseSpiritRoad〉（中国陵墓神道）则是她根据自己的调查而研究的成果。
2. 古建筑技术：中国古建筑技术以木结构建筑占主要地位。宋代元代以前的古建筑，绝大部分在山西境内，其中宋以前的有106座，包括唐代4座，五代3座，宋辽金99座。山西省文物局的古建筑研究所多年来调查、研究、保护，多数已测绘记录存档。其中有不少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除了陈明达的〈应县木塔〉一书，其他古建筑尚少专著介绍，只有单体个别的分析论文，尚无全面的分析研究。
关於〈宋营造法式〉的研究，原是中国营造学社在成立时即定为重点研究的历史名著，可以认为是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核心之一。梁思成领导下的小组，於梁去世后整理出版了〈宋营造法式注释〉上册，至大木制度为止。以后部分预计在下册发表，但迄今已十余年，尚无消息。陈明达的〈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则详细分析了材分制度统一关键问题。傅熹年材分制度推广於建筑群的平面布局，并又推广於研究日本的古建筑中去。张十庆亦有类似论文。
在长期调査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的应用，古建筑特别是北方大木结构的年代判断上已相当准确。古建筑断代是研究和评价的基础。祁英涛的<怎样褴定古建筑〉是集多方面经验之大成的著作。砖石建筑以佛塔为代表,则有罗哲文和张驭寰的著作。石窟研究方面较突出的有萧默的〈敦煌石窟建筑〉。
3. 民居，或称乡土建筑，主要指各地区的住宅和地方特殊风格。最早的民居研究是中国营造学社於1940年前后在云南、四川的调查。刘致平据此写了〈昆明一颗印〉,并据长期积累的资料，写〈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1990年出版）。刘敦桢主持的中国建筑研究室，以调查民居为重点，於1957年出版了〈中国住宅概说〉和（徽州明代住宅〉。1959年，中国建筑科学院以浙江为重点开展调査研究，以后形成专著{浙江民居〉。嗣后各地陆续出版了〈吉林民居>(1985)、<云南民居>(1986)、〈福建民居>(1987)、〈丽江纳西族民居>(1988)、〈窑洞民居〉(1989)、《广东民居>(1990)、〈桂北民间建筑>(1990)等。全国性的民居研讨会，已召开过6次年会和一次国际讨论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此外，还有香港大学龙炳颐（DavidLung)的（中国传统民居建筑〉（ChineseTraditionalVernacularArchitecture,1991)、同济大学陈从周等的〈中国民居>(1993)。中国广大乡镇的地方性民居建筑是十分丰富的宝库，民居研究方兴未艾。
4. 园林：在中国，最早研究园林的童雋於1937年即写成〈江南园林志〉,至1962年才正式出版。刘敦桢於1953年开始收集苏州园林资料，1956年发表〈苏州的园林〉。同年,陈从周也出版了专著〈苏州园林〉。一时园林引起广泛兴趣，谈论园林的文章接踵而来，形成热点。刘敦桢继续深入研究，彻底调查，重写了〈苏州古典园林>,这是园林研究的典范之作。
许多机构尝试创作新的建筑与传统园林相结合。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园林组，以桂林为试验点；广州的莫伯治则运用岭南园林手法於新建筑之中，如广州白云山庄、东方宾馆、白天鹅宾馆中的传统园林手法。自此，世界多处建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园林。皇家苑囿的调查和研究则有天津大学对承德避暑山庄和故宫乾隆花园的调查研究，出版了〈承德古建筑〉;又有清华大学对北京颐和园的测绘与研究。园林方面综合性研究，则有清华大学周维权的〈中国古典园林史〉（1990)和英国詹克斯夫人（Mrs.MaggieJencks)的〈ChineseGardens)(中国园林）。
中国的林业科学界也有研究传统园林者多人。北京林业大学汪菊渊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卷〉中的园林部分的编写，该校并承檐〈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中的园林技术一章。南京林业大学陈植著有〈园冶注释〉。东南大学童离曾为外国读者用英文写作了〈东南园墅〉（AGlimpseofGardensinSontheasternChi¬na)0已由汪坦先生译成中文,将编入〈童离文集>。
5. 少数民族建筑。1958年，曾派许多工作组赴各地调查少数民族地区的建筑。如内蒙古蒙古族(张驭寰等），云南贵州少数民族(郭湖生等）,新疆维吾尔族(刘致平等），青海藏族（陈耀东等）。中国民族有56个之多，各民族建筑内容丰富，意义重大，弓丨起多方面注意。但调查研究成果发表不多，仅出版了〈内蒙古古建筑>(张双寰）、〈丽江纳西族民居〉(朱良文）、〈中国伊斯兰建筑>(刘致平）、〈四川藏族住宅〉（叶其焱）。日本学者与贵州省设计院联合调查的黔东南侗族、苗族村寨建筑的论文以及日本浅川滋南写成的〈住圭V、(D匕乇乃周边〉一书，则於日本发表。同济大学主持的〈民族建筑志〉计划按省区分章，又按各省区的不同民族分别立志，规模庞大，尚在继续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