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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无线传播领域正在引发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就在这一两年间,无线数字媒体的类型骤然丰富,除传统媒体之外,手机电视、车载移动电视,楼宇分类电视,多媒体信息亭、地铁多媒体信息系统等新兴媒体纷纷涌现,移动接收是个热点,尤其是广播电视的移动接收,成为发展方向之一。现阶段,广播的移动接收算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但是电视的移动接收问题要比广播的移动接收困难得多,所以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但我觉得,已经快接近目标。
一、数字电视地面广播(DTTB)
在现代通信中,通信传输手段主要是光纤、卫星、数字微波等,加上地面无线电视广播电视发射构成信息主体。目前在我国数字电视按信号传输方式可以分为地面无线传输数字电视、卫星传输数字电视、有线传输数字电视三类。而移动电视是数字电视地面广播的重要应用。数字电视地面广播在应用需求上要求实现移动和便携接收的功能,使整个技术系统的要求最高。它具备无线数字系统所共有的优点,较之卫星接收,有实现容易、价格低廉的特点;较之有线接收不易受城市施工建设、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造成的断网影响;数字电视地面广播通过电视台制高点天线发射无线电波,覆盖电视用户,用户通过接收天线和电视机收看电视节目,主要的受众也是针对本地区的。完善的数字电视地面广播系统所具备的蜂窝单频网功能,不仅提高了频谱的利用率,而且可应用与宽带无线接入市场;而移动和便携的独特优势使该系统能满足现代信息社会"信息到人"的要求,也就是无论何人何时在何地均能任意获取他想得到的信息。
二、移动接收所遇到的主要问题
移动接收采用的方式是无线数字信号发射、地面接收。因此,移动接收所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衰落,这是所有无线通信系统都会遇到的问题。对于固定接收可以采用分集接收等方法予以克服,但对于移动接收而言分集接收的方法显然不实用,因此衰落问题尤为突出。电波在沿地表传播中会受到各种阻碍物的反射、散射和吸收,实际到达收信天线处的电波除了来自发射天线的直接波外,还存在来自各种物体(包括地面)的反射波和散射波。反射波和散射波在收信天线处形成干涉场,此外,在移动通信中,还存在因移动台(天线)的快速移动而划过颠簸的波节和波幅的驻播现象及由于多普勒效应而造成的相移,凡此种种原因,就使得实际移动台接收到的场强在振幅和相位上均随时随地在急骤变化,使信号很不稳定,这就是无线电波的衰落现象。衰落的严重程度通常随频率或路径长度的增加而增大。目前还无法对衰落进行精确的预测,但区分绕射衰落和多径衰落两种不同类型的衰落是十分重要的。前者为慢衰落,短期信号中值电平在长期中的起伏;后者为快衰落,即瞬时信号电平在短期中的起伏。这两种衰落的表现和影响是不同的。另外,与其他无线通信系统不同的是,移动接收的关键点是移动。因此,移动接收还存在一个其他无线通信不会遇到的问题,这就是多普勒效应。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注意到远处迎面驶来发出警报声的警车在离你越近时,汽笛声的音调越高。从警车到达你所在位置开始,音调开始降低,而当警车离开你后,听到的音调会越来越低,这种现象就称为多普勒效应。奥地利物理学家多普勒是这样解释这种现象的:朝你驶来的警车发出的声波对你而言稍微压缩从而相对集中,这时你听到的声音波长短于该声源静止时的波,而短波音调是高的。相反,离你而去的声源的声波稍微扩散,这时你听到的波长比该声源静止时的波长长,长波音调是低的,这样的效应对电磁波同样适用。比如一个趋近我们的天线发出的信号,它的频率高于该天线相对于我们静止时的频率,波长相对变短;相反,一个离我们远去的天线发出的信号,其频率则会低于该天线在相对我们静止时相对于我们的频率,波长相对变长。同时波长的位移量与天线的运动速度存在正比关系,即速度越快,则波长移动越大。以上现象就是多普勒效应(Doppler)。系统方面,移动接收还要考虑覆盖网的建设,接收机(特别是便携机)的耗电,接收天线的安装等问题。从基本原理考虑,模拟广播电视信号是不宜实现移动接收的。为了解决移动接收中遇到的问题,广播电视信号必须首先实现数字化。利用数字技术无线接收,可有效解决以上问题。只要在信号有效覆盖范围内,所有移动交通工具,只要配有接收设备,都可以接收数字移动电视信号。
三、移动接收中的关键技术--OFDM
OFDM是正交频分复用(OrthogonalFrequencyDivisionMultiplexing)的缩写,是在严重电磁干扰的通信环境下保证数据稳定完整传输的技术措施。OFDM的基本原理是:高速信息数据流通过串/并变换,分配到速率相对较低的若干子信道中传输,每个子信道中的符号周期相对增加,这样可减少因无线信道多径时延扩展所产生的时间弥散性对系统造成的码间干扰。另外,由于引入保护间隔,在保护间隔大于最大多径时延扩展的情况下,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多径带来的符号间干扰。如果用循环前缀作为保护间隔,还可避免多径带来的信道间干扰。OFDM的特点是各子载波相互正交,扩频调制后的频谱可相互重叠,不但减少了子载波间的相互干扰,还大大提高了频谱利用率。主要技术特点如下:1)可有效对抗信号波形间的干扰,适用于多径环境和衰落信道中的高速数据传输;2)通过各子载波的联合编码,具有很强的抗衰落能力;3)各子信道的正交调制和解调可通过离散傅利叶反变换和离散傅利叶变换实现;OFDM能够有效地对抗衰落和多普勒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受到干扰的信号能够可靠地接收。OFDM码率低,又加入了时间保护间隔,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其多径时延小于保护间隔,所以系统不受码间干扰的困扰。在有关移动接收的几种标准的制定过程中,都采用OFDM作为其核心技术。
一、播音主持人艺术魅力的体现
一名优秀的播音主持人应该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在播音主持工作中遵守行业规则,此外还应该具备较强的心理素质,对于节目中的突发状况能够保持理智冷静的心态,机智应对。唯有这样,播音主持人才能在工作中充分展现出个人的艺术魅力。播音主持人的艺术魅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为观众创造出无限的想象空间。一名优秀的播音主持人在节目中可以引导观众按照他的思路展开想象,进而达到凝聚观众和吸引观众的目的。因此,播音主持人可以从观众的五官感受出发,传达观众需要的信息,激发其想象力,引导他们去感受、深思并理解。播音主持人要突出最终的节目效果,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第二,要增强自身的口语化语言魅力。在播音主持人与观众的互动交流中,口语化的语言表达可以增强主持人的亲和力,展现出他们的个人魅力,以此获得观众的喜爱与支持。播音主持人所使用的语言不仅要简明扼要、表达清楚,还应当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进而展现个人的语言艺术魅力。第三,要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播音主持的工作内容大都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播音主持人要深入了解群众的日常生活,去感受他们的生活经历,这也可以增加自身的人生阅历,对播音主持人的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播音主持人在播报时要全面考虑新闻信息,比如新闻的背景、涉及的矛盾,以及报道中各区域存在的差异,做到播报内容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播音主持要有自己的个人风格和语言魅力,这样才可以充分展现出主持人的艺术魅力。
二、提升播音主持人艺术魅力的策略
(一)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
播音主持人的综合素质是展现其艺术魅力最基础的要求。播音主持人的综合素质主要包括以下三项:首先,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本质上是指对工作人员在其职业活动中的行为加以规范。播音主持人的工作是面向受众的,所以,播音主持人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对自身及社会负责。其次,具备丰富扎实的专业知识。播音主持人应当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深厚的文化底蕴及敏锐的观察力,利用强大的专业知识架构获取最及时、最精准的信息,全面掌握最新的社会动态,并第一时间传播给观众,使观众可以及时获取最新的资讯。最后,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新闻的吸引力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和偶然性,播音主持人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一定要保持理智和冷静,沉着从容地应对。
(二)加强自身的心理素质
作为一名优秀的播音主持人,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不可或缺的。当播音主持人进行突发性新闻报道时,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帮助播音主持人从容地进行新闻播报。由于播音主持工作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挑战性,这对播音主持人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播音主持人需要具备敏锐的反应能力及强大的心理素质,在播报突发事件时才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稳定工作状态,确保自己的声音平稳,正常报道。
(三)丰富播音主持的知识内涵
为了创新我国广播电视的艺术形式,就要求播音主持人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现代播音主持人应该满足社会大众的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要求,在掌握播音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内涵,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成为高效复合型人才。播音主持人所需的知识内涵涉及多个领域,如政治、社会、经济、民俗、文化等。播音主持人的知识层面要具有哲理性、延展性、生活性以及历史性,这样才能确保播音主持人具备丰富的知识内涵,进而优化自身的专业知识结构,实现播音主持艺术创新的目的。
(四)培养播音主持艺术魅力的途径
播音主持的艺术魅力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系统的培养。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听觉识别系统、提高对社会动态的敏锐观察力以及提升自己的语言技巧,来增强播音主持的艺术魅力。播音主持最主要的工作是与人交流,所以建立自己的听觉识别系统至关重要,特别是要根据声音来探讨其艺术性与审美价值。因为每个人的声音是不同的,不同的声音可以体现不同的人物性格,也可以体现出不同的语言技巧。总而言之,声音对于播音主持工作的重要性也显而易见。当然,最重要的是主持人要意识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重要性,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才能充分展现自身的艺术魅力,进而找准定位实现长远发展。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播音主持成为我国文化产业不可分割的部分,广播电视行业的高速发展,导致对播音主持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如何提高播音主持人的艺术魅力,也成了广播电视行业最关键的问题。播音主持人的个人艺术魅力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经过系统培训后形成。播音主持工作人员需要把行业特点和社会生活进行有机的结合,并且充分了解观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标准,有针对性地弥补自身的不足,提高综合素质。与此同时,播音主持人还要提高自身的播音技巧,充分展示个人的声音魅力、语言魅力以及人格魅力,进而提升播音主持的效果,在提升节目收视率的同时,促进广播电视行业长期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随着媒体融合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影艺术作品本身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影、音、图、文等衍生品也开始通过各种传播渠道,特别是通过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方式,在不同类型的媒体平台上进行跨媒体传播活动。电影艺术的这种跨媒体流通和循环所涉及的不仅是媒体融合的技术性变革,因为“融合发生在同一个媒体应用设备中,同一个特许经营中,同一个公司中,媒体消费者的头脑中,以及同一个粉丝社团中。融合同时包括媒体生产方式的变迁和媒体消费方式的变迁”[1]。媒体融合的过程在更深层次上所表征的是一种新的媒体范式,即融合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融合文化所揭示的是一种全方位、多层面的传播生态的变迁,它标志着我们自身与媒体之间的文化协定以及我们进行传播实践的方式开始发生巨大转变。在融合文化中艺术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媒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不同的媒体平台和渠道之间、社会现实空间与媒体虚拟空间之间都已开始紧密地互通互联、相互转换。因此,电影艺术传播的版权管理在这种语境中也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的新局面;特别需要在深入理解版权实质和明确当前电影传播新形势的基础上采取版权管理方式的创新,进而确保既能维护电影艺术的创作者和其他参与者的权益,又能促进电影艺术在更为广大的社会范围内、在更深层次的文化领域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影响。
一、在融合文化中反思电影版权
纵观电影艺术的发展和传播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媒体范式的转型都会引起人们对于电影版权的内涵及其管理机制进行反思,从而促使人们不断对既有的版权管理方式进行革新。比如,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播电视、有线电视在美国兴起并尝试成为电影传播的新渠道时,都引发了因电影版权而产生的冲突。特别是后者,直到1976年美国版权法中加入强制许可条例才协调了电影版权所有者、有线电视台、电影观众等各方的权益,并使持续多年的争端暂时得以平息。然而也正是在1976年,环球影业和迪士尼电影公司指控索尼公司所推出的盒式录像机(Betamax VCR)侵犯了其电影版权,因为盒式录像机改变了电影受众传统上的观影方式。它不仅允许广大电影受众对在电视上播放的电影节目进行录制,而且允许受众对电影节目进行快进、删减等编辑活动。经过多轮审判,美国最高法庭终于在1984年裁决索尼公司没有侵权。在这一经典判例中,各级法院和广大电影受众对于版权法中有关“合理使用”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定义和认识。[2]在此之后,电影数字化的浪潮席卷而来,VCD、DVD、DV、个人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数字媒体和网络媒体相继出现并不断普及,从而推动着至今方兴未艾的媒体融合进程。
了解版权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的人们都应当明确,版权制度在设立之初乃是为了促进艺术和科技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而与此同时,它也试图使人们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共享艺术和科技的最新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再创造。“《版权法》的准则是法律保护原创性和创新性,即表现形式是受保护的,思想是不受保护的。和《版权法》共存的就是言论自由以及信息流通自由的原则。”[3]为了达到这一具有双重指向的根本目的,版权制度力图在私权与公权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它一方面在法律上保障艺术家、发明人和创作者等原创人员对于其作品和成果在一定时期内拥有排他性的独有权,并以此激发原创人员的创新动力;而另一方面它也规定了社会公民如何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合理使用他人的艺术作品和科技成果的各种方式。具体到电影艺术传播中亦是如此,电影版权实际上是一种认定电影的作者身份、产权归属,并规范电影受众如何正当地接受、使用和消费电影作品的制度形式。它不仅尝试确立电影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界限,辨认电影的原创性表现与非创新性的电影复制之间的不同,以便于保障电影版权所有者的权益;而且力图划定电影传播中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区分合理的与非法的电影接受方式,以确保电影版权不会被滥用从而阻碍其合理的社会流通。因此电影版权制度的根本原则和合理性都植根于维系电影版权的私人权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平衡,从而“把产业发展与鼓励创新结合起来,把权利人的‘私权’保护与公众利益结合起来,理顺、协调电影作者、电影制片人、影视公司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4]。
二、电影艺术传播中的生产式消费
在明确电影版权管理实质的前提下,让我们再来对电影艺术传播中的新形势进行审视。目前伴随媒体融合技术而到来的融合文化向传统的电影版权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尤其是电影艺术传播中电影粉丝社团的生产式消费的广泛出现更是值得关注;因为它鲜明地体现出电影受众与电影作者、电影消费与电影生产、电影传播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从而要求电影版权管理在当前的传播生态中以新的方式协调这一融合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性。由于在融合文化中电影的生产和流通方式有很大变化,尤其是电影制作和发行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已经使其不断地展现出更为明显的跨媒体性、可编辑性和可延展性,从而为受众转变电影接受和消费方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便利性。那些传统上被视为消极被动的电影接受者和消费者开始演化为积极主动的生产式消费者。这些生产式消费者通常具有很高的媒体素养,因此他们不仅在对电影作品意义的解读和重构方面展现出活力和激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以多样化的方式直接参与到与原版电影作品紧密相关的再创作以及跨媒体的再传播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事实上是以电影的“协作著述者”的身份出现的。比如,他们可以借助各种视频编辑软件对影视公司的作品进行加工处理,从而按照自己的设想改写电影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他们还可以借鉴原版电影的风格或者以其故事背景为基础创作出具有戏仿性的新作品。
由此可见,在融合文化中电影作品的观看和接受不能再被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单一个人的、利己主义的、消耗性的附属活动;恰恰相反,对于那些参与性极强的电影受众而言它明显是一种社交性的、公共性的、生产性的媒体实践和传播活动。[5]然而,在这些电影粉丝社团的生产式消费活动发展壮大的同时,它也在电影艺术传播中的复制权、公开发行权、衍生演绎权等方面引发了判定其是否侵犯电影版权的争论。一方面,许多人认为这种生产式消费对于电影版权的僭越毋庸置疑,因此必须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这种生产式消费是电影受众对于电影作品合理使用,所以不能被归类为对电影版权的侵权。相比于这些纯粹的禁止论或支持论,更多的影视公司和版权所有者则处于一种矛盾状态。这种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他们既希望维护电影版权,从而避免损失巨大的经济效益;又希望不会由此而挫伤电影粉丝的参与热情。比如,有关《星球大战》的版权之争就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星球大战》的电影粉丝网站曾经一度遭到关闭,因为电影粉丝们的生产式消费已经超出了影视公司能够容许的范围,《星球大战》故事的情节走向已经不再受到影视公司的左右。但是为了满足电影粉丝渴望参与《星球大战》故事创作的要求,在2000年卢卡斯影业又建立起了官方的电影粉丝网站,并为电影粉丝们提供了相关的电影资料和素材。显然,在当前的融合文化中,各方都在努力探索电影的参与式消费者与电影版权所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
三、电影版权管理与传播生态的优化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媒体范式更替的今天,电影版权管理应当善于从多层面探索电影版权管理制度的创新路径;而且特别需要的是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电影传播体系中洞悉电影版权公私权益的平衡点。毕竟只有符合形势发展并且能够均衡各方权益的版权制度才能促进电影传播生态的优化。因此,对电影艺术的版权管理方式做出革新不可或缺。首先,电影版权管理应当对电影版权合理使用原则的具体规定进一步加以明确。生产式电影消费者在现实生活中和网络虚拟空间中的涌现,必然要求合理使用原则具备更深层的明晰性。只有这样它才能既为电影受众和消费者提供确切的行为准则,又有效地避免电影版权的滥用。无论在版权制度发展历史上还是在当代社会中都曾经出现过由于电影版权的过度保护,而导致一些优秀作品无法在合法渠道得到广泛传播的案例,这无疑阻碍了社会公共空间的文化多元化和大众创新的积极性。所以合理使用原则的完善可以将恶意性的电影侵权活动与具有创新性、公益性的电影接受和使用活动区分开来。
其次,电影版权管理应当加快数字版权管理的制度化进程。数字化信息技术和网络化通信技术是融合文化中电影传播实践和消费活动的重要技术基础,它在为电影制作、传播和接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电影作品被非法盗版的风险性。而电影的数字版权管理可以通过综合运用标准代码技术、电子水印技术、授权登陆技术、反复制技术、信息追踪系统等方法来阻止数字电影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非法流通。因此,只有强化数字版权管理才能有效地保护电影内容和相关素材的安全。当然,电影传播中的数字版权管理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片面地将其打造为反对和打击电影盗版和约束电影受众行为的管理平台,而是要将其“作为一个内容所有者市场营销的灵活平台和消费者可灵活地享受通过任何媒体传输过来的数字内容的一个平台”[6]。
另外,电影版权管理还需要对各种新兴的电影制作、使用和流通方式设立特别条款,并以开放性的原则鼓励电影版权流转机制的创新。融合文化在当前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各种非传统的电影传播方式层出不穷。比如,创作共用许可制度就是一种在网络上对包括数字电影在内的各种数字作品进行版权授权的机制。它允许著作权人根据本人意愿,自主选择授权许可的范围,从而以灵活的方式开放创意著作的使用权,并借此制度通过私人权利来创造公共的知识财富。[7]与这种快速变化的电影传播形式相比,有关电影版权的法规建设的速度通常是相对缓慢的。因此,在电影版权管理中必须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专列例外条款,从而确保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当然,具体到相关条款的设立方法上则可以借鉴美国的“动态规定”模式,并采用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来缓和版权法规相对滞后与现实情况复杂多变之间的矛盾。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当代文学传播理论的多维透视”(项目编号:14BWW005)。
[参考文献]
[1] Henry Jenkins.Convergence Culture: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16.
[2] [美]保罗・麦克唐纳德,简妮特・瓦斯科.当代好莱坞电影工业[M].范志忠,许涵之,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231-232.
[3] Arold P.Lutzker.创意产业中的知识产权:数字时代的版权和商标[M].王娟,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11.
[4] 唐建英.国内电影版权制度的建构:一种利益平衡的分析框架[J].电影艺术,2013(01).
艺术设计的风格,一般是指艺术设计家在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个性与艺术个性。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审美观念、素质层次、民族文化的总体需求与反映。对于艺术设计风格,涉及艺术家主观方面,诸如思想感情、性格气质、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和审美理想的特殊性。而所有这些,又受到国家民族的物质、精神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殊性影响,受政治、哲学、宗教和美学思想的影响。艺术设计风格的多样性,也来自审美需求的多样化。由于欣赏主体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层次、文化层次、年龄层次,属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造成审美需要的千差万别,反过来刺激和推动着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
艺术设计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艺术设计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必然要在艺术作品上留下艺术家个人的印记。艺术家作为艺术设计中的创作主体,他的性格、气质、禀赋、才能、心理等各方面的种种特点,都很自然地会投射和熔铸到他所创作的艺术品之中,通过创造性劳动使主体对象物化到精神产品之中,艺术家在艺术设计过程中或创作完成后的作品中都物化了艺术家的个性特点和认知原则。艺术风格是设计的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
一、时代风格
艺术的时代风格,是反映某一时期、某一时代的科技、文化、审美意识的写照,艺术设计时代风格,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观念、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在设计上的物化表现。商周前期青铜器装饰性较强,幻想的成分较浓,形象也更为怪异,颇具凝重森严,威猛逼人的气势。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从总体上讲,都具有造型生动、纹饰精细、铭文清晰、装饰华丽等特点,但如果仔细区分,仍然可以从青铜器的风格中发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商周时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青铜艺术也随之达到了极盛的阶段,尤其是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一般体积庞大厚重,尤其流行一种“饕餮”兽面纹,它既像牛头,又像虎头,既像某种凶猛的野兽,又像令人恐怖的妖魔鬼怪,它显出一种神秘的威力,一种狰狞的美,它带有明显的奴隶社会的印记,象征着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权威和秩序,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才出现了“鼎”这样整齐、规范、条理、秩序的造型形式。
例如在中国虽然商代和周代同属奴隶制,但商代与周代的文化特征还有所不同。商代的文化更突出地表现在祭祀方面,它的生活内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主要是围绕着祭祀来进行的。因此,殷商的青铜器,其造型的体积感和力度大大加强,以此适应祭祀的需要。而周代的“礼”,尽管也有祭祀,但它不同于殷商的“先鬼而后礼”,而是“敬鬼神而远之”,成为一种比较理性的、有着丰富伦理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的礼仪活动。
又如中国明式家具在设计风格和审美特色上的迥异,也是由于不同文化的影响所造成。明式家具产生于明代私家园林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氛围和环境氛围里,而许多私家园林的园主,本身就是能书善画的文人墨客。他们以文人的审美要求和标准,对园林建筑内的家具设计风格进行整体规划,有的还亲自参与家具式样的设计。这就不仅使明式家具散发出浓浓的文人趣味和书卷气息,而且注入了更多的文人士大夫文化的内涵。明式家具是明代江南文人文化的一种物化。明代椅子由于造型所产生的比例尺度,以及素雅朴质的美,使家具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家具整体的长、宽和高,整体与局部的权衡比例都非常适宜。明式家具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占有使用,例如有的椅子座面和扶手都比较高宽,这是和封建统治阶级要求“正襟危坐”,以表示他们的威严分不开的。因此,每一个时代设计风格的形成,都与当时的文化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是那个时代设计发展的土壤,一个时代的艺术设计,又反映出那个时代文化的面貌和特征。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形式,它又自己创造出一种相对独立的宗教文化,使得宗教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发展链上的一个环节。在宗教文化中,包含着形形的宗教艺术。涉及建筑、雕塑、绘画等各门艺术。在中世纪,一本圣经是统治阶级的宝典,文化的传播地是教堂,教堂的设计最能代表当时的西方文化。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巴黎圣母院是其中典型代表。它们都是哥特式的风格,从外观上看,它那高耸的尖塔直刺青天使人敬畏,阴冷的墙面和框架式结构使人震惊。教堂内部狭长窄高的空间,以及一排排瘦长的柱子形成一种腾空而上的动感,使人产生超脱尘世向天国接近的幻觉,再加上教堂内墙壁或玻璃窗上的基督教故事绘画,采用彩色玻璃镶嵌的窗户设计,以红、蓝、紫色为主配置成《圣经》题材的玻璃马赛克,营造了浓厚的宗教氛围。
欧洲“巴洛克”艺术的诞生是16世纪末的文化现象,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开始兴盛起来,“巴洛克”艺术抛弃了严谨和谐的古典风范,致力于创造出富丽堂皇、丰满写实、富于强烈的动感和饱和色调的艺术境界。
“巴洛克”一词意为“畸形的珍珠”,它一反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追求高度写实与和谐端庄的人文主义传统,而追求华丽、夸张、怪诞和壮观的表面效果,以鲜明饱满的色彩和扭曲动荡的曲线,通过光线变化和形体的动感来塑造一种精神气氛,从而把现实生活和激情幻想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惊心动魄的趣味。
“巴洛克”建筑设计的风格是在形式上刻意追求反常出奇、标新立异的效果,外观自由奔放,线条曲折多变,建筑的构图节奏不稳定,常常不规则的跳跃,波浪形墙面都具有一种变化无穷的动势。爱用双柱,甚至以三个柱子为一组,开间的变化也很大。在装饰上“巴洛克”多取曲线,使用扭曲多变的纹样形式,成为复杂迂回的形状;喜用大量的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姿势夸张的雕像,丰富和五彩缤纷的艺术结构,体现了神权中心的思想。
在建筑中,法国18世纪中后期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兴起的一种“洛可可”(或“罗可可”)风格,其在建筑外形上显得粗巧、典型,富丽堂皇,注重繁锁的雕刻装饰,这种雕刻上的现象便是“洛可可”建筑以奢侈豪华的反映,“巴洛克”建筑风格中的现象和本质也存在着这一时代风格。“洛可可”艺充满了异国的情调和奇思妙想,追求自由舒展、轻快活泼的自然主义情调。
18世纪下半叶,随着启蒙主义思想的深入,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法国蕴酿着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这个新的时代,娇柔纤细的“罗可可”艺术已同时代氛围格格不入,人们呼唤能与新时代相吻合的新艺术的出现。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很早就对古希腊艺术进行了大量的认真研究。18世纪中叶发表了他有关古希腊艺术论文《关于在绘画和雕刻艺术里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以后又出版了《古代艺术史》一书,这些著述以及他有关古代艺术的美学思想在欧洲影响十分广泛。18世纪中叶在启蒙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推动下,意大利和其它地中海沿岸的古城一个个被发掘出来,尤其是18世纪中叶罗马庞贝古城的发掘,人们看到了带有理性严谨特点和倡导英雄主义精神的新的艺术样式。18世纪下半叶在法国掀起了学习和研究古代艺术的热潮,出现了一场新的复古运动,这个运动在艺术史中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源流是古代罗马艺术,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艺术和17世纪以普桑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这些艺术都体现出一种宁静、典雅和理性主义的时代精神。
二、民族风格
艺术不仅仅是时代的,更是民族的,民族风格的形成,是由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心理、审美习惯在设计上的体现。民族性是指各民族各地区在设计中体现的差异,它是由本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艺术风格的民族特色,体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需要,但归根结底还是根源于本民族的社会基础与经济生活。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艺术史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种族、环境、时代这三个原则决定着艺术的发展。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的代表人物高更,如果不是因为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毅然放弃职业和家庭来到南太平洋的热带岛屿上,亲身体验和经历了带有神秘色彩的风土人情,也不可能创造出富有原始情趣的民族绘画风格来。人类的一切审美设计活动,说到底就是民族的审美活动,这种审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打上了民族的印记。
设计要表达一种文化内涵,使之成为特定文化系统的隐喻并将时代的文化特色与社会现实融于设计中。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在30年代获得巨大成功,并获得了国际声誉。怀着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理想,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试着从家用产品着手,设计不仅要提供美观实用的生活用品,更要有力地引导消费者选择健康的生活、消费方式。将德国的严谨的功能主义与本土手工艺传统的人文主义相结合,使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在1930年的斯德哥尔摩的博览会上大放异彩。5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因其朴素而有机的形态及自然的色彩和质感而产生了新的飞跃,并深受大众欢迎。总体来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设计风格有着强烈的共性,它体现了期堪的纳维亚国家多样化的文化、政治、语言、传统的融合,以及自然材料的欣赏等。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就是对生活的设计,本着功能实用、美感创新和以人为本的设计风格,其设计已触经进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另外,斯堪的纳维亚风格也是一种现代风格。它将现代主义设计思想与传统的设计文化相结合,既注意产品的实用功能,又强调设计中的人文因素,避免过于刻板和严酷的几何形式,从而产生了一种富于“人情味”的现代美学,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漫长而寒冷的北欧严冬使斯堪的纳维亚人民偏爱自然的色彩与质感。他们视设计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物质文化,一种生活情调,从而产生了一种富于“人情味”的现代美学,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当代设计是一种开放的、多元的。走平民化路线,回归人性、关怀人类生存本质的设计成为设计界的新焦点。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由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都形成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语言、习惯、道德、思维、价值和审美观念,因而也就必然形成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如德国设计的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理性的造型风格,日本的新颖、灵巧、轻薄玲珑而有充满人情味的特点,以及意大利设计的优雅与浪漫情调等,这些无不诞生于他们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的氛围中。
以中外园林为例,在中国文化环境和土壤中形成的中国园林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协调、相融相合,讲究自然意境、借景畅情,追求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宛若天开的造园效果,被认为是东方自然型园林的代表。而凡尔赛宫花园,体现出一种人加工自然的状况,被认为是西方规则型园林的代表。总之每个民族都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和追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现自己,借助有形的实体表达民族风韵。
三、融合性
融合性是指对设计风格的复合,有古今融合,东西融合,新旧融合等等,由于融合中设计师对文化形态的不同理解,出现设计上的不同选择,有时代背景,人文内涵,生活认知等。
被誉为“20世纪的米开朗基罗”的美国建筑设计大师赖特和德国现代主义设计大师米斯·凡德洛。他们的设计实践和设计思想,开创了现代主义建筑和艺术设计的先河,并为现代主义之后的设计运动、思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米斯于1929年,为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德国馆设计的“巴塞罗那座椅”,以其至简至纯的造型和设计动机,使他的“少就是多”之设计模式和原则得以有效的强化,并获得了经典性的意义。
当代美国华裔建筑师贝垏铭的作品法国卢浮宫扩建工程以明快的棱形金字塔式造型,用现代抽象形式和先进技术结合古老文化形态,融入历史悠久的风格,成为卢浮宫新的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1]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
庄跃成家里的每个房间,随处坐下,伸手都能拿到一本摄影书,他习惯把书放在座位附近,这样就能随手拿起一本阅读。
“摄影是您最主要的爱好吧?”
“……应该是。”
“排第二的爱好是什么?”
“还是摄影。”
在这个单反不比空调稀罕多少的年代,被问及爱好时答曰“摄影”,真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庄跃成这样连“第二爱好”都是摄影的人,回答这个问题时反倒如此郑重,话也说得节制。也许是性格使然?或许是身为省级机关干部,工作中的慎思持重被带到了日常言谈的细节里?
“我只能算是个业余爱好者。”他反复强调着。尽管1980年代就摸过相机,买下了第一本摄影书,但庄跃成真正有意识地开始进行摄影创作却是数码相机普及后的事。工作的变动和胶片时代摄影的高成本,曾令他十余年没怎么动过相机,及至如今,他也只是在工作之余、逢年过节这样的休息时间里,才会出门好好拍上一遭。
但这位业余爱好者在摄影上的进步挺快,三个月前,他的一组摄影作品刚在浙江美术馆展出,颇受好评。
对于摄影,庄跃成自有一番的体悟。
那段爱上摄影的往事
每个摄影人都有自己爱上摄影的往事,不同的是情节,相通的是心情。
1980年,17岁的庄跃成在县城里的总工会谋得第一份差事,也在那里初次接触到相机。那时候,工会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有个摄影干事背着台海鸥120负责记录,“那相机跟砖头似的,上下两个镜头,按一次快门卷一次手柄。”庄跃成觉得新奇又好玩,每每碰上摄影干事有事需要找人代拍片子时,都会踊跃报名。
他在那段时间学会了怎么冲胶卷,怎么放大、上光。他还认识一个家里开照相馆的朋友,经常跟去人家的暗房里,看师傅怎么冲放片子。
工作记录式的摄影,拍的大半是会议活动、领导发言,庄跃成拍这些也拍得津津有味,毫无枯燥感,“比如你抓到哪个人的一个神态,等照片冲出来一看,哎呦!拍得很不错!那时候,心情真是很愉悦。”
几年后,庄跃成在向父亲请示后,花掉大半年工资买了一台海鸥135相机,如今,他已记不清那具体是哪一年的事,只是很清楚地记得自己一下子就花掉400多块钱的“巨款”,算是当年家里的“重要事件”。
有了自己的相机,出行时就多了件行李。单位举办运动会,庄跃成会背上相机;工会组织职工去黄山疗养,他也会背上相机;跟朋友一起出游,自然还是要背上相机。
胶片时代的摄影人,每按一次快门,心里都要咯噔一声,计算一下成本。庄跃成说,那几年他其实并没有拍多少照片,回想起来,也没拍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佳作,只是当时那种拍照时的兴致勃勃、等待片子冲洗出来时的兴奋心情、拍出像样片子时的快乐,历久难忘。
他还记得,那时候,单位的橱窗里展示过他的照片,可惜后来工作调动,那些片子渐渐都没了;地方报纸的副刊登过十几张他的投稿作品,当然也有投不中的时候,照片寄出去就没了消息;工作紧张,他曾一度将摄影搁置,只是断不掉买摄影书的习惯,这些书慢慢填满了家中的书架,后来,又慢慢被翻拍进他的手机相册里……
饱含情思的风光摄影
多年来,庄跃成工作的重要内容都是跟人打交道。而当他再度端起相机,收录在镜头中的,却大多是无人的风景。
“做纪实摄影,去拍人的话,可能碰到发生误会和矛盾的情况,影响总是不好的。”最初,大概是这样的顾虑使他选择以自然风光为主要拍摄对象,但当风光片越拍越多,他所拍摄的风光,渐渐不再止于表层的风景本身。
庄跃成于2013年6月在浙江美术馆展出的一组片子名叫《七级浮屠》,十二张黑白片,拍的是雷峰塔夜景。
浮屠,即塔。雷峰塔原为吴越国王钱俶为贺妃子得子而建,据载,始建时为七层建筑,与西湖北山的保俶塔南北对望、遥相呼应,同位于西湖景区的南北中轴线上。这条轴线贯穿西湖五大景观:雷峰夕照、断桥残雪、宝石流霞、三潭印月和南屏晚钟。
1924年,雷峰塔倒,西湖十景中的“雷峰夕照”名存实亡,用著名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的话说:“雷峰塔倒掉,西湖南面景皆虚。”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早于1935年就提出重建雷峰塔的建议,此后几十年,有关专家学者不断呼吁重建。2000年底,雷峰塔重建工程正式奠基。2011年,西湖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41处世界文化遗产。
拍摄雷峰塔,始于庄跃成对西湖申遗成功事件的关注和思考,他想借摄影反映人们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努力及其意义。俗语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功德无量;那么,重建雷峰塔这座“七级浮屠”,救湖一景,岂不也是功德无量之事?
选择拍摄夜景,一是为有别于大量已有的雷峰塔摄影作品,另外,二是为解决拍摄时间的问题—庄跃成白天要工作,只有在晚上,他才能带着相机仔细端详西湖与雷峰塔。
三月到四月,只要没有工作上的事,庄跃成都要赴约夜色下的佛塔,最晚一次拍到了晚上11点。那些日子,他围着西湖不知转过多少圈,寻找不同角度,感受小小一座“浮屠”与一个湖,乃至一座城市的关系。
组照中,夜灯燃亮的雷峰塔或远或近、或大或小地矗立,衬在湖亭柱内、老牌坊后、树影山间、静波桥上……那是人们所不熟悉的雷峰塔,是每张照片里少不得的存在。如果少了这座塔,这些照片和照片里的风景便都喑哑普通起来。
在一张照片里,雷峰塔隔着一面湖,与一城的高楼灯火相对,虽位于图片下方,却是光彩夺目的主角,犹如一个静默的守护者,凝视着整座城市;在另一张照片中,硕大的圆月隔着一段夜空停留在塔尖之上,月影与塔影倾泻在墨绸般的波心,融成相连的光带。“如果说圆月在天堂,浮屠在人间,那么西湖里的倒影便是天人合一了。为什么杭州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或许有一些答案。”庄跃成说。
组照中还有一张,源自一次失误。庄跃成在拍摄中没站稳脚,踢到了脚架,拍出一张叠影的废片。这让他灵光一闪,有意将30秒的曝光时间作六等分,移动机位,一次拍出7座雷峰塔,与“七级浮屠”的主题呼应。但与此同时,手动移动机位难免不完美,照片上7座塔之间的距离并不等分,他有意保留下这张带瑕疵的片子,暗含着如今人们眼前的雷峰塔已非传说里的古塔,而是后人重修、再建的新塔之意。
“没有雷峰塔,西湖不会这么美,杭州也不会这么美。”观看这组照片,观者不经意间便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这组作品拍的是风光,实际所表现的却是浸满创作者情思的意象,有寓意,有抒情。由风光介入人文,由自然深入社会,作品因这一取向带上了更深刻的涵义。庄跃成说:“我想,这样带着个人观念的风光摄影会是我接下来的一个拍摄方向。”
温情点亮摄影之路
从司空见惯的日常景色中寻找落点,这并非易事。“《世界艺术史》的作者在给艺术下定义时说,有意思的东西都可以称为艺术。我觉得摄影也是这样,去看某样东西,也要看出意思,有趣味的照片才与众不同。最重要的,是发现的眼光。”
摄影路上,庄跃成走走停停、思前思后,并不急于赶路。走得太急,难免会错失有趣的画面。他和一群朋友去霞浦拍照,拍回一张毛竹竿围圈子形成的“方舟”,同行的朋友看到了都连连感叹这处风景自己也看到过,只是没有留心,没有拍下来。
这张照片其实受益于摄影家于云天用水泥板拍下的同名作品,庄跃成非常喜欢那张照片,也被“方舟”的概念所触动。一路走来,他一直这样边看边学,边走边拍,从他人作品中汲取精华,用于自身对日常趣味的捕捉。摄影的乐趣便也尽在其中。
沿路是风景,沿路有故事。在捷克卡罗维发利出差时,庄跃成和朋友在当地酒店顶层试着拍摄小城全景,廊道的窗户无法打开,厚厚的玻璃让他们很是烦恼。一位女房客听到外面的动静,开门看了他们一眼,抬手招呼他们到自己房间的阳台上拍摄,期间,她的丈夫从浴室洗澡出来还被赶了回去。“她说的是俄语,我们听不懂她的话,互相也没有什么交流,只是内心觉得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