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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依据有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以及财政部门与主管部门制订的前期绩效评价工作规范和其他相关资料。其次，前期绩效评价的对象是乡镇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面所设置的绩效目标，申请的预算资金以及为达到绩效目标打算采取的措施和实施的制度，可分为乡镇自评和区评。乡镇自评是乡镇政府中的主管部门将所制订的绩效目标和预算资金，每月支付额度等内容进行确定，并通过网络的方式进行公示，听取居民的意见。考虑到乡镇经济条件和居民文化水平的落后，还应该召开乡新农合大会等类似的会议，在各村选取部分村民作代表，在会上进行公示和交流，相关部门做出调整完善后将绩效预算的相关材料上报到区级；区评是指区财政局在乡镇自评的基础上，针对乡镇上交的材料，根据项目的分类挑选专业人士组建专家评审小组，根据相关的评价标准进行评审，并提出评价意见报告提交到区财政局。预算部门应根据自评结果与区级评价结果，及时调整与优化本部门的绩效目标等。
2．中期绩效评价中期绩效评价
是整个绩效评价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政部门对于项目的绩效跟踪管理，中期绩效评价往往是在乡镇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进程过半时进行。中期绩效评价首先是对于上半年以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乡镇中的实际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分析，调整并完善前期作预算时申报的绩效目标，完善乡镇新农合支出的目标管理。其次，是通过在乡镇发展新农合的过程中所执行的相关管理制度、措施以及实施方案完整性、规范性、可操作性进行考查，从而及时发现执行中所产生的偏差，最终分析评估绩效目标完成的可能性。最后则是对于新农合阶段性的实际执行情况和取得的实际成效进行全面考量，其中最不能忽视的就是乡民的主观感受，因此可以进行一次乡民对于新农合的满意度调查，分析得出结果，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确保绩效目标的实现。评价工作应由第三方机构进行。
3．后期绩效评价后期绩效评价
是在本年度结束时对于该年度乡镇新农合的整体发展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新农合在乡镇中的定位和绩效目标；实施和管理情况；制定的计划、资金的使用情况以及财务的管理情况；所制定的绩效目标的合理性、绩效的达标程度；保障对象的满意程度以及对乡镇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绩效评价依赖于评价指标，最终评价的结果也是依据指标的达成程度进行判定。对于乡镇中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来说，其主要的评价评价指标有：
①参合率：参合人数与农业总人口比率。参合率越高，意味着受保障的人数越多。
②筹资标准：人均筹资标准，包括个人出资和财政补助水平。筹资标准越高，说明保障能力越强。
③保障水平：乡镇政府的补偿资金占住院费用的比例越高即实际补偿比例越高，说明保障水平越高。
④受益面。受益人数与参合人数之比。
⑤在乡镇医疗机构住院比率的高低。
⑥群众的满意程度等。并将绩效评价的结果按等级划分。评价具体步骤包括：乡镇府财政部门开始年度评价工作制订评价表成立评价小组实施评价工作收集评价基础材料通过分析确定评价结果填写自评材料和报告上交报告至区财政部门确立专家组和第三方机构对报告进行评审并将结果反馈回基层整理总结针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完善。
（二）公平保障体系
前期绩效评价分为乡镇自评和区评。乡镇自评中，各村选举的村民代表应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村民代表代表着本村的权益，对本村负责，自评时全体代表一起对公布的相关绩效考核目标进行监督与问责。而区评是针对乡镇上交的材料，根据项目的分类从专家库中挑选专家及相关的专业人士，共同组建专家评审小组，并由专家组提出评价意见，最后经专家本人签名确认提交到区财政局，专家应本着公平公正的态度进行认真评估，并对评估结果负责。预算部门要将乡镇实施新农合的具体方案和相关资料交予第三方评估机构，由第三方评估机构独立核对核查。项目参与的有关部门不能隐瞒阻碍其工作，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评价工作后，给出具体的绩效评价报告，并对该报告负责。后期绩效评价由政府财政部门自行依据相关的评价指标进行评价，本着公平认真负责的原则对财政项目进行评价，总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暴露的问题，并对于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归档。
1.1.1市级
北京市新农合制度的顶层管理组织为新农合管理委员会，由市卫生局（现为市卫生计生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和市民政局等多个委办局组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局，主管处室为基层卫生处。2007年成立了市新农合服务管理中心，但目前尚未承担新农合的直接经办任务。（1）单位性质及编制。2007年1月，按市编办《关于同意成立北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管理中心的函》[京编办事（2007）2号]文件设立组建市新农合中心，为市卫生局所属，相当于处级事业单位，全额拨款，编制9人，其中正处级1名，副处级1名，工作人员7名。截至2013年年底，实有工作人员8人，其中处级领导2人。（2）单位职能。承担新农合方案的指导、评估；负责新农合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负责开展全市农村合作医疗调研、咨询服务及经办人员的培训工作；对全市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安全使用进行监督，包括各区、县结合本地实际贯彻落实北京市新农合财务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基金筹集情况、基金支出管理情况和支出经办工作记录等；总结和推广各地区新农合经验。
1.1.2区、县
按照相关新农合经办管理机构设置要求，至2004年年底，北京市13个涉农区、县都成立了由区、县正或副职担任主任，卫生、财政、民政和人社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新农合管理委员会，管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县卫生局，区、县卫生局下设新农合管理中心(办公室)作为经办部门。按照区、县新农合经办机构的职能，一般设置管理、审核、督查、会计、出纳和信息统计等岗位,人员编制应以10万参合农民为基数(包括10万以下)，人员编制为5人，每增加10万参合农民应增加1.12个编制。截至2013年，各区、县级新农合经办机构共有编制136人，实有工作人员131人。北京市各区、县乡镇新农合经办机构基本设在乡镇政府，未独立设立新农合管理办公室和编制，一般采取乡镇政府社保所或计生办人员兼职负责乡镇新农合的筹资和补偿工作。
1.2人员情况管理人员的质量主要体现在人员的学历、职称和专业结构方面。新农合管理人员应具有卫生管理的知识与技能；审核监督人员应为卫生技术人员并熟悉医疗业务，会计、出纳人员应是持有《会计人员从业资格证》的财务管理人员，信息管理人员应熟悉新农合工作和信息统计管理业务，所有经办机构的业务管理人员都应掌握计算机操作的基本技能。对人员的学历和职称未提出具体要求。
1.2.1市级
（1）基本情况。市新农合中心目前实有工作人员8人，男性、女性各为4人。从年龄上看，50岁以上3人，40～50岁2人，30～40岁2人，30岁以下1人。（2）人员质量。北京市合管中心在岗人员8人，基本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2人为硕士研究生。从所学专业上看，临床医学专业2人（均具有中级职称），卫生事业管理专业3人，护理专业1人（具有中级职称），药学专业1人（具有初级职称），社会保障专业1人，人员结构基本符合新农合经办机构的人员专业要求，但缺乏计算机专业人员。
1.2.2区、县
（1）基本情况。截至2013年年底，各区、县新农合中心（办公室）共有编制164人，实有工作人员136人。其中男性63人，占46.32%；女性73人，占53.68%。从年龄上看，50岁以上28人，40～50岁41人，30～40岁36人，30岁以下31人。管理人员（中心主任、副主任）共有30人，其中男性13人，女性17人。从年龄上看，50岁以上0人，40～50岁23人，30～40岁7人。（2）人员构成。各区、县工作人员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有101人，大专学历19人，大专以下1人。专业情况较为复杂，临床及相关专业28人，卫生管理专业23人，两项仅占总人数的37.50%；财务专业22人，另有其他专业，如教育、人力资源等共31人。由于各区、县新农合经办机构的管理人员（主任、副主任）基本都来自区、县卫生局或卫生系统（如区医院、乡镇卫生院）内部调剂，所以30位管理人员中，有26人都具有医学教育背景，占86.67%；其中卫生管理专业最多，有11人，占42.30%，其次是临床相关专业7人，占26.92%，其余分别为护理类4人，防保类2人，麻醉1人，病案管理1人。其余4人中有2人为教育相关专业，1人为行政管理专业，1人为财务专业。
1.3经办服务开展情况
1.3.1市级
由于北京市新农合在市级层面无经办业务，因此市新农合中心更多承担的是对各涉农区、县新农合业务工作的指导、监督与服务等，故对市新农合中心的工作效果需从这几个方面予以考量。（1）业务培训。对各区、县的业务培训工作是市新农合中心的主要职责之一。根据每年的工作重点与工作要求，主要涵盖的内容有：政策解读、医疗单据审核、管理信息系统操作维护和财务规范等。培训的范围也由最初的以各区、县新农合中心管理人员（主管局长、中心主任副主任）为主，逐步扩大到具体业务经办人员，如财务人员、审核人员等。（2）运行监管。市新农合中心采取定期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各区、县新农合进行监管与指导。市新农合中心每年都会对各区、县进行一次全方面的检查，内容包括新农合制度建设情况、当年筹资情况、基金支出情况、医疗单据审核及基金监管情况等，重点为新农合基金的管理。（3）课题研究。市新农合中心也会按照相关工作要求，利用现有数据等资源，与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合作进行课题研究。自2009年以来，市新农合中心与首都医科大学等机构合作开展了《北京市新农合10年发展评估》、《北京市新农合规范管理研究》等多个课题研究。与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的《北京市区、县新农合综合支付方式改革可行性分析》课题研究，北京市卫生局依据此研究结果，于2013年出台《关于北京市区、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综合支付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京卫基层字（2013）5号]，现已在平谷区开展相关试点工作。
1.3.2区、县
（1）参合率逐年提高，新农合制度得到农民的认同。北京市新农合实施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2004年初始阶段，北京市新农合覆盖农业人口237万人，农民参合率为71.88%，其中，门头沟最低，只有44.94%，海淀区则达到95.36%。此后，经过事实的教育，农民参合积极性逐渐提高，2013年各区、县参合率已全部超过95.00%。（2）新农合的保障范围由大病延伸到普通门诊，促进了农民的医疗服务利用。新农合实施初期，北京市制定了“以大病为主的补偿模式”，启动初期，新农合平均住院率很低，新农合受益面较窄，难以缓解一般农民的疾病经济负担。2008年起，北京市调整了新农合政策，各区、县也开始实行门诊统筹与大病补偿相结合的模式，将普通门诊费用纳入到新农合报销范围，从而提高参合农民的受益面。（3）对定点医疗机构的严格管理，保障了参合农民相关利益。各区、县均意识到对医疗机构监管的重要性，多数区，县采取了定期或不定期对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检查的方式进行监管。如顺义区2006年出台了《顺义区定点医疗机构监督考核办法》，设置专人，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考核管理及三级住院情况的核查，并于2010年起由区财政每年出资100万元，对定点医疗机构实施考核奖励。
2存在的问题
2.1人才结构的专业性不强
人才队伍是各经办机构管理的核心要素。作为卫生管理部门，专业性要求无疑要大于其他部门，而各区、县新农合中心还承担着具体经办职责，专业性要求更是不言而喻。新农合制度与医保制度相类似，故工作内容上也一样，都是将医疗单据审核作为核心工作。但各区、县新农合中心中具有医疗教育背景的人都占较小比例，专业的、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审核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在30名区、县经办机构的管理人员中，有医学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占到25人，比例尚可，但在普通工作人员中，这一比例尚未达到50.00%。医疗单据审核工作是各新农合中心的核心工作，专业性人才的缺失，会给仅有的单据审核人员带来不小的工作负担。而当工作任务较重时，其他工作人员也会被迫“赶鸭子上架”参与审核，但审核质量是可想而知的。
2.2管理内容有所欠缺
对医疗机构监管力度不大完善新农合基金的监管是新农合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目前，北京市各区、县新农合经办机构的管理内容仍限于新农合处方和病历的审核和报销，对医疗机构的监管能力较弱。尽管一些区、县与辖区内医疗机构签订了“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但这种“单相思”式的管理起到的作用有限。
2.3管理网络不健
全北京市市级和区级新农合经办机构设置完整，但基本无独立的乡镇经办机构，经办机构管理网络不健全。全市和各区、县的管理人员数量不能满足当前和今后的管理需求，乡镇新农合管理能力更不能满足需求。
2.4经办机构人才队伍不稳定
作为新农合业务管理部门的新农合中心目前大都采用事业单位管理。但由于对事业单位人员待遇在人事管理方面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不统一、不规范，造成人员待遇低、类似人员差异大，加之新农合管理体制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存在着部分人才流失的情况，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工作队伍不稳定，对新农合工作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2.5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
随着近年来新农合业务的不断扩展和信息系统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北京市新农合信息系统无论是在硬件还是网络配置上，都已无法满足现今各区、县的实际工作需要；目前，开展HIS系统与新农合系统直接对接的医院数量比较少，大多数的单据仍然是通过人工二次录入系统，工作量大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录入错误。
3建议
3.1人才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
新农合管理工作中，医疗单据审核作为核心工作，不仅关系到基金的安全运行，还与医疗机构的有效管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应首先重点引进具有医疗教育背景、医保管理审核经验及保险精算等相关人才，加强医疗单据的审核工作。其次还应适当引进计算机专业人才，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信息化需求。还应采取多种形式培养现有管理、经办人员队伍，提高其业务和管理能力。同时，相关保障体制机制应及时跟上，稳定机构队伍，避免因政策原因导致稀缺人才的流失。第三，要提高经办人员待遇，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3.2借鉴医保信息系统的模式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信息化、网络化管理是解决新农合管理不规范、提高资金运作的透明度、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管理效率等问题的必由之路。目前北京市已有部分区、县建立了县域内的新农合信息平台，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北京市新农合信息系统的搭建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工作基础，并可充分借鉴医保信息系统的模式，或直接在医保信息系统中加入新农合系统，用最经济的方式、最快的速度实现北京市新农合管理信息的网络直报和现代化。
二、审计结果
审计结果表明，2009年我市新农合基金管理规范，运行良好。新农合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做到了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封闭运行。各乡镇和村卫生室对合作医疗基金的使用情况每月公示一次，对在卫生院就医者，门诊实行即诊即报，住院结算后报销，在村卫生室就诊者，到卫生室报销窗口随到随报或村卫生室汇总代为报销；在县区以上医院住院者，到户口所在乡镇新农合办理报销。为进一步简化报销程序，部分县区取消了县区内住院转诊和参合农民到外乡镇卫生院住院报销比例限制，参合农民可直接到县区级医院住院并及时报销。在基线调查的基础上，各县（市）区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确定的2009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和封顶线比上年有所提高。新农合参合率提高到98.7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参合农民人均筹资额达到100元，农民受益率明显提高，达到122.72%，较去年增长21.72%；其中住院补偿比达31.58%，较去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高于国家、省厅较去年提高5个百分点的要求，受到参合农民的欢迎。
三、审计发现
此次审计发现，大多数相关单位对新农合基金管理使用比较规范，没有发现违纪违规问题。但还是有少数县和基层卫生院在基金管理和使用中存在一些问题。财务基础管理不规范，部分被审计单位未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会计核算办法》的规定要求设置账簿；有的账簿记录不规范；会计不相容职务划分不严格；报销签字审批程序不完善；票据使用混乱，库存现金余额较大，资金安全存在很大隐患。基金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格，部分单位没有严格执行《山东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财务制度》中关于现金使用、收费票据、支出户余额的管理规定；未对基金账户实行银行财政专用账户封闭式管理，开设个人账户存取现金，未按规定将收缴的资金存入财政专户；购买银行支票费用在新农合账户中列支，利息收入未上缴财政专户。更为严重的是，在审计中发现部分单位存在虚列门诊医疗费用，以门诊发票换取住院发票，套取新农合基金的现象，造成超支数额较大。某县卫生局财务报表显示当年结余为－1181万元，主要原因是报销比例由上一年的50%提高到70%，但以门诊医疗费发票换取住院发票，按住院比例报销医疗费用，使门诊及住院病人不能分清，还有虚列门诊费用，每人开门诊发票100元，报销30元，套取新农合基金，造成新农合基金结余超支数额较大。新农合政策没有严格掌握，病人住院标准掌握不严格。抽查住院报销发票和费用清单，发现存在将门诊病人作为住院病人治疗的现象。由于计算机程序原因，病人出院结算时间滞后，病人实际住院天数不准确。村卫生室计算门诊人次不准确，有的按医疗项目分解计算，有的为降低人均费用，随意增加门诊人次。有个别村卫生室报销审核不严格，按家庭人口数综合报销金额,治疗费归入药费金额报销，有的治疗费未在收据上体现。有的单位基金报销补偿审核不严格，超目录报销药品较多，多种不应报销的一次性卫生材料、自定收费项目在报销时未剔除，如抽血费、测血压、术后护理、体检费等。内部控制制度薄弱，有的单位没有建立复核制度，造成账表金额不相符，有的将不应计入新农合支出的款项填入报表累计支出数，现金管理环节流程未按有关规定执行，凭借条领取的现金过多，造成现金库存余额过大，有的将现金存入个人存折，违反了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
四、审计意见和建议
根据国家、省、市关于新农合管理的政策要求，新农合会计和财务制度的核算要求，审计小组对发现的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管理体制、管理手段、人员素质、工作管理流程等方面，这些问题不利于新农合工作今后的顺利发展。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范今后的管理工作，建议采取以下整改措施。一是严格执行新农合基金财务会计制度。要加强基金收支预算管理，按年度编制新农合基金预算，建立基金运行分析和风险预警制度，防范基金风险，提高使用效率。要规范票据管理、现金管理和资金划拨流程。要健全新农合基金的内部审计和督导检查制度。财政、卫生部门和新农合经办机构要定期与开户银行对账，保证账账相符、账款相符。要重视发挥审计作用，定期开展新农合审计工作，强化外部监管。二是进一步加强新农合信息系统建设，统一新农合信息平台。实现新农合管理平台与各统筹地区新农合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将符合条件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纳入新农合信息系统，对参合人员就医信息实行在线全过程管理，使参合人员得到及时便捷的医药费用补偿服务。三是强化新农合经办人员培训和经办能力建设，提高服务管理水平。加强对新农合经办人员的培训，提高其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推行县级合管办向乡镇派驻稽查人员或异地交叉任职的办法，建立新农合基金内控制度，防范基金风险，不断提高参合群众受益水平。四是根据新农合筹资情况，进一步规范基金支出管理。要进一步充实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严格执行病人收治住院的相应标准，及时办理出院病人的出院手续。要按照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要求，对会计账簿设置、会计科目运用、会计原始凭证的填制、会计档案的装订和整理等进行全面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进行整改。
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困境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
式不符合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货币筹资为基础的一种新型农村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这种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式，客观上脱离了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由集体来承担，个人只承担一小部分，而且一般不用交现金，而是以“工分”的形式从集体经济的收人中扣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三方投资，强调三方的责任，但在广大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筹资难度相当大，尤其是农民个人自筹的那部分资金。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由于其市场化程度低，集体经济不发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较少，有的地方甚至根本无力支持合作医疗的最低基金筹集。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个人来说，尽管每年不少于10元的参保金的数额不大，但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来说，经济落后，交通又不方便，七沟八梁一面坡，几年进不了一回城，一家几口人，叫他们每年拿出几十元现金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确非常困难。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很难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遵循自愿参加，多方筹资，以收定支，保障适度，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总体原则是正确的，但相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而言，仍是一种“富人”保障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富人”才能缴得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真正需要保障的穷人，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因收^过低，缴不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无法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国家给予的合作医疗待遇。但当“参合率不能轹时，强迫命令就出台了。“新合医”成了政府对农民施惠的代名词，农民成了被动的受惠者”。这不仅不符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般陛原则，而且在医疗公平性方面易于两极分化，富裕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多数贫困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同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自愿参加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群体，针对体制外人员侵蚀体制内资源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难以避免。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缺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筹资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曾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依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了，集体经济组织基本解体，缺少集体经济支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资金筹集失去了这一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因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忽略了农村集体经济这个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从而直接导致了其运行的持续性难以为继。
二、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
(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
1．市场经济发展落后，农民人均货币收入低下。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的生产收入主要来自各种农产品等实物收入，其中一部分由农民直接消费掉，剩余部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交通不便的影响，很难通过流通转化为货币来形成农民的货币收入。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人，其中西部l2个省区为1305万人，其人均年收入为668元。而他们的大量农产品却因为交通不便运不出去而卖得非常便宜，有的甚至烂在地里无人收购。比如，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岳宋乡有一个叫木古坝山寨，那里的茶叶是绝对的绿色产品，可是1斤茶叶只卖到2元钱，如果拿到城市卖，绝对可以卖到50元以上。木古坝的1斤茶叶在城里可以换到l0斤杂交稻种子，城里的1斤杂交稻种子在木古坝却能换到8斤茶叶。
2．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货币经济缺乏，实物经济普遍存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价值尺度，其作用应该是与实物经济的运行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服务的，其总量和构成都应该与实物经济相适应，而不应该脱离实物经济独自运行。因为货币脱离实物经济而独自运行虽然可能使个别经营者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但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而且还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指向错误的方向。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的运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与实物经济的运行脱节，具有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运行轨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多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中近50％为实物收入，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给自足为主。
3．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更为严重。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约有5亿左右，占全部劳动力的70％，而且每年还要新增几百万人，增长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的需求，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十分突出。据测算，根据现有的土地承载力，我国农业仅有1—2亿从业人员就足够了，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剩余劳动力亟需转移。尤其是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数量更为可观，估计劳动力中有60％一75％为剩余劳动力。加快对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转岗技能培训步伐，以区域化带动专业化，在剩余劳动力中创造劳务品牌，铸造劳务名牌，并使创牌的触角不断向高技术行业延伸，从而促使剩余劳动力在劳务品牌形成中逐渐升值，增加农民收入，乃当前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劳务化的当务之急。
4．环境劣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同时并存。我国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大多位于西部，虽然那里的自然条件恶劣，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草地状况日益严峻，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率和土地产效率普遍低下，但是这些经济落后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等自然资源。在全国已发现的160多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均有发现，特别是能源、金属矿产以及生物等资源在全国占有显著地位，其中45种重要矿产资源潜在总量约占全国的40％，开发潜力巨大。以陕西陕北贫，其实施的外援项目，无论数量、质量、效果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使宁夏的生态得到了很快恢复，农民生活环境和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地区既无一定的自然资源，也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在这样的自身力量相当薄弱的地区，实施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难以为继，那么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乃其最佳选择。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争取外援、借助外力、加快发展，需要制定一套专门针对本地区具体情况的医疗卫生服务引进计划，同时，依据循证医学可知，大部分的疾病是与环境污染、营养不良和生活习惯不良直接相关的。因此，在利用外援时应将农村卫生的重点放在普及基本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将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和健康促进等社区卫生建设结合起来，这样，农民的受益面最大，受益程度也最深。利用外援方式改善市场经济落后地区人口的健康状况，其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牢固树立群众利益第一的观点，切实落实项目责任制，信守各项协议，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4．根据具体情况，也可建立以上三种路径的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的建立必须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遵循优势互补的原则，在结合当地丰富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劳动力等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外援，充分发挥三种路径的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混合模式中，可以合理发展土地、劳动力密集型农业技术，积极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引进和改造，切实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水平，鼓励企业以农民医疗卫生事业为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基地和农户共同发展，实行农业从“土地——产品——加工——流通与销售——农民医疗卫生事业——农业的进一步投入”的规模化经营。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选择对策
1．非货币型发展路径选择应当遵循多样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情况复杂多样，因此在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时应遵循多样化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搞一刀切。一是要充分认识建立非货币型发展路径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国农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走非货币型发展路径的工程量很大。同时，我国各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均衡，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应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多样的模式，以满足不同发展程度地区农民对医疗保障的需求。
2．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应积极探索建立合作医疗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形式之一，是新时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它既能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支付能力，又能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还能维护农民的自身利益。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以非货币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号召发展合作经济，容易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也许这是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3．政府应把发展合作医疗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列为非营利性组织，利用各级政府的扶贫资金给予支持。基于目前我国国情，卫生资源的投入能力有限，非营利性医疗组织应该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非营利性医疗组织的发展，政府应通过引导、调控和支持等方式，为其发展积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对这种合作经济组织在管理上也可采取招标承包经营的方式进行。
2．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货币经济缺乏，实物经济普遍存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价值尺度，其作用应该是与实物经济的运行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服务的，其总量和构成都应该与实物经济相适应，而不应该脱离实物经济独自运行。因为货币脱离实物经济而独自运行虽然可能使个别经营者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但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而且还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指向错误的方向。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的运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与实物经济的运行脱节，具有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运行轨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多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中近50％为实物收入，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给自足为主。
3．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更为严重。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约有5亿左右，占全部劳动力的70％，而且每年还要新增几百万人，增长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的需求，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十分突出。据测算，根据现有的土地承载力，我国农业仅有1—2亿从业人员就足够了，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剩余劳动力亟需转移。尤其是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数量更为可观，估计劳动力中有60％一75％为剩余劳动力。加快对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转岗技能培训步伐，以区域化带动专业化，在剩余劳动力中创造劳务品牌，铸造劳务名牌，并使创牌的触角不断向高技术行业延伸，从而促使剩余劳动力在劳务品牌形成中逐渐升值，增加农民收入，乃当前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劳务化的当务之急。
4．环境劣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同时并存。我国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大多位于西部，虽然那里的自然条件恶劣，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草地状况日益严峻，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率和土地产效率普遍低下，但是这些经济落后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等自然资源。在全国已发现的160多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均有发现，特别是能源、金属矿产以及生物等资源在全国占有显著地位，其中45种重要矿产资源潜在总量约占全国的40％，开发潜力巨大。以陕西陕北贫困县为例，一方面，这些地区七沟八梁一面坡，生存环境恶劣；另一方面，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资源。一般来说，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大多为这种情况。
(二)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
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非货币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据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非货币收入平均占收入总量的25％左右。根据我国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特点，要在这些地区推行货币化程度很高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可以探索建立非货币化的以实物合作为主的医疗制度，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点，从而使之“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其可能的发展路径有：
1．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就可以建立以土地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在我国现阶段，土地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广大农民的生活保障，土地作为保障手段对穷人尤其重要。我国土地资源分布很不均匀，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土地等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海拔高，自然环境复杂，分散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体农户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力度与利用效度，从而导致土地等自然资源对缺乏劳动力的个体农户的保障作用失灵。在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如果土地资源丰富，那么建立以土地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不仅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提高经济效益，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规模经营，而且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促进农民增收。诸如建立体弱年老农民“以部分承包地换医疗保障”的机制，在公正公平、农民自愿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书面签约，以不低于现行合作医疗的保障标准，按时支付补偿金。政府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社会融资，携手合作，联动发展，利用土地使用权抵押、土地合作信托、土地储备等方式，对置换出来的土地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共同投入，形成合力，高效盘活土地，实现土地产出的最大化。同时建立起完善合理的退出和约束机制，有效地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形成共赢共利局面。实践表明，在一些保留了部分集体经济或乡村工业发展得较好的农村地区，农民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积极性非常高，有的农村地区的集体经济甚至还代替农民个人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集资金，因此，这些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与率都是100％，合作医疗制度运行得非常好。如陕西洛川县永乡乡郭家村利用部分村集体土地发展苹果产业，自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来，村集体经济组织每年都为全村所有村民缴纳合作医疗的筹集资金，村民的参合率每年都是100％，村民们都比较满意。这些农村地区的集体经济代替农民个人成了最大的筹资主体，既解除了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压力，又缓解了基层地方推行合作医疗的筹资压力，同时也提高了合作医疗的出资额度，从而增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能力。
2．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就可以建立以劳务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劳务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种新型贸易方式，现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概念已逐步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我国部分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但劳动力素质很低。这不仅表现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自然条件差、饮水不卫生、医疗卫生条件落后从而导致市场经济落后地区部分农民的身体素质差方面；还表现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方面。在这样的“贫困——人口多+素质低一贫困”的恶性循环地区，现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仅起着外因作用，难以通过内因发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真正效用。拉文斯坦首创的“推拉理论”告诉人们，人口流动是“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力包括人口增长、低生活水准、缺乏经济机会等；拉力包括劳动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优惠的劳动力政策等。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者在劳务市场上不停地交流和比较各种信息，做出流动与否的决策，对当事双方都有好处，劳动力富裕国家输出劳动力，可以减少潜在的社会经济压力；劳动力接受国似乎也从中找到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办法。因此，在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可以建立以劳务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譬如，政府高效担当起自己的服务角色，加强对国际劳务市场的调研，建立境外劳务信息网络，抢占先机，对外承包劳务市场，对内给予一定支持，建立劳务综合培训基地，每年甚至每个季度都挑选出一批劳动力进行对口的职业技能强化培训。达到培训要求的学员，如果能劳务输出，就可以为国家赚得外汇，政府按其赚回外汇的多少，给予其家人一定比例的医疗支付补偿金，其标准不低于现行合作医疗的保障标准；达到培训要求的学员，如果能在国内流动，流^地政府也可依据合理的标准，对其家人进行—定的医疗支付补偿金，以保持流人地一定的劳动力数量，从而解决“民工荒”的困境。这样，政府的外部力量不仅有利于通过内因长效激励流出地劳动力积极主动改善自身素质和技术层次，而且有利于农民增收和农村脱贫，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3．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既无一定的自然资源，也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源，那么在这样的地区，只能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外援方式在当今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国外来看，非洲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非洲国家中有相当部分地区，自然资源匮乏，社会资源也不丰富，外部援助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其经济发展，同时也增进了这些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医疗卫生方面，外部援助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20世纪末，肯尼亚，津巴布韦等国利用外部援助，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肯尼亚妇女的总生育率由1977年的811个降至1993年的514个。赞比亚利用外部援助，解决了其西部省的大部分农村人口的饮水问题，仅1985—1993年，由援助而兴建的水井高达108眼，使2115万人从中受益。从国内来看，宁夏在总体上是一个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都相对贫乏的省区，但宁夏是在全国较早利用外援的省区之一，其实施的外援项目，无论数量、质量、效果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使宁夏的生态得到了很快恢复，农民生活环境和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地区既无一定的自然资源，也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在这样的自身力量相当薄弱的地区，实施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难以为继，那么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乃其最佳选择。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争取外援、借助外力、加快发展，需要制定一套专门针对本地区具体情况的医疗卫生服务引进计划，同时，依据循证医学可知，大部分的疾病是与环境污染、营养不良和生活习惯不良直接相关的。因此，在利用外援时应将农村卫生的重点放在普及基本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将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和健康促进等社区卫生建设结合起来，这样，农民的受益面最大，受益程度也最深。利用外援方式改善市场经济落后地区人口的健康状况，其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牢固树立群众利益第一的观点，切实落实项目责任制，信守各项协议，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4．根据具体情况，也可建立以上三种路径的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的建立必须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遵循优势互补的原则，在结合当地丰富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劳动力等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外援，充分发挥三种路径的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混合模式中，可以合理发展土地、劳动力密集型农业技术，积极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引进和改造，切实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水平，鼓励企业以农民医疗卫生事业为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基地和农户共同发展，实行农业从“土地——产品——加工——流通与销售——农民医疗卫生事业——农业的进一步投入”的规模化经营。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选择对策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概念
2003年1月，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后称《意见》）中，确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资助、集体扶持、个人缴费相结合，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容
（一）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筹资模式、基金使用、补偿措施等由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等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制定。该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首先，由省市级人民政府组成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负责该制度运行中的业务办理，成员由卫生、财政、农业等部门组成。其次，县级人民政府成立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落实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相应方案，以及运行中的组织协调工作。此外，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可选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的农民代表，共同组成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基金运行及使用情况。最后，医疗管理委员会下设经办机构，负责具体业务的实施。这些管理委员会及其下设单位成员由卫生部门负责组建，也可公开进行社会招聘，工资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不能从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支出。
（二）多元化的筹资模式
《意见》明确规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农民自愿缴纳，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筹资模式。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中央政府只负责给中西部贫困地区提供财政补助。制度运行初期，中央政府给中西部贫困地区每人每年补助10元，截止2014年，中央政府对中西部每人每年补助提高到120元;地方政府最初实行每人每年不少于10元，随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运行，2012年地方政府对农民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20元。
（三）因地制宜的补偿标准
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偿采取因地制宜的标准，其中包括参保人员的确立，医药费用的报销等，都必须按照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但各级政府应该按照国家政策执行，不能差异过大。对于农民缴费原则，经济发达的地区个人缴纳标准国家最低标准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提高。
（四）自愿参加的原则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选择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由此可见，自愿参加原则给予了农民更多的选择权。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过程中，农民也可自愿参加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对资金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和建议，充分体现了法律赋予农民的知情权和监管权。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自愿原则存在缺陷
自愿原则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初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当随着城镇化进程速度不断加快，自愿原则出现了其弊端。首先，自愿原则增大了政府自愿的开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期间，政府人员需下乡挨家挨户收取农民的医保费用，通常情况下这项工作从开始到结束需耗时一两个月之久。据调查，每征收1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成本是2-3元，其中包括征收干部的交通饮食费用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其次，自愿原则增大了合作医疗的风险。从社会保险法则来看，参保人数越多，保险所承受的风险越小。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自愿原则的贯彻，使那些在外务工，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不方便或没有能力参加医保，从而降低了新农合的参保率。因此，只有尽可能扩大覆盖面，才能平衡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收入与支出，这样才能提高农民共担风险的能力，落实合作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政府资金投入不足
1.中央政府对资金投入不积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以来，主要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因此政府的财政责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试点初期，地方政府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10元，2006年提高到20元，2008年又提高到80元，截止2014年，地方政府对参合农民每人每年补助320元;而中央政府从试点初期到目前，只给中西部贫困参合农民进行补助，由最初的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11年的每人每年120元。从资金投入涨幅来看，地方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中承担主要责任，中央政府投入不积极，甚至等待观望。中央政府作为较小，不利于形成利益诱导机制，不利于调动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合作共济制度的实现。
2. 各级财政资助不能及时足额到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际运行中，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各级财政资金投入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加之没有相应的监督保障制度，导致各地政府补助出现很大问题。特别是贫困地区，政府没有充足的资金来保障合作医疗基金，而弱势群体又占了相当大的部分，需要参加医疗保障的人数又比城镇多，这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资金筹集的难度。
（三）定点医疗机构存在问题
1.定点医疗机构设置不合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普遍现象。但根据我国现有政策和地方性法规，农民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务工所在地看病就医的费用不予报销，这无疑给农民工看病就医带来了不便，打消了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
2. 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开放了医疗政策，允许符合规定的私立医院进入市场，与公立医院一起参与良性竞争。医疗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严重的现象是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在利益驱使下，定点医疗机构无论患者病情严重与否，均要求其住院接受治疗，并开出昂贵的进口药。这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心理负担，为避免高额的医疗费用，农民生病会选择小型诊所进行医治，降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保率，阻碍了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四）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
1.管理部门监督机制失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管理部门比较多元，政府既负责行政管理，又负责业务管理。在该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卫生行政部门决定，由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执行。这样一来，农村合作医疗互相监督机制基本丧失。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表面上是由政府统筹调配，实则变成了卫生行政部门随意调配。管理委员会及其经办机构形同虚设，无法对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进行管理，保障农民的参与权，也无法履行监督定点医疗机构等工作职能。
2. 监管机制具有任意性。由县政府组织设立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业务。管理委员会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出部分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农民，与其共同组成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但在实际运行当中，监督委员会成员出现双重身份。有些地方管理委员会为避免繁琐的选举程序，并没有选举农民代表参加，而是由管委会内部成员担任。这种现象，切断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使得参合农民最真实的愿望不能有效表达，由新农合的参加者变成听命者，违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涵。
四、问题的致因
（一）农民维权意识差
在中国农村地区，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农民普遍认为，身体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他们更愿意相信“养儿防老”，却不愿意接受合作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对于享有医保权利和承当缴纳相应医保费用这一概念来说是抽象的。除此之外，部分农民也会考虑参加合作医疗缴纳的费用能否取得正比的效果。他们在理性思想的支配下，尤其是青壮年觉得身体素质良好，如果他们认为成本大于收益，就会放弃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立法层次较低
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国家政策和地方法法规，而这些法规缺乏必要的法律效力。虽然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肯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法律地位，但仍未涉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由于缺乏统一的立法，导致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规章出现冲突和矛盾，严重制约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三）政府职责划分不明确
中央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提供政策上的支持，缺乏具体的职责任务，影响了新农合制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而卫生、农业、财政共同承担政府的责任，但由于业务交叉、信息沟通不及时等，容易造成推卸责任等不良现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最终导致了农民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排斥，影响了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四）缺乏法律责任机制
《意见》只规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业务由经办机构负责，并没有明确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这种规定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使成员之间出现互相推卸责任等现象。同时，经办机构的成员大多来自社会招聘，缺乏相应的医疗管理知识，导致该制度的管理工作缺乏专业性。法律责任的缺失，很难约束基层政府的道德败坏，影响了医疗基金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五、完善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 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步伐
一、大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现状
我市新型农合最低筹资标准将提高到120元/年人，拟定国家级财政补助年人均10元，市本级财政补助年人均70元，区市县级财政补助年人均25元以上，乡镇级财政补助年人均5元以上，经济发达地区可适当提高补助标准。甘井子区、旅顺口区、金州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参合农民年人均缴费20元以上，普兰店市、瓦房店市、庄河市、长海县参合农民年人均缴费10元以上（2009年起20元以上）。农村五保户、低保户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要全部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缴费部分由区市县财政全额补助。逐步规范统筹模式，采取以住院统筹为主，兼顾门诊统筹和大病统筹的模式，取消门诊家庭账户，尽管如此，在实施的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
二、大连市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广大农民群众也确实从中得到了一些实惠，我市更加坚定地继续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医疗卫生市场信息不对称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就必然存在道德风险。而医疗卫生市场这种特殊的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医患双重道德风险，医患信息不对称导致医疗服务提供方的道德风险，患保信息不对称导致医疗服务需求方的道德风险，大连市同样存在此问题。
（二）筹资难度大，资金投入不足
资金问题是当前制约大连市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2003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医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加的预期效用与预期成本的对比，再考虑与否参与的问题上，农民的预期效用是参与其中能够减轻患病时的经济负担，而产生此效用的前提是患病风险，所以这种公共事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这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我国仍处于发展阶段，尚需要大量资金，因此筹资难度比较大。
（三）报销程序繁琐、比例低，农民收益少
目前的报销制度规定鼓励就近入医，即农民在乡镇一级卫生院就医相应报销比例是最高的。在这种情况下，报销采取“随就诊随报销”模式还是很简便快捷的事。但是如果病情较严重，农民没有在乡镇一级卫生院就医而选择了市内的定点医院，则需经过往来奔走、层层认证盖章最后才能返回户籍所在地报账。
（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府责任与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条件下会产生分配不公的问题，大连市当前最大的分配不公主要是城乡之间分配的不公。城乡之间分配的不平等，不仅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而且在医疗资源和保障资源等方面的分配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公平。政府在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形成城市偏好惯性，造成城乡医疗资源和社会保障呈现出“马太效应”，市内医疗资源集中、保障条件好，贫穷落后且需要医疗保障的乡镇卫生院医疗条件和保障条件反而越差。
三、大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强化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适应新农和全面推广需要
现阶段的大连市各村，新农合定点医院少，外加定点医院医疗水平也较低，从而无形中限制了新农合的顺利推广。所以，从大连市各乡、镇的“更快、更好、更健康”的目标方面来看，加强其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包括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医疗工作人员专业素质的提高，是“迫不及待”的。
（二）创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机制
针对我市的新农合筹资机制完善，应着力抓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第一，丰富宣传方式，营造良好氛围。立足我市实际，采取科学有效的宣传方式，是提升参合率的关键。第二，拓宽融资渠道，多方全力筹资。第三，创新筹资机制，积极引导参合。第四，强化运作监管，确保基金安全。第五，健全服务网络，提高工作水平
（三）强化供需双方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中的责任与义务
1.需求方的责任与义务
要想保证新型合作医疗的长久发展，必须完全站在需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采取的“筹资中的自愿原则、补偿中的大病统筹以及管理上的透明化”均有利于群众的接受。加大宣传力度，增加群众的可接受性，同时筹资与补偿方案也要考虑民众的意见，而且要加强群众的监督，将财务列入村务公开栏目，把合作医疗机制建立起来，政府做好规范工作，循序渐进，逐渐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率。
2.供给方的责任与义务
作为医疗供给方，一方面争取各机构能够配备一些必须的设备，扩展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加强卫生人力的培养。针对机构缺乏活力等特点，应该进行卫生机构配套改革，尤其是乡镇卫生院的产权改革。在支持卫生服务提供方发展的同时，通过控制医疗费用、改变供方补偿方式形成一定的制约，另外要加强价格的管理，尤其是药品的管理，减少农村医疗机构的购药渠道，降低药品的价格，并严厉打击假药在农村的泛滥。
（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中强化政府责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政府实施的长期惠民政策，要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和效用最大化，政府必须充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公益人、监管人、调控人和守夜人的角色。当前，政府应主要在设计和创新制度、提供法律公共品、基金筹集与监管、人才培养等方面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提供积极支持。通过加强农村医疗保障立法明确各方责任和保证制度发展稳定性。完善以财政资助为主体的多方筹资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顾昕,方黎明.公共财政体系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筹资水平研究——促进公共服务横向均等化的制度思考[J].财经研究,2006.
[2]成昌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需方公平性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8.
1现状及困境
针对理论界提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地方政府已经采取了针对性措施。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新农合医疗基金政府补贴和个人缴费标准逐年提高，资金量逐年增加，为财政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寻找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逐步完善各项规章，提高县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对于切实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的工作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参与。是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模式作出了管理限定,实践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以县乡为单位进行统筹管理的,县乡级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管理”、“财务机制”，管理中承担了主要的责任和义务，县级政府是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能力的关键。只要县级政府有足够的意愿,相关的制度创新仍可提高制度的保障能力及农民从中的受益程度。而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具有非营利性特征，其与县级政府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县乡政府对其资源投入和重要性往往排在重要位置。
1.2对于医疗费用控制
提高认识，强化管理。费用控制的不足之处有：降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宣传成本、筹资成本转嫁给医院，医院又将其转嫁给住院患者；财务管理不到位，个别经办机构连最基本的会计和出纳职位分离都未能做到，有的单位会计既做相关的账务处理又办理现金。未能充分认识新型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能理解用比较低廉的费用为参合农民提供价廉的服务，单位岗位设置上还有一个典型的缺陷，大部分经办机构都未设置稽核岗位，或者是即使设置了也几乎是形同虚设，稽核岗位的职责是对经办机构各个环节进行再复核，它所发挥的作用就是事中、事前监督，具有预防性和指导性。
1.3部分医院存在过度检查、过度医疗、小病大治、过度用药、超标准收费等问题
新农合基金使用方面存在过度检查、过度医疗、小病大治、过度用药、超标准收费等行为。例如参合农民王坤历反映，入院、出院诊断为不全肠梗阻，但费用清单及病历中反映作头颅磁共振扫描1次，费用240元；参合农民叶少红病历DR检查收费15个部位，报告单反映14个部位，3通道心电图检查按12通道收费；参合农民李成病历反映，在无医嘱的情况下，共发生颈椎推拿治疗费12次，费用360元。存在过度检查、过度医疗一方面源于病人对医学知识不了解，另一方面医院为了自身利益，无形中加重了新农合资金压力，应让参合农民享有的社会福利予以转移。
1.4药品价格监管不到位，公立医院部分药品招标价偏高，私立医院药品加价幅度较大，中药材加价率偏高
公立医院部分药品招标价高于社会药店零售价格，且公立医院部分同类药品招标价格不同，私立医院部分药品加价幅度较大，超过公立医院招标价加价标准，部分医院中药材超标准加价，村卫生室部分药品零售价高于或低于进价。如复方丹参滴丸招标价25.5元，社会药店零售价18.5元，超37.84%；私立医院复方氯化钠进价1.5元，零售价8元，加价率高达433.33%；个别医院中药材加价率达到217.52%。
2加强新农合基金管理的建议
2.1加大医疗保险政策宣传力度，完善筹资制度是做好新农合工作的前提
加大新农合政策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都是新农合政策宣传员。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实现三个统一，即统一为一个部门管理，统一为一个缴费标准和报销比例，统一为一个部门管理参保人员信息，实现全民参保，全民享受国家医疗保险，提高居民的健康指数。进一步完善筹资制度和相关手续，县新农合管理办公室、财政局、人寿保险公司应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各负其责，认真核对参合人员名单与交费金额，避免出现多交或者漏登参保人员信息的发生，解除参保人员后顾之忧。
2.2提高新农合参合农民受益率，是新农合工作的目标
《洛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规定统筹基金累计结余一般应不超过当年筹集的统筹基金总额的25%。根据当地综上所述等离子切割在目前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很适用，以后会更加普遍使用这种切割工艺。
3等离子切割设备分类及应用
3.1等离子体切割设备类型
根据当前等离子体切割使用标准，其数控等离子体切割在当今使用最为广泛。该切割设备包括三部分，分别是：机床、数控和编程部分，其中机床部分包括：减速机、道轨、伺服电机等；而数控结构包括：计算机、气路系统以及辅助机电设备；而编程则为等离子体终端设备的软件部分。在等离子切割引弧方式上通常采用非高频引弧技术，该技术是利用电源电极与喷嘴之间的段接触面积，从而产生高压气体，该气体又能引燃周围的小弧，根据这种模式进行引弧。并且在设备内部不需要高频振荡器，该仪器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较强的磁场（130-210KHz），会对周围高压设备产生电磁影响。所以该引弧方式在该运行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控制运行方式，保证等离子切割设备引弧方式的正确性。
3.2等离子切割在钢结构生产中的应用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运行过程中，首先对钢结构切割进行绘图编程，然后将DXF格式传输至终端服务器，完成整个数据信息的交换。其次便是根据钢结构的切割线，切割机头便沿着运行轨迹进行切割，切割温度保持在4500-5000摄氏度，此时由于钢结构内部的原子激烈的碰撞，使得电子在原子中游离出来，离解成电子和正离子，离子个体之间会产生巨大的能力，可便于切割钢结构。其次数控等离子切割设备保证切割钢结构直角之间的平滑过渡，传统等离子切割不能保证圆弧的平滑过渡，造成在切割过程中，存有较大的死角。该数据编程应用程序在切割过程中，保证留有足够的角度。
4结语
通过对等离子切割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分析，使得笔者对此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这种切割模式不仅改进了传统切割方式，而且在优化方式结构上既能简化操作流程，又能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新型等离子切割模式将会为更多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提高当前的国民生产总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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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青建.螺旋焊管机组等离子切割烟尘净化系统的设计与应用[J].焊管，2011,19（23）：38-39.
邹城市地处鲁西南，是山东省济宁市所辖的县级市，辖3个街道，13个乡镇，总人口为115万人。自2004年开展新农合工作以来，参合率逐年上升，到2016年参合率已达到97%以上，基本实现了区域内全覆盖。新农合各类档案也由纸张为介质的传统模式正逐步向电子文件模式过渡，如何做好新农合档案管理工作，已成为新农合工作有效运转的新课题。
一、新农合档案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档案管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各级新农合办公室，在人员配备方面，存在一些岗位不明，职责不清，管理人员随意性强、流动性大，固定性差，他人代管等现象，故认为档案资料由微机管控了，文书档案可有可无。在人力、财力、设备等方面投入较少，影响了档案管理水平的提升和功能的发挥。
（二）档案管理体系不完善。自新农合工作开展以来，档案管理至今仍无一套科学统一的管理模式，各自为政，标准不一。特别对有价值的文件、数据资料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存放混乱，各取所需，造成档案收集效率不高，分头管理和分散管理现象严重，失去了档案的完整性，缺乏信息资源的整合性，跟不上新时期发展的需要。
（三）资料收集不规范。在日常工作中，各级新农合办事机构只注重住院病人的信息资料的审核审查和医疗费用的记账数额，忽视了档案资料的收集，缺乏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和有效的管理措施，好坏不分，奖惩不明。导致个别单位的文档想什么时候交就什么时候交，数据资料不完整，上下信息不吻合，文书档案与电子档案不一致，给就医患者就地报销带来麻烦，应尽快引起高度重视。
（四）计算机管理档案的安全意识淡薄。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在办公自动化方面计算机日益成为快捷方便、省工、省事的依赖工具，但未意识到一旦发生病毒入侵或网络系统出现故障等因素，管理系统就会出现瘫痪，导致信息丢失，使档案管理失去了应有的效能。
（五）档案管理的硬件设施差。随着新农合的社会影响，参合率逐年提升，医疗档案参合档案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单靠人工录入和人工检索已经不能满足工作量的需求，出现了档案录入滞后、录入项目不全，管理混乱，保管不当，甚至档案遗失现象时有发生。
二、加强新农合档案管理的设想与对策
1 以户参保与一人多保的关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单位章程一般规定，农民参加合作医疗保险缴费必须以户为单位 。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碰到许多具体问题：如农户家庭中，其家庭成员并不一定都是农民，有中、小学生；有外出务工者；有乡镇企业职工；有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等。现在在校学生，学校普遍要求学生参加平安医疗保险（一般属保险公司承办的商业保险）；外出务工人员由于保险意识的增强，他们参加商业保险者居多；乡镇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普遍参加了社保局举办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农民低保和优抚对象，当地民政部门也为其办理了医疗保险；各种保险五花八门、相互交错。如果不区别情况认真对待，一味强调以户为单位，筹集资金时阻力比较大，农民认为当地政府不尊从自愿的原则。当然，那些已经参加了某种医疗保险人员中的老弱病残者，很乐意再参加一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因为缴费少生病时可以得到双重保险，享受多次补偿的福利待遇。如果不以户为单位，又极易形成“逆选择”，即筹资时，年轻人身强力壮者不参加，老弱病残、常年患病体质差的农民主动参加，这样就会造成筹资不足开支大、互济性差。
实践证明：一人多保补偿结报时有种种弊端。首先因为参保人患病就诊后，医院只能开 出一次票据及相关就诊记录手续，而不可能多次开出票据及相关记录。参保人凭什么合法手续去几家投保部门进行补偿结报呢？那么只有使用复印件或医疗单位重新出具就诊票据证明。这就给参保人有空可钻，可能弄虚作假。结报过程中，我们发现使用虚假复印件、虚假证明、涂改复印件的大有人在；更有甚者，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伪造的彩色复印件等诸多问题相继暴露出来，给审核补偿结报工作带来麻烦，给监管和控制增加了许多困难。其次，一人多保参保人有时在几家投保部门获取的补偿金总额，竟然高于实际支付的医疗费总额， 有人笑话：“生病反而可以致富”。
再论那些一人多保中的既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又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保人， 患病后既享受城镇职工医保的报销，又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补偿。他们把本来医保部门不予报销，该由个人承担的部分住院费用，门诊就诊应该由个人帐户支付的费用， 再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来补偿，享受着不该享受的双重福利待遇，有人称这种现象为“与农民争利”、“揩农民的油”，这有悖于政府举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本来宗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政府统筹城乡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大力 加强农村卫生建设，提高农民健康水平，遏制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采取的重大举措。笔者认为：要正确处理以户参保和一人多保的关系，严格区分不同参保对 象，选择不同的参保类型。既坚持以户为单位，又要坚持实事求是，要针对不同情况、不同人员区别对待。对那些已经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人员，一般不得再参加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以免发生“与农民争利、揩农民油”的现象。因为这两种保险都有政府和单位投入，带有一定的福利性质。如果当事人要求参加，应该制定不同的筹资标准。补偿报销时， 城镇职工医保部门规定不予报销应该自费的医疗项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也不得补偿，同时还应扣除另一保险部门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得重复补偿报销。对于中、小学学生，外出 务工农民还是以户为单位，先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后自愿选择参加其它商业保险为好。补偿结报时，要规范结报手续和结报程序，做好相关保险经办机构的对接工作，防止套 取和骗取补偿金。
另外为了满足参保农民多层次的需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根据参保农民经济收入的 不同，设置不同的筹资水平、不同报销比例、不同报销最高限额的多种福利包，供农民自主选择。要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项“民心”工程，真正深得人心，让老百姓真正得实惠，千 万不能伤民心、损民利。
2 门诊医药费与住院医药费补偿的关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我们要正确处理参保农民的门诊医药费与住院医药费补 偿的关系。笔者所知，有些试点县（市）合作医疗章程规定，只补偿参保农民的住院医药费而不补偿门诊医药费；有些试点县（市）合作医疗参保农民门诊医药费虽然可以补偿，但条 件比较苛刻，简称“一高二低两不补”。一是门诊医疗费比住院医疗费起报点高；二是门诊医疗费比住院医疗费补偿比例低（门诊补偿比例一般在10%～25%，而住院补偿比例一般在25 %～50%）；三是门诊医疗费比住院医疗费补偿最高封顶低（门诊补偿最高封顶一般为500 ～1 500元，而住院补偿最高封顶可达15 000～30 000元）；四是门诊只补偿 药费，而不补偿检查 费、治疗费等其它发生的费用，而住院补偿的范围就广泛得多；五是特殊病种（如癌症、尿毒症等）的门诊血透、化疗、放疗等费用参照住院补偿，其它一般疾病门诊费用则不予补偿 。
上述情况其理由是：“合作医疗补大不补小”，参保农民对此意见比较大。“保大 ”与“保小”只能相对而言，不能一概而论。“大”与“小”因人因地而异，对于贫困地区贫困农民来说，有时即使是小病，医疗费用哪怕是几百元、几千元，也是不堪重负，对于这 类人群来说，即使小也是大。而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来说，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医疗费用负担，也许仍然能承受，并不感到是大。我们不能片面强调保大不保小 ，也不能片面地把住院与门诊作为划分大病与小病的唯一标准，而忽略参保农民的受益面和积极性，忽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互。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充分重视那些贫困人群，有 关章程补偿规定要向贫困人群倾斜，要真正让贫困人群患病能够看得起，而不致于因病致穷，因病返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只靠政府投入将难以长期坚持和发展，就有可能返回到从前的老路，春办秋倒。
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参保农民门诊医药费与住院医药费补偿的关系，还会导致参保人弄虚 作假。试点工作中我们发现有些参保农民门诊就医时，为了获得与住院病人补偿的同等待遇，他们要求农村卫生院不开门诊票据而开具住院票据，填写假出院小结、开具假住院记账单 。医疗单位虽然感到为难，但为了争取病员还是违心地做，甚至适当收取住院费，形成了医院和患者“医患合谋、各取所需”。
如果门诊医药费与住院医药费补偿关系处理不好，还容易引导农民小病大治、无病 。本来病情根本不需要住院治疗，为了得到住院补偿费用待遇，农民不得不住院治疗。这样既增加了农民经济负担，也浪费了卫生资源，同时增加了合作医疗经费支出。因而我们在制 定合作医疗章程时要慎之又慎，门诊、住院一定要统筹兼顾，既要补大也要兼顾补小，不能只补偿住院不补偿门诊。门诊与住院的起报点、补偿比例、封顶线、补偿项目范围、补偿标 准要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范围。起报点与最高封顶线既不能偏高也不能偏低，如果起报点偏高最高封顶线偏低，则会影响参保农民受益面和积极性；起报点偏低封顶线偏高，合 作医疗筹集的资金又难以承受、容易出险。要根据不同等级医院设置不同的起报点，不同的补偿比例；要做到有紧有松、有高有低，松紧适度、高低恰到好处。要能够引导农民就低不 就高，就是能够在基层医疗单位治好的疾病而不到大医院去；能够在门诊治疗的疾病而不住院
治疗，这样既减轻农民负担又节约卫生资源，也减轻合作医疗支出的压力。
正确处理门诊医疗费与住院医疗费补偿的关系，对于扩大参保农民受益面，从而扩大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影响力，保证合作医疗资金充分利用，体现制度运行的效率性、公平性，增强农民信心有着重要意义。据统计，某试点县2004年度门诊住院补偿总人次为29 031人 ，其中门诊补偿15 300人次，占补偿总人数的53%，住院补偿13 731人次，占补偿 总人次的47%，门 诊人次比住院人次高6个百分点。另外对参保农民实施门诊医药费的补偿，尤其对那些慢性 病患者，如肝炎、结核、糖尿病、老慢支等常年服药的人群也能起到积极支撑作用。
3 “帮富”与“帮穷”的关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过程中，有农民反映农村合作医疗“帮富不帮穷”。问其理由 是家庭贫困的农民生病能忍则忍，实在忍不了就买点药回来吃，或在家打针挂水进行一般低档次治疗；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生病就能住院、甚至使用高档药品，享受较高档次的治疗。 而一般地区合作医疗章程普遍规定，除了门诊补偿比例、补偿最高封顶金额低于住院以外，而住院补偿时往往是随着医疗费用的增加报销比例相应提高，直至达到最高封顶数。前者贫 困人口只能按门诊或住院低比例补偿，而后者经济富裕农民则可能享受高比例补偿。这样看来同样的病情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治疗方法，即同病异治，则贫困农民补偿得少，经济条件好 的 农民补偿得多，并且占有更多的卫生医疗资源，所以有农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帮富不帮穷 ”。
上述说法和观点虽有偏见性但也不可忽视。我们不能只看到经济条件好医疗消费支出费 用高的农民，让经济条件差医疗消费支出费用低的农民，得到相对高一点的补偿。如果从筹资水平和补偿水平的横向看，也许是公平合理的，因为他们的筹资标准、补 偿比例是一致的，如果支出相等的情况下，他们的补偿金额也是相等的。虽然高消费相对来 说得到了较高补偿，看起来帮助了富人，但这部分农民自己所承担的费用，比经济条件差的农民自己支付的费用也要高得多。如果纵向看，经济条件差与经济条件好的农民缴纳的合作 医疗资金是相等的，但补偿时经济条件好的农民，则比经济条件差的农民占用了更多的医疗资源，享受了更好的医疗服务，相对来说又是不公平的，也就是不垂直公平。
一、城镇非就业人员“失保”:实现“全民医保”的瓶颈
据统计，截至2006年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近1.57亿，而全部城镇人口为5.77亿;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覆盖全部农村人口8亿中的4.1亿。可见，当前在基本医疗保障的覆盖率上，农村已超过城镇。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合作医疗完全按照地域标准展开，在试点地区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农村居民;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则在地域的基础上加人了职域的因素，即只为就业人员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忽视了大量城镇非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障，造成了城镇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巨大空白。城镇非就业人员包括职工老年遗属、高龄无保障老人、中小学生和婴幼儿、大学生、城镇重残人员及低保人员等;在城乡人口流动的前提下，还应当包括未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家属。这部分人没有自主收人，但本身却处于弱势地位，健康风险较高，一旦发生重大疾病，将会给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的目的落空。城/镇非就业人员“失保”，已经成为我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成为实现“全民医保”的瓶颈。
近几年来，随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完善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快速发展，城镇非就业人员这个“医保真空”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医疗费用高昂，城镇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严重，很多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已落后于农村居民。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央财政给予支持、自上而下地建立城镇非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障制度，已是势在必行。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眼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这就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政策契机。
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国家选择了若干城市进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首批试点工作已于2007年3月开始启动，同时成立的“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部际联席会议”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出台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规定，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所针对的人群是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包括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该制度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以家庭缴费为主，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其基金重点用于参保居民的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支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逐步试行门诊医疗费用统筹。《指导意见》要求充分考虑地方差异性，发挥地方主动性，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等不同人群的基本医疗消费需求，并考虑当地居民家庭和财政的负担能力，坚持低水平起步，合理确定筹资水平和保障标准。根据《指导意见》所确立的原则，各试点城市均出台了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制定了适合地方实际情况的缴费标准、保险待遇及管理机制。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试点与逐步推广标志着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正在向“全民医保”的目标迈进，它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民工独立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多元体系。这种多元体系要求各种制度能够和谐共存、有效衔接、相互配合，共同提高国民医疗保障水平。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这些医疗保障制度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共同的保障对象，如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农民工群体。当同一个主体有可能成为多种保障体系的保障对象时，如何进行制度设计，使各种保障体系不致发生矛盾，从而实现平衡过渡与衔接，这不仅会影响到该主体社会保障权益的充分实现，更对我国城乡社会保障的对接及未来的一体化整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二、突破身份限制:实现:“全民医保”的基础条件
多元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对接机制，首先要涉及到社会保障领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即“合并原则”。“合并原则”是产生于欧盟社会保障立法的一项社会保障的受益原则，即受益主体只能从一个国家获得保障。我国当前的多元社会保障与欧盟内部各国社会保障共存的情况非常近似，并且大多数的保障都有来自国家或社会(用人单位或集体经济组织)的筹资，这决定了“合并原则”应该是多元保障制度对接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在“合并原则”之下，任何一个主体原则上只能参加某一种医疗保障并从中受益，而不能同时参加多种保障。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也可以有例外，这点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践中已有所表现，如上海市就允许一个主体同时参加小城镇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合并原则”要求各种保障必须分工配合，并明确规定一个主体可以在各种不同保障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在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民工独立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将共同为农民工就业人员提供基本医疗保障;而在非就业人员医疗保障的领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可能存在如下过渡与衔接:
第一，两种制度在小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领域的对接。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逐步推广的前提下，过去几年中各地自发的城镇居民合作医疗以及城镇居民就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方式应该有所改变。双轨模式下独立的城镇居民合作医疗，实际上与当前试点推行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功能及目的上完全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缺乏中央财政投人，只是地方性政策措施，不能形成全国性的医疗保险制度，因此应并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不再独立发展。而对于小城镇非就业居民直接纳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并轨模式来讲，当前的情况则相对要复杂一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都有国家的财政投入，基于社会保障的“合并原则”，一个主体不能同时从这两种保障模式中受益，因此这两种制度不能同时为一个主体提供保障。但在这里值得探讨的是，当一个主体面对多种医疗保障而只能参加其中之一时，他是被动地由相关法律、政策按照一定的标准(在我国目前主要是户籍地的标准)固定在某一种保障之内，还是可以在两种保障之间进行选择。由于我国目前各种医疗保障均未达到全民统筹，而是地方统筹、分散建立，同一地区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可能各有其优势与弊端;同时在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界限也将日益模糊，很难进行明确的划分。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应该赋予城镇非就业居民在就近参加合作医疗与参加当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以实现其社会保障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两种制度在“农民工非就业人员，医疗保障领域的对接。近几年来，城乡人口流动中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流动的新趋势，这使得农民工这个群体更加复杂化。因此，对农民工群体应进行扩大理解，即不仅包括就业人员，同时也包括与就业农民工一同进城生活的非就业人员，如妇女、老人和儿童。在这种形势下，针对城镇非就业人员设置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否应将后一种人员包括在内，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农村流动人口中，主力军是青壮年劳动力，这部分人员在城市的医疗保障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农民工独立医疗保险分工承担。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制度）作为一种旨在减轻农民因病带来的经济负担、增强农村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强制性制度安排，自2003年以试点开展工作以来，每年以94.52%的速度扩展。鄂尔多斯市第一批进入试点旗县是准格尔旗，2007年鄂尔多斯市全面推行新农合制度，截止2012年，鄂尔多斯市参合农牧民共达90.3万人，参合率达到98%以上。农牧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的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得到缓解，合作医疗工作已经取得实效。
本文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为例，基于供给方——乡镇卫生院的视角，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对农村牧区医疗供给方主体的影响。供给方主要是农村三级卫生服务医疗网中的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该文选取第一批新农合试点准格尔旗（以下简称试点旗）及另外一个非新农合试点旗达拉特旗（2005年开始实施新农合，以下简称非试点旗），采用机构档案资料回顾法，试点收集了试点旗的全部19所乡镇卫生院和非试点旗的20所乡镇卫生院2002年和2012年人员数量、提供卫生服务数量、业务收入来源等资料；并通过发放问卷调查收集了57名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的培训情况和工作满意度等资料，通过访谈乡镇卫生院负责人收集有关定性资料。
一、新农合制度对医疗供给方——乡镇卫生院的影响
本研究主要围绕3个方面来评估新农合对乡镇卫生院的影响：资金贡献、资源利用效率和卫生服务质量。
（一）资金贡献
资金贡献的主要指标为业务收入来源及变化和新农合资金在不同卫生机构之间的分配。两个旗乡镇卫生院2012年的总收入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与2002年相比，试点旗乡镇卫生院的平均总收入增长了63.3%，而非试点旗乡镇卫生院平均增长了36.4%。试点旗增长的速度要快于非试点旗。分析收入来源可以看出，2012年药品收入在乡镇卫生院总收入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试点旗为88.1%，非试点旗为42.6%；医疗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试点旗为108.5%，非试点旗为62%，反映出了2个旗的乡镇卫生院对药品收入的依赖（见表1）。
数据来源：鄂尔多斯市卫生局及实地调查整理所得
从乡镇卫生院负责人相关访谈中得知其中的原因为：实行新农合后，试点旗的乡村一体化管理得到加强，在一体化管理中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的药品实行代购分发，从而获得了大量的药品收入。
新农合资金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的流向如图1所示。在新农合总资金流向中，69.00%的资金流向了县级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次之，占17.00%，村卫生室占13.00%，流向县以上医疗机构的资金最少。因此，新农合资金对乡镇卫生院的贡献较为显著。
数据来源：鄂尔多斯市卫生局及实地调查整理所得
（二）乡镇卫生院资源利用效率
乡镇卫生院资源利用效率主要指技术效率指标，包括诊疗人次、病床使用率和平均每人次就诊费用。两个旗的乡镇卫生院提供卫生服务的数量2012年与2002年相比均有大幅增加增加（见表2）。门诊病人增长幅度相差较大，试点旗为56.85%，非试点旗为37.23%。住院病人在试点旗有较大幅度增长（10.82%），而非试点旗的增长率仅为0.70%。相应地，试点旗的病床使用率为12.68%，增长了49.18%，而非试点旗的病床使用率14.71%，增长了0.96%；与2012年全国乡镇卫生院病床使用率37.10%相比，2个旗的乡镇卫生院的病床使用率都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同时，2012年试点旗的平均门诊人次费用为35.05元，比2002年增长了62.57%，非试点旗平均门诊费用为32.42元，由于2002年的基数较小，所以增长率较高，为95.16%。
数据来源：鄂尔多斯市卫生局及作者整理所得
长年以来，乡镇卫生院的病床使用率一直较低，可以说，住院医疗资源相对于有效医疗需求严重过剩，造成闲置浪费；新农合以保“大病”为主，主要是解决因此，试点旗乡镇卫生院的病床使用率仍然很低，医疗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三）卫生服务质量
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卫生技术人员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以及培训情况，采用卫生技术人员培训情况的变化（包括接受培训人员比例、培训时间长短和培训机构级别的高低）来间接显示新农合对卫生服务质量提高的潜在影响。卫生技术人员自我评估的知识水平，对工作的满意度也是影响乡镇卫生院人才队伍稳定的因素，从而也作为影响农村卫生服务质量的间接指标。
卫生服务质量主要取决于对医务人员的投入量，本文用医务人员的专业资格水平、接受培训的时间以及对工作的满意程度来衡量。
从2002-2012年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的变化情况来看，试点旗县与非试点旗的增长率差距不大（见表4），试点旗为15.54%，非试点旗为12.41%。
在被调查的医护人员中，试点旗有80%以上的医护人员在2002-2012年间接受过培训，而且，自2003年开始接受培训的人数明显增多，表明实行新农合之后，医护人员接受培训的机会明显增多。非试点旗2002-2012年间接受培训的医护人员的比例为60%，明显低于试点旗，参加培训的时间几乎均匀地分布在各年份。接受培训的医护人员的平均培训时间在2个旗之间也不同，试点旗医护人员在3年内平均接受了50天的培训，而非试点旗人员的平均培训时间为150天。由于培训时间的长短通常与培训的质量密切相关。一般认为，培训时间长培训质量高。试点旗接受培训人员多，但培训时间短，因此，不足以证明试点旗在提高人员服务质量的培训中好于非试点旗。
另外，在所有的被调查的医护人员中，67%的人对现在的工作基本满意，33%的人非常满意。所有的被调查的医护人员都认为新农合使乡镇卫生院提供服务的数量增加，乡镇卫生院资金状况有明显好转，并认为新农合对今后乡镇卫生院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这反映出乡镇卫生工作人员对新农合实施会促进乡镇卫生院发展普遍抱有很大的期望和信心。
二、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卫生服务供给与新农合的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没有一个功能完善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新农合很难达到为农民健康提供保障的目的。因此，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对新农合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新农合对乡镇卫生院资金的直接贡献作用较大，乡镇卫生院的财务状况有了一定的好转，但乡镇卫生院的投入仍然不足，业务能力较弱。
（二）新农合提高了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和病床使用率都有所增加，农民对卫生服务的有效需求也增加了，但是，乡镇卫生院的总体效率仍然较低，新农合提高乡镇卫生院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十分有限。
关于新农合对卫生服务质量的影响，试点旗与非试点旗旨在提高医护人员服务质量的培训上没有显著差别，医护人员对工作的满意度也没有显著差别。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牧民的就诊率和住院率，缓解了农牧民看病贵的问题，但对农牧民总体健康状况的改善作用不显著，对农牧民的收入支出影响也不显著。
三、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议
（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服务质量
将新农合工作同农村牧区卫生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县、乡、村三级农村牧区卫生服务网的建设，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建立健全农村牧区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农村牧区医疗综合服务能力。理顺苏木乡镇卫生院的管理体制，健全网络，调整布局，强化功能，增加对卫生院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的投入，重点加强苏木乡镇中心卫生院的建设，改善一般卫生院基础设施的设备条件；深化农村牧区医疗机构内部运行机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增强活力；加强行业作风建设，合理利用合作医疗经费，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
（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增强业务能力
积极探索加快农村牧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途径。加强现有卫生技术人员的在职培训，中央财政应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给予专项补助。研究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晋升存在的问题。提高农村牧区基层医务人员待遇，改善农村牧区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住房条件。积极争取设立农村牧区贫困地区公共卫生服务特殊津贴。城市支农制度化，以提高农村牧区基层卫生人员素质为主要目的，定目标、定任务，建立起可持续的卫生支农工作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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