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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职法学教学中“项目教学”实施的基本过程
2．1“项目教学”的典型流程
对项目教学的实施过程，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统一的定论。从基尔帕特里克的“目标、计划、实施、检查”基本框架出发，在弗瑞的模型中，项目教学法由“创意、目标、计划、实施、检查、总结”几个阶段组成[4]；在维曼的模型中则包括“创意、目标、计划、决策、实施和评价”等六个阶段[5]。将以上的观点进行整合，项目教学的流程大致可分为下列阶段：2．1．1项目选择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选择教学项目。选择一个合适的项目，一方面可以包含教学任务中所要求掌握的技能要求，另一方面还能够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促进教学目的的实现。而如果项目不适当，则会使项目的实施和评价，以及反思的效果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削弱教学效果。因此，在项目选择上应注意：（1）明确项目的类型。比如，“教师需要根据专业和学科的性质确定选择有结构的项目还是模板项目；然后根据实际的教学条件和教学需求选择运用模拟项目抑或真实项目；同时还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学习水平和能力确定将教学项目设计为单一性项目还是综合性项目”[6]。（2）确定项目的实施顺序。也就是要明确各个教学项目按照怎样的内在逻辑进行开展。要求教师仔细分析每个教学项目与实际工作任务的衔接点和衔接方式，然后按照实际工作任务的解决过程来进行各个教学项目的排列组合。（3）注意相关知识点的链接。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确定教学项目实施中的各个环节具体涉及到的知识点。教师对知识点进行分析时要注重将课程标准中要求掌握的知识点内化为教学项目所承载的内容，还要注意掌握好知识、能力与项目任务的对接，力求通过对实务问题的逻辑分析和有效设计最大程度地将三者糅合为有机整体。2．1．2项目规划完成项目的确立后，教师着手准备实施项目教学的前期工作，比如，依据项目的实施操作要求来制定合理的时间分配表；根据项目教学所实施的内容方式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物质方面的条件；还要将整个教学进程作为一个整体作具体的计划和详细的安排，并在此基础上将完善的教学活动规划制定出来。2．1．3项目执行在项目的执行阶段中，要对项目计划进行具体的实施操作，也就是在实践意义上对选定的教学项目进行具体执行。项目执行过程中可以组建项目团队，项目团队的组成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几个人组成的小组，也可以是整个教学对象全体。在项目执行过程还要注意对实施过程进行及时检查，并依据实际情况对原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正。此阶段，需要注意的问题是：①选择合适的方式将项目呈现，引发教学对象的学习动机和求知欲，为进一步的学习做好铺垫；②对教学项目进行深入剖析，使该教学项目的设计目的能够为教学对象精准理解和把握，同时，该项目设计所要求完成的任务以及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和拟达到的目标也要使教学对象明确；③通过选择合适的教学组织形式，促进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并确定各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④适时转换教师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引导教学对象完成教学项目的实施，最终达到教学项目的预期目标。2．1．4项目结束项目作品的完成并不意味着项目的结束，还要求教学对象对其项目成果进行展示，教师要给他们提供展示机会。通过展示成果，教学对象能够回顾和梳理自己完成该项目的整个过程，还能够与其他教学对象进行一定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对教学对象在项目活动完成过程中的表现和能力进行充分的了解，并可以引导教学对象对项目的执行情况、最终成果及学习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促使教学对象正确认识其参与教学项目的过程和最终达到的结果，并进一步进行反思，在有效反思的基础上予以提高。
2．2高职经济法教学中的“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举例———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
2．2．1项目选择首先，教师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在对各个班级以及同一班级内部不同教学对象的水平深入了解的前提下，本着尊重个性的原则进行项目选择。做出选择时应注意：①选择的项目应繁简适度、大小适当、要求具体；②项目内部的各个分解任务之间要能够形成循序渐进的阶梯型的任务链，以便教学对象遵循这样的规律去建构知识体系。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教学项目可以引导教学对象获得清晰的思维路径，寻求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构建完整的知识脉络体系。基于以上原则，本部分选择的项目是“撰写消费者维权手册”。通过对消费者维权手册的撰写，学生在知识层面上能够理解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掌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能力层面上能够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解决消费纠纷。2．2．2项目规划在社会关系中，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所享有的权益也都可能会受到不同形式的侵害。然而，很多人对于自己是否属于消费者、享有哪些消费者权益却知之甚少，导致在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不能正确维权。针对这种情况，该任务要求制定一份消费者权益保护手册。要求手册内容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具有实用性。为了使手册的内容具有针对性，要求在撰写之前先设计调查问卷，对消费者进行调查。调查问卷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消费者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领域、概率、有无维权、维权的方式、消费者是否知晓自己的具体权益、是否知晓相关法律、是否知晓解决途径有哪些等”[7]。问卷调查结束后要及时统计相关结果，然后根据掌握的相关数据来制定手册。2．2．3项目执行在各个班级内部进行分组，每组可以有四至五人，组长一人，组长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协调本组内各个成员具体分工协调，并在统筹编稿工作上整体负责。在调查问卷的制定上，由组长主持讨论，全体组员共同参与完成调查问卷的编写和修缮。然后在组长同意组织下，各组员共同进行问卷的发放、回收和统计工作。最后，组长统筹，各组员共同参与根据问卷调查编写消费者维权手册。该手册的内容主要应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及其适用范围；消费者权利；经营者义务；消费者维权的经典案例；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责任主体、解决途径及部门等。2．2．4项目结束这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项目评价。由教师主持，由各组长展示自己小组编制的手册，其他小组注意观察分析展示的守则并与自己编制的手册进行对比，找出自己的不足并加以补正。同时展开答辩，即其他小组的成员对展示手册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展示小组成员则负责答辩。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并根据各个小组编制的手册的完整性、实用性和答辩情况进行打分，评选出优胜小组。
3高职法学教学中“项目教学”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3．1“项目”的确定
如前所述法律类高职院校开设的经济法课程中，“项目”实际上是一种学习任务，而且这种学习任务的载体和表象是以一定的经济法律实务问题或者工作任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对“项目”进行选择和确定时应将以下原则纳入考虑范围：（1）在经济法课程中，在选择教学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基层法律工作者日常工作的真实情境，以他们的日常工作过程为基础，将实践中常见的经济法律任务作为项目来源。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项目教学的作用，培养教学对象所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完善与该项职业能力所匹配的经济法律知识，同时还能帮助其培养和谐的社会人格和优秀的职业素养。“项目教学法实施一种基于完整人格发展的学习方式，使学习者获得职业工作所需职业行动能力，并使其在社会生活上成为成熟的社会成员”[8]。因此，为了能够使学生培养完整的职业能力，实现项目教学的核心目标，必须以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将来的工作实践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真实的经济法律问题为出发点，以贴近并体现其工作过程中的真实情境为原则，来选择教学项目。教学对象的所需具备的核心职业能力是要有知识和技能来支撑的，所以，选择的项目要能够尽可能多的承载这些知识和技能。（2）衡量项目好坏的标准是达成教学目标的容易与否。也就是说在选择教学项目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导向性，而这个导向就是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目标，具体包括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好的项目要求能够最大限度的承载教学目标，或者说判断一个教学项目是否为好的项目，就是看它是否承载了更多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如，处理消费者维权案件，对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来说，是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很常见的一项工作任务。如果以该工作任务为例设计为教学项目，则可以承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的权利、经营者的义务、纠纷解决方式等核心知识，并且还能够承载简易合同签订的技能。这一个项目就可以同时兼容法律职业能力形成所需要的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如法律文书写作和律师实务等。该项目并不只是对这些知识和技能的简单承载，而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教学对象要亲自参与实施一系列的活动。首先，要成为当事人的人，就要签合同；然后，要通过司法途径维权，还要撰写诉讼文书；在维权的过程中，还要与相关人员等进行沟通，与小组内的其他成员进行合作和交流等。通过参与整个的项目实施过程，教学对象的处理实务问题方面的职业能力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培养和提升，在写作、沟通和协调能力方面也会有提高，而且，通过实践和操作，专业知识不再是僵硬死板的理论和法条，而是发生了有意义的重组和建构，内化为教学对象的实际操作能力。（3）确定教学项目时还要考虑教学对象的情况和授课的条件。“采用任务驱动法教学过程中，为更好实现教学目标，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和相关内容的掌握情况等学情，同时教学班级总人数，教学设施和设备等也在教学组织考虑之列”[9]。最终若能够形成项目成果并展示出来，那么对教学对象的激励效果将更加明显。
3.2项目教学法实施中教师的地位问题
项目教学法从教学组织实施的具体情况来看，教师作用应该是设计、组织和引导。教学项目要得以实施，教师要做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要备项目，根据教学目的对教学项目进行选取，并进行适当的改造。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根据需要的功能来确定承载它的教学项目；然后将这个项目进行分解成，产生具体任务，而且每个单独的任务都要包涵相应的知识点和技能；最后，还要对项目实施所需材料进行统计。其次，要备教学对象。也就是要全面了解教学对象的学习能力、知识储备、兴趣爱好等，使项目与教学对象情况相符。另外还要将教学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状况纳入考虑范围，引导各个项目小组互相学习、竞争和提高。如果确定的项目不合理，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教学对象作为主体的地位被弱化，小组内部或者小组之间合作学习氛围淡薄等。这些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导致整堂课失败的诱因。同时，由于项目教学法的开展是根据教学目的，以任务驱动方式进行的，而不是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这样极易导致知识的系统性缺失。因此，教师一定要在每项任务完成后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通过这种方式来对理论知识进行归纳，使之系统化。因此，虽然项目教学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教学对象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极大的突出，其潜能得到了有效的激发，但整个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仍然不能动摇。
二、二者的相互关系
(一)二者的相同点
法经济学与经济法学都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现象进行研究的理论,都研究法律制度与经济运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涉及到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二者都有同样的理论基础。二者都巧妙的将公平正义与效益理论相结合。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效益,这正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其对法律的研究以效益为核心,强调使公正观念等价于效益观念。法经济学家科斯和波斯纳都对“经济效益”在法经济学中的具体定义有所论述。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书中阐述了经济效益的本质,他通过普通法中规定的妨害问题指出:1、当交易成本为零时,社会资源不会受到有无赔偿责任的影响;2、当存在交易成本时,经济制度运行会受到是否规定了合法权利的影响。总体而言,科斯认为要将社会的整体效果考虑到赋予法律相应权利时,要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多的回报。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指出了效益的含义,效益作为根本标准用来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所有公共政策是否适当,更意味着“资源配置达到价值最大化的具体实现”。效益理念在法经济学的许多理论观点之中都有所体现并贯穿其中。从古至今,人们对法律价值的基本判断就是法律应符合公平正义,而法经济学开辟了新领域,把效益加入到法律价值体系,认为法律除了将正义作为目标以为还应当注重效益,效益与正义一样都可以作为分析和评价法律问题的原则。其主张无论是在立法过程还是司法过程中,都不可忽略法律制定、法律执行和法律实施中蕴涵的经济效益。研究法经济学的学者认为,应将效益作为法律制度的宗旨和价值取向,并最终使法律朝着促进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所有法律制度的制定废止和法律活动的进行,都应注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尽量将社会财富增加到最大限额。
经济法学的理论基础是法学的价值观念,即公平和正义,其研究的目标是在经济法上实现公平正义,并以此为核心建立理论体系,但这一观念似乎与效益思想相矛盾。但是法经济学家波斯纳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公平应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公平代表着社会分配绝对公平,即个人收入实现均等化;另一方面则是公平具有的普遍含义,即效益。因为在现实社会中资源是有限的,对资源的浪费应该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不公正的。正如波斯纳的理论认为,将能否有助于实现社会财富增加的目标作为判断好坏的重要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善恶的最高标准应该是是否追求效益。总之,对于波斯纳而言,效益作为判断行为和制度好坏与否的标准,其目的是追求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财富最大化,即是最高的公正。显然,波斯纳将效益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替代了传统公平正义的法律概念。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包括效益原则,也就提供了明确的经济价值,即要在经济性的基础上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公正必须考虑其本身价格,放弃不具有经济性的公正。因此,应当将效益作为选择和评价法律制度的首要标准,如何确定法律责任和分配权利义务,都应当成为实现效益的重要考虑因素。从而使资源从生产效益低的领域向生产效益高的领域转移,赋予经济发展足够的空间,使其在更高层面和长远意义上实现公平和正义,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说,效益与公平是可以协调的。
(二)二者的不同点
1、学科性质和调整对象不同。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法律的形成、体系和运作以及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法律学科,著名法经济学家波斯纳的理论研究认为,法经济学是“把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系统运用到法律体系分析”的学科。由此,笔者认为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论述法律问题及法律现象”的理论法学学科。法经济学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又包括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几乎所以法律部门。经济法学是研究探讨经济法理论问题以及经济法规律的部门法学,其主要是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它着重于运用法律原理和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研究对象是特定经济社会关系中的法律调整和规制问题。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时产生的经济关系,不调整其他经济关系或非经济关系。经济法的目的是使国家干预经济在适度规范的范围内进行,因而通过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的进行规制。因此,通常认为它区别于行政法,行政法主要调整的是国家行政管理关系,虽然经济领域或者具有经济性内容在行政管理中有所涉及,但其本身是一种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它与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经济运行有本质差异。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由于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所产生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并且在原有法律体系中没有部门法与之相适应,因此只能通过经济法进行调整。
2、研究方法不同。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来解释法律概念、法律体系和法律运行等具体法律问题,对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判例进行经济分析,因其研究方法独特,从而形成独立的法学流派。经济法学是通过规范性以及非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判例和法学学说为研究来源,运用法学理论方法研究特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其研究方法并没有特殊之处。虽然二者都是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边缘学科,但是其运用的理论基础与原理不同,研究对象不同,研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用到的研究方法也不同。由于法经济学的特殊性,使其形成了不同于一般法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成为独立的法学分支。而经济法学属于一般部门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研究方法并无太大区别。
3、研究目的不同。法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在融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边缘性、交叉性的理论体系和法学流派,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为了完善和变革经济法体制甚至整个法律制度。法经济学服务于对法律的经济分析,运用经济原理和分析方法思考法律相关问题。经济法学是以具有经济法性质和基本特征的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部门法体系,其主要以解释经济法现象并发现运行规律为研究目的,是对经济法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关系进行调整。经济法学着眼于运用法律制度规范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情况下有效规制国家的行为,保护经济活动参与主体的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
提出和确立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已被科学史上的许多成功范例所证实。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具备的。尽管对于法学是否属于“科学”尚存争议，但对于广义上的科学可以包括法学，或者说法学中可以包含一定的科学成分的观点，则殆无异议。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可以把法学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一起，放入广义的科学之中，并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这对于法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假设，通常是指在现存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些事物的存在或与其相关的规律所做的推测性的解说或虚拟性的预设。假设只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种推断和猜测，但这种推测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既非成熟理论，亦非主观臆测。其重要价值是有助于明确研究方向，提高研究的自觉性。因此，若假设确定得当，就会大大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水平。此外，假设是建立和发展新理论的重要方法。通过不断提出假设，并不断地证实假设，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认识，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同时，即使假设被证伪，也同样有助于人们纠正错误的认识，从而推动正确的理论的形成〔1〕。
对于假设的重要价值，纽拉特曾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假设之网，说不出某些困难究竟是来自哪些假设。”〔2〕事实上，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学科的基本假设问题的探讨是相对较多的，因而其“科学性”也相对较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假设由于确定的条件约束以及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等，更是给人以“精确”的感觉。但是，法学因其在传统上往往被视为“正义之学”或关于“正义的艺术”，特别是由于法学学科本身的一些特点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偏见，致使法学在吸纳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时总是相对滞缓，即使是在对一些基本假设的判定方面，也几乎未有太大的进展。但是，随着法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法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的加强，以及法学研究对“客观性”、“科学性”要求的提高，对于法学研究的基本假设问题进行研究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
在经济法学领域，基本假设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是因为经济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都密切相关，其专业性更强，现代性也更为突出，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上更有必要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但在社会科学乃至各类科学的“假设之网”中，如何找到关键性的“纽结”，以使经济法研究能够借以实现“纲举目张”，实在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到假设的提出、选择和确立的问题。
本文认为，从研究路径和框架选择来看，在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具有共通性的基本假设（如“二元结构”假设），它当然也适用于经济法学的研究。此外，在经济法学上，还应关注那些对于经济法研究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由此可以把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下面将先提出和确立两类基本假设及其所包含的若干具体假设，然后再探讨这些假设对经济法学研究的价值，并对其局限性作出相应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的价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二、共通性的假设：二元结构假设
各类科学的研究目的，都是揭示和解决一些现实中的基本矛盾。从哲学意义上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其内含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两个方面，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可称之为“二元结构”。如同中国道家理论中指出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想，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其本身也可以层层演化，从而形成更多、更复杂的层级系统。
经济法学的研究也要找到自己的二元结构，从而找到研究的基本框架、问题和视角，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前提和基础。依据与经济法学关联的紧密度，可以从诸多二元结构，发掘出对经济法研究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即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一）理论-认知层面上的二元结构
先讨论理论-认知层面的二元结构，是因为它对于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认识二元结构问题，并形成相应的理论至关重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较为根本的意义上说，人类的欲望（或称需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性问题。因此，从人类的欲望出发，来研究各个学科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起点和入口。
人类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从需要与可能的角度说，正因资源有限，而欲壑难填，才产生了各个学科需要研究的相对专门的问题。针对人类的某类欲望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便形成了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各个学科。而在这些学科中，由于人类欲望而形成的各类二元结构尤其值得关注。
事实上，人类欲望尽管纷繁复杂，变幻莫测，但仍然可以分为两类，即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其中，私人欲望是独立的私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愿望；公共欲望则是在各类私人欲望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各类私人主体所共有的愿望。这样在基本的人类欲望方面，首先就可以分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两类，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的“公私二元结构”。
在上述的人类欲望的公私二元结构的基础上，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公私二元结构，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几个重要学科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
在经济学领域，由于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的存在，便有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划分。人类为了满足私人欲望，在经济上需要有一些物品供自己消费，以维持自身的存续和繁衍，这些满足私人欲望的私人物品，通常是由市场来提供的，由此形成了以满足私人主体的私欲为主要目标的私人经济。此外，由于人类还存在着一些不同层次的公共欲望，因而还需要有一些物品来满足，这些物品便被称为公共物品（PublicGoods）。公共物品因其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而不象私人物品那样具有独占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而它不能或不适宜由市场来提供，而通常由政府来提供。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理论表明，基于人类欲望的二元结构，相应的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被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经济也被分为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这种经济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不仅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许多经济问题，而且也有助于分析和解决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许多问题。
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同私人欲望与公共欲望的“二分法”相联系，存在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其中，政治国家的存在，往往被认为是实现人类的公共欲望的需要；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则至少在客观上具有同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功用，从而有助于保护私人欲望的实现，进而使市民社会成为实现私欲的主要领域。这种划分自黑格尔在理论上予以普及化以来，就一直研讨未绝，包括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对此所进行的相关讨论，都说明人们对此类问题的重视，以及它对相关学科的研究的重要价值。事实上，直到今天，尽管人们对于“国社二元结构”存在着各类不同的看法，包括是否要大力推进“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的发展，是否要推进社会中间层的发展，以弥补国社二元结构的不足，等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国社二元结构，仍然是相关分析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国社二元结构，虽然陈旧，但并未过时。
同上述心理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各类公私二元结构相对应，在法学上对于法律也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主要源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有公益与私益之分。法律上的这种公私二元结构，对于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展开，都是非常重要的。自从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与私法的一般划分标准以来，相关的讨论就一直绵延未绝。其中的一些划分标准，如主体标准、利益标准、权利结构标准等，都可以展开为具体的二元结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有解释力的标准融为一体。由于在法学上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两大法系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且对于法学的发展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法律上的公私二元结构，还应当做进一步的研究。无论是否主张在公法与私法之外还存在所谓“第三法域”，无论是否赞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都应当首先对公私二元结构，以及划分的标准等问题做细致的研究，以免轻率地得出结论。
可见，只要存在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公益与私益，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等多种公私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确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从而为解决认知和理论构筑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模型。成为理论-认知层面的重要内容。
上述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它已经具备了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意义，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尽管经济法学是新兴的学科，但它也同样要继承法学中的一些共同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二元结构同样也是适用的。对此在后面还将探讨。
（二）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不仅在理论-认知层面存在，而且在其他层面也存在。其中，在经济层面就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又影响到制度建设，从而使得相关的制度层面也存在着一系列二元结构，因而可以总称为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
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有多种表现，基于其重要性以及对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下面主要探讨以下几类：
1.城乡二元结构
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也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平衡。这些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形成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其中，城乡二元结构是比较重要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A？Lewis）早就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该问题表现在，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刘易斯的理论被认为是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事实上，经济上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确实是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我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农业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不充分发育阶段，是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过去，突出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曾广为人知，而其中的前两类差别，基本上都可以归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最后一类差别，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更加凸现。在过去的几十年，农村和农业已经为城市和工业作出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牺牲性的贡献。虽然作为一种转机，最初的改革也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但毕竟由于诸多原因，近些年来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又负担过重，以及基层管理不当、违法、涣散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整体目标。因此，如何推进农村、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与国家的“区别式”的治理方式有关，即与国家对城乡所实施的不同政策和制度有关。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国家对于农村的统治是较为放松的。例如，从经济层面来看，在自然经济时代，国家的治理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税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很多统治清明的时期，税收负担是比较低的，不仅存在“什一税”，甚至有时税负为“三十而一”。这比许多现代国家的税负都要轻得多。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限于统治的能力、需要，以及客观的情况，国家的统治主要是到达县一级，而其下的部分则主要是发挥民间的力量。这与近些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是一致的。由此也产生了国家统治与民间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法学需要研究的国家法律规则与民间治理规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延续至今的分级治理的格局下，中央政府在解决农村的很多问题时往往鞭长莫及，一些法律的实施也很难延伸下去，于是不得不搞各种形式的“下乡活动”，其中也包括“送法下乡”。此外，由于财政控制的松弛，较为现代的“税收法定原则”很难贯彻下去，以致于农民负担过于沉重，于是不得不进行号称是农村第三次革命的“税费改革”，以求把具有经济法性质的财政法、税法在农村也推行下去。
从成因上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它带来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些是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予以解决的，同时它也促进了新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综观历史和现实，恰恰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制度上的二元结构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制度或法律上的二元结构的形成的影响，有多种表现。例如，它带来了实质意义上的城市法与乡村法的划分。在历史上，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庄园法、城市法等至少是名称上的划分，而从现代法制来看，现代法律实际上主要更适用于城市，更适用于工商业，而对于工商业不发达的农村往往是不太适用的。在农村，曾经和正在有大量非制定法的适用，它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制定法与非制定法的区分，从而推动了法律或制度上的一系列二元结构的形成。
此外，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所体现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具体制度的形成。从制度构成上看，同样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例如，在我国的财政制度上，在工商业成分较高的县级以上城镇，国家财政的约束力、影响力还相对较强，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各级政权的财政支出是由国家来予以保障的；但是，在农业成分较高的县级政权以下的区域，国家的财政则基本上是不管的，而主要是由乡级政府等基层组织自行解决，由此带来了从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官民关系、地方稳定、法治状态等多方面的问题。与之类似，在税收制度上，我国区分工商税制和农业税制，其中，工商税制更主要地适用于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而农业税制则主要适用于农业较为集中的乡村。同时，在相关税法的立法宗旨、侧重点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城乡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
与上述财税制度相近，金融制度同样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例如，在银行体制方面，我国有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类别，它们过去曾长期承担政策性银行的职能，这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在银行机构设置方面的体现。同时，在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布点，业务领域、服务范围等各个方面，也都体现着二元结构的特征。上述在财税、金融制度方面的二元结构特征，在计划制度中当然也突出地存在着。
另外，在市场规制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其影响。例如，由于城镇的市场经济更加发达，因而诸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类的市场规制法，主要也是在城镇适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经济法在适用范围上客观存在着城乡差异的问题。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大量的坑农害农事件屡禁不止-这与行政垄断的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普遍存在，以及市场规制法在农村不能有效实行等因素都有重要关系。这同样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经济法适用的体现。
2.南北二元结构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类似，还存在着一系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如南北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等。其中，世界范围内的南北二元结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发达国家较为集中的北半球与发展中国家较为集中的南半球，形成了国际经济关系中著名的南北二元结构。
南北二元结构的存在表明，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还将继续存在。在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争取主动，如何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争取在确立竞争规则方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定，是很重要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弱者地位，对于弱势群体的权利如何作出特殊保护，以维护实质公平，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精神，恰恰应当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任务，因而相关保护制度的确立便非常必要。为此，在一些规则中，已经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保护性的规定，如“普遍优惠制”等，这是发展中国家不断争取的结果。但是，在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一种很不利的地位，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关系，全面加强“南南合作”，也正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这也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或困难的体现）。因此，如何加强国际协调，并在本国经济法的法制建设方面把国家协调的有利成果确定下来，甚为必要。
与上述的南北二元结构相关的是“东西二元结构”。东西二元结构存在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其中，国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诸多国家，同传统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国家所形成的二元结构。由于在这些领域也存在着很多新的问题，因而也很值得研究。此外，国内层面的东西二元结构，即我国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所形成的二元结构，涉及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转移支付、地区竞争、转让定价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都与经济法的制度建设有关，都是在经济法研究中需要关注或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它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和法学研究都会带来影响。
可见，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南北二元结构，还是东西二元结构，都是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相关而形成的二元结构，而这些二元结构的存在，又会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和需求，从而影响到国际和国内层面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并对整个经济法研究产生影响。上述对于“地域”上的二元结构的认识，有助于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打通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人为界限，从而可以在整体上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
3.内外二元结构
上述的各类二元结构，与不同地域的经济发达程度关系更加密切。此外，透过经济活动与相关主体及其所在地域的关联性，还可以发现在经济层面上存在的“内外二元结构”。由于经济包括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内国经济与涉外经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因此，在经济层面存在着一系列由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所构成的内外二元结构。下面分别略做探讨。
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一国必须首先发展好国内经济，这是现代国家十分重要的任务。与此同时，现代国家又必须协调好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开放条件下，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不仅导因于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而且也导因于某些领域法律规则的趋同化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促进经济交流的作用。事实上，在强调法制的时代精神感召之下，国内经济需要一套法律制度（如民商法制度、经济法制度等），同样，国外经济也需要一套相应的法律制度。由于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密切相关，因而对相关的国内经济法制度于国际经济法制度加以协调便非常必要。尽管两类制度总会有许多的差异，但是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融合或一致起来的。其重要途径，就是把体现相关国家协调意志的有关国际经济法规范，适当地转化为国内经济法规范。因此，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存在，对于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某些法律规则的融合和沟通，对于现代通行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等经济法基本制度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为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国内经济法的立法上，已经越来越在总体上强调：必须改变过去的经济法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内外有别”的状况，代之以普遍实行的国民待遇（当然也不是毫无差别），从而使各类在中国土地上的市场主体，都能够至少在形式上有一个基本上可以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法律环境。这些立法努力，将使得内国的经济法制度与涉外经济法制度日益水融，两者虽然仍在内外二元框架之下，但“交集”却越来越大。从而使经济法制度上的二元结构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
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二元结构来看，这种二元结构与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联系更为密切。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划分，与地域上的国内与国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是与从事市场交易的主体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有关。因此，内部经济也可称为“内部市场”，外部经济也可以称为“外部市场”。通常，人们关注和讨论较多的都是假定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外部市场，而对内部市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对内部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则探讨较少。
所谓“内部市场”，是指组织体的内部机构、成员之间通过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市场。它是在“内部人”之间按照一定的“内部规则”从事交易活动而构成的市场。内部市场的存在，使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市场被分成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使市场主体所遵循的规则被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元分立”，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内部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恰恰是新兴的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如经济法是否调整市场主体内部关系，以及对内部关系应如何界定等），同时，也有助于完善经济法具体制度方面的罅漏。转（三）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
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等问题尤其具有意义。下面略做一点分析。
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来看，传统与现代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由于人们对“现代”所做界定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把“现代”界定为一个时间概念，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时间段，则可以认为，传统社会曾为一系列传统部门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社会则为现代部门法-经济法、社会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其与传统部门法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它是产生于现代社会，是为了解决现代社会产生的诸多现代问题才应运而生的。从而体现出突出的现代性〔3〕。特别是经济法通过对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社会公益的保障，以及对社会弱者的保护，对社会本位的强调等，都体现出与传统部门法的诸多不同。而传统部门法，如民商法等，对于这方面的保障则很不够。
此外，现代社会由于普行社会化大生产，分工更加细密，节奏更快，并且已经完成了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因而“陌生人社会”迅速形成，并在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互赖而又互动”的关系。陌生人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信息偏在问题以及信任、信用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带来了导致市场失灵的其他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确保现代社会的效率与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在私人主体难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的情况下，就要求国家建立相应的解决此类问题的制度，调整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同过去存在着很大不同的新型经济关系。由于这些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经济关系，是传统部门法所未予预见和未能涵盖的，从而也是其不能充分有效调整的，因此，建立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新型法律制度，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新型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便是客观之需。于是，经济法等现代法便应运而生了。这是在经济法产生问题上的一种重要解释。
从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二元结构来看，由于不同的文化直接会影响到不同的制度的形成，因此，许多学者都关注文化对法律制度的产生流变的影响。事实上，工商文化是与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直接相关的，而农业文化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因而不同的文化实际上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可能在总体上对应着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一个国家，由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两类文化极可能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一国在立法上的统一性，而且也会影响统一的立法在适用上的统一性。由于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主要是与工商文化相对应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对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镇经济更加适用，而对于工商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其适用的空间和效果，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已经被近些年来相关的研究所不断证实。就我国来讲，经济法的制定，不可能不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突出的二元结构；同样，在经济法实施方面，如何认识因文化上的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经济法实施受挫的问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上述的二元结构对于分析经济法的产生基础以及所适用的时代等问题，都是很有裨益的。
以上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提出和探讨了二元结构假设问题，它对于经济法学的研究具有基础性和前导性的意义。但是，作为具体的经济法研究，仅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还是不够的，因而有必要在下面探讨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三、在经济法学上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
在经济法学领域，还有一些在研究上具有特殊价值的基本假设，它们立基于上述的共通性假设-二元结构假设，能够为经济法理论的建构提供更为具体的前提和方法，对于研究经济法问题有更为直接的意义。这些特殊性假设主要有：
（一）双手并用假设
双手并用假设其实也是一个二元结构假设。其基本含义是，调节经济或配置资源的手段有两个，一个是市场的无形之手（通称“看不见的手”），另一个是国家（或称政府）的有形之手（实际上也是“看不见的”）。一个国家对于经济的调节需要双手协调并用。
双手并用假设的思想不仅在体现在经济理论上，而且在体现在宪法的规定之中。我国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这一假设①。即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国家则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双手假设，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在经济学上长期争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有助于更好地说明在法律体系中的私法与公法的关系、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等。事实上，经济法上的一系列具体假设，主要是在双手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如果只是单用一只手来调节经济，则在相应的法律形式上，可能只有民法或非现代意义的行政法，而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恰恰是在现代国家双手并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协调双手，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双手失灵等不足的经济法。
（二）两个失灵假设
与双手假设相一致，在经济法理论上还有“两个失灵”假设，或称“双手失灵”假设。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失灵假设，一个是政府失灵假设。在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进行调节的情况下，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妨害竞争、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信息偏在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而使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诸如公平分配、币值稳定等问题，也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由此便提出了市场失灵的假设。市场失灵假设在经济学界已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和应用。在假定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来在配置资源方面应起到的调节作用，在上述诸多领域却不能有效发挥，因此，只能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去加以弥补。而从总体上的能力、实力和现实可能性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由国家来解决上述市场失灵问题是更为合适，也更为现实的。从而，国家被推倒了历史的前台，开始了所谓的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或称“介入”的新时代。
对于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是否必然导致国家的介入和弥补，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效果，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许多的问题。由于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多头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这被称为政府失灵。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在配置资源方面都是无效的或低效的。因此，是否要选择政府配置，以及对于政府配置所产生的失灵问题如何来解决，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须要直面的问题。而如果选择了用政府配置来弥补市场配置，就应对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失灵问题有总体上的把握，特别是应当分析导致政府失灵的具体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而对于政府失灵的原因，解释是多个方面的。如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认识。这对于经济法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要深入研究两个失灵假设，必然涉及到失灵原因的探讨。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经济学界已经探讨较多，并为相关的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素材。从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或基本矛盾来看，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很基本的矛盾②。无论是在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领域，还是在政府干预的领域，这些基本矛盾都存在。在这些矛盾不能有效协调和解决时，必然会产生两个失灵的问题。例如，在市场调节的领域是很强调个体的营利性，崇尚效率价值的，但如果由此忽视社会公益性、漠视公平价值，则必然会加剧垄断、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宏观经济失序，微观经济失范，经济生活失真，从而使宏观调控也很难有效进行。同样，在政府配置资源的领域，如果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强调自己作为个体的营利性，并把自己的收益凌驾于社会公益性之上，如果只强调本部门、本单位的经济效率或经济效益，而忽视整体上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则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
此外，在研究两个失灵假设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重要的公共物品假设等问题，从而使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效应理论等都会对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提及的是，两个失灵的假设也导源于“有限理性假设”。根据有限理性假设，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在为自己的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而努力。但是，其理性是有限的，因而并不能有效地抑制市场经济波动，并不能解决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等问题。同时，政府也同市场主体一样，是“理性的经济人”，但由于它并不能获取全面的信息，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因而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此外，政府认识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政府也是由人来组成的，这些人也都是普通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因而在智力、道德等各个方面，同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自身的一些利益驱使，就极可能在配置资源方面产生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情况，从而产生政府失灵。
事实上，即使假设政府的组成人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在道德上都是非常优秀的，但由于信息偏在问题的普遍存在，由于政府很难非常迅速地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作出相应的调节回应，因而就非常容易导致政府失灵的问题。正因两只手都有自己的缺欠，因而才需要双手并用，才需要综合协调。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才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余地。
（三）利益主体假设
利益主体假设，即假定在经济法上，各类主体都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都会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利益的性质来看，经济法上的主体，可以大略分为国家一方（调制主体），以及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调制受体）。
上述的国家一方，要考虑国家（或政府）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社会公共利益，也要兼顾个人利益的保护。此外，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在国家的各类机构中，组成这些机构的成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益实际上是多重的，涉及到复杂的、多层次的法律保障问题。
上述与国家相对应的另一方，从经济意义上说，主要是市场主体（或称之为“市民”），从社会意义上说，主要是社会成员或社会实体、组织等。这些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按照自己的理性去行事。只有肯定利益主体的存在，才可能有法律规制的可能性。
经济法制度的实施必须尽量对各类主体的利益给予公平的、有效的保护，以实现各类主体利益的平衡。为此，在经济法上，不仅要像传统私法那样更关注私人主体的利益，也不仅要像传统公法那样更侧重于国家利益的保护，而且更要全面兼顾各类主体的利益，即不仅要在总体上兼顾国家与私人主体（企业、自然人等）的利益，也要兼顾各类主体的具体利益，这些具体利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益、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等等。由此使经济法在法益保护方面又具有许多自己的特色。
（四）博弈行为假设
与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直接相关，既然各类经济法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则必然要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理性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中，则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也可能采取不合作的行为。不管怎样，行动者都要既考虑自己的情况，又要考虑相关主体的情况，以求在互动的博弈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博弈可能存在于各个领域。它既可能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展开，也可能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展开，还可能在市场主体之间展开。对微观层面的主体行动进行博弈分析是很有价值的。
各类主体之间的行为，既然都属于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主体就需要关注其他行动者是如何思考的。因此，对于各类主体而言，分析“别人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在博弈活动中的成败得失。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假设，便是“理性预期假设”。该假设会提醒人们：任何主体都是有其理性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当国家要采取某种行动时，必须要分析该行动所影响的主体将会如何思想、如何行动。而这对于确保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效果，从而对于确保经济法的调整实效，都是非常重要的。
（五）交易成本假设
按照上述的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假设，既然各类主体都是利益主体，因而必然会关注自己的产权，必然要求产权界定明晰，也必然会关注为取得产权和保护产权所花费的成本；同时，既然各类主体之间都在进行着博弈行为，则参加博弈的各方，便都会关注自己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而衡量在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标，便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或者是与其相对应的收益的多少。因此，在利益主体所从事的博弈行为过程中，交易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此便在博弈行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成本假设。
随着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产权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认识的普遍提升，人们对于有关交易成本的基本理论已经耳熟能详。基于该理论，在经济法的研究上，不仅要重视微观主体或称私人主体的交易成本问题，而且还要重视国家的交易成本问题，特别是国家与国民之间，以及国家机关内部的交易成本问题。同时，应重视本益分析方法在具体经济法问题上的运用。
以上提出的五种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特殊的价值，它们具体体现了“二元结构”假设的要旨及其所包含的“非对称性”，有助于学界在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把经济法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当然，以上仅是列举了一些较为重要的基本假设，此外还可以有其他一些假设，但限于篇幅和需要，在此不再展开。
此外，提出上述假设本身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假设的方法在经济法学上的价值，以及如何将其用于经济法研究。为此，还应研究各类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是什么，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同时，尽管前面在探讨各类假设时也涉及到了经济法学的相关问题，但仍然有必要对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做一些探讨。
四、各类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上的价值及其应用
经济法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前提，需要有学界所认同的一个大略的“基础”，而基本假设的提出和确立，恰恰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认识需要不断深化，因而对于“基础”的认识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尽管对于“基础”本身的追求是否恰当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从研究的效率，从研究的整体推进的角度来说，对于基本假设这类较为基础的问题，还是应当有明晰的认识。
在法学研究中之所以要提出或借助于上述的基本假设，就是因为这些假设最贴近于一般的个体、最能够反映一般性的情况，与基本的人性、与市场行为的一般情况，也都最为接近。上述基本假设，大都来自经济学（以及相关的社会学），而按照一代宗师马歇尔的理解，经济学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经济法学的研究，或者是整个法学的研究，才需要借助于这些一般性的假设，发挥其在研究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独特作用，以解决法学研究方法不具有自足性，以及法学（而不是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距离，比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更远的问题。由于法律毕竟只是一种“写照”，毕竟总是存在着相对于现实的滞后性，并且，这种滞后性在片面强调“法制原则”的情况下还可能更加突出，因此，就需要通过借鉴，形成经济法学上的基本假设，来拉近法学研究与现实的距离，以确保法学研究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以上的探讨表明，从直接的价值来看，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为经济法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框架、范围和基础，这也是上述假设被称为“基本假设”的直接原因。它们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
此外，上述各类基本假设，实际上也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也是其重要价值的体现。从研究方法上看，对于新兴的、具有突出现代性的经济法来说，尤其应当注意方法的综合性，这本身也是必要的范式转换。事实上，法学研究不仅不能只注重单纯的“阶级分析”，而且也不能仅注重单一的“权利义务分析”。今天的法学研究，尤其应当多注意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其必要性导因于法律调整领域的广阔性以及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客观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与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相关学科之间自然应当打通。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各类主体的“微观特点”更加接近，也更能反映人类的较为根本性的东西，因而往往可以作为法学的某些方面的研究基础。而法学本身则更为“上层”一些，它需要通过相关学科的研究来发现和体现自我。
纽拉特曾指出，从科学史上看，假设总是会频繁地产生和消失，没有任何对它们进行排列的可能性〔4〕。但是，这并不影响对相关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学科，其基本假设应当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并且应当在内在联系上存在一致性。为此，有必要对上述各类基本假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一些探讨。这些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研究的价值，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应用的问题。根据上述对各类基本假设的分类及其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各类假设之间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在联系：
首先，具有共通性的不同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对相关层面的概括，也仅具有源自不同视角的相对意义。其中，理论-认知层面，更主要考虑了主体的价值；经济-制度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地域或称空间的影响；社会-文化层面，更主要考虑了实质上的不同时间的影响。
其次，具有共通性的二元结构假设，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其他假设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在二元结构假设中，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提供了一个非常基本的框架，它暗含了政府与市场的对峙，体现了不同主体的重要价值，从而为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等奠定了基础；经济-制度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体现了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问题，即提出了两个失灵假设等各类假设产生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其他各类假设的现实体现；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主要体现了时间发展上的不平衡，它是其他相关假设产生的更深层次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各类假设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在经济法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类假设，在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例如，从形式上看，两个失灵的假设在经济法理论上是很基本的，但两个失灵假设作为一种“对结果的描述性假设”，又与双手并用假设（这是对手段的假设）直接相关。而无论是两个失灵假设，还是双手并用假设，在更深层次上，它们都离不开利益主体假设和博弈行为。而在这两个深层次的分别侧重于主体和行为的假设中，又包含了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假设等，同时，它们还都与交易成本假设直接相关。
可见，上述各类假设是连为一体的，而不是各不相干的，从而它们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假设，使经济法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同时，各类假设与一些具体分析方法的内在联系也值得关注。例如，基本的二元结构假设，与系统论上的系统分析，特别是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以及整体分析方法等有关；双手并用假设，也与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等有关；博弈行为假设，与博弈分析方法有关；利益主体假设，与利益平衡方法和政策分析方法有关，等等，从而使基本假设在经济法研究方面有了更多的方法论意义，提高了基本假设在解决经济法理论问题上的应用价值。现略举几例予以说明：
1.从二元结构假设来看，它为经济法提供了一个从心理到经济，从政治到社会，从法律到文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有助于人们认识经济法究竟是公法，还是公法与私法交叉的混合法。事实上，二元结构的假设虽然较为宏观，但它毕竟提供了分析框架的边缘，从而使研究者能够以一定的（虽然也可能存在模糊状态）区域为“基地”进行研究。在公与私之间的模糊地带，是否有所谓混合法或第三法域的存在空间，是否能够存在与公法、私法相并列的社会法，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不过，根据二元结构的假设，结合客观实际，从总体上说，一如往昔，我至今仍认为经济法只能属于公法，而不是属于第三法域或社会法〔5〕。因此，二元结构假设有助于分析经济法的性质问题。
2.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如果一国仅用一只手，就不可能产生经济法。一方面，经济法虽然要保障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控，要保障国家对市场秩序的规制，但它并不是传统的行政强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法的调整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并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但它毕竟不是单纯的市场调节，更不是传统的自由放任。双手的协调并用，使双手都能够更扬其长而避其短，从而体现经济法的调控与规制手段的特点，体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上的特殊性。调控与规制所发挥出的调制功能，与传统的市场调节与行政命令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事实上，双手并用所体现出的合力，是对传统的调节经济方式所存在缺失的有力矫正。
可见，透过双手并用假设，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产生问题，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对市场经济的综合调整等问题，从而不仅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独立性，而且也有助于认识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内在联系。
3.从两个失灵假设来看，该假设实际上在经济法研究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近些年来，经济法学界一般都把市场失灵的存在作为探讨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的重要起点。按照目前较为流行的理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而就需要由国家来介入或称干预。而国家介入的法律形式，则主要是经济法。上述的解释，是目前较为通常的解释。这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有些方面还有待于再进一步细化。从双手并用假设来看，正是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因而对经济的调节才不能仅用市场调节这一只手，而是还要用国家调节这只所谓的“有形之手”。但是，在运用国家之手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而政府失灵的存在，主要导源于政府的失控。从现在影响较大的一些行政法理论来看，一般多是基于政府权力的不断膨胀，才认为有必要强调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因此，在行政法理论中，全部的或部分的“控权论”主张，实际上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它不是单纯地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或国家的权力，而是要通过如何适度分权，以及如何适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因此，经济法必然会存在一些有特色的方面，并因而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
两个失灵假设表明，经济法不仅要通过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要通过相关的规范，来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两个失灵的存在，对于经济法产生和存续必要性的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两个失灵假设，对于探讨经济法的发生论问题很重要。它更有助于说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更有助于认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殊性。
4.从利益主体假设来看，在经济法研究上重视各类主体的利益，真正关注不同主体客观存在的利益，有助于认识经济法调整方面的问题。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认识到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的独特利益；认识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利益和冲突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在各类主体之间去平衡利益，才能让各类主体更好地去代表和实现某一种利益。从规范的层面看，经济法主要是规定和解决相关主体的权力或权利的问题，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则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和平衡的问题。利益既是经济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法不断完善的重要源泉。没有代表特定利益的主体，没有相应的利益主体假设，就无法说明法律的制定、完善的动力机制等相关方面。因此，利益主体假设，对于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发展非常重要。
上面的一些举例表明，经济法学的各类基本假设，对于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都很有价值。事实上，在理论研究领域，以上述的“二元结构”假设和其他各类假设为基础，在经济法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自己特色的“二元结构”。例如，在调整对象理论上，存在着宏观调控关系和微观规制关系的二元结构；在体系理论上，有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二元结构；在主体理论中，有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二元结构；在行为理论中，有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的二元结构；在责任理论中，有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的二元结构，等等。此外，在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等相关部门法理论上，也都存在着一些以上述相关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具体的二元结构。这些都是二元结构假设与其他假设应用的成果，对于增进经济法理论的体系化或严谨度，形成内在和谐统一的“理论”，是很有价值的。
五、各类基本假设的局限性
前面探讨的各类基本假设，尽管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意义，但也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对此也必须要加以分析，以求对基本假设做更恰当的定位。
上述基本假设的局限性，首先来自假设本身的局限性。由于这些假设更多地是源自其他学科的假设，许多假设不仅本身尚需要不断地得到验证，而且是否适合于法学研究，是否有利于推进法学研究，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检验。
其次，二元结构假设的局限还体现在，它虽然已是各学科的学者都比较认同的，但并不是法学本身能够有效证明的。限于自身的特点，法学要在很大程度上从其他相关学科吸取营养，其中也包括基本假设等。但在上述假设的可靠性和证实性方面，法学很难大有作为。这对假设方法的应用也可能会产生影响。
再次，各类假设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为此，在运用这些假设的过程中，不应把各类假设绝对化。即应采行“相对论”，而不是“绝对论”。具体言之，一方面，上述这些假设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假设是否都合适，以及具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恰当性，还有待于接受理论和实践的检验，还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还有待于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另一方面，上述各类假设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系列的分析模型。这些模型的主要功用就是使分析更简明，更有说服力，等等。而作为“模型”，其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理论都是有局限性的，任何观点也都是一种“偏见”。为此，就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建设性的考虑，来看待各类基本假设。而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所能够建立的理论框架，也才是可以不断更新和不断发展的。
例如，在对二元结构认识方面，并非要强调“两极论”，即并非认为二元结构中只存在完全对立的两极。事实上，在这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往往是很重要的，按照中国的哲学思想，最可取的是“叩其两端而取其中”的中庸之道。而要“取其中”，首先要知道其两端，要以两端为起点才能知道何为“其中”。但关键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往往是不知两端为何物，因而也就很难作到全面地认识相关问题。二元结构的假设，恰恰是要给出两端、边界，也就是给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二元结构假设的相对性是很明显的。例如，经济层面的二元结构假设，曾经包括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等公私二元结构，而这些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两极中间还会存在一些混合的领域。例如，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还会存在第三部门，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可能有混合物品等。因此，二元结构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基本框架或平台，对于具体问题必须作具体分析。为此，哈耶克认为，把整个服务领域界分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业已为人们接受的二分法，是颇具误导性的；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之间（也就是在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作者注）保有一个第三领域，即独立部门（IndependentSector，即前述的第三部门）是至关重要的〔6〕。但是，能否因此否定二元结构的基本框架呢？能否因此如同一些论者引申出经济法就应当以第三部门为依托，以社团为主要主体呢？恐怕至少在现实的条件下还不能。尽管第三部门也是很重要的，尽管社团也有其重要的价值，但诚如伯尔曼所认识到的那样，自20世纪以降，教会早已不再构成对世俗权威的有效的、合法的抗衡力量了；在经济和社会秩序内的商人和其他自治团体或行业的习惯，在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控制下已经失去了效力〔7〕。
因此，尽管需要有第三部门的适度发展，尽管也需要对第三部门的壮大作出一些积极的倡导，但在现实中其地位无疑较为式微，无法和无力全面地替代国家，也无法真正成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者。
除了二元结构的假设以外，其他的假设也都具有相对性，特别是在经济法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尽管在经济学等领域都已经成为一些重要理论或重要假设，但是这些假设在经济法的研究上是否完全适用，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相关的研究，都还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
正因如此，对经济法上的基本假设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尤其要认识到这些基本假设是经济法理论展开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假设不仅确定了经济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宗旨、性质等问题，而且也确定了经济法上的主要研究方法。而这种有针对性地确立起来的研究方法，对于确保经济法研究的深入，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1]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七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些规定表明，我国已经在宪法上承认了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也就承认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宏观调控的普遍需求和不可或缺。
[2]经济法调整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同传统部门法调整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不同的。例如，民商法所要解决的主要是私人主体之间的私益冲突，而经济法则要解决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冲突，由此它们的调整方法、价值取向等会有所不同。
[3]在马歇尔看来，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性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页。
「参考资料
〔1〕张鸿骊。科学方法要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127-128.
〔2〕〔4〕[奥]奥托·纽拉特。社会科学基础[M].华夏出版社，2000.37-38.
〔3〕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J].中国法学，2000.5.
1．1项目选择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中
最重要的环节是选择教学项目。选择一个合适的项目，一方面可以包含教学任务中所要求掌握的技能要求，另一方面还能够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促进教学目的的实现。而如果项目不适当，则会使项目的实施和评价，以及反思的效果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削弱教学效果。因此，在项目选择上应注意：
（1）明确项目的类型。比如，“教师需要根据专业和学科的性质确定选择有结构的项目还是模板项目；然后根据实际的教学条件和教学需求选择运用模拟项目抑或真实项目；同时还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学习水平和能力确定将教学项目设计为单一性项目还是综合性项目”。
（2）确定项目的实施顺序。也就是要明确各个教学项目按照怎样的内在逻辑进行开展。要求教师仔细分析每个教学项目与实际工作任务的衔接点和衔接方式，然后按照实际工作任务的解决过程来进行各个教学项目的排列组合。
（3）注意相关知识点的链接。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确定教学项目实施中的各个环节具体涉及到的知识点。教师对知识点进行分析时要注重将课程标准中要求掌握的知识点内化为教学项目所承载的内容，还要注意掌握好知识、能力与项目任务的对接，力求通过对实务问题的逻辑分析和有效设计最大程度地将三者糅合为有机整体。
1．2项目规划完成项目的确立后
教师着手准备实施项目教学的前期工作，比如，依据项目的实施操作要求来制定合理的时间分配表；根据项目教学所实施的内容方式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物质方面的条件；还要将整个教学进程作为一个整体作具体的计划和详细的安排，并在此基础上将完善的教学活动规划制定出来。
1．3项目执行在项目的执行阶段中
要对项目计划进行具体的实施操作，也就是在实践意义上对选定的教学项目进行具体执行。项目执行过程中可以组建项目团队，项目团队的组成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几个人组成的小组，也可以是整个教学对象全体。在项目执行过程还要注意对实施过程进行及时检查，并依据实际情况对原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正。此阶段，需要注意的问题是：①选择合适的方式将项目呈现，引发教学对象的学习动机和求知欲，为进一步的学习做好铺垫；②对教学项目进行深入剖析，使该教学项目的设计目的能够为教学对象精准理解和把握，同时，该项目设计所要求完成的任务以及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和拟达到的目标也要使教学对象明确；③通过选择合适的教学组织形式，促进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并确定各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④适时转换教师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引导教学对象完成教学项目的实施，最终达到教学项目的预期目标。
1．4项目结束项目作品的完成并不意味着项目的结束
还要求教学对象对其项目成果进行展示，教师要给他们提供展示机会。通过展示成果，教学对象能够回顾和梳理自己完成该项目的整个过程，还能够与其他教学对象进行一定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对教学对象在项目活动完成过程中的表现和能力进行充分的了解，并可以引导教学对象对项目的执行情况、最终成果及学习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促使教学对象正确认识其参与教学项目的过程和最终达到的结果，并进一步进行反思，在有效反思的基础上予以提高。
2高职经济法教学中的“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举例———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
2.1项目选择
首先，教师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在对各个班级以及同一班级内部不同教学对象的水平深入了解的前提下，本着尊重个性的原则进行项目选择。做出选择时应注意：①选择的项目应繁简适度、大小适当、要求具体；②项目内部的各个分解任务之间要能够形成循序渐进的阶梯型的任务链，以便教学对象遵循这样的规律去建构知识体系。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教学项目可以引导教学对象获得清晰的思维路径，寻求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构建完整的知识脉络体系。基于以上原则，本部分选择的项目是“撰写消费者维权手册”。通过对消费者维权手册的撰写，学生在知识层面上能够理解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掌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能力层面上能够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解决消费纠纷。
2.2项目规划
在社会关系中，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所享有的权益也都可能会受到不同形式的侵害。然而，很多人对于自己是否属于消费者、享有哪些消费者权益却知之甚少，导致在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不能正确维权。针对这种情况，该任务要求制定一份消费者权益保护手册。要求手册内容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具有实用性。为了使手册的内容具有针对性，要求在撰写之前先设计调查问卷，对消费者进行调查。调查问卷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消费者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领域、概率、有无维权、维权的方式、消费者是否知晓自己的具体权益、是否知晓相关法律、是否知晓解决途径有哪些等”。问卷调查结束后要及时统计相关结果，然后根据掌握的相关数据来制定手册。
2.3项目执行
在各个班级内部进行分组，每组可以有四至五人，组长一人，组长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协调本组内各个成员具体分工协调，并在统筹编稿工作上整体负责。在调查问卷的制定上，由组长主持讨论，全体组员共同参与完成调查问卷的编写和修缮。然后在组长同意组织下，各组员共同进行问卷的发放、回收和统计工作。最后，组长统筹，各组员共同参与根据问卷调查编写消费者维权手册。该手册的内容主要应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及其适用范围；消费者权利；经营者义务；消费者维权的经典案例；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责任主体、解决途径及部门等。
2.4项目结束
这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项目评价。由教师主持，由各组长展示自己小组编制的手册，其他小组注意观察分析展示的守则并与自己编制的手册进行对比，找出自己的不足并加以补正。同时展开答辩，即其他小组的成员对展示手册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展示小组成员则负责答辩。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并根据各个小组编制的手册的完整性、实用性和答辩情况进行打分，评选出优胜小组。
二高职法学教学中“项目教学”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1“项目”的确定
如前所述法律类高职院校开设的经济法课程中，“项目”实际上是一种学习任务，而且这种学习任务的载体和表象是以一定的经济法律实务问题或者工作任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对“项目”进行选择和确定时应将以下原则纳入考虑范围：
（1）在经济法课程中，在选择教学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基层法律工作者日常工作的真实情境，以他们的日常工作过程为基础，将实践中常见的经济法律任务作为项目来源。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项目教学的作用，培养教学对象所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完善与该项职业能力所匹配的经济法律知识，同时还能帮助其培养和谐的社会人格和优秀的职业素养。“项目教学法实施一种基于完整人格发展的学习方式，使学习者获得职业工作所需职业行动能力，并使其在社会生活上成为成熟的社会成员”。因此，为了能够使学生培养完整的职业能力，实现项目教学的核心目标，必须以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将来的工作实践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真实的经济法律问题为出发点，以贴近并体现其工作过程中的真实情境为原则，来选择教学项目。教学对象的所需具备的核心职业能力是要有知识和技能来支撑的，所以，选择的项目要能够尽可能多的承载这些知识和技能。
（2）衡量项目好坏的标准是达成教学目标的容易与否。也就是说在选择教学项目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导向性，而这个导向就是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目标，具体包括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好的项目要求能够最大限度的承载教学目标，或者说判断一个教学项目是否为好的项目，就是看它是否承载了更多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如，处理消费者维权案件，对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来说，是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很常见的一项工作任务。如果以该工作任务为例设计为教学项目，则可以承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的权利、经营者的义务、纠纷解决方式等核心知识，并且还能够承载简易合同签订的技能。这一个项目就可以同时兼容法律职业能力形成所需要的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如法律文书写作和律师实务等。该项目并不只是对这些知识和技能的简单承载，而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教学对象要亲自参与实施一系列的活动。首先，要成为当事人的人，就要签合同；然后，要通过司法途径维权，还要撰写诉讼文书；在维权的过程中，还要与相关人员等进行沟通，与小组内的其他成员进行合作和交流等。通过参与整个的项目实施过程，教学对象的处理实务问题方面的职业能力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培养和提升，在写作、沟通和协调能力方面也会有提高，而且，通过实践和操作，专业知识不再是僵硬死板的理论和法条，而是发生了有意义的重组和建构，内化为教学对象的实际操作能力。
（3）确定教学项目时还要考虑教学对象的情况和授课的条件。“采用任务驱动法教学过程中，为更好实现教学目标，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和相关内容的掌握情况等学情，同时教学班级总人数，教学设施和设备等也在教学组织考虑之列”。最终若能够形成项目成果并展示出来，那么对教学对象的激励效果将更加明显。
2项目教学法实施中教师的地位问题
项目教学法从教学组织实施的具体情况来看，教师作用应该是设计、组织和引导。教学项目要得以实施，教师要做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要备项目，根据教学目的对教学项目进行选取，并进行适当的改造。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根据需要的功能来确定承载它的教学项目；然后将这个项目进行分解成，产生具体任务，而且每个单独的任务都要包涵相应的知识点和技能；最后，还要对项目实施所需材料进行统计。其次，要备教学对象。也就是要全面了解教学对象的学习能力、知识储备、兴趣爱好等，使项目与教学对象情况相符。另外还要将教学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状况纳入考虑范围，引导各个项目小组互相学习、竞争和提高。如果确定的项目不合理，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教学对象作为主体的地位被弱化，小组内部或者小组之间合作学习氛围淡薄等。这些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导致整堂课失败的诱因。同时，由于项目教学法的开展是根据教学目的，以任务驱动方式进行的，而不是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这样极易导致知识的系统性缺失。因此，教师一定要在每项任务完成后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通过这种方式来对理论知识进行归纳，使之系统化。因此，虽然项目教学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教学对象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极大的突出，其潜能得到了有效的激发，但整个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仍然不能动摇。
一、市场国际化与国际调节的产生和发展
市场是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市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它涵盖着一定社会经济的各行业、部门及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再生产各环节，它是由社会经济的各种结构及运行组成的一定的社会经济系统，犹如自然界各个生态系统一般。在同一市场中，各种要素有机联系和制约，形成完整的体系。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经济形态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各国和各地区就存在着许许多多相对独立、彼此基本隔绝的市场。后来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加之资产阶级革命消除了封建割据，各国范围内的各个分散的小市场相互渗透、融汇，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此亦即所谓“国民经济体系”。很早以前，也出现一些跨越国境的商品交换活动。只是由于过去交通、通讯等条件限制，特别是各国政权当局的严格管制，加之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经济自身缺乏强烈要求，跨国境的商品交换长期未得到发展，更形成不了国际市场。近代以来，由于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推动着商品经济进一步发达，科技发展同时还使交通和人们间其他联系工具和方式更加发达，跨国境的商品交换和其他经济交往逐渐发达起来。20世纪终于出现规模空前的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国际市场逐渐形成，并在继续发展。市场国际化作为一种趋势和过程，是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并呈阶段性。如果说中世纪末航海技术和航海事业的发达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殖民战争，可视为市场国际化的前奏，那么，19与20世纪之交，轮船、火车、航空及电话、电报业的兴起，以及后来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则正式拉开了市场国际化的序幕。
至20世纪末叶，由于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加之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局面结束，各国政府的管制措施相应放松或取消，为国际经济联系创造了适宜的国际环境，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进入了一个迅速、全面和深刻的发展阶段。推动市场国际化进程加快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只有它才为全球化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在因特网上，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而通过点击鼠标即可同全球任何地方的人们发生各种联系，实现信息、商品、资本和技术的流通。其速度、规模和范围是过去包括在诸如铁路、航海、航空以及电话、电报等交通、信息条件下所不能比拟的——过去人们所谈论的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当时主要还是一种理念化的东西，如今它已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一种现实的状态和趋势。市场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系统和体系，其中的各种经济要素的结构比例关系大致均衡和协调，并且是在不断的“不协调——协调——不协调”的矛盾运动中求得协调；经济的总体运行大致平稳和逐步发展，并且是在不断的跌宕起伏中求得稳定和发展。这是什么原因？其中必然有某种机制和力量在发挥作用。而事实上，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力量和作用机制不仅存在，而且多种多样。其中有些是正面起维护、促进作用的，有些则是反面起阻碍、破坏作用的。对于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能够或起码当初期望能够发挥维护、促进作用的力量和机制，被称为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可以分为社会经济内部（自身固有）的与外部的两类。内部调节机制主要指市场调节，即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自发作用。外部调节机制是指诸如政治的、社会的等各种力量和因素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自觉施加的影响。后者例如20世纪以来发生和逐渐加强的国家调节（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称为“计划调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国家基本上不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其调节机制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市场调节。19世纪末出现生产社会化并形成垄断以后，市场机制由于自身固有缺陷已不能充分有效地调节经济，国家调节应运而生。它在市场调节基础上发挥配合、辅助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调节作用。这就是调节机制的二元化。因市场国际化而形成的国际市场，也需要有相应的调节机制。国际市场的基本调节机制仍然是市场调节，只不过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市场调节。但是，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着诸如市场障碍、市场的唯利性、市场盲目性与滞后性等固有缺陷，[1]（P15-23）单靠它难以实现充分和有效的调节；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市场乃主要由各国的涉外市场共同构成，国际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来自各国，他们分别受到各自国家的管理和调节。也就是说，国际市场仍然受到各国的国家调节。各国的国家调节措施和力度不同，妨碍国际市场上市场机制的统一调节作用，并直接阻碍着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例如各国设置的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即如此。因此，国际市场迫切需要有新的调节机制，藉以协调或统一规制各国的国家调节，并弥补市场调节固有的不足。这种调节机制即为国际性调节，或称国际调节。这样一来，国际市场的调节机制便“三元化”了。[2]（P13-18）
国际调节的产生和发展是同市场国际化进程同步的。因为没有国际性市场，便没有国际性调节的必要；而没有相应的国际调节，国际市场便难以正常运行，甚至难以形成。同前面所述市场国际化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国际调节的形成和发展也呈现着阶段性。在国际市场萌芽阶段，市场的规模和运行主要由相关各国奉行的外贸政策的自由和开放性程度决定，各相关国家偶尔也会进行政府间的协商和协调。19世纪以后，首先在欧洲，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跨国境经济贸易活动逐渐发达，各国间进行的双边或多边协商增多。1815年还出现“欧洲协作”这种多国协作形式，在其存续整整一个世纪中召开了一系列多边协商会议，形成了比较连续和稳定的协商制度。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放弃长期奉行的重商主义，一度掀起贸易自由化。1880年英、法两国率先签订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双边协定——“科布登——切维勒尔条约”，并首创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模式。在英、法的带动下，欧洲各国之间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自由通商、航海条约，还签订了莱茵河自由航行公约。这些即为早期的国际性调节措施，这些措施使当时国际贸易额大幅度上升。（P4）
随着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在对国际性市场进行协调和调节的双边、多边条约继续增多的同时，一些带全球性的公约和国际性组织也逐渐出现。其中重要一点的例如：1804年欧洲成立了莱茵河管理委员会、1865年成立国际电报联盟、1874年成立邮政总联盟、1883年成立国际保护工业产权联盟、1886年成立国际保护文学艺
术作品联盟、1899年成立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以上这些国际组织虽然主要是政治性或行政性的（因而被人们称为“国际行政联盟”），（P20-21）但同经济也不无关系。20世纪以后，为适应市场国际化的发展，要求加强国际性经济调节，建立作为其载体的国际调节组织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国际联盟。它虽然主要是政治性组织，具有广泛职能，但也包括处理和协调战后经济和社会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年签订了《联合国》，建立了联合国。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最有权威和影响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及其体系下有关金融、贸易等方面的专门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即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在国际经济生活中担负着十分重要的国际经济调节职能。上述后三个机构被誉为战后西方世界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二战以后还出现了各种区域性组织，如欧洲联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非洲统一组织（OAU）等，它们也对所在区域和全球的经济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都是现代国际市场国际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5年在GATT基础上，诞生了一个新的全球性经济（调节）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它成为当代国际调节机制的中心和主力，标志着市场国际化和国际调节机制发展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国际调节的性质和特征国际调节或称国际性调节，是国际市场（国际社会经济）的一种调节机制或调节活动，它是由两个以上国家或区域性、全球性组织，通过协商或签订国际条约，或以国际性组织的决定等形式，对国际市场的经济结构和运行实行调节，以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国际调节同市场调节、各国的国家调节互相配合、制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国际市场的经济调节机制体系。国际调节同市场调节不同，它不是社会经济自身固有的由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机制，而是从外部施加的作用和影响，并且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不同于其他并非以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为目的的社会事件，更不同于各种自然现象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至于同各国的国家调节比，他们在调节主体、作用范围和方式等方面区别十分明显。国际调节虽然也需要各国国家调节的配合，但前者往往是对后者的某种限制和约束；特别是当国际市场尚处于形成阶段，尤其如此。
本文后面在论及迄今为止国际调节现状时，将鲜明地体现：包括WTO在内的国际调节实际上主要是以各国的国家调节作为其调节对象（客体）；或者说，迄今为止的国际调节主要是对各国国家调节的一种再调节。国际调节在调节主体、客体（对象）、领域、方式（手段）等方面，都有鲜明特征：
（一）国际调节主体调节机制作为一种力量和作用，必有其载体，此即调节主体。
国际调节主体是国际性的。从主体构成成分来说，迄今主要是由两个及其以上国家构成，包括双边、多边、区域性、全球性等形式。从成员组合方式来说，有些仅仅由各成员国协商或通过签订（加入）有关条约、公约，协调各国对所涉及的国际市场的管理活动，达到共同调节国际市场的目的——这类主体可姑且称之为“纯契约型”调节主体；有些则除缔结共同协定外，还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由这些机构负责实施协定，执行一定的国际调节任务——此可称为“组织型”调节主体。以上组织机构中，有些只是临时性或松散型的，它们主要起一种联络、协调作用——此可称为“契约型组织”；有些则是有常设机构较为稳定并具有法律人格的组织，能够依照有关国际法律规范独立行使职权，执行国际调节任务——此可称为“法人型组织”。
同上述情况相适应，各种类型主体在其职权和权威性方面也是不相同的。从市场国际化进程和国际调节机制形成演变史看，国际调节主体的形态，基本上是由双边、多边发展为区域性和全球性，由“纯契约型”、“契约型组织”发展为“法人型组织”。20世纪以前，担负一定国际调节任务的主体多采取双边或多边协商、或签订条约的形式（即“纯契约型”）。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陆续出现了许多国际性组织，但直至20世纪中期，这些国际组织多为较松散、职能有限的机构（即“契约型组织”），例如GATT直至乌拉圭回合结束都基本属于这种类型。20世纪中期二战结束后以联合国及IMF、世界银行等组织为代表，出现了许多结构严密、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国际组织。
1994年由GATT演化而诞生的WTO，是这种“法人型”国际调节主体的典型代表。例如：WTO一开始就具有法律人格。《WTO协定》第1条、第2条规定：“建立世界贸易组织”，“为处理其成员国的贸易关系提供共同的组织机构。”第8条规定：“WTO具有法律人格，每个成员方都要赋予WTO以行使它职能所必需的法律能力。”该条并规定了WTO及其官员为履行职能所必需的特权和豁免。WTO不像GATT那样仅是一种临时性协议，它为国际贸易制定了“更有力和更明确的法律体制”（《马拉喀什宣言》）。其多边贸易协定“法律文件”对所有成员国具有约束力（《WTO协定》第二条）。“每一成员都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前引第16条）。这奠定了WTO规则”优于各国国内法的宪法性原则“。（P31）WTO有正规的组织机构，建立了健全的决策和运行机制。它除设”部长会议“外，还有常设机构”总理事会“。下分设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和知识产权理事会。还设立了”争端解决机构“（DSB）——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部门；设立了”贸易政策审议机关“（TPRB）——这是监督机关。此外还有由总干事率领的秘书处，作为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班子。WTO同IMF和世界银行一样都是具有法律人格的国际法主体，但由于WTO的职权和所管理的经济领域远比后二者广泛，因此它是国际社会经济中更为重要的、综合性的国际调节主体。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许多区域性组织，它们也是一种重要的国际调节主体。它们不但对本区域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调节作用，也对该区域外乃至全球经济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欧盟是其中典型例子。它不但直接调节着该区域及其所属各成员国国内的经济，并且在全球经济生活中充当着重要角色。欧盟各成员国分别参加了WTO，欧盟本身也作为WTO的独立一员。如前所述，迄今国际调节主体主要是由各独立国家为单位组成的各种形态的国家联合体，但也有些非政府（民间社会）的国际社会组织，在某种范围和程度上对国际经济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例如国际证券监管者委员会即为这种国际社会组织。
（二）国际调节的客体（对象）
国际调节的客体主要是国际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关系。所谓经济结构，主要是指国际市场中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产品（服务品种）结构，地区结构等，是以上各方面的各种比例关系。所谓经济运行，主要是指国际社会经济的总体及构成总体的经济各方面、再生产各环节的变化发展状况。国际调节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促进国际社会经济的各种宏观结构能保持动态平衡和协调，避免各种比例失调，维护经济总体运行稳定和持续发展，避免经济发生大的动荡起伏或停滞衰退，特别是力求避免和克服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本文前揭所列举的各个时期出现
的国际经济调节主体，其设立宗旨和后来的调节活动，都围绕着以上基本调节任务。
我们不难发现，每当战争或各次国际性经济危机发生前后，国家间的经济协商与合作往往十分频繁，国际性条约和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其原因正在于当其时也，作为战争或经济危机的对策或作为其教训与启示，迫切需要采取国际调节措施，以调节国际社会经济的各种结构和运行。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前后的情况便如此。1943年制定了《大西洋》，把建立稳定的金融秩序和贸易自由体制列为基本内容。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金融会议，制定了以稳定汇率为主要宗旨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建立世界银行等文件，并拟制了“国际贸易组织”。（P7）不久，IMF、IBRD、GATT相继建立。联合国也在这时宣告正式成立。国际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关系作为国际调节的基本客体，在不同时候有不同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从历史演变上看，迄今为止，国际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家之间经济关系。①而欲调节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首先遇到和必须处理的，是因各国政府对各自国家的经济管理和调节而发生的各国之间的关系，简称各国间的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各国对各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其涉外经济那部分）所实行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如不能恰当协调和处理，势必妨碍国际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并且，它直接阻碍着国际市场（即国际社会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育。
所以，迄今国际调节的首要任务是约束和指导各国政府的经济调节管理行为，协调和处理各国之间的经济调节管理关系。即使对于WTO来说也仍然如此。这就是如人们所说，WTO主要是规制政府的。或说，“入世”主要是“政府入世”、“规则入世”。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国际调节在当前主要是对各国国家调节的再调节。WTO对各国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规制，其目的在于排除因各国管理政策、制度和措施而给国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正常运行造成的障碍。市场障碍有两类，除各国政府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等之外，还有如跨国公司等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对国际市场造成的障碍，如与垄断相关的限制性商业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于后一类障碍，WTO迄今尚未正式干预，但已开始注意到对非政府的社会经济组织经济行为的干预和调节。已有许多规则包含着对跨国公司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行为的约束。表明今后要制定“竞争政策”规则“限制性商业行为”。例如TRIMS第9条规定：“在不迟于《WTO协定》生效之日后5年货物贸易理事会应考虑本协定是否补充有关投资政策和竞争政策的规定。”其中的“竞争政策”就主要是针对跨国公司的“限制性商业行为”的。虽然后来进行的多哈谈判进展十分艰难，2003年9月的坎昆部长会议无果而终，但相信各国最终总会找到妥协的途径。今后WTO的规制对象除各国政府外，将会越来越重视对跨国公司这些社会组织的规制。WTO重在对各国经济管理行为的规制，这是当前市场国际化进程所处阶段决定的。当前国际统一市场并未完全形成。各国家的存在，以及各国国情和行使方式等等差异，必然会制约着国际市场化进程。国际调节是一种新的正处于形成初创阶段的调节机制，它必须和只能针对国际市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采取措施，不能全面顾及所有方面。至于今后，国际调节的对象和领域肯定会不断发展，WTO的调节对象和领域也会不断拓展。这种情形好比20世纪初国家调节刚出现时主要针对垄断采取规制，而以后再扩展到采取运用计划及财税，金融等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还采取“国有化”和“私有化”那种国家直接参与投资的调节方式，从而使国家调节臻于发达和完善的地步。
（三）国际调节的领域
国际调节的客体既然是国际社会宏观经济结构和运行，其调节领域必然涉及国际社会经济的总体和全局，必然要涵盖社会经济的各产业、各行业、各地区和再生产各环节。当然它不需要也不可能管得太细太死，而只是关注那些对国际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关系十分密切和关键的方面和部位。国际调节所涉及的经济领域一般分为：国际贸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对于这些经济领域中的经济活动，国际调节只涉及其中同宏观经济结构和运行相关的部分和方面，而不干预各平等经济主体间正常的经济活动。在需要国际调节介入的经济领域的部分和方面中，有一个方面较为突出且具有特殊性，此即国际市场竞争的规制问题，包括反垄断、反不公平竞争、反倾销等。这些是国际市场经常发生的，它们直接扭曲国际市场价值规律（即市场调节机制）的正常作用，妨害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因而是国际调节必须加以规制的。这一点虽然早就引起一些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他们呼吁有关国际组织制定国际竞争规则。但实践中进展缓慢。迄今主要是在其他有关货物贸易、知识产权和反倾销、反补贴②等法律文件中作了一些规定。今后关于国际竞争规制的立法和制度将会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WTO同包括GATT在内的以往国际调节主体比较，所管理和调节的经济领域有较大扩展，并有向更全面发展的趋势。WTO不但在货物贸易方面，把过去游离于GATT之外的农产品贸易、纺织品贸易纳入管理轨道，通过了《农产品协议》、纺织品协议（MFA），而且还扩展到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等重要领域，分别制定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同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同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并设立了相应的理事会（委员会）负责实施。将服务贸易和投资纳入WTO管理和调节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服务业涵盖门类十分广泛。
20世纪末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出现许多新的服务种类，如金融服务、电讯与计算机服务等。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在其国民生产总值和出口总额占的比重越来越大。（P346）早在东京回合谈判中，美国就曾倡议把服务贸易列入多边贸易框架。至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后，终于通过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一涵盖服务贸易各个方面的框架协议。GATT原来根本没有涉及投资问题。虽然早在1948年的哈瓦那中，就曾把鼓励生产性投资的资金国际流动列为目标之一，承认国际投资“在推动经济发展与重建及以后的社会进步，具有重大价值”，但“各成员方有权采取任何适当的保障措施以保证外国投资不用作干涉内部事务或国家政策的根据。”只要求各成员方采取“以保证在其所辖区域内不从事（限制性商业）措施????并协助（国际贸易）组织制止这类措施。”③1973-1979东京回合期间，美国等曾提出讨论东道国对外国投资的“当地含义”和“出口表现”两项经营要求问题，因发展中国家反对而没有结果。1982年发生美国诉加拿大《外国投资审议法》一案（“FIRA”案），GATT专家组在审理中涉及对外国投资的“当地含量”、“当地制造”和“出口表现要求”等规定是否违反GATT的问题。这引起了人们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问题的关注。乌拉圭回合经过反复协商，在综合各种方案之后，于1994年终于达成一致，通过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协定》（TRIMS协定）。TRIMS协定是第一个世界性的有关投资问题的立法，是“向将贸易规则扩大到投资政策方向迈出的第一步”，[3]（P424）它将开启投资领
域全面进入WTO国际调节范围的新阶段。迄今为止，有关金融领域的国际调节和监管任务，主要仍由IMF和世界银行担任，但在WTO框架中的GATS，也涉及大量金融服务贸易问题。GATT还设立了一个“国际收支委员会”（BOP）。GATT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一直同IMF关系密切。GATT第12-15条规定，对于一国是否陷入国际收支失衡，要由IMF作出认定或证明。因此，GATT的“国际收支委员会”离不开IMF的合作。[3]（P49）WTO除了所调节的社会经济领域有明显扩大之外，对各国政府的经济管理权的制约也比以往广泛。前面提到的服务贸易、投资政策以及知识产权等许多问题，过去被认为理当属于各国正常管辖权和国内法范围，亦即国家范围，但WTO如今却广泛介入。WTO不仅加强了对各国政府的调节，还开始注意到对非政府的社会经济组织经济行为的干预和调节。
（四）国际调节的方式（手段）
国际调节需要采取哪些基本方式（即进行哪些基本类型的调节活动）？这除了由国际调节的基本任务所决定外，还主要同国际市场存在着的其他两种调节机制——市场调节以及各国的国家调节——的情况相关。市场调节本存在着一些固有的缺陷（局限性）。而各国的国家调节，由于各国间的国情不同、利益不同和行使方式不同，因此对各国经济（包括其涉外领域）的管理政策、制度和措施便不同，各国对于市场国际化、全球化进程所持态度也不同。各国往往设置各种障碍（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是直接关系到国际市场的形成和能否正常运行的障碍。正是由于上述两种机制存在缺陷，才需要国际调节，因此国际调节的基本作法，首先便分为针对国家调节局限性而采取的对各国（政府）经济管理调节行为的规制，以及针对市场固有缺陷而采取的调节措施。
1、对各国政府经济管理行为（国家调节）的规制。
规制的领域主要同各国的涉外经济相关——即同国际市场的形成和正常运行相关的各国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包括相关的制度、立法、政策和措施。规制的目的是尽可能使各国上述那些管理行为基本接近或一致，尽可能克服、排除各国为市场国际化所设置的各种障碍（壁垒）。为此采用的基本手段通常包括：（1）协商——签约——组织。即当事国之间自动协商，或由国际组织出面安排或组织有关各国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或签订协议或条约，或进而建立国际性组织，以协调和统一行动，共同促进和维护国际市场的形成、发育和运行；（2）调解或调停。即各国之间或各国同国际组织之间发生争执时，由国际组织或其他第三方对当事各方进行居中调解和斡旋；（3）裁决与制裁。当事方因发生违反国际义务而损害他方或国际社会经济利益情形，诉诸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通过司法或准司法程序，强令其履行国际义务或赔偿损失，以维护国际市场秩序。
2、针对国际市场固有缺陷的调节。针对市场固有的三缺陷，国际调节需分别采取三种方式：（1）针对国际市场难免存在的限制竞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国际调节需要对市场竞争进行强制干预，规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2）针对市场的盲目性和市场调节滞后、被动性，国际调节需要采取指导调控方式，如全球经济统计数据，提供信息资料，作出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测，提出各种政策、发展建议，并制定有关政策，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引导各主体的经济行为，以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协调、稳定和持续发展。（3）针对市场的唯利性，在运用前面引导方式尚不能完全奏效时，有关国际经济组织还可以自己可支配的资本直接投入到某个领域或地区，以期调节经济结构和运行，例如IMF和世界银行以往所做的那样。④上述两种调节方式密切关联，并有所交叉。例如，对各国政府的规制，主要意义在于排除国际市场形成和正常运行的障碍，这同市场竞争规则密切相关。国家设置的各种壁垒也是一种限制。对各国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规制，除主要在于排除国际市场形成障碍外，国际调节主体也还通过信息、提供建议等指导调控方式、影响各国政府决策，并由政府引导该国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
反过来说，针对市场缺陷的三种调节方式，也分别适用对各国政府的规制，只是这个时候各个国家被当作法人对待了。国际调节最终目的是影响国际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经济结构和运行最终由全体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所构成。国际调节从其达及最终被调节主体所经过的环节看，它又可分为直接式与间接式。间接式是指国际调节首先调节各国政府管理行为，通过它最终影响各国的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直接式则无须通过各国政府这一中间环节而直接达及最终被调节主体。WTO迄今主要是对各国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规制和调节，但调节方式和效力有所加强。相对以往GATT，由于WTO是具有法律人格的组织，它不仅为各国之间协商谈判提供场所和条件，它制定的规则具有法律效力，其成员国必须执行。不履行规定的义务，将导致受到制裁的后果。以往GATT协定对各成员国的约束多是一种柔性即导向性的，成员国可以保留许多适用例外和“豁免”，即使是已承诺应当履行的条款，如违反，国际社会往往也缺乏可行的强制措施。WTO相对以往GATT，它减少了许多“适用例外”条款，废止了“灰色区”，从严规定了“豁免”（weive又称“解除义务）”。⑤这加强了调节措施的普遍适用性。WTO通过了《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设立了DSB这样的准司法机构，因而有力地保障协定的实施，保障WTO对各国的调节。
「注释
①这里包括区域性经济组织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同其它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因为区域性组织也由其相关国家组成，是某种形式的国家联合体。
②现在国际上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际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核心实际上是竞争规制问题，纷纷建议加强国际竞争规制，并把反倾销纳入竞争法轨道。对此，可参照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第306-307页。
③参见《哈瓦那》第三章第12条，第五章第50条。
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在成员国国际收支发生不平衡时，向其政府提供短期贷款，以促进使其国际收支平衡。世界银行的做法，是向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府机构和政府所担保的私人企业，发放用于生产（或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目的的长期贷款；它并设立了多边投资保证机构（1988年），向其他投资者提供政治风险担保，鼓励私人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以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上述两组织的信贷相互配合并且各有所侧重。其基本宗旨都是为了调节国际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
⑤《WTO协定》第9条把批准豁免权的表决票从原来2P3提高到3P4，其附件IA中《关于GATT1994义务的谅解》中的规定，除已依照程序延期者外，“在《WTO协定》生效之日仍然有效的任何豁免均应终止。”
「参考文献
①这里包括区域性经济组织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同其它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因为区域性组织也由其相关国家组成，是某种形式的国家联合体。
②现在国际上学者们越
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际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核心实际上是竞争规制问题，纷纷建议加强国际竞争规制，并把反倾销纳入竞争法轨道。对此，可参照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第306-307页。
以法律价值扭合与法商复合理念为考量长久以来，之于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争议不断，在政府工作报告给予官方认可之后，学界争议暂时搁息。但之于经济法理念价值的思辨，法学学者仍然力求日新。2根据漆多俊教授的观点，经济法的价值亦不外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其指出，“以上各项价值及他们间的层次关系，无论对于法或对于其他社会规范，是一致的，这是它们共同的价值体系(价值链)”；“经济法是法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同一般法的价值一样，它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的价值链的中心环节也是效率与公平”。笔者认为，这并非是法价值的简单堆砌，而是相互关联、有机联系。真正被累加的要死，形成法价值净效应的合拢。之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的价值体系，不妨视为某种程度的缔结与扭合；从另一方面观察，“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的价值体系完成经济法乃法之一部的有效证成，使其与政策规范相区分。笔者赞同漆多俊教授的观点，还落于其与法商复合理念的契合。笔者将法商复合理念分解，“法”对应制度与规范，“商”对应经济与管理。则探求制度、规范、经济、管理背后的价值关怀，仍可得出正义、公平、效率、秩序的结论。而漆多俊教授强凋的中心价值链“效率一公平”，恰与“经济一规范”中的“效率一公平”吻合，使之(“经济一规范”)与经济法又存在某种冥合。鉴于法商复合理念的提出，仍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漆多俊所提的法价值已然包括四项内容，何以法商复合理念之“法”只有两项内容。笔者认为，不应简单囿于所谓广义与狭义的文字之辩，尚应另觅佳径。具体而言，包括两点：其一为法制与法治的区别，法商复合理念之“法”强调法制(静态居多)，与“商”对应；漆多俊教授所提的法价值由应然角度出发，发端于法治的思考，故而内涵不同。其二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对照经济基础，法(规范)同步体现的价值便只得后退。
(二)主导价值
以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为考量之于经济法的特殊性，其主导价值不应简单落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所烘托的价值可以视作其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笔者认为，人是社会性群居动物，“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仅就概念而言固然存在字面差异，但究其实质，探其逻辑，则应属连贯一致无疑，并无相悖之处。强调经济法的主导价值，作用有三：第一，符合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逻辑。科学本身是人的一种理性思维运动，与人性有着天然的联系。休谟指出，因其潜在地受制于人们的认识范围且要由其的权力与能力来判断，所有各种科学均或多或少地与人类本性有关，也均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关于人的科学。西方古典人文与近现代人文主义的实践已经证实：人性问题是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第二，勾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政策。笔者认为，社会本位是异于(但不介于)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的“第三条道路”。经济法价值由人本观念主导并不意味着其政策性有所削弱，经济法所带有的隐性公法色彩业已基本得到学界的公认。与以主体法律地位平等为前提假设的民事法律不同，经济法与政策的关系要紧密得多。所幸的是，当下政策同样倡导“以人为本”的和谐，使得经济法所受政策影响间接成为经济法主导价值的佐证。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在不同时代的侧重各有不同，当下经济法理念中“以人为本”的诉求突出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表彰。“第三，厘清与法经济学的关系。12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伊始至今，影响最盛的当数法经济学思潮。除了在分析方法上为经济法的正当性提供了一种间接证明外，它成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一定程度上支撑经济法存在与发展。然而，法经济学有其固有特性——在法经济学领域，一切法律制度作为一种被经济效益(成本与效率)衡量的对象以及衡量经济效益的一种尺度。有学者从“道义价值”、“功利价值”、“实证价值”来论证经济法学与法经济学的关系，固然为两者区分提供有效依据，但笔者认为人本观念的架构，除了夯实民法之外经济法的特殊地位，也进一步明确“经济法学理念”与“法经济学工具”的关系。
(三)辐射还是反映
管窥部门法反映经济法理念的“悖论”之于部门法反映经济法理念，似乎存在悖论：部门法既然反映经济法理念，其何以不是经济法之一支?笔者认为，解释这一“悖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部门法的划分与现行法的制定并未完全吻合。“部门法”的提法，或滥觞于中国法理学界的理论划分，多对应于应然体系；现行法的制定则是依据现实生活所需，由政策或习惯转化而来，多受命于实然需要。例如，关于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的部门法归属，似乎存在纳入商事法与金融法两可的情况，甚而一些金融法领域的学者根据现实需要与国际潮流，将民法中担保法亦纳入金融法研究范畴，力图使之体系日臻完整。之于经济法所周延的对象，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仅竞争法的归入在学界尚无较大争议。“部门法”既是动态变化的，用静态的形式逻辑进行判断或者实现类似民法上的“涵摄”，多少存在困难。有学者提出经济法“时空性”的特点，意在验证经济法的发展与融合、逡巡至圆熟，笔者简陋，仅假借“时空性”特点作为部门法变化演绎的理论依据，以证与现行法不存在全然的“对号入座”。第二，基于程序事项的需要。以婚姻登记与物权登记为例，登记本身具有行政色彩，婚姻登记与物权登记确属行政程序无疑，但仅就常识而言，亦能断定婚姻法与物权法不属行政法之流。究其立法的原因背后，乃基于程序事项的需要，以表彰或确认相应法律关系或权属关系。第三，基于解释学的技术。以刑法醉酒驾驶入刑为例，刑法学的解释借助社会危害性、可非难性等价值判断、犯罪构成要件等工具，而笔者以法经济学之外部性解释，似乎亦能自圆其说。法律规范的犬牙交错与成文形式，为解释学的活跃提供了空间，基于各部门法的理念对法律规范的解释，为法律规范的“良法证成”与修葺完善提供条件。但是笔者认为，(其他)部门法反映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理念的表述或存瑕疵。考虑到法律的消极性，使用“反映”一词或有不妥。笔者认为，应当是经济法理念的辐射效应，对其他部门个别或些许法律规范的深入。以侵权责任法为例，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一次明确在法律中使用了“惩罚性赔偿”的概念：“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与大陆法系的一般民法理论——以填补为要旨，多有不符。但衡酌其立法时间与立法背景，《侵权责任法》此一立法规定受经济法理念影响(辐射)的颇深痕迹显而易见，但若言其旨在反映经济法理念或难成立。法律在其消极性之外，作为固有制度的存在，其推定力与拘束力对社会正向的有效效应，成为其他立法的有益借鉴。对于经济法理念的辐射，理宜亦然。
二、经济法的价值回应：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涵盖之殇
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同一主体(不论自然人或法人)由于不同法律部门调整对象与调整任务的不同，以不同的身份成为不同法律部门的主体，对该“身份”的概括与类型化即是对不同部门法主体的提炼。“经济法是否存在自己的独特主体制度，关键就在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任务是否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于其主体产生什么特殊要求，赋予了何种权利义务，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主体特色。”李友根教授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可概括为经营者、消费者与政府。”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概念已经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使用，且法律对其亦有明确定义，是市场规制法保护或规制的对象。在确定经济法的主体为消费者、经营者与管理者之后，以何者为中心，三者的利益如何衡量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赞同徐孟洲教授的观点，应以消费者为中心构建经济法的主体体系。根据徐孟洲教授的观点，“‘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以消费者为本”’、“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消费者也应该得到优先保护”、“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应该给予特殊保护”。20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由还有如下两点：第一，消费者的保护需要建立并完善各种措施与制度，并非消费者保护的单行法所能解决。在现代社会，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除了依靠基本的民法外，必须依靠经济法，发挥政府与消费者组织的作用，运用经济法理念与调整手段，体现政府的管理与参与。相关法律或者直接为消费者的保护而制定，或者将消费者的保护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是消费者保护的专门制度，体现以消费者为本的观念。第二，国家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理念较之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理论更为直接。“市场失灵”、“无形之手”的缺陷构成经济法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但笔者认为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界限较难廓清，因其建立于“否定”之上的理论，伴随固有的间接性。不妨以国家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理念奠定经济法的主体体系，毕竟政府何时干预、如何干预都是依赖于对消费者行为反馈后的决策，而消费者保护是贯穿始终的，具有直接性。国家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理念与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理论，窥其实质是一物两面，但以消费者为本的理念可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效。此外，强调经济法之法律关系主体一方恒为国家，易与行政法混淆，经济法的社会性色彩消褪。就此而言，关注以消费者为本的理念，实践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亦颇有必要。
(二)回应经济法价值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辐射效应经济法属于由公权力合理敢于(市场)经济的法律，通过综合的调整手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经济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经济法法益目标的深入与具体化，使得经济法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更具针对性。。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造经济法的体系，就是以市场规制法为主体构造经济法的体系。因为市场规制法有着共同的主体(消费者、经营者与管理者)，其调整市场的竞争关系与交易关系，以消费者的保护为基本价值追求设计经济法的规范与体系，可以增强经济法的体系性和不同制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提升消费者保护的力度。具体而言，其能体现其与民事法、商事法、金融法、社会法的内在联系，甚而有效发挥经济法理念的辐射效应。依徐孟洲教授所言，“概言之，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建经济法的体系是现阶段中国消费者保护现状的需要；是‘以人为本’理念在经济法中予以落实的需要；是推进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体系化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法内在体系和谐的需要。”
三、经济法的价值表彰：扬弃部门法理论的对峙与融合
(一)实践需求
经济法的发展进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改革开放最强烈、最直观的呈现无疑是一种渗透于经济、政治与社会各个领域的转型。强烈而直观的社会转型过去存在，现在正在发生，将来也会出现，如此的社会转型孕育着巨大的法律调整需求，实践需求催逼经济法的酝酿与成型，勾勒经济法的发展进路。转型脉络抑或清晰可陈，但经济现象浩如烟海，笔者仅枚举几例典型并试做如下概述：之于“三农问题”，中国农村已由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逐步规范，市场运作的发展机制逐步渗透，农村金融的形成机制逐步发育。解决“三农问题”，既要运用市场机制鼓励农民参与市场交易、投资设立乡村企业，又要通过粮食补贴、小额信贷扶持等公共管理机制予以扶助，两者的交叉运用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筹。而当农民逐步成为消费者时，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法理念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既要考虑民商法层面的公司治理与股权结构，还要考虑国有资产法意义上的国有金融资产监管。国有金融资产监管本身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筹当无异议，就公司治理与股权结构而言，涉及上市公司对金融}肖费者的投资保护问题，贯穿以消费者(保护)为重点的宗旨，依然反映了经济法的理念辐射。之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27，构建法人治理结构是其类型化治理的核心。与一般的营利性机构不同，事业单位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其在适用“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Theory)时势必涉及社会公众，且事业单位理事会构建也遵循吸收外部理事的做法。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主要目的即落于减政放权，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完全适用行政法显然已无法满足时展的需求，基于教育医疗的服务对象实属消费者无疑，其部分法律关系由经济法调整是更优选择。上述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经济面临转型问题的缩影，亦由此可见，除了政府主导之外，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鲜明特征还包括“体制转型”与“进程压缩”。所谓“体制转型”，意指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来，由于缺乏发育成熟的市场机制以及配套的制度设置，这种转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不牢固，尽管推动这一转型的力量理论上会越来越增强。所谓“进程压缩”，意指中国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二百多年走过的路，迈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门槛，这种跳跃式的速成发展诚然给国人带来了莫大的欣喜，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巨大的惊呼，但同时由于过分强调速度而忽视质量也遗留了无数的问题。“体制转型”与“进程压缩”的经济实践导致众多经济与社会问题以一种“叠加式”或“复合式”的形态存在，为经济法的发展进路明确方向。
再证之科学发展的历史，几种相关学科交叉而综合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或称边缘学科，或称交叉学科甚至称为综合学科者，其例并非鲜见。在自然科学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也不断出现新的突破，终至形成各种跨学科的新兴学科者，有物理化学、仿生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生物物理学等等。在法学中也不乏先例，如国际海商法学又是在长期实践中，随着海商事业的发展，综合国际海商和条约及各国海惯例商法而形成一支独立的法学分科。所以，国际经济综合国际法和国内法两种规范发展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科，又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广泛包括国际有关商品与资本流通的各种法规、法制及有关的法律问题，还可细分为关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货币、国际技术转让、国际税收、国际劳务协作乃至国际经济组织等的法规及法制的问题。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的法学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经济法对研究方法之期盼
德国法学家拉伦茨认为“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研究方法科学与否对于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传统法学方法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非自足性”，而经济法学是在传统法学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双重缺陷无能为力的背景下，为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而建立的新型学科，如果囿于传统部门法学的研究方法，就无法从新视角审视经济法学的特有理论内涵，也难以探索实现经济法学价值目标的路径。因此，经济法学研究不能照搬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应当在方法上进行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学的重要标志。批判地吸收现代哲学方法是经济法学方法的重要来源，主要是引入价值判断来评价法律现象，就是以社会对经济法的需求为出发点，研究经济法怎样满足不同主体的需要，多维度地对经济法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等理论进行诠释。本文试图论证哲学中的整体主义方法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二、整体主义在哲学范围内的发展
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间的争论是西方哲学的一条重要线索。整体主义认为社会集团决不能视作只是个体的集合体，它具有个体所不能包括和解释的独特性质，群体的行为规律不能还原为个体的行为规律，整体是一切社会解释的出发点，必要时可牺牲个体利益以取得整体利益。个体主义认为整体主义强调的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利益的总和就是社会利益，个体是社会存在的目的，社会的存在正是为了促进个体的幸福和利益。
作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互指责对方的缺陷。个体主义方法认为，整体主义方法根本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能性。当代著名哲学家、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重要倡导者波普尔认为“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事物，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整个自然界；事实上，甚至最小的整体都不能这样来描述，因为一切描述必定都是有选择的”，描述和活动的选择性使得人们难以运用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上把握社会，而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用涉及该现象的个体情境来解释，因此，科学研究只需从个体角度出发考虑个体的动机、信念、生理状态及其所处环境等因素，不需要考虑社会整体的制约。而整体主义方法论认为个体被看成是社会化的人，社会整体不是其构成元素的简单相加，比个体具有更多的结构属性。因此，社会不但不能还原为个体，而且会因为这种结构属性成为决定和制约个体行为的原因性力量，所以必须把对象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加以把握。。整体主义方法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它认为社会整体具有独立于个体的独特属性，社会整体不同于个体总和，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依此方法，应当从社会整体出发，把社会整体看成分析的基础，在总体上把握社会现象，而不纠缠于个体分析。
三、整体主义作为经济法学方法的理论基础
经济法学研究需要探讨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研究如何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增长，并在各利益主体之间实现公平分配。因此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选择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路径，界定了研究活动的思维体系、考察研究的切人点、论证步骤和层次的安排等问题。
(1)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视角之考察
传统民法认为，个体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总和，只要充分保证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促成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只有靠社会活动参与者自由博弈而产生的自发秩序才是好的社会秩序。民法学理论的架构往往诉诸于人的生物属性或抽象的人性，立足于私人经济生活以个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强调人格在抽象意义上的平等性及其一般共性，并以平等自由等为原则，通过法律关系模式来安排社会个体之间的权利义务。
然而民法忽视人与人之间因差异而产生的互补性和依赖性。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体，在社会利益相对恒定的情况下，某一个体利益的过度膨胀必然导致对他人利益的侵占，自由至上的市场对此冲突无可奈何。历史证明：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猛发展，经济个体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推动下，沿着经济规律的发展之路，走向了垄断。经济个体合理的追求个体利益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的整体秩序，市场失灵了，而民法调整经济关系没有宏观把握的能力，对于发生混乱的经济秩序无能为力。因此，必须借助新的法律制度来完善其经济管理职能，主动介入经济生活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经济法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经济法学将社会看成是一个超越个体的独立存在，有其独立于个体利益的社会公共利益。因而经济法学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看问题从整体出发，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良好社会秩序和社会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价值目标。
(2)经济法学的理念体系视角之考察
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是对立而统一地存在着的。一方面，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如能够实现合理分配必然能够使个体的利益增进，而个体利益的增进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促进社会整体的利益的增进，因而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具有统一的一面。历史证明：个体私利的自由追求曾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确能既利己又利他，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实现了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相对和谐。然而，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作为整体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也存在对立的一面。事实上，在高度现代化的条件下，由于人类具有趋利的本性，如果对他们的行为不加以一定的限制，势必会危害社会并最终殃及自身。因此，亟需要特别维护有遭受损害之虞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重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新格局。所以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每个部门法需要考虑的问题。然而基于民法理念认为个体利益的追求能自然实现社会整体利益，进而着重考虑个体利益的保护，因此不过分关注社会整体利益。
而经济法是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客观需要，弥补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对社会经济关系调整的不足而产生的。经济法学认为社会整体利益不是构成社会的每个个体利益的总和，而是社会中独立存在的有机整体的利益。个体行为具有外部性和普遍性，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目标决定了经济法从产生之日，就肩负着从“社会本位”出发，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重任。
经济法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法律制度，其理念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对整体经济生活的介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平稳协调地增长，从而带动全社会所有个体利益的增长，以消除个体权利无限制行使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经济法有时需要对个体的权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通过限制个体的部分自由去为其换取更大的自由，牺牲个体部分利益去为其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谐发展。可见，经济法学的研究视角是整体主义的。
(3)经济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之视角考察
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有限的学时数不可能使其过多探讨经济法理论并取得较深的造诣。经济法教材通常以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开篇，涉及诸多艰深的法学原理和理论争鸣等纯法理的研究，学习难度大而实际意义有限，对学生的学习热情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轻理论体系应该是高职院校经济法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1.经济法课程基础理论部分应注重实用性。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一般不具备基本法理常识，将来主要从事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实务工作。他们学习经济法，只需要了解和掌握经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法律体系等与后续学习内容相关的简要知识点就可以。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为学生构建一个结构清晰的经济法理论体系。然后按照这一体系，再就具体的部门法深入学习，学生的思路就会非常清晰，并且对经济立法的现实意义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2.教学内容应与专业其他课程相配合。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应根据专业教学计划需求和其他课程内容适当增减，形成相互呼应的统一体。如会计电算化专业的专业课中已经包含的内容，那么经济法课程中就可以删减这部分内容；金融保险专业要专门学习金融法规，其证券法、保险法以及会计法的内容在经济法中也都可以删减，从而减少教学内容的重复。而市场营销专业就要以合同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为重。实现教学内容的配合并不困难。虽然无法满足每个专业的教材要求，但是只要依据经济法理论体系建立固定课程内容模块，然后适当变化课程内容模块就可以了。在学习中，可以根据不同专业需求适当增减教学内容，做到因人施教，而不是因教材施教，一本教材到处讲。
二、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
通过教学内容调整的教学实践，发现毕业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赞许。但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感到经济法作为一门实用性很强的法律课程，如果单靠以教师讲授、引导为主的教学方法，也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的主体地位也无从实现，那么无论有多么科学的教学大纲、适合的教材、先进的教育技术，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和发展仍会受到限制。
笔者认为参与式教学法是解决该问题的好方法。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合作式或协作式的教学法，几年来笔者一直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应用参与式教学法之一的“3+3互动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可变学生在课堂上对知识的被动接受为主动探讨，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3+3互动式”教学法：学生和老师在课堂上分别做好三件事。其中，学生做好“发言-点评-讨论”，老师做好“要点讲授-纠错-答疑”，老师提前将课堂要探讨的题目、内容及要求交给学生，学生分为发言组、点评组和讨论组，分别进行准备。上课后发言组先做主题发言，然后点评组点评发言，老师就发言与点评进行总结评定，纠正错误，解答疑难问题，并引导讨论组进行讨论。这种互动式教学方法，由于学生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参与发言、点评、讨论，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
这种方法实施的关键在于教师对参与式教学活动节奏的控制、各方观点争论的协调以及总结评定的归纳。尤其是总结评定，要有针对性，要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高度概括性。因此，该方法对教师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对教学的控制能力以及教学现场的随机应变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
为了更好地实践互动式教学理念，一个具体的做法就是教学过程中的案例教学。就是恰当运用案例教学来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是水融的关系，没有案例的经济法课程是很难引起学生共鸣的。但案例太多，则会扰乱课程的讲解。因此，案例的运用应该恰当。
第一，教师要明确，案例虽然是经济法课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案例教学始终是理论教学的辅助，不能喧宾夺主。案例法教学的目的在于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其积极思考，领会法律原理，学会解读法律条文，并加以灵活运用，是为进一步学习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服务的。过多列举案例必然会影响教学的进程和教学的最终目的，影响整个教学计划。
“究竟个性重要还是共性重要？什么叫共性？个性是什么？共性的基础是什么？”在课堂上曾经就这些问题做过一些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我有了以下一些认识。
共性的问题，深究起来应该是客观性与真理性的问题，有绝对客观的标准才能用于确定共性的问题。共性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可以找到绝对客观的依据和绝对正确的理论（真理）。按照证伪主义的观点，所有的理论都不是绝对正确的，都会在不断的发展中被证伪，绝对真理不能达到，只能无限接近。而索罗斯则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然存在偏差（彻底的可错性），人所认识的不是绝对的客观。绝对的共性意味着绝对的正确，但是由于没有绝对客观的基础，绝对共性难以达到。从这一层次上说，绝对的共性并不存在。
但是现实中似乎存在很多共性的东西，比如两人对同一类问题有着同样的看法，两个国家选择同样的社会制度，对同样的社会问题选择同样的政策。这种共性可以看作是一种弱化的共性，因为它们产生的基础并不完全是一样的。在这里，只能说个体从各自的认识基础（对事物的理解）出发，得到了相同的观点。由于这种基础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客观的，所以这里的共性只能算是巧合性的相同，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随着这种基础的不断客观化，这种相同存在的基础越来越牢固，越来越有意义。
一般的说，我们还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存在的基础是我们认为我们具有一些共有的公理性的知识，比如自然科学理论（尚未被证伪的），社会科学知识（尚未被证伪的），历史、地理事实，道德伦理观等。虽然这些基础严格说来并不算是绝对客观，但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追求过于苛刻的绝对客观。过于苛刻的追求会让我们陷入不可知论的恐慌之中。可以采用的合理的态度应该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共性并非绝对真实的共性，但是要清醒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并非绝对符合其本身，必然存在偏差。
联系到范式的概念，处于同一范式的群体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对价值观、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体系等的认可），而处于不同范式的群体共性基础较弱，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差异和冲突。
个性应该是存在于一定的共性之上的。基于自己获取的一定的事实（不论是不是绝对客观的），每个人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也不能轻易的把一般性的差异和不同理解为个性，要注意追究这种差异产生的基础是什么。真正的个性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的共性的基础上，这种共性最好是比较严格的共性（接近绝对的共性）。对一些基本的客观事实、理论基础有着完全一样的认识和把握（即有相同的公理性知识），然后根据自身的认识水平，认真思考，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才可以称为个性。
个性的表现可以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次上来看。对于一个国家，只有深刻认识自身的客观基础，才可能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条件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解决本国的问题。虽然在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理论上存在一些共性的东西，但是只有找到自己的个性方面才是真正有用的。随便引用他人的经验，效仿他国的做法，最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对于个人，基于不同的基础，在对待同一问题的时候，就会得出自己特有的结论。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特有的结论越来越有意义。比如很多学术大师，他们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认识水平非常高，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低层次的），他们会有一些相同的看法，但是对一些深入的根本性的问题（高层次的），比如真理观、人生观，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可以看作个性的方面。个性存在于共性之上，而且共性基础越深刻，所得到的个性越有意义。这里的个性已经没有对与错之分了，只有水平高低之分。这时的个性是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最有意义的，是最值得追求的。我们要尊重个性，在没有深入的思考与理解时，不能轻易的否定别人的个性。
从理论研究上来看，个性存在的基础在于理论研究的核心假设条件。核心假设条件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这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对象。理论研究最终是解决共性的问题，对理论的认可构成了共性的基础。但是这种解决并不是确定的解决，只是相对的解决。共性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随着理论的证伪度越高，用它作为共性的基础就会越牢固，共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从而导致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个性如果得到越来越普遍的理解和认同，也可能最终转化为共性。个性的层次的提高，最终推动共性层次的提高，推动整体的发展。这也许是每个个体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提高自身层次的意义所在。
我们所要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也许是：首先积累知识，加深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这样可以使我们掌握的信息更加接近真实（绝对客观），这是获得共性的一面；然后通过深入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产生自己的信念，这是获得个性的一面。要获得更高层次的个性，就必须不断积累知识，深入思考，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人们总是在不断的思考与探索中，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然后基于自身的主观判断，选择自己的真理观。这种层次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就如同选择了一种信仰，我们只能给与尊重。
范式的问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
库恩从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的理解，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他把科学的发展过程分为常规科学时期和非常规科学时期，认为只有在常规科学时期才能导致科学事业的确定性的进步，常规科学时期的特征才是衡量科学的主要特征。库恩最大的思想高度是把科学理论联系到历史、社会背景。范式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代表了一种共同的信念、价值观，对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认可，而不能将其缩小到一个具体的理论上。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应该是研究对象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世界，是物，这一对象最大的特征是不受人的主观意识的直接影响。自然世界具有独立于人的认识的客观运行规律，人类可以通过观察、猜测、实验不断的认识这些规律，但是却难以改变它。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对其加以利用，比如发电、发射飞船、太阳能技术、核工程技术。由于这些规律难以改变，因而按照这些规律往往得到一些确定性的结果，即：条件一定，结果一定。对于一些复杂的现象，比如粒子运动的测不准性，不确定性，混沌效应，复杂网络等，似乎破坏了传统的“确定性”，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这些复杂的自然现象仍然有它自身的特有规律，只是过于复杂，一时之间难以把握。而且这些特有的规律不会因为人的参与而改变，一种确定性似乎仍然存在。
自然科学的发展往往有很强的被动性。当一种新的自然现象被人们观察到之后，如果现有的理论难以给出令人满意信服的解释，就必然产生对新理论的需求，或者称旧的理论被证伪。比如原子理论、量子理论的产生。当然也有一些主动的创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有很强的主动性，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来源于自己的思考与兴趣。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条件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非常的直接。这种联系在于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科研条件、仪器设备、技术条件，这些是由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会带来对技术设备进步的追求，从而导致对科学研究的需求，及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这里也存在某些个人完全处于对真理的追求而从事科学研究，不过仍然需要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才可以延续下去。在自然科学中，范式的存在更多表现为历史阶段性，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引起范式革命，新的范式的建立和旧范式的摈弃。同一时期的范式冲突一般仅局限在科学研究本身，与社会活动的联系较少，表现出来时较为缓和，社会影响也较小。科学研究的范式与社会的联系往往在于社会对于科学的利益需求，这种需求受到历史社会情况的影响。
对于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说，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自身。研究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具有一定认识能力的人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加大了人对世界认识的偏差（索罗斯的反射性概念），也改变了社会活动的本身。人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社会活动的把握，也许最需要注重的是对人本身特质的把握。人的本质特征也许是思维与心理活动在社会环境及进程过程中的波动特征。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响。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治理途径以及与环境治理相关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与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等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最初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上。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负环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厂向外排放废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虽然损害了周围地区居民的利益，却往往并没有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是将其直接转嫁给社会。这样一来，工厂就没有动机减少废气排放，从而造成空气的过度污染。下图简单描述了这一情形。图中P代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MP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厂商并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时将会生产Q单位的产量，此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生产，厂商只应该生产Q[*]关水平产量，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一致。显然，由于厂商没有考虑生产的负外部性，生产水平超过了社会最优生产水平，从而产生过度污染。
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恶化的原因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只是当初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罢了。不仅如此，庇古还提出了纠正外部性的办法——对引起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或补贴（后者适用于正外部）。庇古税也因此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出的最早的经济药方。看起来，外部性理论已经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源于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一书的发表。由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产权理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场缺陷而是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所致。哈丁（Hardin1968）关于“公地悲剧”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大意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供社区成员放牧的公地。当时做出这项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细分存在困难，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围难以控制。然而，社区成员为了从公地上获取最大利益，竞相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导致公地上出现过度放牧现象，进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毁灭的悲剧。经济学家们以公地悲剧为例说明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产权学派开出的治理环境药方是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会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效果。产权理论并不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替代，而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解释。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税、排污权交易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由于环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两个方面，因此，费用效益分析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来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并不是环境质量越高越好，因为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改善环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相应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则会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环境质量目标应是在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环境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效率与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也是环境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费用效益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对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本身是非市场交易产品，其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才会失灵。所以，为了给环境资源“定价”，一系列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生产函数法等也成了环境经济学不断探索的新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为人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武器。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与作用，将“经济人”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中，即承认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种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一理论同样被环境经济学家们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指出政府失灵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没有纠正现行环境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二是一部分经济政策甚至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价格，如不适当的资源补贴价格政策。当然，指出政府失灵也并不是完全否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决策当局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有赖于经济学家们提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遵循古典传统，从资源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这也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面临的主要任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讨论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的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与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模型还是应用模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环境与能源政策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等问题。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宏观分析可以应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环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则包含很少这类方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100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增长极限》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环境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GNP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分析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