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5:01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政治博士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网络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改变了社会文化环境，而且也在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标准和思想政治观念。
一、网络文化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进程
首先、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青少年的道德认识系统。几千年来，我国传统教育主要依赖于家庭、学校周围社会环境，注重自得和自省、反求诸己、改过迁善等等，因而青少年的道德认知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学校、村落、社区及其相互间的礼俗文化，如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其主要媒介是语言，在潜移默化中建构起人们的思想政治观念。而在当代，人们除去被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体包围外，网络文化所负载的各种信息已使其置身于一个完整的新世界。虚幻与现实相结合的网络特点迎合了青少年的需求。他们不仅借助于网络文化的传播进行感知和理解，而且还能从中吸收思想政治素养。可以说目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与网络文化传播密不可分，他们在网络中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信息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和思想政治观念。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文化是青少年道德认知的重要来源。
其次，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青少年道德意识的建构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文化传播的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是非群体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是在参与群体活动的过程中完成的。青少年在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群体参与过程中一方面获得认知，另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政治意识。到了网络时代，网络文化传播不仅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也跨越了社会群体。现在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并不仅是从某一个体到另一个体的传播，而常常是许多社会群体同时获得同一文化知识和价值信息。因此，现代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建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社会群体的;二是网络文化传播的思想政治意识建构方式具有开放性。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由于受条件的限制，人们所在的群体相对封闭，生活方式和思想政治观念变化较小，往往会长时间保持着同样的道德风尚和伦理价值观念。到了网络社会，网络文化的传播打破了一切封闭状态，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网络传播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使一切遥远的社会关系变得近在咫尺。
再次，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内容。在传统社会生活中，一代一代的文化传递及群体内个体与个体的互动文化传播内容，主要是经验知识、风俗、礼仪等文化观念、政治信仰、思想品德等，这些因素构成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在网络时代，网络文化传播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也有科学技术、政治思想、经济知识等等内容。可以说现在人们通过网络所接受的信息内容比过去几个世纪还多，一个现代青少年所了解的东西比过去一个老人还多。因此，网络文化传播所建构的思想政治意识的结构层次，要比传统社会人们的结构层次更加复杂、更加丰富，这不仅是我国现实变革的必然反映，也是网络文化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课题。
网络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一方面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现代方法和手段，同时也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网络文化传播对养成青少年进取、开放、参与、自强精神具有重要作用。网络作为信息工具和感知媒介极大地提高了青少年感知外部世界知识的能力，并且以空前未有的密集信息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价值享受。无论从量和质两方面看，都是学校教育难以达到的。从量上看，网络传播将逐渐超过由学校所提供的信息源;从质上看，学校以外的信息，由于传播工具的现代化，信息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新颖性也容易吸引青少年，产生较好的效果。从这一点看，网络文化传播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方法和手段。
二、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
网络文化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产生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网络文化传播常常容易青少年丧失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能力。网络文化传播是一个信息开放体系，是无数群体、个体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接受者、媒介发生着交互作用，无数群体、个体凭借不同的自身素养，不断交互感知各种价值信息。传播者、接受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及其经验、见解、知识等等相关因素不断地影响着教育功能的发挥，有时这种因素起主导作用，有时那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因而，时常会出现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局面。另外由于各种各样夸大、扩张信息的存在，又会使得整个网络信息的价值意义变得异常混乱和模糊。因此，青少年常常容易丧失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例如网络聊天中频频有人上当受骗的现象正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网络文化传播不仅容易使青少年丧失健全的价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观念，而且也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失去取向，处于无思想政治意识取向状态。某些不正规的网站，为了以“新”和“奇”吸引浏览者，经常会一些不真实的新闻和花边消息。其规模之大、信息之密集，如滔滔洪水，它容易使青少年心理机制失去承受能力，同时也减弱了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感知能力。当信息量对青少年来说成为超负荷传播时，就容易使青少年失去兴趣。尽管网络文化传播信息能如潮水般涌向社会，而真正能内化为青少年品德的却很少。信息洪水浩浩森森，青少年的心态却膺臀懂懂。这样，网络文化传播也就失去了建构思想政治意识的意义，它不但不能使青少年产生健全的价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观念，而且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失去取向，处于无思想政治意识取向的状态。
再次，网络文化传播易使青少年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从传播的内容来看，现今的网络文化传播是无视青少年作为主体存在的，忽视青少年的价值需要和价值理想。如潮的信息洪水常常是反映了主人的需要，而不断地在网上传播。这些信息究竟能给青少年提供多大积极的帮助，网络文化传播者很少给予考虑。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文化传播倾向，它忽视了青少年的价值需要和动机，因而常常破坏他们的思想感情，使他们从学校获得的道德规范与网络文化传播中获得的信息相冲突。各种各样的网络信息越来越使青少年无法界定自己生活的真实空间，也越来越使其无法对现实生活的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样，因缺乏一定的参照标准而使青少年陷人无所适从的困境。网络文化传播的这种状况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将会使青少年理性思维衰退，从而使其逐渐丧失正确的价值标准。
可以看出，网络文化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加快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进程，同时也会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减弱。因此，网络文化传播的发展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三、确立开放、多元的社会大思想政治教育观，既是对网络文化传播这一挑战的应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自身要求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Arsenault,AmeliaH.&ManualCastells.(2008).“TheStructureandDynamicsofGlobalMulti-MediaBusinessNetwork.”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2:707-748.
Baldwin,ThomasF.,D.StevensMcVoy,CharlesSteinfield.(1996).Convergence:IntegratingMedia,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housandOaks,Calif.:SagePublications.
Benkler,Yochai.(1998).“CommunicationsInfrastructureRegulationandtheDistributionofControloverConten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83-196.
Blackman,ColinR.(1998).“ConvergencebetweenTelecommunicationsandOtherMedia:HowShouldRegulationAdap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63-170.
Boyd-Barrett,Oliver.(2006).“Cyberspace,GlobalizationandEmpire.”GlobalMediaandCommunication,2(1):21-41.
Castañeda,Mari.(May2007).“TheComplicatedTransitiontoBroadcastDigitalTelevisionintheUnitedStates.”Television&NewMedia,8:91-106.
Chon,BumSooetal.(2003).“AStructuralAnalysisofMediaConvergence:Cross-Industry
MergersandAcquisitionsintheInformationIndustries.”JournalofMediaEconomics,16(3):141.
Jenkins,Henry.(2006).“Introduction:WorshipattheAltarofConvergence:ANewParadigmforUnderstandingMediaChang.”In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NewMediaCollide,1-24.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
Jussawalla,Meheroo.(April/May1999).“TheImpactofICTConvergenceonDevelopmentofAsianRegion.”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3(3/4):217-238.
Lankshear,C.andM.Knobel.(2003).“Do-it-yourselfBroadcasting:WeblogsinaKnowledgeSociety.”RetrievedJuly4,2009,from/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W.andL.W.McKnight.(June2003).“WirelessInternetAccess:3Gvs.Wifi,”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7(5-6):351-370.
Mizuko,Ito,“IntimateConnections:ContextualizingJapaneseYouthandMobileMessaging.”InRichardHarper,LeysiaPalen,andAlexTaylorEds.,TheInsideText:Social,CulturalandDesignPerspectivesonSMS,127-143.Norwell,MA:Springer.
Msimang,Mandla.“RegulationintheEraofConvergence,”InterMedia29,issue1(January2001):4-7.
Mueller,Milton.(1999).“DigitalConvergenceanditsConsequences.”Javnost-thepublic,6(3):11-28.
BryanMurley.(2009).“WebLogs:DemocratizingMediaProduction.”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234-248.OxfordUniversityPress.
Murray,Simone.(Spring2003).“MediaConvergence’sThirdWave,”Convergence:TheJournalofResearchintoNewMediaTechnologies,9(1):8-11.
Pool,IthieldeSola.(1983).TechnologiesofFreedom.Cambridge,Mass.:BelknapPress.
Schiller,Dan.(2007).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Shin,Dong-Hee.(2006).“Convergenceof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InformationTechnology,andImplicationsforRegulation.”Info:TheJournalofPolicy,RegulationandStrategyforTelecommunications,8(1):42-56.
Simpson,Seamus.(1999).“RegulatingICTConvergence:HowUsefulIsTheTelecommunicationsPolicyModel?”Javnost,6(3):49-66.
Spinello,R.(2002).“IntellectualPropertyWarsandKnowledgeMonopolies.”InRegulatingCyberspace:ThePoliciesandTechonologiesofControl,143-174,Westport,CT:QuorumBooks.
Spurgeon,Christina.(2008).AdvertisingandNewMedia.London;NewYork:Routledge.
Tarantino,Quentin.(2003).“StarWars?:DigitalCinema,MediaConvergenceandParticipatoryCulture.”InDavidThorburnandHenryJenkins(Eds.),RethinkingMediaChange,281-314.Cambridge:MITPress.
Thurman,Neil.(February01,2008).“ForumsforCitizenJournalists?AdoptionofUserGeneratedContentInitiativesbyOnlineNewsMedia.”NewMediaandSociety,10:139-157.
Wilkinson,etal.(2009).“Receiver-SendersandContentCreators.”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64-83.OxfordUniversityPress.
Witz,B.W.(2001).“ReconfigurationofValueChainsinConvergingMediaandCommunicationsMarkets.”LongRangePlanning,34(4):489-506.
Wu，IreneS.(2009).FromIronFisttoInvisibleHand:TheUnevenPathofTelecommunicationsReformin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整合营销传播是一种强调整合所带来的附加价值的营销传播理念。这种理念强调将广告、直接回应、促销和公关活动等各种战略营销技能整合在同一营销计划中，并且通过其组织保持传播信息清晰、持续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是契合时代要求的，也是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提出的。整合营销传播模式的重点在于“由外而内”的思路：通过对消费者心理的研究，设定出以改变、修正、强化消费者行为为主导的传播目标，然后依循此目标综合运用各种形式的传播手段来完成它，并依据消费者的反馈不断修正，循环反复。在信息服务中引入整合营销传播理念，无论对信息有偿服务还是对信息无偿服务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建立了先进的服务理念，保持信息服务的持续发展
在信息社会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关系、外交往来、科学研究、金融投资、企业发展，乃至个人的生活学习，无一不需要信息咨询。在信息社会，信息咨询影响着整个社会进步，信息服务也就越来越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行为更多的从计划控制转向宏观指导。企业和其他组织机构决策自加大，其决策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因而社会各界需要更多的高质量、权威性的信息服务。而现代的信息服务不能只停留在用户的现实需求，而应将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统一在一起，从产品的多元化的角度看，信息服务市场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信息产品质量，改进和延伸信息服务功能，不单单满足用户的需求和欲望，更重要的是增进用户的利益。而增进用户的利益一般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信息服务机构必须认真分析用户的信息需求，帮助用户识别哪些需求是合理的，哪些需求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另一方面是增进信息产品或服务的效用，使用户以较少的代价获得更多的利益，也就是要求服务机构以较低的成本提供质量更高的产品或服务。单一、无序、零散的信息虽然也有使用价值，但很难被有效地使用，只有通过加工处理，整合方方面面的信息，才能产生更大的使用价值。因而，陈旧的服务观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信息市场的需要，只有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树立新的服务理念，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在信息服务中引入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正是适应这一需要，建立一个先进的服务理念，也为信息服务机构探索新的服务形式做了尝试，使信息服务能够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保持信息行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信息行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使信息服务更具主动性和目的性
在社会信息化的今天，信息机构正处在一个信息业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各种咨询机构和网络供应商的出现，将对传统的信息机构构成极大的威胁，作为传统的占有信息提供主导地位的信息机构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竞争对手的挑战。面对信息经营的竞争，所提供信息服务的质量、充分满足用户需求恰恰将决定信息机构的命运。与之相适应的是信息的整合越来越重要，有效的整合将使信息机构在信息服务中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因为作为信息用户他们总是力图以最小的努力，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为此表现出舍近求远，避繁就简，弃疏择熟的省力行为，一般地说，首先选择的是最方便的信息源，无论用户是否认为是最全面的最有权威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好的，可得性和易用性是影响用户选择的重要因素，随着信息源的不断增多和繁杂，这种趋向就更为明显。为此，我们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探讨用户的需求行为，然后提供协同一致的服务，对这种行为的特征和规律把握的越准确，服务针对性越强，越能得到信息用户的认可。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就是始终以消费者为轴心安排规划它的一切活动，对消费者的心理网络、购买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是十分深刻的。理想的整合是把资源透明地无缝地连接在一起，让用户十分方便地使用这些资源而感觉不到他的每一步操作所调用的可能是不同的资源。信息的整合是一个寻求整体化的过程，目的是对分散的现有的信息或多种软件产品和技术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进行组织协调，形成一个协调的整体信息系统，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信息的整合更能使信息服务机构全面地、科学地掌握信息资源，然后根据信息用户的需求提供信息服务，这样，使信息服务机构的服务更具有目的性和主动性。
三、更加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原则
最近，国外的一些学者就信息管理的定位问题，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他们认为，技术只是一种获得信息的工具，不管其如何有价值，都只是工具，新技术不管如何先进如果没有人的介入，也不会改变人的行为。而通过最先进的技术，最有效地利用信息，由此改变人的行为，乃是一切信息活动的根本目的。因而信息服务业实施“以人为本”的服务新理念，是信息活动产出效益的重要途径。
“以人为本”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体现在信息服务的从业人员身上。人本管理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重物轻人，把物当做中心。而是在深刻认识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基础上，突出人的主导地位，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以开发员工的潜能，提高员工素质为最主要的管理任务，以重视员工的合理需要为管理宗旨，以凝聚力激励员工创造新机制为管理的基本手段。人本管理要求既注重人的物质需求，又注重人的精神需求，承认人们丰富的人性，各种需要的合理性，并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予以满足。从而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信息的整合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智慧活动，它充分体现了人的个人价值。另一方面是体现在信息的用户身上，对信息用户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真正的用户中心理念。从现实的情况看，用户的需求和用户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满足了用户的要求，并不一定维护了用户的利益。作为信息服务机构不仅要了解用户的需求，而且还要设想用户的需求，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找到尚未被用户认识到的需求，使用户感到满意和惊喜，同时还要尽可能地超越用户的期望。信息的整合使信息服务机构延伸了自己的信息服务的服务层次，更好地满足了用户的潜在信息需求，在服务上充分地体现了人性化的特点。超级秘书网
四、有利于信息服务机构进行品牌建设
服务是一种品牌。如果一个信息服务机构能够通过自己的某种特性，或是某一信息产品，或是某一特色服务，在同一行业中形成差别优势，那么这种优势就是品牌。品牌实际上也是企业向社会传播的一种信息，承担着社会沟通的任务，是企业形象的组成部分。通过品牌体现着产品的个性、经营理念和产品特征。有了品牌才会有顾客的忠诚度，才会有购买主动性。当然，品牌光有知名度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美誉度。品牌是有价值的，并体现在整个市场营销中，品牌资产一般由品牌知名度、品牌认知度、品牌联想、品牌忠诚度构成，缺一不可。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在信息服务中的具体应用，使信息服务机构以特定的产品和服务去满足市场定用户的信息需求，并将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统一在一起，提高产品质量，改进和延伸信息服务功能，开展特色服务，提供给用户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产品属性或服务，从而达到主动创造市场的目的。保证用户通过充分的信息渠道来购买或定制自己满意的产品或服务，同时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产品和服务。使用户的价值最大化，让用户以最小的成本从信息服务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以普及服务和社会满意作为最高层次的目标，从而将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扩大至社会和全体公众的层面。再加上这种新的服务机制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特点，使用户满意、高兴，就会促使他们把再次使用该信息服务系统视作一件快乐的事情来做。这样一来，信息服务机构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品牌优势。
参考文献：
老早就知道博士论文后面有一段致谢意味的后记部分，一直在想自己到那天会是如何的激动如何的感慨，如今真到了这一时刻，却是相当平静却也发现自己无从表达此刻的心情。
从大学毕业时考研找工作两手准备，到幸运被复旦会计系录取，再到两年半后由硕转为攻博，最后三年半后博士毕业，进入不错的高校成为大学老师，我完成了由会计小本到会计博士，从会计学术门外汉，到成为一名可以独立进行会计研究的大学老师的华丽转身，这是六年前的我绝对没有想到的。六年的青春岁月可以在复旦度过，可以在会计系度过，我是幸福的。感谢我的导师吕长江老师，这不是博士论文后记部分的例行感谢，是学生发自内心的，我一直认为如果当时我的导师换了其他人，我可能都不会走到今天。是老师一步步的将我带入会计学术的氛围中，让我yulu.cc的看到会计学术的魅力，也是老师耐心的教导及指引，让我慢慢发现了自己适合的人生职业。感谢老师对我的学术及生活上的关心，感谢老师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感谢老师对我有话直说、口没遮拦的宽容。
同时还要感谢师母王克敏老师对我的点拨及生活上的关心；感谢会计系洪剑峭老师的关心及对博士论文解析部分的帮助；还要感谢会计系陈超老师、周红老师、徐浩萍老师对论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北京大学陆正飞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夏立军老师、复旦大学原红旗老师、南开大学刘志远老师、上海财经大学潘飞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张天西老师对论文提的宝贵意见；感谢复旦会计系所有老师在六年中从各个方面的帮助与照顾。此外，还要感谢我在耶鲁大学交流期间的外导FrankZhang，感谢张老师对我在耶鲁交流期间的照顾，及对我在学术上的悉心指导，同时也要感谢耶鲁会计系的博士生杜凯同学对我生活上的帮助及论文解析部分的指导；也要感谢耶鲁会计系其他老师和同学对我在各方面的帮助。
我在复旦的同窗们，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我的室友王瑞、杜琰琰、程南雁，同窗翁宵伟、李静、武建、朱晨波、张轶凡，及刘璇、黄海杰、刘念、徐媛媛等师弟师妹们，以及管院09博的所有同学们，因为你们的陪伴，我的生活才能如此丰富多彩。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无忧无虑的成长环境，是你们的支持可以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们的爱护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还有我的好妹妹，你倒是像姐姐一样照顾我，我们的姐妹情无疑是我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
所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仅以此文献给你们。
致谢二：
历时一年有余，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终于即将完成。回首论文的撰写过程，内心不禁五味杂陈，感触良多。
政府审计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话题。两年前，我的恩师，国内政府审计领域的权威人士蔡春教授以他对学术前沿的高度敏感捕捉到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价值，并建议我以此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最初思考这一选题时，我颇为惶恐。这一论题不仅要大量涉及到政治学等较为陌生的领域的理论知识，而且在进行选题论证时搜集到的己有相关文献成果极为有限，国外文献研究几乎为零。可以预见如果以此为题，论文的创作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与同专业的博士同学以及同门的师兄师姐讨论后，他们也都认为这一选题难度较大，这一度几乎让我失去信心。与导师蔡春教授交流以后，他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帮助我分析研究思路，启发我思考解决论文中的关键问题与难点，并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在蔡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最后我还是决定要坚持下来，并最终确定以政府审计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这一问题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
选题确立后，我从2011年4月开始搜集资料，拟定论文研究大纲。写作期间，我又再次遇到了瓶颈，民主政治细化的问题曾让我一愁莫解。后来，我研读了大量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公共权力学的书籍与文献，并多次与政治学专业的同学讨论，才最终从民主政治运行机制的角度解决了.
这一问题。其后遇到的诸多难题，如政府审计对民主政治发展作用的机理分析、实证研究中民主政治的量化、模型的构建等，我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与导师和同门师兄师姐讨论，一次又一次的翻阅各类文献，每个问题都是反反复复的琢磨直到被逐步攻克，这才最后形成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成果。整篇论文的撰写过程，从选题开始到最后论文定稿，大到论文大纲框架的确立，小到一个词语的选择，无不凝聚着导师蔡春教授的心血、同门兄弟姐妹的帮助、同学和朋友的鼓励和我自己的努力，现在回想起来，实属来之不易。
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学术研究的不易，也越发感觉到自己才疏学浅。论文虽然初步成稿，但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的研究还是最基础性的尝试，其中许多问题思考还不够成熟，分析还不够深入，还有许多缺陷甚至错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以帮助我更好的完善本论文并展开对这一领域的后续研究。
学海无涯，我将博士论文的完成看成另一个学习道路的起点。在今后旳日子里，我会持续关注政府审计领域的研究，谨记恩师教诲，踏踏实实的做人，勤勉严谨，不断思考探索，不辜负恩师的栽培，不辜负同学朋友的支持和父母的期望，更不辜负自己的人生。
三年时光，如弹指一挥间。收到博士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的欣喜仿佛还在昨日，转眼间我已经在提笔撰写毕业论文的致谢词。深夜12点，万籁俱静，回想荣春园三年的求学生涯，导师的栽培、同门的帮助、同学朋友的关怀，父母的支持，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浮现，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衷心感谢我的恩师蔡春教授。能够成为蔡春教授的博士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是蔡春教授带领我走进了审计学术的殿堂，他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细致的做事风格、勇于创新的精神、对学术的不懈追求都令我十分的钦佩，这将是我受益终生的宝贵财富。三年博士阶段的学习生活，蔡老师教会了我科学的思维方式、正确的研究方法、前沿的思想理念，教会了我许多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世的道理。他每一次学术思想的提点都让我获益匪浅，每一次生活上的关怀都让我这孤身在外求学的学子倍感温暖与感动。
特别是在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蔡老师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论文的选题到资料的收集、开题、论文的撰写、修改直至论文完稿，蔡老师一直在给我支持和帮助、信心和鼓励。没有蔡老师悉心的指导，我不可能顺利的完成我的学业。师恩深似海，蔡老师的谆谆教诲我会永远铭记于心。衷心感谢我的师母包建华女士，感谢您慈母般的关怀和教诲。
衷心的感谢西南财经大学的诸位老师。感谢彭韶兵教授、杨丹教授、罗宏教授、陈苑红教授、叶建明教授和黄载兴教授对我专业课程的教导。感谢樊行健教授、潘学模教授、吕先锫教授、冯建教授、冯俭教授、余海宗教授、谭洪涛教授、马永强教授和唐雪松副教授对我博士学位论文所提出的中肯意见，让我的论文得以完善。感谢方萍书记、余霞老师、杨长虹老师，谢谢你们三年以来的关照感谢蔡老师研究团队里面的所有的兄弟姐妹。感谢李江涛博士对我博士学位论文在实证模型设计等方面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刘更新博士，与你六年的同窗情谊，你对我的学习和生活给予了许多的关怀与帮助，感谢你在我考博期间的支持与鼓励，感谢你带我进入蔡门大家庭；感谢谢赞春博士、苗连奇博士，感谢你们一直像大哥大姐一样照顾我，感谢你们在我感到困难的时候给予的安慰与关心；感谢孙婷博士生、饶翠华博士生、马硕博士生，感谢你们在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的一路鼓励与扶持；感谢蔡利博士生、朱荣博士生、李明博士生、刘雷博士生、谢柳芳博士生、唐绣球博士生、感谢你们兄弟姐妹一般的同门情谊，让我倍感亲切和温暖。感谢师门的瞿旭博士、董延安博士、李海燕博士、刘学华博士、罗朝晖博士、鲜文铎博士、张勇博士、徐荣华博士、杨晓磊博士、路伟达博士等和硕士研究生杨鲁、敖金俐、林洁、刘春苗、黄婧、张倩倩、和辉、王志、祁恒庆、陈永辉、杨晶晶、何雨、何苦、钟婷、马可哪呐、吴征远、梁怡爽、张鹏、周思维、王瑜、陈亮、孙琳、张静、周贤莉、李慧、罗琪、段楠、王宪振、欧琳、苗芄、蒋静、赵晓燕等师弟师妹，恕不一一列举，你们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
感谢我的同班同学。感谢王伟博士生、张玮倩博士生、张晓玲博士生、彭丁博士生、郝以雪博士生、何惕博士生、黄莉博士生、林高博士生、卢兴杰博士生、王昱升博士生、向阳博士生、袁洋博士生、张媚博士生、周冰博士生、魏涛博士生、张泽南博士生、汪tn専士生、周婧博士生、侯甜甜博士生、肖光红博士生、周明友博士生。感谢你们让我拥有三年美好的求学时光，我会将这些记忆永远珍藏。
感谢我的硕士同学万磊、龚建英、柳宇燕、夏冬明、易旭东、隋春蕾、周德如、陈义、夏蓓、王峰、张莉等；感谢我的本科同学徐燕、薛爱玲、王芳、仇扬、杨珠等，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帮助和鼓励。
最后，深深感谢我的父母。你们用毕生的心血养育教导女儿，女儿不孝，多年在外求学，不能承欢膝下，只能在心里感谢你们对女儿的无私的爱，感谢你们一直包容我的任性，感谢你们一直做我坚强的后盾，放我去飞，放我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们!
致谢三：
光阴荏苒，转眼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度过了丰富且有意义的四年求学生涯。这四年的博士研究生生活让我体会到了会计学学科的博大精深，同时使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使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前进方向。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张天西教授。张老师以其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默默的奉献精神时刻感染着我，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奋发进取。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张老师对我的毕业论文始终给予了认真和耐心的指导，使我顺利地进入毕业论文研究阶段并成功地撰写了毕业论文。四年来，在张老师的言传身教下，使我能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协调处理好学习、工作、家庭三者的关系。尊敬的张老师，谢谢您!
博尔曼说，委员会没有就古滕贝格在论文撰写中是否存在有意欺骗行为展开调查，因为这一调查过程耗时过长，而且古滕贝格此前已经请求校方退回他的博士论文。
古滕贝格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就“论文抄袭”风波接受议员质询时再次承认错误，但否认存在有意欺骗行为。反对党议员纷纷指责古滕贝格是“说谎者”“伪君子”，要求总理默克尔解除其职务。
古滕贝格21日承认，在博士论文撰写中犯有“严重错误”，他向因此受到伤害的所有人道歉。他表示，“不再使用博士头衔”，但拒绝辞职。
记者 韩胜宝
台湾孙子兵法战略研究学会相关人士向记者宣称，1985年，黄营杉以《兵家之管理思想：策略形成与执行》的论文，获得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学位。他也是台湾首位以研究《孙子兵法》等古代兵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
黃营杉在其博士论文中写道：“兵学自春秋战国时期由贵族流散于民间，群雄争霸而使兵学盛极一时，成为专门之学。传世兵书以宋元丰年间所頒武教学教材，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之《武经七书》为兵家思想代表作”。
黃营杉的论文以以《孙子兵法》和《武经七书》为研究对象。从现代管理之观念剖析其战略规划、执行与控制思想，並导出兵家思想之現代管理及建立中国式管理之含义。全文分九章共17万字。论文析论兵学与管理学、兵家与兵书之关系，並确认《武经七书》为兵家思想之核心。论文还分析兵家之策略规划过程与原则、兵家战略执行与控制，以及组织、用人、领导、统御等重点，并从所分析归纳之兵家管理思想提出現代管理之含义。
《孙子兵法》论文获博士学位的黃营杉，在中国式管理方面如鱼得水。他先后任美国声宝公司副总裁、中华彩色印刷公司总经理、羽田机械关系企业执行长、中兴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中兴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教授兼主任、台北大学商学院院长、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台电公司董事长，还出任台湾“经济部”部长、“财政部”财政金融专员。他的主要著作有《兵法与商略》、《从高阶管理观点论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思想与企业管理》，《中国古兵家之领导思想》、《中国兵家之管理思想》、《吴子兵法与策略管理》等80多本。
另一位特别引人瞩目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林英津，为女性。她在1985年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写的博士论文《夏译〈孙子兵法〉研究》，对鲜为人知的西夏文《孙子兵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这一珍贵版本得以传承下去。林英津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1987出版专著《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94年她的博士论文《夏译研究》，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4年刊印，引起海峡两岸学术界的关注。
一、 树立公关意识是高校管理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所谓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以现代传播沟通为手段，以建立互利合作的公共关系为重点，以塑造良好组织形象为目标的管理科学与经营艺术。博士论文，公共关系。公共关系的三要素分别由主体（社会组织）、客体（公众）、媒介（传播）构成。博士论文，公共关系。其理论核心是要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公共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催化剂。社会组织要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就必须使自己的产品、服务以至整个组织都具有良好的声誉。可以说，建立产品与组织的良好形象，广结良缘，争取公众的光顾和支持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博士论文，公共关系。博士论文，公共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关系不仅存在于经济组织，而且广泛存在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树立公共关系思想对于面临市场竞争的高校管理来说极为重要。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对高校办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它要求人们必须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即高等教育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观念。从1985年开始，我国正式把教育划分到第三产业之中。就产业而言，效率、效益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建立教育产业观念的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也要明确“效率优先”的原则，也要讲究“投入产出”。行政的官僚式组织体制必须让位于效益优先的产业组织体制。实际上，在教育经济学和教育学研究体系中，对这个问题早已经有很多研究，但是，把这个原则实际运用到教育里面去，就不那么简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普遍存在着学校紧缺特别是高校紧缺情况，于是家长、学生有求于学校的现象十分普遍，再加上国家包办教育体制，学校的竞争意识普遍不强，因为生源是国家规定的，再加上国家包分配，学校不愁没有人来读。然而随着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学生选择学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高校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高校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高校的生存问题。在竞争条件下，如何树立高校的良好形象，增强管理中树立公共关系的观念，是高校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博士论文，公共关系。
二、公共关系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
1．收集信息。当今世界是信息日新月异的世界，任何社会组织离开信息要求得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高校也不例外。生源信息、师资信息、专业信息、教材信息、教学设备信息、就业信息、宣传信息、高等教育改革信息、民办教育动态信息、世界科技发展信息等，谁掌握了最有价值的信息，谁就占有了决策的主动权，谁就会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内外宣传。加强校刊、校报、校园广播、电视台、网站建设，对内宣传，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职工职业素质教育。对外宣传要坚持长期性、持续性原则，以学校新闻、报道、公益活动等软宣传为主，配合节日、创业纪念、成就展、创新设计、举办庆典等进行，以提高高校的知名度，树立良好的形象。但应注意的是，宣传主题和目的要明确，宣传的事实要客观、真实，宣传工作的安排必须及时、迅速，宣传的方法方式一定要恰当、适宜。更要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内部管理、持续改善办学设施，以培养合格毕业生为中心工作，从而不断增强整体办学实力和形成核心竞争力，办出自身特色。
3．协调关系。公共关系作为一种协调手段，为高校处理好内外部各种关系，增进领导层团结、增强教职工群体凝聚力、搞好与相关单位的合作而服务的。在构建和谐校园的过程中，要协调处理好学校内部的各种人际关系，理顺师生员工的思想情绪，形成全体师生员工各尽其能、各展其长、各得其所、专心学业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校园中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领导干部、教职工、学生三类群体的内部关系以及干群关系、师生关系等，其中干群关系和谐是关键，师生关系和谐是根本，各群体内部的人际关系和谐是基础。和谐的群体内部关系需要广大师生员工以真诚、尊重、宽容、互助为原则，构建生活和谐、工作和谐、学、心理和谐的同事和同学关系。
同时，高校还要协调好与企业、用人单位的关系。如今，许多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采取“定单式”人才培养方式，或采用冠名班，都需要与企业加强合作。校企合作，有利于高校得到经济上、物质上的援助，能够扩大学院知名度，争取社会力量办学，解决毕业生就业难题，提高师生入企业实践的机会。因此高校要与企业协调好人才观和利益关系，强化为企业服务的意识，主动建立与企业界的公共关系网络。博士论文，公共关系。
4.咨询决策。在高校管理过程中，公共组织发挥咨询、参谋的作用，协调高校领导者在各种因素影响中，平衡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决策的实施有利于树立高校的良好形象。此外，提供咨询能加强民主管理，高校部门以以其独有的专业理论和各方面的大量信息，为高校的民主管理提供咨询，同时运用公共实践参与决策，促进民主管理的实现。
总而言之，高校应该充分把握的公共关系的理论，引之以进入学校管理的层面，充分发挥其作用，实施高校品牌战略，以促进高校的建设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浅谈民办高校中的公共关系应用。jiahongli.blog.hexun.com/6950526_d.html
2．汤向东.公共关系在高校的应用研究更要苦练内功[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1，P19
环球网记者李宗泽报道 此前英国媒体曾经报道，英国驻美国华盛顿大使斯恩瓦德曾帮助卡扎菲之子赛义夫撰写博士毕业论文。斯恩瓦德方面于4月2日对此正式予以否认。
据法新社4月2日消息，英国外交部确认斯恩瓦德确实在赛义夫留学伦敦经济学院（LSE）期间与其见过面，但坚称他并没有参与撰写赛义夫的博士论文。
英国《每日邮报》此前援引LSE消息人士的话称，斯恩瓦德对赛义夫的研究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并对赛义夫的作品提供过“积极的协助”。不过，该消息人士也表示，这种协助是非正式的，而且是合法的。
赛义夫在2003年获得LSE的哲学、政治和社会价值的硕士学位，2008年又获该校的哲学博士学位。
据报道，受到此次“论文风波”的影响，LSE正展开相关调查，该校已成立独立调查部门，调查该校与卡扎菲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就在上月，校长霍华德戴维斯因与卡扎菲的特殊关系而被迫辞职，他承认接受了赛义夫提供的30万英镑资金。
做官先做人，品行是德国做官的“硬杠杠”。典型的案例是3年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因博士论文抄袭而辞职一事。古滕贝格仅仅因为博士论文“未充分交代引用来源”，而被迫放弃博士头衔。古滕贝格时年39岁，风度翩翩，人气极高，被誉为“政治超级新星”，很有可能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但面对一边倒的民意压力，他不得不辞职，搭上的可能还有其政治生命。
德国人对官员有着近乎“洁癖”式的要求，与整体社会风气有关。无事还要生非的媒体对官员的一举一动步步紧盯，民众更是“同仇敌忾”。伍尔夫涉嫌违规爆出后，德国媒体穷追猛打，一些民众甚至到总统府前“举鞋”抗议。抄袭案中，古滕贝格被送上“谷歌贝格”之绰号，民众还顺势掀起揭官员学术老底的热潮，时任欧洲议会副议长西尔瓦娜・科赫-梅林就因此“中招”而辞职。
谈起高校职业生涯，她写道：申报不到基金，评职称就处于劣势；评不上职称，就不能带研究生；没研究生帮着做实验，就发不了文章；发不了文章，就没有基础申报基金。
于是，年轻的讲师就在这样的循环中，逐渐变成了中年讲师和老年的高年资讲师（俗称“万年僵尸”）。不论你课上得如何，领导都不关心。评不上职称，就没有资历，到处人微言轻。
我本科读完，出于对专业的热爱，接着读硕士，构思论文期间出去求职，发现这专业很冷门，几乎没有像样的单位肯收简历，只好硬着头皮读博士。毕业时，系里正好有一个留校名额。于是紧张准备，参加竞争上岗的教学“比武”，得了第一，和另三位应聘者一起留校了。对，我没写错，一个名额，四人留校。
上岗前集体培训，做学生工作出身的人事处长训孙子般地指示：“教课无所谓，能应付过去就行。你们要写论文，拿项目，最终评上职称，这才是正业，才能让你们过上舒坦日子。”
处长一语点醒梦中人：难怪以前给我上课的老师就没几个用心的，讲台上东拉西扯，批十几页的作业一勾了事，原来大学的职场是这么混的呀！没多久，这位处长被全校通报贪污，免职。他后来躲去某系教书了。他，也是教授。
我们单位满负荷工作量是一周六节课，领导说你年轻啊，多上点吧，十四节。有同事生病，我去顶；有同事出国，我去顶；有同事做科研，我去顶。
等到三年后第一次评职称，我肠子都悔青了：那些课时少、随便应付的，都忙出论文、项目来了；我呢，啥都没有。
要说这评职称，真是系里的年度大戏。评委就是那十多位教授，各打各的算盘。
前年，候选人H冲击评选会场，指着座中大骂：“你们收了我那么多钱，还不投我的票，太不讲信用了吧！我要去最高人民法院告你们！”顿时，好几位教授低下了头。据说H按“国内惯例”，在每位教授信箱里塞了五千块现金，有两位开箱即退还。
候选人N则在介绍成果时，哭昏过去，倒在讲台上。原因是，按硬指标，他肯定评不上副教授，但今年一过，他就没指望了：非博导，年满六十必须退休。他教了一辈子书，我也上过他的课。
去年更好玩，候选人F放出大话，副高非她莫属，因为她老公有“路子”。她评上，我们系老师拿基金会方便很多。
受惠于师生关系的，也不是没有。我的师姐Q，博士一毕业就评上了副高，在我系历史上空前绝后。导师近年几乎每篇论文都署她为第一作者。然后对Q，我就不能再称“师姐”了，而要改口叫“师母”。她带着六岁的儿子，住进我导师家，成了他的第四任夫人。
这十年，我评了四次，之后的六年连名都懒得报。因为评选条件频繁变化，越变越玄，一开始是看论文，我勉强也够，就是没著作。等考虑出版博士论文，领导突然宣布，出版博士论文太容易，不再视为著作。而其他有博士学位的同事早都靠此评了副高，我木讷，没赶上末班车。
这几年，又说有著作也不行，还得有国家、教育部的项目才够格，美其名曰“代表作”。要求越来越严，可好多教授无非是评得早，哪有什么论文、项目，连国际通行的学术写作规范都不懂，现在轮到他们操此生杀大权，倒是威风好大，煞气凛然。
我回家静坐，前思后想，深感年光有限，自己是因为爱读书，才吃这行饭。但评职称这种游戏实在玩不起，索性退出竞争，把机会留给那些塞得起五千块的兄弟姐妹吧。
如今，为了应对经济上的生存压力，我只有多接点校外的活儿。好在上海机会多，肯努力总有钱赚，回老家买房能付首期了，还可用上专业知识，不会像有的专家、博导，理论“研究过深”，应用技能全无。
教完课，我也不用操心拉帮结派、拜码头、立山头、打压这个、捧红那个的学术政治。爱看啥书看啥书，假期花自己的辛苦钱旅游，而不是用“科研考察经费”，心里也安生。
如今,人类早已历经口头传播时代、手书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而进入了网络时代。人类活动的舞台亦由古代的村庄、部落、民族国家,逐步延展到全球社会。在全球化时代,作为国际交往主体的国家,其实与口头传播、印刷传播时代生活在村落社会中的个人一样,其生存与发展,不仅严重地依赖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换,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仰仗着媒介及其传播的发展水平。正如柏拉图所说的,国家是个人的放大,个人是国家的缩小。个人的心理结构、道德意识与国家制度是完全吻合的。现在的国际社会。国家与国家既相互依赖、互通有无。又在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诸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在国家与国家的综合角力中,媒介及其传播活动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它虽然不如军事战场那样火暴血腥,但绝对值得人们关注。
作为国际社会的主体。国家主导的对外宣传活动,是当今国际交往一道亮丽的风景。通过对外传播,可以弘扬国家的文化,展现国家的风貌,说明国家的意志,表达国家基本的利益诉求,从而在国际社会树立国家的整体形象,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这种对外传播活动的影响力,相对于国家的经济霸权和武力炫耀,更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如果说经济和武力所代表的是国家的硬实力,那么文化精神和对外宣传所代表的就是国家的软实力。在后冷战时代,软实力比起硬实力来其影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支持或推进对外宣传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
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被动开放、逐步融人世界的过程。在不断被动挨打、丧权辱国的历程中,晚清政府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府在综合国力不济的情况下,为了延续国脉,也曾利用各种手段向国际社会呼吁,甚至希望通过合纵连横之术,摆脱列强的欺凌。但是,单纯的对外传播行为,无法弥补硬实力的缺失。所谓弱国无外交,乃是政治社会的基本法则。我们虽然不乐意,但是必须接受。直到1949年10月1日,后。中国的对外宣传才在综合国力特别是硬实力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唱响了中国声音,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存在,并且让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直至在理解的基础上接受了中华文化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崛起。
在热点四起、烽烟不断的国际社会,大国必须承担起大国的责任,才能树立大国的形象、大国的风范。与此相应,大国的国民也要具备大国的心态,这种心态应该是文明的、开放的、平等的,怀抱着对人类命运的强烈责任,和对于弱者的深切同情。大国形象、大国心态绝对不能是以霸权与实力为基础的力量展示,更不能是无视公平、正义的傲慢表现。大国的基础当然在于其雄厚的综合国力,但其在世界上的影响,主要不是基于霸道和实力,而应该是其深厚的文化魅力、理性的说服和道义上的感召。
在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我们要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什么样的国家形象,我们怎样才能够流畅无碍地传播中国的声音,怎样才能让各国人民全面地理解中国政府的态度和民间的声音,怎样才能够展示中华文化的深层魅力,让各国人民了解和接纳中华文化,是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生存的国际环境。关系到中国未来可持续的发展,关系到人类的和平和世界的安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强对外宣传与传播的研究,梳理中国对外宣传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对外宣传的战略与策略,为中国对外宣传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1949-1966年中国对外宣传史研究》,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对外宣传史的力作。该书作者习少颖博士,在新闻传播领域,是少有的理论学养与实践经验兼具的青年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