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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9-0026-03
一、问题的提出
钱学森老先生关于人才培养的世纪之问由来已久，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似乎并不能给钱老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校培养不出大师呢？笔者结合盛产大师的西南联大，并比照当下教师的评价制度，对原因略析一二。
尽管处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但西南联大能够在短短的八年时间，为社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的人才，这和当时联大的师生们秉承着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术精神分不开的。在联大的校园，这种浓烈的爱国情感使得联大的知识分子深刻意识到，只要文化不灭亡，那么我们的民族就是有希望的。他们以文化的创造和传播来维系中华民族的血脉，坚定地投入用学术救国的行列中，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报效祖国。然而，这种纯粹的学术精神恰恰是当下高等教育所缺乏的，尽管现在环境远远好过抗战时期，但我们的教育成就却无法超越西南联大。
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与京沪是可以分庭抗礼的，但是在文化和学术上却没有这种抗衡的资本。学界有京派和海派之说，但学界并没有岭南学派，倘若广东要在学术风气和治学风格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打造学术界独树一帜的岭南学派，那么广东的高等教育改革应该重点考虑如何重新构建健全的制度来保障学术的纯粹性。
二、西南联大的学术概况
（一）宽松的晋升制度
联大的教师职称评定并不注重所发表的论文或出版物的数量，其规定：“国内大学毕业助教。助教三年，可升教员。国内研究院毕业得有硕士学位者，为教员。教员三年得升专任讲师。讲师三年得升副教授。副教授三年升得教授”。[1]同时，教师职称升任一级所需的三年也包括不在同一所学校的教龄。这表明教师的学术评价和职称评定方面，主要偏重于职业操守和授课能力。联大的助教和教员在评讲师职称时必须开出两门以上的课程，且授课受到学生的欢迎，效果良好，这是主要的条件。同时还要具有能够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发表过著作或多篇论文，但这只是次要的条件。讲师，在教学中取得突出成绩，被全院或全系师生公认，并在科研方面有学术专著或创造发明，都可提升为副教授。同等道理，副教授可提升为教授，且手续简便公开，准备好所需的材料，上报校常务委员会，经教师聘任委员会审议通过即可。[2]教授或副教授的评审，没有名额限制，为一切优秀的人才敞开大门。
可见，联大教师的晋升制度主要以任教的时间长短和授课效果为参考标准，不会因为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达到数量上的硬性指标而对其职称和待遇做相应的调整。众所周知，学术并非一蹴而就，很多学科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是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二）官员兼任制
联大纯粹学术氛围的形成，除了在聘任和晋升制度上赋予教师极大的自由外，其学科官员兼任制的实行也是重要原因。学校官员不会有特权，更不会因此增加薪资，而使教师获得额外的收益。（见表1）
表1：西南联大改定教职员俸给标准（1944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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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第485页
以上是联大规定的不同职位最低薪资和最高薪资，行政职务的工作人员和教师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不同层次的教师又有差别，教授最高可以拿到每月600元，但普通教员最高也只有240元。全校薪资最高的是三位常委：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均，他们的薪资为每月710元。[3]而联大的其他行政官员都属于兼职，虽然有官职在，但并不增加薪酬。如算学系教授兼主任杨武之的薪额是590元，而教授姜立夫是600元，教授江泽涵是590元。从统计数据来看，600元是最高的薪酬，做官不一定拿得到，不做官能拿最高薪酬的大有人在。
1942年10月，联大的教授们集体拒绝了一笔特别办公费，这放在今天，等同于行政津贴，理应得到，但他们却拒绝了。“……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4]这封拒绝信后附上了冯友兰、张奚若、陈岱孙等25位兼职行政教师的签名。实际上，在抗战后期，由于通货膨胀，很多教授的生活举步维艰，他们典当衣物及书籍，卖稿卖文，停止子女教育，实属不易，很多老师都要申请其他补助，但是他们却拒绝了理所当然的行政费补贴。可见当时的教授将学术研究和学生教育视为教师的天职，并不追逐行政职务，反而将其作为一种义务。
三、广东高等教育存在问题
（一）过于量化的学术评价标准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授、研究员职称评审条件，除了达到基本的学历要求、外语要求，专业技术工作条件、业绩成果条件和论文、著作条件都已经量化。教授或研究员的评审，其论文或著作应该达到以下条件之一：（1）年均授课240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5篇（部），文科类6篇（部）；（2）年均授课120-239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6篇（部），文科类7篇（部）；（3）年均授课60-119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7篇（部），文科类8篇（部）；（4）年均授课59计划学时以上者，论文、著作要求：理工类9篇（部），文科类10篇（部）。[2]从以上的规定中可以得出，教授的评定主要看课时量和论文的完成，并且没有详细的分类，而是笼统规定理工类和文科类。但实际情况是，学科之间的差别很大，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科目，单纯的论文数量并不足以说明学者们学术功底的深厚。高校的教师本来是学术自由的主体，现在他们不仅要授课，还要进行科研，因而教师们是十分疲惫的。短期内，为了达到所规定论文的数量，可能会导致大量的文字垃圾出现，从而造成虚假的学术繁荣。
（二）“以刊论文”负面影响加剧
广东高校在教师职称论文的评定中，除了上述的授课量和论文数量给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也对所发表的论文刊物作出了限定。“论文”是指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其中应有二分之一在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3]
以刊论文，其目的是促使高校教师们努力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的期刊，并不是某一学科的专业平台，而是多种学科交杂在一起，学科边界并不清晰，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在CSSCI1998-2006年的600余种来源期刊中，刊登单一学科论文的期刊只有4种，刊登1到3个学科论文的期刊只有29种，刊登10个或10个以上学科论文的期刊占总数的72.3%。[5]这些数据表明，大多数学术期刊不是专业期刊而是综合期刊，在审核投稿者的论文时，可能无法区分学者的真正研究水平。此外，为了评价方便，在高校教师的绩效考核、职称评定和项目申报等方面，行政部门常常依据学者们所发表的论文进行评定，这直接导致了恶性循环。实际上，广东各高校都对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实施不同的奖励，如广东商学院规定核心刊物的科研计分为4-5分，非核心的一般期刊则为2分，然而深圳大学则只奖励核心期刊，对于非核心期刊的论文无奖励。[6]如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高校教师为了在核心期刊上，量体裁衣，只注重发表在哪里，而忽视了他们真正应该写什么。
（三）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
现在的高校，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于做官，因为做官带来的效益显而易见。不同级别的官员在学校的地位、待遇和话语权不尽相同。在项目申报、评奖评优方面，有行政级别的教师比普通教授更具有优势。行政级别将高校教师分成三六九等，在某些学校，行政工作人员的工资比一线教职员工要高很多。更何况，教师成为官员后，要忙于事务性工作，忙于上级领导的考核，忙于各种应酬，他们哪有时间去做研究？而现实的情况下，高校的官员不仅仅是官员，他们还要继续当教授，做科研，带研究生，其结果可想而知。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但科研成果含金量少却不会给他们的职位晋升带来不利。高校的校长一般都是任命制，很少进行公开选拔，31所副部级大学校长职务由中央直接任命，这也是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导致的直接结果。并且，不同学校的校长的行政级别不同，中山大学是985高校，校长的行政级别为副部级。普通本科一般为正厅级，与地级市的书记、市长级别相当。试想，当高校的教师都热衷于做官时，又有多少人可以在这种风气中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学术精神？有多少可以拒绝成为行政的附庸呢？又有多少教员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自己的一片净土，以期若干年后将自己打造成大师呢？
四、广东高等教育改革的对策
高等教育培养不出大师，不在于硬件条件。想当年，联大的师生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外部环境是何等恶劣。现在各方面硬件要比过去好很多，而教师们都忙于，评职称，上课念课件，内容人云亦云，少有创新。行政化现象愈演愈烈，高校官本位主义导致许多学者无法安心教学，却争着竞争各种行政岗位，以寻求相关利益的实现。这些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还在于我们的评价考核标准不恰当，直接导致了学术纯粹性的缺失。主要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尊重学科差异，合理设置考核标准
高校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授课和科研，因此应该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考核。授课部分，应该积极推动学生评价。在教学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授课的好坏，理应由学生进行打分，促使教师努力提高授课水平。对于不同年龄的和不同职称的教师设定相应的授课量，如青年学者主要是完成授课任务，应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科研中；而中年学者由于其拥有长期的教学经验，则可以重点进行授课，传播知识，减少科研任务。科研考核方面，由于学科之间的巨大差异，各个学科应该采用适合本学科评价的标准，分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重点是学科内的比较，不同的学科应该有符合其学科特性的指标体系和评价重点。对于人文学科，由于其研究成果的现实价值存在潜在性，更应该采用和自然科学不同的方法，例如可以采用论著代表制度。如果该学者的论著是其学科内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那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免除量化考核，也许在这一时期没有发表其他论文，但他相应的待遇不应该有变动。应依据不同学校的学科特色，制订更加详细和更具可行性的考核标准，逐步降低对论文数量的要求。
（二）推动同行评审，营造宽松学术氛围
同行评审是利用同行专家在其擅长的学科，对某一成果的价值做出判断。由于专业的类似性，使得同行的专家们对相似的问题，在评审过程中更客观，能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因此同行评审的效果是直接的。对于高校的教师来说，同行评审形成的舆论压力对其工作更具有约束力。同行评审的质量主要取决于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因此，选择合适的评审员非常关键。而成为评审员的首要标准是在其研究领域内具有十足的公信力，选择的成员也可以包括国外的同行，以增加评审的宽度。评审员的选取和评审规则应该透明化，对外界公布评审的流程和结果。此外，应当采用双向匿名制，对于利益相关者，要进行回避，采取不记名投票制，定期更换专家库，建立专家信誉档案等。
（三）学术回归原点，去除行政化
为了让高校的教师单纯地追求学术，行政化现象势必要得以纠正。去行政化，并不是单纯地去行政，行政是必要的，对于日益庞大的高校来说，行政工作人员不仅是为学生服务，也应该是为忙于授课和科研的教师们服务的。去行政化只是去除行政权力在教育氛围内的过度作用，有能力的教授可以成为学校的行政官员，但不能将各种利益和官职挂钩。因此，不仅仅要淡化学校的官本位色彩，而更要加强学校在科研和教学方面的管理。要加强大学内部建设，保障教师的地位和权益，强调学术的价值要高于行政权力，让学术主导高校的运转。应从实行校长遴选制度开始，取消行政级别，改变以往的政府任命制，真正由教授选出职业化的校长。如此程序产生的校长能够首先实现高校的独立，让校长根据学校的特色，组建行政工作团队，在校长的带领下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教师们真正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纯粹的学问。
五、结束语
在大学做学问的教师们，不缺乏对其学科真正有兴趣者，但由于现行的各种考核制度，扭曲了他们的本意，疲于奔波各种不恰当的考核，浪费了很多时间。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一批真正做学问的人淡泊名利，潜心治学，这样才会培养出独立精神的人才来为社会服务。广东省应改革当下不合适的评价制度，维护学术的纯粹性，赋予教师学术自由的权利，让教师醉心于授课和研究，还校园一片宁静。
[ 参 考 文 献 ]
[1] 西南联大改定教职员俸给标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85.
[2] 黄晓通.大学贵在有大师——回望西南联大教师聘任[J].文化学刊，2010（2）：48-53.
[3]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四年四月份俸薪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88.
高等学校实施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即职称评审）是对教师教学、科研等综合素质能力进行评价的方式之一。评审需要以高校教师已获得的各方面成果为依据，充分考虑教师的德、能、勤、绩等因素，对教师能否晋升高一级职务任职资格做出判定。而学术论文无疑是评价教师已获成果优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立一个公平、合理、人性化的学术论文的评定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资格评审中论文要求的现状
目前，在我省高校职称评审工作中对学术论文一般划分为以下3个级别：（1）权威期刊。在国家部委、全国学会（不含下属研究院、所和分会）、科学院所属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或相当上述级别的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科学论文；（2）学报级期刊。在部委及所属研究院（所）、全国专业学会及分会（不含省级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大学学报上发表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并收入论文集的科学论文普通期刊。学术刊物（须有国家或省有关部门批准的刊号或准印证）或在全国学术会议上宣读并收入论文集的科学论文。期刊级别由高到低依次为：权威期刊、学报级期刊、普通期刊。
我省在高校各个系列职称评审中对论文的级别、数量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在晋升高一级职务任职资格时论文的级别和数量是否达到要求是教师能否晋升的必要条件，教师为了能够晋升高一级职务也必定会为此努力发表相应级别的学术论文这在很大范围内对教师起到激励的作用，激发了教师投身研究的热情，提高了教师发表学术论文的积极性。因此，以学术论文作为教师晋升职称的量化条件之一是教师资格评审中十分必要的一环。
二、评审中论文规定存在的问题
学术论文虽然能够较好体现教师的综合素质但以学术论文作为衡量教师能否晋升职称的一项标准却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学术论文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以刊物级别衡量论文学术水平高低的评价体系还有待完善。（1）刊物级别划分过于笼统。如不管是国际上公认的影响力极高的刊物或是国内影响力不高但主办单位级别较高的期刊都算权威刊物，在职称评审的论文规定中几乎没有加以区分。
仅以主办单位来认定期刊级别的方法不够科学。尽管一般认为期刊的主办单位等级越高其主办的刊物中论文的学术水平也越高，但是随着办刊方式越来越市场化，往往存在期刊挂靠主办单位、一个主办单位办多种期刊等现象。目前，我省一般认定全国性学会主办的权威期刊只能有一种，而现在这种挂靠和一单位多刊的现象就造成了刊物级别认定的困难，究竟认定哪一种期刊为权威期刊往往是由省教育主管部门指定，其公开性、科学性有待商榷。（3）对期刊单位主办的增刊、专刊、专辑等与其正刊在论文级别认定中没有完全区分。（4）刊物级别高低与论文学术水平不能完全划等号：级别高的刊物所收录的文章不一定就好，级别低的刊物所收录的文章不一定就差，仅以期刊级别认定论文学术水平高低的方法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
论文规定中仅以第一作者或独立完成的文章作为职称晋升条件，对第二作者以后属名发表的文章缺乏评价机制。在当前的科学研究中，有许多的研究工作是在2个甚至多个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如果将论文排名第二及以后作者的贡献排除，则有失公平。另外，通讯作者署名的文章在职称评审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与国际上衡量作者对论文贡献的原则不相符。在当前高校中，教师在攻读高一级学位时完成的科学研究论文通常在文章发表时会将指导老师作为通讯作者加以署名指导老师也往往对文章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那么通讯作者对文章的贡献就不应被忽视；相对的，作为被指导者的教师虽然其文章发表署名为第一作者，但是其对文章的实际贡献力则应相应有所减弱。只有考虑每一位作者对文章的贡献情况，才能将论文的学术水平充分反映为教师的实际能力。
（二）高校教师各系列职称学术论文规定单一化
目前，我省高校教师、科研、实验3个系列在职称评审中均依据闽教职改[1997]010号文件执行对科研和实验系列教师的论文要求也是参照教师系列同级别的论文要求，没有考虑这3个系列在职责要求、工作内容等方面的区别，混淆了高校教师不同系列职务之间的要求，不利于高校按需设岗和激发不同系列教师从事本职工作的积极性。
论文规定没有考虑文科、理科、工科等不同门类学科间的区别。对于高校的体育、艺术、美术等学科教师在职称评审中与其他学科教师采取无差别的论文评审规定不符合这些学科通常的评价标准。体育、艺术、美术类教师更应以其实践能力、技术水平、成果效益作为职称评审的条件，采取“一刀切”的职称评审方式抹杀了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区别，不利于高校各个学科的发展。
（三）时间要求的规定不够合理
在每年度的职称评审中均对论文的发表时间有所要求，即时间需在任现职后至申报当年的12月31号之间。但时间与拿到期刊的时间往往并不相同，这样尽管论文确定发表时间是申报的当年，申报教师取得期刊原件却有可能在次年职称评审会议开始之后。而在目前的规定中，若评审会议开始时无法提供期刊原件的论文不得作为当年的评审条件。这看似符合程序，却缺少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最终造成部分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因为期刊无法及时取得而错过了当年的职称评审。
当前的资格评审一般耗时较长，从资格申报到评审结束往往要花费半年甚至更长时间。而若申报者在这一段时间发表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则该论文既不能用于本次申报，也不能在申报者本次晋升职称后用于下一次职称晋升申报。这种对时间上的规定不利于激励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发表学术论文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改革论文评审要求的思考与对策
任职资格评审条件的量化是当前职称评审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教师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作为评审的硬件之一普遍被认为是最为容易量化的标准之一。但从目前资格评审中论文规定所存在的问题来看，任职资格量化评审在建立合理的论文量化前提下还须进一步加强资格评审的相关体制建设。
（一）建立科学的学术论文评价体系
彻底改变仅以期刊级别判定论文质量的现行标准，建立科学、合理、可操作的学术论文质量认定评价体系。学术论文评价体系必须能够真实、准确反映论文的学术水平。对期刊级别的认定必须将期刊的主办单位、刊物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刊物是否被较权威的检索、索引所收录一并加以考虑。判断文章作者对论文的贡献力还必须充分考虑论文作者人数以及是否有通讯作者等情况。对论文学术水平的判断还可以参照论文的被引用率、论文是否被权威检索数据库收录、论文获奖情况等方面。
当然，我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还可以引入论文的量化赋分方法，即将论文划分若干个级别后分别赋以论文基准分，论文实际得分=（论文基准分+论文影响因子得分）×作者排名系数。这种论文量化赋分的方法可以作为资格评审中论文评价的一个模式，不过量化赋分应以科学的期刊级别划分方法为基础，分值计算还必须考虑论文引用率及通讯作者的贡献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制定有利于激励专业技术人员的论文量化赋分评价体系。
（二）细分不同学科、不同系列教师评审条件
对教师（包括教学型教师与科研型教师）、科研、实验等不同系列资格评审的论文规定应有所区别。评审教学型教师职称应相对弱化对科学研究型论文的数量要求，转而可以对教学、教改方面的论文提出一定数量和级别的要求，同时在资格评审中对教学效果及其他教学实践环节侧重评价，如可以对获得教学贡献奖励的教师在评审教学型教师时给予适当加分。对评审研究型和自然科研系列教师职称的论文要求可以适当提高，以突出显示研究人员从事本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同时应对其承担各级别的科研项目立项及完成情况加以综合考虑，对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条件突出者相应降低学术论文要求。对实验系列也应相对弱化论文要求，转而侧重对实验技能、实验方法、创新水平的评价。
另外，对于不同学科的教师应区分各自学科的特点，制定不同的论文规定细则。对于体育、美术、艺术等专业技术要求很强的学科应弱化职称评审的论文要求，转而侧重考察申报者专业技术掌握情况。
（三）建立以人为本的学术论文激励机制
职称晋升是当前高校专业技术人员激励的重要手段，而作为职称评审重要内容的学术论文评价也同样要以鼓励高校专业技术人员投身本学科研究、多发高质量论文为目的。
在晋升高一级职称的评审中，若申报者当前职称为确定而非评审晋升获得，则将时间要求定义为任现职以来是合理的。但若申报者当前职称为评审晋升获得，那么则会造成申报者在半年评审过程中发表的论文不能用于当前及更高一级职称评审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应将任现职当年的1月1日作为符合评审条件论文的起算时间。
只有将二者加以区别才能够较好衔接“申材料截止月31日”这一规定，才有利于全面评价申报者晋升高一级职称的论文条件，有利于调动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发表高质量论文的积极性。
建立论文评价的事后补救机制。针对符合评审条件的申报者因部分期刊的印刷或出版问题致使刊物不能及时取得的情况，应同意该申报者参加当年的职称评审，并在评审会议中由学校人事部门对该申报者的论文情况向评委会做出说明。在评审会议结束之后，由学校人事部门负责审核该申报者期刊原件取得的情况。对于在日后确能提供期刊原件的申报者应对当年的评审结果给予确认，对无法提供期刊原件的申报者应取消其本次职称晋升资格并给予相应的处罚。
职称论文评价机制的改革归根到底仅仅是职称制度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校岗位设置的完成必定要求改变当前评聘结合的职称评审模式。
职称的评聘作为高校一种自身的社会行为，不应受政府行为过多的干预。因此，改革我省职称评审制度必须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1）对具备自主评审条件的高校完全下放职称评审权。（2）对不具备自主评审条件的新办本科和大专层次院校加强评审指导。（3）对研究型、研究专业型、专业技能型种类型职称，采用不同的评审模式：以评为主、以考代评、以辩代评、辩评结合等。（4）高校要尽快出台自主评审以及岗位聘任的相关规定。（5）完善岗位管理与考核程序，制定职称评审晋升及岗位竞聘的约束机制。
无论是高校自主评审或是政府、社会组织评审，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论文规定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都是关系职称评审顺利进行的重要内容。职称评审中的论文要求一定要以激励高校教师投身研究、提高学术水平为导向，按照分类管理、细化评价要素、量化评价指标的原则，最终建立一个公平、合理、人性化的学术论文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福建省教育委员会职称改革领导小组，福建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一九九六学年高等学校教师
“问题出在思想观念上，而直接诱因是评价体系出现了偏差。”龚克说，这几年，南开大学一直在强调要有定力，要把人培养好。
龚克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天津大学校长。在十多年高校管理者的职业生涯中，他常以“改革者”、“敢说话”的形象出现。近年来，南开大学的很多改革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比如，在南开，学校最高议事机构校务委员会为学生代表设固定席位，从2014年开始南开新建非管理机构不设行政级别，将教学评价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前置条件，等等。
“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作为一项民生事业，其一大重要功能是打破贫困代际相传。”龚克说，贫困家庭如果有一个大学生走出来，可能会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和面貌。这样的民生功能，和培养一位工程师、培养一批学者，是不一样的。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龚克表示，高等学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人才，靠三项职能来实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不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教育打破贫困代际相传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办好公平优质教育。当前条件下，如何理解教育公平，学校方面又是如何践行这一理念的？
龚克：中国教育经过多年发展，义务教育实现普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我相信，到205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会走向普及。从这一角度看，教育应该是连着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而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是公平的服务。但目前教育公平方面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地域和城乡差别。
近年来，政府下了很大功夫，提升欠发达地区孩子上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机会。例如，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由中央部门高校和地方“211工程”高校为主的本科一批招生学校，在800多个贫困县单独拿出招生计划。南开大学去年就专门在贫困县以下的中学招了307人，占招生总量达8%。去年全国重点高校招收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人数增长21.3%，而南开大学增长了27%左右，相当于是为21.3%的增速做了贡献。
《财经国家周刊》：在贫困地区单独拿出招生计划，是否对其他地区分数更高的学生意味着不公平？
龚克：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作为一项民生事业，其一大重要功能是打破贫困代际相传。特别是我们这种所谓重点建设的研究性大学，更要意识到不管多么拔尖，现在做的都是一项民生的事业，是一个逐渐大众化、普及发展的公共服务。
我们一开始也不是特别理解，在一个省、一个市的范围内，都不能按照一个分数线来招生，有时候放着600多分的学生不招，而去招500多分的。这会不会不公平呢？ 龚克简介
1955年6月生，湖南湘潭人，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开大学校长。
曾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培养处处长，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常务副主任，主任，科技处处长，清华大学副校长，天津大学校长等职。
现在想明白了，公平不仅是分数面前的平等，还要打破贫困的代际相传。贫困家庭如果有一个大学生走出来，可能会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和面貌。这样的民生功能，和培养一位工程师、培养一批学者，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我们谈到教育公平的时候，必须深刻理解教育作为民生事业对公平的内在的本质的要求。这种公平要比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要深刻得多。
但另一方面，没有质量的公平是毫无意义的公平。所以现在要更加关注，如何提高教育质量，把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培养好。
《财经国家周刊》：除了公平发展，你还一直主张教育优先发展。为什么要这么提？
龚克：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是由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作用所决定的。
虽然现在政府工作报告没有直接提出，但从国家财政预算安排上看，还是将教育放在优先地位的，这一点从教育费用增速、占财政开支比重可以看出。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教育之所以要优先发展，是因为教育事业实际上是一个育人的事业。它的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都跟育人有关系。
特别对于研究性大学来说，育人靠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教学，打基础;然后靠科研，培养举一反三的能力;再后面，教学、科研的延伸是社会服务，包括国际合作，还有文化传承。
所以，教学、科研是学校培养人的两个主要方面。所以教育优先发展的要义还在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本身，要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财经国家周刊》：有观点认为，有部分教师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报课题、搞科研、写论文上，而在教育教学上投入较少，你认为问题出在哪儿？
龚克：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偏离了人才培养。很多高校搞科研不是为了培养学生，而是出文章、出成果、提高排名，不断获得学术荣誉等。 很多人强调大学科研对社会经济发展做直接贡献的要求，忽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都是为了育人的根本任务。
槭裁椿岢鱿制离？思想观念出了问题。大学最初在国外发展起来，功能不断演变，最早期大学的功能就是教学，后来经历改革，将科研放进去，通过教学和科研的结合来培养人才。再到后来，威斯康辛模式兴起，大学增加了服务社会的功能，其实意在将学生培养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好的培养人才。所以大学就有了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三大功能，均是围绕人才培养来展开的。
但这三大功能翻译到国内，就变成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样一来，科研、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并列了，而且，很多人强调大学科研对社会经济发展做直接贡献的要求，忽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都是为了育人的根本任务。
这不符合法定观念。《高教法》第3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也就是说，高等学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人才，靠三项职能来实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不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论文不应成为唯一标尺
《经国家周刊》：如何扭转观念的偏差？
龚克：教师和学生观念的转变，其实是改革最难的部分。现在，一些教师并没有把立德树人、教育育人的职业观念牢固树立起来。我们招聘的时候，提问为什么喜欢当教师，大多回答说喜欢做学术，很少有人说喜欢培养年轻学生。学生则认为，对自己将来发展特别重要的是名校文凭，而真正在学期间为今后发展德智体美打好基础的主动性不够。
观念难以转变，最主要还是对大学的评价体系出现了偏差。评职称、当教授，依然是多数大学老师的职业目标。论文又是横在教师评价体系的一杆硬标尺。
当下的问题是，论文评价被滥用，几乎所有的科技学术活动，比如评选长江学者、竞争科研项目、科技成果转化、学科排名等，最后实质是都要“拼论文”。
近年来，学科评估开始重视到教育了，但是还是比较皮毛，比如看生师比、教授上课比例以及生源等，这些还不能真正体现教学质量、教学投入。
最近，政府强调教育开支的绩效，这个绩效也要看排名。包括新生专业选择、学校选择也这样，大多还是看排名。所以这就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从学校角度来讲，如果对论文关注过多，放在培养学生上的注意力就不够了。
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南开大学要有定力，要把人培养好。为了加强教学，南开大学推出了对教学多层次多维度的评价，尝试包括了教师自评、上课的学生以及毕业生和毕业5年校友、教学督导组的评价等。在教学评价体系里获得好评，是教师评职称的前置条件。
南开正在校内开展这一改革。但不能否认，在综合改革中相对削弱论文的分量，提高教学的比重，可能导致学校排名下滑。每一个排名出来，我们都很紧张，一旦名次下滑，校内校外都会来拍砖，压力很大。
从长远看，国家层面应加强高校各类评价体系的改革。不是否定论文的标准，而是让论文的标准不唯一化，不作为通用标准。而且，整个评估要透明，评估的目的、指标、数据来源和评估针对的主要群体要让公众知晓。另外，一定要建立对本科教学质量的评估体系。
“双创”重点在培育创新精神
《财经国家周刊》：自2015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都大力支持和鼓励创业创新，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投身创业，在校大学生休学创业、教师创业的情况也不少，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龚克：首先，大学生的创业创新最终目的是什么呢？从宏大的角度看，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需。创新型国家不光需要重要的科技成果、优秀的论文和精英的科学家，还需要创新的公民和充满活力的体制，这也是双创的着眼点所在。
双创重点是要培育创新精神，这一点和培育尖端科学家并不矛盾。但要防止两大误区。一是放弃学业、忽视学业去搞创业，恐怕得不偿失。学生以学为主，这个不能变。我们从不鼓励休学创业。创新创业是结合在一起的，缺乏创新精神，很难创业。因为创业没有创新的精神，很难去创。而只有创新精神，没有扎实的学业基础，也是做不成事情的。我认为，应该把创业创新当成学生的实践活动，与学业学习有机配合起来。
二是在进行创新创业的教育中，过度强调融入专业教育。普遍参与创新创业，会提升学生活跃度，这相当于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所以将创新创业作为一种实践培养的话，不要太强调专业性。更何况，社会上大量的实际问题是跨专业问题。对学生来讲，发挥创新创业，打破学科界限，推动改革通识，又加强专业深度，把握好学业和创业这种关系非常重要。
而在整个引导方面，新注册公司数量、营业额等指标，对大学生来讲，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创业过程中，提升了创新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包括其间形成的社会责任感，对国情的真实了解以及合作、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和素质。
此外，创新创业教育和优秀科学家的培养，也不矛盾。衡量创新创业到底是否成功，是看赚多少钱、融多少资，还是看在创新实践中提升多少素质和能力、增强多少社会责任感，这两者的关系要处理好。
至于科学家办企业，要非常慎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很多优秀的教授办企业，最后变成很蹩脚的企业家。在创新型国家，优秀的科学家更多是将自己的成果向企业转化，作为回报，可以持有一定股份。对于教师离职创业，应该“允许”，而不应“鼓励”。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呼吁打开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通道。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难在哪？对于提高成果转化率有何建议？
龚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确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都要解决。
但是一定要注意，国内目前并不是好成果过剩，尤其是原创性成果并不多。而原创性成果供给不足，将是日益凸显的大问题。
原创性成果是多年磨一剑做出来的。比如说，聚氯乙烯（PVC）树脂是广泛应用的塑料品种之一，但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使用氯化汞催化剂，这不仅使我国汞矿资源迅速枯竭，还会带来极其恶劣的环境污染。南开大学化学学院研发出用于PVC合成的新型低汞触媒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成果。几千万的科研经费，产生出好多亿的产业效应。但这如果没有南开大学在化学专业长期的积淀、厚实的基础研究，短时间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基础研究做得越深、对科学的认识越透，越容易解决实际操作问题。中国发展到现阶段，要站在创新型国家前列，从供给侧来看，原始创新的科技供给不足，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本届政府行政改革的亮点，也是着力最大的领域。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有何实际进展？
龚克：不客气地讲，这几年政府放权放了很多，删减了很多项目，但是我们的获得感不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