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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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秸秆机械深耕还田，重点扩大秸秆过腹还田、秸秆生物反应堆、秸秆沼气、秸秆固化、生物质能源等转化利用能力。组建完善配套秸秆循环利用技术模式9个，建设秸秆青贮场所9处，年青贮玉米秸秆40余万亩，秸秆固化点40余处，秸秆生物反应堆6000个大棚，秸秆养藕4000亩，户用秸秆沼气5000个，大型秸秆沼气工程28处，制造秸秆颗粒年消化20余万亩的玉米秸秆，玉米机械深耕面积每年达到90万亩，小麦、玉米平均亩产分别增产10%和12%，每亩为农民增收节支近300元。
1.2推广节肥、节药、节水、节种技术，实现农业投入品的减量化
全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实现了全覆盖，建立村级测土配方技术示范面积8.47万亩，年累计推广粮食、蔬菜等农作物配方肥2.2万t，使用面积37.87万亩，技术推广面积300余万亩，减少化肥施用量3万吨，化肥利用率提高3%左右，每公顷化肥使用量减少100kg，节本增效1.7亿元。在临淄区朱台镇建成1万多亩小麦垄作示范推广基地，节肥10%、节水30%以上。在临淄、桓台、高青、沂源等4个项目县建立专业化统一防治示范区4万亩，全市专业化防治服务面积每年达到158万亩次，防治效果平均达到90%以上，每公顷农药使用强度减少0.5kg；粮食作物农药用药量减少5%以上，经济作物用药量减少15%以上。
1.3以沼气建设为纽带，促进农村废弃物资源的循环利用
全市共建有户用沼气池10.11万个，占农户的30%以上，其中80%以上的户达到了“一池三改”标准。建成生态能源示范村86个、“千池镇”15个，年可利用人畜粪便30%以上、作物秸秆10万亩以上，提供优质有机肥40多万吨、沼气4000多万立方米，节约标煤3.1万t，减少CO2排放7.1万t，为农民节支8000多万元。发展“猪沼果”模式6000多个，“猪沼菜”1200多个，沼渣沼液利用户数达67048个，沼渣沼液利用率达到93%，亩节药219元，节肥68元，农产品增值179元。
1.4以乡村清洁工程为载体，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选择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条件的乡村清洁工程示范村16个，生态家园富民工程示范村30个，相继开展了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建设，梦泉村等5个村通过省级验收，被列为全国农村清洁工程示范村。通过开展农村清洁工程示范建设，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示范村内100%耕地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农药、化肥减施率超过30%；人畜粪便等废弃物入沼、还田、沤肥等方式使人畜粪便利用率均达到100%；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以上，田间废弃物收集率达到90%以上。有效解决了农村普遍存在的粪堆、柴堆、垃圾堆“三大堆”现象，达到治理面源污染和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的目的，受益农户达到5000余户，农民人均增收1200元，大大推动了新农村建设。
2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扶持力度偏小，缺少资金支持
目前循环农业项目的覆盖面仍然偏小，循环农业发展中无论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人才的培训、技术的开发等，都需要大量资金，生产者多为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户，发展循环农业仅靠农户和农业部门显然力不从心。由于政府对循环农业资金投入不足，社会多元投入体系尚未建立健全，资金不足仍是制约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2.2产业化经营相对滞后，后续服务比较薄弱
目前循环农业相关产业还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从建设使用管理后续服务的产业链条，专业化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滞后，管理和运作不规范，没有对循环农业发展起到应有的服务保障作用。尤其是农村沼气产业，产品市场比较混乱，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许多产品的质量不过关，这无疑加大了建设成本，影响了沼气产业发展。受服务经费缺乏、运作方式不成熟等原因限制，农村沼气的后续管理和服务还跟不上沼气产业迅猛发展的步伐。
2.3循环农业技术支撑不够，需要进一步强化
目前循环农业模式特别是适合当地的循环模式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创新，部分循环农业产业链偏短，秸秆机械还田在综合利用中所占的比例偏高，多元化开发利用模式规模偏小，而当前对循环农业实用技术的研究和实践相对薄弱，循环农业的技术支撑需要加强。
3对加快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建议
3.1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长效机制
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作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2]。具体到各地市，建设生态文明，最基础的就是以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为着力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坚定不移地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促进生态循环农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建议各级政府设立生态循环农业专项资金，加大扶持政策和发展措施的研究力度，以适应当前生态循环农业发展需求；同时建议省有关部门结合本省实际，制定并完善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政策和法规，建立生态循环农业的核算体系，并纳入统计体系和考核体系，逐步形成"政府推进、市场驱动、企业发挥、全民参与"的长效发展机制。
3.2强化技术研发，建立促进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机制
建议设立省、市级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研发中心，整合各级、各类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高等院校、农业基层技术部门技术力量，强化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提高技术创新力度，逐步完善支撑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技术体系。创新循环农业技术推广体制，建立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研发推广人才梯队，完善基层农技推广网络。加快生态循环农业新技术、新成果转化，建立技术集成示范基地，通过开放性的试验示范，将先进的技术和成果直观地呈现在农民眼前，真正实现“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让农民学得会、用得上。
（1）虽然二种农业模式都兼顾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但生态农业更加重视生态效益，而对经济效益比较弱化，而循环农业更加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与环境改善的融合。
（2）生态农业追求的最终目标虽然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但在满足人类社会持续对农产品的需求方面没有具体措施，因此，生态农业更是可持续农业的基础。
（3）生态农业主要侧重于产品生产环节的环保、绿色，而循环农业按照循环经济3R原则更重视生产环节、生产链和消费领域的物质循环利用，减少自然环境的破坏与资源的消耗。
（4）生态农业注重产品的自然安全，而循环农业在注重经济效益下对产品的安全比较弱化。我国生态农业的提出与发展比循环农业早20年，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科技与社会的进步，生态农业与循环农业的概念与内涵皆不断更新完善，至今，生态农业与循环农业两者在内涵上已呈现交叉重叠现象，两者都以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除各有侧重点外，直接或间接目标一致。但对生态农业而言，其发展依赖于农村环境，而农村环境又与农村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社会经济发展到目前，随着农村生产资料、消费商品的丰富，在生产各环节及人们生活过程中，农业生产系统中非自然物质的输入不可避免，而这些物质按照生态学原理，依靠自然生态系统的食物链转化很困难或历时很长，从而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稳定与良性发展，造成农业生产环境恶化，因此，在农业物能循环中必然涉及到非自然性物质的人为循环利用问题，而这个问题是需要用循环经济的理论来解决的。因此，为了减少概念的重复，取长补短，形成符合现代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建设要求的系统化现代农业概念，将生态农业与循环农业的概念融合，称之为“循环型生态农业”。
1．2循环型生态农业的概念界定结合生态农业与循环农业的现状与发展，我们认为：循环型生态农业是在系统学、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和生态技术学理论指导下，把循环经济理论应用于农业生产过程，实现“投入品－产出物－废弃物”的循环综合利用，达到资源低消耗与高利用、投入清洁、产品安全、废弃物低排放，从而实现生态良性循环、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居环境优美、公民身体健康的现代农业系统。循环型生态农业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高安全、美环境、美人文”，即两低两高两美目标。
2循环型生态农业的内涵
从循环型生态农业的概念出发，明确其内涵本质是应用设计与实践运行的基础。其主要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良性循环。生态良好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按照生态学原理，将农业生态建设和绿色消费融合，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和农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倡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污染等，生产过程用养结合，注重生物资源的自然回归利用，最大程度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自给，严格控制外部有害物质的投入、农业废弃物的产生与非生态化处理，最大程度地维持农业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2）物质循环利用。按照循环经济3R(Reduce，Reuse，Recycle)原则，通过优化农产品生产至消费整个产业链的结构，实现物质能量的多级循环使用。综合设计“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最佳配合方案，尤其是要加强生产、加工、消费环节非自然生态系统废弃物回收利用，使物质与能量的得以顺畅循环流动，达到自然资源低消耗、生产过程低污染、物质高利用、废弃物低（零）排放，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同时，减少废弃物污染，从而将提高经济效益与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相融合。
（3）产品安全优质。将改善与维持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利用与健康的动植物生产紧密融合，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用洁净的生产方式（尽量采用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等绿色物质输入）生产安全优质的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在现代管理体系下加工销售食品，倡导绿色消费，促进人们生活习惯的转变，不断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
（4）系统网状复合。在环境保护和产品安全的总旨下，用生态经济学原则和系统科学原理设计并不断优化人工农业生产系统，将种植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及其延伸的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贸易与服务业、农产品消费领域等产业进行合理组配，建立高效循环的产业链。各产业之间通过中间产品和废弃物的相互交换而互相衔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和闭合的物质利用网络，使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废弃物得到有效利用、环境影响减少到最低水平。
本文作者：赵良庆 程克群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循环模式与生态功能区耦合依据
农业循环经济模式注重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积极运用先进实用技术和精细化管理手段，并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我省各地具体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别，决定了循环农业模式本身的区域性和局限性。循环农业的普及、推广和发展并非模式的复制，更不应该是技术的复古，即便是已经被证明成功了的循环农业模式也要因地制宜，盲目模仿可能因为地域特征和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失败［3］。那么，如何能够寻找到本区域最适宜的循环农业模式呢？生态功能区的划分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思路，生态功能区的划分不仅可以促进区域资源的合理利用，避免因盲目的资源开发而导致生态环境破坏，还可以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支撑能力。生态功能区是指根据区域的生态环境敏感性、生态系统受胁迫的过程和效应、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及生态系统的特征和差异性而进行的地理空间分区。安徽位于我国东南部，地处东经114°53′—119°38′和北纬29°22′—34°40′之间。长江、淮河横贯境内，将全省分为皖北、江淮和江南三个区域，地形由平原、山区、丘陵相间排列，生态环境总体上较好，但由于地处北亚热带与南暖温带过渡地带，地形地貌分异明显，气候条件不稳。按照地貌和水热等自然条件将安徽省划分为五大生态功能区，即沿淮淮北平原生态区、江淮丘陵岗地生态区、皖西大别山生态区、沿长江平原生态区和皖南山地丘陵生态区［4］12。生态功能区的划分是实施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理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进行生态建设，促进循环农业更好地向低碳化、规模化、效益化发展的重要依据。
循环农业模式选择
1．沿淮淮北平原生态区。该区包括淮河以北及沿淮地区。行政上分区包括亳州、阜阳、淮北、宿州、蚌埠、淮南等六市全部及六安市霍邱县、寿县、合肥市长丰县、滁州市凤阳县、定远县和明光市的部分地区。总面积4．36×104km2，占全省面积的31．1％；土壤类型以砂姜黑土、潮土为主；属华北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 300—2 400小时，年均气温14℃—15．3℃，年降水量约750mm—900mm之间，年蒸发量1 600—1 900mm。该区是我国古老的农业耕作区之一，农垦历史悠久，自然植被绝大部分已不存在，人为开垦种植程度高，农业耕作制度一般为两年三熟或一年二熟制，北部萧砀一带有成片果树分布，是我省重要的粮、油、棉和水果产区之一。该区适宜的模式有立体型农业模式、两淮煤矿塌陷区生态复垦与利用模式、沿淮行洪区适应性循环农业模式、城郊生态循环模式、“四位一体”循环经济模式、“销”一条龙循环农业模式、农业副产物再利用模式。2．江淮丘陵岗地生态区。该区位于安徽省中部，行政分区上包括合肥市辖区、长丰县中南部、肥东县、肥西县，滁州市市辖区、凤阳县和明光市的南部、定远县大部、全椒县、来安县、天长市的全部，六安市的霍邱与寿县南部、舒城县北部，原巢湖市居巢区、庐江、无为、含山及和县的北部地区。总面积3．18×104km2，占全省面积的22．7％；土壤类型主要是黄棕壤，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 100—2 200小时，年均气温14．7℃—16．0℃，年降水量约900mm—1 100mm之间，年蒸发量1 400mm—1 700mm。该区人口密度大，农业生产历史悠久，工业与城镇集中，生态系统受人为干扰严重。农业耕作制度一般为一年二熟或一年三熟制，是我国重要的粮、油产区之一。该区适宜的模式有：立体型农业、区域循环、农业副产物再利用、水源节约型循环模式，畜禽产品深加工产业链循环模式，“十节二减”循环农业模式，城郊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资源再利用循环农业模式，休闲观光型和农村庭院型发展模式等。3．皖西大别山生态区。该区位于安徽省西部。行政分区上包括六安市的金寨和霍山县的全部、舒城县的部分地区，安庆市的岳西县的全部，潜山、太湖县的大部分以及宿松的部分地区。总面积1．39×104km2，占全省面积的9．9％；土壤类型主要是黄棕壤和山地黄棕壤，属亚热带湿润区与暖温带半湿润区过渡地带，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 900—2 100小时，年均气温14．0℃—15．0℃，年降水量约1 250mm—1 400mm之间，年蒸发量1 400mm以下。该区人口密度较小，但由于多数地区为山地，人口主要集中于山间盆地及沟谷平坦地带，是我省重要的林果生产区之一。农业耕作制度一般为一年二熟或三熟制，是我国重要的粮、油产区之一。该区适宜的模式有：立体型农业模式，区域循环模式，农村庭院型发展模式，休闲观光型模式，绿色、有机（菜、果、蔬、茶）循环农业模式，农资减量化模式，“销”一条龙循环农业模式，“十节二减”循环农业模式，区域大循环农业模式等。4．沿长江平原生态区。该区位于安徽中南部，沿长江两岸呈南西—北东走向。行政分区上包括合肥市庐江县的南部，铜陵县南部，马鞍山市区，宣城市宣城区和郎溪县大部，芜湖市辖区、芜湖县、无为县，南陵与繁昌县北部，池州市贵池区、青阳和东至县北部地区，安庆市辖区、枞阳、怀宁、望江县全部、宿松县大部，桐城、潜山、太湖县南部地区。地貌以湖积平原为主，水网、圩区、岗地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沙洲也较为普遍。总面积为2．32×104km2，约占全省面积的16．6％；属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带，水热丰沛，年均日照为2 000—2 100小时，年均气温15．7℃—16．6℃，年均相对湿度75％，无霜期230—250天，年均降水1 050mm—1 400mm之间，年蒸发1 500mm—1 800mm；土壤类型有粘盘黄棕壤、红泥土、黄红壤等，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带。在广大湖沼水域中，水生、湿生植被如芦苇、菱笋、莲等群落分布较多。本区城镇密集，经济发达，人为活动频繁，土地利用率高，是安徽省重要的农业产区，也是安徽省沿江工业城市集中分布区域。农耕制度为一年两熟和三熟制，是我国重要的粮、油和棉花产区之一［4］40。该区适宜的模式有：农牧、农水结合型循环农业模式，秸秆直接还田循环模式，矿区废弃土地生态复垦与利用模式，区域循环模式，绿色、有机（果、蔬、茶、菜）循环农业模式，农村庭院型循环农业模式，“销”一条龙循环农业模式，立体种养模式，区域循环农业模式等。5．皖南山地丘陵生态区该区位于安徽南部，行政分区上包括黄山市全部，宣城市广德县、宁国市、旌德县、泾县、绩溪县的全部以及宣州区的南部，芜湖市南陵县南部，铜陵县南部，池州市青阳县、贵池区和东至县中南部和石台县全部。总面积2．76×104km2，占全省面积的19．7％。该区属中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一般年平均气温为15．4℃—16．3℃，年平均降水量1 200mm—1700mm之间，蒸发量1 200mm—1 400mm，年平均无霜期230天左右，日照时数1 800—2 100小时［4］48；土壤为红壤、潴育水稻土和石质土、黄壤、暗黄棕壤等。本区自然植被保存较好，自然与人文景观丰富，是安徽省旅游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山间盆谷地区农业耕作制度以一年两熟制为主，主要农作物为水稻、油菜、玉米大豆、山芋、苎麻等，也是安徽乃至全国著名的茶叶产区，还有香菇、石耳、笋衣、蕨菜等独具特色的绿色食品。该区适宜的模式有：循环性生态观光模式，休闲观光型发展模式，特色古民居村落模式，绿色、有机（果、蔬、茶）循环农业模式，农业副产物再利用模式，村庄中循环经济模式，“十节二减”循环农业模式，区域循环农业模式和农村庭院型发展模式等。
1.1循环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发展生态农业
发展生态农业是现在所提倡的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个典例，生态农业的发展是农业循环经济的最主要表现形式。要更好的发展生态农业，要了解其本质。它就是把农业生产更加生态化，其根本目的就是既要寻求农业的生产发展、经济增长，又要进行资源环境的保护协调与同步，最终寻求到适应我国国情农业发展模式。
1.2循环经济的发展利于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循环经济是一种旨在实现环境、资源、人口等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创新型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它的核心就是运用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思想，通过农业各技术创新和组织方式的变革等方式，提高农业系统内部环节的多级循环利用，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倡导清洁化的生产和节约型的消费理念，严格地控制外部系统有害物质的进入和农业废弃物等的产生，最大程度地减轻有害物质对环境污染及生态的破坏，最终实现农业的良性循环发展以及农村的和谐有序。
1.3循环经济能够引领生态农业的发展
循环经济在生态农业的4R原则对生态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引领的作用。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严重的破坏了大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也危及人类的生存空间，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农村经济的停滞乃至下降，进而破坏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系统平衡。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是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重点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能源，其原则是减量化、再利用以及再循环，从而能够实现经济的循环发展，这些原则的规定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生态农业的发展。
2舟山生态农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条件分析
2.1舟山发展生态农业的优势
舟山已初步具备发展生态农业的基础。据统计，截至到2011年底，全市的水果、蔬菜、水产养殖、生猪饲养等数量在有序的基础上仍有上涨的幅度。舟山定海区和普陀区现已在农业方面全面推行规模化、标准化和生态化的生产模式，同时还推进“良种良法”和“良机良制”综合运用，更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据调研得知定海的瓜稻轮作区等一大批核心示范基地已经初具规模，更好地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舟山已开展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和试点。全市各地采用以试点探索和模式创新为基础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方法。普陀区的展茅、岱山衢山、嵊泗本岛、定海岑港等地都已计划形成以“畜粪、沼液、沼渣”综合利用为核心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其他的如普陀区的林地鸡合作社已计划实施小型屠宰场污水沼气工程并进行开展“三沼”综合利用果园养鸡模式等。这些模式的推广都有利于舟山市的农业转型和升级。
2.2舟山发展生态农业的劣势
2.2.1发展生态农业的资金投入不足
生态农业有别于其他的农业，它的效益具有长期性，只有进行长期的实践才能有显著的效益，而且在发展生态农业的前期和后期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大多数的生态农业技术的初期并不能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基本上靠的是国家以及各级财政的扶持，加之目前一系列的制度并不完善，有关部门降低了对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力度，这就导致了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率比较低。农业推广的资金投入，是农业技术推广事业维持和发展的保证。目前，生态农业推广工作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资金投入不足；另外就是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方式是依靠政府的全额拨款，而全额拨的款项中大部分被用作农业推广人员的工资和福利，从而造成推广经费严重不足的现状。
2.2.2发展生态农业的人才缺乏
生态农业是一种专门、专业的技术，它的基础学科是生态学，然后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同传统的农业结合起来。因此这就要求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但目前的情况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科学文化水平较低，不能很熟练的掌握应具有的先进的、专业的知识，同时接受培训和教育的机会也比较少，不能将先进的技术及时而准确的传达给农户，这样就限制了生态农业技术的快速推广和发展。
2.2.3生态农业推广对象生态观念不强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推广的对象是农民。农民行为和观念的改变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舟山市的农业发展污染还是比较严重，忽视了在发展农业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业三废”向农村和农业的转移趋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生态农业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的宣传力度还不够，现在这个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所以导致在农业生产和发展过程中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长期的传统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2.4生态农业发展中的劳动力障碍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快发展以及城市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农村逐渐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少、儿人群。在这部分人群中存在着劳动力不足问题，特别是在农忙季节，结构性劳动力不足问题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从而使生态农业推广工作无法真正落到实处，进而影响了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发展。
3加快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加大生态农业技术的资金投入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远期效益比较显著，这就需要依靠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发挥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作用，通过国家政策的倾斜，使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政府要把发展生态农业当作一项民生项目工程来开展，加强政府的资金投入和项目扶持力度，发挥国家政策以及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调动农民和社会各界力量的积极性。同时还可以通过联合推广模式，实现规模效益，建立多种渠道的资金投入机制。
3.2提高生态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进展，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就要不断地提高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建立完善的生态农业推广人员及生态农民技术培训机制，对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提高推广人员的学历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建立起考核奖励制度，充分发挥和调动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完善和建立技术成果推广奖励机制，对在推广工作中取得重大成绩并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工作人员给予重大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3.3加大发展生态农业宣传的力度
要从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着手，要以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为宏伟目标，加强生态农业发展的教育宣传力度，积极地引导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树立起新的资源观、发展观和生态价值观念，成为建设生态农业的建设者和促进者。建立起一批先进的示范企业、示范区、示范模式、示范项目等，全方位、多层次地进行生态农业示范推广工作，营造一个农民群众自觉参与、社会普遍关注、政府积极倡导的良好氛围。
（一）城市的加速发展产生了生态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8.5％提高到2004年的41％。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50％左右（国际经验30％至70％为加速城市化时期）。这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以聚集为主要趋势的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
城市的加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效益的提升：城市经济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70％，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约为1500万，促进了城市非农就业岗位增加；城市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城市功能逐步健全和优化；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生存环境得到改善；城市文明不断渗透传播，推动了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人的素质不断提高……。
城市的加速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负效应。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人口消费全球75％的自然资源，并产生全球75％的垃圾。
传统城市的生态环境负效应主要表现为：一是空气污染。城市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居民生活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和烟尘，笼罩在城市上空，给城市环境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也是造成城市热岛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2004年全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监测的342个城市中，只有132个城市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仅占38.6％；空气质量为三级的城市有141个，占41.2％；而劣于三级的城市达69个，占20.2％。二是固体废弃物污染。我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约1.49亿吨，并且还在以每年8～10％的速度增加，无害化处理却不到20％；工业固体废弃物每年大约产生6亿吨，其中，危险废弃物占5～6％，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不到46％，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圈之中。三是水环境污染。全国城市污水排放量大约为414×108m3／a，城市污水处理率和二级处理率分别仅达30％和15％，污水回用率则更低。由于大量工业和城市生活水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入江河造成90％左右城市河段受到严重污染。四是资源短缺加剧。我国约有42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14座严重缺水，全国城市日缺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能源供需每年都有缺口并呈扩大的趋势，以天津为例，2004年可供全市消费的能源量年末库存量为－348.03万吨标准煤，缺口比2000年增加了115.66万吨，年均增长10.63％。五是资源利用效率较低。2004年，我国的GDP只占全世界的4％，但消耗的原煤占世界的38％，钢材占27.4％，氧化铝占21.4％，水泥占45.8％。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资源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能源利用率为3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25个、20个百分点。每辆汽车年油耗为2.3吨，比美国高27.8％，比欧盟高53.3％，比日本高109.1％。单位GDP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是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8倍左右。资源的回收利用率也较低。在发达国家，废钢铁、废铜、废橡胶的回收利用率都达到了90％，而我国废钢铁回收利用率仅为45％、废铜回收利用率为30％，废橡胶的回收利用率为40％。
上述种种生态环境负效应使得城市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
（二）生态缺失是传统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根源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城市发展有三个阶段：一是“自然本体论”城市。这种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早期形成的，在自然因素完全决定和支配人类定居区域演变的特定情况下的城市表现形态，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在自然面前处于劣势时体现的顺应自然的城市发展思想。二是“人类本体论”城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的因素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以人类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思想兴盛一时，对城市的存在和演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三是“生态本体论”城市。即人、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和谐、均衡的城市生态系统，这才会带来城市的持续兴旺和繁荣，即所谓生态型城市。
人们不仅忽略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存在，仅仅把自然生态系统看作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看作是人类任意索取资源和排放废弃物的场所，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而且还忽略了城市这个人工系统自身也应该具备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的自我平衡机制。我们把城市发展中这种缺少对生态因素关注的现象，称为生态缺失。城市发展理论和指导思想上的生态缺失，导致了城市系统的生态缺失，使得城市成为经济上的明星，生态上的黑洞。城市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矛盾的加剧等种种生态环境负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城市发展理论和城市系统的生态缺失，源自不适当的城市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因此，生态缺失成为我国传统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根源。
二、生态回归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生态回归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是一个人工系统。它作为人们改造自然最彻底的一种人居环境，是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改造自然的价值观和意志的真实体现。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断升华，对城市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制约瓶颈的逐渐认知，生态因素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发展不仅要关注经济社会因素，也要关注生态因素。只有三者的全面协调发展才会有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包括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它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集中体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问题是：使城市生态系统的调节机能能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在保证城市和城市体系经济效率及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使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费和污染最小化。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此，实现生态回归，实现“人类本体论”城市向“生态本体论”城市的转变，是逆转城市发展中的生态环境负效应的必然选择，也是传统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回归，就是要使城市系统能够具备生态调节机能，能够维护城市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在保证经济效率及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使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费和污染最小化，实现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协调，实现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的统一。
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回归，实质上是一场生态环境革命。它是以人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为宗旨，以城市发展中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和谐为目标，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与工业布局为手段，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治理，改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和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创造力、生产力，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市稳定、协调和永续发展的环境复合工程。
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回归，就是要彻底改变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单纯的“环卫”、“环保”和“污染治理”等传统观念，打破“生态环境建设就是投资”、“要工业就不能要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等的传统认识，建立全新的生态环境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理论、新思路和新模式。把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生态环境革命整合城市发展诸要素，提升城市价值，以城市增值盘活资产存量，从而高效聚集城市财富，并以城市丰厚的经济实力投入环境和城市综合建设的良性增长循环中。
（二）生态回归所追求的城市发展目标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英文为ecopolis或ecocity或ecoville或ecologicalcity，这一概念是在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前苏联生态学家O·Yanitsky（1987）认为生态城市是一种理想城模式，其中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为创造力和生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美国生态学家RichardRegister（1987）则认为生态城市即生态健全的城市，是低污、节能、紧凑、充满活力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聚居地。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1999）在《自然生态化：为人类和地球彻底改造城市》中指出：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将规划本国城市放在长期协调发展的地位，而其大方向只能选择走生态化的道路。城市生态化也就是“生态城市”，简单地说就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区形式；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和谐，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创造力、生产力，并促使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稳定、协调与永续发展的自然和人工环境复合系统。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概括出生态城市包含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自然生态化，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化。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复合生态化是前提。从涉及领域来看，生态城市是一个以人的行为为主导、以自然环境系统为依托、以资源和能源流动为命脉、以社会体制为经络的“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系统，是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统一体。从城市生态环境方面来看，生态城市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具有良好的环境质量和充足的环境容量，空间结构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建筑广泛应用，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融合。从城市经济方面来看，生态城市既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更要保证增长的质量，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从社会方面来看，人们的价值取向已不再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的。科技、教育、道德、法律等都将“生态化”。
要营造满足人们自身需求、文化气息浓郁、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城市居住地。二是整体性。生态城市不是单以追求环境优美或自身的经济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在整体协调的新秩序下寻求发展。生态城市建设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更要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三是持续性。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公平地满足现代与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不因眼前的利益而以“掠夺”的方式促进城市短时的“繁荣”，保证城市发展的健康、持续和协调。四是高效性。与传统城市“高能耗”、“非循环”相比，生态城市的运行机制是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共生协调。五是区域性。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是城市，但是生态系统具有开放性，因此生态城市的建设必须考虑城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必须建立在城乡的区域平衡基础上，并表现为明显的区域特征。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和生态文明时代。面对城市化、人口、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和严峻的挑战，未来城市发展也必将体现生态文明这一时代特征，只能走城市生态化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城市是生态回归所追求的城市发展目标，是城市发展变革的系统工程，也是走出“人类困境”，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实现城市生态回归的最佳途径是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将经济与社会、生态系统联结起来的全新的经济范畴。它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回归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物质循环运动的本质属性，运用生态学规律改造传统经济系统的线型物质流动模式，以物质的高效利用和充分循环利用为核心，以“3R”即“减量化（Reduce）、再循环（Recycle）、再利用（Reuse）”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重新构造经济系统，实现“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和能量梯次、闭环流动型经济。
1.循环经济是实现城市生态回归的切入点
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首先必须选准切入点。在自然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社会生态化的平衡发展与良性循环这个生态城市建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中，经济生态化是前提，没有经济的生态化，就不可能有城市的生态化。因此，实现城市的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必须以经济生态化为切入点，从“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入手。循环经济正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回归，它突破了传统经济对建设生态城市的最大壁垒。
城市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传统城市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与工业化运动以来以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为特征的传统线性经济模式密切相关，与传统的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非循环性密切相关，这种非循环性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致命缺陷。而且目前末端控制和治理，没有从“生态—经济—社会”巨系统的整体着眼，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环境恶化危机。因此，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就必须对传统的人类社会经济体系进行创新，而循环经济代表了这种创新方向，是对传统线性经济的革命。
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善待地球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它与传统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内部是一些相互不发生关系的线性物质流的叠加，由此造成出入系统的物质流远远大于内部相互交流的物质流，形成“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经济特征；而前者则要求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在系统内部以互联的方式进行物质交换，使进入系统的所有的物质和能源都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达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结果。一个理想的循环经济系统通常包括四类主要行为者：资源开采者、处理者（制造商）、消费者和废物处理者。由于存在反馈式、网络状的相互联系，系统内不同行为者之间的物质流远远大于出入系统的物质流。循环经济可以为优化城市经济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提供整体性的思路，为传统城市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经济提供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而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资源环境与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2.循环经济能够体现城市生态回归的核心思想
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就是要用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理论来规划、设计和建设城市，解决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生态缺失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浪费问题，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而循环经济正是运用生态学原理来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其主要目标是：第一，减少物质投入量。针对产业链的输入端，强调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以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为经济活动的投入主体，以物质投入量最小化（低开发）为目标，达到既定社会经济目标。第二，减少废弃物排放量。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强调以废弃物排放最小化为目标（低排放），实现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的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再造。第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为目标，要求通过发展减物质化和再资源化技术，提高物质、产品之间的转化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输入和输出经济系统的物质流。第四，提高物质循环利用率。以物质循环利用率最大化为目标，强调构筑从废弃物到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企业）共生组合，建立“经济食物链”和循环链，通过系统内部相互关联、彼此叠加的物质流转换和能量流循环，最大限度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尽可能降低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思想。作为一种发展模式，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可以达到减少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降低人类生活、经济活动及社会发展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维护城市生态平衡等目的。因此，可以说循环经济集中体现了城市生态回归和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思想。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了空间、舞台、机遇和条件，而发展循环经济为实现城市生态回归、建设生态城市找到了有效的实现途径、形式和抓手。
四、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实现城市生态回归的基础
城市的循环经济体系不同于传统的经济运行体系，发展循环经济必须首先构建循环经济体系。而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消耗大量的人、财、物力，并且对旧体系的改造比新体系的建设更加复杂，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应该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结合新城市（城区）的建设和老城市（城区）的扩建和改造，用超前性理念和系统工程思想，制定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制定科学的城市建设和布局标准，以避免新建设的城市和城区的经济社会运行系统不符合循环经济系统的要求，刚刚建成就要改造、重建，造成各种资源的巨大浪费。
未来几十年，城市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重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城市产业循环体系
构建城市产业循环体系的目的是要解决城市生产活动中的资源循环利用问题。
我国目前的城市产业体系存在的共同缺陷：一是布局分散，缺少按照产业特色和同类产业要素集聚的原则构建的特色产业园区，现有的园区也多是综合性的产业园区，园区内多种产业并存，缺乏产业关联，各园区间的产业结构趋同，不利于建立产业间和园区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二是缺少按生态学原理构造的产业物质流循环链，即上游产品、企业、产业的废料，成为下游产品、企业、产业的原料……，现行产业链主要是按照产品流向构造的，即具有前向、后向关联的产品之间构成产业链和产品链。
在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城市产业循环体系。首先，要制定科学的城市经济发展规划，必须要充分考虑城市产业循环链条和网络的建设内容，按照生态学原理和产业集聚原则，搞好新建城市（城区）的产业结构和布局规划，搞好老城市（城区）的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规划。其次，按照产业布局规划和各产业园区的功能定位，结合新项目招商引资和老企业搬迁改造，集中打造两类产业园区。一类是特色产业园区，将同类产业项目集中摆放，这样，即有利于同类企业共享资源、联合开发清洁生产技术，交流企业内部物料循环利用的经验，提高产业、园区内部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物料和能源使用量和排放量；又有利于将同类企业产生的成份大体相同的废弃物集中起来，寻找并供给产业“食物链”、“循环链”的下端企业或园区，形成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另一类是生态产业园区，将具有废弃物代谢关系、属于产业“食物链”上、下游关系的企业集中到同一园区，形成纵向闭合的产业循环链，以达到零排放的目的。第三，对于城市建成区已有的、暂时无法向相关的特色园区、生态园区集中的企业，也要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提高企业内部物料循环利用的水平。并且还要在生态工业园区试点基础上，由各城市工业主管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等牵头组织对所辖企业进行废物代谢网络调研，按工业生态学原理进行相关分析，对具备输出、输入潜能而未形成输出、输入关系的企业，组织洽谈，促成其建立链接关系；对在本辖区范围内无法找到链接对象的企业，可跨产业和地区寻找链接伙伴。第四，对于找不到链接伙伴的企业、产业或园区，要积极地组织引进和研发相关的补链项目，建立产业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力争在本市、本部门不存在产业循环链的断点。第五，要大力发展静脉产业和环境产业。静脉产业是指将废弃物转换为再生资源的产业。它是传统的动脉产业（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反馈式流程，是构成完整的产业循环链条的不可缺少的半环。而环境产业本身即是城市产业循环链的必不可少的补链环节，又是为构建城市产业循环链提供必要的技术、设备和手段支持的产业，还是形成整个城市完整的循环经济环路的重要环节。
总之，构建城市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和网络，就是要把各个产业环节和子系统中的断点或缺损的半环接续起来，形成反馈流程；就是要使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特色工业园区之间发展横向耦合和纵向闭合关系，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以达到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
（二）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循环利用体系
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循环利用体系的目的是要解决城市生活垃圾的再循环利用问题。
目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大体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填埋，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垃圾都采用占地填埋的处理方式。其弊端是：费用高昂，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200元至300元人民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仅北京市日产垃圾就有12000吨，目前达到一定规模的垃圾堆在北京五环路以内有700多处，占地500多万平方米，每年仍以3—5％的速度增加；沼气泄露，污染空气；垃圾爆炸、垃圾场崩塌造成瞬间的悲剧；剧毒的垃圾液体泄露，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威胁人类及其他生物的安全等。二是焚烧，经过高温焚化后的垃圾虽然不会占用大量的土地，但它不仅投资惊人，并且会增加二次污染的风险。剧毒致癌物质二恶英就是垃圾焚烧后产生的主要气体成分之一。而且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是对资源无谓的浪费。第三种垃圾处理方式是焚烧发电，与前两种方式相比，其最大的优点是实现了垃圾资源化，将垃圾转化成了电能。但是它的投资更加惊人，对垃圾的质量（可燃性）要求较高，而且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垃圾液和二恶英污染。所以，这也不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最佳途径。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在许多国家，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再生资源回收总值已达到2500亿美元／年，并且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长。全世界钢产量的45％、铜产量的62％、铝产量的22％、铅产量的40％、锌产量的30％、纸制品的35％来自于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并且利用再生资源进行生产，不仅可以节约自然资源，遏制垃圾泛滥，而且要比利用天然原料进行生产能耗低，污染物排放少。例如，利用1吨废纸，可造纸800公斤，节约木材3立方米、烧碱300公斤、电300度，还可以少排大量造纸污水。因此，实现垃圾的再资源化和再循环利用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根本途径。
垃圾分为有机类，无机类和弃土类垃圾，只有将它们混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垃圾，一旦分类回收就都是资源：有机类垃圾可以转换成家畜饲料、有机肥料等；无机类垃圾可以分为各种金属、纸、玻璃、塑料等大类，重新成为生产原料；而弃土类垃圾则可以用作道路垫土。那么，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循环利用体系，解决城市生活垃圾的再循环利用问题，其关键就是实现城市垃圾的分类，即从源头开始分类收集、清运和回收，使之重新变成资源。垃圾分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垃圾分类后被送到工厂而不是填埋场，既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烧所产生的污染，还可以变废为宝，缓解城市资源瓶颈，就处理的成本与效益而言，应该是最佳选择。
浙江是一个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农业大省，有着历史悠久的农业文化，主要代表为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其特色是多元化种养、多模式栽培。农业主要包括的产业发展模式有粮食、畜禽、蔬菜、林业、瓜果、观光旅游农业、花卉等块状农业发展模式。浙江省是全国较早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省份之一。生态循环农业经济作为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浙江省已有了一定的发展。结合浙江省实情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和产业链也已基本成型，相关的政策体系也在逐步完善。
1农业资源得到节约集约利用，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不断推进
2005年以来，浙江省积极开展农业资源节约利用和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工作，并取得较好成绩。在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方面，如宁波市将畜禽粪便与其他物质混合发酵，生产出无味、高效的有机肥料，实现畜禽粪便资源化、产业化发展;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方面，如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的嘉兴市，农机部门一改往日农作物收获季节里焚烧秸秆、污染生态环境的处理方法，结合嘉兴实际开展过腹还田、压块利用、秸秆沼气气化等新技术试点工作，实现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节能减排，也减少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面源污染;在规模化养殖企业废弃物处理与利用方面，随着近年浙江省农业转型升级，特别是规模化养殖的推进，大量的畜禽养殖废弃物直接排入河道造成污染，台州市及时限定禁养、限养区，提倡建设生态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大力发展沼气集中工程、无害化畜禽粪便还田和生产有机肥等综合利用方式，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有效治理了规模化畜禽养殖废弃物带来的污染。
2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成型，农业技术提升
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浙江特色的生态循环农业得到快速发展，立体农业模式、生态链接与转换模式、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农业生产资料减量化模式等逐步成型［9］。例如，宁海县在浙东海岸农业循环示范园构建了“畜牧养殖粪(肥)－有机复合肥—农作物”、“农业废弃物－奶牛养殖－有机肥加工”、“鱼虾－贝藻”等立体化的农业模式;淳安县“桑枝－食用菌－废弃菌棒－沼气－稻田”的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是利用桑枝条生产食用菌，用废弃菌棒生产沼气，用沼气作辅料来灭菌，也控制了反季秀珍菇房内的温度，其中沼液、沼渣还可还田。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推进全省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种植业上，培育优良的设施农业新品种，推广应用肥水同灌、喷灌滴灌等技术［8］。尽量消耗更少的资源，得到高产优质的农产品。既对农业投入品进行减量化、再利用，又促进“三品”农业的发展。2011年全省推广设施栽培面积达21.62万hm2，比2005年增长126．42%。畜牧业上，根据不同畜禽养殖地区和规模大小，采取畜禽粪便干湿分离、雨污分流处理技术、负压通风和湿帘降温等清洁技术，利用污水净化沼气池，沉淀过滤、融污水厌氧消化等设备，减少畜禽养殖废弃物的排放［8］。另外，各地因地制宜地积极推行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循环农业运作方式和适合当地实情的生态循环农业生态化发展技术。如嘉兴新竹制造有限公司开发研制了一套高效处理农用有机废弃物专用设备，为生态循环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提供了保障。
3“两区”建设不断推进，农业产业集聚初具规模
农产品基地规模化发展，产业化集聚优势比较明显。如浙东南沿海海水产品优势产区，浙北－浙东南沿海蔬菜和加工、出口产业带。块状农业产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如余杭区的休闲观光农业园区和农家乐特色村项目、西湖龙井产业区、诸暨珍珠产业区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据统计，各类产业化经营组织不断壮大。到2009年，全省创建销售收入2102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15965多家。近几年来，浙江省大力支持与农民利益相关的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呼吁民间资本投资农业产业，最终实现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农产品品牌化、现代农业园区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产业化的发展［8］。浙江省全面启动“两区”建设的工作，按规模化、生态化、标准化的要求，集聚优势资源，跨越式发展农业产业;重点围绕土地流转、资金流动、高新技术、品牌效应4个方面，破解了制约“两区”发展的体制障碍。至今，已有25个国有农场列入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创建点，规划建设总面积达3826.67万hm2，占园区规划总面积的10.43%，如渔米之乡湖州、产量大市金华、柑橘王国衢州等。
4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机制逐渐健全，“自上而下”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近年来，浙江省对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逐步完善了“自上而下”的政策体系。如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颁布了《浙江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10］、《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11］、《浙江省耕地质量管理办法》［12］和《浙江省农业废弃物处理与利用促进办法》［13］，为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供法律保障;制定了《浙江省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十二五”规划》［14］，为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供规划保障;省政府颁布了《关于印发浙江省发展生态循环农业行动方案的通知》［15］、《关于促进商品有机肥生产与应用的意见》［16］;省财政厅每年安排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畜禽养殖废弃物治理与利用、农村沼气建设等生态循环农业示范项目;一些地方政府结合省政府推行相关政策，如湖州的《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园区的实施意见》和《关于扶持市本级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为全省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浙江省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现存问题及成因分析
1生态循环农业发展资源短缺
浙江省人多地少，近年来随着经济迅猛发展以及传统农业发展模式消耗了大量的农业资源，农业资源短缺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和耕地资源供需紧张［17］。2005～2011年，浙江全省水资源总量从1014．35亿m3降至749．2亿m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全国人均水平［17］。同时，由于水库设施老化，灌溉方式落后，节水灌溉覆盖面小，水资源总体利用率不高。另外，水土流失依然存在，水土保持能力弱，区域生态系统修复能力不高。大量泥沙流入江河，损失了大量的氮、磷、钾等无机肥和有机质，也破坏了土地资源。耕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作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消耗了大量耕地资源，建设用地扩大，退耕还林。因此，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成为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又一瓶颈。据统计，浙江人口密度约为全国的3．4倍，人均耕地不及全国一半。传统粗放型农业发展模式消耗了大量资源、污染了农业生态环境。农业发展与资源贮存、生态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矛盾依旧突出。如嘉兴市将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畜禽粪便倾倒入河道、食用菌种植废弃物和废弃农膜等现象，对农村空气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也产生了难降解的白色污染。
2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技术滞后
浙江省缺少易推广、低成本的实用型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生态循环农业关键技术的引进、研发、推广力度不够，制约了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缺乏具体操作和专业技术指导。许多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的成本很高，其技术水平还足以维持较高的运行成本，无法利用生态循环农业产生经济效益。如建设秸秆气化工程、农业废弃物处理项目大多由政府出资，但市场推广难度较大［17］。此外，浙江省农业正面临转变发展方式、推进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掌握高新农业技术的新型农民较少。
3生态循环农业发展资金短缺
当前，浙江农业龙头企业、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合作社发展等资金短缺问题尤为突出。资金投入不足是制约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绊脚石，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部分生态循环农业项目投资周期较长，经济效益不高，市场推广能力不够，银行不愿投资农业产业，大多依靠国家和政府的投入扶持［17］。生态循环农业发展需要大量多元化的投资，但浙江省后续的运行管理缺乏资金支持，长期的发展模式尚未建立起来，农业环境维护资金投入不足，节地、节能、节水、无公害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也未能大规模推广。
浙江省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对策
浙江省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18］，相关的发展对策措施必须进一步明确，为生态循环农业深入发展的保驾护航。尤其要因地制宜选择发展的模式，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建设，提升生态技术，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创新农作制度。
1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模式
根据浙江省内各地区地形地貌和自然资源条件及各地区农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可分为杭嘉湖平原水网区域、西南丘陵山地区域和东南沿海城镇和岛屿地区［19］。各区域应有其特有的发展模式。杭嘉湖平原水网区域靠近上海都市圈，应抓住上海传统农业向都市农业转化的契机，发挥高新技术和合理的产业布局，并且利用该区域民营资本雄厚、农业科学技术水平高优势，重点发展“以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龙头企业为带动的产业链延伸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及传统农业的粗放式经营，直接破坏了该区域的水环境。因此，该区域应采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废弃物治理、沼气利用为主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来治理农业与农村环境［19］。西南丘陵山地区域是浙江省欠发达地区。针对该区域拥有的农业产业基础，该区应发展具有山区特色的深加工、资源综合利用为主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和绿色农产品、休闲观光旅游产业为一体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19］。东南沿海城镇和岛屿地区的发展重点应围绕海洋资源展开，发展具有浙江特色的渔业循环经济模式。其中，水产养殖向着优质化、高效化、生态化方向发展，水产加工向着品牌化、外向化、安全化方向发展，水产品向着无害化，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方向发展［19］。
2积极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建设
以点线面结合开阔思路，以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为主体、家庭农场，建设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县、示范区、示范企业和示范项目，充分发挥各类农技人才的作用，多层面、多渠道推广示范，以点带面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十二五”时期，全省重点创建20个省级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县、100个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100个生态循环农业示范企业、500个生态循环农业示范项目［18］。并根据各地发展实际，制定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年度计划。
3提升生态技术
整合农业技术的教育资源，搭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重点加强高新农业技术、新型农作制度、病虫综合防治、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产品精深加工、设施农业环境控制［19］等研究。其中，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支撑技术体系主要包括农业清洁生产理念与生态技术体系、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农村沼气技术、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科学施肥用药技术［19］等。大力推广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的农业生产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地方实情的农业技术政策，积极应用“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无公害农业”等新型农业生产方式，改变传统农业技术范式［20］。
4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95（2014）01-0003-0008
1、问题的提出
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语言学家、教育学家、语言规划工作者疾呼：人类语言生态严重恶化，大量语言濒危，尤其是土著语言消失速度在加快；全球语系、语族、语支、语种及其变体关系失衡，大语种越来越大，小语种则越来越小，通用语越来越通行，地区方言越来越孤岛化，人类语言的万家灯火逐一熄灭；有人预言：本世纪末，现有语言十之八九将不复存在；有人高唱：五洲同音，四海同语，天地同歌，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语言，重现巴别塔语，指日可待。
其实不然。人以语言为家园，以文化为根基，以信仰为寄托。语以载文，文以化人，信以传承。语之不存，文之安乎？文之不存，信以安乎？语言灭则文化灭，文化灭则信仰灭，信仰灭则人类灭。
语言是生命体。语言生态、语言生活、语言生命、语言生机……，其中“生态”、“生活”、“生命”、“生机”系隐喻，隐喻是人类的思维工具、概念的主要载体、意义的传递手段。“语言生态”概念衍生自“生物生态”概念。生物，生命之物。“生态”是“众生之态”，单体独身不成系统，稀物寡种更无法形成态势。人类语言的失“态”，如同生物失“态”，弃之不回，去之不归。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即“熵增定律”）表明，自然界存在着不可逆热力过程，具体表现为从有序走向无序，而且不可能自动复原为初始状，守恒只是理想而非现实。按照热力学第一定律，人类语言种类的数量可以发生变化，但能量保持不变，其结果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能量由弱者传导至强者并被其吸收。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生态变化过程是一种能量耗散过程，生物的消失意味着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失衡，语言种类的减少意味着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系统的耗散，文化多样性的衰弱耗散意味着人类知识库的耗散，尤其是人类的地域性非物质表达形式的消失，其后果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灾难。热力学三定律不仅对自然生态的发展而且对语言生态的变化结果有着深刻昭示意义，同时要求语言规划工作者更深入地考察人类自然语言的生态实况。
那么，人类语言生态的实况究竟如何？人类语言多样性系统是否面临危机？
2、语言生态观
2.1 语言生态观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有机体之间关系以及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语言生态观是指以生态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和研究语言系统、语系及语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语言生态研究涉及语言学和生态学两大领域，具有跨域叉研究的属性。
以有机生命的生态观看待语言和语言生活由来已久，历史上不少学者早已洞察到自然语言所具有的有机生命形态属性，尤其关注语系及语族成员之间的同源关系。例如，Humboldt（1997）认为，所有语言都是有机体，语言是人类的天赋属物，具有有机生命的属性。Schleicher（2008）认为语言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有诸多相似点，语言所遵循的发展规律与生物的路径非常相似。他在1863年发表的《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一文中宣称，他的语言理论符合进化论的观点。他还采用了生物学对植物分类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历史亲属关系。Schleicher的研究表明，印欧语系的谱系图所反映的历史亲属关系与植物群有着十分相似的生态规律。Chomsky在其半个世纪以来的著述和演讲中始终将自然语言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心脑机制，将人类语言能力尤其是儿童语言习得机制视为人类特有的生物禀赋，将人类认知系统中专司语言知识及其运用的系统视为以基因为载体的“语言器官”（见梅德明，2008）。
2.2 语言生态观的隐喻意义
语言生态观是将语言环境视同生物环境的一种隐喻类比。按照生物学的观点，维系生物系统长期稳定的要素是多样性生态环境。换言之，多样性生态系统是生物系统的基石，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不仅直接影响着而且还决定着生物系统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如果我们依循“生态观”的思路，借用“生物多样性”的词语，对人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语言生态观的隐喻意义具有现实性。Baker（2001：279-283）高度评价了人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多样性改善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进而也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语言生态观念由来已久。oegelin等人（1967）曾提到“语言生态”这一概念，但首次正式使用“语言生态”一词的是Hau-gen。1970年8月的一次报告中Haugen将语言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比作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并提出了“语言生态”的概念。Haugen的“语言生态”概念主要是指特定语言与所在族群、社会、文化以及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两年后，Haugen（1972）以专文阐述了语言生态，特别强调了语言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语言在环境中的地位和功能，他列出了一系列与语言生态相关的问题，如语言使用者、语言的语域、语言的变体、书面语、语种关系、语言的支持和类型等。Haugen认为“语言生态”表述还仅仅是个隐喻，语言和有机生物之间虽然存在着诸多相似处，这种相关性有借鉴意义，但不能过分强调。他同时也指出，语言生态既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生态，同时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这种生态主要是由语言的使用者、学习者和传播者决定的。Haugen将语言生态学定义为具体语言与其环境关系的研究，其核心问题是语言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语言自身所产生的影响。Haugen（1987）在讨论双语教育与语言规划时，用生态隐喻阐述了语言生态多样性与“社会生态”多样性的关系。
Fill&Mohlhausler（2001）认识到生态隐喻的借鉴作用，指出生态隐喻可以加深我们对某一生态环境中居住者多样性以及居住者相互关系的理解，加深对保持和促进生态系统多样性要素的理解。Creese&Martin（2003）认为语言生态观是一种关注多种要素之间关系的理念，持语言生态观者注重调查各语言之间的关系、语言与该语言说话者之间的关系、语言与该语言所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Harmon（2002）的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及文化多样性有很高的相关性。根据Maffi（2001）、Skutnabb-Kangas等（2003）学者的研究，这种相关性具有双向致因属性，即生物多样性和语言文化多样性表现为相互促进、共同进化。
Hornberger（2002，2003）集中关注语言生态隐喻的三个关键要素：语言进化、语言环境和语言濒危。她指出，语言如同其他物种一样，在与其他语言的相互关系中，在其生存环境中，会经历一个进化、生长、变化、生存和死亡的过程，如同物种一样，语言也会濒危灭绝。在她看来，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对增强濒危语言的活力，甚至对复兴濒危语言，能起到积极的作用。Horn-berger认为，语言应该被视为在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体，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与其他语言共存发展（2003）。Hornberger（2002）将语言生态观延伸到语言规划领域，指出语言生态隐喻直接影响着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是否重视多语言政策的实施。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领域采用语言生态观，其重要意义在于保护和发展语言和文化。
徐佳在其博士论文（2010）中指出，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众多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Oviedo&Maffi研究了全球数百个生态区的土著族群、传统民族的语言状况和生物生态状况，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程度高的地区，语言多样化程度也高，二者存在地理相关性；Nettle对西非地区的语言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越接近赤道地区，语言的数量就越多；Glausisz发现，雨季的长短与语言数量直接相关；Smith对墨西哥北部土著美洲族群的研究也证明，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3 语言生态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思考
语言生态环境是由语言使用的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相关语言的语际关系，以及语言使用人群的情感态度三方面构成的复杂体。语言生态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促进了语言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
有些语言学家试图从纯粹的生态学角度证明生物的多样性与语言的多样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William Sutherland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薄守生、董照辉，2007）。但是这种相关性是否呈双向性？换言之，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是否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薄守生、董照辉（2007）认为，“把语言多样性比附于生物多样性更是缺乏根据，生物是自然的产物，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遵循的是社会规律。”上述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语言的生存、发展乃至消亡的确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战争、宗教、移民、文化等紧密相连。但是，语言生态观并没有排斥社会因素。语言生态观不仅将语言的社会因素视为语言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构成语言生态系统、影响语言生态系统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生物生态系统的角度看，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是最强健的生态系统。从语言生态共生关系的角度看，多语并存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幸运。人类之所以在地球上得以欣欣向荣的发展，是因为人类为了应对其所处的各种不同环境发展出了多样的文化，人类语言生态的共生共荣关系是人类人文生态环境得以保持平衡的基本条件。促进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发展的前提，保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至关重要。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播主要靠语言。多语并存意味着人类多元文化和人文生态系统得到传承和保持。相反，人类一门语言的消亡意味着失去了一种文化，失去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可供比较、借鉴的文化信息来源。
3、语言生态危机
3.1 语言生态事实
从世界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语言的数量是在不断减少的。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2月20日的报告显示：世界上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大约有一半的语言处在危险之中或濒临消亡。
自上世纪70年代起，语言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的诸多学者（Crystal，2000；Dixon，1997；Dorian，1989；Grenoble&Whaley，1998；Hale et al.，1992：1-42；Maffi，2000：175-190；Robins&Uhlenbeck，1991）在对土语和小语种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逐渐对这些语言在日益深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中的前景表示担忧，他们向世人警示：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受到空前的破坏，人类语言的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
到了90年代，随着世界上各种语言资料的积累，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都传出同一个消息：世界上的土语和小语种正在以惊人而且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为数不多的几种不断扩张的主要语言（Grimes，2000；Skutnabb-Kan-gas，2000）。美国《语言》杂志1992年第1期发表了一组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重要论文，包括Krauss的“处于危机中的世界语言”和Hale的“语言濒危和语言多样性的人类价值”，这些文章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语言濒危问题的关注。不少学者惊呼：语言正在消失，到2l世纪末，全球现有6，000多种语言的半数将不复存在，而数量更多的方言也将成为历史。也有学者更为悲观地指出，百年之内将有90%的语言成为人类的绝唱（Krauss，1992：4-10；Krauss，1998：9-21；May，2004）。
Crystal（1997）在其主编的《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告诫世人，人类语言消失的速度十分惊人，一个世纪前巴西境内有1，000种印第安语，现已仅存200种。全世界6，000多种语言中有四分之一语言的母语人数已不足1，000人，二分之一语言的母语人数不足10，000人，这些语言中的绝大多数在50年内将不复存在，只有1，000种语言可进入22世纪。
我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的语言生态也不容乐观。我国的语言在谱系上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以及多源混合语类，从类型上可分为屈折语、粘着语和分析语三种。我国在秦统一全国之前有上万个诸侯国，其时的社会语言状况可谓“文字异型、言语异声”。自秦实行“书同文、路同轨”政策之后，因各种原因大部分语言或被融合，或被替代，或自行消亡，如鲜卑语、契丹语、西夏语等曾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语言早已不复存在。根据孙宏开、胡增益、黄行（2008）主编的《中国的语言》，时至今日，我国仅存语言129种，文字60多种，其中20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千人。从发展趋势看，有的语言分化了，如蒙古语；有的语言缩小了使用范围，如仡佬语；有的语言正趋于消亡，如满语。所以，全球普遍存在的语言生态危机在我国也同样存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使用人口在10万以下的“非安全语言”多达99种，约占我国语言总数的77%，其中，有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人口已不足千人，这些语种濒临灭绝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的满语正在彻底退出实际的日常交际。满族在清代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历经三百多年，由使用单语过渡到同时使用满语和汉语，到最终放弃满语而转用汉语，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发展原因、社会文化原因和语言活力原因。语言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其存在必须有合适的生态环境。语言赖以生存的环境一旦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该语言的衰弱甚至消亡。满语的濒危是其赖以生存的语言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
语言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根本特征和记忆，随着一个民族的语言的消失，承载着这个民族文化的记忆也就荡然无存了。人类的语言生态日益恶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不平衡、不和谐的语言生活令人担忧。目前，全球97%的人使用4%的语种，3%的人说着96%的语种。由于各种原因，数以千计的语言基本上进不了教育体系、新闻媒体、出版物和公共场所，使用者日趋萎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交通及传媒的现代化，以及各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弱势语言陆续走向濒危已是不争的事实。
3.2 语言生态危机致因
语言生态的概念就是语言多样性的概念，语言生态危机就是语言多样性的危机，就是语言的濒危和灭绝。当前语言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为：1）强势语言国家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2）互联网通用语的一体化发展态势；3）土著或少数裔族语言的濒危与消失；4）方言的边缘化与消失；5）双语社区及双语人的减少与消失；6）年轻人对非通用母语及母语文化表达形式的主动抛弃；7）语言岛和方言岛的沦落和沉没；8）杂交语或混合变种语言的难产或式微。
语言研究工作者往往只看到语言的消失，而未深入研究语言消失的生态原因。Muhlhausler（1996，2000）调查了太平洋圈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态状况，尤其是皮钦语和克里奥语的语言系统、历史演变和生存状况。他发现太平洋语言圈的根本问题在于语言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摧毁语言生态环境的首要因素是语言帝国主义，而非土著语言数量的减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称“语言濒危既可能因外部力量所致，如军事、经济、宗教、文化和教育的逼迫等；也可能由内部因素引发，如语言族群对母语的消极态度。内部压力往往有其外部根源，二者都阻碍了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代际传承。许多土著民族把自己的弱势社会地位与其文化相联系，进而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保留价值，于是抛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以期摆脱歧视，过上稳定的生活，增强在社会中的能动性，以及融入全球市场经济。”
学校教育对语言多样性生态的保护有冲击作用，正规教育具有反传统性。学校教育的统一性模式和标准化范式带来的是工业化、批量化的规格产品，而不是农业化、多样性的个性产品。而国际化教育更是一把双刃剑，国际化教育的结果往往是西方化教育，得到强化的往往是西方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和方法论。
语言多样性受到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冲击。今天，语言多样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减。弱小语言在消失，中型语言在缩减，大型语言尤其是超级语言如英语在加速扩张，挤压了中小型语言的生存空间。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英语成为最重要的沟通语言。世界上约有15亿人使用英语。英语除了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母语外，也是世界上7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选择英语作为优先学习的外语。基于全球化的需要，各国在反对英语霸权的同时，不得不主动学习和使用英语。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更加快了英语的全球化，目前互联网上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信息载体是英语，网络域名几乎成了英语的专利，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此外，世界上五分之四的电子产品说明书用英文撰写，三分之二的科技论文用英文撰写和发表。
3.3 语言生态保护行动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浪潮极大地促进了各种语言和文化的接触与交流，语言消失速度加快，语言濒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根据各自的语言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积极保护措施和抢救对策，以延缓濒危语言的消亡。如美国1990年制定了支持土著居民保护自己语言的法律；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保留土著民族语言的计划给予资金援助，1927年曾一度消失的乌尔娜语由于纳入了大学教育计划等，如今已有50人能自如地驾驭该语言。英国的威尔士语处在英语的包围之中，在急剧衰落的危急形式下，经过努力而使其恢复了元气。
在对语言生态危机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语言学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表现了对濒危语言问题的高度重视。1992年，国际语言学界在加拿大魁北克拉瓦尔大学举行的第15界世界语言学大会将濒危语言问题作为大会的两大主题之一，这是此问题作为主要议题的第一次大型国际性语言学会议。1993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濒危语言方案》，其中包括《濒危语言红皮书》和《濒危语言研究进展情况报告》，旨在汇集世界范围内濒危语言的信息及其研究工作情况。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该年为“抢救濒危语言年”。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国际濒危语言情报交流中心”和亚太地区语言研究部。1995年，美国和英国也相继成立了濒危语言基金会。199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会议通过了《国际语言权利宣言》。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批准设立“世界语言报告”项目。1998年，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向各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公开信，要求各国有关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完成“世界语言报告”。2000年，在德国科隆大学召开的国际濒危语言研讨会，汇集了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从事濒危语言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协商、交换意见，对制定研究和记录濒危语言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
语言体现着特定语言社群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思维方式等精神性、观念性的内容，承载着丰富的自然及宇宙知识，包含着人类关于数学、生物、农业、历史、地理、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知识。一种语言的消失必然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的消失，一种语言的灭绝，必然导致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湮灭。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了《世界处在消亡危险中的语言地图集》（1996年），修订并绘制了《全球濒危语言分布图》（2009年），组织成立了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报告。为了广泛宣传保护母语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99年起，将每年2月21日确定为国际母语日。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出台了三个重要文件：《文化多样性全球宣言》（2001年）、《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
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专家会议，会议评价了世界各国现有的濒危语言研究项目和推广保护濒危语言的最佳做法，讨论了提高人们的语言忧患意识和促进国际合作的战略措施。会上David Crystal以Crossingthe Great Divide：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Public Awareness为题作了主旨报告。2012年9月，“亚欧会议语言多样性论坛”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会议的主题为“保护和促进亚欧语言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笔者作为中国代表以“中国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发展”为题，就我国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的经验作了专题发言。2012年12月，“中欧语言合作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笔者作了“中国语言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及多语教育实践”专题报告。2013年9月，“东亚峰会双语教育政策与实践研讨会”在新加坡举办，笔者在会上作了题为“促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多语教育：从语言政策到语言实践”的专题报告。
3.4 语言生态危机再认识
就世界范围来看，语言濒危致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语言接触、强势语言挤压弱小语言是导致语言濒危的主要原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在人们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在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等大众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一些弱小语言由于不能适应社会交际及信息传递的需求而逐渐丧失其交际作用，最终被强势语言所代替。当然，语言全球化也会引发语言地方化。例如，伴随英语全球化的是英语地方化，世界各地地域文化在英语语言与英语文化的冲击下，产生了地方身份的自我觉醒和自我保护，其结果是成百上千种英语变体――“地方英语”（indigenized English）的产生。
语言生态危机的本质是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消失。PhiHipson&Skutnabb-Kangas（1996：429-452）指出，语言生态研究范式基于全球范围的语言多样性，促进多语主义和外语教学，赋予所有人以母语权利。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母语价值。人类的语言结构是人类智能成就的证言，反映了一个族群（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特点。语言所具有的文化载体功能，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财富。一种濒危语言代表着一种文化，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贡献和特点，谁都代替不了谁。多种语言并存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
应对语言生态危机，改善语言多样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需要多角度思维和国家政策和技术支持。Pennycook（2004）指出，语言保护所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有效地协调自然语言的动态本性与国家语言政策的协调能力。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得到很好的改善，没有战争、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其语言和文化就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威尔士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在分析和研究濒危语言时，我们要多角度地研究和分析造成濒危语言的濒危条件以及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专家学者和有关机构的学术支持和人力参与，而且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
至今为止，语言生态调查主要依靠语言工作者的田野调查，通常锁定某一目标语言进行个案调查研究，尤其是锁定某一土著语言或濒危语言，将“活”的语料记录在案、考究分析、归档保存，然后或报告，或会议交流。这种传统的调查方式和手段往往只见树木而不见树林，见个景而不见全景，见昔时状态而不见现时状态，从而无法全面、实时、动态地考察地区乃至全球的语言生态，无法及时准确地了解语言的结构变异和功能变化，因而无法为制定有关语言政策特别是语言教育政策和语言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4、大数据时代及语言数据意识
4.1 大数据时代的海量数据
人类已进人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是指在信息爆炸时代无法在允许的时间里用现有的常规软件工具提取、存储、搜索、共享、分析和处理的海量的、复杂的数据集合。
随着社交网络、移动计算和传感器等信息新渠道和新技术的产生，如PB级大规模数据量的不断涌现，过去三年里产生的数据量比以往三万年的数据量还要多。截止到2012年，数据量已经从TB级别跃升到PB、EB乃至ZB级别。据估计，互联网上的数据量每两年会翻一番，到2013年，互联网上的数据量将达到每年667EB（1EB=230GB）。这些数据绝大多数是“非结构化数据”，通常不能为传统的数据库所用，但这些庞大的数据“宝藏”将成为“未来的新石油”。今天我们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可处理的信息量相当于我们的DNA用10亿年处理的信息量。整个人类文明所获得的全部数据中，90%产生于过去两年，而2020年全世界所产生的数据规模将达到今天的44倍。
Mayer-Schonberger&Cukier（2013）指出，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最大的转变就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取而代之的是承认混杂性，关注相关关系。这就颠覆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思维惯例，对人类的认知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以往的思维决断模式是基于“为什么”，而在“大数据时代”，则已可直接根据“是什么”来下结论，由于这样的结论剔除了个人情绪、心理动机、抽样精确性等因素的干扰，因此，将更精确，更有预见性。
世界的本质就是数据。根据Kelly的观点（1994，2010），宇宙的本质是信息。那么信息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数据，生物的DNA会消失，而数据化的DNA则永存。Kelly早就预测，未来的人工智能将诞生于由10亿台中央处理器组成的“全球脑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互联网及附属设备一从扫描仪到卫星以及数十亿台个人电脑。这台全球脑包含的不只是笔记本电脑，它还包括数十亿部手机、数十亿部固定电话，数千万台数据服务器，上亿台平板电脑。整个系统有上万亿个网页，每个网页平均链接数十至近百个网页，网页和网页之间形成数以万亿计的“突触”，而这些“突触”每隔两年翻番，形成难以删除的人类记忆。
语言生态是由语言、语言人和语言环境所构成的自然.人文系统。如果宇宙的本质是信息，信息的本质是数据，那么语言生态系统的本质也是一种信息系统，构成这一信息系统的是数据。全球语言生态是一个大系统，涵盖所有语系、语族、语支、语种、语言变体、语言人、语际关系，以及语言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个大系统由大量中系统和海量小系统构成，中小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关系错综复杂，形成无以计数的语言信息“突触”，并产生浩如烟海的过程性、交互性、变异性语言数据。
4.2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方式
产生于通信技术创新与发展的大数据使人们得以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和共享语言信息，同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让数据说话”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八九不离十”的思维方式。
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思维，全球性思维需要由全球脑来支撑。在小数据时代，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在大数据时代，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头痛可医脚，脚痛可医头；宇宙只有统一的法则，而没有中心，形成的是点对面的网状相连关系，而非点对点的线性因果关系。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之道是群蜂之道，信奉群体规律和集群智慧，众愚可成智。群体规律是大数据定律，大数据定律也是必然定律，由无形之手操纵。网状世界，没有中心，没有边缘，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周而复始，互为因果。大数据可避免偏见，消除纠结。人们不受时空和形式的限制，全天候、全方位地进行点对点、点对面的交流。
以大数据理念观察事物，世界的均衡是暂时的，流变是必然的，均衡的生态系统是僵死的系统，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是绚丽多姿的系统，是开放多元的系统，也是不断流变的系统。
以大数据视角看待语言生态，就是以网状的整体论和循环论观点看待语言和语言数据。数据不仅是名词和代词，更是动词和介词，甚至是助词、副词和修饰词。数据既是逗号和句号，也是引号和问号，甚至是省略号和惊叹号。数据既是因之果，也是果之因，甚至是一种多重叠加的并行关系或串行关系。
4.3 大数据时代的计算模式
大数据和云技术使追求全样而非取样本数据成为现实。面对海量数据，云计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使我们并处物质和数字两个世界。
掉了根的大树。”的确，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道学的作用实与儒学不相上下，它们一隐一显，
共同浇灌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对中国社会之发展和中华民族性格之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
响。
然而，长期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90年代之前，道学研究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如果说
儒学的研究可谓“门庭若市”的话，那么，道学的研究则可谓“门庭冷落”。有人将这种情况概
括为“儒热道冷”，是大体符合实际的。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后，道学研究开始步“儒学
热”之后尘，受到学界的关注，并陆续出版、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果说用“道学热”来揭
示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特点，具有某种言过其实和“扬道抑儒”之嫌的话，那么，指出道学研
究构成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总的看，20世纪后半叶的20年特别是后10年，道家文化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这种进展主
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关于老庄其人其书及其他道家人物与著作的研究；二是关于道家思
想渊源及学派演变的研究；三是关于道家文化基本精神及特质的研究；四是关于道家思想的研究
特别是道家之道论与人论研究；五是关于道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包括道家学派内部的比较研究，道
家与其他学派的比较研究，道家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六是关于道家之历史地位与道学之现代
价值的研究；七是其他问题的研究，诸如道家与道教的关系研究，道学史研究，郭店道家简研究
等等。前不久，笔者组织编写《中国文化研究20年》一书，就中曾设专章，从上述诸方面就近20
年道家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通过这一总结，并通过与儒学及儒学研究
之情况的比较考察，我们感到，有几个问题仍有必要提出来，以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一）关于道家之地位问题
80年代中后期以来，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除
极少数论者执守扬儒抑道的立场外，绝大多数论者都普遍认同道家之重要历史地位。这其中，有
一种看法尤为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这就是“道家主干说”。“道家主干说”的代表人物前有周
玉燕、勤，继有陈鼓应，后有胡孚琛、吕锡琛及涂又光，就中又以陈鼓应先生倡导最力最
勤。客观地说，“道家主干说”的提出和讨论，对于重新认识道学之历史作用，推进道学研究的
深入，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它与传统的“儒家主干说”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学派的偏
见或门户之见，潜存着发展为“独尊道学”之可能。这是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的。历史上董仲舒
的“独尊儒术”，给予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进步曾造成极坏的影响，教训是沉重
而深刻的。因此，人们有理由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从重视道学、推崇道学走向“独尊道
学”。事实上，儒学和道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中皆有其显著的地位，二者交叉主干，互
补互动，不论从积极方面抑或从消极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何以一定要人为地在二者之间分出高低、主次呢？所谓交叉主干，说的是，为中国社会不同时期
的历史条件和文化需求所决定，儒、道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递相变化和发展的。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儒学起着主导的作
用，占居基础的地位；在另外的一些历史时期，则是道学起着主导的作用，占据基础的地位。所
谓互补互动，说的是儒学的道家化和道学的儒家化。儒学的道家化倾向乃“道家主干说”论者所
持，道学的儒家化倾向目前学界尚无人这么提。事实上，这两种倾向在历史上都是客观的存在。
前者说的是“援道入儒”，“以道补儒”；后者讲的是“援儒入道”，“以儒补道”。很显然，
“互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是相互颉颃、相互刺激、相互吸收。
（二）关于新道家、新道学问题
在儒学的历史发展中，有所谓新儒家、新儒学。与之相对应，有论者认为存在一个新道家学派。
董光璧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代新道家的思想几乎是同当代新儒家并行发
展的，它是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危机情势下，由一批科学家发展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阐述道
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论证道家思想的现代性，美国科学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
想中的生态智慧。“我把他们发展的道家思想的现代形式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道实论、生成
论、循环论和无为论。”这是“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
观”，“一种基于文化趋同性的世界主义文化观。”董先生称李约瑟、汤川秀树、卡普拉为当代
新道家的几个“最引人注目者”。从中国学界来说，陈鼓应先生倡导“道家主干说”最力最勤，
胡孚琛先生对道学可谓推崇备至。尽管他们并没有自命为当代新道家，是否可以大致称之为中国
的当代新道家。与此相联系，有论者如董光璧先生“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
史意义”，有论者如胡孚琛先生进而提出创立新道学，以作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化战略。这实
际上是要将道学提升为当代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础地位或主导地位。从学术自由的角度
看，与新儒家、新儒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一样，新道家、新道学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但我们对“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
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参见胡孚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说法，眼下还只能保留意见。希图新道学引领中国乃至世界走向大同，是
否期许过高？不过，正如“道家主干说”的讨论一样，关于新道家、新道学的讨论也将是有意义
的和必要的。
（三）关于道学与的结合问题
儒学研究中，人们曾就儒学与的结合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一定的进展。虽然人们关
于二者能否结合的认识见仁见智，但多数论者普遍认为，“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可是在道学
研究中，道学与的结合问题似乎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依笔者看，探讨道学与马克
思主义的相同相异、相通相融关系，既是推进的进一步中国化，发展中国特色和中国
气派的的需要，同时也是使道学获得提升、获得发展和发扬光大的需要。一方面，马
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有赖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的同时，吸收包括道学在内的中
国文化的有益养分，从而充实和丰富自身；另一方面，道学要实现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创造
性转化，有必要以为指导，用理论来改造自身，使其获得新的生机与活
力。现在，道学之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得到愈来愈多的人们的普遍认同，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
现道学精神与的结合或融合，正是使道学之现代价值获得充分体现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所谓“儒道互补”；在现代中国，显然存在一个道学或儒道与的
互补问题。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作，相信学术界有人为之。
（四）关于道学的普及与大众化问题
儒学研究中，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曾就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展开讨论，亦有人做了一些儒学普
及的实际工作，如儒家伦理的启蒙教育，儒家经典的背诵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总的说，还
局限在学术讨论的层面，从学术探讨进入普及的真正的实际操作，还有很大的距离。然毕竟迈出
了可喜的一步。笔者认为，道学也存在一个普及与大众化的问题。道学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亦是
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一方面，道学中有精华有糟粕，有“神奇”
有“臭腐”，需要人们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和取舍；另一方面，道学之普及化、大众化不等于道
学之庸俗化、简单化，其间的分寸也不易把握。正因为如此，道学研究工作者更有责任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道学素养乃至语言素养，在道学之普及中发挥引导作用。现在的要务是
提高认识，重视起来，尽快将道学之普及与大众化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五）关于道学史研究
随着道学研究纵横两方面的展开，道学史研究近年也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在道学通史的研究
上，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黄钊先生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陆玉林等著《中国道家》，胡孚
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等等。在道学断代史的研究上，学术界较为注重者为先秦道学、魏晋
玄学、道教等。关于先秦道学，较为代表性的作品有：张松如、邵汉明著《道家哲学智慧》，朱
哲著《先秦道家哲学研究》，张运华著《先秦两汉道家思想研究》等；关于魏晋玄学，较为代表
性的作品有：汤一介著《郭象与魏晋玄学》，许抗生著《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赵书廉著《魏
晋玄学探微》，高晨阳著《儒道会通与正始玄学》，王葆玹著《正始玄学》等；关于道教或道教
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等。此
外，关于稷下道家、黄老之学、唐代道家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若干成果问世。上述作品的先后发
表，对于人们克服扬儒抑道的传统偏见，重新认识道学的历史地位，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
用。但总的看，与儒学史研究相比，道学史研究仍显薄弱，至少现在还没有一部贯通古今的全面
详尽的《道学通史》。如果有一学界权威人士出来，牵头组织编写一部多卷本的《道学通史》，
当是道学研究与发展中之幸事。应该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六）关于郭店竹简与儒道关系问题
1973年，帛书《老子》的发掘，曾使老学研究取得新的进展。时隔20年，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
—《儒家简》、《道家简》的发掘，为儒学和道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契机和条件。短短的若干
年，在该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多部著作，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一些论文
集中反映在《中国哲学》第20辑、第21辑中。对于郭店楚墓竹简的价值，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海外学者甚至誉之为“中国的死海遗书”。还有论者说，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
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个颇为普遍的认识，是肯认儒道之相通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企业是为了经济上的成就而存在的,其目的就是创造顾客,所以满足顾客需求是一个企业得以存在和持续发展的基础。正是为了满足顾客的要求和需要,社会才把物质生产资源托付给企业。由于其目的是创造顾客,企业有两项基本的职能:即市场营销和创新。各种经济力量为企业活动设立了界限。事实上,企业本身只是一种虚构之物,是一个组织,是由人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正是人们彼此作用以履行有助于达成经济目标的必不可少的职能时,企业就出现了。企业的产权是企业基本的社会经济属性,表现为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中的人利用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资源形成企业的组织机构,进一步形成企业的流程、文化、知识,等等。
企业的发展类似于物种的演进,逐步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只不过它不像物种的演进那样缓慢而渐进,是一种阶跃式的演进――组织形态需要阶段性的快速进化以迎合技术的跳跃式发展。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的发展正戏剧性地影响着交易的经济性,现代经济由于经济全球化、各国对经济干预的减少及技术进步,已进入“商业生态系统”、“网络经济”或“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把企业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模块化的组织形式――动态变化的组织结构,包括“知识型企业”、“虚拟企业”等。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需要用知识来代替熟练的或是不熟练的体力劳动,从而由使用体力劳动者改为使用知识工作者,进一步使知识具有生产性,知识如果恰当地予以应用,是人、最有活力的资源。使知识具有生产性要求职务结构、职业途径和组织发生相应的变革前的模块化的动态组织变革,知识型企业的出现顺应了这一趋势。
一、知识型企业生命体特征
知识型企业是指以知识或知识型员工的智力资本为输入,以知识加工、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为主要活动,通过提供知识产品或知识服务来满足顾客的需求,进而实现知识价值最大化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有机体。彼得・F・德鲁克(1988)认为,新型的知识型企业是由专家小组组成,并指出这种企业以知识为基础,雇员队伍由体力员工和文案员工迅速转向知识型员工,在决策结构上,他们能根据来自同事、客户和上级的大量信息自主决策、自我管理;在组织结构上,知识型企业应超越传统的矩阵形式,是一种动态网络结构。
传统企业理论把企业当成一个经济体来研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是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个成长过程,追求企业的生存和持续发展而非利润的最大化。仿生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使得人们开始把企业看成一个生命体,以生物的各种各样特征为模拟对象,来认识企业及其环境中的各种现象,研究企业的生存和持续成长的问题。
企业作为社会的经济实体,由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和人文的诸多要素所构成,是以其拥有的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各种体内外资源(自然的和人文的资源)构成的有生命机体,由此决定了企业个体必然会产生需求、生产、交往等属性,具有类似于人类大脑、神经系统一样的内部结构,以及与人类一样的追求成长、自觉能力并对外界环境有所反应、生命周期等生命现象。而知识型企业生命体由于其基本的人力资源是知识工作者,其生命体特征更加明显。对知识型企业来说,知识是维持企业生命最重要的因素,而知识创新能力则决定了企业生命周期的长短。
(一)知识型企业生命体的信息处理。与人类相似,知识型企业生命体中也具有相应的感觉器官、执行器官和脑。它们虽不是真实意义上的生理器官,但在功能上却发挥着相同的作用,从个体的反应来分析,因为知识型企业个体是知识工作者,知识工作者必须能够自己计划,自动对外界反应和行动。这些个体构成知识型企业生命体的各种子系统智能单元,每一个子系统智能单元都具有自组织和自我管理调整的特性,他们构成一种智能化网络拓扑结构,相互协作来实施整体对外界环境的应变措施,从而实现知识型企业生命体的生存与发展目标。在知识型企业内部,具备这种自组织调节网络并形成一定的免疫能力和快速反应外界变化的强大信息处理功能。
(二)知识型企业生命体的DNA。知识型企业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也和人类一样,具有决定自身结构和特征的DNA分子,和携带遗传特性的基因。关于“企业DNA”的说法,最早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商学院教授Noel M.Tichy提出的。作为一种比喻的说法,企业作为一种活的非自然生物体,与生物一样,有自己的遗传基因。本文认为,构成企业的文化、知识、土地、资本这些要素通过人力资源组合起来构成了企业的DNA,而独立的业务构成单元――企业基因(即业务能力要素,这是因为我们看到企业的能力要素(价值链中独立的价值要素,如制造、品牌管理、采购))就好比人类基因是按照遗传法则决定人类个体的体貌及性格特征的DN断一样,是企业价值链中对企业产出有独立贡献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这个基因决定了企业的基本稳定形态和发展、乃至变异的种种特征,掌控着企业的“遗传密码”,决定着企业销售什么、销售对象是谁,以及可以配置那些资源。也就是说,它决定了企业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
在知识型企业中,基本的人力资源是知识工作者(即知识员工)。对于知识员工要组织一个自我管理、自我创新,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和传统的命令和控制型的组织不同的“自我管理团队”。知识员工的工作价值观因物质的丰富而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工具性价值观(工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转变为精神性价值观(寻求工作的内在价值和乐趣)。知识型企业主要分布于高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例如软件和网络服务产业、研究与开发、法律服务、咨询服务、金融服务、媒体传播业、教育培训,等等。
(三)知识型企业生命体的生命周期。自然界的生命体遵循着从出生、成长到老化、衰亡的生命过程,而企业通常也具有由诞生到成长以及衰亡的生命周期规律。目前,得到普遍认同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是伊查克・麦迪思的研究成果。伊查克・麦迪思将企业生命周期分为10个具体的时期来分析,这10个具体的时期又分属三个不同的阶段,即成长阶段、再生与成熟阶段以及老化阶段,如图1所示。(图1)
与普通生物不同,企业生命周期的长短与变化,不是自然循环,而是生存竞争的结果。统计表明,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是40～50年。而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知识型企业的平均寿命却远远低于传统企业的平均寿命。以最代表美国知识经济的硅谷为例,活到5年以上寿命的企业,基本上只占全部企业的10%。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型企业生命体运行的层次高,内环境和外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尤其是企业在应付外界环境的突发性变化时,导致快速死亡;另一方面是知识型企业生命体所采用的动作方式和管理机制通常沿袭传统企业,不能适应新的企业生命体的运行。
与传统型企业相比,知识型企业生命周期的阶段特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图2)
首先,知识型企业生命周期中上升与下降的曲线部分比传统型企业更为陡峭,即知识型企业通常面临着快速的成长过程和突然的衰亡过程;其次,知识型企业由于发展速度较快,而其各生命周期阶段的特征通常没有传统企业那样易于辨识,各生命周期阶段之间的界限不明确,因此对于知识型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无需像传统企业那样详细。本文根据知识型企业的特征及研究需要仅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诞生期、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最后,知识型企业的生命周期曲线并没有传统企业的生命周期曲线平滑,由于受到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包含了较多的衰退和逆转过程,在其生命周期曲线中即表现为曲线的振荡。
二、知识型企业生命体的自组织逻辑
(一)生命体的自组织现象。所谓自组织系统是指:无需外界特定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有结构的系统。自组织理论源于系统论,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自然科学前沿出现了一大批新兴学科,例如“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论”、“混沌理论”和“分形理论”等。他们研究的对象是非线性的复杂系统,或非线性的复杂的自组织形成过程。
生命过程正是这样的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生命体可以定义为一个通过不断吸取外部能量来维持甚至扩展其有序结构的系统。能量的供给是用于维持和扩展结构的。生命体需要耗散能量,这些能量使得生命产生出原理平衡态的结构,按照普利高津的说法,这种结构叫做耗散结构――耗散能量产生结构。生命能够进行自组织,是个自组织系统,所需的指令以DNA的形式存储起来。
(二)知识型企业生命体的自组织解释。知识型企业是生命体,是个开放系统,它向市场推销自己,在市场上获得自己所需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它通过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企业间进行知识共享和信息交流,鼓励企业内部知识型员工积极主动地关注和学习外界环境的知识和技术,实现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和知识的交换,耗散能量,维持知识型企业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知识型企业的基本人力资源是知识工作者,他们对知识和信息资源的利用是一种创新过程,使得知识型企业具有“智能性”,具有自创生、自生长(发育)、自学习、自适应和自更新的能力。
知识型企业生命体自组织过程是系统组分之间的互动互应过程,一个组分的行为变化,必然引起其他组分的回应,发生相应的行为变化,又反过来影响到该组分,形成复杂的生命动态网络关系,系统和环境之间也有互动互应,系统的每一个变化引起环境的回应,环境的每一个变化引起系统的回应。正是在这种互动互应的过程中,知识型企业生命体不断地试探、学习和自我评价,寻找新的结构和行为模式,接受环境的评价和选择。知识型企业的发展如图3所示:企业内部的运行不断导致熵增,通过与外界环境的能量和信息交换,为企业引入负熵,使企业能够维持耗散结构,不稳定是发展的条件,内部涨落是发展的动力,涨落推动了企业的变革,在远离平衡态时,在变革的临界点,微小的涨落可能被放大形成巨大的涨落,涨落会像一个触发器,驱动系统突变性地由原来状态变为另一种新状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自组织发展。知识型企业的发展是个非线性的复杂过程。(图3)
混沌理论解释,初始条件稍有一点不同,企业就会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知识工作者这个初始条件决定了知识型企业与传统企业具有显著的不同,知识型企业的孕育形成,一般必须具有“竞争性技术”或不可仿效的“综合能力集”,而这些综合能力或技术一般集中在创业的少数人身上,这些创业者初期就确定了自己的目标。知识型企业的入门职位――就是使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进入工作和实践的成人世界的职位――与一般企业的入门职位也有不同,由使用体力劳动者改为使用知识工作者,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等,只有这样才能使知识劳动者成为有生产性的。同时,知识型企业的生产率取决于知识工作者的质量,社会的“脑力形成”率,即社会生产出具有想像力和远见、教育、理论和分析技能的人的速率构成知识型企业的重要人力资源环境。
(三)知识型企业生命体的自组织结构。知识型企业是个开放系统,需要从环境中不断的获取信息和资源,外部环境的许多因素导致组织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组织需要不断的学习,需要一种横向的、分布式的组织结构。知识型企业是一个创新型的组织,它充满了灵活性,积极向员工授权,没有严格的工作规则,是一个有机的自由流动的组织――模块化的组织,能够产生创新思维,是适应动荡环境最好的组织形式。知识型企业中的知识型员工必须自我控制,通过“自我管理团队”式的智能单元,来达到自发动作、有效的组织运作。各子系统(各智能单元)之间通过建立“网络结构”的柔性组织形式,消除企业系统内部不同层次之间的边界,使得企业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富有“弹性”,各不同层次都能等同地面对环境(平权化输入),相互并行地协同并适应环境变动中出现的各种情境。
在知识型企业的智能单元内部,通常又是由一些更小的智能单元所构成,这些更小的智能单元可能直接是个体的知识型员工或专家,也可能是多个知识型员工按一定关系结合成的小单元。知识型企业生命体中,所有智能单元所组成的结构具有自组织理论中的分形特征,如图4所示,这与传统的命令与控制型组织的层级结构在组织方式和决策机制上具有本质的不同。在智能单元内部,那些小的智能单元也具有一定的直接对外界环境的感知能力和反应能力,它们是知识创新的基本单元,在它们之间也存在沟通与协作的相互关系,并且每个智能单元应承担一定的沟通与协作的责任。与传统的技术团队不同,智能单元具有较强的自组织特性,它有一定的目标,并在内部具有较好的多样性和演化动力,所以它们通常是面向过程输出的,知识结构复杂的(多层次、多领域)以及功能交叉的实体。在这种结构下,组织只能给智能单元的目标实现创造各种条件,并对智能单元间的协作与沟通进行一定的协调,而不能强行控制智能单元的行为过程,应遵循科学控制和行为自治的原则。(图4)
知识型企业组织结构可以是扁平化、工作团队、网络化和虚拟化的“柔性化”组织。另外,还可以通过交流组织战略、鼓励学习和知识交流的网络结构、运用IT技术进行设计工作过程和管理过程、有效的激励、让知识型员工把自己的知识和企业的需要结合起来等五个方面来设计一个知识型企业,鼓励知识工作行为。
三、结束语及展望
本文从企业演化的过程,结合知识和知识工作者等要素,界定了知识企业并把它看成是一个生命体,分析了其信息处理机制、企业DNA和基因、生命周期等生命特征。然后结合生命的自组织,认为知识型企业生命体是个自组织的过程,对知识型企业生命体的信息处理机制、发展模式、组织结构进行了自组织的逻辑分析。
在本文自组织的知识型企业生命体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可以分析企业的自组织管理,设计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员工间的自组织、员工与“事”的自组织和工作时间的自组织设计;可以借助于自学习遗传算法和进化博弈进行知识共享的分析,知识型企业生命体的优化;可以运用Agent对知识型企业运行进行描述及仿真;还可以结合环境变量研究知识型企业的持续发展等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地下铁道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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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
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
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
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1－0110－06
一、文化哲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
有哲学就有哲学史，文化哲学也不例外。西方文化哲学史可以简论如下：文化哲学问题端倪于西方古代的“实践哲学”(主要指伦理、政治方面)，彰显于西方近代的“休谟叉子”(“是”与“应该”问题)和康德的“实践理性”(对应于“理论理性”或“纯粹理性”)。而文化哲学理论兴起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维科的“新科学”(建基于哲学的“语义学转向”)、赫尔德的“历史科学”(建基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卢梭的“政治文化批判”(建基于哲学的“民族学转向”)；伴随19世纪中叶以来以爱德华・泰勒、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卡西尔为代表的文化功能主义、以本尼迪克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文化结构主义的各自竞争性解释和批判性考察，文化哲学正式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哲学使命。20世纪以来的哲学人类学、哲学语义学、结构主义、现象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丰富和加深了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和拓展空间。当代全球“文化性生存”境遇的莅临使得文化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出发都获得了新的解释力。
在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纪80、90年代。在那个80、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可以作为文化哲学出场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在这个大背景和前提下，沿循“五四”以来对文化问题的讨论路径和资源框架，文化哲学基本理论和基本范式、西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问题，开始或再次成为中国学界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课题。
事实上，无论从现代西方哲学还是当代中国哲学，抑或哲学的当展来看，文化哲学的确获得了学界普遍性青睐和接受性认同。就现代西方哲学而言，无论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卡尔纳普、艾耶尔的语义哲学，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等等，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化作为其学术考究背景或者思想绵延主轴。当代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以及二者共同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建构，遵循的也是文化哲学的理路。毫无疑问，文化哲学正在“走向21世纪的世界哲学主潮”(许苏民，《江汉论坛》1989年第6期)并成为“哲学的新生长点”(许苏民，《光明日报》1989年3月6日)。
就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世界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名著”系列丛书、三联书店出版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商务印书馆先后推出了“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翻译了“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丛书。这些涵括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译作及其介绍评述，不但让国内学界明晰了世界文化哲学研究的大致情势，最重要的是奠定了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资料。当然，中国人自己书写的文化哲学专著也大量涌现，譬如：朱谦之从社会哲学角度论述文化研究的《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35)，许苏民从哲学角度梳理文化研究成果的《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程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系统细致的文化哲学研究的《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衣俊卿经由日常生活批判而作的《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何萍通过对文化哲学史的诠释以及用文化哲学解读哲学的《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与作为系统研究文化哲学认识论(广义认识论)的《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等等。至于散见于各大理论刊物的文化哲学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就彰明较著的研究基地和研究活动而言，可以看出，以黑龙江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重心的两大文化哲学研究基地已经坐实并成为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先导”，从而以“文化”命名的诸多研究中心相继在各大学或研究院挂牌运营；“中国文化哲学论坛”围绕与文化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先后召开了7届研讨会议(到2010年10月为止)，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文化哲学研究大家，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长足进步。
二、我的文化哲学观
何谓文化哲学?这是每一个从事文化哲学研究的人必须首先澄明的前提性问题。即使不能用普遍认可的话语界定概念本身，至少应该有自己对文化哲学的一管之见。就文化哲学理解而言，学术界目前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作为哲学基本理论、基本范式和基本思维模式而言的“哲学形态”理解，一是针对其成因与功能而言。前者以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教授为代表，认为文化哲学是区别于“部门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可以作社会历史理论解读的新范式；后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程研究员为代表，认为文化哲学是基于“文化间性”历史境遇，反思“何谓哲学”问题基础上哲学自身的重新“认识和设定”。但无论作何理解，我们无法否认文化哲学所欲求、所努力的最高、最后宗旨和使命：收复被“资本炼金术”和“丛林法则”业已篡夺、业已吞没的哲学阵地，即在理论上广延哲学的解释力、在实践上整饬“文化秩序”以及在伦理介入性品德上证成“人属世界”。也就是说，文化哲学作为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所孕育和负载的一种理智运思方式，伴随世界范围内“文化性生存”样态的渐次生成，其当代合法性在于哲学自救(或转换)和人的自我救赎。
之于前者即哲学自救而言，当哲学史上“哲学终结”问题不止一次地被学人们提出、讨论时，势必促发哲学寻求新的出路。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当代哲学在不断被“实证科学”和以现代性一后现代性话语为背景的“社会发展理论”强势侵入并最终剥夺了研究对象时，哲学必然遭遇
“终结”问题从而寻绎涅柴更生；另一方面，伴随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资本逻辑”、“祛魅”逻辑的置换，哲学不再主导意识形态，代之以相对主义思潮的泛化。相对主义本身无错，但对相对主义的极度推崇将从根本上否认“形而上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之于后者即人的自我救赎而言，当代人类精神在后现代主义的挑唆置换下，信仰迷失、价值堕落从而精神极度空虚的现实情态，使得人类在精神层面的自我救赎就越发显得关键和紧迫。往昔的“风范大国”、“民族脊梁”终极信仰早已被“无品质的成功”、“无思想的文化”信念所肢解；金钱、地位、权势、娱乐满足人们肆无忌惮的欲望时，“现代文明人”的生命挽歌也被悄悄奏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天人”不再“合一”、“神人”不再“合一”，人真的成了两腿无毛的动物了!如果说先前的哲人们还可以凭借宗教对人的精神领域进行些许护佑，那么，在科学如此高度发达的今天，当宗教失去了“综罗百代”的统治力并遭遇哲学的严重诘难和挑战之后，一切关于“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生存意义安置问题就被推向了理论的关节点，亟待厘定。这里引用的诸多“喻世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所折射的更为深刻的学理问题其实就是那个康德式的老问题：人何以是人。我们需要对康德一生难以释怀的“物自体”功能进行哲学再深思。
当然，我们也可以基于以下考虑对文化哲学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哲学的伦理转向或者文化转向抑或文化的伦理转向，可能将哲学问题变成一个道德问题。但反问立即生成：较之于“思辨哲学”的根基动摇从而“哲学终结”危局，我们不选择以“人文化成”为原点理据的文化哲学，哲学还有出路吗?
进一步，上述双重救赎为什么可能甚或必须是文化哲学?文化哲学何以应对“文化独断”诘问?哲学为什么一定要走向文化哲学或者“哲学与文化的融合”?意义世界和人的精神领域能不能被文化哲学所完全承载?当人类理智接受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浸和持续性作业，理性和道德、事实和价值二分所产生的普遍性“文化焦虑”是否可以理疗甚或根除?当“哲学人类学”与“文化自觉”(事实上，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当下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说明中国当下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文化不自觉，而是文化太自觉了甚至文化泛化以致模糊了文化的本质)交汇在新的理论地平线上之时，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文化冲突”是否可以有效化解乃至消弭?这些理智困惑在学理上的积淀，将最终催生如下哲学问题：人文知识的客观性又如何。
很显然，发问不是为了简单作答，而是为了明晰文化哲学的出场究竟基于何种考虑，负载何种功能，呈现何种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文化”的深度理解。如果在一般意义上把文化理解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复合体”，那么，文化哲学势必面临“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的学术困境。因此，合理的解读当是我们对“文化的伦理本质”和“伦理的文化本性”的适度把握和双向洞观。在此基础上，去进一步理解文化与伦理的互为本心与习心的关系和质态模式。
所谓“文化的伦理本质”，法国生命伦理学家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有过精当独到的论述：“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个人和人类在所有领域和任何角度中的所有进步的总和，只要它有助于作为进步中的进步的个人精神完善的进步。”“最为一般地说来，文化是进步，是个人以及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文化在哪里?文化首先在于，对个人和集体而言，生存斗争缓和了。生存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得以缓和：以最大可能和最合目的的方式，理性实现对自然和人性的控制。从而，就其本质而言，文化也具有双重意义。文化既实现于理性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中，也实现于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之中。那么，在这两种进步之中，哪一种是最为本质的呢?比较起来，可以说是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从而，物质成就并不是文化，只有在文化信念使其在个人和总体完善的意义上发挥作用时，它才成为文化。”换言之，“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个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个人思考民族和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和有效地为这种理想所决定。某些东西是否或多或少地能够被列为物质进步，这对文化并不具有决定性。决定文化命运的是信念保持对于事实的影响。航行的出路并不取决于船开得快慢，它的动力是风帆或蒸汽机，而是取决于它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航道和对它的操纵是否正确。”质言之，“文化的伦理本质”强调的是对敬畏生命的伦理道德本质的揭示。
因此，我们有了下面的理论判断，(1)“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改造相比，伦理道德的进步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正如施韦泽所说，在现代化的早期，物质和制度的进步会同时推动道德的进步，但在现代化的物质和制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道德不仅难以与物质和制度共同进步，甚至会受到其损害。这时，伦理道德的进步就具有决定意义了。”(2)着眼于当代中国现实，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社会与启蒙时期的欧洲社会在文化心态上应该是‘同时代的’……因而启蒙精神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然而……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重建启蒙精神，并不意味着重走欧洲人的老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启蒙精神。”这样的判断事实上表明，“当我们以‘文化思维’反思历史和现实的时候，伦理标准和目标居于文化思维的中心。”
所谓“伦理的文化本性”，东南大学伦理学家樊浩教授有过系统细致的阐发。他通过对中西文化中不同“伦理”生成的历史性考察，指出“西方并没有形成中国意义的伦理文化，更没有形成中国式的伦理型文化，就像中国没有形成西方式的法律文化、宗教文化一样，因为在中国，伦理在相当程度上履行着法律、宗教、伦理的三重文化功能。为此，就必须对中国文化中‘伦――理――道――德’概念的内涵及其运行原理作文化学上的分析。”经过一系列引经据典式的论述，他总结说：“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人生智慧、人文力四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伦理的文化本性。这种文化本性的特质是：以人为主体，人伦为基础，价值为取向，规范为核心，智慧为真谛，人文力为本质。伦理的文化本性与伦理的文化原理一体，构成伦理作为一种文化设计与文化生态的有机构成的特殊韵味和特殊品性。”
需要强调，施韦泽先生把文化仅限于道德领域的理解以及樊浩教授对伦理的纯粹中国式文化解析，都未免失之偏颇，但相对而言并结合“文化乱象”和“伦理道德疏离”之社会现实，二位颇具匠心的思想流淌和其典范式的结论创制，对我们确有启示意义。我们要做的不是在其理论中寻找悖论，而是领悟他们试图解决的理论难题，明晰其真实理论旨趣所在。
通过引述“文化的伦理本质”和“伦理的文化本性”，不难看出，这两个稍显矛盾或者略带循环论证之嫌的范式释义所内蕴的互文式思维真实：一方面是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逻辑，一方面是伦理本性的
文化定位推演。前者可以立足于观念史的视角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得以明证。譬如西方自“启蒙以来，西方文明在科学、理性的名义上向全人类贡献了两种优良伦理意义上的社会道德理想和生存价值信念，一是自由，一是平等。依照自由主义的经济伦理，我们获得了以理性、科技、工商、金融、贸易、正当、效率、法制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文明；依据平等的公正伦理，人类获得了以神性、道德、信仰、民主、正义、公平、良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
后者可以立足于诃源学从“说文解字”说开去。譬如中国的“伦”即“辈”，“理”即“治玉”，从而“伦理”就是“人伦之理”。这种“人伦”从“血缘”(“天伦”)开始，“治玉”从“治人”开始(这事实上预设了“人性善”命题，因为只有人“善”，才有文化的可能)。又因为伦理事实上是理论化、系统化的道德(或者说伦理指向的是社会规范，道德指向的是个体美德)，而“道”就是“道路”和“Tao”，“德”就是“得”，所以“道德”就是得到“非常道之道”。如此双向建构――在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之间，中国“伦理”的“天人合一”的文化本性得以圆融生成并被解蔽在我们面前。
上述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逻辑与伦理本性的“文化定位”推演，所要揭示或者表达的问题实质，就是优雅的人性与健全的道德人格境界养成何以可能的问题。由此而发，我们承认文化就是人性，就是人化；文化哲学更合理的称谓应该是人化哲学。因为：“人性乃至文化不可以被理性先验地去设定，人性和文化是随着人类的活动和文明的进程不断地被发现、被创造、被创制、被完善、被实现的过程。这就是人性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文化的真实。新的文化哲学以及文化概念的内在根据和立足点就在这里。”
回到现实，令人惊叹、惊讶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当现代性一后现代性社会的“人伦之理”迷失之际，呼唤“道德陛生存”乃至诉求“文化三自”虽已成为逻辑之必然，但事实上，追求“品味人生”乃至对“公序良俗”的诉求还仅仅停留在形式和口号上。它并没有被“市场社会”中的“我”和“我们”认可、认同直至内化，更遑论其躬行践履。而即使觉知于“文化人”面具或“文明人”之光的照耀，但落实在文化操守实践路径上的，依然是利益驱动下的“经营性文化产业”，并非承载人性冷暖的“公益性文化事业”。
现代人类只是用“文化资本”为世界扩充增量，而问题在于“德性生活”的智识存量。
也因此，作为对文化之“人为的”和“为人的”观照、反思、批判乃至理性表达――文化哲学，无论就理论、现实还是二者的结合上，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拥有自己的领地并走向理论自觉。且不说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本身需要不断转换主题，一个浅显的道理在于：根植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的文化、由此而及的社会以及人自身，都需要不断走向文明和现代。既然没有人愿意“在一个昏暗的时代走着昏暗的路”，那么，文化就无需隐退，哲学就不能失职。难怪有人诘问：“形而上学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实在耐人寻味。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对文化哲学作出如下理论拓展并给出建设性预判：文化哲学囿于在入学层面对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时代性彰显，在自然哲学层面对“人化自然”意义的强调，在社会哲学或者历史哲学层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开放性、多元性的呈现，在宗教哲学层面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处理，在实践哲学层面对“主体性”原则的提升，在公共哲学层面对“文化公共性”意蕴的开拔以及在哲学层面对人的实践、人的自由――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诠释，等等，文化哲学必将成为或者原本就属于区别于经济哲学、科技哲学等“部门哲学”的新人类形而上学。这也符合诸多学人认同的超越实体性思维的功能性思维、超越文化预成论的人学生成论逻辑图景。概言之，文化哲学问题就是反思并追问人及其文化赖以成立的前提和根据问题。当然，(1)这样的理解本身能否得到文化哲学史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检验。(2)这个前提和根据问题可能包含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生态问题、伦理问题、制度问题、“古今中西”问题等等。也因此，文化哲学理当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我们不必急于总结和定性“文化哲学”。
三、文化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出路
(一)完善中西文化哲学史的研究。
虽然我们对哲学史上一些文化大家的思想、论著有了一定的阐发，但是，这些思想、言说背后究竟要解决的理论难题是什么以及相互之间何以接洽，从而形成成熟的文化哲学史理论，尚待时日。譬如，对于从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走来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研究，目前较多关注的仅仅是他诸多“符号形式”以及“人是符号的动物”的文本释义，至于他要解决的理论难题――是“客观性问题”还是“人文知识的伦理逻辑”，仍在争论之中。就是说，文化哲学发展的主线和整体面貌依旧模糊。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哲学史的建构，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学者(譬如)的思想观念的哲学提炼和整体把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重建中国的文化哲学框架。
文化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开启和展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文化哲学话语。因此，(1)在“意识形态远未终结”的话语体系里，中国当是中国人的中国，理当拥有自己的文化哲学话语权和文化哲学形态。(2)面对“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性生存”境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都要求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和文化范式作“先导”和“规制”。(3)面对“新全球化时代”和“新媒体时代”文化生态平衡的日渐被打破态势，“文化认同”的哲学观照，为文化哲学重建带来新的视域空间。这既是时代赋予文化理论自觉之必然，也是中国文化哲学本身得以走向合法化的绝佳契机。
(三)融合文化哲学与哲学研究的视域，开启共赢互利的学术研究新局面。
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指出：“虽然马克思没有频繁地使用‘文化’概念，也没有提出系统的文化理论，但是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贯穿着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实际上是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的逻辑；只有抓住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内在的文化哲学的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意义以及他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他还总结说：在马克思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化哲学的逻辑起点，主体文化是文化哲学观的核心，其目标指归是完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现代性文化批判可以算作个案分析。有鉴于此，我认为，应从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和文化哲学的基础性问题这两个方面共同推进当前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一方面，通过文化哲学的研究，获得对于唯物史观的一定程度的新理解；另一方面，依据对于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推进文化哲学的研究，逐步建构起的文化哲学，以摆脱目前哲学在面对西方文化哲学时的“文化经济化”、“文化政治化”和“哲学社
会学化”状态。
(四)从方法论角度跨越文化哲学研究遭遇的学术瓶颈。
任何哲学研究都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文化哲学研究尤其如此。因为关于文化的哲学透视，人们可能选取“一定的文化”(譬如特定民族、特定时段的文化)或“部门文化”(譬如企业文化、体育文化、网略文化等)进行“个别性”的哲学透视，也可以着眼于文化人类学视域对整个人类文化进行最一般意义的、“总体性”的哲学观照。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理论资料并检验完善后者，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启示，因此，前后二者的共时态优良发育和培植，才是文化哲学研究可取的方法论原则。视角可以不同，方法属于“通观”。
就具体方法而言，我们还可以就文化人类学、历史文化哲学、文化的实证研究和文化的哲学研究、文化批判思潮等不同视界开出不同的具体方法，进而构建文化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大厦。就是说，可以专门从方法论角度展开文化哲学的进一步研究，跨越文化哲学研究目前遭遇的学术瓶颈。
(五)把文化哲学研究纳入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寻绎文化哲学研究的新路径。
吉林大学邴正教授曾指出：“文化哲学实质上是自觉了的人的自我意识”，而人的自我意识又展开或投射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等不同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所以，“哲学的文化研究不是一种单纯的哲学理论活动，而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发展过程”。有鉴于此，我认为，把文化哲学研究纳入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可以期待开启文化哲学研究的新领域。这样做尽管可能带来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话”难题或者学术不“规范化”，但学术创新本身也是一种冒险；而且，较之于那些隔靴搔痒的“边缘理论家”，这样的做法至少在纯良道德实践层面需要鼓励。而开放性的文化哲学一定会让我们对哲学之未来充满无限期待，尽管按照黑格尔的论断，“哲学是黄昏到来时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