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46:04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国际贸易地理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国际贸易地理》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选修课程，它是研究世界各国(地区)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工、商品交换的地域分布和地理格局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属于社会科学，是介于国际贸易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性学科。这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是随着世界各国(地区)之间经济贸易联系进一步加强而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贸易地理主要是通过对世界各国(地区)地理环境的研究，分析各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部分学生在中学学习世界地理的时候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人文地理环境包括政治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社会地理环境、文化地理环境、人口地理环境等等。针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开设国际贸易地理课程，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经济部门结构、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分布与发展方向及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市场特点、商品结构和交通运输网络、风俗习惯、商业惯例等，以便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更好的与对方融为一体，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服务。
国际贸易地理课程中没有太多深奥的理论，教材上的内容学生都能看懂，但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而且不断的有新的内容需要及时补充。所以，在国际贸易地理的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特点，我把重点放在人文地理环境的学习上，在具体讲课时，不断进行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努力改变过去照本宣科，只重知识传授，不重启发引导，忽视创新的“填鸭式”教学方式。
一、积极采用互动式教学方式
一些访谈节目，如《对话》、《艺术人生》，收视率较高，深受观众喜爱，其成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内容紧贴生活实际，有“卖点”;二是形式新颖，适合人们的“口味”;三是方法高明，主持人不知不觉牵着观众“鼻子”走，让观众在谈笑中获益。如果教师有节目主持人的眼光和手法，不留教育痕迹的传道授业，教书育人，就要改革之前的教学方法，那么，互动式教学方法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所谓互动式教学，是在教学中教与学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其优点有发挥双主动作用、体现双主导效应、提高双创新能力、促进双影响水平。我在教学中，在第一堂课，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国际贸易地理学以及该学科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研究，我给学生一个主题—谈谈自己的家乡。首先，将学生按照行政区域进行分组，在小组中各成员相互交流汇总自己家乡的乡土地理材料，然后每组推选出一位同学发言。当同学们神采飞扬地介绍自己家乡的同时，我适时的对该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资源环境及经济状况进行点评，这样让学生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并为自己的家乡而自豪。最后，我在总结时将同学们介绍自己家乡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整理思路，联系国际贸易地理的研究对象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由点及面，取得理想的效果，也改变了学生认为国际贸易地理等于中学的世界地理的错误想法，引导他们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去认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捕捉时事热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国际经贸活动与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研究，以前学生在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的学习过程中，较少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这是我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这个内容的学习，让学生认识到世界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在加速恶化，环境问题也和经济问题一样成为世界问题，教育学生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国际经贸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今年上半年的教学中，刚好遇到哥本哈根气候环境大会的召开，我让学生每天关注大会的进展，并且让学生下去查资料，了解什么是温室效应、什么是京都议定书、什么是CDM以及各国政府和人民面对世界环境问题的态度。之后，我专门用两节课的时间让学生畅所欲言，同学们不仅阐述了自己对当前世界环境问题的认识，也讨论了自己的看法，表明了立场，同时也让同学们受到了一次很好的环保教育。
三、不断充实新的内容，保持与时俱进
由于我们使用的教材受出版时间的局限，有些内容和数据往往是三、四年之前，甚至更早。所以在备课时，应注意不断补充一些最新的资料。特别是对于《国际贸易地理》这门学科而言，更应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活力。比如讲到欧盟的时候，将其成员国进行更新;讲到美国汽车产业的时候，将因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而申请破产保护的汽车公司作为重要的案例纳人到授课内容中。另外，将教材中需要更新的数据提前布置学生自己查找更新，当然，我自己在备课的时候也做好功课。
《国际贸易地理》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选修课程，它是研究世界各国(地区)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工、商品交换的地域分布和地理格局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是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属于社会科学，是介于国际贸易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性学科。这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是随着世界各国(地区)之间经济贸易联系进一步加强而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贸易地理主要是通过对世界各国(地区)地理环境的研究，分析各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部分学生在中学学习世界地理的时候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人文地理环境包括政治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社会地理环境、文化地理环境、人口地理环境等等。针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开设国际贸易地理课程，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经济部门结构、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分布与发展方向及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市场特点、商品结构和交通运输网络、风俗习惯、商业惯例等，以便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更好的与对方融为一体，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服务。
国际贸易地理课程中没有太多深奥的理论，教材上的内容学生都能看懂，但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而且不断的有新的内容需要及时补充。所以，在国际贸易地理的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特点，我把重点放在人文地理环境的学习上，在具体讲课时，不断进行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努力改变过去照本宣科，只重知识传授，不重启发引导，忽视创新的“填鸭式”教学方式。
一、积极采用互动式教学方式
一些访谈节目，如《对话》、《艺术人生》，收视率较高，深受观众喜爱，其成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内容紧贴生活实际，有“卖点”;二是形式新颖，适合人们的“口味”;三是方法高明，主持人不知不觉牵着观众“鼻子”走，让观众在谈笑中获益。如果教师有节目主持人的眼光和手法，不留教育痕迹的传道授业，教书育人，就要改革之前的教学方法，那么，互动式教学方法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所谓互动式教学，是在教学中教与学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其优点有发挥双主动作用、体现双主导效应、提高双创新能力、促进双影响水平。我在教学中，在第一堂课，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国际贸易地理学以及该学科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研究，我给学生一个主题—谈谈自己的家乡。首先，将学生按照行政区域进行分组，在小组中各成员相互交流汇总自己家乡的乡土地理材料，然后每组推选出一位同学发言。当同学们神采飞扬地介绍自己家乡的同时，我适时的对该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资源环境及经济状况进行点评，这样让学生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并为自己的家乡而自豪。最后，我在总结时将同学们介绍自己家乡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整理思路，联系国际贸易地理的研究对象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由点及面，取得理想的效果，也改变了学生认为国际贸易地理等于中学的世界地理的错误想法，引导他们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去认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捕捉时事热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国际经贸活动与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研究，以前学生在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的学习过程中，较少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这是我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这个内容的学习，让学生认识到世界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在加速恶化，环境问题也和经济问题一样成为世界问题，教育学生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国际经贸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今年上半年的教学中，刚好遇到哥本哈根气候环境大会的召开，我让学生每天关注大会的进展，并且让学生下去查资料，了解什么是温室效应、什么是京都议定书、什么是CDM以及各国政府和人民面对世界环境问题的态度。之后，我专门用两节课的时间让学生畅所欲言，同学们不仅阐述了自己对当前世界环境问题的认识，也讨论了自己的看法，表明了立场，同时也让同学们受到了一次很好的环保教育。
三、不断充实新的内容，保持与时俱进
由于我们使用的教材受出版时间的局限，有些内容和数据往往是三、四年之前，甚至更早。所以在备课时，应注意不断补充一些最新的资料。特别是对于《国际贸易地理》这门学科而言，更应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活力。比如讲到欧盟的时候，将其成员国进行更新;讲到美国汽车产业的时候，将因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而申请破产保护的汽车公司作为重要的案例纳人到授课内容中。另外，将教材中需要更新的数据提前布置学生自己查找更新，当然，我自己在备课的时候也做好功课。
一直以来，许多地方高校国贸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应用型”国贸人才，但在培养实践中，过于强调学生对国际贸易实务技能的掌握，忽略对学生的交叉学科专业素质、人文素质以及品德与能力素质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也有许多学校把培养目标定位为“高级应用型”国贸人才，但“高级”不意味着“高素质”，在培养实践中，往往把“高级”等同于“理论型”，从而出现重理论轻实务的问题。
1.2课程设计存在的问题
由于在培养目标定位中存在“重实务轻理论”和“重理论轻实务”两种倾向，导致课程设计也存在偏向问题。在“重实务轻理论”意识下，课程设计往往过于强调实务课程，但事实上，许多高校的实务教学课程中，并没有真正注重学生的外贸业务操作能力的培养，而是简单地缩短理论课时，降低理论知识深度，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考核方法几乎没有针对具体实务技能。强调实务仅仅是增加一些外贸实务模拟课程，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些模拟课程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1.3师资结构存在的问题
目前，各地方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师资结构主要存在科研型与教学型教师比例失调的问题,各地方高校致力于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使得学术型教师多于教学型教师，即使名义上教学型教师多于学术型教师，但许多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的教师迫于职称评定的压力，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用于科研，而对实际教学效果研究较少。2.4国贸人才层次培养存在的问题目前，许多高校在国贸人才培养的层次上不能体现自身的特色。一方面，并没有结合学校所在地区行业特色、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来设定国贸人才的培养层次，另一方面，没有结合自身办学条件与学科特色来设定国贸人才的培养层次。多数地方高校在国贸人才培养层次设定方面只是简单跟随潮流或参照兄弟院校的培养目标与方式，由此培养出的国贸人才缺乏差异化和地方特色，自然也不能满足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对国贸人才的多样化需求。
二、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国贸专业人才的具体措施
2.1设定合理的国贸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高素质应用型”国贸专业人才的特点体现在综合素质、专业基础、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四个方面，为适应这四个方面的特色定位，“高素质应用型”国贸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时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考虑学生的就业与以后职业发展的需要。“高素质应用型”国贸专业人才，除了掌握就业必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的理论知识，具备从事贸易实务的技能和实践操作能力外，还需要有较强的就业、择业能力和向深层方向发展的能力。二是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对国贸人才需求的变化。应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国贸人才需求的新特点，设定国贸人才培养目标，并根据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而实时调整培养目标。三是考虑地方经济与行业发展的需要。当前，高校一些国贸专业毕业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主要是因为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技能和素质不符合当地经济与行业发展情况，不能就地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只有充分考虑地方经济与行业发展的需要，在国贸人才培养目标设定时才能体现出地方特色，所培养的人才才会具有差异化特点。
2.2改革国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针对目前地方高校国贸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本文提出“一个逻辑”、“两个并重”、“三个结合”的改革思路。“一个逻辑”是指在国贸人才培养过程中遵循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逻辑。具体而言，首先通过基础的专业理论教学培养学生专业理论素养，在此基础上教学重点再转移到实际专业技能的训练，然后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学生寻找实习平台，实务型教师带领学生进行实地工作和学习，最后通过毕业论文设计环节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提升专业理论深度，形成学位论文。“两个并重”是指知识与技能并重，能力与素质并重。知识是基础，技能是手段，两者相辅相成，因此，国际贸易技能的培养与理论知识的传授同等重要。能力主要包括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组织策划能力、谈判能力等，这些能力是学生胜任各种工作岗位的保证，“素质”是“能力”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因此，“素质”与“能力”同等重要，“能力”是基础，“素质”是保证。“三个结合”是指校内实训与校外实践结合，分散见习与集中实习结合，校内教师教学与企业专家讲座结合。校内实训与校外实践相结合有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获得对专业知识的新认识。分散见习往往时间较短，学生的参与程度不够，与集中实习结合可以让学生熟悉企业的外贸业务流程和工作的方法，有助于学生实现从实习到就业的无缝对接。校内教师虽然具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但没有在涉外企业工作的实践经验，而外聘涉外企业的相关负责人或专家是课堂教学的有力补充，他们对企业实践运作的介绍和外贸理论的阐述，有利于学生对国际贸易实务技能的全面认识。
2.3设计合理的国贸专业人才培养课程
课程设计应以就业为导向，突出学习的实用性。一方面要体现对学生综合理论素质的培养，合理设计基础理论课程，核心理论课程不仅仅包括贸易领域，还应包括经济学、金融、营销、商业策略等领域，例如除了开设国际经济学相关理论课程，还应开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金融学、市场营销学、商品学、国际贸易地理等课程，让学生熟练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的同时，开阔专业视野；另一方面要体现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国际贸易涉及的知识面广，应用性强，既要有坚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又要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更要突出专业知识的应用性特点。因此，在课程设计上，应根据课程模块之间相辅相成的内在逻辑关系，合理的分配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的比例，在课时的比例基本相当的情况下，适当加大实践课的课时比重。实务课程包括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市场营销、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商务谈判、商务案例分析等课程，使学生掌握国际贸易与国际商务的基本原理和技巧。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9-0058-02
一、引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的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选择来中国接受高等教育。据教育部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4年，来华留学生人数一致处在高速增长阶段，每年平均增速为13.19%。中国现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面对越来越多的来华留学生，一个重要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国际学生进行专业课教育。毕竟拥有高水平高质量的课程教育才是吸引并留得住国际学生的关键。本文拟以暨南大学为例，对国际学生专业课教育的方法与方式进行探讨。
暨南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华侨学府，也是“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其办学理念与目标是“侨校+名校”。暨南大学是目前拥有外国留学生最多的中国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暨南大学的校训是“忠信笃敬”，在此校训的引导下，暨南大学注重对华人华侨子女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培养，因此受到了海外华侨华人的极大关注与欢迎。素有“华侨最高学府”之称的暨南大学，从建校到目前为止，总计培养了来自全球五大洲160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各类人才二十余万人。在其“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下，暨南大学拥有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
二、国际学生专业课教育现状
接下来，将以我在国际学院所从事的全英教学中国对外贸易课程为例，来对国际学生专业教育的现状及其特点进行研究。中国对外贸易课是专业选修课，其对象是经过相关的专业基础课（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等）培训后的大三学生。该课程共有36个学时，分为九个部分，包括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及其演变、中国与美国、欧盟的双边贸易、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国对外贸易地理分布及其成因分析等内容。由于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特点与趋势，是一门现实性和实践性极强的课程，因而采用课堂讨论加论文的考试方式，更便于考察学生搜集数据资料的能力、对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关注力以及利用所学理论知识对相关问题的分析和理解力。其中课堂讨论成绩占总评成绩的40%，论文成绩占总评成绩的60%。
课程论文题目由老师命定，均是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对于英文的课程论文评分，主要侧重于学生能否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课堂教学内容应用到所给的当前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出现的问题分析上。
从课程论文分数对比的情况来看（见图1），内招生获得90分以上的学生比例明显大于外招生，79分以下的学生则都是外招生。这表明，通过大陆高考入学的内招生在对课程教学理解上、论文写作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上要高于外招生。
再看课堂讨论分数的情况。这个分数的评定，主要依据是学生上课回答问题和案例讨论。从分数结果对比上来看，外招生在90分以上的学生比例高于内招生，中间水平两者接近。由于外招生在口语表达上具有优势，并且喜欢参与灵活的、随意的课堂讨论，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获得课堂讨论分高分的相对较多。
三、原因分析
之所以出现内招生与外招生在分数上有如此大的差异，依据这几年的教学经验，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国际学生的语言优势，另一个是国际学生的专业知识的劣势。在专业课教育上，国际学生和大陆学生由于背景文化存在着显著差异，导致他们在学习方式、思维模式、学习效果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具体来说，国际学生有着较好的英语语言背景，因此，在全英授课的课堂上，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讨论中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观点。相比之下，大陆学生则因英语表达不流畅，不敢参与到课堂讨论中，导致其平时成绩低于国际学生。
但是，国际学生就读暨南大学时，并没有接受过中国的高考，而是有相应的特殊入学考试。他们往往是在华文学院接受一定的中文基础训练后，再来申请大学入学。其对中国文化、历史、经济等方面的了解有限，对于专业课之前的系统学习也不够，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等。这使得他们对中国对外贸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特点没有明确的认识。比如，我曾在课堂上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特征之一，空间分布的不均衡：中国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在东部沿海地区又进一步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我让大家讨论有哪些原因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空间分布不均匀？国际学生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但通常是从地理的直观角度来分析，认为东部地区靠近大海，所以国际贸易过程中运输成本较低，这种地理优势促使了中国对外贸易集中在东部地区。大陆内招学生则能够通过对中国经济的了解，来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例如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
另外，国家经济体制、文化差异也会导致国际学生对专业课知识的理解与应用。例如，当我们讲到在改革开放之前，包括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有企业从中央和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因此其对外贸易占中国总体对外贸易的大头，并且还出现了很多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贸公司。而民营企业由于在体制上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很艰难，必须通过外贸公司来进出口。国际学生对此很难理解，他们认为企业应平等对待，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待遇差异。而且他们也很难想象，这种对外贸易的政策差异化对中国对外贸易结构、问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由于存在以上原因，在论文考试上，内招学生能够很好地对课堂所讲授的理论知识进行消化吸收，应用到当前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分析中去，因此所得成绩要高于国际学生。
四、结论与启示
意识到国际学生与大陆学生的上述差异，对于我们在专业课程设计上、内容构建上、教学方法方式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对于这两类学生应有差异地对待。对于国际学生，应强调对理论知识的应用与分析能力；而对于大陆学生，则应鼓励促进其课堂讨论发言，培养其观点表达与陈述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戴晓霞.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外国学生政策之比较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05，（5）：11-16.
[2]邓晖，来华留学，哪些信号值得注意？[N].光明日报，2015-04-08.
[3]李联明，吕浩雪.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制约国际学生流向的主要因素[J].比较教育研究，2004，25（6）：71-75.
[4]王军.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基本定位与应对策略[J].中国高教研究，2014，（8）：88-92.
[中图分类号]R19[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7）11（b）-126-02
Superficial discussion on how to enhance employment competitive power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pecialty
CHEN Shao-yan, KONG Xiang-hua, YAN Zhi-lai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from the points of mastering the specialized knowledge, foreign languages, computer as well as network skills and related discipline knowledge, training one's managed capacity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ctively, consummating ability structure, studying various aspects of capability and predominating various aspects of knowledge, to discuss how to enhance employment competitive power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pecialt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pecialty; Employment; Competitive Power
国际经济与贸易(以下简称“国贸”)专业是1998年国家教育部进行专业调整后设立的，是经济类专业中最具国际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专业之一。国贸专业是一门专门培养能较系统地掌握现代经济学、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基本知识与技能，熟悉当代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状况和有关政策法规，能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医药生产与流通企业及相关政府机构从事实际业务、管理、调研和宣传策划工作，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学科[1]。
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国贸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有会计师事务所、银行、贸易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医药公司、三资企业、政府涉外经济部门以及涉外企业、跨国公司等。对国贸专业本科毕业生而言，就业竞争压力非常大，与其竞争岗位的有高中生、大专生、研究生甚至海归人员[2]。本人根据几年来对国贸专业的学习心得，在如何提高国贸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问题上，谈些看法，为国贸专业的学生在将来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赢得更多筹码提些建议。
1 应学好专业知识和掌握其他相关学科知识
国贸专业的学生应学好从事经济工作必备的理论知识，例如宏观、微观经济学，定量化分析方法，管理知识等，还要掌握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地理、国际商法等专业基础知识以及贸易函电、进出口实务、单证、报关、国际结算、商品知识等专业知识。努力掌握专业知识，提高专业课程的学习成绩，争取获得学校奖学金，并且尽量考取报关员、外销员、跟单员或国际单证员等专业能力证书，对提高就业竞争力至关重要。
除了学好专业知识，国贸专业的学生还应掌握其他例如外语、计算机和网络等相关学科知识。从专业特点来看，国际贸易需要与不同文化背景者沟通融合，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涉外经济活动；对一个从事贸易的人来说，外语是支撑整个事业的支柱。不掌握外语知识，便失去了交流；而失去了交流，就像一个剑手抛却了利剑。这就决定了国贸专业对外语的要求与其他专业不一样，必须把外语的学习放在突出位置。在我国，某些高校的国贸专业开设贸易专业英语，要求与英语专业学生一样通过英语专业四级或八级考试，专业课程采用英语教材进行双语教学等，培养学生系统地掌握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因此，建议国贸专业的学生不但要达到国家英语四级或六级笔试、口语水平，争取通过英语专业四级或八级考试，还要尽量考取更加实用的BEC、GRE、托福或雅思等证书，积极创造机会与外国人进行交流，杜绝“哑巴英语”现象。
一名优秀的贸易人员要求具备很强的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而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网络尤为重要。网络信息传递由于信息量大、适时、成本低而成为贸易人员获取市场行情、市场需求、建立客户联系、洽谈、成交以及履行合同的各个环节中不可缺少的工具。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完善，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得到迅速普及，电子报关、报验等甚至成为某些职能部门接受的唯一办公方式。因此，对国贸专业的学生来说，学好计算机、网络课程，积极考取省级、国家级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或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证书等，掌握计算机软硬件知识和网上贸易的专业技能，对提高就业竞争力愈显重要。
2 积极锻炼管理与人际沟通能力
与理工技术类人员能力素质要求略显不同，经济类业务人员的管理能力要求较高，这是由其专业性质决定的。从事贸易业务的人员，除对外洽谈、签约之外，在合同的执行阶段和内部的日常工作中，大量涉及诸如计划、组织、协调、指挥以及一些非常规性决策等管理性工作，而且通常要求业务人员独立完成此类工作。另外，有人曾经这样评价贸易人员，看你的电话本上有多少个电话号码，看你一个月内与多少人交往，便知道你能挣多少钱，此话虽显偏颇，但还是不无道理地表述了人际交往对贸易人员的重要性。因此，在大学里，国贸专业的学生们除了应系统地学习培养计划中要求的管理知识以外，还应积极担任班级、学院或者学校乃至校外学生管理工作，参加各种协会、社交活动，以提高自身管理能力与人际沟通能力。在就业招聘中，在同等条件下，很多用人单位都会优先选择大学期间当过学生干部的毕业生，其原因就在于此。
管理能力与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可以从书本中获得，但更重要的是在生活、工作中锻炼。
3 完善自身能力结构，积极培养多方面能力，掌握多方面知识
国贸专业的专业性质，还决定国贸专业的学生应懂得完善自身能力结构，注意培养多方面能力，掌握多方面知识。例如应多参与文体活动，使之成为生活习惯，因为文体活动不但可提高人体运动功能，改善体质，陶冶性情，锻炼毅力和耐力，还可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及团队意识，具备文体特长者还应积极参加校级、省级乃至国家级比赛并争取获得好成绩。又例如应积极参与第二课堂活动，多听经济、法律类的讲座，拓宽知识面。再例如要充分利用寒暑假时间多做兼职工作，这样不但可以增添生活费用，积累经验，提升能力，促使我们将课堂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而且还可利用实际工作检验我们掌握的知识，使我们日后的学习更有方向。最后，尽量争取在大学期间，多参与科研活动，撰写、发表学术论文，以培养自身科研思维和锻炼写作能力。毋庸置疑，多才多艺，对提高就业竞争力也是十分有利的。
综上所述，只要全面做好迎接社会需要的准备，掌握多方面知识，具备多种能力，竞争力就能提高，在激烈的就业应聘中就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746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8-0089-03
作者简介：师超（1982-），女，吉林松原人，长春财经学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国际经济贸易政策和国际经济法；党杨（1982-），女，黑龙江鹤岗人，长春财经学院经济学院讲师，副院长，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士，主要研究西方经济理论和区域经济学。
知识产品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依靠知识、智力等要素所创造出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的总和。它包括影视传媒作品、期刊出版物、企业信誉、商标、专利、计算机软件及商业秘密等。本文拟在分析知识产品国际贸易诸多风险形成原因、表现形态的基础上，提出防范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基本策略。
一、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成因分析
根据知识贸易学的基本规律，贸易必然导致风险，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必然导致基于特殊传播机制的知识溢出性风险。具体讲，导致各种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的潜在利益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知识能够带来效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通俗的主流话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无一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设立的思想接合中介，这些学校或研究机构为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拥有者之间架起了沟通和联系的纽带，为人类知识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美国著名知识经济学家约翰?汤姆斯所说，一种知识，如果不能给人的类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带来潜在的物质性收益，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播能力将会大打折扣。联系今天中国各级教育的经济导向性，我们也会明确感受到知识产品的经济驱动力。事实上，知识产品的跨国流动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为促动的，在较为严格的知识动力学意义上，知识产品的潜在或现实的利益本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那些冒着投资风险进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达成知识产品国际交易的后发助力而已，他们所获得的基于当期汇率所表现出的货币价值，只是隐含在知识产品中的劳动凝结在获得新的使用价值之后的利润让渡，也可以说是对知识产品特殊有用性进行全球转移的货币奖励。
2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自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出现以来，人类始终面临三大选择：一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制约性选择；二是为了维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扰性选择；三是治者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传递的主导性存在价值选择。在上述选择的关键路口，政治治理者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来强化对被治理者的威权性存在。假定意识形态是一种知识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统领整个社会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价值系统是促使知识产品国际流动的终极解释力。政治家经营国家的重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基于权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观国际关系学上，把一国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意识形态推向他国才是政治产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打着“意识形态民主化”输出的口号，但美国在国外经营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美国的全球政治战略服务。正如斯宾塞、李嘉图、威廉?配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一致看法：几乎没有一种经济活动是可以脱离开政治权力的约束而自在发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杜绝“国际贸易泛政治化”的倾向，但我们更要看到国际贸易的政治风险。就知识产品跨境流动的权力驱动力来说，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换一句话来说，正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酿生了国际贸易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肇因。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因为一种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艺术是不可能带给观众艺术化视觉效果的。在全球知识产品频繁流动的今天，广播电影电视、杂志期刊出版、广告视觉传媒、数据电子电脑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娱乐性滋生了各种潜在和实际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如果把这些产品的国际交易风险都归结为中间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间组织），那是不科学的，因为无论是参与贸易的企业，还是政府许可证的管理，抑或是民间的中介机构都希望获得物质性的收益。这些参与者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形形的交易风险呢？事实上，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导致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驱动力。娱乐是文化的，但娱乐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当一种知识产品不能带给人愉悦的心情和畅快淋漓的感性体验的时候，它就会被很快抛弃，更谈不上什么跨国交换了。
二、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表现形态
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隐含着基于货币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汇率风险、基于主权国家金融制度差异而引发的政策风险、基于信用资金偿还机制差异而引发的贷款风险、因各国契约理念不同而引发的合同风险、基于知识隐形贬值而引发的价格风险等问题。当然由于知识产品时空传播方式的差异性，使得知识产品国际贸易的风险呈现出许多独有的特征。
1汇率风险。不论美元债务扩张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个人货币购买力的潜在损失，美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通行的国际结算方式。新西兰学者Michael? Wang 和 Jack?yang曾探讨过建立以弹性金本位为核心的二元货币体系的构想，指出这种货币制度是使储蓄存款长期保持原有购买力的重要保障，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性解决方案，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但这种国际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论探讨的阶段，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英联邦国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默认美元的结算方便功能，同时也认可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结算单位所产生的汇率风险。同股票、基金、期货、债券市场一样，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同样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供需法则；同虚拟资本的交易法则一样，全球知识产品的交易同样受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许多人大量购入美元而兑换人民币的时候，伴随着美元贬值的不仅是持有美元国家购买力的下降，这一行为同样也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并事实上给跨国知识产品贸易商以远期盈利的机会。比如，中日韩三国的电影市场就曾经因为汇率的波动给韩国公司和中国国际影视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2政策风险。世界各国都对他国的知识输入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比如欧洲就对中国出版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征收较高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出版物的输入控制更是非常严格，除了有反倾销审查之外，还增加了意识形态审查和宗教审查。对于那些与美利坚基督信仰明显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准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义带进美国。事实上，中国自然科学成果输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成为ISTP和EI检索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社科类成果的检索比率。除去中美两国版权制度和版税扣除机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识产品的中美贸易方面，两国的政策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些名为保护贸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实际上成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国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垒，最终酿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产品贸易风险。
3贷款风险。知识产品的国内生产企业为了打开国际市场，往往在国内法的框架内通过股市、基金、期货、债券，甚至变相民间融资的形式获取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偿还有的有明确期限，有的则是非法融资的。在民间高利贷和地下钱庄的支持下，各种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电影企业，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知识生产的全部资金。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知识产品没有获得实体企业的青睐，没有获得国际销售的利润，那么开发商和运营商以及中介公司都会面临巨大的偿贷压力；当这一贸易链条上的任何一家企业因道德或法律纠纷而“撂跤子”时，正零和博弈就会迅速变成“囚徒困境”。这时就会出现到处都是催债的经理人、而到处可见的都是没钱的老板或经理的艰难局面。由是，风险愈演愈烈。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不能正视自己国家贸易地位和能力，盲目举债、到处申请外汇贷款的现象，这同样造成了一些债权国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
4合同风险。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合同只是约束贸易双方的纸质文件，在跨国贸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单方面违约，追责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这样说，因一方单方面违约而造成损失的偿还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着实质性条款的歧义性解释、合同的使用范围往往存在着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冲突，有些知识产品运营商又没有国际商务合作的经验，当进口商不能按期履约时，风险就会非常巨大。
5价格风险。在商品交换领域，价格的波动是供需关系的晴雨表。在国际贸易领域，商品价格的国内波动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就光盘、出版物、影视作品、文学读物等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而言，价格的随行就市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当已经按照合同价格预期交割的知识产品因国内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涨价的时候，对于贸易商来说，是撕毁合同直接向国内卖出这些产品，还是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按期交货呢？正常来说应该是按期交货，但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一再告诉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大多数商人都会倾向于毁掉合同赚取超额利润。这时市场伦理就会让位于功利哲学，巨大风险就会从天而降。
三、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策略
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外贸易不平衡问题正在逐渐加剧、知识产品贸易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盗版现象极为普遍、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的跨国抄袭现象愈演愈烈、各种文化产品国际合作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不当竞争此起彼伏。靠什么来约束知识产品市场的国际贸易呢？本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强化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市场的调研工作。根据需求偏好理论，地域上相邻或相近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间上较远地区和国家的贸易依存度。作为亚洲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就东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韩国，其次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日本、①澳门地区和朝鲜。据文化部和商业部的联合调查，从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韩知识产品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5989亿美元，其中进口额达到10575亿美元，逆差趋势明显。②就东南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输出的主要地区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中中新和中马贸易额占到了贸易总额的79%，表明中国的知识产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缅甸、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尼泊尔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地缘合作关系，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很小。近年来，伴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国和美国、欧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识产品双边贸易在逐渐扩大，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总局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中美之间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已经达到120098亿美元，中国和欧盟之间已经达到62156美元，中国和南美洲的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37亿美元，中非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98亿美元。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今后应继续加大与地缘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品贸易，要依据准确的贸易数据制定合理的出口战略和进口措施。要根据欧洲国家偏好中国物美价廉文化产品的需求事实，制定中国知识产品出口欧洲的详细计划；要把中国的陶瓷制品、丝绸制品、柳编制品、服装产品、小饰品添加上强烈的文化信息，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谐大同思想输出国外，使知识产品供应商能够在赚取国际分工效益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对于某些携带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们也要本着协商的原则，尽量回购流失到国外的珍贵宝物；对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现象和行为要大力查处、毫不手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细致缜密的事前调研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决策的重要前提，这方面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2认真研究贸易国的政治、经济及法治状况，牢牢把握贸易国的政策特征和价值偏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地区，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拥有极为广阔的需求市场，并吸引了大批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出版业、广告业乃至各种文体娱乐行业。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国内文化消费需求空间很大。作为中国知识产品贸易的主要输出国，美国、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政治运作特点、经济发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价值评估体系都是各国知识产品贸易商必须密切关注的重要信息。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或消极财政政策时，这将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反之，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对于知识产品贸易商来说，只有认真研究了贸易伙伴国的政策变化动态并随时关注国际社会的风吹草动，才有可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获取客观的比较收益，否则，巨大的贸易风险将不期而至。就欧洲和美国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产业要想打入这些国家的主流音像市场是很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商人经济实力有限，更是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质疑和困惑。由此，中国在输出知识产品的时候要尽量寻找那些极富传统感染力的文化产品，避开那些带有单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识产品；中国输入到欧洲和美洲的知识产品要尽量体现出对那些国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我们的核心目的是输出出版业和传媒业的文化产品，把古老的东方儒学文化传播到遥远的非洲部族。
3选择正确的计价货币，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出于国内货币市场特殊性的考量，中国政府对外汇交易实行的是金融管制政策。近年来，虽然社会各界都在大力提倡建立外汇保险政策和存款保险政策，但由于汇率和利率波动的不可预期性，均未能实施。外汇管制政策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本币的运行安全，并规避全球金融市场危机，但也会造成外汇市场的流动性呆滞，造成进出口贸易商的双边贸易风险。我国企业要想在国际贸易中有效防范货币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就应该正确选择计价货币。一般来讲，出口的时候要以硬币作价、进口的时候要以软币计价。如果迫不得已在出口的时候采用了软币计价，就要相应提高作价；在进口时采用了硬币计价，则要相应调低作价。如果选用的计价货币汇率波动幅度较大，还应该通过以汇率区确定价格的方式在合同中列入价格调整条款以更好地维护双方的权益。
注释：
①中日知识产品的双边贸易受制于两国的历史纠葛和主权争论，近年来的知识产品贸易额正大幅下滑。至2014年底，双边知识产品的贸易总额为120亿美元，进出口基本持平。
②根据Krugman，Fujta，Venables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观点，结合纳什均衡的一般阐释，我们可以断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由于具有相似的文化历史背景，韩国人对学习中国文化有一种明显的偏好，并且直接体现在对中国文化类产品的贸易数值上。但与韩国人相比，中国人对韩国电影、电视剧和化妆、美容、整形等知识产品的青睐程度远远高于他们对中国知识产品的研究兴趣。由此决定了中韩知识产品贸易的巨大逆差。
参考文献：
[1]李婧.加强宏观金融调控 规避国际贸易风险[J].中国证券期货，2011，（5）.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增长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经济增长状况始终是决定一国货币价值的根本因素。其原因在于：如果一国经济增长率较高，人们对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行状态产生信心，外国投资者必然踊跃前往该国投资，从而引起该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收入增加，该国货币需求旺盛，币值自然上升。但也不能就说“经济的高速增长会带来货币升值，而经济增长的停滞或衰退则会使货币贬值”。事实上，经济增长对汇率的影响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1）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的发展表现为粗放式经营，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国内的一般价格水平上升，从而本国的币值下降，即汇率的上升。这与中国在1981—199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的同时人民币也跟着贬值的事实相符。（2）一国经济较为成熟阶段。当经济增长较快时，产出必然增加较快，这就使它相对以前有更多的供给，包括更多的出口品的供给，而消费者的需求虽然随着收入而增长，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表明，消费需求的增长赶不上产出供给的增长，故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供给相对消费的需求旺盛，从而对物价有向下的压力。这就使得1995年开始人民币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而出现升值压力的原因所在。
（二）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情况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外汇市场的形成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分不开的，国际收支是一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各种收支的总和。在浮动汇率制下，市场供求决定汇率的变动，因此国际收支逆差将引起本币贬值，外币升值，即外汇汇率上升。反之，国际收支顺差则引起外汇汇率下降。由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差额和资本项目差额不仅是国际收支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还是外汇储备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将选取经常项目差额和资本项目差额作为分析指标，揭示国际收支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第一，经常项目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经常项目顺差近年来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这就潜在地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第二，资本项目对中国汇率的影响。一国外汇储备的减少意味着该国外汇市场上需求大于供给，本国货币有贬值压力，储备的增加则表明外汇市场上的供给大于需求，本国货币有升值的压力，而通过分析发现资本项目和外汇储备量有较高的相关性（0.65）。同时外汇占款的增多也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激增，对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以及通货膨胀构成一定的压力。
（三）货币供应量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货币供应量大体上成正相关，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投资者不但可以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更看好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外商投资大幅增加。由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人民币资金相当紧张，外资进入又多，所以出现了明显的外汇供大于求，造成人民币升值趋势。
（四）中外利率差异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利率政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影响汇率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利率的相对高低会影响资本流动的方向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较高的利率水平会刺激国际资本流入，并减少本国的流出资金。从而影响国际贸易规模，使利率差异对汇率走势的影响力不断提高。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有利影响
汇率变动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有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刺激进口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比以前便宜，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二是有利于改善吸引外资的环境，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使已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的利润增加，从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促使其进一步追加投资或进行再投资；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间接投资比重将进一步增加。三是有利于减轻外债还本付息压力，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未偿还外债还本付息所需本币的数量相应减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外债负担。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1.抑制出口增长
人民币汇率升值后，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对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造成伤害。
2.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
资本市场上活跃的多为国际游资，这部分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是造成金融市场动荡的潜在因素。在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将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3.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由于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迫使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从表面上来看，货币供应量在持续增长，但供应结构的差异却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4.增加就业压力
由于目前中国提供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是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人民币升值将抑制或打击出口，最终将影响到就业。在当前中国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可能恶化就业形势。
三、针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提出的对策建议
（一）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汇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多个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长、资本流入、外汇储备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从对外贸易入手，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较为不易。不过，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伙伴中，对美顺差最大，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也最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对外贸易地理结构来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针对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压力，在继续鼓励外资流入的同时，我们的企业可以适度考虑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针对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压力，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适当控制其增长速度。另外，也可以考虑推行QDII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渐进式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打下基础。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权衡人民币升值问题，适时调整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
从国际经验来看，既然经济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面临汇率升值的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在人民币未来的升值过程中，避免出现类似“广场协议”那样的大幅度汇率调整极为重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签订类似“广场协议”式的国际性文件。为此，要让汇率始终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我们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人民币汇率适时作出适当的调整，使汇率水平既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又能避免未来人民币快速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认识到，成功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对于未来的宏观经济稳定、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产业间的平衡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都具有深远而积极的意义。而这一点，有待于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升值预期。
（三）要综合处理汇率升值影响物价水平所产生的问题
对于人民币未来走势，基于巨大的升值压力，我们必须对其可能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实事求是，具体深入地分析他国汇率波动的历史教训，才能真正有助于我们借鉴。汇率问题，涉及面甚多，在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国际交往的情况下，汇率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我们不能单从本币的升值来看对物价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不能因为眼前出现的通货膨胀趋势而寄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短期通胀压力。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毕竟，通过人民币对外升值来抑制通胀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汇率升值对宏观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是整体的，且宏观经济政策对物价的影响也会抵消本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作用。所以说，要认真研究综合处理汇率升值通过影响物价，进而影响经济系统的问题，为未来人民币升值后减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作好准备。
（四）其他减轻人民币升值负面影响的对策
针对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我们可以适时调整我们的贸易战略，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作为出口企业来说，要努力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逐步改变原来低劳动力成本、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的做法。针对出现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下调的压力，以及对总需求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西部大开发的措施，扩大内需来解决。针对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储备风险，我们要深入研究未来世界主要货币的变动趋势，根据我们进口规模，适时调整中国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和总量规模。针对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我们可以大力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增加投资、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1]张鹏，张丽芬.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影响评价及绩效评价[J].时代经贸，2006，（51）.
[2]毛瑞萍.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企业资金运作和经济发展的影响[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5）.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电子商务是指运用电子通讯设备和技术在当事人双方或多方间进行的各种商品、技术和服务交易活动。自电子商务这种新兴的远距离交易方式成为传统交易以外的一种重要的交易方式，它使得传统国际商务的交易中介和交易方式发生了结构性、革命性的变化，给传统的税收原则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
一、电子商务对于国际税法基本原则的冲击
（一）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法基本原则冲击的前提——可税性。
从税收的本质上看，税收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而由国家参与国民收入或社会剩余产品的一种分配活动。从微观角度讲，企业只要创造了剩余价值，具有盈利性，那么他就具有纳税能力，基于公共需要对其征税符合量能纳税的要求，课税也是合理的。并且其实质与传统商务没有任何区别，与传统商务一样享受着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如果仅仅因为电子商务的经营方式不同于传统商务而导致税收待遇的差别，那么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将会被彻底扰乱。因此电子商务的应税性在法律经济的角度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本文论述的前提。
（二）电子商务对于国际税收管辖权相对独立原则的冲击。
国际税收管辖权相对独立原则就是指在国际税收中一国政府有权决定实行何种涉外税收法律制度，有权决定具体的涉外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征税方式和征税程度，享有自，任何人、任何国家和任何国际组织都应尊重他国的税收管辖权。目前国际税收管辖权主要有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两种，但是电子商务的发展给管辖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被弱化。由于电子商务是以一种虚拟形式存在的，因此它是无形的，并且弱化了经济活动与特定地点间的联系。“单个交易可能在瞬间跨越若干个地理疆界，一个‘全球电子商务’交易可能牵涉成千上万个税收辖区，不仅查明各个辖区相当困难，即使知道该交易所牵涉的辖区，对其征税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这使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被严重弱化，并且在执行具体措施方面也会遭遇很大的困难。
其次，居民管辖权受到挑战。居民税收管辖权是指国家以纳税人是否与自己的领土存在着所属关系为依据。有实际存在的交易中介，纳税人的身份认定是比较容易且可行的。然而，伴随着电子商务的普遍化、全球化，自然人和法人身份的判定愈来愈模糊。
（三）电子商务对于国际税收公平原则的冲击。
所谓国际税收分配公平原则就是指国家在其税收管辖权相互独立的基础上平等地参与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使有关国家从国际交易的所得中获得合理的税收份额。当跨国的网上服务和无形产品提供者直接面向大众消费者时，一国政府就难以认定提供商是否在其国内有经营机构和人。而且，为了确保电子商务的安全性，大型的电子商务网站均在网上交易过程中的诸如注册认证、电子支付等过程中采取了加密技术，加密技术则增加了应纳税款额度的认定难度，创造出许多“隐性收入”，破坏了税收法定原则，而进一步破坏了税收的公平性。
（四）电子商务国际税收中性原则的冲击。
国际税收中性原则就是指国际税收法律法规不应对跨国纳税人跨国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以及企业的组织形式等产生影响的原则。构建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避税与逃税的法律规范以及常设机构的原则确定都是中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首先，双重征税或避税与逃税，必然会影响到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决策。在电子贸易领域，由于交易地点，交易场所，交易信息很难确定并且有时没有中间人作为交易媒介致使企业有时会遭受到了双重征税或者根据经济学中对商业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理性人”的构想会导致企业为追求更高利益而进行避税与逃税的行为发生。
其次，常设机构的确定包含了避免因投资区位和企业组织形式等的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负，因而也是税收中性原则的体现。但是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常设机构的概念受到挑战。根据OECD税收协定范本，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设定常设机构，其营业利润应向该国纳税。所谓“常设机构”是指一个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经营活动的固定营业场所，包括管理场所、分支机构、办事处、工厂、作业场所等等。然而电子商务中企业可以任意在任何一个国家设立或利用一个服务器，成立商业网站进行营运，常设机构的定义因此受到挑战。网站是否可以看做是常设机构？如果能看作是常设机构，那么企业为了避税便可轻易地把网站移到税收较低的国家或者避税地，那么监管的难度以及实践的效果可想而知。
（五）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收效率原则的冲击。
国际税收效率原则就是以最小的税收成本获取最大的国际税收收入，并利用国际税收的调控功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全面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缓国际税收对国际经济发展的阻碍。国际税收效率原则包括国际税收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两个方面。从行政效率上而言，由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均坚持地域税收管辖优先原则，但是来源地的判定被电子商务的无国界、无距离的特点所弱化所以会导致税收的冲突和摩擦。从经济效益而言，网上交易的国际流动性极强，国际逃避税行为会大量增加，利用低税区或免税区避税，在避税地建立公司易如反掌，只要在选择的地区建立一个网址便可。另外，以转移定价为主要形式的国际逃避税活动会变得规模更大，更难以控制。因此传统的税收模式在电子商务中的运用会导致国家税收成本增高以及相关国家全面开展税务行政摩擦加剧的可能。所以电子商务的发展是对国家对于税收征收与管理的巨大挑战。
二、我国应如何解决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收基本原则的冲击
（一）在遵守国际税收管辖权相对独立原则的前提下维护国家税收权利。
我国是电子商务的净进口国，在跨境电子商务税收领域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在电子商务立法方面，我国尤其要注意维护我国的税收经济，坚持强调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以保护税基，同时促进跨国电子商务的公平合理的税收权益分配秩序的形成。国家税收作为一种凭借国家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再分配的形式，具有类似国家的独立性和排他胜。我国可以根据本国财政利益需要和基本国情，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地研究和制定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则体系。同时，所得税制度是国家筹集财政资金的重要保证，是处理社会再分配关系的法律依据。作为电子商务净进口国，我国必须维护和强化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新技术发展中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权益。
（二）在遵守税收公平原则的前提下坚持实行单一的来源地管辖权。
在电子商务国际税收管辖权这一问题上，我国应继续坚持电子商务输入国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该原则应该成为我们的国际税收管辖政策的基本的出发点，这也符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其次，从税收公平的机会原则看，税收负担也应按纳税人取得收入的机会大小来分摊。发达国家的居民通过互联网到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活动，并获利润。尽管作为居民所在地的发达国为其提供了一定“机会”，但对获取利润起决定性作用的“机会”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如果使用居民税收管辖权，发展中国家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将一无所获，这显然不公平。而行使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国际电子商务环境中，就能够在跨国纳税人和国内纳税人之间实现真正的公平。
（三）在遵守国际税收中性原则与国际税收效率原则的前提下，坚持常设机构认定的中性原则以及提高税收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现代化水平。
税收中性原则适用于电子商务的本质意义在于：税收的实施不应对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延缓或阻碍作用。在常设机构的认定上坚持中性原则意味着，首先，要避免双重征税、不征税和防止避税与逃税，因为这总体上就体现了国际税收中性原则。避免双重征税和不征税的理由如前。同时，防止避税与逃税需要在常设机构的认定方面达成国际协议，不能造成营业人随意更改常设机构位置的结果。其次，对常设机构的认定应当统一，不应对在线交易的商品和劳务下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以免造成营业人利用网络的游移性改变常设机构以避税或选择较低的税率。因此坚持常设机构认定的中性原则适合于我国国情保障了我国的税收来源，同时也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并且可以有效的降低国际征收重复的现象发生。
此外，在电子商务交易中，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商可以免除中间人直接将产品提供给消费者。使得电子商务中的征税点大量地减少了，并节约了税收成本，增加了税收收入。只要税务机关努力提高自身的税收征收管理现代化水平，电子商务税收与税收效率原则的契合度将越来越高。
最后，正如著名大法官卡多佐所说：“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做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面对电子商务这种新型的交易形式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法律应当对症下药针对性的应对其发展，为其成长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尤其是在国际税法基本原则方面，维护本国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创造的国际税收利益分配中的国家利益，在肯定电子商务的可税性之前提下，完善我国税收法律制度，构建新的税收征收体系是我们值得探讨的应对之策。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2011级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廖益新.跨国电子商务的国际税收法律问题及中国的对策.东南学术，2000（03）.
[2]陈晓红.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研究.财经研究，2000（09）.
[3]王凯.电子商务的税收法律问题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2006年法学硕士学位论文.
[4]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国家电子商务征税应遵循公平和效率原则，2009（07）.
[5]李雪若.李伟.电子商务与税收.中国科技产业，2000（4）.
[6]刘丹.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法的影响之分析.研究生法学，2009（10）24卷.
[7]计金标.电子商务对税收的影响及对策.中国税务报，2001年3月14日.
[8]陈延忠.电子商务环境下常设机构原则问题探析.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从》（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版.
[9]蒋新苗.国际税法基本原则的定位.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02）.
[10]袁曦.电子商务给国际税法带来的冲击和思考.法制与社会，2008（12）中.
[11]许方明.电子商务对国际说法的影响.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7（04）.
[12]胡郁舒.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税收管辖权的问题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2007年法学硕士论文.
[13]唐平舟，刘吉成.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税收应对策略探讨.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09年刊.
[14]赵凯.电子商务下国际税收法律问题研究.大连海事大学法学硕士论文2010年.
一、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概述
(一)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现状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逐步建立了以出口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因此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跃升到2007年的21737.3亿美元，国际贸易地位（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第26位上升到了2007年的世界第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2004―2007年出口贸易对GDP的贡献度分别高达30.7%，34.2%，36.8%，37.5%，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占中国经济中的份额从1995年的40%上升到70%，中国经济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超过了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和韩国，也超过了与中国经济规模相当的其他经济体。但在刚刚过去的起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猛烈撞击下，2008年11月我国的出口开始首次出现负增长,11月份当月出口1149.9亿美元,下降2.2%，外贸单月进出口亦首次出现负增长，12月份进出口总值1833.3亿美元,下降11.1%；其中出口1111.6亿美元,下降218%；进口721.8亿美元,下降21.3%。可见，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使我国企业在面对外部不可抗力的干扰时表现出令人担忧的发展减缓、效益下滑，受此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国家经济发展减速，2009年中国出口对GDP贡献率仅为负3.9%，出口负增长甚至是两位数的下滑，为近几十年来首次，且这一成绩是在近乎穷尽政策扶持手段的情况下取得的。在影响我国出口的诸因素中,外需的作用约占八成，2010年下半年出口新订单呈下降趋势,意味着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减速。已有研究表明在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的新形势下，以出口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产业结构和布局失衡、劳动力成本低廉，尤其是资源环境代价高昂等，如不及时加以改进和完善，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外外向型经济发展借鉴
尽管以出口导向为重要支撑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举世瞩目的腾飞，但从现实情况看，在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之后，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因为环境的复杂化和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存在的缺陷和自身发展中陆续出现的问题，其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内外阻力，国民经济也正在为这种发展战略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金融危机之后，更是表现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从根本上迎来经济持久稳定的高速发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下面几个国家的发展历史值得借鉴。
1、巴西教训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风起云涌，巴西经济发展战略也由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转轨后，巴西国民经济各项指标开始大幅度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由原来居资本主义世界第15位上升到第8位；而且还部分实现了经济结构方面质的转化，工业、农业产值之比例关系由1960年的0.9∶1发展为1975年的2.69∶1，1974年重工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比1960年提高了26%。但在经济一派向好之中，巴西的注意力过度被国际市场的需求所吸引，没有及时跟进本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平衡，导致在国际市场动荡中招架无力、手足无措。以巴西“中国谷”的鞋类制造产业集群为例，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巴西女鞋因其同等质量下的成本优势而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于是，“中国谷”的鞋类生产商纷纷把自己的企业定位成女鞋生产商，出口量大约占到全球同类出口的12％。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期间，巴西“中国谷”的女鞋销售及出口增长非常迅速，但好景不长，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市场，中国鞋因其更大的成本和价格优势，迅速吸引了国际市场，国际大买家随即把其供应链管理移向了中国大陆，甩开了巴西生产商。结果，在整个80年代期间，巴西“中国谷”的鞋类制造产业集群发生了巨大的衰退，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甚至下降了将近40％，严重影响了国民的正常生活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2、英美启示
16世纪上半叶，英国制定有利于出口的税收政策，奖励和保护生产出口产品的手工业，实行单边外向型倾向的自由贸易政策，给英国经济带来短暂的繁荣，但随之而来的严重后果是：英国经济受制于荷兰、比利时等低地国家，以德国、意大利为首的外国商人分享了伦敦50%以上的出口额；从16世纪中期起，一系列频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也很难摆脱与当时经贸政策的干系。最终，英国以保护国内市场和发展高端产业为核心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代替了含义简单的外向型自由贸易政策，才迎来了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发展。
美国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十年，经济严重依附于英国，是一种实质上的“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1807年，英国炮轰美国战舰，激起了强烈的反英情绪，美国国会通过《禁运法案》，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意图通过中断对英国的农产品供应来教训英国。然而，由于英国不仅本土产粮，世界其他产粮国家也乐于向英国出口粮食，此举不仅没能给英国造成伤害，反而使美国经济全面瘫痪。1807-1808年，美国出口从1.834亿美元下降到2243万美元，下降幅度达88%，进口从1.385亿美元降至5699万美元，下降59%。航海业濒临破产，大批海员失业，北部的大小商人损失惨重，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小农场主和小业主纷纷破产，工业消费品供应发生严重困难，关税收入急剧减少，财政出现巨额亏空。禁运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的殖民性和依附性。四年后的美英战争所引发的严重经济危机，更使美国深切感受到争取外援、注重国外市场与独立自主、发展国内市场是国家发展不可偏废的两手，而争取外援必须立足于独立自主，国外市场必须以国内市场为靠山。从此美国走上了技术创新、资本生产率立国、工农业协同发展、内部改善和向外延伸的以内向型为核心、外向型为扩张的发展道路。
可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完善发展内部市场与高效利用外部市场，双管齐下才是成功的根本，否则只能是仰人鼻息、拾人牙慧，繁荣和发展都难以持续。要做到这一点，在世界日益注重环保和资源日益短缺的今天，中国必须尽早摆脱“世界制造工厂”的低效、高成本和高污染身份标签，借助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产业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负面影响，以环境优化辅助经济增长，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互动，达到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同演进为目标的产业生态化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
二、实施产业生态化的现实需求
持续的经济低迷和生态恶化事件使人们意识到世界经济结构需要进行深入和全方位的调整，从而有利于世界经济、贸易长期均衡和可持续发展，这一切要得到根本解决，必须依赖于人类社会之间、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建立和谐互促的良性互动关系，而不是人类社会无止境地向自然进行毁灭性的攫取，自断未来发展之路。传统经济学都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和分配后果，其客观结果是使利益各方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己方利益，不断伤害现实索取成本最小的自然界。至于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以及工业生态学等学科，虽然不仅研究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也研究了自然对人类活动的支撑，但共同的缺陷是都没有进行人类与自然和谐互动的有机联系研究。在此情况下，产业生态化将人类经济活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作为学科发展使命，形成了对上述学科扬长避短的综合利用。
(一)产业生态化的核心内容和目标
产业生态化发展是现代产业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问题的组织新模式，是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在产业发展领域的重要应用。随着人类关爱生命和保护环境的意识越来越强，经济发展能否为公众接受和认可不再仅仅局限于是否给人们带来物质财富，而是涵盖了对一切生命体的关爱和尊重，工业经济时代以高昂的资源环境和有损人类身心健康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已经逐渐被摒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观正在成为普世的价值观。以综合运用生态、经济规律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经营和管理产业，使产业活动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大系统，并在其中实现产业系统改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赢”的产业生态化观念迅速得到各国政府与公众的推崇，并于上世纪90年代在发达国家渐成潮流。如今，产业生态化不仅贯穿于发达国家宏观层次的产业发展战略，而且正高速向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公众层面辐射，日益影响着产业与经济发展。
产业生态化的核心内容在于：建立一个结构合理、层次多样、功能完善的，能够促进物质和能量在自然――社会经济大系统内高效运用和循环的产业生态系统。这种高效基于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的高度尊重和对活动对象的高度了解，源自各项活动的“精密”、“精准”的分工与功能协同，从而使得物质和能量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得到高效利用和循环。
产业生态化的目标在于：在人类经济活动高速发展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伤害人类未来，如果任由其无节制地发展下去，终会导致资源枯竭、人类发展面临绝境的严重后果的境况下，通过人类有意识的制约与引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减少产业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又以环境优化辅助经济增长，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达到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同演进。
(二)产业生态化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
产业政策导向直接决定着国家或地区资源禀赋与现实经济实力，科学而有远见的产业政策不仅能够缓解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压力，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功效，而且因为顺应了自然和社会规律，能够使生产力得到高速发展，使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变力。生态化是人类构筑经济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模式，是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各大产业生态化通过对其多样性的不断提高来促进稳定发展，试图找到一条物质永续循环利用，无污染、低能耗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产业生态化要求在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内，对特定地域空间内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进行耦合优化，达到充分利用资源，消除环境破坏，协调自然、社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产业生态思想不是考虑单一部门与一个过程的物质循环与资源利用效率，而是借鉴生态系统中的一体化模式，力求系统地解决产业活动与资源、环境关系，使经济立足于本国或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使产业结构与当地的资源环境、社会文化状态得到尽可能完美的衔接，基于地区经济长远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良性互动的二维目标，实现产业结构的动态优化调整，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最终形成生态产业的一体化和复合化，在国际化日益盛行的今天，不仅能够动态强健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最大限度地节约要素成本，消除环境破坏，通过促进持续的产业创新活动建立比较优势，而且能够使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凭借其完善的产业、经济结构有效抵御外来风险于不倒。
三、实施产业生态化的路径构想
(一)以“阿尔法狗群”奠定产业生态化现实基础
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占据我国企业总数1%的大企业一直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绝对主角，吸引着公众的眼球，而占据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虽然拥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与个体生存和公众接触密切相反，个体发展却往往游走于公众视线之外，特别是难以得到宏观政策的持续关注和青睐。实际上，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2008年为例，中小企业在全国工业产值和利税中分别占到60%和40%左右，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全国城镇就业总数的75%。因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小企业发展状况既直接决定我们今后是不是能好过一点，也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的关键所在，中小企业将是决定中国未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小企业生存、发展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高成本、低利润的经营特点，其中高能耗是造成中小企业成本高的重要因素。而高能耗、低产出与产业生态化寻求物质永续循环利用，无污染、低能耗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思想背道而驰。常州中小企业众多，如果其高能耗、高污染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常州推行产业生态化就只能是一纸空谈。
阿尔法狗是狗群中资格最老、最具眼光的狗，阿尔法狗公司不一定是大企业，但却嗅觉灵敏，具有在别人眼光局限之处发现机会的能力，最终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小企业必须在政府必须引导和自身努力双管齐下之中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力，及时在市场上寻找服务尚未成熟、有“获取利益的基础”基地，即“利基”，找准自身定位，在夹缝中生存并壮大，提高经济效益，彻底改变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局面。另一方面，阿尔法狗公司在面临外部因素的变化时，由于盘子较小、体型轻捷、自身素质较高、眼光独到，可以较快做出准确判断，采取措施，适应新形势，这也是阿尔法狗公司明显优于航空母舰型大公司的一个长处，而对于对区域经济来说，这个优点不仅能有效降低经济动荡程度，而且还能起到稳定市场和民心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广大的中小企业群里重点扶持成长性好的企业，使之成为阿尔法狗公司，不仅对产业生态化至关重要，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稳定同样重要。而一只、两只阿尔法狗显然成不了气候，因此，培育区域“阿尔法狗群”，与新兴产业集群相互呼应、配合，是实行产业生态化、壮大区域经济优势的现实需求。
(二)以配套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
由于传统产业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方面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现代产业集群由于大幅度降低物流成本和能耗不仅有效弥补了这一缺陷，更使集群内的企业之间交流机会大大增加，有利于先进经验和技术的传播，特别是有利于意会的、隐含经验类的知识快速传播，从而促进创新。而产业之间的创新会牵一发带动全身，不断向利益相关者辐射，最终形成区域经济共同增长的向好局面。基于配套协作目标的产业集群，往往能以产品科技含量高、关联度强，物流成本低，材料来源与产品去向有底等优势赢得市场青睐，容易形成“家族兴旺”的共荣局面。
以“集聚产业、专业分工、区域配套、循环利用、留有余地”为指导原则，在目前产业集群基础上，构建集群生态化产业链，不仅沿袭产业集群的优势，更着力全面统筹、科学地构建和完善配套产业链，目光从采购、生产、销售环节向前延伸到个体企业功能设计对区域产业链的影响及共享，把投资和启动成本控制到最低；向后延伸到生产对环境和生活的影响，关注生产废弃物排放及产品弃置去向和成本，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手段有意识的引导和促进生产要素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循环利用，将废弃物减少到最低，最终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化产业集群。
(三)以绿色服务业带动传统产业转型
产业转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会碰到方方面面的周折和难题，特别是一些专业性强、技术难度大、缺少可替代选择的产业，显得更加困难，而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既需要技术又需要人力、财力和机遇的支撑。相比之下，技术含量低、劳动密度大的传统服务业一方面转型比较容易，另一方面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一次性用具的广泛使用、废弃物、下脚料毫无规划的排放都曾经并正在引起严重的环境问题。
以服务业为生态化的突破口，广泛在区域内中心商业区、宾馆、饭店甚至早、夜市摊点和娱乐场所推行节能、节水和节材的一系列措施，进行烟污染、声污染、光污染和废弃物污染的综合治理，强化责任区内环境管理的责任，有效降低服务业的地域污染度、能源和水资源消耗、逐步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量，达到节约资源、改良和完善产业、城市环境的目的。因此，以绿色服务业带动传统产业生态化转型，既起到了转型成功的示范作用，又因点多面广、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增加其他产业生态化的紧迫感。
(四)以基础设施共享促进产业生态化实施
产业的生态化建设，要求建立资源节约型的产业结构体系，减少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倡导绿色环保消费，协调自然、社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实际上给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综合性、前瞻性的要求。如果企业依然各自为政展开一系列生产经营和生活活动，是无法实现资源与技术的循环利用的，如果把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企业联合形成循环经济产业链网，在这张网上有计划、有组织地设置一些基础设施共享的关键节点，无疑既可以大幅度降低单个企业运作的人力、财力成本，又可以大大降低资源消耗总量，并减少污染排放，极大地提高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集约化运行，还起到提高区域管理水平和区域内相关企业的效率，优化城市宜居环境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宋涛.城市产业生态化的经济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2]郎咸平.谁在拯救中国经济.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Abstract：ThispaperprovidesacoherentframeworktofullyaccountforChina‘sdevelopmentmodel，boththesuccessesandthefailuresoftheChina’sdecentralizationapproachtoreform.Thecombinationofpolitical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decentralizationprovideslocalgovernmentswithenoughincentivestodeveloplocaleconomies，inparticulartheincentivestopromotemarketsprivatizationlocally.Inthemeantime，therelativeevaluation-basedincentiveschemesleadtointer-regionalmarketsegmentation，increasinginter-regionaldevelopmentgapsandunequalprovisionofcertainpublicgoods.Thesuccessofearly-stagereformcanbeattributedtothebenefitsofthedecentralizationapproach.Thenextstagereformshouldminimizethecostsassociatedwiththeapproach.China‘sgradualistreformcanbetakenasaproblemofmechanismdesignunderthecontrolofcentralgovernment.So，afteridentifyingthecostsandbenefitsofthedecentralizationapproach，itisessentialtohaveareasonabledesignofthenext-stagereformpackage.
KeyWords：DecentralizationApproach，Benefits，Costs，MechanismDesign
一、引言
2006年7月1日，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之后，寄托着几代中国人的梦想的青藏铁路正式通车，从此，山不再高，天不再远。中国经济就像快速驶向高原的列车，它能否持续高速增长直接关系到13亿人口的福祉，同时，它的动向也对全球经济的未来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是一条充满挑战的“天路”，经过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如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等等。如果这一系列难题能够被一一克服，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能够同时实现，那么，中国就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而且还将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大国发展道路”。
对于中国可能形成的“大国发展道路”，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来理解中国获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为此，本文将提出：中国前期改革的卓然成效和近期改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与分权式改革有关系。借助于对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得失分析，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分权理论。在已有的研究中，关于分权式改革的好处，国际经济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共识，最为经典的是建立在新软预算约束理论（MaskinandDewatripont，1995）基础上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建立在M型组织和U型组织理论之上的解释（QianandRoland，1998；Qian，RolandandXu，1988，Qian，RolandandXu，1999；QianandWeingast，1997）。这些文献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经济结构（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造成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这些理论固然可以较好地解释分权是如何促进地方政府的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是，它们却不是一个完全的分权理论。一个完全的分权理论应该不仅能够分析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获得的正面激励（分权的收益），也应该能够分析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损社会目标的负面激励（分权的成本）。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负面激励导致的影响正在日益凸现，并且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2）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3）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虽然已经有一些国内外的实证文献研究了分权化改革带来的某些扭曲，但是还没有一个理论系统地论述过分权化改革的成本。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将系统地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实质和作用机制究竟是什么？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带来了哪些代价和扭曲？为什么分权式的改革会导致这些代价和扭曲？如何在下一步的改革中科学地进行机制设计，避免或者尽量减轻这些代价和扭曲？这些理论分析的主旨将直接指向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中国之所以采取分权式的改革方式，直接与中国是一个在疆域和人口双重意义上的“大国”有关，而中国分权式改革的代价又直接与中国是一个地区间差异巨大的“大国”有关。因此，全面地总结分权式改革的收益与代价是极为重要的，这将有利于思考中国是否可能成功地走出一条可借鉴的“大国发展道路”。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分权式改革的收益，从这个维度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第三部分提出一个框架来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从这个视角可以很好地分析中国目前出现的各种问题；第四部分则在第三部分的基础上，提供一些分权式改革的代价的例证；第五部分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讨论在下一阶段改革中如何充分发挥分权式改革的收益，并尽可能地降低分权式改革的代价。由于有关分权式改革的收益的理论和实证已有大量的文献，本文将在分权的代价上着墨更多。
二、经济分权与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
中国是一个在疆域和人口双重意义上的“大国”，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面临着极高的成本，因此，经济分权是大国治理必须采取的模式。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分权式改革。从这种分权式改革中得到的更一般的经验是：对经济转型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对价格”（gettingpricesright），因为在市场不完备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正确的价格；更重要的可能是“做对激励”（gettingincentivesright），因为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中更为深刻的主题，价格机制不过是激励机制的一种方式而已。
对于分权式改革的收益，国际经济学界形成了很多共识。已有的文献认为，经济结构（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分权式的改革不仅硬化了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而且还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竞争（QianandRoland，1998）。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块块”来配置）使得经济可以在局部进行制度实验，地区之间的标尺竞争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反映地方政府绩效的有效信息，并且使得经济体更容易抵抗宏观冲击；相反，俄罗斯的U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条条”来配置），则不具备这样的经济结构收益。
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相比，中国的分权是在大的政治架构不变、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地调整它们的财政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从197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1980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再到19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仅始终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也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居民根据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质量来选择居住地可以形成用脚投票机制，促使地方政府来提供优质的公共品（Tiebout，1956）。由中央向地方转移财政收入和支出权力将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增长（Buchanan，1965；Oates，1972）。具体到中国，以钱颖一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从软预算约束的视角出发，认为分权化制度安排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场化激励，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即所谓的维持市场化的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federalism）（Weingast，1995；McKinnon，1997；QianandWeingast，1997）。
在实证研究中，Jin，Qian和Weingast（2005）基于1982—199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省级政府的财政激励促进了市场发展。对于1992年之前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in和Liu（2000）与Zhang和Zou（1998）的检验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而张晏和龚六堂（2005）对1986－2002年扩展样本的研究发现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时财政分权效应还存在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
经济分权还不足以构成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全部激励。1990年代末以来，文献更多地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分权的特殊经历，尤其是中国特殊的政治激励。从经济学的视角，我们更关心中国政治体制的两个特征，一是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LiandZhou，2005），二是（基于民意调查基础上的）官员任免制度。Blanchard和Shleifer（2001）从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出发，强调了中国的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之间的纽带。俄罗斯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较弱，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动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中国的经济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周黎安，2004）。Tsui和Wang（2004）认为中国自治性不强的财政分权和垂直控制的行政管理体制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对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影响渠道是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文献通常所说的标尺竞争对应于对下负责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信息，普通民众和中央政府都处于信息弱势，但选民会参考其他地方政府的行为评价自己所在地区的政府行为，地方官员知道其选民会以其他地方为标尺，从而会效仿其他地方的相关政策来发展本地经济（BesleyandCase，1995；Baicker，2005）。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同级政府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学习能够提高政府部门的运作效率，节约行政管理成本，防止滥用权力（Martinez-VazquezandMcNab，2003）。而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不同，地方政府主要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仅要保证GDP的高增长（否则在政绩考核中被一票否决），还要根据GDP等指标排名，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张晏，2005）。这种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它是有助于转型初期的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的。
三、经济分权的代价：一个理论分析
钱颖一等人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分权式改革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但是这个理论更多地强调了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好处，却没有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①].一个完整的分权理论应该既能够分析分权式改革的收益，也能够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否则，我们就无法回答如下问题：中国分权式改革的渐进转型的潜力还有多大？我们应该如何在发挥分权式改革的好处的同时避免它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这一节将从组织理论的角度提出一个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的框架。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整个经济当作一个大的政治组织来看，中央政府在这个大的组织内部通过“分权”模拟出一个类似企业组织的激励机制。给定地方各级政府尚控制着大量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事实，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下对地方官员提供适当的激励，让他们直接分享发展地方经济的收益，将有利于他们追求经济的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和行政体制内部的激励机制是否可以通过模拟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而被有效地复制出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找到政府部门的激励与私有部门的激励之间的实质性区别，说明政府部门在利用财政分权模拟企业的激励的时候会遇到哪些难题。
从契约理论的角度来看，政治组织中的激励与经济组织中的激励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政治组织委托人的偏好往往是异质的，而企业组织中股东的偏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收益最大化。在政治组织中，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它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因而，无论对于任务本身，还是对于委托人，都很难界定一个指标对绩效进行衡量。第二，与委托人偏好的异质性有关的是，政治组织一般是多任务的（multi-tasking），这也与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同。除了效率和经济增长之外，政治组织还需要追求社会公正、收入平等、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质量等等目标。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由于政治组织的这种多任务性，在政治组织中很难通过基于单一维度（任务）的类似企业中计件工资式的强激励来追求各种目标，而且基于增长目标的考核很容易损害其他的社会目标。所以，我们观察到政治组织中工作人员的工资一般都是弱激励的固定工资制。第三，委托人的异质性再加上外部条件的差异，又引起了第三个政治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差异。与企业绩效易于找到同类企业作参照不同，政治组织的绩效难以找到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中国政府不可能与美国政府进行比较，因为两国在很多方面都很不相同。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虽然可以进行一些比较，但地方之间的巨大差异也使得地方政府间的相互参照非常有限。换言之，政治组织是一个垄断组织，因而很难找出一个具有充分信息量的指标对其进行比较。
以上三个特征无非是说，很难有一个外部的充分统计量指标可以对官员进行客观的评估。这就决定了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第四个区别，即在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它更多地会采用相对绩效评估，而非绝对绩效评估。在现实世界中，政治组织中常用的一种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手段就是职务晋升。中国的分权式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上级政府通过考察下一级政府辖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GDP）的相对绩效来晋升地方官员，而且这个机制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被证明的确是在被中国政府使用着（LiandZhou，2005）。在缺乏充分统计量的政绩考核体系下，相对的GDP增长可能是一种次优的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具有信息量的指标。但是，这种财政分权加相对绩效评估的体制正在日益显现它的弊端。第一个弊端是，相对绩效的评估会造成人之间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确实，我们也观察到各地政府为了在GDP竞赛中名列前茅而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以邻为壑的手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地区分割和“诸侯经济”会阻碍中国国内市场整合的过程[②].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深远影响是，这种市场分割会限制产品、服务（甚至还有思想）的市场范围，市场范围的限制又会进一步制约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从而不利于长远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这最终会损害到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过于依赖GDP作为相对绩效的考评指标，就给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因为城市的第二、三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于是，地方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大大忽视了，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的财政支出比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急剧地下降（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同样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各地的经济增长都依赖于招商引资的情况下，一旦发生资本拥有者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地方政府就会优先考虑资本拥有者的利益，而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则很容易被忽略。
相对绩效评估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人面临的冲击或者风险是共同的，这样仅仅通过人之间业绩的相对排名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他们的绩效。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各个地区之间在自然、地理、历史、社会等很多方面可以说千差万别，由于这种异质性的存在，相对绩效是一个噪音很多的指标，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方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可以看作是相对绩效激励的第二个弊端。
第三个弊端实际上是第二个弊端的一种形式，鉴于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将其拿出来独立论述。由于各地区之间先天的（自然、地理、历史、社会等）差异性，或者由于改革后享受的政策的差异性，会出现由收益递增效应导致的经济增长差异，即使没有其他外力，穷的地区也可能相对地越来越穷，而富的地方则相对地越来越富（陆铭、陈钊、严冀，2004），这样就加大了相对绩效评估标准中的噪音，中央政府很难区分地方的经济增长绩效是由收益递增机制造成的，还是地方政府努力的结果。
相对绩效评估的第四个弊端来自于如下事实：在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锦标赛下，赢家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大部分则是输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比较富裕的地区更多地享受着先天的优势和收益递增机制的好处，这就使得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地方官员不能在相对绩效评估的机制下获得激励，通俗地来说就是，努力了也未必有用，[③]所以相对绩效评估对落后地区的官员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但是官员也是理性人，在晋升的可能性比较小的前提下，他们会寻求替代的办法进行补偿，如，或者“破罐子破摔”。这样一来，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就会加剧落后的地区越来越落后、发达的地区越来越发达的两极分化现象。
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激励还有一些其他与相对绩效评估无关的难题。一方面，与企业的经理相比，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更加取决于一个团队的努力，而不是自己的努力，一个政府目标（如扩大就业）的实现取决于多个政府部门作为一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因此，在地方政府的“团队生产”中，不同的地方官员之间就可能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另一方面，在企业经理的激励计划中，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激励经理追求企业长期目标的手段，比如说给予经理股份或者股票期权，但是，对于地方政府的官员却很难进行类似的长期激励，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的长期目标被忽视，而这又集中体现为地方政府对于环境、收入差距、教育和医疗服务质量这些问题的忽视。
四、经济分权的代价：一些具体的分析和例证
上一节中，我们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框架来分析中国分权式改革的代价，下面将结合现有的实证文献，为经济分权的代价提供一些例证。
1.经济分权与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所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特别是，构成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的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正在扩大（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都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分权体制有关。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财政）分权的联系是非常易于理解的。由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城市部门，因此，地方政府存在着优先发展城市、更多考虑城市利益和实施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激励。不少文献都指出，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出现的城乡间收入差距加剧现象，与中国政府实施的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Yang，1999；Chen，2002；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李实（2003）指出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几点因素都可以作为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具体表现：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农村居民承受的不合理的税费负担；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歧视性。除了以上四点，Yang（1999）、Tian（2001）以及Yang和Zhou（1999）还强调了金融体制中系统性的城市倾向，包括通货膨胀补贴和对城市部门的投资贷款；政府在政治晋升和分权体制双重约束下也存在减少支援农业公共支出比重的倾向。我们的一系列研究（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陆铭、陈钊、万广华，2005）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正式地考察了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中国改革以来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如经济开放）都使得城市部门获益更多，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其中，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的支出的比重-——这个指标的下降可以代表地方政府政策的城市倾向-——增加可以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从趋势上来看，这一比重却在急剧地下降。Knight和Song（1993）认为城市倾向政策下存在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的限制，这导致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贫困。在城市倾向的政策下，城市居民在住房、医疗、养老及教育等方面拥有更好的福利，加剧了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即使取消了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些倾向性政策也会使流动到城市后的农村居民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所以劳动力的流动依然难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Yang，1999；Yao，2000）。此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还有一系列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间接影响。[④]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与财政分权体制有一定的联系。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着发展经济的竞争。中国的各地区之间在历史、地理和政策等方面的条件差异非常大，在地区间竞争中，东部地区因为有着各方面比较优越的条件而获得了相对更好的经济发展绩效，而且这种优势具有自增强的效应，相对发达的地区一旦领先就很难被落后地区追赶。张晏和龚六堂（2005）对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和发达地区更能获得财政分权的积极效应，而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为负，这种财政分权效应的地区差异也加剧了地区差距。从县级财政数据来看，Zhang（2006）认为地区初始经济结构特征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发达的地区有较低的工业税和较高的土地收益，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高增长，而不发达地区对非农部门征收较高的税收，阻碍了经济增长。由于中国总体上来说是一个资本相对不足，所以各个地区之间展开了吸引外资的竞争。在这场地区间吸引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竞争中，东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三大地带获得了更多的外资和国际贸易份额，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更好的绩效（Démurgeretal.，2002；ZhangandZhang，2003；KanburandZhang，2005；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实证研究表明，各地区经济开放进程的差异所导致的地区间收入差距还与工业集聚有关，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拥有历史、地理和政策等各方面优势，获得了更快的工业发展速度，在全国总的工业产出中所占有的份额也越来越高（金煜、陈钊、陆铭，2006）。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与不同地区所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有关。转移支付通常有两种目标，一是出于公平考虑的均等化目标，二是基于发展考虑的激励目标。按照均等化原则，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本应对经济落后地区给予更多的补贴，而实际的情况是，地区转移支付不仅没有达到地区收入均等化的目标，反而加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Raiser，1998；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⑤]最近的研究表明，分税制改革以来的税制安排和转移支付体系加大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Tsui（2005）利用1994－2000年的数据分析了县级财政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发现非农业税收的差异是财政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其中所得税的影响因素大约为21%，而税收返还和分税制改革后实施的过渡期转移支付不仅没有缩小财政差距，反而占财政不平等的20％。Yao（2005）发现2002年县级转移支付数据对城乡差距存在显著的反均等化效应和挤出效应。
2.地区间的市场分割、重复建设与效率损失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地方经济的发展既直接关系到当地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又影响到对于地方官员的绩效评价，还进一步影响当地获得更多经济资源的能力。既然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在实际上并没有带来地区间的平衡发展，那么，地方保护主义和分割市场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来看，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分割市场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地区间资源误配置已经成为事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违反地方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是缺乏竞争力和自生能力的（林毅夫，2002），而这些产业和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仍然拥有大量的就业岗位，创造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通过分割市场来保护本地企业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林毅夫、刘培林，2004）。第二，很多产业（特别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成长性产业）都存在着由“干中学”机制所导致的收益递增性，因此，在这样的产业，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如果能够较早地发展这些产业，在理论上就可能获得两种效果：一方面，如果当地的学习速度足够快，就可能实现在这些产业上的追赶，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可能逆转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即使追赶不能实现，当地也能够提升本地的经济独立能力，从而提高未来分享地区间分工收益时的谈判地位，获得更多地区间分工的利益。在这样的机制下，各地都会争先恐后地发展一些所谓的战略性产业，从而造成一轮一轮的重复建设（陆铭、陈钊、严冀，2004）。当重复建设的格局形成之后，各地的相关企业是否能够在市场上生存下去最终还是要接受市场本身的检验，当某些企业竞争能力不足时，地方政府则又有了通过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来获得短期利益的动机。
尽管当地区间差距扩大的时候，地方政府有通过分割市场的方式保护本地利益的动机，但改革开放以后，促使地区间市场走向整合的力量也是存在的。因此，中国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及变化趋势就成了一个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进行判断的问题。早期的研究发现，中国国内的市场并没有在改革过程中走向整合，相反，却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分割的迹象（Young，2000；Poncet，2002，2003）。这些研究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国内市场是在走向整合的（Naughton，1999；Xu，2002；白重恩等，2004；桂琦寒等，2006）。尽管如此，但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为地方政府采取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激励，并造成分工的低效率和社会产出损失（陆铭、陈钊、严冀，2004）。同时，国内市场的分割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难以发挥中国经济本应具有的规模经济优势。近来的一项研究还认为，由于国内市场分割严重，使得国内企业纷纷转向国际市场，借助于出口来扩大市场规模（朱希伟、金祥荣，2005），这就是中国国内经济的规模经济优势未得到应有的发挥的一个体现。
3.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的群分效应与动态效率损失
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实施财政分权体制之所以重要，一个非常突出的原因就是利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提高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效率。由于中央政府难以掌握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的有关信息，也不了解当地居民的偏好等信息，有效的地方公共品提供方式就是让地方政府去提供当地的公共品。在这样的分权机制下，看上去地方政府是公共品的垄断者，难以保证公共品提供的效率，但是，在居民可以自由地搬迁的机制下，实际上居民就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机制来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保证地方公共品的提供效率（Tiebout，1956）。
以教育为例，如果地方政府不把当地的学校办好，大家都会搬离这个地方，于是当地的房地产价格就会下降，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经济增长也相应地受影响。因为居民对于居住地的自由选择，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存在，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和质量通过房地产市场被“资本化”了。在美国，一个地区的居民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财产税的税率，作为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基础，而学生家长则通过居住地的调整选择最适合自己需求的教育服务。由于教育财政的税基是基于地方房产价值的财产税，因此，教育的投入和质量就通过影响房产价值而与当地的经济增长和政府的收系起来了，以财产税为基础的教育财政也就成了一种激励地方政府努力办教育的最优合同的执行机制（Hoxby，1995）。而在中国，虽然政府没有将财产税作为教育财政的收入，但居民通过变换居住地来选择教育并影响房价的机制同样存在，至少在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之间，甚至在不同省区之间变换居住地都是比较自由的，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更是如此。而房地产价格仍然影响着土地批租收入和房产交易税，也影响着当地居民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来自美国的经验研究发现，教育财政集权的确对提高教育的生产效率不利（Hoxby，1995；Peltzman，1993，1996）。
但是，在中国由地方财政提供教育和医疗这样的公共服务的体制下，却导致了社会公众对于这些行业的极大的不满，这又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在简单的公共服务财政分权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公平和效率损失。
首先，地方政府的目标相对于社会目标来说更加短期化，特别是在地方政府的官员根据经济增长绩效来获得晋升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更加会注重能够很快在经济增长上获得效果的工作，而对其他长期目标则相对忽视，而且也很难找到相应的机制来激励地方政府追求长期目标。教育和医疗的发展就是对于经济增长短期效果不显著，但长期来看非常重要的目标，因此，地方政府对教育和医疗采取了“甩包袱”的做法，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尽管公共品提供的财政分权体制本身并没有错，但由于没有正确有效的激励机制，就使得像教育和医疗这样的公共服务提供反而出现了政府投入相对不足的现象。
其次，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办一切相比，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退出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政府退出什么领域却是应该仔细考虑的。哈特等（Hart，etal.，1997）的理论研究说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取决于产品的性质。私人部门有充分的激励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当产品的质量比较容易监督的时候，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就比较有效。但是，当产品的质量非常难以监督的时候，如果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私人部门的生产者就可能会牺牲质量而降低成本，这时，由政府来提供这些产品就更加有效。不难理解，教育和医疗这样的服务之所以比较适合由政府来提供，是因为这类服务的质量非常难以监督。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不难明白了，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提供当地的公共服务是较为有效的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彻底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来推卸政府责任。而中国的地方官员升迁制度过于强调增长目标则是财政分权体制带来公共服务提供的低效率的原因，因此，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有效机制是在财政分权的大框架下形成正确的激励机制，并通过中央政府的适当干预来纠正其中可能存在的误区，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地方公共品提供的财政分权体制。
在教育发展中，如果缺乏适当的机制设计和适度的中央政府干预，那么，简单的教育财政分权体制可能会存在一些直接的效率损失。首先，在劳动力存在可以跨地区流动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城市内部可以自由搬迁的情况下，人们会在好学校附近聚居，并且导致周围的房价上涨。另一方面，那些不居住在好学校附近的家庭也往往愿意花费额外的成本让子女上好学校接受教育，这就是择校行为。两种行为的结果都是使得收入较高和社会资源丰富的家庭有更强的实力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最终形成不同家庭的子女按照收入和拥有的社会资源来进行教育群分（sorting）的现象，并且在居住方面表现出不同收入水平、职业和社会地位的社区之间的相互隔离，而按居住地段入学的政策大大加快了聚居和群分的现象。在缺乏适当的机制设计和中央政府的适度干预的情况下，产生了基础教育投入的地区和城乡间不平衡，于是优质教育资源（如优秀的老师）也在收入的吸引下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聚集。在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也加剧了教育的群分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现象（丁维莉、陆铭，2005）。
教育的群分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除了有碍公平以外，在人力资本生产上也是没有边际效率的，同样的资源在边际上如果能够更多地投向低收入家庭中的高能力孩子，显然将提高社会总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现。同时，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阶层分化，并有可能使某些特殊的人群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成为社会难以医治的痼疾。在美国，一些大城市内部贫民窟的社会问题与教育群分现象联系紧密，一些低收入的家庭（特别是黑人家庭）难以让他们的子女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已经形成了低收入－低教育－低收入的恶性循环。[⑥]类似的问题也应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改变原来的政府包办教育的模式，实行教育的产业化本身并不是错误的，教育财政的分权、学校之间的竞争和优质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的市场定价是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同时，政府应该推动奖学金和教育券制度来减少教育群分中出现的动态效率损失。特别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在教育市场上，只要居民能够自由地搬迁居住地，那么，简单地通过禁止择校只不过是使得高收入者更多地借助于买房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并推动房价的上升，更为合理的政策应该是适度地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有利于提供其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制。[⑦]
五、机制设计与下一步改革的政策建议
如果说中国的前期改革正是充分利用了分权式改革的好处的话，那么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则是如何减少目前的分权体制的弊端。与俄罗斯等其他转型经济相比，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央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机制设计问题。在认清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动力机制和局限条件的基础上，正确地设计合理的改革方案，对于中国分权式改革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由于不同的改革阶段的目标和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因此，不同的改革阶段需要不同的改革方略。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下一步的改革方略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地方层面的放松管制。通过放松规制和改进公共部门本身的治理来减少公共部门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给定我们前文刻画过的中国分权式改革下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公共部门这两个层面的改革都首先应该在地方的层面上进行，应该减少地方政府所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削弱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entrepreneur）地位，从而降低它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倚重，从而就无需借重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减少相对绩效评估带来的各种代价。随着地方政府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减少，可以在地方性市场化的基础上促进全国性市场的整合，实现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会极大地促进专业化、内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2.限制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创造功能。仅仅在地方层面放松规制还不够，因为从金融的角度来讲，地方政府还可以内生地创造出很多流动性和金融资源出来出来。这是因为，虽然财政分权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但是由于转型期间制度上的不完备，地方政府仍然有很多方面来创造流动性。地方政府创造流动性的手段主要有：（1）干预设在地方的银行的信贷行为，（2）通过各种形式的乱收费行为而创造了大量的预算外收入，（3）在市场化过程中，通过土地批租等方法创造出大量的“资本化”的收入。按照软预算约束理论的逻辑，流动性创造的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于集权下的情形（DewatripontandMaskin，1995）；所以，尽管财政分权可以硬化各级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但是内生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又弱化了这个效果。所以，中国分权式改革下一步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创造功能的约束和限制。
如果对这些流动性创造约束不加限制，就有可能导致以下后果：（1）地方政府的预算没有得到硬化，从而可以继续保护国有企业和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尽管此类现象已经不严重），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没有充分的激励来放松规制；（2）在要素市场不完备的时候，土地批租行为会导致资产市场发生很大的扭曲；（3）由于先天条件、政策优惠和规模经济的原因，不同的地区在流动性创造功能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和地方公共品提供的不平衡加剧。[⑧]
还是从改革的时机（timing）上来看，由于地方政府目前基本上完成了地方层面的市场化、民营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如果现在限制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对经济造成的扭曲就会比较小（早期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是有好处的）。限制流动性创造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限制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行为；（2）对政府的土地批租行为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包括对其进行立法；（3）加强各级政府的预算过程管理和监控，对预算外各种收入进行严格打击；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才给予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其他财政工具的权利。
3.改进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绩效评估机制。通过地方层面的放松规制和限制地方政府流动性创造功能减少了地方政府控制的经济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后，就应该不失时机地推进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绩效评估机制。这是因为，虽然地方政府在“软件性”公共品（如教育和医疗）的提供方面却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由于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势，分权的公共品提供模式需要保持，但需要加以改进才能解决地方层面“软件性”公共品提供的质量和数量问题。用赫希曼（Hirschman，1970）的话来说，如果说前期的改革主要运用了“退出”（exit）和“用脚投票”机制，使得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和吸引内外资而展开了Tiebout意义上的竞争的话，下一步的改革应该适当引入“呼吁”（voice）的机制来改进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如果不能适时地推进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很有可能从前期的“援助之手”变成“攫取之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政府会更容易与地方性的有势力的利益集团合谋或者被他们收买。改进政府治理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是，改进对地方政府以GDP为基础的相对绩效评估体系，更多地引入其他目标的权重，如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等，这样就可以降低前期相对绩效评估带来的负面效果。
以上几个方面的改革将会改变前期改革中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和行为，从而会从根本上解决内生于前期改革中的诸种问题（收入差距、重复建设与市场分割、公共品供给的公平缺失等）。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社会工程，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在第一阶段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其他转型经济的前头。分权和集权的选择其实是“激励与协调”之间的权衡，中国前期的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做对了地方政府的激励，但是在协调方面的问题则越来越凸现出来，所以，现在正是中国调整发展方略的转折点。正如前期的改革是积极的制度变革和机制设计的结果那样，在第二阶段的改革中，政府同样也应该考虑到新阶段的目标和变化了的约束条件，不失时机地将改革推向前进，走出一条独特而成功的中国式的分权式改革之路，这种发展道路不仅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可能对其他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具有普适的意义，从而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Baicker，K.，2005，“TheSpilloverEffectsofStateSpending，”JournalofPublicEconomics，89，529-544.
Bardhan，Pranab，2002，“DecentralizationofGovernanceandDevelopment，”JournalofEconomicsPerspectives，16，185-205.
Besley，T.andA.Case，1995，“IncumbentBehavior：Vote-Seeking，Tax-Setting，andYardstickCompeti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85，25–45.
Blanchard，OliverandAndreiShleifer，2001，“FederalismwithandwithoutPoliticalCentralization：ChinaversusRussia，”IMFStaffPapers，48，171-179.
Buchanan，J.M.，1965，“AnEconomicTheoryofClubs，”Economica，31，1-14.
Cai，HongbinandDanielTreisman，2005，“DoesCompetitionforCapitalDisciplineGovernments？Decentralization，GlobalizationandPublicPolicy，”AmericanEconomicReview，95，3，817-830.
Carter，ConlinA.，1997，“TheUrban-RuralIncomeGapinChina：ImplicationsforGlobalFoodMarket，”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eEconomics，79，1410-1418.
Chen，Aimin，2002，“UrbanizationandDisparitiesinChina：ChallengesofGrowthandDevelopment，”ChinaEconomicReview，13，407-411.
Démurger，S.，JeffreyD.Sachs，WingT.Woo，ShumingBao，GeneChangandAndrewMellinger，2002，“Geography，EconomicPolicyandRegionalDevelopmentinChina，”AsianEconomicPapers，1（1）：146-197.
Dewatripont，M.andE.Maskin，1995，“CreditandEfficiencyinCentralizedandDecentralizedEconomies，”ReviewofEconomicStudies，62，4，541-555.
Fernández，RaquelandRichardRogerson，2001，“SortingandLong-RunInequality，”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Nov.，1305-1339.
Hansmann，Henry，1996，TheOwnershipofEnterprises，HarvardUniversityPress.
Hart，Oliver，AndreiShleifer，andRobertW.Vishny，1997，“TheProperScopeofGovernment：TheoryandanApplicationtoPrison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Nov.，1127-1161.
Hirschman，Albert，1970，Exit，Voice，andLoyalty，HarvardUniversityPress.
Hoxby，CarolineMinter，1995，“IsThereanEquity-EfficiencyTrade-OffinSchoolFinance？TieboutandaTheoryoftheLocalPublicGoodsProducer，”NBERWorkingPaper5265.
Inman，R.andRubinfeld，D.，1997，“RethinkingFederalism”，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1，4，43-64.
Jin，H.，Y.Qian，andB.Weignast，2005，“RegionalDecentralizationandFiscal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Style，”JournalofPublicEconomics，89，1719-1742.
Kanbur，RaviandXiaobo，Zhang，2005，“FiftyYearsofRegionalInequalityinChina：aJourneythroughCentralPlanning，ReformandOpenness，”ReviewofDevelopmentEconomics，9，87-106.
Knight，JohnandLinaSong，1993，“TheSpatialContributiontoIncomeInequalityinRuralChina，”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17，195-213.
Li，HongbinandLi-AnZhou，2005，“PoliticalTurnoverandEconomicPerformance：theIncentiveRoleofPersonnelControlinChina，”JournalofPublicEconomics，89，1743-1762.
Lin，J.Y.andZ.Liu，2000，“FiscalDe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GrowthinChina，”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49（1），1-21.
Lu，MingandZhaoChen，2006，“Urbanization，Urban-BiasedPoliciesandUrban-RuralInequalityinChina：1987-2001，”ChineseEconomy，39，3，42-63.Martinez-Vazquez，JorgeandR.M.McNab，2003，“FiscalDe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Growth，”WorldDevelopment，31，1597-1616.
McKinnon，R.，1997，“Market-PreservingFiscalFederalismintheAmericanMonetaryUnion，”inMairo，B.andT.Ter-Minassian（eds.），MacroeconomicDimensionsofPublicFinance，Routledge.
Naughton，Barry，1999，“HowMuchCanRegionalIntegrationDotoUnifyChina''''sMarkets？”paperpresentedfortheConferenceforResearchonEconomicDevelopmentandPolicyResearch，StanfordUniversity.
Oates，W.E.，1972，FiscalFederalism，HarcourtBraceJovanovich.
Peltzman，Sam，1993，“ThePoliticalEconomyoftheDeclineofAmericanPublicEducation，”JournalofLawandEconomics，36，1-2，331-70.
Peltzman，Sam，1996，“PoliticalEconomyofPublicEducation：Non-CollegeBoundStudents，”JournalofLawandEconomics，39，1，73-120.
Poncet，Sandra，2002，《中国市场正在走向“非一体化”？───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比较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3-17页。
Poncet，Sandra，2003，“MeasuringChineseDomesticandInternationalIntegration，”ChinaEconomicReview，14，1，1-21.
Qian，Y.andG.Roland，1998，“FederalismandtheSoftBudgetConstraint，”AmericanEconomicReview，77，265-284.
Qian，Y.，G.RolandandC.Xu，1988，“CoordinatingChangesinM-FormandU-FormOrganizations，”Mimeo，EuropeanCenterforAdvancedResearchinEconomicsandStatistics，UniversiteLibredeBruxelles.
Qian，Y.，G.RolandandC.Xu，1999，“WhyChina‘sDifferentfromEasternEurope？PerspectivesFromOrganizationTheory，”EuropeanEconomicReview，43（4-6）：1085-1094.
Qian，YingyiandBarryR.Weingast，1997，“FederalismasaCommitmenttoPreservingMarketIncentives，”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1（4），83-92.
Raiser，M.，1998，“SubsidisingInequality：EconomicReforms，FiscalTransfersandConvergenceacrossChineseProvinces，”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34，3，1-26.
Tian，Qunjian，2001，“China‘sNewUrban-ruralDivideandPitfallsfortheChineseEconomy，”Canadian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22（1），165-190.
Tiebout，Charles，1956，“APureTheoryofLocalExpenditur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64，416-24.
Tsui，K.andY.Wang，2004，“BetweenSeparateStovesandaSingleMenu：FiscalDecentralizationinChina，”ChinaQuarterly，177，71-90.
Tsui，K.，2005，“LocalTaxSystem，IntergovernmentalTransfersandChina‘sLocalFiscalDisparities，”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33，173-196.
Weingast，B.，1995，“TheEconomicRoleofPoliticalInstitutions：Market-PreservingFederalismandEconomicDevelopment，”JournalofLawandEconomicOrganization，11，1-31.
Xu，Xinpeng，2002，“HavetheChineseProvincesBecomeIntegratedunderReform？”ChinaEconomicReview，13，116-133.
Yang，DennisTao，1999，“Urban-BiasedPoliciesandRisingIncomeInequalityinChina，”AmericanEconomicReviewPapersAndProceedings，May，306-310.
Yang，DennisTaoandZhouHao，1999，“Rural-UrbanDisparityandSectoralLaborAllocationinChina，”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35（3），105-133.
Yao，ShujieandLiweiZhu，1998，“UnderstandingIncomeInequalityinChina：AMulti-AnglePerspective，”EconomicsofPlanning，31，133-50.
Yao，Shujie，2000，“EconomicDevelopmentandPovertyReductioninChinaover20YearsofReform，”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43，447-474.
Young，Alwyn，2000，“TheRazor‘sEdge：DistortionsandIncrementalReform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CXV，1091-1135.
Zhang，T.andH.Zou，1998，“FiscalDecentralization，PublicSpending，andEconomicGrowthinChina，”JournalofPublicEconomics，67，221-240.
Zhang，XiaoboandKevinH.Zhang，2003，“HowDoesGlobalizationAffectRegionalInequalitywithinaDevelopingCountry？EvidencefromChina，”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39（4）：47-67.
Zhang，Xiaobo，2006，“FiscalDecentralizationandPoliticalCentralizationinChina：ImplicationsforRegionalInequality，”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forthcoming.
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仝月婷，2004，《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经济研究》第4期，29-40页。
丁维莉、陆铭，2005，《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是鱼和熊掌吗——基础教育财政的一般均衡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47-57页。
桂琦寒、陈敏、陆铭、陈钊，2006，《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世界经济》，第2期，20-30页。
金煜、陈钊、陆铭，2006，《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经济研究》，第4期，79-89页。
李实，2003，《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2期，379-403页。
林毅夫，2002，《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269-300页。
林毅夫、刘培林，2003，《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第3期，19-25页。
陆铭、陈钊，2004，《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研究》，第6期，50-58页。
陆铭、陈钊、万广华，2005，《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经济研究》第12期，4-14页。
陆铭、陈钊、严冀，2004，《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经济研究》，第1期，54-63页。
马拴友、于红霞，2003，《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经济研究》，第3期，26-33页。
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17-26页。
严冀、陆铭，2003，《分权与区域经济发展：面向一个最优分权程度的理论》，《世界经济文汇》，第3期，55-66页。
张晏，2005，《标尺竞争在中国存在吗？——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相关性的研究》，复旦大学工作论文。
张晏、龚六堂，2006，《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1期，75-108页。
周黎安，200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第6期，33－40页。
朱希伟、金祥荣，2005，《国内市场分割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扩张》，《经济研究》，第12期，68-76页。
[①]严冀、陆铭（2003）较早地意识到分权体制的代价这一问题，特别是其在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方面的表现。
[②]对此，不妨参见严冀、陆铭（2003）的评论。
[③]Cai和Treisman（2005）指出，由于存在地区间的差异性，地区间为争取资本而展开的竞争对不具有先天优势的地区而言激励效应较弱。
[④]Carter（1997）的研究认为，城市倾向政策对于农业生产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也造成了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另外，杨涛认为中国实行的城市倾向政策会由于部门倾斜的收入转移以及在健康、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不仅扭曲了这些部门中的工人的激励，而且也将影响到他们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并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些都将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利（Yang，1999）。
[⑤]从省级数据的相对指标来看，尽管分税制改革后的转移支付政策没有明显地扭转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格局，但东部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相对于自有收入的份额有所下降，2001年比1995年减少了近12个百分点（张晏和龚六堂，2005）。
[摘 要]本文对当代西方主流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常用到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进行了简明的介绍。文章从规范研究的基本假设谈起，指出在最基本分析单位应当有内在一致性和应当是理性的假设条件下，规范研究大致可从效用理论和博弈论两个方向来进行，而究竟选取哪一个方向则取决于研究者关注的是单一主体在决策时的不同选择还是多个主体在寻求均衡路径中的互动。文章还探讨了规范研究的隐含假设，并勾勒了一个典型的规范研究的操作框架。文章最后探讨了对于规范研究不同模型的评价原则，及如何构造一个规范研究的模型。
[关键词]规范研究；模型；效用理论；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4）02-0074-05
一、引言
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中，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方法之外，当代西方主流的学术期刊上还时常用到一种被称为规范研究 （formal theory） 的方法，规范研究在我国台湾学术界又被称为形式理论。[1] 规范研究或形式理论（以下皆称为规范研究）最大的特色就是用数理的模型来分析主体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关注的“规范研究”应当与另一个常用的“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的概念区分开。“规范性理论”有一个对于世界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在公共行政学中，规范性理论与实证研究是两条研究路径， 相对于以经验为基础，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实证研究，规范性理论是一种以价值问题为核心关注点、以解读和诠释文本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严谨的逻辑构造来回答某个学科的基本问题乃至人生与世界的“大问题”的研究路径。[2]而“规范研究”则通常从不言自明的公理出发，按照严格的数理逻辑和设定规则推演出世界应该如何。这些推演和对于应然状态的判断再反过来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
虽然很多所谓的规范性理论的文章事实上是不严谨的学术研究，但这不影响规范性理论的文章在我国目前的公共行政学的文献中占据主流地位这一事实。[3][4]如本文将要介绍的“规范研究”在不少关于行政学研究方法的讨论中还不被单独列为一个类型。[5][6]然而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用符合“规范研究”要求的方式写作。如杨立华构建了一个知识困境的博弈模型来理解如何通过提高个体对博弈对方知识的尊重和认同，同时加强相互之间的知识交流和沟通，来走出由于知识困境而导致的知识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立。[7] 郭庆松讨论了如何通过分析劳动关系的博弈规则来确定劳动关系的博弈均衡，从而促进劳动关系利益主体效用函数的实现或预期收益的最大化。[8]
用数理模型来分析的好处显而易见。数学作为符号逻辑，理论上讲日常语言可以表达的一切都能转化成数学这种符号逻辑。而数学相对日常语言来说，其结构性、工具性、操作性更强，有利于对复杂现象的沟通，及对事物的控制。就易于沟通而言，比如，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并不懂瑞典语，但如果有基本的数理训练的话，他可以很方便的理解瑞典人写的规范研究的模型。
最早的规范研究的著作见诸于经济学的文献中，如古诺（Cournot）[9] ，伯川德（Bertrand）[10] ，和埃奇沃思（Edgeworth）[11] 关于垄断定价和生产的论文。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1944年在《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中提出大部分经济问题都应当被当作是博弈来分析[12]。 而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界，四本巨著可以被认为是规范研究的应用的奠基之作。它们是，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经济学理论》 [13]，邓肯・布拉克（Duncan Black）的《委员会与选举理论》 [14]，威廉・赖克（William H. Riker）的《政治联盟的理论》 [15] 及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与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的《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 。[16] 大批后来的学者继续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发展自己在各个方面的理论，如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有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国家的崛起与衰落》[17]，关于官僚体系有威廉・尼斯卡宁（William Niskanen）的《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府》[18]， 关于利益集团有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9]， 关于民主理论有赖克的《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20]， 关于合作行为的演变有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21] 等。
二、规范研究的基本假设
我们知道，统计分析的核心是归纳，也就是说，从繁多的资料中整理出相关变量间系统的联系。而规范研究的核心是演绎，即从设定的模型出发，推演出主体在模型的约束条件下根据一定规则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具体的规范研究有各自不同的模型，但所有的模型基本都遵循几个假设。其一，模型的最基本分析单位应当有内在一致性；其二，基本分析单位的行为应当是理性的。
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主要指标是分析单位有没有自己的行为目标。同一个分析单位在同一个时段内，行为目标应当是确定的。假如在研究的时段内，这一个分析主体的目标是游离的，那么，这个主体就不应被作为规范模型的最基本单位。一个有内在一致性的分析单位（或主体）可以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联盟。但这些单位未必任何时候都有内在一致性。比如，如果一个人既有利己性，又有利他性，那么我们必须严格设定我们的规范模型到底是在描述利己时，还是利他时的个人。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前后一致的模型。
如果分析主体为了达成既定目标而采取最优的方式，我们就认为这个分析主体是理性的。注意这里的理性有可能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理性”有一些出入。比如，二战末期日本军队采用了神风敢死队的方式与对手作战，我们通常会认为这是疯狂和“不理性”的作战方式，但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分析主体（神风敢死队队员）为达成既定目标（最快和最大限度的打击对手），那么在当时的限定条件下，同归于尽也许是他们能采取的最优选择。
三、规范研究的分类
常见的规范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效用理论（utility theory），另一种是博弈论（game theory）。效用理论同时也是博弈论的基础，它用数学理论来表达决策过程。[22]对于一个理性的主体而言，他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效用理论假设理性主体的偏好是不变的，它会首先设定理性主体的目标是什么，再指明主体的各种行动的后果是什么。因为主体对各种后果的偏好不同，我们可以用一组从小到大的数值来表明主体对各种后果到底有多么偏好，这些数值就是效用。把主体对各种后果的偏好与这些数值对应起来的公式就是效用函数。最后，各种后果的出现是有一定的概率的，主体会根据这些概率而冒着相应大小的风险来采取产生不同后果的行动。效用理论这时就能够给我们一个科学的决策指南。我们可以将所有不同行动的效用与所有不同行动的风险分别相乘，以得到每个行动的预期效用。理性的主体将会选择产生最大预期效用的行动。
但社会科学里最流行的规范研究的类型还当数是博弈论了。与其它的研究方法，如效用理论或统计分析相比，博弈论最大的特色是把分析主体的互动纳入到模型中。这样，主体间策略性的行为就能被模型所解释：我的选择是如何因为你的选择而改变，与此同时你的选择又是如何因为我的选择而改变；为了实现目标，因为我预期你会如此行动，所以我策略性地没有选择短期内的最优行为；而你由于预期到我不会采取短期最大化的行为，也策略性地选择与短期最大化不同的另一套应对；如此这般。这样，博弈论的构架本身自然而然的迫使我们直面决策行为的“内生性”，也就是说，决策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模型内其他变量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博弈论相信，当博弈终止，尘埃落定之时，理性的局中人将已经把所有可能的信息纳入到最终决策之中了。所以，最终各方的决策应当是均衡的，即，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改变现状，从而进入重新一轮的博弈。虽然，根据博弈论理论，理性主体的行为最终将落在均衡路径之内，但博弈论的框架要求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均衡路径之外的，理论上不会发生的决策与行为。因为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得到模型的最终解答。
除此之外，近些年规范研究也开始向新的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向。第一，规范研究开始注意与实验的方法相结合。[23] 后面将会介绍，规范研究大多是从一些基本的假设出发开始推演的；但当假设并不契合实际时，结论将会偏差。对于在受控的环境下的受试者，研究人员可以用多种方式检验假设及结论的可靠性，并利用这些反馈修正自己的规范研究的模型。第二，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中一种新兴的网络分析法（network analysis），可以被视为是规范研究的一类分支。[24] 网络分析法明确地把主体放在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主体的每一个社会关系都是网络中的一条线，主体本身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关系的演变将依据研究者给定的假设与逻辑。由于任意一点都可能与多点相连，任意一点的决策将受到多种输入的影响，但这个决策也会反过来影响其他点，因此网络分析法充分的体现了社会内主体间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y），对理解许多政治与经济问题有重要意义。
表1 规范研究分类
（一）著名的博弈论模型
最著名的博弈论模型恐怕非“囚徒困境”莫属了。最原始的囚徒困境模型是两个囚犯被隔离讯问，招认就能减低刑期，不招会被罚，并假设只要一人招认，检察官就有足够证据能处罚两个人。当两人都招时，两人都会中度受罚，但当两人都不招，则检察官只能轻罚两人。重点在于，如果只有其中一方招认，招的那一方就能获释，不招者则得到重度惩罚。每个人都会去想对方到底招不招，然后发现，不论对方招不招，我自己招认的好处都大于不招，所以两人基于理性，就各自发展出主导策略，即都选择招认，因此两人都受到中度惩罚。
表2 囚徒困境
注：括号内是两人的所得，越大的数字表明越大的所得。括号内左边的数字是囚犯一的所得，右边是囚犯二的所得。但假如囚徒困境的情形要重复不断地进行，最理性的方式则是大家形成合作的默契，都不招认，因此都只受到轻度惩罚。假如默契不形成，两人每次都受到中度惩罚，显然不理性。不过，要是博弈只有一轮，基于不信任，大家就都会诉诸短期理性，宁可受到中度惩罚。囚徒困境模型证明时间是重要的因素，即博弈玩一次和玩无限次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无限次，两人就会合作，因为考虑到博弈的次数n乘上两人合作的利得，远大于n乘上两人不合作的利得，所以两个人终究会学习合作。囚徒困境模型的目的，是在说明人通过学习，即使基于自利而在短期内做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但长期里最终会回归最理性的方式，修正自己的行为选择。[25][26]
与囚徒困境一样有名的另一个规范研究的模型是懦夫游戏。在这个模型的情境中，两人开车迎面撞来，看谁是怕死先闪开的一方就算输。和囚徒困境最大的不同在于，当双方都不合作（即不闪开）时，得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最凄惨的；而在囚徒困境中，两人都不合作时，得到的结果对双方都只是次凄惨的（即中度惩罚），所以两囚才都有可能选择招认。
表3 懦夫游戏
注：括号内是两人的所得，越大的数字表明越大的所得。括号内左边的数字是主体一的所得，右边是主体二的所得。在博弈论的建模过程中，每一种决策的效用值究竟有多大，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每一种决策效用相对其他决策效用的大小。例如在刚刚提到的囚徒困境与懦夫游戏这两个模型中，如果我们改变其中一个模型中效用值的相对大小，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模型转换成另一个模型。
（二）博弈论的弱点
尽管博弈论是规范研究中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但正如任何其他工具一样，博弈论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具体来讲，有如下几点。[27]
1.博弈论通常假设博弈中的行为主体有相同的期待，即，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及他人的所有可能的策略，并以此为基础来决定自己的应对策略。但当相同期待的假设不能被满足时，博弈该如何进行呢？一个办法是允许行为主体在不断博弈中理性的学习：从每轮博弈中，每个主体的期待通过观察其他人的应对而得到更新，更新后的期待成为下一轮博弈的基础。
2.许多博弈论的模型会产生多重均衡点，而无论我们用何种解决办法，多重均衡的结果都没法消除。多重均衡意味着博弈的结果并不唯一，如何从多个均衡中选取我们需要的结果呢？博弈论中的“无名氏定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多重均衡的现象，并给出选取唯一解的理由。
3.博弈论通常假设相同的知识。字面上的理解自然是行为主体们都掌握同样多的信息，这意味着除了客观事实的信息外，主体们还知道其他的主体也知道这些客观事实，主体们知道所有的主体们都知道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期待，主体们知道所有人都是理性的，等等。在有限信息博弈论模型中，相同的知识这个假设可以被放松，即一些主体比另一些主体有更多的信息，但信息不对称这个“信息”却是行为主体们都知道的。
4.博弈论通常会假设行为主体是理性的，可另外一个可能的假设是“有限理性”，即在追求特定结果的过程中主体的推演能力是有限的。关于有限理性，文献中有三类可能的解决办法。（1）每个行为主体的策略都基于对手所有过往行动出现的频率，理性是有限的因为主体只需要记住所有的历史；（2）每个行为主体的策略是基于“有限自动回复”，主体没法记住所有历史，他的行动由固定的前几期的历史所决定；（3）不同主体从各自的有限知识与分析能力出发得出不同的策略，这些不同策略在同一个平台下相互竞争、优胜劣汰，最好的策略自然会最终胜出。
四、规范研究的隐含假设
在用效用理论或博弈论来建立模型进行规范研究之前，研究者通常需要接受一些隐含的假设。第一，假设参与博弈的主体之间没有任何情感联系。这保证了各主体的行为是由纯粹利益的计算而决定的，从而使不可观测的因素不会改变建模者的结论。比如，在囚徒困境中，假如两个囚徒是父子关系，那么我们对于即使只有一次博弈的结果，也极不可能得到两人相互背叛的结论。这就是说，模型本身没有考虑的非直接的利益因素改变了模型的结果。第二，假设主体是利己而非利他的。这与之前提到的主体一致性相呼应，保证了建模者可以相对容易的推演出主体的效用函数。然而，这是对现实的极大简化，比如，在公车上让座是我们常见的利他行为，但如果用规范研究的模型来解释这一点的话，往往会从建模本身的需要出发，把利他行为解释成为了更好达到自己目标的利己行为。
五、规范研究的操作框架
在这些明显的或隐含的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典型的规范研究的操作框架。
第一步，研究者应当提出要研究的问题。这是所有研究必须跨出的第一步，但通常也是最为困难的一步。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好的问题正是好的开始的核心。虽然也有灵光一闪的情形出现，但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提出好的问题要在熟悉本领域文献，广泛阅读其他跨领域的材料，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公共政策等众多领域内规律性的现象保持敏感并不断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
第二步，根据提出的问题以及研究者本身的训练和偏好，研究者应当决定到底用效用理论还是用博弈论来研究这个问题。如前所述，博弈论的精髓在于研究多主体间互动中的策略。因此，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单一主体如政府，研究目标是这个单一主体应如何在给定的选项间选择，例如政府应打破还是维持垄断，那么，这个研究目的决定了纯粹的效用理论可能是更适合的方法。所以，应当是研究问题决定了采用何种研究方法，而不是相反。
第三步，在确定了研究问题和适当的研究方法后，研究者要考虑在自己的模型中要采用哪些假设。因为归根到底，大部分规范研究的结论在其假设被设定的那一刻起，其实就已经确定了。规范研究的过程是用一套符号逻辑的语言，清晰地告诉读者怎样可以从假设推导至结论。这样，规范研究的每一步都是符合逻辑，并经得起后来研究者的检验的，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模型推演中可能的错误。
最好的假设应当是不言自明的，被绝大多数人和学术界所承认的。但通常仅有这些假设不足以得出研究想要得出的结论，因此，更多的假设不可避免。研究者要使用的新假设应当是较少争议的。这些假设最好应该有现实的经验作为依据，并有已有的文献曾采用过相同或类似的假设。即便如此，研究者还是应当用较大的篇幅来说明自己为什么要用这些假设，及这些假设为什么是合理的。
表4 规范研究常用的假设
第四步，自然是推演的过程。这通常是一个模型最显眼的部分，虽然，对于有经验的建模者，之前的确定问题（并确立变量）和设立假设，恐怕才是最伤脑筋和凸显功力的步骤。社会科学规范模型的推演用到最多的数学知识包括代数、微积分和概率论等。
六、如何评价不同的规范研究的模型
那么，当一个规范研究的模型被构建出来以后，我们如何把它和另一个规范研究的模型作比较，并评价孰优孰劣呢？像任何社会科学的模型那样，我们首先的评价指标是这个模型是否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我们关心的问题。对于某个问题，好的模型或者能把我们久已认为本该如此的观念用数理化、逻辑化的语言在一个严谨的框架内清晰的表达出来；或者能够在简单无争议的假设的基础上，推演出反直觉的结论，从而弥补单纯靠观测、归纳的研究方法的不足。比如，斯托尔珀和萨缪尔森在公认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推导出国际贸易使得一个国家里相对蕴含更丰富的生产要素获利更多的结论。[28] 这个结论与我们的一般直觉相反。一般的直觉告诉我们，稀缺的东西才能获取高价，充足供给的东西价格应当下跌才对。
规范研究的模型还应能自圆其说，也就是说，从假设到结论的推演是按照逻辑一步步进行的，从而保证读者对于每一步的推演都是信服的。一个好的规范研究的模型还应当对多种情境有普适性。这个模型看似是在某一种很特殊的情境下分析主体的行为，但由于规范研究的特征，只要模型的结构和假设能够保持，我们完全可以替代入不同的主体，从而用同样的模型来研究不同的问题。比如，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完全可以超越“囚徒”的选择这个最初的情境，而来分析个人、企业、群体、或国家在类似囚徒困境的结构中是如何用与囚徒类似的逻辑来理性的决策的。事实上，国际关系研究中经常用到囚徒困境模型来分析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考量。又比如，政治学分析中常见的中间选民理论，最初是被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选举候选人有向政党意识形态偏中间的选民们靠拢的倾向。但随着这个理论的广为人知，美国政治以外的学者也开始用中间选民理论来解释其他领域的热门问题，如福利国家为什么会发生，或者为什么威权政体可能会转变为民主政体，等等。
规范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方法一样，也应当尽量追求简洁有力。这就是指一个模型应当用尽可能少的变量或假设来解释尽可能多的变化。如果一个假设不能带来更大的解释力，那么这个假设就不应当被包括在模型中。[29]
七、如何构造规范研究的模型
作为本文的结尾，我们来探讨一下该如何构造一个规范研究的模型。第一种办法，是自建一个模型。在这里，最重要的原则是简单、简单、再简单。建模从写下主体们一系列的选择开始：有什么选择；该什么顺序；选择时有什么信息；选择会产生什么后果。然后，考虑主体们对这些后果的可能的偏好。接着，就可以写下决策树并算出这个模型的结果了。
第二种办法，是修改一个现有的模型，比如改变现有模型的某个假设，或取舍现有模型的某（几）个变量。从工作量上来说，这通常要比构建一个全新的模型要容易些。但同样的，我们还是在修改模型的过程中需要简单、简单、再简单。如果普通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就没有必要用更复杂的方法。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25]石之瑜. 政治科学中形式理论的运用与瓶颈――从赛局理论谈起[J].东吴政治学报，2003（17）.
Shih Chih-yu. The Epistemological Limit of Form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Game Theory Revisited.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3（17）.
[2][4]颜昌武，牛美丽. 公共行政学中的规范研究[J]. 公共行政评论，2009（1）.
Yan Changwu， Niu Meili. The Normative Research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9（1）.
[3][5]何艳玲. 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J].政治学研究， 2007（1）.
He Yanling. Questions and Methods： Evaluation of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Past 10 years.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7（1）.
[4][6]刘晓峰，刘祖云. 我国行政学质性和量性研究方法的评价与反思：基于2006-2008年部分期刊文章的样本分析[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0（3）.
Liu Xiaofeng Liu Zuyun. Evalu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Methods. The Journal of Gan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 2010（3）.
[7]杨立华. 知识困境及其解决方式：以环境治理为例的博弈模型构建[J].中国行政管理，2010（10）.
Yang Lihua. The Knowledge Dilemma and its Resolution Methods： Game Theoretical Model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0（10）.
[8]郭庆松. 论劳动关系博弈中的政府角色[J].中国行政管理，2009（7）.
Guo Qingsong. A Study of Government Role on the Game of Labor Relations.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9（7）.
[9]Antoine Augustin Cournot，Irving Fisher. Researches into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the Theory of Wealth. Macmillan， 1838.
[10]Joseph Bertrand. Théorie mathématique de la richesse sociale’. Journal des Savants， 1883：499508.
[11]Francis Ysidro Edgeworth. La teoria pura del monopolio.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1897： 1331.
[12]John von Neumann， Oskar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13]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14]Duncan Black.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e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15]William H.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
[16]James Buchanan，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17]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8]William Niskanen.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go： Aldine， 1971.
[19]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0][22]William H. Riker.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San Francisco： W. Freeman， 1983.
[21]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23]James D. Morrow. Game Theory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4]Rose McDermott.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2. 5：3161.
[26]Michael D. Ward， Katherine Stovel， Audrey Sacks. Network Analysi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1. 14：245-64.
[27]David Kreps.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 Modell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8]James E. Alt， Kenneth A. Shepsle.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9]Wolfgang F. Stolper， Paul A. Samuelson.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41. 9 （1）.
The Methodology of Formal Theory：A Brief Introdu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u Qi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