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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界开始流行“组织文化”、“公司文化”、“企业文化”。80年代初以企业文化为主流的一种经营管理理念传入我国。企业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是指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经营管理理念；广义的则是指企业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企业文化作为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的本质就是挖掘企业职工的内在潜力，调动职工的积极因素，并且使之按照企业的需要，推动企业经济向前发展，同时企业文化又是一个动态概念，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此可知，企业文化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企业价值观和经营管理理念的一种体现。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快，生产中的文化附加值正在增长，经济活动中文化力的作用日益显现出来。同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经济与文化呈现出彼此依存、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趋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客观趋势越来越明显。首先，从经济的角度看，在过去“短缺经济”时代，人们以吃饱、穿暖等生存资料数量扩张为主，而今人们生活消费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用于物质生活开支所占的比重在大幅度地减少，而更多的消费开始向精神文化方面转移。实践证明，企业生产出的产品中的精神文化含量愈高，其经济附加值也就愈高。
其次，从文化的角度看，随着社会主义市经济的深入发展，文化在保持其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其产业属性也越加明显。一方面，在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的过程中，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等经济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使文化产业和社会化大生产已成为现实，文化产业已普遍具有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随着高新技术尤其是数字化、网络化的广泛运用，将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越来越高，文化传播的力度将越来越大，文化的覆盖率将越来越广，文化的表现力和感召力将会得到空前的发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者的总目标是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发展企业文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给企业提供实现其总目标的条件和土壤。任何一种企业文化，都是为企业经济发展服务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现代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和需要，并能面对企业与当代经济文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社会需求，适时调整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出与之相适应的企业文化，从而推动企业的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企业文化是企业精神的集中体现。企业经济的发展需要企业文化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在现代企业中，管理者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者和企业利益的代表者。管理者是否重视企业文化，关系到一个企业的兴衰与成败。文化自觉，是指管理者对企业存在价值和经营管理的终极目的的思考，是对企业经济工作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的理解，是运用文化规律于企业管理中的理性自觉。优秀的管理者与先进的企业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即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必然会重视和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并将企业文化运用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之中，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而先进的企业文化，必然是在优秀的管理者的重视和参与下创建出来的。一个优秀的现代企业管理者，应当熟悉市场经济的法则和运行规律，诚实经营，依法纳税，应当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和人文素质，善于在企
近年来，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机化发展步伐较快。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在生产中对适用机械化新技术和各种配套机具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已从过去的单项作业向多功能复式作业方向发展，从过去的大宗粮食作物生产机械设备的需求向经济作物的种植、收获加工处理机械设备的多样化需求延伸，饲料机械、园林机械、青贮机械、棉花、油粮及薯类等经济作物的播种、收获机械等将是以后农业机械发展的重点。
1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农民迫切需要多种农业机械
（1）牧草收获机械。牧草收获机械过去只有在牧区需求，而现在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增收的需求，养殖业发展较快，农民已有大量需求。比如我们小麦种植区的麦秸秆和玉米秸秆，以前都是白白烧掉，而现在可以收集起来加工成牛羊饲料，因此需要大量的麦草打捆机和玉米秸秆收获机等收获加工机械。
（2）马铃薯和果蔬机械。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和果蔬面积的不断扩大，采用机械收获也是当务之急。油菜、花生收获机械也有较大的需求。
（3）水稻插秧机。水稻插秧机在南方大部分稻区已经开始应用，而在淮河流域和一些丘岭地带小面积的水稻种植区却很少见到，这里的农民早就希望摆脱繁重的人工插秧，但苦于买不到适应本地方的小巧的插秧机械。
（4）秸秆还田机。随着农民科学种田意识的加强，秸秆还田机在我们这个地方已开始使用了，玉米收获机配套的还田设施，已基本上能够满足玉米秸秆还田的需要，不足之处是被粉碎后的玉米秸秆有点长，对整地和小麦的播种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唯有小麦秸秆还田还在困绕着农民，他们也不情愿烧麦秆，只是没有好的办法来消灭秸秆，以便夏种能够顺利进行。
（5）烘干设备。烘干设备过去只有在制种企业才有使用，而现在为了减少霉烂造成的损失，增强优质农产品供应，粮食生产区逐步重视产后的烘干设备的投入，来解决无日光照晒所造成的损失。因此，烘干设备的应用意义重大，尤其是在今后，伴随着烘干品种的扩大和能源的多样化以及烘干成本的降低，烘干设备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6）养殖机械。随着农村养殖业的发展和养殖规模的扩大，为养殖机械的运用带来了商机。养殖也可以运用机械，它不仅可以减轻人的劳动，而且还可以减少病毒的传播，所以现在大量需求。自动给料设备、清洁设备、温控设备和监测设备等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7）设施农业机具。目前我国蔬菜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工作量和劳动强度较大。发展优质、高产、生态安全农业，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推广设施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实现设施农业生产机械化是当务之急。如使用方便的大棚多功能作业机，为设施农业带来了新的需求。目前虽然此类机械种类较多，但还是不能满足广大农民需求。
（8）田间管理机械。需求量最大的是植保机械，其次是中耕和排灌机具。如今粮食作物的田间管理需求已向高层发展，如小型的植保机械将会被大型的植保机械所替代。而对于蔬菜、苗木等生产的田间管理机械相对较少，特别是温室大棚的种植管理，大部分依靠人工管理，效率低，费时、费工。因此，目前需要发展的田间管理机械主要是多功能田间管理机、中耕除草机、滴灌、喷灌机具等。
（9）玉米采摘机。现在的品种不少，但大多数机械只能采摘站立着的玉米，对于倒伏的玉米就无能为力了，而只能靠人工采摘。还有一些玉米采摘机在生产技术上达不到采摘的要求，如有的机器不能随着玉米行距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割宽和行走宽度。因此，造成玉米损失过大，虽然农民需要机械采摘，但也不愿使用这种性能不好的机械。此外，随着农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打穴、推土、运输、起苗等农村环境改造及农田基本建设机械也有地域性需求。
2农业机械化如何满足时代的需求
（1）产品价格。由于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及农民的经济收入还不高，如果产品的价格过高，农民虽然需求，但考虑到一次性投资过大，投资的效益又比较低，影响到机械设备的销售和推广应用。如：用于设施农业的电动卷帘机、微耕机等产品，产品的性能和产品的质量已经能够满足当前农业生产的需求，农民也迫切需要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但考虑到价格和使用成本过高，所以一直未能较快地普及与推广。如果产品的生产率高，使用成本又低，并且物有所值，价格又可以接受的话，农民还是愿意购买的。如新疆地区进口的采棉机，每台每天采棉10hm2，可以替代150人采摘棉花，采净率高达95%以上，用机械采摘比用人工经济，经过几年的比对，尽管采棉机的价格高达160万元，但农场职工也愿意购买。
（2）售后服务。现在农民非常注重农机产品的售后服务。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机产品能够做到发现问题及时给予服务，做到用户基本满意。但有少数产品因销售数量有限，服务网点又比较少，影响了售后服务工作；还有一些生产厂家对机具的研制和开发较快，忽视了老产品配件的供应，用户买不到配件，致使未到报废期的机械提前报废。售后服务人员的业务水平、责任心等也影响到服务工作。有的服务人员服务不到位，配件供应不及时，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有的厂家虽然承诺24h内随叫随到，但由于服务区较远，而延误了服务，农民怨声和责难时有发生。另外，村镇道路的好坏也是影响售后服务的一个重要因素，厂商应当注重售后服务工作，农民买产品也就是买的售后服务。
（3）农机企业要加大对农机产品的研制和开发，要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过去，我国的农机产品都是吸取国外技术发展至今的，加上以前资金少、底子薄，当然无法和外国的一些大企业相比。近年来，日本的洋马公司、久保田公司在华售销的产品不少，对我国的农机行业，无疑是个挑战，同时也是为中国的企业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国农机企业逐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有的企业现在已经跻身于国际市场。
目前，中国塑机的发展正在引起全球的格外关注，一是因为中国塑料机械的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世界塑机市场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二是因为中国塑机的出口数量不断增加，出口总值不断上升，从而使全球塑机市场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三是因为中国塑机的产品优势明显，不仅产品质量放心，而且性价比高，在国外市场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四是因为中国塑机的发展速度令世界同行所惊叹，而且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速，产品档次不断提升，正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于国际竞争。
2两点反映中国塑机行业现状
随着我国塑机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全球对中国塑机的认同程度有了极大的提升，因而在世界塑机行业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升。目前，我国塑机行业不仅拥有前景广阔、空间巨大的消费市场，并且形成了门类齐全、规模相当、有较先进水平、能基本满足国内需求和具有相当国际竞争能力的产业体系，形成了特点鲜明的若干产业集群和企业遍布全国的工业格局。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中国塑料机械行业2007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势，具有如下8个亮点。
(1)总量规模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两个增加、两个突破”。
“两个增加”是指：一是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规模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二是从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
“两个突破”是指：一是行业资产总额首次突破200亿元人民币，二是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200亿元人民币。
(2)销售总额不断跨越。主要表现是：“两个跨越”。一是销售总产值首次跨越200亿元大关，二是销售收入首次跨越200亿元大关。
(3)出口收入不断攀升。全行业出货值由2006年的30.42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41.6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幅为36.92%。
(4)行业利润不断上升。具体表现在行业利润总额明显上升;行业年利润率明显上升;企业利润明显上升。
(5)科技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已有近10所大专院校设置了塑料成型机械专业，并普遍拥有硕士培养资格，其中，有两所重点大学还设立了博士点。在我国塑机行业中，有国家级专业研究中心(聚合物新型成型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塑料机械技术开发中心和国家模具研究中心)3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个，省市及专业研究院所10个，专业检测中心2个，企业办专业研究所10个。全行业从事教学和科研人员超过1000人。专业技术人员持续增加，科研成果颇丰。
(6)产品门类不断齐全。我国塑机行业主要产品可划分为4个大类19个中类，53种不同类型，数百个品种，主要产品有：配混料设备、注射成型机、挤出生产线、中空成型机、压延生产线、各类二次加工设备及各类配套设备，己经形成了门类齐全的产品体系。
(7)“三新”成果不断涌现。随着我国塑机制造企业的科技创新、自主创新意识的不断增强，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全行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层出不穷。其中，新型注塑机的研发不断取得成功。近年来，我国塑机企业研发的新式注塑机主要有：光盘注塑机、微型注塑机、全电式注塑机。
(8)产业升级不断加快。经过新世纪以来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塑料机械行业己进入了必须通过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发展的新阶段。为此，中国塑料机械行业必须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积极宣传产业升级对于克服资源要素制约、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行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意义，着力营造产业和谐的氛围，加强对产业升级的引导，大力开展技术交流和技术培训，加强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的宣传推介。
3五大方面引领中国塑机行业的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塑料机械行业具有五大机遇。一是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对于包括塑料机械在内的装备制造业来说，将要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旺盛时期，这必然会带动塑机行业“量增质升”。二是我国目前日益加快的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为我国塑机行业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工作领域和服务空间。三是我国机械工业具有明显的国际比较优势，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将进一步刺激包括塑料机械在内的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为行业发展提供巨大动力。四是党和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效应日益显现，必将不断引导和带动我国塑机行业加快发展。五是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使得行业的活力不断增强。
中国塑机行业发展趋势具体体现在如下5个方面：
(1)打破原有行业界限，塑料机械为各行业服务已成定式并向纵深发展，进而有可能向引导市场消费过渡，但要注意引导必须是正确的导向。
(2)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合资、合作，继续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品及工艺和设备以发展我国的塑机，大力提高技术水平。
(3)国内中低档市场容量将会被挤压得越来越小，部分企业将会分化重组，有些企业将减小塑料机械比例而转向多种经营，有的企业将避开国内恶性竞争进而开辟国外市场。
(4)社会专业化协作将逐渐走向成熟、有些厂家将集中精力在某一个局部市场上把生意做大。
现代机械制造技术是把传统的制造技术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效果，是系统化、综合性的、一体化的技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世界各国把机械制造的研究、开发作为国家发展的关键，它正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营管理模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文化，其影响力不可小觑。我国机械制造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和经验。
一、我国机械制造业存在问题
1.机械制造业的管理机制落后。在世界的眼里我国一直是制造业大国，并不是工业强国，而且我国的企业大都注重引进技术而往往忽略了管理的重要性，导致现今我国的制造业的管理机制落后，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远远不敌外国先进企业，在世界同行眼里处于尴尬的境界。我国现代机械技术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管理上只有少数的大型企业局部采取了计算机辅助管理，其他的大多数企业还处于经验管理阶段，仅凭着经验管理不能进行全面管理，办事效率也较低。科学的管理机制是企业顺利进行生产和制造的保障，一个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可以使企业平稳快速发展。同时管理机制需要长期的探索，不是一蹴而就，所以我国应加强与国外企业的专业交流，吸其精华，去其糟粕，把科学的管理机制吸引进来，引进来后要吸收再创新，因地制宜，结合我国的制造业情况提出适合自己的管理机制。
2.机械制造业的技术缺乏创新。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凡是有新技术的加入都会使制造事半功倍，所以世界各国的企业斗争相引进先进技术，来增强自己的实力。我国的机械制造业普遍的存在侧重制造而轻视研发的现象，导致我国的制造业自主创新在质量和规模上都普遍低于发达国家，而技术创新能力的薄弱更制约我国实现从世界加工变成世界制造的关键因素。创新是自我发展的基本路径，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运用已有的机械制造知识，不断打破陈旧的规矩突破常规，产生新的制造技术创新，才能快速推动机械制造的发展。缺乏技术创新会让企业处于被动的位置，不能领先于同行，使我国机械制造更落后于世界机械制造业。
3.机械制造业的产品结构差距大。目前，我国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和赶超型发展战略，制造产品的数量也跃居世界前列，在世界市场上可以经常看到我国产品的身影，但我国先进的沿岸区域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加工，大多产品是较小的日常产品，而且还有许多的山寨产品，拥有知名品牌、自主知识产权的很少，在国外拥有知名度的也屈指可数，海尔、华为、海信等等，所以机械制造产品差距较大，精、尖、高的产品不是主流，产品甚少，只是单纯引进国外技术，依赖于国外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技术研发滞后带动不了制造业的发展动力，制造不出高科技的产品，产品的外观、内部性能存在着较大差距，质量不稳定、种类少、满足不了社会发展需求，中小型产品多，大型产品如工程设备等少，根本不能快速推动社会建设的发展。
4.机械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差距大。我国现在的机械制造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小且分布较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密集的规模较大的工作体系，专业化分工作不合理。这样的分散不符合生产的市场集中化、资本集中化的要求，不能把各种优势结合发挥集体的大力量。要大力发展机械制造产业就要调整产业结构，企业实现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并提高企业素质，依靠技术创新，进行专业化生产，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在大型企业周围形成形成众多的专业化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相互支持、交流经验、形成良好的专业协作的产业组织结构。
二、我国机械制造业发展趋势
1.全球化。世界的发展离不开我国，我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要想在世界之林站稳脚就要融入世界，把自身的发展联系到世界，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加入到国际竞争中去，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企业精神，充分利用外资，占据世界市场的份额，开拓新市场，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2.自动化、集成化。制造自动化能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率，并且能保证高质量。现代的高科技可以实现自动化，市场竞争激烈中会推动自动化的发展，机械制造要快速发展也更需要自动化，全集成自动化为机器或工厂的整个生命周期提供了大量的优势，我国起步虽晚，但数控技术和柔性制造技术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推动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3.信息化。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化时代，电子信息快速发展，网络运用广泛，企业可以运用网络通讯技术，加强信息交流，大大节省了企业的投资，提高生产效率。
4.节能环保化。经济的发展让我们享受了成果，但也带来了环境问题，绿色、环保被提上了发展日程，企业的发展要遵守环保理念，最大程度的减少污染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高效利用原材料、减能减排，使机械制造绿色化、环保化。
结束语
总之，我国的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水平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就目前国内的机械制造管理模式和技术水平来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同世界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相比仍有着较大的差距，为了尽快缩小这一差距，需要机械制造研发人员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开拓思想，大胆创新，为我国机械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武永利.机械制造技术新发展及其在我国的研究和应用[J].机械制造与自动化，2003，（1）.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2-0064-06
[作者简介]胡牧（1981―），男，重庆市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审美与民族艺术学研究。（云南昆明 650091）
Title: The concert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under the view of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Take the Dianchi lake pollution an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s an example
Author: Hu Mu
Abstract: In face of the a series of development dilemma like 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 destroy，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bases itself upon the main meaning of “development”and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t contains the reasonable pat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it points to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the concert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We observe the concert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under the view of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it helps to unify the ordered ecology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beneficial cycle and the values of the true,good,pretty,benefit,fitting.It helps to concert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gional economic; ecological harmony; the Dianchi lake; environment issues
经济的发展、生态的呈现状态具有区域性特征，但是，生态问题相比经济发展这个问题来说更是一个全局性的大问题和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当前，经济的合理发展与环境保护等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现实中，经济发展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资源往往是珍贵而有限的，环境生态往往又是脆弱的，因此，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合理适度地发展经济已成为我们今天要尤为重视，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近些年来，学者们对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区域经济的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同时，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用科学发展观去统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关系，着力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昆明滇池的污染及其治理为例，来重点梳理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关系、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依据等内容，以进一步澄明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环境污染问题的凸显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远山远水的农业文明和乡村风光在现代性的商品社会中迅速瓦解，成为日渐遥远的田园旧梦。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矛盾逐渐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渐渐显得并不那么友好和理智。本来，人对大自然的态度一开始是依生的，那时的人们对大自然是敬畏和尊敬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原生性和谐状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的本源联系。然而，我们曾有的这种对大自然母亲的“敬意”却在今天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消解，这就从思想上潜含了生态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今天倡导生态绿色文明，就是要重新找回我们曾经拥有的对大自然母亲的敬意，以探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等问题的解决途径。
（一）不堪重负的滇池
在人类为经济飞速发展“买单”的诸多实例中，滇池的污染很具有典型性。滇池原本是云南宽阔美丽的高原淡水湖泊，那里曾经碧波荡漾，鱼翔浅底，水草肥美，婉如上苍在高原遗留下的一块耀眼明珠，但她后来却成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受害者之一，于是，她蒙垢颇深，容颜老去，不再“明眸善睐”，不再清澈见底，难怪诗人于坚不无惋惜地写道：“我们活着，而滇池已经死去”。这绝非危言耸听！“滇池为我国最大的高原淡水湖泊，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高原内陆湖泊，近30多年来，由于围湖造田、工农业废水的严重污染以及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而造成的生态环境退化极具典型性。在受到工农业废水及城市生活污水污染和大面积围湖造田等其他人为因素影响后，其生态环境发生了急剧退化：湖水透明度剧降、光能不足是使滇池水深1.5～2.0m以上的水体中许多水生植物物种和群落消失的重要生态因素。有毒物质的积累，富营养化的加剧，生态系统的建群种、独有种和敏感种很快因不适应新环境而消失，整个生态系统的成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生态危机。滇池水环境退化与物种多样性的丧失呈双向恶化效应，物种多样性的恢复应为滇池污染治理的根本和生态恢复的重要指标。滇池近几十年来水环境退化及物种多样性丧失的动态过程是湖泊富营养化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滇池水生生态系统的退化可为湖泊生态预警、湖泊环境保护、湖泊污染治理及恢复提供了一个实在的研究典例和模式。”①“中国昆明滇池地区，伴随着富营养化的发展，湖滨地带的生物圈层几乎全部丧失殆尽。不仅如此，污染往往引起建群种的消亡或更替，从而使原有的生态系统发生严重的逆向演替。”②可见，滇池的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从功能和地位的角度来说，党和政府是滇池治理的主导力量和决定性力量，同时滇池治理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和政府下决心治理滇池彰显了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和谐”思想的绿色理念，这无疑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它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人们对生态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态呵护的绿色之思以及对我们“家园”维护和珍爱的绿色之思。尽管治理滇池“非一日之功”，但只要党和政府充分重视，及时合理地出法规、出措施、出资金等，滇池治理是有望取得最终胜利的。本来，还高原明珠原本清澈的“双眸”，是我们每个人的神圣职责！如此，治理滇池必将对全国城市建设乃至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良好的示范。
（二）值得警惕的科学技术
在观照滇池污染及其治理这一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对科学技术进行重新审视和打量。经济的发展乃至环境的整治等一系列的社会活动都需要科学技术这“第一生产力”的保障和推动，科学技术作为一种中性的存在物，是“双刃剑”，我们若运用科技合理，它必将造福人类；我们若被短浅的目光、贪欲、非理性等迷乱了“双眼”，科技运用失去相应规范，那么，科技无疑将会是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潘多拉魔盒”。所以，科技的运用需要科技伦理和环境伦理等相应的价值观念以及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和约束。像滇池这样原本美丽的高原湖泊之所以受污染，之所以“未老先衰”，都是人的目光短浅以及所掌控的科学技术不合理使用“惹的祸”。因为，科技的进步进一步激发了人向大自然开发的“主体性”和雄心，于是，自西方工业文明肇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技术主义思想一直颇为流行（现在也仍然盛行）。于是，人们开始迷恋技术，以为技术可以是撬动地球的唯一“支点”，殊不知，“技术发展的历史就是‘存在’之被遗忘的历史，它关注的是‘客体’而非‘存在’。”①遗忘了“存在”，我们的科技推广和使用也就违背了其产生和运用的初衷。当我们的环境遭受破坏，生态美感丧失的时候，我们便失去了可以“诗意地栖居”的“大地”，“家园感”也随之丧失。这时，“失乐园”的我们便失去了“存在”的部分合理性和依存性。为此，我们在运用科学技术的时候，必须要用生态伦理、生态学等思想理念来规范我们对科技的使用和态度，从而使科技的使用符合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的内涵和要求。
二、科学发展观的统领性
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发展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牵涉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关联到环境的状况和资源的使用等现实利益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发展必然伴随着对一些东西的“舍弃”或者“毁坏”，这是被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史所证明了的。为此，我们还需对“发展”这一个主题词细加考量。科学发展观就是这种对“发展”的考量和“纠偏”。科学发展观在当下社会全方位的发展中无疑具有统领性和全局性，这是由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架构、宗旨和主旨等内容决定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其理论在发展问题上有三个贡献：一是对发展主题的凸显与丰富；二是对发展方式的总结与升华；三是对发展境界的更新与提高。”②由于科学发展观带来对“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也由于科学发展观有着生态规律的理论潜含和理论支撑，科学发展观就是一种新型的发展观，它对于当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主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因此，既然第一要务是发展，我们就要重视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既然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就要更加重视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问题，千万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自断后路，所以我们要做好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就是生态学思想的重要体现，因为生态学要求我们思考问题要将研究对象纳入到一个整体和系统中去思考、去甄别，注重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动态平衡性，而不是孤立地看待事物。这是有着深刻的学理依据的。
按照整体和系统的观点去看问题，我们便获得了辩证的眼光和思维。从学理上说，“生态系统整体联系，更明确地说是指一个具体生态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以及局部与整体之间存在着回环往复的既相克又相生的生态关系，而构成大系统的各个小系统之间以及小系统与大系统之间也同样是这样的生态关系，在生态系统的历史运转中旧系统转化为新系统，也是曾有的旧系统整生的结果。”①李启军教授的这段话其实指明了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发展在更大一个社会系统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共同体”，确切地说，它们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它们都处在一个共同的“生态系统”之中，两者不得不协调发展。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发展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发展，而是良性的可持续发展。这需要我们以生态整体和系统的思维来加以引导和规范。“生态系统是按一定的等级、位格建立起来的整体，这样就形成了有序发展的生态关系，构成了物质、能量、信息的整体周流，并在这种按序按位的整体周流中，形成生态循环，构成整生性和谐之美。”②因此，“生态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整体观”③。有了这种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观的指导，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的价值内涵将会得以澄明和彰显，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就会彰显出“整生性和谐之美”，呈现出良性的生态循环格局。
三、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
正确的理念是实践成功的先导和基础。以上论述充分表明，科学发展观彰显着“真理性”，它对人的思维和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④本着思维的这种真理性/整体性，我们不难发现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有着内在一致性和价值统合性。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和科学性。前已论及，科学发展观的视阈与生态文明的视阈有着共融交叉地带。科学发展观一方面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解决了当今我们如何“发展”的根本问题，从而使“发展”朝着循真、求善、向美、生益的方向有序推进。
进而，科学发展观体现出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共同的可持续发展性。正如“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⑤一样，在科学发展观视阈下，我们开始真正反思和查找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具体有效路径，让科学的理论在实践中“大显身手”和“大有作为”。这里，我们还是以滇池治理为例，学者们在“对云南高原湖泊在水环境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诊断结果”：（1）污染表现在湖泊中，症结还在流域内；（2）问题出在水面上，根子还在城镇乡村的陆地中；（3）环境问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问题。”“对云南高原湖泊水环境问题的解决，整体上需要调整治理方略：（1）跳出水体治理水污染――提高陆地生态系统对湖泊水资源的再生性维持能力尤为重要；（2）跳出湖泊解决湖泊问题――降低城市及其发展对湖泊生态系统的污染负荷；（3）跳出环境问题解决环境问题――优化流域生态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至为关键。”①思路决定出路。段昌群教授等学者对滇池治理提出的一系列措施正凸显了科学发展观念和整体性等观念的极端重要性。
探讨了科学发展观念的重要性和价值内涵，我们还需回到学理层面进一步探讨滇池治理问题和环境生态的维护以及修复问题。我们知道，任何科学的实践都是在一定学科背景的指引下进行的。滇池治理的学科背景是生态学、环境美学、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等，它要求我们要站在全人类的大局立场和整体立场上且怀抱生态责任、生态伦理等意识来严肃客观地看待滇池治理等现实问题。以生态学为例，它需要我们用一种整体和系统的思维和观念来看问题。我们知道，不同地区的生态具有相互影响性，全球都是“同此凉热”的。假若一个地区的生态破坏了，势必会殃及其他地区，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谓是“唇亡齿寒”。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环境的保护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地球村”全人类的大事，需要大家共同来关心，共同来解决现实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就云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态价值而言，它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这片富饶的红土高原上，许多河流都发源于云南高原，而且有些河流还流往国外，这就涉及一个跨境生态安全的重要问题，由此可见，云南省的生态对于其他地区或者他国的生态是多么重要。
一言以蔽之，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追求发展的良性循环性，它彰显的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态，体现着良好的生态序性。“最高的生态序性，表现为良性循环性。”②袁鼎生教授的这一科学论断深刻道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以及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终归趋和最高境界即“良性循环性”。我们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考量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关系，就是要兼顾统筹好“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两者的关系。唯此，这样的发展才算是辩证耦合的，是“依乎天理”（《庄子・养生主》）的。科学发展观本身的内容架构就体现了这种“发展”的实质。科学发展观抓住了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关系为之统领的本质和关键，科学发展观理应成为我们处理好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四、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通过上文我们对生态整体观和系统观的论述，现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现实世界中，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似乎暴露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生态文明和区域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对立”和“矛盾”的一面的体现，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生态文明要求发展要兼顾到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等因素，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要发展，最主要的还是要依靠工业。发展工业，难免会遇到环境破坏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但在工业布局、环境维护等具体措施上，我们是能够找到处理好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平衡点和良好措施的。当我们合理处理好了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个问题后，我们就会看见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两者之间“统一”的一面。
一、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
在现代制造系统中，数控技术是关键技术，它集微电子、计算机、信息处理、自动检测、自动控制等高新技术于一体，具有高精度、高效率、柔性自动化等特点，对制造业实现柔性自动化、集成化、智能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数控技术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由专用型封闭式开环控制模式向通用型开放式实时动态全闭环控制模式发展。在集成化基础上，数控系统实现了超薄型、超小型化；在智能化基础上，综合了计算机、多媒体、模糊控制、神经网络等多学科技术，数控系统实现了高速、高精、高效控制，加工过程中可以自动修正、调节与补偿各项参数，实现了在线诊断和智能化故障处理；在网络化基础上，CAD/CAM与数控系统集成为一体。机床联网，实现了中央集中控制的群控加工。
二、智能化技术发展趋势
2.1性能发展方向
(1)高速高精度高效化。
速度、精度和效率是机械制造技术的关键性能指标。由于采用了高速CPU芯片、RISC芯片、多CPU控制系统以及带高分辨率绝对式检测元件的交流数字伺服系统，同时采取了改善机床动态、静态特性等有效措施，机床的高速高精高效化已大大提高。
(2)柔性化。
包含两方面：数控系统本身的柔性，数控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功能覆盖面大。可裁剪性强，便于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群拉系统的柔性，同一群控系统能依据不同生产流程的要求，使物料流和信息流自动进行动态调整，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群控系统的效能。
(3)工艺复合性和多轴化。
以减少工序、辅助时间为主要目的的复合加工。正朝着多轴、多系列控制功能方向发展。数控机床的工艺复合化是指工件在一台机床上一次装夹后，通过自动换刀、旋转主轴头或转台等各种措施，完成多工序、多表面的复合加工。
(4)实时智能化。
早期的实时系统通常针对相对简单的理想环境，其作用是如何调度任务，以确保任务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而人工智能则试图用计算模型实现人类的各种智能行为。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实时系统和人工智能相互结合，人工智能正向着具有实时响应的、更现实的领域发展，而实时系统也朝着具有智能行为的、更加复杂的应用发展。由此产生了实时智能控制这一新的领域。
2.2功能发展方向
(1)用户界面图形化。
用户界面是数控系统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接口。由于不同用户对界面的要求不同，因而开发用户界面的工作量极大，用户界面成为计算机软件研制中最困难的部分之一。当前Internet、虚拟现实、科学计算可视化及多媒体等技术，也对用户界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图形用户界面极大地方便了非专业用户的使用。人们可以通过窗口和菜单进行操作，便于蓝图编程和快速编程、三维彩色立体动态图形显示、图形模拟、图形动态跟踪和仿真、不同方向的视图和局部显示比例缩放功能的实现。
(2)科学计算可视化。
科学计算可视化可用于高效处理数据和解释数据，使信息交流不再局限于用文字和语育表达，而可以直接使用图形、图像、动画等可视信息。可视化技术与虚拟环境技术相结合，进一步拓宽了应用领域，如无图纸设计、虚拟样机技术等，这对缩短产品设计周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在数控技术领域，可视化技术可用于CAD/CAM，如自动编程设计、参数自动设定、刀具补偿和刀具管理数据的动态处理和显示以及加工过程的可视化仿真演示等。
(3)插补和补偿方式多样化。
多种插补方式如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圆柱插补、空间椭圆曲面插补、螺纹插补、极坐标插补、2D+2螺旋插补、NANO插补、NURBS插补(非均匀有理B样条插补)、多项式插补等。多种补偿功能如间隙补偿、垂直度补偿、象限误差补偿、螺距和测量系统误差补偿、与速度相关的前馈补偿、温度补偿、带平滑接近和退出以及相反点计算的刀具半径补偿等。
(4)内装高性能PLC。
数控系统内装高性能PLC控制模块，可直接用梯形圈或高级语言编程，具有直观的在线调试和在线帮助功能，编程工具中包含用于车床铣床的标准PLC用户程序实侧，用户可在标准PLC用户程序基础上进行编辑修改，从而方便地建立自己的应用程序。
(5)多媒体技术应用。
多媒体技术集计算机、声像和通信技术于一体，使计算机具有综合处理声音、文字、图像和视频信息的能力。在数控技术领域。应用多媒体技术可以做到信息处理综合化、智能化，在实时监控系统和生产现场设备的故障诊断、生产过程参数监测等方面有着重大的应用价值。
2.3体系结构的发展
(1)集成化。
采用高度集成化CPU，RISC芯片和大规模可编程集成电路FPGA、EPLD、CPLD以及专用集成电路ASIC芯片，可提高数控系统的集成度和软硬件运行速度，应用LED平板显示技术，可提高显示器性能。平板显示器具有科技含量高、重量轻、体积小、功耗低、便于携带等优点。可实现超大尺寸显示。应用先进封装和互连技术，将半导体和表面安装技术融为一体。通过提高集成电路密度、减少互连长度和数量来降低产品价格，改进性能，减小组件尺寸，掘高系统的可靠性。
(2)模块化
硬件模块化易于实现数控系统的集成化和标准化，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将基本模块，如CPU、存储器、位置伺服，PLC、输入输出接口、通讯等模块，作成标准的系列化产品，通过积木方式进行功能裁剪和模块数量的增减，构成不同档次的数控系统。
(3)网络化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006-02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中华文化灿烂而久远，如波涛般汹涌澎湃，勇往直前，创造了一个个不朽的奇迹。毋庸置疑，这些优秀的文化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动力之源，把推向世界之巅。在这百花齐放的文化“香蒲”中，“孝”文化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以其对中华民族至关重要的贡献而留香千古，绵延至今。
一、“孝”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价值
“孝”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孝”文化始终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若是追根溯源，很难说清中国的“孝”文化最早出现于何时？根据文献记载，《尚书》被公认是最早使用了“孝”的概念，也就是“克谐以孝，用孝养厥父母”[1]。而最早系统介绍中华“孝”文化的内容和意义应属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孝经》。《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精髓，可见孝行之道见诸人性之久是其他文化难以相媲美的。纵观整部《孝经》以及五千年来中国“孝”文化的嬗变，我们可以对“孝”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作一个最简洁的概括，即要求人们坚守“事亲”与“敬亲”的道德准则。从汉代推崇“以孝治天下”开始，“孝”文化就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了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作为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文化力量，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借助“孝”文化的强大感召力来治理国家。“孝”文化也因此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支撑着中国社会不断前进。
二、“孝”文化对维护当前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传统“孝”文化对个人自身修养、家庭和睦、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心向善的民族，这种民族品德与“孝”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即使在今天，“孝”文化依然发挥着她强大的感召力，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功不可没。
1.“孝”文化促进了个人道德修养的形成与完善
孝敬父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处世准则，古人以“孝”为百善之先，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对“孝道”的重视以及“孝”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当今社会，即使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孝经》，却仍然懂得反哺双亲这个简单的道理，这种思想已经与我们相融，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灵中。因此，我们会发自内心的尊重古往今来那些“孝子孝女”；会被那些父慈子孝的故事感动；会主动去学习或研究“孝”文化，从而更好地践行自己的孝道。追寻“孝”文化的同时，就是完善自身的过程。“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可见，对“孝”文化的理解，随着层次的提高，就会愈发追求高尚的品德，自身的精神境界也会随之提高。“孝”文化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对社会个体道德境界提升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2.“孝”文化维护了家庭稳定，巩固了社会稳定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家族主义盛行的传统农业社会，“孝”文化作为重要的伦理规范，对家族稳定和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孝”文化调和了家国之间的矛盾，使之适应封建统治家国同构和宗法制度的要求，为国家稳定、社会和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不可否认，国家是由成千万个家庭组成的，每个家庭都是组成国家的基本单元。设想如果作为组成国家的每一个细小单元都能够和睦快乐，那么作为整体的国家必然是和谐稳定的。时至今日，随着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家族本位思想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家”的重要性却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无一例外是从“家”中孕育而生的，社会个体的优劣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教育。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屡屡攀升，而根据一份调查青少年犯罪原因的报告显示：不健全的家庭、不良的社会环境、有严重缺陷的家庭教育可能导致孩子犯罪，是造成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同样，根据犯罪心理学解释，罪犯大部分都是对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有厌恶感或仇恨感，假若在一个父慈子孝，温馨和睦的家庭中，是很难产生罪犯的，因为他们心中牵挂着自己的亲人，家庭和家人像枪栓一样牢牢锁住了犯罪的“枪口”。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家人之间以神圣的亲情维护着这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3.“孝”文化弘扬和谐的理念，树立良好的社会价值观
“和谐”的含义在辞海中解释的是具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的结合、统一共存。社会和谐所追求的是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人的相处是在不断地碰撞与冲突中前进的，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世界上就复杂的关系，中间充斥着利益、矛盾、感情、仇恨等等，而当我们拨开这复杂的关系，看看处于最深层、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关系――亲情关系，我们会发觉虽然人们始终处于不停地在协调各种关系之中，却没注意到自己最主要的关系是自己的家庭，是与自己亲人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孝”文化本身的真正力量正是在维系这种最重要的关系，塑造家庭关系的和谐，然后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更大的和谐，人们在“孝”文化的引导下以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亲之情对待他人，追求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这也正是“孝”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它从促进家庭和谐乃至最后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一种重要力量和道德支撑，使人们不断追求更美好的精神境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当今社会，“孝”文化所面临的挑战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逐步走向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为我国带来了让人无法想象的高速发展。然而，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也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威胁和破坏。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孝”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们家庭意识弱化，家庭本位逐渐让位于个人本位，人们对家庭的感情，对父母的亲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利益所削弱。这一切都在认识上弱化了“孝”文化的影响和力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模糊了人们追求“善”的本意和道路，“孝”文化正在逐渐被遗忘，人们对她的理解也已经慢慢弱化为家庭内部的一套人际态度与行为――子女对父母的良好态度与行为。然而，即使是这样狭窄的“孝”，依然不是人人可以遵循的。更为可悲的是抛弃父母、虐待父母甚至杀害父母的人竟也屡见不鲜，这已经打破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道德底线。我们的党和政府应该注意到这些将会对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伤害，注意到“孝”文化的重要作用，开始积极地挽救我们的“孝”文化，弘扬“尊老孝亲”的传统道德美德。
四、积极弘扬发展“孝”文化的具体措施
要重塑“孝”文化，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有力的、有用的措施来使人们再次重视“孝”文化的作用，并且自觉践行“孝”文化所要求的内容。要想做到这些，我们必须认清“孝”文化所追求的两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赡养”，要求子女们长大成人后要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以及其他抚育过他们的亲人，满足他们衣食的需求，使他们远离饥寒；第二个境界是“孝敬”，这比第一境界重要得多，单单使父母能够生活是不够的，人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才更为重要。子女不能单以“养”为目的，而是要做到行孝膝前，让父母身心愉悦。针对这两个境界，我们也要分别用两类措施去解决。对于第一境界，我们应该倾向于用强制手段，因为“赡养”需要的是物质供养，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依靠法律强制。政府应该制定详细的法律条文，不但要明确具体的惩罚措施，还应该制定一些奖励措施，对于主动赡养父母的子女应该给予适当的奖励，认真践行“孝道”的人可以优先上好学校、提拔职务，目前已经有一些具体例子可以参考，例如近两年公务员考试和干部提拔都把“孝行”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条件，甚至在2011年公务员考试中已经把“孝”文化的内容放入考核内容中；同样，北京大学也把孝敬父母作为招生的一项重要参考条件。这些事例在社会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孝”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但是，无论是法律或是惩罚和奖励，这些都是诱导或是被动地使人们去践行“孝”文化，它们可以保证人们做好“孝”文化所要求的第一境界，却不能强迫他们真心去孝敬父母。所以，要想达到“孝”文化的第二境界，我们必须加大宣传和教育的力度，要充分运用各种手段和条件向所有人展示“孝”文化的重要和作用。近年来，百家讲坛栏目掀起了学习国学的热潮，其中也不乏对中国传统孝道的介绍和宣传。同样，我们必须重点抓好学校的教育，年轻人是中国的未来，对年轻人的教育则是重塑“孝”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大量的宣传和系统的教育，我们要让人们能够主动去践行“孝”文化；主动去孝敬自己的父母。这样我们就达到了“孝”文化的自觉，从这里出发或许我们能更好地发现孝道文化的发展道路。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传统文化是我们炎黄子孙的可贵的财富。纵观历史更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每当这个民族被外寇侵略，处于危难之时，这些流淌在我们血液中文化底蕴总会使这个民族空前的团结，空前的强大，而“孝”文化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正因为“孝”文化凝聚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爱家护家之心，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精神才会如此强烈，不可阻挡。
参考文献：
[1]佚名.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0：78.
[2]孔丘.孝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15.
1.原料蔗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低
据不完全统计，在广东省湛江市原料蔗主产区中，八成以上的土地都是小规模经营，甘蔗种植大户不多。加之蔗农按照传统方式和习惯进行生产，种植品种、种植时间、种植规格和管理方式不统一，客观上限制了机械化的发展。
2.政府支持程度不够
近年来，国家、省、市出台了一些发展甘蔗生产的政策和措施，实施了国家糖料基地建设、吨糖田建设、双高糖蔗、推广良种良法等，对我省蔗糖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甘蔗生产机械化发展相对滞后，相应的发展政策和措施也较少。农机部门不仅 “望洋兴叹”， 蔗农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购机的积极性。这是当前甘蔗生产机械化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3.甘蔗机械研发水平低，技术储备少
据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生产单位研制开发甘蔗机械的不多。当前我国甘蔗机械的研制开发还远不能满足甘蔗生产的需要。如：甘蔗收获是劳动强度最大、费工费时最多，需要成本最高的一道作业环节，蔗农迫切要求用机械代替人工作业。但是，能够推广应用的国产成熟的收获机械仍是千呼万唤出不来。有关科研院所信息不灵，研制开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加上技术力量薄弱，造成机具研制在低水平上重复。
4.蔗农科学文化素质有待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占6.71% 。而蔗农文化水平更低，往往因循守旧，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大部分蔗农没有掌握科学的甘蔗种植技术，也不轻易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如：蔗农普遍认为密植才能保证产量，通常种植行距为60~80cm,每亩有效苗数有的高达7000多株，结果是下种多、产量低、广种薄收。
5.农机化技术推广服务体系作用尚未完全发挥
当前农机化技术推广机构虽已设立到乡镇，但多数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一是政府重视不够，经费短缺。致使宣传手段、信息渠道、交通工具等等不能适应工作需要。据了解，由于农机推广机构基础条件极差，有的至今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二是推广技术人员素质普遍较低。由于各级财政投入不足，造成需要的机具无法引进推广，引进的机具没有能力宣传普及；加之农机推广队伍自身缺乏更新知识、更新观念的条件和手段，一些技术人员知识老旧，对新技术新机具了解不多，技术水平不高，工作能力有限，致使农机新机具、新技术推广缓慢，服务水平也难以提高。
二、甘蔗生产机械化发展的对策
1.要采取切实措施发展甘蔗生产规模经营，为推进甘蔗生产机械化创造有利条件
广东省糖料蔗以一家一户生产经营模式为主的状态，是制约糖业竞争力的“瓶颈”之一。发展规模经营，既是冲破“瓶颈”的需要，也是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发展农村经济，稳定原料蔗面积，稳定蔗农的需要。当前，一是要在农民自愿、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将土地相对集中起来，让种植大户、专业户经营。走蔗糖企业+甘蔗农场，或蔗糖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路子。这样，不仅解决了小规模经营农户缺少劳动力、种蔗效益低的问题，而且由于土地相对集中，可以重新规划土地，修建机耕道路和水利设施，使蔗地连片规划，为充分发挥机械化高效作业提供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要积极引导蔗农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根据各地、各制糖企业的实际，引导农户实行统一良种、统一种植时间、统一规格、统一管理，从而为机械化发展提供一个更大的空间。
2.尽快制定发展甘蔗生产机械化的政策和措施
政策的支持是甘蔗生产机械化发展的基本保证。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史，无不是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实现的。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国情，我们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制订相关政策和措施。一是要将发展甘蔗生产机械化作为一项工程来抓。制定甘蔗生产机械化发展的总体规划，提出发展目标。二是要制定优惠政策。重点要制定农机具购机补贴政策、大型拖拉机更新补贴政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政策、农业用油政策等等。三是糖料蔗主产区农机化管理部门要按照本地区发展规划制定本部门工作计划，用好政策用足政策，指导本地区甘蔗生产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工作。
3.要增加财政投入，拉动蔗农购机、用机热情
财政扶持是发展甘蔗生产机械化的重要保证。国外主要产糖国的生产企业交纳的生产税或进口糖的关税，主要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用于国内糖业管理和稳定、扶持国内糖业生产。而我国对糖业生产的投入相对较少。因此，要提高糖业的竞争力，加大对糖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在各蔗区方面建议设立专项发展甘蔗生产机械化资金，并纳入财政预算，有计划有步骤地投入。重点扶持科技含量高的新机具购置补贴、大型拖拉机的更新补贴、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引进、重点项目的攻关等补贴。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实现以国家引导为辅，农民购买为主的良性循环，从而加快推广甘蔗生产机械化进程。
4.加大甘蔗生产农机具研制开发力度
要提高国产甘蔗生产机械的开发研制力度，除了要增加经费投入、积极引进和培养人才、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外，当前着重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加强横向联系：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生产单位、推广机构要紧密联系，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技术和人才优势、生产单位的制造能力和推广机构的试验选型作用，开展农机具的开发及技术难题的攻关，在增加品种、提高科技含量、提高性能和制造质量方面下工夫，进一步提高现有机具的性能和制造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外有关机构的联系，积极引进先进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提高研制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研发水平。
5.加强农机化技术服务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最近，《光明日报》（2013年9月20日）辟一整版篇幅刊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傅光明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的演讲《哈姆雷特：一个永恒的孤独者》。作为一个莎学学者，自然为此十分兴奋。但捧读之下，既为作者的斑斓文采所折服，为作者关于“生命的孤独者”的多维思考所触动，同时也感到深深的失望与无奈。作者是以老舍研究见长的当代中国戏剧文学史研究者，也是《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译者，同时也译有《观察中国》等书。如此良好的背景，在其演讲中却看不到《哈姆莱特》批评在中国近三十余年历史进展的信息。比如，作者斩钉截铁地断言：“莎士比亚的伟大恰恰在于，他把老旧的哈姆雷特从具有北欧海盗或中世纪色彩的复仇英雄，变成了一个崭新的文艺复兴时代温文尔雅的、高贵的人文主义者，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富于理性和启蒙的人性光辉，直到今天，还在熠熠闪烁。”“《哈姆雷特》的悲剧力量恰恰在于，莎士比亚要让所有这一切的爱，都因为那个最邪恶的人形魔鬼——国王克劳迪斯，被毁灭、埋葬。”这种绝对化二元对立式解读，使我们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乃至五十年前。证诸目前的许多涉《哈》文章和读物，这种恍若隔世的论述仍俯拾皆是，对于哈姆莱特形象在莎学界的演化，这些作者或者不曾了解，或者置若罔闻，难寻学术积累之痕迹，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林的一大奇观。当然，这种二元对立解读的生存权利自然不应被剥夺，但是对于哈姆莱特形象在我国莎评中的根本性转型可以不做任何回应和讨论而仍可在讲坛学坛畅行，显然是一种颇为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我认为，我国莎学在总体上尚缺乏明确的“接受史意识”，更缺乏莎剧接受路径互动与整合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或许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
毋庸置疑，《哈姆莱特》是在世界上传播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文学艺术经典之一。自清末民初时期该剧传入我国以来，在我国文学艺术与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与广泛影响。该剧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历史，既有与世界各国一样接受人类文学艺术瑰宝的共通性，也有基于我国特定文化背景与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是研究中外文学艺术与文化交流及其作用与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案。因此，莎剧中国接受史研究，当以系统研究《哈姆莱特》的中国接受史为重中之重。但是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在这种研究上虽有一定成绩但尚属初步，多维整合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尤其如此。鉴于戏剧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特殊性，一部戏剧在非同种语言之异域的跨文化传播与接受史，涉及翻译、批评（含阐释、解读）、演出（含改编性演出及影视作品）、教学等诸多方面。传播者首先是接受者，而这些特殊的接受者又同时处于与广大受众的多层面互动之中。与此同时，上述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又呈现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这是戏剧接受史的系统研究难度较大的客观原因。就《哈姆莱特》来说，我国大陆学界在该剧的中国“批评史”研究方面比较着力，比如孟宪强《三色堇：〈哈姆莱特〉解读》（2007）、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2006）等著作中对此有所总结；在“翻译史”研究方面，我国港台学界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体现在周兆祥著《汉译〈哈姆雷特〉研究》（1981）、彭镜禧著《细说莎士比亚论文集》（2004）等著作之中；在“演出史”研究方面有曹树钧、孙福良著《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1989）、李茹茹著《莎士比亚：莎剧在中国舞台上》（2003）等著作；“教学史”方面，除了一些零星的成果外，尚无系统性成果问世。而在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相互作用研究方面，在上述研究成果中也有所涉及，加之一些戏剧家（如、、焦菊隐、林兆华等）有一些经验之谈。近年李伟民教授“多管齐下”的全景式努力尤为值得称道，这集中体现在其《光荣与梦想：莎士比亚在中国》（2002）和《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莎学知音思想探析与理论建设》（2012）两部著作之中。但真正的路径互动意义上的“接受史”研究的总体局面还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我国有关学界长期缺乏这种“接受史”研究视角相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学科、界别机械划分限制了这种跨学科、跨界别研究课题的展开。“接受史”研究视角与总体构想的引入，可以为上述诸方面互动研究的系统开展提供贯通性枢纽。这种研究的系统展开，可通过对《哈姆莱特》这部文学艺术瑰宝在我国（含台港）多层面传播与接受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深入反思，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这部经典巨制的多方面现实功能提供启发与借鉴。
为什么要有美术史？为什么要把美术史列为美术教育的主干课程？E.H.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第十五版）前言中做了精彩的回答：“假如你去看电影，发现影片已经开演，往往就难以理解银幕上的人为什么如此激动，为什么……你可能会找一位友善的邻座，让他说明前面发生了什么，你所看到的情景表示什么。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想成为这样的友善邻座……倘若你有兴趣，这就会对你有所助益……仅仅局限于时下的生活，难免会丧失生命的维度，即时间的维度。”多么生动精彩的解释。
外国美术史课较中国美术史论来说起步比较晚，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尽管国内各美术院校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教材建设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在现行的美术教育体制中，存在着重视美术创作、美术技法而轻美术理论的现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作为外国美术史这门课程的教师，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外国美术史在美术教育中实际功能与价值是很不相称的。笔者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推动外国美术史教学改革，努力使这门课程充分发挥其功用，实现有效教学。
一、外国美术史为美术创作者提供参考坐标
美国现代美术教育家艾斯纳和格内尔倡导“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的教育理念，认为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特征是美术创作、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学，这四个方面相互关联，构成全面、相联系的整体。教学秩序循序渐进，最终达到扩展学生视野的目的，让其尽可能多地了解与美术相关的文化内涵，从而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培养将审美素养转化为美术创作的能力。外国美术史教学应该借鉴这一教育理念，为学生将来的艺术创作提供理论支撑，才是外国美术史教学的终极目的。
靳尚谊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油画家之一，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深入欧洲艺术传统的内核，冷静而科学地思考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命题，将中国写实油画推向了新的高度，在肖像画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油画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漫漫征途，当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高度回望靳尚谊的艺术实践时，他的意义与价值也就自然地凸显了出来。这是我们向国外学习实现民族化最好的例证。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顾平说：“没有美术史，美术创作的方法、技巧凭何借鉴？如何实现美术与不同时间文化的链接？没有美术史，美术创作家一味创新，没有参照对象而少了根基，必然走向‘标新立异’；同样，没有美术史，我们也无法真正去欣赏艺术品，或仅仅停留在感受层面，无法体味通过参照而获取的文化意味。”如果不认真学好外国美术史，就无法理解国外美术作品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外国美术史为美术创作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使其不断汲取传统的养分，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在现代社会寻求“创意”的契机，择善从新，有鉴别地吸收国外新的艺术形式，汲取传统精髓，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定位自己的努力方向。
二、以史为鉴把握美术发展规律
学习美术史，仿佛使学生走在阶梯上，走的越高视野越开阔，在毕业以后能够进行独立的美术创作，学会如何“阅读”视觉文化，从而建立起冷静的历史态度。“20世纪以来的艺术历史已经表明，当代文艺思潮的两大派别包括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符合规律性的法则无论是对现实主义艺术还是对现代主义艺术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艺术既要有个性，又要有共性；既要创新，又不能完全背弃传统；艺术创造即使是曲高和寡的，最终也应为世人所认知；再神秘和隐蔽的本质，应该诉诸可视、可触摸亦即可感知的形式；再好的观念也应该通过艺术的创造传达给他人。”这段话是外国美术史教材中的一段论述，总结了美术发展规律，是指导实践的重要途径。
靳尚谊较早认识到中国写实油画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并立足西方艺术史的内在逻辑，艰苦地深入到西方造型传统的内部世界，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写实绘画的基本问题。靳尚谊在饱览经典大师原作的基础上，他强烈意识到自己在体积环节上的薄弱，并找到了边线处理的具体方法。他清醒地看到西方古典传统与现代绘画的内在渊源与线索，更加坚定了回溯西方本源的决心。如《塔吉克新娘》《蓝衣少女》《青年歌手》等一系列优秀作品，正是有了靳尚谊等艺术家的担当意识与实践，对西方古典传统的研究也从感性、零碎走向了理性和系统。
信息的快速传递使大量“舶来品”来不及过滤，就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毕竟形成了众多的参照系，致使外国美术史教学理念不断面临挑战，也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即如何全面把握外国美术的发展动态，以及如何更好地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如何辩证地评价东方美术与西方美术；如何有选择地将纷至沓来的道德批评、社会批评、形式主义等西方批评理论纳入美术史课程。外国美术史教学应抓住这种机遇，在广收博取的同时，甄别良莠，引导学生创造性地理解外国美术，并掌握其真谛，进而以新的审视角度和分析方法去接近真理，走进更多模糊或未知的领域。
三、开发外国美术史研究空间，拓宽美术创作思维
外国美术史是以探求美术的起源、风格的演变和审美的创造等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教育方式，既具有世界文明史的系统框架，又包括美术创造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吸收其他有关学科的基础知识，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来影响人的情感，提升美术创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美术史学科发展迅速。现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开拓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呈现出一种全方位、多元化的趋向。有些学者在该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外国美术史学科的研究空间依然广阔，对美术历史、美术现象的观察，已逐步打破以往的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或政治的阶级论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出发的惯性视野，开始在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选取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种角度，将美术历史和美术现象视为复杂的、丰富的整体展示。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外国美术史的研究领域尚有很多未开发的研究空间。例如随着考古新发现，要求我们考证过去已有的定论，不断刷新旧的理论体系，由传统的孤立地就某一国家、某一作者、某一作品、某一风格或某一命题进行思考、分析，转变为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做出系统的宏观综合，从而以有机整体观念取代机械整体观念。
外国美术史教学必须跟上时展的步伐，建立起自我教学风格和学术风格；借助快速传递的信息，随时调整、充实、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新的历史条件为外国美术史教学注入活力，这些研究都可以成为美术创作的思维基础。
四、外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创作内在联系的基本途径
在美术专业本科四年教学中，学生往往不会把美术史和美术表现技能联系起来。学习美术史，可以树立学生的历史观念，因为任何创作都处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并从中获得参照的意义。有些学生整天抱怨学艺术史枯燥，想多学绘画的技能。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让作品发生飞跃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美术史带给我们的眼光和思路。所以，作为美术史教师建立起自我教学风格和学术风格，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是必要的。
具体到课堂教学，笔者学习借鉴广西艺术学院教授龙圣明老师的美术史课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即“史――论――实践”教学法，根据当下学生的具体状况有创造性地设计教学，龙圣明提出的部分学生“上课时涣散、复习时认真、考试时‘冒险’的情况”。这在外国美术史教学中很常见。对照相机、电脑的依赖，使学生平时基本不画速写，速写功夫被弱化。根据实际状况，教学中要求学生完成“绘图笔记作业”。课堂上必须完成的作业是在讲课和投影图片映像时，有选择地要求学生用简洁的勾勒笔法，描摹出某幅作品的构图或局部，学生作画时，教师同时讲解这幅画。每幅小构图旁边，要求他们注明画题、作者、国别、流派。课下逐一检查，也省去了每堂课的点名。下周上课时选出最好的作业进行点评表扬，对作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评。这种教学方法强化了学生的记忆，把作业保留下来，装订成册，随时翻看，复习时过目不忘。绘图笔记作业还有一个目的是防止学生在课堂上注意力分散，因为要及时做作业、交作业，这样也确保了良好的课堂秩序。在讲课与作业中突出画家的艺术特色和语言创造，在史与论中，同实践联系起来，点睛式地启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学习外国美术史的目的是要提升受业者的艺术实践、创作水平和创作观念，学好它必将对艺术创作有所启发。
结语
总结多年的教学体验，根据当代学生的特点，如果不探讨教学理念的转变和建构，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很难与时展的节拍和美术创作者的期望值相吻合，尤其在当下强调文艺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生产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所以，外国美术史教学更具有独特的功效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本文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教研课题论文，课题名称“外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法探索与研究”，课题编号：JYWB2012-005）
参考文献：
[1]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
[2]龙圣明.以“绘图笔记作业”等“史――论――实践”教学法巧授美术史课[M].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3]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外国美术简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广义的历史是所有人的生活历程。科学探索和技术创造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技术和科学的产生，才使人类的生活和其它动物的生活产生了质的区别。技术的历史反映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变化轨迹；科学的历史同人类精神、思想和世界观的进步密切相关。因而，科学技术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然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较晚。但是，由于科学理性的巨大力量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前进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史研究逐渐成为人类文化史、社会发展史别引人注目的内容。
1 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
科学技术史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描述的是科学和技术从生产到发展的史实，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历史。它是历史学领域中发展较晚、具有特殊性质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接壤位置的边缘学科。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SONTON.1884-1956）曾经指出，历史学发展中最早的领域是政治史、军事史，以后才是经济史，最后才是文化史。在文化的历史研究中，宗教史是最早出现的，然后是艺术史，出现最晚的则是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出现这样的研究顺序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系统的观察、实验与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的近代科学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17世纪。在这之前，历史的其他分支早已有人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了。经过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技术机械化、19世纪欧美国家实现的技术科学化和科学理论化之后，从经济在市场竞争和科学技术的带动下获得飞速发展的史实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和对科学技术历史的考察，才明确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又经历了为世纪社会实践的检验，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日益发挥了关键能动的作用。正是这种日渐深化的认识，科学技术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才逐渐被置于它应有的位置。
历史学家之所以拒科学史于门外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历史学家首先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其实，历史学研究的深人，要求历史学家的视野从战争、政治和帝王将相的范围内跳出去，向文学、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延伸，把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也包括进去。这种新的历史观就必然会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当然，科学史的发展也是其中。科学史的发展不仅从内容上是对历史学的重要补充，而且它将人们的历史观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能动作用等更广阔的领域。
第二，研究内容的差异。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史家常需阅读的是一些科学著作，这些科学著作则往往专业语言很强，对于多数只是在中学阶段接触过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就很难看懂。这样一代传一代，造成一些历史学家对科学史越来越生疏。
事实上，科学技术史，从它的内容来看，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较熟悉；若从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来看，他更倾向于社会科学。但是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者，还是社会科学的学者，研究科学技术史都有自己的某种局限，这正是科学技术史作为边缘学科的一个特点。
2 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
在科学史研究中，所谓内史（internal history），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所谓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而这外部环境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许多方面。
内史外史问题，也不免要牵涉到上面所谈到的三种科学史研究方法。其实传统的编年史方法正是以前作纯内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国内以往大量的科学史论著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真正的深湛之作，却也不能不适度引入思想史方法），而成功的外史研究则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于社会学的方法。
从内史到外史，并非研究对象的简单扩展，而是思路和视角的重大转换。就纯粹的内史而言，是将科学史看成科学自身的历史（至少就国内以往的情况看来基本是如此）；而外史研究要求将科学史看成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思路的拓展和视角的转换，同一个对象被置于不同的背景之中，它所呈现出来的情状和意义也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可以简单归纳外史研究的三重动因：
第一，科学史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
第二，科学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
第三，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着眼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前两种动因产生于科学史研究者群体之内，第三种动因则可能吸引人文学者加入到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事实上这种现象近年在国外已不时可见。
3 科学史的三种研究方法
科学史研究，与其它学术活动一样，是一种智力活动，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按照学术规则运作，这就是科学史研究应有的方法，同时也就使科学史研究具有了意义。而比较有成效的方法，至少已经有3种。
第一种是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这种方法在古代史学中早已被使用，也是现代形态的科学史研究中仍在大量使用的方法，在目前国内科学史界则仍是最主要的方法。在中国，这种方法与当年乾嘉诸老的考据之法有一脉相承之处。编年史的方法主要是以年代为线索，对史事进行梳理考证，力图勾画出历史的准确面貌。此法的优点，首先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它。其弊则在于有时难免流于琐碎，或是将研究变成“成就年表”的编制而缺乏深刻的思想。
第二种是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使用，大体到20世纪初才出现。这种方法主张研究原始文献——主要不是为了发现其中有多少成就，而是为了研究这些文献的作者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重视的是思想概念的发展和演化。体现这种方法的科学史著作，较著名的有1939年柯瓦雷（A.Koyre）的《伽利略研究》和1949年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的《近代科学的起源》等。巴特菲尔德反对将科学史研究变成编制“成就年表”的工作，认为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这部科学史的整个结构就是无生命的，它的整个形式也就受到了歪曲。事实已经证明，了解早期科学家们遭受的失败和他们提出的错误的假说，考察在特定时期中看来是不可逾越的特殊的知识障碍。甚至研究虽已陷入盲谷，但总的来说对科学进步仍有影响的那些科学发展的过程，几乎是更为有益的。
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以及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科学史界影响很小。至于国内近年亦有标举为“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则属于另外一种路数——国内似乎通常将“科学思想史”理解为科学史下面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种指导科学史研究的方法。
与上述两种方法并列的，是20世纪的第三种方法，即社会学的方法。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这种方法此后得到一些左翼科学史家的追随，1939年贝尔纳（J.D.Bernal）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而几乎与此同时，默顿（R.K.Merton）的名著《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也问世了（1938年），成为科学社会学方面开创性的著作，这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史的更重要的派别。
以上三种方法，从本质上说未必有优劣高下之分，在使用时也很难截然分开。至于思想史和社会学这两种方法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可以有如下的认识：
思想史和社会史方法作为科学发展的两种解释，有它们各自独到的地方，但也都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虽已被广泛而且深入地讨论过，但是一种新的对内史和外史的更高层次的综合尚未出现，也许，以新的综合取代它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也许在理解科学的发展方面，它们都享有基础地位，唯有两者的互补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科学史。
总之，科学技术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对它的描述常常可以有许多侧面或采用多种方法。取向侧重的不同，其描述就会有不同的面貌和内涵。假若几个取向都能兼顾到，这当然很好，是较全面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仅是几个取向难以兼顾，有时甚至连一个取向也难以做好。对于科学技术史研究起步较晚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曹天予.魅力与危险——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