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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经济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构建的城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江西省2012年的指标数据为分析对象。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2013》，部分指标数据经过整理而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城市质量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在尽可能地保留原始数据信息的情况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多变量数据进行最佳综合简化的多元统计方法。一般步骤包括：数据标准化后计算其R阵、R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根据主成分贡献率确定主成分个数，最后合成计算各主成分得到综合评价值。利用SPSS软件对所选择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各评价维度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2。通过SPSS分析软件的因子分析功能对表2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矩阵，见表3。如表3所示，方差贡献率累计是85．920％，根据累计贡献率需大于85％的原则，提取第一主成分F作为新的变量指标来计算各城市的综合发展实力。由此，计算出江西省各个城市的城市质量，见表4．
（二）江西省城市联系度的测算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根据Google地图搜索得出城市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见表5。
（三）结果分析从城市质量计算结果（表4）可以看出，江西省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发展状况差距较大，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群中的要素基本流向了南昌市、九江市和赣州市，它们的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区内其他城市，其中以南昌最为明显。另外与前人简单以人口和GDP等指标进行测量相比，从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多方面采取指标进行测量，其结果更加全面和准确，更加真实反映了江西省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表6）中可以看出，以南昌作为核心城市而言，其对九江、抚州、新余、鹰潭的吸引力最大，这几个城市可以被看成一个以南昌为首的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作为赣南的赣州，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说较高，但是它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却很有限，仅对周边城市吉安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对其他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大。处于赣西的宜春、萍乡、新余三市联系比较紧密，但是城市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因此对其他城市的辐射作用也较为有限。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也可看出。以时间距离来代替直线距离，更能反映当前的交通发展现状，其结果也更加直观［21］。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2011年10月，江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构建“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区域发展格局。为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实现江西在中部崛起战略，江西省依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大力构建多极支撑、多元发展的区域发展升级新格局。然而，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江西省依托两大国家战略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江西省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以南昌为中心，呈现出明显的中心空间结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仍然不够紧密，区域内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一体化进程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为进一步完善江西省的区域发展格局，增强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加快推动昌九一体化建设南昌与九江城市发展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要实现龙头昂起，进一步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必须要做强南昌，做大九江，加快推进昌九一体化建设，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一方面要重点推进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南昌市作为江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其经济发展质量以及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度都较高，所以应积极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积极推进南昌大都市区建设，加快形成南昌一小时经济圈，充分发挥南昌对省内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与南昌经济联系强度最高的九江，应积极推进九江沿江开放开发，充分发挥门户城市的区位优势，加快临港产业开发，积极发展商贸旅游业，把九江建成具有鲜明赣文化特色的赣北区域中心城市、现代化港口旅游城市、区域性物流枢纽和长江沿岸重要工业基地。总的来说，要推动昌九一体化发展，两地应进行规划统筹，实现规划上的一体化；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接轨，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按照各自的产业特色和产业结构推动双方产业调整，实现产业的互补对接、积极推进金融、通讯、公共交通一体化；实现服务一体化，最终实现昌九同城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1
区域文化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了一个地区的群体意识、精神风貌、行为规范、管理方法以及价值观念等各种非物质性因素。对内，区域文化拥有共性；对外，则具有鲜明的个性，有着非常明显的地域特点，对于当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昨天的文化成就今天的经济，今天的区域经济则是弘扬昨天的文化。江苏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丰富的文化传统，江苏凭借着沿海、沿江、沿湖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其得天独厚的地域资源，创造出了良好的物质文明。同时又凭借其所拥有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一、区域文化的形成
文化的定义有很多中，英国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做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整体。”而哈耶克则认为文化是一宗通过习得的行为规则所形成的传统，这些规则可能是起源于人类所拥有的能够在不同的环境情况下知道应该做什么或者是不应该做什么的能力。虽然对于文化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是却有共识，那就是文化是由物质、制度、行为以及精神等多个层面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的内容不加价是包括有生产、生活用具以及其他的物质产品，同时还包括有最为基本的价值理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
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以及历史发展进程等促进了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的形成，并形成了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各地的政治经济发展也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不断的进行演变，不同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以及频度也存在不同，同时不同地方在长期以来所具有的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促使处于不同地域内的人们具有各自不同却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与风土人情，同时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通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在部分地理区域中出现了相似或者是相同的文化特质，处于这个地理区域中的居民的语言、、艺术形式、生活习惯等很多方面都出现了一致性，而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在在某个区域内所形成的思想意识的综合，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对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进行了反映，同时也是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殊，与其他地区的区域文化存在有区别。
二、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相互促进、相互约束。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两者之间不加价是相互促进的，同时还是相互约束的统一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与经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同时也是社会系统中的两大子系统。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体现，都是人为了维持与繁衍自身生产所必须要具备的消费品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出的结果。在很多时候，一些交通条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差异不是很大的区域，其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会表现出不相同的情况，有的时候甚至是大相径庭，这其中的原因在很多时候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方面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其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中主要的就是文化因素的作用，从文化方面来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奇迹”与“欠发达”的现象。明白落后的文化难以带来先进的经济，同样滞后的经济也难以产生先进的文化意识。
区域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区域文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为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是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区域文化的发展进行支撑，同时也决定了区域文化的结构、类型，并促进了不同特质的区域文化的产生。区域经济的高低也决定了区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但是区域文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却呈现出推动或者制约的作用。优秀的区域文化能够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基础，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三、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区域文化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振兴，强大的经济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文化的力量也不能够被小觑。文化与精神是民族和国家的精神与灵魂所在，能够对民族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影响，甚至是会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区域文化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上的支持与精神上的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使得我们在竞争、追求物质与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对价值观的认同产生出了很多的分歧。而文化则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紧紧的把握住核心价值体系，从而能够形成适合当地发展的科学的价值观，使得市场经济在利润有限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从党的以来，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苏南在改革开发的过程中首先开办乡镇企业发展，快速发展开放型经济，注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无论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都取得骄人成绩。“十二五”期间，江苏省以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江苏为主体，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真正的实现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才能够更好的推动江苏区域经济的快速、正确的发展。
（二）区域经济文化对区域间经济的融合产生影响
区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其形成过程中因为其特殊行使得其超越了个体存在的价值观念，并且有着相当强烈的地域性。这就使得区域文化可以拥有良好的稳定性，不能够使得处于这种文化氛围内的社会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受到其影响，共同遵循相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这样就会使得区域在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文化模式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能得到改变，因此可以长时间的向外地人展示出自己的特色。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因为区域文化所具有的那种稳定性，会使得其对外界的美好事物产生一定的抵制，会让整个区域范围内的人都习惯于用区域内形成的风俗习惯、制度以及思想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因此容易使得在区域文化与客体文化在和其他区域文化进行碰撞的过程中进行全面的否定，而不能取其精华，或者是仅仅从自身的主观思想上去选择性的吸收融合，而不能够进行客观的接纳，为我所用。江苏地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长期收到各种先进思想观念的影响和熏陶，同时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文化具有良好的包容性，这就使得其在经济发展上也能够做到对各种先进思想观念的理解和吸收，有效的促进区域经济的融合。
（三）区域文化之间的差别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影响
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是存在着中部、东部、西部之间的差距问题，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来自于很多方面，其中不能够否认的一个原因就是区域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别，这些差别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南、苏北、苏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从改革开放以后，差距又进一步扩大，有着相当明显的梯度特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苏中的扬州、泰州与南通三市处于江苏的平均水平。苏北几个市当前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仍然不高。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是因为文化建设的不到位。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十二五计划中，江苏省将进一步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同时，江苏省计划到2015年时构建起良好的区域创新体系，这不仅仅是对其区域文化的进一步完善，同时也将有效的促进其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安徽工业化发展现状
对于安徽省工业化发展状况，目前已有部分专家和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秉建（2008）对安徽工业化水平进行了评价；胡亭亭（2007）对安徽工业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余华银（2006）对安徽工业化的进程进行了评价等。通过对研究的梳理可知，安徽工业化的发展状况为：安徽省工业化进程慢于全国，安徽省工业化已处于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初期，但与全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工业高度化水平低于全国，高度化进程也相对较弱，安徽省工业处于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转变时期，工业高度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工业高度化水平明显偏低：轻工业中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比重低；重工业中加工工业比重低；重加工工业内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业的比重低。
现阶段安徽工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分析
（一）外部环境
1.有利条件。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安徽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新区域工业化模式下，人们开始重视农业地区和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的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农业和农业地区经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使得农业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工业化的内容不再是狭义的，而是通过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因此，农业不仅是加速工业化的一种工具，而且本身也是工业化的目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人们消费结构升级促生新机遇。虽然面临这一系列约束条件，但是，仍然存在有利于安徽省工业化的机遇：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内陆地区转移。安徽省可以选择适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积累工业化的资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特别是对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为安徽省发挥其优势，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提供了机遇。
2.不利外部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于安徽省来说尤其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二是农村就业和增长局面趋于严峻。三是质量安全事件对农民、农业产业的冲击不可低估。民以食为天，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10%，粮食安全现状面临严峻考验。安徽省作为粮食主产区，在粮食安全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责任，2008年安徽省平均粮食产量为604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78%。因此，安徽省在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时绝不能以损害农业、减少粮食产量为代价。
（二）内部条件
丰富的资源条件。安徽省处于我国腹地，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炭、有色金属等。同时拥有大量的水资源。以中部五省为例，不仅拥有长江、淮河等水系，还拥有鄱阳湖、洞庭湖和巢湖等三大淡水湖。丰富的农业资源，有利于农、林、牧、渔的全面发展和形成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为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建设现代农业，提供了广阔的资源配置空间和环境。
优越的地理区位。从地域优势看，安徽位于长三角腹地，东临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西连广大中西部地区，承东启西，地跨江淮，交通发达，发展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安徽可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信息、资金，接受辐射，又可面向全国，推广自己的优势产品。特别是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的升级换代，将逐步淘汰一部分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安徽作为重要的劳务输出人口大省，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和资金要素，安徽已完全有能力承接长三角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转移，这些都为安徽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较强的科研优势。从科研优势看，安徽的高校、科研单位众多，合肥是全国四所科技城之一。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1057家，其中国有独立科研机构116家（包括20家中央在皖科研院所、96家省属及省以下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154家。这些科研机构特别是一批中央在皖科研院所，是安徽省科技资源优势的集中体现，强大的科研优势为安徽省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研条件。
良好的生态环境。安徽省由于长期以农业为主，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因此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较少，这使得安徽省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安徽省可以充分利用生态优势，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起点发展对环境要求高的生态产业。
不利的因素。“三农”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安徽省面临严重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产、生活条件较为恶劣。农业比较效益低，市场化发育程度低，小农生产的特点导致农业省在农业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无法发挥出来。农民收入水平不高，且商品意识、创新精神和经营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农业省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三农”问题对安徽省工业化发展来说，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安徽省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是安徽工业化的现实选择
综上，结合安徽省实际，笔者认为安徽省应选择现代农业驱动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依托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围绕现代农业这个核心，把农业资源深度开发产业确立为区域主导产业，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市场的工业化道路。这一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符合安徽省新型工业化的特点。由于符合本阶段安徽省的资源禀赋结构，可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在此战略下建立的产业体系能够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发展壮大。通过产业的发展，利益的积累可以逐步改变安徽省的资源享赋结构，实现由农业省向工业省的转变。在资源禀赋结构变化后，现代农业有可能不再占主导地位，而是由更符合区域资源禀赋结构的产业取代，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安徽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形成现代农业区域聚集优势，获取重要资源。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具有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产业经营一体化的特征，产品附加值高，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这样就可以吸引区域外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入。通过产业聚集主动吸收资源的作法，改变了安徽省以往被动等待资金、技术支持（即简单的工业反哺农业）的引资方式；改变了安徽省因传统农业效益低下而出现资源净流出的局面。通过市场化竞争吸引要素的方式，可以实现安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找准定位，确立主导产业。首先，安徽省的比较优势在农业，安徽省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应放在农产品加工业。其次，如果不发挥安徽省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提供更为丰富的农产品和深加工品，发达省份就会将需求转向国外寻求替代供应者，这样，安徽省就会失去发展的外部市场。区域工业化理论认为，有竞争力主导产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现代农业正是安徽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因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农业是无法对经常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但现代化的农业能够实现。
可以有效克服资金瓶颈的约束。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所需资金少、投入门槛低，是一种适合安徽省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另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形成良性联动关系，可以通过加工增值农副产品，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户积累能力，为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资金。
能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由于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强调工业与农业的联动关系，必然促进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农业内部吸收大量劳动力，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传统工业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新型工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
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二）内需潜力：增长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内需增长衡量的是内需变动的未来趋势和潜力。只要增长率为正，就表明内需绝对量在增长，但若内需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表明内需相对量在萎缩，内需增长潜力较为有限。因此，只有内需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才能加快扩大内需之步伐。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内需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在前四年差别不大，前者年均高于后者0.30%；2005年到2008年，内需增长率大幅低于GDP增长率，年均低2.7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导致2009年投资激增，内需剧增16.83%，大幅高于9.21%的GDP增长率。经济刺激虽然带来了短期的投资繁荣，但对内生性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作用有限，2010年内需增长率就降至7.06%，低于10.45%的GDP增长率。2011年至2013年，我国内需增长有所改善，增长率分别略高于GDP增长率0.43、0.56、0.60个百分点（见图3）。总得来看，我国内需增长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亟需提振。加大投资虽然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内需，但投资拉动的只是中间需求而非最终需求。如果消费衔接不上，过度投资只能刺激虚假需求，形成产能过剩，从长期看对扩大内需无益。
二、内需视角下经济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内需在总量和结构上皆存在问题，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仍面临较大挑战。经济结构从根本上可分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至少存在四个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从供给角度看，一是主体错位造成供给结构失衡，二是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尚不完善，使供给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结构；从需求角度看，一是需求管理过度，造成产能与流动性“双过剩”，二是收入差距扩大抑制有效需求。
（一）主体错位造成供给结构失衡经济结构调整首先要明确主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主要靠政府主导和推动，虽然政府一再进行调结构，但结构失衡反而愈演愈烈。必须明确，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的主体不同。总量调控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引导，政府可发挥主体作用。而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探寻新的获利机会，主体应该是企业，而非政府。因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消费，是生产者而非政府承担起预测消费者需求的责任。消费者的需求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市场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产业结构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合理标准，各部门的短缺或过剩只能由市场决定。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下，把生产要素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也就是从产品相对过剩的部门转移到相对稀缺的部门，由此决定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关企业一定比政府更了解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高度分散在市场上，不可能汇总给政府做决策。竞争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发现和利用知识的过程，不经历竞争这个过程，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知识就不可能被发现和利用。如果政府比企业更了解消费者偏好，如果政府事先能知道什么产业结构最优，如果行政手段比市场更有效，那么计划经济就不会失败。因此，以政府为主体调结构往往造成无效供给偏多，有效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更加严重。我国近年来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多晶硅、电解铝、风电等行业，曾经都是政府选定大力扶持的行业。无效供给占用资源，却不能创造新的需求；而有效供给不足又使已有的需求得不到实现，从而加剧了内需的不足。
（二）价格管制使供给不能充分反映需求结构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但企业主观上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非产业结构最优。然而，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消费者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商品，生产者把资源用于能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二者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相对准确而灵敏的价格体系，形成企业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因此，价格涨落可自发引导结构调整：没有准确的价格信息就不可能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没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就不可能有理性的经济活动。目前我国一般竞争性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等领域都存在一定的价格管制，价格不能反映市场上真实的供求信息，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例如，资源性产品价格管制扭曲要素价格体系，助长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度投资，形成产能过剩。在利率非市场化的条件下，没有资金定价自的银行，自然偏爱风险较小的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因而就不可能有积极性对风险相对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结果造成国有投资盲目扩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居民内生性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
（三）需求管理过度造成产能与流动性“双过剩”面对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是，政府通过“需求管理”干预经济。需求管理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总量调控。事实证明，需求管理只能解决总量问题，而不能化解结构矛盾。合理的结构是总量扩张的支撑。如果结构合理，需求管理可以促进总量扩张；但如果结构不合理，需求管理就会导致更深层次的矛盾。这就是20世纪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前后获得巨大成功，而到70年代却陷入“滞涨”的原因。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都大力推行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在2008年后，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四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也在短期内有效应对了经济下行风险。然而，长期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需求管理过度，当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需求管理的负面效应就开始显现。这在我国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双过剩”：一方面是过度投资引起产能过剩，制造业产品积压，投资回报率低，内需萎靡；另一方面是流动性过剩，多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2008年底出台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到2010年就产生了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验证了弗里德曼的货币时滞效应。通货膨胀稀释了居民购买力，降低了实际消费水平。在物价全面上涨的同时，房地产行业成为吸收过量货币的主要资金池，导致2008年以来我国房价急剧上涨。住房成为很多家庭最主要的支出项目，在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其他消费需求被削弱。
（四）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有效需求收入是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从结构角度看，收入分配结构决定了社会基本的需求结构。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根源在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相对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较2012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国际警戒线。与工资收入相比，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更大。2008年四万亿元投资计划推出后，由于结构性矛盾导致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大量货币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价急剧上涨。高房价强化了财富的再分配效应，一方面耗尽普通市民阶层多年积蓄，严重削弱了普通家庭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导致房产开发和投机者暴富，使社会财富向少数富人阶层聚集，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巨额土地出让收益。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收入差距越大，消费需求就越难扩大。而掌握大量财产收益的富人和政府为追求更高收益会产生强烈的投资动机，因此消费与投资必然失衡。可见，收入分配失衡恶化需求结构，阻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
三、扩大内需背景下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造成扩大内需战略多年不见起色。为解决这些问题，新一轮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做到“三个转向”。
（一）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既然经济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那么调结构就不能由政府来主导，而应由市场主导，即放手让企业去调结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之发展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要明确企业的主体地位。正是无数微观个体在市场中寻找成功机会的“试错”行为，决定着产业的兴衰，探索出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这个过程尽管可能要付出很高代价，但还是比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成本低得多。这也正是我们选择市场经济的原因。一个运行良好的竞争性市场体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调整经济结构的成本。二是要完善价格机制。经济结构失衡最终会反映到价格上。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价格调整并非具有完全弹性，供给结构变化也会有一定时滞，因此经济结构会经常出现摩擦性失衡。但只要价格能够准确反映商品的价值变化，企业就会迅速做出反应，通过改变供给结构满足需求结构。如果价格调整弹性为零，那么企业就没有动力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向，经济结构必然僵化。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应通过保护产权、保证公平、提供公共服务等措施，来完善市场，提高价格调整弹性，而不是直接去管制价格。
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证券经纪业务的暴利引发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加快了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券商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生存危机。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部统计,2002年128家会员平均亏损1534万元。形成券商经纪业务这种惨烈状况的原因,除了市场周期的影响外,笔者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业内外的恶性竞争。因此,分析我国证券经纪业务竞争的形成机制和后果,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证券经纪业务陷入困境的根源剖析
恶性竞争
券商间竞争的状况与动因价格大战。券商之间的价格大战是竞争的主要形式。在2002年5月1日实行浮动佣金制之前,我国证券交易佣金管理制度是固定佣金制。所有券商都十分重视核心价值客户,认定这20%的客户为他们创造了80%的交易量。由于各券商提供的服务没有较大的区别,除了通道服务外,都是通用信息传递,咨询无特色。因此,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手续费打折。因有价格管制的存在,佣金的总体水平还是稳定在券商的保本点之上。浮动佣金制的出台,对价格大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的中小券商希望以此为契机,抢占市场占有率,于是出现了“零佣金”口号,价格大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免费午餐。为了留住客户,各营业部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以免费午餐为主的一系列生活服务,这笔开支在暴利时代或行情火爆的时期,对营业部来说是一笔小数,但到了行情清淡时期,占到了营业部经营费用的5%~10%,是营业部的沉重负担。装修攀比。以豪华装修为主的硬件比拼成为不少营业部打出的星级服务旗号,一般营业部都有500万元左右的固定资产和递延资产,每年的摊销压力非常大,占到营业费用的20%左右,加上每月的房租水电费等刚性成本,行情低迷时,自然要亏本。政策法规上走钢丝。有关法规明确规定营业部不准为客户提供融资服务,不准自行受理客户资产托管业务。但还是有不少营业部铤而走险,通过三方协议的形式变通进行。
导致竞争不断升级的原因有:券商无系统和明晰的市场竞争目标,利润不是公司唯一的经济目标,不能在利润平衡点达成妥协。券商往往是利润和市场占有率两项指标都要,时而重视前者,时而重视后者。企业数量过多。全国130多家券商都想分切已经饱和的大蛋糕,但第一名市场占有率不超过10%,前30名市场占有率之和不超过30%,在市场占有率上并没有形成垄断地位。大券商有资本和管理资产规模的优势,但在品牌认同度上没有优势,提供的咨询服务也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过多的竞争者在同一市场上,竞争无法达成妥协。客户的需求同一性太强。客户的投资主要不依赖于券商的个别研究产品,而是对消息和政策的把握。券商用品牌竞争代替价格竞争的难度很大。
产业选择
一个新兴产业诞生后,许多进入者便开始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市场地位或市场影响力,便开始了彼此之间的自由竞争。产业发展选中竞争者(选中者)还有下列原则:其一,成本越低退出越晚;其二,效率越高被选中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优秀的企业、优秀的券商应该留下来。那么,在产业的自由竞争中能确保优秀的企业都会永远被选中吗?
在现实生活中,不乏那些有创新精神、效率高、为广大客户所喜欢的企业,但很多都消失了,而那些保守、低效率、高成本的企业却因种种原因生存下来了。
因此,没有节制的恶性竞争对产业的发展是有害的,过度竞争就会使券商没有实力来进行创新。过度竞争还可能诱使券商在政策法规上进行博弈。因而竞争需要管理部门和竞争参与者共同修订规则,以求得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壁垒保护
在我国证券经纪业发展的初期确实存在暴利,使暴利消失的力量除了业内的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外,还有行业之间的资本及经营者转移,研究经纪行业的健康发展还必须研究行业之间的相互影响。暴利或超额利润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对于新的进入者有门槛和壁垒存在。根据经济学的贝恩定义:在某些行业,必然存在某种类型的进入限制,使得其他企业不能利用有利的市场状况,结果是系统性的利润大于其他行业,进入壁垒是企业获得超正常利润,不受进入威胁的因素。现阶段我国证券经纪业进入的门槛还相当高,这也是当前许多券商处境艰难、但还能生存的原因。
暴利消失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证券业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这种壁垒也在慢慢冰释,社会环境又在从另一个方面对证券经纪业的超常利润进行侵蚀。
这种超常利润的消失过程规律,在西方经济学中称之为租金耗散假说,许可证制度使先入者或在位者获得了一种租金,竞争使得租金趋于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把这一过程描述为产业利润的平均化过程。资本的属性是追逐利润,行业间的资本转移会使利润在行业间趋于平均化,即社会资本得到水平大体相同的利润。行业间的不同资本或资本代表人进行反复的较量,最后或合作或替代,分享了这些超额利润。
因此,业外的资本和其他市场参与者通过不同的途径参与证券经纪业务的竞争,必将使该行业的利润水平降至行业平均水平。因此,传统的券商必须寻找新的利润空间和赢利模式。
证券经纪业务发展的整体趋势
面对市场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所带来的冲击,券商的高利润时代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化转型和更加激烈的专业化竞争,目前的同质性金融服务与粗放式的经营模式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经纪业务的竞争模式由价格竞争向服务竞争过渡
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客户需求趋于个性化、复杂化,证券经纪业务将经历从价格竞争到产品竞争再到服务竞争的变迁。在服务竞争阶段,营销和服务成为核心竞争要素,各主要券商在前期积累的客户服务经验的基础上,纷纷建立起健全的客户服务体系和客户管理机制,从而为主要客户提供系统完善的服务。
营业部由交易通道向金融超市转型佣金市场化及进入壁垒不断降低给传统的营业部模式带来严重挑战,营业部作为交易通道的价值迅速下降,而客户对交易的安全、便捷性及服务的个性化、专业化要求却不断增加。这就要求营业部由传统的通道提供者转变为客户资源开发和服务中心,为投资者提供综合性、个性化和专业化的服务。同时,营业部的存在模式也将发生转变,由中心营业部、证券服务部、技术服务站、网上交易服务站等服务网点组成的虚实结合、层次多样、布局合理的立体营销网络组织将取代单纯的营业部模式,成为经纪业务营业机构的主要形态。
以证券经纪人制度为核心的营销组织模式日益成熟证券经纪人负责市场开发和客户维护,是证券经纪业务与客户接触的第一线人员。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要求券商在经纪业务中必须注重客户资源开发和维护,这就使得证券经纪人的地位日趋重要。西方券商借鉴了保险人制度的成功之处,普遍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经纪人制度,通过经纪人为客户提供财务计划书、为客户投资交易各种金融工具提供便利、提供及时的金融信息资讯、根据客户的风险偏好提供投资组合等高质量的经纪服务。随着我国券商在经纪人管理机制、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方面的探索日益成熟和深入,证券经纪人在券商今后的经纪业务中将会逐步承担现有证券营业网点的职能,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客户关系管理将成为客户服务的重要手段客户关系管理就是在理解不同客户、不同需求的情况下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它是通过优化的管理方法对客户进行系统化的研究,通过识别有价值的客户、客户挖掘、研究和培育,改进客户服务水平、提高客户的价值和忠诚度,同时达到缩减成本、寻找新的市场和渠道、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的目的。为使对客户的管理逐步迈向规范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很多券商正在努力开发和建设自己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以期提升客户服务能力。
管理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利润平均化凸现了科学管理的重要性,在经历过价格战的阵痛之后,我国券商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管理模式,并通过流程重整、技术革新实现低成本扩张。
实施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流程重组与经纪业务职能转型相适应,经纪业务的管理模式开始转型,对传统经纪业务实施流程再造,实施以客户、市场为导向的流程管理将是证券经纪商的又一发展趋势。具体而言,业务流程的重组包括客户资源开发流程、客户维护和管理流程、产品供应流程等内容。客户资源开发的核心就是要充分重视客户需求、进行营销观念的创新、形成业务特色以达到获得客户资源、吸引增量客户的目标。客户维护和管理流程则要求根据客户交易行为特征来细分客户群,对客户资源进行分级分类的维护和管理,让客户满意并留住客户。产品供应流程则为目标客户提供更多真正满足客户需要的产品或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务流程重组将有效延伸经纪业务价值链,证券经纪商的投行、研究、理财等各业务部门与经纪部门之间的联系得到有机整合,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不断加强,经纪业务也将由单纯的通道服务向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产品、理财产品以及咨询产品的综合转变。
集中交易模式将逐步取代分散交易模式传统券商经纪业务基本上是一种基于营业部的分散交易模式,每个营业部相互独立、不仅公司资源难以利用、成本较高,而且风险难以控制。推行集中交易模式将各营业部的后台系统统一起来集中处理,为证券经纪商构筑一个整体的交易平台,改变证券经纪商内部营业部相互分割的经营形态,各营业部共享各种资源,形成整体优势;同时集中交易也将改变营业部的功能,使其由交易、清算、托管、营销于一体的功能定位向营销、客户服务的服务中心转变,并大大降低证券经纪业务的运营和管理成本,有效控制风险。但由于集中交易投资巨大、技术要求较高,券商推行集中交易也往往采取渐进路线,因此现阶段,集中交易、区域集中交易和分散交易模式并存的局面将继续维持。
技术创新的发展使经纪业务的形态由现场交易向非现场交易转变非现场交易特别是网上交易的出现,大大突破了传统经营中地理区域的限制,能有效降低券商的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使券商间的竞争进入一个崭新的起点。各券商在整合和压缩有形证券营业网点的同时,纷纷加大以网上交易为主的非现场交易拓展力度。目前网上交易发展迅速,在某些证券经纪商的经纪业务总额中已经占到35%以上,而柜台交易等现场交易的比重则持续下降。非现场交易的工具和手段也呈多样化发展态势。
一、引言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合理划分经济区域，无论是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断，还是对经济的更好协调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对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研究起步较早。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弗（Edgar.M.Hoover）指出：“把区域视为一个聚合体，可以减少所掌握和处理的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区划方法主要是聚类分析法。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区划的研究主要有：遵循全国生产力分工的区划模式。刘再兴(1985)把全国划分为六大一级经济区；胡序威(1994)将全国组合成六大经济区；邹家华(1996)提出了七大经济区的划分；厉以宁(2000)给出了现行的中国经济区域打破省、市、自治区的界限，以专区或县为单位的区域划分结果；在《中国发展研究报告》（2003）一书中，作者将中国大陆划分为经济区。顾朝林(1991)提出了九大城市经济区；杨建荣（1996）中国分为“都市圈”；王建（1996）提出到2010年在我国建设“九大都市圈”的设想。总的来看，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
本文在对经济区域划分时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各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分值，再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划分，最后确定最佳方案。
二、经济区域划分指标体系的构建
1、指标评价体系设立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省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用一两个指标全面地反映出来。因此，需设置相应的具体指标来反映各方面的具体效果，从而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2）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择、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的计算与合成，必须以公认的科学方法为依据，这样才能证明分析结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3）可操作性原则。指标的选取、相应指标量化的计算与合成、体系结构的建立应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数据资源要便于获取，准确可靠，尽量利用现存数据和已有的规范标准，以便于计算。
2、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构建原则，主要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基础设施以及能源优势四个方面，通过12个单项指标构建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基本框架。
（注：①交通便利指数=（运输线路总长度/地区土地面积）*（货运量/货运周转量）②资源综合优势度=（资源数-地区数-资源排名之和）/（资源数?鄢地区数-地区数）；资源包括：水、煤、石油、天然气。）
三、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方案设计
1、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中国是国内地区间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和社会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东部沿海省市在全国所占比重过半，并且增长速率也比较大；中部六省所占比重约为1/5；西部省市所占比重不足1/5。
2、经济区域划分的原则
区域划分既要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方便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中国的区域划分应该遵循以下原则：（1）地域相邻。在空间上应互相毗邻，自然条件相近。保持行政区域的完整，同时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积聚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民族自治区的完整性。（2）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各成员在经济上联系密切或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社会结构相仿；（3）中心城市。城市具有组织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每个经济区至少应给有一个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4）规模适度。每个区域的成员个数不宜过多，规模过大则不利于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
3、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具体方案设计
中国经济区域划分方案设计的总体思路为：先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各省市每个层次的因子得分，然后采用距离聚类的方法遵循以上划分的原则得出经济区域划分的结果。之所以没有采用把四个层次的因子综合计算得出综合得分的方法是因为把四个层次的因子综合计算得分的时候，由于像GDP这样的因子在诸成分分析计算时所占的比重较大，这种计算方式会忽略所占比重较小的因子如：自然资源的对衡量省市实力的影响，但是这个因子在衡量省市实力的时候又是不可忽略的，因而，本文采用分层次计算因子得分的方式得出各省市在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基础条件和资源优势的得分。
本部分共选取了全国31个省市作为样本，收集了2000-2004年各省市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对原始数据的分析采用SPSS14.0软件实现。数据的标准化最常用有两种方法，一是平均数法，一是中位数法。这里就截面数据而言，采用平均数法，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从表二所描述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看出综合竞争力评价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每个方面的因素又是由若干因素决定的。对照该表，我们建立了由两个层次的因素所构成的综合评价因素集，即第一层次的因素集为U=｛U1,U2,U3,U4｝，第二层次共有4个子因素集，它们分别为U1=｛x1,x2,x3,x4,x5,x6,x7,x8,｝，U2=｛x9，x10,x11,x12｝，U3=｛x13，x14,x15,x16｝，U4=｛x17｝。
对上述指标的数据采用SPSS14.0分析，可依次获得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共同度、方差贡献率和正交因子旋转矩阵（详见附录），样本数据全部有效，最后算出各层次因子的得分。
然后采用距离聚类方法，根据以上划分原则，考虑到目前各种划法的弊端，我将中国大陆分为如下七个区域：
第一组：新疆，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西，青海，宁夏
第二组：，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
第三组：北京，天津，河北
第四组：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第五组：广东，福建，海南
第六组：山东，江苏，浙江，上海
第七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
以上各组的中心城市分别为：西安、重庆、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沈阳。这里有如下几点说明：一是由于内蒙古省东西绵延距离较远，结果把该省分划为东西二部分，分别与地理位置接近的省份合并为一组；二是传统观念上认为的中部不再包括山西省，而是将该省与西北部的省份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三是在分析的过程中，河北省理论上的结果应与湖南、湖北等省份划分在一个区域，但考虑在现实发展中，中部地区的区域面积过大，不利于其发展且河北省本身就与北京、天津二个直辖市地理位置上包容在一起，故在确定最后结果时将该省与北京、天津组合成一个新的区域，以北京为中心城市。
四、结论
鉴于目前关于中国区域的各种划分方法存在诸多弊端，本文在了解西方和我国经济区划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基础上，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金融角度，对我国经济区划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建立了经济区划的理论和方法模型，并经过实证分析，提出了划分中国区域的一种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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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中间性经济组织无论是哪种联合模式，均是企业和市场进行的交融，最终形成边界模糊不清的经济组织。中间性经济组织必然是以中小企业组织形态为主的温州模式的发展方向。
温州中间性经济组织形式归纳为以下三种：第一，在温州制鞋、服装、工业电器、汽车摩托车配件、打火机、眼镜以及灯具等行业广泛应用的虚拟经营；第二，介于纯市场和层级两种组织之间的企业集群，它比市场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借助于这种特殊组织结构，小企业之间建立长久的交易关系且不一定以契约来维持，而主要通过信任和承诺来进行协作，从而获得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第三，包括契约式与股权式的战略联盟。契约式的战略联盟在温州柳市发展最具典型，柳市的323家低压电器公司联合起来，先后在全国320多个大中城市，230个县级行政区设立了进行统一的销售子公司、分公司和门市部，在18个国家、地区开设直销点、销售公司，既避免自相残杀，又为各企业产品的销售和企业形象的树立提供了保证，以致发展成股权式的战略联盟，诞生今天的德力西集团、正泰集团和新华集团等大企业。
温州中间性经济组织的竞争优势
中间性经济组织根植于温州文化获得蓬勃发展势头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多数温州人没有受惠于计划体制的好处，没有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可供依赖，不同程度地需要自谋出路，从而养成一种独立性与自主意识。这种独立性、自主意识使得温州人较之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多的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具有强烈得多的创业倾向。在全国各地的160万温州人大都采取独立经营的形式。早期的温州老板的创业精神被归纳为：可以当老板，也可以睡地板。温州人的“市场精神”是丰富的，他们对潜在获得机会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从大人到小孩都会非常娴熟的讨价还价。
中间性经济组织就其特长来说符合温州的文化传统。通常认为，温州人较早具有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由此追溯到1600多年前永嘉学派“事功”的文化传统。永嘉学派曾提倡“功利并举”、“农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务农和经商一样重要，批评封建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重农抑末”思想，强调实际的经济利益，重视流通。这一文化历史的渊源使得温州人比较注重功利。在国内，温州人较早放弃了传统的小农经济而从事工商业，以分散个体的决策来使分散的稀缺资源得到更有效运用。
中间性经济组织是指介于纯粹的市场交易和完全一体化之间的各种联合形式。其特长可以分为：成员企业各自具有独立性。这点比较符合温州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文化特点，各企业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各自应付剧变的环境。由于确保了各个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各企业就有可能充分发挥其独创性，就这点而言，比较适合温州企业的市场观念。中间性经济组织的成员企业之间仍存在着竞争，这种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能促使企业仍保持着较高的生产经营效率。与垂直联合企业相比，由于企业相互负担较轻，可以减少温州中小企业应付环境变化的脆弱性。
中间性经济组织节约家族企业交易成本
中间性经济组织交易成本比较低。市场交易存在着交易成本，为了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可以利用企业替代市场的方法。作为温州的家族企业，选择企业替代市场的纵向一体化会增大企业内要素交易成本与管理费用，有可能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与竞争力的衰退。为避免减少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产生的问题与节省交易成本，让某些资源禀赋差的部门和效能弱的功能从企业内部分离出来，将企业的某些功能外部化，仅留下企业最有优势的核心功能，这是温州企业的一种普遍做法，这种组织内部的交易可以减少交易成本。
中间性经济组织特点，决定了它在温州企业目前现状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能够实现总成本最低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能力是企业获得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的基础，它是一组技能和技术的集合体，是各种知识和组织能力的总和。温州民营企业通常规模不大，往往很难与国内外大企业抗衡；发展中的民营企业的扩张愿望迫切，而本身资本集聚又十分缓慢；企业在开拓新的市场领域过程中，彼此需要对方互异的核心能力，以形成更大的合力，这就促使双方建立战略联盟合作关系，聚合彼此的核心能力。
在温州古典家族制企业里，以“家长”为核心的企业制度能够有效地保证企业重大决策的效率。家族内部成员之间血缘关系也有助于化解各职能部门间的利益矛盾。但在企业发展后期，这时企业的规模扩充的冲动增强，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内部协调费用增加，原先利用伦理规范进行管理的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反而增加了交易成本。
中间性经济组织在温州民营企业固有的矛盾中找到自己生存空间。它既能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资产专用性来降低生产成本，又通过一体化形式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了交易成本的最低。
中间性经济组织推动了家族企业向社会开放产权的进程
中间性经济组织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家族经营与现代企业制度中找到一种比较好的结合点。通过采取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企业集团化、企业战略联盟等形式，虚拟企业实质上是企业产权在创业家族成员以外的全社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它可以实行以小博大，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在使得企业利益相关者得到更多剩余的同时，却没有人为此受到损失。这一产权重置可以看做是一个“帕累托改进（Pareto-promotion）”的过程。它无需在家族企业内部进行较大的变革――因为变革会带来交易成本，企业要为此支付巨大的交易成本。
合作竞争型中间性经济组织发展趋势
温州家族企业间的联合往往趋向于战略联盟形式
温州大企业之间趋向于建立战略联盟，这是由于温州独特的文化使然，温州企业家合作精神不强，因而那些具有资源互补性的民营大企业之间，采取战略联盟形式，比购并或建立企业集团更为现实。
温州家族企业间的联合往往借用企业集团的外壳，其实质仍然是战略联盟。战略联盟不是依靠所有权关系的扩张，而是通过优势互补的“共生”方式，达到实际扩大企业边界的效果。表面看来，温州的企业集团都有以资本为联结纽带的层次结构，像“正泰”、“德力西”、“天正”这类企业集团都是以品牌为核心，资产为纽带，进行兼并联合，子公司技术上独立或半独立。但温州所谓集团公司控股甚至持有全资的紧密层企业，其实使用的基本上是自己原来的车间厂房，而作为独立法人加入集团的其他半紧密层或松散层企业，与核心层之间很少存在以资本为联结纽带的关系。前不久包括四大中国锁王在内的8家锁具企业联合组建了中国最大的锁具企业――温州市强强集团有限公司，从企业联合的法律地位和产权关系来看，这些企业集团只是有分寸的联合，因而更接近于一种虚拟一体化的战略联盟的形式。
在温州企业集团内部，股权和契约构成了企业集团二元的联结纽带。契约关系性质维持的企业联合，其稳定性明显不如资本投资性质的企业集团。因为这种通过契约联结成的企业集团所体现的是一种经济伙伴关系。通过股权结构确立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具有一定科层制性质（控股关系），又具有一定市场交易性质（独立企业）的企业集团。通过一定的组织协调较好地克服了企业间市场交易成本，也节约了组织成本。这种安排是基于充分发挥科层和市场的优点和充分体现效率的考虑。
温州企业集团发展采用的中级一体化，集团组织内部的既有科层、又有市场的组织形式是组织经济的客观规律为自由开辟的道路。温州目前的企业集团发展的这一方向看，相对于古典企业能降低部分生产成本，相对于单纯的契约关系性质维持的企业联合，也能节约部分市场交易成本。通过合作，企业间知识形态的资源进行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形成组织间的学习，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温州的中小企业通过组织功能的虚拟走向虚拟一体化
温州早期的分包企业与发包企业之间是以承包契约为联结纽带的，两者的市场地位存在着不对等性。随着虚拟组织的发展，温州企业的战略外包将发展成为虚拟一体化组织，其发展方向由原先的靠近市场协调到更靠近组织协调。
虚拟一体化是市场形态向企业形态演进的一种组织形式。但随着分工的发展，分包企业拥有了独立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规模也逐渐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单位生产费用逐渐降低，具备了与发包企业相抗衡的力量，于是分包企业和发包企业的市场地位就对等了，都变成了整条产业价值链上的模块制造单元，从而必定走向虚拟一体化组织。
温州中小企业向虚拟组织转变，要经过若干循序渐进的蜕变过程。首先中小企业的内在功能要核心化，即企业在功能上的单一化、专长化。功能核心化需先确定企业核心竞争力。在确定的过程中，一方面结合核心能力的特点，另一方面结合市场竞争状况和产品组合分析。核心竞争力确定以后，在资源分配的调整中，逐渐向核心竞争力方向倾斜。其次，建立企业运行的网络平台，包括协调分散化关系的企业信息网络，物流网络，以及体现彼此合作规则的契约网络。
“地方法团主义”的采用将推动集群化企业快速成长
通过政府的推动来实现的集群发展，被归结为所谓“地方法团主义”，如成立行业协会或商会、营销协会、采购协会等合作化组织。当集群发展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时，大多数企业是靠模仿学习获取资源能力的，自身的技术设计工艺质量控制等能力都处于较低级的水平上。随着市场的发展，要求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提升质量和服务上有更高的能力。这往往是单个企业难以做到的，这时集体行动和政府与市场的组织就成为企业发展更为重要的方式。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温州的行业协会的作用日益突出。目前，自律管理在温州市行业商会中得到普遍推行，行业商会在市场开拓、服务维权上也起着十分重要作用。随着竞争的进一步加剧，行业商会在强强联合、整合团队力量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政府的作用不在于替代市场，而在于增进市场。从这方面看，政府应该通过研究制定产业规划，按照现代物流理念完善基础设施网络，保证生产要素的供给，完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整顿与规范市场秩序，创建企业集群发展的良好环境。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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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经济学的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
区域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空间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综合性应用科学。不同于其他课程,区域经济学的特殊性在于该课程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综合性。其应用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参与政策讨论与实践评估,并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展政策参与的领域;另一方面,表现在不断拓展的国际化视野,即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中国的区域发展以及各种区域经济问题,从全球竞争的角度提出区域经济的发展道路和政策。就其综合性而言,则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学不同于其他以单一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科,而是以特定的空间为研究对象,并且所有的经济现象都会在这一空间发挥作用,必须研究在各种经济现象的交互作用下,区域经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整体的一般发展规律。
区域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深入理解区域经济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区域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具有对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能力,制订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方针政策的能力,从事区域经济管理工作的能力,为学生今后更好地从事相关科研及管理工作奠定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建设做更大的贡献。因此,如何在教学中改革和创新本课程的教学模式,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是从事本课程教学的教师必须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二域经济学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内容滞后化。
根据我们对全国15所重点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授课情况的网络调查,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学教学内容严重滞后于现实发展需要,具体表现在:一是习惯采用相对稳定不变、具有统一标准的教材。在所调查的15所高校中,有11所高校7年内没有更换过新教材,至今所使用的教材还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内流行的那些版本。二是缺乏系统的教学内容框架。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学大多是围绕实际问题与任务进行对策性研究,缺乏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造成该课程教学长期以来停留在“浅显易懂”的水平上。三是教学内容界定不清。对于不同教学对象的教学内容安排过于笼统,造成授课重点不明确,教学内容选择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2.教学方法和手段单一化。
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大多数教师习惯于“满堂灌”甚至“填鸭式”的课堂讲授,多年来一直沿续着“一本教案、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传统,而学生则全盘接受甚至死记硬背,其结果是“学生上课记笔记、考试记笔记、下课全忘记”。导致上述情形的原因固然有学生的主观因素,但更多地出自教师教学中的“僵化、“零散”、“固守”:所谓僵化,即将教学内容当作僵化的教条和现成的结论进行灌输,缺乏具体化、直观性;所谓零散,即只重视对每一章、每一节的知识点进行讲解和传授,缺乏将不同章节的内容融合贯通,导致学生对知识点理解的片面和孤立;所谓“固守”,即只重视对课本规定内容的分析,较少关注经济现象的变化及学生关心的实际问题,教学的实用性不强。
3.教学考核方式片面化。
尽管建立教学考核制度已得到普遍共识,但是现有考核方式却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学考核目标错位。对教师往往简单采用一系列量化指标给教师“打分”、“排序”,很少关心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优势与潜能等方面;对学生则只是关注学习成绩的高低,功利性倾向比较明显。二是教学考核主体单一。对教师的教学考核只看学生的意见,对学生的学习考核则是教师一个人说了算,双方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在基于共同利益下达成互利串谋,从而使教学考核结果失真。三是教学考核过程简单化。考核方式基本上是通过期末考试形式进行的,缺乏对学生学习过程、投入状态和平时学习成绩的考评。
三区域经济学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的具体途径
1.优化教学内容,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
精心设计和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根本保证。根据区域经济学的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区域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三大部分。
(1)理论基础。综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现代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规模收益递增与不完全竞争;非均衡力及循环累积因果律;市场开放度强化要素流动性;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和结构优化的内生化理论;产业份额决定国民收入地区分配;二元结构与城乡联系理论等。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应特别关注博弈论、内生的增长理论、后福利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充实和建构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引领学科发展的前沿,以深化课堂教学的理论价值。
(2)应用。区域经济学本身是为了解决实际中区域问题而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区域经济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逐步凸显出来,区域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展。宏观、中观领域里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包括区域发展模式、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城乡统筹、地方产业集群、区域创新体系、城市竞争力、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区域分工与合作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等诸多方面;微观领域研究则涉及企业区位选择、企业迁移、企业组织以及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与合作等经济活动,使区域经济学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更加广泛和深入。另外,近几年来中央政府陆续制定的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改革试验区建设等一系列区域性政策措施,也使区域经济学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更加广泛和深入。
(3)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官方统计数据的大量公布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区域经济学研究逐步走向计量化,强调运用数理模型方法对区域活动进行定量分析,特别是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大发展,近年来区域经济学中空间计量分析的应用越发增多。同时,决策科学、复杂系统理论、计算机信息处理和智能化技术等最前沿的科技成果也不断地被引入到区域经济分析之中。
2.强化实践型教学,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类课程,成功的区域经济学教学应强调实践型教学,注重互动教学、案例教学、模拟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实现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
互动教学的实质就是由传统单向被动的灌输型教学转变为师生间互动交流与研讨,从而引导学生运用课堂所授知识去解释现实经济问题和验证理论模型的合理性。开展互动式教学,不仅可以督促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学会从多角度看待问题的辩证思维,培育批判、研究、质疑的能力,而且也可以检测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把握程度,适时解决学生在学习中的疑问,启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
案例教学是区域经济学教学中一种十分有效的教学方法。在具体运用中,一方面,要注意教学案例选择的现实性、典型性、综合性和动态性,其案例应该是对现实热点问题和学生们普遍关心问题的提炼和总结;另一方面,案例教学互动的组织形式可多样化。既有安排学生独立完成的个人案例,也有学生之间合作的小组案例;既有书面的案例分析报告,也有口头的案例讨论等。
模拟教学近年来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开始得到关注。通过模拟教学使学生学会如何确立区域发展目标,如何捕捉区域发展非均衡状态下可能产生的有利或获利机会,如何有效率、低成本地去广泛组织实现既定目标所需要的资源,以便最终实现既定目标,让学生如同身临其境地体验区域发展变化规律,进而灵活地做出区域决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判断决策能力和合作协调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他方法的局限性。
3.实施教学手段多媒体化,着力提升教学效果。
开展多媒体教学对提高区域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即可以运用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文字、图形、影像、语音等方式来演示教学内容,代替传统的单纯依靠老师讲授和板书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使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创造空间;可以通过多媒体图形、动画的屏幕演示,将区域经济学中许多抽象的概念、枯燥的理论、复杂的逻辑关系直观、清晰地表达出来,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可以将大量原来需要在课堂内进行的板书工作通过课前制作的教学软件演示出来,课堂的课余时间增加,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讲授和组织教学活动。
但是,多媒体教学的运用并不等于完全否定传统教学手段,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将两者有机结合,发挥各自所长,弥补各自之短。具体来说,一要遵循目的性、最优化原则。即多媒体手段和内容的选择,必须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学教材,针对教材中的重点、难点进行选定,当用则用,不适则弃,讲究实效,切不可为追求时尚,不顾教学的实际需要而盲目使用,否则适得其反,弄巧成拙。二要注意多媒体技术选择与组合的最优化。即根据区域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去选用合适的多媒体技术,既要注意选择效果最好的来运用,也要考虑它们能否优化组合的效果,充分发挥各种多媒体技术的最大效能,更好地为课堂教学服务。三要注意多媒体教学的反馈。即教师必须控制多媒体教学过程的各种因素,及时准确地接受学生的反馈信息,适时调整教学内容、方法和进度,优化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
4.完善教学考核方式,保障教学效果。
教学考核应涵盖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两个方面,二者都不可偏废。在对学生学习的考核方法上,应建立以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为基础,以综合运用能力为重点,以学习态度为参照的综合评价体系。具体可采取笔试、口试、作业、讨论、考勤等多种形式,其中笔试、口试主要考核学生对教学基本内容的掌握程度,讨论和作业主要考核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记录提问、发言、出勤等情况主要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另外,根据区域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考核方式中应特别加入社会实践的环节,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承担校内外的科研、设计、调研、咨询和服务活动,培养学生利用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在对教师教学的考核方法上,则要着力改变目前简单地由学生给教师教学打分的做法,注意结合其他一些方式如教师互评、教研室集体听课、督导组听课等,广泛参考多方面主体的意见,增加考核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同时,在考核过程中,应注重营造公开、透明、民主的氛围,各方共同参与、民主协商,通过充分的交流与沟通,共同找出教学中存在问题以及未来改进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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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模式的转变，高等院校也承载了多元化的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都是高校肩负的历史使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文件提出，高校教学要以“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为育人目标。在此目标与任务的指导下，作为人才市场提供方的高校已经不再是闭门研究教学的象牙塔，高等教育要与经济发展接轨、高等教育与回馈社会的观念已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
一、区域互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企业与学校属于不同的系统领域，其管理机制、运行方式差异很大，所以企业与高校联合培养的模式中，也应该职责分明、发挥各自专长，统一培养目标。
(一)依据行业企业人才需求修订培养方案。培养方案是高等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蓝本，依据培养方案可进行课程体系的搭建、教学方法的组织实施等。
1．培养方案实行校企培养的对接。随着行业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高校的培养方案中不断出现知识体系陈旧、课程重复、与行业脱节等情况出现，结合行业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人才需求，对现有的人才培养方式进行深入研究，剥离冗余部分，重新梳理课程体系，确立评定标准，做到企业需求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一致性。
2．引入企业参与课程改革。在进行培养方案制订、课程改革等工作时，引入企业资源，及时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结合企业开发产品的流程和特点进行培养方案的调整，并将毕业设计环节纳入企业产品开发，使专业的教学始终与社会、企业同步，并鼓励学生进入企业实习，深入了解企业对设计人才能力的需求和设计行业发展的现状，从而指导自己今后的专业学习方向和目标。
(二)校企合作，完善人才培养质量监控。培养方案的实施情况与人才培养的效果息息相关，所以需要对校企合作的筹备与日常运转进行定期检查与评估，保障教学质量及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校企合作的全面开展，就是企业对高校的运行情况、管理水平有知情权，与此同时，对高校的管理体系、考核方法及考核结果有参与和评价的权利。企业对高校的关注与监督，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教学基础设施的监督。教学基础设施包括办学硬件设施和办学软件环境，硬件条件包括教学用房、实验室面积、图书资源、网络资源等，这是学生学习环境的直观体现，社会公认的评价较高的学校，不仅是设施先进的硬件条件，更应具备促进学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创造性思维和适应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优良的校园氛围，只有硬件软件相辅相成，才能称之为高水平的大学。
2．对高校办学过程的监督。办学过程包括学校为实现人才培养等功能而开展的各种活动，如专业发展规划设置、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研究活动的组织等。办学质量是在办学过程中生成的，可以说，过程决定结果，有什么样的过程，就会有什么样的质量。
3．对办学质量的监督。学校学科与专业的设置情况、各专业的生源质量、招生规模、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如何建立、学生考试通过率、督导检查工作如何组织实施、学位授予率、毕业生就业率等等一系列数据，都是社会各界特别是相关行业协会迫切需要了解的指标体系、也是学校日常教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内容。
二、校企联合，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
实践教学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通过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工程思维和实践能力，使学生在完成学业进入企业的工作领域后，能够更快地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所以，实践环节是高校与企业人才培养对接的核心环节。
(一)构建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校企合作过程中，高校教学管理与企业生产管理的有机结合，能大大促进教学管理水平的提升。譬如，应用企业管理的SMED(快速换产)方法优化实习流程就是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实例。众所周知，安排学生校外实习需要专业和教师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由此造成近年来高校学生校外实习日益减少，实习质量无法得到保证，走过场的现象越来越多。对此，高校在优化实习管理中，吸收借鉴公司的SMED法则，优化实习时间、场所和内容的安排。这种方式打破原来僵化的、校内外实习分离的实习安排，利用互联网、多媒体技术进行实习内容的重新分类组合，让学生更详实全面地了解企业生产环境、生产流程、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体会到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差异。该方式的应用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在保证实现实习目标的前提下，教师花费在路途上的时间大幅度减少，学生到企业实习前的准备更为充分，实习的目的性更强，校外实习基地的功能也可以集约利用。高校紧密联系企业，建设一批产学研合作服务基地，推动产学研对接，完善资源共享机制。高校常常会应企业的需求，依据行业发展特点和专业知识体系，开展面向企业员工的岗位技能培训，提升企业职工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鉴于企业技术人员经过长期的实际操作，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高校也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源，聘请企业人员参与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教学过程指导，或直接聘任企业人员担任学习实践课程兼职教师，壮大论文学习实验教师师资队伍，也提升了实践教学水平;高校教师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也是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实践教学基地的建立，选派教师深入企业学习，也是为教师搭建提升实践能力的广阔平台。
(二)坚持多形式、多渠道开放办学模式。随着高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学生融入企业增强实践能力的模式日趋丰富。目前很多高校尝试实行了“3+1”的本科教学培养方案，即学生在校课堂理论学习时间由原来的七个学期调整为六个学期(即三年)，将毕业设计环节由原来的一个学期调整为两个学期(即一年)，学生利用一年的时间，融入企业理论应用于实际，提升综合实践能力;部分企业为提高行业的整体研究水平和竞争实力，邀请高校学生参与模拟项目的研究，进入企业工作室，利用企业真实的研究环境，理论应用于实践，既完成了毕业设计学习任务，又增强了实践能力，提升了就业竞争力。高校充分利用区域经济优势，与相关企业达成长期合作协议，建立高校实践教学基地。学校依托企业实践教学基地，开展主题系列科技创新活动，将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落到了实处。如“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第二课堂学分、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学科竞赛等，都是以科技创新活动为载体，开发和培育学生创新潜力，以学分细则监控各项活动开展的效果，将企业实际课题纳入此类活动中，拓宽实践教学的范围、更新实践教学的手段，引导和鼓励学生真题真做，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让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去。综上所述，高校融入区域经济，企业借鉴了高校先进的理论技术水平，高校享受了企业丰富的实践经验，校企之间文化融合对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高校培养创新能力佳、实践能力强的优秀人才提供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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