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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ningsManagementinListedCompanies
QIAN-Heying
(WanbangAccountantOffice,Lishui,Zhejiang324000,China)
Abstract:Earningsmanagementmeanstocontroloradjusttheinformationofthefinancialincomeinthereportinordertomaximizetheinterest.Theaimsaretoobtaintheprivatebenefit,collectcapitals,escapetaxes,obtainpoliticalcapitalsandevadetheobligationsofcontracts.Earningsmanagementhasvarioustype,anditcanbekeptawaythroughperfectingtheaccountingregulations,enhancingtheauditingandcontrolandsoon.
KeyWords:EarningsManagementMeaningAimMeasures
一、盈余管理的涵义
盈余管理是目前国外经济学和会计学广泛研究的课题。对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从以下两个权威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基本涵义。一是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William·K·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另一是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Kathehne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根据以上两个权威性的定义，可以看出，盈余管理主要具备这样一些涵义：第一，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它包括经理人员和董事会。尽管经理人员和董事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企业会计政策和对外报告盈余都有重大影响，企业盈余信息的披露由他们各自作用的合力所决定。第二，盈余管理的客体是企业对外报告的盈余信息(即会计收益)。在雪珀的定义中，盈余管理不仅仅指对会计收益的调整和控制，而且包括对其他会计信息的披露的管理，但是对会计收益以外的财务数据的操纵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所具有的经济后果相对而言要小得多。如果将其纳入盈余管理的范畴反而会影响对盈余管理本质的把握。第三，盈余管理的方法是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综合运用会计和非会计手段来实现对会计收益的控制和调整，它主要包括会计政策的选用，应计项目的管理，交易时间的改变，交易的创造等。第四，盈余管理的目的是盈余管理主体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又包括管理人员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董事会成员所代表的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综上所述，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GAAP(或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二、盈余管理的目的
对盈余管理目的的剖析可以从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与其具体目的两个层次来了解。
1.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
毫无疑问，企业盈余管理的终极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获取私人利益。一般认为，通过盈余管理获取私人利益的主体是掌握企业管理权的高级雇员，包括总经理、部门经理和其他高级主管。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制企业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基础的，公司的大股东可能并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真正掌握管理权的往往是公司的高级雇员。由于管理者与股东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他们都有各自的小算盘。因此，委托--关系一经建立，"道德风险"、"信任危机"等问题也将随之产生。为使二者的目标趋于一致，委托方(股东)通常采用业绩--报酬激励的方式来促使管理者尽最大努力工作。
管理激励机制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使管理者的管理活动迅速向股东的目标靠拢；另一方面，它又使管理者更积极地谋求任期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包括报酬最大化、更多晋升机会等。为此，管理者就有动因采用盈余管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净利润低于奖金方案的下限，管理者就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净利润。这样，下一年度得到奖金的概率就会增加。相反，如果净利润高于奖金方案的上限，管理者在计算报告利润时就会尽量去除超过上限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利润得不到奖金。只有当净利润在奖金方案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时，管理这才会有增加报告利润的动机。此外，管理者在卸任之前通常会选择有利的会计政策调增报告利润，以获取最后一次高额奖金。同样，业绩较差的企业管理者在任期将到时，为防止或推迟被解雇，也会利用盈余管理来粉饰真实业绩。但是，一旦管理者的变动得到确定，管理者便可能降低当期利润，以增加未来盈利的可能性。在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中，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获取个人利益的目的的可能性更大。
管理者报酬与会计利润挂钩的制度原本是用来消除股东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危机"，但实施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非但没有消除危机，反而加深了危机。最终的结果是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获取了巨大的私人利益，而股东、底层雇员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受害者。
2.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
管理当局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的，在实施盈余管理过程中又会有一些具体目的。与其终极目的不同的是，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一般是以促进企业发展为中介，以达到公司规模扩张之后管理者报酬的增加、在职消费层次的提高以及政治前途的发展等终极目的的实现。盈余管理的具体目的一般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筹资目的。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直接目的就是筹资，当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时。《公司法》对企业有严格的规定，如必须在近三年内连续盈利，才能申请上市。为达到目的，企业便采用盈余管理，进行财务包装，合规合法地"骗"得上市资格。同时，经过盈余粉饰的报表还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股票定价。再如上市公司准备配股的时候。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文件规定，公司"最近三年内净资产收益率每年都必须在1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略低于9％"。为了达到配股及格线，上司公司便会积极利用盈余管理调整净资产收益率以达到配股的目的。
二是避税目的。公司盈余管理的避税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合理避税"之所以成为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税法体系还不十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颇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司管理者在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的选用上有较大的灵活性。比如我国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同时又规定了两档照顾性税率，对企业管理者而言，税法的规定便为其开展盈余管理提供了弹性空间。管理者会通过选用适当的会计政策和方法调减应纳税所得额，从而有资格按照顾性税率缴纳所得税。
三是获取政治成本的目的。政治成本是指某些企业面临着与会计数据明显正相关的严格管制和监控，一旦财务成果高于或低于一定的界限，企业就会招致严厉的政策限制，从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为了避免发生政治成本，管理者通常会设法降低报告盈余，以非垄断等形象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如微软公司就曾通过递延确认实际所得收入来下调盈利，以逃避美国反垄断机构的指控。
四是规避债务契约约束的目的。债权人与企业签订债务契约是为了限制管理者用债权人的资产为企业获利但却有损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通常包含一些保证条款以保护债权人利益，如不能过度发放股利、不进行超额贷款、计提一定比例的偿债准备金等等。有些商业银行甚至规定不得向亏损企业贷款。这些都使得企业不敢轻易违反有关条款，否则会招致很高的违约成本。如果企业的财务状况接近于违反债务契约，管理者就有可能调增报告利润，以减少违约风险。盈余管理就成为企业减少违约风险的一个工具。
三、盈余管理的表现形式与防范
1.盈余管理的表现形式
一是多种形式的"利润储存器"。有些企业用不切实际的假设去估计诸如退货、贷款损失、保修费用等或有事项的准备，这样，企业就可在业绩良好时多计提准备，在业绩不佳时少计提准备，以调节利润。
二是操纵收入的确认时间。如为了虚增利润，在销售完成之前、货物起运之前，或在客户还有权取消定货或推迟购货之前，就确认收入。当为了少计利润时就做相反的操作。
三是滥用重要性原则。重要性原则认为，对微不足道的项目则不值得对其进行精确计量和报告。有些企业以会计上的重要性原则为借口，编造会计数据，从而达到粉饰财务业绩的目的。
四是巨额冲销。有些企业为了保证未来盈利水平，采取巨额冲销的手法。例如，在企业重组过程中夸大重组费用，以隐瞒利润。而当重组企业未来盈利不足时，这些虚列的费用，即隐瞒的利润，就会变成重组企业的收入。有些兼并公司，尤其是那些通过发行股票实施兼并的公司，在兼并时确认一大笔研究开发费用，或预提大量经营费用，形成巨额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就可以调节利润。2．盈余管理的防范措施
一是完善会计规范。首先要求公司在改变会计方法和原则时，应尽可能详细地披露其改变对利润的影响，包括增加财务报表附表，详细列示所有调整项目。其次坚决反对以重要性为借口，为故意虚报业绩开脱责任。再次对收入确认提出严格要求，特别要避免收入的提前确认。
二是加强审计监控。注册会计师行业应明确对被兼并公司研究开发费的审计原则，对公司兼并中有关巨额冲销、资产重组以及收入确认等事项的规则应加以补充、完善。外部审计师必须把信息的完整性放在首位，不允许以追求效率而忽视效果的审计方法取代完整的审计程序。
三是加大监管力度。监管机构应将那些重组过程中预提费用、进行巨额冲销的公司，列入重点核查范围。发现问题应进行严厉的处理，加大惩罚力度。同时，监管机构还应加强正确引导，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建立起公允、合法、一贯地进行会计盈余报告的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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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企业资金管理主要将重点放在事前预算以及事后核算上，无法针对企业资金使用状况实施全面监管。部分公司发生认为控制资金预算的行为，出现企业资金遭到私自挪用的现象。虽然大多数企业均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但是没有根据制度要求进行有效的贯彻落实，执行力度有待提高，造成资金使用存在很大随意性。对于某些重要项目的投资，部分上市公司没有充分执行约束机制，内部控制工作存在严重的形式化现象。相当一部分母公司没有及时了解子公司的资金运转状况，针对子公司采取的是统一化的预算管理，缺乏真对象，管理措施不够科学和详细。上市公司部分管理人员忽视财务管理工作，错误地认为财务管理就是会计工作，不断干涉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导致内部控制制度难以有效发挥其监督职能。
(二)未能建立专门的营运资金管控机构
导致我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营运效率低下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国很多上市公司没有建立负责营运资金管理的专业机构，无法针对营运资金管理实施专业的统筹管理。虽然目前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已经建立营运资金管理控制机构，但是机构规模相对较小，而且机构内部管理人才的专业技能以及专业水平也还有待提高。有相关调查显示，到2012年12月为止，我国境内A股上市公司一共有2494家，但是已经建立营运资金管理部门的仅为34家，占据的比较仅有1.36%。这就导致营运资金管理与投资无法得到专业人才的指导，很难获得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及建议，造成投资分析缺乏合理性，引发严重的盲目投资现象，使投资失误现象大量增加，不利于公司的资金周转，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很大风险，严重的导致破产的发生。
二、加强上市公司资金管理的措施分析
(一)不断加强现金流预算管理
其一，遵循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原则，全面发挥预算在资金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我们不但要注重上市公司成本费用预算编制工作，而且要兼顾收入以及利润预算编制工作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其二，对不同责任中心的每年的现金流量定额进行确定。不同责任单位应综合分析年度总额情况，结合生产计划，科学制定月度现金流量具体额度，通过这种方式促进预算编制工作过的有序开展。其三，预算编制必须要保证其全面性，不但要包括经营预算，同时还要包括资本性预算和财务预算，只有不断完善预算编制内容，才能保证上市公司资金管理工作的全面开展。针对经营预算，在编制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针对资本性预算，必须不断加强项目所需资金以及公司资金资源总额的平衡管理。最后，加强现金流量预算管理，强化执行力度。针对上市公司的具体收入项目以及具体支出项目实施动态监测，全面掌握公司不同责任中心的经营收入进度以及支出情况，保证预算工作的有效开展，顺利完成相关预算指标。
(二)完善内控制度，加强执行力，科学控制费用开支
上市公司必须要不断建立和完善资金管理机制，对制定出来的各项制度以及措施进行贯彻落实，构建科学、系统的监督考核体制，确保不同阶段的现金流均能得到有效监控。加强预算管理，实施定额考核，推动现金流动态监督控制工作的开展，针对开支标准实行量化管理。在对公司资金进行控制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轻重缓急的工作原则，将营运资金划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生产经营资金，第二部分是非生产经营资金。上市公司应该根据公司内部不同单位实施年度计划以及月度计划，统筹管理，科学调配，确保生产经营资金能够正常供应，避免出现挤占现象或者挪用现象。针对非生产经营资金，由于此类资金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过大影响，两者联系不是很密切，我们应该要对其进行有效节约，坚持适度原则实施资金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总额开支。现阶段，生产经营企业的销售、管理以及财务费用在总成本中占据着20%到30%之前的比例，我们必须要加强该类费用管理，有效开发企业潜力，增加企业收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提高，同时减少产品成本，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针对上市公司各项费用，建议开展预算管理，在制定预算方案的过程中，应该对固定性费用以及变动性费用实行有效划分。预算方案制定完毕后，一定要为维护其严肃性，假如企业业务经营量变化较小，则通常不应进行预算调整。针对预算，应以部门、月、季等为依据进行科学分解，按月开展检查，按月实施考核，针对节约现象给予奖励，针对超额行为进行处罚。
(三)成立财务公司，加强资金的集中管理
首先，建立健全上市公司资金管理信息系统，构建科学的资金信息控制网络化平台，成立财务公司，专门负责上司公司的资金筹措、投放工作，管理资金周转等，对公司的资金实施全过程监测，有效控制资金使用。其次，财务公司应充分发挥其职能，针对集团企业实施集约化资金管理，采用多样化方法针对成员单位开展贷款业务管理以及融资租赁业务管理。最后，构建公司内部结算中心，通常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其一，上市公司内部应构建科学的责任中心。不同结算中心在开展各项经济业务往来的过程中必须要根据市场规律来实行。不同责任中心在开展业务管理过程中一定要依靠公司内部结算中心实施计价结算。不同责任中心的经济业务往来以及资金管理活动应该交由内部结算中心负责，实现对上市公司资金的集中管理。其二，内部结算中心应充分发挥其结算职能，针对不同责任中心的经济业务活动实施结算，促进产品价值实现有效的内部转移，为不同部门的经营业绩考核工作提供参考依据。其二，内部结算应依法履行其信贷职能，有规律地针对不同责任中心的流动资金实施核算工作，同时根据定额要求进行资金下发。其三，充分发挥控制作用，针对不同责任中的经济结算业务的具体资金流向实施实时监控，评价其合理性以及合规性，尽量避免违规使用资金现象。其四，内部结算中心应积极寻求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合作，促进两者在财务信息方面的共享。按照内部结算中心提供的相关信息资料，促进财务公司投资功能的有效发挥。从组织层次角度上看，内部结算中心属于财务公司的一部分。
从教师为主的理论课堂转变为学生为主的实践课堂，注重学生的能力发展和自学能力，通过培养其合作精神，形成积极主动的以生为本的课堂氛围。学生通过对虚拟公司的仿真实践，达到提升专业技能、提高专业认知和增强团队意识的目的。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尽量满足学生的要求，不做决定性的引导。以此形成新型的探究式教学模式。
（二）实施过程虚拟
公司作为一个教学平台需要深入到大学的每一个学期中，对课程体系重新设计和编排，打破原有的教学计划，成为一个相互促进的系统式教学方法。
1.实习阶段
也就是在第一学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还不熟练。进入虚拟公司，首先对其环境进行熟悉，通过交流了解基本的业务岗位职能。对管理模式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同时，对类似的现实企业进行了解，利用讲座等形式，对社会的热点问题进行进一步专业性的关注，提升同学的专业素质水平，提高学习兴趣。
2.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学生开始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应用。对虚拟公司也有了全面的了解，成为其正式员工，开始进行各种工作。当学生对所接触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就能够感受到自己对本专业一些知识领域涉猎的匮乏，会对自己未来的工作、知识掌握、素质提高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专业知识的课程中去。这种情况下，教师进行课程的讲授、专业案例的分析、特殊问题的解决等，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3.竞争阶段
通过学生对专业课的学习，在工商管理方面也有了自己的认知，在管理方面也会产生独特的见解，这个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与兴趣通过职业规划的形式将自己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中，参与虚拟公司之间的竞争。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业计划，创建属于自己的公司，不断进行改善和发展。在这段时间，课程方面的设置主要以选修和专业课为主，让学生能有充分的时间和技术支持进行公司的组建发展与竞争。
4.过渡阶段从虚拟向现实的过渡
这一阶段，教师可以同企业一起组建成一个小组，对虚拟公司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评价，结合学生的能力进行培养计划的制定。外来企业也可以根据虚拟公司情况进行人才选择，达到虚拟与现实的接轨。一些同学还可以通过调研和实践等手段对市场进行分析，在社会的支持下，达到创业的目的。
二、学生虚拟公司特点
（一）突出专业性工商管理的学生
在教学的过程中强调思维开放性、业务能力创新性与商业道德领悟性，在教学的过程中是针对知识进行强逻辑性的传授。虚拟公司实际上是对社会进行校园化的缩影，使学生与社会的距离变近，适应市场需求。
（二）强调系统性虚拟公司改变了原有的教学体系
提出了工商管理的第三层发展，是在人才培养和制定培养计划之后的再发展，在教学过程中辅助教学，同时做好了教学的收尾工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三）体现新型教育理念
以生为本，在虚拟公司中对学生进行技能培训，增强学生团队意识。学生通过适应企业的管理模式，毕业后能够达到企业入职的标准，顺利度过应届毕业生的尴尬期。通过学生的实践，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知识讲授过程中提高了自，使学生进行个性化发展。
（四）促进教学能力构建
在虚拟公司的创建过程中，不能依靠老师单独的能力，在教学中也要采取团队模式，教师也要根据自己擅长的领域进行辅导教学，使教师能够对学生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及时解答。学生在成长的同时，教师也在不断地进步。
（五）促进创业对于大学生创业
学校和社会都给予很大的支持。通过在大学期间对实践能力的锻炼，使学生接触到企业的管理与经营，提高了综合素质，培养了创业能力，使学生在毕业之后能够有信心地在创业的道路上发展。
一、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必要性
商业银行设立基金公司,有利于商业银行自身改革的发展。近年来,商业银行为拓展中间业务,在电子设备、通讯网络、资金清算、电子银行和基金托管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总收入中的占比还不高,丰富中间业务产品、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的空间还很大,如果由商业银行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将有利于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扩大非信贷盈利资产,使现有以资产负债业务和存贷利差收入为主体的经营结构,向资产负债业务与中间业务协调发展,存贷利差与非利息收入并重的经营结构转变。我国个人金融业务存在巨大发展空间,商业银行了解客户需求和风险偏好,如果发起设立基金公司,有条件和能力设计出适销对路的基金产品,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并建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财品牌,利用自身擅长的理财技巧,将不同产品进行有效组合,打造富有特色的金融理财产品,形成雄厚客户资源积累,最终走出银行业同质化的低水平竞争层面。
二、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可行性
按照中国加入WTO的协议条款规定,现在距离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商业银行通过设立基金,进而过渡为混业经营,可以实现业务多元化,提高管理风险的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优势,从而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实力雄厚,自己发起成立基金管理公司拥有以下一些优势:第一,商业银行在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的几个领域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第二,商业银行拥有先进的业务技术系统和资金清算的强大优势;第三,商业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营销网络和客户资源,提高中间业务收入的比例,拓宽收入渠道,避免风险过于集中于信贷领域;商业银行拥有强大的销售网络,可为基金客户提供全面、便捷的各项服务,通过结算、信贷、储蓄等服务手段,可以了解客户的投资需求、投资特点及其他相关信息。
三、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模式研究
1.以德国为代表的商业银行直接下设基金管理公司来开办基金业务。商业银行直接以全资附属的方式设立了资产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这种模式一般在混业经营的国家中较多出现。由于该模式下商业银行对基金管理公司具有出资和控股关系,为了满足基金管理法规的要求,在一家商业银行作为基金管理人的情况下,应有另一家商业银行来进行基金托管。
2.以美国为代表的由金融集团控股方式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来开办基金业务。该模式是由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母公司,在其旗下直接或间接设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托管银行等,形成一个金融控股集团。其特征在于基金公司完全独立于金融集团旗下的商业银行。从我国的国情和金融体系特点来看,我国银行走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实现混业经营模式最可行,银行设立基金公司可以作为银行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的一个试点。我国商业银行通过该模式开办基金业务,在法律和监管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3.该模式符合目前分业监管的监管现状,监管成本较低4.随着国内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该模式具有较强的现实操作性
四、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控制
截至2004年末,中国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已达24.5万亿元,M2/GDP的比例已达189%,是世界比例最高的国家。但企业依然存在融资困难的问题,以致民间融资异常活跃。中国金融管制过严限制了直接融资的发展,扭曲了社会融资的结构,同时也使全社会的金融风险集中体现在银行体系中。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是金融改革的必然要求,但是商业银行直接设立并运作基金的风险不容忽视。就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而言,除了普通金融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外,还包括利益冲突风险、内部控制风险、联动风险等。
1.利益冲突风险。主要来自于商业银行设立的基金和托管基金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2.联动风险。联动风险指某子公司面临的风险会迅速传染给其他子公司和整个集团,使整个金融控股公司出现问题;同时,由于我国自2003年以后不再发行封闭式基金,现在商业银行设立基金也要设立开放式基金。开放式基金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份额不固定,投资者可以自由赎回,其流动性问题一直得到广泛的关注。一旦商业银行基金的流动性出现了问题,就有可能放大到整
个银行的流动性上,从而引发整个银行的风险。
3.内部控制风险。内部控制风险指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各子公司之间可能通过关联交易来转移利益。为了营销基金,商业银行内部部门之间利用关联交易倾斜资源,出现“利益输送”现象。“利益输送”现象在基金市场上表现的很明显。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同时管理着很多支基金,为了提高自己的品牌,把资源倾斜到旗下的某些基金,从而打造几只所谓的明星基金。
五、小结
《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只是混业经营的第一步,也是中国金融改革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单一银行体系向多元化市场体系过渡的过程中的一步。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融资结构严重依赖于间接融资的格局下,商业银行设立基金有利于优化银行盈利模式,探索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形式实现混业经营的银行发展模式。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几年来通过开办基金托管和代销业务,在人员培训、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技术支持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能否给银行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还要取决于银行对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商业银行要真正做好基金业务,必须充分借鉴国际经验,解决商业银行与基金公司在利益分配、风险预警与隔离、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基金业务推动银行改变依靠贷款规模增长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促进中国银行实现向现代化经营模式的转变。
1、变更会计政策。
股票上市公司的经济业务比较复杂多样，其中，有许多种可以选择的经济业务的会计政策的一部分，企业可以通过会计政策的改变来实现股权激励机制的改变，实现了公司盈余。
2、变更会计估计。
会计变更是指企业有效利用信息或事务处理不确定性评价的结果，会计经济业务的一部分本身是不稳定的，这就需要管理者做出的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这使得会计评估有效地根据公司的实际状况。
3、收入与费用的确认
在企业的实际运作，将通过收入与费用的变化来调节利润，当企业需要提高利润的企业将不在销售确认条件确认收入的实现将未来收入转移到这一段。
4、非经常性损益
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非经常性损益，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常常使用的非经常性损益的时间有效性，对企业内部的亏损进行适当调整，因为它不需要指数计算ST，P公司盈余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因此许多公司使用收益管理的项目，为了避免连续亏损造成的特殊待遇，暂停上市，甚至退市的风险。?
5关联交易。
企业采用调整脱机模式实施项目的盈余管理，但这种方式很容易检测，因此公司开始采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并按照协商定价原则，价格取决于需求的变化。
二、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机制下实现盈余的策略
（一）对管理层激励机制设计的策略。
虽然会计信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激励合同，但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并非完美无缺。所以结合经营者绩效评估和其他指标的充分考虑委托人一旦性能指标和市场价值等。
（二）对证券市场运行严口监管的策略。
市场价值指数是反应性能的主要途径，提高股票市场的效率，可以创建激励制度，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我们将严格控制上市接近确保质量的同时加强公司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保证同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规范化。
（三）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策略。
做的顺利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加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建设和加强控股股东的监督，除了采取措施，督促上市公司加强内部建设，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最后积极构建公司治理文化促进诚信的发展文化。
（四）对管理者市场层面的策略。
专业素质的人员、管理者是企业走向健康发展道路的关键之一，股权激励制度有效的建立需要高层管理人员的优化配置，选择一个高水平的经理，其次，通过市场手段扮演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的角色建立一个完美的人才竞争机制。
我国的盈余管理动机研究集中于对监管动机和盈余管理手段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鲜明特点。陆建桥是最早对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的一批学者之一，他将研究样本定为到1997年为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2家亏损上市公司，对这些公司在出现亏损前一年度、亏损年度和扭亏为盈年度的盈余构成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假设，通过研究，他得出我国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连续亏损以致被ST甚至被退市，在亏损年度都会进行适当的盈余管理的研究成果。孙铮等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对亏损和扭亏的上市公司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在微利和严重亏损区间分布比较集中。这说明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了显著的盈余管理，其中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ST或退市，努力利用会计项目调整盈余，达到使公司当年不亏损或微利的目的;而已经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能够使下一年盈利，会使当年度的亏损扩大，即所谓的亏损年度调减收益，为下一年调增收益摘帽做准备。孟越等基于盈余分布密度检验的方法对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分析，证明了我国亏损上市公司在亏损之前为避免亏损确实存在着盈余管理的行为，并从监管制度、资本市场、会计准则角度提出建议，以期缩小盈余管理的空间。从上述对国内外文献综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盈余管理的动机各有不同，但国内外市场普遍存在着盈余管理的情况，尤其是我国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暂停上市或退市的风险，盈余管理的倾向更明显。国外的研究主要通过构建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并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模型;而我国的盈余管理研究充分体现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鲜明的特点，我国对上市公司暂停上市、终止上市和配股等方面都有相应的最低盈余水平要求，为了达到要求，上市公司纷纷进行盈余管理。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操纵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主要是调增或调减应计利润项目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实证研究的成果为监管部门不断修改公司上市、退市和配股等相关的监管政策提供了有效的信息。我国证券监管部门虽然颁布了相关法规，但是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监管动机上，没有针对具体的行业盈余管理的所采用的不同手段进行具体研究，盈余管理仍然有着十分广阔的研究前景，我国证券市场尚待继续完善。
2研究设计
ST公司是一类比较特殊的上市公司，其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愿望更强烈，上市公司受到退市警告被特别处理(ST)后，对公司的管理层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摆脱财务困境，而在公司的经营业绩短期内无法改观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自己公司的上市资格，以使公司得到长期发展，公司会利用盈余管理来粉饰报表，达到账面盈利的目的，以避免被暂停上市或被退市的厄运，但这大大降低了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扰乱了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阻碍了整个证券市场的长足发展。因此与其他公司相比，ST公司更有可能过度利用盈余管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研究ST公司能够更好地研究盈余管理，对规范市场秩序，保持证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润是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更是这样，当上市公司连续2年亏损，被相关监管机构处罚，受到退市风险警告时，企业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由于亏损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避免自己连续3年亏损被暂停交易，在企业的经营业绩短期内无法很快改善的情况下，企业管理人员很可能在连续2年亏损后的第3年进行盈余管理，防止被*ST甚至公司被终止退市。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①亏损上市公司在其扭亏为盈年度，会做出调增收益的会计处理;②亏损上市公司在扭亏为盈年度的盈余管理程度均＞扭亏为盈前一年度和扭亏为盈后一年度。
3实证分析
首先根据琼斯的修正模型在年报中找出30家公司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对应的净利润、经营现金净流量、总资产、固定资产原值、应收账款、营业收入的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出对应的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的应计利润(净利润－经营净现金流量)、总资产、固定资产原值、应收账款增加额、营业收入增加额，之后利用修正的琼斯模型将数据带入线性回归模型。利用eviews软件对样本总体扭亏为盈年度(2010年)、扭亏为盈前一年度(2009年)、扭亏为盈后一年度(2011年)进行回归分析，如表2所示。其中:R2是指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由表2可知，3年的可决系数分别为0.85、0.94、0.98，而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83、0.93、0.97，均小于相应年的可决系数，且3年的数值较高，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该回归模型很好地解释了样本数据。另外样本3年的F检验值分别为49.2、137.7、350.7，而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F(3，26)=2.98，说明该线性回归方程整体显著。下面研究样本总体扭亏为盈年度(2010年)、扭亏为盈前一年度(2009年)、扭亏为盈后一年度(2011年)盈余管理的程度，以此探究扭亏为盈年度盈余管理程度的大小。将算出的回归参数带入线性回归方程，计算出每年的盈余管理程度(总应计利润－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结果。2010年的盈余管理程度都为正数，说明ST上市公司在扭亏为盈年度(2010年)进行了明显的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且通过与扭亏为盈前一年、扭亏为盈后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作比较，可以看出，扭亏为盈年度与之的差额均为正，说明扭亏为盈年度的盈余管理程度均大于扭亏为盈前一年和扭亏为盈后一年度的盈余管理程度，因而假设成立。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并一直保持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这一现象被众多学者和经济界人士誉为“新经济”。有研究表明，美国“新经济”的形成是与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分不开的。据估计，美国经济增长的70%来自于高新技术产业，而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是一对孪生兄弟，在风险投资贫瘠的土地上不可能出现高新技术产业的绿洲。撒切尔夫人曾说过，英国落后于美国的不在于高新技术而在于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动力是毋庸置疑的。在风险投资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企业是风险投资的积极参与者，如1996年美国企业投资者的风险资本在总的风险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0%，英国企业投资者的风险资本在总的风险资本中也占有18%，而我国的风险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企业的风险投资所占比重很小，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本文就上市公司的风险投资问题进行研究。
一、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的必要性
有研究表明，我国存在着两种不对称现象：一种是一些国有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存在的低技术结构、低创新能力与高筹资能力的不对称；另一种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所存在的高科技含量、高增长潜力与低融资能力的不对称。这一方面使得上市公司筹集的大量资金因没有好的投资项目而闲置，或者在原有的主营业务上进行简单的扩张，或者存放于银行以获取较低的利息收益，或者简单地投资于债券以使资金得到保值，这些都造成了资金的大量浪费；而另一方面，大量高新技术成果因资金缺乏无法实现产业化，又造成技术资源的大量浪费。据统计，我国近几年来每年都有将近3万项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只有20%，形成产业规模的不过5%，从而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针对这种资金和技术配置错位的情况，笔者设想：如果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便可以将上市公司的高筹资能力和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科技含量相结合，既可为高新技术企业解决资金危机，也可使上市公司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实现上市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双赢。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的必要性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为上市公司的大量资金寻求了好的出路。上市公司是我国企业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具有比较高的筹资能力，可以通过在证券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或从银行贷款取得大量资金。但由于我国现处于买方市场，在物质和资本丰富的买方市场下，资本要想得到较好的收益日益困难，尤其是在竞争激烈、成熟的传统投资领域，要想得到较高的投资报酬率很难，投资者必须寻找新的投资机会。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较高的成长性，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可以获得比传统投资高的收益，当然也要冒着较高的投资风险，所以风险投资是上市公司资本的一个好去处。
2.降低上市公司内部研发的风险，使上市公司获得新的技术创新源。21世纪是信息时代，在信息社会里，技术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技术上的竞争，企业只有科技上不断创新并处于领先地位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上市公司要想获得新的技术创新源，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公司内部研发直接获得，二是通过风险投资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间接取得。上市公司如果通过内部研发直接投资于高新技术，将可能由于较高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面临投资失败；上市公司如果通过风险投资投资于具有一定技术和市场基础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辅之以良好的运作优势，将会极大地提高投资的成功率，从而凭借高新技术企业来不断更新自己的技术，使企业跟上科技进步的步伐而不断地发展壮大。如著名的朗讯科技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他的技术优势，其贝尔实验室拥有遍布全球25个国家的3万多位专家，曾诞生出11位诺贝尔奖得主，平均每个工作日创造4项专利，其中功不可没的便是朗讯科技全额投资设立的风险投资子公司在对朗讯科技具有战略意义的光通讯、半导体和电子商务等具有高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弥补了公司内部研发的不足，使公司可以迅速地进入新的领域。
3.有利于带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起步比较晚，相对于风险投资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说，风险投资还不够发达，鉴于风险投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努力地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风险投资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更需要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和管理方式的投入，这是一般企业所无法达到的。而上市公司是我国企业中的先进代表，其在资金、人才和管理等多方面具有其他企业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由上市公司来带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是最合适不过了。
二、上市公司从事风险投资的优势
上市公司在从事风险投资方面具有的优势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资金优势。高新技术企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高成长的特性，在其创立和成长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由于风险高，使得高新技术企业很难从传统的融资渠道取得资金，而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发行股票、债券或从银行贷款取得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大多是权益资本，没有还本付息的限制性约束，这些特性都非常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需求，所以在资金方面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势。
2.运作优势。风险投资不仅是资金的投入，更有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和管理方式的投入。由于上市公司是我国企业中的先进代表，处于市场竞争的最前沿，其在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另外，上市公司一般和证券公司、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等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将会加大上市公司在风险投资运作方面的成功率。
3.风险资本的退出优势。任何资金都有逐利和避险的特征，风险资本也不例外。企业之所以进行风险投资也主要是因为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较高的成长性，等到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后便可将手中持有的股权出售而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由于我国的主板市场规定的门槛比较高，风险资本的退出主要是通过二板市场，但由于我国建立二板市场较晚，风险资本退出机制不全，致使一般的风险投资发展不畅。上市公司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主板市场进行资本运作，达到风险资本的退出，从而获取收益。
三、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的方式
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的方式总的来说有以下两种：
1.直接投资。所谓直接投资就是指上市公司通过收购兼并或参股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即直接将资金投向高新技术企业。这种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委托成本，能扩大公司的规模和科技实力，但是风险比较集中，一般只适用投资于与自身产业比较接近的高新技术领域，因为风险投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工程技术、市场营销、资本运营等多方面，如果介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就会缺乏相关的知识、人才和经验，这无疑会加大投资的风险。
2.间接投资。所谓间接投资就是先投资设立风险投资公司或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然后再由风险投资公司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投资。这种方式下企业的出资额可多可少，由企业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来确定，因为是集合投资，投资比较分散，另外风险投资公司具有专业的管理优势，所以投资风险相对直接投资要小得多，也不受投资领域的限制，但是，这种方式不利于上市公司全面提升主营业务的科技实力和改变业务方向，一般只使用于资金实力相对不是很雄厚的上市公司。
通过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的必要性和具有的优势的分析可以知道，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将会实现上市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双赢。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并不是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虽然对外投资日益成为公司经营中的重要一环，投资收益在公司收益总额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但是看一个企业是否具有发展前景仍然是看他的主业经营得如何，所以上市公司作为风险投资者同专业风险投资者在公司资金的分配上和风险投资对象的选择上等方面应有所区别，在公司资金的分配上应以主业为主，在风险投资对象的选择上也应选择那些处于成长期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尽量降低投资风险。我们相信，在上市公司的带动下，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将会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二)数据选择创业板上市公司于2009年正式上市，同时考虑到变量指标需要利用上年度数据，因此本文样本年度选择为2010－2012年，并剔除样本期间缺失数据的样本，最终得到2010－2012年间创业板上市公司462个样本。
二、实证检验结果
(一)统计分析表1列出样本年度内创业板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状况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10－2012年间创业板上市公司平均社会责任程度为0．184，而且各年度履行社会责任状况较为平均，3年的CSR均值分别为0．179、0．189以及0．183，并未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但2012年较2011年却出现了降低。同时也发现，不同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差距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差距逐年扩大，这说明创业板不同的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投入不同，这与不同创业板上市公司经营业务、企业发展理念及企业实际经营能力存在差异是相关的。表2列出样本年度内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10－2012年间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基本状况与履行社会责任状况存在不同，盈余管理行为表现出较大的波动状况。总体来看，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表现出正向的盈余操弄状况，平均盈余管理程度为0．008，这与主板上市公司相比并不算高，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并不存在相对较高的盈余管理行为，但2010年与2012年盈余管理程度均为负值，仅2011年盈余管理行为为正值，这说明不同年度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存在较大的波动程度。另外，不同年度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最大最小值间差异较大，盈余管理程度最大值达到0．368，而最小值为0．210，这说明不同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差异较大，不仅盈余管理方向存在差异，而且操弄盈余管理的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表3列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DA均值为0．008，样本年度内创业板公司呈现正的盈余管理趋势，但不同的创业板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与方向均有较大差异。解释变量CSR均值为0．184，样本年度内创业板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较好，但同样不同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存在较大差异。而在控制变量中，变量ln(Size)均值为20．817，表明创业板公司资产规模均值约为10．983亿元，创业板公司规模相对主板公司要小;变量ROE均值为0．104，表明样本内约有一成左右的创业板公司的ROE为负值或在6%－7%之间，更多的创业板公司并没有主动操弄盈余管理的动向;变量Debt均值为0．194，表明创业板公司的负债总额约占资产总额的不到两成，创业板公司资产负债率并不高。
(二)相关性检验结果表4列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检验结果表明，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尤其是控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值均较小，基本都在0．30以下，这就说明在本文实证模型中的变量间共线性问题较小，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认为后文实证结果是可信的。
(三)回归结果利用(1)式及样本数据，得到实证检验结果为(6)式，本文实证检验软件为EViews7．0。从(6)式的实证结果来看，首先整个回归结果的调整R2值为0．071，虽然该值并不高，但是在公司金融的研究中，通常调整R2值需要结合F统计量共同检验，并不能单纯地看调整R2值大小，而F统计量是可以通过常规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就说明整个实证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实证结果可信。具体到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CSR与被解释变量DA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且这种负相关关系是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这就意味着创业板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就越低，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会在短期的盈余管理行为与长期的履行社会责任行为之间，选择更加适合长期发展的履行社会责任行为，会更加重视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履行社会责任行为，而较低程度的进行盈余管理操弄。也可以认为，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履行社会责任好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具有更好的责任心，会为股东、为证券市场、为市场普通投资者负责，并不会高程度地操弄盈余管理。而在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中，控制变量ln(Size)与被解释变量DA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越大，盈余管理程度就越大。这说明资产规模越大，创业板上市公司更有可能操纵盈余管理;控制变量ROE与被解释变量DA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或处于6%－7%之间时，也就是说具有盈余管理迹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操弄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会增加;控制变量Debt与被解释变量DA间同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负债压力越大，操弄盈余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
(四)稳健性检验为证明研究结论并非是因特殊样本而得到的，本文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考虑到样本中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极端值进行剔除后进行回归检验;其次，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即盈余管理变量的测度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Jones原始模型计算被解释变量DA后进行回归检验;最后，考虑到影响被解释变量盈余管理的因素很多，即可加入的控制变量很多，本文继续加入如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大股东持股数量等控制变量后进行回归检验。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实证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研究结论并非是由特殊样本而得到的，即研究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如果将企业家或者企业看作道德主体，则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可能是源于企业家或者企业的纯粹道德良知。②企业社会责任道德理论指出，企业必须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道德约束（Phillips等，2003）[18]，这要求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必须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和指导性的道德准则。同时，Linthicum等（2010）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视为一种建立和维持声誉的途径。如果一个企业看重它的声誉，那么保护这一声誉的意愿可以抑制企业及其管理层参与不被社会接受的活动。因此，管理层可能基于加强企业声誉的战略动机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通过限制盈余管理来降低对企业声誉的潜在损害（Kim等，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发现，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不佳的企业相比，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较好的企业有着可预测性更高、更加持续和平稳的收入。Hong和Andersen（2011）基于美国数据研究发现，对社会越负责的企业的应计质量越高，且从事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此外，根据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论，委托人（股东）与人（管理层）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委托理论进行扩展，则委托人可能是社会或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在这种情形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降低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和成本，缓解可能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上述理论均支持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假设，这一关系也与Kim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国内亦有学者对此问题展开研究。朱松（2011）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市场评价越高，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也越高。钟向东和樊行健（2011）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财务业绩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也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抑制盈余管理。邓学衷等（2011）亦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盈余管理对社会责任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综上所述，如果管理者秉承“公心”———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目标，出于建立和维护声誉、提高财务业绩的战略动机，或者出于道德约束的利他动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H1：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然而，有限理性理论（Simon，1955）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个体的理性被信息、时间或认知能力等约束条件所限制。盈余质量低的企业管理者可能通过“信息超载”（informationoverload）的方式（Agnew和Szykman，2005），借助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带来的声誉效应掩盖其所做的盈余操纵及其他不当行为，转移公众的视线（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因此，社会责任的履行很可能与管理者追逐自身利益有关联（McWilliams等，2006）。如果管理者出于投机动机履行社会责任，那么他们可能误导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价值和财务业绩的判断。
基于此，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研究。Fritzche（1991）研究发现，管理层追逐自身利益或组织的经济利己主义时，道德准则可能仅仅只是弄虚作假的烟雾弹，管理层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盖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不当行为。Petrovits（2006）研究发现，财务报告中利润略大于0的企业会更倾向于履行慈善活动（如资助慈善基金会），这表明企业为了达到特定阈值（如利润0点）、避免亏损，会有动机进行盈余操纵，同时战略性的运用企业慈善项目来加以掩饰。Prior等（2008）以26个国家的593家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企业是否会使用企业社会责任从战略上来隐瞒盈余管理。他们从SiRiproTM数据库中选择指标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量，使用业绩调整的修正Jones模型来衡量盈余管理，最终发现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Chih等（2008）从FTSE全球指数数据库中选取46个国家的1653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将样本划分为社会责任表现较好和较差的两个子样本，研究了在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子样本中的企业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他们发现，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在应计盈余管理中更为激进。在Kim等（2012）看来，企业可能将参与社会责任作为维持声誉的一种手段，通过履行和披露社会责任为企业营造出一种透明的形象，以获取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通行证”，从而“躲”在貌似透明的社会形象背后进行盈余管理。这一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与Prior等（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即企业基于机会主义，在从事盈余管理行为之后，会试图通过履行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来掩盖它们的盈余操控行为。高勇强等（2012）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可能会利用慈善捐赠来掩盖或转移外界对员工薪酬福利水平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的关注[6]。此外，通过在理论的框架下关注管理者的投机行为，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发现，基于对自身职业生涯或个人名声的考虑，管理层可能也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些投机取巧的动机和我们对“诚实守信的商人”的理解相反。综上所述，如果管理者更多的是出于“私利”考虑，基于掩盖或转移公众对企业不当行为关注的动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基于此，我们提出与假设1存在竞争性的假设2：H2：盈余质量较差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相关数据均来自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计开发的CSMAR数据库。对于初始数据，本文进行了如下的处理：（1）剔除归属于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样本期间被冠以ST、PT的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样本；（3）剔除在发行A股的同时发行有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样本；（4）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样本；（5）剔除总资产或所有者权益小于零的样本；（6）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根据上述标准进行筛选，最终得到9371个有效的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其中，观测样本的年度分布情况为：2005年1158个、2006年1147个、2007年1167个、2008年1289个、2009年1365个、2010年1448个、2011年1797个。此外，为了控制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涉及的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的选择和度量1.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借鉴沈洪涛等（2011）的做法，本文选用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5月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涉及的每股社会贡献值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具体计算公式为：每股社会贡献值=（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应付职工薪酬-上期应付职工薪酬+财务费用+捐赠）/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2.解释变量———盈余质量的度量。（1）修正Jones模型（Dechow等，1995）。现存最常用到的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就是通过Dechow等（1995）的横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具体来说，首先使用模型（1）分行业－年度回归。在模型（1）中，TACCj,t是j公司在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它是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计算得到的；T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期末总资产；ΔREVj,t是j公司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PPEj,t是j公司在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总额。此外，该模型在传统估计方程中加入常数项，有利于消除异方差和缓和模型缺乏规模变量而引起的计量偏误。由于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为了综合考虑企业对盈余的操纵情况，本文对DAj,t取绝对值后作为盈余质量的第一个变量DA1。由于DA1反映的是企业对盈余进行操纵的程度，所以取其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变量时，数值越小说明盈余质量越好。（2）修正Jones模型的改进（Kothari等，2005）。Dechow等（1995）的研究还发现，在Jones模型下，企业的极端绩效会对计算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为克服这种现象，同时增加盈余管理研究的可信度，Kothari等（2005）将公司的绩效代入Jones模型的估计过程中，提出两个改进的模型，其中之一为业绩调整的修正Jones模型：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ROAj,t-1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同时在销售额变动的基础上扣除应收账款的变动，得到模型（3）。其中，RO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总资产收益率。与文中计算DA1的方法一致，对模型（3）分行业-年度回归的残差取绝对值，得到盈余质量的第二个变量DA2。此外，Kothari等学者还提出另一个与业绩相关的修正Jones模型，以控制业绩与企业应计之间相关性。具体做法是，对于每个行业内的企业，按照总资产收益率排序并分组，然后为每一家企业选取总资产收益率最为接近的企业作为配对样本，采用模型（1）、（2）计算每家企业的DA1，将企业与配对样本的DA1相减（配对公司值为减数）作为该企业盈余质量的第三个变量DA3。综上所述，本文采用Dechow等（1995）的分行业年度的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以及Kothari等（2005）的业绩调整和业绩配对的修正Jones模型分别计算可操控应计利润，考虑到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对计算得出的可操控应计利润均取其绝对值。作为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衡量指标的DA1、DA2、DA3，均为指标数值越小表明企业的盈余质量越好。（3）盈余质量的另一种衡量指标是应计质量。根据调整的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计算盈余质量指标（DD），这一指标广泛应用于财务报告质量的研究文献之中（Francis等，2005；Rajgopal和Venkat－achalam，2011）。为计算该变量，首先分行业－年度回归如下模型：在模型（4）中，ΔWCj,t为j公司第t年营运资金的变动，具体地说，为应收账款、存货和其他资产的变动之和，减去应付账款和应交所得税的变动；CFOj,t为j公司第t年经营性现金流量；ΔREVj,t为营业收入的变动；PPEj,t为j公司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价值；TAj,t-1为j公司第t-1年末总资产。在对模型（4）分行业－年度回归后，得到各企业各年度的回归残差，根据第t年和之前4年的回归残差计算标准差，即得到企业第t年的应计质量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小则表示企业的应计盈余质量越好。3.控制变量。本文在回归模型中使用了一些控制变量，以避免可能影响盈余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遗漏变量问题。之前的文献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大规模的上市公司更有动机去强调它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另外，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正相关，具有高度道德承诺的企业的市场价值更高，企业价值高的企业会承诺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以保持它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价值（TobinQ），并预测企业价值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正向影响。为了控制与杠杆作用相关的盈余管理动机以及杠杆作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潜在影响，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Leverage）。我们加入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以控制企业增长机会的影响。此外，由于Petron（i1992）研究发现企业在自身财务业绩不佳时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规避损失，因此参照Choi和Pae（2011）的做法，在本文的主回归模型中分别引入反映企业亏损情况的虚拟变量（LossD）和反映企业现金流情况的虚拟变量（NegcfoD）。最后，我们还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及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以分别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变量的定义和度量见表1。
（三）实证模型参考Choi和Pae（2011）的模型，本文估计了如下回归模型来检验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在模型（5）中，CSRj,t为j公司第t年的社会责任表现；QAj,t为j公司第t年的盈余质量，分别由DA1、DA2、DA3和DD来度量。H1意味着β1<0，即盈余操纵程度较小、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表明企业倾向于更多的从事社会责任活动以回报社会。H2意味着β1>0，即盈余操纵程度较大、盈余质量较差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更可能是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掩饰其对盈余所做的操控。同时，考虑到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是典型的短面板，借鉴Petersen（2009）的方法，所有回归结果在报告t值时，均采用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1.描述性统计。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的均值为1.0799，中位数为0.8536，但都与最大值5.4257相去甚远。这符合预期，一方面，数据表明当前半数以上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即使进行了99%百分位的winsorize处理异常值，在样本中仍包含个别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很好的企业，不过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如此超高的企业社会责任值并不是普遍情况。（2）关于盈余质量的指标，在分别采用修正Jones模型、业绩调整以及业绩配对的修正Jones模型时，DA1、DA2、DA3的均值分别为0.0950、0.0913和0.1324。此外，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盈余质量指标（DD）的均值为0.0334，中位数为0.0282，最小值为0.0047，最大值为0.1172，企业间总体变化不大。（3）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变量（Size）的均值为21.7099，中位数为21.5624，说明样本企业的规模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企业价值（TobinQ）变量在25百分位上的数值都超过1，表明大多数企业的估值都高于资产的账面价值；企业资产负债率（Leverage）的均值为0.4847，中位数为为0.4996，表明样本中半数以上企业的负债小于所有者权益，企业偿债能力尚可；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均值为21.22%，在包含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2008年观察值的样本中，仍能有这样的结果，说明中国企业的成长性是非常不错的。2.单变量差异性检验。如表3所示，按照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一个样本组的CSR值小于中位数（以下简称：组1），另一个样本组的CSR值大于中位数（以下简称：组2）。在组1和组2中，分别计算盈余质量变量（DA1、DA2、DA3、DD）的均值，并对组间均值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见表3）表明，采用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1、DA2、DA3），在组1中的均值小于在组2中的均值，且DA2、DA3指标的组间均值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个结论初步印证了本文的假设H2，考虑到不同变量在差异性检验中存在的不一致结果，我们在后续的多元回归分析中予以进一步检验。3.相关性分析。表4列示了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从表4的分析结果来看，盈余管理程度指标，无论是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2、DA3），还是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都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在之后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本文将进一步展开检验。此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与企业规模（Size）正相关，表明大规模的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本文使用不同模型计算的三个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1、DA2、DA3）与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高度相关。表中各变量之间（除解释变量的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大部分都小于0.4，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表5检验了企业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列（1）到列（3）中，我们分别采用修Jones模型及其相关衍生模型计算的指标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后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进行更多盈余管理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表现值（CSR）越高，由此，假设H2得到验证。第（4）列中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的系数亦在1%的水平上显著。此外，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个结果与“政治成本假说”一致，即大规模企业有着更强的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这些企业受到媒体和投资者更高的关注，它们因此更注重自身的公众形象。企业价值（TobinQ）的系数显著为正，Choi和Pae（2011）基于韩国的企业样本研究表明，价值高的企业会致力于履行高水平的社会责任，以维系它们在市场中的领先地位。本文的研究结论与这两位韩国学者的观点一致。总的来说，结果支持假设H2，即积极操纵盈余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以转移公众视线，掩盖其对公众不利的行为。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本文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1.交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本文构造了以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盈余质量指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由于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转换有利于解决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Choi和Pae，2011），因此，本文参考Kim等（2012）、Hong和Andersen（2011）[22]的做法构造模型（6）进行检验。表6的列（1）至列（3）分别呈现了以可操控应计利润值（DA1、DA2、DA3）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值（CSR）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4）给出了以应计盈余指标（DD）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值（CS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显然，逆向的回归结果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盈余管理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结论，即社会责任与盈余质量存在负向影响关系，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企业价值（TobinQ）的回归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有着高市价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企业规模（Size）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企业规模越大，盈余质量越好。2.解释变量的选择。为了减少盈余质量变量上的测量误差，我们分别使用了由修正Jones模型及它的两个衍生模型、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四个反映应计盈余质量的指标，回归后得到一致的结果。在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基本Jones模型及它的三个衍生模型③计算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作为盈余质量的变量（分别用DA4、DA5、DA6及DA7表示）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3.变量标准化处理。参考Laksmana和Yang（2009）的做法，本文将所有连续型变量减去其均值后除以标准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样做是因为指标的单位不一致）。④我们将标准化处理后的变量（即表8中带有“_s”后缀的变量）代入模型，替换原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仍然与假设H2保持一致，只是系数的大小不同而已。4.差分模型的设置与检验。为了尽可能地减小模型中因疏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所有变量的当期值与上期值进行差分得到变动值（即模型7和表9中带有“Δ”前缀的变量），并用变动值构造如下change模型，对模型（7）进行回归，结果（见表9）仍然与假设H2保持一致。5.样本期间的选择。为了排除在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中金融危机影响的可能性，本文从研究样本中排除2008和2009年观察值，并重新进行上述回归。结果（见表10）与前文假设H2保持一致。
（四）内生性检验由于企业自身特征可能会影响盈余管理程度，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因此，为了克服样本自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1979）的两阶段回归法进行检验。具体做法是：第一阶段，参考Cohen和Zarowin（2010）以及于忠泊等（2011）的做法，主要考虑公司规模、财务业绩及成长性等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使用Probit模型回归并估计InverseMill’sRatio（IMR）。⑤具体模型如下：在模型（8）中，被解释变量QA_dum为虚拟变量，当企业盈余管理程度⑥大于行业年度中值时，该变量取1，否则取0。解释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市账率（MTB）、总资产报酬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以及资产负债率（Leverage），我们同时在模型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和年度虚拟变量（Year）以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第二阶段，将IMR代入模型（5）得到模型（9），该模型可以修正由于自选择偏误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表11的PanelA部分报告了Heckman（1979）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公司规模较小、市账率较高、营业收入增长率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表11的PanelB部分为Heckman（1979）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控制了盈余管理的自选择偏差后，盈余管理仍然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此外，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也与文中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四、进一步研究
（一）企业股权性质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二十多年以来，民营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国有企业占优势的局面并未得到较大改变。目前，60%以上的中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家。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多元化导致企业行为承载着太多的政治任务（如保障就业率、社会稳定等）（黄速建和余菁，2006），其经济目标的实现是为非经济目标的实现服务的，而且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吴联生等，2010）。因此，国有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更有可能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投机动机。然而，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产权更清晰，经营目标更单一。当非国有企业面临较大市场压力时，基于IPO动机、增发或配股动机、扭亏保壳动机，往往会更多地考虑进行盈余管理（刘凤委，2005），通过供销价格差异、资产置换、资产剥离等方式粉饰财务报表（陈信元，2003），以调高业绩。企业性质决定了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完全来自于外部压力。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更倾向于“战略慈善”，其对经济动机的考虑更加明显（辛宇和左乃健，2012）。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文预期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盈余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影响应该更显著。根据股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得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用分组样本对模型（5）进行回归，以验证在不同股权性质下，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如表12的列（1）、（2）、（5）、（6）所示。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盈余管理程度指标（DA3、DD）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国有企业的样本中，我们没有发现该类变量系数的统计显著性。进一步，我们对国有和非国有样本组中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列（1）、（2）中DA3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4.31，p值为0.0380；列（5）、（6）中DD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3.99，p值为0.0459。总的来说，非国有样本组的盈余管理程度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大于国有样本组，组间差异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操纵行为的做法，更多的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由此可见，由于非国有企业政策支持度以及政治关联度相对较低，因此，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更易受到自身盈余质量水平的影响。
（二）企业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自Berle和Means的经典论著《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于1932年问世以来，企业的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率问题就成为公司财务研究领域长盛不衰的焦点问题之一（陈德萍和陈永圣，2011）。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未达到半强势有效，大股东控制权对企业发展的干预仍然在较大范围内存在。因此，本文拟针对非国有企业样本组，进一步考虑企业的股权结构对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间关系的影响。股权集中度作为衡量股权结构的指标，可以看作公司治理效率的度量。在股权分散的企业中，广大中小股东“搭便车”的心理严重，难以对管理层进行有效地制衡和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理论框架的管理层机会主义假说，管理层更可能出于私利的考虑进行盈余管理，并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掩饰对盈余所做的操纵。此外，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公司股价造成的潜在压力，一般不太可能直接对中小股东构成致命威胁。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其更有可能无视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及其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所做的掩饰。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文预期在非国有企业中，相对于股权集中的企业，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的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更显著。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组中，使用赫芬达尔指数（前10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平方和）的均值对样本进行分组，得到股权相对集中和股权相对分散的两个子样本组，对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12的列（3）、（4）、（7）、（8）。在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中，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标DA3、DD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股权集中的企业中，我们没有发现该类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进一步在股权集中和股权分散的组间进行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列（3）、（4）中DA3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2.99，p值为0.0839，但列（7）、（8）中DD的系数未通过差异性检验。因此，我们有所保留的认可，在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股权分散的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回归系数大于股权集中的企业。由此可见，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管理行为的做法，更可能存在于监管力度相对薄弱的股权分散型的非国有企业中。
关键词:房地产，上市公司，业绩，logit模型
目录
摘要
Abstract
1绪论
1.1研究背景
1.2研究意义
1.3己有研究的回顾
1.3.1关于企业业绩的影响因素研究状况
1.3.2房地产企业业绩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1.4研究思路
2业绩影响的相关理论
2.1业绩
2.1.1业绩的定义
2.1.2公司业绩
2.2业绩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
2.2.1规模经济理论
2.2.2股权结构理论
2.2.3货币传导机制理论
3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业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3.1指标的选择
3.1.1被解释变量
3.1.2解释变量
3.2样本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3.2.1样本的选择
3.2.2数据来源.
3.3LoGIsTIc模型说明
3.4实证研究及分析
3.4.1因子分析
3.4.2业绩变化显著的Logit回归分析
3.4.3小结
4分析及建议
4.1公司概况.
4.2总股本对江苏A房地产公司业绩的影响
4.3货币政策对江苏A房地产公司业绩的影响
4.4股权结构对江苏某某房地产公司业绩的影响
4.5对以江苏A房地产企业为代表的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发展建议
5结束语
6本文局限性
致谢
参考文献
附录
1绪论
1.1研究背景
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对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房地产业是集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和维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具有单位价值高、投资大、生产周期长等特点。房地产业直接和每一个城镇居民相关，因此保持房地产的平稳发展是一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从市场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也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房地产业存在生产周期长，占用资金较大的特点，属于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因此公司规模对于房地产企业的影响很大。由于银行借贷、发行债券、上市募集资金等方式成为房地产公司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所以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必然影响房地产企业业绩。综上所述，房地产企业不仅受内部因素的影响，如企业股权结构等的影响，还受到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现阶段，房地产业具有以下特点:
l)房地产业的区域差异大、级差收益明显。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国家。现实的地区差异使房地产业经济活动在地区差异方面相当巨大，而且这种差异将会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变化处于不断的变动和发展之中。房地产业自身这种区域性的产业特征，会使得各个地区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业及其房地产企业的收益有较大的区别，从而形成明显的级差收益现象。
2)高度综合性和高度关联性。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和高度关联性体现在它是横跨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产业部门。
3)高投资、高收益、高风险。房地产业的经济活动过程，是大量资金的投入及其运作过程。与其他行业相比，房地产业是一个高投资的行业。但同时，因为房地产业的投资数量巨大、投资周期相对较长、资产变现能力差、受宏观经济和政策影响较大，因此容易出现较大的价格波动变化，其涉及到的风险如金融风险、财务风险、政策风险等既较为复杂又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房地产业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4)对国家政策和法律制度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其产业的特殊性和产品的特殊性使国家的投资、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土地、住房政策决定和影响着房地产业的发展。
5)在相当程度上关系到社会和政局的稳定。房地产以其独特的功能在社会稳定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住房问题是一个社会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的重要标志，在一定情况下，房地产还成为一种政治问题，关系政局的稳定。
综上所述，房地产行业是一个与外界关联性很强的行业，其业绩受很多因素影响，是众多因素资源之间博弈的结果。研究其业绩影响因素对国家制定政策，房地产企业管理有重要意义。
1.2研究意义
影响房地产公司的业绩的因素很多，为了获取数据方便，本文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深沪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比较有说服力。对于单一因素或两个因素对于房地产业绩的影响的研究较多，本文选取的影响因素较多，且考虑因素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分析更为真实。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对国家政策制定，房地产企业管理有参考价值，特别是中小型房地产企业有较大研究意义。
1.3已有研究的回顾
1.3.1关于企业业绩的影响因素研究状况
关于企业业绩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在国内外都作了相关的研究。经济学者对影响公司业绩因素的研究较多，大多数研究认为影响公司业绩的因素为公司规模、公司市场份额、公司发展战略、金融环境和国家经济环境等宏观因素。其中国外有Bergeretal(1995)等证实产品市场的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存在相关性。SteenThomsen与TorbinPedersen(1998)等验证了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有显著相关性。国内有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林浚清、黄祖辉等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薪酬差距和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于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其主要是从1958年Modigliani和”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资本结构、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他们首先提出定理“任何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开始，首次提出现代资本结构的理论，后来围绕这个问题经历几十的争论与发展，其主要有引入破产成本的巴克特、斯蒂格利茨等，探讨破产成本资本结构的关系，同时法拉、塞尔文、贝南等引入税率不同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后来引进信息不对称的原理，詹森和麦林提出成本说，罗思与兰等发展成信号模型财务契约论等。理论发展的同时，实证也在不断的前进，其中主要有LinS和RoPer(2001)的实证研究表明债务资金与股东价值存在正相关，但也有人作出相反的实证，其中主要有Friend和Land，Titman和weSSels(1998)，Rajan和等，他们通过实证发现获利与杠杆负相关。关于资本结构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在我国也有不少的实证分析。其中主要有发现资产收益率与负债率并非呈一种简单的单调关系，总资产收益率不受负债率的影响。但通过实证证实了公司债务融资与公司市净率、净资产收益率存在正相关，公司业绩对债务融资的影响显著性为正。通过实证验证了公司的规模和成长性与财务杠杆正相关，而流动性和盈利能力与财务杠杆负相关。对我国上市公司中的30家ST公司与非ST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的盈利能力负相关，与非ST公司的成长性、资产的营动能力和资产变现能力正相关，而与ST公司不相关。
1.3.2房地产企业业绩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运用线性回归的方法，选取流动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有息融资率和无息融资率、长期借款率和短期借款率分别作为资本结构的衡量指标，而将总资产贡献率和总资产利润率分别作为公司业绩的衡量指标。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看，各项指标相关性不显著，但是就所有指标而言，正负相关的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这一实证结果，本文结合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实际情况，分别从房地产行业所处的阶段特征、政策面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进行了分析。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评价房地产上市公司绩效，关注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管理效率及资本配置总体效率的价值评判标准，以我国房地产业23家具有代表性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设立多输入和多输出的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找出相对有效的行业标杆，同时分析行业整体和单个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并提出了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房地产上市公司绩效的途径。从我国上市公司绩效影响因素及货币政策、物价变动与绩效相关性的一般理论思考出发，揭示出了我国上市公司绩效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的理论依据。(严格意义上来说绩效评价体系包括业绩目标、业绩辅导和业绩评价。但是现在一般都模糊了这种概念，把两者视为一样)从MM理论出发，引进货币传导机制理论和两权分离的相关理论，得出房地产这个行业的所有绩效指标都与货币政策、CP工存在一定相关性。得到物价上涨会对房地产这个行业的经济绩效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国家的宏观政策对地产行业影响甚微的结论。分析比较了目前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评价的主要方法，并剖析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引入因子分析模型，并构建评价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指标体系，然后应用该模型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做实证研究，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指出了由于会计信息失真等因素的存在，使得该研究方法存在一些局限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现实指导意义。《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实证研究》选取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数据支持，以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作为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适合量度，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我国房地产行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作相关研究。结论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状况对当前GDP变动的影响并不是很显著，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认为人民币升值通过两种途径对不同行业产生影响。一是因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资本成本和收入的提升，将在长时期内改变我国的经济结构，重新赋予行业不同的成长速度，并使不同行业的企业业绩出现分化。二是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改变行业内企业的资产、负债、收入、成本等账面价值，通过外汇折算差异影响其经营业绩。最后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使房地产行业受益。而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得出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有利好、利空两方面。利空影响:货币持续过度升值会导致经济减速(因为FDI下降、净出口下降)，外资需要下降，从而使房地产需求下降并会导致通胀水平下降，从而使房地产价格涨速下降。利好影响:第一，升值预期导致外资对房地产的投资需求加大。货币升值预期会导致外资的涌入，并大量投资到房地产上。从而增加房地产投资需求，推高房价，这是货币升值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第二，收入效应及财富效应导致国内房地产需求增加。张敏利用理论结合模型回归分析研究了股权结构的三个关键因素(股权集中度、股权属性及股权流通性)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关系。得到结论(1)房地产行业的股权集中度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而且股东之间的力量比较均衡，大多数公司的股权结构都呈现出多元共治的局面，并且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没有明显关系。(2)分析股权控制类型时，发现国有控股企业与法人控股企业、流通股主导型企业的公司绩效都没有明显的差别。(3)国有股比重、流通股比重与经营绩效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而法人股比重与公司绩效有着显著负相关关系。(4)控股股东相对控制权越大，公司绩效越差。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现代经济学计量方法，对湖北省房地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湖北省经济增长是房地产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反之房地产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却不显著。介绍房地产开发投资与GDP关系的研究方法，并通过近十年来浙江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和贡献率进行分析，以反映房地产市场发育程度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风险性。应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技术以及Granger因果分析对我国房地产价格与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房地产价格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我国的GDP波动都是房地产价格波动的Granger原因，GDP的走势对于房地产价格的涨跌起着决定性的影响，GDP的波动有助于预测房地产价格的走势;短期内经济的过热容易引起房地产价格的过快增长。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得出协整关系的结论。定量结果表明，GDP、FDI对房地产价格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GDP是主要影响因素。这个结果基本排除了境外“热钱”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威胁假说。
选取一系列房地产价格指标与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研究分析，总体看，我国房地产价格趋于合理，居民的住房购买能力逐渐加强。房地产价格的增长速度已经受到来自其他价格指数增长缓慢的压力，开始进入调整阶段;随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逐渐提高，房价收入比不断降低，居民的购房能力逐步提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房地产的需求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房地产价格是基于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平台上的，一旦价格增长过快，超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和消化能力，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但价格下降，也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不是越低越好。从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公司规模和公司风险等四个方面选取了可能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多个指标变量运用因子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在财务指标的选取上，只是建立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经营业绩的变量只局限于财务指标本身，一些与经营业绩有重大因果关系的变量未选人，比如说国家的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条件、公司管理者的能力、职工的技能水平等等因此此文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分析在实际指导方面的作用有所下降。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需求、产业结构不合理、法律法规不完善、政府的执行效率有待完善、地产信息不对称、人民币升值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建立我国近年来房地产价格宏观经济影响因素的线性模型，选取6个宏观经济指标作为方程初始导入自变量，与房地产价格进行初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解决自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而选取出两个自变量与房地产价格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并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在一个简单的局部均衡模型基础上，利用1999一2003年全国31个省市的房地产市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结构和价格问题。从房地产价值的自然增长、市场供求关系和心理预期三个方面探讨了房价波动的构成、机制和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房价调控对策。运用2001一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分行业信息，研究了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多元化水平与财务绩效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多元化水平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是与用托宾Q衡量的公司价值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针对我国目前房地产泡沫膨胀可能波及金融安全的现状，提出了如何优化房地产业资本结构的问题，并根据2000一2002年深沪两地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料，对我国房地产企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经营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资本结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建议。论文从影响企业的绪论硕一七论文外部因素入手，分析外部因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结合我国的物价变动、货币政策与对上市公司的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性分析。并运用了实证分析法中的OSL分析法，得到上面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帮助企业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如何提高自身的绩效与价值。可以为上市公司在物价变动时和当前货币政策条件如何利用财务杠杆来提高企业的绩效的目的提供帮助。通过聚类分析找出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差距大小，并将其归为几类，以此总结出影响房地产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因素所在，并提出企业发展对策和政策建议。论文由六章组成，本研究所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具体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在不明确房地产上市公司能够分为几类的情况下，为避免主观误差，采用系统聚类的方式，从SPSS输出的树状图直观的看出不同公司之间的距离;在此基础上，确定分为几类，然后采用快速聚类的方式，将房地产上市公司分类，找出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特点和共性。从房地产价格的相关理论出发，主要从房地产需求、房地产供给、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宏观调控等角度对影响房价的因素展开分析。以房地产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主要从实证角度分析各因素对房价的影响。首先，分析房地产需求各因素对房价的影响，明确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城市化、房地产投机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导致的房地产需求扩张是房价上涨的首要因素。随后，从房屋建造成本、土地价格等角度分析供给因素对房价的影响，并以北京、上海和武汉三城市为例分析了房价和地价的关系。接下来，以房地产开发投资来源及构成为基础，分析了房地产金融对房价的影响，指出个人住房贷款推动了房价的上涨。
1.4研究思路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已有研究的回顾以及总体研究思路。
二、实证研究设计
和盈余管理相关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研究应计利润，这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构建模型将企业的应计利润划分为可操纵的应计利润和不可操纵的应计利润，然后利用可操纵的应计利润来表示企业的盈余管理；另一类方法是分布检验法，主要通过检验公司的ROE或者每股收益等指标的区间分布来判断企业是否进行了盈余管理。本文采用第一类研究方法，在权责发生制下，企业的净利润实际由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两部分构成，所以：应计利润总额=净利润-经营现金流量。
（一）样本1.样本的选择过程。本文选取的样本来自CSMAR数据库，研究的时间段是2009年至2011年，为了研究亏损上市公司首次出现亏损的年度的盈余管理问题以及扭亏为盈年度的盈余管理问题，本文从上市公司中筛选出2009年盈利、2010年亏损、2011年盈利的公司。2.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1、表2、表3分别列示了亏损上市公司首次出现亏损前一年度（2009年）、首次出现亏损年度（2010年）和首次出现亏损后一年度（2011年）的基本财务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从表1和表3可以看出，在首次亏损的前一年度和扭亏年度，公司的净利润、经营现金流量的均值都为正，从表2可以看出，在亏损年度，公司的净利润、经营现金流量的均值均为负，而应计利润在三个年度都小于零。
（二）建立模型1.应计利润总额的随机预期模型。进行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关键是要在会计盈余，即应计利润总额中分离出哪些是经过人为操作的，哪些是未经人为操作的。因此，我们将应计利润总额分为可操纵的应计利润和不可操纵的应计利润两部分，可操纵的应计利润就是用来验证盈余管理假设的依据。本文在借鉴现有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以下模型计算可操纵的应计利润，进而检验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DAt=TAt-TAt-1=TAt其中DAt为第t年的操控性应计利润；TAt为第t年的应计利润总额；TAt为第t年的应计利润变动额。这一模型假设公司上年度的应计利润总额为未经管理的应计利润额，如果公司没有进行扩张，在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两个年度的应计利润额相当，那么本年度应计利润总额与上年度的差额部分就是纵了的应计利润。如果公司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那么，可操纵的应计利润DAt应等于零；反之，如果可操纵的应计利润额显著地异于零，则说明公司存在着盈余管理行为。2.琼斯模型。琼斯（1991）认为，随着公司固定资产规模的扩大和营业收入的增加，相应的固定资产折旧额和应收、应付项目等应计利润项目会自然增加，所以，不可操纵的应计利润是公司固定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增加额的函数，预测期实际应计利润总额与不可操纵应计利润的差额才是可操纵的应计利润额。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4提供了利用模型对研究假设的经验验证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亏损上市公司在亏损年度（2010年）的应计利润变动额的平均数为16617153.25，利用t检验发现并不显著，故未能支持假设1；扭亏年度（2011年）的应计利润变动额的平均值为111750459.7，利用t检验发现应计利润变动额显著大于零，从而支持了假设2。表5提供了在首次亏损年度运用琼斯模型进行多元回归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在首次出现亏损年度，可操作的应计利润显著地与公司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变动额有关，而与固定资产的关系不是很明显。表6提供了在扭亏为盈年度运用琼斯模型进行多元回归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扭亏为盈年度，可操纵的利润显著地与公司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变动额、公司固定资产有关。而且与表5的结果对比可以看出，每个变量系数的正负号在扭亏为盈年度都改变了，这进一步说明公司在扭亏为年度进行了盈余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