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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乎舞雩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篇》中的最后一节，记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与孔子聊天的情景。孔子主张“乐与政通”，用乐舞教化人、将“礼”、“仁”渗透人心，成为潜意识中的美德所在。这便奠基了古代舞蹈的传统思想，儒家文化与舞蹈动作的结合，形成了中国古典舞典型的审美。儒家思想倡导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因此我国古代舞蹈更是丰富多样，“太平和合”的思想境界促使我国舞蹈包罗万象。隋唐两代继承融合了南朝的汉族传统乐舞和北朝各民族乐舞，如此强大的吸收文化正是因为拥有厚重的儒家思想引导致使，儒家文化的“和”，使唐代文化得以融合、相互交流，促进发展，使唐代舞蹈成为中国舞蹈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比如当时健舞和软舞以矫健豪放和柔美温婉而区分，正是阴阳相合，对立统一之和。中国古典舞刚柔并济、形神兼备、身心并用、内外统一的境界正是“和而不同”“因中致和”的体现。儒家文化将仁、义、礼、智、信概括为五种基本道德规范，这是儒家思想的行为体现。而中国古典舞亦将这五种思想融入其中。中国古典舞注重神韵，“以神领形，以形传神”。其神，正是古典舞中正的神态，中庸、中和是贯穿于舞者内心，是植根于整个民族的思想。唯有心胸常驻“仁爱”，神态才会含蓄而美好，有“爱人”之心，才会舞出古典舞的精髓；中国古典舞受武术影响，其“义”与“信”的精神贯穿始终；孔子的“礼乐”思想实施于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周代乐舞《六代舞》《六小舞》即是礼仪的呈现；古典舞的“闪转腾挪”“提沉冲靠”，都是力的巧妙运用，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体现。在儒家文化影响之下，古典舞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古典舞是尽善尽美的之舞，是中庸平和的之舞，是朴实唯美的之舞。
二、加强儒家文化教育的现实意义
1.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职业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现状决定的当前，我国职业院校学生精神风貌总体是好的。多数学生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有明确的职业理想与学习目标，勤奋学习知识技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也有部分学生缺乏理想信念，学习动力不足目标不明；或沉迷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或贪图享乐超前消费，或违反纪律打架斗殴，或崇尚低俗文化追求低级趣味；也有个别学生法制观念淡薄、道德严重滑坡，直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清华大学刘海洋伤熊案、云南大学马加爵锤杀同学案、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案等震惊全国，社会影响极坏。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是十分复杂的，但与多年来儒家文化教育的缺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特别是“”期间，我们不加区分地将儒家文化作为糟粕去肆意批判，连同其精华部分也通通抛弃，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当前在职业院校大力弘扬儒家文化，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教育教学任务。
2.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特点所决定的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具有服务经济的直接性、产业关联的密切性，以及解决就业的民生性等特点；职业教育突出能力本位和综合素质提升，主要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包括交流表达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自我学习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就业创业能力、职业迁移转换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创新提高能力等关键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据对毕业生跟踪调查反馈的信息，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职业院校毕业生缺少的并不是一般的知识技能，而是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合作共事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实践证明，这些关键能力的培养光靠课堂教学是解决不了的，有必要引入儒家文化的滋养与熏陶。
3.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需要党的十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是爱国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很多内容，与儒家文化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在此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职业院校需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开展儒家文化教育。
三、加强儒家文化教育的举措
1.实现儒家文化的“四进”“四进”是指进计划（人才培养方案）、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结合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和新课程体系构建，将儒家文化教育的内容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为独立的课程，组织教师编写相应的通俗教材（校本教材），作为学生通识教育必修课或选修课，并核记一定的学分。有条件的职业院校，也可以有计划地组织学生选学《十三经》中的某一部分经典原著。
2.着力打造特色校园文化职业院校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可通过开展感恩教育、忠孝教育、礼仪教育、嘉言懿行活动等，落实儒家文化教育内容；也可通过建设儒家名人名言路、儒家名人文化墙、儒家文化长廊、儒家名人雕塑等载体，进行儒家文化的熏陶；广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通过社团、板报、漫画、主题班会宣传儒家文化，以及举办儒家文化讲座、诗歌朗诵会、相声小品、文艺演出比赛等形式，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
3.建立“四位一体”的育人机制要坚持科学教育发展观，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牢固树立以生为本理念，大胆创新育人机制，努力构建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育人新机制。学校除落实相应的儒家文化教育内容外，应将文明礼仪列入学生的操行考核中；学生家长要以身作则，对学生进行家庭美德的教育；企业可开展文明职工评选活动，树立道德标兵；社区也可开展评选五好家庭、好儿媳、好邻居、明星之家等活动，弘扬儒家文化。
4.广泛开展儒家文化研究学校要依托自身的专业优势和智力优势，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深入开展儒家文化方面的课题研究。有条件的职业院校，也可以成立儒家文化学会、协会、研究会、研究所等学术组织和机构，配备一定的专兼职研究人员，落实足够的研究经费，开展儒家文化的专题和专项研究。
（一）儒家文化在婺州的植入与传播
早在春秋战国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已经被称为“显学”。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取得了“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儒家文化的这种影响明显表现在以北方为政治中心的黄河流域。在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儒家文化是何时进入的呢？在吴越贤者的《越绝书》以及赵晔的《吴越春秋》中都提到了子贡这个人物，二书称赞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并认为“子贡被认为和孔子是唇与齿的关系，相去不远，其角色就是亚圣”[3](135)。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早在春秋时期已经进入了浙江一带，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宋时期，孔子后裔的一支定居婺州榉溪，由此奠定了中国孔子的第三圣地——婺州南宗。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建立对儒家文化在当地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直接的联系，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对当地人的文化和生活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潜移默化作用。婺州南宗确立之后，孔氏后裔们秉承孔氏家族的理念，传承孔子儒学文化，对内忠孝持家、教儿育孙，对外开办学堂，教授邻里。据《榉溪家谱》记载，“杏园书塾当时由山东曲阜携带的书籍文物均珍藏于此，评事公端躬和松阳县丞孔挺公曾在此开檀教学”。[1](65)此外，婺州南宗的孔子后裔们还以儒家精髓思想命名建造了多个建筑，警醒自己和后人们谨记先人教诲，如“九思堂”“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九思堂”取自《论语•季氏》，孔子所倡导的“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在榉溪建的九思堂以及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均是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仁”、“义”、“礼”、“孝”等儒家文化的精髓。孔氏后裔们以“明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治隆平”[4](170)为宗旨，人人都恪守着儒家的“礼”，传播着“仁”，促进了南北的区域认同，促进了社会和谐。
（二）吴越文化语境下，婺州儒家文化的发展和变异
吴越文化指有人类活动以来存在于先秦时代吴、越立国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主要是存在于江、浙、沪地区及皖赣之一部分。吴越文化的地域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河湖海润泽了江浙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主要特征是“工商皆本、求新求变、崇文重教、务实趋利”[5](1170)。而儒家文化则是存在于北方的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其文化特征是：“重农抑商、尊礼重教、守成求稳、重义轻利”。[6](74)两者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交流，而随着孔子后裔的南迁于婺州、衢州，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开始更加密切的联系，碰撞和融合。婺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学术繁昌之地。宋元以来，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学派，都对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过深远影响。[6](74)孔氏南渡使之得以“近圣人之居”[7](519)。榉溪孔氏与婺州学者的交游广泛而密切，他们对榉溪孔氏十分敬仰、评价很高，对婺州南孔士人的学养、品行、忠义精神与诗礼文化推崇有加。据《磐安县文化志》载作为“北山四先生”之一的宋濂为丹山书院山长孔克英（榉溪人)撰写墓志铭。孔克英系孔子55代孙，元朝学者，宋濂曾在金华山听其讲学，并说道“缙绅方满座，而府君扬擢古今，陈义甚高者，盖忻然无倦色”[1](65)。在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相濡以沫的几百年间，它们相互影响具有吴越特色的大儒辈出还涌现了南宗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多个学派与学说体系。他们所倡导的“义利双行”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已经不是儒家文化或者是吴越文化的单纯体现了，而是在吴越文化语境下儒家思想文化在发展传承的同时也经历文化的变异。这种变化更适应吴越的文化语境，更符合当地民众的精神诉求，同时这种变化何尝不正是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婺州南宗不但克服了文化横移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现象，也没有产生“桔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的现象，同时儒家传统文化在保持正统性的同时又表现出与吴越本土文化和谐共荣的独特性。正如先生所说，中华文明体系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儒家文化和吴越文化这两支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它们互相存在，互相撞击、互相融会、互相补充，从而成就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刚柔互济、绚丽多姿、绵延不绝的特性。[8](70)
（三）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曲阜阙里的区别与联系
曲阜阙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婺州南孔与衢州南孔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南迁的，孔子四十八代嫡孙衍圣公孔端友受封定居衢州，而因为父守墓的孔端躬定居婺州榉溪。同为孔子圣地，为什么衢州南宗被人广泛关注而婺州南宗却鲜有人知呢？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强调“礼”，且“礼”在国家秩序方面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家族中表现为长子嫡孙制。孔子的嫡派后裔们有一个世袭封号，世袭封号西汉元始元年开始，当时汉平帝为了张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到宋仁宗至时期改封为衍圣公，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而历代衍圣公都成为孔氏家族的核心。同为孔氏后裔的两支孔氏族人分别定居衢州与婺州，而衍圣公孔端友无疑是朝廷与社会认同的儒家的核心。南宋时期从孔端友到孔洙衢州共有六位衍圣公，他们希望南宋统一国家、收复失地，“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耻，图复故疆之意”[9](91)，可见其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衢州南宗的这种重要地位在元朝建立之后、孔洙让爵时期发生改变，之后衢州南宗经历了200年之久的家道中落，直至明初南宗复爵。但是衢州南宗始终与国家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也还衢州南宗一个倍受关注、广为人知的南孔圣地的盛名。除了身居深山、地理交通不便等自然条件之外，婺州南宗的孔氏后裔们恪守“礼”道，恪守“兄友弟恭”的先人教诲，不争名夺利，儒家思想的“谦”、“和”或许是婺州南宗不被人知的深层人文原因。婺州南宗如榉溪的流水一般默默地流淌，传承着儒家文化，默默地支持衢州南宗的孔氏正统。正如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对联中所说—“支无异派”，同是孔氏后人的婺州南宗和衢州南宗两支派系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同时也与曲阜阙里保持着血脉相连的沟通。据记载，“榉溪孔氏曾先后6次前往曲阜谒林，清朝乾隆皇帝赴曲阜祭孔，衢州婺州也各派代表参加大典”（见榉溪孔氏家庙内前言介绍）。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孔济中一行北上谒林，曲阜宗长孔思凯《赠孔济中还南稿》诗云：“派出尼山本一宗，孙枝绍祖德修同。金衢岁久成家业，湖海心诚谒圣容。祖宴醉归槐市月，春衣香惹杏檀风。还期南北同思勉，宦泽书香万古隆。”[9]婺州与衢州的孔氏后裔们不仅在孔氏家族事务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学方面也有着深刻广泛的交流。其中许谦、吴师道、黄溍、胡翰、宋濂等婺州的名儒们与衢州的学者最为密切，他们的交流推动了儒家文学在江浙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以及曲阜阙里的频繁交往，促进了南北文化之间的融合，同时也密切了同宗共祖的孔氏亲情。
二、儒家文化教育中教学方法的现代化教育意义
孔子在其长达四十余年的文化教育生涯之中，对于教育教学过程自身提出了大量富有见地的观点。我国绝大部分学者均将孔子文化教育中的教学思想集中在因材施教法、启发诱导法、学思并重法以及由博返约法等四类教学方法上。一是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为孔子教育教学经验之核心，而别的教学方法则完全紧紧地围绕着这一核心加以实施。当前，全球诸多国家对于这一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已经进入到较为成熟与完善的时期，尤其是以美国与日本等国显得最突出。他们十分关注这一教学方法的根本因素就在于是国家教育目标以及观念，将培养自由、和谐发展的人视为教学的重点，非常强调学习者个性的全面解放。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文明之中的大一统思想导致现代人忽略了此点，从而让本民族能够让因材施教之优秀遗产继承与应用上反而滞后于其他民族，因而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孔子在因材施教法上为现代人树立起很好的榜样，其在教学过程之中极为注重观察和了解弟子们，十分熟悉每一位学生的个性特点，因而也就能够应用相当精炼的语言极为准确地概括学习者们的特点。孔子自身的教育实践就全面展现出这一方法，分别针对每一名学生各自不同的特点，从他们的实际状况出发实施教育教学工作。因材施教教学法主要是为了有效解决教学之中统一要求和个别差异间的相互矛盾。当然，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没有统一化的要求，但是并不从学生们的实际加以出发，忽略了个性差异也无法实现统一的目标。当时，孔子时代文化教育理论的统一化要求尚未真正形成，所以，儒家文化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孔子所提出的仁学思想，而要实施个性化教育显得也较为容易。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如今的教师在领悟与实施孔子因材施教方法之时，通常会缺乏足够的自信心，觉得难以做到深刻而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学生。实际上，如今每一教师在在每一个学年均需加以了解的学生通常不到百人，有的时候甚至数量更加少，只要自己用心去加以实施，也是不难办到的，而关键就在于思想上缺少这因材施教的意识。二是启发诱导法。学习者学习的过程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积极而又主动的过程，学生们积极性之调动是实现教育教学过程的关键环节。如今，全球各国均在积极倡导启发式教学法，并且使其能够成为逐步趋向于完善的思想理论。该理论之奠基人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孔子。应当说，孔子已明确认识到学生所具有的积极地位，其首次精辟地讲述了启发式教学法。一旦学生们进入到一个十分积极的思维状态之时，教师们才有可能合理地进行诱导与启发，从而帮助学生们能够打开知识之大门，端正其思维之方式，实现举一反三之目的。是不是能够调动起学习者们的主观能动性，是考验教学成败之重要环节。启发式教学法之核心其实就是要在最大的限度上有效激发出学生们的积极性以及创造性。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简而言之，教师应当成为不失言之智者，而不应当成为躁者与隐者。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做到计算的难易程度应当合理，运用过难或者过易，并且合理地应用于学生们当前现有的知识结构以同化新学到的知识，进而建立健全全新的知识结构。三是学思并重法。在孔子的文化教育思想之中，他还极为精辟地论述了学和思之间所具有的辩证关系。他曾经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只进行学习而不加以思考就会导致迷乱而且不明。如果只进行思考而不投入学习，就会觉得空乏而且不现实，没有进步的空间。通过学思并重法，能够较好地解决学和思、掌握相关知识和开发思维之间的矛盾。学生们因为年龄与社会经验不够丰富的关系，无法掌握正确而合理的教学方法，无法将发展思维和学习进行有机结合。因此，教师在传授相关知识的基础上还一定要教授合理的学习方法。孔子运用其自己的亲身体来告诫自己的学生，强调了学习对个人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方法，指出即便进行废寝忘食的深入思考，其最后效果也不如进行学习。由此可见，孔子已经认识到思主要是建立于学这一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人的思维要想得到发展，必须建立于学习这一基础上，而且如果开设数量知识之掌握去谈其中的发展思维，就如同空中楼阁一般没有什么道理。孔子在强调学习重要性之时，又注重于注重思考的重要意义。运用学思结合和两者并重而不会偏离，正是孔子教育教学思想中的重要方法。如今，孔子所提出的学思并重之教学方法，从而已解决了学习与思考之间、掌握知识和发展思维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化教育遗产。我们现代人不应当主观地去判定，比如，孔子已经距离我们长达两千多年，当我们觉得其已过时之时；我们更加需要的深入深刻领会其中所具有的精神实质，通过健全完善与发展它，而不是加以抛弃。（四）由博返约法孔子在在教学过程中又提出了全新的博学多闻之主张，从而解决教学之广度与深度之间的矛盾。他主张学生们应当做到多闻以及多见，只有知识面相当广，才能适应社会。他带着钟爱的学生周游列国、到处去讲学，尽管也具有热心政治之因素，但是也不缺乏让学习生者多接触社会现实的苦衷。这与他培养出更为适合于统治，能够更好地选择阶级所选拔之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分不开的。孔子将当时较为正统的，而且存在较有影响的诗、书、礼、乐等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他自身为能能够做到博学和经常性每事问、无常师”，所以也就锻造成了一个多才多艺之人。孔子不仅主张知识应当广博，而且为了防止出现杂乱无章的情况，孔子提出一定要有一个中心来进行统帅。尽管孔子所说并非真实情况，这就必然需要教师说“礼”。这是他当时的《周礼》，虽然其所具有的思想性与价值都不够高。但是，孔子却敏意识到丰富散乱的知识要有一个中心或一条主线串加以串造，而此点是极为常见的。应当说，现代教育理论十分注重于强调如何掌握知识体系，从而提供给学习者们并非是分散性知识，而是一个简单的框架。这与孔子所提出的由博返约具有极为密切之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桌现代教育理论知识飞速发展的今下更为注重于知识结构喔掌握，那种只考虑到传授知识人数，通过教学方法而牢牢地抓住教学之本质。
班主任少不了和学生接触，更少不了对学生言行的敦促。但现在的学生自主意识强，逆反心理重，在和学生的交谈中如何把握分寸、掌握好度呢?这是我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孔子的有教无类打破了学生受教育的等级束缚，让下层人民的子女也享受了受教育的权利。在我们现在的教学中，也应该做到对学生一视同仁，用统一的尺度对待学生，不能歧视差生而只重视优生，要尊重每个学生，给予他们以尊严。孔子的诲人不倦更是为后代的教师树立了一根标杆。无论怎样叛逆的孩子，如果感知到你不倦的教诲，你真诚的态度，他们也会报你以坦诚和听话。孔子的因材施教更给了我启迪，为了使不同的学生都能学有所得，学有所长，必须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他们智力高下的不同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和教育。在平时的教育工作中，儒家教育的理念启迪了我，让我处好了师生之道，增强了教学实践能力。
一、绪论
对于政治审美化的研究，是当下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正如德国学者韦尔施所说：“美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这导致审美思维在今天变得举足轻重起来，美学这门学科的结构，随之等待改变，以使它成为超越传统美学，将“美学”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进来。美学对人类其他生活领域的关注不仅是现代美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美学实践品格得以完满实现的重要途径。
本文通过文献法，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期望通过对“政治美学”概念的多元化的阐述使大众更加能认知“政治美学”这个概念；期望通过对“政治美学”这种概念诞生前的历史追溯，发掘它所存在的社会基础与美学价值；期望通过“政治美学”美学结构分析的阐释，展示其历史存在中的价值体系；最后通过前面一系列的阐述找寻它存在的美学功能价值。达到使人们正视“政治美学”，认识到其积极的社会价值，从而促进它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作用，让人们认识到它存在的合理意义。
二、何为“政治美学”
政治美学，不是指政治化了的美学，而是对“政治本身所蕴涵的美学方面进行研究，探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权力运作、政治变迁等方面所包含的美学奥秘”。1政治美学概念的提出并非心血来潮，政治与美学的联姻自古而然。
政治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所有都表现出美学的精神和其美学价值。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与未来构建了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把特殊群体、阶级、集团的利益、情感与意志、观念净化与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理想与共通情感。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政治的等级结构深刻地表现为审美的一种价值结构。政治权力渗透着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视、听、言、动的根据和规范；对权力的视觉分析可以推及到人的整个感性活动之中。
三、政治美学的历史追溯
3.1 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受儒家思想影响甚深，从儒家政治思想入手，应该是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史之首选。
从政即意味着“士”将自己所学到的伦理道德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教化一方百姓。举凡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或论文，在论及儒家政治思想时，也大都以“德治”视之。因此儒家政治思想被归之为伦理政治学。然而，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伦理政治”的思维范式，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便很难有新的突破。众所周知，在国家的治理与政治运作上，与名家、法家过于硬性的制度、法律规范相比，儒家则显得柔和得多。不管我们对中国历代社会政治的共同特征“儒表法里”做怎样的评价，儒家与法家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却是显而易见的。儒家的政治伦理是一种由夫妇到父母，到君臣，继而参赞乎天地宇宙的政治文化设想。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国同构思想的政治架构下，渗入以礼乐文化的政治运作。这种政治伦理建构不仅取决于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实际上也体现了由内而外、由亲而疏、由己及人的情感表达，最终展现出来的是超伦理而入审美的天地境界。这也是天人合一的和谐之境，是“和合文化”在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最高体现。
四、儒家政治美学结构分析
4.1 仁：儒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美学特征
在政治形象工程的设计中，意识形态的构建应是首当其冲的。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意识形态即是一种“人心工程”。意识形态乃至政治的重要因素，任何政治学说体系都有其所依赖的意识形态。正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决定了不同政治学说的性质。儒家政治学说的意识形态，我们认为就是“仁”的思想，所以，儒家的政治思想通常又被成为“仁政”。“仁政”作为术语是由孟子第一次提出的，这是对孔子“仁”的思想的一次在政治领域内的推进与提升。
五、政治美学的功能
5.1 政治美学的秩序感
正如中外思想家所共同认识到的，政治产生于人类生活的缺陷，也可以说是产生于人性的缺陷。在中西方的古代著作广泛论述中，往往认为政治产生于“恶”之中，是“恶之花”。
儒家政治与美的任务就是给人类建构这种良好的秩序。儒家政治与美学，就是参照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或者说描述相同事情的不同话语和方法；由于参照、描述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它们所掌握的内容当然也不同。儒家正是体现人的感性生存的一切方面，都与具体而微的形形的权力分不开，它制约着、规范着、熔铸了人的感性结构，把权力统治深入到人的神经末梢。
5.2 政治美学对现代的启迪
传统中国最初的礼仪文化根植于古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要求顺天应时，顺应自然规律，故而出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人们赋予“天”某种道德性的品质，上天有“好生之德”，这就要求人们“以德配天”。最初的祭祀礼仪行为和对祭祀仪式的崇拜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天”的敬畏与崇拜，并发展出天尊地卑、本末有序的思想。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业定居生活的形成，定居生活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安排也是为了顺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顺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保证人们的生存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效法天道，以德配天，做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每个个体各得其位、各司其职［1］。可见，当时的礼仪文化实际上是为了保证中原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也顺应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秩序的向往和追求。古代中国的礼仪文化事实上是被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规定的，在客观上保障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到了夏商周时代，由于政治生活的广泛存在，原本属于社会规范的礼仪文化渗透、蔓延到政治领域，以尊卑贵贱亲疏为主要内容的礼仪文化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周礼”就具有意识形态的功用。这种意识形态在维持政治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维持了社会秩序、规范了家庭及个人的行为。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的“人力”和“人为”因素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突破了原先的尊卑秩序，诸侯国之间的固有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社会动荡、礼乐崩坏的局面，原先的礼仪文化只剩下了繁琐的仪式和复杂的程序操作。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提出了恢复“周礼”的主张，意在恢复周代意识形态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规范，恢复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传统秩序。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不只是在礼仪形式上回到以前的外在仪式上，还为外在的仪式注入了思想内涵，即把“仁”纳入了传统礼仪文化之中。“仁”是“礼”的核心，“礼”是“仁”的外在化和具体化，“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论语•颜渊》)。孔子崇尚德政、追求礼治，“礼治”的目的是“德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理想的社会是外有礼乐、内有仁义，礼追求社会秩序，乐追求社会的和谐适中，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以礼节和”。礼乐是手段，德政是目的。孔子认为重建社会秩序要做到“正名”，即做到“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按照礼的要求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各司其职，“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孔子提出的礼制思想还表现在做人做事讲究秩序和规范上，体现在个人行为上。在做人方面，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做事方面，孔子提出“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季氏》)。体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君使臣以礼，臣事臣以忠”。在构建社会秩序上，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在传统中国礼仪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在传统的礼仪仪式中充实了“道德”和“仁义”等思想内涵，使外在的礼仪行为具有内在的精神灵魂，“礼行于外，德诚于中”“德辉动于内，礼发诸于外”(《礼记》)，把对外在仪式的崇拜发展为对内在道德的信仰，并追求外在仪式与内在道德精神品质的和谐统一，使外在礼治的强制性走向了内在道德信仰的自觉性。比如孔子曾反问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说，难道仅仅玉帛、钟鼓就是礼乐吗?所以孔子提倡节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仪只是外在的形式，孔子是要人们通过外在的礼仪表达内在的道德诚意［2］。“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
二、中国传统儒家礼仪文化的道德性本质
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让统治者服从道德规范并遵从一系列的礼仪行为，以此垂范天下，从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也就是恢复周代和周代以前最高统治者作为道德楷模的理想统治模式。在西方社会，柏拉图最初追求的理想国是让哲学家成为国王，让“哲学王”统治整个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让品质优秀、道德境界和智慧高的人来统治社会，这与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一致的。但是，经过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实验，柏拉图的政治设想遭到了失败，当发现自己的理想国模式在现实中行不通时，他改变了以前所追求的哲学家当王的最高理想，转而求其次，也就是转到追求“次优状态的国家”的主张，那就是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乌托邦，也就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他认为法律是实现国家正义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法律篇》中他这样写道:“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3］柏拉图的这个转变非常重要，表明他从推崇以德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正像柏拉图设想的那样，西方社会的德治与法治最终走向了分离和分裂。在个人行为方面，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表现可以不一致，甚至在思想上可以犯法，但只要在行为上不违反法律规定即可。西方社会的与世俗政治最终也相互分离开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世俗政治可以用外在的强制手段进行管理，而则通过个体内在的修养和规范达成，二者不相互干涉。这是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特点之一，与中国崇尚德治、礼法并重的传统治理模式形成对照。孔子也曾在一个小诸侯国鲁国实验过他的崇尚道德、以礼治国的思想，和柏拉图一样，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与柏拉图不一样的是，孔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最初的理想和信仰，一直在坚持着他的“德政”理念，这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直崇尚德治和礼治，而没有转向法治。孔子阐发的“礼仪”不仅是指个人的行为规范，还包括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整个国家的行为规范，所以“礼仪”是上下贯通的，可见孔子所倡导的礼仪文化体现了一种整体观，这是把道德信仰与日常行为规范结合起来的表现。笔者认为，孔子的礼治思想更倾向于德治，他所倡导的礼仪规范既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更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内和外是一体的，不是分离和割裂的。他所强调的“礼仪”是由内而外的道德行为，道德与礼仪是贯通的。孔子以后的孟子则有舍弃外在礼仪形式，追求内在“仁义”的倾向，把礼仪内化为心理情感的准则［4］。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法家思想，法家强调外在的强制性，儒家侧重于内在的道德自律，并强调内在的道德信仰要与外在的礼仪行为和谐统一。事实上只有内外合一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导致后来中国在治理社会上出现儒法并重的局面。前期儒家思想，也就是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是主张内外兼顾的，但是到了宋明时代，外来佛教主张内在的心性修养，强调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的修行路径，使儒家也开始追求内在的超越，这就使得传统的儒家礼仪更加注重内在的自省和自律，强调由内而外的思想行为规范和道德法则。所以传统儒家礼仪文化更强调个体的内在规范及内在修养，而非仅仅看重外在的形式和仪式。
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的儒吏，孔子将其发展为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从诸子百家的时代到儒、释、道并行的时代，与各种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中曾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被视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在动荡时代，儒家文化也曾衰落过，但是进入和平年代的时候，儒家文化又会回归社会的主流文化地位。在儒家文化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在人类的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近代中国遭遇列强的侵略，任人宰割，人们对儒家文化产生巨大的怀疑，在时也一度将其推到风口浪尖，这与历史上动荡时期对于儒家文化的质疑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动荡时期，儒家文化常常被冠以恶名，常常被打压，这样的过激做法是不可取的。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完美的，都需要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特别是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不能丢弃，要发扬光大，经典往往是经过历史的检验留下来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独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有自己的独特生成环境，当然就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而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全球一体化形成，传统文化中一些具有时代性、地域特色的东西需要与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
二、儒家文化的复兴
中国儒家文化的复兴，要依赖于中国的崛起，要依赖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只有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才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儒家文化的复兴对于世人、社会以及世界来说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人是文化的主体，人本身是文化的集合，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人的发展，也就是人的文化素质的发展。儒家文化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学，儒家文化对于自我修养有一系列的准则和目标，仁、义、礼、智、信和孝、悌、恭、俭、让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我们应很好地吸收，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并结合当前的实际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就像总书记提到的“八荣八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的“中国梦”是民族复兴梦，同样也是儒家道德精神的要求与追求。儒家文化同样是民族凝聚力的保障，在中华民族上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之所以能够很长时间处在大一统的时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文化的积极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兴旺与文化复兴，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文化具有深厚的哲理性和人文底蕴，其不仅有以人为核心的道德准则，还有对于社会发展的合理构想。儒家思想以仁为基础强调个人的修养，追求德性与人性的统一，也就是天人合一，这就是社会和谐。而高于这个层面的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乾为父，坤为母，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极其重要的。
1成熟的儒家伦理思想给予后世家庭教育以积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有一套成熟完备的伦理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在人脑中根深蒂固，不随时代而变迁，也不随朝代而更迭，而是通过教育绵延至今。儒家伦理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准则显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其对天人合一的推崇，及对人道为本的人文精神的重视，不仅影响着古代家庭教育，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家庭教育。
1．1知孝明悌的家族观
知孝明悌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孝”指尊敬父母，回报父母；“悌”指友爱兄长，包括朋友情谊。儒家伦理文化认为知孝明悌不是生搬硬套的教条，而是培养人性和谐的“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做人、处世的根本。孝悌观念历经千年，早已植根于中国千万个家庭之中。父母是孩子身边的榜样，绝大多数父母不仅尊敬孝顺上一辈，而且会积极运用儒家思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观点教育下一辈。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无论是对当代社会还是对下一代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利的。
1．2和睦相处的处世观
中国传统文化对内讲究“家和万事兴”，对外讲究“以和为贵”，即使做生意也追求“和气生财”。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不仅包括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亲相爱，而且包括与外部世界的和平共处。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培养了中国人爱好和平、互相友爱的性格。相比今日的中国家庭教育，在很多处世教育方面存在不足。例如，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父辈、祖父辈的过分关爱使得孩子极易形成自私、冷漠的性格。这类孩子在家不知尊敬长辈，在外为己是中心，不懂得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儒家和睦处世的伦理观在我们当代的家庭教育中亦有其用武之地。现代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社会，是物质欲望、生理欲望等各种欲望充斥其中的社会，喧闹繁华的世界背后，需要的是真、善、美，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本我的真诚和谐的联系。所以，在现在的家庭教育中，除了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独立意识等意识，和睦处世思想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没有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日后成为冷血无情的人。
1．3诚实守信的道德操守
诚信是儒学伦理文化较为重要的观点之一，同时也是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曾子杀猪教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一方面，教育孩子诚实不说谎话。另一方面，曾子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当代的家庭教育内容包含甚广，诚信教育不可缺失。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诚实守信不仅影响着他们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而且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心态。诚实守信的孩子持着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他们待人诚信，同时也愿意相信别人会在自己有困难时伸手援助他们。谎话连篇的孩子在生活中总是怀着一种不安全感，他们易妒忌、猜疑，不信任他人。由此可见，诚信教育在当代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我们应该对孩子们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树立诚实守信的意识；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榜样的作用。在很多示范性事物中，身教远远胜于言教。
1．4修身养性的精神意趣
这里所提到的修身养性主要是指礼仪教育。我国素以“礼仪之邦”享誉世界。重视礼仪教育，不仅是传统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而且在传承中国礼仪文化的历史中起到了纽带联接的作用。孔子曾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论语》）以礼教人，不仅有利于孩子良好品格的培养，而且有利于规范父母的言辞行为。父母在教育孩子礼乐修身的同时，自身的行为标准也在提高。
2积极影响背后的消极因素
2．1唯古是从，缺少创新精神
很多中国家庭就“中国文化”这一问题，教育孩子的时候，不免会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话虽没错，不免让孩子心生一种高傲自大之情，误认为中国文化都是好的，造成一种唯古是从、盲目崇古，因循守旧的心理。这种心理不利于孩子的心理成长，而且会阻碍创新意识的培养。
2．2中庸思想，竞争意识薄弱
中庸思想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的人伦思想，即人的内在精神；二是，外在的行为方法，即适度、适时，合乎人们的行事准则。但现在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中庸的深层含义，只是停留在表层含义，例如泛泛的理解为“折中、调和”，如此的理解尽管其本身没有错，但我们的部分家长若本身学艺不精，在教育后代时，势必会造成偏差。导致下一代错误地将中庸理解为平庸、不偏不倚，维持一个中等位置。这种有偏差的思想继而又会影响到孩子竞争意识的形成，不利于其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发展。
2．3愚忠愚孝，专制氛围浓厚
我们的自然生存环境造就了父权制为主的农耕文化，从而产生“重尊卑、知贵贱”的等级观念，三纲五常封建伦理等思想。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注重尊老爱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老人与年轻人的不平等，并且在家庭中或许会催生出严肃、专制的氛围，让孩子自小就无法感受民主氛围，一味地愚忠愚孝。
二、儒家伦理文化给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儒家伦理文化成为精华与糟粕并存，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的统一体。我们的家庭教育面对传统儒家思想时，通常有两种较为极端的看法：一是，全面否定，盲目从外；二是，全面肯定，高傲自大。这种消极的文化现象不仅在平常家庭中有所表现，而且在很多国人心里也存在着。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能避而不谈，应该摆平心态，逐步克服。当代家庭在运用儒家伦理文化时，应做到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应认识到儒家伦理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家庭得以维系、社会得以维稳的轴线。但其诞生于奴隶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服务于无尚王权，其自身必然存在着不符合当代社会弘扬的精神文化思想。所以，在家庭教育中需要做到客观辩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在教育子女时，不能只停留在言传，更要重视身教，努力做好榜样作用。我们的家长只有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儒家伦理文化的合理部分，以及行动上深刻践行其理念指导，达到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我们的家庭教育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家庭教育。
关键词：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文化构成因子；文化报答力；操作理性；价值理性
对为中国道德建设效力的中国伦理学来说，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背景和话题。这不仅在于它是我们身边的一个现成的思想资源库，一笔巨大的既得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我们仍能读到儒家文化的遗传密码。
像对待一切传统文化一样，对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也要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然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即“如何去粗取精？如何“古为今用？”却很少被人从操作化的层面论及。于是在文化热持续了多年的今天，我们仍不见有多少具有社会共识的文化精华被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剥离出来，更谈不上在现实中被派上什么用场。
一、反思把握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方法
若想利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自然应先弄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什么。
对此问题，人们一直热衷于从整体上加以概括定性，如说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么、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有哪些特征等等。此类研究方法，固然有其道理，也似乎是一种应有的描述性研究视角，但仅此却与“取精”、“今用”无补。更有弊端者，则是让人如坠迷雾，不知所从。因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仅从典籍上看就不计其数，其中又有不同学派、不同流变、不同观点，这就使今天的任何一种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整体性概括和解说，都不难从中找到于已观点有利的大量文献资料来加以佐证。结果就像我们业已看到的：各种定性观点纷至沓来，个个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所有这些依据各取所需文献资料而建立的观点，因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定性不同，导致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评价亦有不同结论：有的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羁绊，应予摒弃；有的则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民族优势所在，需加弘扬；还有的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只是解决后现代社会问题的济世良方，在中国现阶段尚未到启封动用之时……不论这些颇有百家争鸣、百花R放态势的解说和评价如何有理有据，可在根本方法上却是无法相互证伪的。也就是说，谁也证明不了与自己论证方法相同而结论不同的对方不对。这就决定了这些相互对立的见解永远不能在讨论中分出谬误，达成共识，结出正果。既然如此，又遑论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取舍利用？
这种“只开花，不结果”的讨论方式，如果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认知方法已到了必须洗心革面之际，也至少表明，我们再也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如此笼统地谈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了。
对民族的、传统的东西， 不可感情用事，恣意褒贬，而应待之以冷静而理性的分析判断。
任何形态的文化，如同人类的一切物质创造物，归根到底都是人或社会为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而创制的用品或工具，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亦如此，它作为一套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规范的总和，就社会而言，是人们认识社会、整合一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发端于两千多年前，以纲常伦理为骨架，具有浓郁崇古尊老、重农抑商色彩的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为适应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大一统宗法等级社会的需要而生成的，尽管在历史上它曾是十分有效而成功的社会秩序建构工具，也曾一度同其他社会要素一起给中华大地带来无与伦比的辉煌，但随着这一社会结构的消解和远去，其固有的文化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耗尽用光。就个人而言，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同样是一套让个人如何适应顺应皇权宗法社会和封建纲常伦理的人生观，它仍然在整体上于今无益。由此而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在总体上是根本无法与现代社会结构接轨的，犹如一付不再对症起疗效而只剩下负作用的过期药方。
不过，药方失效并不等于构成药方的所有药物成分的全部失效。在数不清的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典籍中，既有为社会统治者服务的各类理念学说，也有对天地人的关系的体认、理解。除此而外，还有许多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三人行，必有我师”②“朝闻道，夕死可矣”③“舍生取义”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⑤一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它们并不受限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而是基于人类社会的一些共性需求。
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只有这些具体的文化成分，才有可能直接进人现代社会，而如何将它们从整体失效的药方中剥离筛选出来，就成了现代国人面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任务。
二、剥离筛选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的方法
剥离和筛选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可按五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民族理性与智慧的展现，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操作理性，一是价值理性。操作理性包括处理各种道德事务的方法，一般是由各种事实判断构成的描述性理论；价值理性包括对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的规定，它们均是由各种价值判断或价值规范构成的。按照韦伯的观点和分类，学术界一般是习惯于把“工具理性”作为“价值理性”的对应概念的。但我以为此种称谓不确，因为任何形态的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主体的人或社会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或达到某种目的而创造出的工具。儒家文化亦如此。它是用于整合一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和让个人在这套社会秩序中安身立命的方法。因此不独儒家文化中的操作理性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也同样是一种工具理性。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价值理性，主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它又可进一步区分为道德准则、道德范畴、道德原则等要素。其中，道德准则是数量最多也最具体的行为价值规定；道德原则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行为价值规定；道德范畴则介于前二者之间，往往是对某个方面或某个事务的一系列行为价值规定的统称。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操作理性是围绕价值理性而设立的，它也包括若干要素，即道德设计的方法、道德传释的方法、道德教育的方法、道德评价的方法、道德调控的方法、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德选择的方法、道德研究的方法，等等。上述概念中须略加解释的是：所谓道德设计，是指对道德准则、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的设计；所谓道德传释，是指对道德规定的传播、解释、宣传之类；所谓道德调控，则是指让大众如何能遵守道德的各种社会化手段。
第二步是对构成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各种要素分别进行考察、梳理，看其是些什么，有些什么。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操作理性部分的考察和梳理，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基本问题：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氛围下的传统道德是由谁设计的？是权威、精英还是大众？是怎样被设计的？采用的是些什么方法？
传统道德是由谁传播、解释的？是怎样被传播解释的？其方式方法有哪些？
传统道德教育是由谁负责的？包括哪些内容、环节、渠道？
传统道德评价是由谁承担的？是组织化的评价 还是非组织化的评价、抑或兼而有之？评价方法有哪些形式？
传统道德的调控机制是何结构？有些什么样的具体调控方法？又是怎样利用社会赏罚机制的？
传统道德修养和传统道德选择的目的、内容和标准、指标是什么？都有哪些方式方法？
传统道德研究是怎样进行的？都研究了些什么问题？
等等。
同时，还要考察以上各种传统做法得以成立的条件又是什么？
对上述各类基本问题的研究，全都可以分别地单独进行，也不必讲究什么先后次序，而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价值理性部分的考察与梳理则最好从道德准则开始，其道理是道德准则明晰具体，查有出处，不存歧义，而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则较为抽象。因此，只有当我们弄清不计其数的传统道德准则可分为哪些类型？各类型规范的代表性表述是哪些？其含义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之后，才便于进一步弄清传统道德范畴和传统道德原则有哪些？各有何含义等问题。
第三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经考察梳理的各要素及其各个具体成分进行评价。
研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为当今道德建设所用。就道德建设而言，道德准则、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等价值理性是其实质、目的，而道德设计、道德传释、道德教育、道德评价、道德调控和道德研究等操作理性则是其方法、手段。操作理性既然只是方法、手段，只是纯粹的工具，自然可用于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理性，因而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操作理性在价值评价上无所谓好坏善恶，而只有是否有效和效力大小的问题。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价值理性则不同，它们作为人的行为和品质的价值规定，首先就面临着是好是坏、是善是恶的拷问。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对操作理性部分的评价筛选和对价值理性部分的评价筛选，在方法上是要有所不同的。
对操作理性部分中某项具体成分即某种具体方法的评价，首先是将其与现行的同类方法进行比较，看其是现在仍在继续使用的方法还是已被尘封的方法。如果是现在仍在继续使用的方法，那就可以根据现代已有实践的结果来评价其效用如何，并根据评价的结果对之做出是留是弃的决定。如果是尘封已久的方法，则不妨启封一试，试后再根据其结果做出是否有效及效力大小的评价，以决定对它的弃留。比如“三字经”，原是古人进行道德传释的一种具体方法，后被废置，前些年经广东等地换以新的内容重新启用，证明效果不错。由此可知，这种道德传释方法属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可以为今所用。
对价值理性中各种具体成分即各种道德准则的评价，则首先需要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因为若无评价标准，道德准则的好坏优劣便无从谈起。评价标准不统一，则无法达成社会共识。而事关公众利益的道德规定若无社会共识支持，也就不具有被普遍推广的可能和潜力。一个特定社会的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应与该社会择定的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是同义的。如今市场经济既然已是国人的共同选择，那么市场经济社会所固有的终极价值目标自然也就成了我们评价各种事物及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标准。市场经济之所以终被采纳，是因为它具有经实践证明迄今为止其他各种经济类型社会所无可匹敌的效率优势或效益优势，亦即所谓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优势，所以市场经济社会的一大终极价值目标就是效率。与之同序列的还有自由、和谐。自由是效率的前提。市场经济是通过大幅度拓展个人自由选择的领域，使个人在获得空前多的发挥其潜能天赋的机会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出了更多的财富。和谐是效率的保证。以竞争实现社会资源或社会利益的初次分配，是市场经济特有的激励机制，这一机制必须按照可使所有竞者地位平等、机会均等的和谐原则来设计建构，方能实现其对每个人都起作用的最佳激励效果，从而实现社会高效率。和谐，作为任何类型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终极价值目标，也是市场经济社会所必备的终极价值目标，它在市场经济社会的特殊意义是：在竞争中减少内耗，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在分配中防止贫富两极分化。
评价标准既定，评价的操作化便变得可行。简略说来，就是用效率、自由与和谐这三项基本价值标准对传统道德价值理性的各种具体成分，或某个道德准则、某个道德范畴、某个道德原则进行评估。经评估，凡是与三大价值标准相符的，就是好的善的，否则就是坏的恶的。不过大量的实际评估肯定远比上述过程复杂。一个原因是对某些极其表层、具象的道德规范，往往并不好直接用三大标准进行衡量，而是需要由基本标准再派生更具体的价值标准、或经多层推论方能做出最后评价。另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用三大价值标准评价某一道德成分，有时可能会出现结论不一的情况，如“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条规范⑥，虽符合和谐标准，却不符合效率标准，这时就需要动用深入的理性分析并根据二者利弊大小的权衡计算来决定了。
第四个步骤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
经评价证明是好的那些传统道德成分或儒家伦理文化因子，不论它们是属于操作理性的还是价值理性的，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或最有效的，因而我们还应将其与其他同类型的伦理文化因子，既包括古代其他非儒家伦理文化的同类伦理文化因子，也包括当代世界各民族的同类伦理文化因子，放到一起加以比较权衡，只有在这种最广泛的比较权衡中被进一步证明为最适用或至少同等适用于市场经济社会的那种传统道德成分或儒家伦理文化因子，才是真正值得被我们在今天加以弘扬的。
第五个步骤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形式上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
这个步骤是剥离和筛选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附加步骤而不是必须的步骤。无论是在评价抑或鉴别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发现，许多传统儒家伦理成分，仅就其形式而言还是颇有效力的，它们符合民族的表达习惯，易于传播，只是内容陈腐了。如果我们能保留其形式，换其内容，就不难使其恢复生命力。改装工作大致可归为两类。其一是对仁、义、礼、智、信、勇、忠、恕、孝、和等传统儒家道德范畴的原有含义先予倾倒，然后注入符合现代社会价值的内容和解说。其二是对某些大众耳熟能详的传统儒家道德准则重新加以诠释。譬如“知足常乐”，倘若我们仅将其限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或消费生活，而不是原来包括事业在内的所有个人生活领域，那它就仍是一条明智而达观的好规范，于个人和社会都有益。
总之，我们对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只有按以上五个步骤进行剥离筛选，才能切实地实现对它的取精今用。
【 注 释 】
①《论语・卫灵公》。
②《论语・述而》。
③《论语。里仁》。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在主要反映家庭伦理道德的家庭伦理剧中，儒家文化更是处处可见。家庭、仁义、和谐贯穿了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发展。本文将从家庭伦理剧的界定、儒家文化的展现、家庭伦理剧的最终归宿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家庭伦理剧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以及家庭伦理剧的最终发展趋势。 关键词：家庭伦理剧;儒家文化;家园;和谐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8-0073-02
一、家庭伦理剧的界定
《中国家庭伦理剧矛盾冲突类型研究》一文中指出，“家庭伦理剧就是反映社会伦理道德为题材的通俗剧。这类题材的通俗剧往往以广阔的社会为背景，将家中发生的事件，如爱情、婚姻、婚外恋、多角恋、、家庭解体、妇女独立、老人和儿童等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搬上屏幕，引起人们思考，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1]”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一种伦理文化，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架构，以血缘关系为依托，指引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及感悟，是影视作品创作的良好素材。
二、儒家文化的展现
由于儒家文化在我国正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以家庭为主的家庭伦理剧中，必然离不开对儒家文化的探索与展示，儒家文化充分地渗透在家庭伦理剧的每一个方面。
（一）“家”的概念与孝道的展现
千百年来，儒家文化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人心中，因而在自身的行为约束与道德准则上，往往按照儒家的礼仪规范要求自身。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血缘的尊重与对孝道的崇尚。
家庭这个概念是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出生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2]。家庭是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长期稳定的，由血缘构筑。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将“家”的概念进一步深化，家庭不再单单指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等，更是指一切关系的总和，可以指相关的无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可以指相关的家族。而家庭伦理剧中展示的正是这种被放大了的“家”。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讲述的是一个即将拆迁的大家庭的故事，这个家中的许多人物并没有血缘关系，但相互之间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男主人公尤曙光与妻子赵迎春离异，娶了女主人公李婉华，李婉华的女儿豆豆与尤曙光的女儿尤优成为了无血缘关系的姐妹。赵迎春嫁给了王大冲，而尤优嫁给了王大冲的儿子王浩，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一部40多集的电视连续剧，虽然剧情跌宕起伏，但始终离不开这个家庭。而这种对家庭的热衷，正是源于中国人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对家的依赖。
此外，对家庭重视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孝道的宣扬。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为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由此可见，儒家传统文化中对孝道极为重视，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听从父母的安排，好好侍奉父母。近年来，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如《丑娘》《双面胶》等违背孝道的电视剧，但人们更希望电视剧中展现出一幅父慈子孝的场面。《好大一个家》中，尤曙光虽然与妻子赵迎春离异，但并未隔断自己与岳母一家的关系，仍将岳母视为自己的亲生母亲一般，这样的温馨场面正符合了儒家思想中，对孝道的要求。
（二）以“仁”为主的道德理念
儒家文化以孔子所提倡的“仁”为核心，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在孔子眼中，“仁”为万事之本，安身立命之所。而对于仁的理解自古有所不同，简单来说，仁就是人与人的相互友爱、帮助，对待他人的温和宽容以及兼济天下的情怀。这种温和的态度以及万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是与西方的斗争哲学全然不同的，因此也构成了我国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特有道德准则，而这种准则，更是贯穿电视剧的核心思想。
当下的家庭伦理剧虽然接受了许多西方思想而发生改变，加入了许多矛盾丛生的场面以引起观众的兴趣，但在观众眼中，电视剧中最为核心的主题思想必须是“仁”的展现，人与人之间爱的力量与人性的善良。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中，充满了戏剧性，其中，最值得人称赞的就是女主人公李婉华。当尤曙光与李婉华结婚，开始过幸福生活时，前妻赵迎春突然醒来，这给了一家人不小地打击。一方面，家人欢喜赵迎春的康复，另一方面，家人也不知如何解释她被离婚的现实。在这样情况之下，尤曙光夫妇为了照顾病人，甘愿合伙为赵迎春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这样的友爱与情怀，正是对传统儒家思想良好地继承，也正是孔子眼中“仁”的真正体现。
此外，“仁”的思想也表现在“君轻民重”的“民本”思想上。《孟子・尽心章句下》中曾写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在儒家文化中，一直看重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作为反应普通人生活的家庭伦理剧，更是将大量的笔墨放在反映人民的生活上。
近年来，家庭伦理剧着力于反映普通人安贫乐道的幸福生活，如《老大的幸福》《幸福来敲门》等。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中，涉及的是比较敏感的拆迁话题，同样是拆迁，这部电视剧不同于《蜗居》等电视剧的着眼点，拆迁的老板不再是趾高气昂的富人形象，而是尽量满足大众需求的服务者，拆迁过程也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当群众堵在公司门前时，老板没有采取暴力手段，而是按照群众要求进行协调。这样，给人们展示了一幅重视民生的画面，让人们感受到了国家对底层人民的尊重。
（三）讲信修睦的和谐观念
《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曾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这是儒家文化中的理想社会，人人无私利，以诚相待。
在一段时期的家庭伦理剧中，为了吸引观众，制造了许多不符合社会伦常的情节。如《婆婆遇上妈》中，婆婆因不喜欢儿媳妇而为儿子找小三;《家产》中，兄弟姐妹为了争夺家产打得不可开交，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近年来，随着观众审美趣味的提高，电视剧开始追求一种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好大一个家》中，虽然起初也是矛盾重重，但这些矛盾都是合情合理的或者是无意之中制造的误会。唐一品与王大冲为了争得李婉华的芳心，采取了许多手段，但都不违背人情常理。赵迎春在得知自己误会尤曙光与李婉华后，立刻醒悟。整部电视剧充斥着善意的无奈与理解。又如电视剧《幸福来敲门》中，全局可以说没有一个反面角色。当人们看了太多的争斗之后，只有这种和睦的大团圆生活可以慰藉人们的心灵，让人们重新回到平平淡淡的生活之中。
三、家庭伦理剧的归宿
从《渴望》开始，我国家庭伦理剧经过了多番的变化。大量的矛盾冲突短时期内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兴趣，但长此以往，此类作品将很难满足观众对影视作品的审美需求。鉴于此，当下的家庭伦理剧创作已逐渐转向对家庭的回归与传统的认可。
（一）回归家园
家庭价值被削弱和忽视，“人类中心论”大肆宣扬，但这种“人类中心论”又导致人类对自然界无情的征服和掠夺，造成了人类的生存与思想的危机[3]。创作者们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对家庭的回归，并非要求家庭伦理剧忽视个体存在的价值，而是将个体放在家庭中，赋予个体更合理的位置。
作为影视艺术的研究者，可以看出，虽然在电视剧中，创作人员都是尽力展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剧情。但是，创作者们还是不自觉地给观众一种圆满的感觉。当下，家庭伦理剧如此火爆，不得不说与创作者善意的倾向有很大关系。任何人，都希望给观众营造一个温馨的叙事环境，都希望继承传统的文化价值，因此，和缓的故事与平淡生活中的真情实感正是当下电视剧中最不可缺少的。
（二）情感价值的矫正
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家庭的迷茫与困惑，近年来，家庭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快节奏的城市当中，对父母的顺从以及对大家庭的责任意识越来越淡化。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期望在电视剧中看到孝顺长辈，恭简礼让的美好画面，去填补现实中情感的缺失。电视剧创作者们也关注到这一需求，缓和冲突、构建和谐情感，着力展现良好的家庭相处模式。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正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作品在展现时，注重了“度”的把握，既可以娱乐大众，又宣扬了正确的价值取向，让观众在耳融目染中受到教育。这样的作品充分展现了叙事技巧，无需特别的与众不同，平淡中完成了情感的表达，传递了美好的思想，实现了文艺作品的真正意义。
（三）由冲突走向和谐
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无法摆脱圆满性的艺术要求，在有限的情节之中，在一定的压抑之后，一定要得到一种圆满性的释放[4]。近几年的家庭伦理剧虽然将各种矛盾冲突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在最后总是给人们一个更容易接受的结局。《金婚》中如此复杂的生活，几乎年年发生意向不到的事情，但最终还是以老两口牵手离开作结;《好大一个家》中，关系错综复杂，但就是这样复杂的关系，最后也给了观众一个传统的大团圆。八方街的老邻居们重新回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最后，年三十的团圆饭上，连唐一品都放弃了昂贵的别墅，回到群众中来。这样的和谐温馨场面，正是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符合了观众对电视艺术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