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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都市区先后出现于西欧、北美、亚太以至全球，伴随都市区的出现与发展，都市区的行政组织与管理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广泛关注和学术争论的重要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城市聚集化及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兴城市大批出现，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在东部沿海地带特别是原有的城市群区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写京津唐、辽中南、夏漳泉、.山东半岛等)，都市区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中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群也将崛起，如:江汉平原、中原地区、成都平原、湘中地区、陕西关中盆地等。这些地区在向都市化迈进过程中，都市范围的确定、都市行政管理的职能、都市发展的模式等问题相伴产生，借鉴国外都市区发展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改革我国现行都市区的行政区划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1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范围的确定.
所谓都市区是指由一定规模以上的中心市及与其保持密切社会经济联系，非农业活动发达的地区共同组成的具有城乡一体化倾向的城市功能地域。据此，在划定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的合理范围时，需严格分析考察其区域一体化的表现程度。范围过大.不仅不利于区域一体化发展，而且影响都市区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范围过小，又会抑制甚至阻碍都布区的发展。英国曼彻斯特大都市政府之所以解体，除了重要的政治因素外，与其行政范围被缩小有直接关系图。这对于我国都市区行政范围的合理确定，是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
2都市区行政组织与管理模式的建立
都市区内若干城市在地域上的连续性，某些服务的共享性，使得在都市区建立统一的政府和管理机构成为必然，在国外大都市区政府管理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典型的、体制不同的组织方式，即“大都市政府”和一系列松散的职能单一的政府联合委员会，以提供和协调大都市范围的公共服务，如计划、交通、供水、金融等，前者被称为单中心体制，后者被称为多中心体制[’1.象伦敦、墨尔本、多伦多等都市区属单中心体制，曼彻斯特、旧金山等都市区则属多中心体制.两种体制在国外都市区的发展实践中，各表现出自身的优缺点。单中心体制，亦称一元化体制，是指在大都市地区具有唯一的决策中心，有“一个统一的大城市机构”。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剔除或减少有害于大城市发展的竟争和冲突，可以使资源流动更为畅通，可以在解决主要问题时适应大都市地区的战略;但这种体制又易陷入等级化的官徐结构危机，突出地表现在对居民日常需求反映的迟钝，不能代表当地的公共利益。呈尔本大都市政府行政结构的演化也体现了这一点。多中心体制又称多元化体侧，是指在大部市地区存在相互独立的多个决策中心，包括正式的综合的政府单位(州、城市、镇等)和大t重登的特殊区域(学区和非学区)，各种管理区域的划分和变动以及协调组织的建立，都是谋求特定的公共服务的经济利益的结果.多中心体制试图以此来满足居民的种种孺求和偏好。由于政府较小.公众容易参与鉴督，因而政府对当地居民的需求及其变化更具有弹性，反应更加灵敏。美国堪萨斯市的协调机构—美国中部区域委员会就是这样做的。多中心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实现大都市区内超越各种功能小区的更大地区范圈内的公共利益问题。实现这种公共利益只有通过各地方单位的合作、竞争和协商来提供大规棋的公共服务。事实上，这种合作是相当困难的。
我国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科技水平乃至管理水平、思想观念等都有很大差异，而且在近期之内，这些地区之间的差距还会拉大.因此，在分析借鉴国外两种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模式的同时.还应因地创宜，走多棋式发展的道路[.]。例:在我国的京津唐、苏锡常、厦潭泉等地区，可借鉴多中心体制的实践经验，在我国特有的国体、政体下，探索中国式的地域性和专业性的协调方式，建立市与市、市与县(市)之间的有权威的高效能协调机制，在上海、重庆、武汉、广州等都市区，借鉴单中心体制的实践经验，在适当时候、适当地区，尤其是跨界城市区，建立联合政府，是适应我国城市发展进免或解决“城市病”的一条可行途径。
3明确都市区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
在都市区设立跨城市的区域性的联合政府、机构，对单一城市政府的职能必然产生影响，使单一城市政府的职能相对减少.例如:学区的设立，环保、公共交通、消防、供水等委员会的设立.都减少了单一城市政府的此项功能。因此，如何处理好都市政府与各地方政府职能的关系，成为都市区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多伦多都市政府作为解决都市问题、处理地方政府关系的成功范例，对世界城市的发展与管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71。我国与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国体、政体不同，在都市化发展中其组织与管理模式不能照搬国外的模式，但多伦多大都市组织与管理成功的经验，对于解决我国都市化地区城市发展和管理的问题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多伦多大都市政府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各级政府有较为明确的职责分工，使各级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责、有所不责，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目前我国政府职能分配中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有些事务，从低级地方政府、高级地方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插手管理，这样常常不是各级政府管理效果的盛加，而是相互挤兑、相互推诱，造成管理混乱、行政效串低下.因此，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明确各级政府与都市区政府的职责，实行合理分工是极为重要的。
4都市区内地方政府利益的协调
从国外众多都市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大伦敦、多伦多、墨尔本，还是曼彻斯特、旧金山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充满着区域内各城市政府利益间的矛盾，因此，怎样在区域范围内解决各城市共同面对的间题，成为都市区研究的热点。
在我国，由于长期实行中央集权性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8]现象进一步加强，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更为加剐，因此处理好都市区各地方政府间利益关系显得异常重要.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城市地区MUC和RCM体系的建立.便是试图在一事定区域范围内联合解决区域性问题的实例之一.在理论上，西方一些学者建立和发展了“公共经济学”力图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分析和解决这类问题.“公共经济学”认为，城市间的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是行政边界与市政公共设施的服务空间的不一致。从“公共经济学”的砚点看，城市政府具有生产和提供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理想的城市政府行政边界.
应当大体上与公共设施的空间服务范围的自然边界相符。事实上，由于不同的公共设施有不同的服务空间范围，因而在西方城乡分治、“切块设市”的体制下，一个城市政府管箱的行政边界不可能与所有的公共设施的自然边界相适应，相邻的区域之间，地域相连的城市之间，公共服务相互渗透，而公共服务的费用支付，却被限定在行政边界范围内。如何建立大城市地区合理的行政管理结构和组织，从而使城市公共设施和服务达到最佳经济规棋，便成为西方管理及经济学者十分关注和争论的热门课题。一些学者认为应通过联合所有的政府服务(总费用)来考察规模经济.在都市化区域实行一元化管理体制，有利于组织公共服务，使其达到规模经济;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地方政府的合并或联合造成了公共服务费用的增加，而不是减少.也就是说，在都市化区域实行多中心政府管理体制更为有利.它比一元化的体制更富有弹性。
尽管我国和西方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设置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西方学者用“公共经济学”的观点解释和研究都市化地区城市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的思路，对我国，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大城市地区城市间的利益冲突，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5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的法制建设
市场经济是个法治的经济，健全法制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之一。国家要依法治理，行政区划也要依法管理。美国的行政区划管理既有资产阶级政治的糟粕，也有人类行政管理的普遍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加以扬弃吸纳。在美国、法律的实施是市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我国也有必要通过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各项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将各市施政纳入法制轨道，让市政府自主地依照法律实行行政管理，并接受人大和上级政府的法律监督和公众舆论鉴督.逐步改革凡事均需逐级请示审批的人治传统习惯，以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适应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
参考文献
l史育龙，周一星.戈特曼关于大都市带的学术思想评介，经济地理.1996(3):32一36
2吴健平，曼彻斯特大都市政府的形成发展评述.中国方域.l996(1沙:19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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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君德.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发展与城市型行政区划改革新思路.中国方域.1995(妇:2一6
三国文化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1］。时至今日，三国文化已被亿万中华民众所熟悉，成为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重要文化之一。透析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城市文化品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历史原因透视
（一）三国历史的自身特点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基础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中，三国历史只是很短暂的一段，并且历史上类似于“三国”的分裂时期也有多次，秦统一全国前的战国时期，秦末的楚汉之争，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之后中原大地出现的“五胡十六国”，隋末又是大乱，唐末大乱后中华土地上出现的五代十国，元末同样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分裂期唯独三国历史最终形成三国文化品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说：“三国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2］透过鲁迅先生这段话可看出三国历史一个重要特点是不简不繁。众所周知，矛盾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矛盾过少，情节发展缓慢；矛盾过多，情节线索过于复杂。这两种情况对一般普通大众来说都是不乐见的，三国历史记载了三个国家历史事件，既不像楚汉两国相争只能围绕一对矛盾描写，又不像五胡十六国，描写线索纷繁复杂。三个国家历史事件使得三国历史在传播过程中可以不只有一对矛盾，同样也没有多对矛盾，既做到主次分明，有效推动情节发展，又不至于情节过于繁芜，杂乱无章，普通大众既易接受，又易于传播。因此，三国历史本身不简不繁、容易传播的特点，是其形成一种文化品牌的基础。
（二）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要素
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去世以后，其故事广泛流传：“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3］唐代，三国故事是通俗文艺重要创作素材，（唐）颜师古《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观水饰，其中水饰就有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等三国故事。北宋时期玩影戏、傀儡戏、说话的伎家们演说三国故事，高承《事物记原•博弈嬉戏部•影戏》载：“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金院本、宋元戏文、元杂剧也多用三国故事，金院本有《赤壁鏖兵》、《刺董卓》，宋元戏文有《周小郎月夜戏小乔》、《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元杂剧有《徐夫人雪恨万华堂》、《终南山管宁割席》等三国故事戏文，元代还出现了三国故事集大成者的平话———《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为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积累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在普通大众中也逐步建立起影响力，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必不可少的要素。
（三）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所体现出的价值观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
（宋）苏轼在《题三国名臣赞》中说：“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也称赞三国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如果我们将上述两位对三国人物的评价归纳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智术高超；二是武勇动人；三是崇尚风节。对于智术和武勇都很好理解，至于崇尚风节，是崇尚什么样的风节呢？当代学者沈伯俊先生在《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中认为：“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两大坐标轴。”［4］因此，沈先生认为“向往统一，歌颂忠义”为全书的主题。沈先生的提法基本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众所周知，小说《三国演义》主要取材于三国历史，小说之所以能够提炼出这样的精神内核，其实还是基于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这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三国人物所崇尚的风节内容所在。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渴望结束战乱，统一全国。当时思想领域，曹魏以天命所归自居，蜀汉盛行汉朝气数已尽、曹魏最终将统一天下的谶纬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束战乱，统一全国是三国时期比较盛行的思想。而一些关键历史人物也以结束战乱、统一全国为己任。曹操曾作《蒿里行》表达他有结束战乱、统一全国的想法。“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5］可见刘备也有结束混乱时局、统一天下的想法。《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载孙坚见袁术曰：“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6］说到底，孙坚之所以奋力讨贼，还是为了国家统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载后主封为安乐县公的策命曰：“朕永惟祖考遗志，思在绥缉四海，率土同轨，故爰整六师，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言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岂不远欤。”［7］从这策命可看出，司马氏是站在爱护老百姓、保全国家统一的基点上看待刘禅投降的，这也说明司马氏和蜀汉政权都希望维护国家统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曰“艾报书曰：‘……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自非通明智达，何以见王者之义乎！’”［8］可见邓艾也以保全国家统一为王者之义。三国时期还涌现出很多“忠义”志士。诸葛亮在先主刘备去世后，尽心辅佐后主刘禅，即便二人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他也没有任何僭越的想法，而是采取一些避免矛盾激化的措施，尽力支撑起蜀汉政权这座大厦。诸葛瑾为诸葛亮的兄长，也对其服务的孙吴政权忠心耿耿。《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裴注引《江表传》载孙权在诸葛亮来吴时，曾让诸葛瑾去劝诸葛亮留吴，诸葛瑾拒绝了，并回答说：“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9］其他忠心孙氏父子的谋臣武将还有周瑜、鲁肃、陆逊、程普、黄盖。周瑜面对曹操派来的说客礼让有方，黄盖为维护孙氏父子江东基业在赤壁大战前夕献火攻计谋，献上诈降书后面对曹操诱惑不为所动。刘璋派人请刘备入益州时，从事王累在州门上吊自尽以劝谏。刘备攻取益州时，刘璋派张任等在涪县抵御，张任兵败，刘备听说他忠心有胆识，便命令军队让他投降，张任大声回答说：“老臣终究不能再一次侍奉二主。”刘备才杀掉他。荀是在曹操为奋武将军时就跟随他，他也深得曹操信任，但他依然对汉室忠心耿耿，因不支持曹操晋升为公爵被曹死。历史上刘备、关羽、张飞并没有结拜为兄弟，但情若兄弟。《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10］《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他曾被曹操俘虏，曹操待他也甚厚，先拜他为偏将军，后又表封他为汉寿亭侯，可他却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事实上他也是如此做的，当他知道刘备在袁绍处时，“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11］曹操为此赞他为天下义士，《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注引《傅子》曰：“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12］因此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智术高超、武勇动人、崇尚忠义、渴望统一的思想价值。客观说来，一段历史或一件事物若本身就具有契合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将它提炼扩大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就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面，这样而成的文化自然也就容易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上升为文化品牌也就相对容易。上述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思想价值刚好契合大众的思想和性格，它们内化为三国文化品牌思想价值基石，构成三国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所在。
（四）《三国演义》的问世和作者罗贯中的个人素养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关键
元末明初，天才作家罗贯中创作出三国题材前无古人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成熟小说《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问世就得到了广大读者喜爱，“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13］，对三国文化品牌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毫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人了解三国历史和人物都来源于《三国演义》，有些人甚至将小说事件、人物直接等同于三国历史、人物。不仅如此，围绕《三国演义》，又以其为发射点，产生了诸如戏剧、传说，当代社会又产生了动漫、游戏、影视剧等衍生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又丰富了三国文化的传播。因此，没有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文化不可能被亿万中华民众熟悉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品牌，影响中华民族精神和性格。《三国演义》问世前，已经有很多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演讲三国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这些文艺或逐渐消亡或被束之高阁，唯有《三国演义》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而这一切当与小说作者罗贯中有密切关系。（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曰：“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罗贯中其人，现存材料较少，《明代杂剧全目•前期杂剧家作品》曰：罗本，字贯中，或云名贯，号湖海散人。浙江钱塘人，一云山西太原人，或云越人。生元末，盖元明间人。所著小说最富，有《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至今盛传于世。或传《水浒传》，亦出其手。戏曲、隐语，极为清新，所制杂剧三种，仅存一种。［14］罗贯中本人文学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说《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从上述材料可知，罗贯中此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不仅著小说，还擅长戏曲、隐语，且戏曲、隐语风格清新。（清）徐时栋《烟屿楼笔记》也赞赏罗贯中的文学素养：“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志》最佳……至其次序前后，变化生色，亦复高出稗官，盛传至今，非幸也……大约列国、两汉，不过抄袭史事，代为讲说，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铺直叙，惊人之事，反弃去之。”［15］（明）王圻《稗史汇编•文史门•杂书类》“院本”下曰：“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坐。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16］（明）杨尔曾《东西两晋演义序》曰：“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17］（清）顾苓《塔影园集•跋水浒图》曰“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18］。（清）徐渭仁《徐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曰：“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一百二十回。”［19］可见罗贯中具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达者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他“有志图王者”，曾为张士诚幕僚。小说《三国演义》描写了君明臣良君臣相处的理想模式，塑造了诸葛亮这一承载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梦想的典型艺术形象，表达了向往祖国统一、歌颂“忠义”英雄的主题，当与罗贯中政治情怀及曾为张士诚幕僚的经历有关。前面已说过，《三国演义》成书以前，已经有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在普通大众中流传，这些文艺传播三国故事，也在普通大众中有一定影响力，却最终没有促成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创作者多为民间艺人，或没有罗贯中那样的文学素养，或没有罗贯中那样的人生经历。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价值观虽说是内化为小说思想价值的基石，但没有罗贯中广阔的历史视角和政治情怀就很难加以精准提炼和无限扩大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所创作产生的艺术品也就不能达到经典层面，从而打动人心，升华为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文化品牌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文化得以形成品牌，凭借罗贯中的个人素养创作出经典作品小说《三国演义》是重要的一环。
二、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
追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历史缘由可以获得一个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一是具有容易传播的特质，内容不简不繁；二是在群众中已具有一定影响力；三是具有契合普通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四是依靠实力强劲的创作人员提炼和扩大文化固有精神内核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再借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出影响力广泛、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品，从而全面带动文化品牌的宣传和普及。
三、对成都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启示
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独具魅力的文化特色。目前成都市着力打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三大文化品牌。水文化以都江堰水利工程为核心，《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李冰修建该水利工程情况，“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0］从上述记载可知，自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后，该工程积极发挥防洪灌溉作用，成都平原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2000年都江堰水利工程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放水节始于远古时期的“祀水”仪式，自1990年，都江堰市政府决定恢复清明节模拟放水活动以来，已连续举办多届，2006年该放水活动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沙文化其实就是神秘的古蜀文化，以金沙遗址为核心。2001年金沙遗址在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被发现，将成都市城市史提前到3 000年前。遗址共清理出文物千余件，绝大部分时代都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2005年，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6年金沙遗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在金沙遗址原址上建成的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近年来，金沙遗址博物馆通过举办金沙太阳节、开发旅游产品提高金沙文化知名度，目前共研发和生产旅游纪念品、工艺品、印刷品、音像制品等达1000余种。《金沙》音乐剧是中国首部原创音乐剧，故事内容以古蜀公主“金”与考古学家“沙”缠绵3 000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也在剧中出现，是宣传和普及金沙文化的有效方式。熊猫文化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核心。熊猫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是中国特有动物种类，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13个全球优先保护的旗舰物种（类）之一。所谓旗舰物种，是指这类物种的存亡可能对保持生态过程或食物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无严重的影响，但其魅力（外貌或其他特征）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关注。它是中国国宝和世界自然基金形象大使，其憨态可掬的形象被全世界人们所喜爱，曾多次作为友好使者赠与他国。熊猫文化跨越了东西文化差异，是成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成都最有效文化之一。2008年，由美国制作的动画片《功夫熊猫》在中国上映。前面我们通过梳理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历史缘由，发现一个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现将理论规律和成都市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情况进行对比，找出推动这三大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对策（见表1，第64页）。通过表1可以发现，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距离最终形成，都还有一些关键要素需要补充和完善，建议可从以下几方面推动文化品牌的形成。（一）深入研究文化精神内涵，奠定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坚实基础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除都江堰水文化精神内涵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价值观念比较明确外，其他两种文化———金沙文化和熊猫文化的精神内涵相对不明确，并且金沙文化精神内涵尚处于挖掘阶段，至于熊猫文化的内涵，则需要明确其承载的成都城市性格和思想价值的具体内容。由于文化固有的精神内涵对文化品牌形成有核心作用，因此，加大和加快对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精神内涵的学术研究，并尽快达成共识，有助于找到宣传和普及上述三种文化强有力的立足点，奠定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坚实基础。（二）注重多途径宣传文化，提高文化传播深度和广度文化品牌最终形成，有赖于文化的宣传和普及，要注重多途径宣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一是挖掘和赋予文化故事。三国文化之所以容易传播，在于它不仅有故事，且故事内容不简不繁。挖掘甚或赋予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故事，改变以往单靠实物抽象传播方式，满足普通大众接受需求，为文化传播注入形象内容。二是充分借助传统和新媒体。多种艺术形式对三国文化品牌最终形成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增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传播方式，充分运用传统和新媒体，宣传和普及三种文化。三是延伸文化产业链。在已有旅游产品和节会活动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相关旅游产品，策划相关节会活动，扩大普通大众参与度和购买力。（三）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反映文化内涵经典艺术作品三国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离不开《三国演义》这部经典艺术作品问世，可以说罗贯中创作出的《三国演义》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最重要的推动力。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都没有反映其内涵的经典艺术作品，当然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反映文化内涵的经典艺术作品，不一定非要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也可以是电影、电视、动画片等其他艺术形式。但无论选择哪种，它必须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此基础上，根据达成共识的文化内涵，聘请相关的创作者，创作出反映文化内涵，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作品，以全面深入推动文化品牌形成。
作者:符丽平 肖又尺 单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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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对信息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理论开展了多年的研究工作[19]，分别从信息经济理论基础角度、社会与经济关系角度2个方面，阐释了信息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波拉特法[20]和RITE模型[21]分别是这2个不同角度的代表方法。其中，波拉特测算方法比较复杂，同时与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统计方式也不相符合，因而国内很多研究人员倾向于采用日本的RITE模型，对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类社会信息化程度进行度量。日本学者小松峙清介提出了RITE模型的信息化指数，主要从广播、邮电、电视新闻等行业中选取通信主体水平、信息量、信息系数、信息装备率等进行信息化程度的度量，包含11项具体活动指标，如图1所示。RITE模型是利用统计数据计算出上述4个方面的指数，然后相加得到社会经济信息化总体指数。
1.2基于层次分析法
非等权重的农业信息化指数模型小松崎清介的信息化指数模型采用的是等权重赋权的思想。结合中国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和数据统计情况，以小松崎清介的信息化指数模型为基础，改进了部分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信息化指数进行非等权重赋权，克服了小松崎清介的信息化指数模型采取等权重不足，以适合中国都市农业信息化指数的测算。结合农业信息化的实际特点，从通信主体水平、信息量、信息系数、信息装备率等4个方面选取了12个相关指标，提出层次分析法非等权重的农业信息化指数模型。该模型除“通信主体水平”指数未变外，不同程度地修改和调整了其他指标。一级指标分别为信息量、通信主体水平、信息装备率、信息系数4个方面。对二级指标进行了不同程度地修改和调整：（1）“信息量”中删除原模型中“每平方千米人口密度”、“每万人书籍销售点数”，增加更能反映信息量的“人均年邮政业务总量”、“人均年电信业务总量”，并将“人均年通话次数”界定为“人均年长途电话通话次数”；（2）“信息装备率”中分别界定“每百人电视机数”、“每万人电子计算机数”为“农村每百户彩电数”、“农村每百户电子计算机数”；（3）“信息系数”中增加了“农村家庭第三产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对各一级指标进行两两比较，由专家咨询和定性判断，确定各项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建立矩阵进行重要程度比较。通过式(1)计算，得出各一级指标A、B、C、D的权重值分别为：WA=0.353，WB=0.353，WC=0.177，WD=0.117。同理建立各二级指标的比较矩阵，其中“通信主体水平”和“信息系数”各二级指标权重相同。得出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分别为：WA1=0.287，WA2=0.287，WA3=0.142，WA4=0.142，WA5=0.142，WB1=0.333，WB2=0.333，WB3=0.167，WB4=0.167，WC1=0.5，WC2=0.5，WD1=0.5，WD2=0.5。最终农业信息化指标公式为：S=∑(Wi∑WijSij)，其中S表示农业信息化指数；Wi表示一级指标i的权重值；Wij表示一级指标i下第j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Sij表示一级指标i下第j个二级指标的指数数值。层次分析法非等权重的农业信息化指数模型及各项指标权重值，如表1所示。
2农业信息化与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2.1北京市农业信息化相关指数计算
为了分析北京市农业信息化水平的发展趋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北京市2000—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得到北京市农业信息化各级指标、农业GDP值、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值（第三产业中除去交通运输、餐饮住宿、金融、房地产等外GDP值）。以2000年为基础年份，计算出2001—2010年北京市农业信息化各级指标指数和其他数据指数，如表2所示。
2.2结果分析
以第三产业中除去交通运输、餐饮住宿、金融、房地产等外GDP指数代表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经济GDP指数，比较北京市农业信息化相关指标指数，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北京市农业信息化指数与农业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市型农业经济GDP都成正相关性，表明农业信息化各项指标的增长，对农业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市型农业经济GDP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可以看出农业信息化指数增长与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增长具有高度一致，说明农业信息化发展对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增长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农业信息化指数增长对农业DGP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结合北京市周边农业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度，而其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又是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要发展模式的都市型农业，因此农业信息化对促进第一产业（农业）GDP发展的作用非常有效，而在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特别是推动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方面更为有效。
3政策建议
农业信息化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对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与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农业信息化对以乡村旅游等农村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研究还比较少。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农业信息化指数与农业GDP、都市型农业经济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农业信息化对促进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起到关键性作用，农业信息化与促进都市型农业经济增长成正相关性关系，因此在未来都市型农业发展中，需要加大农业信息化投资力度，采取多种方法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如提高农村地区用户的互联网入网数量、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加大农村人口的高等学历教育等，进而推动都市型农业全面快速发展。
明光市夏播大豆常年播种面积6666.7hm2左右，丘陵山区和平原地区都有种植。因夏播大豆常遇连绵阴雨，人工除草难度大、耗工耗时、劳动强度高、除草不彻底，效果差，一般田块因草害减产10%~20%，部分田块甚至绝收改种。笔者在夏播大豆田推广化学除草技术，取得省工、省时、减轻劳动强度，降低成本的良好效果。现介绍如下。
1苗期除草
1.1禾本科杂草田块
用药的关键时期要掌握在大豆2~4片复叶、禾本科杂草三至五叶期，要在杂草生长旺盛，有利于药效发挥的条件下及时施药，在杂草二叶一心断奶期施药更好。施药过早杂草尚未出齐，达不到应有的除草效果；施药过晚，杂草过大，增强了抗药能力，在常用剂量的情况下达不到理想的除草效果。施用药剂应以防除禾本科杂草为主，不需要考虑药剂的混配问题，单一药剂就能达到理想的除草效果。药剂种类有：①12.5%盖草能乳油；600~1200mL/hm2，在雨水充足、田间湿度大时用下限；在干旱情况下用上限，对水375~450kg/hm2喷雾。②35%稳杀得乳油为750~1500mL/hm2，15%精稳杀得乳油为750~1050mL/hm2，使用方法同盖草能。③10%禾草克乳油900~1500mL/hm2,使用方法同盖草能。
1.2单子叶和双子叶（阔叶）杂草混生田块
这样的田块要想达到理想的除草效果，除草剂不能单一使用，要两者兼顾，既能防除单子叶杂草又能防除双子叶杂草。目前所使用的除草剂中，两种都能兼顾的品种还比较少，因此就要考虑到除草剂的混配问题。混配并不是简单的凑合。要选择对田间杂草种类防除效果最佳的药剂相配合，配合后不因混配而降低防效才能达到好的除草效果。因大豆也是双子叶植物，它和双子叶杂草往往有很多相似之处，要考虑到除草剂对大豆的选择性程度来决定，以免大豆受药害。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大豆田防除单子叶和双子叶杂草的除草剂有：①单一使用，分期进行。用25%虎威水剂1050~1950mL/hm2于大豆第1复叶期对水450kg/hm2喷雾，防除阔叶杂草；在禾本科杂草基本出齐时，可使用稳杀得、禾草克、盖草能等的任意1种750mL/hm2对水450kg/hm2喷雾,防除禾本科杂草。②混用。把2种除草剂混合一次性喷雾。据试验，以25%虎威750mL/hm2与15%精稳杀得750mL/hm2混用，在田间杂草三至五叶期进行喷雾，除草效果非常好，无论是禾草科杂草还是阔叶杂草，防效均在96%以上。
2芽前除草
芽前除草，即大豆播种后出苗前进行土壤处理，控制杂草出土。土壤处理的技术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精细整地
苗前进行化除，对整地的要求极为严格。整地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除草剂的药效发挥。土细墒平的田块，不仅有利于一播全苗，而且易喷施除草剂，在常规的剂量下就能达到一定的除草效果；如果耕作粗放，墒面高低不平，土块较大，这样就增加了土地的表面积，在常规的剂量下就降低了除草剂的浓度，影响除草效果。同时，土块较大，除草剂很难全面接触土块，加之经过雨水淋润后土块破碎，土中的杂草种子仍会生长。
2.2严把土地水分关
关键词： 西安；城市；文化外交；国际化大都市；政策
Key words： Xi'an；city；cultural diplomacy；international metropolis；policy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3-0005-03
0 引言
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离不开城市的文化外交。2014年5月15日，出席了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推进城市外交，促进中外地方交流，推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1]2015年，在西安接见了印度总理莫迪，标志着西安成功以城市身份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并且已经超越了国际友好（交流）城市间的这种地方政府开展公共外交的初级形式，这为西安发展城市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契机。西安政府可以借助这样的机遇，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目标，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辐射下，创建对外开放的新优势，以西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为基础，彰显西安城市的文化外交影响力。
1 城市文化外交的内涵和特点
城市文化外交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在思想、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对外开展的人员往来、文化推广和思想交流，以实现软实力和文化输出等目的的外交活动，主要包括文艺外交、思想外交和文明外交三个层次。[2]一个城市的文化外交水平和能力代表了该城市软实力的影响力。具体讲，西安的文化外交大部分从属于其城市公共外交的范畴，是由西安市政府配合国家文化外交总体战略，大众参与，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及西安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认知，即推进和拓展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城市形象品牌的塑造与传播。
与其他外交形式相比，文化外交有自身特点：
首先，内容属性的柔和化，文化外交不同于政治、经济或军事外交等“硬性外交”，它属于“软性外交”，平和而且贴近人心，形式灵活多样，潜移默化影响受众群体，更易达到对文化外交实施国或地区的文化认同。“因此，文化外交不仅仅是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等传统外交形式的有益的――乃至必要的――辅助或补充，而是一种可以独立的、不可或缺的外交形式。”[3]
其次，行为主体多元化。传统外交的行为主体是国家的外交部门，但是文化外交的主体既可以是国家的官方机构，也可以是地方政府的外事部门、非政府组织、个人等，但是文化外交的主导者必须是政府，这是区别于民间“文化交流”的最主要标志。也就是说文化外交的行为主体是政府组织或经过政府授权并委托的非政府组织或公民个人，实施行为后果由相应政府部门负责；最后，实施路径多重化。由于文化内涵丰富且行为主体多样，文化外交实施路径从简到繁、从浅到深，形式多种多样。从常见形式看，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例如影视、音乐、美术、绘画、餐饮文化等；从实质意义上看，文化外交的开展是一种文化的输出，传递时是一种精神文化信息；从追求目标上看，其实践路径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传播。概括讲，实施文化外交就是要使国外民众接受并认同实施主体的文化习俗传统、经济发展理念和思想价值观念。
2 西安文化外交的现状与问题
西安能够以城市身份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说明西安具有良好的外交基础，而文化历史底蕴是西安的城市符号和特色优势，因此，西安实施文化外交既可以有助于实现国家外交的总体目标，又可以巩固西安的城市发展定位。
目前，西安现有国际友好城市27个，友好交流城市51个（信息来自于西安外办2016年工作总结），西安领事馆区建设进展顺利，2016年底前将建成4个统建馆，力争外国在西安新设立总领事馆，商务代表处，芬兰、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在西安设立签证中心，吸引涉外机构等入驻西安领事馆区，西安市已经形成与五大洲对外开放联系紧密的网络与渠道。2011年西安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是其文化外交能力的成功展示，但之后的持续性影响不大，在西安“城市品牌”中很容易被忽略，说明此类活动的文化外交功能发挥不到位。因此，西安需要通过借力和造势提升西安文化外交水平，进而提高西安城市的国际影响力。目前来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城市开展文化外交的重要性认知尚缺乏。
文化外交是提升城市形象重要手段。可以说自2011年启动世园会海外推广以来，借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历史契机，顺风而动，西安文化外交迈出了坚实一步，先后举办了国际文化周、世界华文教育大会、欧亚文化论坛、丝博会、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圆桌会议等，但是与其他国内外国际化大都市相比，西安在一些硬指标上虽有所建树，但过度追求拥有跨国公司、国际航班、五星级酒店、酒吧、别墅、高尔夫球场、地铁、西餐、外国乐队、巨型建筑这些符号化的物质载体，就举办大型国际性赛事或国际会议级别和次数、一流大学数量、大型剧目年演出数等文化资源指标来讲，西安的进步并不冥想。
所以，需要把城市文化外交纳入到西安国际化大都市构建与推广的系统工程中来，使其成为系统的常态运作机制，让西安的文化外交布局涵盖塑造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要求。
第二，西安文化外交框架还未形成。
西安政府在城市文化外交实践中具有主导和统筹作用。西安市外事侨务办公室、政协等机构部门是西安对外文化交往的核心。另外，企业、非政府组织、文艺团体、普通民众等都应该有意识参与捡来，共同建构城市文化外交的组织网络。相比国内其他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上海等地都设有公共、城市或文化外交协会，在城市的对外开放上已经走在了西安的前列。而西安开展城市文化外交的依托仍然是传统机构部门――外事办，1985年外事办下设成立西安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属于人民团体性质，它通过举办文化等领域的民间对外交流活动，例如举办或参加纪念会、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双边及多边会议，交换资料、举办演出和展览，青少年之间的国际交流等活动助力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目前这个协会还没有荣誉大使，没有形象代言人，并且包括西安海外华侨华人、外籍友人和“西安荣誉市民”等大量西安可以开展文化外交的潜在人脉资源还未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第三，西安对外文化交流方式保守且单一。
从现状来看，仍是以互派留学生、开设孔子学院、派出文化演出团体等传统的文化外交方式为主。随着国际文化交往的深入和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文化外交方式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发展而变得灵活多样。
经过调查，国际社会了解西安的主要来自于三条渠道：一是互联网传播（47.6%）；二是人际传播（1%）；三是亲身体验（41.2%），因调查对象以年轻人为主，对互联网的熟悉度要高于其他群体，其他传播方式不能忽略。可以借助互联网发展人际传播，并分享体验信息，鼓励他们把在西安的切身感受、见闻或旅游经历制作成视频在网络上分享，依托媒体传播效应扩大西安的国际影响力。
第四，西安文化外交对硬实力的依托不足。
2015年《中亚留学生眼中的西安城市形象调查研究》显示，外籍人士对西安的第一印象分别是历史文化名城（62%），现代化城市（24%），国际化大都市（12%），这说明，在外国人眼中，对西安的历史文化认可度最高，而对其经济和现代化程度上评价却偏低，其中对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历史古迹，如兵马俑、大雁塔、钟鼓楼等。而西安的文学、影视、秦腔等这类文化产品在外籍人士那里认知度较低。这都说明大众对西安国际大都市认同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历史文化积淀，而非城市的现代化，这显然与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发展目标背道而驰。也是就说，西安城市经济影响力远滞后于其文化影响力，而城市的经济影响力恰恰是国际大都市建设中的重要一极。国务院批准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要把西安建成国际“现代化”大都市，拓展“向西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因此，西安不能仅满足于只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而应当继承历史上西安的区位优势和开放传统，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成亚欧合作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成亚欧合作交流的主要基地，巩固和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地位和作用。
第五，西安外国籍人口所占比重偏小，限制了人际传播效应的发挥。
按照国际大都市的普遍标准，外籍人口占人口比例不低于5%。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等城市外籍人口所占比重都在20%以上，而西安还不足1%，西安在这方面同世界其他国际化大都市相比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外籍人员少是西安的短板，意味着从事对外交往活动的人员少之又少，那么要把西安的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可能性就会大打折扣。跨国人员流动无疑是传播文化、加深理解的重要渠道。因此，西安不仅要扩大海外人才的引进规模，更要深挖现有的存量资源，把现有的百分之一外籍人士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对象，激励他们成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口碑传播者，在城市形象推广中重视外籍新西安人的声音，这是西安城市形象塑造过程中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
3 西安开展文化外交的目标与对策
第一，文化外交目标设定对接城市发展需要，把服务推进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与城市文化外交的布局统一起来。
西安并不缺乏文化交流形式，但在战略沟通谋划上缺失某些重要因素，没有一个城市发展目标层面的详细规划，并且相互重复和重叠的活动内容很多，这就要求从事文化外交活动的相关部门整理并明晰相关信息，建立明确的文化外交目标方案。西安文化外交的目标框架设定可以围绕短期见成效、中期见特色、长期见机制的方案展开。
①从短期目标上来看，以政府为主导或牵头，尽快成立西安公共外交协会，以发展和扩大文化外交为先发机制，抢占时机。目前，国内的许多大城市包括上海、南京、扬州、温州等都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这些城市基本坐落于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城市中还没有。西安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迅速崛起，提升国际影响力，顺利实现城市发展目标，借力造势并抓住当下机遇是关键。当然，这里要打破一种旧观念，文化外交不是政府单独的行为，政府在机构设置上或特定的文化活动项目中需要与社会团体通力合作并保持稳定长久的合作关系；
②从中期目标来看，推动海外华人华侨对西安精神的认识，塑造更加多彩立体的城市形象。西安精神是这座城市发展的精神动力，是西安的文化内核，更代表西安的人文特色。因此，可以通过华人华侨“在海外从事商业、宗教、教育和其他活动方式来”[4]传播西安精神，强化西安现代文化吸引力；
③从长期目标来看，坚定城市发展定位，维系国际社会对西安市的知名度、热衷度和满意度，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融入到城市管理的长效工作中来。
第二，加快制定《西安市对外文化交往项目指南》，从观念、机制和行动三个层面入手突显对外开放的全局性，彰显西安在走向国际化城市中的文化外交影响力。
就西安开展文化外交的对策而言，首先在观念层面，要树立这样的观念――中央文化外交工作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地方的积极配合和参与，必须提升西安市政府对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开展文化外交重要性的共识。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有了这样的观念，西安政府的宣传部门应该立即启动打造专门的文化交流中心计划，制定《西安市对外文化交往项目指南》。在这点上，西部地区另外两座较有影响力城市――成都和重庆已经走在了西安的前列，转变观念成为当务之急；其次，在机制层面，实现文化外交工作有政府外事部门“独家”统筹向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多家”协作的方向发展。
再次，在行动层面，文化外交活动的开展必须要依靠群众、为了群众，通过文化外交让市民感受打到更多的自豪感，概括来讲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原则，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形成政府引导、全民共建共享的局面；最后，从国际经验层面看，国际经验特别是治理经验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有必要对世界国际化大都市进行个案比较，特别是重视对纽约、巴黎、东京、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形象和文化对外推广的案例研究。
总而言之，西安市在积极探索国际化道路中，就自身城市形象塑造方面仍需大胆摸索和创新，应利用中央大力推进城市外交战略的契机，增强对外开放的系统性，突破建设发展中的部门化、政府化、零散化，将西安这座城市的文化优势发扬光大，把文化外交定位为西安城市公共外交的核心，实现西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成为世界最有吸引力、最有投资价值和适宜居住的国际大都市之一。
参考文献：
[1]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16（01）.
一、论坛时间：20*年11月
二、论坛地点：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术报告厅
三、论坛主题：以人为本安全发展
四、主要议题：
（一）安全文化——提高政府安全生产监管水平的软手段、软实力，兼谈安全生产监管的制度创新、措施创新和方法创新。
选题思路：通过对比“执法监察”等硬实力、硬手段与“安全文化”等软实力、软手段，探讨全社会安全生产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建设，为政府安全生产监管制度创新、措施创新和方法创新奠定理论基础。
（二）“高危行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制度、措施和方法——行业文化与安全生产关系研究。
选题思路：通过发掘不同行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法律环境、人员构成、操作惯例、行为习惯，分析安全文化建设在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措施和方法等方面的作用。
（三）国际安全生产经验及其对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借鉴。
选题思路：通过了解国际安全文化研究的现状，特别是通过对德国煤矿企业安全生的借鉴、日本全民安全教育体制的借鉴、英国石油企业安全生产文化建设的借鉴，总结国际安全文化建设经验对我国现阶段、我市现阶段安全生产工作的参考意义。
（四）城市安全文化建设——国际视野下的首都如何构建“有序、安详、幸福”的安全环境。
选题思路：通过都市视角，分析安全文化对建设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性大都市的影响，以及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当中的具体制度和办法。
（五）我国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设——从石油、石化行业实践看“健康、安全与环保”体系的建设经验和落实情况。
选题思路：通过石油、石化系统HSE建设的具体例子，分析我国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建设过程，以及在安全文化建设中的企业责任。
（六）危机预警及动员——从汶川地震看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和动员能力
选题思路：从汶川地震看危机预警、危机管理和动员能力的建设现状和发展趋势。
（七）根据论坛主题，专家自拟课题
五、论文征集
1、热忱欢迎国内外高校、企业及研究院所的安全生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它科技人员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有意者请填写并以电子邮件返回会议回执；
2、提交的会议论文将编入《第二届北京安全文化论坛论文集》。
在此背景下，本研讨会主要是检视文化资产的评价及保护过程中的张力和机会，并在较宽广的社会领域中，检视以发展为目标的文化资产使用方式。希望探索文化资产如何在转变及在流动的价值观中“运作”，并探索观光与游客形塑、嵌入、改变社会遗产价值的各种方法，如：
·观光的运作和身为游客，如何影响我们对文化资产的理解？
·我们对过去历史的价值观如何转变？
·在这实时、多重实体的时代以及多重文化的社会中，（应该）如何使游客和社会大众了解文化资产？
这类问题都影响文化资产的政策和政治活动，及国际观光业的动态。
本研讨会目的为提供跨越不同学术领域的关键对话，也征求各学术领域论文，如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建筑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研究、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历史学、遗产研究、景观研究、休闲研究、博物馆研究、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观光研究、都市与空间计划等。
我们欢迎所有探讨关于观光及文化资产关系的观点。任何与遗产相关的论文都是我们征稿的对象——世界遗产、自然遗产、人造及都市遗产、殖民遗产、宗教遗产、遗产景观、无形遗产、博物馆遗产、食物遗产等等。主题包括：
·了解游客的遗址体验——叙事、记忆与情感
·阐述并传达遗产的价值——包含复杂的观众
·藉有形及无形资产建立认同感——挑战传统
·以遗产为基础的再生计划——怀旧经济
·将过往历史作为观光消费的商品化过程——（反）传统再造
本文对中国城市旅游的研究动态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后认为,中国城市旅游研究虽然成果数量多并呈现稳定递增态势,但同时存在着动态研究不足、系统性缺失、研究深度不够以及方法落后等问题。本文从发展目的、形态、生产模式和空间结构四方面对城市旅游进行了重新认识,并探讨了对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以及与城市其他产业的融合和嵌入发展等问题。
关键词：
城市旅游; 融合; 嵌入
1 引言
以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1976)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当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时,社会开始步入以信息化、知识化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服务的社会,因此,在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的发展模式不再依据传统的零售服务供给、制造业等活动,而是依据城市在全球化信息经济中的地位,来促进服务业系统性发展(Daniel Bell,1976)。由于服务业涵盖生产、生活、公共服务等众多方面,因此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城市的综合性特征日益彰显。不断完善的基础和配套设施,日渐优化的环境和多样化的服务功能,使城市不仅成为区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成为旅游活动的中心。城市旅游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走上规范发展的道路,比较而言,中国城市旅游起步较晚。自1995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活动,带来了城市旅游的迅速和持续繁荣。根据国家旅游局2010年5月公布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名录》,截至2010年,全国先后有339个城市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占城市总数的51%①。实践表明,城市旅游推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奠定了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基础,已成为中国现代旅游业发展新的增长点,在整个旅游产业中地位突出。
产业的发展与繁荣必然引起研究的关注。在国外,自Stansfield(1964)阐述了城市旅游的概念后,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城市旅游的重要性,到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城市旅游研究迅速发展,基本形成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局面,其研究领域涉及城市旅游的需求与供给、城市旅游的影响、城市旅游的开发规划与管理等方面。随着城市旅游的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城市旅游研究,并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城市是由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形成的多层次多主体的复杂系统,造就了城市旅游研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了尽可能全面地评价国内城市旅游的研究成果和现状,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检索源,对检索到的相关文献做了简要分析,发现,国内的城市旅游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学术研究层面都面临着转型问题,急需重新认识,廓清本质。
2 中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顾
2.1 研究的兴起
城市旅游研究在西方国家发轫较早。Stansfield(1964)在其著作《美国旅游研究中的城乡不平衡》(An note on the urban-nonurban imbalance in American recreational research)中首次提出了旅游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城市旅游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旅游学都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未能形成普遍认同的旅游研究的概念、理论乃至范式,导致研究陷于分散、凌乱的局面,城市旅游研究也不例外(古诗韵,保继刚,1999)。因此,尽管当时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城市旅游研究的重要性,但绝大部分研究只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城市旅游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Ashworth(1989,1992)、Ashworth and Tunbridge(1990)等都做了开创性研究。
与国外相比,我国城市旅游研究起步较晚,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极少量的城市旅游方面的文献(以“城市旅游”或者“都市旅游”为关键词,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源进行标准检索,截至1994年底,共检索到19篇文献),并且基本停留在简单介绍、描述层面。直到1995年后,随着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和全面发展,理论研究才得以兴起并不断跟进,陈传康(1996)、李蕾蕾(1995,1998)、宋家增(1996)等学者分别对城市旅游开发与规划、城市旅游形象以及都市旅游的发展进行了相关探讨,为城市旅游的后续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之后,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空间和范围的日益拓展,旅游形式和内容的日益更新,旅游活动和现象的日益复杂,城市旅游研究变得异常活跃,研究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秦学,2001)。
2.2 研究成果的统计与分析
1995年以后,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城市旅游的研究中。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中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关键词 “城市旅游”或者“都市旅游”为检索式进行高级检索,截至2011年底,我国有关城市旅游研究的相关文献共2139篇,除2011年外,研究成果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见表1)。从文献的年度分布来看,与旅游学科中的其他研究相比,城市旅游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稳定性,这也与城市旅游在旅游业中的稳定地位相吻合。
〔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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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跳舞,中国社会古已有之,但中国的传统舞蹈终未能形成一种社会现象。后,随西风东渐而来的西式跳舞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社会渐掀波澜。西式跳舞进入中国社会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二者间的冲突和融合折射出中国近代都市社会演变的曲折过程。同时,东来的西舞还催生了社交公开、男女平等、个人自由、享乐主义等思想和观念,是近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笔者认为,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的跳舞问题能够一窥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社会风貌的变迁。
西舞虽东渐于晚清,但勃兴于民国。目前,史学界对民国时期的跳舞问题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虽已有学者对民国时期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的跳舞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跳舞问题作为民国时期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理应成为学界进一步关注的对象。因此,笔者拟将社会文化史范同内关于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该问题做一铺垫。
一、娱乐生活研究中的民国跳舞问题
娱乐生活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跳舞又是娱乐生活的一种。民国时期,西舞在上海、天津、北京这样的都会城市中日益盛行,并渐成风气。 故而,在研究民国时期京津沪娱乐生活的论着中,几乎皆有对当时舞现象的论述。笔者现将这类研究中颇具代表性的论着作一综述略陈如下。
将整个上海娱乐业纳入视野并将舞厅业包含其中的两部典型着作,一是高福进的《“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产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二是楼嘉军的《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高着中“室内娱乐:男女同舞同乐时代的来临”这一章,概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交际舞传人上海的流变过程,但失之过简,且错误较多。楼着中,作者为佐证整个上海娱乐业的空间结构、经营主体、娱乐特征等方面,对近代上海娱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舞厅业的发展概况作了分析,但略嫌泛泛,不够深入。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将舞厅作为一个重要的样本,探究了以“声、光、化、电”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城市尤其是上海的“现代性”,是一部颇具影响力的着作。
扶小兰的《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生活方式之变迁》一文中的第五部分介绍了西方交谊舞在中国由初现到勃兴的情状,并认为交谊舞成为都市人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近代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并彰显出其特殊的意义,但在笔者看来,作者以单薄的史料所得出的这一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弊。
李少兵的《1927-1937年的北京娱乐文化——官方、民间因素与新时尚的形成》(《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一文,从官方、民间因素对娱乐文化的参与以及二者之参与同新娱乐时尚形成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介绍了1927-1937年间北平舞业的情况,但多侧重于北平当局对舞业的管理。此外,作者于1994年出版的一部着作——《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有一章专门论述民国时期的西式舞蹈,介绍了传统的中国舞蹈和现代西式舞蹈的主要区别,交际舞从传入中国到逐渐流行的过程,中国舞蹈家戴爱莲,以及洋人对中国洋舞的看法。其中诸多内容鲜见于其他研究民国跳舞问题的论着中,不失为该文之亮点。
其他论及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社会文化史论着还有很多,比如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罗苏文的《沪滨闲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安克强的《上海-19-20世纪中国的和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许慧琦的《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台北学生书局,2008年版)等等,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具体评述。
二、民国跳舞问题的专项研究
目前,在社会文化史范畴内,对民国时期跳舞问题作专项研究的论文有十多篇,但着作屈指可数。笔者在此略作综述,以助后继之研究者了解此专项研究的概况。
马军对上海的跳舞问题研究得颇为深入。他的《1948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以1948年上海舞女反抗政府节约消费禁令而引发的暴力事件为研究对象,梳理出了这一事件演变的详尽脉络,并整理出珍贵的口述历史文本,研究较为深入。他的另一重要着作《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则系统介绍了交际舞从清末传人中国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再次出现的百年发展脉络。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导论中较为细致地梳理了国内外涉及上海舞厅、舞女的研究,为后来者之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除此之外,马军还发表了《1948年上海舞潮案中的舞业同业公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从“舞潮案”看战后上海市社会局的处境和职能》(《老上海透视——中日青年学人的上海史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论1948年上海舞潮案》(《上海研究论丛》第1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上海舞厅业的消逝(1949-1954年)》(《国史研究参阅资料》,总第290期,2004年8月)、《几点钟打烊?——论旧上海两界三方围绕公共娱乐场所关门时间的交涉》(《城市史研究》第24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两界三方管理下的上海舞厅业——以1927至1943年为主要时段的考察》(《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等论文分别从舞业同业公会、社会局、舞潮案、舞业的取缔、舞厅的关门时间、舞业管理等方面对上海的跳舞问题进行了研究。
张艳的《激荡与融合: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国》一书,“主要探讨在近代百年间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西方舞蹈传人中国之后引起的舞蹈艺术、社会风俗、社会心态、价值观念、文化市场、政府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变化,透视国人认识西方舞蹈和西方文化的心路历程,探讨多元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规律和特征。”
依笔者拙见,可将目前国内学界专门研究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十余篇学术论文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论述舞厅功能的文章。主要有:葛平的《交际舞场的交际功能和娱乐功能》(《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3、4期)和胡俊修的《近代上海舞厅的社会功能——以20世纪30年代(申报)广告为主体的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其中,胡文还指出了上海舞厅长久存在和兴盛的原因。
第二,从舞女、都市化、现代性和公共空间的角度,论述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文章。主要有:陈文婷的《上海舞女:以休闲报刊与小说为中心(1927-1949)》,万妮娜的《民国时期舞女性质探析——以上海舞女为中心》(《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4期),张金芹的《另类的摩登:上海的舞女研究(1927_1945)》,赵凤玲的《交际舞东渐与近代都市女性的“摩登生活”》(《江汉论坛》2008年第5期),李从娜的《从(北洋画报)看民国时期都市交际舞业》(《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以及郭亮亮的《空间与想象——舞厅、舞女和穆时英的小说》(《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第三,以禁舞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主要有:左玉河的《跳舞与礼教: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唐小兵的《象牙塔与百乐门——民国上海的大学生“禁舞”事件考述》(《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赵巧萍的《1946-1948年广州禁舞及其失效的原因》(《传承》2009年第3期),以及前文所述马军的上海舞潮案的相关论文。
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费嘉炯及该国社会学家保罗·克雷西亦曾对跳舞问题进行过专项研究,且其成果不容忽视,后继研究者理应仔细研读。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笔者认为尚有诸多遗憾。
其一,仅将跳舞问题作为近代娱乐生活的一个方面而有所提及的论着多于对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专项研究。对于民国时期的跳舞问题,前者的研究多失之泛泛,或者材料单薄,有以偏概全之嫌,而后者的研究对象大多为西式交谊舞,似乎近代以来东渐至华的西式跳舞只有交谊舞而别无其他。实际上,存在于民国社会的西式跳舞除了交谊舞外还有西方各国的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等等,它们都曾对近代国人产生感官刺激,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2]谭兆红.基于动漫的幼儿园艺术教育研究[M].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学位论文.
作者简介：
刘 彤，四川传媒学院编导与戏文系副主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