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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文化源于中国的茶文化，然而，从最初的不断模仿到不断的改造并注入日本的民族特色，而最终成为代表和体现日本民族性的文化。本文通过对这两种文化进行比较，以说明这两种文化所体现的民族性和在各自的思想文化中的不同地位及不同的历史作用。
一、茶文化的定义及研究目的、意义
（一）文化及茶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人们生活样式的全部，是人们亲手创建的有形无形的成果的总和，每个民族、地域、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通过不断的交流得以发展，尤其在哲学、艺术、科学、宗教等领域发展迅猛。文化由人类创造并推进了人类和社会的进步关于茶文化先学大家们有各自不同的定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茶文化以茶为载体传播各种文化，茶和文化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特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茶道是茶文化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现今的茶道追求修身养性，遵从礼法，日本饮茶起源于镰仓时代，后发展成诸多派系。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茶由中国传入日本，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日两国文化的象征，因此也可以说茶是中日交流的结晶和见证。研究日本茶道，对于促进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当今这个物质化世界，竞争更加激烈，人们的心理也容易失衡，人际关系紧张，而茶道中的“和、静、清、寂”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因此，提倡茶文化，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二、提出问题
茶道精神广泛，内容深刻，形式多样，可以从茶在日本的由来，发展及所传达的精神方面来考虑中国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此外，还可以考虑其作用和历史地位。
三、研究方法并收集资料
（一）收集资料。本文不仅有老师的细心指导，还利用图书馆、网络等收集有关茶文化的资料，以确认其中的人物、时间、历史事件都是正确的。
（二）研究方法。读很多有关茶文化的文献，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取素材，观点，发现茶的起源，发展和历史，探求茶文化的社会意义。
四、茶的起源及茶文化的发展
（一）茶的起源。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清代郝懿行在《证俗文》中指出：“茗饮之法，始见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司马相如凡将篇有荈诧，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荼。”郝懿行认为饮茶始于东汉末，而萌芽于西汉。西汉著名辞赋家王褒《僮约》“烹荼尽具”的约定，是关于饮茶最早的可信记载。《僮约》中有“烹荼尽具”、“武阳买荼”，一般都认为“烹荼”、“买荼”之“荼”为茶。《僮约》订于两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故中国人饮茶不会晚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的西汉晚期。我们认为中国的饮茶始于西汉，而饮茶晚于茶的食用、药用，中国人发现茶和用茶则远在西汉以前，甚至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二）茶文化的发展。茶在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地位。茶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精髓，是东方民族不朽的文化遗产之一。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的發源地，也是最早发现、利用茶叶的国家。中国茶，是文人异士会面必不可缺的一种东西。这些人能在茶中喝出友谊、喝出交情。中国人，自然谦和，不重形式。所以不管是唐代的茶经，宋代的大观论茶，或明代的茶疏，一般人民将饮茶融成生活一部份，没有什么仪式，没有任何宗教色彩。中国茶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国礼仪之邦的体现点之一。
从汉魏、两晋、南北朝开始以来，饮茶风俗从巴蜀地区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文化由萌芽逐渐发展。王褒是四川资中人，买茶之地为四川彭山。最早对茶有过记载的王褒、司马相如、扬雄均是蜀人，可见是巴蜀之人发明饮茶。当今世界广泛流传的种茶、制茶和饮茶习俗，都是由我国向外传播出去的。据推测，中国茶叶传播到国外，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五、日本茶道的发展
约于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我国的茶叶就开始陆续输出至东南亚邻国及亚洲其他地区。公元805、806年，日本最澄、空海禅师来我国留学，归国时携回茶籽试种；宋代的荣西禅师又从我国传入茶籽种植。
据记载，中国茶传入日本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是奈良时代（六朝—唐），虽然这一时期没有记载文献，但是1422年的《公事根源》有记载，圣武天皇赏赐给僧侣遣唐使带来的茶叶，当时唐朝把茶叶当做药来使用，而这一点也被日本人所学习；第二期是平安时代（六朝—唐），日本佛教徒最澄和空海于804年和遣唐使一起乘船回到唐朝，最澄于805年回到日本，空海于806年回到日本，两人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带回了我国的茶叶。在当时的日本，茶属于珍贵物种，因此只有天皇、僧侣及贵族阶级等人才可以喝，庶民是喝不到的。《茶经》详细记载了茶的起源、制法、饮用以及茶具，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茶书：第三期是镰仓时代（宋），此时代有荣西去我国学习临济宗，同时，为日本带去了茶籽，茶的功效很容易被日本人接受，中国的陆羽被称作“茶祖”“茶圣”“茶神”，而日本的茶祖是荣西，他也有卓越的功绩。因此，这一时期随着茶产量的增加，能喝到茶的庶民也逐渐增加了。以上三个时期都是以抹茶法为主，而从第四期江户时代（明）开始更盛行煎茶法，江户前期，隐元禅师晚年应日本长崎兴福寺之请赴日弘法，从福建省来到日本，带去了当时明朝盛行的煎茶法，永谷宗円于1738年将煎茶法成功进行改良。现在饮茶成为日本人的日常，茶在超市和便利店都有卖，在居酒屋也经常喝乌龙茶。
茶文化作为我国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在日本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发挥，它并不是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吸收，而是从最初的模仿到不断改造，最终形成了深含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文化，并成为日本的国粹，享誉世界。日本的茶道非常注重精神主义，有一种“脱离世俗别具风格”的精神表达。
六、儒教、道教、佛教和茶道
茶道文化是儒教、道教、佛教等诸家思想的结合，结合了唐代文化的特色，奠定了茶文化的基础，创造了茶道精神。其中，“和、敬、清、寂”形象地表达了茶道精神，“和、敬”表达主客心灵相通的意蕴，而“清、寂”则表达出茶院和茶室之间微妙的关系。“和”即同事之间相互协作，和睦相处，“敬”即朋友之间的相互尊敬，“清”即身心清净，心无杂念，“寂”即普通，以平常心看待事物。
（一）道教和茶道。暂且不谈饮茶始于道教这种说法的真假性，在道教中，茶道实现了人生的艺术的完美结合，道教主张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思想和茶道的协调（也就是“和”的精神）相一致，中国的历史学家说道教思想是对道教“生于现世术”的回答，也就是说道家思想在现在也是以自我为中心展开的。现在是无限移动的，处于相对性的主要地位，相对性对于调整来说是重要的，是具有艺术性的。道教和儒教、佛教不一样，道教会调整周围的生活环境，从生活的痛苦中看到美好的一面。
老子主张虚无当中存在本质的东西，可以说虚无当中包含着全部，也就是说在什么都没有的空间里也存在运动的可能；自己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支配自由不被践踏，那是因为整体通常是由部分来支配的，这种教育思想具有自我解脱的意蕴，这和茶道精神相同。
茶道在生活中有很多的表现形式，虽然可能会觉得茶室和日常生活中的有所不同，实际上那正是人们生活的场所。所有的事物和自己一体化，身处其中，过更加自由的生活，所以说日常生活和茶室没有区别，同处一个世界。
茶道的主流是包含着道教老庄思想的“禅”，茶道的全部理想，就是从“在人生微小的事情中学习到重要的东西”这样的禅的思想中得来的，道家思想为茶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禅就是其中真实存在的东西。
（二）儒教和茶道。镰仓时代日本传来了供僧侣学习的程朱理学，这是继佛教以后，接受了中国的儒学、老庄思想和道教的影响。日本人从镰仓时期开始，就集儒教、佛教和神道为一体，不久，在室町时代末期，儒教从禅宗当中独立，但是，实际上在接近国家安定期的江户时期开始扩展，江户幕府把程朱理学定位官方学说，朱子理学很受欢迎，随着儒学的发展，不仅程朱理学，古学派、折衷学派也积极扩展，据资料记载，儒学对武士道和茶道有很大的影响。
儒学思想是中国百家思想的纲领，也是茶道思想的主体。儒家思想中的“中庸”和“仁礼”被用于茶道，在饮茶的时候能够促进交流，创造氛围，增加友人之间的情谊，而且在烹茶的时候，可以进行自我反省，从而客观地认识自己和世界。内省不仅可以增进理解，促进协调，而且还可以增进友好发展。在儒教中可以实现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调和，或者可以说实现个人和社会共同进步的理想，这就是茶道的基本理念。
（三）佛教（禅）和茶道。日本的茶文化由中国传播而来，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佛教的僧侣们，他们带着茶的种子和茶器回归，把茶作为药来使用，而且以他们为中心把饮茶传播开来，所以说，日本的茶文化结缘于佛教的传播。
佛教的修行可以达到净化精神的作用：而禪就是集身心于一体，达到无我无心的境地，所以说宗教是茶道主要的因素，茶道存在意义的根源，最明了的定义就是茶道是禅的化身。
逆转人生 由茶而来
加代子的家乡在日本大阪，一个美丽的岛屿城市。父亲比母亲整整大12岁，父亲是 “反政府分子”，因此进过监狱；母亲是学者，战争后回国艰难发展就业，由于政治原因变窘迫的家庭景况让加代子和两个哥哥都有很强烈的独立意识，加代子从小就想出国留学开始独立的生活，基于家里只有一个女儿，父亲实在是放心不下，只得作罢。
像大多数的日本女性一样，活到30多岁，加代子仍然“以夫为天”，丈夫有外遇，对她冷脸相向，也忍气吞生、粉饰太平。但是，终于有一天，父亲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人生，他说：“尽管你已经不年轻了，但你仍有能力改变你的生活。”
时隔不久，一位妇人给加代子看相，当她看到加代子第一眼，就肯定地说：“你的根不在日本，在中国。”
也许是机缘巧合，离婚后的加代子在命运的推动下，只身来到北京，她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中文，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想找一家日本人少的学校。在北影，她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偶然的认识了赵薇。赵薇被这个执着的日本女子吸引，常常在生活上给予她照顾，并带她去茶馆喝茶。第一次喝茶，加代子就被满桌精巧的茶具吸引，她由最初对茶具的喜好，渐渐的迷恋上了茶道。蜕变在学习中国传统茶道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她逐渐恢复了平静自信，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属感。
占尽四大幸事的男人
他称她是“中日民间友好文化的使者，在有生之年搭起民间友谊的桥梁”，又戏谑她说：“间谍工作做到内部来了。”99年至今，他们已经波澜不惊地度过了7年婚姻。石先生是加代子的现任丈夫，至今，他保持着中国国籍，加代子也仍保留日本国籍，他们并不打算要个孩子，认为“这样的生活正正好”。
当问及中日的文化差异是否在生活中造成障碍时，他毫无困惑：“文化差异肯定是有的，但没有构成障碍。”初接触加代子的时候，石先生就已经在心里有所准备接受差异。
“中国的茶，法国的衣，美国的洋楼，日本的妻。”男人的四大幸事，除了住的不是美国的房子，几乎石先生都有了，“但是现在中国的房子也不比美国的差啊。”言下之意是说，男人的幸事都给他占了，对生活，真是没有可抱怨的了。
茶道 人道 人生道
茶道精神有四：“和、敬、清、寂、”其中， “敬”是加代子对中国最深的感触。生活上、工作上，互相尊敬，男女之间的尊敬，尊敬长辈，中国人的好客，这一切都对加代子有着很深的影响，包括在茶道里，也渗透着敬客的方式。
原来在东京的生活，工作于大公司，节奏快压力大，虽然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感觉很空虚，尤其是婚姻的不幸福，更加重了加代子对生活的怀疑，接触中国的茶文化，学习茶道，她发现自己慢慢开始改变，她可以很静心地去读书，她爱上了茶道，并立志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她还就此写了篇名为《日本有可能再次掀起中国茶热》的论文，加代子说，早在唐宋时期，日本就曾掀起中国茶热，那时中国茶只有日本的皇家和高级僧侣才有权享受，后来空海和尚从中国留学后带回茶种，日本这才逐渐茶源多起来，再后来才有的现在建立起的日本茶道文化。现在日本人对茶的了解仍停留在唐朝时传入的那些，并不了解中国的泡茶方法，也不了解现在中国有这么多品种的茶。
一半北京 一半东京的雅适生活
他们在东京的家，是一面朝山一面靠濑户内海的两层楼。为了方便母亲的起居，加代子和先生住楼上，母亲住楼下。楼下一条小石子路，上面浅浅的铺着“曲径通幽”的字样，这条路一直从家通往石先生亲手搭盖的“燕京茶室”。“燕京茶室”的摆设相当中国化，来的有加代子的学生，也有一些过客，在这休憩。曾有一位日本老板来到茶室，感慨地对加代子说，来这里静静地坐一天真是人生莫大的享受。”
前言：目前，关于茶文化的许多名词术语存在一些模糊甚至是混乱的认识，茶艺界有许多人常常将茶道、茶艺混为一谈，弄不清茶道和茶艺的区别，如有的叫茶艺馆，有的叫茶道馆。有的称茶艺表演，有的称茶道表演。
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出现了茶艺一词，至于为什么要称茶艺，台湾茶文化专家范增平先生在《茶文化的传播对现代台湾社会的影响》论文中指出：当时为了弘扬茶文化、推广品饮茗茶的民俗，有人提出使用茶道一词。但是有人认为茶道虽然中国自古已有之，却已被日本使用在前，如果现在继续使用茶道恐怕引起误会，以为是把日本茶道搬到台湾来。另一个顾虑是怕提出茶道过于严肃，中国人对于道字特别庄重，比较高高在上，要民众很快就普遍接受可能不容易，于是提出茶艺这个词。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同意才定案。茶艺一词就这么产生了。
然而什么是茶艺？各家的解释还是见仁见智并无统一而明确的定义。如台湾茶艺专家季野先生认为：茶艺是以茶为主体，将艺术溶于生活以丰富生活的一种人文主张，其目的在于生活而不在于茶。范增平先生认为：茶艺包括两方面，科学和人文的，也就是，第一、技艺，科学地泡好一壶茶的技术。第二、艺术，美妙地品享一杯茶的方式。中国茶艺之美是属于心灵美，欣赏茶艺之，是要把自我投入整个过程当中来观察整体。台湾茶艺专家蔡荣章先生认为：茶艺是指饮茶的艺术而言。讲究茶叶的品质、冲泡的技艺、茶具的玩赏、品茗的环境以及人际间的关系，那就广泛地深入到茶艺的境界了。北京的茶文化专家王玲教授认为：茶艺和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的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
综合各家学说之后，我们认为茶艺就是指泡茶与饮茶的技艺，茶艺的范围仅仅限于泡茶和饮茶的范畴，包括泡茶和饮茶的技巧和艺术。也就是说，不但要掌握茶叶鉴别、火候、水温、冲泡时间，动作规范等等技术问题，还要注意冲泡者在整个操作过程中的艺术美感问题。
然而什么是茶道呢？因为受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思想影响，“茶道”一词从开始使用以来历代茶人都没有给它下过一个准确的定义，直到近年对“茶道”见仁见智的解释才热闹了起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观点。吴觉农先生在《茶经述评》一书中提出：茶道是“把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饮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 庄晚芳先生在《中国茶史散论》中认为：“茶道是一种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民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陈香白先生在《中国茶文化》一书中给茶道下的定义是：“中国茶道包涵茶艺、茶德、茶礼、茶理、茶情、茶学说、茶引导七种义理。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是“和”，中国茶道的精神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中走向完成品德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
综合各家学说之后，我们认为茶道是以一定的环境氛围为基础，以品茶、置茶、烹茶、点茶为核心，以语言、动作、器具、装饰为体现，以饮茶过程中的思想和精神追求为内涵的，是品茶约会的整套礼仪和个人修养的全面体现，是有关修身养性、学习礼仪和进行交际的综合文化活动与特有风俗。
茶艺与茶道精神共同构成茶文化，其中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茶艺是茶文化的重点。茶道是以修行得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包括茶艺、礼法、环境、修行四大要素。茶艺是茶道的基础，是茶道的必要条件，茶艺可以独立于茶道而存在。茶道以茶艺为载体，依存于茶艺。茶艺的重点在“艺”，重在习茶艺术，以获得审美亨受;茶道的重点在“道”旨在通过茶艺修身养性，参悟大道。
茶艺的内涵小于茶道，茶道的内涵包容茶艺。但茶艺的外延大于茶道，其外延介于茶道与茶文化之间。茶艺与茶道结合，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
但就目前存在的很多茶艺表演，就表演者而言，从备器、选茗到温杯、投茶、冲泡、奉茶、谢客整个过程中，能够体现一种人生志趣和追求，体现一种“道”境界者甚少，能够表达一种优雅美韵就算是高水平了。例如婺源的“文士茶”，其优雅美韵可谓茶艺之典范，而其精神文化内涵是“儒家精神”，是“积极入世”，是“非淡泊无以励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是对前途充满信心的“乐感文化”追求。表演者对这些精神内涵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便不能进入到这种意境中，因此也就不可能让品饮和观赏者入“道”，充其量赏美而已。“看茶艺”可，“悟”茶道则无。
就品饮者和观赏者而言，由于受文化素质、人生追求、美学修养制约，进入“道”的境界，感悟茶道真谛者同样甚少，一般而言，看茶艺主要是感受美、鉴赏美、接受美的熏陶。当然，这也是一种精神洗礼但距“悟道”相去甚远。
结语：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就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你却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因此，茶艺、茶道的内涵、外延均不相同，我们应严格区别二者，不要使之混同。
参考文献：
[1]陈文华，余悦.茶艺师基础知识，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日本僧人荣西(公元1141～1215年)曾两次来中国当时的宋朝学习天台宗教义和临济禅，回国时即将中国茶带回了日本，并进行推广，而后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此次推广比唐朝时期更有影响力。
而后村田珠光(公元1422～1502年)开创了基于禅宗精神的以恬静为理想境界、尊崇自然朴素的草庵茶风的茶道，成为了日本茶道的创始人。
15世纪中叶，千利休(公元1522～1592年)吸收了前人茶道优点后，将生活中的艺术、哲学和道德伦理因素等细节的品位和浪漫主义理想相结合。创立了现在闻名于世的抹茶道。
我们从以上日本茶道的简单发展史上可以看出，日本茶道从中国唐朝和宋朝两次传入后都很快与日本本土的生活方式相结合，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取向和实用功能，这正是日本茶道发展迅速并自成体系的首要原因。
然而中国普洱茶在日本的正式推广，还得归功于90年代日本作家野节夫和增山一郎合著的《功效奇异的普洱茶》一书的出版，以及1991年8月26～29日在日本静冈举行的“茶与健康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与会者对日本学者关于普洱茶抗氧化性的论文表现了极大兴趣，引起了强烈反响。自此日本鹿儿岛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对普洱茶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等功效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种食品或饮料要进入国外的新市场，必定和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饮食习惯密切相关。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后，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将全部精力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随后便进入了高度经济成长期。在此过程中，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崇洋勤奋刻苦的上班族开始用可乐解渴，用咖啡提神，很少会去喝茶，更别说去茶室享受宁静了。直到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经济下滑，失业人口大增，虽然可乐咖啡仍是他们的主要饮品，但茶也开始重新兴盛起来。再之，喜欢可乐咖啡，以甜食、猪肉和生冷鱼肉等高热量高脂肪为主食的日本最近几年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此时，云南普洱茶是否可以为注重健康保养的日本人提供高品质高效率的安全健康的保健茶是当前最值得考虑的课题。
那么，云南普洱茶在日本市场的情况又如何呢?笔者最近几个月游走于日本，从京都、大阪、静冈、东京、冲绳很多市场上发现了这样几个现象：
日本网络销售配送体系发达便利，这为云南普洱茶的销售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
普洱茶产品一般以减肥普洱茶或节食普洱茶为主，都是日本加工的发酵后(熟茶)茶，以49x52袋售价525日元(约合人民币38元)和5gx20袋售价630日元(约合人民币46元)的袋泡包装为主，也有少量2gx10袋售价498日元(约合人民币37元)规格、5g×10袋售价980日元(约合人民币72元)规格的云南普洱茶和120g售价525日元(约合人民币38元)散装茶，并且大部分的普洱茶产地只会标明产自中国，而非中国云南；总的来说网上销售普洱茶产品品种和价格都相对混乱。有些网上经销商甚至这样写明“普洱茶一般来说是中国各地茶叶的混合体，但是我们这个减肥普洱茶的茶叶是来自云南优质的大叶种，对女性减肥很有效果”，也有网站夸大销售号称已有百万客户等等。不管这些产品的效果如何，但这些不规范的现象从不同程度上横糊了云南普洱茶的本来面目，影响了云南普洱茶的商品形象。虽然在2006年底，云南省茶业协会宣布启动普洱茶商标的国际保卫行动，首选目标市场是日本，省茶业协会与日本商标专业机构――日本东株式会社合作，共同促进普洱茶商标在日本的保护工作，但是这样的保护工作似乎并没有辐射到网上销售，故效果甚微。
网上尽管也有销售云南普洱茶茶饼和沱茶的商店，基本都是中国人开办的中华茶叶店。随着日本人对云南普洱茶功效了解的增加，销售情况应该是会增加的，但是他们始终对直接从中国制造的茶饼和沱茶的安全性持有怀疑。
日本的茶道起源于中国现在却优于中国，日本的普洱茶来源于中国云南，若干年之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否也会超过云南呢?
各个实体综合商场和超市的茶叶销售货架上一般都会摆放云南普洱茶、福建乌龙茶等几个中国茶叶品种，其中普洱茶都是后发酵的熟茶品种，呈简易袋泡茶包装，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适应日本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二是因为云南普洱茶从选茶筛茶制茶等过程在日本人看来都不太规范。日本食品分析中心按照食品卫生法对进口普洱茶的331项农药残留指标重新检测，然后筛去多余杂质将茶叶切成相似形状大小并分别包装成袋泡茶，还有些厂家会对进口的普洱茶原料进行蒸汽杀菌处理从而除去KABI臭(普洱熟茶特有的“霉味”)，而这种茶叶多以减肥茶形式在网上销售，商场超市也会有。实体商场的袋泡茶一般每包分为5gx52袋售价522日元(约合人民币39元)和2g×20袋售价627日元(约合人民币46元)两种普通规格，以保持女性身材苗条为功能，原料产自云南，制造商为日本公司。另外还有两种在市场上少见的特殊规格的高档普洱茶分别为3gx3S袋售价1554日元(约合人民币114元)和3gx35袋售价2604日元(约合人民币191元)，这两种普洱茶都产自云南省西双版纳海拔1000米以上树龄为800年的大叶树种，前者发酵年限为16年，后者为20年，该茶为中国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生产，以降脂、降胆固醇和治疗便秘为功能。
当笔者咨询超市销售人员关于普洱茶的销售情况时，虽然他们自己没有喝过普洱茶，但是这种普洱茶在女性中却有比较高的人气，很多顾客也反映普洱茶效果比较好。由于2008年中日毒饺子事件而引起的贸易摩擦近几年对中国食品出口企业造成了巨大影响，更严重的损害了中国食品在日本人心中的安全、健康的形象，这也是影响中国产普洱茶在目本销售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日本流行的自动罐装饮料销售机行业，大约有80个不同的饮料品种，其中茶饮料大概有14个，然而没有一个是中国茶叶品种，市场上有的只是超市里的桶装乌龙茶饮料。其实茉莉花茶在目本不管是袋装茶还是罐装饮料都是很常见的，但恰恰因为此，他才有了日本名字叫SANPIN茶。
日本现在已经可以纯国产普洱茶了。所谓纯国产就是指国产茶叶、国产发酵菌种和国内加工的完整体系。最具代表性的是OCHANOAYAKOUEN公司和ARAIHATAKEEN公司。他们部位于静冈县大井川上流的世界有名的产茶区川根地区，由于该地区雾气较重且寒暖温差较大，所以收获的茶叶品质优良，芳香清雅。这些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以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管理模式为基础，在静冈县独立的卫生管理系统下对茶叶加工厂进行彻底监测管理。其中OCHANOAYAKOUEN公司生产的纯国产静冈普洱茶袋泡茶有5g×15袋售价1575日元(约合人民币115元)和5gx30袋售价3150日元(约合人民币230元)两种规格袋泡包装，而ARAIHATAKEEN公司生产的纯国产茶流瘦普洱茶则分为2gx10袋售价650日元(约合人民币48元)和5g×10袋售价1575日元(约合人民币115元)两种规格。这两家企业的普洱茶在市场上销售势头很好。
目前，我们可搜集到的中国研究者与茶爱好者完成的图书与著作有3000余种(包括茶具类)。通过“读秀”搜索引擎，以“茶”为标题关键字，可得到1832种图书(截至2011年3月22日)，说明多于一半的图书被一些学术引擎纳入其中，促进了传播与利用，但也有少数仍处于沉默状态。总体而言，这些图书可分为以下类别:综合茶文化类(如《茶海之梦足痕心迹:茶文化、茶生态、茶经济研究》，张顺高、梁凤铭著，2007)、茶的种植加工类(如《种茶和制茶》，刘佩娥等编，1983)、茶贸易类(如《官营茶马贸易研究》，王晓燕著，2004)、经营管理类(如《茶业经营管理》，姜爱芹编著，2005)、茶道茶艺类(如《非常茶非常道》，林清玄著，2008)、茶具类(如《图说茶具》，唐译主编，2009)、养生保健类(如《中国茶与养生保健》，朱永兴、张友炯、黄永生编著，2008)、工具书辞典类(如《中国茶典》，中国茶典编委会编，1995)、小说散文类(如《国茶恩仇记》，赵宗琳著，2007)、人物介绍类(如《回甘人生:世界茶王李瑞河传奇》，蔡慧菁著，2003)、茶馆文化类(如《中国茶馆的流变与未来走向》，刘清荣著，2007)、茶马古道类(如《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木霁弘著，2003)、古代典籍介绍、翻译与选读类(如《中国茶文化典籍选读》，陈文华主编，2008)、生活哲学类(如《一杯茶的生活哲学》，池宗宪著，2005)等等几大类。
从交叉学科的视角开展的研究涉及到了美学、管理学、营销学、经济学、贸易学、生物化学、文化学等诸多方面。主要的代表作品有:《中国茶美学研究:唐宋茶美学思想与当代茶美学建设》(朱海燕著，2009)、《茶叶生物化学》(宛晓春主编，2003)、《茶业经济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业管理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叶市场营销学》(姜含春主编，2010)、《茶叶经济管理学》(陈椽著，1992)、《唐宋茶业经济》(孙洪升著，2001)、《茶文化学》(徐晓村主编，2009)、《茶文化学》(刘勤晋主编，2001)、《茶叶经济管理学》(杨江帆、管曦编著，2004)，等等。
社会学与茶、茶文化相关联的著作并不多，主要有《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王家扬主编，1992)、《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林满红著，1997)、《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徐明宏著，2007)、《茶与宋代社会生活》(沈冬梅著，2007)等。
《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是一部研究论文集，收录了1992年5月在湖南常德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40篇，内容涉及茶文化的内涵发展、社会功能、饮茶习俗与茶艺、茶道等诸多方面，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特色并不明显，主要集中于对个别性的茶与茶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
《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是一本从茶、糖、樟脑业研究台湾社会和经济变迁的作品。1860－1863年，台湾在及其附属条约下，正式对外开放淡水、基隆等地，1895年，台湾被日本人统治。在此期间，茶、糖、樟脑是台湾的三大出口品。该书分析了1860－1895年间三者的出口市场、生产及产销组织，探讨了三项产业对晚清台湾社会及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学特色。
《茶与宋代社会生活》对茶与宋代政治、社会生活、宗教文化、中外交往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宋代茶艺做了系统梳理与历史比较，对宋代贡茶和赐茶的政治意蕴、茶与宋代社会生活、茶与佛教、茶与中外文化交流、宋人茶观念、宋代茶书、茶与宋代诗词书画等都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和剖析。全书更注重社会史的研究，并在其中穿插社会功能分析。
《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以杭州茶馆作为切入点，从社会学的视角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茶馆”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在杭州市的存在状态，考察了茶馆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各类社会角色及发挥的社会功能，同时分析了茶馆休闲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杭州茶馆休闲的未来，社会学研究特色明显。关于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茶产业与茶文化的论文情况，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上进行了搜索。以“茶”为“主题”字，可得到115400多条记录(截至2011年2月28日)，其中包括了硕博论文与报纸文章。但以“茶社会学”为“主题”、“题目”、“内容”进行检索，均未得到有效的文章。可见，茶与社会学并没有在学术论文中被直接联系在一起，至少在论文题目中反映了这一情况。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我国研究者没有开展社会学视角的茶产业或茶文化研究，相关的论文主要涉及:茶的社会功能研究(成青，1995;徐永城，1997)、茶文化的社会特征研究(邹明华，1994;沈海宝，2006)、茶与社会机体关系(卢祺义，1994)、茶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朱云松、江平，2007;邹跃光、余玉荣，2006)等。总体而言，中国的研究者更多的是关注茶产业的发展与茶实体的应用、茶文化的传统视野(茶艺、茶道、茶疗等等)，这与茶产业、茶文化实践情况相匹配，为中国茶产业与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现实基础，是中国茶产业在世界茶产业竞争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我们讨论的研究中(著作与论文)，社会学视野已经有了明显体现，多以文化分析的方式表现出来，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茶产业与茶文化应该具有更为广泛的视野与包容力。尤其在中国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中，茶与茶文化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职责。因而，从社会学与茶产业、茶文化的交叉视角开展深入的研究势在必行，意义深远。
二．国外研究概况
在茶、茶文化和与茶相关的研究领域中，除了中国的研究者外，英、美、日、韩、印等国的研究者开展的研究也相对较多，研究成果丰富;同时，这些国家都具有较为深厚的饮茶文化与习俗，饮茶的历史也较为久远;另外，考虑到英语在学术研究中应用的广泛性，一部好的研究作品势必会有英文版本。所以，我们在进行外国文献的梳理时，更多的是注重英文作品。在梳理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许多日本、韩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著作均有英文版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我们选择的可行性。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梳理是相对的，是对茶学及以其他学科视角开展的对茶与茶文化的研究的一种总体把握，在此基础上发现国外对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总体情况，尤其是茶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我们首先对国外与茶、茶文化有关的图书、著作进行大致分类，并列出一些主要代表作品，进而再对这些研究中与社会学有关的著作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科普类。主要介绍一些茶的种类，茶饮(餐)知识与方法，不同国家的茶文化，茶具、茶道、茶俗等等，如《Tea》(LydiaGautier，Jean－FrancoisMallet，2006)、《AlltheteainChina》(KitBoeyChow，IoneKramer，1990)、《TeaandEtiquette》(DorotheaJohnson，JamesNorwoodPratt，2002)、《TeaforAllSeasons》(ShellyRichardson，BruceRichardson，1996)、《TheTeaCompanion》(JanePettigrew，2004)、《Japaneseteaculture:art，history，andpractice》(MorganPitelka，2003)、《TeaandCeremony》(DianaSaltoon，2008)、《TeaCuisine:ANewApproachtoFlavoringContemporaryandTraditionalDishes》(JoannaPruess，JohnHarney，2006)、《CulinaryTea:MoreThan150RecipesSteepedinTraditionfromAroundtheWorld》(CynthiaGold，LiseStern，2010)、《Theteaceremony》(SenōTanaka，SendōTanaka，2000)、《Chadō:thewayoftea:aJapaneseteamastersalmanac》(SanmiSasaki，ShaunMcCabe，SatokoIwasaki，2001)、《TeaTimeEntertaining:ACollectionofTeaThemes＆Recipes》(DoloresSnyder，2004)、《AnintroductiontoJapanesetearitual》(JenniferLeaAnderson，1991)、《TheUltimateTeaDiet》(MarkUkra，SharynKol-berg，2007)、《ThebookofKoreantea:aguidetothehistory，cultureandphilosophyofKoreanteaandtheteacere-mony》(Yang－SeokYoo，2007)、《TheSpiritofTea》(SenSoshitsu，SōshitsuSen，2002)，等等。
第二，专业性较强的对茶的发展史及茶文化影响的形成和扩散过程的研究类。如《Tea:thedrinkthatchangedtheworld》(LauraC．Martin，2007)、《Atimefortea:women，labor，andpost/colonialpoliticsonanIndi-anplantation》(PiyaChatterjee，2001)、《Tea:cultivationtoconsumption》(KenC．Willson，MichaelN．Clifford，1992)、《PassionforTea:ItsHistory，ItsFuture，ItsHealthBenefits》(BeverlyRorem，2008)、《Theempireoftea:theremarkablehistoryoftheplantthattookovertheworld》(AlanMacfarlane，IrisMacfarlane，2004)、《ForalltheteainChina:howEnglandstoletheworldsfavoritedrinkandchangedhistory》(SarahRose，2009)，等等。
第三，以茶为名、主题或线索的文学作品和纪实作品类。如诗集《Tea》(DouglasA．Powell，1998)、《TeaPartyToday:PoemstoSipandSavor》(EileenSpinelli，KarenDugan，2006)，小说《Tea》(StaceyDErasmo，2001)、《Thetea－planter》(FEPenny，1906)，纪实作品《Threecupsoftea:onemansmissiontopromotepeace———oneschoolatatime》(GregMortenson，DavidOliverRelin，2006)、《TheMeaningofTea:ATeaInspiredJourney》(ScottChamberlinHoyt，PhilCousineau，2009)，包括了历史、宣传、文学作品介绍的《Anecessaryluxury:teainVictorianEngland》(JulieE．Fromer，2008)、《DrinktheTea:AMystery》(ThomasKaufman，2010)，等等。
第四，从不同视角对茶的诸多功能进行专门研究与介绍的著作类。如关于茶的医药功能研究的有《Tea:bioactivityandtherapeuticpotential》(Yong－suZhen，2002)、《Greentea:healthbenefitsandapplications》(YukihikoHara，EbooksCorporation，2001)、《Protectiveeffectsofteaonhumanhealth》(NarenderKumarJain，MaqsoodSid-diqi，J．H．Weisburger，2006)，关于茶与人生修养和人生智慧的《MeditationswithTea:PathstoInnerPeace》(DianaRosen，2006)，关于茶与宗教的《TeaTimewithJesus》(LauraSanders，2008)，等等。
第五，以茶为线索的政治、经济史的研究类。如《Tea:Addiction，Exploitation，andEmpire》(RoyMoxham，2004)、《TheBostonTeaParty》(MattDoeden，2005)，等等。
第六，以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的研究类。主要有:《Asocialhistoryoftea》(JanePettigrew，2001)、《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KhemrajSharma，2003)、《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KhemrajSharma，2005)、《Socio－economicandpoliticalproblemsofteagardenworkers:astudyofAs-sam》(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SarthakSengupta，2009)，等等。
《Asocialhistoryoftea》对17世纪到21世纪(2001年)茶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社会视角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对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以及与这些角色、功能相对应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如茶舞蹈、茶的社会礼仪等等。该书主要谈了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城市的茶社会历史，还涉及到了日本、印度、德国、意大利，对中国的城市涉及不多。该书对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是一部较为综合的从社会学视角来考查茶的功能的著作;但显然，其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历史中这些功能发挥的考查，没有系统化地运用社会学的视域来分析茶的社会性。
《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重点讲述了印度、锡金的喜玛拉雅山脉地区的茶农的生存状况:该书认为，那些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一旦受雇于种植园，便成为工薪阶层，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他们是一种异质的结构。即使有着不同方言的两个部族间难以达成有效互动，但尼泊尔社会的异质性有助于维持这种种植园系统的封闭状态。该研究基于2000－2001年对TemiTeaEstateofSikkimHimalayas进行的调查。他首先进行了家庭统计(householdcensus)，共设计了15个问题;然后，他又针对茶农(工人)开展了社会文化方面(socio－cul-turalaspects)的调查，共设计了60个问题。通过这些数据收集来深入考察这些茶农各方面的生存状况。这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茶产业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尚欠缺交叉学科的特色与高度。
《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主要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迁移人口与当地人口在印度茶产业内的融合与整合问题开展的研究。全书共分为五大部分:介绍、背景与范围、工人的经济生活、工人的社会生活、外来文化群体关系(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作者首先收集了相关数据，包括对家庭情况的调查和个人情况的调查。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在背景与范围部分，分别讨论了劳动力的固有限制、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动力的演化、劳动力结构、工人的年龄结构、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工的迁移、工人的出生地情况、工人与出生地的关联、工人的教育、人口统计情况等等方面。作者进而以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了工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印度茶产业内人口融合与整合的研究。如同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一样(《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本书也是采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以茶产业中的某一构成(人口)为研究对象。这带动了印度学术界以社会学的视域对茶农研究的热潮，如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的研究以及SarthakSengupta(2009)的研究。我们以SarthakSengupta的研究为例再简要介绍一下。
《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是一本以人类社会学视角对印度东北地区茶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该书共收入了22篇针对茶农的学术文章，研究内容涉及茶农们各方面的生存状况，如生活状况、社区、身份认同、女性工人、居住及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状况、教育设施、童工的雇佣、发展问题、茶农的人口统计、健康卫生等等，茶农们的生存状况与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相互的反衬状态。该书以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茶农开展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印度茶产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由于该书是研究论文的集合，必要的系统性尚不具备，没有形成交叉学科成果。
我忽然想起古时候说书人的一句话“无巧不成书”。虽然我不知道寇老的具体生日是哪一天，但两次茶会时间都很短，也就三四天，而他老的生日恰恰就在这几天肉，可谓巧之又巧了。末了寇老又悄悄对我说： “这是你问起我才说的，希望千万不要声张。免得给大家添麻烦。”我笑道： “既然我知道了，那就由不得您老了，一定要给您老‘张扬’出去，提早准备生日蛋糕、蜡烛，谁让您老生日这样凑巧呢!”
饭后我将这“重大消息”告诉了范增平老师和丁以寿兄。并一起制定了详尽的“活动”方案，地点就选在福鼎市内一家茶楼里――“茶福楼”茶艺馆。人员有来自“三国四地”的茶文化专家、学者和茶友。三国指的是中国、日本、韩国，四地则指来自台湾、香港、澳门和内地的茶友们。因为还安排了一场小型的“中日韩茶禅文化研讨会”，所以特别邀请了日本仓泽行洋教授、韩国崔锡焕先生、台湾范增平教授、北大滕军教授、安徽农大丁以寿教授、河北茶文化学者舒曼先生等十多人，可谓群贤毕至，所以今年给寇老安排的祝寿活动更加隆重和有意思了。
三天的禅茶文化交流活动很快就接近尾声了。明天大家就要互相道别、各自返程了，所以今晚的聚会令人珍惜。
因为下雨，给寇老特制的生日蛋糕稍稍晚到了一会儿，蛋糕一上桌，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催促寇老“动刀”。寇老却指着坐在对面的仓泽行洋教授说：“我和仓泽是多年老朋友了，我们两个人今年恰好都是七十六岁，所以今天的生日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过!一起来切蛋糕!”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这大概就是茶人间的友谊吧――不分国籍、不分彼此，像茶汤一样淡泊而宁静，却香味隽永。依照去年“惯例”，生日晚会应该有主持人、有祝寿辞，应该有联句，应该有吟唱，这样才是茶人间的聚会――热闹而高雅。晚会依然由范增平老师主持，来自河北的舒曼先生首先致祝寿辞，大家纷纷随喜。来自终南山的心一居士则为大家吟唱一曲《云水吟》，叹为稀有。然后大家依次联句，将生日晚会推向。
雨声不断，茶楼里歌声盈耳，笑语盈盈。寇老与仓泽先生以高龄之身奔赴茶会，实情系茶文化之兴衰，亦为茶人情谊所牵。太姥山下谈禅论道，亦是因缘再现而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2-0008-02
戴季陶在《日本论》把日本民族特点归纳为信仰力和好美，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则通过《与刀》解析了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韩国的李御宁则概括出“日本人的缩小意识”，认为日本文化是缩小型文化，和魂就是缩小精神。
李御宁出生于韩国，在文学、哲学、思想、比较文化、符号学、结构主义、设计等众多领域都独成一家，被誉为“东亚文化巨人”。眼光独特，与以往仅从欧美各国单一的与日本文化相对比，而是增加了从中日韩三国进行对比等横向的继承与发展的对比。
学者李御宁在《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一书中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对日本社会进行解读，其全书从传统的日本文化到近代的二战、日本的当代社会等角度阐述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例如日本的能面、徽章、日本的庭园、茶道、盆景、相扑、商品、二战中的策略等尽显日本的缩小思维。李御宁对日本的缩小意识有下面一段有趣的评论：“日本无论看到什么东西，都马上会采取行动：扇子，要把它折起来；散乱的东西，要把它填入套匣内；女孩人偶，要去掉手脚便它简单化，否则就不罢休。” 日本国虽然地处世界的偏隅之地，犹如一叶孤舟漂浮在茫茫大海之上，又仿佛远离喧嚣世界的世外桃源，但这也无形中给了日本人足够的时间让心灵沉寂，让思想升华，于是日本人在清寂的生活中学会了从其他泱泱大国不在意的事物中从“小”处入手来思考，这种“小”的意识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李御宁眼中的缩小意识表现有六种类型，或者叫六种结构。
一是套匣型――装填。日本随处可见的套盒，盒子里放一个盒子，里面的盒中再放一个比他更小的盒子。如此一来，即使有十几个盒子，只要一个比一个小地按顺序放进去，最终都可以收在“一 个盒子”里。不仅有套盒，还有套锅、套盆。总之，用这种一个套一个的方法可以缩小器皿所占空间，方便整理，特别是便于携带和搬运。
表现在语言中，日本人喜好使用省略词，“的”字的频繁使用体现了把世界上的所有一切缩小考虑、缩小表现、缩小操纵的思维特点，就好比日本人爱用的盒套。
二是扇子型――折叠、攥握、聚合。扇子不是日本发明的，但日本却把外来的团扇改造成了折扇，折扇的发明是出于具体、简单地握在手里的主观意识。日本人不管看到什么马上就要折叠起来的意识，甚至连房间与房间之间的隔板也要折叠起来，制作出世界上最节省空间的拉门，日本灯笼与中国、韩国灯笼虽然形状相似，但结构不同，是折叠的，可以自由伸缩，不用时，无论多大的灯笼都可以像扇子一样折叠起来变得很薄。中国人在殷代时已开始出现用雉鸡的羽毛做扇子，后经韩国流传至日本，并将其改造成折扇，风靡世界。日本人还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把折叠雨伞，至今几乎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人都在使用这种折叠雨伞。
三是女孩人偶型――去掉、削掉。也就是缩小实物。日本人偶是典型，它简洁到去掉人的手脚 ，女孩偶形象是一个圆脑袋加一个直身子，为了缩小物体，尽量去掉、削掉多余的东西，使事物简单化、简洁化。日本人的缩小意识同时也体现在集中于一点的集约性，女孩人偶没有手脚，但是头发却异常稠密，在日本的缩小文化中，集中于一点的现象非常的突出，正如他们的语言，是世界上少有的略语，却严谨的使着敬语。非但如此，日本人发明了世界上最小的飞机模型场，世界上最小的摩托车，日本的微雕艺术馆也文明世界。而在芝麻、大豆上刻上百个字更是令常人无法想象。
四是便当型――填塞。便当反映的是缩小饭菜的意识，它能容纳下所有要带的饭菜并便于携带、不占空间。袖珍图书、袖珍辞典的风靡也是这种缩小意识的体现。日本文化都与便当文化相似，像日本风行的书籍袖珍本，日本庭院浓缩自然的枯山水等，小即是美。另外，众所周知的日本微型照相机与微型电脑整是运用了填塞这个意识。
五是能面型――架势。如把波浪的运动及其连续性凝聚成一个造型。剑道、柔道、花道、茶道，都讲究这样的架势。日本人的能面也属于此类。能面把喜怒哀乐凝聚成中间表情，认为只有这种脸谱，才能出现出各种各样的表情。
六是徽章型――凝聚。日本人不重族谱重徽章，徽章把抽象的、集团式的东西凝聚成一个象征物来推崇。日本人对名片的喜爱也出于这一理由。
缩小意识表现于自然，有了日式庭院、盆栽、插花、壁龛；缩小意识表现于社会，便有了被称作火柴盒、兔子窝的日式住宅；表现于现代社会的日本发明的微型晶体管、微型录音机、微型计算机、小型汽车、小型工厂。
“小”字已深深根植在日本人的心中，他们不仅对小的事物情有独钟，而且还会继续把小的事物做的越来越完美，越来越精致。正事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和注重细节的精神支撑着这个民族在世界经济中多年立于不败之地。本文也通过剖析现象背后的原因得出结论：四面临海的小岛风情让日本人更喜欢狭小清幽之境，匮乏的天然资源和躲在的生存环境又让这个民族不得不勤劳勇敢进取。正事这些主客观原因成就了今天的日本人和名扬海外的日本品牌和企业。
如果文化的扩张是教，那么缩小就是学。“日本文化是一种拿来主义式的文化，这种文化是把外部的东西拉至内部，呈现出典型的缩小意识。然而，作者指出，日本正从缩小文化向扩张文化转换，在许多方面正采取大国主义的方针、立场。但是由于日本文化的特点，日本人不擅长扩大的特性。
在日本历史上，缩小意识发达时期，社会一般都较为繁荣，可成功之后不久，往往开始向外扩张，转为扩大意识。如此一来，就突然变成非日本人，日本讲究细致的传统就遭到破坏，就开始丧失判断能力，美的感性意识也变成一种带有残忍性的行为。
所以，日本文化的发展越是顺利，背后隐藏的危机就越大。一旦萌生出大国意识，从缩小将要转变为扩大之时，便难免失败。如果日本想成为真正的大国，必须再变小些。
参考文献：
[1]李御宁（韩国）.「み志向の日本人 . 1984（11 ）
本次展览文物均来自宁波收藏家陈钢先生，品种丰富的器具，加上陈钢先生专业而详实的解读，让兴于唐盛于宋的古老茶文化在我们面前鲜活生动起来，唐宋时期的社会生活画卷也在此徐徐展现。
陈钢先生好收藏10多年，由瓷器开始，后专注于茶具，渐成痴迷，并逐渐以搜罗完整系列的唐宋茶器为目标。其茶具材质多样，除各个窑口的陶瓷茶具外，金银、铜铁、石质、漆器，凡在历史上曾经充当过茶具的，他均悉心收集，并对之认真研究及解读，还在《收藏家》等专业杂志发表了研究茶具的论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
唐宋两代风格各异
此次展出，浓缩了陈钢先生多年收藏和研究的精华。走进展厅，成套系的唐宋茶器让观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千百年前古人的生活习俗和当时的时代气息。唐文化相对开放、外向，表现在茶器上，则是色调热烈、大气雍容；宋文化相对封闭、内敛、表现在茶器上，则是色调淡雅、细腻丰满、忧患气息浓厚。
有观者议论说：“宋代的茶具跟日本茶道用的茶具差不多，难道是从日本学的?”对此，陈钢先生解释：“的确很相似，不过相反，是日本传承了很多我们唐宋时期的茶文化习俗。”从16～17世纪的日式直碗和陈钢先生收集的13～14世纪宋元直碗身上，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血脉关系了。
古时茶馆代币券初亮相
除了展出，此次陈钢先生还特别向茶博物馆无偿捐赠其中的39件(套)唐宋茶器精品。器型丰富，涵盖了唐宋煮茶、点茶时所用的典型茶具，如茶、茶臼、执壶、茶盏、茶匙等，特别是茶、茶臼等文物填补了茶博馆藏缺项与空白。专家对其中的103枚茶筹评价很高，茶筹是茶馆或茶庄用来计算薪资的凭证，留存至今不多，显得特别珍贵。
有些专家认为，这曾是茶馆向客人收取茶钱的凭证，上面写有茶馆商号和茶名，作用相当于现在的代币券，或一些会所的储值会员卡，中国茶筹的历史也由此向前推至清代至民国初年。
“筹，本是算具。古代没有计算器，一般用竹木削制成筹来进行运算。有了茶筹，茶馆的掌柜不用算盘就可以结算出茶钱了。”陈钢介绍说，每枚茶筹长约十厘米，成圆柱形。根据茶价的不同，茶筹被涂上不同的颜色，用以区分。“这些茶筹，从数量上看，有可能是成套的。”茶筹存世稀少，以成套出现的更是十分难得。
“茶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我们会组织专家对它的年代、作用等展开研究，希望借此还原出清、民国时代的茶楼风貌，再现市井文化。”中国茶叶博物馆副馆长朱珠珍表示。
再现宋代最流行的点茶
论文摘要：由蒸青绿茶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史及在日本的传播发展史出发，概述了蒸青绿茶的加工制作、引种栽培和贸易发展史，以及当前的加工技术与蒸青绿茶在各领域中的应用情况，由此对蒸青绿茶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前言
蒸青绿茶，其品质特征素有“三绿”之称，即色绿、汤绿、叶底绿。最初由蒸青团茶、饼茶发展而来，后再发展到散茶，直至如今出现的各蒸青绿茶种类及其深加工产品在诸多领域的应用。它的发展历史悠久，已有一千多年，始于中国唐代，后被广泛传播于日本韩国，在其他国家如越南、印尼等亚洲国家也有不少的栽种面积，在欧美非洲等也有不少的消费量。
l中国蒸青绿茶的发展历史
至今，中国茶叶已发展到六大茶类，即绿茶类、红茶类、乌龙茶类(又称青茶类)、黄茶类、白茶类、黑茶类，其中以绿茶类生产最早，也是中国主要的茶类。而绿茶类中的“蒸青绿茶”远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唐代就已产生，当时称之为“蒸青团茶”，即鲜叶采回后，先经洗涤，而后用蒸汽杀青，捣碎后制成饼，穿孔，再烘干收藏。当时，茶叶产区主要分布于长江、珠江流域和陕西、河南等十四个区的许多州郡，以武夷山茶采制而成的最负盛名。
到了宋元时期，由于贡茶制的实施，饮茶之风盛行，极具观赏效果的斗茶、分茶逐渐流行，社会各阶层对茶叶需求也发生了变化，茶类生产呈现出以片茶(即团、饼茶)为主，散茶(包括蒸青茶和末茶)崛起的格局。片茶制作精细，但工艺繁琐，价格昂贵，煮、饮费事，不适宜于普通老百姓饮用。因此，生产上对片茶的加工工艺进行了简化，出现了蒸而不碎、碎而不拍的蒸青茶和末茶，称为散茶。其产区主要分布于淮南、荆河、归州(今湖北姊归)和江南一带。
到了明清时期，倡导以散茶替代穷极工巧的茶饼，以沸水冲泡的渝饮法替代传统的研末煎饮法。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下诏罢造团饼，“惟采芽茶之进”，开创了中国改团(饼)茶为散茶，改煮茶为泡茶。在茶叶制作技术上，元朝名茶杀青是用蒸青，名茶揉捻只是“略揉”而已，至明朝一般都改为炒青，少数地方采用的是烘青。帝王皇权的干预以及饮茶法的变更，极大地加快了饼茶衰弱、散茶崛起的历史进程。蒸青团饼茶的地位el渐衰弱，饮用散茶成为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之后红茶、黑茶、白茶、黄茶、乌龙茶及花茶各茶类的迅速兴起与发展，引起了制茶技术的全面革新。至此，蒸青团饼茶逐渐退出中国制茶的历史舞台，而蒸青散茶也只是在某些区域生产、加工，在整个茶类中的规模el渐萎缩、地位逐步下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et本国内茶叶消费供不应求，又恰逢我国改革开放伊始，蒸青绿茶市场活跃，销路畅通，而中国国内蒸青绿茶厂家不多，上档次上规模的蒸青绿茶企业更是微乎其微。于是，为出口创汇，争夺日本国市场，抢占商机，不少单位对蒸青绿茶制法作了进一步研究。引进设备、改进技术，扩大茶园栽种面积，扩建厂房，增添生产流水线，控制农药残留，至此，产量进一步增加，品质也得以提高，中国蒸青绿茶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2蒸青绿茶在中国的现况
目前，中国蒸青绿茶的制作，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湖北、安徽、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基本上采用机械自动化生产。中国蒸青绿茶主要以外销为主，日本是其主要的进口国，此外还销往韩国、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国内销售也有一定的份额，但比重较小，主要是由于蒸青绿茶的口味与中国传统的炒青绿茶口感不一致，不太吻合国内消费者的口味。
因此，在国内，它被直接冲泡饮用的比率较低。随着近年来罐装茶饮料的兴起，再加上蒸青绿茶独特的品质，譬如叶绿素含量丰富、香味独特，不少饮料厂商将其作为原料。在食品行业中，也将经深加工后的蒸青绿茶的超微粉体作为食品添加剂，诸如茶蛋糕、茶糖、茶冰淇淋、茶豆、茶瓜子、月饼、果冻等。另外，随着茶叶深加工技术的发展，相当一部分蒸青绿茶的内含物质，譬如茶多酚、茶活性多糖、茶皂素、咖啡碱等也被应用于医疗、保健品、日用品等行业。
中国的蒸青绿茶，历来多以中小叶种茶树鲜叶为原料，如拥有万亩茶园的浙江三明茶业有限公司等所生产的蒸青绿茶。1992年，广东湛江农垦海鸥农场(现为广东省华海糖业发展有限公司下属农场)，进行了大叶种蒸青绿茶工艺与设备配套的项目研究，探索出利用蒸汽杀青，然后脱水、揉捻、干燥、车色的新工艺，并通过了项目省级鉴定，创制了大叶种绿茶蒸青新工艺l2]。该工艺生产的“雄鸥牌”蒸青绿茶，自创制以来多次荣获省、部级奖项。2000年，该公司下属的勇士农场，生产的大叶种炒青绿茶也改制为蒸青绿茶，也获得了多项奖项。
3蒸青绿茶在日本的传播历史
日本茶叶生产具有较悠久的历史，基本上生产加工成蒸青绿茶。所以，蒸青绿茶在日本的发展还得从日本的茶叶发展史上谈起。早在圣武时期(公元729年)茶已作为佛教礼仪用品。中国唐代时期，日本派遣了13次使团，多的使团达600人，少的也有百余人。由史书查得，平安延历24年(公元805年)，日本最澄禅师(又名传教大师)到中国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学习，学成之后将中国茶籽带回日本国，并在比睿山(今京都，滋贺境内)播种。公元806年，他的弟子空海禅师(又名弘法大师)又相继人唐，把中国的饮茶方法、茶籽，以及中国唐代制茶工具“茶石臼”一并带回日本。12世纪，日本佛教僧人荣西相继两次人宋，亲身体验了宋代的茶艺及饮茶的效用。归国时，从日本最西端的九州平户岛登陆到回京都的路上，一路点播茶籽，后又将茶籽送给拇尾高山寺的明惠上人氏，而明惠氏再将其赠向关东及九州地区。当时，茶叶并没有在普通百姓中饮用，而是作为一种药品，或者是饮用于上层社会中。“煎茶敬奉”等仪式也只是在寺院和上层阶级中，宣传了茶的功效和修心的精神道德。直到千利休(公元1521年～公元1591年)创始了茶道，他的茶道思想方使饮用茶的习俗从上层社会传到武士之中，然后逐渐传给普通百姓。江户末年(公元1738年)，京都宇治的永谷宗冈氏创制了日本式的蒸青绿茶，俗称宇治煎茶或青制煎茶，此茶只限于宇治、奈良、滋贺等少数地方生产，其消费亦限于江户、京都和大阪等几大商城，直到公元1831年，其制作方法才开始得以在各地普及推广。而煎茶道，据考证，起源于江户保定二年(公元1742年)，是永谷宗冈氏等人设计、创制煎茶后的第四年。
随着煎茶技术的发展以及饮茶风气的兴起，到了江户中期即18世纪30年代，日本茶叶开始商品化生产。公元1859年(安政6年)，横滨贸易港的开港，茶叶连同生丝一起输往国外，开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先河，茶叶成为日常商品，生产快速发展。至19世纪末，茶叶产量已达2．4万吨，由静冈、三重、奈良、琦玉等县出口。茶叶主要是由手工制作，外形优美，香气清高鲜爽、滋味甜醇可口，深受英、美等国消费者的喜爱。当时输出量没有正确的统计数字，但从“日本茶业史”可估计其发展状况(见表1)。
从上表中，可知日本茶叶输出数量虽有小幅度的波折，但基本上呈现出逐年稳步上升的趋势，这与日本历代政府都非常重视对茶叶的投入有关，在政策上采取积极扶持，茶农种茶产茶的热情较高，茶叶出口形势较好。而当时的静冈县则是茶叶的主要产地，在日本国占主要优势。
到了20世纪20年代，简单精揉机的研制，开辟了日本机械化制茶的先河，大大增加了制茶产量，降低了制茶周期。二战之后，制茶机械更是层出不穷，逐渐出现半自动化、全自动化生产的流水线作业。台时产量高、产品质量稳定，只有极少量的高档玉露茶由熟练工人手工制作，而其他的主要由机械生产，进一步推动了日本茶叶行业的发展。
4日本茶园分布、生产加工现状
4．1日本茶园分布情况
日本茶叶区域布局相对集中，主要分布于静岗、鹿儿岛、三重3个主产县，地处日本中南部，这三个县的茶园面积占日本全国茶园总面积的64．4，总产量占全国产量的74．6。其中静冈县是日本茶叶的主产地，茶叶在日本国农业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茶园面积占日本全国的41．7％，产量占全国的44．1，茶叶产值占当地农业产值的20以上。除静冈外，面积较广产量较高的省份还有鹿儿岛、三重、熊本、琦玉、京都、福冈、宫崎、奈良。日本新建的茶园一般采用统一规划、集中连片、分户种植，90的茶园属于农户所有，茶树品种比较单一，新栽培的茶园几乎都是无性系品种繁殖的茶园，当家品种是“薮北”种，占无性系繁殖品种的86。从50年代开始，日本就有计划地发展无性系高产茶树良种，至l980年茶树繁殖1o0实现扦插育苗，推广面积l0公顷以上的无性系良种有10个之多，其中以“薮北”种面积最大，占全国茶园面积的74．23，占无性系良种茶园面积85．3；其次为“丰绿”，占全国茶园面积的。
4．2蒸青煎茶的种类
日本所生产的茶叶几乎都是蒸青绿茶，由于采收原料和加工方式的差异，茶叶的品质和档次不同，从而又分为：煎茶、本玉露、碾茶、玉露、番茶、焙茶、玄米茶、茎茶、粉茶、玉绿茶。其中煎茶又分为普通煎茶和深蒸煎茶。煎茶毛茶由于芽叶老嫩和制法不同，品质差异显著，高档鲜叶经手工制做，可以做玉露，色泽墨绿，外形犹如中国的南京雨花茶；下档的煎茶可以充当“番茶”和“焙茶”原料。在一些山区，较寒冷的地方适宜采制高档煎茶；平地，较温暖的地方因其产量高，适宜采制中档煎茶或玉绿茶；无霜地带的茶叶制绿茶一般品质稍差，适宜提早采制；而一些经营面积不大，家属劳动力强和雇佣临时工条件方便的地带，可生产玉露和碾茶等高档茶叶。反之，经营面积大的，雇佣临时工困难的地方，则适宜采制中档煎茶和玉绿茶。
4．3蒸青茶的加工现状
日本茶叶生产标准化程度高，各项生产都有标准可寻，茶树修剪、采摘、加工、包装基本上都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1987年，轨道装置的问世又为日本茶叶工程化、设施化生产增添了一个亮点。近年来，还出现了“茶树工厂”，即全控式、无土式工厂化茶叶生产]。蒸青茶的粗制工艺可分为煎茶和玉绿茶两种类型。煎茶的毛茶加工工艺是：蒸青、除湿、粗揉、揉捻、中揉、精揉、烘干。玉绿茶的毛茶加工工艺是：蒸青、除湿、粗揉、揉捻、中揉、滚揉、烘干。两者的区别在于造形工程不一致，前者是精揉，后者是滚揉。整个毛茶制作的过程一律全自动化操作，一个车间只需一到两名职工即可完成。烘干后的茶叶再按照需求决定是否进行筛分拣梗等精制过程。碾茶和抹茶的制造方法则有其特殊性，鲜叶经过蒸青、冷却、散叶、初干、选梗、干燥，即成碾茶。经过精制的碾茶，在低温条件下用石臼磨成粉末，即为抹茶，其粒径孔细度达1000目以上。
5日本蒸青茶的应用情况
日本的蒸青茶现已逐渐摆脱纯茶的范畴，对其内含物的机理研究有一定发展，其深加工技术精湛，深加工产品被迅速流通到许多行业中，如食品、日化、轻工、重工、医药和旅游行业等多种领域。时下流行的“五茶”即“饮茶”、“吃茶”、“穿茶”、“住茶”、“用茶”，正是反映了日本茶叶的应用领域与消费格局，进一步推动了日本茶叶科技的发展。
一、 建筑、构造细部与文化
“文化”一词有广泛的意义，历史上关于文化的语义解释多达 2 00种以上。由于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 ，它涉及到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诸多人文科学。人类学家爱德华 ·泰勒曾指出：从广泛的人种论的意义上说，文化是指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社会成员所得到的其它能力和习惯的那种复杂的综合体。《辞海》是这样注释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应，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 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连续性基础，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其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
作为人类社会进化的物质产物，建筑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建筑被认为是文化的载体，其构造细部则是记录这些文化信息的语言词汇，表现出与整体相适应的文化特征。从运用的材料、构造方式、纹案、色彩等等方面人们能够获取与之相关的文化信息。今天，世界各地之所 以能有这样多姿多彩的建筑，其文化内涵的传递主要就是通过构造细部来完成的。如同人们区分同样是一个领子，两只袖管的西装与中式马褂那样，从它们的领形、袖子与农身的连接方式，以及纽扣的式样这些细节可以很轻松地辨别出来，从构造细部中也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中国的皇宫还是欧洲的宫殿。因此，构造细部在传递建筑文化信息时起着重要作用 ，成为建筑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
二、传统建筑构造细部的文化特征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连续性基础。建筑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传统建筑是地区和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文化的特点，建筑 的整体布局，造型构图及构造细部都反映了本民族的文化 内涵。由于传统建筑主要由工匠手工筑造，其构造技术与细部形态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发展中，凝聚了广大劳动者的智慧和情感，也积淀 了深厚 的历史发展文化和丰富的社会意识形态。
(1)中国传 统建筑构造细部的文化特征
传统构造细部具有与社会和经济状况联系紧密的特点。我国唐朝前期百余年，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的时期。建筑技术与艺术得到巨大的发展和提高，形成了唐代建筑气魄宏伟 ，严整而又开朗的特点，在构造细部的处理上注重体现材料本身的受力特点，使人感到构件本身的受力状态与形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斗拱的结构职能极其鲜 明，华拱是挑出的悬臂梁 ，下 昂是挑出的斜梁 。
传统构造细部在营造过程中常常将严密的技术与审美艺术结合。中国的传统建筑十分注重构造细部的表现，构造细部很强调营造性特征，认为这是建筑筑造和表达的结合 ，许多源于实用功能的构造形态在长期的实践运用中不仅被赋予美学内容，也不断被赋予象征性的内涵。斗拱是我国木构架建筑特有的构件，它在柱与屋面交接处起着联结的作用，可以将屋面的荷载通过斗拱传至柱子上。因斗拱在不同的联结部位而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这种基于承重作用的构件在营造过程中逐渐地被赋予了艺术的装饰作用。作为承重构件，在《营造法式》中对斗耳、斗平、斗敬的高度等各部分作了比例规定(图1)，对各种拱的长度、卷杀亦有详细规定，从形状 、比例来看都符合受力特点与审美情趣。此外，斗拱又被赋予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象征意义，它一般用于高级的官式建筑中，在建筑的使用中必须严格按照等级来采用。
兽吻的出现是一个由构造细部表达的对权利、地位的象征以及普通百姓心理祈求的例证。中国传统建筑屋顶上鸱吻和宝顶的出现最初是因为木构架坡屋面在顶端两脊或三脊相交而必然形成一个集中的节点，对这个节点进行一些必要的功能上的处理就是其产生的原因，进而加以美化处理。做成动植物或几何形体，就产生了鸱吻和宝顶 (图2)。由于中国木构建筑易遭雷电，许多重要的宫殿寺庙被焚毁，因而在古代巫术及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下，脊饰又被融进了新的内涵而产生了新的形象。据记载：“柏梁殿灾，后越巫言，海 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厌火祥。” (《营造法式》卷二转引 《汉纪》说)。这里 的鸱则为鹞鹰 早期正脊的两端，采用的鸱尾其外形和装饰较简单，到了宋代则 已有 了鸱尾、龙尾和兽头等几种形式，至明清，鸱吻的形象又有改变，且兽身多附雕 小龙，背上出现剑把，名称改为兽吻或大吻 (图 3、图4)。经过历代工匠的再创造和社会思想的演化 ，鸱尾被长久地放置在建筑的屋脊上，成为一种社会企盼附会于建筑装饰物的象征 。
这些构造方式解决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还是社会文化的反映。斗拱的形式包含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 ，反映了人与人的等级差别：而兽吻则表现了人们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思想观念，利用其象征含义来消灾解厄，企盼好运的心理。
(2)国外传统建筑构造细部的文化特征
建筑的构造细部处理中深深地留下了社会生活和时代的烙印，也镌刻了人们对生活的哲思。传统构造细部呈现的文化特点在世界各地区建筑中同样都有表现柱式是古希腊辉煌文化的代表之一，这一杰出作品也是在希腊的社会体制背景以及人们对科学、理性的哲学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希腊古典文化时期实行的是奴隶主的民主政治，自由民有高昂的创作热情，同时它们崇尚人本主义世界观，其重要美学观点就是认为人体是最美的东西，古典时代的雕刻家费地 (PHIDIAS)说：再没有比人形更完美的了，因此我们把人的形体赋予我们的神灵。所以在古希腊神话中我们读到的是这些神灵不仅有人一样的尊卑、个性和情感，同时也有人类男人与女人的优美形体。威特鲁威在 《建筑十书》中记载的一则古希腊故事说，多立克是仿男体的，爱奥尼是仿女体的。在这种世界观影响下，古希腊的多立克柱式在风格上表现了刚健雄健的气质：粗壮的比例，厚重的檐部，柱身凹槽锋利的交角；爱奥尼柱式则体现出柔和雅致的韵味：修长的比例，轻巧的檐部，柱身凹槽柔和的交角。不仅如此柱式在各部分的尺度上存在严格的比例关系，这同其美学观中对 “数”的理解是分不开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 “数为万物的本质”，“美是 由度量和秩序所组成的”，人体的美也由和谐的数的原则统辖着。因此柱式的这种比例亦是根据人体的比例来定的。在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和自然科学的理性思维的审美世界观雕琢下，原本用作承托上部重量的垂直支撑构件被赋予了人性的拟态与灵魂 (图 5)，也因此创造 了辉煌的希腊文化。尤其令人赞赏的是这种柱式体现着严谨的构造逻辑，每一种构件的形式完整，适合于它的作用。在这里功能与艺术得到完美的结合。
建筑文化是民族文化特点的反映，日本传统建筑中的构造细部同样向我们传达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特点。例如，茶道是日本的民族文化特色，日本的禅僧们在茶道里深深注入了寂灭无为的生活哲理和不分贵青黎庶一律平等的思想。同时，日本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对大自然的亲密感，因而为茶道而兴建的茶室建筑就表现 出淳朴淡雅 的风格(图6)，各种天然材料在茶室建筑中被极致运用于表现之中，顶部防水和空间分割的构筑材料常采用草项和泥墙来构筑，进出建筑的踏步采用不加斧凿的毛石，柱、粱、凛、椽往往是带皮的树干。
三 、结语
建筑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建筑的构造细部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 。它们凝聚了广大劳动者的智慧和情感，也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发展文化、丰富的社会及人文意识形态。正是因为构造细部在功能以外呈现出社会的、民俗的、制度的内容，使它具有了多样性、丰富性、地域性的特 征，成为我们理解传统建筑 的语汇，欣赏传统建筑 的视角，也是我们评价传统建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参考文献：
[1]粱思成著，梁思成全集 (第一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梁思成著，梁思成全集 (第五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3] 同济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南京工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编．房屋建筑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
国内关于“萌文化”的先行研究普遍将“萌”的语义源头锁定于20世纪90年代御宅族使用的隐语“燃”（两者的罗马字发音相同，均为“mo e”），并认为“萌”汉字是日文输入系统下“燃”的借字。但其实不然，根据笔者的研究，“萌”这个汉字根植于日语体系，其语义历史源远流长。
根据文献记载，“萌”这个汉字最早于公元538年与佛教一同经由朝鲜半岛的百济国传入日本，而最早出现的书籍资料记载，则是公元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后半叶所编撰的《万叶集》中的诗句“さわびらの萌え出づる春になりにけるかも”，此句中“萌”的意思与中国古代汉字“萌”的意思一致，为动词，表示植物发芽，这与“萌文化”中的“萌”是完全不同的语义。公元1232年藤原定家领衔编撰的《新敕撰和歌集》中出现了这样的诗句，“雪の下草下にのみ萌え出づる恋を知る人ぞなき”，这里的“萌”指的是从心底萌生的一种情感和相思，与“萌文化”中的“萌”已经有了一致的语义。因此我们可以说席卷当代社会的“萌文化”的语义源头可以追溯至日本的平安时代，并在战国时代迎来了语义的集大成期。被誉为战国天才的织田信长，在“萌”的世界里也发挥了天才般的作用，信长在他统治的市町中推行了一种“萌え市萌え座”的制度，允许有着相同爱好、志趣的町人结成团体，“萌”在这里是一种类似于“同盟”的存在，这种保护“萌”组织的政策一直延续到了江户时代。进入昭和时代，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这种延续百年的类似于同盟的“萌”组织成为军部动员战争的阻碍，因此日本当局对“萌”组织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原先的保护转为戒备，并在1935年了“萌え自粛令”，自此“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从人们的生活中隐退。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的潮流文化、御宅文化、动漫文化取得了如火如荼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御宅族中出现了一个共同隐语“萌”，最初是指动漫和漫画作品中的大眼美少女形象，御宅族在观看此类动漫时对这些大眼美少女形象萌生出一种近乎爱恋的状态，此后随着这些“萌女郎”的流行，“萌”的含义被进一步扩充、延伸，衍生出“萌商品”、“萌经济”，并在传播至中国后衍生出“萌行为”、“萌语言”。这些统称“萌文化”。
二.“萌文化”的表现特征
那么“萌文化”的概念该如何界定呢？关于这一点，众说纷纭，并无定论。在日本，所有能让人产生良好情愫、所有能打动人心的东西，都可以称为“萌”，其对象可以为人、为动物、为物，但是必须有实体；而中国的“萌文化”则进一步升级，行为、语言皆可称为“萌”，并不一定需要实体。既然无法具体界定“萌文化”的内涵，那么笔者尝试通过抽离分析，归纳出“萌文化”的表现特征，一方面为界定其内涵提供经验借鉴，另一方面为探析萌文化的流行原因提供理论支撑。通过研究，笔者认为“萌文化”具有以下四个表现特征：
1.草根性
鲍德里亚从物的符号意义的需求出发，将我们当今所处的消费型社会的文化分为两类，一为高雅的或严肃的文化，一为通俗的快餐文化，后者就是供市场出售或供大众消费的文化。显然“萌文化”属于后者，与高雅的或严肃的文化不同，如果说高雅的或严肃的文化只集中于少数精英阶层，表现的是富有个性的审美理想与价值理念，那么“萌文化”随着亚洲波普文化的兴起，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大众型消费文化，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亲密无间，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且总是为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即它是一种“草根文化”。“萌文化”的草根性为其迅速滋生、扩展、延伸提供了最有力的群众土壤。
2.颠覆传统性
“萌文化”的出现无疑颠覆了日本传统的审美理想与价值理念，作为日本高雅文化（或主流文化）的代表，无论是能乐还是茶道，都以“幽玄”“古朴”作为最高审美标准。而“萌女郎”、“萌商品”以其独特的、新奇的、轻松的、简单的甚至带有些许幽默的形式走入大众视线，无疑打破了这一正统审美理念，犹如下里巴人之对阳春白雪。而更讽刺的是，“萌文化”不仅作为一种崭新的草根文化出现了，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市场，甚至掀起一股全民消费的文化热潮，这无疑是对正统文化的一次冲击，或者说是以80、90后为主导的青年亚文化群 体向正统文化作出的审美批判。“萌文化”的颠覆传统性使其不仅获得了青少年一族的青睐，也吸引了部分抗拒传统束缚、渴望精神自由的中老年族群的眼球。
3.简单性
作为日本高雅文化的代表，歌舞伎与能乐以“样式美”著称于世，而茶道则以“程序美”享誉全球，而作为其对立面出现的 “萌文化”则极其轻松地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一副猫耳、几笔线条勾勒的“愤怒娃娃”、村上隆的再简单不过的太阳花、草田弥生笔下的大南瓜……甚至一个眼神、一个笑脸、一个手势、一句话语皆可“萌”。因此相对于主流文化的高深复杂，“萌文化”极尽轻松简单之能事，而正是这一简单性，为它赢得了最广泛的消费主体。
4.纯真性
虽然在日本能让人产生良好情愫、所有能打动人心的东西，都可以称为“萌”， 但举凡被冠上“萌”的物品都有一个特质，那就是纯真得近乎纯净：大眼忽闪忽闪的幼小美少女，拥有两只分得过开的大眼、邪恶又天真的眼神、扁鼻梁、抿成一条线的嘴唇的“愤怒娃娃”、憨态可掬的宠物……以“愤怒娃娃”横扫日本当代艺术界的奈良美智在访谈时曾说过：“我的画是要回到最天真的童年的感觉。在和自己对话的过程中，画面逐渐显现。”因此，纯真堪称“萌文化”的重要特质，正是这种纯真激起了各个年龄层的良好情愫，为社会文明高速发展下已疲累的神经注入了一股清泉。
三.“萌文化”流行的心理因素解析
那么作为亚文化的“萌”为何能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走入大众视野并掀起全民消费的的呢？国内的先行研究将原因归结于市场力量的推波助澜，认为传媒利益驱动是“萌文化”流行的直接推手，商业利益驱动是“萌文化”流行的重要因素。不可否认，传媒的推手作用和商业资本的运作确实为“萌文化”的发展推波助澜，但是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流行文化的发展都无法被人为地创造出来。需求是生产的动力，要了解为何会产生这种市场需求，为何会形成市场推动力量，我们就必须从人性发展的内在要求去寻找，就必须探析其形成背后的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因素。以下笔者将从心理学角度入手，探析“萌文化”流行的深层原因。笔者认为“萌文化”的四个表现特征，一方面为“萌文化”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能性，同时也提示了“萌文化”的消费主体的心理特性。
1.对孤独自我的慰藉
催生“萌文化”的旗手是日本的御宅一族，而御宅一族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两个特性：一为封闭性，御宅一族极度沉迷于某个领域或某项事物不能自拔，完全不在意周遭的看法；二为对团体的归属渴求。御宅一族催生出“萌文化”正是源于他们内心的极度孤寂，源于他们对美好感情的极致渴求。“萌商品”的代表之一的“愤怒娃娃”的作者奈良美智也曾说过，在与自己对话的过程中，有孤独，也有快乐，最初的时候，想的比较多的是悲哀和伤心的记忆。她笔下的人物往往有眼梢上吊、略显不逊的双眼，那种流露出不善眼神同时又身处寂寥、淡漠背景下的人物形象传达出来的是一种孑然一身、孤独无依的气息，令人一眼望去顿生怜爱，而这正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绝大部分人或多或少的真实写照。随着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日本的人际关系、社会构造以及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终身雇佣制的结束，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归属；随着集体主义价值的瓦解、个人主义价值的张扬，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属；随着向高龄少子化社会的转型、就业机会的减少和就业形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惶惑不安、彷徨无助。而这一切都催生了日本人内心孤独、空虚、彷徨、无所适从的情绪，助长了人们对正统、对现实的批判需求。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御宅一族所催生的“萌文化”，无疑是荒凉沙漠中的一汪清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萌文化”行列，并通过自身的消费进一步延伸、拓展。归根结底，对“萌文化”的膜拜、倾倒正是源于人们对孤独自我慰藉的心理需求。
2.对本真自我的渴求
“萌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简单性和纯真性，人们对“萌女郎”的热烈爱恋、对“萌商品”的趋之若鹜，无不反映出人们对简单、纯真事物的美好向往和追求。而“萌行为”本身就是人们抗拒衰老、渴望返璞归真的直接实践。那么是什么促使人们在这一时期以前所未有的欲求来追求简单、纯真的呢？通过社会学考察，我们发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恐慌，面对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无所适从，处于这样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迷失自我，日本的文艺界应运推出一系列作品，呼吁人性的反思，而较有代表性的则是宫崎骏在这一时期推出的动漫《千与千寻》、《龙猫》等。这些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反响，而作品的核心正是通过“千”找回“千寻”（千和千寻是同一人）、“五月”找回“May”（五月和May是一对同胞姐妹）来隐喻人们应当驻足反思，回归本真。而“萌文化”的同一时期滋生，不能简单归为巧合。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萌文化”的消费行列，甚至直接“卖萌”，正体现了他们内心渴望摆脱种种社会的、观念的、行为的束缚，回归自己的本真状态，正是这种对本真自我的渴求心理，推动了“萌文化”发展壮大。
四.结语
“萌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个代表在日本乃至亚洲各国传播，并迅速形成一种潮流冲击着主流文化，在获得主流文化的接受和认可后，甚至对主流文化形成渗透。鉴于此，我们不能仅把目光局限于其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其流行背后的社会和精神因素的消长，应更多地关注作为其消费主体的人的心理动态，只有更多地关注这些，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陆扬《文化研究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
[2]陈奇佳，宋晖《日本动漫影响力调查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
[3]（日文）大上昭、西本恭一、編『萌えき者 民明書房 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