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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电影翻译事业已走过了五十多年辉煌的历程。在这半个世纪中,电影翻译工作者给广大观众奉献出了许多优秀的译制片,观众从这些优秀的译制片中不仅领略、了解到了异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感受到了语言给人带来的无穷魅力。许多优秀译制片中的精彩对白已成为中国观众争相传诵的佳句。如“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前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曾鼓舞了几代身处逆境中的中国观众。由此可见,电影作为大众传媒,其社会效应是无可估量的。然而,在学术领域内,由于受世俗偏见的影响,电影翻译研究却颇受冷落,翻译研究人员似乎“完全把这一领域给忽略了。”[1](P99)为此,我国著名影视翻译界学者钱绍昌教授撰文指出:“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的重视远不如文学翻译。”而这“与影视翻译的社会作用不相称。这一现象亟应引起翻译界的注意。”[2](P61)鉴于此,本文拟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
一、语言与文化意象
语言(Language)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语言在有声电影中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声画同步的视听艺术手段能最大程度地模拟现实,创造出酷似“真实”的艺术时空。如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简爱》、《王子复仇记》、《叶塞尼亚》等优秀译制片中那玲珑别致、清晰明亮、颇具异国风情的语言,逼真、自然、随意,充满了生活气息。因而这些精彩的对白、片段令人百听不厌,久久不能忘怀,它们留给观众余韵不尽的美的享受。文化意象(Cultureimage)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沟通。”[3](P184)物象(Physicalimage)与寓意(Connotation)是意象(Image)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义的载体,是形成意象的客观事实;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引伸意义。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具体来表现抽象,以已知或易知来启迪未知或难知。”[4](P137)如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其著名的“前赤壁赋”中用蜉蝣这种朝生暮死的小昆虫来比喻人生的短暂,人很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5](P509)英语谚语Itisthelaststrawthatbreaksthecamel’sback.[6](P1578)意为“骆驼负载过重时,再加上一根稻草也会把它压死。”谚语中意象词语thelaststraw“最后一根稻草”,生动形象地寓意为“某事或某物使人到了忍无可忍的极点。”
二、重构文化意象
译制片又称翻译片,顾名思义,一些国外优秀的影片必须通过翻译方能为中国观众所接受。电影翻译与其它文学作品翻译具有共同性,即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但电影翻译又有区别于其它翻译的特殊性,即其译文要做到能见之于文,形之于声,达之于观众。著名翻译家Nida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义都直接或是间接地反映一个相应的文化,词语意义最终也只能在其相应的文化中找到。”“文化的不同几乎很自然地体现在语言上的不相同。”[7](P28)
汉语、英语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汉语是象形文字而英语是一种字母文字。要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际间进行成功切换,这对电影翻译工作者来说不是件易事。但研究表明老一代电影翻译工作者不仅给观众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优秀译制片,同时也给电影翻译研究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80年代初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英国电影RedShoes播放时被译成“红舞鞋”,觉得也无可厚非。此片主要讲述了英国一名芭蕾演员面对爱情与事业而不能作出正确抉择,最终走向断崖的凄惋的故事。尽管“红舞鞋”正确无误地译出了英文的原意,也紧扣剧情,但直译的平铺直叙,没有更深的寓意。观众如果光看片名,确实难以激起任何联想的波澜。80年代后期,在一次外国优秀影片巡回展的大幅广告上RedShoes这部英国影片片名被译成了“红菱艳”,细细品味“红菱艳”这一译文,译者把那双纤巧的红舞鞋比作了中国观众妇孺皆知的红菱。它寓意红菱虽生长于浊水污泥,却娇艳迷人,特别是那两只弯弯的红菱角,犹如中国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莲,三寸金莲虽然小巧,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泪,有的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红菱艳”这一片名隐含穿着如红菱般舞鞋的艳丽却薄命。
译者把这一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红菱”注入其翻译中,从而成功地重构了一幅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悉、能会意、肯接受的崭新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重构(ReconstructionofCultureImage)这一巧夺天工的翻译手法在电影翻译中随处可见。如美国电影WaterlooBridge这一片名原意为“滑铁卢桥”。众所周知,1817年英国在泰晤士河上出资建造了滑铁卢桥,以此来纪念威灵顿公爵指挥英国军队打败拿破仑而取得的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如果依据英文直译成“滑铁卢桥”,乍一看,观众定会认为这是部与拿破仑打仗有关的战争片或介绍与该桥建筑有关的纪录片。但看过此片的观众都知道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
影片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玛拉在滑铁卢桥上结识了青年军官罗依,并成了恋人。而后,玛拉获悉罗依战死疆场,痛不欲生,为了生存沦落为妓。当罗依奇迹般地出现时,她无法面对现实,为了爱情和名誉,她再次来到与罗依初恋的地方,丧生在车轮滚滚的滑铁卢大桥上。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中,有着许多与之相仿的神话传说。如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陕西省蓝田县一年一度的“蓝桥相会”等。而“蓝桥相会”的传说与WaterlooBridge故事情节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译者把原名“滑铁卢桥”译成了“魂断蓝桥”,这样做不仅避开了中国观众由于地城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知识缺乏而引起的迷域;而且“蓝桥”这一隐含中国文化的意象能使观众一看到片名即刻领悟到这是部关于爱情的电影。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的意义在于它能及时有效地达到使译文与观众勾通,使观众心领神会的效果,由此来吸引广大的影迷,创造译制片票房纪录的新高。仔细认真研究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这样的翻译手法会不时令人拍案称奇。
三、文化意象的修润
由于中外观众知识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电影翻译工作者应尽可能地帮助观众去理解那些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地域文化、宗教习俗等有着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电影翻译中如果对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润(ModificationofCulturalImage)处理,就事论事直译,会造成这一文化意象的缺损,文化涵义支离破碎。英国电影《魂断蓝桥》[8]一开始,有这样一段画外音:Announceer’sVoice:At11:15thismorning,thePrimeMinisteer,speakingtothenationfromNumbeerTenDowningStreet,announcedthatGreatBritainisatwarwithGermany.
广播员的声音: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应该指出此例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字面层意义。但对“唐宁街10号”这一隐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补充说明的话,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观众会茫然不知其所云。其一、观众不知道这个“唐宁街10号”在什么地方?其二、他们更不知道广播员在这里特地提及这个地名有何特别的寓意?为了使电影译文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达之于广大观众。译者宜对上述译文作恰如其分的增补修润,如:
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邸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通过增补“英国首相府邸”,观众这才真正认识到了“唐宁街10号”的“庐山真面目”。至此,“唐宁街10号”所隐含的意象立体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观众才真正懂得具有典型地起域文化地名“唐宁街10号”的全部文化内涵。又如:
Peter:Oh,this?Well,IlikeprivacywhenIretire.Yes,I’mverydelicateinthatrespect.Pryingeyeeeesannoyme.BeholdthewallsofJerichho!Err,maybenotaaasthickaastheonesthatJoshuablewdownwithhistrumpet.Ijustshowyoumyheart’sintherightplace,I’llgiveyoumybestpairofpajamas.DoyoumindjoiningtheIsraelites?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耶利哥城墙,比不上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此例选自英国电影《一夜风流》[9]。这段对白译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在这段译文中出现了“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三个与《圣经》历史故事有关的词语。众所周知,东方盛行佛教,尤其是在中国,中国观众对佛教还可略知一二,而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宗教历史文化就知之甚少了。因而在影片切换的瞬间让中国观众把上述三者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件难事,他们会搞不懂这“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直译用于上述译文中不仅令中国观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也失去了电影翻译的真正意义。
为使中国观众明白这三个词语间的关系,使原文中所涉及的那些特殊文化意象丰满起来,译者应在电影翻译过程中对这段文字作如下润色: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像《圣经》中的耶利哥城墙,虽比不上《圣经》里以色列人的军长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由于对“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些出自《圣经》故事的词语增补了必要的文化涵义修润词后,观众不仅了解了这些“典故”的出处,同时在上下语境中也弄明白了最后一个词语“以色列人”的特定意指。修润增强了语言文字在语境中的透明度;增强了文化意象在观众认识理解中的清晰度。
四、文化意象的转换
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会给它“刷上不同的颜色”。缘于此,文化意象的错位(NonequivalenceofCultureImage)会具体表现为作为喻体的文化意象上的差异。换言之,在一种文化传统中一个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成了反面寓意的丑陋文化意象。如英国电影《呼啸山庄》[10]中有这样一个片断:
Isabella:It’sabrother’sduty,dearEdgaar,tointroducehissisteertosomeothertypethanfopsandpaleyoungpoets.
Edgar:Oh,youwantadragon?
Isabella:Yes,Ido.Withafierymustache.
二、归化和异化理论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文努提(LawrenceVenuti)1995年在他的《译者的隐身》中提出了异化和归化的概念。所谓异化,指“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采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他提出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认为翻译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体现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1]。他主张异化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异化翻译的前提是文化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和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变得复杂。异化是以原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着眼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坚持文化的真实性,旨在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性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让读者感受不同的民族情感,体会民族文化、语言传统的差异性,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丰富译文语言的表现力。
所谓归化翻译,是在翻译处理中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奈达认为,“翻译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要看人们在听、说、读译文时获得的是什么。判断一个译本的效用不宜拘泥于相应的词汇意义,语法类别和修辞手段的对比,重要的是考查接受者正确理解和欣赏译语文本的程度”[2]。翻译既然是一种交际,如果不对信息接受者的信息进行全面研究,对交际作任何分析都不是完整的。重视读者反映是为了让译语文本读者能大致和原语读者一样去理解和欣赏一个文本。译文的表达方式是完全通顺自然的。通顺自然的翻译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避免文化冲突,消除文化障碍,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所以,通顺可以看成是归化翻译理想的策略。
三、异化与归化的关系
在翻译实践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因此,也不可能有任何译作完全是以原语文化为归宿,或完全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只是表现出在处理原语文化信息时的基本倾向。过度的异化或归化都有损译文的质量。刻意的异化会使译文晦涩难懂,索然无味,甚至会闹笑话。作为两种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各自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两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异化寓于归化之中,归化中也包含着异化,绝对的异化和绝对的归化都是不存在的。平常所说的异化与归化,主要是就译者的倾向性而言,即或异化为主或归化为主。在翻译实践中,两者的统一并非平分秋色,半斤八两,而是依翻译的目的、文本类型的不同而显示为现实的、具体的、动态的统一。
四、旅游文化翻译对异化与归化的动态选择
1.旅游翻译目的对异化与归化动态选择的影响
汉斯·威密尔(HamsVermeer)从行为学的理论出发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翻译时,译者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翻译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处理方法。即译者必须能够针对特定翻译目的选择特定的翻译方法或策略。”[3]（笔者译）因此旅游资料的翻译其目的就是要向外国游客介绍景点情况,传递有关信息，让国外普通旅游者读懂、看懂、听懂,并且喜闻乐见。
就保留源语旅游文化而言，异化翻译有利于保留我国旅游文化的“异国情调”，并以之打动目标读者的心，激发这些潜在外国游客的旅游兴趣，其缺陷在于：由于异化翻译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追求一种不透明、不流畅的言语风格，且译本中所含源语文化信息过多，容易造成译文晦涩难懂，从而损害旅游文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造成我国境外旅游客源的减少。
归化翻译则因遵循目标语言规范并用目标文化材料替代源语旅游文化，译文流畅，因而通俗易懂，老少咸宜，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都较高，比异化翻译更能吸引潜在外国游客。归化翻译的弊端也很明显：过分倚重目标语言固有表达形式和文化材料，以译语旅游文化替代源语旅游文化，容易造成我国悠久、独特旅游文化身份的丧失甚至错位和扭曲。
2.旅游文本类型对异化与归化动态选择的影响
纽马克(Newmark)在《翻译问题探索》一书中,“提出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并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将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从文本类型和功能方面来讲,根据现代翻译学理论,旅游资料属于信息文本(informativetext)、表情文本(expressivetext)和祈使文本/召唤型文本(vocativetext)的结合体,同时具有信息功能、美感功能和呼唤功能。”[4]信息功能文本在正确传达信息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采用“归化”性手段使译文具有可读性,以利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求得译文文本的读者基本上能以原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欣赏译文文本。信息准确真实、语言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是这类文本译文追求的目标,因而这类文本更多地采用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策略。
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去思考、去感受”。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大多会用“阐释”而不是“复制”的方法来处理这类文本,因为译文中“作者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的传递效果和读者的情感呼应,即读者效应。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为保证译文的信息准确并感染受众,实现其文本的“呼唤”功能,译者可以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不拘泥于原文的表达方式,使译文的语言尽量达到与原作语言同样的效果。综上所述,不同文本的特点在异化和归化的选择上有不同的侧重。信息型文本要忠实于原文的“真实性”,归化与异化相结合;呼唤型文本则要忠实于读者的反应，侧重于归化，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形式。在实际的操作中,任何文本的翻译都会在“异化”与“归化”之间动态地穿行,这在翻译实践中已屡见不鲜。
旅游文本中大多带有十分浓厚的文化色彩,笔者认为,旅游文化翻译应该充分考虑该文本的使用语境及其具体功能,灵活选择翻译的具体方法。例如,如果是信息功能突出的旅游文本,比如景点、风俗等具体的介绍,由于缺乏文化对等词,其中的文化因素可以以直译加解释等方法充分解释其意义和内涵;而对号召型的旅游文本,如旅游景点、旅游广告语等,可以使用译入语中同样具有文化色彩的近似词来进行类比,以激发读者的兴趣,达到推介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终极目的。根据归化和异化动态统一，笔者对旅游文化翻译提出如下翻译策略。五、异化与归化理论指导下旅游文化翻译策略
1.文化信息内容的补偿和增添
英美读者因文化差异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对富含文化背景的译文往往会有理解上的困难,这时我们应该调节信息,增加相应的文化背景解释或注释。为了便于译文的读者更有效地接收信息,译者（亦即传者之一）,应添加新信息来加强传播效果。“作为目的语读者的英文读者因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如果按照字面直译这些句子,他们在把语言符号转为意义的过程中势必受阻,从而影响到信息的有效接受。”[5]
如：仙人洞系悬崖绝壁中之天生石洞,因其形如手,故又名佛手岩。洞高7米,深逾14米。内有一石制殿阁——纯阳殿。殿内立纯阳(洞宾)石雕像。洞深处,有两道泉水沿石而降,这便是《后汉书》记载的千年不竭的“一滴泉”。洞旁建有老君李聃骑牛雕像。景区内还有石松、御碑亭、访仙亭等景观。区内游步道为1452米。
译文:Immortal’scaveisanaturalcaveinaprecipicewhichlookslikeahandofaBuddhaandsoitisalsocalledtheRockofthehandoftheBuddha.Thecaveis7metershighand14metersdeep.Inside,thereisastatueofLuDongbin.TwospringsflowdownfromthecracksoftherocksandtheyarethefamousOneDropSprings.NearbyistheLaoJunPalace,withastatueofLaoJunonthehandofanox.Inthisdistrict,youcanalsopayavisittothepineintherock,theimperialTabletPavilionandFangxianPavilion.Thepathgoingthroughthedistrictruinsaslongas1452meters.
在这段译文中吕洞宾、老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人物,而翻译中应添加补充信息,使译者有所了解。而且访仙亭等景点的翻译可以补充出“seekingtheimmortals”,这样更好地达到交际的效果。
2.文化专有名词的注释性加译
外国游客一般对于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专有名词十分感兴趣,像中国的学生学习语法一样,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个那个有什么区别。对于因文化差异产生的交流障碍,如果不予以适当的解释就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请看下例：
再配上左右两边的砖雕壁画:“百鸟朝凤”和“五伦全图”,更是美妙绝伦[6]。
“百鸟朝凤”原译:“OneHundredBirdsWorshippingthePhoenix”拟译:“AllBirdsPayingHomagetothePhoenix”(PhoenixinChinesedoesnotreferto“deathandresurrection”,butatraditionalsymbolofmonarch,asdragonfortheemperororking,phoenixfortheempressorqueen)
根据中国民间传说,“百”只是概数,“百鸟”指众鸟,所以笔者认为还是前者贴切。再者凤凰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是百鸟之王,汉语中“凤凰”有“祥瑞尊贵”之意,故有“龙凤呈祥”“凤毛麟角”之说。然而笔者查阅了英、美、加、澳等国词典,都发现在英语文化中“凤凰”指“神话中生活在沙漠里的一种鸟,每500-600年自焚,并于灰烬中重生”,当然它也指代“极为出类拔萃或美艳的人或物,如完人,殊品等”。所以不难理解为何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首府就叫凤凰城,并且是有名的旅游胜地,香港也有个凤凰卫视中文台。当然为避免误会,最好仍加以简单解释,说明“凤凰”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并强调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尊贵吉祥”之意。
3.文化类比
类比也是一种巧妙的寻找最佳关联点的译法。文化交流过程中,类比有利于消除文化陌生感,迅速、有效地实现交际和文化传播的目的。“舟的前方架着一柄长舵,形如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7]。其中“形如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怎么译?试比较一下两个译文：
A.……isshapedliketheswordintraditionalBeijingoperausedbyGuanYu,ageneralofthestateofShuoftheThreeKingdomsperiod.B.……isshapedliketheknifeontheWesterner’sdinnertable.
译文A运用解释性增译,文字累赘,没看过或不了解有关关羽的京剧情节的外国游客根本不知所云;译文B将西方游客陌生的青龙偃月刀与他们的餐具联系在一起,处理努力(Processingefforts)弱化了,语境效果(Contextualeffects)增大了,找到了最佳关联,照顾了游客心境,达到“导”的效果。如下例：
(南岳的)祝融殿theHallofZhurong,theChinesePrometheus;炎帝神农氏EmperorYandi,theChineseSaturn
上述两例翻译,抓住中国火神祝融与古罗马传说中为民盗火的英雄普罗米修斯,中国农业文明的始祖神农氏与古罗马神话中的农神的相似点,照顾了西方游客的认知环境,因关联而语境效果突出,译文的语用语言等效达到了,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文化类比能大大激发游客的旅游兴趣。比如在向西方游客介绍苏州时,因苏州位于大运河与长江合流之太湖旁,由20多个湖泊环抱而成,可以称之为“VeniceofChina”。
4.适当删改汉语特色文化信息
在旅游资料的翻译中,删除和更改有时是十分必要的。应该删改的是多余的对译文理解没有多大帮助的内容。中西文化的差异难免会造成文化冲突,一些汉语特色文化信息的直接英译难以让外国游客接受,甚至适得其反,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败。因此在处理旅游文化翻译时必须照顾到译文读者的思维模式与目的语的逻辑结构,对原文结构进行语式分析,根据目的语思维习惯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译者要考虑作适当的删改以突出主题信息,从而软化僵硬呆板的宣传语气。如：
江岸上彩楼林立,彩灯高悬,旌旗飘摇,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场面。千姿百态的各式彩龙在江面上游弋,舒展着优美的身姿,有的摇头摆尾,风采奕奕;有的喷火吐水,威风八面[8]。
译文:High-risebuildingsornamentedwithcoloredlanternsandbrightbannersstandoutalongtheriverbanks.Ontheriveritself,gailydecorateddragon-shapedboatsawaittheirchallenge,displayingtheirindividualcharmstotheirhearts′content.Oneboatwagsitsheadandtail;anotherspitsfireandsprayswater.
隋代在上林园设置翻经馆，那就成为常设机构了。就译场而言，论翻译组织之发达完备，翻译人才之精粹汇集，分工之细密精巧，还当以唐代为最。所有经费由国家供给，而且还诏集天下英才，建立严密而完善的译经组织。能够进人译场的人都经过严格筛选。大多是具备能力的僧侣或是朝廷官员才能参与翻译。唐朝国力鼎盛时期，对外交流甚多，各国高僧纷至沓来传道授业，同时更有不少中国僧侣远赴西方取经。他们跋山涉水，走遍圣迹，将各种佛经带回大唐进行翻译。此时对佛经的主译者已经转变为以中土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择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也大大超越了前代。在这些大唐高僧中更是出现了一位纵横千古的伟大翻译家一玄奘。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他组织译场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佛经翻译活动。译出经论达1335卷之多。在翻译技巧上，他巧妙运用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秉承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使得他的译文严谨而不失文采，成为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宋朝以后衰落期：晚唐以后佛教在印度衰落，而在中国南方的禅宗在唐朝勃然兴起。它提倡不持戒，不坐禅、不读经，但求顿悟，把佛教改造得完全适合中国士大夫的口味。由于不重读经，不遵戒律；加上五代十国社会动乱，很少有人去印度求法求经；佛教经典大都已经介绍过来了，僧徒把精力转向探索佛理，根据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来改造佛教，对译经的兴趣也就不大了；加上统治阶级无力提倡和支持翻译，北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虽然佛教已不再流行，但是宋朝还是设立有译经院，从事翻译事业，翻译主体多为外来僧侣。最终由于缺乏新的梵文经文，译事时断时续，其对佛教的贡献无法与唐代相比。此后，我国佛经翻译活动开始迅速衰落，自此译场时代也走向尾声。
二、中国古代佛教典籍翻译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历时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中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不仅极大063地推动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为后来形成儒释道三家贯通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还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以及魏晋之后的文学创作了起到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佛教典籍翻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佛经翻译出现以前，中国古代的翻译大都还是中央雅言和地方语言间的转化，文言文的表达也大都更好地为上层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所用。佛经翻译的出现，不仅大大增加了汉语的词汇量，同时对文言文的语法结构也产生了影响。语言学家们现在通过仔细分析得出结论：汉语中约有35000单词出自佛经翻译(日本《佛教大辞典》中，所收人佛教的词汇也多达35000余条)，除直接与佛教相关，如“佛”、“塔”、“和尚”、“菩萨保佑”、“佛法”、“佛经”、“禅师”、“僧人”、“涅”、“般若”、“参禅”等，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如“回忆”、“世界”、“现在”、“因果”、“执著”、“虚空”、“迷惑”、“真实”、“圆满”、“心田”、“刹那”等等。拿“魔”一字来说，它本身佛经中一个恶神的名字，后来被汉译成“魔”，进而发展出“着魔‘色魔‘人魔”等等新的汉语表达。佛教中过去世、现在世、未来式的引人，也使得汉语中出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另外现代汉语中存留下来的很多四字成语或是习语，很多都有佛经汉译的色彩。因此魏晋之后，大量的四字习语纷纷出现，它们至今还为现代人所引用。例如如“天花乱坠”(《心地观经•序分》)、“作茧自缚”(《妙法圣念处经》)、“随机应变”(《金光明最胜王经》1，还有习语如“无事不登三宝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第二，佛经翻译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促进了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前文中说道，佛经的汉译偏于口语化、白话化，这与当时两汉魏晋时流行的文笔华丽的骈文有很大不同，促使了文坛出现了“变文”的形式。变文即晋宋以来僧徒的转读经文发展到讲唱佛经故事的新文体(以散文，韵文混和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载体)。到了宋代，宋人“说话”用的说话本子，就成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开端，而小说的发展，才促成了章回小说的出现，使得小说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分庭抗礼。在文学素材上，古印度文学丰富的想象力和瑰丽的文学表达力，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灵感。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乐府诗集中的《孔雀东南飞》就有它的影子。佛教引人的“生死轮回观”、“因果报应”的佛教观念，也催生了六朝志怪小说，使古代文学获得了解放。可见佛经的汉译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乐土。极大了促进了古典文学的发展。第三，佛经翻译使得佛教思想深植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终与儒家、道家一起汇成一流，形成了以儒道佛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佛经汉译以前，中国统治阶级惯以儒家思想统治人民，并且道家思想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汉、晋时期佛教初人，中国人把它看成一种神仙方术来崇拜。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进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开始创建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鼎盛。佛教逐渐中国化。宋明以后，佛教才真正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
佛教传人以前，中国士大夫阶级崇尚儒家思想，积极“人世”。他们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佛教的传人，引人“空”的概念，相反推崇人们保持心灵明静，鼓励“出世”，要看破红尘修炼成佛，最后涅桀重生。这些观念最终同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无为”相互融合构成了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与世无争、以和为贵，并建构了中国人特有的那种集体“无意识”。佛教经典中推崇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慈悲观”都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并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努力做好事积善德，以期望来世有好的宿命。同时社会风气也鼓励恶人回头是岸，劝诱坏人苦海无边，悬崖勒马。可以说经由佛经的汉译，佛教思想传人中国，它成为最具有民众基础的普世价值观念，历经千年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之中。
2.历史文化差异与翻译
历史文化指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沉淀形成的文化，其中一个重要文化就是习语。习语包括成语、谚语、格言、典故、俗语、和俚语。比如英语中的“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stone”直译为“一块石头打死两只鸟”，而汉语却说成“一箭双雕”或“一举两得”，德语说成是“一个拍子打死两只苍蝇”。我们汉语中的春夏秋冬，英语俚语是根据景物，候鸟表示季节，cuckooing（布谷催耕）意谓春、swallow（燕子）意谓夏、wildgoose（大雁）意谓秋、plum alone（梅花独放）意谓冬。
3.风俗文化差异与翻译
风俗文化是在日常生活中和交际活动中，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比如在待人接物，打招呼时，中国人习惯说“你吃了吗？”“上哪去？”“干嘛去？”表示一种亲切感和关心，但是西方人会很尴尬，觉得是在打听他的隐私。在西方，打招呼通常只是说“hello”“Morning”比较简单的打招呼。再比如说对于颜色的认知，西方比较注重科学理性的教育和科学态度。常用客观事物的具体颜色来象征某些抽象的文化含义。例如，西方文化中的红色（red）主要指鲜血（blood）颜色，所以red使西方人联想到“暴力”和“危险”从而产生了一种颜色禁忌。著名汉学家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意识到red可能会使英语读者联想到“流血”，所以采用小说原用的书名《石头记》，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中国文化中的颜色内涵和象征意义十分丰富，而且颜色词的象征意义是多元的。中国文化中的红色源于太阳，如烈日如火，其色赤红。所以喜庆的日子会常用红色。
4.宗教文化差异与翻译
是每个名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美人信教的居多，认为上帝（god）是万能的可以创造一切，因而会说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而中国人则信仰佛教、道教，相信佛祖之说，因而会有一些词语，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等。再比如中国有谚语“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要形象地译成汉语不太容易，因为在与信仰的英语国家对于“和尚”这个概念比较陌生。所以只能传意，“one boy＇s boy；two boys arehalf a boy；three boys are no boy．”
5.思维方式的差异与翻译
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有很大差异。西方思维比较开放，崇尚个人主义。因而西方人会在思维方式上同中求异，反映在语言上即重形合。相反的，中国人受到儒家等思想的影响，思维方式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注重合，在语言上比较注重意合。。汉语比较注重语言形式的正气，意境强。所以四字成语应用较多，英语则喜欢严密的结构和丰富的表现力。如The west lake is like a mirror，embllished all around withgreen hills and deep caves of enchanting beauty．这句话翻译成汉语为“西湖如明镜，千峰凝翠，洞壑幽深，风光迤逦。”由此可以看出英语着重对于事物的客观描写，而汉语则更注重对于食物的主观描写。
文化负载词汇（culturally-loaded words）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习惯，一般简单地分为民族专有词汇、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普通词汇和习语[1]。一般来说，包括替代式翻译、音译、解释性翻译、和意译。
1．替换
替换指在保留原文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某个指代意义不同但比喻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换原文词语的方法，即用译入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取代源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2]。例如：开夜车（burnthe midnight oil）；钻牛角尖（split hairs）；低声下气（pocketone's pride）；背水一战 fight with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背墙一战）；马后炮（mustard after dinner）；耳边风 water offa duck S back；当电灯泡（play gooseberry）；过河拆桥（kick down the ladder）；昙花一现 a flashin the pan；酒肉朋友 fair weather friend。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两者之间所反映出的文化差异构成了交际的障碍。如何克服障碍取得文化对等就成为翻译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实践证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找到能为译入语读者接受的文化对等的翻译方法。通过各种必要的变通手段，至少可以做到语用上的对等。
2．音译
汉英文化差异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带来了困难，汉语中的很多词汇无法在英语中找到形式和内容完全对应或者类似的表达，这时可以把原语里的词汇直接音译过去。音译的词经过长期而广泛地使用，会逐渐融入英语文化中，丰富英语词汇，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语言的融合[3]。如儒教（Confucianism）、道教（Taoism）、功夫（kungfu）、阴（ying）阳（yang）已经普遍为英美人士接受。再比如北京奥运会吉祥物 “福娃”的翻译。“福娃”最初翻译成“friendlies”，自诞生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首先，friendly作为形容词意为：“和蔼可亲的，友好的，对环境无害的”。但是作名词是“友谊赛”的意思。既然在此用了复数形式文学艺术论文，必是名词无疑，意义上就说不过去了[3]。其次，friendlies听起来像是friendless（没有朋友）。每届奥运会的吉祥物都能体现主办国的民族特色，而friendlies这样的翻译从对外宣传的角度说，无法体现中国的民族特色。该词的争议结果是最终选择了音译，直接翻译成Fuwa。既简单易记，又能体现了民族特色。
3．解释性翻译
音译只取其音、不取其义，虽然能让读者从语音上准确地接受，但译文成了完全的记音符号，原词的内部意义和文化意象完全消失，成了一种空壳。对于这种情况，在音译之后如果辅以一定的解释，则形式和内容可以得到有效统一。如：“三个代表”译成Three Represents （to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production forces， to represent the orientation of advancedculture and to represen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of the people in China）；“四项基本原则”译成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four principles of adherence to the socialist road， the people’s democraticdictatorship，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China， and Marxism-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
解释性翻译固然在表意上力求详尽、清晰，但容易给人拖沓的感觉，因而这一翻译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就表意而言，这一翻译方法与音译可谓两个极端。折中的一种方法就是意译。
4．意译
中文读者因为同原文作者具有相同的文化预设，所以能够通过词的表面形式去理解交际信息的全部内容，而英语读者通常不熟悉中国文化，会按照自己的文化预设理解译文词汇，产生的联想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误解原文。
例如“拖后腿”，如直译成英语pull one’s leg，就变成了“哄骗取笑某人，愚弄某人”。中国话里的“馋猫”比喻人贪嘴，常含有亲昵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cat”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按中国人的心理， “山羊”是个褒义词，如留着山羊胡的老人，而英国人却视“goat”为“色鬼，的人”。
因此在翻译此类词汇时，译文必须改变形式，以表达或补充与原语内涵相关的信息。比如鲁迅小说《祝福》的标题翻译成New Year’s Wish就不恰当了。“祝福”是指旧历年底文学艺术论文，有钱人家备办酒肉等，恭请天神祖宗享用，以求上天保佑。作者以“祝福”为题，写的却主要是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实际上是拿富人的“福”和穷人的“苦”相对照，揭示社会的黑暗。如果把“祝福”译成wish，英语读者就会费解，因为英语wish仅仅是一种祝愿，并不包含祭奠神灵的意思。因此注重再现原文的内涵意义，把“祝福”译成sacrifice（专指供奉，献祭之意），并加上时问限定词the New Year，更能体现其所有的隐含意义。
5．结论
不同的文化渊源、思维方式、信仰和价值观造成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形成翻译中的文化冲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则是冲突的焦点。为了保持源语的民族特色，保证翻译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同时译文具有可读性，译者不仅要意识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而且要熟悉文化背景知识，用不同的策略处理翻译文化负载词。
[参考文献]
[1]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译林出版社，2002.
[2]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二、文化创意产业语用翻译人员要具备跨文化意识
翻译是语言的交流，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翻译人员则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了保证不同文化的国家交流与合作的顺利进行，翻译人员需要具备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意识指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敏感性。具备跨文化意识的翻译人员在认识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将自己置身于对方的文化和语境，从而传递语言中的文化意义。如果想要顺利地翻译文化内涵丰富的语篇，翻译人员需要灵活采用各种翻译方法，既要传递文化，又要使语言通顺自然。切不可只顾文化的存在而忽视了语言的流畅。
在文化创意产业翻译中，“文化”是一个关键词。但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不同的语言表达之间存在着文化空缺现象，因此，翻译人员在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文化的介入作用，即要抓住词的对应关系，又要将词语背后的文化内涵充分表达出来。如在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关于女娲燃煤炼石补天的介绍中“女娲补天的传说见于先秦时期的《淮南子》。女娲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其化成浆，把天上窟窿补好。天上出现的彩虹就是女娲补天神石的彩光。相传女娲补天的五色石就是用煤炭烧炼而成”，其中的文化典故“女娲补天”是需要翻译人员去解释和传递的。
英语跟汉语习语源于不同的文化，因此在翻译中应该注意这种文化的差异性，以利于我们对不同背景下习语的理解及认识。
一、意译所谓意译法就是没经过再现原文句子成分及修辞而表达原文的意思及意旨的方法。
它仅仅适用于不能或都没有必要用直译法，并且在汉语中也找不到恰当的同意习语。例如：1.Donotcrossthebridgetillyougettoit.不必担心太早。如果直接译成“到了桥边才过桥”就有些模糊。因此应该彩用意译法。2.Doyouseeanygreeninmyeye?你以为我是好欺骗的吗？如果逐字翻译为“你从我的眼睛里看到绿颜色了吗？”这样理解起来就有难度。有些时候意译法确实能够更好地表达原文内涵，但同时原文化及修辞的丢失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意译法一般很少用。例如：我们不能把“achillydayinspring”译为“早春二月，乍寒还暖”同样不能把“eachhadbeenmarriedtoanother”译为“使君有妇，罗敷有夫”，而是分别译为“初春一个寒冷的日子”及“有夫之妇，有妇之夫”。
二、直译法在英汉翻译中这种方法更多用于习语在修辞、语法、言语以及语意上相同。
1.汉语和英语习语在意思和修辞上相同。
2.汉语和英语习语在意思和修辞上相同，可以被读者推出来。例如：1.HitlerwasarmedtotheteethwhenhelaunchedtheSecondWorldWar,butinafewyears,hewascompletelydefeated.希特勒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武装到牙齿的，可是不过几年，就彻底失败了。Theidiomarmedtotheteethisvivid,soonafterthelibertytheidiomwastranslatedbyliteraltranslationas武装到牙齿（如果翻译成全副武装，语气色彩就会差一些了）2.ButIhatedSakamoto,andIhadafeelinghewouldsurelyleadusbothtoourancestors.但是我恨坂本，并预感到他肯定会领着咱们去见祖先。Ifitistranslatedas“...他肯定会领着咱们去死”，al-thoughittransferstheoriginalcontent,itwouldlosethestyleoftheoriginalwork.
三、增加法
1.意译注释。这些方法主要是用来翻译一些人名和地名。例如：Americanwastoostrongtobeopposedhead-on;todothatwastotiltatthewindmills那时，美国太强太大难以与其正面抗衡，那样做无异于堂吉诃德挥长茅，驱羸驴，向风车冲击。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里的一个著名人物，因此这个句子就不难理解了，并且整体上显得生动、准确。
二、英汉翻译的思维差异
（一）逻辑思维差异。中国看重群体意识、注重集体利益的价值体现,家庭和社会做贡献来自于个体的贡献,个体应为群体利益服务,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强调的价值观,个人自由、个人自立、自由思考和选择是西方人追求的目标。如，Nobodycouldbetoocleverthisday．如果将这句话译为:“今天谁也不会太聪明，”那就完全错了。在英语的逻辑思维中，表现的较为明显的是双重否定的逆向思维。更加妥当的翻译应该为:今天，不论你怎么聪明，都不过头。因此，在英汉翻译中，注重了解思维差异，才能把错误率降到最低。
（二）语言思维差异。中国的语言思维模式是整体而善于归纳的。中国人习惯用先因后果的方法组织自己的语言，因为这样符合归纳的逻辑思维，更能说服别人。而分析，演绎则是西方语言思维特点。因此，西方人习惯把结论放在原因之后。试比较下面两段文字：（1）BecausemostofourproductionisdoneinChinanow,andit’snotreallycertainhowthegovernmentwillreactinthecomingyear.So,Isuggestthatwedelaymakingourdecision.（2）Isuggestthatwedelaymakingourdecision.That’sbecausemostofourproductionisdoneinChina,andit’snotreallycertainhowthegovernmentwillreactinthecomingyear.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倾向于第一段文字所使用的归纳法，而第二段文字是典型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具有演绎的特点。思维模式的不同会造成感觉上的不适应。特别在谈判中，西方人过于直白，甚至强势，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使中国人会感到不舒服，而中国人爱绕弯子，不够直率也使西方人会觉得中国人有些虚伪。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注意分析语言思维模式的不同，可以避免产生误会甚至矛盾。
三、差异对英汉翻译影响
在西方，人们信仰基督教，基督教产生时，欧洲大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基督教应运而生，人们的语言也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色彩，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Godhelpsthosewhohelps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Gotohell（下地狱）。中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佛教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人们相信有佛祖在左右着一切，因此，汉语语言中有许多词语是来源于佛教。如：“借花献佛”“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苦中作乐”“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看僧面看佛面”等。可见宗教文化是构成英汉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宗教文化的差异才能准确地把握译文的文化意义。
四、历史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一）中外历史背景不同。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我贬仰的儒家“中庸之道”思想一直是中国人基本的行为准则。中国人在接人待，举止言谈始终以温、良、恭、俭、让为原则，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不赞成或者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推崇的人文主义思想对英美等国家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忽略了谦虚。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二）风俗习惯差异。风俗是指一地区社会文化中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以及禁忌等的总和，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对社会发展影响巨大，因此，不同的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风俗和性格。中国对别人健康的关心是有教养、有礼貌的表现。但在西方人眼中，关心别人的健康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西方人看来，有病看医生这种简单的事情连小孩都知道，用不着任何人来指教。
二、生态翻译学指导下的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
(一)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语言维适应性转换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进行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翻译工作者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形式，所以他们首先要做生态环境的适应者，在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后。再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从而对译文进行转换。例如：原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独具特色的冰雪旅游文化盛会。园区位于松花江北岸，是集冰雪动漫、冰雪演出、冰上杂技、冰雕展览等项目为一体，将科技、艺术和文化完美融合的大型冰雪乐园。从20O0年起，已逐渐形成了南有三亚、北有哈尔滨的中国旅游新格局。译文：HarbinIceandSnowWorldisauniqueicenadsnowtouristfestivalmce~ing．TheparkislocatedonthenorthshoreofSonghuaRiver，andisasetoficeandsnowanima-iton，iceandsnowperformance，iceacrobaitcs，nadcsulptuerexhibition，nadisaeprfectfusionofscience，artnadculture．Sinec2000，thenewtouristsituaitonhasbeengraduallyformedthatthereisSanyain8ouhter／lChinanadHarbininnorthernChlna．
(二)黑龙江民俗翻译的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转换模式。由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思维、表达方式、民俗、美学、心理学等诸方面的差异，就使得在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传播到另一种文化时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解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侧重于关注黑龙江民俗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因此，译者在翻译黑龙江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保留原语中的文化传统和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语文化，使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实现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原文：“大秧歌源于2OO多年前的中国北方农村，是汉族传统民间民俗舞蹈。9o年代成为一种群众性自娱自乐的健身活动。”译文：“Yan~oDanec，origiantingfromhteruralareainnorthernCihna200yearsago。VnagkoisatraditionalfolkdancepopulartllHnanaitonality．”。Y咄”是我们特有的文化娱乐运动，在我们境内游客的生态环境中耳熟能详，但对于一些外国游客和读者而言却深感晦涩难懂，为了避免他们对此产生歪曲和误解，我们使用了。YangkoDnace”使他们既了解了秧歌是一种民间民俗舞蹈，又可以突出黑龙江民俗文化的特殊性，丰富和发展目的语文化，扩大外国游客和读者的文化视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三)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黑龙江民俗翻译中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中，译者除了要考虑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即考虑原文、原语、译文、译语的不同语言思维方式、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还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文定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实现了其信息功能、表达功能和呼唤功能。原文：“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生产啤酒，哈尔滨130啤酒厂已有百年历史。主要品牌是‘哈尔滨’和‘新三星’。”译文：“BeerDrinkignHarbinbegantoproduecbeerathtebeginnignofhte20century．Themainbeerbrandsare‘Harbin’nad‘ThreesttLr~8’．”啤酒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成为哈尔滨人们信息沟通、社会交往以及商品流通的桥梁。哈尔滨人喝啤酒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交际的方式。在这里当某人邀请别人去喝啤酒或被邀请去喝啤酒的时候，就意味着双方交际的开始。“Harbin”and“Three8tal~”是哈尔滨特有的啤酒品牌，这种译法巧妙地保留了原语的发音，简单直观但深人人心，保留了原句中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表达尊重了原意，突出了哈尔滨特有的文化和地域特色，并能够扩大游客对未知事物的文化视野，加深游客对该品牌的记忆，同时增加了哈尔滨啤酒的广告效应，起到一个宣传、呼吁的作用。
(一)动植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喜欢的动物或植物，不同的民族对同一种事物的态度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dog，英语中有大量俚语: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Everydoghasitsday(人人都有幸运之时);Heisaluckydog(幸运儿)等都表现出对狗的喜爱。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狗是受人鄙视的动物，一般带有狗的习语都是含有贬义色彩的、骂人的话语。比如“猪狗不如”“狗仗人势”“走狗”“狗腿子”等。又如猫头鹰，在中国是不吉祥的，预示着要死亡的鸟;而在英国等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aswiseasanowl”，owlish都是形容人像猫头鹰一样聪明。另如goat，中国人认为goat(羊)是温顺、听话的动物，但在西方国家有“色鬼”“牺牲品”的意思。
(二)颜色鉴于各地所处地理环境与生活处境各异，颜色词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偏差，而即便是相同的色彩，从东西方环境和文化角度来说也包含着各自迥异的含义。中国红代表大吉大利，是喜庆、美好、欢快的象征，在结婚宴席等大型庆祝活动上，都以红色为主调来装扮环境、突出氛围。中国的鞭炮是红色的包装，过年的对联一定是红颜色的，送人的一定是“红包”，“开门红”蕴涵的一定是好运开始的寓意。另外，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红”代表和年轻女子有关的事物。“红妆”是女子的衣着，“红颜”指美丽的女子，“女红”指以女人手工制作出的传统技艺。然而英语中的“red”和汉语中的“红”所代表的意义就有所不同。例如“paintitred”的意思是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这样就含有贬义。在中国，白色意味着悲怆、哀伤和死亡。同样的白色在西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它是洁白和纯真的化身，在教堂，结婚的女方身着飘逸的白婚纱，喻示着纯洁和贞洁。而在中国，充满喜气的红色却在西方象征着战争、对抗、流血，总之和暴力甚至死亡密切相关。外国翻译家在翻译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时，对这部著作的书名就采取了回避态度。而是使用了《石头记》这个与红色无关的名字。这样的翻译既保留了原著的开篇本意，又不至于让西方人一看书名就产生排斥反应，从而达到了很好的翻译效果。再比如在翻译《红楼梦》时便对“红”做了灵活处理: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译者把“怡红院”译为“GreenDelights”而不是“RedDelights”，主要是从西方文化角度出发，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信息对等转化，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
二、价值观念对翻译的影响
价值衡量会因为文化审美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是地域文化和东西方文化差异构成的结构原因，也是区域文化的深层烙印，它深刻左右人们的心态、视角和审美方式。
(一)道德观念西方法律文化是一种个性化突出的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人维权思路。于这种利益环境脱胎下生成的人性文化，这种体现生命个体意识，高扬公平、奋斗以及自由的人文思想严重冲击着东方地域文化和法律意识。“individualism”这样的价值观到了中国汉语中则是“个人主义”，完全成为一个贬义词，它与“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相背离，在中文中被解释为“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把个体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仅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观念和做法。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对于这种“喻于利”的小人，是要受责、挨罚的，严重者还要入刑。
(二)神话传说不同的沃土孕育出来的文化是有区别的，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学作品也是异彩纷呈。要想深入地解读作品，把握文中的思想，就必须了解其形成文化背后的沃土。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中的神话故事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出现得非常频繁，许多西方文学艺术家们都曾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过程中，多次出现引用了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场景，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表现效果。但是如果对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了解不充分，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深刻思想。所以在翻译工作中，需要有效把握多元文化下的表达方式，通过掌握神话的内涵思想，传达出原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最广为人知的“阿喀琉斯之踵”来说，“ShynessisherAchilles’heel”。Achill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战争英雄，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把他浸到冥河中洗浴，这样他的身体就可以刀枪不入，然而入浸的时候他的母亲是握着他的脚踵的，这成了他的致命弱点，结果他被对手用箭射中脚踵而死，所以“Achilles’heel”代指一个人的致命弱点。所以“ShynessisherAchill’heel”是“害羞是她的致命弱点”的意思。明白了这些神话故事，有助于翻译工作的进行。
三、多元文化下的翻译策略
对于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面论述上，关注文化间的差异有助于把握作品的中心思想，做到“信、达、雅”的信息完美传递。翻译的终极任务就是拉近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中间架起一座桥梁，有效地传递信息。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曾经极力呼吁要学会“拿来”，这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文化立场。“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造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既然是翻译，就要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翻译，实际上也是一种再创作。从鲁迅所译的《死魂灵》可以明确地看到他通过积极能动的翻译活动，对促进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在充分认知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异文化采用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与气魄，推动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翻译的实质是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存在的，语言是服务于文化思想的表达的，文化的性质决定了翻译的艺术形式。在小说《名利场》中有这样一段描述:“SheisjustasrichasmostofthegirlswhocomeouttoIn-dia．Imightgofarther，andfareworse．”在这段话中，并不能只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进行翻译，它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正如杨必所翻译的，“跟那些出国到印度去的女孩们比一比，她不见得穷到哪里去。说不定我左等右等，反而挑着个不如她的”。在原文学作品中，并不是要强调路程的远近和所花路费的多少，所以译者将原文蕴涵的深层内涵结合文中的语境转化成了汉语的表层结构，反映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思想，减少了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电影字幕翻译的影响
在电影《阿甘正传》中很明显就能感受到宗教对于美国人民的影响力，在影片中有一个小片段，珍妮拉着阿甘一起向上帝祷告，希望上帝可以解决她的困境，在她心目中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在中国，佛教是很多人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西方与东方的不同，并导致他们遇事情时处理的方式也不同。
（一）生活习惯差异造成的影响
以《阿甘正传》为例，阿甘在形容他与珍妮儿时友谊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 and me was like peas and carrots．”使用词组直接翻译的话，它表达的是“从那天起我们总是在一起，珍妮和我就像是豌豆和胡萝卜一样”［4］。这样翻译会使观影的中国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双方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在美国，豌豆与胡萝卜就像我们中国的秤与砣一样，代表着两人的亲密无间。因此，我们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可以使用中国人比较容易理解的话来表述，比如“从那天起，我跟珍妮形影不离”。
（二）种族倾向差异给翻译带来的影响
例如《阿甘正传》：“Federal troops，enforcing a court or－der，integrated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today”。联邦军队要求强制执行法院命令，令阿拉巴马大学黑白同校，该句台词的文化背景是六十年代，黑人掀起了民权运动，黑人也有同白人一起上大学的权利。句子中“integrated”字面翻译为“整合”的意思，但直接翻译观众会因不清楚这个时代背景而产生理解上的空缺，所以字幕翻译为“黑白同校”，弥补了观众的文化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