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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能够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国际交易的最终清偿手段，应当具备如下条件或性质：
一是耐久性。具有的自然属性必须经久耐用，不因频繁的流通和岁月的流逝而丧失其重量或改变其质量，从而保证其所包含的价值量的稳定不变。
二是可分性。为保证贸易和借贷活动的顺利进行，要求各种不同面额货币的发行和流通。
三是轻便性。货币的轻便便携有利于各种经济交易的进行，较小的体积和较轻的重量但却可以包含较大的价值量，亦成为其一个特征。
四是同质性。货币由其发行国别和面值所产生的差别是客观的，但在质上却是相同的。即作为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媒介和一般等价物，它们本身都有价值，都是人类社会抽象劳动的凝聚。
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样：“耐久性、不变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因较小的体积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而便于运送这一切使得贵金属在较后阶段非凡适于充当货币”。贵金属黄金、白银等由于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使之最成为国际本位货币的最佳选择。纵观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贵金属非凡是黄金都充当着国际本位货币的职能。与之相应的是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该制度下各国都规定金币的法定含金量，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是由它们各自含金量的对比来决定的。这种以两种金属铸币含金量之比得到的汇率又称为铸币平价，它是金本价的一种表现形式。金本位制度下作为决定汇率的基础的铸币平价，是外汇市场上由于外汇供求变化而引起的实际汇率波动的中心，其上下波动的幅度要受制于黄金输送点。这是因为金本位条件下黄金可以自由跨国输出或输入，当市场汇率与法定铸币平价之间的偏差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有关国家不用外汇而改用输出黄金的办法来办理国际结算。决定黄金输送点的量的界限，是用于替代外汇直接用于国际支付的黄金的铸币平价加上该笔黄金的运送费用。
随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金本位制先后被以“黄金—美元”本位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以美元为主体的多元纸币信用本位制所取代。建立在怀特方案基础之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基本锁定了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外汇平价；另一方面，确定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比例，各国政府可将所持有的美元与美国政府兑换黄金。这种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其本质是一种以黄金为价值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度。与金本位制比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与贵金属黄金已无直接联系的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国际本位货币的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耐久性、可分性、轻便性、同质性的国际经济交易一般等价物”已经不被视作充要条件，国际经济交易的价值符号，则成了当代国际本位货币共同特征。
当代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尽管各国非凡是国际本位货币的发行国都持有相当数量的货币黄金，但货币的发行与相应的商品预备从理论上来讲已无必然的联系。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国际货币体系所确立的黄金非货币化的结果，货币黄金在世界国际储备中所占比重呈总体下降的变化。
黄金非货币化，以及各国货币的发行再不必与某种特定商品保持法定的比价关系，其结果是各国货币之间比价的客观依据也不复存在，这亦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浮动汇率机制产生和存在的温床。
二、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定位
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急速发展的挑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投机引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及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使得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人们往往自然将导致国际货币金融市场动荡的根源归咎于现行的纸币信用本位制，亦启发了对当代国际货币价值基础的思考。
纸币信用本位条件下的汇率决定与调整，要受制于众多的因素。究其性质和特点，可以从长期和短期角度考察。不同国家货币实际代表的价值量对比，是决定汇率的一个基本的长期因素。
在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的初期阶段，各个国家一般都规定过纸币的金平价。即纸币名义上或法律上所代表的含金量。在纸币实际代表的金量与国家规定的含金量一致的情况下，金平价无疑是决定不同货币汇率的价值基础。
然而随着纸币流通制度的演进，纸币的发行开始与黄金的预备及兑换相分离，黄金非货币化的纯粹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货币作为价值的符号，其发行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为基础，其实质是由本国的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价值组合为基础。不同国家的单位货币所实际代表的价值量对比，成为其汇率决定的基础。当然不同国家货币的价值量对比，主要是由其购买力相对地表现出来。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纸币的购买力或物价水平，可以较为合理地决定两国货币的汇率。
不同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状况，是决定影响汇率变动的另一个长期因素。一国货币的强弱，是以该国宏观经济的大背景为重要依托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状况等宏观经济指标构成了衡量这一大背景好坏的综合指标。
除了上述导致长期汇率波动的因素，作用或影响短期汇率波动的因素也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相对利率的高低；货币供给量的大小；政府或中心银行汇率政策和其它干预行为；心理预期因素及信息因素，等等。此外，国际上政治、军事等方面因素也会在短期内对汇率变动产生影响。
当然，纯粹的纸币信用本位制的存在，与现行以浮动汇率为主体的国际汇率机制，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国际经济学界关于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利弊的争议表明，尽管浮动汇率也有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但倾向于汇率相对稳定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优势。因为后者不仅更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亦是经济全球化条件国际经济一体化向广度和深度上发展的需要。
在实行纯粹的纸币信用本位制的同时，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离不开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确认。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行的以美元为主体，包括日元、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等在内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本质上仍是少数国家的信用货币。这种国际本位货币机制由于没有黄金作基础，其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的情况。发行国相对经济实力的强弱变化，以及其财政、货币金融政策的倾向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该国货币的强弱和人们对该国际本位货币的信心，进而影响到国际汇率的稳定。应当承认，现行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黄金—美元”本位下基础货币发行国与其它国家相互牵连，国际清偿手段不足的弊端，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它并没有使“黄金—美元”本位制下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得到解决。相反，国际汇率的波动大为加剧，国际货币金融秩序更加混乱，各国间非凡是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摆脱国际本位货币对少数国家国别信用货币的依靠。这种新的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应当是某种与SDR相类似的由一个类似于IMF的国际金融组织发行和掌管的纯粹的货币符号。这种货币符号是由若干国家和国家集团的通货所组成的“篮子”，或者说是由一个多种货币的复合体为依托。参与该“篮子”或复合体的货币，按各自国家GNP在世界经济所占比重的大小，确定在该“篮子”或复合体中所占权数。当然，这种新的作为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的多种货币复合体，是与黄金脱离联系的，与之联系的只是“篮子”组成国的货币的购买力。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均与该篮子货币挂钩，与之保持某种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在国际经济领域，一切交换归根到底，实际上仍然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及服务的交换。由金本位制发展到与贵金属黄金不发生联系的现代纯纸币信用本位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本身并非必须是价值实体，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流通手段或价值符号而发挥作用。一篮子形式的国际货币符号所代表的价值，源于组成该货币篮子的可自由兑换的各国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既然后者可以成为国际流通和支付的手段，那么前者类似职能的发挥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这离不开一个由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国家所共同认可的，组织较为健全的国际通货治理协调机构的存在。
三、国际本位货币重新确立的渐进性和过渡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定位，尽管是必要和理想的，但要最终成为现实，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及一体化作为一种趋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尚不能消除国家的界限和差别。世界经济领域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客观上仍在发挥着作用。脱离了对国别信用货币依靠的纯粹的国际本位货币的出现，与拥有高度统一权威的国际金融组织的运作一样，势必在较大程度上与许多国家的利益产生矛盾和冲突。这不仅在当代南北的国际货币金融关系中得以表露，更充分地反映在经济发达国家非凡是美国、日本和欧盟，轻易是不愿意因此而放弃作为现行主要国际本位货币发行国所享有的铸币税好处及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特权。由此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确立必然带有渐进性和过渡性的特点。一方面，现行以美元为主体，包括欧元、日元和非凡提款权等在内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体制，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仍将有其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使脱离了对个别国家国别信用货币依靠的国际本位货币的运作早日成为现实，应是国际本位货币重新确立的发展方向。
首先，作为一种机制创新，新的国际货币本位机制的建立要考虑现实的基础和创新成本的高低。可以考虑从进一步扩大和改进非凡提款权的作用或职能人手，使之逐步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和国际清算的主要手段。要改变按份额分配非凡提款权的原则，而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投资往来的需要，根据各国GNP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以及各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占世界贸易与投资的比重进行分配；并使非凡提款权成为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各国货币均与其挂钩，保持某种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其次，推动区域性国际货币合作，作为迈向新的世界单一本位货币和执行全球统一的货币治理体系的过渡。适宜世界经济全球化、多极化的现状，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这三大区域性一体化经济圈，责无旁贷地将成为21世纪范围最为广泛、经济实力及影响最为强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代表，并以既相互联系合作，又鼎足对峙的态势，把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矛盾的错综复杂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一体化性质的经济集团内部，随着商品、劳务、资本与技术的跨国流动自由度的加大，为稳定成员国之间货币汇率，降低区域外其它国际货币波动的冲击，建立一体化区域内的本位货币及其特定汇率机制显得很有必要。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欧洲货币单位和汇率机制的成功经验表明，这种特定区域性国际本位货币单位，作为欧洲货币体系运转的基础，是由加入该货币体系各成员国货币按一定比重所构成的一篮子复合货币。它起着确定各成员国货币汇率的依据，成员国官方之间清算和信贷的手段，以及被用作欧盟的储备手段和进行汇率干预的手段的作用；并成为欧洲货币体系以区域内各国货币汇率实行可略有调整的准固定汇率，对外则实行区域货币“篮子”的联合浮动为主要特征的汇率机制得以在顺利运转的基础。尽管这种区域性货币联盟的实施，对该区域内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有着较高的要求，但作刀一个方向，区域性货币政策的推动，不失为介于由传统国际本位货币走向未来的实现单一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心银行治理体系的一种可行的过渡形式。当然，适于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差异，区域性货币合作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的选择，如联系相对松散的货币区，或支付同盟等多种形式；在区域内经济一体化达到较高程度时，再走向货币联盟，即实现区域内的单一货币，并建立区域性中心银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除此而外，还应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非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基金组织在监督协调成员国货币、汇率政策及全球性国际收支调整中的作用，使之成为发行和掌管新的国际本位货币的具有相当权威的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并作为未来统一的世界中心银行的前身或过渡。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中以平等地位参加重大事项讨论与决定的权力。参照战后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及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所确定的多边国际贸易体制，积极探索并寻求逐步建立相应的适应于经济与金融全球化发展要求的现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凯恩斯。货币论【M】.第1、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3】【美】C.C.Lodge.全球化的治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4】P.霍尔伍德等。国际货币与金融【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英】劳伦斯，S.科普兰。汇率与国际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1.中国和美国的利率变动情况比较从图1中可以看出，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在2008年便开始急剧走低，一直到2008年12月跌入最低点并维持在这个地位。联邦基金利率的急剧走低是美联储对次贷危机发生的基本反映，而其跌入谷底的时间恰好与QE1出台的时间相吻合，之后的三轮货币供给量化宽松政策亦是维持了这个低位基本不变。可见低利率是缓解次贷危机的一大货币政策手段。对中国利率而言，1个月期的SHIBOR利率，总体趋势是波动上升。在2008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大幅的下降，随后缓慢上调；至2012年的年中再次跌落，并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随后在2013年的6月产生了一个最高值，之后便在一个较高位上波动。从总体上看，2008年以来，我国SHIBOR利率情况可分为五大主要区间，2008年8月以前、2008年8月至2010年10月的低迷期、2010年11月至2012年5月的缓慢回升期、2012年6月至2013年5月的平稳期以及2013年6月之后的一期。可以看到，SHIBOR利率在2008年的走低与次贷危机加剧的时间重合；2010年后的缓慢回升在美国宣布第二轮QE后产生。最后一期的利率走高在QE4宣布之后几个月后发生。根据中国流动性变化和美国QE实行情况的重合性来看，美国货币政策选择取向变化对我国流动性是存在影响的。由此可见，SHIBOR变化趋势与次贷危机的加剧以及QE实施有明显的关系。2.中国和美国的货币供给量变动情况比较根据图2，可见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基础货币供给量（MB）在持续较快地增长，此归功于美联储在四轮QE中大量购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以及国债而放出的流动性。其中有几个快速增长的时间点，分别是2008年8月、2010年11月和2012年12月。这三个快速增长时期可以从图2的同比增长率图中看出，分别是触底反弹的时间点。而QE2的实施时间在2010年的11月，QE3、QE4的实施时间分别在2012年的9月和12月，正好与MB快速增长的时间点吻合。对中国M2变化而言，2008年以来我国M2量呈持续增长状态。就增长率而言，在2008年12月左右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和QE1的实行时间吻合。在这个时间之后，我国M2总体以波动形式缓慢下降。
（三）相关性分析1.中国利率和美国利率联动的相关关系根据SPSS输出结果，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与SHIBOR一个月利率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643，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而SHIBOR的高低可以较好地代表中国流动性情况，高SHIBOR利率会导致较低的流动性。因此，可以初步认为美国货币政策会对中国流动性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2.中国M2和美国MB联动的相关关系根据SPSS输出结果，美国MB增长率与中国M2增长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51，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即当美国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我国的货币供给量也会有所提升，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流动性的增加。故而在货币角度可以初步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我国流动性有一定的影响。通过利率与货币供给量两个角度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初步判断次贷危机后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的流动性产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影响。接下来将会进一步探究其影响的路径以及影响的途径如何。
二、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流动性影响机理
根据上部分的分析，可以知道在利率和货币供给量两个角度，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流动性造成影响。在利率层面，美国持续走低的基准利率会导致中美间出现利差和汇差，进而出现资本流动。在货币供给量方面，其数量的变动会促进抑或抑制消费，进而影响贸易量；同时也会影响国际间投资，进而使得资本流动产生动荡；过多的美国MB（与国债的发行）会增加我国的美元外汇占款，增多的外汇占款会直接影响我国流动性。从这两个角度出发，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流动性影响可以分为资本流动渠道和贸易渠道两大路径。
（一）资本流动渠道经济开放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其结果是各国的金融联系也日益紧密，也使金融市场波动的联动性在不断增强。美国为应对次贷危机，放宽了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增发货币，放宽了美国国内的流动性，并从利差、直接投资波及到他国。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后的QE政策增发大量基础货币，降低了联邦基准利率并维持在一个较低位置，美国与中国的利率差因此拉大。同时，根据汇率决定理论，利率决定汇率，利率降低会产生人民币升值预期，相比之下，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于美国）增加。中美利差以及汇差的增加，套利和套汇倾向产生，会直接影响外商投资（即美国对中国的FDI）。随着经济开放的推进，对外投资成为资本输出的重要渠道。美国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国内流动性，加之上述的利差、汇差诱使，各企业公司加大国外市场的投资。而中国作为美国大部分企业分公司、加工生产所在地，被投资的份额亦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大。并且，当美商投资增加时会增加其他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包括国内与国外，进一步促进资本在我国的流入，从而增加流动性。
（二）贸易渠道流动性影响的贸易渠道传导主要是通过外在需求的变动表现出来的，具体表现在汇率变动引起的贸易顺差，直接来源于外汇占款的增加。根据宏观经济学基本关系式：Y=C+I+G+（X-IM）一个国家的总产出（Y）等于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与贸易差额（出口X减去进口IM）之和。美国为在次贷危机后提振经济，在降低利率增加基础货币以刺激消费和投资之余，还需从国际贸易角度增加总产出。如资本渠道所述，美国QE政策降低本国利率，进而使本国有效汇率有下行趋势，使得本国商品相对国外变得便宜，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条件倾向于改善。美元有效汇率的降低会使美国贸易条件有改善的倾向。但是由于美元的增发刺激了美国的需求，进而会使进口需求增加，其改变进出口情况的效果有可能会抵消由于美元贬值导致的贸易条件改善，净效应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我国2008年以来对美贸易顺差的增长率，虽然存在几个区间的负向增长，但总体是一个正向的态势。亦即净效应为正。中美贸易是中国增加外汇占款（美元为主）的两大途径，中美贸易顺差增加将会增加我国外汇占款，反之中美贸易顺差的减少会减少我国外汇占款，进而影响我国流动性———如果外汇占款增加将会增加我国流动性，反之则会减少我国流动性。
三、美国货币政策取向对我国流动性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次贷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的流动性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产生影响，并且每个渠道通过各自的中间变量来实现。本部分将采取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的计量方法对该两渠道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程度和强弱，并比较两个渠道的强弱关系。
（一）变量选择及处理根据影响途径的分析，可知美国货币政策是通过资本流动渠道和贸易渠道对我国流动性产生影响。在以上相关性分析中，选取了美国MB、联邦基准利率作为美国货币政策的衡量，我国M2和SHI-BOR最为流动性的衡量。在本部分实证中，由于联邦基准利率在2009年之后一直接近为0的低位，并且总体维持不变，其数据对SVAR模型会有较大影响，故而不选取联邦利率进行实证，相对应的，SHI-BOR也从因变量中剔除。只从货币供给量的角度对两渠道进行实证。这也与“货币供给量化宽松政策”相对应，即是从货币角度进行分析。对于资本流动渠道，采用美国基础货币变化率、中美利差、美元有效汇率、FDI（增长率）作为参考指标，其中中美利差、美元有效汇率和FDI是中间变量。这里选择的是月度数据，由于FDI实际数受到季节性影响较重，需要对其做多月平滑处理，为了保证处理后数据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故采用3个月平滑。在贸易渠道，故选取美国MB、美元有效汇率、中美贸易差额（增长率）、中国外汇占款（增长率）作为参考指标，同样地，中美贸易差额和中国外汇占款是中间变量并作3个月平滑处理。中国流动性方面采用M2增长率作为代表，数据区间为2008年1月至2014年8月。在经过数据单位根检验后，具体指标处理与符号如下。
（二）实证分析从资本流动渠道和贸易渠道两个方面，分别建立五元SVAR模型。建立模型之前，先确定滞后阶数，并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1.模型滞后阶数选择根据AIC、LR等统计量的判断标准选择最优滞后期数。（1）资本流动渠道模型滞后阶数选择根据表4可知，FPE、AIC、SC和HQ统计量显示的最优阶数为2阶，而LR统计量推荐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各判断准则结果不一致，此处选取多数统计量判断结果，即2阶作为最优阶数进行模型拟合。（2）贸易流动渠道模型滞后阶数选择根据表5可知，SC和HQ统计量显示的最优阶数为1阶，LR认为6阶为最优，而FPE统计量推荐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AIC统计量推荐第7阶。各判断准则结果不一致，此处选取多数统计量判断结果，即1阶作为最优阶数进行模型拟合。2.格兰杰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可以用来检验某个变量的所有滞后项是否对其他变量的当期值产生影响。根据以上检验，从资本流动渠道上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美国MB增长率是我国M2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从贸易渠道上，在统计上说明美国MB增长率对我国M2增长率存在影响。这说明，就M2增长率作为代表来说，美国货币政策从资本流动渠道和贸易渠道对我国流动性变化均存在显著影响。根据以上检验，可以得出与相关性分析一样的结论，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流动性存在实质性解释作用，而此影响是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渠道来达成的。3.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可以考察模型中给定一个变量的冲击在一定的连续观测期内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同样地，根据两组S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冲击响应时长设置为10期。（1）美国货币政策取向通过资本流动渠道对我国流动性的冲击影响由Eview输出结果，可以看出美国MB增长率对我国M2增长率的冲击有显著影响，这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一致。在受到美国MB单位正向冲击之后，M2增长率脉冲响应值在第3期较快速上升，至第4期左右达到最高点并开始下降，最后收敛于0。这说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在资本渠道上主要通过增大自身基础货币对我国流动性产生影响。美国基础货币供给量对中美利差的影响，显示一个明显的正向响应，在第三期开始有一个比较微弱的负向，最后回归零值并有少量的正负波动。总体为正值，基本与上部分理论分析一致。美元有效汇率在中美利差的一个正向波动后先是有一个负向的变化，在第三期开始转为正向，并再以正向缓慢收敛到零。由于利率对汇率的影响需要通过市场进行反映，固存在时滞是可以理解的。汇率对FDI的影响先是一个负向，随后在第五期至第七期变为一个显著的正向，随后再次转为负向并收敛于零。FDI受利率预期和汇率预期影响，需要有一个实质的利率、汇率变动后，人们才会产生套利、套汇倾向，而在此倾向之前受其他因素综合影响，故可解释为第五期的正向，而由于此正向效应十分显著，可以基本证实理论分析所述情形。FDI对M2的影响较为微弱，且效应总体为正。（2）美国货币政策取向通过贸易渠道对我国流动性的冲击影响根据图4，虽然可以看到美国基础货币对我国M2的冲击仍然是存在正向影响，并缓慢收敛于零，但是总体程度较弱。从上图可知，美国MB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对应是美元有效汇率负向响应值，程度较弱并缓慢收敛。这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美元基础货币的增发使得美国利率下降，再由汇率决定理论，汇率降低。右上图表现的是美元有效汇率的一个单位正向变动导致贸易顺差微弱的负向响应，这是由于美元贬值导致的贸易条件的暂时改善，但是由于美国需求的增加抵消了这一贸易条件改善的倾向，响应值在第四期开始便收敛于零了。贸易顺差对外汇储备的影响表现为四期以内及其微弱的正向影响；外汇占款对M2总量的影响表现为十分微弱的围绕零值波动，这与MB表现出的对M2变动的冲击微弱是相符的。从整体而言，美国货币政策通过贸易渠道对我国流动性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国际货币制度改革问题。1976年1月，参与专门委员会的20个国家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的会议上签订达成《牙买加协议》，奠定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的基础，因此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也被称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协议》的要点可以归纳如下：一是黄金非货币化，以及强调特别提款权（SDR）的国际储备地位。二是允许会员国自由选择、制定和调整汇率，使浮动汇率合法化。三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的总份额，扩大基金组织在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困难和维持汇率稳定方面的能力。
实际上，《牙买加协议》签订后，国际货币体系并未完全按照其规定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自由选择汇率制度的规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汇率制度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汇率政策也成为一些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手段之一。另一方面，特别提款权并未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美元保持着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它既是全球范围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也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计价和结算货币。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在“牙买加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各国政府和交易商、投资者的选择，而不是像在布雷顿体系中一样作出明确规定的。从相关参与方享有对汇率制度、储备和结算货币等的自由选择权这一角度来说，“牙买加体系”可以概括为“无规则”的体系。实际上，随着欧元的推出以及欧洲央行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逐步确立并呈上升趋势。这一变化从IMF对各国官方储备的统计数据中得到清晰反映，从2000年末到2008年第二季度末，在可明确币种的官方外汇储备部分中，工业化国家的美元储备比率从73%下降到68%，欧元储备比率从17%上升到23%，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储备比率从70%下降到59%，欧元储备比率从19%上升到29%。
二、金融危机对美元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的影响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是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又一次重大冲击，这表现在以下各方面：
一是危机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进一步下降。计量研究的结论认为，主导货币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每变化一个百分点，其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会变化1.33个百分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份额的下降无疑会对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产生影响。二是美国金融体系的调整降低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三是危机使美国中长期通胀前景不利于美元的稳定。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次危机仍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际货币体系向美元和欧元双极化演进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前的金融危机并不只是美国的危机，而是全球经济的危机。不仅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欧盟、日本经济受打击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甚至先于美国进入了衰退。因而在这场危机中，欧元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并不高于美元资产，美元传统上作为危机资本避难所的角色没有改变。这也是近期美元对包括欧元在内的多数货币不贬反升的主要原因。
其次，欧元区金融市场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导致在与美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欧元区金融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欧元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也尚未完全实现，跨境金融交易与服务的成本高，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收益率。这些都制约了外部投资者持有欧元资产。
第三，欧盟发展中的一些长期问题也影响着欧元的吸引力。欧盟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低于美国，并面临着比美国严重得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都会影响到欧元资产的长期收益率。此外，欧盟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联合体，其政治一体化进程顺利与否也对其货币的国际影响有很强的关联，欧元的不确定性也因此增加。
第四，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中主导货币的转换常常滞后于经济实力的转换。长期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使用单一货币的经济体规模接近美国，这也是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美元危机，但美元的主导地位仍难以撼动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如果持续出现问题，美元主导货币的地位是有可能被替代的。但从历史经验看，这种替代的过程很漫长并往往伴随着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
总体而言，当前金融危机对美元和欧元地位的影响目前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两大经济体谁能够率先走出危机，实现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增长重返正轨，谁就能够在主导货币的竞争中占有先机。
三、我国的对策－－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一）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面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一变化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我们应抓住机遇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通过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降低我国在对外贸易、储备等方面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以保持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
人民币适度国际化对中国经济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减少美元汇率波动对我与周边地区贸易的干扰。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我适度降低外汇储备规模，实现资源更有效率的使用，减少巨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制约，并降低储备自身的风险。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降低中国出现货币危机的风险，并有利于金融机构和企业规避汇率风险，解决债务与收益货币不匹配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实现生产与消费的稳定，对提高国民福利也有所助益。
当前，人民币区域化的条件也日趋成熟。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巨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国有能力参与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并在其中起到相对主导作用，也有利于提升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信心。同时，我国有着与其他亚洲国家密切的贸易联系，对亚洲其他地区保持着较高的逆差。2007年中国进口总额的近40%是与亚洲国家的贸易。而且，人民币对内对外的币值均总体稳定。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已经呈现出加快的趋势，在东南亚部分地区已经成为“硬通货”。“牙买加体系”所具有的“无规则”的特点和近年来国际货币体系呈现的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也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空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各国反思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霸权的弊端，对于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二）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对策建议
1、建立有利于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各类机制
第一，与主要贸易伙伴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签订有关人民币流通的合作协议，逐步扩大人民币作为对外贸易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重和范围。
第二，实行人民币在资本账户某些项目下的有条件兑换。
第三，建立多元化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包括尝试允许境外人民币到境内直接投资、允许用境外人民币支付我国出口商品货款等。
第四，与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建立信息交换和统计监测的合作机制，加强对人民币非法和突发性流动的监测和控制。
2、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为了有效促进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应充分运用香港作为亚洲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优势，将香港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一方面，作为亚洲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经过多年发展，其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及监管制度都相对完备和规范，金融人才聚集，对于发展人民币离岸业务有良好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这有利于帮助人民币离岸业务加快发展，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另一方面，承接人民币离岸业务，加强与内地的经济金融联系，也有利于香港分享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提高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3、加快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鲍尔·克鲁格曼(PaulKrugman)，罗伯特·弗勒德(RobertP.Flood)和彼得·M.加伯(PeterM.Garber)。Krugman在其1979年发表的AmodelofBalance-of-PaymentsCrises一文中所构造的模型是关于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贝Flood和Garber则在1984年发表CollapsingExchange-RateRegimes，SomeLinearExamples一文，对Krugman提出的模型加以扩展与简化。这两篇文献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代表作品。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假定政府为解决赤字问题会不顾外汇储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抛出外汇直至消耗殆尽。该理论的基础在于当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这一丧失的累积将持续消耗政府外汇，在临界点时，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
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基本面(economicfundamentals)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稳定与否，决定了货币危机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当一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撑其固定汇率长期稳定时，该国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干预外汇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影子汇率与目标汇率发生持续的偏差，而这为外汇投机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国固定汇率制面临的问题源于为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公共部门的赤字持续“货币化”，利息平价条件会诱使资本流出，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在储备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投资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由于一国的外汇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所剩余的外汇储备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将被投机者全部购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货币危机就此爆发。事实上，由于投机者的冲击，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因此，社会成本会更大。字串6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表明，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所谓的非道德行为，因而这类模型也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rationattackmodel)。
从该理论的模型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张。例如，通过监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经济运行，避免货币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其冲击强度。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方法是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从而维持民众对固定汇率制的信心。否则，投机活动将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调整政策，市场借此起到“惩罚”先前错误决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管制将扭曲市场信号，应该予以放弃。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主流代表人物是MauriceObstfeld、GerardoEsquivel和Felipelarrain。
第一代货币危机的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与实际偏离太大，对政府在内、外均衡的取舍与政策制定问题论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且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可能并不是维持汇率稳定的充分条件，单纯依靠基本经济变量来预测与解释危机，显得单薄。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家开始从经济基本面没有出现持续恶化这一角度解释危机，并探讨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就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这一论有两个重要的假定：
1.在该捻论中，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汇率制度的放弃是央行在“维持”和“放弃”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储备耗尽之后的结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卫固定汇率制，也会因某种原因弃守固定汇率制。当公众预期或怀疑政府将弃守固定汇率制时，保卫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在动态博奔过程中，央行和市场投资者的收益函数相互包合，双方均根据对方的行为或有关对方的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选择，而自身的这种修正又将影响对方的行为，因此经济字串4
可能存在一个循环过程，出现“多重均衡”。其特点在于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国经济基本面可能比较好，但是其中某些经济变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公众发生观点、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众信心不足通过市场机制扩散，导致市场共振，危机自动实现。所以，这类理论模型也被称为“自我实现式”危机模型。这个典型代表是Obstfeld。在其ModelsofCurrrencyCriseswithSelf-FulfillingFeatures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博弈模型，以简洁明了的形式展示了动态博奔下自我实现危机模型的特点，并表现出其“多重均衡”性质。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主权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一、金融危机涵义
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金融危机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它表现为一国货币短期内大幅贬值，该国金融市场上价格的猛烈波动，大批的银行经营困难乃至破产，整个金融体系急剧动荡。其显著的特点是整个金融体系急剧变动，具体表现有：一是外汇汇率、利率大幅上升，二是股市急剧下挫，三是大批银行经营困难甚至走向破产。金融危机与货币危机、经济危机有密切地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货币危机主要是指实行某种形式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在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外汇市场参与者对该国维持固定汇率的能力丧失信心，从而进行大规模的本外币资本置换，导致该国货币大幅贬值，固定汇率制崩溃，外汇市场持续动荡的事件。就经济危机而言，一个通俗的解释是生产过剩找不到需求，引发社会经济大混乱。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货币危机主要局限于外汇市场，金融危机的范围扩大到了金融领域，而经济危机影响范围更广，表现为实物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国民经济运行体系的巨大破坏。货币危机可能诱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就有可能引起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金融危机就成了经济危机的代名词。
二、金融危机理论
自从“郁金香泡沫”破灭后，西方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逐渐增多，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对此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研究引起了西方经济理论界重视。比较系统的研究金融危机理论是从20世界70年代末开始的，主要理论有如下几种：
（1）宏观经济基础理论模型
1979年克鲁格曼提出了第一代危机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政府对财政、货币政策的过度扩张会导致经济基础恶化、引发对固定汇率的投机攻击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这个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当时美国发生了二战后的第五次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和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国际金融市场抛售美元的风潮更甚，迫使尼克松政府实施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的挂钩，因此引发更大规模的抛售美元，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先后放弃了本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平价的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固定汇率为特征，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浮动汇率制为主，多种汇率制度并存的国际汇率制度。用克鲁格曼的理论来解释金融危机我们假设一国货币需求非常稳定，如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过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导致国内信贷扩张、居民向外国购买商品、劳务、金融资产等来转移风险，而居民和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持有另一国货币即是用本币购买外币是符合心理预期的。当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不断减少，中央银行就要通过不断购买外汇来维持平衡，一旦外汇储备耗尽，固定汇率机制自然崩溃，金融危机发生。用这种理论我们能够较好的解释1973至1982年墨西哥危机，1978至1981年阿根廷危机。但也有缺陷：它所假定的政府政策过于机械，只是一味的扩大货币发行，而政府可选择的政策可以有多种。
（2）预期理论模型
预期理论模型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它认为：投机者对一国的货币发起攻击的原因并不是其经济基础的恶化，主要由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所导致的。当投机者对一国的货币发起攻击时，政府为捍卫固定汇率就会提高利率吸引外资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如果提高利率维持汇价的成本大大高于维持汇价所能获得的好处，政府就会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反之，投机者是否继续攻击也要取决于攻击带来的成本收益。从历史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用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克服“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危机的对策，其效果不一定明显。所以综合考虑，用调整利率的方法来抵御危机时，一旦投机者能够成功冲击货币，其获得的回报会高于成本，仅仅是高利率可能并不能有效的阻止投机者的攻击。另外市场参与者在其投资决策时会把预期因素考虑进去，这种因素使政府捍卫固定汇率的成本提高。
（3）道德风险理论
道德风险论认为：当事人（金融机构）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匹配可能导致他人的资产或权益受到损失。在金融危机中，道德风险表现为政府的某种“隐含担保”使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很高的投资行为，造成巨额的呆坏账，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引起公众的信心危机，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因为政府提供的“隐含担保”缺乏确凿的法规依据、信息不对称，这样使道德风险的危害后果更为严重。以东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东亚国家中存在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资金、业务和人事关系，另外加上一些传媒的暗示，使得社会公众产生这样一种错觉：金融机构一旦发生危机，政府一定会加以保护。一般来说，各国政府普遍存在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或明或暗的担保，即便是大银行出现危机，政府从多方面考虑往往会出面援助而不能任其倒闭，这就为银行提供了“隐含担保”。其结果是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由于银行得到了政府的“隐含担保”，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或债权人会认为贷款给这些银行是很安全的，即使这些银行出现一些困难，政府也会出面援助，投资者或债权人便不再对银行的资信从财务上进行严格的审查，使得这些有问题的银行得以大量融资；另一方面，政府“隐含担保”，加上存款人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力等因素造成银行将大量资金投资或贷放给高风险、高收益项目，这些项目失败就会使银行陷入困境。事实上，当金融机构的状况己经岌岌可危时，人们期待已久的政府援助也没有出现，破灭了的希望很快引起投资者的恐慌和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机构的偿付力等问题也会很快蔓延开来。
（4）金融恐慌理论
“金融恐慌”理论认为：由于某种外在的因素，短期资金的债权人突然大规模的从尚具有偿债能力的债务人那里撤回资金，是一种集体行为。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夕大多经历了一个资金迅速流入的过程，但是外资的流入是很脆弱的，极易受到“金融恐慌”的影响而发生逆转，一旦发生大规模逆转，危机就会发生。以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东亚国家为例，它们都以高速增长的经济潜力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了生产性较强的实物经济领域，促进了经济发展，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东亚金融市场开始成熟，投机需求不断增加，加上人们对经济前景充满了信心，外资流入迅猛攀升，大多资金投向风险性较强的高利润行业，而这种资金非常容易发生逆转。客观来说，“金融恐慌”是危机心理预期的一个补充。
（5）危机传染理论
危机传染论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危机导致另一个国家发生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它产生于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之后。它强调了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就是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Pua1MaSSon（1998，1999）指出危机的传染方式主要有三种：（1）溢出效应，即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间形成密切的联系，一国货币危机会传导到同一经济区内具有相似经济结构或经济问题的另一国。溢出效应按溢出渠道分为贸易溢出效应和金融溢出效应；（2）季风效应，即某一经济区外部某个国家的货币危机对该经济区内所有国家的经济与货币稳定产生影响，尤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3）羊群效应，即一国的货币危机通过对投资者心理预期产生作用，诱导公众对同一经济区内经济健全的另一国发动货币攻击。
三、金融危机理论对美国金融危机成因的解释
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有着复杂的背景，从金融危机理论出发，我认为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从宏观经济基础理论看，美国超宽松的经济刺激环境为危机埋下了隐患。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为避免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压低银行利率的措施鼓励投资和消费。利率降到极点，贷款买房无需担保、无需首付，因此房价一路盘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时代晚期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为房地产泡沫提供了温床。布什政府为每一个居民都有其房住的政策扩大了没有购买能力的人买房，因而导致发放次级贷款的金融机构风险加大。
2.从道德风险理论看，房屋贷款金融机构以房产作抵押发放贷款，在经济景气时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抵押品价格保持增值，但当经济下滑时，这些没有购买能力的人不能足额还款的风险加大。而这些房贷机构本身资金实力并不雄厚，为了不断的利用有限的资金，通过金融创新，把次贷资产打包证券化，从中收取资金又分散了风险。但是，如果其中某一个环节出现差错，整个链条就会断裂，从而波及所有的人。从2005年到2006年，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市场利率进入上升周期。由于利率传导到市场往往滞后一些，2006年美国次贷仍有上升。但加息效应逐渐显现，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
3.从危机传染理论看，美国次贷危机能够扩张为全球金融危机是因为在全球一体化下，各国贸易依赖程度加深，各国资本市场紧密相连，美国资本市场的波动必然会波及全球资本市场。
参考文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先是在1992年爆发了英镑危机，然后是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充满了戏剧性：当1997年泰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保卫泰铢的艰难战役失败而不得不让其贬值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偏僻小国的位置，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一场规模浩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危机如飓风一般席卷东南亚各国，然后顺势北上，在1998年波及刚刚加入OECD的韩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甚至到了南非和俄国。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性质探讨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
根据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中的分类，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1)货币危机。当某种货币的汇率受到投机性袭击时，该货币出现持续性贬值，或迫使当局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地提高利率。(2)银行业危机。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3)外债危机。一国内的支付系统严重混乱，不能按期偿付所欠外债，不管是债还是私人债等。(4)系统性金融危机。可以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根据IMF的分类，我们知道，美国目前的状况正符合第二种分类。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提供次级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接管所致，因此我们将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定性为银行业危机。
二、历次重大银行危机的比较研究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更加关注美国金融危机与历次银行业危机的比较。我们发现这次危机与美国1987年的储贷危机、1990年代的北欧危机以及日本金融危机颇有相似之处，与它们比较更加可行。原因是这几次历史上的银行业危机的演变过程与美国金融危机更为相似，都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银行业危机。
(一)危机发生的原因比较分析
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处于一段黄金时期，房地产蓬勃发展，需求增长迅速，也由此使市场产生过度乐观的情绪。而其后经济增速下滑和房地产周期下行亦成为触发危机的导火索。最后实体经济则承受楼市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而陷入衰退。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一、货币错配的提出及其涵义
“货币错配”研究最早出现在关于债务币种结构的文献中（Cooper，1971； Mishkin，1996；1999）。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中爆发了数次影响较大的货币危机，因此出现了大量关于货币危机的研究文献。
较早期的文献研究侧重于货币错配会引发危机，因此过多强调一国或一个经济实体总体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研究更看重于货币危机发生前的预警或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因此货币错配的研究内容更全面，不仅研究负债和资产，更着重于两者的匹配。如Bunda（2003）认为，如果新兴市场国家中的部分国内债务和全部外债是以没有对汇率风险进行对冲的外币计值的状态，那么该国就处于货币错配状态。Magud（2004）认为货币错配是指债务以外币计值（主要是美元，从而导致负债美元化）而收入通常是以本币计价的状况。Eichengreen et al.（2005）认为，货币错配是指居民、企业、政府和经济总体的资产负债表上以外币计值的资产和负债在价值上的差异。McKinnon（2005）则指出存在货币错配的国家相当广泛，任何无法以本币进行国际信贷的国际债权国都会积累货币错配，并称之为“高储蓄两难综合症”（the syndrome of conflicted virtue）。
Goldstein & Turner（2005）对货币错配所下的定义比较全面，他指出：由于一个权益实体（包括国家、银行、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收支活动使用了不同的货币计值，其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不同，导致其净值或净收入（或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就会出现货币错配。
从总体看，货币错配分为债务型货币错配和债权型货币错配两种类型。两种不同类型的货币错配风险是不一样的：债务性货币错配指一国（包括官方与非官方部门）所拥有的外币资产小于所需要偿付的外币负债，其风险在于当本币贬值时，存在债务型货币错配的国家在偿还债务时，要付出更多的本币；反之，如一国拥有的外币资产大于外币负债则为债权型货币错配。债权型货币错配的风险在于本币升值，本币升值会直接导致外币资产的减少。
二、货币错配阻碍货币政策的传导，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
1、货币错配对汇率的影响。货币错配的定义反映了资产和负债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对汇率变动的不同影响，说明货币错配现象的本质在于汇率风险敞口。因此，货币错配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汇率风险问题，即汇率波动对有关经济变量（如产出、投资、资产净值等）和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
Mishkin and Savastano（2001）等通过研究发现债务美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更关注汇率的变动。由于本币的贬值会加重本国的外债负担，而本国的升值又会削弱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弱本国的偿债能力，因此发展中国家处于“两难境地”。
Haus nlallrletal（2001）和Ganapolsky（2003）发现货币错配程度与汇率弹性负相关，货币错配引起的金融脆弱性使得发展中国家虽然名义上实行弹性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将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的一个狭小幅度内，形成了“浮动恐惧”。为应对货币错配蕴涵的汇率风险，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通过保持汇率稳定来提供非正式的套期保值。但如果一国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存在货币错配的企业或银行就不会有动力去控制和化解风险；而货币错配的积累和扩大又会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浮动恐惧”，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Goldstein（2005）进一步指出，对汇率浮动的恐惧会降低新兴国家的货币政策采取通货膨胀制的有效性，因为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把通货膨胀率（而非汇率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名义锚。如果不能在降低货币错配方面取得进展，对汇率浮动的恐惧会使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最终走上“美元化”，这意味着彻底放弃本国的货币政策。
2、货币错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供应量仍然是一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调控目标。影响货币供应量的有两大因素：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货币供应量能否充分发挥其中介目标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国政府能否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动控制基础货币的增长率和及时调整货币乘数的大小。但在存在货币错配的国家，货币供应量失去了可控性。
存在债务型货币错配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钉住汇率制，由于“羊群效应”的存在，公众在面对货币连续大幅贬值时都会预期该货币未来将继续贬值。同时担心中央银行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将自己持有的本币兑换成外币，因此挤兑的动机将强于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情况。政府为维持盯住汇率制，将会动用大量外汇储备满足公众对于外币的需求，从而使得外汇储备下降，货币流通量激增。
存在债权型货币错配的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一国中央银行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最大买家，巨额外汇占款直接导致基础货币增加。此外，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往往要承担金融稳定的职责，这也会迫使中央银行增加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基础货币进一步扩张。最终结果是央行紧缩政策的效应大大削弱，通货膨胀压力增加。
3、货币错配对利率的影响。Hausmann等（2001）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危机后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大多数宣布采用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仍然在利用利率政策来稳定汇率，这导致了这些国家利率的不稳定，削弱了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当面临经济衰退时，一国通常会采用的货币政策是降低利率并放任本币贬值以拉动内需，扩大出口，从而促使本国经济走出衰退。但如果一国的经济衰退是货币金融危机爆发的结果，而且国内存在着大规模的货币错配现象，货币政策的实施将陷入两难的境地：若此时降低利率，放任本币贬值，本币的大幅贬值的结果就转变为加重国内债务负担，而急剧恶化的负债状况将导致大量企业和银行的倒闭。但如果为了维持汇率而提高国内利率，又会加重企业的融资负担，减少总需求。此时货币政策处于两难，既不能维持低利率，任由本币贬值，也不能提高利率，维护汇率稳定。
在债权型货币错配国家，还存在着本币升值的预期，为了防止投机热钱的涌入，央行必须使本币与国际关键货币之间保持一个正的利差，以增加投机者的成本。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软钉住，央行需要通过外汇占款投入基础货币，这会导致市场的流动性增加，央行存在加息的压力，本币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加强。因此，防止热钱流入和减少流动性两个操作矛盾的目标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无所适从。
此外，货币错配风险的存在还会进一步影响微观主体的投资决策选择。利率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利率变动直接影响企业投资成本，最终导致总需求和总产出的变动。但在严重货币错配存在的情况下，企业成本受汇率的影响要更大于利率的影响，利率变动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有效性下降。
以上分析表明，大规模货币错配的存在损害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而加剧了经济衰退。严重货币错配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正如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言：“广大发展中国家银行货币错配是引发一场大火的导火索。”
三、结论
鉴于货币错配的存在严重地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如何控制货币错配风险，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成为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理论界大多数学者已达成共识：灵活的汇率制度、建立针对货币错配的监管体系、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等都是控制货币错配风险的重要途径。除此以外，本文认为，货币政策目标的转移、稳健的国内政策和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善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货币错配风险。
1、货币政策目标逐渐转向通货膨胀目标制。Levy 和Yeyati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要降低美元化，应以通货膨胀稳定为目标，而不是以汇率稳定为目标。随着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的加快，如果因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加强，难以控制，货币供应量难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那么通货膨胀目标制应当可以作为一个借鉴。
Goldstein 和 Turner（2004）也认为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透明性和可信性较强，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央行的独立性，因而对于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程度有着重要作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通货膨胀目标制陆续被泰国、捷克等发展中国家所采用，有着较好的效果。
2、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审慎的财政政策。要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是必要的前提。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应当有选择地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来稳定公众预期，同时采用审慎的财政政策，避免经济产生剧烈波动。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为货币政策提供一个有效的外在“名义驻锚”，以便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和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展。而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可以有效防止债务膨胀，避免本币升值的潜在高估情况下货币错配可能诱发的金融危机。
3、逐步推进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善。实施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学术界公认的控制货币错配的有效方法。但仅有灵活的汇率制度并不能很好地控制货币错配，深化和健全金融体系的其他国内机制才是控制货币错配风险的前提。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方面，逐步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善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Bussiere 等（ 2004） 认为， 发展金融市场或金融工具以保证人更好地应对风险， 对于控制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是有关键作用的。资本市场发展越广，能够为私人部门提供的风险对冲工具越多。当金融对冲合同足够多时，货币错配的暴露风险能够被充分化解。而深度发展的资本市场可以为私人部门提供更多的投融资渠道，多种投资渠道可以将高额储蓄导向不同的投资场所，有助于解决东亚新兴经济体高储蓄两难问题，从而缓解货币错配。
【参考文献】
[1] Eichengreen，Barry，Ricardo Hausmann and Ugo Panizza（2003），“The mystery of original s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Harvard University and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 Guillermo Calvo and Carmen Reinhart.（2002），“Fear of Floating”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CXVII Issue 2.
[3] Hausmann，Ricardo，Ugo Panizza and Ernesto Stein.（2001）“Why Do Countries Float the Way They Float？”[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66）.
[4] Philip Turner（2004）.“the Currency Denomination of Debt and Mismatches in Emerging Economies”[J].a note prepared for world bank's 2004 government borrowers forum，Singapore.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2-052-04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巴西货币危机、阿根廷经济危机都伴随着危机之前危机发生国资本账户的大幅开放，因此很多人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是促成危机的一个因素而由此提出应谨慎开放资本账户，甚至提倡采取较严格的资本控制来避免危机的发生。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逐渐开放资本账户已是大势所趋。究竟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危机的发生与传染的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已成为当前政策制定者、投资者以及广大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
国际上对资本管制、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大量的文献讨论了资本管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是否应该放松资本管制既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但关于资本管制的利弊至今仍无定论。而且这些研究对资本控制和金融危机的关系也存在着分歧，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实行资本控制可以限制国内私人部门参与国际资本市场交易，控制资本流的规模和组成，从而减少投机攻击发生的可能性，延迟甚至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另一类认为实行资本控制会导致资本的低效运作，不利于一国的经济长远发展，甚至还可能引起公众以为不利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导致资本控制政策的实行，从而促进自我实现危机的发生。
本文重点围绕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危机发生和传染中的作用，从资本账户开放的利弊以及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做一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利弊，并对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提供相应的建议。
二、资本账户开放支持论
认为开放资本账户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危机发生的学者主要从两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从理论上看，资本账户开放可使全球储蓄获得有效分配，导致储蓄流向生产效率最高的经济体，提高全球的福利水平。通过开放资本账户，可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便利资源的分配，促进一国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从许多方面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大大改善一国的经济基本面，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另一方面，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资本控制并不是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也不是防止危机发生的必要条件。相反地，资本控制可能会造成一国的经济低效，资源配置不当，降低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从而不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还会加大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
（一）相关的理论分析
有的文献研究表明，资本控制不但不是防止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且会给一国的经济带来很多危害，损害一国的经济基本面，从而更易引发金融危机。多利和伊莎德（Dooley, Isard, 1980）认为资本管制并不是防止金融危机所必须的，资本管制的弊大于利。他们指出，虽然资本管制可以有效地防止投资者随意撤回资金，但另一方面将会导致该国外来资本的减少。戴拉斯和斯德克曼（Dellas, Stockman, 1993）研究表明，实行资本控制可能会使公众预期政府实行资本控制政策可能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等原因引起的，从而导致私人部门的资本外逃。因此，可预期的将实行的资本控制政策增加了自我实现攻击的可能性。格雷利等（V Grill, GM Milesi-Ferretti , 1995）研究了一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认为虽然一些国家在国内利率低的情况下用资本管制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套利，但同时资本管制对国际借贷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多利（Dooley, 1996）认为资本控制在产生收益差，掩盖汇率风险上有效，但却无力阻止市场上不连续的投机攻击。
还有些学者认为资本控制并不是避免危机发生的原因，不能因此放慢资本账户开放的脚步。爱德华兹（Edwards,1999）认为，智利在1990年代避免了货币危机的原因在于它严厉的银行监管而不是资本管制政策。费希尔（Stanley Fisher,1997）甚至认为，资本账户开放的好处大于其潜在成本；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银行体系的稳健性敏感，开放资本账户可对资金内流国的宏观政策施加纪律约束。
（二）相关的实证分析
采用多国的时间序列或者面板数据对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危机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的论文也很多。格利克等（Glick, Hutchison, 2000）通过对69个国家1975-199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与习惯相反的是，对资本流实行控制不是减低而是增加了一个的投机攻击概率。波顿等（Bordo et al. , 2001）通过分析了21个国家1880-1997年阶段以及51个国家1973-1997年阶段的数据，认为金融危机更容易发生在实行资本控制的国家。
勒布朗（Leblang, 2003）使用probit模型对90个国家1985－－1998年之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本控制使货币危机更可能发生。格利克（Reuven Glick et al, 2004）通过采用配对和倾向打分的方法来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得到的无偏估计表明资本帐户开放的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较低。
三、资本控制支持论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取消资本控制有可能造成资本大量外流，国内金融市场容易发生动荡，而且容易受到别国危机的传染从而引发本国的经济危机。而实行资本控制可以防止短期资本的频繁、剧烈流动，杜绝汇率的不断波动，维持正常的对外经济秩序，保障本国银行系统安全。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管制能有效地防止金融危机，在一国的金融市场尚未完善之前，盲目地开放资本账户将会引发金融危机。
（一）相关的理论研究
一些研究表明资本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迟危机的发生。庞克等（Wyplosz ,1986; Park, Sachs, 1987）是最早表明资本控制对于延迟危机是有效的。他们认为存在资本控制时，私人部分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交易是被限制的，而且中央银行只有在满足私人部门的商业目的时才兑换国内货币为外国资产。因此资本控制减缓了经济中实际货币拥有量的调整过程，从而延迟危机的发生。
众多研究论文主张在一国金融机构及相关监管机制还不成熟的条件下，应谨慎开放其资本账户开放。威廉穆森和德瑞贝克（Williamson and Drabek,1999）发现，有无发生金融危机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是否开放了资本项目。在审慎监管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开放资本项目会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或加重其影响，尽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的基本面不佳。斯蒂格利茨（Stiglitz, 1998）从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和条件尚不具备时实现金融自由化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加剧了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严重时导致危机的发生。巴哥瓦提（Bhagwati,1998）也指出，亚洲金融危机是与亚洲各经济体放松资本账户的控制，从而使银行和企业能够在国外融资并由此引发大量国外短期资本的介人分不开的。
（二）相关的实证研究
德米古奇坎特和德特齐奇（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在对53个国家1980-1995 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研究后发现，在国内银行体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资本账户放开及实施其他金融自由化措施之后，银行容易受到外部冲击。
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 2005）使用一个广泛的多国数据集分析了资本控制与外部危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些证据对加大的资本流动性会引起宏观经济脆弱性的增加这一论断提出了质疑。他们发现没有系统的证据表明，比起资本控制较严的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更高的国家发生危机的次数更多或者面临更大的发生危机的概率。但他的结果表明，一旦一国发生了危机，资本开放力度更大的国家会面临更高的增长下降。
四、有关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的研究
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很多学者通过分析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及金融体系的现状认为中国应该谨慎开放其资本账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 1998）认为目前中国不应该开放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的成本会超过其收益。卡顿（Cordon, 2002）则认为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将会减少外汇风险、交易费用以及交易投资的不确定性，为外来资本的长期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果中美贸易在两国总贸易额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两国从中得到的收益也会增加。俄若炎（Arroyo, 2003）认为，完善的国内市场并不一定能消除资本账户开放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因为当一国放松资本管制，它必须放弃汇率稳定或者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放弃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宏观的管理将变得更为艰巨。目前中国正面对着失业和社会保障低等宏观问题，政府还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
麦金农等（Ronald McKinnon, Gunther Schnabl , 2003）引用了日本在1980年代早期的经历，分析并说明了由政治压力而改变汇率政策最终会毁了本国经济，警告中国可能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引起通货紧缩(当时日本屈从了美国的压力为了平衡贸易而使得日元迅速升值，给国内经济带来了通货紧缩，导致了货币流动陷阱)。同时，他还指出资本项目的放开必须在改革进程的最后，在国内金融自由化、银行改革和贸易自由化完成之后才能进行。罗娟和唐文进（Juan Luo, Wenjin Tang, 2007）建立了一个存在多重均衡的金融传染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基本面处于存在多重均衡的薄弱区，如果受到投机攻击和流言等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则极易发生危机，故应审慎开放我国的资本账户。
五、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众多的文献研究表明，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十分复杂。资本账户开放并不一定会引发金融危机，开放的时间和力度不同，它对经济的影响大小及方向也不同；研究还表明，资本账户的开放过程既伴随着收益又伴随着风险，具体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取决于本国经济的基本面、政治文化状况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账户开放是否会加大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度。具体到我国究竟该实行怎样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需要认真权衡比较资本账户开放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利弊，才能制定适当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确保我国经济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
就我国实际来看,资本账户开放后的收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提高国内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资本管制的解除会修正生产要素流动的扭曲机制,使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一方面减少了资本流动的成本,促进资金在全球的流动，进而使得整个经济体系的资金使用效率得以提高。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商品劳务的国际流通,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从而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2、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资本账户的开放将使外汇市场趋于完善,国内外金融业的共同竞争有助于降低国内金融市场的成本,而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效率。资金的国内外合理分配也有利于分散资金风险，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
在资本项目开放带来许多收益的同时，开放资本项目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由于三角悖论的存在，开放资本账户会导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两者的冲突。虽然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由于出口需求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汇率的频繁大幅浮动增加了进出口的风险，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对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开放资本账户势必会削弱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2、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国际资本的流动，特别是大量短期资本的频繁流动，增加了我国金融经济发展中的风险。一旦受到国内外的冲击，容易引发金融危机或受到别国危机的传染。
（三）制订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应审是度势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由于资本账户开放的两面性，是否应该开放我国的资本账户应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的具体分析的基础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也应因时而变。现在结合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可以肯定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步开放资本账户最终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是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资本账户开放存在很大的风险，资本账户开放必须先达到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些文献总结的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成功的产业结构调整；国内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完成；对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
入世以来，我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实行资本管制的成本也越来越大，我国逐渐加快资本开放力度的压力越来越大。逐步放松资本管制，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目前我国主动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因应入世要求的客观选择。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经济基本面仍处于多重均衡的薄弱区（罗娟，唐文进，2007 ），离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开放还有一定的距离。再加上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日益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银行机构风险威胁着我国金融稳定。若贸然大幅放开对我国资本账户的管制，引起资本的大量流动，若再加上此时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美国利率变化、投机攻击、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发生危机等），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极易受到危机的传染并引发危机。
因此，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要采取审慎的态度，要与深化国内金融机构改革同步进行，增强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稳妥、有序地放松资本管制，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进一步改善宏观经济形势，使得经济基本面得以改善而跳出多重均衡区域，防止金融危机在我国的发生和传染。
参考文献：
1.Dellas, H., Stockman, A. 1993. Self-fulfilling Expectations, Speculative Attack, and Capital Controls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No.25: 721-730.
2.Dooley, Michael. 1996. A Survey of Literature of Controls over International Capital Transactions [J]. IMF Staff Papers, Vol.43, No. 4: 639-687.
3.Bartolini, L., Drazen, A. 1997. Capital-account Liberalization as a Signal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87: 138-154.
4.Leblang, D.. To Defend or to Devalu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change Rate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J], 2003, No. 47: 533-5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