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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趋势明显。
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速放缓将成为大势所趋，出口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是必然趋势。据亚洲开发银行16日的年度报告《2008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从2007年的11.9%回落到2008年的10%；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回落至9.5%。主要原如下，①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增长减速远超出预期；②通货膨胀率升高的趋势将使政府采取更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企业倒闭潮出现，工业利润增长大幅放缓；③信贷紧缩下房地产市场降温，可能出现比2008年更为严重的危机；④宏观调控下，房地产、钢材、水泥、铝合金和汽车产业投资增速回落；⑤每年1000万个新就业岗位完成很困难。农民工回农村种地回潮，农村隐性失业大量增加；⑥由于明年油价和电价可能会进一步上调带来PPI继续上升的传导因素，2008年中国全年CPI涨幅预测值从先前的5.5%上调至7%。2009年预测值从2008年4月的5%上调到5.5%；⑦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下降，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等于“画饼充饥”。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大、股市的负财富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等原因使居民的消费欲望受到抑制。
二、央行的货币政策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目前，在“保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央行的货币政策“左右为难”。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抑制，增长率放缓是必然的，但在连续10年的高速增长下的“急刹车”会是一大批企业倒闭和就业的困难，影响社会稳定和谐。但放松货币政策又使已经比较严重的PPI和CPI更加泛滥成灾。15日宣布的“两率”下调市场并不领情就是证明。同样，人民币对美元是继续升值或是贬值也是“两难”选择。
三、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效益增长出现困难。
主要原因：①在经济下滑状态下，银行的业务拓展空间变窄；②在居民收入不稳定性加大和货币紧缩政策下，存款大量增加与贷款增量减少的矛盾突出，加上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7个百分点；③经济下滑带来的行业、企业破产倒闭，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很大（比如房地产贷款下面专门分析）；④资产泡沫破裂后，银行的抵押物大量缩水，贷款的抵押率超过“警戒线”，第二还款来源丧失。如房地产抵押、土地抵押、股票质押的贷款最为明显；⑤持有美国次级债或对美国破产公司的贷款造成的损失。如中国银行集团共持有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发行的债券7,562万美元；工商银行对雷曼公司贷款5000万美元；招商银行对雷曼贷款8000万美元；⑥中国商业银行在2008年在海外的收购及投资因危机加重，过去的“抄底”行为变成了现在的“垫背”结果。按照高盛的预测，2009年香港H股中资银行的获利大约下降4%-8%；规模较小的股份制A股银行获利下降幅度更达到8%-13%。
四、各国央行任何救市行为都会“失灵”。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
在银行领域，1979年起，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合资银行、独资银行、财务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8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252家代表处，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19个城市设立了182个营业性机构，其中，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23亿美元，其中贷款208亿美元。
在保险领域，到去年底，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在证券领域，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银行领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和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加入WTO之初，外资银行可向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加入WTO一年后，外国银行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中外合资的银行将可获准经营，外国独资银行将在5年内获准经营，外资银行在二年内将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经营金融零售业务。
在保险业领域，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在证券市场，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的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仍然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入WTO后，我国金融风险可能有如下表现：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
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的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本国金融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92年7月到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其对新兴市场的进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窝蜂"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龙舌兰酒"效应。
5.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现代化的压力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由于负债和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领先于经济规模的增长，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为新增巨额贷款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可供投资并提供高额回报的行业有限，银行的新增贷款往往集中于少数行业，如在泰国，大量资本流入后，银行信用发放给建筑和不动产的份额从1980年的8%增长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贷款用于不动产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数信用等级比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得资金，国内银行只能向次级层次风险较高的客户贷款，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和借款个人的利润和信用等级要求相应下调。在外资持续流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这样的信贷投放策略通常能够得以维持，但是经济形势突然逆转及外资无以为继时，这种循环将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例如，在泰国，1988到1990年的资本净流入与资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即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土地抵押值超过贷款很多，而房地产价格下降，仍然使银行资产负债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打击。
由于银行体系保持巨额对外净负债，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可能遭受本币意外贬值引起的损失。
中央银行针对外资流入实行的冲销性市场干预政策，往往导致市场利率的突然上升，从而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而在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这样将削弱银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银行的稳定。因此，货币危机往往是银行体系危机的前奏。
我国的证券市场国际化起始于1982年，中国国际信托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先后在美、日、新加坡等境外市场发行了外币债券，拉开了境外直接融资的序幕。1993年我国开始允许企业在美国和香港发行N股和H股，2002年和2006年分别实行了QFII和QDII制度，2014年4月10日证监会正式批复了额度为5500亿元人民币上海香港股市互联互通试点，将我国证券市场不断推行深入。但我国证券市场的沪深指数运行轨迹独立于国际证券市场多年，许多事实证明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还存在很多制约因素。
1．1证券市场法规制度不完善、缺乏监管
证券市场的运转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法律体系和规章制度体系，但我国证券市场恢复建立时间相对其它国家较短，尽管《证券法》早已颁布实施，其内容的滞后性和监管的缺乏导致市场出现了一系列违规行为，参与交易各方并未遵守市场规则或利用了市场规则的漏洞，缺乏诚信机制。在证券市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上市公司业绩造假、公司包装上市后巨额亏损、证券中介机构定向给基金发行股票进行利益交换、股票期货市场操纵指数等等行为，严重的伤害了其他参与市场的主体———中小投资者。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规则，公司治理制度、自律准则、股民诉讼程序、特别是证券监管制度和执法体系亟待完善和加强，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制度和监管，在未来的证券市场开发中就会十分被动，极易被国际投机基金利用，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1．2人民币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
我国的人民币资本账户仍然没有完全开放，与其它国家的货币开放路径不同，我国的经济体量庞大，在资本账户尚未开放之前，人民币已经允许跨境结算和使用了，且跨境贸易结算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已实现人民币经常账户的开放。但货币不仅仅具有交易功能，它还有计价功能和储备功能，资本市场的开放无疑要对国内国际资本进行计价，因此必然要求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我国已开放了QDII、QFII、RQFII的人民币资本账户，但总体上我国对资本账户的规则是严格的。同时，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开放对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影响都很大，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机制改革之前，人民币的资本账户开放只能是分阶段逐步开放为宜。
1．3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堪忧
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较差，首先表现在市场上存在大量绩差和亏损公司，自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以来，“连续三年亏损”的单一标准并未能有效改变上市公司“该退不退”或“退而不出”的状况，绩差公司通过粉饰报表等方法避免退市，每年推出市场的公司很少，而在美国、德国等成熟市场，每年退市公司以几十计，退出机制不完善。其次，我国上市公司整体盈利分红能力不佳，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形态，自经融危机始，许多周期性行业受到需求减少的冲击，盈利大幅下滑甚至亏损。个别上市公司在上市前就出现经营困难，仅仅为了融资而上市，上市后就开始亏损。只有金融类大盘股和一些新兴行业，传统消费医药等行业保持了较稳定的收益率。最后，我国的证券市场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片面追求融资功能，上市公司分红回馈股东的意识和动力不足，一味的融资扩股，而没有稳定的股息回报，即使业绩再好，盈利再多，也不能成为质量良好的上市公司，目前市场中此类公司比例较低。
1．4我国证券市场的结构性缺陷较突出
我国证券市场的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在股票市场发展较完善，债券市场发展较滞后，且两个市场内部也发展不均衡。一个较为完备的证券市场需要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共同协调均衡发展。我国的股票市场十分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债券市场的功能。由于债券市场发行的债券到期需要支付红利和本金，具有较高的支付风险。因此许多企业避开债券市场转而投向股票市场，这样一来避免了违约成本，但稀释和降低了企业的红利和市盈率，牺牲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没有好处，对上市公司本身的市值和信誉也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因此在债券市场内部国债比率较大，而企业债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2证券市场国际化发展趋势与挑战
一个国家证券市场国际化程度的高低，不仅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反映了该国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不可避免。一个市场操作规范，供求交易活跃的，市场层次合理，投融资回报较强的国际化证券市场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
2．1建立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证券法律体系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首先离不开立法的支持，而且立法的范围十分广泛，应统筹考虑，由面到点逐步推进。修改法律法规的范围包括《公司法》、《证券法》、《税法》、《外汇管理法》、涉外企业法规等内容。目前我国规定的上市公司必须是在国内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而我国目前的股票市场由于银行类股在市值中占比过高，导致股票指数不能反映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因此在引入更多国内其它类型大市值公司上市之外，在将来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应考虑允许与我国国民经济相关性较强的其它国外大市值上市公司在国内股票市场融资上市，借以改善股票市场市值结构。此外我国税法规定对上市公司的分红收取个人所得税，在上市公司已经缴纳资本利得税之后的分红，个人所得税是否可以免征，这些都有借鉴外国成熟市场的经营，通盘考虑。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是较严格的，这种严格的管理体制在经济体量较小的时候，起到了阻隔外界经济波动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影响，但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和经济体量已经足够庞大，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也应逐步放松管制。综合以上观点，证券市场国际化需要循序渐进的修改各项法律法规以适应开放的需要。
2．2建立成熟完善的证券市场体系
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体系不但是指股票市场，也应包括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在成熟的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是债券市场而不是股票市场，两者比例大致为5:1。我国的证券市场恰好相反，将股票市场作为了融资的主要渠道，而不是做为资本金的补充渠道显然是有缺陷的。长此以往，会导致实体经济缺乏经营动力和应有的经营压力，有害于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因此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市场，才能够培育出良性发展的融资环境，才可为将来证券市场国际化吸引到数量庞大的低风险国际基金。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对外贸易不断加深，如铁矿石、原油、大豆、等大宗商品十分依赖进口，但这些商品的定价权却掌握在国际期货市场，很明显，我国的期货市场虽然已经起步，但与国际市场存在量和质的差异。我们应该借鉴国外市场的经验，对这些大宗商品扩大到岸期货市场规模，逐步通过购买力和规模交易掌握一定的定价权，因此期货市场的发展更应较快与国际接轨。
2．3努力提高市场主体的参与能力
对上市公司来说，提高其经营能力首先是提高其市值管理能力，国际证券市场一个好的上市公司首先是对投资者负责的公司，企业经营的目标是企业市值最大化，企业市值最大化已经成为公司经营的最高目标和体现经营绩效的综合性指标。这种经营目标必然带来经营思维、经营内容、公司治理、业绩考核、管理层激励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持续增长的净资产，稳定或较快的复合增长率，良好的现金流和企业负债水平，较高收益的分红回报才能够实现企业市值的最大化。对市场投资者来说，应建立各种类型的证券市场基金公司，加大基金创新力度，倡导理性投资，改变我国中小投资者占比过高的现状。这样可以促进理性投资理念，避免市场暴涨暴跌，又可以为转换为基金投资者的中小投资者带来稳定合理的回报，有利于证券市场长远健康发展。对证券经营机构，应提高其执业质量，严格执业监管，避免其为谋取更高的收益而损害买卖双方的利益。
2．4渐进开放资本市场
从世界资本市场来看，已进行资本开放的国家，其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步骤和进程并不一致，但是大多数采取了审慎的、渐进的步骤。我国已开放经常项目兑换，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了具体的操作实践。一般来说，资本项目的开放应该先开放长期资本项目，后开放短期资本项目。在证券投资国际化进程中，先开放债券市场投资，再开放股票市场投资。先开放机构投资，再开放经济实体和个人投资。先开放资本流入，再开放资本流出。我国的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应总体把握这一原则，并适时选择资本开放的突破口，初期可以沪港通等协议逐步推进，继而扩大开放规模和开放范围，同时要随时解决开放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新问题，不断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和监管。绝不能为追求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度，而忽略其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程度，避免不应有的损失。
巨灾风险通常指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给人们生活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风险，主要包括洪水、地震、飓风、恐怖袭击等自然及人为灾害。美国保险服务所将巨灾定义为损失金额超过2500万美元的灾害事件。巨灾的基本特征是：它是一系列能导致巨大损失的灾害事件，与一般事件相比，巨灾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
2.认识巨灾风险的证券化产品
风险证券化是一种创新融资工具，它使得保险风险能够在资本市场上交易，提高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用来支付大型灾害和其他损失所引起的偿付资金。最突出的风险证券化产品是巨灾债券，作为一个完全抵押合约，如果合约定义的巨灾事件发生，该债券就可以进入资本市场交易，为保险和再保险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近几年，巨灾债券市场显著扩大，虽然巨灾债券市场的规模相比全部非寿险再保险市场仍然较小，但与单一的财产险再保险市场相比，它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一些保险业内专家已经观察到，例如巨灾债券、行业损失担保等非传统风险融资工具，现在正逐步占据着财产险再保险市场的主要地位。
3.巨灾保险市场的现状
（1）巨灾风险是由不同的金融部门共同承担。
巨灾保险通常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个人和企业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第二步，保险公司向全球范围内的再保险公司购买再保险。通过这种方式，巨灾风险在全球范围被分担。然而，数据表明：个人和企业并没有为全部的巨灾风险购买保险，大部分风险仍然由被保险人自己保留；类似的保险公司在进行再保险时，仅仅对其中的小部分巨灾风险进行了再保险，大部分的风险仍然暴露在外，无法得到保障。
（2）如果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不能够完全分散巨灾风险，那么这些机构必须通过持有足够的资本金，用来支付其承诺的巨灾索赔。
如果原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所持的资本金数额不足以支付潜在的巨灾索赔，那么一部分巨灾风险就会自然地返还给被保险人，或者通过国家破产救助基金转嫁给其他保险公司，又或是通过灾难援助而转嫁到全部纳税人身上。事实证明，尽管保险公司的巨灾偿付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已经有了大幅改善，例如在1998年的巨灾事件（合计约1000亿美元的保险损失）的索赔中，绝大部分保险标的损失都由保险公司进行了赔偿。但是，一方面，仍然有数以亿计美元的损失没有得到保险保障；另一方面，在巨灾事件发生之后，大量的保险公司破产，严重干扰了保险市场的正常运行。
4.巨灾风险领域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如何应对巨灾风险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巨灾风险造成的巨大损失，使得学者们开始尝试解决以下3个问题：一是巨灾风险的保险保障是否完善，风险的分配和最优风险分担在实践中是否一致？二是市场的何种缺陷阻碍了巨灾风险的有效分配？三是是否存在公共政策或私人机构的解决方案，使得巨灾风险的分配更为有效？正是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担忧，引发了许多的市场反应和公共政策建议。市场反应主要体现为金融创新，包括引入巨灾期权和巨灾债券机制。而公共政策建议方面，则包括允许保险公司建立享受税收延期的巨灾准备金制度，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于统一再保险计划的提案。
二、阻碍巨灾风险有效分散的因素
1.保险市场自身的缺陷
巨灾风险的分配与普通的保险风险一样，首先要对风险进行分散。对于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来说，损失的偿付能力主要受到风险的分散程度和自身资本金两个因素的制约。对大多数类型的常规保险合约来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素限制了风险的分散程度。尽管可以通过监控等手段，缓解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带来的问题，但是，在应对巨灾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保险公司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2.保险人有限的偿付能力
为了合理地分配巨灾风险，保险和再保险公司通常依靠持有大量资本金来满足巨灾风险对偿付能力的要求，尽管超额的资本金可以实现保单更高的价格，但飙升的额外资金管理成本与持有更多资本金所拉升的纳税成本，严重限制了保险公司的资本金额度。此外，保险公司相比外部投资者往往拥有更好的市场信息和投资机会，充实的资本金账户会减少保险公司的投资，这种逆向选择的问题一方面会增加新的资金成本，另一方面会限制他们持有超额资本金的意愿。巨灾事件发生后有关各方的表现，加剧了保险公司能否应对巨灾引起的巨额赔付的担忧。行业的共识是：目前保险行业的资本金额度是不足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巨额赔付的。特别是对那些仍有部分巨灾风险暴露在外的保险公司来说，巨灾事件的发生将意味着无法支付的高额赔款和众多保险公司的破产。
三、国际金融产品创新实践
1.巨灾期货合约
1992年，为了应对巨灾风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引入了巨灾期货合约，该合约以22家财产保险公司构成的保单池承保责任损失为基础指数，由一个国家指数和3个区域指数构成。假如巨灾事件的发生造成保单池的损失，这会导致指数上升，此时，保险公司可以交易一个期货长头寸用来对冲巨灾风险造成的价值波动。这类巨灾衍生品的主要优点在于索赔支付是基于指数，不会受市场参与者活动的影响。相反，典型的再保险合约是基于保险公司的损失，这会引起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巨灾期货所具有的优势也是有代价的，巨灾衍生品的收益是基于全行业范围的损失，而不是特定保险公司的损失，这表明市场中将存在基差风险。事实上，基差风险是最初批评巨灾合约期货的一个主要观点。另一个批评意见是，尽管交易所具有保证金制度和日结算制度，但是，仍然存在为了获取不对称收益而导致短头寸无限制下跌的信用风险。
2.巨灾期权合约
1994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决定用巨灾期权来代替期货合约。巨灾期权是基于被保险财产损失预期估值的一类指数合约。此外，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还为更多特定地理区域开发了专项合约，例如，专门针对灾害多发的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专属合约。期权合约在市场中可以作为看涨价差来进行交易（一个长期看涨头寸与一个更高行权价的短期看涨头寸结合），如果指数的结算价值下跌到两个期权的敲定价之间，那么购买者可以收到正收益。这样，购买巨灾看涨期权就与购买一个再保险责任产生的效果类似了。
四、成功的巨灾风险证券化产品
1.认识巨灾债券合约
在过去数十年间，资本市场的衍生金融工具仍在不断地提高保险公司管理巨灾风险的能力，但最成功的一个创新应当是巨灾风险的证券化，即如果巨灾发生时，保险公司可以优先安排发行股权或者债务。如被广泛使用的巨灾债券，当特定巨灾发生，投资者有权同意免除债务工具的部分本金和应付利息；如果巨灾没有发生，那么投资者将获得他们的本金与利息之和，而且利息通常大于同业拆借利率。例如，1997年的巨灾债券承诺其收益率比同业拆借利率高576个基点，1998年发行的巨灾债券的利率比同业拆借利率高416个基点。
2.巨灾债券的特点
相比保险公司管理巨灾风险的其他方法，巨灾债券的优点更加明显。由于债券投资基金通常由大型信托资金持有，所以巨灾债券具有更低的信用风险。如同债务融资相对股权融资具有更加明显的税务优势那样，巨灾债券也具有相对股权资本较低的税务成本。相对于传统的次级债，巨灾债券同样可以降低基金公司的财务成本，此外，巨灾债券还可以减少由于债券发行导致的成本。总的来说，相比再保险和股权运作，发行巨灾债券具有更加显著的优势，它可以提高保险公司管理巨灾风险的能力。不过，美国巨灾债券地使用仍然受到监管机制的约束，监管方一般要求债券只能由离岸的特定机构来发行。因此，巨灾债券的交易成本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五、政策建议
对保险公司支付巨灾索赔能力的关注，导致了各国政府对巨灾保险和巨灾再保险项目的讨论。事实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夏威夷州早已建立了应对巨灾风险的保险和再保险计划，并且有关联邦巨灾再保险项目的提案也已经提交国会审议，美国政府甚至允许使用拍卖的方式，卖出巨灾再保险的高阶分保权益。
1.政府主导的巨灾风险分担制度
政府主导的巨灾风险分配机制安排是目前主流的一种尝试，由于巨灾风险难以被“横截面化”分散，因此需要进行“跨期化”分散，跨期风险分担安排涉及跨越很长一段时间资源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往往能够实施比私人部门更有效的跨期风险分担安排。而且相比私人机构，政府有能力得到更低利率的资金支持（由于低信用风险，可以提升其融资能力），能比私人部门更有效率地安排跨期风险分担的制度安排。
据报道，该公司1998年起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美国产的某种酶，而这种酶乃是从猪内脏提取的。人口近二亿的印尼国民的80%~90%是伊斯兰教徒，印尼市场出售的食品都要贴有伊斯兰教徒可以食用的标志。2000年9月，该公司再次申请可食用标志时，被指出使用不合法的酶，并受到当局劝告，要其自行回收上市的不合法产品。然而该家公司只更换了生产环节的酶，没有在流通环节上采取行动，以至于发展到被公开指责并被公开要求回收其产品的地步。数日后，印尼总统及当地大学的教授先后发表最终产品无问题的见解，社长等人被释放，工厂在更换酶之后重新开工，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已得到解决。
然而各种现象表明，此事引起的严重后果远未结束：味素产品在事件后迅速从各家超市、商店包括街头小卖铺里消失；有些市民在听到广播后，将已买的味素当作垃圾扔掉；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些愤怒的人举行抗议游行并在寺院前当众焚烧味素包装袋（注2）。据报道，该公司四种产品年产约4万吨、其中90%在当地消费。这样，即使是短暂时期内的停止销售，也可推知其损失相当严重。此外，味素产品在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销售亦受到影响，在东京证券市场上，日本味素总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在事件之后暴跌（注3）。
日本味素公司在全球拥有多家分公司，它1969年进入印尼市场、其产品在印尼调味料市场销售量占首位，在印尼生产的味素产品产量约占味素公司全球产量的十分之一。然而拥有长期在其他国度生产、销售、经营经验的公司，为什么还会产生此类问题？事件之后，各种推测假说纷纷出台，这里无意去一一辨别。作为非直接经营者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去苦虑今后的具体经营方针或对策，而是应当从这件事的发生背景去重新认识开发异文化国度的经济市场和进行异文化交流时应注意的问题。
二事件告诉我们什么
今日世界每天都发生着人员的互动、文化的互相接触。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交往，几乎象一日三餐一样平常和频繁。人们会把他国持有的信仰或各种习俗作为“奇风异俗”来介绍，但是有多少自诩为文明国、先进国的国民们平等地把这些习俗和信仰看作是同一地球成员所拥有的一种文化而加以真正的尊重呢？不会平等地看待其他国度的文化而企图去接近或进入这个文化，就会在这些异文化氛围里开展经济活动时碰到异文化交流潜在的巨大暗礁。
由于没有机会去当地做调查，无从得知今日印尼的市场和印尼国民们日常餐饮以及家庭餐桌上的状况，也无从得知味素产品几时东山再起重建国民对其产品的信赖、重振当年雄威。但是凭借文化研究者的知觉，有一点可以指出，那就是欲卷土重来，实是“任重道远”之事。因为该公司不只是简单地违反了该国家的生活习惯，它所犯的过错是触犯了其国民的信仰、伤害了持有异文化的消费者们对其产品以及对产品背后的文化的信赖，因而是致命的。
这件事表明日本企业对其进入的国外社会理解度尚不足，其原因之一是过高估计了自己对该地区文化的认识能力。企业用自己的尺度衡量，认为已达到对异文化的理解。而该地区的文化亦用自己的文化尺度衡量，对日本企业认识异文化的评价是不合格，并且这种评价以文化冲突导致经济问题的最坏形式来表达。异文化理解度的差异将会导致经济交流的失败，这对欲在21世纪开发异文化经济市场或者准备进行异文化交流的企业或国家、民族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教训。
从欧美起步的现代文明，总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衡量其他的文化，从而持有优越感。然而其他文化的拥有者们也往往以自己的文化为基准，衡量他者的文化。即使是承认欧美文明的先进、主动引进其文化或者努力向其看齐的国家或民族，也未必就会完全丢弃自己的原有文化和民族自尊。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多种文化都欲在21世纪的地球上获得生存的空间，文化个性的强调与重视，将是21世纪文化的一个特性。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仅仅带着经济目标和经济头脑进入另一国家或民族的异文化区域，而不在事先尽可能地理解那里的文化，则不仅无法顺利开展经济活动、获得经济利益，还会碰到异文化的厚重墙壁上，卷入源于文化的误解或纠纷之漩涡，最终招致经济损失甚至引起两种文化间的重大社会问题。
对企业来说，海外经济市场是极富魅力的。但是，进出于海外各国的企业如果只有经济眼光，则会掉入看不见的异文化陷阱。国际经济市场的开发，应警惕伴随经济活动的异文化交往的暗礁。这是味素事件告诉我们的教训。
三异文化理解的尺度：中日文化之例
中国与日本，隔海相对。两国之间有着漫长的历史关联，无论文字、饮食还是居住、穿着诸习俗都可以找出千丝万缕的关系。出于这种文化背景，两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模糊的、不成明文但已经渗入很深的意识：相互的文化理解度似乎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彼此间已不存在文化再认识问题。日本的文化皆从中国传入，两文化之间极为相似，持有这种错觉的人在日本和中国似乎都不是少数。对中日文化的叙述也多停留在描述眼前可见的相同相似的现象上。而实际上，中日之间因文化意识和习俗的不同而招致误解的各类“小事件”今日仍频频不绝。这类误解“事件”的频发和错误认识的积累，小则伤害个人间的交往，中则影响企业的经济运营，大则损害国民形象、甚至会造成民族间的隔阂。限于时间，本文不做理论分析，以下仅从生活习俗方面举若干事例。
颜色――日中两国对颜色的认识有着分歧。日本将红白双色用于喜庆场面、把黑色服装视为正式礼服，白色则代表神圣和洁净。因此，生日贺礼或病愈庆贺、贺升迁、升学以及婚礼贺喜时，都会有红白双色彩带装饰的礼物；婚礼时也会看到许多着黑西服戴白领带或黑色和服的人。
倘若着黑服出席中国人的婚礼，或以红白双色装饰贺礼，如果贺礼的受礼方或婚礼当事人对日本文化毫无了解，其心情可想而知。当然，若受礼方是重要的企业合作伙伴或重要的客户的话，其后的交易也许会令人担心。
数字――中国有“四平八稳”、“四六成双”之说，用具多以四个为一套。而日本忌其与“死”同音而极力避之。茶杯、水杯或饭碗都是五个为一套，块茎类青菜或水果遇到四至六的数时，也一般改为五个一盒或一袋。向日本友人赠送4件一套的礼品，也许他会稍感惊讶；如果面向日本市场销售产品，4个一套的国内程式也需要改变。
在日本，9也因其发音与“苦”相同而不大受欢迎。另外，婚礼时庆贺二人结为“一个”家庭，形成“一个”共同体，因此要极力避免2的出现，认为这意味着二人会分手。即使贺礼金额数字为二万日元时，也要备成面额一万和面额五千日元共三张纸钞。若按照中国习惯，送上“成双成对”的贺礼或意在贺新婚夫妇天长日久而特意将贺礼金额备为“99”、“499”、“999”时，就可能已经撞上异文化的暗礁了。当然，与4、9这些数字相连的庆贺类产品在日本文化氛围里的销售也需要动动脑筋。
其他――日本自明治五年起，将阴阳历合一，传统年节基本转为按阳历举行，（有一部份按阳历推迟一个月举行）。今日日本国内使用的挂历大部分只印有阳历。但是，中国至今仍然保持阴历和阳历双轴运转方式。不了解这一差异的日本大学生于阳历新年日本的“正月”期间专程前往中国欲看中国的正月情形却失望而归；阳历的7月7日特意向中国的留学生问候：“今天是七夕，……”不想得到的回答却是“今天是纪念日！”当然，预期的一场有关习俗的对话也就此打住了。当然，只印有阳历的日本产的挂历，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也会有限吧。
此外，结婚、乔迁贺喜、新居落成以及祝寿时，中国人避免“送钟”，赠送龟或猫头鹰也不宜于中国文化氛围。
日本国民相互赠送日常生活消耗品为的是不会使受礼方感到接受了弃之可惜之物，但是挂面或小咸菜类在中国未被列入礼品名单；极小的物品会使人感到是“小恩小惠”或“小气”；接受毛巾或洗衣粉类“礼物”的中国民众，会发问“是不是觉得我们脏？”
在日本，按照中国习惯去过于关心他人有时会被认为是干涉隐私；在中国，按照日本习俗出于尊重他人隐私而保持距离，有时会被认为是冷淡。……
不了解中日两国文化的相异之处以及在日常生活细节方面的表现和两种文化交往时的注意事项，则会出现上类文化小冲突。以上事例仅仅是与生活意识、习俗相关的例子，属于文化冲突的浅表层次。倘若触及民族自尊、民族信仰、文化禁忌诸问题，导致的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满或不解，包括经济在内的各方面都难免受影响。这也对中·日民俗研究者提出了课题：如何将研究成果还原于社会、为两国民间文化交往提供正确的知识。
列举上述事例的目的在于说明：相距遥远的两种文化的深入理解的确不是件易事，相近的文化之间亦存在着流于肤浅理解、真正深入理解难的问题。异文化理解度的自我判断与频频发生的误解，说明真正认识一种文化之难、轻信自我判断基准的危险性。
同时说明要深入理解一种文化，需要极大的时间和人力的投入，其中民俗学科大有发挥空间。
味素事件并不仅仅是日本文化与伊斯兰信仰间的冲突，不能用两种文化相差太大作为解脱之辞。人类集团的活动，无疑都带有其文化背景。对待事物的态度与解释则表现出信仰的不同。过于相信现代化科学技术和自己的经济能力，轻易地将对方的行为视为迷信、非文明等，这种带偏见的文化认识尺度是导致异文化经济交往失败的所在。对从事多种文化研究的人们来说，这个事件提出了如何确定“文化相互理解和认识的尺度”这一问题。这种尺度应当具有广泛的通用性，无论国家相距远近，文化上是否有关联，都可以依照同一种尺度相互衡量以及自我检验，以保证能用较客观的态度看人看己。这种尺度应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要素：不盲听妄信、不轻易对他文化下结论；抛弃文化优越感、克服文化偏见、尊重其他文化的意识；等等。
要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入理解，不仅需要企业有意识地努力，还需要有相当量的对异文化的正确解释与分析，后者是需要文化研究者完成的重要使命。对开发国际经济市场的企业来说，何种程度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即客观的衡量尺度问题，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真正的理解即社会科学向经济界提供参考的学术可能性问题，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面临的课题。
四国际经济市场开发与民俗学的作用
现代经济、国际市场与民俗学，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相距甚远毫不相干的领域。但是，发生于21世纪初始的经济界的事件，为民俗学科指出了在21世纪的新的活动空间。
要使企业进入国际经济市场，首先需要掌握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信息。文化氛围的异同也是不可忽略的要素。民族文化的禁忌、民间信仰、生活习俗的异同等等，处理不好有时会成为毁坏相互信赖关系的导火索。
中国有句古话，要“入乡随俗”。而在今日社会，需要事先问其俗、知其俗，然后才能在“入乡”后顺利地“随俗”。企业是盈利单位，它以经济运营为主要目标。一般中小企业无力安置专人或设置专门研究异文化的部门。以研究各“乡”之“俗”、即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科，在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恰恰可以发挥作用。民俗学关于他国、他民族习俗、信仰、文化特征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企业开发新经济市场时的参谋，促进经济界对异文化的客观理解，帮助企业先知其俗再进入其乡以便顺利展开经营工作。
民俗学在追踪研究传统的遗留以及描述农村地区习俗变迁之外，全面深入地把握各民族文化特性，以其作为经济界理解异文化、开发异文化地区经济市场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是否可以作为民俗学在21世纪的一个紧迫任务呢？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果，只靠计算民俗用品商店或民俗旅游的营业额是无法化衡量出的。缺乏对异文化理解的国际经济市场开发，只能是构建在沙滩上的城堡。要开发国际经济市场并长久将其维持下去，则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的力量打好理解当地文化这一经济发展的地基。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益，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可以发挥的作用之一，可以体现在经济界文化顾问这一角色上。它并不意味着直接进入经济运营系统，然而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得多。
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向民俗学者们提供了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可以大展身手的学术空间。新的学术空间也向民俗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俗学研究要以文化上的“知己知彼”为努力的目标，为了解、把握自·他文化的异同而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同一国内的其他民族文化。在条件允许时积极研究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运用比较研究这面镜子，认识他国文化特征，再反照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对自己文化的多角度全方位认识。
在异文化地区发展经济，需要对其文化有深刻理解。帮助经济界理解异文化的社会学科之一，是民俗学。这是从一个跨国经济冲突中得到的启示。
一、国际保险发展趋势及变革
(一)国际保险组织形式及变化
1.股份制保险组织形式。在世界50强保险公司排名榜中，大部分为股份制保险公司，而且跨国经营的保险公司也大多为股份制形式。从发展趋势看，股份制形式的保险公司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2.合作保险组织形式。它是由需要保险的个人或单位共同出资组织起来的保险实体。合作保险组织通常也采取公司形式，它以相互保险公司的形式活跃在保险市场上。
3.个人承保经营保险组织形式。个人承保经营方式主要为英国伦敦劳合社保险市场所采用，个人承保有300多年的历史。根据劳合社法规，缴纳规定的保证金，并以其全部资产作为履行责任的担保，个人成员组合成辛迪加，接纳专项业务。不过，劳合社市场近年来也引入了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并引导个人承保商组成有限公司。
(二)国际保险业务范围及发展
1.主要财产保险。科技发展推动了运输业的发展，汽车运输保险、铁路运输保险和飞机运输保险相继产生并发展，进而成为财产保险中的主要险种，同时各险种的责任范围也得到完善。
2.保险种类延伸。社会进步和法律制度的健全，责任保险不断充实于保险领域：有的成为附加险，以法定形式承保；有的成为独立险种并加以细化，如公众责任险分为场所责任险、电梯责任险、个人责任险等。
3.保险责任范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保险责任范围也不断扩展。如飞机的飞行速度加快，载客量增加，相应的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要求也就增加，保险的责任范围扩大，形成了飞机机身险、第三者责任险、旅客和货物责任险、机场责任险及战争险等保险体系。
4.无形资产保险。新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工业、新工艺的产生。如电力革命带来了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广泛运用，于是财产保险就增添了保险机器安装和损坏风险的安装工程一切险和机器损坏险，进而扩展到无形资产的保险，如利润损失险或营业中断险的产生。
5.信用保险产生。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资本输出规模的扩大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投资者可能遭遇外汇风险和信用风险，尤其是国际付款方式的多样化，出口信用保险应运而生。
6.人身保险变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类寿命的延长，人身保障内容已从生命保障进入到了生活质量和医疗护理方面的保险，保障程度也体现出时代的特征——高额保险。
7.科技保险发展。随着高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集装箱运输的推广，核电站的建设，航天卫星的发射及计算机网络的形成，又为保险展示了新的发展前景——集装箱运输保险、卫星发射保险和计算机犯罪保险相继出台。
(三)保险业务操作技术及运用
1.选择一揽子综合保险。为适应现代生活快节奏，既要实行简便易行的投保方式，又能满足投保人多种多样保障需求，保险公司提供了“一揽子综合保险”，让投保人签一份保单便能获多重保障。
2.增加保险技术选择度。即基本险的责任范围相对限制在主要风险上，然后通过各种附加险的配置或特约条款的选择，使投保人可获得针对其投保对象特定的和合适的保障。例如，商业企业在投保了企业财产保险外还可特约附加商业盗窃保险。
3.提高核保技术精确度。现代保险种类繁多，发展快，综合性强，保险核保人员需掌握多险种知识，以适应因科技进步引发的各类保险险种核保需要，如要适应火险、责任险、劳工补偿险等险种内含危险因素的变化，以及承担责任范围的调整。所以，对核保业务操作技术要求更细致，以便核保人员技术素质要求更高，不断提高核保精确程度。
4.科技领先与加强风险管理。当代保险领域的风险管理和损失控制日益显示出其先进技术的内涵。各国保险公司都能运用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数据系统和电脑网络实施业务安排和管理的科学化；在损失控制中，都注重确立“防重于赔”的经营方针，并运用先进的防范技术。
(四)国际保险资金运用及效益
保险基金已成为各国资本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发达国家的保险基金不仅投向不动产，用于购买有价证券和发放贷款，还采用银行和信托存款的形式投资。有些国家为了更好地实施资金运用原则，还创设了保险资金安全运用保障服务系统。跨国投资一般能带来更大的收益，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金融风险。各国保险人都对全球的金融风险极为重视，对投资取向采取更为灵活的选择手段，投资结构也更为合理。
二、国际保险关系的发展和变革
国际保险关系是国与国之间发生的保险关系，这种关系形成的主要载体是保险资源要素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和保险经营在国与国之间的活动。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保险关系发展
1.国际保险关系范围扩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必然会带动保险要素在国际间的不断流动，许多国家和地区会不断参与进来，形成新的国际保险关系，扩展了国际保险关系的范围。
2.国际保险关系规模扩大。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所带动的保险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使参与国家或地区不断形成新的国际保险关系，促进了国际保险关系的量的增加。
3.国际保险关系层次提高。世界经济一体化推动了两国或多国间的双边和多边国际保险关系，使国际保险关系层次不断提高。
4.国际保险关系竞争加剧。世界经济一体化在带动保险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保险市场的竞
5.国际保险关系发展良好。世界性对外开放潮流的形成促进了保险要素在国际间的合理流动，推动了国际保险关系的发展，使国际保险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高新科技的进步与国际保险关系发展
1.高新科技进步——网络保险发展——国际保险关系新的发展。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无限增加了企业与潜在客户的接触机会，提高了交易的速度和规模，降低了咨询和交易的成本，简化了交易的环节，使快速、便捷的个性化服务和自助式服务成为可能。网络保险这种新的销售模式正促成传统的保险销售方式出现一种革命性的变化，网络这一时空的无限性特点将推动着国际保险关系的迅猛发展。
2.高新科技进步——风险国际化——国际保险关系新发展。高新科技的应用所产生的新的系统风险，如核扩散造成的大气污染等生态环境破坏风险、高新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所产生的系统风险等，它们通常是超越一国或数国形成区域性的世界性风险，这种风险需多家或多国保险公司联合承保，从而促进了国际保险关系新发展。
3.高新科技进步——系统风险防范技术——国际保险关系新发展。高新科技提供的先进技术条件使得各种系统风险通过由多国保险公司协作联合承保而形成复杂的国际保险形式，从而形成新的、高层次的国际保险关系，推动了国际保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层次的提高。
三、国际保险市场发展结构及模式选择
(一)国际保险市场的一体化和多元化特征
一方面，国际保险市场具有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特征。区域性是目前国际保险市场的主要形式，而国际保险市场的一体化则是其总体的发展趋势。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已经出现并存在着许多的区域性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而这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内部所形成的保险市场，就构成区域性的国际保险市场，其中尤以欧盟保险市场为代表。其实，各区域保险市场内部保险自由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及其进程，以及各区域之间保险自由化、一体化的发展和互动，都会构成国际保险市场上的各种活动，从而使相对独立，但又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和相互协作的保险市场上的保险活动自由化和一体化，进而实现其协调性、规范性和公平竞争性，它需要通过一定形式的组织管理者和进行协调的法律依据和机制建立和完善国际保险市场，国际保险市场的一体化是其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
另一方面，国际保险市场又具有多元化发展趋势的特征。国际保险市场是基于各国保险活动的国际化、自由化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跨国界保险活动的场所或领域。由于各国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其它国家保险经营与保险服务主体的进入，使各国国内的保险市场本身与国际保险市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融合。而整个国际保险市场在融合中又会体现出地区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国际保险市场在保险供给与需求，以及在法律体系、监管等方面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二)国际保险市场的结构和内容
国际保险市场由市场的主体、客体和价格三部分组成。市场主体是指国际保险市场上交易活动的参与者，包括国际保险市场上的供给方、需求方和中介方；市场客体是指保险市场上供求双方具体交易的对象，由于保险是为了在风险损失发生时给予补偿或给付的经济活动，因此在保险市场上交易的客体是保险经济保障；市场价格是由国际保险市场上的供求双方所决定的。但是，影响国际保险市场上价格水平的因素还有很多。当然，国际保险市场上供给的力量通常对于价格水平的影响要更明显一些。
国际保险市场的管理者主要是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虽然国际保险市场是跨国界的，但参与国际保险交易的双方或中介人都分属于不同的国家，要接受所在国政府以及相关法律的监管和约束。况且作为国际性的保险业务交换不仅要获得准许，而且还受制于保险本身内在运行规律的要求。其实，在国际经济贸易的交往中已经形成了不少国际法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并得到了国际保险界.的认同，为维持国际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保险人协会、同业公会、经纪人协会等在加强市场管理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保证了各经营主体在国际保险交易中的规范化运作。
在国际保险市场上，一些国际性保险组织在加强保险专业技术的研究和指导，组织成员国定期交流推广新技术和新经验，推动国际保险市场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交易行为的规范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国际海上保险联盟组织主要研究海上保险的各种技术问题，以提高海上保险业务技术水平；国际信用和投资保险联盟是从事信用和投资保险业务研究的行业性国际组织，它们专门拟订为各国共同接受的信用保险经营原则和保险条款，并协调各国信用保险的费率和条款。
国际保险市场包括原保险市场、再保险市场和自保市场。原保险市场是指经营直接业务的保险公司所形成的保险市场，国际原保险市场还包括这些原保险公司在国外开办的从事直接业务的海外分支公司。其实，在国际保险市场上，还有不少原保险公司从事相互的再保险业务，所以，原保险市场和再保险市场事实上并非是完全分离的。再保险市场是由各种专业再保险公司、兼营再保险公司和再保险集团公司等组成。自保市场主要是指一些自营保险公司。这是按承保方式的分类。如果按业务性质划分，国际保险市场包括寿险市场和非寿险市场。按照承保方式还可以将寿险业务分成个人寿险(1ndividual)和团体寿险(Group)。各种非寿险产品的交易都是在非寿险市场中进行的，具体包括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责任保险、财产保险、信用和保证保险等。
(三)国际保险市场变化的模式选择
（一）跨境间的国际资本流动迅速增长，国际证券发行与交易活跃1980年国际债券发行额已达420亿美元，1983年已达到738亿美元，1990年为2266亿美元，1996年为8750亿美元。1990年国际股票发行量为82亿美元，1996年已达到9413亿美元。1985年海外投资者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的金额达到1581．55亿美元，比1975年增加了5倍，1990年全球投资者在国外股票市场的投资额达到1006亿美元，而1993年达到1592亿美元。1981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有40家，1988年达到77家，1997年底，已达到430家。1995年底已有525家外国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或者存托凭证，市场总额已达到2．5万亿英镑，外国股票的交易量甚至超过英国股票的交易量，达到了7910亿英镑。1990年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发行股票的情况很少，最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发行股票数量急剧增加，其中大部分采用ADR（美国存托凭证）的形式。1990年发展中国家国际债券和国际股本发行量分别为63亿美元和13亿美元，到1994年，已分别增长到576亿美元和180亿美元，为1990年的9倍和14倍。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证券发行额占全球的比重由1990年的3．2%增加到1994年的12．2%。20世纪80年代之前，外国投资者持有发展中国家股票的数量极为有限，到1989年底，该数字不超过170亿美元，仅相当于主要工业化国家机构投资者7万亿美元资产的0．2%，进入90年代以来，外国投资者对发展中国家股票的投资迅速增加，1993年达到469亿美元，1996年达到500亿美元。随着证券市场国际化浪潮的推进，国际间资本流动的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际直接投资取代商业银行贷款，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但90年代证券投资在各种形式的资本流动中占据了主导作用，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作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渐消失，证券投资形式的资本流动成为了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
（二）西方国家外汇管制基本取消，国际外汇市场交易额迅速增加放松外汇管制是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基本条件。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国和德国首先放松了资本管制，英国在1979年放松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日本80年代以来逐步放松了资本管制，法国和意大利到90年代取消了对跨国投资的限制。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经济呈现金融自由化的趋势，取消外汇管制，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货币可自由兑换迅速发展。国际间外汇汇率和利率的自由化，促进了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迅速扩展。外汇市场交易额是一种典型的国际金融流量指标，可用来衡量资本市场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程度。据统计，全球外汇日交易额从1986年的2000亿美元增至1998年的1．74万亿美元，增长了7．7倍，年均增长8%，超过了同期国际贸易6%的年均增长率。
（三）金融管制逐步放松，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障碍基本消除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必须依赖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出现了放松或部分取消官方金融管制的趋势，即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其基本内容包括：（1）放宽或取消对银行支付存款利率的限制；（2）放宽对各类金融机构经营范围的限制；（3）放宽对证券发行条件的规定和限制，取消利息税和固定佣金制等；（4）放松或解除外汇管制，让资金的流动更自由；（5）允许金融创新和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管制的放松，使得证券市场的准入和创新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推动国际证券市场之间的渗透和融合。
（四）全球范围内推行国际准则，促进各国证券市场走向一体化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金融全球化，实质上是全球范围实施的一套技术标准和制度规则。尽管实行金融自由化后，为了规范市场秩序和市场竞争，需要有一套能在国际范围内普遍遵循的规则。但另一方面，这些规则实施后，各国证券市场又别无选择，只能走国际化之路。因此，关税与贸易协定及其后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巴塞尔委员会等组织及其规定是证券市场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全球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制度规则应该说已经形成。
一是在证券市场开放方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金融与服务贸易协定，发展中国家开放证券市场实际上只能遵循一套固定的规则。二是在证券上市和投资者保护方面，各国证券监管部门都要遵循国际证监会组织的监管原则和框架内容，使得各国证券监管内容与基本制度国际化。三是国际会计准则成为各国证券市场普遍采用的核算方法，目的是提高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水平。四是上市公司都得遵循公司治理的核心原则。
除此之外，国际货币基金的规划和巴塞尔协议的商业银行监管原则，使得全球的金融体系都纳入了一套国际体系。
二、证券市场国际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含义证券市场国际化，是指以证券形式为媒介的资本在国际上自由流动，即证券发行、证券投资、证券交易和证券市场结构超越国界，实现国际间的自由化。一般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即服务性开放和投资性开放。证券市场服务性开放是金融服务业开放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包括：（1）允许外国投资银行、可以经营证券业务的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各种基金（如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对冲基金、保险基金等）及基金管理公司、律师事务所、投资咨询公司等外国证券中介机构在本国证券市场上为证券投融资提供各种服务；（2）允许本国证券中介机构在其他国家的证券市场上为证券投融资提供各种服务。服务性开放属于服务贸易范畴，因而是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的一个概念。作为国际经济三大支柱之一的WTO对缔约方证券市场服务性开放问题作了相当详尽具体的规定，主要内容包括：证券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市场透明度原则和逐步自由化原则等。服务自由化的结果是证券市场服务在全球的充分配置，新的服务内容可以在全球很快得到推广，服务价格、服务质量趋于一致。证券市场的投资性开放属于资本流动的范畴，是指资金在国内与国际证券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
其含义有二：（1）融资的开放。即允许本国居民在国际证券市场上融资和外国居民在本国证券市场上融资，发行证券的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筹资是在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进行的，发行地点、发行方式的选择是市场化的结果，企业筹资市场的选择是根据对不同市场的比较和企业自身的资金需求来进行的，比如货币币种、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等。本国的企业可以选择国外的市场发行证券并上市，外国的公司也可以自由地到本国证券市场上融资上市。（2）投资的开放。即允许外国居民投资于本国的证券市场和允许本国居民投资于国际证券市场，投资者可以自由地选择投资市场，本国的投资者可以到外国的证券市场进行投资和交易行为，外国投资者也可以自由地进出本国的证券市场。市场资金的具体流向由投资者根据对市场的判断来自由的做出。在讨论证券市场国际化问题时，必须注意全球化、一体化和国际化的区别。（1）全球化是一种广义的概念，它是指各国证券市场在技术标准、监管制度和市场运作方面的趋同性，更多地代表一种惯例。（2）一体化是一个区域概念，它代表一种联盟，是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在不同监管制度下的合作，往往是在同一地区间就证券市场的某些共同规定达成一致，从而使同一地区或联盟内的证券市场具有共同的发行制度、证券交易制度和投资制度。一体化往往需要采取条约或协议形式固定证券市场开放与合作的条件和内容。（3）国际化是一个概念，它代表本国证券市场接受全球化或一体化准则逐步开放的过程。证券市场国际化包括市场运作机制国际化、监管制度国际化和市场开放国际化三个层次。
三、国际资本流动、利用外资与国际化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既包括证券市场的开放，也包括制度的转换，两者必须有机地结合运行。在制度转换不彻底、国际化条件不成熟的前提下推进证券市场开放，就会给我国证券市场带来风险。在推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把利用外资作为证券市场开放的目标。一系列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利用外资作为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目标实际上很难实现。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应该同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我国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化协同进行。所谓国际资本流动在先的原则，是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内容和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实质上是搭建本国证券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都要求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受限制为前提条件。由于国际资本以组合形式进行的流动具有短期性的特点，利用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和开放来吸引外资往往是不成功的。因此，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应该以完全应对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为前提，而不是运用证券市场利用外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有积极利用外资的国家、地区，一旦市场打开，资金外逃得就很快。考虑国际化方案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明白国际化并不是单纯利用外资，而是通过证券市场实现国际间的资本流动，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在探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过程中，强调国际资本流动在先，还有一个重要原则是货币的国际化水平和持续能力。所谓货币的国际化指的是某一国的货币跨出该国国界，在国际范围内执行货币的职能。一个国家的货币要在国际范围执行货币职能的首要条件是被广泛接受。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一国货币能否在没有政府的强制规定的情况下而被他国广泛接受需要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1）流通性，即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可以作为支付手段被接受而不发生障碍。要维持流通性，则该国的经济规模必须足够大且其对外贸易在世界上占有一定比重，而且在贸易和资本交易方面具有相当的自由，其他国家可以方便地获得该国的货币。（2）稳定性，即要求该国的货币价值比较稳定，通货膨胀率较低。由此往往需要该国政府具有采取比较稳健和有节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历史，不会随意牺牲币值稳定而追求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如果不能保持币值的稳定，也无法获得市场对该货币的信任，当然也难以为他国接受。中国已经跨身世界贸易大国之列，但尚未成为贸易强国。与贸易强国相比，我国尚存在明显差距：出口结构以低档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为主；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出口市场过度集中于美、日、欧三大市场，特别是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很高。从贸易条件看，证券市场国际化与本国货币的国际化、贸易与国际收支的持久增长能力都是密切相关的，在我国成为世界贸易强国的过程中，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的进程应该与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协同推进，我们不能单纯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开放我国证券市场，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与国际化在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资本项目实现完全可兑换之前，通过政策人为地推动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往往会适得其反。目前而言我们还是应该以吸引FDI为主，同时积极为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创造条件。为什么在探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问题时必须把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作为一条原则呢?这是从我国B股市场、H股市场，以及QFII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从理论上分析，只要一国存在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和汇率管制，在此前提下设计的证券市场国际化模式都只能是过渡性模式，都存在市场运行条件不匹配情况下的市场机制扭曲，最终都会面临与国内证券市场并轨的现实问题。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FDI不仅意味着资本的流入，它同时还是技术和管理经验转让的途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大量流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而证券形式的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我国还是资本缺乏的国家，目前还不宜采取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方法鼓励本国资本流出，同时也不宜鼓励证券组合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入。原因在于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条件不具备时，证券市场的开放只会造成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不可控性，或控制过死。因此，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战略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目前只是由于缺乏实现资本有效配置的机制，才表现出资本过剩的表象，这其中有金融中介方面的原因，也与由于技术方面的不足导致的产品相对过剩有关。
因此我们应该把引进外资定位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不是通过开放证券市场简单地吸引资金，因为在国内尚缺乏资源有效配置机制的情况下，资本的大量流入很容易导致资本流入效率比较低的行业。目前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究其原因，在市场规模方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市场发展潜力最大，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稳步快速增长，连续20多年实现经济增长率超过7%，而且有力地抵御住了亚洲金融风暴以及屡次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以事实证明了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在政治方面，中国政治稳定是所有外国企业的共识。此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无疑是对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稳步快速发展的又一肯定，并继而对外国在中国投资产生直接积极的影响。这对我国继续实行“以直接投资为主，间接投资为辅”的政策是非常有利的。
五、金融调整、金融改革、金融管制放松与国际化过去理论上存在一种误区，把证券市场国际化或全球化仅仅理解为新兴市场的开放。其实，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内涵包括市场开放和制度转换两个方面，只有市场开放，没有制度转换，证券市场国际化不可能成功，只会带来金融风险。如何实现从目前的现实选择到最终模式的转换，实施金融调整、金融改革和金融管制放松，也都是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内容。由于证券市场国际化问题关系到整个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系统地加以考虑：
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着力提高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企业部门的运作效率、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增强竞争能力。同时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实现商业化运作。以上两点实现以后，渐进实现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最终实现资本有效配置机制的建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国证券市场正在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对于中国而言,开放证券市场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而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新兴市场,并且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国际资本的流动及国外金融机构的进入在未来将对我国证券市场、证券监管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把国际化的外部市场风险一起带进来了,资本市场开放相伴随的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国外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张,相伴的是金融风险的逐步凝聚。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和拉美经济危机以及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就是明证。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日渐国际化的趋势下,外部的风险会通过全球经济和H股市场的走势传导至我国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面临着潜在的外部风险,这也是整个新兴市场面临的重大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正确认识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并且有针对性地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的外部风险
(一)波动性风险
1.证券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较低的新兴证券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主体时,国内证券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14个新兴国家资本市场实行开放后,其中7个国家波动性风险显著增加。
截止2007年12月,我国股票市场流通市值约为90652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一家大型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资产即可达到上千亿美元,因此国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活动对我国证券市场波动性的影响不容忽视。随着我国QFII制度的不断完善,海外投资者无论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将出现明显的扩张,因此如何扩大我国资本市场容量,增加市场流动性,以防范证券市场开放进程中的市场波动性风险值得市场参与各方的高度重视。
2.本国证券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大量有关新兴证券市场的研究表明,在证券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国市场和国外市场在资金流动、组合管理等方面的联系加强使得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相关性增加,并且随着证券市场开放进程的深化,这种相关性将愈加显著。因此,国外资本市场出现的波动,可能通过外国投资者在本国市场上投资行为的改变,以及国内投资者心理预期和投资行为的变化等渠道,将这种波动传导到国内市场,这就是所谓的联动效应或溢出效应。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明显上升。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即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7年到2000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第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金融市场波动具有一定的同步性。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随着QFII的引入,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与境外成熟市场如美国市场的相关性明显增加,溢出效应的传导主要通过QFII的投资行为以及以基金为代表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心理预期及投资行为的改变。随着QFII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不断降低,放宽了QFII的投资期限,这将使QFII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扮演一个更加积极、更加活跃的角色,而这必将导致显著强化溢出效应。如何防范溢出效应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增强市场对外部冲击的免疫力值得监管当局高度重视。
(二)系统性风险
1.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在资本市场开放后,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此后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除了当事国经济结构失衡等基本因素外,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大规模资本流动是引发东南亚和拉美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对于规模尚小、流动性不充分以及避险工具相对缺乏的新兴证券市场,短期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对该国的金融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多项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受到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等条件的限制,外国机构投资者在新兴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并非完全理性。这意味着一个上涨趋势可能吸引巨额资金的持续流入,使得资产价格逐渐脱离基本面,最终产生价格泡沫;而一个下跌趋势可能导致巨额资金的持续流出,最终由于羊群效应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引发或加剧金融危机。
尽管目前我国资本账户仍然受到较严格的限制,但随着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加速,尤其是QFII制度的不断完善和QDII的相继推出,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包括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将显著增强。在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以及市场容量相对较小等固有缺陷的条件下,如何引导国际资本的有序流动将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构成严峻挑战。
2.传染效应。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下,外国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导致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在多国间互相传染的主要原因。这种传染效应的触发因素之一是开放经济体之间的金融联系,主要包括多国间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相互联系,而这种联系产生的根源在于国际投资者的全球化资产组合动态管理。这种机制将使得第三国的资本市场受到强大的卖压并引发市场动荡,从而使得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从发源国传染至其他国家。传染效应的另一个触发因素是国际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新兴证券市场普遍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等缺陷,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和强化羊群行为,如果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国际投资者撤离的羊群效应将导致恐慌迅速蔓延,最终使得类似或相关国家也遭遇大规模的资本撤离,从而将金融危机迅速传染给其他国家中国-伴随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证券市场正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者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市场,这一点可从QFII在我国股市投资额度的逐年增长得到验证,我国证券市场与其他新兴证券市场之间的金融联系日益紧密。因而,弱化传染效应,防范来自其他新兴市场的负面冲击,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显得非常必要。
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中外部风险的防范策略
(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增加市场透明度
通过分析周边新兴市场及我国内地引入QFII的历史可以看出,QFII是注重基本面分析的价值投资者。他们的正反馈交易以及羊群行为等非理性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兴市场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所致。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严格监管误导或欺诈性的信息披露行为,有效地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海外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行为。
(二)渐进有序地开放资本账户
东南亚及拉美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条件不成熟或不具备时仓促地开放资本账户,可能引发巨大金融风险。我国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规模较小、发展不规范、监管制度不完善等缺陷,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资本账户的开放应采取渐进有序的开放步骤:现阶段对国外资本应保持宽进严出,防止针对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或套利资本短时间内大量撤出,等到市场规模扩大、监管水平提高等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减少限制直至完全放开。
(三)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冲风险
虽然在东南亚危机期间我国香港股市受到期货市场投机活动很大的冲击,然而金融衍生品交易本身并不必然产生风险。相反,严格监管下规范的金融衍生品如期货、期权等能够为海外投资者提供必不可少的风险对冲工具。他们在市场动荡时可以不用通过直接在当地或其他市场抛售股票来减小风险,而是通过金融衍生品交易来对冲风险,从而在市场下跌时减小市场卖压,起到一个减震器的作用。对于我国证券市场而言,可适时推出股指期货,改变只能单边做多的市场现状,为海外及国内机构投资者提供有效的避险工具,并且在未来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推出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
(四)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与国际合作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应实行审慎的开放政策,防止国际游资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冲击。回顾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泰国货币危机的最重要原因是证券市场的过度开放,泰国政府过早地放松管制,外资大量流入,货币当局却来不及建立相应的金融法规和监管机制,对外资的结构和流向也未加控制,使得大量以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资本流入。金融市场一出现波动,这些投机资本就迅速撤离,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因此,证券市场国际化离不开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经验和监管手段等还比较落后,在推行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强对国内证券市场的监管,同时加强与其他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解决信息交流的障碍,防止证券市场风险在国家间的扩散。
综上所述,从全球角度看,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不可逆转的阶段。但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个过程利弊兼具:利用得当,国际化的证券市场可以为其提供低成本便利的资金来源,加速其经济发展;相反,如果该过程失控,则可能对其金融体系产生毁灭性的打击。成败关键在于国际化进程节奏的掌握、市场监管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稳定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崔秀娟.论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J].经济研究,2007(1)
另外，计算机软件市场的发展也需要依赖于一支优秀的计算机软件营销队伍，所以对于计算机软件企业而言，对营销队伍的构建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我国计算机软件市场的发展中，资金短缺是制约我国计算机软件自主开发能力提升的重要瓶颈，针对这一问题我国有必要在尊重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构建软件开发风险基金并对软件开发投资机制进行完善，从而有效的帮助投资部门解决投资难点问题以引导资金流入计算机软件开发领域。另外，有必要通过构建软件生产基金来为软件开发创造一个可行且有效的途径，通过软件开发与生产标准规范的公布以及软件生产基金的构建，能够最大化的实现对个体软件成果的吸收，从而让计算机软件市场发展对个体创造力进行充分的利用。技术的创新是计算机软件市场发展的不竭动力。具有高新特点的计算机软件市场同时也具有着极快的更新速度和淘汰速度，所以我国计算机软件市场需要依靠于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在我国计算机软件市场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围绕技术的创新来实施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不仅需要在选择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软件技术基础上开发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软件产品以实现对软件市场的快速占领，同时有必要选择刻意对产业升级发挥带动作用的软件技术，从而推动计算机软件市场结构的现代化与合理化。
1.2通过教育发展的推动来对科技人才队伍进行构建人才是我国计算机软件市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发达国家如芬兰、德国、美国等都通过降低技术人才的移民门槛来加快引进技术人才的步伐。当前我国计算机软件技术人才稀缺并且具有着不合理的层次结构，而我国计算机软件市场在发展中面对这种情况应当加大教育投入与技术人才培养力度，通过提高教育质量来培养优秀的计算机软件技术人才。同时有必要在计算机软件技术人才引进方面实施开放性的政策，通过加强人才吸引力来吸收专家学者进入计算机软件市场工作中，只要构建一支具有合理结构、多样层次且与我国计算机软件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发展布局相适应的人才队伍，我国计算机软件市场发展也就具有了强有力的保障。在此过程中，国内计算机软件市场发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1.2.1是对国内技术人才培养进行强化国内计算机软件技术人才难以满足计算机软件市场发展需求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计算机软件教育与计算机软件市场需求存在脱节现象，所以即便是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计算机软件件专业毕业生，也难以满足计算机软件专业岗位对技术人才的需求。针对这一问题，我国需要有计划的大量培养具有层次差异的计算机软件技术人才，在提高高等院校以及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上对高等院校以及职业院校人才进行充分利用，同时有必要鼓励办学实力浓厚的院校开办计算机软件学院，并通过组织社会力量、企业以及科研院所等来对计算机软件学院学生开展技术培训；
1.2.2对计算机软件人才结构进行优化人才结构有待优化是人才短缺之外制约我国计算机软件市场发展的另一个人才因素。当前我国计算机软件市场技术人才结构呈现出橄榄式的分布，即终端人才占有最大的比重，低端人才以及高端人才都相对较少。这种人才结构是有我国计算机软件人才供给结构直接决定的。事实上为了为我国计算机软件市场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金字塔式的人才结构才是最合理，当前我国计算机软件市场不仅欠缺能够进行软件开发设计的高级技术人才以及管理人才，同时也欠缺能够从事基础编程的程序员。针对这一问题，我国需要对计算机软件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的教育机构进行改革，通过强化人才培养对我国计算机软件市场人才需求的针对性来对计算机软件市场人才结构做出优化，这要求我国对职业技术教育进行大力扶持，从而构建起具有多样化层次的计算机软件技术人才以及管理人才培训与教育体系；
1.2.3吸引流失到国外的计算机软件人才归国创业我国有必要通过强化对计算机软件市场发展的扶持来对计算机软件市场用人环境进行优化以吸引流失到国外的计算机软件人才归国创业。在此过程中，我国可以构建留学创业基金，并专项专用于对高端计算机软件技术人才以及管理人才的吸引，同时通过完善计算机软件市场创业配套服务来为归国人才提供良好的创业条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保险业掀起了并购狂潮。国际保险业的并购浪潮反映了世纪之交国际保险业发展的新动向，是国际保险业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增长以及竞争态势所做出的相应的战略调整。国际保险业并购涉及的领域广泛，不仅包括保险领域内部的直接保险领域、再保险领域、保险中介服务领域，还包括保险与银行、证券等其他金融行业的混业并购。主要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一）国际保险并购规模巨大
一是国际保险并购公司的规模大。国际保险并购中所反映的不仅是“大鱼吃小鱼”即资金势力雄厚的大公司兼并弱小公司，而是主要表现为大公司之间的强强联合，从而形成“超级公司”、“巨无霸”。通过国际保险并购使得保险公司数目减少，垄断程度不断提高。例如，英国的商联保险公司和保众保险公司的合并而成的CGU，成为全欧洲第九大保险机构。
二是国际保险并购数量多。有资料显示，近十几年来全球金融业兼并的总值相当于1.4兆亿美元，其中主要是国际保险业的并购。
三是国际保险并购金额高。以美国为例，1997年保险业的并购占美国市场并购总金额高达7％。表1描述的是美国保险业兼并的情况，可见一斑。
四是国际保险并购快捷。一般重大并购只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告完成。例如，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720亿美元的合并交易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
（二）国际保险并购以横向并购为主
从产业角度看，并购一般可以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三种形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保险业掀起的并购狂潮属于横向并购，即同一产业，或相近行业企业之间的并购。这不是20世纪初国际横向并购的简单重复，而是国际保险业进一步发展、扩大市场的主要手段。国际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之间的相互并购、融合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三）国际保险并购以跨国并购为主
国际保险业的跨国并购是指一家保险公司为了某种目的，通过一定渠道和支付手段，将外国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一定比例甚至全部股份或资产收买下来，从而对其经营管理实施部分或全部控制。跨国并购包括直接向国外目标企业投资，通过在外国的子公司、分公司进行并购等方式。例如，荷兰国际集团收购美国的一家寿险公司，就是由其在美国的一家子公司与之合并的方式完成的。
二、国际保险市场结构发展模式
（一）国际保险市场结构的种类
一般，我们可以将国际保险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竞争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完全竞争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在国际市场上存在数量众多的保险公司，任何公司都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市场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同时存在大量买方和卖方，资源流动自由，每一买卖者均掌握或通过中介人掌握充分信息。投保人与保险人参加保险市场的交易活动是自由的，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市场自发地调节保险商品活动的价格。国外保险公司可以自由进入该市场，保险公司的数量基本上由市场供求自行调节，保险行业公会在保险市场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垄断竞争的国际保险市场中，则是大小公司并存，少数大公司在国际保险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垄断公司与垄断公司之间同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寡头垄断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在国际保险市场中仅有几家保险公司，这几家保险寡头瓜分垄断绝大部分保险业务。完全垄断的国际保险市场又称独家垄断的国际保险市场，是指国际保险市场完全由一家保险公司所控制。
（二）国际保险市场结构现行模式
根据国际保险业的并购现象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目前的国际保险市场属于寡占的市场。这主要表现在：国际保险并购浪潮导致了国际保险市场中“超级航母”的出现，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国际保险业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大并购，实现了强强联合。这不仅反映在保险业内部产寿险业的各大公司的兼并重组，而且还反映在保险业与其他金融行业如银行业、证券业的融合。因此，国际保险市场中出现了“金融超市”，汇集了巨大的资本和庞大的分支机构体系。国际保险市场中的保险资本等资源掌握在少数大公司的手中，形成寡占特征。
（三）国际保险市场结构发展模式
国际保险并购的目的，在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但是，并购之后组成的规模巨大的保险集团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也就是说，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金融融合所带来的范围经济也不是很理想。实证分析表明，国际保险企业的规模经济并不存在于大公司中，而是中小型的公司更容易达到规模经济。因此，我们认为，未来国际保险市场结构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国际保险市场中大小公司并存的垄断竞争模式。这是因为，国际保险市场潜在需求巨大，没有一个保险公司可以提供全部的供给，独家垄断国际保险市场；随着风险的变化和巨灾、巨额风险的存在，也不可能由少数几家国际保险公司来满足国际保险市场全部的保险需求。因此，客观上国际保险市场将会由目前的寡占市场格局发展成为既有大规模的公司，又有中小型的公司，大公司和小公司并存的垄断竞争格局。
三、国际保险市场区域发展模式
目前，从区域概念来看，国际保险市场由北美市场、欧盟市场、日本市场三足鼎立，形成区域寡占格局。可以说，无论从保险资本、保险资产、保险业务收入等各方面来看，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市场、欧盟市场以及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市场，占据了国际保险市场90％的份额，国际保险市场的主要供给来源于这三个地区。目前，这三个国际或地区的市场已经饱和，源自于此的国际保险资本正在向发展中国家市场流动。但是，总的来说，目前三足鼎立的国际保险市场格局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加快发展，由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理论可知，发展中国家的保险业发展速度将超过其经济发展速度。因此，随着国际保险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将刺激保险落后地区的潜在保险需求，促进国际保险市场中保险落后地区保险业的发展。目前，亚洲地区、东欧地区、南美地区、非洲地区等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的保险业正在快速发展。国际保险资本正在逐步流向这些地区。
所以，未来国际保险市场区域发展模式将是一个资源共享、技术共享的融合性的统一的国际保险大市场。随着国际保险市场的中心将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由欧美向亚太地区转移，将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国际保险大市场。转理论上讲，根据Arrow—Lind定理，随着所汇集的个体投保人数量的不断扩大（n—∞），只要在损失概率即公平精算费率p=Π的基础上筹集保险费，投保人群体之间就可以解决内部个别投保人的损失补偿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相互独立的风险厌恶的投保人汇集起来，对于风险厌恶的个体投保人而言，是将自身面临的风险转嫁给了整体投保人群体；对于投保人整体而言，则是将可能的损失在群体之间进行分散。而且，只要投保人群体充分大，投保人作为一个整体仅仅依赖其整体内的期望损失，而与个体投保人的风险厌恶程度无关。这就是说，由风险厌恶的投保人汇集起来的整体就变成一个风险中性的“保险供给者”。也就是说，根据保险原理，我们应该利用国际保险资源在国际范围内分散风险。如果全球的保险资源都利用起来提供保险产品形成国际统一保险大市场，那么，个人、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的风险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那么，不仅可以实现投保人风险的充分分散，而且可以使得保险成本降到最低，保险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但是，在现实的国际保险市场中，由于诸如政治等原因还存在封闭、半封闭的国别市场。封闭、半封闭的国别市场基本不与外界交流，保险供给取决于自身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资本势力或资本总量。由于没有国际保险的支持，国内保险供给能力仅仅受到资本的限制，又不能够通过转移到国外的国际再保险来解决国内的承保能力问题。因此，封闭、半封闭的国别市场的均衡将表现为：有限的保险供给量与有效需求的均衡，潜在需求无法得到完全满足，存在帕累托改进。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融合，封闭、半封闭的国别市场需要外来的保险供给，才能够达到帕累托有效。
不过，从封闭、半封闭的国别市场到统一的国际保险大市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目前，最初的表现则是区域统一的保险市场模式，即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保险市场的融合和统一。当前，围绕着美国、日本、英国等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形成的欧盟统一保险市场、北美区域保险市场和亚太保险市场，就是向全球统一大市场过渡的区域统一保险市场。
然而，即使是欧盟这样的区域统一保险市场，在其成员国与非成员国进行保险交易时则还是体现出“国别市场”的相对独立的特点。所以，根据保险原理，区域统一的保险市场还需要帕累托改进，最终形成全球统一的国际保险大市场。
四、国际保险市场的经营发展模式
（一）国际保险经营方式的发展
国际保险业经历了产、寿险兼营——产、寿险分业经营——保险、银行、证券混业经营的过程。目前，国际保险并购似乎表现出了国际保险业的混业经营趋势，而银行保险也方兴未艾。但是，保险与银行、证券并不是同一的东西。保险毕竟不同于其他金融产品，有自己特殊的职能和作用。金融融合、“金融超市”所表现的更多体现的是保险、银行、证券三者相互利用各自的优势来更好完成自己的使命。作为独立的法人组织，国际保险企业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经营以保险产品为主的各种产品，但并不是只经营一种“混合”的产品。因此，混业经营只是国际保险企业的一种经营模式，但不是唯一的一种。
国际保险并购中还表现出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保留自身的优势项目，将自己不擅长的部分转让或者置换，同时吸收自身擅长的项目加大专业经营的力度，完善自身经营管理。
因此，我们认为：未来国际保险市场中的经营方式将依照不同的公司的各自特点、背景，实施专业经营、兼业经营或者混业经营的经营模式。
（二）国际保险产品的发展
当今，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在为各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型国际风险。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巨灾风险不断出现和加大。例如，1992年的“安德鲁”飓风，保险损失高达202亿美元（以2001年价格计）。而在2001年，由于地震、洪水、台风、爆炸，以及恐怖事件等重大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预计超过1150亿美元，并导致2万人的死亡。2001年9月11日发生于美国的恐怖事件，造成的保险财产损失和营业中断损失估计在190亿美元左右（总损失在900亿美元），若将责任险和寿险损失计算在内，预计损失总额在300亿美元至770亿美元间。这是保险史上财产损失最高的事件之一。
新型风险的不断出现，巨灾风险的不断出现，给保险人的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造成很大的压力，迫使保险人寻找新的方法处理风险，导致了国际保险产品的创新。目前，国际保险市场上已经不再满足过去传统的财产和人身保险产品，已经开始出现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AlternativeRiskTransfer，简称ART方式）的国际保险产品创新。
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中的重要形式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的包括保险资产和保险产品的保险证券化。保险证券化的实质是通过借助证券方式和工具从资本市场获取大量资金，并通过将保险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上的方式扩大承保能力。如1995年美国投资银行、再保险公司及经纪人以负债证券化（融资证券化）的形式开发出场外交易的保险衍生产品。这种证券不在交易所交易，交易方式很像私募基金或者适应顾客需要的远期合同或期权；而1990年芝加哥交易所开发的保险期权、期货的组合，可以使保险公司对保险风险进行套期保值，可以使投资者从保险风险发生的概率中获利。目前，保险证券化的产品和证券化工具作为传统保险的替代或补充，能有效解决巨灾风险的承保能力的缺口，并逐步受到各国保险公司的重视。
不过，ART并不能够完全代替传统保险产品。国际保险市场中，未来国际保险产品的发展模式将是以传统与非传统的保险产品相结合的模式。国际保险市场中的经营者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保险产品的组合来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风险。
（三）国际保险销售方式的发展
国际保险销售方式的发展已成为国际保险业生存和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为了降低销售成本、提高销售效率、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新形势下更好的实现客户资源共享，国际保险业不断开拓各种销售渠道。
1.银行保险的发展
银行保险，即通过银行或邮局网络销售保单。主要业务类型包括：银行为保险公司保险业务（最原始的方式）；保险公司的银行子公司或银行的保险子公司；合资公司（保险公司控股，银行控股，或五—五合资）；境外保险公司与本地银行的合作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会计监督显得越来越重要。证券市场的繁荣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会计信息失真。虽然国家近年来加大了监管力度，但会计信息失真并没得到根本解决，甚至愈演愈烈，因此备受社会关注。
一、影响证券市场会计监管的因素
证券市场的会计监管受多种因素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不同，会计监管模式也会有较大差异。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为经济体制、法律和文化背景。从会计监管在各国发展情况看，经济体制的影响不容忽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缺乏严格的市场监管体系；同时，我国上市公司多为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政府对证券市场会计监管的影响较大。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注册会计师(CPA)协会等民间团体在会计监管方面的作用会逐渐加大。其次，法律、社会文化环境也是影响会计监管的重要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应从经济、法律、文化等各种视角分析我国证券市场会计监管的现状，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革，加强我国证券市场的会计监管。
二、我国会计监管存在的问题
1.会计监管体系不健全，审计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证券市场采用内部监督、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管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管组织体系，体现了监管的权威性、独立性和公正性，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内部监管弱化、缺乏再监管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监管职能的发挥。监管机构重叠交叉、权威不够，审计资源需要重新配置。
2.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并存。财政部200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会计信息披露不规范的企业高达70%。安徽省对127户企事业单位2003年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检查，发现90%的单位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违纪现象。会计界普遍认为证券市场的会计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并存，如对企业会计操纵导致股东损失的行为监管不足，同时被监管者面临多头检查，应分别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最终走向适度监管。
3.监管方式不科学，监管手段落后。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会计监管缺乏统一、规范、系统性。现有监管机构主要对信息披露进行静态监管，而对其就同一事件不一致的误导性信息缺乏有效监控，往往缺乏事前、事中监督，忙于事后检查，监管效果较差。
4.法规制定相对滞后，会计监管法规不完善。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较系统的会计监管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但监管法规之间存在不协调等问题。加上相关执业人员的法律意识较差，影响了法律法规的执行，使会计监管弱化。
5.会计违规处罚不力，威慑性不够。按有关法律规定，监管机构有责任对会计信息披露进行有效监管。自1999年国家加强了对会计违规的处罚力度，80%以上采用了内部通报批评和公开谴责方式。近两年处罚力度虽然有所加大，公开处罚、罚款方式增多，内部批评和公开谴责仍占较大比例且收效甚微。
另外，监管时间严重滞后与监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不高也使监管效果降低。监管时间上的滞后，至使证监会在查处时其违规披露行为已造成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损失，甚至是无法挽回的社会影响。会计监管人员职业道德好坏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影响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会计监管
1．完善会计监管体系。加强和完善证券市场会计监管体系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一个监管主体多元化、监管层次多级化、各监管主体相互协调的监管组织结构框架，是我国目前加强和完善证券市场会计监管的重点所在。
（1)健全企业内部监管制度。我国企业内部监管弱化，主要原因是没有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因此，应从内部控制规范、董事会的核心地位、监事会的监督机制等方面来健全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
（2)加强政府在监管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从独立性、权威性和强制力来看，政府在会计监管方面有其绝对优势。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政府应转向以宏观调控为主，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3)加强行业自律，完善对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目前我国会计监管自律组织主要是社会审计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充分发挥自律性组织的会计监督作用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应理顺自律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完善其内部治理结构、建立行业自律检查与惩戒机制、增强自律组织监管力度等方面进行完善。
（4)完善再监管机制。监管者并不是万能的，失误也在所难免。因此，必须考虑设立专门机构对监管者进行再监管、加强司法对监管者的再监督、加强公众监督，以完善对证券市场会计监管者的再监管机制。政府应尽量利用CPA的结论，集中精力加强对CPA的再监督，形成一个高效的会计监管运行机制。
2.完善相关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增强会计监管威慑力。根据证券市场的发展，完善相关会计监管的法律体系，加强相关法规如会计法、证券法、公司法之间的协调，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罚则中加大处罚力度等。
3．创新监管方法，增加监管时效性与科学性。在新形势下，会计监管机构必须改进和创新监管方法，必须注意监管方式、方法的现代化、多元化，以提高监管的适应性和效率。加强常规化会计监管，尽是减少监管时间上的滞后性。
4．加大会计监管人员培训，提高其执业水平和职业道德素质。会计监管业务水平的好坏、职业道德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证券市场的会计信息质量。因此，加强执业人员的培训是加强和完善证券市场会计监管的关键。
总之，加强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会计监管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考虑我国经济现状，借签发达国家经验，对我国证券市场会计监管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与完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