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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是由商品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其性质决定的,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商品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中介。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商品生产者并不直接是商品的消费者,社会商品的最终实现,必须要经过分配与交换这两个环节。生产者要获取的是商品的价值,消费者要获取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有经过商品的流通,才能实现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只是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只是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所以,正是商品流通赋予了货币的运动形式,货币流通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
货币流通商品流通有强烈的反作用,商品流通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分工促进了流通的发展,另一方面,货币的产生,货币职能的不断完善,货币流通的不断扩大。
2流通与金融关系的实证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关系,但是要定量分析商品流通量和货币流通量的关系比较困难。因为,我国金融业长期由银行业一家主导,使我们无法采集到口径一致的金融方面的资料,从而使我们的定量分析变得困难。我们从某一个侧面,来探讨金融增长和流通增长的关系,本文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货币流通量来简要地看表1: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2001年—200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上升趋势,反映了商品流的规模不断的扩大,200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发展水平是1990年的9.2倍,平均增长水平13.9%,2006年的货币流通量是1990年货币流通量的10.2倍,平均增长水平14.7%,货币流通朝商品流通程度为0.8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商品流通的增长影响了货币流通的增长,从货币流通量和商品流通的比值上我们可以看出,货币流通的增长与商品流通的增长从整体上看基本上是适应的;另一方面,一些年份,我国货币流通的增长存在着超经济的因素,货币流通超发行量是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减缓所至,但更大的一部分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所致。总的来说,货币流通于商品流通须保持均衡。3现阶段我国流通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首先,商业企业低利润增长难以积累产业资本。在改革开放引导以及消费增长的带动下,我国商业销售规模保持了平稳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89,210亿元,同比增长16.8%。但是相比之下我国商业企业利润增长却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
其次,我国的流通业存在资产负债不合理的状态,突出的表现为负债过高。与外资零售业相比,我国零售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偏高,平均在70%以上。如下表所示,流通企业2006年的资金总额中70.7%来自于负债,股东权益合计占29.3%,流通行业的负债率偏高,偿债压力较大,而且在负债总额中,流动性负债比列较高,高比例的流动性负债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而且流通业在银行借款趋向饱和状态下,占用供应商的预收款项维持资金流的周转已成为零售业的惯例,同时也是导致零售业资金链断裂的重要原因。随着商业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张和《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出台,这种传统的运营方式已不再适合新竞争环境的要求,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成为必然选择。
最后,我国流通业信用道德失败的典型特征是流通企业与银行业非良性信用关系,借钱不付息,借钱不还钱,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流通企业信用等级的恶化,不仅表现在企业和银行业的债务关系的恶化,而且在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大型零售企业占用供货商的货款,导致零售企业和供货商关系紧张。
4必须加大金融对商业发展的支持
第一,努力完善间接融资体系,促进银行类金融机构业务创新。(1)积极调整优化信贷存量和增量。在该领域保持适当的信贷规模和增长速度,以资金的增量调整带动商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从现代商业体系建设入手,加大对现代商业的金融服务,积极为连锁经营企业配送中心、电子商务、城市基础商业设施、农村基础商业设施等提供信贷支持和结算服务;(2)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与商业企业联合建立科学的个人资信评估标准和信用评价体系及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制定相关消费贷款优惠政策与申请者资信挂钩的办法,规范相应收费标准。
第二,努力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资金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优化配置,由于存在各种不同规模、不同效益、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造就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快速发展,以更为有效地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应当是我国资本市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支持商业发展的服务环境。加强金融对商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应加大对金融机构和商业企业的支持协调力度,深化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并制定鼓励金资本融入商业技术进步与应用以及新业态创新中去的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信息化；信息技术；发展战略
我国的金融信息化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在数万金融科技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由点及面，初步建成了成熟完整的金融信息体系。在这段发展时期，金融信息化工作形成了以金融企业和行业监管部门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即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等行业监管机构的领导下，各个金融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金融信息化的发展战略。
但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下，金融信息化工作也存在着一些死角，即很多战略性的课题无法解决。其主要的问题在于，金融信息化战略的制定者，只能站在金融企业的角度，或者在相关监管机构的高度上，更多地将眼光集中在各个企业内部或者行业内部的具体问题中。至于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如何规划金融信息化发展的战略，如何充分调动、合理分配社会的各种资源，如何加强各个企业和各个行业之间的协同配合，如何确定统一、科学的标准，如何避免重复建设和重复开发对资源的浪费，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金融信息化概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了国际竞争格局和人类生存方式。在这一巨大的经济发展形态变革与基础技术平台转换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从更广阔的视角研究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中国金融信息化的总体战略，实现金融信息系统的整合，全面提升金融竞争力，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应对入世的现实需要。
金融信息化是指在金融业务与金融管理的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金融与经济信息资源，加速金融现代化的进程。这个进程是发展的、动态的和不断深化的。金融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整个社会的信息化，与其他宏观管理部门的信息化，与居民、企业的信息化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在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金融服务与金融创新构成了现代经济的核心。
二、国内金融信息化发展现状
我国金融电子化建设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六五”做准备、“七五”打基础、“八五”上规模、“九五”见成效、“十五”再攻关的发展阶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逐步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金融电子化服务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电子化设备已具备相当规模截止到1999年底，银行系统已经配置大中型计算机700多台套，小型机6000多台套，PC及服务器50多万台，电子化营业网点覆盖率达到95%以上。截止到2001年6月底，各金融机构共安装自动柜员机(ATM)4.9万余台，销售点终端(POS)33.4万台。
2.全国性金融机构多数已完成内联网建设多数全国性金融机构初步完成了本系统内联网的建设，网络覆盖了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和地级市。金融系统与电信部门合作，已经建设成连接全国250多个城市，支持语音、数据、图像等多种信息传输和多种通信协议的金融数据通讯帧中继骨干网，支撑金融数据的传输。
3.银行信息化已具规模
(1)初步建成全国范围的电子清算系统。“八五”期间，人民银行已经建成金融卫星专用网络和电子联行系统，现已开1409个电子联行收发站，覆盖了全国所有地级城市和1000多个发达县。2000年，全国转发往帐3163万余笔，转帐交易金额235488亿元。“九五”时期，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基本都完成了各自的电子汇兑系统，客户的异地转帐业务24小时内就可到帐。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通过银证转帐系统进行证券帐务信息的交换。
(2)银行卡业务迅速发展。电子支付工具尤其是银行卡业务发展迅猛，到2001年9月底，全国共有发卡机构55家，发卡总量超过3.58亿张，发行国际卡近20万张，全国可以受理银行卡的银行网点发展到13万个，可以受理银行卡的商店、宾馆、饭店等特邀商户已发展到15万个，各金融机构共安装自动柜员机5.1万台，销售点终端近35台。建立了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及18个城市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此外，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和支付网关已经开通，支持了网上银行和电子商务的发展。(3)建成人民银行覆盖全国所有地市中心支行的电视会议系统、电子公文传输系统、电子邮件系统，提高了央行的办公效率，在国务院各部委中率先实现了经网络传送机密红头文件。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基本实现全国联网。商业银行数据集中工程建设和网络金融服务取得显著进展。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已经在部分城市投入生产试运行，将极大地提高我国银行间清算效率，加速资金流动，促进经济发展。
4.保险业电子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迄今为止，全国近万个保险机构安装了高效运行的计算机系统，各类保险业务已实现上机处理，日处理量达到数十万笔。在全国5000多个保险独立核算单位部署了统一的财务管理软件，实现了财务处理的高度集中。此外，随着全国保险三级网络的建立与完善，各类网上保险应用也将有一个实质进展。
5.证券业电子化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证券业电子化建设在较高的起点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以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标志，启动了证券业的信息化建设，经过准实时行情发送、无纸化托管、计算机自动撮合和异地交易中心联网等几个阶段，现已进入到全程电子化交易模式，无纸化电子交易已在全国各地的证券营业部推广使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功能、开放的金融信息化体系，这为我国金融业实现由“电子化”向“信息化”转变，全面实现金融信息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我国金融信息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虽然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先进技术的应用基本与国外持平，但运行效率、信息综合程度和信息服务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薄弱金融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所要解决的是金融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策略问题，主要包括：对基础设施建设策略、金融科技迎新体系、金融信息服务体系以及金融信息化支持环境、组织管理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比较薄弱，没有形成研究体系。
2.金融信息化的技术标准与业务规范尚不完善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缺乏总体规划，表现在金融信息化建设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统一协调的步骤，存在很多重复性建设。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也未能形成统一体系，且尚不能满足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各金融机构自身的业务联机处理系统也存在接口和数据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这些不仅给信息交换、系统整合带来了困难，而且也极易形成各种安全隐患。
3.金融信息系统的安全可靠性亟待提高尽管我国金融业在信息系统安全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长期以来发展的无序和不规范，以及绝大多数硬件和软件产品采用国外技术，因此我国现有的金融信息系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9.11”事件也给我国金融业深刻的启示，即必须提高金融信息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尽可能地保证国家经济命脉的正常运行。
4.跨行业、跨部门的金融网络尚未形成我国各金融机构出于经营管理、业务拓展的需要，相继建成了自己的内联网系统，但各机构间尚未实现互联互通，影响了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此外，银行信息网与财税、海关、保险等网络也没有实现互联互通，不同经济部门、不同行业之间无法实现信息共享，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和社会发展的动向不能得到快速反映，这直接影响了国家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有效实施。
5.金融信息系统集成化程度不高，深度分析不够我国金融业服务产品的开发和管理信息的应用滞后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业务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传统的以业务为核心的金融信息系统偏重于柜面会计核算业务的处理，难以满足高层次客户多领域、个性化的增值金融服务需要，也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质量、多功能、全方位服务的要求；另一方面，缺乏对大量管理信息、客户信息、产业信息等的集成、分析、挖掘和利用，在信贷资产质量管理、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方便的金融服务和现代化支付结算工具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导致银行风险管理失控、丧失业务机遇、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不足等问题。
6.基于信息技术的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着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和内部动作模式，成为金融业变革和创新的主要推动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按照银行应用网络技术的水平，将银行信息化分为局部应用、内部集成、业务流程重新设计、组织结构重新设计、经营范围重新设计五个层次，目前国内银行对网络技术的应用仅仅限于前两个层次，仍然处于信息化的初级阶段，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潜能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7.管理体制和人才机制尚不健全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管理体制和人才机制上存在很大差距。我国金融业现有的科技管理体制和人力资源机制还不能适应竞争环境和信息化发展的需求，在入世后将面临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我国金融业缺乏一种现代管理科学指导下的管理理念和运行模式，体制臃肿、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尚未形成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引进人才困难，留住人才更难。
8.金融信息化的法律、政策环境有待完善法律、政策环境是金融信息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随着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一些与金融信息化相关的技术(如电子签名、电子证书等)的合法性、有效性，成为争论的焦点，急需国家立法界定。同时，金融信息化的发展还要借助于国家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的大力支持，并依赖于国家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我国金融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
探讨金融信息化的发展战略，提高我国金融竞争实力，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应对国际金融业挑战，建设与国际接轨的现代金融体系的需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金融信息化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示范》的总体框架是：战略研究为金融信息化的龙头，网络建设为金融信息化的基础，标准和安全为金融信息化的保障，银行、保险和证券三方面的关键技术为金融信息化的应用。通过金融信息化攻关建设将实现以下目标：
1.制定出符合国情、具有创新精神而又切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信息化发展规划，为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指明前进方向及发展道路；
2.建设金融信息化发展所必须的基础环境，包括制定金融信息化领域主要的业务规范、技术标准，进行计算机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金融信息化产品的生产提供统一的企业标准；
3.到2003年底，完成覆盖全国数十万金融机构的跨系统网络间互联平台建设，基本实现金融服务综合化、电子商务支付网络化，实现银行卡联网联合；
4.基本实现银行信息系统安全保密的自动化、网络化和管理的现代化，为建立完整的银行信息系统安全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5.初步建立起银行信贷风险评估体系，为金融系统进行金融风险预警与防范提供有利的信息支持和科学的分析工具，带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体系建设；
6.实现金融业的网络化经营，开展客户中心、网上银行、网上证券和网上保险等新型金融服务，在金融创新理论研究与实践方面取得较高水平的成果。总之，通过金融信息化科技攻关，将为未来的金融信息化搭建一个基本框架，而这一框架将成为中国金融业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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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元龙.加入456后的中国银行业发展战略研究[J]金融研究2000.3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动脉。但是金融本身具有的高风险性和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金融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1金融风险的现状以及原因思考
金融风险是一定金融资产在未来时期内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也是指任何有可能导致企业或者财务损失的风险。
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的教训看，金融危机最终表现都为支付危机。离我们最近的便是美国此次的“次贷危机”，仅占美国房屋抵押贷款10%的次级贷款危机会演变成人类历史上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雷曼、美林、AIG等跨国金融巨头如此不堪一击，连一向被认为投资避风港的货币基金也不再安全。
由于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资产证券化可以转嫁风险，银行和住房抵押按揭机构放松信贷标准，不必再担心借款人违约和坏账风险。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通过成立专门目的公司（SPV），买下这些风险极其高的次级债，精心设计和包装后再以此抵押，发行一种结构性投资产品——债务抵押债券（CDO）。为了能顺利销售，信用评级公司再将CDO拆分打包成不同风险级别债务层的CDO。为了吸引投资者，发行机构再以CDO为基础，衍生出信用违约掉期（CDS）。当美国长期低利率政策的预期破灭后，这一脆弱的平衡瞬间瓦解：房屋价值缩水、利率提高。借款人停止支付月供；CDO评级下降，价格缩水；CDS也无力补偿，为了偿还投资债务，投资者只有竞相抛售持有证券，“金融恐慌”闪电般扩散。论文
2我国金融业风险现状
我国金融业目前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传统体制的影响以及监管失效导致的违规。由于长期积累的体制性、机制性因素，国有企业建设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贷款，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再加上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善，造成庞大的不良债权，导致金融资产质量不高。近年来，我国证券、期货市场一直存在大量违法违规现象，一些证券机构和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与少数银行机构串通，牟取暴利，将股市的投机风险引入银行体系；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逃避国家监管，违规进行境外期货交易，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
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信息披露是我国金融监管的主导性制度安排。信息披露也可以称“信息公开”，受到我国金融立法的重视，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的重要制度。从经济学上来考虑，在信息化的时代，有效的信息披露能为经营者和购买者提供充分的信息，有利于正确的投资决策的形成，而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信息披露制度能有力的防止由于信息不对称、错误等导致的不平等现象，防止信息垄断和信息优势导致的不公平。
3如何防范和预警金融风险
金融机构在具体的金融交易活动中出现的风险，有可能对该金融机构的生存构成威胁；具体的一家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而出现危机，有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构成威胁，会导致全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如何防范和预警金融风险成为至关重要的课题。
3.1稳健经营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稳健经营是我国金融机构比较现实和理性的选择，既可以不因保守而无法分享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也可以避免因激进而导致的重大经营失误。首先，任何一家金融机构的发展都应该是适度的。真正可持续发展不应受宏观环境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忽快忽慢，而应始终坚持稳健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朝这自己的战略目标前进。美国的“次贷危机”充分说明了稳健经营的重要性。只有结构合理，才可能持续地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速度。其次，任何一家金融机构的发展都必须坚持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原则。金融机构能够承担的风险受限于所拥有的资本，从而决定多少盈利。如果所承担的风险超过资本金，就会处于一种高危的经营态势，偶然的波动都可能引发经营危机甚至倒闭，而一家金融机构的倒闭往往又会引起连锁效应，造成金融危机。
3.2传统信贷业务的底线，做深、做细、做透次贷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金融机构为追求过度利润而过度投机，过分迷信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分散作用，从而使其偏离了金融业经营的基本准则，而这些准则有助于经营从源头上规避风险。这些基本准则包括：审慎评估借款额度对银行和借款人的合理程度；关注借款人的现金创造能力；评估借贷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等等。
3.3保障金融安全，就要加强金融监管，将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金融风险最大就是机构风险，所以，金融机构就要在国家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练好内功”，完善内控机制。在我国，立法和执法一直都重视国家监管，而对金融机构的行业自律和内控机制的完善没有足够的重视。这种内控和外控的不平衡削弱了外控监管的效果，无益于金融整体安全。而信息披露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再加上监管对信息披露的制约，就有利于将国家金融监管的外控机制转化为金融机构的内控动力。国家监管对信息披露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的要求，就势必会给金融机构经营造成压力，使其增强透明度，保持良好的经营状态。
3.4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完善相关政策一方面，要增强风险意识，密切关注流动性资金的去向，尤其是汇市、房市、和股市的去向，避免由结构性泡沫演化程整体泡沫；另一方面，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相关的交易规则。第三是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增强抗风险能力。
（一）金融风险方差度量的分析方法及其改进此方法是最早采用的分析方法，它主要采用方差的方法对金融数据进行计算，从而得到方差，通过方差的大小进行评价。此方法容易让人理解，也好操作，由于其的适用性广，简便性强，在各个金融机构都是很常用的方法。但由于其计算的复杂，人们正在对其计算进行摸索研究，后来对方差方法进行了改进，发现了下侧风险的分析方法，通过计算下半方差来对风险进行评价，但因为计算设计的不合理的问题，也会对金融风险度量的分析带来不便，此方法也需要进行改进。
（二）金融风险度量的灵敏度分析方法灵敏度分析方法是对金融风险度量的线性度量，它测定的是市场因子的变化与证券组合价值变化的关系。常在固定资产市场、股票市场和衍生工具市场中使用，“凸性”代表了衡量利率变动时长期的变动，“伽玛”是在反应衡量标的资产变动的情况下“德尔塔”的变动。“凸性”和“伽玛”两个指标都是只度量一个金融变量中二阶金融风险的大小。此分析方法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局部的分析变化、对产品类型太过依赖，不能在所有产品中使用、分析出的数据不稳定大，也会出现风险等对此分析方法的推广使用上不可靠，也限制它的广泛使用。
（三）金融风险度量的VaR分析方法及其改进VaR的分析方法是现在一种新发现的金融风险度量的分析方法，相比以前的分析方法，具有更广泛的用途，可在不同金融市场中进行评价；容易让人接受，可以短时间内进行操作，但此分析方法也有一定的不足，此分析方法适合在没发生危险的市场中，当极端危机出现时就不能正确评估，对数据的分析不能全局分析等，这些分析的缺陷促使对其进行改进，出现了极值分析方法、半参数分析方法，这些分析方法都是利用观察到的尾部分布的指数特性来估计。这些分析方法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摸索研究而得到的，但每种分析方法都不是最先进，随着金融问题的越来越复杂，也会有更新的方法出现。
二、多维度金融风险度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实例分析
金融风险度量的统计分析方法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的改进，每种金融风险评价模型都是通过分析方法进行验证的，采用VaR的分析方法对我国金融机构中2004-2012年间5个维度金融风险度量进行分析。对金融风险度量进行5个维度进行评价，如宏观经济维度、银行与货币维度、泡沫维度、外部冲击维度和债务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后进行VaR方法的计算，得到的结果见表1。从表中可以发现：宏观经济维度的金融风险的VaR值在[0，2]之间，说明其不同年份中波动性相对于其他几个维度的变化是最小的；银行与货币维度风险的VaR值在[0，5]之间，说明其不同年份中波动性是比较大的；泡沫维度风险的VaR值在[0，6]之间，说明其不同年份中波动性也是较大的；外部冲击维度风险的VaR值在[0，8]之间，说明其不同年份中波动是最大的；债务维度风险的VaR值在[0，3]之间，说明其波动性也是比较小的。
1、影子银行是传统金融业务的有益补充
首先，影子银行能及时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对于那些筹资困难的中小企业或微型企业来说，影子银行业务可以暂时缓解其资金短缺的局面，帮助其顺利渡过难关。这在宏观上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的职能空缺。此外，商业银行为了扭转存款量下滑的局面，纷纷推出银行理财产品、委托贷款等中间业务，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的商业银行已具备从单一功能的传统银行向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的创新型金融企业转型的能力。
2、影子银行有助于推动金融业务创新
影子银行的出现有助于推动我国金融业的创新与发展。可以说我国影子银行业务的活跃与发展是我国金融深化的体现，也是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与创新的必经之路。影子银行的出现，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多元化融资结构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金融业正在从功能结构单一的传统商业银行向以“需求”为导向的，为客户提供包括投资、理财、风险管理、价值提升等一揽子业务在内的新型金融机构转型。
（二）影子银行带来的负面影响
1、影子银行对传统商业银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影子银行的出现和发展对商业银行带来了不利影响。首先，影子银行业务扩大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管理二0一四•八财经论坛经营和交易的主要对象是货币资金，它从事着传统或创新的银行信贷业务，从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原有商业银行的部分业务和功能。由于影子银行的资金大多是源于短期的货币金融市场，一旦市场资金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商业银行出现挤兑风险。长期资产一旦不能及时变现，就会加速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产生。第二，影子银行使商业银行的存款规模下滑，降低了商业银行可自由运用的资金比例。由于商业银行储蓄存款的利息率远低于民间融资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因此有越来越多的资金被投放到影子银行机构中，导致脱媒资金（指绕开银行等传统金融媒介而获得的存款或贷款）流向直接融资市场，增加了社会的直接融资规模。而商业银行的存款则大幅减少，严重影响了传统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营。第三，大量影子银行业务依附于传统商业银行，蕴含传导风险。由于影子银行的自有资金有限，其快速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多数来自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因为借助商业银行的资金和渠道快速发展形成了塔式融资链条，但因其不享有最后贷款人保护，容易因资金链出现断裂而破产，破产造成的损失将由私人金融机构买单，而其中的风险也会迅速传递、渗透到银行。
2、影子银行影响货币政策效果
随着影子银行的发展，其控制和影响的资金总规模越来越大。因此，仅统计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已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资金供需情况。影子银行的发展，还大大改变了我国金融体系的传统结构。由于大部分影子银行业务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不受货币政策的调控，影子银行的真实融资规模和资金投向并不明确，因此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同时影子银行系统的活跃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对央行的基础货币调控和货币供应调控也有很大的影响，大大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此外，由于社会融资的严重“脱媒”，导致货币政策对于信贷规模控制的效力减弱。加之影子银行为了追逐暴利，通过创新规避了监管，监管的缺乏从客观上削弱了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
3、影子银行影响我国的金融稳定
我国大量存在的民间借贷以及大型企业的委托贷款等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资本的虚拟化，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当影子银行受到外部冲击时，就会把风险通过链条传导给整个金融体系。此外，影子银行还导致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影响了我国的金融稳定，主要表现在：首先，对正规金融机构资金融通功能和渠道形成了冲击和挤压，影响了正规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营。其次，严重威胁了居民的经济利益。迅速发展起来的银信理财业务由表内转向表外，从而脱离了机构的监管，潜在的风险会威胁到居民的经济利益。
二、我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
从根本上来讲，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解决影子银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当前很多影子银行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私募基金等做的业务事实上就是高利贷。高利贷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制约乃至传销式的放贷行为，更可怕的是任何机构和个人为追本逐利，通过各种手段获得银行资金后发放贷款，形成人人放贷的恶性循环。我们相信二元化的利率体制一旦破除，让资金能够“随行就市”，高利贷的市场生存空间将会大大降低，当前中国的这种影子银行模式也将很快失去生存的土壤。
（二）正确对其进行引导和监管
影子银行的出现和壮大证明了其具有客观的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正规金融渠道的有益补充。因此如果一味的禁止会造成金融系统的效率地下，并会导致更多的资金被迫转入地下；如果放任其发展，又会对我国金融系统的良性运转和实体经济运行造成不良影响。因此，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逐步将民间金融引入正规的金融体系，以影子银行业务为契机，提升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水平，有针对性的退出自己的创新产品，活跃金融市场氛围，引导其在阳光下健康发展。此外，对于社会影响恶劣的比如非法集资、地下钱庄、金融传销等行为，要坚决加以遏制。尽快建立影子银行风险评估体制，加强风险预警，加大监管力度。
1金融系统稳定的重要性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陆续实施金融自由化和放松金融管制之后，全球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和频率与之前相比有很大幅度地增加。在Bordo和Eichengreen（1999）的一项有关金融危机的研究中，他们选取的21个样本国家在1945~1971年期间，只发生了1次银行危机。但就在1975到1997年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国共发生了54次银行危机。
大量金融危机研究表明，银行危机通常处于金融危机的核心地位，并且决定着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近年来的经验证据也表明了这一点，例如，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之所以比1998年的巴西危机持续的时间更长，带来的危害更大，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银行系统的问题。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如此严重，关键原因也是由于银行系统卷入到危机之中。
在2006年12月之前，中国将向外国全面开放银行业。随着金融部门越来越开放，其面临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不稳定的因素将不可避免地增加。银行业本身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因为银行是一个通过短期负债与长期资产的结构来创造流动性，并且实行高负债经营的行业。货币不匹配是开放银行业脆弱性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加之我国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的问题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严重得多，因此在未来几年内银行系统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会加大。所以，维持银行及金融系统的稳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要，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十分关键和棘手的问题。
2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与金融危机
有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相关文献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3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了危机国家经济基本面的恶化；第二种观点强调了投资者自我实现的恐慌；第三种观点强调了政府提供的担保所产生的道德风险。虽然这3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金融危机，但是并没有主要关注处于微观基础的银行。实际上，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不仅是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增加了危机的严重程度和所付出的成本代价。公司治理不仅对于单个的金融机构，而且对于金融系统甚至整个经济系统都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近年来发生的许多金融危机，例如亚洲、俄罗斯和拉美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薄弱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机制。
公司治理结构是联系公司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制度安排，并通过公司所追求的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以及监督这些目标的绩效为企业的运作提供了一套机制，以使各利害关系人在权利、责任和利益上相互制衡，实现公司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良好的公司治理应为董事会和管理层提供恰当的激励机制去追求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的目标，并能够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以及更好地利用公司的资源。
良好的公司治理不仅对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维持金融系统稳健和抵抗外部冲击的一个关键因素。Johnson和Boone等的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特别是对中小股东保护的有效性比标准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方法更能够解释金融危机。那么，作为处于金融系统主导地位的银行来讲，其公司治理是否薄弱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更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近年来一些国家的银行监管当局开始越来越重视银行的公司治理在促进金融稳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在日常业务中，银行面临着各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内部操作风险等。对这些风险处置不当会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需要银行部门能够识别、监督和控制这些风险。而良好的公司治理则是实现有效风险管理的基础。
因此，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公司治理对金融系统稳定的影响得到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极大关注。例如，金融稳定论坛（FSF）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OECD公司治理原则》作为衡量金融体系健全与否的12个主要标准之一。同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将公司治理结构纳入其对银行的监管内容中。1999年该机构了《加强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从银行价值取向、战略目标、责权划分、管理者相互关系、内控系统、特别风险监控、激励机制和信息透明度等八个方面阐述了良好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所必备的基本要素。
3中国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缺陷
经过不断的金融体制改革，中国的金融体系逐步实现了多元化。但目前银行业金融资产在全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占绝大多数比重，其中银行业又以四大国有独资银行为主体。截至2003年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占到全部银行业资产总额的55%，并承担着全社会80%左右的支付结算量。这种十分薄弱的治理结构造成了巨额的不良资产和过高的不良资产比率，大大增加了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中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全体公民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所有者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国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出资者，享有剩余索取权，但国家是一个非人格化的产权主体，真正人格化的产权主体是全体公民。但对每一个公民来讲，其并没有足够的动机、资源和能力去监督银行。国家政府可以看作是每个全体公民的人，然后政府通过具体的行政机构把经营权利交给其委派的官员行使。这时，一方面国家政府的目标是多元化的，追求银行价值的最大化并不是其最重要和唯一的目标。另一方面，对于实际行使经营权的政府官员来讲，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出现极大的不匹配，而且政府官员的首要目标是行政目标而不是所有者目标。这种从全体公民、中央政府、管理机构一直到经理人员之间的具有行政性的层层委托关系，使作为所有者的全体公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地保护。
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其控股股东基本上仍是国有企业，使得这些银行也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行政色彩并普遍存在着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问题。普通股股东无法对经理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其利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3.2对经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强，鼓励了经营者的漠视风险和欺诈行为
与行政体制高度一致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设置，一方面使得银行的贷款决定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另一方面使得总行对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缺乏监督和控制。参照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制定的薪酬制度，不能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反而增长了经营者进行欺诈和权力寻租的动机。例如，广东佛山的冯昌明与工商银行广东分行、佛山分行等有关银行高层管理者内外勾结，涉嫌骗取贷款70多亿元。
3.3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市场尚未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
一是通过股价变化和接管威胁，进行产权交易的资本市场可以起到约束公司管理层的作用。但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并没有这样一个资本市场，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而大大削弱了资本市场的对管理者的约束作用。二是虽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倾向开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银行业市场仍然处于金融抑制下的行政垄断状态。在政府的普遍而深入的保护和干预下，使得本来在金融体系中就居于绝对主导的银行业忽视了风险控制和经营绩效的改善。三是在有效的经理市场上，企业经理作为人力资本，其价值取决于市场对经理在知识、经验、诚信度和经营业绩等方面的评价。但银行经理人员的选择往往受到政府的干预和影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
4完善中国商业银行治理，增强金融系统的稳定
完善银行业的公司治理必须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所以公司治理的完善不仅仅限于内部治理结构，笔者认为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起合理的股东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各项具体职责和权利。在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处于股份制改造进程中的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机构，但仅仅有形式上的架构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增强具体操作和执行的有效性，真正建立起对相关责任人的有效激励、制衡和惩罚机制。特别是对没有尽到自己职责以及违反法规的责任人要给予相应的惩罚。
(2)在银行业的相关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市场建立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通过建立和完善进行产权交易的资本市场约束银行的公司管理层，通过消除政府对银行业的过度干预来增强国有银行的风险和竞争意识，通过消除高层管理人员的政府任命制来形成有效的经理市场。通过破产、接管、并购和重组等潜在威胁来约束经营不善的银行，降低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问题。同时，成立专门的担保机构对存款人实行有限的担保，降低由国家对国有银行实行无限担保所带来的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3)健全与金融机构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增强法律的有效执行和法治建设，其中后者显得更为重要。法律的有效执行一方面可以保护银行对贷款进行有效回收，另一方面可以抑制大股东和内部管理人员侵害广大存款人和小股东的利益，这是维持银行系统稳定不可忽视的部分。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农业产业化打破了原有农业发展的产业边界，涵盖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联结了农民、企业与市场，实际上贯穿了传统的一、二、三产业。在资金配置方式上，由于产业化过程中在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方式会出现变化，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相应地会出现变化。一是龙头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二是农户的生产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三是农业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此外，农业产业化所需的标准化建设、信息化建设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然而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各级政府的财力有限，龙头企业的整体实力不强，农户的资金实力较弱以及社会资金流入产业化的渠道不畅，导致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需资金严重缺乏，农村金融的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一、现有农村金融信贷产品和服务不能满足农业产业化需要
农业产业化需要多层次、多渠道的资金投入，而金融投入是投入主体。目前农业投入主要来自财政、银行、农户(家庭开发经营支出)。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计算，近十年在财政、银行、农户的农业总投入中，财政平均占17％，银行平均占61％，农户占22％，三者总投入平均增长20，6％，其中财政占7％，农户占17％，银行占76％。但是，相对于农业产业化巨大的金融需求，现有农村金融信贷产品和服务仍难以有效满足客户需要。
(一)从金融层面分析
1、政策性银行支持范围狭窄。农发行调整职能，将业务范围由原来重点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向农产品转化企业拓展，在拓展新业务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从其支持的范围来看，支持对象仍局限于粮油购销企业和粮油深加工企业，对畜禽养殖业、竹制品加工业、丝绸加工业等产业较少介入，支持“大农业”目标未得到充分体现。而农业产业化是以“大农业”为前提的。
2、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外流。从县域商业银行近年情况来看，存差逐年扩大。由于上存资金元风险，收益性高，县辖国有商业银行均将吸收的存款通过二级准备金形式上存到市级分行，然后再以同样形式上存。县域资金向上级金融机构集中，减少了支持县域经济的资金来源。
3、农村信用社重负难当。随着农业银行在乡镇网点的减少，农发行业务缩小为粮棉油收购贷款及农村合作基金会全部撤并，客观上赋予农村信用社独立支撑农村金融主渠道的职能。但由于当前农村信用社正值改革攻坚阶段，资本充足率较低，抗风险能力弱，面对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产业化蓬勃发展而产生的资金需求，显得力不从心。
4、担保基金品种单一，规模较小。虽然地方县市设立了农业产业化担保基金，但专门针对农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担保基金数量有限，且担保基金的规模不大。这对于农业产业化经营资金需求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农业产业化企业扩大生产的资金需求。
5、信贷资金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不足。我国产业化发展时间不长，大量的企业还未达到规模。由于原有贷款制度的制约，信贷资金往往向大公司大企业集中。由此产生的“马太效应”，压挤了一些成长型农业产业化企业的信贷资金来源空间，制约了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
6、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善。一是供需不能由市场信息反映调整，利率机制不完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优势在于其小范围内的信息资源，能降低监督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性。但目前的集中贷款决策权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无法对农村金融的需求变化作出灵敏的反应。信贷等金融服务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二是大宗农产品期货市场、保险市场、担保市场等还未完善。
(二)从农业产业化层面分析
1、市场竞争力不强。目前大多数农业产业化企业规模不大，产业链条短，科技含量较低，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品牌意识不浓，抵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受支配的地位。竞争力不强制约了其融资需求。
2、财务管理不规范。大多数农业产业化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自身运作不规范，生产经营多为家族式管理模式，且缺乏规范的财务管理，甚至提供虚假报表，因而难以取得金融支持。
3、有效抵押不足。大多数农业产业化企业起步较晚，规模小，家底薄，有效资产存量少，而要取得扩大再生产贷款必须有可行的担保单位和抵押物，但由于其自身抵质押不足，信用评级低，寻求担保单位较难，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往往因此得不到满足。
4、保障体系不健全。农业是弱势产业，整体效益比较低，受自然环境(如台风、禽流感等)的影响大，而目前农业保险体系、农业风险补偿体系、农业担保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使农业及其产业化经营的弱质性显得尤为突出。同时，农业发展对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又较高，特别是一些成长型农业产业化企业更是需要大量信贷资金投入，在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可能为防范风险而谨慎投入信贷资金，从而使企业丧失发展良机。
二、构建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体系
(一)积极发展农村各类金融组织，建立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机构
应当建立以非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基于市场机制的、受法律制约的、规范的金融组织。
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是实施“三农”资金支持，逆市场配置资金，增加农业农村资金投入的重要手段，是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有效结合的支农方式。农业发展银行通过对符合国家发展意图的农业政策扶持项目的直接或间接投入，可以诱导更多的商业性、社会性资金投入，形成乘数效应，以达到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目的。
农业银行要调整发展的思路。鉴于农业发展银行功能仍然缺位、农村信用社实力有待增强、民间金融尚需规范等历史和现实因素，农业银行应是有限度而不是完全的商业化。要积极支持乡镇优质企业二次创业，作好与农村信用社的市场交叉定位。由于农业银行继续部分政策性支农业务，国家应在税收等方面给予适当优惠和补贴，人民银行也应给予其更多的优惠再贷款，解决支农资金不足和成本过高的问题。
要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要明确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完善其治理结构。农村信用社应按合作制原则进行改革，恢复其作为农民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的本来面目。建立产权明晰、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管理科学民主的产权制度。在政策上给予农村信用社更大的支持，在利率的确定方面应有相对于商业银行更大的浮动空间。
邮政储蓄要大力推进小额贷款的试点，为加人产业化环节的农户提供更及时的资金帮助。要建立规范化的中央银行对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支持制度，借此促进邮政储蓄存款回流农村。
国家要扶持农村各类金融合作组织的发展。目前，广大的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的资金，基本上是依靠自身的积累和农村中的私人间借贷发展起来的。农村中私人间借贷每年可以达到几千亿元，这个事实说明，各类金融合作组织具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村镇银行的试点在这方面是个有益的尝试。
(二)优化投融资环境，确保农业投融资持久、高效运行
健全的农业投融资机制和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有利于吸引资金投入农业，稳定农业企业的资金来源和有效运用农业资金。应探索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应逐步把农业保险业务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要加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财政应对农民、农村企业所交纳的保费以及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亏损提供适当补贴。通过政府补贴或委托的方式，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进入农业保险市场为农业原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建立农业保险、大宗农产品期货和信用登记系统，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
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通过建立诸如农业风险基金等专项基金和开展农业保险工作，对因遭受洪灾、虫灾等自然灾害及其他意外事故而造成的损失给予适当补偿，解除农业投资者的后顾之忧，增强他们对农业投资的信心和决心。要优化农业投资环境，使农业资金持久投入、高效运行。
(三)完善农业产业化金融服务
金融机构要着手制定当地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贷款业务发展规划，明确近期及中长期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及发展措施。
农发行要突出支持产业化龙头企业、特色加工企业，营造农发行信贷业务的品牌优势。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贷款业务发展规划，有目标、分步骤地实施营销和发展战略。要积极巩固现有客户，着力培养一批优质客户，适当集中审批权限，抓好制度建设，探索积累经验，可适当下放审批权限，扩大省分行审批权限，并赋予二级分行一定限额内的贷款审批权限，提高办贷效率，壮大优质客户和黄金客户群。金融机构要在促进粮油产业化和加工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风险是在一定环境和期限内客观存在的，是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非金融企业主要面临的风险可以分为六类：一是环境风险，主要是指企业所在的整体经济运行环境的系统性风险，如国家法律及经济政策风险、社会整体信用风险等；二是战略风险，指对企业战略的分析与制订、评价与选择、实施与控制，以期为企业发展获取最大安全保障的动态管理过程，如企业经营定位、对外并购投资、产品研发等；三是财务风险，主要指公司财务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维护，主要是对于以现金流为核心的流动资产的管理风险，以及外部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经济变量的影响；四是运营风险，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对外和对内的管理风险，如内部的安全生产、人力资源、网络安全等，以及对外的合同和供应链风险等；五是市场风险，指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变化给非金融企业带来的现金流和利润的不确定性；六是危害性风险，主要是指由于意外事故所引发的企业经营风险，如火灾、交通事故以及偷盗等导致企业不能正常运转。现代企业所处环境日新月异，承受不了风险可能带来巨大损失，因此，企业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迫在眉睫。
一、全面风险管理理论
1.风险管理的目标
总体目标就是使用合法合理的手段，通过风险识别、计量和控制，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实现经济单位价值最大化。
2.风险管理一般模型
风险管理的一般模型为风险的识别、风险的衡量、风险的处理以及风险处理效果的检查与评价。
(1)风险的识别与衡量
实行全面风险管理，要求企业广泛、持续地收集与本企业风险和风险管理相关的内外部信息，通过筛选、提炼、对比、分类、组合，形成优势信息。再将这些精炼的信息用于进行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查找企业各业务单元、各项重要经营活动和业务流程中有无风险，有哪些风险。风险衡量就是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衡量风险发生的条件、可能性和发生后的影响。
常用的定性方法有问卷调查、集体讨论、专家咨询、情景分析、政策分析、行业标杆比较、管理层访谈、工作访谈和调研等。定量分析常使用统计推论法（如集中趋势法）、计算机模拟（如蒙特卡罗分析法）、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事件树分析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的基础上可以形成风险度量模型，便于企业今后识别与衡量风险。但是应该根据环境的变化，对模型的假设前提、参数等进行适当的调整，保证模型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在全面风险管理中，使用最为广泛的风险确认和排序工具是风险图（风险坐标图），即把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发生后的影响程度，作为两个维度绘制在直角坐标系上。绘制风险坐标图的目的在于对多项风险进行直观的比较，从而确定各风险管理的优先顺序和策略。
(2)风险的处理
在对风险进行识别和衡量之后，对于不同的风险就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风险管理策略可以分为控制型风险管理技术和财务型风险管理技术，前者主要包括避免、预防与抑制、分散等，后者常见的有自留、转移、对冲。
当风险发生频率较高，风险严重程度较大时，一般采用避免策略。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具体方法：剥离，退出一个市场或剥离一个产品、业务；禁止，不从事高风险经营活动和交易；停止，重设目标、集中策略、重新调动资源，停止特定活动；瞄准，对准商业发展和市场扩展的机会；筛选，避免低回报项目；根除，在风险发生的源头上设计并实施内部控制流程，这是全面风险管理的精髓，也是风险管理的核心。
对于严重程度较低的风险，当发生频率较高时，要通过设计内部控制流程进行预防和抑制；当发生频率较低时，企业可以采取自留的策略，自行承担。风险自留策略不完全是被动地承认风险，也可以通过对产品、服务的重新定价，自我保险和应急计划来进行主动的风险自留。
对于发生频率不高但风险影响程度大的风险，企业一般可以采取保险的方式来进行风险管理。但是并非所有的这类风险都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得到保险，对于剩余的这类风险，企业可以采取一些财务型的风险管理技术，如转移和对冲，甚至对其中的机会型风险（可能带来赢利的风险）可以采取利用的策略。
(3)风险处理效果的检查与评价
风险是动态的，所以应继续跟进管理后的发展态势，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措施，使风险得到控制。同时还要对风险管理进行效果评价，即成本—收益分析。企业应定期总结和分析已制定的风险管理策略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结合实际不断完善。
二、风险管理实证分析——以P公司为例
P公司是无锡市一家外贸工厂，年出口额数千万美元。
首先，外贸业务员与客户联系，确认交易并签电子合同；然后外贸业务员向工厂下单；工厂完工后，货物连同单证员制作的单据一并交给货代，货代在指定时间内把货物运到指定港口；外贸业务员在货货之后通知客户，客户按指定方式和金额付款，外贸业务员在确认收到款后将提单等单据寄给客户，客户凭单据取货。这是一套简易的外贸业务流程。在现实中，P公司和客户并不常用信用证方式，一般用TT方式。
根据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和美国COSO委员会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框架，针对P公司来设计一套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1.目标设定
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时，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即“要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中的正确的事。企业应该先设立一个大目标，然后将目标细分到各个职能部门，如财务部门，生产部门等。在设立总体目标时，最容易出现的误区就是把企业中面临的某一个问题突出并扩大化，如外贸企业将外汇风险视为最主要风险并只对其进行“全面风险管理”。若外汇风险是企业最大风险，那么在设置全面风险管理时，总体目标就应该是围绕外汇风险进行全面风险管理，细分目标时则把与外汇风险管理相关的其他风险的管理和风险源的控制一一设定目标。
2.内部环境
风险“牵一发动全身”，风险管理就需要全员参与，是为全面风险管理要素之一也。企业的内部环境包括风险管理哲学、风险文化、董事会操守和价值观、能力、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风险偏好、授权和责任、人力资源政策。内部环境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受企业目标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企业目标。
对于P公司来说，企业高层首先要有良好的操守和正确的价值观，拥有先进的管理哲学、立体且独到的经营风格。公司员工应该明确企业的目标，在高层和中层管理者的带领下，在公司里建立风险文化。风险文化的建立需要P公司高层的支持，中层管理者的坚决和员工的贯彻，需要各部门在水平沟通和垂直沟通上下功夫，需要考虑了风险的员工权责和薪金的一系列人力资源政策，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风险管理人才，这样，P公司就形成了一个适合自身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构架。
风险管理实践中在构建内部风险管理环境时最大的困难是执行力问题和水平沟通问题。当战略明确后，如何布置合理的战术，如何贯彻执行，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之一。执行力是企业“核心战术”与企业“战略性能力”的外化，它是企业“目标系统、动力系统、信息系统、结构系统、路径”的合力。执行力不是一两个部门或几个中高层能够做好的，而应该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文化，制定合理的良好的制度，坚持贯彻执行，并进行严格的监督、控制及反馈和修正等。
3.风险识别、评估和处理对策
P公司应该收集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本行业状况、国家产业政策，主要竞争对手相关资料，市场供求信息，客户信用情况，相关法律法规等大量信息，然后进行处理，确认公司面临的战略、财务、市场、运营、法律等风险，再利用风险坐标图进行风险评估，然后根据理论进行对策处理。
例如，P公司面临着客户信用风险和外汇风险。对于信用风险，可以要求客户预付30%-40%的订金，因为P公司生产成本基本在合同金额的30%左右。而对于外汇风险（主要是外币应收款项），可以采取远期外汇交易、金融衍生品等进行风险管理。
这个环节对企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并非不可做到。企业最常犯的毛病就是在评估和处理风险时，放大或缩小风险的影响，出现过于偏重某一风险或不重视另一种风险。企业应该平静地对待各种风险，同时要一视同仁，对于每一种风险都要准备几种处理对策，在风险事件发生后如何将损失降到最低也应有几套方案。企业应该深挖各种风险管理工具，如外汇风险可以使用计价货币法、提前或推迟结算法、远期交易法、期货法、期权法等，尤其以各种方法的组合策略更有挖掘潜力。
4.风险处理效果评估
在对各种风险采取各种措施之后，应该及时总结和评估效果，不断修订和完善P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例如对于外汇风险，P公司应该对头寸下的收入情况和采取保值措施之后的收入情况进行对比，然后再和可以采取的方式下的理论收入进行对比，便于今后面对类似情况选择更为合理的工具。
企业往往会忽视这一过程，但是，在控制住一个风险的同时，往往会产生另一新的风险；风险管理的技术再好总会有局限性。所以，对风险管理进行跟进和效果评估对于企业微调风险管理十分重要。这一改进过程也体现了企业对于风险管理的认识程度和执行能力。
5.监控
P公司高层应对主要风险的监控保持独立性和连续性。有条件时应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设立首席风险官（CRO），并保持其权责的独立与透明。
有条件的企业可以设立独立的监控部门甚至是监控委员会。
三.结论与建议
1.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是一个策略流程，代表企业态度和行为以及水平的分水岭。在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时，首先建立风险管理文化，让整个企业参与到风险管理中来，提高员工风险意识和专业素养十分重要。
2.由于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对企业的要求较高，但是其重要性又不言而喻，所以即使企业不完全具备一步到位的条件也应分步实施。先管理突出的重要风险，再由点及线管理一个到多个业务流程的风险，最后由线到面，将所有业务流程含概进来，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建立三道防线：各有关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为第一道防线；风险管理职能部门（有条件时应专设）和董事会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或者是公司高层）为第二道防线；内部审计部门和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或者是专业审计公司）为第三道防线。但是，风险管理的核心要求最好将风险控制在第一道防线上。
3.企业在进行风险管理时，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司内部也要建立起规章制度，防止道德风险因素带来的风险。
4.企业在制定风险管理的目标时，除了总目标和损前目标外，一定要有相应的损后目标和应急措施。当面临突发危机和风险造成损失后进行挽救，使风险造成的损害尽可能小。
5.监督与改进工作至关重要，企业除了自己进行外，还应该请外部专业机构进行，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增强企业竞争力。
1.财政、资金对国家财政安全的交互作用
财政和金融共同主导着社会资金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极大影响着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方向，二者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冲突[1]。财政与金融都以资金作为载体，均担负着合理、有效调控经济以稳定物价、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的职责，有效调控的实现需要以财政和金融的健康运行为前提，也需要财政和金融从不同角度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因此二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协调性，正是二者的协调为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了保障。然而，财政资金的筹集具有强制性，资金的使用具有无偿性，而调控重点在改善经济利益分配上，与金融非强制筹集资金、有偿使用资金、着重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等特点格格不入，因此，二者也存在着强烈的矛盾冲突[2]。这些矛盾冲突处理得当则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有助于维护国家财政安全，处理不当则会影响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最终也会危机国家财政安全。
2.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对国家财政安全的交互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是无处不在。金融风险是金融活动的内在属性，产生于多元的经济活动主体和不确定的经济活动，存在于一切金融活动[3]。由于金融与财政息息相关，一旦国家出现金融风险，国家财政为稳物价、保增长，势必扩大支出化解或减轻金融风险，扶持金融机构。这就打破了财政原有平衡，增加了财政负担，使得财政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危机。
由于经济运行因素、政治因素、自然因素、技术因素等因素的影响，国家财政也面临着一定风险。财政具有分配资金的功能，因此当面临风险时，国家财政会动用一定金融手段来解决消弭风险，这就将财政风险转嫁给金融，增加了金融风险，进一步削弱了对国家经济的调控能力，对维护国家财政安全是极其不利的。
综上所述，财政和金融各自存在着一定风险，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通过财政与金融的交互作用影响着国家财政安全。要规避或减轻两种风险对国家财政安全的影响，需采取有效手段对财政与金融的交互作用进行监控、预警，即建立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
二、建立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
目前，财政领域中极少有从财政金融交互影响的角度出发，建立国家财政风险预警系统的案例，但有学者通过研究国内外大量财政和金融案例，发现了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在形式与危害上的相关性[4]。因此，本文认为，要维护国家财政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亟需着眼于财政和金融的交互影响，建立一套能够有效预警风险的体系，防止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转嫁，引起国家财政和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失控。
1.系统的建立原则
财政金融交互影响下的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的构建应坚持国情性、国际性、宏观性、可行性等原则。
国情性原则是指系统建立过程中所涉及的指标、警戒线、风险权重等需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选取、设定，需符合本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政策，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特点和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风险预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系统建立的国际性是指系统需基于国际认准的金融风险管理指标和先进的财政风险管理理念，如《巴塞尔协议》、财政风险矩阵等[5]。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这样，国家财政就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双重风险。因此，建立的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需在指标概念及相关理念上与国际权威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同时预警国际、国内的风险，有效维护国家财政安全。
国家财政安全预警是国家财政风险的宏观管理，这就要求预警系统能够从宏观角度出发，整体性地反映财政风险。宏观性原则要求预警系统的指标具备高度概括性，且相互补充，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财政风险的总体状体和变化，能够实现对宏观财政风险的完整描述。
可行性是指预警系统中的各项指标是切合国家财政宏观管理工作需要的，是适应国家财政发展和改革需要的，且在数据获取方面具有方便、及时、准确、权威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预警系统得到切实落实，才能真正发挥风险预警作用。
2.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指标
财政风险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分为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其中显性风险包括直接显性风险和或有显性风险，隐性风险包括直接隐性风险和或有隐性风险。有学者结合汉娜财政风险矩阵和我国实际情况，指出国家安全财政预警系统应包含4个子系统、23个风险预警指标。4个子系统即直接显性风险系统、或有显性风险系统、直接隐性风险系统、或有隐性风险系统。
直接显性风险系统中包括财政集中率、税收弹性、财政赤字率、外债负债率、国债负担率、国债偿债率、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等10个指标，或有显性风险系统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资本充足率、失业率、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经产项目差额/GDP、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等7个指标，直接隐性风险系统包括预算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预算外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财政支出对财政收入的弹性3个指标，或有隐性风险系统包括M2增长率、股票市值/GDP、股票市盈率3个指标[6]。其中，直接显性风险系统中的指标透明度和确定性最高，风险可控性最大；有显性风险系统和直接隐性风险系统中的指标不确定性较大，可控性较小；或有隐性风险系统中的指标的不确定性最大，可控性最小。
这些指标涉及了对国家财政安全有重要影响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财政活动和金融活动，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家财政管理面临的风险因素，确可作为国家财政安全预警系统的预警指标。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1－0014－05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增强的态势，金融变得脆弱。世界银行一份权威报告显示：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IMF184个成员国中，银行业发生危机或有严重问题的就有141个（见表1）。[1]
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凸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重了国人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长期以来，我国的融资方式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特别是近年来银行信贷融资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且高达80%以上。这种金融结构失衡与融资形式的畸形发展使得我国的金融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二是银行体系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我国的银行系统不良资产的严重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早已成了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最大顽疾，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三是大量财政风险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据估计，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以上，占GDP的10%。[2]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因素。
从上述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的金融风险揭示出各国金融系统面临许多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和探究其形成的原因。目前理论界对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学家Minsky主要从企业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较系统的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形成是由于企业的过度负债引起违约和破产，从而使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债务，导致金融机构破产迅速扩散，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迅速破灭，金融危机爆发。[3]二是克瑞格（1997）年从银行的角度提出了“安全边界”这个概念。他认为：银行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来估计了安全边界，结果使得在经济持续稳定的时期，银行批准了对低于安全边界项目的贷款，使得银行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相对于资本实力的较大风险敞口，使金融业陷入周期性的危机之中。[4]三是投机家Solos提出了金融市场脆弱性假说。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有效的金融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由资产内在价值决定的均衡价格。因此，他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是金融体系脆弱性积累的重要来源。[5]
以上三大理论从不同地角度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金融风险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能够很好地解释某一种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但并不能完美地解释所有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形成。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的理论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自身，还广泛地来自于非金融部门以及金融交易主体运行的内外环境，而且调查数据衡量的结果是来自后者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调查以及其后的一些相关研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远比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很难从某一方面对其加以解释。如果我们借鉴生态学原理引入金融生态系统概念就很容易解决这一难题，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来自于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这种不协调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金融交易主体内部之间的非均衡；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内部制度环境之间的不协调；三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当金融生态系统失衡达到一定程度，其自身产生的调节物不能使其重新回归到新的平衡状态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至此，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研究金融运行和金融风险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金融生态系统的理论渊源
笔者通过系统整理国内外有关金融生态系统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演进划分为金融发展理论、金融资源理论、金融协调理论以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等四个阶段。
（一）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金融发展理论开始萌芽。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这些思想为后来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奠定了基础。1969年，戈德史密斯（RW．Goldsmith）出版了名为《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专著，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他把各种金融现象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即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金融工具是指对其他经济单位的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金融机构即金融中介机构，其资产与负债主要由金融工具组成的企业；金融结构即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1973年，麦金农（R.I，Mckinnon）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肖（E.S．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真正产生。麦金农和肖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获（Jose PhStiglitz）和阿瑟・威斯（Andrew Weiss）等人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理论。这些金融发展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与诠释。但是，复杂而漂亮的数学模型终究无法完全模拟并代替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上述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市场价格机制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其中蕴含以下两方面的金融生态系统观：一方面是金融的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地（政府管制）过度干预都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另一方面，金融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的发展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环境。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二）金融资源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领域和其它一切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借助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来实现均衡。麦金农和肖等人突出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金融业作为引致经济发展的“引擎产业”。他们探讨这一“引擎产业”如何通过自身的改变来刺激其他要素，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发展。而且更为侧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巧合的是，金融发展理论提出后的近30年间，金融危机就接踵不断，且多发生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致使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无计可施。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白钦先认识到亚洲国家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首先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即金融资源是区别于自然资源的，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殊资源。[6]
金融是资源，就把金融发展与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联系和统一起来，从而金融资源理论应运而生。它包含以下理论体系：一是将金融资源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第二层次是实体中间性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第三层次是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金融资源紧密相连，顺次一个比一个高。高层次的金融资源比低层次金融资源更难量化，但重要性更高、包容性更强。
二是金融资源理论的目标函数是金融效率的提高、(由金融效率的提高带来的)金融稳定、金融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用金融效率的提高和金融可持续发展代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其约束条件是在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性、外部性等条件和考虑金融创新、交易成本、金融监管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即金融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和金融资源的脆弱性。
三是金融效率是质和量的统一，强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即金融发展既不超前于经济发展，又不滞后于经济发展。金融效率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
四是金融资源理论提出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复合巨系统，在此框架下研究金融效率，可以采用“关联主义”的方法借鉴更多跨学科的成果，这可促进金融效率的深入研究和最终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
金融资源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1）金融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来合理配置资源。（2）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它不仅包括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还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3）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而金融效率的提高来自于金融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金融协调理论
1997年，亚洲爆发了对其自身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相当破坏力和波及力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传统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事件间的巨大裂痕。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国内许多学者不仅仅对“亚洲模式”产生了质疑，更对传统的金融理论提出了怀疑。山西财经大学的孔祥毅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和新金融成为驱动和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金融是否越深化越好呢?显然不是，要使经济协调发展，金融的协调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7]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显然已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动态配置问题。基于这种考虑，孔祥毅教授在金融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并将其定义为是在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和动态的方法，研究金融与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收益―成本、风险的分布与变化状态以及由此确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它是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确立了金融理论研究的三个层面：（1）金融资源各要素的协调开发与配置――金融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运行问题；（2）金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经济金融化条件下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即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功能；（3）金融资源与社会的协调问题――金融资源与文化、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金融协调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一是系统论的观点。依据系统论的思想，可以把金融作为一个大的系统来研究，因而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国内金融资源要素同国外金融要素的组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同时其运行机制还受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资源要素的制约和影响，整体效益将大于局部利益之和。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协调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否定了经济学分析“无摩擦的”新古典环境，创立了经济学研究的“新制度”环境。当一种制度协调时，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当这种制度不协调时，就会起阻碍的作用。通过制度学派理论把金融发展的内部协调作为其切入点，把金融交易主体自身之间的协调以及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的协调作为其核心思想。三是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观点。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阐述了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其观点是：国内外金融发展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就需要进行金融发展的对外协调。金融的内外协调就是在追求这样一种能够适应各国金融发展的信息，为经济金融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四）金融生态系统理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金融风险开始逐步显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研究界的目光最初主要集中于金融部门本身，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有关金融部门治理结构和金融腐败问题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和核心，它在渗透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也反过来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的影响。因此，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风险，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推动学术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周小川（2004）在金融协调理论的基础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的引入到金融领域，提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概念,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风险的成因问题，他分析了法律环境对金融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对金融生态系统进行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8]李扬（2005）指出，“金融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在国外是没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涉及到的问题也主要是中国特有的。[9]徐诺金（2005）定义，金融生态系统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10]这些专家和学者见仁见智，大大推进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应当说，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诠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和深入研究金融生态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两大缺陷：一是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必须有一系列的假设条件，而目前关于金融生态系统的解说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的研究。二是缺乏动态的、连续的理论研究。目前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来分析考察金融发展的问题还仅仅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分析层面，还不能真正解释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不能运用生态学的方法解决传统金融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构建金融生态系统的前提假设
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仿生领域，都是一大创新。既然是仿生概念，金融系统就应该是以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或是以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方式、或是以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方式工作的一个系统。按照生态学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定义，生态系统（eco-system）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统一整体。[11]我们运用生态系统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首先，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次，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再次，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最后，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由此可见，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系统要真正仿生成一个生态系统――即金融生态系统，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认为，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必须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假设前提下。
（一）金融交易主体假设
由于金融系统是金融主体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所以，金融系统要模拟成生态系统的第一条基本前提是：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而非经济体。本文所指的金融交易主体既包括资金供给者,又包括资金需求者和金融中介以及服务机构。具体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家庭以及政府四大部门。金融生态系统理论假定这四大部门都是生命体，而不是经济体，它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因为金融交易主体具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生命体特征：它们都有出生及死亡的生命周期现象；都是从竞争中形成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都与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而，要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研究金融系统，首先必须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体，而不是简单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体。
（二）货币循环假设
生态系统就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其特征是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能量的流动和由此推动的物质的循环。既然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特征的生物体，那么金融生态系统也就是金融生命系统和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这种组合是通过金融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的信用流动和货币循环来实现的（见图1）。因此，本文采用的第二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物质交换就是货币循环。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物质，而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货币循环来进行的，其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
（三）信用流假设
推动生物圈和各级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是能量在食物链中的传递，即能量流。与物质的循环运动不同的是，能量流是单向的，它从植物吸收太阳能开始，通过食物链逐级传递，直至食物链的最后一环。在每一环的能量转移过程中都有一部分能量被有机体用来推动自身的生命活动（新陈代谢），随后变为热能耗散在物理环境中。而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动力是信用在资金链中的传递，即信用流。与能量流不同的是，信用流是双向的，它从中央银行制造货币开始，通过资金链逐级传递，直至资金链的最后一环。因而，本文采用的第三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能量流动就是信用流动。因为，信用环境是金融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其与金融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信用流是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主动力，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都是通过信用流动来实现的。而生态系统中的能量也是由生物主体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也是推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因此，信用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四）政府行为假设
现代生态学告诉我们：人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要素，是生态系统中的最高级的消费者。但人和其它生物体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在生态系统中起主导和支配地位，它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可以能动地改造外部环境。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变化,于是就出现了人为地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以及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而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类似人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于是本文采用的第四个基本假设是：假定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在金融生态中政府既是制度的供给者，决定和塑造着金融生态环境，又是资金的需求者，广泛的参与到投融资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因此，它是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要素，同时，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和干预不仅会影响金融生态内外环境，而且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最终可能导致金融生态恶化。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型国家，政府的行为选择直接决定了我国金融生态的状况和发展的方向，政府的价值偏好奠定了我国独特金融生态图景的基本格局。因此，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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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3-0002-04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增强的态势,金融变得脆弱了｡世界银行一份权威报告显示: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IMF184个成员国中,银行业发生危机或有严重问题的就有141个｡
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凸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重了国人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长期以来,我国的融资方式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特别是近年来银行信贷融资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且高达80%以上(见表2)｡这种金融结构失衡与融资形式的畸形发展使得我国的金融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2)银行体系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我国银行系统不良资产的严重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早已成了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最大顽疾(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为例),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3)大量财政风险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据估计,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占GDP的10%｡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从上述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的金融风险揭示出了各国金融系统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和探究其形成的原因｡目前理论界对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学家Minsky主要从企业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较系统的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形成是由于企业的过度负债引起违约和破产,从而使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债务,导致金融机构破产迅速扩散,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迅速破灭,金融危机爆发｡二是克瑞格(1997)从银行的角度提出了“安全边界”这个概念｡他认为:银行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来估计了安全边界,结果使得在经济持续稳定的时期,银行批准了对低于安全边界项目的贷款,使得银行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相对于资本实力的较大风险敞口,使金融业陷入周期性的危机之中｡三是投机家Solos提出了金融市场脆弱性假说｡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有效的金融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由资产内在价值决定的均衡价格｡因此,他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是金融体系脆弱性积累的重要来源｡
以上三大理论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金融风险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能够很好地解释某一种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但并不能完美地解释所有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形成｡基于此,我国的理论界对中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原因进行的调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自身,还广泛地来自于非金融部门以及金融交易主体运行的内外环境,而且用调查数据衡量的结果是来自后者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调查以及其后的一些相关研究,使国人清楚地意识到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远比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很难从某一方面对其加以解释｡如果我们将生态学原理引入金融生态系统概念就很容易解决这一难题,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来自于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这种不协调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金融交易主体之间的非均衡;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内部制度环境之间的不协调;三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当金融生态系统失衡达到一定程度,其自身产生的调节力量不能使其重新回归到新的平衡状态则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至此,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研究金融运行和金融风险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渊源
笔者在系统整理国内外有关金融生态系统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演进划分为金融发展理论､金融资源理论､金融协调理论以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等四个阶段｡
(一)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金融发展理论开始萌芽｡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这些思想为后来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奠定了基础｡1969年,戈德史密斯出版了名为《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专著,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他把各种金融现象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即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1973年,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肖(E.S.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真正产生｡麦金农和肖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瑟・威斯等人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这些金融发展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与诠释｡但是,复杂而漂亮的数学模型终究无法完全模拟并代替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上述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市场价格机制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其中蕴含以下两方面的金融生态系统观:一方面是金融的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政府管制)地过度干预都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另一方面,金融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的发展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环境｡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二)金融资源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领域和其他一切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借助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来实现均衡｡麦金农和肖等人突出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金融业作为引致经济发展的“引擎产业”｡他们探讨这一“引擎产业”如何通过自身的改变来刺激其他要素,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发展｡而且更为侧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巧合的是,金融发展理论提出后的近30年间,金融危机就接踵不断,且多发生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致使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无计可施｡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白钦先认识到亚洲国家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首先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即金融资源是区别于自然资源的,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殊资源｡金融是资源,就把金融发展与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联系和统一起来,从而金融资源理论应运而生｡它包含以下理论体系:
一是将金融资源划分为三个层次:(1)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2)实体中间性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3)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金融资源紧密相连,顺次一个比一个高;高层次的金融资源比低层次金融资源更难量化,但重要性更高､包容性更强｡
二是金融资源理论的目标函数是金融效率的提高､(由金融效率的提高带来的)金融稳定､金融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用金融效率的提高和金融可持续发展代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其约束条件是在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性､外部性等条件和考虑金融创新､交易成本､金融监管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金融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和金融资源的脆弱性｡
三是金融效率是质和量的统一,强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即金融发展既不超前于经济发展,又不滞后于经济发展｡金融效率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四是金融资源理论提出金融是一开放的､复杂的复合系统,在此框架下研究金融效率,可以采用“关联主义”的方法借鉴更多跨学科的成果,这可促进金融效率的深入研究和最终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金融资源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1)金融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来合理配置资源;(2)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它不仅包括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还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3)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而金融效率的提高来自于金融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金融协调理论
1997年,亚洲爆发了对其自身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相当破坏力和波及力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传统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事件间的巨大裂痕｡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国内许多学者不仅仅对“亚洲模式”产生了质疑,更对传统的金融理论提出了怀疑｡山西财经大学的孔祥毅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和新金融成为驱动和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金融是否越深化越好呢?显然不是,要使经济协调发展,金融的协调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显然已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动态配置问题｡基于这种考虑,孔祥毅教授在金融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并将其定义为是在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和动态的方法,研究金融与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收益――成本､风险的分布与变化状态以及由此确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它是以 21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确立了金融理论研究的三个层面:(1)金融资源各要素的协调开发与配置――金融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运行问题;(2)金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经济金融化条件下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即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功能;(3)金融资源与社会的协调问题――金融资源与文化､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金融协调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1)系统论的观点｡依据系统论的思想,我们可以把金融作为一个大的系统来研究,因而作为子组织系统的国内金融资源要素同国外金融要素的组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同时其运行机制还受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资源要素的制约和影响,整体效益将大于局部利益之和｡(2)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协调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否定了经济学分析“无摩擦的”新古典环境,创立了经济学研究的“新制度”环境｡当一种制度协调时,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当这种制度不协调时,就会起阻碍的作用｡通过制度学派理论把金融发展的内部协调作为其切入点,把金融交易主体自身之间的协调以及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的协调作为其核心思想｡(3)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观点｡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阐述了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其观点是:国内外金融发展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需要进行金融发展的对外协调｡金融的内外协调就是在追求这样一种能够适应各国金融发展的信息,为经济金融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四)金融生态系统理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金融风险开始逐步显露,引起了国人的普遍关注｡研究界的目光最初主要集中于金融部门本身,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有关金融部门治理结构和金融腐败问题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和核心,它在渗透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的同时,也反过来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的影响｡因此,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风险,毋宁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推动学术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周小川(2004)在金融协调理论的基础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的引入到金融领域,提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概念,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风险的成因问题,他分析了法律环境对金融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对金融生态系统进行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李扬(2005)指出,“金融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在国外是没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涉及到的问题也主要是中国特有的｡徐诺金(2005)认为,金融生态系统可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这些专家和学者见仁见智,大大推进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应当说,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诠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和深入研究金融生态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但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两大缺陷:(1)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必须有一系列的假设条件,而目前关于金融生态系统的解说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的研究｡(2)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目前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考察金融发展的问题还仅仅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分析层面,还不能真正解释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不能运用生态学的方法解决传统金融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金融生态系统提出的基本假设
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仿生领域,都是一大创新｡既然是仿生概念,金融系统就应该是以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或是以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方式､或是以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方式工作的一个系统”｡按照生态学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定义,生态系统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统一整体｡
我们运用生态系统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和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1)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2)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3)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4)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由此可见,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生态系统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认为,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必须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假设的前提下:
(一)金融交易主体假设
由于金融系统是金融主体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所以,金融系统要模拟成生态系统的第一条基本前提是: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而非经济体｡文中所指的金融交易主体既包括资金供给者,又包括资金需求者和金融中介以及服务机构｡具体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家庭以及政府四大部门｡金融生态系统理论假定这四大部门都是生命体,而不是经济体,它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因为金融交易主体具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生命体特征:它们都有出生及死亡的生命周期现象;都是从竞争中形成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都与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而,要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研究金融系统,首先必须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体,而不是简单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体｡
(二)货币循环假设
生态系统就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其特征是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能量的流动和由此推动的物质的循环｡既然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特征的生物体｡那么,金融生态系统(简称金融生态)也就是金融生命系统和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这种组合是通过金融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的信用流动和货币循环来实现的(见图1)｡因此,本文采用的第二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物质交换就是货币循环｡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物质,而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货币循环来进行的,其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
(三)信用流假设
推动生物圈和各级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是能量在食物链中的传递,即能量流｡与物质的循环运动不同的是,能量流是单向的,它从植物吸收太阳能开始,通过食物链逐级传递,直至食物链的最后一环｡在每一环的能量转移过程中都有一部分能量被有机体用来推动自身的生命活动(新陈代谢),随后变为热能耗散在物理环境中｡而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动力是信用在资金链中的传递,即信用流｡与能量流不同的是,信用流是双向的,它从中央银行制造货币开始,通过资金链逐级传递,直至资金链的最后一环｡因而,本文采用的第三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能量流动就是信用流动｡因为,信用环境是金融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其与金融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信用流是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主动力,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都是通过信用流动来实现的｡而生态系统中的能量也是由生物主体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也是推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因此,信用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四)政府行为假设
现代生态学告诉我们:人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要素,是生态系统中的最高级的消费者｡但人不同于其他生物体之处在于,人在生态系统中起主导和支配地位,它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可以能动地改造外部环境｡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变化,于是就出现了人为地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以及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而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类似于人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于是本文采用的第四个基本假设是:假定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在金融生态中政府既是制度的供给者,它决定和塑造着金融生态环境,又是资金的需求者,广泛的参与到投融资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因此,它是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要素,同时,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和干预不仅会影响金融生态内外环境,而且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最终可能导致金融生态恶化｡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型国家,政府的行为选择直接决定了我国金融生态的状况和发展的方向,政府的价值偏好奠定了我国独特金融生态图景的基本格局｡因此,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Arestis,Philip and Demetriades,P.Finance and Growth:Institutions Considerations and Causality, paper, swansea U., April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