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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助于推进沿海特色农业发展发展现代农业，根本出路在科技，关键在人才。培育一批有科技素质、职业技能、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是当务之急。［7］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兼业农民相比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是具有稳定性、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责任观念的市场主体。［8］一方面，河北沿海特色农业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农业形式，急需具备现代观念和科学、技术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另一方面，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沿海特色农业的直接参与者、主要建设者、最终受益者，自身的特征符合河北沿海特色农民发展的迫切需求，对沿海特色农业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发展沿海特色农业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了新的内容《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决定发展河北沿海特色农业，为沿海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确立了明确的目标与方向。根据河北沿海特色农业要大力发展作物林果种植、水产畜牧养殖、加工、休闲观光等内容，沿海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可依据产业、作物类型分为种养殖技术、无公害防治、公共服务和市场营销人员培训等类别，使人才培养供需无缝对接，可有效避免培育的盲目性和无针对性。此外，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为沿海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关键性人才，保证了沿海特色农业发展的顺利进行。
二、河北发展沿海特色农业背景下新型农民培育存在的问题
(一)培训缺乏针对性，地区特色不明显河北沿海地区与其他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发展特色农业就是利用存在的差异发展，因而沿海特色农业所需的新型职业农民需具有独特的地区特色。目前河北沿海特色农业发展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只是实现了片面的结合，未实现更深层次的发展，导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缺乏针对性，地区特色缺失。一方面，农民培训工作依然沿袭旧的程式化培训方式，培训内容泛化，与农民的实际需求相脱离。国外发展经验表明，农民的培育离不开对农民培训需求的调查研究，依据农民的需求制订培训内容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并未制订具有特色化的乡土教材，仍然使用全国、全省性的教材，现存培训人员并不具备教授沿海特色农业相关课程的资历，都是一些基础理论的专家，具有当地特色的专家严重缺乏。
(二)培训缺乏资金保障，政府推动力度不足河北沿海特色农业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条件，但由于农业的弱势地位和综合产出效益较低的现状，河北沿海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面临资金短缺，政府推动力度不足的问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主要依靠财政投资，由于国家农业投资财力有限，农民培训经费很难得到保证，省有关职能部门利用财政补助开展了大量培训工作，但由于经费不足束手束脚。随着河北沿海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二三产业创造的经济效益大幅度增加，有关社会主体政策主要向经济效益更好的产业倾斜，对农业发展、农业培训的支持力度相对不足。农民培训经费缺乏，政府支持力度不足，阻碍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顺利推广。
(三)培训机构冗杂，系统性不强通过走访河北沿海地区相关农业培训部门，发现农民培训机构冗杂、培训内容重复，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河北省现存在的培训项目主要包括农业部举办的阳光工程，农工委组织的涉农培训，扶贫办组织的扶贫培训，科技局组织的科技特派员下乡，组织部举办的农村党员塑性教育等，涉及农民培训工作的有农业、农机、教育、劳动、扶贫、科技、国土环保等多个部门。各部门“各自为政”，在培训中缺乏必要的衔接和配合。虽多部门涉及到农民培训工作，但没有成立专门的农民培训领导机构，农民培训工作并未形成自上而下的体系，未对农民培训工作进行统一协调调度，导致农民培训工作效率不高。
(四)培训对象水平低，积极性不高河北沿海地区由于二三产业发展较快，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大量转移，目前农村现存劳动力主要是老人、中年妇女及上学的孩子，典型的“386699”大军，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绝大多数缺乏科技知识，对农业新技术推广热情不高，从事简单的农业种植、养殖。现在的农业培训主要是在他们中开展，多数人积极性不高，参加培训的目的是获得国家补助，在他们看来学习耽误生产、还会产生费用。对他们进行培训获得的后期效益非常低，导致资金、师资力量、农业资源的浪费，并未达到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沿海特色农业的目标。
三、发展沿海特色农业条件下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措施
(一)依据地区特色，制定培训计划培育沿海特色农业所需的新型职业农民，要以沿海地区特色种植业、畜牧业、休闲旅游业等发展为基础，结合产业特色进行培训，做到培训内容有目的性和针对性，从而实现发展特色农业的最终目的。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还要培养一支具有地方特色的师资队伍，该教师队伍应该具有沿海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基础理论知识，同时能够对农民进行现场指导。同时，还要依据沿海地区长期积累的农业文化积极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教材，包括音像制品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教材不仅适于因材施教，也易于理解。
(二)加大资金投入和政府扶持力度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一方面增加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将农民培训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逐年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建立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投入的多元化投入体制，解决农民教育培训经费不足的问题。鼓励和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民办培训机构参与农民培训工作。除了政府组织农民培育工作外，还要依靠社会力量支持农民培育工作，如发挥地方性龙头企业的作用，对自身员工进行培育的同时对农产品供应人员进行相关的技术指导。除了资金的注入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减免农业税，利用农业补贴政策，鼓励农民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通过对大型企业减免税收，鼓励参与农民培育工作。
(三)整合农业培训，完善培训体系为改变沿海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的多头领导、重复培训等资源浪费现象，政府需要将农口培训进行资源整合，建立农民培训的核心机构即农民教育培训中心，建立专家库，信息资源库，使农民了解培训的具体状况。针对培训内容重合的部分，通过培训效益评估择优选择培训部门进行相关项目的培训工作，使培训更加市场化。农民教育培训中心对涉农培训的各个部门进行统一领导、统一调度，从而合理安排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人员。同时建立从基础理论到实践，涉及特色农业的各个行业，长短期培训相结合，类型齐全的培训课程，从而形成系统化、特色化的沿海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
【关键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
虽然中国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让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口丰衣足食，被世人誉为“世界经济史上持续发展的一桩奇迹”。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等却使未来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1号国情报告所得出的这一极富挑战性的结论，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深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提出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粮食”，更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广为关注。
中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构成了中国如何迈向21世纪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一、战略观点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1.2农村基础建设薄弱，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污染环境比较严重。其主要表现在：四川地区大部分地方处在边远山区，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导致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致使农民对新型现代农业技术知识的匮乏，阻碍了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步伐；在这些贫困地区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牛耕作业普遍；同时，农村污染较为严重，如许多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农村卫生院设施条件普遍较差。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着四川地区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
1.3农民综合素质较低由于历史原因，四川地区的文盲和半文盲基本上集中在农村，这些人接受科技知识和应用技术的能力很差，综合素质发展进程比全国水平落后好几年。近几年四川地区的农民虽然人均纯收入有所提高，但其收入水平比城镇居民相差甚远。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有限财力难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致使经济增长缓慢，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农民综合素质低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是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障碍。
1.4农民受教育程度低，观念落后由于历史原因、近似封闭的生活环境、习俗文化以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致使一些农民综合素质相对较低，这些保留着封闭生活传统和方式的农民对现代科学农业技术的接受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四川地区由于农村大量身强体壮和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农民外出打工，而留守人员大都是文盲、半文盲以及一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孩子，这些人知识缺乏，种田不科学。这些低素质的人群成为影响新型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原因，农民思想保守，观念封闭导致这些人排斥新型的、先进的、科学的农业技术推广知识和信息。
1.5政府扶持力度不够，“三农”投入严重不足对于四川地区而言，发展新型现代农业技术的最大障碍是各级党政府的领导同志对现代农业技术的认识不到位。四川地区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成负增长，政府在制定农业发展战略和提供配套设施等方面工作进展速度远远跟不上新农村发展的速度。政府还在补充、修改和完善农业政策和规章制度等方面投入进展缓慢。虽然每年都有少量的资金投入，但相对农村的需求来说，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在偏远的农村则尤为突出。政府在“三农”政策中投入力度的不足间接的制约了四川地区在新型现代农业技术推广。
1．2经营管理不够规范，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产业体系不完整休闲农业包涵一、二、三产业的经营内容，涵盖农业、生态环境、休闲、文化等多学科知识，需要兼具系统知识的专门人才。调查发现，该市休闲观光农业从业人员多为农村劳动力和当地村民，家族式经营为主，组织松散，服务人员大多数没有受过服务行业培训，服务意识、服务水平均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整个行业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发展方式单一，主要是餐饮、采摘、垂钓等传统项目;投资多是单户，规模小，产业链短，和休闲农业相关的特色娱乐项目太少，没有集群效应可言;经营管理不规范，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如合肥大圩镇葡萄种植面积达5000余亩(1hm2=15亩)，大多数以家庭承包方式进行管理，农民通过承包几百亩的果园，进行葡萄种植，并种植蔬菜、挖鱼塘、养鸡，自己经营餐饮，接待的游客大多以自驾游为主，提供的休闲娱乐项目多为釆摘、垂钓等传统休闲项目。没有将葡萄的产业链进行延伸。
1．3产品开发偏重资源导向，同质化高，文化底蕴不足由于休闲农业门槛较低，大多是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几道土菜、挖个鱼塘、刨一块菜地”开发的“农家乐”项目，数量上的快速增长造成竞争激烈。总体上来说普遍缺乏特色，产品质量低，单纯停留在餐饮上，对于挖掘民俗和利用农家生活开展的参与性项目很少，缺乏与合肥自然、地理环境相融合，与合肥历史文化相渗透的特色项目。经营类型主要是观光娱乐型，基本都是上午摘草莓、采葡萄、钓鱼，中午吃农家菜，下午打麻将、打扑克，游客逗留时间短，经济效益低下。而知识型、疗养型、体验型的经营者很少。如原先肥西三岗很有名气的仙湾湖山庄由于周边地区的“农家乐”同质化严重，再加上恶性竞争，导致亏本运营，如今已经转让改为“疗养院”。
1．4资源保护意识淡薄，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休闲农业发展的关键是优于城市的自然环境，而传统的乡村由于大量旅游者的涌入，特别是节假日期间大大超过了当地的生态承载力，大多数经营者环境意识淡薄，接待设施的“三废”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的自然风貌，不利于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游客观光休闲过程中随地乱扔垃圾，践踏草地、庄稼，采摘野花等不文明行为也时有发生，这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经营户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接通自来水，卫生条件堪忧;多数休闲农业景区没有足够的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大部分休闲农业景区没有城市公交线路直达;特别是有不少临河、临湖、临渠休闲农业项目缺乏安全保护措施，安全隐患较大。
1．5宣传营销力度不够，缺乏品牌意识，公众认知度偏低长期以来，农业的功能一直局限在传统的农副产品生产和工业原料供应上，对休闲农业的生态功能、观光休闲功能、教育功能等常常予以忽略。大部分经营户的营销意识还比较薄弱，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发传单、发名片、靠回头客等传统手段，再加上本身“小、散、弱”，也没有资金进行相应的营销宣传。相当一部分休闲农业景区由于设施不完善，内容不够丰富，社会影响不大，知名度不高，尚未形成“一村一品”的良性发展模式。在宣传手段上，也没能充分发挥现代传媒的作用，如开通营销网站、微博、微信的还很少，许多有特色的休闲观光园不被人所认识，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体中认知度较低。
2合肥休闲农业开发对策与建议
2．1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整体规划，加大政策扶持休闲农业是新型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无论是前期规划、中期实施还是后期完善，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调控。政府要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关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休闲农业的规划要与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农业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相互衔接。可围绕“森林合肥”建设，用足用活城市、山、岭、水、圩、湖等六大资源，深入推进产业、资源和空间整合，加快特色产业板块经济协调发展，逐步形成近郊“农家乐”体验游、远郊乡村特色游、滨湖风情观光游、湖岛渔家风情游的现代休闲农业空间格局，构筑多元化、复合型休闲农业体系。针对休闲农业发展中的资金问题，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对休闲农业的财政投入，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扶持休闲农业企业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搭建融资平台，如鼓励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加大对休闲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发展村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积极吸收个人老板和企业组织的投资;鼓励农民以土地的经营权出让入股等形式和手段来拓宽休闲农业的有效融资渠道。同时还应实施优惠的土地政策，在不影响区域的总体布局和功能区划的前提下，土地利用审批要向休闲农业企业和项目倾斜。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促进土地流转，为休闲农业经营户解除土地使用上的后顾之忧。
2．2强化行业规范化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速产业升级新型城镇化的特点是鼓励就近就业，以促进城镇化，实现城乡统筹。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培训当地农户，特别是当地青年人，可以利用合肥优质的科研资源，如从农业科学院、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聘请相关专家，定期、分批进行农业技能、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烹饪技术、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突发事件应对等集中培训，提高经营者素质。同时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当地大学生回乡创业，还可以与相关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签订实习实训协议，提高从业人员总体素质。规范化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市旅游局2006年制订了《合肥市乡村旅行(“农家乐”)示范区(点)等级评定标准》，规范化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可以进一步建立统一的从业资格标准、食品卫生标准、特殊农产品加工储存标准、自然资源保护标准、服务质量体系等一系列与休闲农业相关的标准及体系。可以通过建立地方行业自律委员会、专业合作组织、专业论坛等，实现农户直接参与，提高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推进企业+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土地入股、劳动力转为产业工人等各种经营模式，发挥休闲农业的种植、养殖、加工、休闲、体验等多种功能，引导集群化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利用长丰草莓、大圩葡萄、老乡鸡等一批样板典型向面上延伸覆盖，实现空间上的拓展和水平上的提升，加快推进休闲农业产业化发展。
2．3整合特色资源，挖掘地域文化，丰富产品类型合肥休闲农业发展应结合合肥“大湖名城”的基本定位，在“环巢湖”上多做文章。根据合肥现代农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整合特色农业资源，构建现代休闲农业空间布局(表1)。针对目前休闲农业形式单一、文化内涵少的不足，应通过连点成线，组线成面，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休闲农业资源，坚持以“农”字为特色，注重“土、特、奇”的开发原则，着重发展游客参与性和文化内涵较强的项目和产品，如特色民俗、民族表演，集体协作下河捕鱼、素质拓展等活动项目。合肥作为中部地区会展型城市，可以参考其他城市的模式，开发高端产品，如商务型农家庄园等，实现休闲农业从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的转变。
1.3农业技术推广的企业发展缓慢从全国范围来看，从事这一活动的企业数量本来就比较少，在这些企业身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管理和经营方面的问题。因此若想带动农技推广工作，基本是不现实的。企业本身的能力是优先的，科技服务等更不可能提供，所以即使想进行农技推广，也是有心无力。另外，农业生产存在较长的周期，农产品在市场上面临的风险极大。企业发展中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而将损失转移到农民身上，也出现了失信于民的现象。
1.4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低虽然相关人员从事了这一工作，但是对于农村的实际情况他们并不了解，这就给农技推广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也就是实际的生产和科研活动是脱节的，对农业真正实用的技术并不多。科研人员和推广技术人员之间没有较好的沟通，生产中即使出现相关需求，科研人员也并不能了解，使得实际生产和科研工作出现了背道而驰的现象，因此科研人员研制出来的科研成果也就失去推广的意义。我国当前在科研方面的经费并不充足，而推广经费则更为紧张，一些看似十分有潜力的科研成果仍然处于开发阶段，对于农业生产不能及时参与，产生科研成功转化率较低的问题。
2促进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对策研究
2.1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当前，相关的农业技术是与国民生计直接相关的，因此国家需要承担起这些技术的推广。对农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要进行积极的解决，如向这类人群提供技术咨询等。另外若要推行一些市场价值比较高的蔬菜瓜果，则可以统一交给市场来进行推广安排。技术成果可以由一些较有实力的企业来进行购买，通过专业人员对农民进行培训，教授统一的技术教程，将这些技术真正推广到农民中去，以此做法，不管是企业还是农民，都能够各自获益。
2.2引导企业进入农业技术推广领域当前在农技推广方面的相关资金主要是来源于政府以及企业和农民的投资。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来源于政府，但是政府的相关支出需要经历多种环节的审批，具体实行还是较为麻烦的，因此对于目前市场经济发展来说，仅仅依靠政府投资的方式来进行推广并不恰当。由此可见，对于农技的推广，我们还需要积极引导企业来进行投资，最主要的是外资。另外政府还可以给予相关的优惠措施，对于实际生产中必要的信息及时提供给企业，让企业争相进入到农技推广中来。
Abstract:Expandingcommercialcreditbusinessisaneffectivewayforagriculturaldevelopmentbankstoachieve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supportruraleconomy.Inviewofthis,agriculturaldevelopmentbanksarerequiredtoconductcommercialcreditbusinessinawell-orderedwayandlendsupporttonewcountrysideconstructionwhilepromotingpolicy-relatedbusiness.
Keywords:policy-relatedbusiness;commercialcredit;newcountrysideconstruction
随着国家粮棉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我国政策性银行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也由单纯支持粮棉流通向生产和加工转化领域延伸,贷款对象由单纯的国有粮棉企业向各种所有制粮棉经营企业拓展。农发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除做好政策性贷款业务外,还要做好商业性贷款业务。
一、目前农发行开办的主要商业性信贷业务品种
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银行开办商业性信贷业务主要是粮油业务和棉花业务两大类。一类是粮油类商业性贷款,主要包括:粮油流转贷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粮油加工企业和其他粮食企业贷款,粮食合同收购贷款,种用大豆贷款和粮食仓储设施贷款等。再就是棉花商业性贷款,主要包括:商品棉贷款、棉花良种贷款、棉花企业技术设备改造贷款及棉花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等四大类。
流转贷款的贷款对象是在农发行开户,自主从事粮食(含油脂)收购、调销、进口业务的各类粮食购销企业,包括: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制后落实原有贷款债务、继续从事粮食经营的购销企业,以及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粮食经营资格的各类所有制粮食购销企业。其具体用途分别是用于解决借款人直接从粮食市场收购粮食的合理资金需要;用于解决借款人从其他粮食经营企业购入粮食以及粮食副产品的合理资金需要。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的贷款对象是经地、市级以上(含)人民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认可,以粮、棉、油的生产、流通或加工、转化为主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用途分为收购贷款、调销贷款、其他流动资金贷款、基建技改贷款。收购贷款和调销贷款用于解决借款人直接收购或从粮、棉、油经营企业调入粮棉油商品的流动资金需要。其他流动资金贷款用于解决借款人与粮棉、油的生产、流通或加工、转化过程相关且必需的其他短期流动资金需要。基建技改贷款用于解决借款人从事粮、棉、油的生产、流通或加工、转化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性质的资金需要。
粮食加工企业贷款对象是以粮食为主要原材料的加工企业,包括粮食系统的加工企业和其他所有形式的用粮企业。具体用途分为:解决借款人直接收购粮食和从粮食经营企业购入粮食的流动资金需要;解决借款人与加工转化粮食相关的其他原材料、费用支出等所必需的其他流动资金需要等等。
二、对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并存市场定位问题的认识
首先,是农发行外部政策环境变化的需要。纵观农发行成立之后十年的具体工作实践,我们回过头对它的成长和发展进行重新认识,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农发行建行之初,外部政策环境固定,职责任务清晰,原有的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都是明确的。但随着1998年国家粮棉改革政策的出台及不断深化,其业务范围和阶段性职能不断作出应对式调整,原来的职能定位逐渐从模糊不清发展到现在的重新寻找,运行十年之后,好像又回到了原地,不得不对农发行的成长和发展再一次进行审视和探索。应当承认,随着国家农业产业政策的不断调整,粮棉改革市场化步伐的明显加快,农发行建行之初的基本职能和业务范围已经有所改变,政策性业务的范围和比重越来越小,商业性业务的范围和比重不断扩大,外部政策环境的变化,已使农发行这一具有浓重中国特色的政策性银行,不得不面对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相对独立又相互兼容的境地,这是改革的必然。
其次,是农发行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明确指出:农发行要实行“三分、两减、一深化”,即把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进行分类管理、分账核算、分别经营,深化改革、精简机构、减少行政色彩。其主旨是要求农发行在两类业务并存的前提下按现代银行的要求加强内部管理,建立严格的内控机制,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同时,国务院对农发行提出的目标任务已非常明确,只有正确面对农发行既存在政策性业务,又存在商业性业务这个客观现实,坚持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办行方向,在发挥好农发行政策性业务这一社会功能的基础上,毫不含糊地追求商业性业务的自身效益最大化。在积极落实国家政策,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探索和实践在坚持政策性银行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建机制,在发展商业性业务,释放现代银行经营管理功能的环境中立规矩,在完成好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和谐发展的统一中营造环境。因此,要确保农发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去适应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共生共存的现状。反过来,两者只有共生共存才能为农发行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农发行延伸信贷支持环节,将粮食收购、存储和加工各环节的资金流转全部置于农发行信贷监管范围内,提高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的成效,有利于农发行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的整体服务功能。
三、农发行开办商业性信贷业务的意义
在新的改革形式下,农发行在坚定不移地履行好政策性职能,办好政策性贷款业务的同时,适度、审慎地开展商业性信贷业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国家粮棉宏观调控。农发行商业性贷款同政策性贷款一样,都是国家实施粮棉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和手段,只不过二者作用的方式和机制有所不同。随着粮棉油市场的全面放开,粮棉油生产、流通和加工转化已逐步呈现出产业化、集团化经营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粮棉油购销企业通过改革、改制和资产重组,从而实现一体化、产业化经营,有的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粮食加工企业和其他粮食企业已经接受政府委托,承担起地方粮、棉、油储备和平衡市场供求的任务,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载体。
此间,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家调控粮棉油市场的载体,将在继续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现有棉花企业主渠道作用的同时,逐步扩展到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型粮食加工骨干企业和其他粮食营销等企业。农发行通过发放商业性贷款对这些企业及时提供金融服务,为粮、棉、油的生产、流通、加工转化、技术改造以及生产基地建设提供信贷支持,将在稳定粮、棉、油种植面积和产量,稳定粮、棉、油市场,确保国家粮、棉、油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有利于国家“三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商业性贷款支持的客户,除了依据市场状况自主经营粮棉的购销企业外,还包括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型加工企业和其他企业。这些企业的业务一头牵着粮、棉、油消费市场,一头连着粮、棉、油生产,可以根据粮、棉、油市场需求,引导粮、棉、油作物的种植以及企业的经营规模、经营内容等状况,直接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但由于这些企业的低效、弱质,决定了以利润为主要目标的商业银行不会大量进入,只能由农发行对其提供商业性贷款支持,支持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和增加附加值,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分享生产和加工环节利润,进而提高农民收入,同时,无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服务。
(三)有利于促进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一是通过“扶优限劣”的信贷杠杆优化市场主体。成熟的市场是促进产业良性、健康、长效发展的前提条件,其中,市场主体是关键因素。在打破了对国有流通企业的垄断局面后,通过商业性贷款择优扶持,发挥对市场主体优胜劣汰的筛选作用,促使经营规模较大、竞争能力较强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市场主体能进一步发展壮大,对促进我国市场发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农发行商业性贷款对各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信贷支持,促进各种所有制成分企业平等享有市场资金配置,有利于粮棉市场主体所有制结构的改善和优化。
二是通过对贷款的风险控制,促进市场形成价格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农发行对商业性贷款实行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的信贷管理方式,尤其注重对市场价格风险的控制,使客户更加尊重与关注市场,注重对市场行情与走势的分析,逐步扭转原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不顾市场价格风险、盲目经营的状况,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价格机制作用。
三是通过商业性的市场设施贷款支持,加快市场硬件建设,促进市场体系完善。
四是有利于促进粮、棉、油的产、购、销相互衔接。目前,越来越多的粮食购销企业与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型加工企业和其他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实行了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其收购资金需求量大、季节性强,农发行给予必要的贷款支持,可及时解决企业购进粮食资金紧缺的问题,有助于粮食加工企业实现规模经营,有效促进产销区结合,减少流通费用,节约交易成本,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四、农发行开办商业性信贷业务存在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从主观认识上来讲。农发行本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金融主体,政策性银行只有承担政策性业务才是它的初衷和本来面目。现在既让它承担政策性业务,又让它承担商业性业务,势必会走向两种可能,要么变得似是而非,要么同化为商业银行。政策性业务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商业性业务追求的是银行自身效益,两者既矛盾又对立,很难达到和谐统一。正是因为主观认识上的左右摇摆,造成了具体工作实践的举步艰难。
(二)从基层行目前的具体工作实践看。以夏粮收购为例,中央和地方储备粮收购、由地方落实利费补贴和价差亏损的地方调控粮收购,贷款政策已非常明确,按计划供应,足额提供贷款;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贷款支持方式,由于是重新拓展业务,贷款政策也比较明确,按风险管理的规定运作,但除此之外的中间一大块商品流转贷款,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握,说它是政策性,但基层行首先必须考虑市场价格因素带来的贷款风险,对企业也提出明确的防范风险条件,要求办理资金抵押、规定自有资金比例和风险保证金比例及信用等级程度等等,这些都应该是商业性业务的经营要求。说它是商业性业务,又没有完全按经营性贷款的要求来操作,在具体执行中却有许多政策性痕迹,农发行要防止出现空白点,要防止农民卖粮难,担心粮食企业收不上粮,政府有压力、有怨言,害怕农民因卖粮难告状,新闻媒体曝光,农发行既想争取自主发展的空间,又怕触及政策风险挨板子,处于两难境地。在粮棉市场已经全面放开的情况下,让农发行去承担非市场因素的政策意愿,显然对农发行有失公允。
(三)在处理商业性业务的实际操作方面,农发行与被支持对象在观念上产生错位,难以对接。经调查得知:由于多年来受粮食敞开收购,农发行及时足额提供贷款,即“收多少粮棉、贷多少款”的影响,长期以来给地方政府、粮食主管部门及购销企业产生一种错觉,农发行成了为粮棉企业无条件提供贷款的工具,以至于在粮棉市场、价格、收购全面放开的今天,个别地方政府的市场意识没有完全觉醒,对农民卖粮仍存有大包大揽思想,生怕粮农卖粮难,农民有意见。而对粮食购销企业,则长年处于国家粮食政策保护之中,缺乏自我完善能力及与个体粮食经营者的竞争能力,不能及时树立或难以树立起必要的市场风险意识,以至于农发行在对粮食企业进行商业性贷款支持时,提出的贷款条件和贷款方式,购销企业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总认为贷款门槛抬得太高,再加上外部环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农发行在支持收购时往往在不自觉中接受了被告的角色,成为“代人受过”的对象。
(四)受政策环境影响过大,在完成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和谐发展中,没有自己驰骋的空间。从近十年的运行实践得出的感触是:农发行的成长和发展受外部政策环境影响之大,超出所有任何一个行业,既受“三农”政策大的影响,又受粮改政策的具体影响,还受国家和地方财政政策的牵制。商业银行可以依据《商业银行法》在营运中进行自我保护,农发行只能依据国家粮改文件和政府的意愿。从这一层面上讲,农发行的发展权没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五、相关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信贷管理模式。逐步改变原来的政策性银行信贷管理的老模式,真正参与到企业改制及经营当中去,实行既严格、统一,又灵活、全面的信贷管理手段。进一步加强对信贷资金的风险防范预警,建立和完善全程参与、堵疏结合、标本兼治的信贷管理机制,将风险关口前移,并不断提高风险防范和调控能力。
(二)探索和建立以效益为导向的资金优化配置机制,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对商业性贷款业务,依据各基层行的经营管理、风险防范能力等择优配置,对不良贷款实现“双降”的给予资金倾斜。同时,强化信贷资金与信贷计划的衔接,适度加大资金调控力度,引导资金向高收益、低风险区域和优良信贷业务品种流动,达到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金效益的目的。
(三)加强和完善信贷管理,努力防范新增贷款风险。对潜在风险较大的贷款客户,要果断制定和采取收贷退出措施,有效规避贷款风险。要建立贷后评价制度,定期对已发放的贷款进行检查评价,重点对商业性贷款开展贷后评价,及时发现和解决贷款调查、审查、审批各环节存在的问题。
（二）以市场为导向，转变适应市场化的电力营销策略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供电企业逐步走向市场化，电力市场营销服务市场化已是大势所趋，在农网营销中，供电企业应以市场为导向，深化营销改革，转变营销策略，适应市场化进程，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推动企业的不断发展。
1、摒弃“重生产，轻营销”的思想，树立“用户第一”的营销观念。
供电企业要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就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提高营销意识，转变市场营销观念，明确农电营销的重要性，树立“用户第一”的思想和“大营销、大市场、大服务”的营销理念，建立以营销为龙头，生产、财务、人力等部门整体协同运作机制，以全面理解满足客户需求为营销核心，了解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运用市场营销观点制定公司的市场营销计划，以周到的服务和适当的价格获得企业较好的经济效益。
2、坚持教育引导和奖惩并重的原则，不断优化营销队伍的服务水平。
我国生态农业经过20多年的推广历程，依然处于试点阶段，可以说生态农业在我国的推广步履缓慢，这其中既有内部因素的制约，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生态农业推广缓慢的技术创新内因。
推广学认为，影响一项创新被采用速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创新的特性。这里所讲的创新特性强调的是指潜在采用者对创新特性的认识，或者说是潜在采用者所感知到的创新特性，而非技术专家或行为变革者所理解的创新特性。要想推广我国的生态农业，必须先了解它的技术创新特性。研究表明，影响创新采用的创新特性主要相对优越性、相容性、复杂性、可实验性和可观察性。
1生态农业的相对优越性
所谓相对优越性，是指一项创新的采用较未采用前的状况的改进程度。创新优越性与创新采用率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潜在采用者感到创新的优越性越明显，其采用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所谓生态农业的相对优越性指的是生态农业与以往其他农业（传统农业、石油农业）的相对优越程度。下面主要从效益性因素来分析。
这里所说的效益性因素包括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我国当前的生态农业的试点来看，生态农业的三个效益是较为明显的。
我国1993年开始建立的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经过5年的实践，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首先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51个县中实施生态农业建设的，1994～1997年平均年增长分别为8.4%、7.2%和6.8%，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高2.2%、0.6%和1.5%。其次是显著改善了生态环境。经过5年的努力，试点期间水土流失治理率达73.4%，土地荒漠化治理率达60.5%，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高。其三是推动了农村社会的进步，拓宽了农林牧渔各业的生产领域，缓解了新的就业压力，如湖北省京山县在建设生态农业中产生了“三回流”现象，山下人往山上流，城里人往乡下流，县外人往县内流。至1998年该县农村劳动力有11万人从农田中脱离出来、转向林果业、养殖业和二三产业，占农村劳动力的57%。
但是，生态农业与其他农业生产模式相比，在经济效益上的优越性并不突出。在全国2400多个生态村和生态试点中，几乎没有一个村镇经济发展水平能在当地居于首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者居多。纵观我国所有的亿元村镇，均是靠大力发展乡镇工业致富的。而追求生态建设的村镇，主要力量都放在了改土造田、林网建设、太阳能建设、沼气利用、生物链建设上了，工业往往发展不快，或者被有意加以控制。因此,在现阶段，由于各种限制，生态农业的生态效益还无法“显化”为丰厚的经济效益，它主要是综合效益明显，远期效益突出，而农民是最讲实惠的，他们只看重经济效益，而且是只看重近期的经济效益，并以此单项指标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从而大大缩小了农民对生态农业优越性的实际体验。
2生态农业的相容性
相容性是指潜在采用者认为创新与其需要、既有的观念、以往及现在的经验等相适合的程度。从创新采用导致的不确定性而言，相容性越高，意味着采用创新的不确定性越小，从而对采用者的冲击越小，不至于受太大的抵制。一般来说，相容性往往会影响潜在采用者对创新的认可。
就目前来说，我国广大地区的农民对生态农业知识知之甚少，对常规农业存在难以割舍的恋旧情结，再加上我国农业的总体利益较低，农民们从心理上认为农业不能使自己致富，因而对生态农业持怀疑态度，没有情感上的需求。一方面是因为常规现代化农业从50年代起就开始宣传，已对农业科技人员、管理者和农民起到较深的潜移默化作用，人们一讲农业现代化就自然想起“四化”，对“四化”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不熟悉，对全球现今的新发展不了解，习惯性认识有意无意地阻碍着人们对生态农业的认同。另一方面，生态农业毕竟是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实质内涵、它的优越性和他的技术要求，推动起来也容易被动和盲目。此外，我国生态农业研究和实践上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上的阐述比较复杂，科技研究还不够深入，实践效果的定量分析和描述也很不够，尤其是未总结出一套让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短时间内就出效益的生态农业实用技术，这些也是影响生态农业相容性的原因。
3生态农业的复杂性
复杂性是指一项创新被认为难以理解和使用的程度。一般说来，创新越易于理解和使用，其被采用的可能性也就较大。复杂性和采用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估都是一种主观感觉。一种创新的复杂性越高，自觉可以领会和使用该创新的人就越少，因此人们采用创新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从总体上讲，我国生态农业比较复杂难以理解。首先，生态农业的系统既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又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有多重时空上的相对独立的组分组成，这些组分按一定的比例组合在一起，或构成时间上的延续，或得到空间上的互补。其次，在食物链设计上，试验的农业生物数量和种类、物质和能量投入的最佳值、生产管理条件等都要从实践中获得数据加以分析，拿出科学的依据，而这无疑是一个艰辛和复杂的过程。其三，生态农业的原理、原则过于抽象，难于为大多数农民所掌握。例如，何为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如何协调系统和组分间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系统的组织作用等等问题，这都是很难掌握的。最后，生态农业强调的是对现有的技术的优化组合，这是生态农业的创新之处，但过多的利用现有技术往往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生态农业同其他农业形式没有什么区别。同时，由于生态农业的技术支持系统不过硬，缺乏具体的优化组合技术，又受系统复杂多样性的影响，如何在实际生产中实现技术的有效组合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如农业资源保护增殖技术、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农业环境综合整治技术等都比较抽象难懂，再加上农民的知识水平有限，要真正掌握生态农业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困难。
4生态农业的可实验性
可实验性是指用户在正式采用创新前对创新性能所能试验、考察的可能性。由于采用创新的决策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消除不确定性和风险感的过程，即使是有限度的实验或使用，也能够使用户对创新的特点和功能有一个实在的感觉，帮助消除诸多担忧和疑虑，从而有利于创新的扩散，因此，创新的可实验性越强，创新的采用率越高，它们之间有正向的相关关系。
总体上讲，我国的生态农业的可实验性较差。由于生态农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技术的生产体系，技术种类需要多而且整合起来还比较复杂，且短期内不易见效益，单靠农民现有的知识水平难以消化和掌握，更别提单独操作和实验了。特别是对生态农业的早期采纳者来说，它们对生态农业可实验性特别看重，因为它们可参考的经验不多，他们可以借鉴的通常只有从大众媒体获得的有关生态农业的一般知识。因此，他们常常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感，对采用可实验性较差的生态农业可以说是慎之又慎。从宏观上来说，对于一个生态农业示范县或省，生态农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部门的事业，建设面广，综合性强，单纯靠某一个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奏效的，生态农业必须在政府的领导下，把相关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结合起来，按照各自的业务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统一协调，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采用生态农业的积极性，以弥补生态农业可实验性较差的不足。
5生态农业的可察性
可察性是指创新的采用结果对其他人来说显而易见的程度。有些创新被采用后不易为人所知，有些创新的采用则一目了然，尽人所知，通常，对大多数创新来说，可察性是和其采用率呈正相关关系。
由于生态农业毕竟是农业，无论是生产过程或是最终产品，外观上和其他农业的区别不大，其效益具有滞后性，因而，导致其可察性在短时间内不够明显。从附表可以看出，河南内乡县各种生态农业类型1999年比1995年粮食产量增长幅度远没有环境效益的增幅大，单从粮食产量这种可察性方面来看，生态农业的可察性就比较低。不过，近年来，我国大力宣传和发展生态农业，特别是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的成功，生态农业与其他农业相比，可察性有所提高。
总而言之，我国生态农业虽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受各种条件所限，优越性不很明显，再加上它的可容性低、比较复杂、可试验性和可察性都比较低等特性，决定了其对农民的吸引力有限，而生态农业技术创新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对政府的吸引力很大（生态农业的社会效益和长远效益所至），这也正是国内所有生态农业试点均为各级政府组织和扶持，而农民大范围的自发“学习”却是一个十分缓慢进程之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刘思华.生态农业若干建设问题研究.中国生态农业研究学报,2001（2）
2张劲松.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积极发展绿色食品.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1（12）
我国生态农业经过20多年的推广历程，依然处于试点阶段，可以说生态农业在我国的推广步履缓慢，这其中既有内部因素的制约，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生态农业推广缓慢的技术创新内因。
推广学认为，影响一项创新被采用速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创新的特性。这里所讲的创新特性强调的是指潜在采用者对创新特性的认识，或者说是潜在采用者所感知到的创新特性，而非技术专家或行为变革者所理解的创新特性。要想推广我国的生态农业，必须先了解它的技术创新特性。研究表明，影响创新采用的创新特性主要相对优越性、相容性、复杂性、可实验性和可观察性。
1生态农业的相对优越性
所谓相对优越性，是指一项创新的采用较未采用前的状况的改进程度。创新优越性与创新采用率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潜在采用者感到创新的优越性越明显，其采用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所谓生态农业的相对优越性指的是生态农业与以往其他农业（传统农业、石油农业）的相对优越程度。下面主要从效益性因素来分析。
这里所说的效益性因素包括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我国当前的生态农业的试点来看，生态农业的三个效益是较为明显的。
我国1993年开始建立的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经过5年的实践，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首先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51个县中实施生态农业建设的，1994～1997年平均年增长分别为8.4%、7.2%和6.8%，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高2.2%、0.6%和1.5%。其次是显著改善了生态环境。经过5年的努力，试点期间水土流失治理率达73.4%，土地荒漠化治理率达60.5%，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高。其三是推动了农村社会的进步，拓宽了农林牧渔各业的生产领域，缓解了新的就业压力，如湖北省京山县在建设生态农业中产生了“三回流”现象，山下人往山上流，城里人往乡下流，县外人往县内流。至1998年该县农村劳动力有11万人从农田中脱离出来、转向林果业、养殖业和二三产业，占农村劳动力的57%。
但是，生态农业与其他农业生产模式相比，在经济效益上的优越性并不突出。在全国2400多个生态村和生态试点中，几乎没有一个村镇经济发展水平能在当地居于首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者居多。纵观我国所有的亿元村镇，均是靠大力发展乡镇工业致富的。而追求生态建设的村镇，主要力量都放在了改土造田、林网建设、太阳能建设、沼气利用、生物链建设上了，工业往往发展不快，或者被有意加以控制。因此,在现阶段，由于各种限制，生态农业的生态效益还无法“显化”为丰厚的经济效益，它主要是综合效益明显，远期效益突出，而农民是最讲实惠的，他们只看重经济效益，而且是只看重近期的经济效益，并以此单项指标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从而大大缩小了农民对生态农业优越性的实际体验。
2生态农业的相容性
相容性是指潜在采用者认为创新与其需要、既有的观念、以往及现在的经验等相适合的程度。从创新采用导致的不确定性而言，相容性越高，意味着采用创新的不确定性越小，从而对采用者的冲击越小，不至于受太大的抵制。一般来说，相容性往往会影响潜在采用者对创新的认可。
就目前来说，我国广大地区的农民对生态农业知识知之甚少，对常规农业存在难以割舍的恋旧情结，再加上我国农业的总体利益较低，农民们从心理上认为农业不能使自己致富，因而对生态农业持怀疑态度，没有情感上的需求。一方面是因为常规现代化农业从50年代起就开始宣传，已对农业科技人员、管理者和农民起到较深的潜移默化作用，人们一讲农业现代化就自然想起“四化”，对“四化”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不熟悉，对全球现今的新发展不了解，习惯性认识有意无意地阻碍着人们对生态农业的认同。另一方面，生态农业毕竟是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实质内涵、它的优越性和他的技术要求，推动起来也容易被动和盲目。此外，我国生态农业研究和实践上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上的阐述比较复杂，科技研究还不够深入，实践效果的定量分析和描述也很不够，尤其是未总结出一套让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短时间内就出效益的生态农业实用技术，这些也是影响生态农业相容性的原因。
3生态农业的复杂性
复杂性是指一项创新被认为难以理解和使用的程度。一般说来，创新越易于理解和使用，其被采用的可能性也就较大。复杂性和采用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估都是一种主观感觉。一种创新的复杂性越高，自觉可以领会和使用该创新的人就越少，因此人们采用创新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从总体上讲，我国生态农业比较复杂难以理解。首先，生态农业的系统既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又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有多重时空上的相对独立的组分组成，这些组分按一定的比例组合在一起，或构成时间上的延续，或得到空间上的互补。其次，在食物链设计上，试验的农业生物数量和种类、物质和能量投入的最佳值、生产管理条件等都要从实践中获得数据加以分析，拿出科学的依据，而这无疑是一个艰辛和复杂的过程。其三，生态农业的原理、原则过于抽象，难于为大多数农民所掌握。例如，何为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如何协调系统和组分间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系统的组织作用等等问题，这都是很难掌握的。最后，生态农业强调的是对现有的技术的优化组合，这是生态农业的创新之处，但过多的利用现有技术往往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生态农业同其他农业形式没有什么区别。同时，由于生态农业的技术支持系统不过硬，缺乏具体的优化组合技术，又受系统复杂多样性的影响，如何在实际生产中实现技术的有效组合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如农业资源保护增殖技术、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农业环境综合整治技术等都比较抽象难懂，再加上农民的知识水平有限，要真正掌握生态农业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困难。
4生态农业的可实验性
可实验性是指用户在正式采用创新前对创新性能所能试验、考察的可能性。由于采用创新的决策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消除不确定性和风险感的过程，即使是有限度的实验或使用，也能够使用户对创新的特点和功能有一个实在的感觉，帮助消除诸多担忧和疑虑，从而有利于创新的扩散，因此，创新的可实验性越强，创新的采用率越高，它们之间有正向的相关关系。
总体上讲，我国的生态农业的可实验性较差。由于生态农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技术的生产体系，技术种类需要多而且整合起来还比较复杂，且短期内不易见效益，单靠农民现有的知识水平难以消化和掌握，更别提单独操作和实验了。特别是对生态农业的早期采纳者来说，它们对生态农业可实验性特别看重，因为它们可参考的经验不多，他们可以借鉴的通常只有从大众媒体获得的有关生态农业的一般知识。因此，他们常常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感，对采用可实验性较差的生态农业可以说是慎之又慎。从宏观上来说，对于一个生态农业示范县或省，生态农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部门的事业，建设面广，综合性强，单纯靠某一个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奏效的，生态农业必须在政府的领导下，把相关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结合起来，按照各自的业务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统一协调，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采用生态农业的积极性，以弥补生态农业可实验性较差的不足。
5生态农业的可察性
可察性是指创新的采用结果对其他人来说显而易见的程度。有些创新被采用后不易为人所知，有些创新的采用则一目了然，尽人所知，通常，对大多数创新来说，可察性是和其采用率呈正相关关系。
由于生态农业毕竟是农业，无论是生产过程或是最终产品，外观上和其他农业的区别不大，其效益具有滞后性，因而，导致其可察性在短时间内不够明显。从附表可以看出，河南内乡县各种生态农业类型1999年比1995年粮食产量增长幅度远没有环境效益的增幅大，单从粮食产量这种可察性方面来看，生态农业的可察性就比较低。不过，近年来，我国大力宣传和发展生态农业，特别是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的成功，生态农业与其他农业相比，可察性有所提高。
总而言之，我国生态农业虽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受各种条件所限，优越性不很明显，再加上它的可容性低、比较复杂、可试验性和可察性都比较低等特性，决定了其对农民的吸引力有限，而生态农业技术创新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对政府的吸引力很大（生态农业的社会效益和长远效益所至），这也正是国内所有生态农业试点均为各级政府组织和扶持，而农民大范围的自发“学习”却是一个十分缓慢进程之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刘思华.生态农业若干建设问题研究.中国生态农业研究学报,2001（2）
2张劲松.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积极发展绿色食品.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1（12）
目前,佛山市不少人认为,佛山市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区域性产业分工中,是以发展现代大工业和大商贸为主导产业,农业发展与否已无关紧要,应该让出日益紧缺的土地资源和宝贵的管理资源用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甚至应该停止发展农业。
毫无疑问,这种农业无足轻重的“让位论”是错误的,如不加以批驳,将严重影响我市整体推进社会主义新村镇建设的工作。本文将简要列举佛山市农业发展历程和面临困难,分析论述农业在佛山市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功能和重要地位,提出当前我市农业政策的指导原则。
1佛山市近十年农业地位的变化
近十多年,佛山市农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增长步伐,农业的发展速度仍不够快,同时农业发展条件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1.1农业产值增长速度相对较慢。2005年全市农业总产值为163.94亿元,比1995年的94.61亿元,增长了73.3%。同期,全市生产总值(GDP)增长了270.5%,其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从9.3%下降到3.5%。农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下降。
1.2农业占农村经济的比重下降。近年来,全市农村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经济总收入从1995年的835.05亿元提高到2005年的4646.39亿元,增长了4.56倍;其中第一产业收入从102.19亿元提高到154.33亿元,仅增长了51%,第一产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二、三产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
另外,1995年～2005年,全市在岗职工年人均工资增长了1.25倍,但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了79%。相对于其他产业,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从业人员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1.3农业发展的资源条件有所变化.
1.3.1农地资源萎缩,但土地产出效率提高。随着近年来佛山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工业发展、城镇扩张与农业争地的矛盾日益尖锐,农业用地逐步减少。1996年～2005年,全市耕地面积从8.85万hm2降至5.59万hm2,减少了3.26万hm2,年均减少3.7%。虽然农业土地资源不断缩减,但由于各类高产品种和高效种养技术的推广应用,种植业和渔业的土地产出率明显提高。
1.3.2人力投入减少,但劳动生产效率增加。由于各地农村二、三产业的飞速发展,农民就业渠道大大拓宽,因此农村劳动力虽有增加,但其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逐年下降,从1994年的41.61万人减少到2004年的31.99万人,所占乡镇劳动力总数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由于我市农业发展模式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因此农业劳动力的人均产值反而逐年增加。
总之,佛山市农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虽然在近十多年有所提高,但仍然是比较效益较低、吸引力不足的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明显下降,从而导致了社会对当前农业地位的普遍怀疑甚至否定的认识。
2现代农业多功能性的认识
现代农业具有多功能性的显著特征,除了人类最关心其提供农产品的社会价值和商品经营的经济价值以外,还发挥着以下重要功能:
2.1生态服务功能。农业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指农业在保持自然生态环境质量,维持生态平衡和维系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推动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的作用,如有机物的合成与生产、生物多样性的产生与维持、调节气候、营养物质形成、积累与循环、土壤肥力的保持与发展、环境净化与有害有毒物质的降解、植物花粉的传播与种子的扩散、有害生物的控制、减轻自然灾害等。农业的生态服务功能可以概括成“两个稳定”,即稳定农业生态系统的持续生产力,稳定土壤、水体、气候等自然生态环境;其价值可以概括为保持生态平衡的现实价值和构建生态文化的潜在价值,或称为“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随着近年来全球生态危机和区域环境恶化问题的出现,农业的生态服务功能越来越受关注。
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强烈的现代化需求、密集的人类活动、快速的结构性增长和高物耗、高污染型产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胁迫效应越来越大。就佛山市的情况来看,由于城镇、交通用地迅速增加,农业用地大幅减少,出现了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植被质量下降,农田和鱼塘被污染等不利情况,已经造成了生物多样性降低、水土流失加重等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的现象。
目前,全市上下正全力以赴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但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污水等污染物排放量指标尚未达标,大气和水域质量不容乐观,因此,保持一定农业用地,稳定农业发展,发挥农业的生态服务功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2产业协调功能。世界著名经济学家D.G.约翰逊认为:“如果有适当的政策和环境,农业就可以为经济增长做出许多贡献,包括①释放劳动力给非农部门;②以不变或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多的粮食和纤维产品;③将农产品剩余出口,作为外汇的重要来源换取国内无法生产的商品和技术服务;④将农业生产的积累投资在农村或城市的非农活动中。”实践经验也证明:农业发展进步能够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
首先,农业是可以实现较高经济效益的产业。
如位于高明区更合镇的阳光科农公司建设温室鱼池发展工厂化养鱼,利用循环水清洁、充氧系统,既促进鱼类快速生长,每单位水体产量可达普通鱼塘的10倍,又因水质优良,减少鱼病发生,减少了药物使用,保证了产品质量,在国内外市场上极具竞争力;其次,农业可以带动其他产业和行业的发展。如高明区原更楼镇引进温氏公司后,不仅鸡、猪养殖量迅速增加,而且农资销售、农产品运输、餐饮服务等行业迅速兴旺,整个城镇逐步繁荣起来。
2.3粮食安全功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曾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中央已清醒地认识到: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因此,保护耕地,保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单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提,更是严肃的政治责任。
2.4社会稳定功能。对我市农村的调查发现,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镇二、三产业就业,但仍有相当部分年纪大、素质低、不肯离乡的农民必须靠农业谋生,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效益近年来有所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也明显提高,农业也有可能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是保证农村居民充分就业、减少农村隐性失业的关键产业,具有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农业的多功能性既决定了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又预示着农业与其他产业有所不同,是一个特殊的、需要保护和发展的产业。
3佛山市农业政策的指导原则
3.1重视农业的地位。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中央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坚定“重农”思想。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发展现代农业无根本矛盾。因为任何高度发达的城市都没有完全“消灭”农业,现代农业不仅同样能够实现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其他产业不可替代的保护粮食生产能力、发挥生态服务功能、吸纳富裕劳动力的重要作用。要进一步确立“重农”思想,进一步加深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加强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要大力营造全社会重视、关心和支持农业发展的氛围和环境,认真研究和解决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切实制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抓好落实,确保领导到位、工作到位、政策措施到位、财政投入到位,确保农业持续发展。
3.2保障农业的空间。市政府和高明、三水、南海等区政府已分别制定了市和有关区农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确立了农业的发展空间,描绘了未来农业发展的蓝图。要以农业发展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保证农业的发展空间。
为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一定要抓好规划的实施工作,加快推进农业生态园区建设,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规划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改动,防止工业发展、城镇建设等随意侵占农业用地、破坏农业基础设施的现象出现。要严格保护耕地、水环境等农业资源。土地保护既是国策,也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前提。因此,要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基本农田,严厉打击违法占用农业用地的行为。
依法加强耕地的保护和建设,严格控制非农建设用地,营造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3.3扶持农业的发展。
首先,要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当前,要加强农业园区规划,把农业园区规划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规划结合起来,与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区结合起来;遵循“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设施配套完善,分期稳步推进”的原则,加快农业园区建设;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向园区集中,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把农业园区建设成为具有生产、加工、销售、教育、培训、示范和科技成果转化等多种功能的现代化农业载体。
其次,要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科技进步是农业增效的唯一途径。因此,各级政府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领导,将农技推广工作作为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措施来抓:一是通过资源整合,建立健全现代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网络,加快建立农业科研示范基地,引入技术力量,加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开发研究、
1发展农业信息化的必要性
1.1农业信息化市场需求巨大
我国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绝对比例。在对农村的考察过程中,强烈感受到农民、农业工作者对农业信息的渴望。当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通过建设“农业信息服务中心”、“农业110”及农业信息员、农业信息会等多种农业信息形式,开拓了为农业服务的新领域,通过网上交易、网上服务,确使农民尝到了农业信息的甜头。这说明农业信息化建设,顺应了农民需要,也顺应了市场经济、信息化发展的需要。
1.2信息化是传统农业的倍增器
信息技术是当今发展最快的高技术,但就信息技术本身来讲,它只是一种工具,并不能替代其他产业,只有和其他产业结合,才能够真正成为传统产业发展的倍增器。农业信息化主要包括:农业技术信息化,如精准农业信息;农业环境信息化,如气候预报、病虫害测报;农业经营信息化[1]。当前,我国农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时期。要在人均0.067hm2的耕地上解决13亿人口的吃穿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以科学技术和信息及其物化了的设备工具和生产资料来武装农业,大幅度地提高生产率,因此发展农业信息将给我国农业带来难得的机遇。我国传统农业绝大部分尚处于低质低效水平,虽然劳动力成本低,但劳动力人员素质也低,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经营水平也同样不高。随着加入WTO的临近,我国农业生产不得不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要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就要推进农业现代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将当今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相结合,将会极大促进我国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并取得跨越式发展。
2对策
2.1把农业信息当作产业来发展
推进农业信息化,必须把农业信息当作一项产业来发展。信息产业在农业上应用,一方面可以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农业信息本身也可以被当作产业来发展。因此,农业信息化建设绝不仅限于信息网建设,它还可以带动农业信息硬件、软件建设,还可以拉动农业信息服务、农业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分析以及农业信息中介、网上农科教育、网上农产品交易、网上结算、定单农业、物流配送等一系列农业生产、流通活动,既可以创造一大批就业机会,又可真正通过信息化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业整体效益[2]。在农业信息化实施过程中,农业通过信息化可以获得倍增效益,信息业可以通过对农业的信息软、硬件服务形成农业信息产业,最终形成农业与信息业双赢的良好局面。政府要扶持,要给予优惠、引导,最终要按市场规律以企业运作方式来完成。
2.2建立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
在谈到现代化指标时,往往把信息化程度作为一项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来看待。信息化指数的高低也就反映了该地区、该行业的信息化水平,发展农业信息化产业也就不能不建立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主要由信息量、信息装备、信息主体水平、信息消费等组成[3]。要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就必须按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各方面全面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与我国目前农业水平、农村条件和农业人口来比较,尚有较大差距。但我国农业发展也具有地区性不平衡,西北地区相对落后,而东南沿海由于开放早,市场经济已经比较发达,农民已经向富裕小康水平转化,初步具备了推进农业信息化的条件,有了建设农业信息化的投资能力,只要领导重视,加强相关人才队伍建设,完全有能力发展农业信息产业。另外,在目前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许多统计材料中,尚缺乏有关农业信息化方面的记录,应把农业信息化等有关量化指标加以统计,逐步建立起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以推动农业信息化建设。
2.3利用农业信息系统,保障粮食购销市场安全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要想保障粮食安全,首先必须按市场规则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农业信息保障系统。这比常规只通过单一购粮的硬投入来保证粮食安全要实惠得多,是通过掌握市场规律、利用信息软手段来解决粮食风险“硬”问题的最佳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对全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都将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建立农业信息产业[4],对实现这样的风险预警信息系统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信息预警系统是对农业信息进行的深加工、分析和预测,不仅要从粮食品种、质量、产量、面积、价格等方面进行研究,还要从气象、灾害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形成新的信息产品,以保证粮食运行体制的安全。
3参考文献
[1]张建平.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促进现代农业发展[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7(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