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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本结构(capitalstructure),是指企业筹措资金的各种来源、组合及其相互之间的构成及比例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资本结构是指构成企业的各种资金来源及其比例关系,包括有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从狭义上讲,资本结构是指企业长期资金来源及其比例关系,即长期资本。现代财务理论研究表明,企业资本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关系到企业的盈利状况以及企业长期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确定企业合理的资本结构,是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商业银行具有从事业务经营所需要的自有资本,并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它与其他企业一样,以利润为目标。商业银行又是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的特殊企业。其特殊性具体表现为经营对象的差异。工商企业经营的是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商品,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商业银行是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为经营对象,经营的是特殊商品——货币和货币资本。但是商业银行与一般企业一样,受《公司法》的约束和调整,其财务目标同样是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金融体系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变革,一个能够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现代国际商业银行体系正在悄然兴起。这既给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又形成了巨大挑战。这就需要我国尽快完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提升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尤其当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年的缓冲期已结束,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国内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规模迅速扩张,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剧,为迎接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形成的挑战,国内的商业银行纷纷选择了上市,因此,研究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对于维持国内金融秩序稳定、提高商业银行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改善银行内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一)银行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分析
银行资本结构与一般公司资本结构相比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1.债权资本结构的特殊性
银行的债权资本主要包括:银行长期债务和分散的小额存款。二者虽然形式上不同,但本质相同。银行,作为从事将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进行贷放的负债经营性行业,具有资产负债率高和债权结构分散的主要特征。一方面,债权资本在银行全部资本中占很高的比率,银行债权人与银行内部经理人员之间的成本不容忽视;另一方面,银行的债权结构较一般企业来说较为分散,难以发挥大债权人治理结构下的监督与控制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降低银行债权成本的难度。
2.银行资本的高杠杆性
银行的自有资本相对于其负债和资产是微不足道的,其净值很低,银行主要是利用负债来形成资产并进行经营,即银行用较低低的净值撬动较高的负债,可以说银行资本具有高杠杆性。正因为银行的杠杆作用巨大,银行能否筹集到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的安全性、业务种类、管理质量、与资本水平等,而不是其负债与权益的比率。
(二)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债权资本结构的现状分析
1.资产负债率高,债务规模大
银行是负债经营性企业,负债是银行经营资金的重要来源,因此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债务规模庞大。
从中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工商银行的负债总额是91505.16亿元,占银行总资本的93.78%,中国建设银行的负债总额是70878.9亿元,占银行总资本的93.81%;从股份制银行来看,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的负债总额分别为14920.16、12677.24、4580.39、9996.78和7042.16亿元,负债占资本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94.92%、96.82%、96.54%、94.81%和96.25%。虽然高负债比率能够获得很高的财务杠杠利益,但是它也会带来很高的财务风险。
2.各项存款构成银行债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各项存款都在负债资本中均占有很大比重。从表1可以看出2008年中国银行各项存款占负债资本的比重是8O.02%,工商银行是80.65%,建设银行89.96%;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各项存款占负债资本的比重中,中信银行最高,达86.58%,兴业银行最低也达65.07%。这说明目前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负债资本结构比较单一。
(二)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权益资本结构的现状分析
权益资本是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代表着商业银行的所有权。权益资本来源渠道有两个:一是通过内部融资,即银行通过自身经营所获利润积累的资金,主要体现在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两项上;二是外部权益资本融资,即外部投资者投入的权益性资金。根据投资主体身份不同,权益资本又划分为国家资本金、法人资本金、个人资本金及外商资本金。
目前,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权益资本表现出以下弊端:
1.资本金不足
资本充足率是保证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的重要制度。它规定了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扩张的限度。资本充足率指标现已作为衡量单个银行甚至整个银行体系稳健经营的重要指标,从整体来看,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水平均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大体达到或超过了8%的监管要求,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深发展达到了1O%的稳健水平,但距国际活跃银行12%的资本金充足率还有差距。
2.不良贷款依然存在
虽然不良贷款的比重,2008年相比较2007、2006年下降了很多,但是它的存在依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银行资本,造成银行资本结构的不合理。
三、优化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对策及建议
通过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贷款率高已成为制约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发展的主要障碍。针对此类缺陷,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拓宽资本金补充渠道
一般意义上讲,银行补充资本金的渠道有三个途径:一是利润留成,依靠自身的积累;二是通过资本金市场来补充资本金,发行股票或债券融资;三是私募扩股,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或原有股东增加投资来达到增加资本金的目的。上市银行除了一般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补充渠道外,应充分利用上市这一筹资的渠道,可以采用发行股票等方式,并且严密控制这种方式运用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
(二)降低不良贷款的比率
提高资产的质量,降低风险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1.调整资产的风险布局
调整资产的风险布局,可以从两方面来人手:第一,控制贷款的增长速度;第二,扩大资产证券化的份额。
2.降低不良资产的比例
要实现这一方案,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第一,减少高风险资产的份额,例如,可以采用出售高风险资产的方法,将风险转移出去;第二,提高发放贷款的质量,不能单纯强调数量,应从源头上控制贷款质量,例如,了解贷款客户的资信、贷款的投向等等。
二、国内外对工商资本进农业的态度
1.国内态度国内学者对待工商资本进农业的观点分为两种:一种是支持的观点,另一种是反对的观点。持支持观点的学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不仅局限于农业本身,工商资本也是很关键的要素。持反对观点的学者认为资本具有趋利性,工商资本下乡会影响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有些学者指出实现农业产业化必须把工商资本引入农业,工商资本终将成为农业产业化的生力军。首先,工商资本有富余,有能力投资于农业;其次,农业投资项目盈利潜力很大;再次,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是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战略的重要措施。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长期贫苦且农民的自身积累薄弱:农业资本投入相对缺乏,产业化严重滞后,设施装备条件差,农村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农业融入市场经济存在先天不足。积极引导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不仅可以带来资本,而且可以把工业的管理理念、生产方式、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等全新的理念带到农业和农村,是提升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和发展形式的现实途径。第二种是反对的观点。持反对态度的学者担心工商资本下乡后,社会公共利益会被损害。农民的土地被流转后,大量的农民将因不可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失业,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一些工商企业流转土地后“圈而不用”,会造成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部分工商企业贪图土地价值而投资农业领域,或者以骗取国家财政补贴为目的,以“圈地”或非农化为目的造成土地非农化、非粮化,进而影响重要农产品的供给。甚至,还有部分工商资本投资农产品流通领域进行市场炒作,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损害了农业生产,还影响了政府宏观调控,且对城乡居民的消费也带来消极的影响。2.国外态度各个国家农业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也经常遇到资金不足的问题。西方和亚洲其它国家对待工商业资本投资农业和国内大致相同,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支持的观点,另一种是反对的观点。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对待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领域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这两个国家不提倡依靠工商资本的力量来发展现代化的农业。而是在建立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准则上,在限制工商资本投入农业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建立“综合农协”模式。在农协模式下,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的收益,还几乎分享了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在这种模式下,农民自主选择进城就业,自主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菲律宾在对待资本投资农业的问题上和日韩国家截然不同。菲律宾政府认为发展现代化的农业必须依靠工商资本的力量。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采用“公司+农户”模式。在政府积极鼓励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政策指导下,西方大型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着菲律宾农业生产在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由于大公司有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管理方式,其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小农经济,从事种植业的农民被迫破产,最终失去土地。农民在这样的模式中,农民进城就业和生活并非自主性选择,而是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被迫失去了自主性。
一、商业银行资本的三个概念
作为一般性的定义,银行的资本是银行已经持有的权益类资金,目的在于防范头寸价值减少或商业损失等风险,从而保护存款者和一般债权人不受损失。银行的资本有三个不同的概念,即账面资本、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
账面资本是一个会计的概念,列示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等于资产减负债后的余额。但商业银行账面资本的概念与普通企业的账面资本的概念略有不同,商业银行的账面资本除了所有者权益外,还包括监管当局认可的储备、次级债等。
监管资本是商业银行按照监管当局的规定,应该保留的最少的账面资本数量,是一个根据监管规定计算出来的量,一般为风险资产的一定比例。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商业银行要保留的最低监管资本的计算公式为: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乘以12.5,再加上针对信用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就得到分母,即总的风险加权资产,分子是监管资本,两者相除得到资本比率的数值,该比例不得低于8%。
经济资本是一个风险管理的概念,是用于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虚拟资本,在数值上等于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置信区间商业银行非预期损失的倍数。经济资本不是真正的银行资本,并且银行选择的置信区间不同,经济资本的数值也不同。
这三个资本在数量上存在以下关系:第一,账面资本≥监管资本:如若不然,监管当局将会采取强制措施要求银行补充资本或削减业务规模以减少承担的风险;第二,账面资本≥经济资本:因为经济资本反映的是商业银行真实的风险,最终用于消化风险的资本是银行的真实资本,如果银行在制定经济资本预算时将经济资本的限额定得比账面资本高,真实发生损失时将没有足够的真实资本来覆盖损失;第三,经济资本≥监管资本:如果监管资本大于经济资本,则商业银行会采取资本套利行为,从而在不降低真实风险的情况下大大降低监管资本要求。综合起来,账面资本、监管资本、经济资本三者存在着以下的动态平衡关系:账面资本≥经济资本≥监管资本。
二、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的联系与区别
监管资本产生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标志是1988年《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定》的诞生。1988年的资本协议有两个目标,第一是要加强国际银行体系的稳健性,第二是要减少各国银行间存在的不平等竞争因素。监管资本是银行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
经济资本产生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1988年资本协议及1996年的修订主要针对的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且风险敏感性不足,国际活跃银行为更好地管理自身的风险,开始开发自己的模型,用于为具体的交易配置资本。经济资本覆盖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经济资本发展的驱动因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其主要目的是信息批露、绩效评估、计划、定价等。
监管者通过对国际活跃银行在经济资本管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的考察,用它作为改进监管资本的有用参考。资本协议非常注重银行的内部风险评估,并以此作为确定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的基础。由于资本协议允许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来计算监管资本,用来计算经济资本需求的风险评估过程也能够决定他们的监管资本要求。
尽管如此,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仍然有本质的区别。监管资本体现了监管当局要求,它不能代表银行实际吸收非预期损失的能力。监管规定不一定反映特定银行的风险特征,而且风险加权资产不能作为全部风险的正确测度。而经济资本反映了市场及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需求,它是为承担风险真正需要的资本,反映了银行自身的风险特征。
三、经济资本的计量
经济资本是用来抵御非预期损失的,非预期损失是预期损失的标准差,经济资本是非预期损失的倍数,因此经济资本的计量与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的计量有关。由于银行要求的信用等级与设定的置信水平相关,置信水平越高,需要的经济资本越大。
1、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
对信贷资产,预期损失(EL)=调整敞口(AE)×预期违约率(EDF)×违约时真实损失率(LGD)
调整敞口AE的计算过程:银行对客户的授信额度为COM,已使用授信额度为OS,违约时使用“未使用的授信”的比率为UGD,则AE=OS+(COM-OS)×UGD。
EDF为既定信用等级客户的预期违约率,可根据历史经验数据确定不同信用等级客户的预期违约率;
LGD为发生违约时的真实损失率,一般的做法时假定借款人出现不还本金或利息的现象时,一般都可能发生违约,但借款人违约时,银行的贷款损失通常不是100%,只要银行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总可以收回一定比例的违约贷款,它的大小取决于抵押情况、求偿时的优先顺序等。
单项资产的非预期损失(UL):
资产组合的非预期损失(ULP)
ρij是资产i和资产j的违约相关系数。
银行是通过经济资本来抵御非预期损失的,为了维持与所担风险相称的资本水平,银行必须确定意愿的信用评级相匹配的置信水平。不同的信用评级所对应的置信水平分别是:AAA,99.99%;AA,99.97%;A,99.9%;BBB,99.7%。
如果XT是随机损失变量,z是概率百分比(即置信水平),EC是在一定置信水平上覆盖非预期损失的经济资本,在时间T时,使银行免于破产的经济资本的最小值v要满足:
上式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乘数与置信区间之间的关系:给定置信区间,资本乘数是损失分布的标准差数的上限。一般而言,对信用风险,损失的分布函数为贝塔分布。置信区间与资本乘数的关系将变成尾部拟合的问题,尾部拟合要做的,就是找出置信区间对应的标准差数。
2、市场风险经济资本的计量
市场风险主要包括利率风险、股票头寸风险、汇率风险、商品风险、期权风险。在资本协议Ⅱ中,利率风险由于难以准确计量,因此对利率风险没有规定资本要求,而是列入了支柱Ⅱ监管当局的监管。
在三大风险类别中,市场风险的建模最为先进,测量市场风险要用组合头寸法评估,不能单独进行,因为有些项目的风险可以轧平。测量经济资本的方法是:取某点上组合头寸的价值,计算基础因素潜在变化的敏感性,计算基础因素的潜在变化,将潜在变化乘以敏感性。用公式表示即为:VaRX=VX×dV/dP×PI,其中VX表示头寸X的市场价值,PI表示在时间I内市场价格的不利变动,dV/dP表示市价变动的敏感度。在计算市场风险资本需求时,需要设定置信区间和持有期。
3、操作风险经济资本的计量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操作风险是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
与成熟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计量技术相比,操作风险的计量仍处于初级阶段。为了简单起见,一些银行干脆分配其所有资本金的18%-25%用于操作风险的防范。
从银行整体的层面,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汇总后的总风险应小于三者直接相加,但在现实中,由于很难确定相关关系,采取的是直接相加的方法。即银行的经济资本=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市场风险经济资本+操作风险经济资本。
四、经济资本的作用
由于经济资本本身就取决于各部门、分行或各项业务的风险,或非预期损失的实际数值,因此对之进行分配非常科学。一方面,各个部门、分行或各项业务存在多少风险,就有多少非预期损失,就应该分配等额的经济资本;另一方面,各部门、分行或各项业务占用多少经济资本,就意味着承担了多少风险。具体而言,经济资本的作用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确定风险控制的边界
经济资本作为一种虚拟资本,当它在数量上接近或超过银行的账面资本时,说明银行的风险水平接近或超过其实际承受能力,这时银行要么通过一些途径增加账面资本,要么控制或回缩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受到威胁,并影响评级机构对银行的信用评级。
2、绩效考评
考核银行盈利的传统指标包括股权收益率(ROE)和资产收益率(ROA),这种指标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将风险考虑在内。出于风险的管理需要,西方商业银行逐渐出现了新型的以风险为基础的考核盈利指标-经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RAROC,Risk-AdjustedReturnOnCapital)。该方法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由银行家信托集团(Banker’sTrustGroup)首创,最初目的是为了度量银行信贷资产组合的风险和在特定损失率下为限制风险敞口必需的股权数量。此后,许多大银行都纷纷开发RAROC方法,建立在经济资本基础之上的RAROC作为部门、人员、业务条线的考核指标已成为银行业最核心的绩效考核指标。
3、贷款定价
传统的贷款定价方法均没有考虑资本的成本。实施经济资本体系的银行使用经风险调整的资本回报(RAROC)模型来确定贷款的定价水平时,贷款的风险越大,为该业务配置的资本金越多,为了使这笔贷款赢利,它必须满足最低的资本报酬率标准,即要使该业务的经济利润或经济增加值为正数。
其中风险成本相当于贷款中的预期损失,经济资本等于该笔贷款的非预期损失,RAROC用银行的资本底线回报率来代替,就可计算出为取得资本底线回报率,银行对贷款索要的最低价格:
贷款价格=RAROC×经济资本+资金成本+经营成本+风险成本
4、决策市场进出
银行是由多个部门和多种产品所组成的,高级管理层需要决定保留哪些产品、压缩哪些产品,发展哪些部门、收缩哪些部门,一个重要的决策依据就是经济资本回报率的大小。能够给银行带来较大经济资本回报的部门和产品应该予以保留和发展,回报率低的部门和产品应该收缩或撤出市场。
五、经济资本体系在中国商业银行的应用
经济资本已成为国际先进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通用工具,中国的商业银行要想参与国际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也应该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并解决相关的理念、技术问题:要在全行上下形成资本约束的理念,改变盲目追求规模扩张不考虑风险承担底线的经营行为。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要将资本金分配至风险报酬高的业务条线和部门;尽快建立内部信用评级系统,将信用风险的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的计算模型化;引入RAROC绩效考评模型,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有效配置经济资本。
【参考文献】
[1]MichaelKong:内部信用风险模型-资本分配和绩效度量[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陈林龙、王勇:现代西方商业银行核心业务管理(第二版)[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范文
论文写完初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之前的几次初稿中,我的致谢这部分总是空着的,我清楚地明白,写完这部分,我离毕业也就很近了。
论文的写作过程是痛苦的,但终于写完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疲惫,也没有长舒一口气,而是百感交集。六年的喻园求学生涯,将划上一个句号,我的最美好的大学生活也将关上大门,从此,我将真正走出校门、踏进社会。
清楚记得自己在2002年9月刚入校的时候的稚嫩情景,而如今的我,早已完成了许三多式的华丽转身,而眼前这一切,我要感谢太多太多的人。
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没有他们,我的大学不可能取得如此成绩。面对熟悉的亲人,我们反而很难表达爱意。或许只有借助这样的机会,我才能放开声音对父母说声谢谢!在我25年的人生、18年的求学生涯中,他们给了我太多的帮助和支持,是父母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得以安心求学。父母都是最普通的工人,但他们给了我太多,父亲是70年代的省劳模、正直踏实,母亲善良勤劳朴实,他们是我成长的不竭动力。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难忘,最终化为两个字谢谢!
其次,要感谢我的老师们,没有他们,我的大学不可能取得如此进步和成长。首先,感谢我的导师赵振宇教授,这篇论文是在赵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论文从选题、构思到定稿无不渗透着导师的心血和汗水;在两年的硕士研究生求学生涯中,赵老师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学风使我受益终身,在此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其次,感谢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张耀老师,感谢新闻学院的全体老师,特别是吴廷俊和刘洁老师,感谢辅导员王潇潇、陈琳老师及学工组的何立群、夏、罗曼老师,感谢研究生工作部的金凌志、郑小建、刘老师,在6年的学生生涯中,他们或给我指路照明,或教会我怎样做人做事,或教给我知识与技能。衷心地对他们说声谢谢!
第三,要感谢我的朋友同学,没有他们,我的大学不可能如此值得留恋。感谢本科期间三羊斋的兄弟们张杨、杨扬、汤河,感谢硕士期间的五人组张瑞栋、郑焕坚、胡金波、徐剑桥,感谢所有给我提供帮助的师兄师姐们,感谢新闻学0201班、06硕新闻班的同学们,感谢我所参与的每一个社团中结识的朋友、同志,这些都是我大学的最宝贵的财富。
第四,要感谢我所参与的每个社团,没有它们,我的大学不可能如此丰富多彩。感谢《新闻青年》报、新闻学院学生会、《华中大研究生》报,感谢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会、《青年时代》杂志、新闻学院研究生会、06硕新闻学党支部。我的大学,我的社团,我的精彩!感谢我所有的实习单位《南通日报》、《江南时报》、《湖北日报》、《南都周刊》及我的所有实习指导老师。
如果说今天的论文算是一种成果,我想一定要奉献给以上所有要感谢的人。
致谢写到这儿,要结束了,但请允许我借助这么一小块地方,对母校说两句心里话。别了,韵苑、东一区,我最可爱的宿舍;别了,南大门,难忘的像;别了,东六楼,新闻学院的根据地;别了,白云黄鹤BBS;别了,世界文化名人园、青年园,校内为数不多的娱乐场所;别了,东九楼、西十二楼、西五楼、东五楼、东一楼,我曾今也是学在华工的践行者;别了,学二食堂、韵苑食堂、教工、百味小吃城、集锦园、百景园、集贤楼、西园、西门、南坑,华工的种种美食我会怀念的;别了,一号楼学术报告厅、大活、韵苑体育馆、东操、西体,这些地方留下了我组织或参与活动的印记;别了,人文讲座、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QQ签名档和白云昵称早已改成我爱华工,这也是我现在最想说的。虽然离世界知名高水平一流大学还有差距,但我绝不会为高考填写的志愿而后悔!华工的博大、积极、实干、活力,让我受益匪浅,在喻园这个泡菜坛子里,我收获良多。
学了六年新闻,虽然自己最终没有从事新闻事业,或许这是大学的一个遗憾,但对于新闻事业,我想套用一句俗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今天是2008年5月18日,刚刚看到新闻,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5000年来第一次真正为普通公民下半旗,并暂停奥运圣火在境内的传递活动,这个决定或许不是媒体呼吁的必然结果,但最终和媒体呼吁的内容是一致的。现在的一小步,或许是历史的一大步
我毕业论文的致谢
致谢:
感谢我的导师XXX教授,他们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是我工作、学习中的榜样;他们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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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养我的黄土高原,感谢父老乡亲,感谢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喂大的父母。感谢我忘不掉的甘甜的汾河水,感谢太原那清新的带有煤渣的空气。感谢我幼儿园给我擦PP的小王阿姨,感谢被我在小学被我用小刀割烂裙子的女生,如果当时没有这个经历的话我现在去经历就不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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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寝室里的患难兄弟,是你们4年来对我的蹂躏才使我的意志品质变的如此坚强,大学真锻炼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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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SARS让我可以不用去实验室,天天睡到1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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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感谢的了,再谢就太贫了。88
毕业论文致谢词幽默版
致谢:
首先我必须感谢这个谋杀我青春年华的地方,郑而重之附在大学时代的末页!
经过这次毕业论文设计,提高了我很多的能力,比如抄袭水平、把简单问题搞复杂的能力、不到字数誓不罢休的坚持精神、拖拉但不懒散的工作作风等。
感谢廖朝辉同学对我的帮助和指点,没有他的帮助和提供资料,对于我一个对经济管理知识一窍不通的人来说,要想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学习到经济管理知识并完成毕业论文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感谢韦怡同学在非常时期,在我写不出论文的三更半夜和我鬼扯。她可好了。她的QQ号码是198987703大家要加他为好友呀!她经常在,只不过隐身了,大家要和她说话,烦死她。
感谢养我的广西山山水水,感谢父老乡亲,感谢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喂大的父母。感谢我忘不掉甘甜的郁江河水,感谢横县那清新的带有茉莉花香的空气。感谢我幼儿园给我擦PP的小王阿姨,感谢在小学被我用小刀割烂裙子的女生,如果当时没有这个经历的话我现在去经历就不好了吧。
感谢幼儿园到大学期间拒绝过我的无数女生,不是你们我就不会有这么多时间从事我的学术研究,你们对我真好,我理解你们!还要感谢那些被我拒绝过的女生们,我想对你们说:“你们虽然长得很丑,但你们是坚强的!”
感谢寝室里的患难兄弟,是你们对我的蹂躏才使我的意志品质变的如此坚强,大学真锻炼人呀。
感谢大学生活让我天天睡到1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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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爸爸在一个腥风血雨的夜晚,将几千万的兄弟姊妹派遣到妈妈体内,然后也要感谢其它与我一同冒险犯难,当然更要感谢那一个卵子最后接受了我,在十个月后还要感谢开着拖拉机的出租车司机载我们全家去医院,并且感谢那一个实习医生颤抖着手,把我从妈妈体内夹出来,当然也要感谢那一个漂亮的护士姐姐拍了我屁股几下,然后感谢……
我要感谢蚊子,每当我想睡觉时,他们就会在我枕边耳提面命地说:“快起来写论文啊!”当我不理他们继续睡时,他们就会咬我一口,恨铁不成钢地说:“你还睡!”当我爬起来坐在计算机前,因为坐太久而需要活动筋骨时,他们轻舞飞扬地说:“来打我吧!”最后我把他们打死了,因为这股成就感而觉得前途光明时,黏在墙上的他们还不忘肝肠寸断地说:“去……写……论……文……”
我要感谢小泽圆、朝河兰、长濑爱、美竹凉子、高树玛莉亚……正是这些异国的友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敢于和封建伦理做斗争的人,视艺术为生命,对AV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每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们总是陪我渡过一个又一个写不出论文的夜晚,在我精神最不济的时候,适时地安慰我;在我思路不通之时,让我体会到通畅的;在我灵感枯竭时,让我了解到泉涌的喜悦!
第二,国有商业企业固有的管理体制陈旧、运行机制不活等问题依然存在。由此而生的冗员多、负担重、经营不够灵活、职工积极性不高等弊端并未彻底革除,这些包袱使国有商业企业在竞争中难以抢得先机,也就很难适应对外全面开放商业领域后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第三,从国有商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来看,不景气的仍占大多数,效益好的很少。尤其是最近几年,国有商业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成长性等几方面都表现不佳。北京市非公商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11.7%上升到2000年的50%左右。与此同时,国有商业企业商品适销性低,库存率高(平均存货/销售成本),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目前,北京市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大中型商业企业的年资金周转率仅为1.7次。资金利用效率几乎与工业企业水平相同。而根据一般规律,商业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应当比工业企业高1倍,流通效率不高的局面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这种不良局面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市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明显障碍。
国有商业资本继续存在于效益低下的国有商业企业,既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商业流通领域整体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国有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事实上,当前北京市有许多应该有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国有资本投入不足。比如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国有资本的投入严重不足。北京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现状就是一个明证,再比如,此次非典的爆发和疫情的蔓延也充分暴露了国有资本在公共卫生方面和突发事件应急系统建设方面投入的严重不足。因此,为更有效发挥国有资本对整个地区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形成北京市地区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国有资本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国有商业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势在必行。
二、战略调整应以提高商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地区经济整体实力为目标
北京市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的总体目标应当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国有商业资本布局的战略调整,提高北京市商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北京市商贸流通业的快速发展。二是通过调整,将国有商业资本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战略性行业和领域集中,提高国有资本的利用效率,促进首都经济的繁荣。从短期看,北京市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应是整合现有的国有商业资源,通过在“进”与“退”中的产权优化重组,使国有资本真正成为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有效资产,提高国有商业资本的市场价值。进而为国有资本退出商业流通领域,实现配置领域的充分优化这一长期目标做准备。具体说,近期北京市商业领域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思路是:
(一)调整国有资本分布领域和在企业产权构成中的地位,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
——少数经营特殊商品的企业仍应保留国有独资。如:盐业、烟草业等。
——在一些重点企业中,国有资本仍可占据控股地位。这类企业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业态清晰,主营业务突出,经营管理水平高,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二是经营业态新,发展前景好,业绩突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连锁企业。
——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和连锁组织形式的企业,如一些老字号和新兴品牌企业,国有资本可视效益情况适当参股。
——在浴室、理发、修理、餐饮、旅店、洗衣和摄影等行业的单体企业或小型商业企业中,国有资本应坚决全部退出。
(二)建立国有商业资产的有效管理体制
多头管理和职责界定不清一直是困扰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因素,近几年虽经调整,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战略调整中应构建新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应实行管资产、管人、管事的统一。国有商业资产连同其他国有资产一起由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而且管资产和管事管人相统一,不再多头管理。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三个层次职能的分离。第一层次: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同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的分离。第二层次:实现国有资本管理监督职能同国有资本经营职能的分离,国有商业资本的经营权应以授权方式交给控股公司或投资公司,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的营运。第三层次:国有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通过出资对企业或公司参股或控股,取得所有者权益,实现出资人最终控制企业同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分离。在原专业局基础上组建的行政性商业企业应视其具体情况给予撤销,有条件的通过改制转变为实体性公司,不再保留行政职能。
(三)培育大型商业企业集团,构建大企业主导型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商贸流通格局
北京市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其城市商贸流通必须发展相应的业态和市场主体。根据北京市场的规模、基本特点和现有资源状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议重点发展“六大商业板块”,即百货业、连锁超市业、专业连锁业、批发零售业、中式餐饮业以及食品加工业。每个“板块”都应当形成以集团化、连锁化为主体,以信息化、网络化经营为主要运行方式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应在市场竞争中产生。
三、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的具体措施
国有商业资本整合重组,应以“企业自愿、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为原则。政府推进国有商业战略性调整,应当主要依靠市场化运作手段。在运作过程中要重点突出,措施得当,力求实现商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以出售股权、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部分国有资本从大型商业企业退出
除盐业、烟草等特殊行业可继续保留国有独资外,对其余国有商业资源,应本着“靓女先嫁”的原则,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促进优质商业资源有效集中,将其培育和发展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商业集团,进而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变现国有资本,实现退出。具体的退出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一是减持国有股。可考虑通过出让国有股、放弃配股权、置换股权等形式,由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或参股转变,同时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以资金、技术和市场参股、控股。对已上市的商业企业,可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通过股权转让、资产置换和证券市场运作,减持国有股。二是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合作。与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具备条件的一些非国有大企业合资合作,是实现国有商业资本退出的另一个现实的选择。
(二)通过多种形式解决国有中小企业退出问题
商业领域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采取放弃控股、减少参股的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中型企业可通过改制,出让国有资本的控股权,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私营资本的进入,待条件成熟国有资本逐步退出。小型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最好一次性全部退出。通过产权出售的方式,将国有资本整体出让给企业经营者、职工和社会自然人等。要将企业彻底推向市场。供销社系统企业应当进一步理顺各级供销社的组织管理体制,理顺与区县公司的产权关系,取得规模效益。通过改革与调整,努力构建优、特、专、精的企业群体。
(三)继续实施兼并破产,清理并淘汰一批劣势企业
国有商业企业的扭亏脱困工作应当与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任务结合起来。一些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应当退出市场,以便集中国有商业资本发展有竞争力的企业。建议北京市政府每年对商业领域中的亏损企业进行一次清理。对连续3年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政府要采取关闭注销、出售拍卖、兼并破产等有效措施,果断予以淘汰;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商业企业要实行扭亏目标责任制,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无法实现盈利的,国有资本应当彻底撤出。同时应完善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亏损超过规定期限的企业要及时进行清盘,不应允许亏损企业长期存在。
(四)完善国有资本运作体系,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
根据北京市目前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办法,商业领域中现有大型国有商业集团应重新审视本企业的发展战略,明确集团总部的主要功能。对于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可开发资源优势的企业,应当逐步由实体经营转为资本经营。国有商业集团应当收缩商品经营管理业务,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过渡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从以往管“一个个企业”到管“一块块资产”。资产规模较大,具有品牌经营优势的企业集团,可兼有资本经营和商品经营双重职能。
四、政府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应有所作为
在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方向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国有资本仍将在首都商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具体到企业来说,没有必要强调国有资本在商业企业中的主导地位。
在国有商业资本战略性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不应忽视。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情况看,政府采取何种行为方式,以及如何把握进退的“度”是关键。上海市在政府的扶持下已经构建了一批有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大型商业企业。但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未能预见。而广东政府对于商业领域的产权构成调整更多采取了市场自发竞争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好处是政府需要支付的转轨代价较小,但可能使企业优胜劣汰的时间较长。我们认为,政府在调整商贸流通业产权构成和国有资本优化配置问题上应当引导市场,主动出击。取代市场不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竞争也不利。具体地说,政府应主要在制定战略调整的总体规划,引导、推进和监督战略规划实施以及适时调整战略规划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对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本身就是所有者一项重要的权利,而国有商业资本的战略性调整涉及众多的行业和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规划,并对规划实施的进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同时针对实施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对战略规划作出调整,这些职能理应由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代表的政府行使。
五、战略调整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理解国有资本的“进与退”的问题
国有资本进行有进有退调整,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引导和带动作用,因此,对商业流通领域国有资本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应是为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甩包袱,将效益差的、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企业卖掉,而将效益好的继续保留。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得退出的过程困难很大,增加了改革成本,也很难收回足够的资金去加强该进入的领域。
(二)正确对待退出过程中国有商业资本的流失问题
二、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渐彰显。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银行的国际金融业务日益增多,也因此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尤其是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和整个金融行业都造成了巨大冲击。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呈明显放缓趋势,加上市场利率自由化、人民币升值压力等现实因素,商业银行面临的考验日益严峻。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业务拓展范围变窄,贷款投放对象相对集中,企业倒闭乃至破产更加容易增加银行所面临的信用风险。据相关数据显示,就整个经济体系中不良贷款发生率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钢铁贸易行业、房地产行业和建筑业等关乎国民生计和宏观经济运转的行业。一旦信用崩盘,对我国的经济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作为反应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指标之一,资本充足率主要反映商业银行在因为借款人违约资产蒙受损失之后,银行能以自有资本承担资金损失的程度,预示着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有明确的规定,早在2011年5月初,银监会下发《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其别指出,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11.5%和10.5%。资本作为一种风险缓冲剂,能够保护商业银行抵御外来风险的冲击,防止银行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体系,是保障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合理性
银行资本金的多少是维持银行稳定经营的前提,对商业银行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资本充足率能够促进银行高效运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银行的资本金越多越好。建国初期,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体系中并无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商业银行各类经营活动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审批通过,可以说没有一个违约风险的概念。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登上历史舞台,为适应市场的发展的需要,我国也相继出台了有关金融风险防范的《商业银行法》,银行必须开始考虑自身经营的风险管理问题,同时采纳了《巴塞尔协议I》中有关资本充足率的管理办法,但仍没有单独制定出一套有效的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体系,也没有建立专门的监督管理机构。直至2003年中国银监会正式成立,并于2004年推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从此建立起以检查监督、资本充足率和市场约束为三大支柱的商业银行监管框架,并且将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纳入监管范畴,加大了资本充足率的覆盖范围,逐步与《巴塞尔协议II》接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监管强化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不断修改完善巴塞尔协议的相关内容,提高资本充足率,在保持其资产规范性扩张的同时,也注重资产结构的合理性。从目前来看,我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主要参照国际巴塞尔协议的规定,缺少对我国经济状况、银行运作模式等的考量。银行保持较高的资本金,固然能提升储蓄者存款的安全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过量的资本会大大降低银行撬动财务杠杆的能力,影响其实现利润和提升自身经营业绩,因此,对于银行的资本充足性管理还应综合考虑我国的宏观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及资本市场的供需状况等,在保证银行安全稳定经营的同时也注重自身的盈利性,合理选择最优规模发挥资本监管的有效性。
四、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对策
近几年来,银行持续、迅猛的业务扩张使得其资本消耗速度过快,2015年4月,标准普尔公司出具的报告预计,标普调整后的资本比率均值介于6%-7%,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将基本维持在“一般”水平,而银行快速成长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很可能影响其信用评级,从而成为限制其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
1.调整资本结构。
根据巴塞尔协议对资本的界定,银行资本的规定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简单看来即是对资本结构的调整。银行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国家财政直接向银行拨款、减免银行赋税或是国家财政政策补贴的方式使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扩充。其中银行通过上市融资可以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资本补充机制,是比较便捷的补充资本金的途径。上市后新增股本将计入核心资本的范畴,在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同时,使其融资渠道大大拓宽,提高了银行的社会认可度。而对于已经上市的银行可以通过增发、配股等进行股权融资。商业银行还可应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减少资金使用成本,拓展业务范围等各种方式增强银行自身活力,从而提高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银行还可以调整附属资本占比以追求资本总额的提升。目前比较常用的方法是提高银行的准备金,以调节房地产资金供应、资本市场融资融券或者混合资本工具等方式提高银行的附属资本。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和金融可转换债也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发行次级债券是补充附属资本的重要方式。次级债作为一种主动性负债,是银行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其发行相对灵活,发行成本也较为低廉。对于资本充足率不高的银行来说,发行次级债可以调整银行的资金流动性,快速补给银行资本金。对于上市银行而言,应对资本充足率的变动情况保持较高的敏感度和警惕性,可以通过发行优先股、二级资本债,以及配股、增发股份等股权融资方式补充资本金,或者调整自身业务发展速度以满足监管的要求。
【关键词】资本结构;人力资本;人本资本;公司业绩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漫长的初级阶段,商品生产者自己经营自己的作坊,在这一时期,“企业”的经营者即是“企业”的所有者,他们纯粹是为自身的利益打算。但是这种生产经营主体不仅生命周期短暂,而且技术创新能力差,生产能力低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出现,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委托—现象,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由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于是产生了经营约束、监督和激励问题。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控制资源的增多,在发达的资本市场的作用下,企业的股东数量不免越来越大,即企业的所有权难免十分分散,单个小股东既没有动力,也无法承担巨大的成本去监督和激励企业的经营者,于是在相互分离的股东中产生了所谓的“搭便车”现象,企业的治理结构便越来越倾向于经理层,出现了被贝利和米恩斯(BerleandMeans,1932)所称的“经理革命”,公司的治理中心由股东转移到经理层。为了制衡经理层权利的失衡,又产生了所谓的“资本觉醒”。公司的治理结构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不断地寻找制衡点。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因素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成为学者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
一、相关研究回顾
传统的公司理论认为,资本雇佣劳动,企业是围绕资本所有者筹建起来的资源和契约的集合体,对公司价值的研究,自然而然的多是从资本结构这个视角来进行的。资本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大致经历了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入理论、传统理论、MM理论、权衡理论、委托—理论、信号揭示理论、啄序理论、控制权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这几个理论阶段。Masulis和RonaldW等研究发现,公司债务与权益比同普通股的期望收益呈正相关关系,国外学者更多的是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Lapozta(1999)和ThomsenPedersen(2000)就研究了股权集中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国内陈小悦和杨晨(1995)研究发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收益同负债权益比呈负相关关系。其他的相关研究结论各异,既有发现公司财务杠杆率同公司业绩正相关的,也有发现他们负相关的或不相关的。随着信息技术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要素得到了很高的重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指出:“人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人力(包括人的知识和技能)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于是,如何激发企业经营者知识和技能的潜力,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成为研究的新方向。美国学者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持有较少公司股份的管理者不能最大化股东财富,因为他们有动机追求在职消费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实施股票计划可以激励管理者选择和执行能增加股东财富的行动和投资机会。Mehran(1995)随机抽取了153家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CEO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Morck,Shleiferh和Vishny(1988),McConnell和Servaes(1990),Hermalin和Weisbach(1991),Griffith(1999)研究发现,CEO的持股比例同公司业绩相关,但并不是单调线性的相关关系;Himmelberg,Hubbard和Palia(1999),Palia(200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不相关或弱相关关系。关于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袁国良、王怀芳和刘明(1999),魏刚(2000)等发现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关系或不相关;刘国亮和王加胜(2000),石建勋(2003)和葛文雷、荆虹玮(2008)等却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2001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意见,指出要求上市公司增设独立董事以来,独立董事制度是否对公司治理和业绩起到了积极作用,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问题。熊俊顺和许敏(2008)随机抽取了沪市39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制度同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高军(2006)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制造业板块中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有促进作用;朱治龙和王丽(2004)以及吕兆友(2004)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结论。
针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动摇,管理层股权激励、技术入股、专业技术人员入干股、风险投资的价值导向等充分说明:对于信息技术经济时代稀缺的具有异质性的人力资本,已呈现出人力雇佣资本的态势。我国学者盛明泉、倪国爱、丁胜红等在论证最优资本结构存在的同时,揭示了资本结构的人本思想,即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人能力的最优条件,核心是人本资本结构理念。本文试图从人本资本的视角,探求人本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二、研究理论及假设
本文从人本资本角度对公司治理的要素进行划分,从而形成人本资本结构。人力资本雇佣、吸引物质资本,物质资本围绕人力资本组成公司实体,资源配置影响权利,权利作用于资源。各种异质性的人力资本决定资源配置,而资源配置影响权利分配。企业经理人拥有经营管理专业知识,独立董事拥有专业领域专门知识,投资者拥有资本的投资导向能力,核心技术人员拥有特殊知识和技能,普通员工拥有劳动能力,这些人力资本相互结合,决定企业的权利分配。本文研究的假设有:
假设1.管理层资本、所有者资本、独立董事资本和债权人资本与公司业绩有相关关系。
假设2.资本配置决定权利分配,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业绩。
假设3.人本资本可以由相关指标有效度量。
假设4.人力资本决定人本资本结构,人本资本结构又反作用于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人力资本潜力的发挥。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设置(见表1)
1.被解释变量:公司业绩
公司业绩的考核指标有会计利润率和公司价值指标等,而公司会计利润可以采用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和息税前利润率等等;公司价值指标可以采用公司市场价值与其重置价值之比(托宾Q值)、公司股票市值等等。笔者选取净资产利润率来作为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主要是因为我国股票市场的很多特殊性造成公司市场价值可参考性小,同时净资产利润率相对于其他会计利润率指标而言更能体现公司对单位权益资本的利用效率。
2.解释变量:人本资本(管理层资本、所有者资本、独立董事资本和债权人资本)
从人本资本治理角度,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人本资本的最优结构,本文将从人本资本治理结构角度出发,将公司人本资本划分为管理层资本、所有者资本、独立董事资本和债权人资本,同时将核心技术人员人本资本纳入管理层资本考虑,因目前企业的普通劳动者提供的主要是同质性的劳动,而且其人力资本尚未被纳入公司治理之中,所以本文暂没有将其记入公司人本资本之中。同时本文用管理层股权激励指数来衡量管理层资本发挥效用程度;用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出勤率衡量独立董事资本发挥效用程度;用平均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债权人资本;因为小股东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小股东的人力资本也没有被很好地挖掘和发挥,不能将其纳入人本资本,所以采用前五大股东持股率来衡量所有者资本。
(二)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假设和变量设置,设置如下回归模型:
ln(Y)=α+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ε
其中,Y为公司业绩,以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X1为管理层资本,以管理层股权激励指数(GC)来衡量;X2为独立董事资本,以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出勤率(DC)来衡量;X3为债权人资本,以平均资产负债率(ZC)来衡量;X4为所有者资本,以前五大股东持股率(SC)来衡量;ε为随机误差项,表示其他尚未考虑的如普通职工人本资本、宏观经济形势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三)数据描述、处理和回归分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6年已宣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股东大会通过股权激励方案,2007年执行了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考察的是2007年度的公司业绩和其他指标。通过对样本进行必要的筛选,剔除了几家亏损企业的数据,得到32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的数据来自新浪财经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1.样本描述
由表2数据可知,我国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净利润率相差很大,但平均净利润率较高;管理层持股指数相差很大,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程度和覆盖面相差很大,但平均管理层股权激励力度很小;我国独立董事出席会议的出勤率很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独立董事积极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另外,我国前五大股东的平均持股率很高,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很高,但是个别公司之间的差异也很大。
2.多重共线性分析
由表3数据可知,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大,没有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存在。同时发现,债权人资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很小。
3.估计模型
笔者运用OLS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估计结果如图1:
由图1可知,解释变量债权人资本未通过显著性水平取0.10时的t检验,其原因可能有很多方面,稍后再对此作分析,在此先剔除这个解释变量,于是,回归模型可以设置为:
ln(Y)=α+β1ln(X1)+β2ln(X2)+β4ln(X4)+ε
通过重新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估计结果如图2:
由回归结果发现,所有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取0.10时的t检验,且F值也大于F0.10(3,28)。下面对该模型进行其他的相关检验:
(1)自相关性检验。本文选用的是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横截面数据不需进行自相关性检验。
(2)异方差性检验。运用怀特(White)检验,得到辅助回归方程的nR2=18.36150,p=0.031204,所以模型存在异方差性,这时OLS估计不再具有最小方差的特性,此时事实上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才是最佳线性无偏估计量(BLUE)。一个很常用的做法就是将权数直接取成方差的倒数,即ωi=1/δi2,本文取权数W=1/e2,可以得到以下的估计结果如图3:
(3)对新模型进行异方差性检验。运用怀特(White)检验,得到辅助回归方程的nR2=3.745630,p=0.927343,所以新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
(4)对新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通过分析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知,新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4.模型分析
根据所建立的模型,影响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是管理层人本资本、独立董事人本资本和所有者人本资本的效用的发挥程度。其中,公司业绩关于管理层人本资本的弹性为0.094957,关于独立董事人本资本的弹性为0.620929,关于所有者人本资本的弹性为-0.671285。
(四)对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回归分析所得到的模型中,债权人人本资本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这可能由于我国的商业银行片面追求信贷规模,对信贷风险和安全性的控制不足,银行并未重视对贷款业务的后期监督,实质上银行并未参与公司的日常治理和监管;另一方面,我国的地方政府有时甚至充当了“担保人”的角色,帮助企业取得借款;而其他法人和个人在借款时更关注企业的口碑等商誉,而不大重视企业的经营实力等。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企业的债权人人本资本尚未得到有效利用。企业的管理层人本资本、独立董事人本资本对企业的业绩都是起促进作用的,所以我们要提高管理层持股指数来促进管理层人本资本的利用程度,同时促进独立董事人本资本的利用程度。公司业绩与所有者资本呈负相关关系,这主要由于在其他人本资本利用程度不高的环境下,我国的上市公司由于特殊的国情,股权过度集中,所有者人本资本仅发挥的是大股东所有者人本资本,这时,所有者人本资本的作用更倾向于维护大股东的利益,从而侵占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有者人本资本的作用不再是发挥每一单位权益资本的效用,而是谋求大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和其他特殊目的,而且由于其他人本资本利用效率不高,这时所有者人本资本缺乏制衡力量,公司的各种风险增大。
四、结论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与管理层人本资本和独立董事人本资本的利用呈正相关关系;我国债权人人本资本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其与公司业绩没有相关关系。另外,我国上市公司由于股权集中度过高,所有者人本资本仅能代表少数大股东利益,而且缺乏必要的制衡力量,造成我国上市公司业绩同所有者人本资本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在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中,要适当增强企业其他人本资本的利用程度,发掘职工人本资本,充分利用债权人人本资本,促进管理层人本资本和独立董事人本资本效用的发挥,适当降低上市公司股权的集中度,提高所有者人本资本的质量,使企业内部的人本资本结构实现长期的动态平衡,不断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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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商务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电子商务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基于Internet的电子商务冲击着传统企业的经营模式、管理模式和经济活动的运作手段,它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量市场机会,也缩小了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市场地位的差距,为中小企业提供了竞争的机会。电子商务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环境。
电子商务的导入对企业的经营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电子商务巨大、开放式的环境,将促使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企业可以利用网络广告,进行网上市场调研、信息交换和网络营销等等;可以利用网络加强与上下游厂商的联系,从而改变采购与销售的互动模式;可以通过网络看样品、谈价格、签合同、付价款,依靠网络与客户进行双向互动的沟通,增加彼此的互动、了解,加强客户的忠诚度与购买力,电子商务使传统的商业结构模式发生了变化,使其更加适应于网络经济的环境。
(二)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模式。
电子商务对企业的经营环境产生的影响,使企业内部的管理模式也受到较大的冲击,要求企业做出相应的整体战略和策略上的调整,以适应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在电子商务的模式下,企业原有的组织结构要改变,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企业间的业务单元不再是封闭式的金字塔式层次结构,而是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的网状结构;工作流程自动化,人为控制的机会减少,误差降低,让企业整体流程更加精确而快速。企业高层领导者扮演的角色不再是经验传承的角色,而是大方向的指引者,领导企业在网络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占领更大的市场。企业以团队合作的方式,进行符合电子商务特性的运作工作架构,直接与市场接轨,并以市场的最终效果来衡量流程的组织状况。
(三)改变了经营运作手段,提高了经济效益。
首先,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例如,利用因特网进行网上促销活动,降低了企业的促销成本;利用电子商务采购系统,企业可以加强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将原材料采购与产品制造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体化信息传递和处理系统,从而降低了采购成本。其次,电子商务的运作手段减少了企业的库存。例如应用电子商务的计划系统,可以准确地依据销售商的需求来生产,提高了库存周转率,使库存总量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从而把库存成本降到最低。第三,可以利用网络快速地调研市场,迅速了解产品的市场反馈和最新的需求,随时改良开发中的产品;利用网络了解到竞争对手的最新情况,从而适当调整自己的产品。此外,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全球性使得电子商务不受时空的限制,企业必须连续不断地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技术支持和销售服务,从而增加企业交易的机会。
电子商务的导入使中小企业的决策、生产、经营、管理效率和水平得以较大增长,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2005年中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及IT应用趋势报告》显示,2004年中小企业信息服务方面的投入达到126.7亿元,同比增长31.7%。可见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需求迅速增长,电子商务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实惠也越发明显。随着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和技术的日益开发和完善,中小企业必将成为电子商务的主力军。
发展电子商务是降低中小企业成本的领先战略,国外企业应用表明,采用电子商务手段可以使成本降低5%—10%。因此对中小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成本和效益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对开展电子商务的认识,并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当的方式参与电子商务,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环境,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大的企业效益。
二、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成本分析
我国的中小企业大部分是传统企业,其特点是规模小,资金少,人才缺,管理手段落后。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应用导致中小企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近年来中小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情况来看,往往面临机遇和挑战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电子商务先进的技术和开放式的环境,将促使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使中小企业可以随时掌握市场和顾客需求、缩短业务运转时间、降低业务处理差错、降低贸易管理成本和库存成本、改善服务质量、加快资金流动,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的人力、财力、信息技术等实力较弱,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中小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所付出的代价也许更大,相对效益而言,成本也许更高。
据调查分析,中小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系统构建成本
这是企业建立电子商务系统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成本,主要包括系统环境构建的人、财、物投入成本。企业实施电子商务必须具备必要的硬件和软件环境。首先是基础设施的购建,如电脑、服务器、交换机和网络及其他设备、线路等硬件作为载体,这些均属于固定成本。同时,还必须具备相关的电子商务软件,才能正常运行并完成其所需的功能。硬件成本除了购置所需的费用之外,还有日常维护、维修以及损耗、升级等所需的成本。软件也同样有购买、开发、维护等方面的成本,而且,为了赶上时代的潮流,抓住商机,必须适时对电子商务系统进行更新换代,而这方面所需要的成本是难以估算的。在构建电子商务环境中,企业在人、财、物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大约占实施电子商务全部费用的60%以上。这一成本一般在早期阶段一次性投入,因此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的确是个不小的负担。据对广西的梧州、百色、北海等地的一些中小企业的调查中了解到,由于经济实力有限,不少企业都因巨大的构建成本而对开展电子商务顾虑重重,望而却步。
(二)技术支持成本
技术支持成本包括对电子商务系统的设计、运行、维护和管理等方面所需的技术含量较高的经济代价。从中小企业的情况来看,90%以上的企业由于技术力量薄弱,人才资源匮乏,在电子商务系统建设方面往往没有自己专门的技术队伍,大多数企业需要以租赁的方式求助于计算机软件公司或近年新兴的ASP,因此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高昂的。此外,技术支持成本还包括应用信息技术后必须发生的各种支持服务费用等等,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是一大笔开支。
(三)运营管理成本
运营管理是中小企业实施电子商务并获取企业利益的关键环节,在这一环节中发生的成本主要有交易成本、人力投入成本、系统管理成本和配送成本等等。
交易成本指企业利用电子商务环境与交易对方或其他企业进行商务贸易活动所发生的各种成本。这一过程中所需的费用主要有组织网上交易、对交易对方的调研费用、交易双方协商、起草和签订合同、监督和实施合同等。例如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产品信息,向交易商提供交易结算、货款收付等服务,所发生的成本大约占整个运营管理成本的20%。
人力投入成本包括为了电子商务系统的正常运行,除了构建系统时所需的技术人员之外,在投入运行后必须配备相关人员、对人员进行必要的教育培训以及支付人员的工资等方面所花的费用。这一成本必不可少,约占整个运营管理成本的25%以上。
物流配送是电子商务最后的环节,也是个重要的环节。它需要有商品的存放网点、需要增加运输、配送人员的开支,由此而增加的成本是不可忽视的,大约占整个运营管理成本的30%以上。
管理成本是指为了正常应用电子商务系统,需要建立相关的管理机构,制订管理制度,对运行系统进行各方面的计划、协调、控制,对交易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所需要的成本。这一成本无法准确估算,但对中小企业来说尤其重要。不少中小企业投入巨额资金,好不容易建立起电子商务的应用环境,却由于管理不善而将设备闲置、系统丢荒,电子商务成了一种摆设,流于形式,且这种浪费对于经济实力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必要的管理成本是必须投入的。
(四)安全成本
与大企业一样,中小企业在具有开放性的网络环境下进行商务活动,不得不考虑安全问题,例如交易的公正性和安全性、交易方身份的真实性、传递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以及交易的不可抵赖性等等。为了企业能安全地实施电子商务,必然要制定必须的安全标准、开发安全技术,采取一系列的安全技术措施。而这些交易安全的协议、规章制度以及技术措施的使用及其学习和操作无疑增加了电子商务应用的成本。
(五)风险成本
这是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时不可避免的隐形成本。例如由于病毒的入侵、黑客的袭击、人才的流失、软硬件的更新换代等不好确定、不易把握的因素构成的成本。由于中小企业的实力较薄弱,风险更大,因此在这方面所承受的压力相对更大。
(六)其他成本和费用
除了上述成本以外,在实施电子商务过程中还会发生其他一些成本和费用,例如入网费用、注册费用、与应用技术有关的人员费用等等。还有些间接发生的成本,如操作技术不配套而发生的成本、对信息处理不当而间接产生的成本以及对新设备和新技术不适当的引进造成的浪费成本等等。
上述各种成本中,构建成本和运营管理成本所占比例较大,也最基础、最直接;而安全成本和风险成本相对隐形,但却不可忽视。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各种成本的结构及比重也在发生变化,例如构建成本中的硬件成本会随着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发展而逐渐降低,而软件成本却随着网络环境下商务活动的功能需求变化而不断增加;隐形成本也因信息安全、技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经营风险等问题日益凸现而不断增加。对中小企业来说,由于信息化的成本较高,在构建系统和运营管理等环节往往存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困难,有些企业因此失去信心而放弃电子商务的应用。因此,中小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实施电子商务所发生的各种成本认真分析研究,了解哪些成本是可以控制的,哪些成本是可以降低的,哪些成本是可以避免发生的,以哪一种方式实施电子商务比较适合自己,以便以低成本获取应有的企业效益。
三、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效益分析
企业对电子商务感兴趣的理由是它可以为企业带来利益。中小企业开展电子商务虽然需要花费不小的成本,但电子商务给中小企业提供了与大企业公平竞争的平台,提供了大量的市场机会,也由此为中小企业带来了直接、间接和潜在的效益。
(一)直接效益
电子商务给中小企业带来的直接效益主要是指具体的营运效益,如成本上的节省或生产上的效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通过建立企业网站,利用网络宣传树立企业形象、传递产品信息;在网上做广告可以将企业的促销信息传递给世界各地的潜在顾客,增加企业的销售机会和消费者的购买机会。
2.利用网络进行交易,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营销效率。传统商务中,供应链耗费25%的运营成本,而电子商务由于利用网络的便利,改善了供应链管理,从而使成本降低了10%以上。
3.由网络和计算机来传送文件,大大加速文件的处理速度,降低文件处理的成本。根据有关方面的研究分析,应用网络传输可以使文件处理成本降低近40%;用电子文件替代大量的纸质文件,使纸张的成本显著降低。
4.计算机自动接受和处理信息,可以减少工作量,减少员工成本15%—20%。
5.合理地安排原材料进货和按订单生产,从而减少库存,加快了资金周转。
6.减少中间环节,节省信息成本,为企业及时地获取准确的信息创造了条件。
例如,广西食糖中心批发市场(GSEC)由于实施全电子化的交易模式,因此至少从三方面获得直接的效益:(1)大幅度降低了工商企业的交易成本,吸引全国涉糖企业广泛参与,大大提高了产销衔接速度;(2)GSEC提供的第三方结算,有效避免了购销企业之间三角债的产生;(3)GSEC还与有关银行合作为交易商提供融资服务,交易商交存交割仓库的仓单,办理相关手续后,即可获得银行提供的质押货款,有效加快了资金周转。目前,GSEC交易商数量已达500余家,已实现网上交易白砂糖600多万吨。
(二)间接效益
间接效益是指那些不容易被具体量化的利益,可以说是层次较高、布局长远的企业利益,它通常是策略性、导向性的。电子商务给中小企业带来的间接效益主要有:
1.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2.扩大业务范围与规模,从而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据统计,这种间接的效益能达到其全部贸易额的3-5%。
3.加强与客户的沟通,从而扩大市场规模,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据统计,这种间接的效益能使企业的市场份额提高15%左右。
4.提高企业员工综合素质,从而促进企业服务素质和水平的提高。
5.以先进的交易模式和管理模式获得社会和交易商的认同,从而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例如小鹏旅游资讯有限公司,利用网络环境推出的“旅游行业信息在线管理与营销DIMOS系统”,已覆盖广西全区旅游管理部门及旅行社,实现了全区旅游行业的信息化管理,有效提升了旅游行业的信息化水平,从而使旅游行业的业务量也得到了快速提高。
这些效益虽然并不那么直接和明显,但从企业和社会的总体效益看,在某种程度上却具有更大的价值。
(三)潜在效益
有时电子商务给企业带来的某些利益是眼前暂时看不到的,但却存在潜移默化的效果及强力的后劲,从宏观上讲,这就是潜在效益。例如,开展电子商务可以使企业的传统经营理念及经营模式逐渐转向先进、科学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可以促进企业乃至国民经济高效化、节约化和协调化;可以提升企业文化,提高员工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等等。潜在效益对于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长期目标、长远利益具有深刻的意义。
例如南博网以“博览东盟、网尽商机”为宗旨,通过网上网下、国内国外相结合的服务手段,为从事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企业提供专业化的信息服务、营销服务及交易服务,帮助中国企业走进东盟、东盟企业进入中国,全力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贸易门户网站。不少中小企业利用“南博网”这一特殊的电子商务平台,以其崭新的理念,精心的设计,为广大客户提供真诚、周到、高效、优质的服务,因此正在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不断扩大影响,逐渐赢得客户的信任,不久的将来会获得预期的效益。
【关键词】智力资本;自愿披露;内容分析法
一、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关注与智力资本相关的信息,智力资本不仅是企业创造价值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而且也是其未来创新和利润增长的关键所在。LevandZarowin(1999)通过分析会计数据和市场价值的相关性,证明过去20年来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已经降低。普华永道2001年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发现,在投资者认为最重要的信息中,只有三种属于财务信息(现金流、利润、毛利率),剩下的七种信息中有两种源于内部数据(战略方向和竞争格局),余下的五种均是无形的信息,包括市场增长、管理团队的素质、市场规模、市场份额和市场拓展;投资者认为中等重要的信息可以分为三类:顾客(分销渠道、品牌、客户周转率)、雇员(智力资本、雇员保留率和每名雇员的收入)和创新(新产品收入、新产品的成功率、研发支出和产品开发周期)。这些投资者和分析师认为,重要的信息几乎都属于智力资本,然而多数没有被管理层披露,因而造成了信息不对称。因此,研究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的自愿披露行为,对于促进上市公司提高自愿披露程度、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会计界致力于研究外部报告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HealeyandPalepu,2001)。Botosan(1997)发现提高信息披露程度能降低资本成本;Sengupta(1998)证明提高披露能降低债务成本;Healeyetal.(1999)则发现提高披露能增加每股业绩,但与当期及预期盈余无关;GelbandZarowin(2000)发现披露水平高的公司,其股价与未来收益的相关性越高。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许多国家呼吁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程度,丹麦还编制了专门的智力资本披露指南。基于智力资本开发领域取得的成就,一批先驱企业率先开始对智力资本报告的探索,首开先河的是瑞典第一大保险和金融公司——斯堪迪亚(Skandia),他们于1994年设计了导航仪模型,系统化地解释了智力资本各组成要素及其关系。1997年,丹麦组织一批企业从事智力资本开发,这些企业陆续公布了智力资本报告,随后亚洲、欧洲、中东地区的一些企业在智力资本披露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我国对智力资本披露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最后几年,起步较晚,大部分停留在介绍国外的报告模式,并提出适合我国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报告模式。其研究通常分两种,一种是在传统的财务报告中增加与智力资本有关的账户并在表内披露,非财务信息在表外披露(谭劲松,2001;梁莱歆、官小春,2004);另一种是单独编制智力资本报告,如徐程兴(2003)提出的企业智力资本报告的主表和附表及报表附注所组成的报告框架。张炳发、万威武(2004)提出的企业知识资本报告,从知识资本投资、知识资本积累和知识资本绩效三大方面对企业的智力资本进行报告。对智力资本披露的实践研究涉及较少,张丹(2008)以中国社科院公司治理中心评出的2006年度上市公司100强中在A股上市的49家企业2001年至2005年的226份年度报告为样本,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有关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客户资本等构成的智力资本披露内容已经存在,且披露内容逐年增加;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对市价影响显著;智力资本披露具有行业差异。冉秋红等(2007)对我国2005年223家上市公司年报公开披露的非货币计量智力资本信息进行内容分析,对以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进行估算,实证结果表明,智力资本对组织经营绩效产生了积极的、正向的影响,以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对资本市场具有较为显著的价值相关性,而非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并未得到明显体现,同时,这些发现存在行业差异。
然而,由于智力资本披露程度的度量采用内容分析法,其重现性比较差,因而很有必要扩大样本容量,对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披露状况进行持续研究,以进一步明确公司智力资本披露的特征,为我国建立智力资本披露指南、有效指导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披露实践提供重要的依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
本文选取2007年规模居前的1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为样本,选择了可以减少规模效应影响的规模较大的公司。已有文献指出,智力资本披露程度与公司规模相关(Bozzolanetal.,2006;张丹,2008)。虽然Striukovaetal.(2008)的实证结果指出,年度报告并不是研究智力资本披露程度最好的载体,然而大部分文献还是选择年报为分析样本(AbeysekeraandGuthrie,2005;Bozzolanetal.,2006;Guthrieetal.,2007),而且除了年报外,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其他信息如网络信息、新闻会等较少,因此本文选择分析样本公司的年度报告。样本公司所属行业如表1所示,主要行业的划分依据CSRC的行业分类。
(二)智力资本披露程度的度量
由于年报中的智力资本信息多为文字和图表形式,为了辨别和比较不同企业披露的智力资本信息,目前已有的大部分文献均采用内容分析法(BeattieandThomson,2007;GuthrieandAbeysekera,2006;GuthrieandPetty,2000;Guthrieetal.,2004)。然而此方法近年来颇受批评,譬如BeattieandThomson(2007)认为,由于没有提供详细的编码规则,智力资本要素的概念边界不清,读者很难判断智力资本要素的类别。因此本文将详细论述智力资本的分类以及各要素的涵义、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计量方法。
1.智力资本分类及要素的涵义
虽然目前没有公认的智力资本定义,智力资本报告的形式也各式各样,但包含的内容是相似的,主要是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顾客资本,即“H-S-C”结构。GuthrieandPetty(2000)提出三类24要素的智力资本披露框架,人力资本包含6要素,即Know-how、教育、职业资格、与工作相关的知识、与工作相关的能力、创新精神;组织资本包含9要素,即版权、专利、商标、管理哲学、企业文化、管理过程、信息系统、网络系统、财务关系;顾客资本包含9要素,即品牌、客户、顾客满意度、企业声誉、分销渠道、业务合作、许可合约、有利的契约、特许权合约。此框架被Brennan(2001)和Apriletal.(2003)所采用。Bozzolanetal.(2003)删减掉管理哲学、财务关系和创新精神三个要素,加入研究项目要素后形成22要素的分析框架。AbeysekeraandGuthrie(2005)对智力资本要素进一步优化,并对各要素的内涵进行了说明。基于该结构,同时考虑我国目前智力资本管理的现状以及年报的内容结构,笔者将企业智力资本类别即要素结构设置为3类17个要素。转(1)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企业员工的知识、经验、技能、态度的总和,包括培训与发展、创新精神、雇员安全、雇员关系、雇员福利以及雇员状况6个要素。培训与发展指Know-how、职业资格和培训;创新精神指创新意识、创新兴趣、创新胆量和创新决心;雇员安全指企业采取的安全措施、安全认证等;雇员关系指工会举办活动、雇员参与社会活动;雇员福利指雇员和管理层的报酬、雇员福利、雇员持股计划;雇员状况包括雇员人数、专业构成、教育水平、专家资历、雇员年龄以及人动等。
(2)组织资本。组织资本是企业的基本构架,是将人力资本组织起来的机制和流程,包括智力资产、管理过程、信息和网络系统、企业文化、财务关系、研发6个要素。智力资本包括版权、商标和专利;管理过程指管理方法与运作过程;信息和网络系统是保障智力资本有效运转的技术保障,主要指公司的信息系统,譬如内联网、信息密集度、资讯科技能力等;企业文化是公司全体员工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财务关系是指企业与投资者、银行以及其他融资者的关系;研发是指为开发新产品或服务而进行的研究。
(3)顾客资本。顾客资本包括品牌与公司形象、顾客忠诚度、业务合作、分销渠道以及市场份额5个要素。品牌与公司形象包括品牌、质量标准和公司美誉;顾客忠诚度包括顾客满意度、客户忠诚度、客户拥有量、客户保持、客户服务等;业务合作包括商业合作、许可协议和特许经营协议;分销渠道包括销售、零售、经销权和网络等;市场份额包括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占有率、市场地位。
2.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程度的度量方法
依据前人的研究,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来度量公司的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程度。内容分析法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披露的次数或频率越高,表明该问题越重要。一些文献根据相关字词、短语、句子、段落的长度来计量要素披露的次数,而一些文献仅仅只计量字词出现的次数,不论其长度(BeattieandThomson,2007)。如果限制年度报告的篇幅,那么要素所占的长度越大,则该要素越重要,如果年报没有篇幅限制,由于没有额外成本,增加要素披露的长度可能并不能提供额外信息。我国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没有篇幅限制,报告长度参差不齐,长的超过200页,短的不到100页,因此本文选择只计数、不计长度的方法来度量智力资本披露的程度。参照Bozzolanetal.(2003)的计数法,本文选择段落作为分析单位来计量智力资本要素自愿披露的次数,判断的依据主要是段落的意思,而不仅仅是特定的词汇。如果智力资本信息框架中的任一要素在某段被披露,则该要素披露记数1,如果没有披露,则记数0,如果某要素信息在年报中重复披露,则仅记录一次。年报分析完后进行分类汇总,即可得该公司智力资本信息中每一种类每一要素的自愿披露程度。
在度量每一上市公司年报智力资本自愿披露程度之前,必须认真研读年报,确认并计数与智力资本要素涵义相符的内容。为了提高该过程的可信度,本文作者之一和一名研究生通读10份年报样本,分别独立计量各样本公司的智力资本披露程度,然后将两份计分表进行比较讨论,经过几番讨论后,两名计分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小,直至达成一致。两名评分者再分别独立对余下的90份年报进行评分,若评分结果一致,则计分过程结束,若不一致,则继续讨论,直至达成一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对智力资本要素自愿披露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了年报中智力资本要素自愿披露频次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知,样本公司年报智力资本自愿披露的频次在2-55之间,均值为22.98,标准差为14.419,说明样本公司年报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的程度较低(英国为42.5,意大利为46.33,见Bozzolanetal.,2003),公司之间的差别比较大,这与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上市公司质量参差不齐、总体信息披露程度不高的环境相符。也可能是因为我国缺乏智力资本,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底颁布的“国家财富报告”,美国的无形资产是中国的99倍,这是导致我国与发达国家财富差距的主要原因。虽然我国致力于向知识经济转型,但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尤其是知识产权法的执行力度不够,效果并不明显。智力资本的三元素中,组织资本自愿披露的频率最高,均值达14.64;其次是顾客资本,均值为6.14;最后是人力资本,均值仅为2.2。这与Xiao(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然而与其他国家譬如英国和意大利(Bozzolanetal.,2003)、斯里兰卡(AbeysekeraandGuthrie,2005)的研究结论不同,上述国家披露程度最高的是顾客资本信息,其次是结构资本信息。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尤其强调智力资本的管理过程,对人力资本的管理和积累不太重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是智力资本的核心,是最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的价值驱动器,我国上市公司应该积极培育人力资本,加强对人力资本的管理。另外上市公司组织资本信息和人力资本信息披露次数的标准差分别为5.595和2.688,说明各公司的信息披露差别非常大。在组织资本的信息披露中,管理过程披露最多,均值高达10.38,说明上市公司强调如何管理智力资本,突出管理层的管理意图和能力。在顾客资本的信息披露中,品牌及公司形象的披露频次较高,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越来越注重品牌的培育,通过品牌培育、公司形象塑造来扩大市场占有率,获取长期竞争优势。雇员福利是人力资本信息中披露程度最高的要素,通过披露员工福利计划,吸引并留住拔尖人才,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二)智力资本要素自愿披露行业差异的比较分析
使用表1中的行业分类作为调查智力资本要素披露行业差异的依据,由于“造纸和印刷业”只有一个企业,因此去掉该行业,对余下的13个行业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信息技术业的智力资本披露程度最高;其次是电子行业,这两个行业都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对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很高,其对知识、技术、信息等要素的掌握和应用将决定经营的成败;披露程度最低的行业是“电力、煤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类行业属于传统行业,竞争不是很激烈,主要靠规模获取竞争优势。人力资本信息披露程度最高的是“石油、化学、塑胶、塑料业”;其次是采掘业,这些行业工作条件较差,企业越来越关注雇员的安全健康及培训,重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他行业对人力资本信息的披露程度都较低,相差不大。组织资本信息披露程度最高的是信息技术业;其次是建筑业和电子行业;披露程度最低的是“电力、煤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顾客资本信息披露程度最高的是信息技术业,关注与外界建立关系,重视顾客忠诚度的培育,与顾客和供应商合作,最低的是“电力、煤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五、研究结论
本文在构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顾客资本三元素的公司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2007年我国规模最大的100家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披露程度,结果表明:
1.我国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的程度不仅比较低,而且相互之间差别比较大;在智力资本披露框架的三元素中,组织资本信息的披露程度最高,其次是顾客资本信息,最后是人力资本信息。2.我国上市公司智力资本自愿披露程度行业间的差异比较明显,信息技术及电子等高科技行业公司的披露程度较高,而电力、煤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传统行业的披露程度较低。
经济学以纯理性经济人作为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已经引起了学界的诸多争议。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思考决定人们经济行为的因素存在严重的缺失。而社会学过度社会化的人性预设同样存在局限。社会资本理论正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以调和两者人性预设上的对立而产生的新学科—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其在多学科交流的学术背景下已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并被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作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广泛运用于研究中。然而,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对该理论的回应却是迟缓而微弱的。其实,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社会资本作用凸显。本文力图在分析社会资本概念、特征、作用的基础上,阐明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伦理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该理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
一
社会资本研究方兴未艾,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lieu)首先对社会资本进行先驱性研究。他认为“社会不只是由个人所组成,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挥自己的各种连接和关系的总和”。布尔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认为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经济资本是根源,社会资本则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与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布尔迪厄是从工具性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的,即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从中可以吸取某种资源的、持久性的社会网络关系。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 James SColeman)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更为全面具体的分析和界定,指出社会资本有五种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其中应尽的义务是否履行以及个人担负义务的范围为社会环境的可信任度所决定,因而信任对社会资本至关重要。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普特南(Robert D . Putnan)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则建立在对意大利政府进行长期调查的基础上,最终使该理论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地位、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比科尔曼更为关注“信任”,他强调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美国社会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却从文化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深人研究,他在界定社会资本时同样肯定了信任的重要性。总之,学者们已经从多个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定义,包括从宏观的制度层次、中观的社群单元和组群单元层次以及微观的人际间行为来定义和分析社会资本。尤需重视的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张其仔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网络进行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张其仔把社会资本的概念仅仅局限于社会网络固然是有所欠缺的,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张其仔的概念则抓住了我国社会资本中社会网络这一最核心的内容,对理解和把握我国特有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总体而言,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集中于规范、信任和网络等儿个方面的内容。
社会资本之所以被称为一种资本,是因为它具备了资本的基本特征,它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都是通过积累而成的,并且都具备了增殖性质。但是,三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的区别。物质资本是一种有形资本,因而最早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关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一种无形资本,但是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学历证书、学位证明等物质形式加以证明,而要增强社会资本只能通过无形的网络、信任和规范等形式起作用,这些形式是只能感知却无法看见和无法触摸的。二是可测量性与不可测量性。在经济学中,可测度是一项重要的因素,成为是否被主流经济学认可的一个重要要素。物质资本的可测度性勿庸质疑,人力资本也逐渐通过人们的预期性增强其可测度性,因而逐渐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可。然而要明确社会资本的测度性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三是可转让性和不可转让性。物质资本具有可转让性,物质资本转让出去之后便与原所有者发生了分离。社会资本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而非个人物品性质,一旦形成就不仅仅是一个人能使用它,它只能存在于两个以上的人之间,一个人无法将自己所拥有的关系网络转移给他人。
正因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而且不可测量,也无法转让,因此,人们难以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察觉到社会资本的作用。但是社会资本确确实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种种作用。当我们进人经济史研究视野时,对社会资本进行考察的意义便同样显得格外重大。
二
在探讨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之前,我们首先应考察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伦理的关系。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起了十分强大的推动作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恰相吻合,成为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性因素。而中国传统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在于儒家伦理难以使人们形成合理性的经济伦理,难以形成适合于理性化经济行为的心态和特征。或者说,中国的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存在严重冲突,因而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的观点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主流思想”地位后,受到强烈质疑。余英时从文化角度阐明了儒家思想并非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杜询诚利用近代中国实业家和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量史料驳斥了韦伯的观点。著名经济史专家帕金斯更是以东亚经济的崛起作为“韦伯命题”的有力反击,揭示了儒家伦理对东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促进作用。张其仔的《社会资本论》正是以儒家文明为根基,对西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合理修正。他认为儒家伦理的关系取向所代表的不是非理性,而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学者所倡导的个体理性,是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结构理性。因而,儒家伦理重视关系取向正是把社会资本纳人到了个人行为函数中,所考虑和处理的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因此,在儒家伦理影响下的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仍然是理性的,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个人理性所不同的是,他把社会资本当作了一种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
对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问题我们不能妄下定论,但是由韦伯理论而引发的儒家伦理大思考却表明,儒家伦理强调社会优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人际关系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显然与社会资本理论存在着内在统一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中国人的信用问题。信任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普特南、福山等众多社会资本理论的先驱研究者都十分强调信任在社会资本中的重要性。在《乡土中国》中指出,我国的乡土社会格局是一种差序格局,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里所激起的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抹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波纹所推及的就相互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最主要的是亲缘关系,包括家庭、宗族及姻亲关系等等。所指出的“差序格局”社会,以“己”为中心,“己”代表的是家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因而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信任也会因关系的不同而区别开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会按亲疏关系呈现“差序格局”,中国人的信任仅仅局限于亲缘关系圈内,一旦走出亲缘关系圈,对关系圈外的成员是极度不信任的。林语堂也指出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福山则强调中国是一个低信度的国家,认为中国缺乏一种亲缘和地缘关系圈之外的成员信任,缺乏一种普遍式的社会信用。但是,当我们进人长时段的经济史视域去考察时,我们便会发现中国社会的信任已经远远超出亲缘和乡缘的范畴。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指出,以16一18世纪的情形而言,中国商人的“诚信”与“不欺”是普遍式的、超越家庭圈的。唐力行和朱英等人通过对近代商人的研究指出诚信观念为大部分中国近代商人继承了。此外,近代同业公会和商会等商人组织的成立也突破了血亲地缘的限制,并加强了与政府等势力集团的联系,扩大了社会关系网络。杜询诚的考察表明,在近代中国,经济活动中的“能人”首先要能周旋于官府和洋人之间,以求得各种政策上的优惠和交易上的便利。同时还需要有钱庄和银行的关系和背景,这样企业的资金和融通才有保障。可见,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基于亲缘地缘基础上的既定的狭窄的人际关系网络。
信任的产生与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紧密相关。在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社会信任形式已远远超出了亲缘和乡缘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那么社会资本理论的最基本要素—信任,完全可以在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找到原形和依据,因此,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也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提供了合理的结构性背景。
三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资本理论与我国社会经济伦理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并且社会资本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实际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是勿庸置疑的。本文试从以下几个研究视域进行探析。
(一)家族企业史研究
《中国家族企业》指出,家族企业的突出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并且企业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扩大了的准亲缘关系网络之上,包括同学、同乡、朋友等。企业可以利用关系网络节约交易成本,并建立信息交流网,这对企业的成长和发展都产生很大影响。家族企业直到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亲属和准亲属关系网络也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家族企业的关系网络范畴有不断扩大趋势。近年来,经济史学者对我国明清传统家族企业以及近现代华商家族企业进行了较多研究,肯定了家族企业利用特有的家族式管理方式和以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功,以及不少家族企业已经建立的与区域文化和亲缘关系不同的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此外,关于家族企业作为一种与现代企业制度明显不同的产权不清的经济组织在经济发展中是否会有阻碍作用的问题,学界有较大争议。但家族企业利用其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节约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筹集资金、共同协作、抵御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非家族企业难以发挥的优势,并通过网络达到了增加企业收益的目标。若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中国家族企业的关系网络,必然会给中国企业发展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范式。
(二)商人、商业信用研究
中国商人、商业信用问题倍受史学界关注。正如前文所述,余英时、唐力行和朱英等学者对中国商人的诚信观念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日本经济史学专家加藤繁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对我国宋代商业信用进行了详尽考察。他认为大概到了客商和铺户的利害关系很紧密,深感尊重信义相互有益的时候,得到牙人的帮助,成立了赊的买卖关系。赊的信用联系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生的,同时商业也由于赊的信用关系的产生而得到发展。姜锡东指出中国古代商业信用的兴盛始于宋代,普遍存在于流通领域并开始染指生产领域。此外,谢秀丽的考察发现清朝前期由于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之间形成了比较长的商业信用链条,从商品生产到流人市场,从高级市场到初级市场都不断有商业信用产生。商人、商业信用的确立对于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把商人、商业信用置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范畴内进行阐述,也必将给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带来更广阔的前景。
(三)商帮、商业组织、商业网络及其市场网络的研究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它是以家族和地缘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商帮以血缘乡谊为纽带建立了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浓厚的乡域观念使商帮各行业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商业联系。同乡组织也是凝聚同乡、加强同乡合作的重要机构。近代的同业公会和商会等商人组织,建立了比亲缘和乡缘关系网络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商业网络和市场网络的建构更是体现了社会资本的作用,联号的经营、相对固定的往来客户群体以及商人侨居地与祖籍地之间的商业网络都是社会资本在起作用的表现形式。例如龙登高的江南市场考察指出,外地商人落籍定居,经营网络随之变化,侨居异地之后,商人把侨居地与祖籍地的业务有机联系起来,建立联号,构成了有机的营销网络。当商人扩大了侨居地业务之后,往往需要招徕亲友或接受同乡前来协助合作。随着业务的扩展,有些同乡亲友又在其他地区侨居下来,从而使商业网络不断扩大。张忠民对近代中国商人资本的研究表明,商人和商业资本不仅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而且还体现了一种社会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与经济关系相互混杂、交织,在某种情况下,似乎较之经济关系更为鲜明和突出,并且又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地体现出自身的特点和作用。在香港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讨论会上,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专门对中国商人、商会及商业网络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对“网络结构”的探讨,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视野。
二、西方资本形成理论的几个主要发展变化
资本形成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以来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实物经济背景到货币经济背景,从强调资本形成来源到重视资本形成渠道,从自由市场主义到国家干预主义,从制度外生到制度内生的演进与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资本形成诸多方面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这些思想变化几乎都有着严格的假设和前提规定,但其对现实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从相当程度来说,了解这些思想和前提假设的变化轨迹,也就是了解资本形成的现实变迁本身。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资本形成涵义的演化与扩展资本形成涵义的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形成重心的演化。以金融发展理论的提出为界,资本形成的重心开始由资本形成的来源、规模和结构转向过程、渠道和机制。资本形成研究的理论指向,由此从侧重探讨资本形成的现实作用,向探究如何促进和实现积极有效的资本形成———尤其是寻求如何通过促进资本形成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转轨———转变。二是资本形成范围的扩展。与资本概念的演变相伴随,资本形成范围经历了一个由狭义的有形资本形成向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形成的广义资本形成扩展的过程。从古典的资本积累思想到新古典主义阶段,甚至直到凯恩斯主义阶段以后,关于资本形成的物质资本传统一直在继续。典型的如纳克斯所说,资本形成即指社会不把其全部的生产活动用于直接消费品的生产,而以一部分用于工具、机器、交通器材、工厂及设备等各种可用来增加生产效能的物质资本的生产。资本形成过程的实质,是将社会现有的部分资源抽调出来增加资本品存量,以便使将来可消费产品的扩张成为可能。萨缪尔森(P.A.Samuelson)也指出,“净投资”或资本形成是指社会实际资本(设备、房屋、存货)的净增长。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以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为代表,关注人力资本的经济思想开始大量出现。同时货币资本伴随着货币经济和信用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随后在众多的新增长理论模型中,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广义资本成为资本形成理论考察的重点
,资本形成的范围得到了明显的扩展。(二)资本形成来源的一元与多元自斯密以来,西方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形成来源的认识基本一致,即资本形成唯一来源于国民储蓄,来源于国民收入大于消费的部分。这一认识时至今日,从未动摇,因此形成了资本形成来源的一元化局面。但实际上,在学术界,对国民储蓄的决定是有争议的。因此也形成了资本形成来源在更深层次的多元化状态。从斯密开始,一直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J.Du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和莫迪里亚尼(Ma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都把资本形成看作是居民延缓当前消费,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进行投资的结果。居民储蓄是扩大资本存量的唯一来源。马歇尔、刘易斯则指出,储蓄差不多完全从资本和利润中得来,企业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钱纳里(Chen-ery,H.B.)提出“两缺口”模型,认为在开放经济体系下,从均衡的角度来说,一国投资的储蓄不足部分,必然由进口大于出口的部分弥补,即“储蓄缺口”必然等于“贸易缺口”,外资的进入可以使国民储蓄总水平提高,促进技术进步,同时增加资本积累规模和改善资本利用效率,从而为资本形成指出了一国经济体系以外的外国储蓄来源。②(三)资本形成作用的扩张与质疑资本形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直以来都受到高度重视。斯密认为资本积累的扩大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和斯密相同,李嘉图相信,增长是他所说的‘积累’,也即资本形成的结果。”③这一认识一直为主流经济学所坚持。发展经济学更是将物质资本形成在发展中国家中的积极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是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Nelson)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缪尔达尔(Myrdal)“循环累计因果关系”理论,还是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理论、莱宾斯坦(Leibenstein)“临界最小努力”理论,或罗斯托(Rostow)的“起飞”理论和钱纳里“两缺口模型”理论等,都把资本匮乏看作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从而使资本形成成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为考察对象的实证研究对这一认识形成了质疑。阿伯拉莫维茨(Abramovitz)、索洛(Solow)、丹尼森(Denson)、库兹涅茨(Kuznets)等学者的测算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知识进步而不是资本形成。虽然麦迪逊(Maddison)、纳迪里(Nadiri)、布鲁顿(Bruton)、罗宾逊(Robinson)等学者的研究证实了资本形成在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但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普遍意义却有所动摇。80年代以后,资本形成的技术进步内含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索洛、乔根森等人都曾明确提出,技术进步只有与资本形成相伴随才能被运用到实际生产过程中去。因此,如果重新认识资本形成的技术进步意义,就会发现,即使在发达国家,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仍然无可替代。(四)资本形成过程的真空与多维早期的资本形成理论把储蓄与投资等同起来看待,认为从储蓄到投资并不存在一个成本的转化过程。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④这种把资本形成过程视为完全无摩擦真空状态的思想一直在主流经济学中占有相当的位置。而事实上,储蓄与投资之间不仅存在一个过程,而且还是一个“惊险”的过程。在货币经济的背景下,这种惊险的程度加倍地由连接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的货币金融的作用过程表现出来。但是,货币金融因素长期被视为实体经济的面纱,对资本形成不产生实质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扭转。帕特里克指出,金融体系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加快资本积累速度对资本存量产生影响。其后金融发展理论的产生兴起,使资本形成的货币金融过程成为理论界考察的重点。麦金农和肖认为,金融机构在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起中介作用,而“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价格的扭曲以及其他手段”,将使可贷资金的非价格配给现象大量发生,最终导致资本形成的规模、质量都无法保证,经济增长无以为继。他们的追随者们进一步指出,金融市场的存在大大地促进了储蓄和投资过程,提供了从储蓄者向投资者转移资金的有效手段。当内生增长理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思潮形成合流以后,内生金融体系作为资本形成过程内在逻辑要求的地位得以牢固树立。换句话说,资本形成具有怎样的货币金融过程将成为影响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发现与(早已受到重视的)资本形成的财政税收等过程一起,使资本形成过程由无摩擦、无成本的传统真空状态变为具有多种形成渠道的现代多维状态,从而使资本形成的理论具有了更逼近事实的模拟力和解释力。(五)资本形成“大道”的分歧与渗透“大道”的概念由萨缪尔森首次提出,指资本存量均衡增长的最优路径。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于最优资本积累理论的两篇重要论文———富兰克•拉姆齐1928年发表的《储蓄的数学理论》和冯•诺依曼1932年提交的《一般经济均衡模型》。拉姆齐假定只存在一种用于资本积累和消费的商品,并且这个经济可以达到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充分满足的“大同世界”,在此基础上导出了能实现跨时效用之和最大化的资本积累定理;诺依曼则证明,分部门模型中,在经济活动的扩展可能使资本品的存量以最大速率扩张的均衡状态下,资本存量的扩张速率与价格下降的速率相同。对这两篇论文的拓展产生了传统最优增长理论中的两种大道模型———萨缪尔森“大道”和拉姆齐“大道”。这两种模型相互渗透,经索洛、斯旺(Swan)等人的增长模型以及新增长理论的激发和辉映,到目前形成了分别由内生因素决定和外生因素决定的两种不同的大道理论。前者主张,经济增长的末期资本存量最大化目的可以由内生因素决定实现;后者则将资本存量最大化及经济无限增长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人口的增长。事实上,两者的分歧并非如表面看来那样大。如果除开人口增长的考虑,后者也完全具备前者内生理论的大道特征。宇泽宏文(Uzawa)、卢卡斯、罗默等人证明,这种特征适用于物质和人力两种资本品。进一步的研究则表明,如果允许资本自我生产,资本存量增长(资本形成)最优均衡路径的存在就会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保证⑤。三、资本形成理论发展的简要总结
综上可知,资本形成理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实物经济背景到货币经济背景,从强调资本形成来源到重视资本形成渠道,从自由市场主义到国家干预主义,从制度外生到制度内生的演进与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资本形成诸多方面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从研究方法和思维类型上来说,仍然属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所以仍具有过于严格的前提假设和忽视制度的理论特征。这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研究来说,恰恰是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根源所在。概括说来,有以下几方面不足。(一)前提假设对现实的脱离在前述理论中,不同程度地隐含存在着几种影响其现实解释力的严格的前提假设。一是完备信息和完全竞争假设。资本形成理论多假设利率等市场价格的变动将可以准确、充分地传达资本供求的全部信息,引导有效的资本形成。同时,资金市场多被要求是完全竞争的。这样私人
信息无法存在,借贷双方才能掌握全面、准确的信息,资本形成才能得到改善。二是政府同质假设。在资本形成理论中隐含着政府的同质性假设。即政府是作为一个整体单一的、理性的、不可分的主体来行使经济职能。整体单一指政府各部门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和运作方式,行动是整齐一致的;理性说明所有的政府遵循同样的理逻辑;不可分则意味着只有中央政府是真正的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内含在中央政府之中,不具备单独影响资本形成的意愿和能力。这些假设使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现实情况的模拟大大偏离了客观轨迹,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二)给定制度对研究的局限发展经济学中的资本形成理论对整体制度变迁的忽视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储蓄和投资主体往往被假定为在给定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背景前提下进行活动,而且制度是比较完善的,主体是市场理性的。这样,如果市场发生一定波动或政府采取一定刺激,当事人所获得的激励和出现的反应将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从而是适宜的和可预期的。这对存在信贷软约束的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研究来说,显然形成了较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虽然与资本形成相关的或直接联系的制度———如财税制度、信贷制度、投资制度、货币金融制度等———被视为是可变的,甚至是内生的,但这种制度演变仍然是局部的、框架之内的。整体的宏观制度背景仍是给定的、中性的。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内生的金融发展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也是如此。这对基本经济制度甚至政治制度都正在经历激烈变迁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而言,构成了亟待突破的理论障碍。(三)现有视角对问题的遗漏现有的理论虽然对资本形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和有益的思想,但其主要的研究视角尚不完善,尤其未能全面揭示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的真实状态和发展规律,从而对一些重要问题有所遗漏。一方面,现有视角主要仍偏重于强调资本形成结果的重要性,而对资本形成的现实过程论述不够深入。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主导因素和作用机制变迁,从而资本形成状态变迁的过程,而资本形成的结果则显然由过程决定。因此,要理解真实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问题,就必须重视资本形成过程的研究。另一方面,已有的研究偏重于资本形成的纵向视角,如对货币金融体系的研究,而忽视了资本形成的横向方面。更由于前所述及的政府同质假设,使得地方政府主体及其行为方式等重要影响因素在资本形成的研究中一再被轻易放弃。可以明确,现有理论的不足之处,正是我们要努力深入的方向。只有在这些不足之处取得突破,才能对资本形成理论做出新的贡献,并对中国资本形成的现实过程提供科学的参考和指导。
注释:
①资本论[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7•
②霍利斯•钱纳里、阿兰•斯特劳特•外援与经济发展[J]•美国经济评论,1966,(9):679-733•
③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49•
④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10•
⑤莱昂内尔•W•麦肯齐•资本积累的大道[J]•美国经济评论,1998,(5)•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纳克斯•落后国家的资本形成[M]•台湾:台湾银行研究室,1967•
[3]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4]索洛•经济成长理论[M]•台湾: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
[5]丹尼森•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说明[M]•布鲁金斯学会,1974•
[6]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