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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发展新规律所做出的科学论断。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传媒全球化，也使新闻传媒业必须面对国际传媒的激烈竞争。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传媒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及国际比较
1、我国传媒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2001年，全国报纸种数为2111种，总印数为938.9亿印张，千人报纸拥有量为142份，分别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图书总数为154526种，图书总印张数为406.1亿印张，千人图书拥有量为4944册，分别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杂志总数为8889种，总印张数为100.9亿印张，千人杂志拥有量为162册，分别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电台总数为301座，发射总功率为49615千瓦，分别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电视台总数为357座，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00台，分别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90年代初进入中国，1993年互联网用户数仅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户人数为62万人，到2002年1月用户人数达到3370万人。
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媒体广告业务，广告营业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2000年，广告营业额年均增长幅度为42%，是同期GDP增长幅度的2.6倍。广告营业额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广告费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广告从业人员从1982年的1.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4万人。在广告营业额的构成中，媒体广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报纸广告为146.47亿元，占20.55%；电视广告为168.91亿元，占23.7%；广播广告15.19亿元，占2.13%；杂志广告11.34亿元，占1.59%。
2、传媒业的国际比较
我国对反映传媒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进行了世界几大国的比较。1996年，中国千人日报拥有量为40.4份，日本为578.1份，美国为212.5份，俄罗斯为105份。1997年，中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339台，印度为120台，日本为956台，美国为2118台，俄罗斯为418台。200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93台，印度为78台，日本为725台，美国为854台。2000年，中国千人互联网用户为17.8人，印度为4.9人，日本为371.1人，美国为338.7人，俄罗斯为21.3人。
笔者还对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中所占地位计算了测算和评估。中国的日报总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9.18%，收音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7.2%，电视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4%，互联网用户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总量的6.2%。由这些总量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的传媒大国。另一方面，笔者用传媒渗透能力指数计算了1995年世界各国的传媒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我国的传媒渗透能力指数仅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6，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说明我国还仅是个传媒弱国。
在国际传播方面，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世界传媒发展很不平衡，“西风压倒了东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
二、我国传媒业的改革
1、改革历程
我国传媒业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以后进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国家逐步减少对新闻单位的财政拨款，绝大多数新闻单位通过媒体广告等经营创收实现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进行的媒体“集团化”改革，广州日报等几十家大型新闻单位组建起传媒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是传媒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激发出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各新闻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创办了各种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媒体形式，并在内部推行独立核算、承包经营、人事分配等各项改革。“集团化”改革，是新闻媒体发展到一定规模，面对社会信息化和传媒全球化的新形势，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只有用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把规模日益庞大、分工逐渐细化、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功能更加完备的传媒组织更好地协调和运作起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以及信息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加上新闻单位内部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使传媒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从1998年起传媒业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四，出现了一批规模达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型传媒集团。
2、改革中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传媒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改革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坚持党管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取决于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凝聚人心、振奋力量，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错误的舆论导向则涣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严重后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媒体改革的20几年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的原则，使新闻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对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新闻媒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产品（如新闻、天气预报等）。公共产品外部性最强，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向广大人民提供公共产品，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进行企业化运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广告、信息服务等）不断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我们一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我们在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下进行的媒体改革，保证了新闻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不变，保证了新闻媒体社会公器的性质不变，即使是媒体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没有使其异化为被经济利益集团操控的工具。
③坚持渐进式改革。与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仿，新闻媒体的改革也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鉴国有企业的经验，进程上比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新闻媒体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由表及里地推进各项改革，以发展保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且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以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对全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新闻媒体业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不明确，改革成效不明显。近几年我国陆续组建了几十家传媒集团，数量可谓不少，但绝大多数传媒集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团”。出现大量传媒翻牌集团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我们对为什么组建传媒集团、如何组建传媒集团、如何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我们拿不出一个指导性、操作性很强的文件，来规范传媒集团的组建和发展。由于没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导，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径依赖”，传媒集团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基础上修修补补，改革成效不明显。
②管理体制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限制了媒体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在实际中形成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地限制了媒体的发
展空间，传媒集团的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难度很大。从发达国家传媒集团的发展过程来看，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现行的传媒管理体制，把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分割成零碎的小块，即使一些实力较强的传媒集团，也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把零碎的市场整合起来。这是我国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体制性原因。
③传媒业行业壁垒很高，垄断利润带来了表面繁荣。传媒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国家的行政控制很严，行业壁垒很高。行业壁垒造成了传媒业的寡头经济现象，一个行业或地区的传媒市场一般被为数不多的两个或三个传媒集团垄断。寡头垄断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传媒业一派繁荣景象，很多传媒集团花巨资建高档办公楼，经营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等。这种繁荣只是表面上的，与国外传媒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我国传媒的渗透能力指数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寡头垄断不利于市场效率的发挥。我国传媒业的寡头垄断带来了表面繁荣，但实际上并不利于整个传媒市场的发展和国家综合传媒能力的提高。
④缺乏优胜劣汰机制，媒体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我国有一万多家报刊社，几千家电视台、电台，除少数媒体有较好的效益外，有很大一批数量只是靠行政拨款在低水平上勉强维持。在我国媒体都是事业单位，除因宣传违规而被撤消刊号，即使负债累累也不会倒闭或破产。我国传媒业缺乏应有退出机制，使媒体的兼并、联合、重组存在很多障碍，在实践中的行政撮合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有生有死的市场法则进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这也是传媒集团难以做大做强的原因之一。
⑤传媒资产管理体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传媒业已形成了近1000亿的资产，而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部门对这么大的一笔资产进行监管。在大多数地方，媒体资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都归媒体单位所有，也有些地方（如上海）媒体资产由宣传部直接支配。传媒资产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建立。一方面，传媒集团管理者的经济收入与经营业绩不直接挂钩，影响了其积极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他们的经营行为也缺乏应有的监督，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行为。
⑥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在国际传播上力量很弱。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日益开放的大国，在国际舆论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宣工作主要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几个中央级媒体承担，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但在国际上的声音依然很弱。现在有一些地方（如广东、上海等）的传媒集团已具备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完全有能力进军国际市场。但地方媒体只把眼光放在国内或本地区，缺乏国际化战略意识，这不但限制了它们自身的发展空间，也不能增强我国在国际传播上的力量。
三、我国传媒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案设想
我国加入WTO后，国外传媒加紧抢占国内市场，传媒业面临很大挑战。另一方面，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国际传播力量，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传媒业面临进一步加快改革和发展的迫切任务。笔者认为，我国的传媒改革还应继续坚持党管舆论、社会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大原则的前提下，加快束缚传媒业发展的体制弊端的改革步伐。针对传媒业现存的问题，笔者提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战略方案的一些初步设想。
1、确定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传媒集团化改革宜采用“一团两制”的模式，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宣传部门还是事业性质，保留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事业法人资格和编制，是舆论宣传的主体。经营部门剥离出来成立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是市场运作的主体。事业单位是企业公司的主要出资人，享有资产收益权、重要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按照现有法律框架，建立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委与公司董事会的权、责、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2、改革传媒业宏观管理体制。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调整传媒业的宏观管理体制，突破条块分开限制，促进媒体产业结构转型。一方面要打破条条分割，首先要把广播电视局与广电集团分离，进一步再把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局合并。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组建跨媒体、跨行业的传媒集团。另一方面要打破块块分割，削弱地方对新闻媒体的属地管辖权，组建跨地区的新闻管理机构，鼓励传媒集团实行跨地区发展。
3、打破传媒业的行业壁垒。放宽传媒业的准入条件，突破机关报（台）一统天下和传媒行业寡头垄断的局面，允许国家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媒体经营运作。一种方式是允许企业、社团及个人参股传媒集团的经营性公司，另一种方式允许创办有别于机关报（台）的公共媒体，公共媒体由企业、社团及个人提供资金，不对某一机关负责，而是对宪法和法律负责，表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舆论呼声。公共媒体的创立有利于打破机关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对引入外部竞争、促进传媒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进一步整顿传媒市场秩序。对现在较为混乱的传媒市场进行集中治理整顿，建立媒体退出机制，对那些宣传屡出问题、经营严重亏损的媒体，要进行关闭或破产。鼓励传媒集团运用市场手段对其他媒体进行兼并、联合、重组，优化传媒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
5、建立完善的传媒资产管理体系。把传媒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指定国资委的有关部门对传媒资产进行监管。对传媒集团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定相应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体系，按照经营业绩对传媒集团的管理者进行适当奖罚。加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经营行为的监督，国资委指派专人加入传媒集团董事会、监事会，也可委派财务负责人，对传媒集团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进行及时监督和控制。
6、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在世界传播秩序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传媒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不仅是传媒集团或传媒行业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国家除加强对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对外宣传的扶持外，还应调动其他传媒集团跨国发展的积极性，对传媒集团到境外办刊、办报、办台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还要支持传媒集团到海外融资和上市。传媒集团的跨国发展，一定会增强我国对外宣传能力，在世界传播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促进传媒业改革和发展的几点措施建议
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对当前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1、建议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各地方传媒集团试点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总结成功经验和作法，在此基础上出台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指导文件，以此推动传媒集团化改革的深入发展。
2、建议在一些地方试点传媒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重新调整传媒宏观管理格局，建立跨地区的传媒管理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推动传媒集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发展。
3、建议在几个传媒集团试点融资方式改革，在内部宣传经营两分开的基础上，允许经营性公司向企业、社团和公众募集股份，可挑选几家条件较为成熟的传媒集团上市融资。
4、建议在几个（或一个）地方试点创办几个公共媒体，尝试在新形式下传媒发展和管理的新途径。
5、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类似公司《破产法》的新闻媒体破产条例，并依据该条例对新闻媒体市场进行治理整顿，试点传媒集团通过规范的市场手段兼并、联合、重组。
6、建议和新闻出版署协同国资委等部门，制订传媒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明确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并制定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7、建议国务院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传媒集团向海外发展。
参考文献：
⑴吴玉容：《传媒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形象战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6期。
⑵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辞学代表人物美国人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这种话语观,使“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⑵这里所谓西方后现代思潮表现在包括上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⑶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罗兰·巴特则认为在符号学的跨语言研究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时而是我们的文明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甚至属于幻想类型的内心语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⑷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传媒话语生产
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⑸ RonScollon在《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oal 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本文将在第一层概念上讨论传媒话语。
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脱口秀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其中存有两重话语关系,即传媒和现实的话语关系,体现为生产、共谋与替代;传媒与受众的话语关系,体现为消费或使用与满足。
1.传媒话语与文化生产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传播应该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⑹来考察信息传播过程,其传播实践对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其产品以“话语”形式流通。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电视话语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普遍意义。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⑺
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⑻),或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要。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夹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⑼,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话语生产能力。
2.话语和话语方式
话语和话语方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心论,“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文本地位(一个口头文本)。”⑽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媒话语就是对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其解读和阐释方式决定了话语方式。以“新式新闻”(the New News)的出现为例,作为一种新的新闻话语方式,它产生于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是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和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和家庭录像互相结合”⑾,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当代传媒话语和话语方式表明:(1)传媒话语生产由现代性背景下的“生产性”转向后现代背景下的“消费性”,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传媒话语生产;(2)传媒话语需要对其他非传媒话语形式进行再组织以符合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意图;(3)传媒话语生产作为意义生产,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绝对的任意性;(4)媒体拥
有话语生产的巨大资源与权力,公众通过顺从或抵制对话语生产的权力关系产生影响。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大众可“权且利用”(making do)其话语形式,创造性的、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自己的文化。 3.“话题”与话语开放
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传媒营造的话语圈里。在电视可能是街头采访,或主持人组织的名人与普通人共同参与谈话节目;在报纸,则是大众被邀请在已设计好的话题下讨论,或者以热线笔录的形式,或者以笔谈等形式进行。这似乎是通过话题策划与公众参与促进话语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布尔迪厄把适应这种话语活动的人称为“fast-thinkers”)邀请入新闻场共同进行话语生产,这种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及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⑿用他的话说,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⒀,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布尔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内部矛盾。
话题与话语开放表明:(1)话题与话语开放是传媒话语生产的重要形式,话题与话语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话语生产;(2)话题与话语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话语消费,增加收视率或发行率;(3)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形成以消费主义为语境的话语狂欢。例如,“纳米技术”本是科学场的话语,但一经被传媒话语化后,就制造了令公众神往的幻象。在科学界宣称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后,传媒就又借此大做关于人类寿命极限的文章,推论说(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岁。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战争、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时尚、消费等,传媒不停地设计、调整栏目,版面,不停地寻找、发掘话题。面对这一切,人们常常六神无主。比如关于“健康”,传媒给我们许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永远关注这个话题。在这种话语世界中,大众接触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现实。
4.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广告”
加拿大学者加汉姆认为,“应该首先将大众媒体视为实体,它具有两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经济的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⒁。广告使消费主义无所不在,是传媒的又一重要的话语形式。(1)广告话语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所谓功能是指其促进销售的作用,所谓意义是指它是通过态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响公众;(2)广告话语的文化意义使广告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迁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方式。(3)广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话语意义的掩护与隐藏下完成。布尔迪厄指出,新闻场机制是按市场要求,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各种文化生产领域施加影响。这决定了传媒话语可能的泛广告化语境。如电视开辟了“读书时间”,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仅由“排行榜”、“读者最喜欢”等话语就可明白,这个话语场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广告而非知识。电视或报纸开设汽车、时装、保健、家居生活等栏目、版面,充满诱惑的图像和说服性文本使生活审美化,其真实目的则是消费,新闻、广告、艺术、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们很难通过话语形式把它们分别开,惟一的区别就是看这些文本或图像的刊载、播出是否收费。尽管一般来说,有关法律如广告法,试图限制新闻性话语与广告性话语的混合,但操作上却较困难。广告主也乐意利用记者的权威或新闻性话语的信任,当你阅读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满了对于健康的关怀和严肃的科学理论,但最后进入你眼帘的却是药品推销商、医院或健身器材销售商的地址。不管公众是否乐意,他们只得接受这种话语和话语方式,抵制与反抗是十分困难的。传媒自身也需要这种广告性话语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众收视率、“发行量”等信息,或评选观众、读者最喜欢的节目与栏目,或公布读者来信,表扬或者批评等,是推销自己。国内一家报纸就曾以“一个城市和城市的思想”为自己作广告,声称自己是“深受管理层和收入较高层读者喜爱的报纸”来推销自己。
三、传媒话语生产的控制
在媒介社会,似乎传媒具有空前的话语生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实际上,传媒话语生产中的主体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受内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体控制的,其理论也适用于对传媒话语生产的认识。传媒话语生产具有明显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过“排除原则”中的“禁止”、“区别和拒斥”以及真与假的对立而体现出来,暗合了所谓说什么、怎样说、为什么说。比如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话语都有严格的禁忌范围,传媒可以用“新闻价值”等标准对话语进行“区别和拒斥”,无新闻价值的话题往往被排出在传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创造的一种信念标准,在传媒话语生产中,这个标准可以理解为“真实”、“事实”,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或前现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视传媒,很多人亲身投入传媒话语生产工作,以此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或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
传媒话语与具有严格学科性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产出来,后者是建构出现的(比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话语)。另一个区别在于传媒话语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对各类报道或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学科性话语只对部分人开放。
传媒话语生产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因素:美国是所谓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十分强调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传媒的话语生产自由,也得受“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法律原则限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关于言论自由包括传媒话语生产自由的法律和规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操纵是明
显甚至直接的,因为传媒本身在现代社会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有些独立,有些不独立)。在西方国家,传媒号称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各种政治力量都力求通过传媒话语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响。因此,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成为传媒的常客,他们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并发表演讲,以求获得公众的好感和支持。传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甚至控制。 3.社会因素: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工会组织、女权组织、少数族裔组织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间社团都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对传媒话语生产施加影响,有的甚至通过自己主办杂志、电台、报纸、电视台等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话语控制的一个复杂因素,它包括宗教观念,道德、伦理、审美、及风俗习惯等。譬如在前阿富汗,拒绝电视机、收录机等传播工具,声称《古兰经》是他们惟一的法律,宗教话语占有绝对地位和控制权。道德因素则主要通过公众的态度、情感及舆论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又对地方文化和边缘文化进行消解,反应出传媒话语生产的文化矛盾。因此,通过传媒话语场可以发现,各种话语或文化形式间进行着影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危机。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二、受众在传媒中的垂直分化
不同的文学作品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都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进而导致读者的分层。对于传媒学的受众来说，由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都不甚相同，所以要想满足不同的受众，就必须细分市场。通过接受美学的启发，要想让自己的传播取得理想的宣传效果，媒体都要努力去适应受众的需求，因为受众是积极主动的信息追寻者，他们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寻找各种各样能满足自己的信息。一般来说，要想满足受众的需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满足不同受众群对传播的不同的需要；另一个是满足单个受众对传播的多样的需要。作为主体化的群体，受众是由不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文化素质、地位以及道德修养、兴趣爱好等各式各样的社会人构成，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不同，从而使得这个群体具有多层次性、多样性。就新闻报道的内容来说，不同层次的人对新闻需求有共性，同一层次的人也对新闻需求有差异性。这种共性和个性形成了受众对新闻需求的多样性。过去的雅俗共赏的节目类型已经不再适应受众市场的发展，受众的可选择性不断增多的态势时，就需要对自己的受众群进行重新定位，根据自身节目的特点，抓住核心受众，挖掘潜在受众。
（二）现代社会新闻传播越来越依赖网络，而网络的飞快发展就使得新闻传播速度也逐渐加快。人们运用自媒体在知道的一时间将新闻信息通过平台出去，大大增强了信息的时效性。
（三）自媒体是人们在网络上消息来传播的，一个人的消息往往能被很多人看到，因此，自媒体的传播是多对多的。并且，网络的快捷使自媒体的传播变得非常快和方便。
（四）自媒体的一般是某个人对某件事的看法!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的特点。而且，人们经常会选择性的看待一件事，只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想就可以。
（五）人们在消息时，为了更清楚、更明白，除了文字，还可以配上图片、动画等。这样可以让消息更加详细，具体，具有真实性。
二、自媒体新闻传播的两面性
（一）自媒体新闻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所以其信息来源的范围广。人们可以通过自媒体对每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意见。这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让人们更加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二）自媒体新闻传播可以第一时间将新闻传播给大众，人们一可以立即发表自己的看法。
（三）自媒体新闻传播形式改变了以往的线性新闻传播形式，是以网状向外扩散形式传播，其速度几何倍的增长。所以其所以其能够很快的被人们知道。
（四）新闻信息被大众知道后，人们如果对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就会让这条信息被更多人知道。人们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相互讨论。这些讨论代表人们内心的愿望与想法，政府工作人员可以据此作出作合乎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这样也可以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
（五）自媒体新闻传播有很多的优点，在此不一一列举出来。但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自媒体的缺点也十分明显。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所以信息量非常大。其中有用的仅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废话和个人的不满等。这写信息的存在使群众很难找到真正有用的信息。
三、新老新闻传播方式的融合
（一）任何一种新闻传播方式都有优点，也都存在缺点。为了更好的发展新闻事业，我们应该正确的看待这两种传播方式。传统的传播方式仅仅由新闻机构来传播。自媒体则是由每个人来传播。传统新闻传播方式是先过滤再的形式，而自媒体则是先再过滤。传统的一对多的传播也变成了现在的多对多的传播。这不仅是加快了速度，更是扩大了范围。
（二）两种新闻传播方式的融合，是为了将它们好的部分留下来，不好的去除掉。只有将两者的优点相结合，新闻事件才能被更好地传播。自媒体要注意严格把关，营造好的网络环境，使事件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才会发展得更好。
2.全流程网络化生产网络化制作、网络化存储、网络化播出也是新闻传播“全媒体”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数字化的网络平台中，一条新闻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出去，即可以提高效率，也有利于节省制作成本。
3.全时空多维互动在“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突破了传统媒体只能单向传播的方式，传播者与受众之间不再只是“说”和“听”的关系。一条新闻线索可能只是普通用户终端的一个点发出，经过新闻单位发散之后得到大众传播。但在传播的同时，普通的用户与用户之间，用户与媒体之间还会形成交叉式的多维互动。通过互动，传播的信息更加丰富，传播的效果也得到有效提升。
二、“全媒体”传播对从业者的新要求
首先，完成战略观念转型，适应全新传播生态环境的挑战新闻从业人员要深刻认识这种发展趋势，有效构建用于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编码方式、解释框架以及传播模式，在全新的传播环境下，强化引导力。在此过程中，新闻从业人员不仅需要澎湃如昨的热血，还需要勇于创新的意志，热情拥抱全媒体时代的到来。
其次，学习互联网环境下生存模式的挑战在新闻传播的全媒体时代，新闻从业人员除了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新闻业务素养，还要积极补充最新的互联网技术知识。传统的新闻规律、新闻实践和新闻经验一旦跟因特网有机融合，传统媒体的采编经验、采编方法、采编手段等，再结合网络的特性，创造性地运用到网络上，必然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二）弹性社交模式弹性社交网络最早由美国的color公司推出并应用，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交网络概念。该网络模式与人人网、新浪微博等网络的SNS不同，弹性社交打破了传统稳定的社交模式，具有社交的变化和不稳定性的特征，使用户可以在相同时间、空间内、话题展开交流。弹性社交作为社交网络及通讯设备发展的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具有一定的即时性、移动性。微信基于该关系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很好地开发了弹性社交、微信中有摇一摇、漂流瓶、扫一扫等相关功能可以创建弹性社交网络，通过上述功能，微信用户可以达到随时随地与附近的人创建临时交流网络，同时该网络中的每个用户都会根据自身位置的改变而变化。这种弹性社交模式为微信使用者提供即时、方便、活跃的社交氛围[3]。
（三）延伸用户沟通的深度和宽度微信公众信息交互目的是与用户产生互动，通过对话等方式获取用户文字和行为背后对于信息真正的所需，尽可能地为用户提供服务。其中的核心即是交互服务。人工服务需要一定成本，智能交互可以作为初步的记录。微信公众服务中，智能的语义交互匹配是关键，它是将高频率重复的用户交互对话工作，智能语义分析梳理，通过机器学习逐步丰富语义库，正确地应答用户一切需要的内容。[4]交互积淀和产品体系化深入理解，多维度的功能触发和嵌入，均对用户沟通的深度和宽度有显著的延伸。同时微信平台也显著改变了人们的日常信息消费习惯，从之前的传统媒介中逐渐转向新媒介，并越来越热衷于发现新闻，讨论新闻。
二、微信对传统信息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影响
（一）微信与传统媒体新闻生产模式的变革2013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正式开设了央视新闻频道公众账号。当时，中央电视台采用《新闻联播》对这个账号进行初步推广。一天之内，央视电视台的《央视新闻》微信粉丝上升为11万，网络后台接收到11万条的留言回复，这一现象的出现充分验证了微信巨大的发展潜力及用户能量。从此，央视的多数新闻操作方式也进行了改写，央视运用微信账号对所要广播的新闻采用快速滚动的模式播放，也推出实时进行现场直播的模式。之后，中央电视台在播放地震寻亲、救灾节目时，把二维码放置在电视的屏幕上，当时只播放一个小时，用户就达到10万多人。中央电视台传统的节目播放形式属于单向播出模式，开通微信账号之后，新闻信息也成为可以互动的模式。2012年，腾讯公司与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节目组协力合作，为用户提供一个包含微信、微博、QQ等网络产品的互动平台。其中，微信成为该晚会收集用户信息及观众互动的主要渠道。央视新闻节目组的微信负责人提出，微信用户的评论质量远远高于微博网友的评论。电视通常集中于较为封闭的系统之内，因此没有相应的互动性。我们必须采用微信的互动优势，改变电视观众的对传统传播、互动模式的看法，达到与电视节目内容互补的效果。微信由于具备强大的互动性能，被评价为天生适合广播的新媒体产品。目前，多数电台都采用微信实现节目信息互动。其中可以爆料路面突发的新闻线索：例如，听众可以随时随地采用微信语音功能爆料车祸的相关信息，导播审听之后及时切换到节目中进行直播。车祸现场的微信用户的描述通常比没有赶到现场的播报员了解得更加详细、叙述更加生动契合实际。可以对不同的节目进行互动，可以对新闻进行评论、分享身边的趣事，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广播节目的形式及其内涵。推行微信软件之后，导致媒体的生产作业也经历了一定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媒体的传播效率。
（二）微信拓宽了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平台微信的使用受到媒体的追捧和热爱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从微信设计方面来说，微信的功能满足了多数媒体的需求。目前微信拥有近中国人口一半数的用户，且传播方式是点对点，比较安全。过去，多数用户采用浏览网页看近期新闻，现在，多数用户观察新闻的需求由网页转移到微信之上。手机WIFI网络的使用及手机功能化的越来越强大增加了微信用户的黏性，改变了微信只是用来聊天的作用，很多人用闲暇时间搜索微信公共账号并进行阅读。微信用户可以获取比网页更加准确、及时的新闻信息，同时可以了解该事件的有关背景及其预测信息等。特别是某些质量高的文章，极易作为微信用户当天探讨的热点，并作为人们在微信日常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用户可以把媒体的文章转发至微信朋友圈中，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着微信朋友圈的发展。
（三）微信加强了传统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传统媒体采用微信进行客服服务，运用聊天、解答问题等互动模式加大与观众的联系，把普通的关系模式发展成为强关系，进而取得更大的价值。多数媒体采用微信进行线下活动，首先在官方微博上公布征集建议，组织相关的活动，之后运用微信传声功能让多数微信用户参与其中，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辐射到未参与其中的人，进而提高媒体的影响能力。如今的很多年轻人都在使用智能手机进行阅读浏览电视节目等，家里的电视已经到了基本不开的地步，用微信吸引观众应该是电视发展的方向。从电视媒体方面来讲，可以让主持人及明星与观众展开微信互动，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吸引更多的微信用户关注节目相关信息。
（四）微信平台的应用使受众群体趋于年轻化在当地，国内、国际、体育、娱乐，六大证券报类别，查阅报纸和电视都是与年龄呈正相关的比例，也就是说老年组有较高比例。换句话说，越是年轻的人越少使用传统媒体进行阅读。使用频率的依赖关系上，社交媒体内容应该与使用者的年龄之间，呈显著的相反关系，更多的是在年轻的年龄组，使用比例较高且依赖性越强。这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报纸、电视新闻传播功能的降低，微信等社交媒体增强，也就是说，社交媒体正在取代报纸电视的新闻传播功能。微信这个消息通信平台，将改变传统的新闻形式，如记者，编辑和其他编辑规则，由新的评价系统取代将建立自校正的权威和多角度的信息。
（五）微信对电视的影响大于对报纸的影响调查数据的Logistic分析发现，虽然说使用现代化新媒体的人群已经很多，但是对报纸在本地新闻、国内新闻、国际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股票新闻等6类新闻都没有显著的影响。微信使用也只在娱乐新闻上对报纸有显著性负影响。但对于电视来说，现代化新媒体使用在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和娱乐新闻上有明显负影响，而微信使用频率会明显降低电视在本地新闻、娱乐新闻和证券新闻上的使用比例。相对于电视来说，报纸反而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比较小这一种奇怪的现象可以从受关注人群的不同来解释。从现在的报告数据上看，报纸普及率比微信高，两者差异也很大，也可以说，两组重叠的关注程度不高，这是报纸与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受众的分化。相对而言，虽然报纸和电视观众的结构类似，但对报纸来说，电视观众的人群应该更多，电视和微信等现代化新媒体有一定的重叠，仍然处在竞争和分化状态。对于该问题，还需进一步验证。
⑧ 冯晓芳、周丹丹：（2008年4月23日），《我国网民数达2.21亿人 居全球首位》，引自：新华网，/newscenter/2008-04/23/content_8036288.htm
⑨杨雪梅：（2007年1月4日），《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国网民更愿意“发言”》，引自：北青网，/view.jsp?oid=26765442
⑩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53页
综合近几年的发展来看，传媒新技术对受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传媒新技术改变了媒介环境，影响了媒介消费习惯。在广播、电视和报纸三足鼎立的时代，人们获取信息一般都是被动的，即接收的信息都是传者预先设定好的。而现在，数字电视、数据广播、网络等新技术能够让受众实现信息的主动选择。如数字电视所提供的编辑节目列表、预订节目等服务，让观众的电视收视少了随意性，多了计划性，收视行为日渐主动。网络更是可以使受众成为信息的传播者：浏览网页时，网民可以从海量信息中选择自己需要的而剔除不需要的，并可以传播信息。比尔・盖茨曾说：“我年轻的时候只是被动地看电视，他们给我什么我看什么，没有选择。”但是今天，网络等传媒新技术打破了这一媒介消费习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分众化日益明显。
传媒新技术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和学习的方式。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这一理论指出：大众传播的各种技术形式正在改变着日常生活的经验内容。传播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影响了人们理解与思考的方式，而这种影响对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年轻人最大。多媒体声像并举的媒介使人在轻松的媒介消费中获得感官的满足，而无须像书本阅读那样强调严谨思维、仔细推敲，因此，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与之相应的是网络大行其道对认知和学习习惯的改变。多数大学生表示，偏爱网络中轻松、明了、易得的快餐文化，反感那些需要费心思索、深刻的传统文化内容和形式。虚拟世界的影像扩大了人类的感知能力，使人形成了另一种思维方式，与互联网的海量性、快捷性相对应，直接知识的快餐模式替代了早先需要消化的知识的反复推敲模式。千龙新闻网在兰州曾对9所高校进行了“网络时代大学生读书状况”的调查，结果有近30%的大学生每天上网，近10%的大学生每天上网3小时以上。然而，有10%的大学生每天课外的读书时间不超过半小时，读书时间在4小时以上的不到13%。调查表明，大学校园中蔓延着轻读书、重上网的习惯，“浅阅读”正成为一种社会风气。①
传媒新技术对受众的影响可以看出，不可阻挡的技术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和每个个体，因此今天的受众，尤其是年轻的受众也不同以往：他们获取信息更主动，并注重视觉感观的满足，希望获取更多、更深的信息而不用过多思考。所以，在新技术传播环境下，新闻传播者必须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以适应新的要求。
具体来说，传媒新技术下的新闻传播人才应有以下素养：
树立“受众本位”的传播观念。传媒新技术让受众有了主动获取信息甚至传播信息的自由，过去直线单向的传播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受众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职业传播者的权力、地位在削弱。这种相对自由还带来了“分众化”的加剧。优秀的新闻传播者要有吸引受众的能力，就要树立“受众本位”的传播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传播思路，变高高在上的单向传播为平等的双向甚至多向传播，将传播重心由传者向受众转移。只有这样，才能更充分地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适应新媒介消费习惯，在媒体激烈竞争的今天实现传播价值。
能文能武的“多面手”。新闻传播人才应具备新技术下的专业素养和专长，会技术(能武)、精业务(能文)，并在中文、经济、体育等某一领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多面手)。传媒新技术新手段层出不穷，新闻传播人才也要与时俱进，会用网络整合资源，会用数字视音频广播技术和节目制作技术、多媒体技术和虚拟技术，以及相关的计算机信息处理和网络技术传播信息，满足受众自主和视觉感观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掌握技术是为了更好地为传播内容服务，现在的媒体竞争讲究内容为王，精通新闻传播业务是新闻传播者的立足之本。信息社会，深度信息已经成为广大受众索取新闻的普遍要求，他们已不满足仅仅了解主体新闻本身，而是渴望了解相关的各种背景，主体新闻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各方反应，以及主体新闻事件的发展趋向等更多的内容。这就需要新闻传播者精通采编业务，有思想深度，同时还要在中文、经济、体育等某一领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能把信息做深。
有新闻道德。传媒新技术在带来传播自由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网络强大的搜索引擎为新闻的制作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如果记者为了图省事照搬人家的资料就有可能侵权。再如，虚拟技术以及相关的计算机信息处理可能被用来进行图像处理，制作假新闻。所以，新闻传播者在面对新技术时，应具有新闻道德和社会责任。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些都是面对变化时非常重要的支撑，否则就有可能滑向商业化、庸俗化，最终导致诸如扭曲、杜撰、造假、侵权等一系列丑恶现象的发生。今天的受众希望获取更多、更深的信息而不用过多思考，新闻传播者更应从自身出发，把好关。
注释：
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是由新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互动性、传播主体的多样性等决定的。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适应时代潮流，将自媒体纳入到新闻报道之中。在新闻报道中，可以专门开设自媒体版块，可命名为“亲历者说”等，用来作为网友新闻的阵地。同时，设置相应的负责该版块的新闻编辑，对有价值的、有重大意义的新闻进行核实和追踪报道，予以在其他相应版块，以供对严肃的新闻有阅读需求的读者进行阅读。在对有价值的新闻进行核实之后，可以对新闻的第一者进行适当的奖励等，以鼓励更多的人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加入到新闻报道之中，鼓励自媒体的蓬勃发展。
（二）报道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
在新媒体的影响之下，新闻内容呈现出同质化的现象，为了刺激读者，一些新闻机构开始使用一些哗众取宠、措辞浮夸、观点偏激、内容严重失真的新闻。这严重地影响了新闻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在新媒体时代之下，要想进行新闻传播模式创新，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报道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以促使读者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而非只受到一些偏激的言论的刺激。首先，记者和编辑要有发现有价值新闻的能力，坚持报道对人们生活有切实影响、对社会发展有现实意义、对国家发展有一定作用的新闻，避免一味地通过各种奇闻逸事来刺激观众的好奇心。其次，记者对于新闻的报道要有深度。新闻的深度体现在，对于新闻的挖掘能够启发人们进行思考、能够影响人们的实际行为、能够使人们感受到真实的社会。因此，记者应该坚持对新闻进行深度报道，要坚持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做到报道新闻事实、了解新闻事实发生背后的原因、对新闻事实的处理情况进行监督和报道，推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完善等。如此，新闻才算完成了其使命，记者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
（三）新闻要与读者的阅读习惯
相契合现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发展的社会，新闻量上升的同时，给人们造成的是一种阅读负担，使人们找到所需要的新闻越来越困难。因此，我们在进行新闻时，一定要使新闻与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契合，尽量缩短读者对新闻进行筛选的时间，只有如此，才能够获得读者的忠诚。首先，新闻需要进行分类，可以将新闻按照新闻事件的种类、新闻发生的时间等来进行分类，便于读者进行新闻的筛选，并且供读者进行分类订阅，方便读者进行个性化阅读。其次，新闻应该尽量清晰简洁。在新闻的页面，可以采用标题罗列的方式来向读者展示各种新闻，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点击标题进行新闻内容的阅读，这样，能够有效地节省读者的阅读时间。最后，在新闻的内容页底端，附上新闻专题以及相关性较强的新闻的链接，供有阅读兴趣的读者进行深度阅读和扩展阅读。所以，新闻应该是标题内容页相关专题、相似新闻链接的模式来进行，这样，读者能够方便地按照个人的阅读习惯进行阅读，有效地节省了阅读时间。
首先，新媒体的发展是基于互联网这一前提之上的，在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双重条件之下，新媒体逐渐应运而生。新媒体的产生是与传统媒体相比较而出现的，一般来看，新媒体是一种可以向受众提供更多丰富的信息，通过更多全新的技术手段来实现信息推送的媒介。例如，网络、手机、平板、数字电视等智能产品的出现，都可以称为新媒体。它满足人们多样化、个性化的生活要求和生活特点，进而可以更为有效的满足当代人对于信息的获取要求，从而有效地实现和弥补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方面的不足和劣势。
（2）新媒体的特点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许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也是新媒体顺应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关键所在。它所具备的特点包括：传播主体普遍化、传播方式多样化以及传播内容丰富化。首先，传播的主体已经不局限于电视观众，它可以使得人们在任意时候，进行新闻的获取，更多的人都可以接收到相应的电视新闻内容。其次，在许多的传播平台都可以有相应的新闻获取，甚至比电视可以更早了解这些内容，人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及时了解信息，从而掌握更多的新闻内容。最后，传播内容的丰富，传统的新闻传播主要就集中在文字、图片传播上，而新媒体背景之下的传播，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对内容的丰富，包括动态图、视频等，都成为激发人们获取新闻兴趣的重要保障。
二、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问题
传统的电视新闻传播，是新闻传播的根本，并不是说将要被取代，而是应该更好的发展，才能够有效地实现对自身的发展与完善。首先，要明确传统电视新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新闻的播出时间受限，许多时候都必须要观众在固定的时间点，选择固定的频道来观看新闻内容，这就导致了时空的局限性，以及对于观众自身积极性的一种抑制。其次，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内容相对枯燥，观众对其认识和理解也比较有限，并不能够兼顾到全部的受众。所以受众的范围不能够扩大，很多时候也很难真正地实现新闻传播的意义。
三、新媒体视域下电视新闻传播的变化
（1）传播方式的变化
新媒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电视新闻的发展和传播。首先，促进了大众对于新闻内容的接受。传统的新闻内容大多数都是通过电视或者传统的纸媒进行传播的，而新媒体的崛起，就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媒体传播的渠道。手机、平板以及网络终端，都成了传播新闻的途径，所以人们可以更加随意地在自己可以安排的时间内进行新闻内容的获取，再也不需要在固定的时间进行相应的电视新闻时间安排。这种传播方式的变革实际上也是新媒体在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对于新的传播方式，要不断地进行推广，这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新媒体平台的推送。
（2）传播方法的变革
在新媒体发展的今天，传播方法与从前相比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传统的传播方法具有许多的弊端，而新媒体恰好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传播方法的变革，可以有效地推进电视新闻的传播。人们可以在更多的时候进行新闻的获取，也可以有效的把握电视新闻传播的方向。现在的传播方法包括互联网传播，这样的一种传播方式可以很好地满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传播方法，从最初的报纸、杂志、广播、影视、网络，实现了很大程度的一个跨越，同时这也反映出了传播方法的不断深入变革，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也是进行新媒体发展的重要前提。在这样的传播方法背后，电视新闻的传播更加具有推广意义，人们获得的新闻内容，也将更为全面、真实与直观。
（3）传播内容的变化
在传播内容的变化上，确实新媒体视域之下，具有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首先，传统的电视新闻内容，主要就是有关于国家大事或者政策法规的，这些与许多观众的实际生活都是具有较小关系的。所以许多时候观众并不能够带着更多的积极性来看待这些新闻内容。其次，传统媒体播报的新闻内容过于死板和单调，人们并不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有自身息息相关的内容。而新媒体背景之下，传播内容与从前相比，确实有了许多突破。新闻内容除了文字、图片、插图，更是有了许多的动态图或者短小视频，这非常符合当今人们的生活状态，也可以满足传播的特点和要求。另外，作为全新的一种新闻传播手段，更是具有许多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特点，将新闻内容按照板块进行分类，一方面便于人们的查找；另一方面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不同要求。因此，在新媒体背景之下，传播内容的变化与丰富，是改变人们对于传统电视新闻传播的弊端的重要方法，也是提升人们电视新闻传播效果的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