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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扶贫攻坚战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扶贫的模式从之前的“输血式”转为“造血式”扶贫。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号召。为提升贫困地区造血能力，保障贫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文化扶贫迫在眉睫，但是农村文化贫困不是一朝一夕造成，贫困文化是进行文化扶贫的最大障碍。突破障碍的关键点就是促进农村文化的内生性重构，重建健康稳定的农村文化生态。
1 文化精准扶贫的相关概念
1.1文化贫困和贫困文化
广义上，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它既包括教育、科学技术的落后，又包括价值观念、体制、发展战略、知识创新的落后等。[1]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开始考察经历持续贫困的文化后果。在这一脉络上最著名的理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概念。刘易斯认为，在社会中，当群体处于贫困状态时，他们会形成应对自身地位的行为模式，这时就出现了这种贫困文化。[2]
文化贫困可能由于多种因素导致，他是由于本地文化生态的破坏导致的一种现象。经济落后的地区不一定会出现文化贫困。比如在安徽皖南黟县的一些古村落。当地的经济十分落后。基本还是小农经济，但是当地的文化氛围十分浓厚。当地人非常注重教育，我国传统文化在当地有着非常良好的传承。文化贫困现象的出现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传统文化生态的破坏，导致传统文化的缺失，而现代文化体系却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我国当前文化扶贫的主要问题是文化生态和内生性重构之间的背反。[3]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化对于贫困地区的冲击是产生文化贫困的重要原因。[1]由于商业化，是的贫困地区原生文化生态被破坏，而该地区原有的经济贫困现状又没有改变，现代文化体系还未在该地建立，文化贫困现象出现。
贫困文化是贫困的衍生品，它是在文化贫困的环境下，贫困长期存在的产物。贫困文化的存在使得贫困产生了惯性。由于贫困产生的习惯使得贫困得以继续发展蔓延，使得贫困成为一种循环。一代又一代的发展下去，贫困人口很难摆脱贫困现状。
1.2 文化的内生性重构
文化的“内生性重构”是以文化主体自身成长愿望为基础、以文化要素更新或重组为手段、以消除“文化堕距”或推动文化发展为目标的行为或行为方式，通常表现为特定主体在特定地理文化空间中以自身力量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过程。
文化的内生性重构是消除贫困文化摆脱文化贫困的重要途径。通过文化的内生性重构可以有效的解决当前文化贫困的问题。所以推进文化内生性重构是文化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但是由于文化贫困地区的文化生态被严重的破坏，贫困文化滋生。所以现在文化贫困地区想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文化内生性重构非常困难。文化扶贫就是帮助这些地区推进文化内生性重构。努力恢复文化贫困地区的文化生态，构建良好的农村现代文化。
2 文化精准扶贫推进文化内生性重构具体措施
2.1文化精准扶贫的硬件措施
文化扶贫的当务之急是在文化贫困地区建设文化发展的相关基础设施。比如l村文化广场、农村图书室、学校等教育机构的建立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建设好该地区互联网硬件设施，让每一个贫困村都能连上互联网是文化扶贫的关键。出现文化贫困是因为传统文化的缺失而现代文化体系尚未构建。互联网是可以跨越空间限制的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互联网的接通使得贫困人口有了了解信息的渠道。只要有了解信息的意愿有了互联网就能了解到想要的信息。其次是建立乡村文化广场。为村民从事文化娱乐活动提供场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解决文化贫困的根本措施发展教育。有了知识，人们才不会愚昧，贫困文化就不会滋生。所以文化扶贫的关键是建立学校等教育机构。使得孩子们“有学上，上好学”。
2.2文化精准扶贫的软件措施
教育是推动文化内生性重构的关键，因为教育可以有效的遏制贫困文化的滋生。将良好的修养、健全的人格、优秀的意志品质、科学的知识带给孩子们。使得贫困人口的下一代有效的脱贫。教育不仅是硬件上的提升也要在软件上进行加强。在文化精准扶贫中要了解各个村的学龄儿童情况，输送良好的老师提升当地教育的软实力。
由于原有文化生态的缺失，所以要尽快建立新的文化生态环境。在中国传统农村文化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每位家族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作为家族的核心，其承担着家族文化传承和维护的责任。而这一个个家族文化构成了传统文化生态。所以要充分发挥文化贫困地区中优秀人才的模范带头作用。这些优秀人才往往在城市发展接触的是城市的现代文化体系，他们可以作为城市文化和文化贫困地区之间的纽带。将城市现代文化体系结合文化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造，传播到贫困地区。构建现代文化生态，为当地文化内生性重构提供良好的环境。
高校是现代知识的聚集地，截至 2015 年，我国共有公立普通本科院校782 所，而全国贫困县的数量是 592 个。高校完全有能力对贫困县进行一对一的帮扶。所以要建立高校和贫困县之间帮扶机制。这样的机制可以先进文化进入贫困地区，促进当地文化内生性重构。
【参考文献】
2010年是铜山县“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全面实现小康的攻坚之年，同时也是省委、省政府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的最后一年，面临全面总结检验的关键一年，上级提供这么多惠农政策，投入了这么多扶持资金，究竟效果如何呢？贫困户现在脱贫怎么样呢？带着疑问我走访了铜山县的21年乡镇的贫困村进行调研，发现经过5年的扶贫工作，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有些乡镇却发生了翻天腹地的变化，因乡镇领导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社会扶贫工作，在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不断取得了新的成效，使希日的贫困村变成今日的小康村。而有些乡镇通过几年的扶贫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效甚至越差，扶贫项目见效绶慢，甚至有些乡镇贫困户没有享受过国家的任何优惠政策，反而为达标验收增加了负担。本人是一位长期从事农村基层扶贫工作者，通过这几年的调查研究，走访贫困户，从中发现了不少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制约了本地经济的发展。如：一是贫困地区特别是贫困村、贫困户参与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项目少、规模小、水平低；二是扶贫开发与农业产业化联接不够紧密，部分龙头企业对贫困村、贫困户的辐射带动力不强，直接扶贫效果并不明显，还没有真正形成互惠互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三是贫困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四是扶贫资金的投入与实现目标需要的投入差距较大；五是劳务扶贫培训政策约束条件太多，限制力太大，可操作性不强；六是部分基层干部群众对扶贫开发工作的认识不到位，一些贫困乡村缺乏扶贫开发的思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较弱，争取项目不积极，个别乡村实施项目的能力不强，少数群众思想观念陈旧，仍把扶贫看作给钱给物，对扶贫开发等待观望，对改变困境没有打算，对发展生产不想门路。。这些问题希望能引起大家重视，从中学习好的典型经验，结合本地实际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真正做好社会扶贫工作，加快贫困地区物质文化建设步伐，促进地区之间均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众多成功的典型经验面前，认为铜山县单集镇的扶贫工作独有特色，值得向大家推荐。
单集镇位于徐州市东郊，邳、睢、铜三县交界处，属革命老区，经济较为落后。全镇共有21个行政村，人口6.3万。2006年，该镇有7个村被列为全省经济薄弱村，9个村被铜山县列为贫困人口集中村，贫困人口共有6131户，15857人，2009年以来，该镇通过开发式和救助式扶贫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有劳动能力人口脱贫7408人，无劳动能力人口脱贫4522人。有劳动能力人口实现人均纯收入在3500元以上，无劳动能力人口人均纯收入在2600元以上，脱贫率达75%。由于单集镇把扶贫和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全镇工作的重中之重，多措并举，狠抓落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结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今年单集镇又制定了新的脱贫目标任务，计划脱贫人数是3927人，其中有劳动能力人数为3720人，无劳动能力人数为207人，培训劳动力1637人。今年单集镇扶贫工作量仍然比较严峻，但他们有信心为早日全面达小康社会，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目前主要采取的措施有：
1．组建一支队伍，加强组织领导
为确保脱贫攻坚工程顺利实施，该镇重点从三个方面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一是制定扶贫方案。。单集镇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镇长任副组长、分管领导、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形成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靠前指挥，部门领导分工负责的组织体系。领导小组主动配合市、县扶贫工作队员制定脱贫攻坚方案、措施，明确专人协助扶贫工作队开展工作。二是细化执行责任。单集镇农经中心具体负责扶贫、脱贫攻坚日常工作和低保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开发式扶贫工作；民政办具体负责五保户、低保户救助式扶贫工作；统计办配合农经中心负责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目标完成情况的统计、汇总、上报工作；财政所负责扶贫及脱贫攻坚资金的规划安排、预决算等工作；劳服所负责贫困户劳动力培训工作。镇纪委、审计所负责对扶贫及脱贫攻坚资金使用的审计监督。同时把每一项工作落实到相关部门头上，实行问责制度。
2.是发展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百姓
近年来，单集镇围绕“抓产调、促民富，抓稳定、促和谐，统筹抓好各项工作”的总体思路，大力实施“党员创业工程”，通过党员“干给群众看、组织群众干、帮着群众干”，促进了农村产业发展壮大和农民增收。
干给群众看，党员带头搞产调。引导全镇党员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上打头阵，鼓励他们通过租赁、承包等方式集中农业用地，建立党员规模种植养殖示范基地，发展规模化生产，提高农产品效益。如闫庄村党员马世平，租赁本村土地近300亩，建立高效蔬菜大棚种植基地，不仅个人逐渐实现了增收致富，还有力地带动了周围群众规模种植的积极性。2008年以来，通过党员的示范带动，全镇流转土地2600多亩，规模种植高价值经济作物100-300亩的增加到11户，10-50亩的达到52户，逐步收到了集约用地、规模种植的经济效益。。
组织群众干，党员牵头建协会。镇党委立足种植高价值经济作物户数较多、面积较大的特点，鼓励各村党员干部牵头成立专业协会，创新经营模式。贺庄村吴书栋牵头组建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按土地面积入股，对于不愿入股的，协调与其他农户的承包田或机动田进行互换。现已建立了500多亩的蔬菜生产基地，入股农户达到103户，预计每户每年按股分红可达1-2万元。姜集村党支部牵头组建起农业协会，建立了1500亩的西瓜、300亩甜叶菊种植基地，并与农产品加工企业签定了协议，统一收购、加工、销售，形成产、加、销一条龙服务体系，保障了农户的种植收益。
帮着群众干，党员靠上送服务。在土地流转方面，本着双方自愿的原则，各党支部帮助村民签订合法、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并帮助疏导解决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维护群众权益。在生产服务方面，各村成立了党员综合服务队，为农户提供惠农政策、种植技术、供销信息等服务，促进农民群众靠农业增收致富。
3.培训一个技工，脱贫一个家庭
按照县委县政府“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分类实施、有序输出”的指导意见，该镇不断加强农村贫困劳动力培训转移工作，支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去年，新建村级劳动保障站3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累计26500多人次。，累计发放小额扶贫贷款1150万元，1000余户农民在享受小额扶贫贷款后，解决了创业过程中的资金瓶颈，800多户成功脱贫。
3.1落实好农民培训的各项政策
该镇不断加大订单、定向、合同培训力度，对全镇贫困农户中有转移就业愿望的农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以培训促转移。在培训专业的设置上，根据就业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车工、钳工等一线技工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加强创业技能培训，提高创业能力，扶持农民就近转移到二、三产业。对不能转移、从事农业的农民，组织农林科技人员到田间地头，对其进行现场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业增收能力。引导全镇党员干部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上打头阵，鼓励他们通过租赁、承包等方式集中农业用地，建立党员规模种植养殖示范基地，发展规模化生产，提高农产品效益，通过这种典型带动、宣传引导，增强广大农户自主、自立、自强意识，大力弘扬创业精神，不断激发创业激情。
3.2组织协调科技下乡
该镇组织技术人员深入村田间地头，开展设施蔬菜、草莓、食用菌、奶牛肉牛饲养、水产品养殖等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结合实际印发《农作物田间管理手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等科普宣传资料，近三年来，全镇共计组织协调科技下乡18次，受益群众达到1.12万人次。使贫困农户在学中干、干中学，进一步提高贫困农户的农业科普知识，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实现了全镇覆盖。
针对目前农民创收观念不强，贫困劳动力培训力度小等实际问题，我认为扶贫工作应紧紧围绕促进经济簿弱村加快发展和贫困农户增收这中心任务，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突出重点，全力推进，务求实效的方针，对单集镇的扶贫工作也提出了几点建议和要求。
（1）认真做好扶贫政策的宣传 。以贫困户为政策扶持的对象，以产业调整为重点，做大做强蔬菜种植产业，建立农村专业合作社组织，培育农村经济人。（2）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深层次培训。聘请专家讲解和进行现场指导，切实推进贫困人口的就业。（3）积极扶持贫困户参与高效农业。对享受政策扶持或奖励的高效农业、合作社等，优先安排贫困户劳动力参加劳动，获取劳务报酬；通过科技服务、项目支持、创新机制等形式，帮扶贫困户自身发展种植、养殖业项目，提高贫困户家庭收入；鼓励和支持贫困户将所承包的土地采取租赁或入股分红等形式，参与高效农业项目，增加资产性收入。
4.加大对贫困户就业创业资金扶持力度
二、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区别
以下从目标对象、主体结构、资源安排、施策模式以及绩效考核与进入退出机制等方面解析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区别之处。其一，目标对象不同。对口支援是横向的地区间帮扶制度，受援对象主要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及其地区内的各种工程、经济或科教文卫项目。虽然对口支援确实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不少人口脱离了贫困，三峡移民等特殊对口支援项目也确实落实到受援地区个人，根据对口帮扶的常规运行机制，绝大多数情况下，其直接对象并非贫困人口。而精准扶贫作为纵向的扶贫机制，其终端指向贫困人口。指出，要使“真贫困者”和“返贫困者”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扶持和帮助，“不让一个人掉队”。“六个精准”中列在首位的“扶贫对象精准”，要求各级政府按照“严格对象标准、规范识别程序、坚持公平公正、直接到户到人”的原则，全面准确掌握贫困人口的规模、分布以及居住条件、就业渠道、收入来源、致贫因素等情况，建立贫困人口动态管理机制，确保扶贫资源向贫困对象集中。不难看出，“精准识别”这一要求是扶贫资金有的放矢、精准滴灌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反映出精准扶贫的目标对象的个体性。其二，主体结构不同。对口支援作为横向机制，主体参与关系相对复杂，就受督CAIZHENGJIANDU201713财税纵横援地和支援地的平行关系而言，存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关系网络，参与主体主要是省、市一级。就单个具体的项目而言，则分别以支援方和受援方为中心形成两个网络：“交钥匙”形式的项目往往由支援方为主导；“交支票”形式的项目通常由受援方为主导；而“联建共建”的项目则往往有两个中心。此外，与同一个地区有对口关系的支援方之间，往往形成竞争关系而非合作关系网。精准扶贫作为纵向机制，其参与主体的主结构是垂直的，按的发言，可概括为“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在强化各级党委、政府扶贫攻坚责任的同时，明确行业部门的责任，并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扶贫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扶贫，形成合力。在主干的纵向结构中，重心下移：从2015年起，大多数扶持项目的审批权都下放到县一级。而且精准扶贫十分重视扶贫对象的脱贫内生动力，所以扶贫对象也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其三，资源安排方式不同。对口支援横向转移的资源形式比较多元化，涵盖物力、财力、人力、智力等等。比如，物力包括项目的直接援建（“交钥匙”），财力包括资金的直接援助（“交支票”），人力包括支援地区选派人员到受援地区工作，或受援地区选派人员到支援地区进修学习，智力包括技术、管理模式的交流和移植等等。精准扶贫传递的资源以资金为主要形式。一方面是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扶贫投入；另一方面是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其四，施策模式不同。对口支援的施策模式主要还是发达地区经验的移植。除了在“交支票”模式中受援方有较大自以外，大多数对口支援项目无论是“硬件”（财力物力）或“软件”（人力智力）、“输血”或“造血”，往往都是由支援方来主导。实际的施策模式往往是“支援方给什么受援方就要什么”。支援方的经验移植尤其是人才、科技和管理模式方面对于受援地的长期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在短期内，容易出现施策低效、重复的现象，例如多个支援方一窝蜂地在同一受援地兴建产业园区，导致产业同质化、产能过剩，这一问题也与上文提到的主体结构有关。精准扶贫的施策强调有的放矢，可以按照的话概括为：“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在实际操作中，根据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实施“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且每个“一批”都鼓励开发模式的创新。其五，绩效考核与进入退出机制不同。对口支援本身缺乏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一方面是政治性、无偿性的特点，使得很难分别针对支援方和受援方建立起考评机制；另一方面由于“对口支援”这一广义政策下其实包含着很多不同的子模式，例如工程支援和人才支援就存在着资源类型、目标结果、项目周期、外部性等诸多不同，这也客观造成了绩效考核的难度。就目前学界现有的论文来看，主要还是以受援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和公共服务水平，尤其是以GDP的增量和增速来衡量对口支援的有效性。但是严格来说，除非经过更为系统和细致的统计分析，这些地区性发展成果并不能直接归功于对口支援。此外，对口支援目前缺乏明确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精准扶贫一经提出就强调改革绩效考评机制。一方面是党政建立以减贫结果为导向的考评机制，不以GDP论英雄；另一方面是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开展贫困地区群众扶贫满意度调查，建立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和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机制。此外，关于精准扶贫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也比较明确。从进入来说，贫困人口和贫困村、贫困县都已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从退出来说，《十三五规划》指出要“抓紧研究建立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机制，准确反映减贫成果。”
三、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联系
其一，立足现实，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对口支援与改革开放的正式提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可见我国很早就开始致力于避免地区间的两极分化。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和社会整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口支援也作为“先富带后富”的重要手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就目前尚存的城乡、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来看，地区间资源横向的流动仍然非常有必要，而具体的形式也在被政界和学界不断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减贫成果创造了世界奇迹。根据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8.36亿，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我国在减贫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要使全体公民脱贫，目前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一是贫困人口总量仍然较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14年底，我国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二是贫困人口的分布目前集中在一些偏远地区，欠缺软硬配套条件，且需要权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量，客观上增加了扶贫施策的难度。三是随着扶贫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绝对贫困人口的不断减少，贫困人口的脱贫需求已经从过去的“解决温饱”上升为“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等高层次。精准扶贫即是针对目前扶贫进入克难攻坚阶段而提出的。其二，目标一致，力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十七大上被细分为五点：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上述五点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促进。但如果根据对口支援和精准扶贫的直接目标来进行区分，那么对口支援作为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直接服务于第一点，即经济的协调发展。精准扶贫作为消除贫困现象的手段，直接服务于第四点，即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对口支援和精准扶贫的根本目标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三，形成合力，共创“大扶贫”格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汇聚社会力量打赢消灭贫困的战役。指出，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积极性。这表明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相互配合：一方面，对口支援应该提高精准程度，“好钢用在刀刃上”。例如，浙江提出对口支援要“三个精准”：目标计划精准、授建内容精准、沟通衔接精准。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应该积极整合对口支援的资源，“五指握紧形成合力”。通过优化参与机制的设计，可以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尤其是脱贫攻坚重点工程中的特色产业扶贫、劳务输出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健康扶贫，都应积极利用对口支援的相应项目，战略安排资源，实现效应最大化。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20**年贫困大学生救助金发放仪式，帮助今年*名经济困难家庭大学新生解决燃眉之急，这一爱心善举，充满温情，传递着正能量。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不畏生活艰辛，在逆境中奋进，在奋斗中成才的学子们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积极开展助学活动的各级慈善组织和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直以来，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十分关注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特别是今年，国家实施脱贫攻坚以来，县委、县政府针对贫困大学生上学难的问题，认真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扶贫措施，为确保所有贫困大学生都能顺利入学，开通了“贫困大学生助学奖励基金、国家助学贷款、困难补助”等“绿色通道”。另外，从今年秋季开学起，我省全面实施“十三年”免费义务教育。这些举措的落地生根，必将标志着一个多元化、体系化、制度化的资助体系正在逐步完善和建立，必将为顺利推进贫困大学生资助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也必将会为更多的贫困大学生提供资助帮助。县委、县政府也有信心、有决心，秉承优良传统，把**资助贫困大学生这项民生工程做好，让贫困学生得实惠，让广大群众满意。
一直以来，县慈善组织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动员和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和社会各界人士，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慷慨解囊、奉献爱心、广施义举、扶贫济困，积极开展各类募捐活动，已连续*年开展资助贫困大学生工作，共支出*万元，资助贫困大学生*人，为贫困学生家庭缓解了困难，为我县和谐发展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说到**，大家都知道**人民打造了三大名片，一张**茶，一张金丝峡，还有一张就是**教育这棵常青树。**教育高考上线万人比连续*年位居全市第一，可以说**人民创造了教育奇迹。今年，我县高考再次取得可喜成绩，在参考人数持续减少的情况下，高考各项指标稳居全市前茅。全县*人参加高考，一本上线*人，上线率*7%，居全市第一，高出全市平均上线率9.71个百分点；二本以上上线876人，上线率55.65%，居全市第一，高出全市平均上线率10.68个百分点；600分以上高分段人数达71人，居全市七县区之首。这些骄人的成绩，得益于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广大莘莘学子的“十年寒窗”，得益于广大教育战线同志的辛勤培育，也得益于广大家长朋友的默默支持，更得益于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爱心人士的解囊相助。
今天，借参加贫困大学生资助金发放仪式的机会，我就资助大学生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是资助大学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
同志们，爱心助学活动不仅仅是简单的救助，更是营造一种社会氛围，净化一种社会风气，呼唤一片社会真情，倡导一种文明。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为捐资助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宣传党和政府对贫困家庭学生的关爱，宣传资助贫困家庭大学生活动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捐资助学工作的认识，使捐资助学深入人心，变为大家的自觉行动。要及时宣传在捐资助学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例，通过示范带动，动员和激励更多的的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积极参与到捐资助学活动中来，为更多的贫困学子雪中送炭，实实在在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二是资助大学生是一项民生工程，需要各级各部门的担当和负责。
小善举、大爱心，筹资善款，资助贫困大学生工作，是关注民生，服务全县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实际举措，是顺民意、得民心的德政工程，对于构建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党政组织、事企业单位要积极开展资助贫困大学生工作。尤其是教育部门要全面落实好教育扶贫政策，要做好大学生生源地贷款等工作，切实为贫困学生顺利入学、完成学业提供保障；要建立健全有关制度，投入更多的精力，把每一项资金管理好、发到真正贫困的学生手里，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全县各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广大爱心人士继续发扬大爱无私的奉献精神，伸出援助之手，积极资助贫困大学生，让每一位贫困学子都能顺利入学。救助一个贫困生，就是拯救一个家庭，就是放飞一个希望。你们的一份关爱，将改变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一次善举，将激起更多人对党、政府和社会的信任。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大家都能献出一点爱，每一位贫困学子的大学梦就会变为现实。我们真诚希望各部门各单位各企业积极行动起来，为贫困大学生送去一片真情和关怀。同时，希望各级党政组织、事企业单位、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家要积极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给慈善事业注入经济实力，壮大慈善救助能力，使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够得到帮助。
1.教育部、人社部于2019年9月授予我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2020年高考再创佳绩
2020年高考，共有 668人参考，李清铭同学832分名列全省27名，被北京大学录取；祁大惠同学826分，被清华大学录取，陈奕瑾同学818分，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一本上线538 人，上线率80.5%，比2019年提高8个百分点，本科A批上线 664人，上线率99.4%，比2019年提高3个百分点。综合指标在全省各市县排名第一。
3.2020年中考再创奇迹
2020年中考有638人参考，平均分为699.3分(比去年提高13.1 分)，囊括全市前7名，全市前10名占9人。700分以上382人，占参考人数的59.87%(比去年提高7.57%)，占全市700分人数的78.3%，700分率创近五年新高。
4.大批教师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佳绩。
2019-2020学年我校共有160余名教师，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佳绩。
（1）在海南省政治微课微视频等优秀课例评选或专项比赛中，我校有14位教师获得市级及以上奖励，其中省级一等奖四个，二等奖三个，国家级三个。
（2）在2020年万宁市论文评比中论文上交87篇。在2020年海南省论文评比中，陈孝豪获得一等奖。
（3）在“中国好老师”教育案例评选中，我校有20篇案例获选。
（4）在各级各类竞赛中辅导教师或学生市级以上获奖23项，其中国家级2个，省级13个。
（5）15位教师获得海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万宁市优秀教练员、裁判员”荣誉称号。全世红荣获“第八届海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5.大批学生获奖，共计约200余人次。
在第32届海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荣获学生创新项目成果三等奖4项（铜牌），科技实践活动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科技辅导员创新成果奖三等奖1项，科幻画二等奖1项。在 “北斗领航梦想”全国青少年航天实践活动之“北斗探秘”科学探究活动中，全思雨同学和夏邦睿同学分别获得全国二等奖与三等奖。王杉杉被评为2020年万宁市优秀共青团干部，李慧馨、黄永琪、纪蔓雪、朱云鹤 被评为 2020年万宁市优秀共青团员，在新时代好少年“美好生活，劳动创造”演讲比赛决赛中，肖诗雨获得万宁市一等奖。
6.加大“学思课堂”建设，科研氛围浓厚，科研成果突出。
在2019-2020学年中，学校教科室加大“学思课堂”建设，一学年来利用“学思课堂”项目共组织120余节研讨课，先后推出一批青年教师参加各级各类参赛活动（如，励耘杯、省级青年教师赛课等）。
积极推进课题研究工作，2020年国家级课题结题一项，省级课题顺利结题三项，一项荣获优秀，一项荣获良好等级；当前，在研省级以上课题4项，小课题11项，全校111名老师参与课题研究。大批老师在各级各类刊物中发表科研论文。
7.学校党建和扶贫工作成绩突出。
开展党员活动12次，慰问困难教职工12人次，对口扶贫村2个，专职3人（含书记1人，第一书记1人），协助人员4人，支援贫困户脱贫款元，引导学校教职工购买贫困户农产品元。
8.学校被授予多项荣誉。
“万宁市七五普法先进单位”、“新时代好少年‘美好生活，劳动创造’主题教育读书活动‘示范学校’”。
二、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了解当前学校当前面临的形势，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前提;分析并把握住形势，是我们推进工作的关键。
学校办学已经八年，正值学校由跨越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的关键期，又恰逢推进海南省自贸港建设的历史机遇，省教育厅不断推进各市县两校一园的战略布局，初步效果已经显现。如何在现有的成绩上突破自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和研判学校当前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1.取得办学成绩的背景下，学校还存在的问题。
过去的八年，是学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迅速发展的八年。在万宁市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北师大教育集团的关心下，学校各方面的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校园建设规模、班级建制数目、教师队伍数量等已基本稳定，学校管理体制、内部运行机制等已经形成。高考中考成绩连年攀高，不断突破，学校已经已经成为海南省一级甲等学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已经成为海南省引进名校办学的成功典范。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了全体教职工的心血和汗水。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我们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看见自身的问题，清醒的直面问题,集中智慧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未来发展中继续前行。
（1）在学生教育上，我们更多的关注学校教育的形式和手段而忽视了学生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2）在学生管理上，我们更多的关注学生的成绩而轻视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全面发展。
（3）在学生行为习惯培养上，我们更多的关注学习行为，轻视了学生的语言行为、就餐行为、住宿行为等。
（4）在教师队伍建设上，我们更多关注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的培养，轻视了教师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政治教育。
（5）在管理方法上，我们过多的关注制度管理，轻视了与教师感情交流、思想交流。
（6）在制度建设上，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与时俱进。个别制度已经影响到学校的发展。
（7）在办学条件上，2012年投入的部分办公设备已经严重老化，已经影响到教师的备课、课题研究等，因经费有限，只能分批更换和改造。
国家社科基金(07CZZ002),湖南省软科学基金(2007ZK2011),湖南省社科基金(06YB56)的阶段性成果｡
纵观中国几十年的扶贫历程,大规模的政府参与是中国消除贫困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之所在｡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大量的资金注入,中国贫困人口数量迅速下降｡但是,这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扶贫道路受到了中国自上而下的层级权威的限制,从而形成了一种以行政区划分割为扶贫责任分担的范式,没能有效地整合现有扶贫资源,也越来越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的扶贫实践,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笔者把这种扶贫治理模式称为“内向型扶贫”或“闭合性扶贫”｡而突破“闭合性扶贫”的良方,应首选地方政府合作扶贫｡
一､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概念厘定
在我国,合作扶贫的涵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际援助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扶贫｡这些国际机构包括多边组织､双边组织和民间组织三种类型｡国际援助机构的扶贫行动往往受到他们自身的理念与目标､中国政府的扶贫战略以及中国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等几个方面的影响｡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扶贫资金的不足､促进扶贫模式的创新､推广和促进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等三个方面｡第二个层面是东西协作扶贫｡东西协作扶贫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期间提出的一项措施,其目的是动员东部发达省市的力量对口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贫困人口的脱贫｡具体的帮扶方式有:无偿捐赠资金用于教育､卫生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捐赠生产和生活物资,用于支持农户的农业生产和救济农民的日常生活;经济技术协作,例如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贫困地区的资源及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合作生产和经营;人员的双向交流,发达省市派技术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到贫困省区提供服务,贫困省区派行政和技术干部到发达省市接受培训和挂职锻炼,输送劳动力到发达地区就业｡第三个层面是指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定点扶贫是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利用自己的资源,定点扶持部分国定贫困县｡其目的是动员政府部门､国家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参与扶贫工作,以补充中央的扶贫投入并利用各业务部门的专业力量进行扶贫｡其最大特点是扶贫内容和方式与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密切联系｡
从这三个层面的涵义可知,只有第二个层面的涵义涉及到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而本文所谓的地方政府合作扶贫主要侧重于此,但又不仅仅停留于此｡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核心在于扶贫,也就是说,各方合作的目的在于缓解贫困｡因此,作为合作主体的地方政府来讲,其范围就很宽泛,不仅是东西两极的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合作,还包括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合作;就区域位置来讲,还包括邻近区域与非邻近区域之间的合作;就区划层次上来讲,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涉及到地方政府各个层次的各种排列组合｡因此,所谓地方政府合作扶贫则可定义为:我国各个层次的地方政府之间因为扶贫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活动｡
相对于当前合作扶贫的三层涵义,地方政府合作扶贫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市场推动｡地方政府之间因为某种目的而借助于市场的力量自愿结合,而非中央政府的强制性推动｡其二是竞争性合作｡在我国,各个地方政府都在统一的行政制度约束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和地方的实际情况寻求发展,因而竞争是必然的,它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资源竞争｡但是,在各自的理性驱动之下,地方政府也会因为某种利益的需要而采用合作竞争的方式,即所谓的“竞合”,以寻求多赢｡其三是融扶贫于区域发展目标当中｡区域化是当今世界成为地球村的重要表现形式,以区域的形式来推动地区的发展是各个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在某些有地理､经济､历史联系的不同区划,要发展必须以整体区域的形式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从而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更好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因此,区域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努力的重点｡即使是贫困地区,也可能会整合资源,以整体的方式来吸引外来资金和政策资源｡随着区域的不断发展,贫困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缓解｡
二､利益互补: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现实基础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形式也可划分为: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次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我国东西协作扶贫即为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典型,也是能够被人所接受的一种情况｡但次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扶贫则不那么被人理解,有一种说法是:都是不发达地区,都一样落后,没有什么优势可以让对方利用,完全无合作的必要,也不可能实现缓贫的目标｡其实不然!每种合作形式都存在着合理的基础,即合作是因为存在利益互补｡
其一,发达地区在近20多年的发展中,凭借国家的优惠政策利用自身潜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这种单极的发展可能因为缺少腹地支撑而没有后劲｡当其地区内的生产和消费市场饱和时,就会向外扩展,把某些资源性的前续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放在较落后地区,对于一些贫困地区来讲,如果拥有较丰富的资源则会很容易被发达地区选择为发展的伙伴｡在合作过程中,贫困地区的各种资源优势与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从而,发达地区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和可能,贫困地区也能够把很多资源利用起来,实现原来不能有的经济收益｡
其二,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扶贫相较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扶贫有其特点和优势｡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合作扶贫经过十几年的扶贫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种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推动并不能使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建立持续的联系,因而其边际效益在递减｡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两个或多个贫困地区在地理上连成一个整体,属于某一个地理区域;二是两个或多个地区在资源或者其他方面,如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一致或互补;三是两个或多个贫困地区都有合作扶贫的意愿,都希望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整体规划来提升区域的竞争力,在区域发展的基础上缓解各自的贫困程度｡透过以上条件可以看出,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关键点不在于是否真正贫困,而在于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否能够促进区域整体发展｡在我国,贫困地区已经从最早的集中连片减少为“小集中,大分散”的布局｡在某些区域,贫困地区往往是连在一起的｡这些局部连成一片的贫困地区相对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来说就具有天然上的优势｡比如,湖南的湘西自治州是湖南省国家级贫困县的集中地､井冈山革命老区则集中了江西和湖南的多个国家级贫困县｡这些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之间如果能够抓住其区域特点,合理利用其区域优势,联合起来发展将会是不错的选择｡
三､制度安排:走向良性合作扶贫的必然选择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应该有如下一些制度安排:
1.地方政府合作扶贫要以全面的信息协调为基础｡合作扶贫并不是必然会给区域发展带来利益,也不必然会起到缓贫的作用,甚至,协调不好还会有反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在合作之前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信息的沟通与协调:其一,合作地区之间是否有相关性｡相关性是地区合作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任何相关性那么最好不要合作｡相关性体现在文化传统的相关性､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政治上的相关性和地理上的相关性等方面;其二,合作地区之间是否具备互补性｡没有互补性的同质要素之间可能就会相排斥｡合作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产业结构和市场政策等方面要有一定的互补性｡其三,合作地区之间是否能够在各项政策措施上达成一致｡因各地政策运作环境及行政环境不一样,为了各自的利益必须要在很多方面协调一致,如果没有协调的可能,那么合作是不能够实现的｡其四,地方政府自身是否作好了准备｡合作扶贫要由地方政府通过相应的政策来推动,地方政府必然在区域合作中起主导作用｡各地是否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对利益进行取舍｡合作扶贫不只是能够获得利益,有的时候也要牺牲某些利益,那么,作为合作方的地方政府是否都能够为了建立在区域发展基础上的缓贫目标做出一定的牺牲呢?如果没有放弃部分利益的心理准备,合作扶贫是不可能实现的｡
2.建立合作扶贫的组织体系｡合作扶贫是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共同行为,因此,必须设立一定的组织来承担相应的职能｡合作扶贫组织可以是常设的,也可以是非常设的｡常设的合作扶贫组织应该在各个地方扶贫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起来,承担扶贫规划､扶贫资金和资源的分配､扶贫方式和对象的确定､扶贫绩效的评估等职能｡非常设的合作扶贫组织可以由各个地方的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牵头,由某一政府主管领导负责组建一个协调委员会｡协调委员会的职能主要在于扶贫规划以及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扶贫工作｡无论是常设性组织还是非常设性组织,地方政府要在人､财､物､制度等资源上给予支持,赋予它一定的地位,从而保证信息在地方政府间畅通交换,另外还应该有一定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协调机制因组织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离不开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地方政府行政首长之间的协调机制,由最高行政部门负责人就区域发展和缓贫进行专门的讨论;第二个层次是地方相关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由各相关部门就各自的职能履行情况进行专门的汇报,在经过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发展策略;第三个层次是扶贫项目讨论会,每一个涉及到区域内部发展的扶贫项目必须以整体的名义予以争取,以整体的名义进行开发和建设,并实现利益共享｡沟通和协调是建立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的｡信息公开制度一方面要求建立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信息通报制度,另一方面也要求构建专门的合作扶贫信息平台,如电子政务,使相关信息为大家共享,特别是帮助贫困地区走出“信息孤岛”｡
二、不断加强我校的师德师风建设，大力开展了“三让一树”和教师行为“十不准”活动。在今年七月份组织广大教职工进行了师德师风集中整顿学习活动，坚持每周星期四的政治学习，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学校工会进行了每期一次的师德师风演讲比赛，还开展了创文明校风，树师表形象为总体目标的“创树”活动和“社会尊师重教，教育回报社会”为总体目标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提高了广大教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学校工会进行了教职工基本功大赛，优质教案的评选，优质课大赛，远程教育培训，教师上岗培训等。鼓励教师撰写论文和提高教书育人的技能。
三、我们围绕以下的目标和任务开展了工作加强工会、教代会组织建设，班子按时换届，强化民主管理和监督制度，参政、议政的意识，学校党政和工会成立了《中新镇小学校校务公开监督小组》。
2、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建立了一支政治思想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工会，教代会队伍。
3、健全制度、完善机制，争创“先进教育教工之家”。
4、建立工会、教代会折民主评估、民主管理、民主治校制度，增强大教职工主人翁责任感的意识。
5、丰富多彩的工会活动，庆祝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继续举办了第二届“安康杯”排球赛。并对优秀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6、强化了教代会“四种职能”的作用。
7、工会，教代会坚持了两公开的源头参与和过程监督，学校党政、工会成立了《中新镇小学校校务公开小组》。
8、在党员教师中开展了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9、学校领导、工会主席还参加了扶贫攻坚工作，每位教职工扶贫捐款30元。
大家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传递正能量，共筑中国梦》。每个人都有梦想，“中国梦”不仅是国家梦、民族梦、百姓梦，也是每个工信人的梦。梦在前方，路在脚下，作为一名普通的公务员，我的梦就是脚踏实地，做好本职
工作，为“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有一个工业“强起来”的梦。这“梦”里，有企业发展、有产业转型、更有工业强省，有期盼、有信念、更有实干。
十年前，我通过考试进入公务员队伍。十年来，我深深感受到每一位领导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我深深感受到每一位同事勤奋苦干敬业精神，我深深感受到每一个处室团结向上的工作氛围，我深深感受到每一个阶段我省工信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这都激励着我做一个勇敢追梦的人。
五年前，省委、省政府提出对标行动，什么是对标?怎么对标?对什么标?一系列问题摆在面前，国家没政策，外省没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于是，查资料、搞调研、捋思路、定方案，全处的同志边干、边学、边总结。那段时间，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一干就干到深夜。工作中有人鼓励也有不理解，有人说“对标一没资金二没抓手，应付应付得了”。但是，凭着一种干就干好的责任心，凭着敢为人先的拼劲儿，凭着咬定青山不放松、任他东西南北风的韧劲儿，我们大胆创新，攻坚克难，下企业、走基层、搞座谈，终于打开了局面，取得了突破。那时候，从领导和同事的身上，我懂得了什么是“天道酬勤、勤能补拙”，什么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还有一个农村“富起来”的梦。这“梦”里，有农业发展、有农民增收、更有全面小康，有真情、有责任、更有奉献。
九年前，我到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扶贫。在那里，我们把农民当老师，把农村当课堂，把农业当考场，体会了农民的辛苦、农村的贫穷、农业的落后，看了很多、学了很多、想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驻村伊始，村里又脏又乱，经常没水没电，到处垃圾粪便，苍蝇老鼠围着灶台转。从驻村的第一天，我们就自觉把责任当动力，把艰苦当锻炼，做到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以村为家。为改变落后面貌，从水到电，从路到房，从医疗到教育，我们一项项的干、一个个的抓。经过努力，群众不出村能看病、能看书、能娱乐，村里吵架拌嘴少了、邻里和谐多了，打麻将少了、进农家书屋多了，对社会的抱怨声少了、对党感恩的多了。村民都说，村里干净了、漂亮了，垃圾也不好意思再乱扔了。
一年前，我跟随工作组到涞源下乡，王家井村是个穷村，很多人“种核桃怕羊啃、养牛怕得病、就是不怕穷”。俗话说得好，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思路。为了趟出一条致富新路子，我们多方联系，找思路、找项目、找销路，引进了三个加工项目，户均增收近万元。为了给村里办合作社，我们带着村民到县城，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一共跑了7个部门。一年后，村子的活力增强了，等靠要的思想少了，发财致富的信心足了，干事的劲头大了，思想观念、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下乡结束时，老乡拉着组长的手，激动地说：“能不能不走啊，你们走了，我们心里空落落的”。那时，从组长的身上，我体会到什么叫“扎根基层”、什么叫“心系百姓”。
一、共圆中国梦：明确教师的价值追求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每一个春秋的执教，都是教师个人将自己的力量，汇入实现“中国梦”的大海的过程。
部分教师的正确价值观缺失。部分教师过分地看重个人的利益，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传承人类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崇高理想的神圣事业，以至急功近利，轻奉献、重索取，敬业精神弱化，责任意识淡化，少数教师从事“第二职业”，做有偿家教、开培训班、兼职社会培训机构等；部分教师心胸不开阔，处处计较个人得失，自己有困难或遇到难解的问题，就记恨于学校，记恨于同事甚至学校领导，心理很不平衡，总觉得自己吃亏，工作敷衍了事，对学生的教育教学极不负责；个别教师不遵守校纪、校规，混迹于社会，与社会闲杂人员亲近、火热，交往甚密，经常打麻将，或发牢骚，散布“马路消息”，严重损害人民教师的形象。
教师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梦想是美丽的，它是心底最美的期望；梦想是阳光的，它使人们由浮躁走向踏实，由彷徨走向坚定，由残缺走向完美。教育之梦任重而道远，待到我们的教育梦实现之日，也就是中国教育腾飞之时。农民耕耘洒下的是汗水，收获的是果实；而教师耕耘则用的是心血，收获的是人才。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要一生奉献爱，尤其是对特殊的学生，要爱中求理解，爱中求信任.爱中求进取，爱中求转变。
教师的工作是平凡的，人生是清淡的，但教师肩上的使命却是神圣的。若每一位教师都甘于平凡，立足三尺讲台；若每一位教师都无怨无悔、奉献自己：若每一位教师都用爱去浇灌祖国的花朵，那么每一位教师都会美丽、风采。平凡教师梦的实现.一定是实现“中国梦”强有力的助推器。
二、张扬正能量：塑造教师时代形象
正能量原是天文学的术语，后多被引申为一切给予人向上和追求、促人行动的动力和感情。与人交流时，若言行中传递的信息能给人以希望，激发人的动力，这就是“正能量”。反之，就是“负能量”。教师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正能量，反映的是教师行为中所蕴含的深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风尚等，体现的是教师整体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
部分教师的劳动纪律观念有所松懈。学校多年来实行“弹性的签到坐班制”，要求教职员工按时签到上下班，并坐班守岗；教师确实因特殊情况，比如孩子年幼，需接送上学和放学、家中有特殊的实际困难等，可以延迟签到或提早离校；上午最后一节无课的教师，可以在上课的铃声响过之后，离校处理自己的事务；确实有事需处理的，教师可以在签到后向年级总指导临时请假离校。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有效地发挥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推动了学校工作的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教育环境的日新月异，学校的教师队伍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学校的发展。
坚持以正面教育引导为主，传递正能量。教育需要培植正能量，首先，需要教师具有正能量，并且在课堂及生活中积极向学生传递正能量，培植学生的正能量。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教育，这样的教师才是真教师。传递正能量，教师必须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更新与充实，通过各种方式促进自己的专业成长，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环境。多年以来，学校一直坚持开展正面的师德师风教育，向教师传递正能量，坚定教师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是每学期都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组织教师进行思想政治学习。学习党的十会议精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法治热点面对面》《改革热点面对面》、“党的八项规定”等时政性理论，观看《雷锋》《焦裕禄》及其他弘扬奉献精神的影片，开展教师论坛，让一些先进教师现身说法，还组织教师参加“道德讲堂”等活动：二是通过黑板报、宣传栏、开学典礼、升旗仪式、每季度评选“身边的好榜样”等活动，弘扬教师身边的先进人物：三是通过校内网的“最新信息栏”，以及学校外网的“园丁风采”、“校园新闻”、“德育之窗”等栏目，大力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四是对待教师工作的问题，或个别教师，学校是按制度办事（依法治校），让教师清楚什么事情不能做、不该做，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要做到什么程度，制度不只是对人的束缚，更是对人的保护。
教师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必须坚持为人师表，把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一位富有人格魅力、为学生膜拜并效仿的教师，一定是一位注重修身立德、充满为人师表使命感的教师。教师个人的修身立德、为人师表，既是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础，也是教师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三、忠诚于教育：增加教师生命长度
教师要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对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只有做到了“忠诚”，才会有事业上的敬业精神，静下心去教书育人，做优秀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有位名人说过，人生是海洋，希望是舵手的罗盘，使人们在暴风雨中不致迷失方向。
部分教师的教育教学方法显得简单、粗暴。有的教师依据学习成绩、家庭背景、经济实力等方面，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学生：对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和“不太守规矩”的学生，不给予关心和爱护，采取冷漠、辱骂、惩罚、讥讽等手段；对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经常出现偏袒行为。若这样做，势必会引起大部分学生的反感，不仅会影响学生学业的顺利完成，更重要的是会导致学生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出现扭曲，在孩子的心灵深处留下不可消失的创伤。近年来，有的学校教师出现一些浮躁现象：因学生出现一点违纪的事情，个别班主任就以偏概全，甚至在学生面前爆粗口，引起班级学生的强烈反感，最终工作无法开展：个别老师唯学生分数论，常揪住一些学生的违纪行为大做文章，以惩罚代替思想教育；一些教师唯教学业务量化分数论，只要自己所教班级的教学成绩比同级同科教师差，就只从学生身上找原因，用高压的方式强迫学生接受知识，结果是暂时提高了分数，却打压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忠诚于教育，生命才富有意义。忠诚于教育事业，首先需要奉献。“花的事业是尊贵的，果实的事业是甜美的，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因为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这是雨果先生说过的话。其实教师行业就像默默奉献的绿叶，学生就像含苞欲放的花朵，绿叶时刻衬托着鲜花的美丽。在第三十个教师节，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提出“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的要求，明确地提出做好老师的四个标准：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同时强调指出，好老师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教学管理实践中、在教育改革发展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四、执着地追求：做一个幸福的师者
理想信念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对自身及国家未来发展所持有坚定不移的态度，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集中反映。科学而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引领社会发展的旗帜，也是引领广大教师传播文明的指路明灯。
部分教师思想守旧，业务松懈。有少数教师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教学缺乏创新，停留在传统教育模式下，“穿新鞋，走老路”，不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不注重提升自身能力；危机意识不够，竞争意识不强，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学校推行“研学助教”课堂教学改革，一些教师不是做改革的拥护者、支持者和执行者，而是冷言热讽谈改革、敷衍了事做工作；学校年度的教师业务考试，个别老师总借机请假或缺考；一些教师评上高级职称之后，对学校、教研组、年级组布置的各类活动，不是阻挠就是推诿，对所有的教育教学竞赛活动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理想信念是教师守望幸福的明灯。陶行知先生说，教师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近些年来，学校通过系列活动，搭建教师成长与发展的广阔平台，不断提升教师幸福指数。一是发挥领导班子的统领作用，牢固确立质量意识，依法依规治校，全面实施和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二是积极实施“引进来”策略，邀请专家团队和省内名师，指导开展系列教研活动，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三是组织部分骨干教师，外出洋思中学、衡水中学，以及省内外其他名校，开展学习和交流活动，并认真整合资源，充分结合实际，掀起课堂教学改革浪潮；四是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多渠道提高学校教师素质，比如每学期都开展2―3次全校性重大时政学习讲座、班主任工作论坛、论文年会及相关专题讲座、教研专题讲座，从校本教研角度丰富和充实教师的理论和业务素养；五是组织教师参加各类教学竞赛活动，夯实教师的业务素质：六是每年举行教职工文体活动，分年级和部门，男女教职工同组参与，在活动中增进教职员工之间的感情，有效地培植教师的协作与团队精神。
1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基于5G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实践证明，数字经济的崛起与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诸多影响，因此，立足于经济学视角详细分析我国数字经济的崛起与发展，以此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而提供支撑。
2数字经济的概述
2.1数字经济的模式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其中网红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种类型。根据调查，我国网络经济发展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其主要是以网络为主。按照数字经济的变现方式，数字经济可以分为：一是线上数字经济，其主要是通过线上交易完成商品流通；二是线下经济，其主要是利用网红效应实施的系列经济活动。
2.2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
发展数字经济具有较高的优势：首先，数字经济是带动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推动产业结构性转型升级成为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带动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带动一批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次，数字经济成为巩固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以陕西省为例，陕西省通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电商扶贫和消费扶贫成效明显，通过组织系列扶贫活动及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有效带动4万多个贫困户增加收入。积极推广“名校+”“名师+”远程教育帮扶模式和“互联网+健康扶贫”模式，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不断促进优质服务资源下沉，向农村地区延伸覆盖。推进网络扶贫与数字乡村发展有机衔接，积极实施数字乡村发展“六大行动”，促进乡村全面发展。河南省大荔、柞水、佛坪和杨凌4县区被确定为国家首批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
2.3数字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任何经济发展模式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结合调查，数字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技术快速革新导致部分人群摩擦性失业。技术带动产业升级，数字经济依托于互联网技术而发展，技术的进步创造一些新的岗位，同时数字化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导致大面积“技术性失业”，对就业市场、民众生活与广大社会造成的影响是痛苦的。数字经济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提出很高的要求，不具有数字素养的人将面临失业和边缘化危险。二是线上平台强势压低线下实体收入。线上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模式。线上经济的便捷性塑造了一批具有极高粘性的消费者，加之没有店租等实体成本的负担，线上平台相较于线下从业者往往有更强的竞争力。在线上平台的竞争压力下，大量线下实体从业者被迫降低利润目标，甚至面临破产。三是巨头垄断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数据是一种边际成本递减的生产资料，数据一旦形成规模就具有天然的扩张性，不受规制的扩张必将走向垄断，垄断的后果是行业资源集中与行业内部分化加剧。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下，行业资源高度集中，互联网巨头与小微企业差距悬殊，并且差距还在渐渐扩大。
3数字经济崛起的原因
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手段。根据调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例如，2016-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呈现增长态势，从623亿元增长至3419亿元，增长了2796亿元，如图1所示。其中，直播带货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尤其是2020年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直播带货成为拉动国民消费的重要方式。2020年直播电商占GDP比重达27.8%，年增速高达227.7%。通过深入分析，我国数字经济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效，主要决定因素有以下方面。
3.1数字经济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
我国进入数字化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基于5G技术的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稳定的发展动力。5G技术能够为网络直播提供稳定的信号，为直播带货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例如，基于5G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平台形式更加丰富，为市场消费者提供了多元化的观看平台，有效地刺激了粉丝的消费欲望。尤其是2020年肺炎疫情发生后，基于“居家隔离”政策的实施，网络购物成为满足人们消费的重要方式，提高了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性，进而扩大了数字经济的粉丝量。据统计，2020年我国移动用户占比达互联网用户数量整体的99%，手机流量时代全面来临。可以说庞大的网络群体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大力的潜在客户。网红利用营销手段，猎取消费者心理，通过高粘度、高互动的方式拉近与粉丝的距离，并且通过精准的营销手段引导粉丝消费，形成价值回报。
3.2国家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支持
基于“双创”战略的实施，推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拉动国内消费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例如，在全国经济发展会议中多次强调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数字经济是民营经济、“双创”战略实施的具体体现。为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国家层面、地方省市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如表1所示。陕西省加强数字领域标准制定，探索推进数字经济领域地方立法，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围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2条路线，打造“一带一路”数字经济核心区。目前陕西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位列全国第12位，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的西安，助力陕西加速步入“数字时代”。
3.3人们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转变
我国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主要目标。2020年我国实现绝对全面脱贫攻坚战役的胜利，我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个性化消费成为当前90后、00后消费的主要方式。相比80后消费群体而言，新一代消费群体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与创意性。所以数字经济的发展迎合了当下消费主体的个性化消费理念：一是基于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线支付方式的转变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契机。例如，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由于支付方式实现了自动化操作，因此一定程度会刺激消费者消费欲望，产生诸多“不必要消费”。二是新一代消费群体的“懒惰性”催生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实现了居家消费的方式，大大节省了新一代消费群体的时间。
3.4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持续夯实
数字经济发展依赖于完善的基础配套体系。一是我国物流产业快速发展。根据调查，目前我国物流产业体系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尤其是近些年我国物流产业技术不断创新。冷供应链物流技术不断发展，有效地保护了新鲜食品的质量。例如，根据调查，基于冷供应链技术的发展，生鲜农副产品的网络销售额不断扩大。大力发展物流产业成为国家政策，道路、网络成为物流发展的重要支撑。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上述产业的支持。二是网络建设力度不断增加。在5G通讯方面，截至2020年5月底，陕西5G基站已累计开通7621个，力争打造中西部地区5G网络建设先行区，为后续5G产业发展与应用奠定基础。
4数字经济的经济学效用分析
4.1经济增长效用分析
经济模式存在的本质就是促进经济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消费满意感。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模式，是数字化经济发展的产物。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数字经济带动了经济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改变传统的粗放型、高能源消耗型产业的发展，从而引导地方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例如，陕西省是全国有名的网红城市，通过互联网传播有效带动了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数字经济催生了诸多新职业，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数字经济有效带动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例如，通过助农直播带货可以将诸多农副产品推广到全国，以此提升农副产品的市场价值，形成品牌效应。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效地丰富了就业岗位，拓宽了就业渠道。以网络直播为例，网红直播带货不仅需要大量的后台客服岗位，而且还需要大量的物流配送人员，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提高了我国的就业率。
4.2营销效用分析
数字经济不仅带动了产业转型升级，而且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线上购物模式的发展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一是数字经济模式下的营销方式实现了全员营销模式，营销人员面对的是所有的受众，需要了解消费者在态度与行为上的改变，因此迫使电商企业要从过去的营销局部视角升华为用户、文化、生意、经济、民生的大局观。二是细化市场。市场细分和目标定位都是确定品牌营销策略的关键要素。在数字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互通互联性不断提高。因此，企业通过大数据洞察了解目标用户，以精品内容与品牌用户创造共鸣，以优质产品和资源矩阵搭建更贴近用户的营销场景，全面助力品牌实现营销突围。
4.3数字经济文化效用分析
文化效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发展背后是当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陕西是网红城市，例如，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西安加入GDP万亿俱乐部，2020年西安市GDP增速5.2%，总量10020亿元左右。根据调查，当前我国网红更多采取的MCN批量生产的模式，导致缺乏内涵文化。而依托区域独特文化可以有效带动经济的发展。例如，陕西老乔是一名美食博主，在抖音上的粉丝为1200万，其认为自己走红的原因归功于陕西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可见，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地宣传了当地的特色文化，弘扬了当地传统文化。另外，数字经济变现速度快，网红一夜成名现象助长了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加剧了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的传播，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产生冲击。
5结语
总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时代变迁和市场变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更加符合当代社会心态与社会价值的变化，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发挥了其经济学的本质，促进了“双创”发展及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是同时数字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其归根结底是缺乏正确引导和有力监管以及其自身缺陷的产物，我国应积极消除数字经济的负面影响，通过政府完善数字经济相关管理制度、数字经济主体自觉维护数字经济生态环境、社会公众共同监督等方式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以放大数字经济对经济的积极贡献，规避克服其负面影响，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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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0-084-04
一、研究背景
按2011年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人），我国仍有1.28亿的贫困人口，扶贫对象规模大;脱贫人口的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的扶贫成效;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贫困程度深，生存条件差，成了扶贫开发中最难攻坚的难题，这也是今后扶贫开发的主战场。
在各种资源都相对有限的前提下，为了更有效地治理贫困，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提高扶贫效率，就必须对贫困群体进行准确识别。首先，哪些人属于贫困人口，即用什么标准来对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进行区分;另外，贫困程度有多深，是属于“维持生存”、“基本需求”还是“相对遗缺”。目前被广泛使用的贫困判别工具主要是贫困线，通过“收入核准”来对贫困进行判别，当家庭人均收入低于这条线时，即被认为是贫困的，从而能获得各种政策扶持或社会的帮助。“贫困线”识别方法因为其具有易于理解也便于操作的优点被广泛使用，但是该方法过分窄化了贫困的内涵。贫困不仅仅表现为收入的低下，还涉及许多其他维度;另外，该方法过分地明晰了贫与非贫的界限，而忽视了位于贫困线上但紧邻贫困线的“边缘群体”的利益，假设贫困线为500元，收入为501元和499元的人其实在生活状态上是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收入为499元的人由于被确定为贫困人口，将可以享受来自政府或社会的各种救济，而收入为501元的人是否就真的不贫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对“贫困线”识别方法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确定贫困人口并确定其贫困程度是扶贫工作中的关键一步，对于贫困人口的判断失误将直接导致扶贫救助资源的浪费，而且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排挤在外，严重损害扶贫工作的绩效。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将尝试用模糊集的方法来对农户的贫困程度进行测量，然后对不同贫困程度的人口进行划分，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贫困线识别工具的不足。
二、基于模糊集方法的贫困度量模型构建
模糊集理论被广泛的应用于贫困度量问题中，它将一条贫困线的标准换成了一段范围下的贫困。Cerioli和Zani（1990）构建了一个模糊理论模型来对贫困进行多维的分析，后来Cheli和Lemmi（1995）对该模型进行了发展和改进，形成了TFR（Totally Fuzzy Relative）方法，它是在给定样本变量的情况下，根据为每个变量所定义的隶属函数来直接获得被剥夺指标，用其所得到的值来反映个体相对被剥夺的程度，而不再使用上限和下限的取值来确定某个个体是否属于贫困。因此，改方法不仅是完全模糊的，而且是相对的。因为针对不同的个体，其被剥夺的程度仅和它在这一项中位于整个样本上的分布有关，而且在贫困分析中，每一个贫困维度的重要性是由所观测的在这一维度上贫困特征发生的频率决定的。
（一）贫困的模糊性
贫困的模糊性首先表现在贫困的概念就是具有模糊性的。对于什么是贫困，不同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理解。比如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是指人们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依据此观点，有两点是不能明确进行界定的，首先是“基本可行能力”，究竟什么样的能力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说是基本的，对基本可行能力和非基本可性能力如何进行明确地区分;另外，是“收入的低下”，如何才能把收入定义为“低”呢？假如以1000元为界限，低于1000元收入被认为是低收入，那么1元和999元的状态是一样吗？显而易见，从其他角度进行定义的贫困的概念也会遇到类似的难题。
其次，贫困的模糊性还通过衡量指标的模糊性表现出来。对贫困的度量指标经历了由单维到多维的转变，比如用“每月工资收入高低”来衡量“某个人的劳动能力”，假设把每月工资3000元定为最佳状态，如果某人每月工资2500元，是否就能完全认为他是没有劳动能力的呢？也就是不能用3000元把是否有劳动能力进行完全的区分。
（二）模糊集的确定――贫困度量指标维度
许多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通过对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消费）进行分析，从而来判断是否贫困，这种方式具有易于量化、易于理解、易于操作等的优点。然而，本文更倾向于采用多维的方式来对家庭贫困进行分析，在参考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考虑到本论文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得性等各方面的情况，特选取家庭人口、家庭财产和家庭生产生活条件三个方面来对家庭贫困状况进行研究。
家庭人口维度方面，通过主要劳动力人数、家庭劳动力人口负担系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成员中是否有身体不健康者以及享受社会保障人数比例等来进行具体说明。此处没有考虑家中正在上学的人数情况，主要是因为有可能和劳动力人口负担系数有些许重复。
家庭财产维度方面，主要通过家庭的年人均纯收入、有无常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家用电器以及住房结构安全程度等来进行说明。由于南方夏天天气炎热，在忽视质量好坏的情况下，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拥有至少一台电风扇，因此，这里将不考虑是否拥有这种家电的情况。
生产生活条件方面，主要通过人均耕地面积、有无安全卫生厕所以及生活燃料情况等来进行说明。无可否认，现今通过务农获得的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仍很大，耕地作为其最重要的资源，往往对一个家庭的境况起决定作用。
（三）隶属函数和权重函数的确定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对不同变量类型确定适合的隶属函数，我们有必要对模糊集变量的具体类型进行区分，在此根据Miceli（1998）对变量类型的划分，把上述指标变量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二值变量。二值变量是根据拥有或不拥有某个耐用品的属性来进行界定的。如果拥有这类物品，则被假定为不容易出现贫困状况，而如果不拥有此类物品，则认为出现贫困的风险较高。该类变量只能取0和1的值，0表示出现贫困状况的可能性较低，而1则表示出现贫困的可能性较高。
该类变量的隶属函数表示如下：
xij=up（xj（i））
如果xij=0，表示第i个家庭拥有j物品
xij=1，表示第i个家庭不拥有j物品式（1）
例如，xij代表“常用通讯工具”这个变量时，当“拥有”时，隶属度为0，反之为1;但是对于如“健康状况”变量是，当“有时”，隶属度为1，反之为0。
2.离散变量。像所有其他离散变量一样，该类变量在一定范围内只能有一个可能的值，比如：性别、教育等，它们在给定的时间里，有明确的离散的动点值。定义此类变量的隶属函数如下：
Up1 当xij≤xmin，j 当xmin，j
xmin，j和xmax，j分别表示第j个维度的两个极限值，如果值小于xmin，j，则该个体被认为在该指标上是极端贫困的，同样，如果大于xmax，j，则认为在指标j上是完全不贫困的，同时也可介于xmin，j和xmax，j之间。
例如对于“生活燃料情况”这个变量，可以把其分为四等，xj1和xjk分别表示电和柴草，用电表示贫困的可能性非常低，而生活燃料主要为柴草的家庭则贫困的可能性很大。
3.连续变量。如果某个变量的分布函数没有固定的、不连续的值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该变量是连续的，比如：收入或消费就是非常明显的连续变量。定义此类隶属函数如下：
Up1 当0
当指标值小余最低域值xmin，j时，隶属度为1，表示这项指标描述的状态不好，非常贫困;当指标值大于最高域值xmax，j时，表示这项指标描述的状态非常好，属于非贫困;当介于这二者之间时，反应的状态是不好也不坏，属于不同程度的贫困，并且指标值与贫困程度呈正相关，例如收入指标、人均耕地面积指标等。
另外，对于指标值越高反而越贫困的状况可以定义如下隶属函数：
Up0 当0
在对个体贫困程度进行测量的基础上，接下来采用Cheli和Lemmi（1995）的方法来权重进行确定。指标权重的赋予应该视其在整体中的状况来决定，比如，对于“家用电器”的指标，如果所调查的样本都拥有常用的家用电器，也就是隶属函数的平均值趋向于0，则赋予其较高的权重，反之则应该给予更少的关注。因为，如果样本中的大多数家庭在这个维度上都不贫困，而仅仅个别家庭表现出了贫困，那么这些表现为贫困家庭的贫困指数就要相对较高。也就是对隶属度值较大的指标赋予较低的权重，对隶属度值较小的指标赋予较高的权重。其表达式为：
wj=ln 式（4）
同样，up（xij）表示i个家庭在第j项指标的隶属度值。
（四）模糊贫困指数的构建
在确定了权重函数的基础上，结合隶属函数，就可以得到每个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其形式表示如下：
f（xi）= （i=1，2，・・・n） 式（5）
其中，f（xi）为i家庭的贫困指数，u（xij）为i家庭j指标的隶属度，wj为j指标的权重。
三、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户贫困程度度量
武陵山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跨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包括71个县（市、区），涉及3600多万人口，是少数民族聚居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2014年，该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3499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9.1%，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1196元的贫困人口301.8万人，贫困发生率11.21%，比全国高7.41个百分点。片区71个县（市、区）中有4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3个省级重点县，部分家庭存在就医难、上学难、社会保障水平低等困难。
根据上述步骤确定每个指标的隶属函数和权重如下表所示：
结合每个指标的隶属度和对应的权重，运用公式（5）计算各个家庭的模糊贫困指数。
例如，对于家庭1来说，其各指标的隶属度如下表所示：
把上述相关变量值代入式中，可计算家庭1的模糊贫困指数为0.51，其他家庭可用类似的方法进行计算。
本文主要借鉴Besma Belhadj将贫困分为“高度贫困”、“中度贫困”和“轻度贫困”三类的研究方法来对所所调查农户的贫困程度进行判别。
在调查的372户家庭中，有30户属于高度贫困家庭，其模糊贫困指数平均为0.78，占总户数的比重为8%。通过对比分析问卷，可以知道该类家庭之所以贫困程度最深，其共同的特点主要有：首先人口维度方面，家里都有身体常年生病的成员，他们在此项指标的平均隶属度在0.73左右，常言说“穷人不生病犹如走大运”，生病的成员不仅不能够为家庭创造收入，而且还必须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为其治病，这无形中加重了家庭的负担。这其中有8户是孤寡老人家庭，家里除了生病的老人外，再无任何其他人，平时的生活主要靠邻居和政府的救济。另外，在体现家庭财产维度的一些指标方面，如常用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电器设备等方面隶属程度也都体现在0.6―0.8之间，此类家庭几乎不拥有最起码的一些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用品，而且生活用水还是池塘水。最后，生产生活条件方面，在所有指标中，隶属度值最大的是“住房结构安全程度”指标，甚至达到了0.87，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目前居住的还是木房，而且由于常年未翻修，现已破烂不堪;甚至基本上不带厕所，而且生活燃料主要为柴草。
中度贫困：模糊指数介于0.3―0.7之间的家庭有287户，所占比重为77.4%。属于该类贫困家庭的共同特征主要有：在人口维度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指标是“人口知识素质”方面，其中有31.6%的家庭隶属度值都是0.7以上，意味着家里劳动力所受教育程度不高，绝大部分仅仅为初中或以下。劳动力素质的低下会直接影响其自身的技能，技能的低下导致其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而随着产业的升级和技术的革新，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则较难找到立足之地。另外，文化程度的低下必然导致思想观念的落后，该地区很大部分的农户宁愿守着土地受穷也不愿意冒险外出经商，而且面对贫困的现状，往往是坐等着国家的救济，把吃救济、拿补贴视为理所当然。在“人口负担系数”方面，其中37.5%的家庭在该指标的隶属度在0.55以上，意味着家里基本上都有一到两个小孩还处于求学的阶段。虽然目前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通过跟农户的交谈可以发现，虽然学校免除了学杂费，但每年的花销仍不少于2000元左右，一般农村目前有两个小孩同时上学的情况是相当普遍，这对于单靠务农来维持生计的家庭，无疑仍是较沉重的负担。在家庭财产维度方面，这部分家庭基本处于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但不算富裕。如“常用交通工具”、“家用电器”、“常用通讯工具”等指标，普遍的表现是都拥有此类家用物品，但是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需要，谈不上追求生活品质。在生产生活条件维度的“收入来源类型”指标中，其中35.3%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靠务农，26.5%主要是工资性收入，这说明当地农民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不具备抵抗致贫风险的能力。
轻度贫困：模糊指数介于0―0.3之间的家庭有55户，所占比重为14.8%。属于该类家庭最主要的共同特征表现在家庭人口维度方面，“人口负担系数”隶属度明显低于前两种情况，普遍保持在0.2―0.3之间，可以知道，该类家庭基本已经度过了小孩上学的阶段，而且家里收入来源的类型主要是父母在家务农，子女毕业后留在其他城市工作。这就造成了和其他家庭相比，不但少了教育的开支，而且还因为具有较高的素质、技能等，收入明显高于其他务工人员。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农村人口抽样调查分析，该地区的中度贫困人口占主要部分，是扶贫的主要对象，应把有限的扶贫资源用在这部分最需要的地方。由于造成该部分家庭贫困的原因主要是教育问题，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问题时有发生，针对此类情况，除了必须加强政府对农村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扶持力度，家庭还必须积极寻求其他的途径来增加收入，尽早脱贫，改变“等、要、靠”的思想。另外，该地区还有少部分的高度贫困家庭，几乎完全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只能依靠国家、社会或他人的救助。面对该部分老龄、孤寡老人家庭，可以由当地相关部门对其进行统一照顾，尽量保障其基本的生活。
[基金项目：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科研项目资金项目（人文社科类）“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中的海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MK1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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