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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经济往来而言，无疑是先有国际贸易，尔后引发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往返运输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费用和时差间隔，由此引发资本输出动机，即把资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国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资本输出又引发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由此出现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是国际贸易引发国际投资，但国际投资作为一个后来者却起来了主宰国际贸易的作用。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也是金融世纪，资本运营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终究要突破国界走向世界，经济发展已无边界。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不过是“在更高层次回到1941年以前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发达水平的结果：人类发展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选择低成本生产和低成本交易已经成为可能。”[1]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投资作过描述。“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了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国际分工、合作、交流的思想。“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确定，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失下去。”[3]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日益活跃，资本、技术、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愈益跨越国家、民族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全面、大量、综合地流动和配置，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覆盖面日益扩大，已使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规模出现空前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
二、国际投资引致生产要素跨国移动
单纯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国移动，只有国际投资，才有可能形成生产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国移动。在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资本和劳动都能在国际之间自由流动。
国际投资，即国际间的资本转移，指的是货币资本和贷款资金从一国流向他国。任何国家或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积累资本。积累资本一种方法是国内储蓄，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种方法就是吸引外资，包括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储蓄能力受到限制，资本积累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外来商品能形成入超现象，国内资本积累才有可能不减少当前消费。但是，入超国家又必须清偿入超商品的资金。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只有依赖外国贷款。而能否得到外国贷款，又取决于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即债务国的利息必须高于债权国的利息。所以，国际投资的驱动因素是各国之间利率的差异。至于外商直接投资，则取决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预期回报率、投资环境和相关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
国际间的劳动要素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劳动价格，即取决于平均工资水平，比如某种类型的劳动在美国的工资率高于墨西哥，就成为墨西哥人跨越国界的经济动机。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工资偏低，移民倾向尤甚。其次，劳动要素转移还取决于劳动者拥有的数量。在一个劳动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很容易引发向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移民的动因。当然，国际投资也会引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要素转移，但毕竟属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随着技术引进，随同设备和资金的技术人员配套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大多带有临时性质。一旦投资项目完成，随行技术人员又会回归本土。
国际投资实现生产要素转移的微观载体是跨国企业。投资的始初动机是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生产和经营。建立跨国企业伊始是资本运营，购进设备和技术，又实现了物质生产要素的转移，招聘经营人员和企业员工，又实现了劳动要素转移。可见，国际投资是生产要素跨国移动的第一推动力，跨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鉴定生产要素移动的基本尺度。
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有两大效应：
（一）促进世界生产效率并提高实际收入水平
如果资本在美国的边际生产率低，在资本稀少的中国边际生产率高，若美国的资本流向中国，全世界的产值就会获得提高，最终超于均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不断增加，就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直接投资并不只是一种资本移动。有时，投资方“完全是在东道国借取创办企业的金融资本，只是加上它的商标牌号、经营准则，以及较少属于有形资产的一些其他资产而已。这个子公司一旦成为获利的企业，它就通过内部利润再投资和新借入资金来发展了，同时还把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那个很难看出其进行了投资的母公司”。[4]这种情况虽然鲜见，但仍会使双方感受其益，最重要的是促进了世界生产效率。
劳动要素的跨国移动也是如此。例如某种类型的服务业美国每天能赚15美元，而在意大利每天只能赚3美元；于是某一劳动者移居美国，每天升值到15美元，若移居意大利每天下降到3美元。这样移动的结果，致使意大利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自然趋向提高，而美国而相对下降。不过只要有差别，双方就会产生移民的经济动机，从而使实际收入水平提升。
（二）使生产要素稀少性相对差异减轻
由于资本和劳动被吸引到相对稀少的地区，随着跨国移动，相对稀少性在国际间就会减弱。印度相对过剩的劳动者迁往美国，就会降低美国劳动稀少程度，同时降低印度劳动的丰富程度。资本从相反的方向移动，将减轻资本在美国相对丰富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在印度相对稀少的程度。
萨缪尔森写道：“物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部分影响，就好像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一样，衣服从欧洲流向美国、食品从美国流向欧洲趋于使每一国家的特别充足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充足，并使每一国家的特别稀少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稀少。”[5]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移动，会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均衡。
三、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
国际投资直接推进的是中间产品的贸易，间接推动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一般说的国际贸易，指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即商品贸易。
国际投资实现的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轻了商品的稀少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可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新生产场所的开辟和建立，又创造了新的贸易园地。假设有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从外国进引长期贷款，用以发展本国产业。某些制造品（例如纺织品、塑料之类）原先输入本国市场，现在国内也可以像外国一样廉价生产，故而不需要再输入此类商品。不过由于本国发展生产的结果提高了收入，消费数量与结构已经变化，因而创造了新的需求。所以从现象上看，进口商品减少了，但国内市场却因生产要素的移动而扩大了。因此，一方面贸易关系是国际借贷的产物，即生产要素移动创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能借助推广市场及刺激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因而能创造投资机会，不仅吸引了本国的投资者，也吸引了国外的投资者。新的投资者的出现，又扩大了市场的商品需求。这就是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创造。
投资和贸易的不同之处在于：贸易是一种递增效应，投资则是一种乘数效应。按一般惯例估算，投资效应是贸易效应的5倍。尽管投资有风险，但风险越大，欲念越大，经营者依然会选择投资。只有投资，才能使国际贸易实现立体扩散。
我们不防借助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1978~2007年，共签订投资协议项目464801个，合同金额9428.7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997.6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项目数从1980年的470个上升到2007年的4万多个，增长了近90倍，年均增长率为25.05%；合同外投资从1983年的17.32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千多亿美元，增长了近70倍，年均增长率为23.35%；实际使用外商投资从1983年的6.3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5.05亿美元，增长了84.13倍，年均增长率为24.81%。中国已连续10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首位。[6]
外商在华投资对双边贸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从我国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来印证这个问题。
（一）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从1983年的436.1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万多亿美元，增长了19.52倍，年均增长率为16.02%。其中，出口贸易从1983年的222.2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9.72倍，年均增长率为15.95%。我国出口总额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同期也上升了5.86%，进口总额上升5.32%。出口总额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3位。
（二）外商在华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0.42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1244.17倍，年均增长率为50.01%，其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55.48%。其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同期增长30042.63倍，年均增长率为56.56%，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4.82%；进口总额增长了68213倍，年均增长率为62.24%，其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6.18%。可见，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对外贸易积极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7]
国际经济学的传统观念认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互相抵消作用。国际投资引发的生产要素移动减轻了生产要素的稀少性。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数量越大，国际贸易的动机与赚取的利润也就越少。极言之，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的悬殊情况可能因国际投资完全消除，那么，引起国际贸易的原因也不复存在。但在实际上，不论是国际投资或是国际贸易，都不可能消除各国之间要素和商品的相对稀少性状态，所以两种功能得以并存，并会逐步扩大。
其实恰恰相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更多地表现为互补作用。国际投资能够创造和扩大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也可以创造国际直接投资。这种关系分为四种情况：（1）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如设备、技术和软件可跟随资本；（2）本投资国的出口贸易对本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如通过贸易出口可以引发直接投资就地销售跨国企业的产品；（3）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东道国引进了外资，相应地就会进口生产要素及技术软件；（4）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会促进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既然有了进口贸易，就会致使投资国实行直接投资，以创造更简便、更有利的贸易机会。
根据国际贸易的实践经验，建立各种经济共同体撤销关税壁垒，实现自由贸易，更能实现比较利益。由此获得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称之为“贸易创造”。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对外却设置一个共同的关税壁垒，可能导致“贸易转向”。当经济共同体的国家较低成本的供给来源代替了共同体内较高成本的来源，即会出现“贸易转向”，即转向低成本的国家。[8]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机会并不显见，太多的机会往往会消失在经济共同体内。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国际贸易在WTO之内，成员国更多地表现为“贸易创造”。未进入世贸组织的国家积极申请入围，其中原因就在于要享受组织内的“国民待遇”。它们需要的是直接的“贸易创造”，而不是消极等待“转移转向”。
伴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扩大，“贸易创造”的功效会逐步消失，因为国家越来越少。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入WTO，“贸易创造”就会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创造”，或称“投资创造”。国际投资力度的增强，会实现更为广阔的贸易空间。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效应必将大大超越单纯国际贸易的效应。
四、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
世界经济早期的历史格局，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对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投资，俗称资本输出。这种投资虽然有资本入侵的含义，但在客观上却推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传统贸易方式的改变。
（一）促进出口商品换代升级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可以反映出一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亦即资源性产品为主。资源只有经过开发和利用，才能成为商品，才能实现商品流通。“所以，对于人类，所谓‘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素质的函数。对应不同的经营方式和开发手段，资源的含义不同。”[9]对于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深度加工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立体开发方式，就可以构成发展的良好基础；而对于倒山种地、单一经营、自给自足的平面垦殖生产方式，那就只能陷入“低水平陷阱”，那就只能是“富饶的贫困”。
资源开发固然要靠人的智力，但智力必须凝聚为技术，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依靠自身经营的积累，社会也会有进步，但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下，很可能会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开放，无疑会缩短这个历程。国际投资、技术引进，会不断使资源性产品升级，增加科学技术含量，从而使商品换代升级。
（二）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本的内向经济，但又是有进出口贸易；二是外向经济，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与之相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战略也可分为两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进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现在改为本国工业制成品代替同类进口商品，为此，这些国家需要在国内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但进口替代需要进口用于发展本国工业品的设备和某些原料，因此又需要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往往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作为前提。
出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现在改为以本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此，这些国家应在国内建立起面向国外市场为主的工业部门，并要使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
当代经济发展理论普遍认为，进口替代是较低级的出口模式，出口替代是较高级的出口模式。
新加坡和韩国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实现“出口替代”的典型例证。
新加坡1965年宣布独立，当时只有橡胶园，地势坎坷不平。没有什么基础。通过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使本国经济在短期内改变了面貌。当时，新加坡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工业界实现生产自动化，重点放在推广和使用机器人上。新加坡自造的第一名“烧焊工”机器人于1983年诞生，另一台“喷漆工”机器人也相继问世。新加坡推行了电脑教育“五年计划”，使20%的中学生成为电脑俱乐部成员。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开始出口电子计算机，驶向国际市场的惊涛骇浪。
韩国在过去30年里，利用美、日等发达国家改变经济结构的机会，将外国资本、技术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20世纪60年展了轻纺工业。70年代又突出发展了重化工业，用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行“科技兴国”方针。为了跟上新技术革命的步伐，韩国制定了“1984-2000年科技发展战略”，提出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开发尖端技术，将产业结构改造为“发达国家型”产业结构；二是根本上解决粮食、能源、环境污染、疾病、住宅、城市过密等问题。韩国的学者、实业家、官员都认为21世纪将成为“太平洋世纪”，强调“不要错过时机”，要积极地迎接“太平洋时代”。
（三）从“单向投资”到“双向投资”
单纯的国际贸易，很容易因袭原有的方式。只有通过国际投资的冲击，才能推进贸易方式的改变。
国际投资的始初行为是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向资本稀少的落后国家的单向投资，落后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对外投资能力。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样，基本上属于双边行为，落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冲出国界，走向对外投资的行列。从单向投资转向双向投资，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试以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大量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把视角转向海外市场。可以肯定地说，寻求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动机。
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改革措施，第一次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
中国对外投资包括三种类型：（1）为支持进出口贸易而进行的投资；（2）为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投资；（3）为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而进行的投资。
1990年，我国已开办801个世界境外企业，分布在93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港澳地区就集中了我国非贸易性企业的2/3。
1999年，我国境外投资扩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相对集中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排在前10位的是独联体国家、美国、港澳地区、泰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德国。截止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已达14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已达5百多亿美元。[10]
中国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是首开先例，但其雄健的脚步却有后发夺人之势。尽管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比重还比较微少，风险投资领域尚未涉足，但这却是一个光辉的起点。可以肯定，中国对外投资终究要跃居世界前列，并将对国际贸易发生更为积极的影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必将成为我国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双子星座”。
参考文献
在WTO调整各国贸易关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审查各国政府行为的情况，包括审查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管理政策的制定等。在国际贸易纠纷中，明确WTO体制下的司法审查对象，可以防止WTO各机构，确保争端解决机制严格地在WTO法规定的范围内运作。
WTO下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包括国内和国际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本文中提到的司法审查是WTO体制下的国际司法审查，即国际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国际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是WTO争端解决机构根据WTO《有关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谅解》（DSU）进行的处理成员间贸易争端的国际司法程序活动。
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针对的是被审查行为的性质，如违宪审查、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等。通过审查该类行为，判定哪种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而所解决的是被诉主体及其行为的可诉性新问题。
在国际贸易纠纷中，争端的成员方一般将争议提交WTO寻求解决。WTO协议中对司法审查，并不明确所审查的行政行为或外贸管理行为的性质究竟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但也没有限定是具体行政行为。由于WTO成员的国内法院处理贸易行政案件时，更多的还是以国内法规为裁判依据，并不会直接适用WTO相关规则。即使是从国际规则方面考察政府政策或抽象规则，对国际规则的识别，除非是直接违反国内法律，否则也会作出有利于本国政府的解释。对于抽象的法律规定提起司法审查，就需要WTO体制规定国际层面的司法审查。
国际法层面上的司法审查结果，是WTO/DSB对其成员之间贸易争端的结果，表现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WTO下针对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审查成员的外贸管理权时审查其行为或办法是否违反WTO国际规则，进而判定该规定是否构成贸易自由障碍。这就要求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首先审查被诉成员的相关立法规定和办法是否违反GATT/WTO规则，涉及更多的是成员相关办法的违反和非违反性。
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对象
（一）审查对象的范围
WTO规则约束的对象是政府,所调整的是政府间的宏观经贸政治关系,以政府间贸易政策和实践的协调为其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DSB是WTO在实践中为解决贸易争议而设立的专门的争端解决机制，它明确规定了其司法审查对象是WTO争端解决机构所受理的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它所接受的案件是以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为诉因的。将司法审查对象区分为审查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的依据是DSU第3条第8款和第26条第1款。DSU第3条第8款规定摘要：“凡出现违反涵盖协定规定应承担的义务的情况下，该行为就被视为构成了利益受到抵消或损害的表面证据。这表明，正常情况下可推定为摘要：违反规则就对该涵盖协定的其他当事成员方产生了有害影响，在此情况下，要由被告方举证反驳诉讼”，即为违反之诉。第26条第1款则规定摘要：“GATT1994第23条第1款（b）项表述的不违反之诉”。
根据GATT1994第23条第1款的相关规定摘要：凡任何一个缔约方认为，它依本协定直接、间接预期的任何利益受到抵消或损伤，或者实现本协定的任何目的受到妨害，而这是由于摘要：（a）另一缔约方未履行其本协定的义务，或（b）另一缔约方采取的任何办法，不论其是否和本协定相冲突。
根据以上的规定，（a）项为违反之诉，是指方指控或认为被诉方国内法规或行政办法和其承担的WTO体系下某项协定义务不一致或者违反了协定义务。而（b）项为非违反之诉，是指方认为被诉方的国内法规的实施或者行政办法的结果导致其在WTO协定下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损失或减损，或者认为损害了协定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即使对方办法不和“本协定相冲突”或“存在任何其他优势”，即使不违反GATT/WTO法律规定，亦可作为的理由或“诉因”。可见，DSU基本上沿用了GATT第23条的规定，把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作为其司法审查对象的范围。
（二）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的区别
通过分析DSU可知，适用违反之诉是基于保护各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而在GATT/WTO多边贸易法律制度设置“非违反之诉”，最原始的指导思想是“利益平衡”原则，目的在于防止通过采用GATT未明确禁止的贸易办法（即所谓“灰色区域”贸易办法）而损害或破坏贸易谈判和减让表现产生的相互利益。
因此，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基于损害、依据WTO有关协议产生的正当利益而提起的，而它们的区别则表现在摘要：
产生的原因不同摘要：违反之诉是违反协定义务而造成伤害，其根据是禁止违反条约义务和具体承诺；而非违反之诉是必须实施了办法而导致损害，但并不一定违反协定义务，其根据是禁止剥夺合法预期利益。
举证责任不同摘要：举证责任在哪一方，对能否胜诉具有重大影响，成为诉讼程序中的决定性因素。在国际贸易纠纷规则中，明确规定了违法之诉和非违法之诉的举证责任。对于违反之诉而言，DSU规定了此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在被告方。而对于非违反之诉，方应提出详尽理由以证实有损失或损害存在。
救济手段不同摘要：根据DSU的规定，在违反之诉案件中，若裁定有违反WTO义务的行为，违反方有义务停止违反WTO有关规定的办法，并采纳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建议。在非违反之诉的裁定中，被诉方主要是补偿，即争端当事双方“做出相互满足的调整”。
（三）对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的规定
1.对违反之诉的规定。绝大多数国际贸易纠纷涉及的是违反之诉。WTO项下，如《补贴和补贴办法协定》、《和贸易有关的投资办法协定》、《装运前检验协定》、《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等，明确规定在违反适用协定下承担的义务都被视为构成利益丧失或减损的案件中，可直接适用于GATT1994第23条（a）来解决争端。
2.对非违反之诉的规定。非违反之诉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事实基础上摘要：政府希望从贸易协定中获得的利益，可能为另一政府毫不相关的并可容许的行为所抵消，而有关行为是在制定协定时不可能合理预见的。各国进行对外贸易时会出现许多不可预料的情况，非违反之诉的设立可以更大地拓宽争端解决的领域，便利于各成员解决争端。在WTO的立法过程中，“非违反之诉”被适用到其立法领域，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及WTO对GATT1994的各项补充协定中，如反倾销反补贴、海关估价等，但对《和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则规定了其对GATT1994第23.1（b）和（c）的非违反丧失和减损的适用期限。在此重点介绍GATS规定及TRIPS协议的规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在“非违反之诉”方面大多仿效GATT的规定。具体而言，对“非违反之诉”的诉因规定在两个条款中摘要：在GATS第23条第3款里明文规定摘要：“凡任何成员方认为，按本协定第三部分规定，一成员方在具体承诺中计入给另一成员方的可合理预期的利益，在采取任何和本协定不相冲突的办法而受到抵消或损伤时，可求助于DSB。”而GATS第6条第4、5款则规定摘要：“为保证有关资格必备的条件和程序、技术标准和许可条件等办法不致构成不必要的服务贸易障碍”，“在一成员已作具体承诺时，该成员不得以不能合理预期的方式来适用许可证和资格必备条件、技术标准，使具体承诺受到抵消或损伤。”可知，GATS在争端解决方面直接引入GATT争端解决机制，包括非违反之诉在内。
《和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议）并未明确规定有非违反之诉，只是在TRIPS协议第64条第2款规定了对GATT1994第23条第1款(b)项和(c)项的适用期。即摘要：自《WTO协定》生效之日起5年内，GATT1994第23条第1款(b)项和(c)项（非违反之诉和情势之诉）的规定不得适用于TRIPS协议下的争端解决。何时适用并没有规定，也就不可能利用非违反之诉解决国际知识产权争议。
国际贸易纠纷司法审查对象在适用中存在的新问题
非违反之诉是WTO的一项非凡诉讼机制，由于GATT/WTO未作更明确规定，其作为WTO协议的一部分在国际贸易纠纷中成为一项极富争议的机制。
（一）对非违反之诉的规定趋于模糊
虽说WTO各协议大多规定有非违反之诉，但规定极其模糊。对于GATS和非违反之诉，由于GATT本身对非违反之诉的规定在措辞上比较模糊，这也就导致GATS在依靠GATT争端解决机制时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非违反之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如在服务贸易谈判中没有“关税制约”的概念，每一成员方在“逐步自由化”原则的指导下，递交一份包括市场准入承诺表和国民待遇的条件和限制在内的“非凡承诺时间表”。这样也就冲淡了各成员方可合理预期的利益，对于非违反之诉的使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而对于TRIPS而言，由于对非违反之诉的适用设置了期限，在使用效力新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模糊，实践中也就不可能适用非违反之诉解决国际知识产权贸易争议。
（二）对于“非违反之诉”机制的启动存在不同立场
争端解决实践中，争议成员根据自身的利益，对于非违反之诉机制选择了不同的立场摘要：“克制主义”和“激进主义”。“克制主义”认为非违反之诉应该有所限制，并要求最低限制地运用非违反之诉。这是为了避免非违反之诉机制的负面效应，从而维护WTO规则的导向性。而“激进主义”则认为针对一成员方所采取的办法是否违反WTO协议这一法律新问题时，该成员方无须花太多精力去判别应当提起何种诉讼，而是直接提起非违反之诉。基于“激进主义”，非违反之诉被认为是“独立性模式”，这样就很轻易导致非违反之诉机制的滥用。所以确立非违反之诉机制的目的在于填补WTO协议的漏洞并对关税减让的原始利益进行重新平衡。因此，将非违反之诉视为“克制主义”而予以启动，只将其作为对违反之诉的一种辅质的权利救济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控制那些GATT未明确禁止成员方使用的办法，防止由于这些办法的实施而事实上损害其他成员方从关税减让中获得的利益，从而进一步鼓励和促进各成员继续实行关税减让，达到货物贸易自由化。
涉及WTO协议的争议,最终都会归结到对某个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和办法。而WTO下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要求建立一个可以适用于各成员方的独立的行政救济机构；建立一套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救济程序，从而为有关的当事人提供可能救济的机会；对当事人的或申请给予同情的考虑并提供充分磋商的机会，同时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并告诉其有上诉的权利。因此，明确WTO下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对象是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充分利用WTO项下的相关协定，非凡是DSU来解决贸易往来中出现的争端，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进行和纠纷解决。
参考文献摘要：
一、引言
产品内分工是指特定的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各个国家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产品生产价值链中的特定环节，并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形式。
目前我国传统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被削弱，我国加工贸易应该由纯粹加工装配环节逐步向产品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转移。以产品内分工理论指导加工贸易升级，提升我国加工贸易在产品价值链中的位置，不仅能够提高产品附加值，获取较高的利润，而且能够使相关产业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中获取有利地位，是比较符合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的。
二、产品内分工与加工贸易
产品内分工的内涵将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散化。加工贸易符合产品内分工与生产的基本特征，是产品内分工的一种主要形式。发达国家可以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集中从事资本密集型环节，节省本国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家则利用本国的劳动力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干中学”中积累经验和资本，利用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降低学习成本和缩短学习时间。因此，产品内分工不仅为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合适的条件，也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加工贸易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研究我国加工贸易的问题，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加工贸易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实现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三、产品内分工条件下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现状
2013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2012年的出口额达到9881881万美元，与2011年相比稍微有所下降，但依旧保持着较高数额。2012年进料加工贸易额从2011年的72763304万美元增长到了76385772万美元，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劲头。加工贸易进口设备金额也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金额保持较高数值。但出料加工贸易与进料加工贸易相比出口金额较小，2011年只有19858万美元，2012年下降大约399万美元。我国加工贸易主要在中间产品环节进口国外的半成品或原料，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完成加工装配环节，再将制成品运送至国外厂商进行贴牌营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主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其次为高技术产品，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小。如图1所示，2010至2014四年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持续增长了约8千多亿美元，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也有明显提高，初级产品出口额基本持平。
四、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中国加工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我国加工贸易技术水平不高，处于全球价值链最底端
如图2所示，“微笑曲线”的两端，价值链上下游分别为附加值高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底端是加工组装环节。产品价值链和“微笑曲线”都表明，在产品内分工中，在上游环节加大研发和设计的投入，产品增值程度和收益率上升；在下游环节建立品牌及营销渠道，产品增值程度和收益率也会随之上升。而位于中游则是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少的加工组装环节，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取代。中国加工贸易技术水平不高，只能利用劳动力等低成本要素比较优势从事中间环节的产品加工组装，处于全球价值链最底端的位置。
2.我国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低，“飞地效应”明显
我国加工贸易方式主要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容易形成“飞地效应”，即从国外进口具有高技术水平的零部件，在国内完成加工组装后，再出口到发达国家。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采购率低，导致加工贸易的产业关联度差，这就阻碍了我国加工贸易中间产品供应能力的增长以及加工贸易配套产业的发展，导致我国加工贸易在国际产品内分工链上无法延伸。
3.劳动力成本优势渐趋衰弱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且廉价，但大多数劳动力并不符合加工贸易企业对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这就产生了结构性需求矛盾，成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发展障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日益增强，我国加工贸易面临的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大。
4.民族品牌缺失，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加工贸易以简单装配，贴牌生产方式为主，在研发、设计、物流、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十分薄弱，大多数加工贸易企业尚未具备核心竞争力。再者，由于民族品牌缺失，加工贸易企业在国际中辨识度低，可替代性高，严重阻碍了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
五、基于产品内分工理论分析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路径及策略
1.提高产品附加值，延长产品价值链
一是沿着产品分工链向上游延伸，不断提升研发设计能力，提高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企业必须形成自主研发设计，高技术水平零部件生产的能力，才能真正改变我国加工贸易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中的底端位置。
二是向下游拓展。我国加工贸易企业要努力打造自有品牌，扩展自身的销售渠道，完善物流体系，在商品流通中也能得汲取到更大的利润，提升在品牌运作和营销服务环节的竞争力。
2.提高中间产品的国内采购率，完善配套产业
应鼓励国内加工贸易企业在中间产品的投入中多采用国内原料，并自主生产高技术水平的零部件。在政策上对为生产加工配套中间产品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充分发挥政府、科研单位的作用，为有能力进行配套生产的企业提供人才培训、技术研发等各项服务，推动国内加工贸易企业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
3.充分发挥要素禀赋优势，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
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土地、水电等低成本生产要素上，而中间产品的原料主要以进口为主。这就需要在原有静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外溢来提高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加速资本积累，并通过教育和科技政策转变比较优势，提高技术水平及劳动力素质，实现我国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升。
4.创建世界知名品牌，充分发挥跨国公司促进作用
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我国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发挥着重要作用。跨国公司不仅为产业发展投入资金和技术，同时还会产生竞争效应、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因而，必须加大力度扶持本土跨国公司的发展，支持其创建更多的世界知名品牌，更大程度地提升跨国公司在国际产品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才能充分发挥其促进作用。
六、结论
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把世界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游离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之外，就必然会丧失发展良机。面对国内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周边国家优势日渐突现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及民族品牌，提高加工贸易技术水平，积极延长国内价值链，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