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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形成。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基于这种现实，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主张。现实经济中，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使一国经济运行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适当的政策干预可改善经济运行。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预性政策之一，又称策略性贸易政策，主张对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和垄断性的行业，在同国外厂商竞争时，采取关税或对本国厂商补贴等措施，使本国厂商企业获得“垄断租”（rent）。它之所以称作“战略性的”，是因为这种干预政策把市场竞争看作一场竞赛成博弈，双方的反应都具有“战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产品、计算机、飞机制造等知识密集性的高技术产业，存在外部经济，若一国对其扶持，将有利于这些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这种国家干预性的政策也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但这种干预政策基本上属于国内产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贸易政策相关，还存在很大争论（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详述。要注意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主张的干预是以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产业规模经济递增为前提的条件的，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干预政策主张。
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的：争夺垄断租金
2.1理论分析
在一些产业里，只由几家大公司垄断和控制，它们获取的利润远高于存在充分竞争情况下的利润，即存在垄断租金。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各国都竞相角逐垄断租金。假定目前该垄断租金由国外公司所有，那么，从理论上讲，本国政府可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诸如征收关税，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等，把垄断租金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从而使本国总福利水平改善（当补贴或关税额低于垄断租金时）。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1981）。他们构建的模型表明，从国外厂商手中夺取垄断租金的最简单方式是，当国内厂商是垄断市场一个潜在的进入者时，对国外厂商征收关税。这与最佳关税论采取的措施结果相同。但二者在本质上有所区别：最佳关税论要求一国是“大国”，以便能影响贸易双方的贸易条件。而垄断租金转移没有这种限制，这就为小国对处于寡占结构下的国外供应厂商征收关税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本国厂商与国外厂商在第三国进行双头垄断竞争时，对本国厂商给予补贴，也能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RranderandSpebcer,1985）但其前提是国内企业得到政府补贴后，必须采取进攻性的策略，以扩大在第三国的市场份额。上述情况是假定本国和外国均只有一家企业的情况。Dixit（1984）进一步证实，当本国有多家企业，但数目不太多时，Brander和Spencer的结论仍能成立。不过，在双头垄断时，由政府给予补贴的方式，并非最佳选择。Bhgwati,Ramaswami和Srinivas-an（1969），及Bhagwati（1971）早就指出，在双头垄断竞争中，最佳政策应该是政府向本国厂商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
另外，Spencer和Blander（1983）还说明了，若竞争对手不采取相同措施，那么只对本国厂商在研究开发阶段给予补贴，使本国厂商在技术上处于优势，从而使其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以高质量、低成本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也能逐步将垄断租金转移到本国。
除上述方式外，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从长远看，保护幼稚产业也能转移垄断租金（Krugman,1984a）。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存在规模经济，全部产业都存在动态的外部经济，那么政府可以对其未达到规模经济的行业进行保护，直至该行业达到最佳规模，并与国外竞争对手竞争时拥有优势为止，同时，转向对下一个行业进行保护。这样，可使本国厂商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在这里，国内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以便使被保护产业达到最佳规模。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是在基于他的另一论文（Krugman,1984b）中形成的，该文论述了进口保护能促进出口，从而干预性贸易政策能行之有效。戈登（Gorden,1990）认为克鲁格曼（Krugman,1984a）的结论没有古诺寡头竞争假定也能成立。
2.2实证研究
克鲁格曼和鲍德温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Krugmana-ndBaldwin,1988）。他们发现，日本对半导体芯片的保护尽管扩大了其市场份额，但日本国内使用芯片的产业由于支付较高价格而受到损失。所以，从整体上看，日本经济的净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结果为：虽然能通过转移垄断租金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汽车、半导体及飞机制造领域。90年代以来，其它行业也受到了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一书中（KrugmanandSmith,1994）。该书收入了一系列的论文，其中比较共同的结论为：①一些国际性公司的行为确实带有战略性，至少，涉及国际贸易时，其行为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②一般来说，单方面的关税或补贴确实使本国受益，但幅度有限。③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程度与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条件相关。一旦改变其假定条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结论完全相反。
3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批评
战略性贸易政策都是在有损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来改变本国的福利，因而被指责为掠夺性政策或以邻为壑战略；同时，它又不利于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改善，因而受到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对其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实证的和规范的。
3.1实证的批评
Eaton和Grossman（EatonandGrossman,1986）指出，据战略贸易模型的古诺寡头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当对手采取的是贝尔兰特（Bertrand）战略，即以价格而非产出竞争时，得出的结论就成了出口税是最佳选择。这与战略贸易措施正好相反。这一批评，几乎动摇了战略贸易模型的基础。对此，Spencer（1986）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寡头垄断厂商之间的竞争可以分为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三阶段。只有销售阶段是以价格竞争为主，前两阶段仍将以产量竞争为主，故古诺假定在前两阶段仍成立，可以用来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标。
国内厂商占有的市场份额扩大之后，能转移的垄断租是否相应增加，也是值得怀疑的（HerstrumanandMarkusen,1986）。因为，得到补贴的国内厂商，其效率原本就很低，进入市场之后，其平均成本曲线不是下降，反而会上升，从而会使向国内转移的垄断租金越来越少。此时，从国内厂商得到的回报远小于期望值，国内总福利水平就会低于不采取补贴时的情况。
Grossman（1986）认为，获得高利润率的厂商，都是产品研究和开发、市场调查等早期作了大量风险投资的企业，它们的失败率较高。平时所观察到的企业，仅仅是幸存的取得成功的企业，失败的高风险投资则没被估算在内，从而在总体上高估了这些厂商的行业总利润率。而政府给予补贴的又恰恰是这些存在风险的寡头垄断企业。因此，被转移垄断租没有考虑到行业总风险成本而被夸大了，政府补贴方式的效果也就不如原先估计的大。
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又具有相同生产能力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资源从其它行转移到受补贴的行业，从而受补贴行业的扩大和出口增加是以其它行业规模缩小及出口减少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情况下，代价往往要高于转移的垄断租，所以，自由贸易仍是最佳选择（DixitandGrossman,1986）。若各出口行业面临的条件不相同时，一国之福利确实有可能得到改善，这要取决于国内稀缺资源用于出口行业扩张后每一单位资源取得的额外垄断利润大小，而这又取决于国内外技术条件对比、国内外产品替代程度、出口市场需求弹性及寡头竞争性质等因素。这样，要选择一个目标行业对其进行补贴就需大量的信息，而这往往又是难以办到的。总之，若忽视了国内产业间要素转移及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会使战略贸易政策模型的说明力大受影响。
3.2规范的批评
以邻为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常会遇到其它国家的报复而两败俱伤。Bhagwati（1989）认为，在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更易出现相互报复的现象。另外，作为小国，遭到报复的可能性也极大。这样，世界总福利水平也因之而下降。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充分有效，它也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得益的一种政策，世界总福利水平绝不会增加，而只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调整。这种把本来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贸易福利分配格局代之以人为的手段加以干预，必然不及市场有效，从而，从长远看，会使世界总福利水平下降。
Bhagwati（1989）指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政府作出的决策，有时并不符合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目标。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情况并不少见，其后果是少数人或特殊集团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许总体上能改善一国的福利，但其分配可能极不公正。
另外，得到政府补贴的国内厂商往往会发现依赖补贴本身较参与同国外厂商的激烈竞争收益更大。于是，它们转而进行寻求补贴的活动，而不关注国家赋于它们的转移垄断租的职责。这是一种典型的DUP（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活动，因为它占有了资源而毫无产出（Bhagwati1982）。
总之，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要在特定限制条件下才有效，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各国都从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也证明自由贸易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Bhagwati,1992;Baldwin,1992）。
80年代初，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形成。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基于这种现实，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主张。现实经济中，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使一国经济运行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适当的政策干预可改善经济运行。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预性政策之一，又称策略性贸易政策，主张对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和垄断性的行业，在同国外厂商竞争时，采取关税或对本国厂商补贴等措施，使本国厂商企业获得“垄断租”（rent）。它之所以称作“战略性的”，是因为这种干预政策把市场竞争看作一场竞赛成博弈，双方的反应都具有“战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产品、计算机、飞机制造等知识密集性的高技术产业，存在外部经济，若一国对其扶持，将有利于这些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这种国家干预性的政策也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但这种干预政策基本上属于国内产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贸易政策相关，还存在很大争论（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详述。要注意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主张的干预是以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产业规模经济递增为前提的条件的，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干预政策主张。
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的：争夺垄断租金
2.1理论分析
在一些产业里，只由几家大公司垄断和控制，它们获取的利润远高于存在充分竞争情况下的利润，即存在垄断租金。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各国都竞相角逐垄断租金。假定目前该垄断租金由国外公司所有，那么，从理论上讲，本国政府可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诸如征收关税，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等，把垄断租金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从而使本国总福利水平改善（当补贴或关税额低于垄断租金时）。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1981）。他们构建的模型表明，从国外厂商手中夺取垄断租金的最简单方式是，当国内厂商是垄断市场一个潜在的进入者时，对国外厂商征收关税。这与最佳关税论采取的措施结果相同。但二者在本质上有所区别：最佳关税论要求一国是“大国”，以便能影响贸易双方的贸易条件。而垄断租金转移没有这种限制，这就为小国对处于寡占结构下的国外供应厂商征收关税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本国厂商与国外厂商在第三国进行双头垄断竞争时，对本国厂商给予补贴，也能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RranderandSpebcer,1985）但其前提是国内企业得到政府补贴后，必须采取进攻性的策略，以扩大在第三国的市场份额。上述情况是假定本国和外国均只有一家企业的情况。Dixit（1984）进一步证实，当本国有多家企业，但数目不太多时，Brander和Spencer的结论仍能成立。不过，在双头垄断时，由政府给予补贴的方式，并非最佳选择。Bhgwati,Ramaswami和Srinivas-an（1969），及Bhagwati（1971）早就指出，在双头垄断竞争中，最佳政策应该是政府向本国厂商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
另外，Spencer和Blander（1983）还说明了，若竞争对手不采取相同措施，那么只对本国厂商在研究开发阶段给予补贴，使本国厂商在技术上处于优势，从而使其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以高质量、低成本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也能逐步将垄断租金转移到本国。
除上述方式外，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从长远看，保护幼稚产业也能转移垄断租金（Krugman,1984a）。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存在规模经济，全部产业都存在动态的外部经济，那么政府可以对其未达到规模经济的行业进行保护，直至该行业达到最佳规模，并与国外竞争对手竞争时拥有优势为止，同时，转向对下一个行业进行保护。这样，可使本国厂商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在这里，国内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以便使被保护产业达到最佳规模。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是在基于他的另一论文（Krugman,1984b）中形成的，该文论述了进口保护能促进出口，从而干预性贸易政策能行之有效。戈登（Gorden,1990）认为克鲁格曼（Krugman,1984a）的结论没有古诺寡头竞争假定也能成立。
2.2实证研究
克鲁格曼和鲍德温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Krugmana-ndBaldwin,1988）。他们发现，日本对半导体芯片的保护尽管扩大了其市场份额，但日本国内使用芯片的产业由于支付较高价格而受到损失。所以，从整体上看，日本经济的净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结果为：虽然能通过转移垄断租金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汽车、半导体及飞机制造领域。90年代以来，其它行业也受到了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一书中（KrugmanandSmith,1994）。该书收入了一系列的论文，其中比较共同的结论为：①一些国际性公司的行为确实带有战略性，至少，涉及国际贸易时，其行为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②一般来说，单方面的关税或补贴确实使本国受益，但幅度有限。③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程度与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条件相关。一旦改变其假定条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结论完全相反。
3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批评
战略性贸易政策都是在有损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来改变本国的福利，因而被指责为掠夺性政策或以邻为壑战略；同时，它又不利于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改善，因而受到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对其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实证的和规范的。
3.1实证的批评
Eaton和Grossman（EatonandGrossman,1986）指出，据战略贸易模型的古诺寡头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当对手采取的是贝尔兰特（Bertrand）战略，即以价格而非产出竞争时，得出的结论就成了出口税是最佳选择。这与战略贸易措施正好相反。这一批评，几乎动摇了战略贸易模型的基础。对此，Spencer（1986）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寡头垄断厂商之间的竞争可以分为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三阶段。只有销售阶段是以价格竞争为主，前两阶段仍将以产量竞争为主，故古诺假定在前两阶段仍成立，可以用来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标。
国内厂商占有的市场份额扩大之后，能转移的垄断租是否相应增加，也是值得怀疑的（HerstrumanandMarkusen,1986）。因为，得到补贴的国内厂商，其效率原本就很低，进入市场之后，其平均成本曲线不是下降，反而会上升，从而会使向国内转移的垄断租金越来越少。此时，从国内厂商得到的回报远小于期望值，国内总福利水平就会低于不采取补贴时的情况。
Grossman（1986）认为，获得高利润率的厂商，都是产品研究和开发、市场调查等早期作了大量风险投资的企业，它们的失败率较高。平时所观察到的企业，仅仅是幸存的取得成功的企业，失败的高风险投资则没被估算在内，从而在总体上高估了这些厂商的行业总利润率。而政府给予补贴的又恰恰是这些存在风险的寡头垄断企业。因此，被转移垄断租没有考虑到行业总风险成本而被夸大了，政府补贴方式的效果也就不如原先估计的大。
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又具有相同生产能力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资源从其它行转移到受补贴的行业，从而受补贴行业的扩大和出口增加是以其它行业规模缩小及出口减少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情况下，代价往往要高于转移的垄断租，所以，自由贸易仍是最佳选择（DixitandGrossman,1986）。若各出口行业面临的条件不相同时，一国之福利确实有可能得到改善，这要取决于国内稀缺资源用于出口行业扩张后每一单位资源取得的额外垄断利润大小，而这又取决于国内外技术条件对比、国内外产品替代程度、出口市场需求弹性及寡头竞争性质等因素。这样，要选择一个目标行业对其进行补贴就需大量的信息，而这往往又是难以办到的。总之，若忽视了国内产业间要素转移及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会使战略贸易政策模型的说明力大受影响。
3.2规范的批评
以邻为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常会遇到其它国家的报复而两败俱伤。Bhagwati（1989）认为，在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更易出现相互报复的现象。另外，作为小国，遭到报复的可能性也极大。这样，世界总福利水平也因之而下降。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充分有效，它也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得益的一种政策，世界总福利水平绝不会增加，而只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调整。这种把本来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贸易福利分配格局代之以人为的手段加以干预，必然不及市场有效，从而，从长远看，会使世界总福利水平下降。
Bhagwati（1989）指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政府作出的决策，有时并不符合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目标。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情况并不少见，其后果是少数人或特殊集团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许总体上能改善一国的福利，但其分配可能极不公正。
另外，得到政府补贴的国内厂商往往会发现依赖补贴本身较参与同国外厂商的激烈竞争收益更大。于是，它们转而进行寻求补贴的活动，而不关注国家赋于它们的转移垄断租的职责。这是一种典型的DUP（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活动，因为它占有了资源而毫无产出（Bhagwati1982）。
总之，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要在特定限制条件下才有效，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各国都从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也证明自由贸易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Bhagwati,1992;Baldwin,1992）。
4小结
以新贸易理论为基础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虽然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但现实经济中毕竟存在着大量的垄断现象和规模经济递增，因而它有一定的用武之地。连克鲁格曼本人也宣称，他已从一个谨慎的不干预者，成为一个谨慎的干预主义者了（克鲁格曼，1992）。Bliss（1994）把战略贸易政策同关税同盟理论结合起来来说明贸易集团也可以象一个国家一样采取一些干预措施来改善集团内部各国的福利水平。这意味着，贸易集团之间极易爆发贸易战，而非贸易集团成员的国家则可能成为绝对受害者。
总之，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一方面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其适用的范围内，其作用也不显著。更为重要的是，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无益于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提高。战略性贸易政策要想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支持，除非能找到一种使世界整个福利水平改善的方式，并在理论上加以证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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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鲁格曼P.著；邹薇，庄子银译（1992）：“新贸易理论呼唤着新贸易政策吗？（上）”。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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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联合国五大机构于2008年出版的《2008创意经济报告》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创意产品出口额从184.28亿美元增长到613.6亿美元,2005年中国已经占据创意产品全球出口市场18.29%的份额,成为全球创意产品的第一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通过对具体出口行业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创意产业出口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制造,如工艺品加工、设计产品加工等,而核心的版权内容产品输出仍然不足,尤其是视听内容产品及版权贸易还相当匮乏。2000年到2005年,中国版权和许可证费出口额从8000万美元增加到1.57亿美元,增长96%;同期,中国的版权和许可证费进口额从12.81亿美元增长到53.21亿美元,增长315%。2005年中国的版权和许可证进、出口额之比为33.9:1,是典型的版权贸易逆差国。
2005年后至今,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以新闻出版总署自2005年起连续4年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数据为例: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核心文化产品的贸易额逆差逐年扩大(2005年14853.16万美元,2006年上升到17256.39万美元,2007年跃升到21477.73万美元,2008年更上升至25029.64万美元);版权进出口比例在2005-2007三年间有所降低(2005年7.18:1;2006年6.02:1;2007年4.28:1),但2008年却相反上升至6.91:1。
综上可见,我国目前仍处于文化产业全球分工链的低端位置,具有中国主流价值和现念的核心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中总量仍然很小。
二、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1.对祖国传统文化重视不够
西方国家有现代民主,可是其宗教思想却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就保证了其文化的延续性。而我国,由于把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所受的屈辱及国家的落后都归罪于传统封建文化的积淀,于是,“倒掉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结果是韩国人申请了端午祭,我们才酸涩地觉得它是我们的财富;中国年轻人日益隆重地过起了西方情人节,我们才宣传起中国的七夕节;外国快餐在中国攻城掠地,我们才鼓吹起中式快餐的好处。可以看出,我们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了,还谈什么扩大文化产品的出口?反观其他国家,它们却非常重视保护自己的文化元素和文化产品。WTO多哈回合谈判中止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中,法国等国提出了“文化产品例外”原则,即文化产品不能实施贸易自由化,这与美国的意愿相左,从而导致此谈判破裂。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尽管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但在维护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延续性上,西方国家仍然是态度鲜明、立场坚定的。
2.没有把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传播中华精神
中华文化元素是由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两部分构成。显性因素,如文学艺术、经史典籍、民族服饰、历史遗迹、节日风俗、书法篆刻,乃至于中国结、奥运吉祥物福娃,甚至一把纸扇、一撮茶叶,等等;而隐性因素是那种支撑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并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精神、气质、品格和风骨。在对外文化贸易中,我们要求通过将显性的中华文化产品推向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向世界传播中华精神。显然,隐性因素更加重要,因为其一旦被外国人所接受,则会加速显性文化产品乃至于普通货物的对外贸易。
然而,由于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以及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结果出现了一种令人尴尬而又可怕的事情:花木兰是中国的,但美国却把它拍成了电影,除赚了3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更将花木兰变成了美国品牌;三国演义是中国的,但在网络游戏中,却被日本开发成游戏软件,成了日本品牌。
3.政府没有积极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有力措施
应当说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在思考如何促进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出国门了。2004年7月文化部与商务部及海关总署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国产音像制品出口的通知》,2005年初文化部发出了《关于促进商业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的通知》等。但是这些政策都缺少实质性的支持,如税收问题、投资优惠等。特别是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风险都大大高于普通商品,生产的周期也大大长于普通商品,如何给予扶持,没有明确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三、积极推动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
1.借鉴他国经验,合理规划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格局
1929年后,美国控制电影产业的大财团通过收购企业和控制发行渠道,逐渐建成有效的全球制片发行体系,为好莱坞电影继续走向世界打造了坚实基础。通过跨国文化公司、占据市场份额90%以上的影视产品及影视音乐版权贸易等,美国文化和价值观走向全球,大大拓展了话语权。
韩国在金融风暴后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尤其注重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市场拓展。其基本战略路径是瞄准国际市场,将中国和日本等国为重点出口对象的东亚地区作为登陆世界市场舞台的台阶。通过针对亚洲、美洲等地区的区域差异开发针对性产品;挖掘品牌对韩国形象和韩国文化产业的市场效应;在文化出口地区建立“前沿据点”,通过前沿据点开展区域市场调查、研发和宣传;积极开展跨国合作,集中资金支持重点出口项目等具体措施,分地区、分阶段占领国外市场,有效地推动了韩国游戏等文化产业的发展。
现阶段的中国与当时的美、韩具体国情差异较大,不可盲目模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是国家文化实力被世界承认的必由之路。可以说,目前中国内地的文化产业只是存量,而作为我国文化产业增量的外向型文化产业,发展力度明显不足。中国可借鉴国外成功模式,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以文化产业国际化战略,实现新时代的文化突围。
2.全方位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
例如参照世界文化论坛、全球文化论坛、国际文化和发展大会等全球性文化交流平台的运作方式,吸纳国际文化基金等国际性文化基金会的资金资助,并力争形成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中国注意力”的影响。为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争取中国文化话语权,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促进与文化相关的各项事业和产业快速发展,提升我国国家形象,增强整体竞争力,还应当积极打造更高规格、更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平台,从而形成定期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交流机制。
此外还需加快中国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对外文化交流机构的投资建设,以此为载体推进汉语教育事业及中国文化传播;拓展交流合作领域,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以淡化其政治色彩,简化程序,为民间力量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便捷通道。
3.积极培育有特色的跨国文化集团
深圳华强集团就是跨国文化集团的优秀代表之一,其在海外投资兴建文化科技主题公园,是国内文化产业出口非常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继在第四届深圳文博会上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科技主题公园输出到伊朗后,2009年5月18日签定投资的南非主题公园被誉为“中国迪斯尼”,这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首个大型文化产业项目。这种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含量以及含有中国文化的主题公园,大量地输出到国外,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还能够积极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与此类似,国内市场稳定且发展潜力较大的企业可通过直接投资或注资海外文化企业、建立文化产品的国际营销网络等,以多元化渠道进入国际文化市场;中小文化企业则应根据自身实力,以合作出口、积极参与国际性文化展销等方式,适当寻求国际合作。同时还应利用金融危机背景下海外人才回流的有利时机,发挥其国际化背景的优势,尤其是借助高端投资人才的国际化操作经验,破除海外市场迷雾,为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助力。
4.投建海外文化产业基地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产业,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相对成熟的运作机制以及优秀创意人才集聚等等的前提下才会迸发出产业自身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海外投资成本大幅下降,为中国出海建立文化产业基地或产业集聚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实力弱小、经验不足、不熟悉国外投资环境等现实障碍,单独出海往往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因此,中小企业在有经济实力较强、国际贸易经验较足的大型企业带动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合作参股方式在海外形成产业集聚,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投资方式。
而经济全球化是以规则为基础的（rule－basedglobalization）随着各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就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接受国际规则。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强化，对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导向战略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GATT／WTO中关于降低关税水平、取消非关税壁垒、实施国民待遇原则等一系列开放市场的要求，使发展中国家不再可能利用传统手段有效保护国内市场，而这是进口替代战略有效实施的基本前提，也是出口导向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GATT／WTO关于反补贴、反倾销等规则，则使出口导向的政策措施受到极大的约束。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竞争已经取代政治竞争成为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美国也不可能像当年对待日韩那样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单方面的市场准入机会。可见，以往一些后起国家的工业化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难度越来越大，有的政策手段难以继续使用，有的外部环境不再具备。传统的工业化战略面临严峻的挑战，必须寻求新的有效的工业化道路。
经济全球化在挑战传统的工业化战略的同时，又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带来新的机遇。
首先，随着技术进步的加速，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制造业技术损耗风险越来越大，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将传统产业向国外转移，为发展新经济腾出空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的跨国转移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
其次，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商业模式的重大变革，跨国公司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将其生产布局日益细化，与以往在各个国家进行产业间分工不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跨国公司可以将一个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按照成本最低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同时，跨国公司越来越专注于技术开发、品牌经营和营销网络的建设，将制造活动尽可能地以OEM（原厂委托制造）方式外包给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由此带来的变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一些高新技术产品的重要组装与出口基地，产业内贸易取代产业间贸易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力。
第三，除了外来投资，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也得以越来越深地参与全球分工。以往，由于贸易保护程度较高，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垂直分工关系，产业间贸易是国际贸易的主导形式。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企业，如果不借助政府的扶持或强力保护，只能从事纺织、轻工等传统产业，重化工业、机电工业大规模出口的可能性很小。为了应付不断强化的国际竞争压力，跨国公司除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能力外，还大规模采取外部采购（outsourcing）的办法，来维持其在核心生产环节的竞争力，这就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从跨国公司引进技术、管理。规范，在更多的产业中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更深地参与国际分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路径与手段均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一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在某些新兴产业占据一席之地。二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主要任务，从以往推进产业升级转变为推进产业链条的升级。三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推进工业化的政策，从以往以产业差别待遇和扶持为主转变为创造一个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的投资环境。
新选择
谈到加工贸易，人们往往容易将其等同于中国实行的保税进口加工复出动。从本质上讲，加工贸易是指一国进口中间投入品，加工组装后再出口的生产与贸易活动。由于各国在税制、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差别，各国关于加工贸易的政策、监管体制均有所不同。
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不断发展，加工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199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1．6兆亿美元，53000家跨国公司与其所属的45万家外国子公司的国际生产总值达到9．5兆亿美元，外国子公司的加工产品出口额达到2兆亿美元，占世界出口额的33．3％。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在一国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一个从头到尾产于一个国家之内的产品所占比重越来越低。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创造适合加工贸易发展的体制环境，促进加工贸易发展，是全球化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一条捷径。首先，加工贸易是发展中国家接受跨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发达国家对外转移产业是分步的，而木可能一次将某个产业的上下游生产环节全部转移出去。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决定了转移进来的产业的市场不可能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而必然有一部分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因此，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当大的比重是从事加工贸易的。如果没有适合开展加工贸易的条件，即高效率的进出口体制、投入品与产品的价格不受扭曲，发达国家的企业就难以向这样的国家转移产业。可以说，加工贸易是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与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相结合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其次，加工贸易适应了国际分工深化的趋势。由于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内生产环节分工为主，除了特定的产业，如国防工业，即使是发达国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某个产业完整的产业链。发展中国家更不可以在很多制造业中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产业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因此，只有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发展中国家才能抓住国际分工深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形成组装与制造能力，参与国际分工。第三，加工贸易的发展将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分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尽管在加工贸易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所从事的生产制造活动，大多是附加价值较低、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环节，但随着加工贸易规模的扩大，产业集聚效应必然会导致产业链向上下游环节的延伸，同时还会将一些本土产业纳入加工贸易引致的国际生产活动，从而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更为重要的是，当产业链较短时，加工贸易的生产活动具有“无根工业”或“飞地工业”的特点，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如工资水平上涨后极易发生迁徙，随着加工贸易产业链的不断加长，产业相互配套，使加工贸易活动得以扎下根来，成为本土制造业的一部分，从而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制造业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
巨大贡献
自从1970年代末我国实行加工贸易政策以来，加工贸易取得了“爆炸式”的增长。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16．66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2414．37亿美元，增长了约145倍。相应于此，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4．4％提高到2001年的47．4％，加工贸易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更高达55．4％。
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就业、税收、创汇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同，但是，加工贸易究竟是解决就业压力等问题的权宜之计，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一条有效途径？人们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也正因为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使得加工贸易的战略地位一直未得到明确认识，导致我国加工贸易政策摇摆不定，不仅不利于加工贸易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经济整体发展。
透视我国加工贸易对工业化的作用，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工贸易直接带动资源投入制造业，形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能力。首先，加工贸易将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纳入制造业。由于我国尚没有关于加工贸易的专门统计，因此难以给出加工贸易从业人数的准确数据，但是，按有关部门和研究成果估计，加工贸易从业人员超过千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员是从以往的农业部门转入制造业的。其次，加工贸易吸引大量资金（特别是外商投资）进入我国的制造业。20多年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超过4000亿美元，截至1999年底，合同利用外资中59．6％投资于工业。按照这一比例估算，实际投资于工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约为2400亿美元。加工贸易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制造业能力，2001年加工贸易净出口额达到535亿美元，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6．5％。如果考虑到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在国内销售的工业增加值，加工贸易对我国工业增加值的贡献会更高。
第二，加工贸易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我国的加工贸易是以纺织服装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新技术产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考察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加工贸易带来大量新产品、新技术，形成了新的产业。在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中，技术水平普遍高于国内原有水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问卷调查，加工贸易企业的技术水平达到母公司先进水平的占21％，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占47％。加工贸易发展直接带来了新兴制造业的发展。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国IT产业的发展。IT产业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之一，因而最适合发展加工贸易，90年代以来，大量外商来华投资于IT制造业，从事加工贸易，其中既有INTEL、IBM、NOKIA等著名跨国公司，也有大量“隐姓埋名”为跨国公司从事OEM生产的台资企业。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我国从一个电子工业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崛起为世界IT产业最重要的硬件制造基地之一，对国际IT产品市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我国出口结构的不断改善，机电产品已经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2001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4．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提高，且保持强劲的势头。加工贸易是机电产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机电产品出口的约3／4是采取加工贸易方式取得的，在机电产品出口大市深圳，加工贸易出口占机电产品总出口的近90％，而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近50％。
其次，加工贸易提高了技术开发能力，促进了技术进步。据课题组调查，加工贸易企业中，有技术开发机构且能够出口售技术专利的企业占1．27％，有技术开发机构并能提供企业所需大部分技术的企业占48．28％，这两类合计比重达到近50％。另外，还有22．6％的企业有技术开发机构但只能提供企业所需部分技术。这些指标远远高于全国大中型企业的平均水平，1999年全国大中型企业有技术开发机构的只占32％。随着加工贸易的不断发展、竞争压力的增强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大型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从事技术开发。爱立信、IBM、英特尔、惠尔浦、富士康等知名跨国公司都已经在华设立了研究发展机构，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研发水平，在IT等新兴产业中，尤其明显。对技术开发的重视促进了加工贸易的技术进步，据课题组调查，近年来，技术有很大进步的加工贸易企业占29．9％，有一定进步的占61．5％，保持原状或有一定退步的分别占有7．3％和1．3％。
再次，加工贸易的技术与管理“外溢效应”促进了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加工贸易的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实现：第一条途径是产品的扩散与竞争。由于大量加工贸易企业是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由加工贸易企业带来的大量新产品投入国内市场，一方面培育了国内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国内企业开发与生产同类产品提供了示范，移动通讯市场的扩张与制造业的发展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第二条途径是加工企业对配套企业的订货要求与技术支持。国内企业之所以难以借助加工贸易进人国际市场，主要原因在于产品质量与交货期达不到加工贸易企业的要求。据课题组调查，只有26．3％的加工贸易企业认为不必对配套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在认为需要对配套企业进行技术支持的加工贸易企业中，49％的企业对配套企业提供了技术支持，12．9％的企业准备提供技术支持。加工贸易的订货要求与技术支持，大大提高了国内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使其产品能够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第三条途径就是技术与管理人员的流动，传播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
第三，加工贸易推动了全国的工业化进程。首先，加工贸易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能够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熟练劳动力。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是加工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加工贸易企业的工人主要是从农村进城的“打工者”。加工贸易企业将这些农村劳动力转化为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熟练劳动力。一方面，加工贸易企业非常重视对员工的培训，据课题组调查，只有8．9％的加工贸易企业没有对员工提供培训。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贸易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因此，其技术、质量、管理基本上都具备国际竞争力，其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亲身体验了工业化生产对工人的技能与纪律的要求，了解到面对国际市场的技术或管理。劳动力从加工贸易企业的流出，使得这些年轻的适应工业化的劳动力成为全社会推进工业化的宝贵财富。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人员流动越来越普遍。加工贸易企业员工的流动性更强。据课题组调查，90％以上的企业存在员工流出。与大多数企业不同的是，大部分加工贸易企业的“打工者”在工作几年后，往往会回到故乡，其在打工期间学习到的工业化文明（如工业生产所要求的技能、纪律、意识、经营管理的知识等）随之迅速扩散，这些回流的打工者不少人成为了乡镇企业的骨干，为广大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做出贡献。
其次，加工贸易的发展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适应国际化竞争的技术与管理人才。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来华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大多实行人才本地化战略，因此，大批本地员工走向了技术与管理的关键岗位，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与提高，积累了面向国际市场生产与经营的宝贵经验。而这些人才的流动则成为技术与管理扩散最为有效的途径。据课题组调查，加工贸易企业流出的人员，首选仍然是外商投资企业，但有19．5％的企业认为其流出员工开始了自我创业，18．6％的企业认为其员工流向了私营企业，9．6％的企业认为其员工流向了国有企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20％的加工贸易企业认为其流出员工开始了自我创业，说明加工贸易企业对于培养未来的企业家，同样具有巨大的作用。
最后，加工贸易创造的大量顺差为进口先进设备提供了条件，有利于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为推进工业化提高了必备的条件。仅1993年一2001年9年间，加工贸易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558．33亿美元，而同期全国贸易顺差总额仅1818．71亿美元，加工贸易创造的贸易顺差占全部贸易顺差的比重高达140．7％。如果没有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绝对不可能积累现在这么大量的外汇储备，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能否独善其身并对区域经济稳定做出贡献，也是存有疑问的。
1970年代末开始，我国实施了鼓励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对用于加工贸易的进口实行保税政策，免征进口关税，同时对除少数敏感商品外绝大多数商品的进口取消配额等非关税壁垒的限制。这些政策的实行，消除了我国高关税、高非关税壁垒政策对加工贸易进口的扭曲，使在华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可以与世界其他各国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从而充分发挥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与深化，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加工贸易不断发展壮大。针对不断出现的新形势，加工贸易政策也做出了相应调整，例如，1994年税制改革后，加工贸易进口保税政策又纳人了国内增值税保税的内容，针对加工贸易中存在的走私漏洞，引进了保证金台帐制度、出口加工区政策等。加工贸易政策与监管体制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是政府努力适应加工贸易发展要求的结果，对加工贸易的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近年来，加工贸易政策与监管体制中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从事加工贸易企业对现行政策与监管的意见越来越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对加工贸易有关政策调整方向的分歧越来越大。实质上，这是由于加工贸易活动发生了很多新变化，对现行政策与监管体制提出了不少新要求。
加工贸易的变化及对政策与监管的新要求，归纳起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工贸易主体结构的变化：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加工贸易的主要力量
加工贸易始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加工装配活动，早期主要是以国内企业为主，虽然很多从事来料加工的国内企业实质上是由外商投资机器设备并进行生产管理的，但这些企业都挂靠在拥有外贸权的外贸公司旗下，由外贸公司负责其进出口手续。80年代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一直不高，199o年才达到28．8％。随着90年代初外商来华投资逐渐进人，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迅速攀升，1994年即超过一半，达到56．l％。到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已经达到73．3％。
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其结构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80年代来华从事加工贸易的主要是港商，9O年代初中期大量台商到大陆投资，90年代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据统计，世界5O0强企业中，超过400家已经在我国进行了投资。
加工贸易主体的变化，对加工贸易的贸易方式、市场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链条结构等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贸易方式的变化：来料加工为主变为进料加工为主
我国的加工贸易早期是以来料加工为主的，1980年来料加工进出口额为13．3亿美元，占加工贸易总额的79.8％。来料加工的好处在于，中方企业不必为支付原材料采购费用，也不必为产品的销路操心，这在中方企业规模有限、参与国际分工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具有特殊的优势。到80年代末期，这种贸易方式的结构发生了改变，1989年进料加工进出口额首次超过来料加工贸易额，达到53．l％。随后，进料加工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到2001年达到了71．4％。
进料加工比重的迅速提高，基本原因在于，外商投资企业比内资企业更倾向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进料加工占其加工贸易总额的85．8％，内资企业进料加工占其加工贸易总额的28．7％。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导致加工贸易整体格局从以来料加工为主变为以进料加工贸易为主。
外商投资企业倾向于进料加工方式的基本原因在于，随着我国国内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商投资企业越来越注重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很多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在大量出口其产品的同时，也不断增加在国内市场的销售。兼顾两个市场具有不少好处，一是可以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二是可能扩大应付市场波动的回旋余地，例如，近几年当国际IT市场萎缩时，国内市场的迅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是保持外汇平衡或结余，在中国政府中树立良好的出口企业形象。中国政府一贯鼓励出口，加人WTO后虽然鼓励手段大大弱化，但这一政策取向并未改变，外资企业深知政府的政策取向。中国加人WTO后，按照承诺已经修订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有关法律条款，进一步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内销。据课题组调查，沿海地区不少目前从事来料加工的所谓“三来一补”企业，都已经或正在考虑改变注册，成为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进料加工，同时可以内销。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进料加工贸易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
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企业兼顾出口与内销，对我国加工贸易政策与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百分之百出口的来料加工贸易方式，对部分内销企业进料加工贸易的监管要更为复杂。我国政府试图通过建立“出口加工区”的方式来解决监管效率和防止走私的矛盾，但由于未能充分考虑大量外商投资企业兼顾内销的趋势，“出口加工区”计划进展缓慢，据调查，一些进人区内的企业最终又要求退出。
第三，产品结构的变化：从传统产品为主变为机电产品为主
早期我国的加工贸易以纺织、服装、玩具、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来华从事加工贸易，机电产品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2O01年，加工贸易出口机电产品882．7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60％，占全部机电产品出口的74．3％。加工贸易出口中，计算机、通讯设备、视听产品占有重要地位，不仅使加工贸易出口产品档次大大提高，而且使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大大改善。
加工贸易产品结构的变化，对监管体制提出了新要求。我国现行的加工贸易监管办法是在早期针对服装等轻工产品的加工贸易发展起来的，手册、合同等管理办法针对传统加工贸易产品是基本可以满足需要的。但是，与传统的服装等产品相比，以IT产品为代表的机电产品生产具有“生产零库存、采购全球化、订单电子化”的特点，进口的中间投人品种类远远多于传统的服装等产品，同时对通关效率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对于很多从事机电产品加工装配的企业而言，由于中间投人品种类多，手册数量不够，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进度；很多企业进货与出货，均采用电子手段，根本没有合同，为了应付管理部门，只好去作一份假合同，监管部门心知肚明，但受现行规定的约束，只好继续要求企业提供这种没有意义的合同；对于生产零库存的企业而言，通关效率至关重要，上海IN－TEL曾经因为通关问题而停产，生产经营受到负面影响，不少跨国公司因为国内通关效率低下而不得不将其高端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放在香港，在内地只进行低端产品的加工贸易。上海市对外高桥保税区内英特尔、JVC等49家大型跨国公司实施了“空运直通式”通关，通关时间由原来的平均96小时缩短为6小时，表明我国现行的通关管理体制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第四，加工贸易国内采购明显提高
随着加工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很多加工贸易企业在海外的配套企业也跟随而来，在华投资设厂，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均大大提高，同时，有关政府部门通过举办供货会等方式为供需双方牵线搭桥，因此，90年代中期以来，加工贸易逐渐改变了以往“大进大出”的格局，国内采购快速提高。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在1990年只有11％，1995年仅13．4％，而1998年已经提高到52．4％，ZO01年进一步提高到56．8％。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的不断提高，在形成跨区域的采购网络的同时，在我国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些产业特征明显的产业聚集带。
由于国内采购有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国内采购已经成为加工贸易企业普遍的现象，根据课题组调查，高达46．2％的企业将国内采购作为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主要来源，高于其他采购方式。
国内采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内配套产品档次与附加价值有待提高。调查结果显示，49．7％的企业国内采购的中间投人品是初级产品，40．9％的企业国内采购的投人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与技术密集型投人品仅占13．1％。二是国内采购在很多加工贸易企业采购中的比重还有待提高。将近一半（48．6％）的企业在国内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比重低于25％，约60％的企业在国内采购的机器设备的比重低于25％。
出口退税政策和深加工结转政策是制约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提高的主要政策因素。据调查，75．9％的企业凭增值税发票向国内企业采购中间投人品，30．8％的企业通过深加工结转方式采购。出口退税政策直接影响加工贸易企业是否进行国内采购的决策，由于来料加工不实行退税，因此，与进料加工相比，来料加工国内采购率明显偏低，国内采购比重高于50％的企业，进料加工企业中达到34．4％，而来料加工企业中只占20．5％。对于可以享受出口退税的企业，出口退税时间过长，占压企业资金，也影响到企业国内采购行为，有的企业将本可以在国内采购的合同转到境外采购，有的企业通过境外机构进行国内采购，即所谓的“香港一日游”。在课题组所列的10项影响国内采购的因素中，“出口退税时间长”被受调查企业认为是第三位的障碍。
深加工结转一直是加工贸易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加工贸易管理中的一个难题。深加工结转是加工贸易国内产业链不断加长的结果，近年来深加工结转发展势头很猛，以深圳为例，2002年1月－5月，加工贸易“转厂”配套出口（转出）20．3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加工贸易出口值的15．09％；“转厂”配套进口（转人）32．3亿美元，相当于加工贸易进口值的35．1％，增长24．97％。深加工结转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加工贸易的附加价值。
为了防止加工贸易企业利用深加工结转进行走私，我国对深加工结转业务实行严格的手册管理办法。这种手册管理方式对采购渠道单一、品种简单的企业比较适用，但对于越来越普遍的采购渠道较多、所需零部件繁多的企业而言，经常会遇到手册不敷使用、采购不能如期完成的问题。例如，北京JVC在国内有50家配套企业，其中20家是深加工结转关系，涉及250种零部件，受手册不足的限制，部分中间投人品转向国外采购或“香港一日游”。另外，目前关于转厂必须由海关指定的保税监管车运送的规定，不但增加了运输成本，而且延长转厂时间。据调查，深加工结转手续繁琐是影响企业进行国内采购的第四位障碍。
对于结转方式采购的国内原材料和零部件，以往对转厂环节免征增值税，从2000年开始对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结转业务实行“免、抵、退”。在手续繁琐问题没有得到缓解的情况下，又将出口退税问题5；人了深加工结转业务之中，进一步影响了企业进行国内采购的积极性。
总之，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和深加工结转政策的有关规定和管理办法，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加工贸易加长国内产业链的要求，越来越成为制约加工贸易企业采购的障碍。特别是近年的某些政策调整新动向，与国家鼓励加工贸易延长国内产业链、推进工业化的宏观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第五，加工贸易向下游延伸势头初露端倪
2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收支变动的影响
2.1人民币升值对经常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至于贸易互补度方面,新疆国际商贸大通道的贸易定位,就是缘于我国与中亚国家间极强的贸易互补性存在,这是新疆边贸发展的基础。人民币升值会否使贸易互补度下降从而降低贸易流量呢?应该不会,理由是:第一,中亚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产业结构失衡造成国内对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费品和机电产品需求强烈。虽然新疆也面临着其他国家如土耳其、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以及一些西亚国家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价廉的竞争优势短期内还不可动摇;第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国内能源供应增长较慢,使能源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2007年开始已经上升到50%以上。中亚作为世界上能源储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区,能够通过陆路通道向我国供应油气资源,对实现我国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和运输方式多样化,减少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威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显然,即使人民币继续升值,也不会因为其带来贸易互补度降低,从而缩减贸易流量。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扩大贸易规模是有利的,对新疆经常项目帐户会产生收入增加效应。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币购买力增加,带来的通常是进口成本下降,进口贸易流量显著扩大。
2.2人民币升值对资本和金融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流动的影响。
如果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确定,就会产生不断继续升值的心理预期,从而使人民币升值投机将加重,短期资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资本还可能通过外贸套汇、假合资项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国际热钱将选择诸如房地产等受益于升值而产生明显增值的市场进行投资,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增加国外机构的投资信心,也可能使他们获得投资收益和升值收益的双重利润。
(2)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看似会增加直接投资成本,降低直接投资热情,其实未必。因为:第一,如果直接投资目的是为了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则存在人民币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价格提高,削弱了价格国际竞争力,如不提高美元价格,则出口利润减少的情况。但人民币升值同样会带来进口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下降的现象,两者相抵后的结果是汇率升值对出口利润影响没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大面积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倒闭和转移风潮,关键因素并非人民币升值,而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在我国到了转型升级的转折点;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其并不在乎人民币升值所增加的一点投资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国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国内市场。而且其投资基本是长期投资,升值后其在我国存量资产反而能够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币升值对新疆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3.1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不能否认,人民币升值会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价格提高,降低其在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也为原先一味依靠廉价优势,在国际市场打价格战的出口企业敲响了警钟,使其在关注比较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对竞争优势的关注程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手段也将逐渐从单一的价格竞争手段向各种非价格竞争手段转变。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新疆外贸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质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业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提高非价格竞争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2改善贸易条件,避免“贫困化增长”
“贫困化增长”往往是由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其出现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国际市场占有较高市场份额,而且需求价格弹性较低。从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属于消费刚性较强的服装、鞋帽、箱包、纺织品、农产品等日用消费品,其也是我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亚市场占据较高市场份额。显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备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解决办法只有提升出口价格水平,降低进口价格水平,改善贸易条件,而人民币升值正好带来了这种价格效应。
3.3降低资源进口成本,增加进口规模
新疆进出口贸易严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额115亿美元,而进口只有22亿美元,贸易顺差程度远高于全国水平。这本身就意味着新疆外贸发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换汇手段和过程,进口才应该是最终目的。因为只有进口,才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乃至经验、文化等等,以及国内短缺的商品和物资。后者可以保障国内各部门发展的平衡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帮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最终使经济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亚能源和资源等主要进口品在不考虑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前提下变的比以前廉价,从而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资源进口带来良好机遇。目前进口规模有限,主要是因为能源、资源运输通道的制约。随着中哈输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输油,二期的开工建设,随着中国—中亚输气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进口将面临快速增长态势。人民币升值显然可使进口节约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使中亚国家资产价格变的更便宜,在我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业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机遇,积极购买中亚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资产,为将来扩大能源、资源进口奠定坚实基础。
4结论
(1)人民币继续升值对新疆国际收支的影响表现在:经常项目项下会带来贸易规模的增加进而使国际收支额上升;在资本和金融帐户下会产生短期投机资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资不会受明显影响,所以该帐户国际收支额也会相应上升。(2)人民币升值对新疆出口贸易的影响,短期来看是不利的,长期来看,通过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贸易条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贸实现可持续发展。(3)对新疆进口贸易来说,升值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在新疆能源、资源运输瓶颈解决后,如果升值,必将带来新疆进口空前增长的井喷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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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表现在服务业规模扩大、比重提高，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逐步提高上。2007年，我国服务业实现增加值9.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4%，按照当年价格计算比1978年的872.5亿元，增长了100倍还多。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速达到10.8%。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1979年的23.9%提高到2006年的39.4%，提高15.5个百分点。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服务业取得了较快的增长。
其次，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4890万人猛增到2006年底的24614万人，净增加从业人数19724万人，大大高于同期第二产业平均每年增加439万个就业岗位的水平，充分体现了服务业就业弹性高的特点。1978-2006年，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下降近28个百分点，工业和建筑业上涨近8个百分点，而同期服务业就业比重则上升20个百分点，达到32.2%。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社会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在就业方面发挥着第一、第二产业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
中国是人口大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但并未形成人力资本。中国服务业的产业内部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科技进步等多重力量的推动下，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对高新技术的应用能力、研究与开发能力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国际服务贸易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升级，像金融、保险、房地产、商务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在服务贸易进出口中的比重大大提高。
从长远来看，如果我国服务企业不注重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及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现有的“比较优势”将随着我国经济逐步国际化而丧失殆尽，甚至转变为“比较劣势”。因此，要合理规划和安排服务业发展的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在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分阶段有重点地发展高层次的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使服务业产业内部结构逐步优化，趋于合理，使服务业的发展真正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
三、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
1.服务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趋势
商务部世贸司司长张向晨为2006年4月15日举行的第99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撰文时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四年多来，中国认真履行了各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在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建筑、分销、法律、旅游、交通等在内的众多服务部门，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水平大幅提高。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0多个，占62.5%，服务贸易部门开放程度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预计随着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发展和中国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的进一步履行，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会进一步加大，中国服务业面临着巨大挑战，这同时也给了中国服务业一个学习和进步的机会。从现阶段来看，中国不可能无条件开放国内服务市场，适度保护国内服务市场是必要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只能是在“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下来实现。
2.服务贸易发展的加速化趋势
自从加入WTO以来，由于中国政府逐步放宽了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国际服务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从1982年到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近二十九倍，年均增长近16%，为全球平均增长水平的两倍，出口世界排名从第二十八位上升到第八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四十位上升到第七位。服务贸易增长速度不仅高于同期GDP的平均增长率，而且高于同期商品贸易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服务贸易的增长不但快，而且还有不断加速的趋势。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到201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四千亿美元”的发展目标。
3.服务贸易发展的非平衡化趋势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结构方面。一些传统服务产业所占比重过大，而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服务业所占比例则很低。从1996—2005年，我国服务出口总额中旅游一直居于首位，到2005年，我国实现旅游出口293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比重近40%。而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基础的一些新兴服务业则明显较弱。2005年，我国金融服务出口额1.5亿美元，保险服务出口额5.5亿美元，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18.4亿美元，一共占整个服务贸易出口的3.5%。在我国服务贸易中，传统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而新兴服务业才刚刚开始发展，比重较小。由于历史积累和知识技术等因素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并预计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服务贸易结构都将不平衡。
4.服务贸易发展的高科技化趋势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服务贸易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知识化和高科技化特征。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新兴服务行业从制造业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服务经营行业，其中技术、信息、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最快。其他如金融、运输、管理、咨询等服务行业，由于运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高新科技的发展，不仅使得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不断地高科技化，而且也使很多传统的产业和传统的服务都被高科技手段所武装，金融的电子化、商务活动的电子化、电信业务的数字化都体现了世界服务贸易的高科技化趋势。
5.服务贸易壁垒的隐蔽化趋势
由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各成员国必须加快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于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服务业，中国对需要保护的行业和部门必须采取非关税壁垒措施，比如制定一些不利于外国竞争者的行业标准；政府在安排服务支出的时候，优先考虑本国企业；对本国服务出口实行隐蔽性补贴、减免税等，这些做法都体现了服务贸易壁垒的隐蔽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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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寻求合规的解决方式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的许多贸易规则中都有针对向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定，可以使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享受一定的特别优惠。世贸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规定在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中能够起到突出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寻求合规的解决方式。我国政府可以组成成立一个由法律专家组成的、专门负责进行针对我国对外贸易企业遇到贸易争端问题时法律援助的机构，为中美贸易摩擦中我国企业的以及应诉问题进行有效的指导。
三、积极发展国内市场的需求
1入世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取得的成就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中国的农业由于长期分散经营,缺乏现代化,科技含量偏低、市场意识淡薄等缺陷,不被人们所看好。现在,当我们掀开过渡期的保护网后,却发现中国农业非但没有被冲垮,反而在严峻的市场竞争面前,稳住国内市场,积极主动出击,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效。
1.1降低进口关税方面
加入WTO以后,中国承诺农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到2008年要降到15.1%。而实际上中国农产品的关税总水平2005年已下降到9.9%,提前达到10%以下水平的目标,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准最低的国家之一。
1.2敏感商品的关税配置制度管理方面
中国农业对外全面开放市场的各种壁垒也已经基本消除。自2004年起,粮食等重点农产品的进口关税配额数量达到最高点,2005年仍维持同样的高水准,小麦配额达963.6万吨、玉米720万吨、食糖194.5万吨、棉花89.4万吨。2006年1月1日起取消豆油、棕榈油、菜子油进口的关税配额管理,实行9%的单一关税管理。
1.3国营贸易制度的改革方面
农产品国营贸易比例逐渐缩小,2005年取消羊毛和毛条的进口指定经营制度。各种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数量达到最高点,除尿素继续保持90%的国营贸易比例外,其它化肥的国营贸易比例将逐步缩小。2005年起对外资开放农药、农膜的零售和批发业务,2007年起开放化肥零售和批发业务。
1.4停止农产品出口补贴、限制对农业的国内支持等方面
2006年12月7日,经过6天的谈判,在香港参与世贸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的成员终于达成共识,通过了《香港宣言》。在最关键的农产品问题上,一直摆出强硬姿态的欧盟,最终与其他成员达成一致,同意在2013年底前,世贸组织成员国都将取消所有农产品出口补贴。而中国自加入WTO之日起,就同意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并承诺将国内支持中的“黄箱补贴”上限是8.5%,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2后WTO过渡期中国农产品贸易面临的挑战
2.1国际农产品贸易形势日趋复杂
贸易壁垒的消除，使得中国的农产品面临着外国产品的激烈竞争。中国完全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而农产品主要出口国都不同程度地给予出口补贴，这使得中国农产品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除此之外，一些国家运用反倾销、技术标准、进口配额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反出口补贴等多种手段，对进口农产品设置了多种贸易障碍，导致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遭受较大压力。
2.2“绿色壁垒”问题突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多年以来，由于我国在环境标准制定实施及资金投入、环境技术水平等方面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再加上我国出口商品市场又多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所以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阻碍作用不断加强。统计显示，入世以来，我国出口农产品遭遇了11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救济调查15起，涉案金额约5亿美元，占同期总案件数和总涉案金额的比例分别为5%和6%。目前，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造成每年损失约90亿美元，出口受阻的产品从蔬菜、水果、茶叶到蜂蜜，进而又扩展到畜产品和水产品。令人担忧的是，国外贸易壁垒日趋综合化，且范围还在扩大。
2.3农产品进口压力日益增大,农产品贸易逆差可能保持下去
入世之后，在中国外贸进出口顺差扩大的时候，中国农业逆差却日益突出。2004年，农产品贸易逆差在入世后三年首次出现，并达到年度逆差46.4亿元，改变了中国农产品外贸长达20年顺差格局。据统计，2005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558.3亿美元，贸易逆差11.3亿美元。2006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双增长，农产品贸易逆差由2005年的11.3亿美元缩小为9.6亿美元，下降41.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这3年期间，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减少幅度达79.4%。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干预下，逆差发展趋势得到遏制，短时期内对中国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以及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在减轻，而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
2.4出口风险的扩大来带新的压力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升，企业对外贸易自得到进一步放宽，中小企业的外贸活动也日益频繁。但是出口风险这个重要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贸易企业界的足够重视，而忽视出口风险的直接后果，就是存在大量的逾期未收回的海外应收账款。据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韩家平估算，大约在1000亿美元左右，而且每年还会新增约150亿美元。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诈骗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有些国际诈骗分子正是利用我农副产品出口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管理制度不完善、风险意识不强的弱点，频繁地对它们下手，出口风险带来的损失令一些中小型企业倒闭的案例并不罕见。
3沉着面对新形势和挑战，制定有效对策
市场的开放是双向的，中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其他市场也将给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中国的农产品将更有可能走向国际市场。因此，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农产品贸易现状，必须抓住机遇，因地制宜地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
3.1加快对外贸易体制创新，全面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面对西方国家不断提高技术壁垒和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战略性任务，就是加快农产品对外贸易体制创新，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外贸体制。近几年来，尽管在农产品对外贸易体制创新和建设方面有所进展，但还远不能适应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变化。目前，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已经明显受到体制缺位的制约，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并且富有成效的农产品对外贸易运行机制，需要在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中逐步形成和完善。
3.2进一步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改善逆差状况
进入WTO以后，我国农业连年保持了较好发展态势，农产品进出口价格保持平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使两个问题逐步显性化：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某些农产品的质量差距；二是农产品出口数量的迅速扩大，将导致贸易磨擦增多。持续的逆差现象也表明：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实践表明，应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进一步优化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包括加强国外市场调研和销售渠道开拓、调整农产品出口品种及其比重、加快发展有机农产品和加工品，这既有利于破除国外技术壁垒，扩大农产品出口金额，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又可减少国际贸易摩擦，改善外部经济环境。
3.3打破“绿色壁垒”
要打破“绿色壁垒”，就要加快农村产业组织创新，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和抗绿色壁垒风险的能力；提高农产品质量检验检疫标准，促进与环境有关的认证工作，使我国产品标准和相关环境标准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尽快建立健全有效的农兽药残留监控体系，改进检验检疫监管模式；在农产品生产和出口企业在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实施绿色营销策略，走品牌战略之路。
3.4积极防范出口信用风险
企业要建立信用管理体系，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员工考核和培训，借鉴国际通行的信用管理方式，入国际保理业务等。此外，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建立出口企业信息交换平台，采用信息共享的方式将恶意诈骗的外国公司资料予以公布，防止更多的出口企业受骗上当。
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强。198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27.9亿美元；之后经过6年的发展，于1994年再迈一个千亿美元的台阶；1997年，外贸总值突破3000亿美元，并首次跻身世界10大贸易国行列。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贸易更是焕发出勃勃生机，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4年对外贸易进出口规模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6年对外贸易进出口高达1.7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并进一步缩小与第二大贸易国的差距；加入世贸组织5年间合计进出口总值已超过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贸组织之前23年的总和；2006年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
对外贸易的良好发展，对于解决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乃至对世界经济的推动，都表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改善我国经济结构，加速工业化进程。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向型经济部门不断壮大，通过扩大出口，利用获得的资金，引进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资本品、原材料、技术等，加速工业化进程，改变传统产业格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总体竞争力。
二是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体现“后发优势”。对外贸易是我国获得技术的重要渠道，知识产权的跨国交易本身就构成了现代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线，实现了产品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推动了国内技术进步，这种“后发优势”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是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通过出口国内生产相对过剩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可以缓解国内供求矛盾，提高经济效益。当前我国手机、电冰箱、电视机、摩托车、服装鞋帽类的出口依存度均在5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70%以上。而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紧缺原料，也能够通过对外贸易得以实现，2005年我国已成为世界铁矿砂、氧化铝进口第一大国和原油进口第三大国。由于进出口的良性运作，不仅弥补了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结构失衡，提高了总产出水平，而且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增强了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四是促进资本积累，提升规模效益。
多年来，我国货物贸易的顺差一直是外汇储备快速上升的重要来源。2001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刚刚超过2000亿美元，2006年底突破1万亿美元，同期货物贸易顺差累计达到3675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外汇储备增量的43%。贸易顺差为企业的资本积累提供了资金来源，提高了生产厂商对未来市场的预期，刺激了投资需求，提升了企业的规模效益。
五是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带动了国内就业。外向型经济的日趋活跃，带动了国内就业水平的提高。据有关专家分析，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70%左右，有效带动了国内就业，新增城镇就业人口1184万人，是近年来新增就业人数最多的一年。
六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更具开放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更大，多年来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能保持高速增长。据有关专家分析，2003年至2005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对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贸易顺差是我国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和特有贸易结构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内经济长期健康快速发展的正常表现
长期以来，我国拥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近几年世界经济全面增长，为我国积极利用外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以外商投资企业为进出口主体的我国特有的贸易结构。这是我国对外贸易长期保持顺差的主要因素。
一是加工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一方面，我国良好的工业配套能力和大量廉价劳动力，加速全球制造业向我国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贸易实行保税政策，对于外资投入加工贸易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因此，长期以来，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外贸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是一种增值的贸易形式，必然产生贸易顺差。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总额为1775亿美元，其中，进出口为逆差的贸易方式有：外商投资企业设备进口逆差278亿美元，保税区、保税仓库进出口逆差600亿美元，还有其他贸易方式有部分逆差；进出口为顺差的贸易方式主要有：一般贸易进出口顺差831亿美元，而加工贸易进出口顺差则高达1889亿美元，超过了贸易顺差总额。由此可见，当前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中的最主要因素。
二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持续增长。200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630亿美元，已经连续3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其中近7成投入到了制造业中。目前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90个，全球500强已有480多家在华投资，我国已成为一些重要工业品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巩固。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面向国内市场生产，替代了部分进口需求。钢材、汽车及零部件、机械设备、消费类电子产品、尿素等产品进出口态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有限，外商投资企业自身存在巨大的出口需求。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六成左右，而且呈逐年增加的态势。
除上述两个长期因素外，我国贸易顺差问题也与下面三个短期因素有较大关系：
一是部分企业在出口退税率调整前突击出口。近两年，国家对“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相继调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率。企业往往根据政策调整日期提前出口或突击出口。如2006年钢材、服装等产品集中突击出口现象较为明显。
二是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促使企业加快出口步伐。截至今年1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相比汇改前累计升值幅度已达6%。从长远看，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大、拥有高流动性或巨额人民币资产的行业将会带来好处，而对以出口为主、外币资产高或产品国际定价的行业则会带来冲击，如电子、纺织、机械等行业。为了减小或避免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冲击，许多企业纷纷加快出口步伐，而对进口采购则持观望态度。
三是出口成本上升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由于近年来国内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等价格上升，导致企业出口成本上升，许多企业通过提高出口价格转嫁部分成本。与2005年相比，2006年我国出口价格总体上升4.2%，而进口价格总体仅上升3%。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国家打击出口骗税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企业守法自律意识的不断加强，企业出口骗税违法行为逐步减少；导致出口价格总体水平提升的直接因素是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出口成本总体上升。因此，从海关统计角度分析，所谓“大量出口高报价格以骗取出口退税、导致巨额虚假贸易顺差”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除此以外，少数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实行高精技术及其产品出口封锁，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所急需的技术及其设备进口不足，这也是造成大额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必须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贸易顺差大幅增长带来的新问题
我国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和特有的贸易结构，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现象将长期存在。国际上判断贸易是否平衡，通常用贸易顺(逆)差额与当年进出口总额相比，在10%以内的为基本正常，这个10%也可称为贸易失衡“警戒线”。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1775亿美元，约占当年进出口总额的10.1%，刚刚触及“警戒线”。从当前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德国的情况来看，德国从1952年到2005年的54年间，对外贸易均为顺差，2002年贸易顺差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2004年和2005年均超过1900亿美元。其中贸易不平衡度超过10%的年份就有12年，最高达12.7%，超过我国目前的贸易不平衡程度。因此，我国目前存在的大额贸易顺差基本是正常的。
西方经济学家和一些国际组织，把近几十年来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对外贸易总体战略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进口替代型战略。最早实施这种战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该战略主要是高筑贸易壁垒，限制进口，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替代工业制品的进口，减少对国外经济的依赖，保护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业。为了解决本国工业发展进口机械设备所需外汇，也出口一定数量的资源型产品和初级产品。
二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实施的是这种战略。该战略与进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张大力发展外向型的加工业，扩大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这些国家把国际市场作为本国经济的活动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励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大量引进外资、技术、进口原料，以弥补内资金和原材料的严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战略。该战略是上述两种战略的结合，把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过分限制进口，也不过分鼓励出口。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采取过这种战略。
以上三种战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进口替代型把保护、限制进口作为战略重点，出口导向型把鼓励出口作为战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顾，视为同等重要。
我国过去几十年实行的究竟是何种对外贸易战略，从来没有过统一的认识和非常明确的定位。改革开放前谈不上贸易战略这个概念，当时按实际做法是在过分强调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导下，基本上采取了闭关锁国及几乎封闭式的进口替代型。至于市场的选择，更是反复多变、忽而是“东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国际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但外贸战略仍然摇摆不定。大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类似进口替代型与出口导向型相结合的混合战略；1994年以后，由外经贸部提出了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劳务合作与交流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协调发展的“大经贸”战略。这实际是一种内容复杂、实施困难、含糊不清的战略。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总体战略。最后在争论无果的情况下，又提出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选择可持续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比较自由的，配以适当保护的综合战略”和有管理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这更是一种没有具体战略的战略。
2外贸总体战略中出口贸易的战略地位
尽管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甚至今后的战略选择问题，总是没有形成过完全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无可争辩的，这就是出口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战略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关键所在，更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的前途问题。实践证明，正是这些年我国坚持了以出口贸易为先导，才以此带动了进口贸易，推动了对外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
（1）从外贸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终高于进口依存度。从1990～2005年的16年间，出口贸易依存度有15个年份高于进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为20%以上，最高年超过30%，也就是说我国每年GDP的20％以上来自出口贸易。
（2）从外贸贡献度方面，出口贸易是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根据林毅夫等学者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贸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动GDP增长1.0％。而进口贸易，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国内市场一直处于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贡献，而且体现为漏损，二者呈负相关，进口每增长10.0％GDP增长为负0.56％。由此可知，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功不可没。出口贸易已成为与投资，消费一起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尤其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出口这驾马车显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长还会刺激消费增加和投资扩大，对后两驾马车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贸易是我国换取外汇的重要来源。从1978～2005年我国年出口贸易额由97.5亿美元增长到7620亿美元，增长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间，除1993年贸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其中2005年顺差超千亿美元。多年的贸易顺差为我国换取了大量的外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增长。进口额由1978年的108.8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6601.2亿美元，增长了约61倍。
出口贸易能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重点，并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及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首先，出口贸易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就要大力发展外经贸事业，就要大规模地引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以及多边、双边经济合作等，所有这一些都需要出口贸易换取的外汇提供资金保证。其次是我国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一方面因为发展出口贸易必须积极发展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这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贸易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所需资金创造条件。第三，我国具有发展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成本优势，稀有金属、煤炭等的矿产资源优势，机电等制成品的工业基础、生产规模和成熟的国际市场优势，新开发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优势等都比较明显。
3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的战略选择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的物质商品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发生了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产品、矿物燃料产品等为主，工业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5年初级产品的出口仅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9％，工业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业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为主向精加工型为主的转变。过去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多属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逐渐增多。目前我国出口的几大类产品中，高科技产品仅次于机电、轻纺排在第三位，而且还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但是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总体上讲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轻纺产品中的绝大部分和机电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上不去，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我国国内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的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也正在减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较少，市场竞争力不强。贴牌产品虽然市场看好，但我国付出的成本代价太高。
鉴于目前的现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向，坚持走以轻纺类产品为基础，以机电类产品为重点，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的出口战略，其内容如下：
3.1以轻纺产品为基础
轻纺产品是我国的传统出口商品，轻纺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是我国发展出口贸易的根本所在，特别是纺织服装、儿童玩具，国内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出口大国的地位不易被撼动，是我国出口战略的基础。但是由于我国轻纺产品一般档次较低、质量较差、名牌较少，竞争力不强，轻纺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国多为欧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日趋升温，对从我国进口的纺织品等歧视性限制逐渐增加，再加上国内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因此出口形势依然严峻。今后要坚守轻纺产品出口这一根基不被动摇，就必须采取以质取胜、提高质量、提高档次、创立品牌。
3.2以机电产品为重点
把机电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战略的重点，不仅这是我国目前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的45%以上，还在于：一是机电产品中的一些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发展机电产品出口，可以改变长期以来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状况，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二是机电产品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生产规模较大，与国民经济其他许多部门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加机电产业的发展，也可为其他部门提供更多先进的技术设备，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发达国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国内机电产业出现萎缩，所需机电产品多为进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对机电产品，尤其是对成套设备的需求也明显增加。因此，机电产品的世界市场容量很大，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50%，出口贸易的空间较大。
3.3以高新科技产品为发展目标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计算机等电子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的产业，代表着世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些新的高科技产业不仅本身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同时还通过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可以普遍提高其他产业的技术含量，增加其附加值，从而增强同类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因此下大力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产品的出口，不仅是我国出口贸易追求的战略目标和新的增长点，更可极大改变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
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接近30%。虽然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但今后发展潜力巨大，前景良好。因此大力发展新技术产品出口，培育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的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战略目标，是符合我国情况和千变万化的国际市场需求，是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驱动力。
4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
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曾明确提出实行“多元化的市场战略”，其内容包括：继续开拓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稳定巩固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亚洲市场，加快发展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市场，积极开发非洲、拉丁美洲市场。但不同时期，多元化市场战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今后这一战略如何实施，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经贸环境的新变化及国内“十一五”规划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应当在坚持创汇增收、出口与进口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出口产品适销对路、发展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等原则下，把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分为三大不同类型，区别对待。三大类型是：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促进进口、服务于进口贸易为主要目标的市场，以销售中低档次产品和发展国家友好关系为主要目标的市场。
（1）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包括我国港、澳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市场，当属于以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市场。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容量大、消费水平高、需求稳定，我国产品在这里享有一定信誉。因此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年出口额一般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5%左右，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外汇收入的摇钱树，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主要来源地。对于这些地区要在坚决巩固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向纵深发展。
（2）以促进进口，服务进口为主要目标的出口市场。这类市场包括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西亚的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北非的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西非的尼日利亚、拉美的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我国不仅是出口大国，同样也是进口大国，不仅要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还要进口我国储备有限但需求量很大的资源性产品，如被称为我国发展瓶颈的石油、天然气，以及铁矿石、化肥、铜矿等，上述地区正是这些资源储量、生产、出口的重要地，同时又不受发达国家所控制，因而是我国的重要进口基地，巩固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对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是十分必要的。维持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一是要尽量保持贸易平衡，用扩大出口解决进口所需外汇；二是为建立可靠稳定的进口基地，应以提供设备技术、直接投资、劳务输出等方式与对方建立多种经济合作关系。总之，把这些地区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市场选择，不应以换取外汇为目标，而是满足进口需要。
(3)亚、非、拉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晚，工业制成品比较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购买力不高，我国出口的中低档为主的轻纺类产品，价格低廉，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消费需求；我国的机械设备、操作技术要求不高，价格合理，与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相配套。因此这些地区理所当然的应是我国，特别是众多中小企业产品的出口市场。此外，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与我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在许多国际活动中是我国的忠实朋友与合作伙伴，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既可落实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又可以巩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应坚持以出口为主导的战略方向，在出口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坚持创汇增收，同时通过技术设备引进及自我发展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实施上，根据不同的目的，市场的选择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国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荣林.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转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曲如晓.中国对外贸易概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1.1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整体水平仍然偏低,缺乏整体竞争力
2007年,在世界15个经济体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与服务贸易进口额分列第7位和第5位,其规模较前几年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服务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为3.9%,位居世界第7位,与美国、英国和德国还存在较大差距;2007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9%,而我国服务出口占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9.44%,在15个经济体中居于末位。按照WTO国际贸易统计数据计算,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指数自1992年以来基本为负数,且变动幅度不大。
1.2中国服务贸易知识含量不高,结构缺乏合理性
2008年上半年,运输和旅游收入分别占服务贸易总收入的27%和28%,支出分别占服务贸易总支出的33%和23%,收支合计占服务贸易总规模的56%。而对于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专利、版税和许可证费用等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等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所占比重很低,呈现出贸易逆差。
1.3中国服务贸易地区发展不平衡,出现东强西弱的现象
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城市化水平较低,导致现代服务业地区发展也不平衡,服务贸易的地区分布过于集中,出现东强西弱的现象。东部沿海地区服务贸易发展态势良好,在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行业所占份额较大,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虽然有所发展,但规模较小,所占份额仍然很小。同时服务贸易收支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和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2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建议
针对上述提到的关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使得中国服务贸易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2.1加快我国服务贸易的产业结构调整
现阶段,中国服务贸易总体水平落后,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中国第三产业规模和比重较小,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且服务部门、种类和设施尚不健全。为此,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大力发展有影响的战略产业与行业。要优化服务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信息、科技、会议等行业,从而带动服务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2.2积极稳妥地加大服务贸易的开放力度
有研究表明,政府管制总体上是不利于竞争的,政府管制对竞争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加大国内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力度,改革部分行业垄断经营严重,市场准入限制过严和透明度不高的状况,按市场主体资质和服务质量,逐步形成规范,统一的市场,有利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可以吸引大量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强创新动力,改变我国服务业发展落后的现状,最终将有利于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2.3加快服务贸易立法
针对目前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中国应客观地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对我国服务贸易的现状进行全面分析和把握,找出在各个服务贸易领域中现存的基本法律法规缺位和不足的部分,在保持与服务贸易基本法原则相一致、与服务贸易现行法律规范相对应、与现行非服务贸易的法律相协调的基础上,根据服务贸易领域中现行行政法规、规章的执行情况和司法实践,制定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服务贸易法规,确保我国的服务贸易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得到稳定的发展。
2.4加快对服务贸易人才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