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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形成。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基于这种现实，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主张。现实经济中，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使一国经济运行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适当的政策干预可改善经济运行。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预性政策之一，又称策略性贸易政策，主张对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和垄断性的行业，在同国外厂商竞争时，采取关税或对本国厂商补贴等措施，使本国厂商企业获得“垄断租”（rent）。它之所以称作“战略性的”，是因为这种干预政策把市场竞争看作一场竞赛成博弈，双方的反应都具有“战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产品、计算机、飞机制造等知识密集性的高技术产业，存在外部经济，若一国对其扶持，将有利于这些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这种国家干预性的政策也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但这种干预政策基本上属于国内产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贸易政策相关，还存在很大争论（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详述。要注意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主张的干预是以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产业规模经济递增为前提的条件的，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干预政策主张。
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的：争夺垄断租金
2.1理论分析
在一些产业里，只由几家大公司垄断和控制，它们获取的利润远高于存在充分竞争情况下的利润，即存在垄断租金。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各国都竞相角逐垄断租金。假定目前该垄断租金由国外公司所有，那么，从理论上讲，本国政府可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诸如征收关税，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等，把垄断租金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从而使本国总福利水平改善（当补贴或关税额低于垄断租金时）。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1981）。他们构建的模型表明，从国外厂商手中夺取垄断租金的最简单方式是，当国内厂商是垄断市场一个潜在的进入者时，对国外厂商征收关税。这与最佳关税论采取的措施结果相同。但二者在本质上有所区别：最佳关税论要求一国是“大国”，以便能影响贸易双方的贸易条件。而垄断租金转移没有这种限制，这就为小国对处于寡占结构下的国外供应厂商征收关税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本国厂商与国外厂商在第三国进行双头垄断竞争时，对本国厂商给予补贴，也能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RranderandSpebcer,1985）但其前提是国内企业得到政府补贴后，必须采取进攻性的策略，以扩大在第三国的市场份额。上述情况是假定本国和外国均只有一家企业的情况。Dixit（1984）进一步证实，当本国有多家企业，但数目不太多时，Brander和Spencer的结论仍能成立。不过，在双头垄断时，由政府给予补贴的方式，并非最佳选择。Bhgwati,Ramaswami和Srinivas-an（1969），及Bhagwati（1971）早就指出，在双头垄断竞争中，最佳政策应该是政府向本国厂商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
另外，Spencer和Blander（1983）还说明了，若竞争对手不采取相同措施，那么只对本国厂商在研究开发阶段给予补贴，使本国厂商在技术上处于优势，从而使其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以高质量、低成本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也能逐步将垄断租金转移到本国。
除上述方式外，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从长远看，保护幼稚产业也能转移垄断租金（Krugman,1984a）。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存在规模经济，全部产业都存在动态的外部经济，那么政府可以对其未达到规模经济的行业进行保护，直至该行业达到最佳规模，并与国外竞争对手竞争时拥有优势为止，同时，转向对下一个行业进行保护。这样，可使本国厂商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在这里，国内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以便使被保护产业达到最佳规模。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是在基于他的另一论文（Krugman,1984b）中形成的，该文论述了进口保护能促进出口，从而干预性贸易政策能行之有效。戈登（Gorden,1990）认为克鲁格曼（Krugman,1984a）的结论没有古诺寡头竞争假定也能成立。
2.2实证研究
克鲁格曼和鲍德温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Krugmana-ndBaldwin,1988）。他们发现，日本对半导体芯片的保护尽管扩大了其市场份额，但日本国内使用芯片的产业由于支付较高价格而受到损失。所以，从整体上看，日本经济的净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结果为：虽然能通过转移垄断租金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汽车、半导体及飞机制造领域。90年代以来，其它行业也受到了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一书中（KrugmanandSmith,1994）。该书收入了一系列的论文，其中比较共同的结论为：①一些国际性公司的行为确实带有战略性，至少，涉及国际贸易时，其行为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②一般来说，单方面的关税或补贴确实使本国受益，但幅度有限。③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程度与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条件相关。一旦改变其假定条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结论完全相反。
3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批评
战略性贸易政策都是在有损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来改变本国的福利，因而被指责为掠夺性政策或以邻为壑战略；同时，它又不利于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改善，因而受到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对其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实证的和规范的。
3.1实证的批评
Eaton和Grossman（EatonandGrossman,1986）指出，据战略贸易模型的古诺寡头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当对手采取的是贝尔兰特（Bertrand）战略，即以价格而非产出竞争时，得出的结论就成了出口税是最佳选择。这与战略贸易措施正好相反。这一批评，几乎动摇了战略贸易模型的基础。对此，Spencer（1986）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寡头垄断厂商之间的竞争可以分为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三阶段。只有销售阶段是以价格竞争为主，前两阶段仍将以产量竞争为主，故古诺假定在前两阶段仍成立，可以用来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标。
国内厂商占有的市场份额扩大之后，能转移的垄断租是否相应增加，也是值得怀疑的（HerstrumanandMarkusen,1986）。因为，得到补贴的国内厂商，其效率原本就很低，进入市场之后，其平均成本曲线不是下降，反而会上升，从而会使向国内转移的垄断租金越来越少。此时，从国内厂商得到的回报远小于期望值，国内总福利水平就会低于不采取补贴时的情况。
Grossman（1986）认为，获得高利润率的厂商，都是产品研究和开发、市场调查等早期作了大量风险投资的企业，它们的失败率较高。平时所观察到的企业，仅仅是幸存的取得成功的企业，失败的高风险投资则没被估算在内，从而在总体上高估了这些厂商的行业总利润率。而政府给予补贴的又恰恰是这些存在风险的寡头垄断企业。因此，被转移垄断租没有考虑到行业总风险成本而被夸大了，政府补贴方式的效果也就不如原先估计的大。
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又具有相同生产能力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资源从其它行转移到受补贴的行业，从而受补贴行业的扩大和出口增加是以其它行业规模缩小及出口减少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情况下，代价往往要高于转移的垄断租，所以，自由贸易仍是最佳选择（DixitandGrossman,1986）。若各出口行业面临的条件不相同时，一国之福利确实有可能得到改善，这要取决于国内稀缺资源用于出口行业扩张后每一单位资源取得的额外垄断利润大小，而这又取决于国内外技术条件对比、国内外产品替代程度、出口市场需求弹性及寡头竞争性质等因素。这样，要选择一个目标行业对其进行补贴就需大量的信息，而这往往又是难以办到的。总之，若忽视了国内产业间要素转移及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会使战略贸易政策模型的说明力大受影响。
3.2规范的批评
以邻为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常会遇到其它国家的报复而两败俱伤。Bhagwati（1989）认为，在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更易出现相互报复的现象。另外，作为小国，遭到报复的可能性也极大。这样，世界总福利水平也因之而下降。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充分有效，它也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得益的一种政策，世界总福利水平绝不会增加，而只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调整。这种把本来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贸易福利分配格局代之以人为的手段加以干预，必然不及市场有效，从而，从长远看，会使世界总福利水平下降。
Bhagwati（1989）指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政府作出的决策，有时并不符合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目标。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情况并不少见，其后果是少数人或特殊集团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许总体上能改善一国的福利，但其分配可能极不公正。
另外，得到政府补贴的国内厂商往往会发现依赖补贴本身较参与同国外厂商的激烈竞争收益更大。于是，它们转而进行寻求补贴的活动，而不关注国家赋于它们的转移垄断租的职责。这是一种典型的DUP（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活动，因为它占有了资源而毫无产出（Bhagwati1982）。
总之，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要在特定限制条件下才有效，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各国都从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也证明自由贸易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Bhagwati,1992;Baldwin,1992）。
80年代初，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形成。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基于这种现实，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主张。现实经济中，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使一国经济运行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适当的政策干预可改善经济运行。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预性政策之一，又称策略性贸易政策，主张对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和垄断性的行业，在同国外厂商竞争时，采取关税或对本国厂商补贴等措施，使本国厂商企业获得“垄断租”（rent）。它之所以称作“战略性的”，是因为这种干预政策把市场竞争看作一场竞赛成博弈，双方的反应都具有“战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产品、计算机、飞机制造等知识密集性的高技术产业，存在外部经济，若一国对其扶持，将有利于这些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这种国家干预性的政策也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但这种干预政策基本上属于国内产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贸易政策相关，还存在很大争论（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详述。要注意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主张的干预是以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产业规模经济递增为前提的条件的，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干预政策主张。
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的：争夺垄断租金
2.1理论分析
在一些产业里，只由几家大公司垄断和控制，它们获取的利润远高于存在充分竞争情况下的利润，即存在垄断租金。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各国都竞相角逐垄断租金。假定目前该垄断租金由国外公司所有，那么，从理论上讲，本国政府可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诸如征收关税，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等，把垄断租金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从而使本国总福利水平改善（当补贴或关税额低于垄断租金时）。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1981）。他们构建的模型表明，从国外厂商手中夺取垄断租金的最简单方式是，当国内厂商是垄断市场一个潜在的进入者时，对国外厂商征收关税。这与最佳关税论采取的措施结果相同。但二者在本质上有所区别：最佳关税论要求一国是“大国”，以便能影响贸易双方的贸易条件。而垄断租金转移没有这种限制，这就为小国对处于寡占结构下的国外供应厂商征收关税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本国厂商与国外厂商在第三国进行双头垄断竞争时，对本国厂商给予补贴，也能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RranderandSpebcer,1985）但其前提是国内企业得到政府补贴后，必须采取进攻性的策略，以扩大在第三国的市场份额。上述情况是假定本国和外国均只有一家企业的情况。Dixit（1984）进一步证实，当本国有多家企业，但数目不太多时，Brander和Spencer的结论仍能成立。不过，在双头垄断时，由政府给予补贴的方式，并非最佳选择。Bhgwati,Ramaswami和Srinivas-an（1969），及Bhagwati（1971）早就指出，在双头垄断竞争中，最佳政策应该是政府向本国厂商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
另外，Spencer和Blander（1983）还说明了，若竞争对手不采取相同措施，那么只对本国厂商在研究开发阶段给予补贴，使本国厂商在技术上处于优势，从而使其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以高质量、低成本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也能逐步将垄断租金转移到本国。
除上述方式外，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从长远看，保护幼稚产业也能转移垄断租金（Krugman,1984a）。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存在规模经济，全部产业都存在动态的外部经济，那么政府可以对其未达到规模经济的行业进行保护，直至该行业达到最佳规模，并与国外竞争对手竞争时拥有优势为止，同时，转向对下一个行业进行保护。这样，可使本国厂商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在这里，国内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以便使被保护产业达到最佳规模。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是在基于他的另一论文（Krugman,1984b）中形成的，该文论述了进口保护能促进出口，从而干预性贸易政策能行之有效。戈登（Gorden,1990）认为克鲁格曼（Krugman,1984a）的结论没有古诺寡头竞争假定也能成立。
2.2实证研究
克鲁格曼和鲍德温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Krugmana-ndBaldwin,1988）。他们发现，日本对半导体芯片的保护尽管扩大了其市场份额，但日本国内使用芯片的产业由于支付较高价格而受到损失。所以，从整体上看，日本经济的净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结果为：虽然能通过转移垄断租金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汽车、半导体及飞机制造领域。90年代以来，其它行业也受到了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一书中（KrugmanandSmith,1994）。该书收入了一系列的论文，其中比较共同的结论为：①一些国际性公司的行为确实带有战略性，至少，涉及国际贸易时，其行为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②一般来说，单方面的关税或补贴确实使本国受益，但幅度有限。③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程度与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条件相关。一旦改变其假定条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结论完全相反。
3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批评
战略性贸易政策都是在有损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来改变本国的福利，因而被指责为掠夺性政策或以邻为壑战略；同时，它又不利于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改善，因而受到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对其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实证的和规范的。
3.1实证的批评
Eaton和Grossman（EatonandGrossman,1986）指出，据战略贸易模型的古诺寡头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当对手采取的是贝尔兰特（Bertrand）战略，即以价格而非产出竞争时，得出的结论就成了出口税是最佳选择。这与战略贸易措施正好相反。这一批评，几乎动摇了战略贸易模型的基础。对此，Spencer（1986）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寡头垄断厂商之间的竞争可以分为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三阶段。只有销售阶段是以价格竞争为主，前两阶段仍将以产量竞争为主，故古诺假定在前两阶段仍成立，可以用来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标。
国内厂商占有的市场份额扩大之后，能转移的垄断租是否相应增加，也是值得怀疑的（HerstrumanandMarkusen,1986）。因为，得到补贴的国内厂商，其效率原本就很低，进入市场之后，其平均成本曲线不是下降，反而会上升，从而会使向国内转移的垄断租金越来越少。此时，从国内厂商得到的回报远小于期望值，国内总福利水平就会低于不采取补贴时的情况。
Grossman（1986）认为，获得高利润率的厂商，都是产品研究和开发、市场调查等早期作了大量风险投资的企业，它们的失败率较高。平时所观察到的企业，仅仅是幸存的取得成功的企业，失败的高风险投资则没被估算在内，从而在总体上高估了这些厂商的行业总利润率。而政府给予补贴的又恰恰是这些存在风险的寡头垄断企业。因此，被转移垄断租没有考虑到行业总风险成本而被夸大了，政府补贴方式的效果也就不如原先估计的大。
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又具有相同生产能力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资源从其它行转移到受补贴的行业，从而受补贴行业的扩大和出口增加是以其它行业规模缩小及出口减少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情况下，代价往往要高于转移的垄断租，所以，自由贸易仍是最佳选择（DixitandGrossman,1986）。若各出口行业面临的条件不相同时，一国之福利确实有可能得到改善，这要取决于国内稀缺资源用于出口行业扩张后每一单位资源取得的额外垄断利润大小，而这又取决于国内外技术条件对比、国内外产品替代程度、出口市场需求弹性及寡头竞争性质等因素。这样，要选择一个目标行业对其进行补贴就需大量的信息，而这往往又是难以办到的。总之，若忽视了国内产业间要素转移及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会使战略贸易政策模型的说明力大受影响。
3.2规范的批评
以邻为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常会遇到其它国家的报复而两败俱伤。Bhagwati（1989）认为，在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更易出现相互报复的现象。另外，作为小国，遭到报复的可能性也极大。这样，世界总福利水平也因之而下降。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充分有效，它也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得益的一种政策，世界总福利水平绝不会增加，而只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调整。这种把本来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贸易福利分配格局代之以人为的手段加以干预，必然不及市场有效，从而，从长远看，会使世界总福利水平下降。
Bhagwati（1989）指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政府作出的决策，有时并不符合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目标。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情况并不少见，其后果是少数人或特殊集团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许总体上能改善一国的福利，但其分配可能极不公正。
另外，得到政府补贴的国内厂商往往会发现依赖补贴本身较参与同国外厂商的激烈竞争收益更大。于是，它们转而进行寻求补贴的活动，而不关注国家赋于它们的转移垄断租的职责。这是一种典型的DUP（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活动，因为它占有了资源而毫无产出（Bhagwati1982）。
总之，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要在特定限制条件下才有效，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各国都从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也证明自由贸易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Bhagwati,1992;Baldwin,1992）。
4小结
以新贸易理论为基础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虽然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但现实经济中毕竟存在着大量的垄断现象和规模经济递增，因而它有一定的用武之地。连克鲁格曼本人也宣称，他已从一个谨慎的不干预者，成为一个谨慎的干预主义者了（克鲁格曼，1992）。Bliss（1994）把战略贸易政策同关税同盟理论结合起来来说明贸易集团也可以象一个国家一样采取一些干预措施来改善集团内部各国的福利水平。这意味着，贸易集团之间极易爆发贸易战，而非贸易集团成员的国家则可能成为绝对受害者。
总之，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一方面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其适用的范围内，其作用也不显著。更为重要的是，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无益于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提高。战略性贸易政策要想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支持，除非能找到一种使世界整个福利水平改善的方式，并在理论上加以证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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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鲁格曼P.著；邹薇，庄子银译（1992）：“新贸易理论呼唤着新贸易政策吗？（上）”。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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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联合国五大机构于2008年出版的《2008创意经济报告》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创意产品出口额从184.28亿美元增长到613.6亿美元,2005年中国已经占据创意产品全球出口市场18.29%的份额,成为全球创意产品的第一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通过对具体出口行业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创意产业出口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制造,如工艺品加工、设计产品加工等,而核心的版权内容产品输出仍然不足,尤其是视听内容产品及版权贸易还相当匮乏。2000年到2005年,中国版权和许可证费出口额从8000万美元增加到1.57亿美元,增长96%;同期,中国的版权和许可证费进口额从12.81亿美元增长到53.21亿美元,增长315%。2005年中国的版权和许可证进、出口额之比为33.9:1,是典型的版权贸易逆差国。
2005年后至今,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以新闻出版总署自2005年起连续4年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数据为例: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核心文化产品的贸易额逆差逐年扩大(2005年14853.16万美元,2006年上升到17256.39万美元,2007年跃升到21477.73万美元,2008年更上升至25029.64万美元);版权进出口比例在2005-2007三年间有所降低(2005年7.18:1;2006年6.02:1;2007年4.28:1),但2008年却相反上升至6.91:1。
综上可见,我国目前仍处于文化产业全球分工链的低端位置,具有中国主流价值和现念的核心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中总量仍然很小。
二、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1.对祖国传统文化重视不够
西方国家有现代民主,可是其宗教思想却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就保证了其文化的延续性。而我国,由于把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所受的屈辱及国家的落后都归罪于传统封建文化的积淀,于是,“倒掉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结果是韩国人申请了端午祭,我们才酸涩地觉得它是我们的财富;中国年轻人日益隆重地过起了西方情人节,我们才宣传起中国的七夕节;外国快餐在中国攻城掠地,我们才鼓吹起中式快餐的好处。可以看出,我们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了,还谈什么扩大文化产品的出口?反观其他国家,它们却非常重视保护自己的文化元素和文化产品。WTO多哈回合谈判中止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中,法国等国提出了“文化产品例外”原则,即文化产品不能实施贸易自由化,这与美国的意愿相左,从而导致此谈判破裂。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尽管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但在维护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延续性上,西方国家仍然是态度鲜明、立场坚定的。
2.没有把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传播中华精神
中华文化元素是由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两部分构成。显性因素,如文学艺术、经史典籍、民族服饰、历史遗迹、节日风俗、书法篆刻,乃至于中国结、奥运吉祥物福娃,甚至一把纸扇、一撮茶叶,等等;而隐性因素是那种支撑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并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精神、气质、品格和风骨。在对外文化贸易中,我们要求通过将显性的中华文化产品推向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向世界传播中华精神。显然,隐性因素更加重要,因为其一旦被外国人所接受,则会加速显性文化产品乃至于普通货物的对外贸易。
然而,由于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以及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结果出现了一种令人尴尬而又可怕的事情:花木兰是中国的,但美国却把它拍成了电影,除赚了3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更将花木兰变成了美国品牌;三国演义是中国的,但在网络游戏中,却被日本开发成游戏软件,成了日本品牌。
3.政府没有积极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有力措施
应当说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在思考如何促进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出国门了。2004年7月文化部与商务部及海关总署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国产音像制品出口的通知》,2005年初文化部发出了《关于促进商业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的通知》等。但是这些政策都缺少实质性的支持,如税收问题、投资优惠等。特别是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风险都大大高于普通商品,生产的周期也大大长于普通商品,如何给予扶持,没有明确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三、积极推动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
1.借鉴他国经验,合理规划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格局
1929年后,美国控制电影产业的大财团通过收购企业和控制发行渠道,逐渐建成有效的全球制片发行体系,为好莱坞电影继续走向世界打造了坚实基础。通过跨国文化公司、占据市场份额90%以上的影视产品及影视音乐版权贸易等,美国文化和价值观走向全球,大大拓展了话语权。
韩国在金融风暴后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尤其注重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市场拓展。其基本战略路径是瞄准国际市场,将中国和日本等国为重点出口对象的东亚地区作为登陆世界市场舞台的台阶。通过针对亚洲、美洲等地区的区域差异开发针对性产品;挖掘品牌对韩国形象和韩国文化产业的市场效应;在文化出口地区建立“前沿据点”,通过前沿据点开展区域市场调查、研发和宣传;积极开展跨国合作,集中资金支持重点出口项目等具体措施,分地区、分阶段占领国外市场,有效地推动了韩国游戏等文化产业的发展。
现阶段的中国与当时的美、韩具体国情差异较大,不可盲目模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是国家文化实力被世界承认的必由之路。可以说,目前中国内地的文化产业只是存量,而作为我国文化产业增量的外向型文化产业,发展力度明显不足。中国可借鉴国外成功模式,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以文化产业国际化战略,实现新时代的文化突围。
2.全方位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
例如参照世界文化论坛、全球文化论坛、国际文化和发展大会等全球性文化交流平台的运作方式,吸纳国际文化基金等国际性文化基金会的资金资助,并力争形成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中国注意力”的影响。为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争取中国文化话语权,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促进与文化相关的各项事业和产业快速发展,提升我国国家形象,增强整体竞争力,还应当积极打造更高规格、更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平台,从而形成定期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交流机制。
此外还需加快中国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对外文化交流机构的投资建设,以此为载体推进汉语教育事业及中国文化传播;拓展交流合作领域,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以淡化其政治色彩,简化程序,为民间力量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便捷通道。
3.积极培育有特色的跨国文化集团
深圳华强集团就是跨国文化集团的优秀代表之一,其在海外投资兴建文化科技主题公园,是国内文化产业出口非常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继在第四届深圳文博会上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科技主题公园输出到伊朗后,2009年5月18日签定投资的南非主题公园被誉为“中国迪斯尼”,这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首个大型文化产业项目。这种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含量以及含有中国文化的主题公园,大量地输出到国外,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还能够积极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与此类似,国内市场稳定且发展潜力较大的企业可通过直接投资或注资海外文化企业、建立文化产品的国际营销网络等,以多元化渠道进入国际文化市场;中小文化企业则应根据自身实力,以合作出口、积极参与国际性文化展销等方式,适当寻求国际合作。同时还应利用金融危机背景下海外人才回流的有利时机,发挥其国际化背景的优势,尤其是借助高端投资人才的国际化操作经验,破除海外市场迷雾,为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助力。
4.投建海外文化产业基地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产业,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相对成熟的运作机制以及优秀创意人才集聚等等的前提下才会迸发出产业自身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海外投资成本大幅下降,为中国出海建立文化产业基地或产业集聚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实力弱小、经验不足、不熟悉国外投资环境等现实障碍,单独出海往往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因此,中小企业在有经济实力较强、国际贸易经验较足的大型企业带动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合作参股方式在海外形成产业集聚,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投资方式。
1.1科技进步带动世界贸易持续增长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经济正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知识经济的到来，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国际贸易也不例外正受到知识经济的巨大冲击。现行的许多国际贸易理论与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规则将被打破，新的理论和规则正在形成。交易关系的多变化、交易商品的无形化、交易载体的电子化正在形成。这将大大地促进世界贸易的持续增长。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近100倍。1997年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1万亿美元，占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强。据世界银行预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世界经济的增长，未来10年，世界商品贸易年均增长速度可达6％。2010年世界商品贸易额预计将超过20万亿美元。
1.2经济全球化
人类在经历了痛苦的交往之后，终于意识到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在进21世纪之际，世界科技正突飞猛进地发展，为人类实现全球合作提供了基础条件。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已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关系在日益力。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之外来寻求生存和发展。这就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一体化的实现，将促使资本、技术、信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消费在世界范围内自由选择。这样，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与消费可以达到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是人类的最佳选择。经济全球化将有力地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融合和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进程中，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将发挥技术、贸易和投资的综合优势，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1.3贸易自由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自由化已成为全球各国的共同呼声和世界经济运行的主旋律。贸易自由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降低贸易保护水平和分散程度；二是改变并统一贸易保护形式，即从多种数量控制体制转变为单一关税控制体制。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因为与非关税保护措施相比，关税措施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和非歧视性，便于国际社会和贸易经营者辨析保护的程度。在肯定进口关税保护原则的前提下，世贸组织还主张逐步递减关税，简化贸易程序，加强各成员国的市场准入，以促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这一目标计划已经具有具体的时间表并得到部分实施。因此，21世纪将会出现一个没有各种非关税壁垒，高度透明的低关税的国际贸易环境，从而大大降低国际贸易成本，提高公平竞争水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贸易自由化。贸易的自由化可以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将有利于世界分工和合作，提高劳动生产率。
1.4贸易手段电子化
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国际互联网的形成，正在促进国际贸易手段的变革。影响最为深刻的就是电子商务。它突破了传统贸易活动中物质、时间、空间对贸易双方的限制，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企业、海关、运输、金融、商检和税务等部门有机连接起来，实现从例览、洽谈、签约、交货到支付等全部或部分业务的自动化处理。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贸易环境。卖方在网上标示自己商品的信息，买方在例览器上漫游标明购买意向；买卖双方在网上直接进行谈判签约并可以用信用卡、电子货币进行支付。电子商务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它大大简化了商品流通环节，提高了交易效率；可以方便地实现跨地区跨国界交易；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交易成本。电子商务正以其独特憋力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发展。
1996年全球电子贸易营业额为20亿～30亿美元，1997年增至150亿美元。目前，网上交易额正以每100天一倍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02年将达到3000亿美元的规模。由此可见，电子商务将在全球贸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以其技术和成本优势逐步取代常规商务作法。
1.5亚洲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
美国、欧盟和日本是当今世界贸易的三大中心，其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亚洲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逐步上升。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10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之和已经超过美国、欧盟（不计欧盟内部贸易）和日本。该地区被称为全球商务活动的第四个中心。据预测，这10个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将远远高于美国、欧盟和日本。到2005年和2010年，亚洲这10国的进口额将分别达到1.94万亿美元和3.1万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21世纪全球最大贸易中心。
1.6世界化工贸易格局
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化工贸易是仅次于汽车贸易的第二大贸易领域。1998年，世界化工进出口总额达到9990亿美元。欧盟、美国和日本是世界化工贸易三大霸主。近年来，美国和欧盟化工出口增速放慢，有的甚至出现负增长，而进口增速则在加快。这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化工公司将注意力转向诸如生命科学一类的新领域。
欧盟建立后成了新的世界经济巨人。1998年欧盟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5354.35亿美元（包括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进口2401.96亿美元，占世界化工进口总额的48.57％；出口2952.39亿美元，占世界化工出口总额的59.7％。其中，德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产品出口国，1998年出口额达到694亿美元，超过美国的出口额。
就单一国家而言，美国一直是世界化工贸易的第一大国。1998年美国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238.91亿美元。其中，进口546.21亿美元，占世界化工进口总额的11.05％；出口692.7亿美元，占世界化工出口总额的14.01％。
1998年日本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480.71亿美元。其中，进口208.60亿美元，占世界化工进口总额的4.22％；出口272.11亿美元，占世界化工出口总额的5.5％。
我国化工进出口贸易虽然增长较快，但由于基数小，在世界化工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变化不大。我国的化工出口在世界化工贸易中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5％～3.0％，化工进口比重为4.2％左右。
2.我国化工对外贸易概况
2.1化工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化工对外贸易得到长足的发展。1999年全国石油和化工产品进出口总额达500.55亿元，其中出口164.95亿元，进口335.60亿元，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比重分别为13.88％，8.46％和20.24％。同年，化工产品进出口贸易额达到394.46亿美元（出口144.24亿元，进口250.22亿元），相当于1980年化工进出口贸易额37.62亿美元的10.5倍。过去20年我国化工进出口贸易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17％。
在1995到1999年的五年中，尽管受到亚洲金融风波的影响，我国化工进出口贸易额仍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33％，快于同期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6.45％的速度。
1999年化工产品出口额达到144.24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7.40％。五年问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58％，低于全国出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6.98％的速度。
1999年化工产品进口额达到250.22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额的15.09％。五年问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40％，远远快于全国进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5.85％的速度。
2.2化工出口产品结构变化明显
根据进出口数据分析，我国化工产品进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80年代的资源型的出口产品结构过渡到了资想型产品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并重，技术密集型产品为补充的综合出口产品结构。在出口产品构成中，资源型产品一直是我国传统的出口产品，仍占有较大的比重，主要包括油品、无机化学品、有机化学品以及化学矿。劳动密集型产品胶鞋的出口从无到有，其出口额居各类化工出口产品的前列。橡胶及其制品的出口逐年增加，是增幅较明显的一个行业。以化学农药和生物化学品为代表的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较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学品的出口增长迅速。有机化工原料、染料和颜料的出口额也有明显的增长。这类产品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出口单价有所上升。但是，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的比例大小，我国化工产品出口增长方式仍然主要是依赖扩大数量的外延型增长方式。
在进口产品结构中，高分子聚合物、化肥和基本有机化工原料一直是我国进口的三大类产品。近年来，除化肥进口有所下降以外，高分子聚合物和基本有机化工原料的进口增长加快。
2.3化工进出口贸易主体已具雏形
目前，我国有2000多家化工企业的产品进入了国际市场，有300多家化工企业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产品出口到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批企业出口额超过1000万美元，有的已超过3000万美元。上海轮胎橡胶公司、吉化公司、青岛双星等一批骨干企业成为出口创汇大户。一批化工产品如硫化黑染料、钡盐、糖精钠、柠檬酸、苯甲酸钠等产品的出口量占世界贸易量的一半以上。还有一批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做出了规模效益，在国际市场上创出了知名品牌。青岛双星集团的双星鞋、广东中成的保险粉、苏州精细化工的糖精钠、安徽蚌埠的柠檬酸、新安集团的草甘磷等，是我国化工产品在国际市场新创名牌的杰出代表。化工自营进出口企业与专业外贸企业和三资企业一起，构成了我国化工对外贸易的三大主体。
3.我国化工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拨
3.1进出口贸易逆差局面未能改变
我国一直是化工产品净进口国。化工进出口贸易逆差占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虽然由改革开放初期的60％多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但近年来又有上升的趋势。随着进出口总额的增长，贸易逆差绝对值逐年增加。1999年我国化工贸易逆差达到：105.98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了62.64％。这主要是由于高分子聚合物、有机化工原料、化肥、化工机械等行业的贸易逆差仍然较大，高分子聚合物和有机化工原料等行业的贸易逆差增长较快。同时，造成我国化工贸易逆差，还有其内在原因：一是国内生产能力不足或是生产成本缺乏竞争性；二是我国化工产品在质量和品种上还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化工产品的进口将会继续增加，化工贸易逆差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3.2出口产品缺乏市场竞争优势
我国出口化工产品主要是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和高能耗型产品。其本身的价值比较低，加之生产分散，供应混乱，管理不善，质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的卖价一直很低，并且呈逐年下降之势。1999年我国出口了614万、无机化工产品，平均每吨价格只有370美元。同年，我国出口胶鞋24.8亿双，平均每双价格只有1.78美元。
目前，我国化工产品的精细化率还不高，只有4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达到65％。因此，我国精细化工产品出口虽然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还不明显。1999年农药出口14.73万吨，创汇4.40亿美元，平均单价不到3000美元／t；而同年进口农药4.77万t，用汇2.42亿美元，平均单价为5000美元，是出口单价的1.67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精细化工产品缺乏独创性，或者只是传统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同时，以发达国家为基础的跨国公司，以其技术、贸易和投资的综合优势，占领着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使我国化工对外贸易面临极大的挑战。
3.3出口市场秩序混乱
化学工业是一个多品种的行业，许多产品产量小，生产企业多。绝大多数产品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生产过剩，使国内市场长期严重供过于求，给我国化工产品出口市场造成很大的压力。同时，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企业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有力地推动了化工对外贸易的增长。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刚刚建立，许多配套改革尚未完善，又由于企业缺乏外贸人才和经验，因而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多头对外，力量分散；低价销售，自相残杀；鱼目混珠，无序竞争。这不仅使我国化工对外贸易损失巨大，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形象。
4.我国化工对外贸易应采取的对策
进入21世纪，我国即将跨进世贸组织的大门，这为我国化工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调整产品结构，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壮大竞争主体，更新经营理念，推动我国化工对外贸易的发展。
4.1积极调整化工出口产品结构
产品结构的调整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只要市场有竞争，就存在产品结构调整的问题。即使是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也在加速调整产品结构。我国化工出口产品结构正在摆脱资源型结构的阴影。近年来，资源型产品出口的比例虽然较大，但增长平缓，有的还出现负增长。随着我国化学工业的继续发展，企业将越来越注重产品的深加工。因此，这类产品占出口额的比例将会逐步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工资有了较大的增长，从而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性与以前相比有所削弱，市场的动荡性也在加剧。但是，我国毕竟是世界人口大国，劳动力的极大过剩仍将使我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长期的劳动力优势。同时，以橡胶制品和胶鞋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中国制造的品牌正在发挥积极的效应。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近20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化工行业人才辈出，科研开发力量得到加强，技术开发速度大大加快。同时，随着化工企业改革逐步深入，化工产品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技术密集型的化工产品具有快速增长的机会，其出口份额将逐步增大。面对新的机遇，我们的企业要积极调整化工出口产品结构，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改善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努力实现出口由数量型增长为主，向质量、效益型增长为主的方向转变。
4.2深化化工外贸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早在80年代，就打破了在长期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外贸高度垄断的局面，一批大型国有企业获得了自营外贸经营权，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近年来，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98年10月，我国颁布实行了《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1999年初，国家对大型国企的进出口权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从而形成了大型国有外贸企业、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和三资企业为主体的对外贸易格局。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外贸进出口权必将进一步放开，将有更多的企业有权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这会有利于我国化工产品的出口，但必须尽快解决和避免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外贸易企业要承认这样的现实：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了解市场、拥有客户以及进出口特权的优势将逐渐丧失。生产企业也要看到独自闯荡市场的风险。我国的外贸体制应当在继续放开的前提下，由市场引导逐步走向理性化的相对垄断。
4.3壮大竞争主体，提高竞争能力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实力强大的企业才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发达国家正是依靠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抢占国际市场的。据统计，目前世界跨国公司总数约为5万多家，占世界企业总数的：1％，但其贸易额却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3，控制着国际生产和全球贸易。由此可见，当今世界贸易的主体是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如杜邦公司一家在我国销售的钛白粉就有5万t之巨，占我国进口量的一半；而我国4万t。钛白粉的出口却有上百家企业在经营。
近年来，我国化工企业实力得到加强，部分产品在质量和市场占有率方面不仅在国内占居领先地位，而且成为出口创汇大户。他们的自营进出口业绩已非一般外贸公司可比。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化工企业还非常脆弱。就销售额而言，只是稍强于世界第一大化工公司。然而，我们却有成千个生产企业，难于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公司相抗衡。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壮大我们的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
要提高竞争力。一是要提高企业的实力，生产向优势企业靠拢，产品向名牌企业集中。企业的集团化，生产的集中化，是提高我国化工产品市场竞争能力的主要途径。二是要利用好外贸窗口。我国外贸企业在对外贸易的历史上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贸权的放宽并不等于外贸企业的过时。外贸企业在市场形象、外贸人才、市场信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一些获得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仔细分析自己的实力，若无独立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就应采纳制，与外贸企业合作，联手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实体。
4.4更新外贸观念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企业的市场营销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化工企业意识到做市场与做买卖的极大不同。做买卖只顾买入的成本和卖出的利润，投机性强，有利润就做，没有利润就可以放弃，不会有明显的经济损失和风险，缺乏长远打算。但生产企业则不同。不管市场风云如何变化，企业的生产不可一日放弃。因此，必须从长计议，建立新的市场观念。
首先，要重视市场调研。我们的企业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重生产、轻市场的思维习惯。一谈及企业的发展，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投入巨资建设生产装置，很少去考虑投资前要进行市场调研。市场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只有很好地勘探和有效地利用，才能长期受益。市场同时也是一部机器，你只有慷慨地投入，它才能有效地运转。因此，我们的企业应当注重对国际市场的研究，要了解自己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过去，清楚它的现在，掌握它的未来。
其次，要讲究市场策略。我们的不少企业毫无营销策略可言，常常由于经营业绩不佳而、“人穷志短”，不分市场对象是谁，有奶便是娘。因此自己与自己竞争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市场犹如战场，只有深谋远虑，才能百战百胜。要在市场上取胜，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市场营销策略。一个好的营销策略，要处理好供应商与用户之间的利益关系，与用户建立利益的共同体；要处理好短期贸易和长期业务之间的关系，做到有取有舍；要建设长期稳定的市场网络，决不可朝三暮四。
第三，要按市场需求定价。由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我们的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往往以低价为手段，中国货便宜已是世人公认的。这不仅使我们的企业没有从国际市场上拿回我们应该得到的财富，反而有时会落得一个倾销的罪名。这种现象在技术含量高的精细化工行业极为常见。不管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还是精细化工产品，高附加值是其基本特征之一。因此，精细化工产品的定价要体现产品的技术含量。如果忽视技术的价值，我们就无法完成技术开发的再生产，终将失去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当我们谈到跨国公司在R&D方面的巨大投入时无不感到羡慕。但细细想来，其开发研究的巨大投入实际上就来自产品的销售利润。这种高投入、高回报的良性循环，应当成为我们化工企业的营销理念。因此，价格的确定不能仅仅以自己的生产成本为依据，要考虑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水平，甚至要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和变化着的国际形势来不断地调整我们的产品价格。
第四，保持供求平衡。进入新的世纪，那种让生产者高枕无忧，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卖方市场时代一去不复返。以生产过剩、市场疲软为特征的买方市场似乎与新时代的步伐很不协调。究其原因，就是在世界化工巨头们纷纷兼并联合的热潮中，我们却在进行着一场化工生产的人民战争，化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高速发展，无效劳动随处可见，市场供求严重失衡。其实，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也也不难。物以稀为贵。限制生产、控制总量是治理市场疲软的一剂灵丹妙药。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纺织行业砸锭的气魄，要有煤炭行业关闭小煤窑的决心，来整顿我们的化工企业，保持市场的基本平衡，以市场饥饿理论来恢复市场的元气。
4.5培养外贸人才、建立营销队伍
市场竞争的焦点是人才的竞争。综观跨国公司国际营销的做法，一是营销队伍规模大。一般都有一支庞大的营销队伍分布于全球市场的每个角落，有的公司全球销售人员甚至超过生产人员。二是销售人员素质高。一般都是具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的高级人才从事销售工作。显而易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建立国际市场营销队伍，是我们的化工企业在新世纪面临的艰巨任务。首先要象重视化工生产一样，重视市场营销队伍的建设。要舍得投入足够的人力，从事国际市场营销，从坐守家门到走出国门打市场。其次，要着手培养和选拔适合市场竞争要求的复合型外贸人才。一名合格的外贸人才，除具有基本素质以外，还须有三个突出的素质：一是广博的专业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精细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这就要求外贸人员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熟悉产品的性能，了解产品的用途，能解答用户的问题，发现新的市场机会。二是扎实的外语基础。对外交流障碍是许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外贸人员的外语能力在满足基本交流的基础上，还要有了解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能力，真正融人当地市场。三是较强的外贸能力，在新的世界贸易环境下，外贸人员不仅要有基本的外贸技能，还要及时掌握新的贸易规则和手段。
2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收支变动的影响
2.1人民币升值对经常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至于贸易互补度方面,新疆国际商贸大通道的贸易定位,就是缘于我国与中亚国家间极强的贸易互补性存在,这是新疆边贸发展的基础。人民币升值会否使贸易互补度下降从而降低贸易流量呢?应该不会,理由是:第一,中亚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产业结构失衡造成国内对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费品和机电产品需求强烈。虽然新疆也面临着其他国家如土耳其、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以及一些西亚国家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价廉的竞争优势短期内还不可动摇;第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国内能源供应增长较慢,使能源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2007年开始已经上升到50%以上。中亚作为世界上能源储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区,能够通过陆路通道向我国供应油气资源,对实现我国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和运输方式多样化,减少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威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显然,即使人民币继续升值,也不会因为其带来贸易互补度降低,从而缩减贸易流量。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扩大贸易规模是有利的,对新疆经常项目帐户会产生收入增加效应。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币购买力增加,带来的通常是进口成本下降,进口贸易流量显著扩大。
2.2人民币升值对资本和金融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流动的影响。
如果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确定,就会产生不断继续升值的心理预期,从而使人民币升值投机将加重,短期资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资本还可能通过外贸套汇、假合资项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国际热钱将选择诸如房地产等受益于升值而产生明显增值的市场进行投资,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增加国外机构的投资信心,也可能使他们获得投资收益和升值收益的双重利润。
(2)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看似会增加直接投资成本,降低直接投资热情,其实未必。因为:第一,如果直接投资目的是为了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则存在人民币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价格提高,削弱了价格国际竞争力,如不提高美元价格,则出口利润减少的情况。但人民币升值同样会带来进口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下降的现象,两者相抵后的结果是汇率升值对出口利润影响没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大面积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倒闭和转移风潮,关键因素并非人民币升值,而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在我国到了转型升级的转折点;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其并不在乎人民币升值所增加的一点投资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国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国内市场。而且其投资基本是长期投资,升值后其在我国存量资产反而能够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币升值对新疆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3.1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不能否认,人民币升值会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价格提高,降低其在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也为原先一味依靠廉价优势,在国际市场打价格战的出口企业敲响了警钟,使其在关注比较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对竞争优势的关注程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手段也将逐渐从单一的价格竞争手段向各种非价格竞争手段转变。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新疆外贸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质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业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提高非价格竞争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2改善贸易条件,避免“贫困化增长”
“贫困化增长”往往是由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其出现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国际市场占有较高市场份额,而且需求价格弹性较低。从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属于消费刚性较强的服装、鞋帽、箱包、纺织品、农产品等日用消费品,其也是我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亚市场占据较高市场份额。显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备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解决办法只有提升出口价格水平,降低进口价格水平,改善贸易条件,而人民币升值正好带来了这种价格效应。
3.3降低资源进口成本,增加进口规模
新疆进出口贸易严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额115亿美元,而进口只有22亿美元,贸易顺差程度远高于全国水平。这本身就意味着新疆外贸发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换汇手段和过程,进口才应该是最终目的。因为只有进口,才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乃至经验、文化等等,以及国内短缺的商品和物资。后者可以保障国内各部门发展的平衡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帮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最终使经济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亚能源和资源等主要进口品在不考虑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前提下变的比以前廉价,从而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资源进口带来良好机遇。目前进口规模有限,主要是因为能源、资源运输通道的制约。随着中哈输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输油,二期的开工建设,随着中国—中亚输气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进口将面临快速增长态势。人民币升值显然可使进口节约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使中亚国家资产价格变的更便宜,在我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业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机遇,积极购买中亚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资产,为将来扩大能源、资源进口奠定坚实基础。
4结论
(1)人民币继续升值对新疆国际收支的影响表现在:经常项目项下会带来贸易规模的增加进而使国际收支额上升;在资本和金融帐户下会产生短期投机资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资不会受明显影响,所以该帐户国际收支额也会相应上升。(2)人民币升值对新疆出口贸易的影响,短期来看是不利的,长期来看,通过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贸易条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贸实现可持续发展。(3)对新疆进口贸易来说,升值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在新疆能源、资源运输瓶颈解决后,如果升值,必将带来新疆进口空前增长的井喷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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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表现在服务业规模扩大、比重提高，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逐步提高上。2007年，我国服务业实现增加值9.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4%，按照当年价格计算比1978年的872.5亿元，增长了100倍还多。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速达到10.8%。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1979年的23.9%提高到2006年的39.4%，提高15.5个百分点。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服务业取得了较快的增长。
其次，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4890万人猛增到2006年底的24614万人，净增加从业人数19724万人，大大高于同期第二产业平均每年增加439万个就业岗位的水平，充分体现了服务业就业弹性高的特点。1978-2006年，农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下降近28个百分点，工业和建筑业上涨近8个百分点，而同期服务业就业比重则上升20个百分点，达到32.2%。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社会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在就业方面发挥着第一、第二产业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
中国是人口大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但并未形成人力资本。中国服务业的产业内部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科技进步等多重力量的推动下，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对高新技术的应用能力、研究与开发能力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国际服务贸易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升级，像金融、保险、房地产、商务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在服务贸易进出口中的比重大大提高。
从长远来看，如果我国服务企业不注重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及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现有的“比较优势”将随着我国经济逐步国际化而丧失殆尽，甚至转变为“比较劣势”。因此，要合理规划和安排服务业发展的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在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分阶段有重点地发展高层次的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使服务业产业内部结构逐步优化，趋于合理，使服务业的发展真正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
三、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
1.服务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趋势
商务部世贸司司长张向晨为2006年4月15日举行的第99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撰文时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四年多来，中国认真履行了各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在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建筑、分销、法律、旅游、交通等在内的众多服务部门，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水平大幅提高。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0多个，占62.5%，服务贸易部门开放程度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预计随着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发展和中国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的进一步履行，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会进一步加大，中国服务业面临着巨大挑战，这同时也给了中国服务业一个学习和进步的机会。从现阶段来看，中国不可能无条件开放国内服务市场，适度保护国内服务市场是必要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只能是在“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下来实现。
2.服务贸易发展的加速化趋势
自从加入WTO以来，由于中国政府逐步放宽了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国际服务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从1982年到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近二十九倍，年均增长近16%，为全球平均增长水平的两倍，出口世界排名从第二十八位上升到第八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四十位上升到第七位。服务贸易增长速度不仅高于同期GDP的平均增长率，而且高于同期商品贸易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服务贸易的增长不但快，而且还有不断加速的趋势。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到201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四千亿美元”的发展目标。
3.服务贸易发展的非平衡化趋势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结构方面。一些传统服务产业所占比重过大，而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服务业所占比例则很低。从1996—2005年，我国服务出口总额中旅游一直居于首位，到2005年，我国实现旅游出口293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比重近40%。而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基础的一些新兴服务业则明显较弱。2005年，我国金融服务出口额1.5亿美元，保险服务出口额5.5亿美元，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18.4亿美元，一共占整个服务贸易出口的3.5%。在我国服务贸易中，传统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而新兴服务业才刚刚开始发展，比重较小。由于历史积累和知识技术等因素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并预计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服务贸易结构都将不平衡。
4.服务贸易发展的高科技化趋势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服务贸易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知识化和高科技化特征。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新兴服务行业从制造业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服务经营行业，其中技术、信息、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最快。其他如金融、运输、管理、咨询等服务行业，由于运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高新科技的发展，不仅使得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不断地高科技化，而且也使很多传统的产业和传统的服务都被高科技手段所武装，金融的电子化、商务活动的电子化、电信业务的数字化都体现了世界服务贸易的高科技化趋势。
5.服务贸易壁垒的隐蔽化趋势
由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各成员国必须加快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于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服务业，中国对需要保护的行业和部门必须采取非关税壁垒措施，比如制定一些不利于外国竞争者的行业标准；政府在安排服务支出的时候，优先考虑本国企业；对本国服务出口实行隐蔽性补贴、减免税等，这些做法都体现了服务贸易壁垒的隐蔽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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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寻求合规的解决方式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的许多贸易规则中都有针对向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定，可以使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享受一定的特别优惠。世贸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规定在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中能够起到突出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寻求合规的解决方式。我国政府可以组成成立一个由法律专家组成的、专门负责进行针对我国对外贸易企业遇到贸易争端问题时法律援助的机构，为中美贸易摩擦中我国企业的以及应诉问题进行有效的指导。
三、积极发展国内市场的需求
1入世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取得的成就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中国的农业由于长期分散经营,缺乏现代化,科技含量偏低、市场意识淡薄等缺陷,不被人们所看好。现在,当我们掀开过渡期的保护网后,却发现中国农业非但没有被冲垮,反而在严峻的市场竞争面前,稳住国内市场,积极主动出击,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效。
1.1降低进口关税方面
加入WTO以后,中国承诺农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到2008年要降到15.1%。而实际上中国农产品的关税总水平2005年已下降到9.9%,提前达到10%以下水平的目标,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准最低的国家之一。
1.2敏感商品的关税配置制度管理方面
中国农业对外全面开放市场的各种壁垒也已经基本消除。自2004年起,粮食等重点农产品的进口关税配额数量达到最高点,2005年仍维持同样的高水准,小麦配额达963.6万吨、玉米720万吨、食糖194.5万吨、棉花89.4万吨。2006年1月1日起取消豆油、棕榈油、菜子油进口的关税配额管理,实行9%的单一关税管理。
1.3国营贸易制度的改革方面
农产品国营贸易比例逐渐缩小,2005年取消羊毛和毛条的进口指定经营制度。各种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数量达到最高点,除尿素继续保持90%的国营贸易比例外,其它化肥的国营贸易比例将逐步缩小。2005年起对外资开放农药、农膜的零售和批发业务,2007年起开放化肥零售和批发业务。
1.4停止农产品出口补贴、限制对农业的国内支持等方面
2006年12月7日,经过6天的谈判,在香港参与世贸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的成员终于达成共识,通过了《香港宣言》。在最关键的农产品问题上,一直摆出强硬姿态的欧盟,最终与其他成员达成一致,同意在2013年底前,世贸组织成员国都将取消所有农产品出口补贴。而中国自加入WTO之日起,就同意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并承诺将国内支持中的“黄箱补贴”上限是8.5%,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2后WTO过渡期中国农产品贸易面临的挑战
2.1国际农产品贸易形势日趋复杂
贸易壁垒的消除，使得中国的农产品面临着外国产品的激烈竞争。中国完全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而农产品主要出口国都不同程度地给予出口补贴，这使得中国农产品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除此之外，一些国家运用反倾销、技术标准、进口配额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反出口补贴等多种手段，对进口农产品设置了多种贸易障碍，导致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遭受较大压力。
2.2“绿色壁垒”问题突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多年以来，由于我国在环境标准制定实施及资金投入、环境技术水平等方面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再加上我国出口商品市场又多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所以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阻碍作用不断加强。统计显示，入世以来，我国出口农产品遭遇了11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救济调查15起，涉案金额约5亿美元，占同期总案件数和总涉案金额的比例分别为5%和6%。目前，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造成每年损失约90亿美元，出口受阻的产品从蔬菜、水果、茶叶到蜂蜜，进而又扩展到畜产品和水产品。令人担忧的是，国外贸易壁垒日趋综合化，且范围还在扩大。
2.3农产品进口压力日益增大,农产品贸易逆差可能保持下去
入世之后，在中国外贸进出口顺差扩大的时候，中国农业逆差却日益突出。2004年，农产品贸易逆差在入世后三年首次出现，并达到年度逆差46.4亿元，改变了中国农产品外贸长达20年顺差格局。据统计，2005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558.3亿美元，贸易逆差11.3亿美元。2006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双增长，农产品贸易逆差由2005年的11.3亿美元缩小为9.6亿美元，下降41.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这3年期间，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减少幅度达79.4%。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干预下，逆差发展趋势得到遏制，短时期内对中国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以及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在减轻，而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
2.4出口风险的扩大来带新的压力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升，企业对外贸易自得到进一步放宽，中小企业的外贸活动也日益频繁。但是出口风险这个重要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贸易企业界的足够重视，而忽视出口风险的直接后果，就是存在大量的逾期未收回的海外应收账款。据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韩家平估算，大约在1000亿美元左右，而且每年还会新增约150亿美元。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诈骗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有些国际诈骗分子正是利用我农副产品出口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管理制度不完善、风险意识不强的弱点，频繁地对它们下手，出口风险带来的损失令一些中小型企业倒闭的案例并不罕见。
3沉着面对新形势和挑战，制定有效对策
市场的开放是双向的，中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其他市场也将给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中国的农产品将更有可能走向国际市场。因此，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农产品贸易现状，必须抓住机遇，因地制宜地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
3.1加快对外贸易体制创新，全面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面对西方国家不断提高技术壁垒和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战略性任务，就是加快农产品对外贸易体制创新，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外贸体制。近几年来，尽管在农产品对外贸易体制创新和建设方面有所进展，但还远不能适应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变化。目前，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已经明显受到体制缺位的制约，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并且富有成效的农产品对外贸易运行机制，需要在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中逐步形成和完善。
3.2进一步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改善逆差状况
进入WTO以后，我国农业连年保持了较好发展态势，农产品进出口价格保持平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使两个问题逐步显性化：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某些农产品的质量差距；二是农产品出口数量的迅速扩大，将导致贸易磨擦增多。持续的逆差现象也表明：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实践表明，应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进一步优化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包括加强国外市场调研和销售渠道开拓、调整农产品出口品种及其比重、加快发展有机农产品和加工品，这既有利于破除国外技术壁垒，扩大农产品出口金额，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又可减少国际贸易摩擦，改善外部经济环境。
3.3打破“绿色壁垒”
要打破“绿色壁垒”，就要加快农村产业组织创新，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和抗绿色壁垒风险的能力；提高农产品质量检验检疫标准，促进与环境有关的认证工作，使我国产品标准和相关环境标准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尽快建立健全有效的农兽药残留监控体系，改进检验检疫监管模式；在农产品生产和出口企业在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实施绿色营销策略，走品牌战略之路。
3.4积极防范出口信用风险
企业要建立信用管理体系，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员工考核和培训，借鉴国际通行的信用管理方式，入国际保理业务等。此外，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建立出口企业信息交换平台，采用信息共享的方式将恶意诈骗的外国公司资料予以公布，防止更多的出口企业受骗上当。
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强。198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27.9亿美元；之后经过6年的发展，于1994年再迈一个千亿美元的台阶；1997年，外贸总值突破3000亿美元，并首次跻身世界10大贸易国行列。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贸易更是焕发出勃勃生机，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4年对外贸易进出口规模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6年对外贸易进出口高达1.7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并进一步缩小与第二大贸易国的差距；加入世贸组织5年间合计进出口总值已超过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贸组织之前23年的总和；2006年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
对外贸易的良好发展，对于解决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乃至对世界经济的推动，都表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改善我国经济结构，加速工业化进程。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向型经济部门不断壮大，通过扩大出口，利用获得的资金，引进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资本品、原材料、技术等，加速工业化进程，改变传统产业格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总体竞争力。
二是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体现“后发优势”。对外贸易是我国获得技术的重要渠道，知识产权的跨国交易本身就构成了现代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线，实现了产品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推动了国内技术进步，这种“后发优势”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是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通过出口国内生产相对过剩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可以缓解国内供求矛盾，提高经济效益。当前我国手机、电冰箱、电视机、摩托车、服装鞋帽类的出口依存度均在5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70%以上。而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紧缺原料，也能够通过对外贸易得以实现，2005年我国已成为世界铁矿砂、氧化铝进口第一大国和原油进口第三大国。由于进出口的良性运作，不仅弥补了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结构失衡，提高了总产出水平，而且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增强了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四是促进资本积累，提升规模效益。
多年来，我国货物贸易的顺差一直是外汇储备快速上升的重要来源。2001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刚刚超过2000亿美元，2006年底突破1万亿美元，同期货物贸易顺差累计达到3675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外汇储备增量的43%。贸易顺差为企业的资本积累提供了资金来源，提高了生产厂商对未来市场的预期，刺激了投资需求，提升了企业的规模效益。
五是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带动了国内就业。外向型经济的日趋活跃，带动了国内就业水平的提高。据有关专家分析，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70%左右，有效带动了国内就业，新增城镇就业人口1184万人，是近年来新增就业人数最多的一年。
六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更具开放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更大，多年来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能保持高速增长。据有关专家分析，2003年至2005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对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贸易顺差是我国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和特有贸易结构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内经济长期健康快速发展的正常表现
长期以来，我国拥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近几年世界经济全面增长，为我国积极利用外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以外商投资企业为进出口主体的我国特有的贸易结构。这是我国对外贸易长期保持顺差的主要因素。
一是加工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一方面，我国良好的工业配套能力和大量廉价劳动力，加速全球制造业向我国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贸易实行保税政策，对于外资投入加工贸易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因此，长期以来，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外贸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是一种增值的贸易形式，必然产生贸易顺差。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总额为1775亿美元，其中，进出口为逆差的贸易方式有：外商投资企业设备进口逆差278亿美元，保税区、保税仓库进出口逆差600亿美元，还有其他贸易方式有部分逆差；进出口为顺差的贸易方式主要有：一般贸易进出口顺差831亿美元，而加工贸易进出口顺差则高达1889亿美元，超过了贸易顺差总额。由此可见，当前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中的最主要因素。
二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持续增长。200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630亿美元，已经连续3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其中近7成投入到了制造业中。目前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90个，全球500强已有480多家在华投资，我国已成为一些重要工业品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巩固。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面向国内市场生产，替代了部分进口需求。钢材、汽车及零部件、机械设备、消费类电子产品、尿素等产品进出口态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有限，外商投资企业自身存在巨大的出口需求。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六成左右，而且呈逐年增加的态势。
除上述两个长期因素外，我国贸易顺差问题也与下面三个短期因素有较大关系：
一是部分企业在出口退税率调整前突击出口。近两年，国家对“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相继调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率。企业往往根据政策调整日期提前出口或突击出口。如2006年钢材、服装等产品集中突击出口现象较为明显。
二是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促使企业加快出口步伐。截至今年1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相比汇改前累计升值幅度已达6%。从长远看，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大、拥有高流动性或巨额人民币资产的行业将会带来好处，而对以出口为主、外币资产高或产品国际定价的行业则会带来冲击，如电子、纺织、机械等行业。为了减小或避免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冲击，许多企业纷纷加快出口步伐，而对进口采购则持观望态度。
三是出口成本上升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由于近年来国内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等价格上升，导致企业出口成本上升，许多企业通过提高出口价格转嫁部分成本。与2005年相比，2006年我国出口价格总体上升4.2%，而进口价格总体仅上升3%。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国家打击出口骗税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企业守法自律意识的不断加强，企业出口骗税违法行为逐步减少；导致出口价格总体水平提升的直接因素是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出口成本总体上升。因此，从海关统计角度分析，所谓“大量出口高报价格以骗取出口退税、导致巨额虚假贸易顺差”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除此以外，少数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实行高精技术及其产品出口封锁，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所急需的技术及其设备进口不足，这也是造成大额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必须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贸易顺差大幅增长带来的新问题
我国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和特有的贸易结构，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现象将长期存在。国际上判断贸易是否平衡，通常用贸易顺(逆)差额与当年进出口总额相比，在10%以内的为基本正常，这个10%也可称为贸易失衡“警戒线”。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1775亿美元，约占当年进出口总额的10.1%，刚刚触及“警戒线”。从当前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德国的情况来看，德国从1952年到2005年的54年间，对外贸易均为顺差，2002年贸易顺差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2004年和2005年均超过1900亿美元。其中贸易不平衡度超过10%的年份就有12年，最高达12.7%，超过我国目前的贸易不平衡程度。因此，我国目前存在的大额贸易顺差基本是正常的。
(1)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加快，使得中西部地区迎来了承接全球和东部地区产业投资转移的重要机遇。2008年4月16日，商务部了关于确定第二批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的决定，为实现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在中西部重点承接地的集约化、规范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指导。
(2)国内产业向东南亚等周边国家转移。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从其整体布局出发，必然不断把产业投向商务成本最低、出口便利的国家。2007年以来面对两税合一、出口退税率下调、劳动合同法实施等一系列政策变化，外资纷纷撤离。从珠三角撤资的不少外资并没有流向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而是流向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加工贸易直接流向国外将造成国内东西部产业内循环的“断链”。
2.加工贸易政策变化
近几年，我国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问题比较突出，并且还出现了通胀压力加大和资产价格持续上升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以及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因此，我国政府针对对外贸易采取了一些更加严厉的政策。
(1)出口退税政策调整。2007年6月19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协商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规定自2007年7月1日起，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调整共涉及2831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
(2)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政策调整。2007年7月23日，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2007年第44号公告，公布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新增共计1853个十位海关商品编码，还对加工贸易监管要求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二、我国加工贸易变化的影响因素
1.法律法规日渐完善
为了更有效的进行国家宏观调控和发挥监管作用，我国不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其中，新《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企业的用工成本大约提高了8％。这是致使许多中小型“三来一补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出现产业波动的直接原因。
2.运营成本持续上升
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成本上升，导致许多外资企业难以维生；环境成本上升，东部的环境承载力趋于饱和，加上群众环保意识的觉醒，这也成为外资企业迁走或撤资的原因之一。
3.优惠政策不断减少
从2007年，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制定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等，使优惠政策不断减少。
三、未来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对策
1.促进加工贸易的主体转变
目前，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0％，民营企业仅占5％；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基本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反映了国内企业目前参与全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因此，下一阶段加工贸易发展的重点，应是使加工贸易的主体逐步从由外商投资企业主导向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为主转变。
2.加快加工贸易的转移步伐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进一步加快开放，基础设施条件日趋完善，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和境外产业转移的能力增强。同时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大趋势下，东部的土地、劳动力、水、电等要素成本大幅度上升，东部急需产业转型升级。因而东西部产业转移正进入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1)改善投资环境。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差，经济条件落后，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仍然十分突出，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务之急，为吸引外商投资提供一个良性的硬环境。
(2)加强政策引导。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对国家政策的依赖性更大，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也更多，只有采取相应对策，解决加工贸易发展的系列问题，才能顺利完成产业的转移。
3.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1)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为促进我国企业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链条中不断向高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环节提升，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和开发的扶持力度，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推动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员工培训，制定和实施对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完整的技术创新优惠政策体系，尽快改变加工制造业普遍的技术落后局面。
(2)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在稳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的出口，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
(3)建设相关配套产业。若失去了廉价劳动力这个优势，我国将不再对这些跨国企业有吸引力。因此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成为当务之急。通过建设加工贸易的相关配套产业，能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提高加工企业的本地采购率，进一步带动基础产业的发展，增长产业链条，促使其向上下游深入发展，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在我国沿海地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当地的工资水平已经有很大幅度的提升。再加上国家农业政策的调整，取消农业税，加强农村城镇建设和进行农村医疗改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有离开城市，返回农村的倾向。特别最近猪肉及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这样将会导致我国发展加工贸易地区的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
我国在现阶段也可以通过在东南亚，南亚，东欧等一些劳动力成本比我国还低的地区发展加工贸易，利用别国的成本优势和我国在加工贸易发展中积累的其他优势相结合，促进加工贸易的更好发展。
1.2应对反倾销，绕过贸易壁垒
国际贸易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各种名目繁多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手段层出不穷。特别是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商品的出口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倾销指控和调查。目前，我国已成为WTO成立以来遭受反倾销指控最多的国家。由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特点，特别是将主要市场放在国外，使得加工贸易的产品，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一旦受到反倾销后所遭受的损失会更大。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区域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例如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再加上区域内一些国家同样也具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以及原产地的保护手段的使用，使得我国对这些地区的出口越来越多的被区内的一些国家所替代。这种情况使得在国内一味地发展加工贸易已经不能有效地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
发展境外加工贸易则可以通过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来避免此类问题。发展境外加工贸易可以通过在其他国家设厂来完成某些产品的部分生产环节，能够避免使这些产品遭受到来自其他国家针对我国制造的产品所进行的反倾销指控。同时，许多区域经济体内的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
2我国发展境外加工贸易有利因素
2.1利用人民币升值的契机
目前人民币已经较大幅度地升值，但距理想价位还有一定的差距，还有进一步升值潜力。在这种背景下，国内轻工纺织服装、小机电等产业通过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可以节约我国企业的投资成本。但我国企业与许多国外企业相比显然实力不足，即使是大型国有企业其核心竞争力也不强。所以，对我国企业来讲成本优势是各种竞争优势的最集中的体现。总的说来，通过境外加工贸易的投资能够充分挖掘人民币升值的潜力，促使我国外贸结构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改善。
2.2资本技术优势的逐渐显现
经过20多年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已经在发展加工贸易方面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技术优势。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并不具备相对的技术或资本的优势。但相对与东南亚和东欧的一些国家，我国在技术和资金上尚具有一定的优势。我国的企业可以通过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投资，利用当地的一些优势，结合企业自身具备的资金和技术优势，能够促进我国企业更好地发展，而且能进一步巩固自身的优势，树立自身的形象。
3发展境外加工贸易的政策建议
（1）对于发展境外加工贸易，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地支持和放松管制。主要体现在：建立完善的法规体系，统一管理；简化相关的手续，缩短审批时间；改进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使企业能合理有效地调配外汇的使用；加强对企业相关的金融支持，为企业在海外建厂提供相应的资金信贷或提供相应的补贴。
（2）加强对企业的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政府应该为企业在当地投资提供相应的经济、法律、环境、行业、教育水平等相关的信息和对相关企业的进行信用调查等。这样能使企业在较短时间对投资国的整体环境有较深刻的了解。这样可有效地降低企业投资的风险。政府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机构以有效地提供相应的信息，同时通过此机构也可加强境外投资企业间信息的交流，有效地积累成功企业的经验和吸取企业失败的教训，以指导更多的企业“走出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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