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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达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顺差1774.7亿美元，增长74%。伴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以低成本、低价格取胜的竞争优势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还有可能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贸易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以期达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
1.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
(1)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的服务贸易比较落后。据WTO统计，2007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的7.3%；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810.2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4%。同年，我国货物贸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务贸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总是逆差，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尽管2007年逆差额减少，仍为40.1亿美元。
(2)出口产品结构仍不合理。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还远未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领域，我们仍然属于净进口国，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仍然呈现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费品换取资本品的格局。
(3)从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贸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只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主要是生产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核心技术、产品品牌、营销网络还受制于外来的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主导机电产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我国全部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73.7%。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额723.1亿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贸易出口2398.9亿美元，外资企业占86.6%，主导了加工贸易中的机电产品出口。
2.对外贸易结构现状的原因分析
(1)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没有适时调整，在亚洲“四小龙”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实现经济的巨大飞跃后，我国也采用这种外贸政策。不可否认，当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这个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以量取胜，相互降价”是扩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乱等种种弊病暴露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2)“比较优势说”没有动态运用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尽管目前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然而我国只是承担了组装、装配的角色，这部分附加值低，其实质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动出口的增长。
(3)没有及时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目前，外资已逐渐从合作、合资转化为独资、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独资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例为67.33%，大大超过中外合资的22.90%，况且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技术的溢出效应就要减弱，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显著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不能实现。3.从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角度提出贸易发展的对策
(1)转变发展观念，加快结构调整转型步伐。以“共赢”的理念营造良好的外贸经营环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需从单一考虑本国利益转变为树立一种“共赢”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通过技术引进可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进口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调整；通过进口可为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道，创造更好的出口环境。在重视出口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进口，优化进口结构，以实现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贸易额不能再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取向，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应成为发展中更关注的方面。
(2)向知识密集与研发领域进行政策倾斜，集聚并提升知识产权优势，发展知识产权战略。比较优势的局限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贫困化增长”；竞争优势涵盖着国家、产业从高到低的多层次内容，要求极高，我们一时很难满足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种新要素和两种辅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产权优势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局部性投入，获得局部的、赶超型的、战略性的优势。
(3)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贸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鼓励那些附加值比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商品。逐渐转变竞争手段，从“以价格取胜”转变到“以质量取胜”；要提高银行、金融、保险、电信、运输等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励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结构。2007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达53%，其在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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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
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当代亚太，2002(6).
[5]［美］迈克尔·波特等著.日本还有竞争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119～1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5
【标题】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与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标题】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刘向丽/车
【作者简介】刘向丽(1971-)，女，辽宁本溪人，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车(1954-)，男，辽宁沈阳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则较快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业已结束。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本文对比了日本与“四小龙”和部分东盟国家出口主导产品的差异，阐明了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说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关键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
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二）近年出口贸易依存度稳步提升（如图2所示）从图1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安徽省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09年-2013年间保持稳定上升，从10.64%逐步上升至14.88%，但是与全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表明安徽省的国民经济对国际贸易经济的依存度仍然比较低，在对外贸易发展方面仍然蕴含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二、安徽省出口贸易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一）安徽省出口商品市场占有率情况从2013年安徽省对外贸易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2013年安徽省进出口总额达到456.3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达到282.5亿美元，同比增长5.6%，占全国出口总额（22100亿美元）的2.06%，且与其他经济强省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表明安徽省的出口贸易水平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出口贸易商品的市场竞争力较弱。
（二）安徽省人均贸易额情况通过对安徽省人均贸易额数据来看，2013年安徽省的人均贸易额为725美元，但是全国平均人均贸易额为4152美元，由此可知安徽省的人均贸易额仅占到全国的17.4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3年，安徽省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82.5亿美元，人均出口贸易额为482美元，而2013年全国人均出口贸易额为3524美元，安徽省的人均出口贸易额仅占到全国水平的13.68%，同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安徽省出口贸易产品竞争力指数情况贸易竞争力指数主要是指以出口、进口贸易总额之间的差值并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值。TC指数若在-1-1之间，TC指数若靠近-1，则提示该产业的进口额高于出口额；若TC指数约靠近1，则提示该产业的出口额高于进口额。在TC指数中，贸易竞争劣势极大、较大或者微弱时TC指数分别采用（-1，-0.6）、（-0.6，-0.3）、（-0.3,0）表示，而贸易竞争优势极强、较强、微弱时TC指数分别采用（0.6，1）、（0.3,0.6）、（0,0.3）表示。从图3中可以看出，安徽省进出口贸易指数出现短暂下滑，从2010年开始出现明显上升，但是仍然处于（0,0.3）、（0.3,0.6）之间，这表明安徽省的进出口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处于较强水平，虽然在2013年进出口贸易TC指数出现一定下降，但是与2009年、2010年、2011年相比保持较高的竞争优势，由此证明安徽省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量的逐渐上升及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国际贸易竞争力具有巨大的上升潜力。
（四）安徽省出口贸易产业地位情况从出口贸易产业链分工角度来看，安徽省的出口贸易产品均来自于低端产业链，出口贸易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如：茶叶、家具、纺织品、服装等），虽然在短时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保证安徽省出口贸易稳定增长。以安徽省茶叶出口情况来看，从2009年至2013年间，安徽省茶叶出口量从2.56万吨增加至3.68吨，出口总额也从4957万美元增长至13635万美元，具体统计数据如表2所示。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随着人工、材料成本的逐渐上升，这种竞争优势会逐步消失。从近年来安徽省出口贸易方式来看，虽然一般贸易（如：茶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每年出口量达到加工贸易的3倍以上，但是加工贸易近年来的增长率却明显高于一般贸易，这表明安徽省出口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正逐步提升。从宏观角度来看，近几年安徽省出口贸易产品对国家外贸扶植政策的依赖性仍然比较强，对国际市场变化相对比较敏感，因此国家政策及国际市场的变化全省出口贸易影响比较大。
三、安徽省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发展现状
（一）全身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偏低通过对安徽省最近五年的出口产品结构进行比较分析，虽然在产业结构方面有了明显优化、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中高新技术比重有一定提升，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出口产品结构中高新技术出口比例仍然偏低，明显低于全面平均水平。因此，安徽省出口产品结构中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出口量及市场竞争力仍然有待提升。
（二）传统优势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安徽省长期以来出口产品主要以农产品、制造业产品为主，在整个出口额中占据较大比重，每年出口增长额明显高于出口额增长，这表明安徽省在传统优势产业方面仍然处于以量取胜阶段，产品的附加值较低，经济效益不高。目前，由于国外经常以反倾销方式阻碍我国传统产业产品出口，再加之国内相关法制、政策不健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安徽省的对外贸易摩擦，不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对外贸易环境。
（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仍然偏高从安徽省出口贸易的RCA指数、TC指数来看，安徽省出口产品中0类产品的市场市场竞争力相对比较强，但是从最近五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出口的数量、市场竞争力上升比较平稳，这可能因为安徽省丰富的资源有关。安徽省作为人口大省，劳动者输出量比较大，劳动力成本比较低，虽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但是缺乏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
（四）出口产品品牌竞争力不足目前，从安徽省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可以看出，出口产品中纺织、服装、鞋袜、旅行用品、家具等商品上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我们以服装出口为例，2013年安徽省服装出口的TC指数已达到0.997，表现出很强的竞争优势。但是作为服装出口的大省，安徽省却没有一个国际性的服装品牌。出口产业由于缺乏知名品牌，使安徽省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形象一直处于低端行列。
四、提升安徽省出口贸易量的策略分析
安徽省通过对出口贸易产品结构、产业结构进行不断优化、调整，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般贸易的增长率出现不断下降，而加工贸易的增长率出现明显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作用于安徽省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安徽省的出口经济对国内政策、国际经济变化的适应能力。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虽然安徽省出口贸易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并不是同步的，且未对彼此起到高效的促进作用，对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制定对应的发展策略。
（一）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创新对外贸易方式目前，安徽省的出口贸易产品中机电产业仍然是主导产业，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水平仍然比较低。鉴于上述贸易发展形势，笔者认为安徽省应该整合优势资源，增加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出口量，出口产品推动从初级产品逐渐过渡到高级产品，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具体来说可以一方面可以加强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引进，提升自身的技术实力[3]；另一方面则是加强与国内外相关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生产工艺、管理方法，以此来增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除此之外，在党的十七大中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任务，要求各个省市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全力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新兴产业，提升地区的“智造”水平。目前，安徽省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必须走特色型工业化产业发展道路，努力提升自身的技术优势，强化产业自主创新、结构优化升级、节能减排，加快推进“安徽智造”发展战略，为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奠定坚实基础。打造绿色农业产业产品品牌是目前国际农业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安徽省作为我国内陆省份，拥有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通过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绿色农产品品牌不仅能够让本省农产品满足国际标准，也是应对外国农产品绿色壁垒的最佳策略之一。因此，笔者建议可大力研发、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重点加强生态农业产业园区、绿色农业产业基地建设，构建优质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出口贸易“一条龙”产业链，提升本省农产品的附加值，优化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增加本省出口贸易额。
（二）实施“进口”、“出口”平衡战略，促进出口产品多样化近年来，我国与欧盟、美国之间的出口贸易摩擦不断，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影响了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效果。因此，若我们单纯性依靠出口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不够的，必须充分结合“引进来”、“走出去”发展模式，通过“引进来”先进的技术、设备、产品、人力资源以及管理经验，这样可促进“走出去”经济实现稳定、持续发展[5]。通过对安徽省的外贸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安徽省的进口贸易、出口贸易之间长期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平衡“进口”、“出口”水平符合安徽省的发展现状。实施“进口”、“出口”平衡战略具体可从政府、企业两个层面来落实，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制定一系列的补贴、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从政策层面对出口企业、外资企业给予一定扶持，有利于大量吸引外地资本、技术进入本地，同时也可以将本地区优秀出口企业、产品输送出去，从而实现“进口”、“出口”平衡战略；另一方面外贸企业作为出口贸易的主体，首先应该学会“引进来”，以市场需求为主导，利用各种机会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生产理念、技术、设备及管理经验，并逐步转化为自主创新，提升外贸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最终实现“进口”、“出口”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全面开拓新兴市场，促进对口贸易区域结构多元化安徽省为了进一步获得更多的出口贸易份额，在巩固传统国际市场的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国外贸易壁垒影响，出口企业应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努力寻求新兴出口市场，坚持走市场多元化发展战略。在拓展新兴市场过程中，出口企业应细致分析出口地的人口总量、经济规模、消费水平、市场环境等多项指标，目的在于开发最具发展潜力的国际新市场，例如：北非、拉美、东南亚等其他周边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6]。针对本省重点出口企业，笔者建议加强技术、资本及人力资源投入力度，切实提升企业自身的自主研发能力及知识产权，提升本省出口企业产品附加值。在企业全面拓展新兴市场中，政府也应该给予极大的扶持与帮助，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增加贸易伙伴国数量，降低出口企业的国际贸易风险，促进本省出口产品结构形成多元化布局发展目标。
（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化升级从国外出口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进程来看，其出口产业的工业化发展基本上需要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模式。目前，安徽省出口工业发展正处在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由于该产业人力成本高、生产率偏低，随着市场经济水平的不断上升，人力成本、材料成本会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为了推动安徽省出口工业实现资本型、技术型产业转化，就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强高等或者技术类教育领域投入力度。虽然安徽省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但是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却低于全国其他省份。为了推动安徽省出口贸易产业的快速发展，必须加强对高等或者技术类教育的投入力度，重点扶持职业技术教育院校发展，优化职业教育教学结构；同时增加高等院校科研经费支持，引导企业与高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培育优质人才、高新技术，推动安徽省出口企业实现产业优化升级。二是出口企业要不断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管理战略等，吸取国外企业的经验教训，充实自身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在不断创新、优化自身管理、技术体系，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促进本省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逐步转向资本型、技术型企业。三是政府机构应加强基础建设与行政支持。地方政府应加强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条件；根据国家相关要求及本省出口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并出台一系列针对出口企业的扶持或者优惠正常，如：区别对待营业税、出口退税等。
（五）加快培育创新系统，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品研发经费达到247.7亿元，与2012年相比增长约18.5%。近年来，安徽省企业逐步认识到掌握核心技术才能真正进入国际市场，逐步由技术引进向技术研发转变。但是从目前发展现状来看，企业持续增长的研发经费未在短时间内推动企业核心技术创新与发展，很多高新技术企业仍然需要依赖于国外技术，这对安徽省出口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安徽省应多管齐下提升出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政府机构应进一步建立健全税收、财政、采购等方面激励机制，从政府金融政策上保障企业自主创新资金源，共同承担企业研发风险，有助于激发企业投入更多的科研力量与经费；广泛收集企业技术需求信息，并合理整合高校、科研机构资源，进一步完善高校、科研院校及企业之间的科技转化进程，引导上述机构科研方向逐步向企业需求靠拢或者共建经济实体或研发机构，为“学、研、产”提供最佳平台，利于增强“学、研、产”体系对接力度，增强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转化，最终将提升安徽省出口企业的核心科技水平，增强企业的世界竞争力。
（一）对重要产品的进口依存度较高
入世后，我国进口商品结构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原材料、中间产品、能源及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较快，尤其是对战略性资源的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我国进口依存度高的产品主要集中于两大类：
一是重要原材料和能源。根据赵瑾2005年对我国各种战略性资源进口依存度的测算，2003年，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的进口依存度分别是35%、36%、47%；镍、天然橡胶的依存度则高达55%以上。2007年我国铁矿砂及其精矿的进口额达到337.88亿美元，与2003年相比增长596%；原油进口额达到797.73亿美元，增长303%；其他用于原材料的初级产品，如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油等进口额增长均超过1倍以上。二是高新技术产品。如我国一般仪器仪表的进口依存度为52.87%，中档产品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依存度超过60%，大型和高精度仪器仪表的进口依存度几乎是100%。再如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的进口额，从2003年的114.11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24亿美元，增幅达96%。
能源、矿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战略物资进口依存度过高，易使一国的经济命脉受制于人。一旦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出口商对资源进行控制或出口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对产品出口设置障碍，则会给我国带来潜在的风险。同时，由于这些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一旦大量进口，就会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这将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降低我国的经济福利。
（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较高
尽管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有了改善，但从总体上说，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是主要出口产品。定义某类产品出口依存度为该类产品的出口额与GDP的比重。按传统SITC分类，将0、6、8类产品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1、2、3、4类产品归为资源密集型产品，5、7类产品归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得到这三类产品的出口依存度分别是17%、1%、20%。需要说明的是，从表面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要稍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实际上这些产品不都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美国普查局将高技术产品分为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电子电机、柔性制造、高新材料、航空技术、武器、核技术10类。显然，据此标准，第5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第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在目前技术水平条件下，更多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根据我国商务部最新标准，即将高新技术分为计算机、通讯技术、电子技术、光电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材料技术、其他技术10类，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183.7亿美元，出口依存度应为10%，比传统方法计算的18%明显要低。这就是说，我国事实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依存度比上述计算的数据要低得多，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依存度比上述计算的数据要高得多。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高，说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资本和技术要素。这种竞争力格局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恶化了贸易条件，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使我国贸易发展面临着其他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低层次竞争局面。（三）服务贸易依存度低于货物贸易依存度且出口依存度高度集中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出口额和进口额已分别由1982年的18.7亿美元和24.8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44亿美元和838亿美元。但与货物贸易比，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很低。定义服务贸易依存度为一国服务贸易额与该国服务业产出的比重。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仅为20%。同时，由于服务贸易包含的范围极广，需要进一步细分。2005年服务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及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较高的集中在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三类，其他九类出口依存度都很低。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出口以传统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为主，知识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如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广告宣传、金融服务、专利使用和特许费等出口比重极低。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口及逆差主要集中在运输、保险服务、专利使用和特许费等项目上，2006年此三项逆差占服务贸易总逆差的323%。
一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决定于该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猛，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对象，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日益成为决定一国贸易竞争力的主要指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低下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
（四）加工贸易依存度较高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工贸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别定义加工贸易依存度和一般贸易依存度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及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得到2001-2007年我国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贸易依存度，详见表2。
由表2可见，目前我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贸易形成的。加工贸易成为我国的主要贸易方式，这符合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目标。但对我国来说，即便出口产品已从传统的纺织品转为机械、电子等制成品，企业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核心技术，大多数企业承接的加工贸易仍属劳动密集型产品，从加工贸易中获利的主要也还是劳动力报酬。
从现实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格局已发生了所谓的“贸易顺差国际转移”现象，即贸易顺差大、依存度高，在贸易过程中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贸易利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下。据计算，我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5%-20%之间，拉动GDP增长在1.5%-2%之间。不仅如此，高贸易依存度还为他国利用，成为西方国家向我国施加贸易压力的筹码。
（五）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市场依存度较高
目前，与我国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国家有220多个，但我国进出口市场集中于少数国家。定义某市场依存度为一国对其某一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额与该国GDP的比重。从出口来说，2007年我国对欧洲、美国、日本、东盟、韩国的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60%，对以上国家（地区）的市场依存度分别为7.6%、7.2%、3.2%、2.9%、1.7%。再从进口来说，2007年我国从日本、欧盟、东盟、韩国、美国的进口占总进口的73.6%，对以上国家（地区）的进口市场依存度分别为5.3%、3.9%、3.1%、2.9%、2.7%。可见，我国进出口商品的流向有高度的集中性。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高度依赖直接导致出口企业间恶性竞争，相互杀价，不仅限制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而且极易在主要贸易伙伴国内部形成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商品结构依存度、贸易方式依存度、进出口市场依存度等多角度看，我国的贸易依存度结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容易引起贸易摩擦，使我国面临巨大的出口压力，而且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调整贸易依存度结构。
尽管有关我国贸易依存度高低的争论不绝于耳，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明显证据显示什么样的贸易依存度是“理想”的。因此，不能仅从量上考察贸易依存度，而应进一步分析贸易依存度的结构。
我国贸易依存度结构的特点
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2000年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1990年我国贸易依存度为38%，2000年上升到44%，2003年达到61%，2007年则接近70%。不断上升的贸易依存度反映了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贸易结构看，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存在如下特点：
（一）对重要产品的进口依存度较高
入世后，我国进口商品结构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原材料、中间产品、能源及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较快，尤其是对战略性资源的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我国进口依存度高的产品主要集中于两大类：
一是重要原材料和能源。根据赵瑾2005年对我国各种战略性资源进口依存度的测算，2003年，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的进口依存度分别是35%、36%、47%；镍、天然橡胶的依存度则高达55%以上。2007年我国铁矿砂及其精矿的进口额达到337.88亿美元，与2003年相比增长596%；原油进口额达到797.73亿美元，增长303%；其他用于原材料的初级产品，如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油等进口额增长均超过1倍以上。二是高新技术产品。如我国一般仪器仪表的进口依存度为52.87%，中档产品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依存度超过60%，大型和高精度仪器仪表的进口依存度几乎是100%。再如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的进口额，从2003年的114.11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24亿美元，增幅达96%。
能源、矿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战略物资进口依存度过高，易使一国的经济命脉受制于人。一旦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出口商对资源进行控制或出口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对产品出口设置障碍，则会给我国带来潜在的风险。同时，由于这些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一旦大量进口，就会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这将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降低我国的经济福利。
（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较高
尽管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有了改善，但从总体上说，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是主要出口产品。定义某类产品出口依存度为该类产品的出口额与GDP的比重。按传统SITC分类，将0、6、8类产品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1、2、3、4类产品归为资源密集型产品，5、7类产品归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得到这三类产品的出口依存度分别是17%、1%、20%。需要说明的是，从表面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要稍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实际上这些产品不都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美国普查局将高技术产品分为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电子电机、柔性制造、高新材料、航空技术、武器、核技术10类。显然，据此标准，第5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第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在目前技术水平条件下，更多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根据我国商务部最新标准，即将高新技术分为计算机、通讯技术、电子技术、光电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材料技术、其他技术10类，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183.7亿美元，出口依存度应为10%，比传统方法计算的18%明显要低。这就是说，我国事实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依存度比上述计算的数据要低得多，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依存度比上述计算的数据要高得多。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高，说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资本和技术要素。这种竞争力格局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恶化了贸易条件，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使我国贸易发展面临着其他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低层次竞争局面。（三）服务贸易依存度低于货物贸易依存度且出口依存度高度集中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出口额和进口额已分别由1982年的18.7亿美元和24.8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44亿美元和838亿美元。但与货物贸易比，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很低。定义服务贸易依存度为一国服务贸易额与该国服务业产出的比重。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仅为20%。同时，由于服务贸易包含的范围极广，需要进一步细分。2005年服务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及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较高的集中在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三类，其他九类出口依存度都很低。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出口以传统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为主，知识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如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广告宣传、金融服务、专利使用和特许费等出口比重极低。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口及逆差主要集中在运输、保险服务、专利使用和特许费等项目上，2006年此三项逆差占服务贸易总逆差的323%。
一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决定于该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猛，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对象，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日益成为决定一国贸易竞争力的主要指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低下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
（四）加工贸易依存度较高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工贸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别定义加工贸易依存度和一般贸易依存度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及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得到2001-2007年我国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贸易依存度，详见表2。
由表2可见，目前我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贸易形成的。加工贸易成为我国的主要贸易方式，这符合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目标。但对我国来说，即便出口产品已从传统的纺织品转为机械、电子等制成品，企业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核心技术，大多数企业承接的加工贸易仍属劳动密集型产品，从加工贸易中获利的主要也还是劳动力报酬。
从现实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格局已发生了所谓的“贸易顺差国际转移”现象，即贸易顺差大、依存度高，在贸易过程中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贸易利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下。据计算，我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5%-20%之间，拉动GDP增长在1.5%-2%之间。不仅如此，高贸易依存度还为他国利用，成为西方国家向我国施加贸易压力的筹码。
（五）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市场依存度较高
目前，与我国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国家有220多个，但我国进出口市场集中于少数国家。定义某市场依存度为一国对其某一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额与该国GDP的比重。从出口来说，2007年我国对欧洲、美国、日本、东盟、韩国的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60%，对以上国家（地区）的市场依存度分别为7.6%、7.2%、3.2%、2.9%、1.7%。再从进口来说，2007年我国从日本、欧盟、东盟、韩国、美国的进口占总进口的73.6%，对以上国家（地区）的进口市场依存度分别为5.3%、3.9%、3.1%、2.9%、2.7%。可见，我国进出口商品的流向有高度的集中性。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高度依赖直接导致出口企业间恶性竞争，相互杀价，不仅限制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而且极易在主要贸易伙伴国内部形成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
1.进口
借助于进口产品来开拓国内市场,引发该产业在国内的发展。当该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规模经济得到充分利用,生产成本显著下降时,再利用本国某些生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出口该产品,并通过国际市场的开拓,进一步促进该产业的发展。
2.出口
即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出口逐步替代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扩大出口带动整个工业结构调整。具体做法为:首先在国内开发新产品,形成国内市场,以此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时,便开拓国外市场,扩大出口。随着国外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出口有关技术和输出资本。当国外生产能力形成之后,再把这种产品以更低价格打回本国市场,以此促进国内这一产业的收缩,乃至转向其他新产品的开发。通过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该国的产业结构便不断发生变动,从而获得动态比较利益。
3.贸易二元化
一国既需要由出口产业,也需要有不出口的产业,这样国内产业结构才能均衡发展。同时,一国的出口产业会对不出口的产业产生影响。
综上,国际贸易能有效调整产业间各种耦合方式,提高产业协调性,强化结构聚合效应。
(二)产业结构影响国际贸易的形式
1.在自由贸易中,产业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各国贸易机会成本的差异
产业结构的差异,不管是阶段性差异还是部门结构差异,都会体现为边际转换率的不同。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国家,由于其技术层次较低,那么为了换取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就不得不动用更多的资源,所丧失的机会成本就会很大。对于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的国家,由于技术层次高,转换率高,因而用较少的资源生产工业品就能换取较多资源生产的初级产品,这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一种变相掠夺,即使贸易条件均衡的情况下,这种掠夺也是存在的。
2.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与国际贸易条件
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是由生产技术体系的差异决定的,是技术层次差异的表现。技术的不断进步,意味着边际转换率的不断提高,从而改变某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边际转换率的提高,对于既定的贸易条件,就意味着贸易条件的相对改善,而对于技术停滞或进步缓慢的国家来说,就意昧着它对于技术进步国的贸易条件相对恶化了。
3.产业结构的部门性差异与国际贸易中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
产业结构较完全的国家,其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强于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并且可以通过向它国输出这种波动来稳定自己的经济。而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由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使它在适应经济波动上显得极其脆弱。
二、我国产业结构与国际贸易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产业结构总体现状
我国的产业结构经过长期的调整得到了较大改进,但与世界各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产值结构突出地表现为总体水平低下,结构严重失衡:第一产业严重滞后,第二产业过度超前,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且第二产业的超前发展,是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二)我国国际贸易的现状
我国国际贸易实践中的以进养出当属于这一类型。以进养出是指利用国外原材料和技术加工生产成品再出口。在国内生产有潜力,国外销路较好,而在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的条件下开展以进养出业务,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挖掘设备、技术潜力,扩大出口商品生产,形成劳动密集型要素组合方式。
(三)应注意的问题
1.结构开放的负效应
国际贸易有可能在没有改善国内产业结构甚至导致国内产业结构恶化的情况下也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以国内资源的大量低效使用为代价的,最终仍会阻碍经济增长。
2.注意深度开放结构下的国际产业分布与产业转移。在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分业格局,必然是发达国家主要发展尖端产业,中等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现代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传统产业。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这一产业分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产业关联,然而从每一国家来说,其产业结构则是“残缺不全”的,有必要提防国民经济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空心化”,造成国民经济内部机制失控;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借助于某种力量(如政府扶植等)发挥潜在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潜能。
3.我们应根据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动态比较利益为着眼点,坚持可持续性、资源效益性和竞争性原则,在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的同时,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保持传统产品竞争优势的同时,创造新的优势,促进结构升级。
4.优化资源配置就要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建立主导产业群,实现经济规模化。必须运用财政金融的“整合力”,促进企业广泛开展分工与协作,使企业从“各自为阵”、“封闭全能型”向“市场牵动型”、“产业拉动型”、“群体联动型”转化,推动产业优化组合。
5.应以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跨越式成长。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强化第三产业的开放,发挥我国劳动力和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国际间长短期资本的输出入管理,鼓励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
6.把技术化作为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目标,促进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按传统的方式建立起的低技术含量的经济成长方式,会因能源和物资等的匮乏,非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增值性,提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才能加速产业结构的成长。
近年来福建省出口产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2013年福建省出口产品总额为1064.74亿美元，从产品结构上看：初级产品出口量为85.8亿美元，工业制品出口量为978.9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占出口产品总额的91.94%。从2007~2013年以来，工业制成品占比均高于90%。
（二）一般贸易仍然是主要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减缓
近年来，福建省的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从表1来看，一般贸易在我省对外经济活动中比列明显提升。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由2005年的242.98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164.35亿美元，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由2005年占进出口总额的44.66%增长到2013年的68.77%。我省一般贸易额增长较快，占贸易总额的半壁河山，且存在持续增长的趋向。虽然加工贸易总额由2005年的246.75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432.65亿美元，但与一般贸易相比，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较慢。2005年以来福建省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逐渐下降，2013年其比重与2005年比较下降了约20%，也就是说，我省加工贸易的发展速度正在减缓。
（三）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低
高新技术产业是低碳产业的典范代表，以其低碳排放和高附加值产出的优势，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核心产业。在发达经济体中，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领先的科技，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体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自2005年以来，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总额由2005年的78.22亿美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155.22亿美元。但是，从表2可以看出福建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在出口商品总额中占较小比重。2005~2013年之间我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出现降幅，由22.45%下降到14%左右。作为低碳产业典范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福建省出口商品总额中占不到五分之一的比重，由此可见，福建省的产业结构还不完善。
（四）国际服务贸易行业发展失衡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省的服务贸易增长部分缓解了传统型制造业出口受阻的压力。近年来，福建省抓住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机遇，以低碳增长为目标，在政府政策扶持下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服务贸易企业脱颖而出。2005~2012年期间福建省对外服务收益从49.36亿美元涨到126.67亿美元。政府规划到2015年对外服务交易额越过250亿美元大关，使对外服务收益能达到出口总额比例中的15%［1］。但是福建省对外服务的质量和竞争力与上海、北京等地相比处于弱势。我省2012年旅游贸易额和运输服务贸易额依次为63.54亿美元与29.2亿美元，二者依次占服务贸易总额的50.16%和23.05%。［1］两大传统对外服务交易量在对外服务交易量总额中占绝对优势，其他对外服务交易量所占比重较低，对外服务贸易行业发展失衡。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高附加值、绿色型高端服务贸易，包括信息咨询、专利使用和商业服务等领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因此，我省的贸易结构向低碳转型就不得不重视新兴高端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低碳经济背景下福建省贸易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低碳经济兴起的背景下，发展低碳产业对福建省对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福建省应针对当前绿色贸易的特征，尽可能促成贸易结构向低碳转型。当前，福建省贸易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福建省低效益的加工贸易，阻碍了贸易结构的优化
在福建省的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且总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然而，工业制成品出口量不断增加，是因为我省低效益加工贸易的成长。加工贸易在我省对外经济活动交易量中的比率虽不大，但出口加工贸易却促进了我省产业和经济的快速成长。出口加工贸易频繁的活动也给我省带来了资源消耗和碳排放量飙升等问题。加工贸易集聚在能源消耗大户第二产业中，其外延扩展为主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与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相冲突。福建省内数量较多的高能源消耗和重污染的加工企业，更加重了对外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此外，福建省出口加工企业大多数采取低成本的竞争策略，相对于价格高昂的清洁能源而言，加工企业首选价格低廉的传统能源如煤炭等作为主要的消耗品。同时，为了节约成本，出口加工企业很少投入资金处理传统能源使用后所产生的排放物和废弃物，这对于福建省低碳经济的发展相当不利。其次，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也推动了福建省的能源、资金和人力资源向第二产业流动。资源大量流入第二产业，投入其他产业的资源必定减少，这必然会影响到其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的投入，才能有低碳和高效益的产品和服务产出。因此，福建省低效益的加工贸易的发展，不利于福建省贸易结构的优化，势必会影响到福建省低碳排放绿色贸易的成长。
（二）福建省的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限制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借助微笑曲线分析我省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图2的微笑曲线是一条两端朝上的曲线。商品收益来源最高的部分位于微笑曲线的顶端：技术、专利和品牌、服务；收益来源最低的部分位于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组装和制造。发达国家的企业每年投入大量的资源去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他们非常注重企业的创造能力。所以发达国家的企业大部分都位于微笑曲线的顶端，占据着高技术含量和高利润的市场。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因为创造水平不高，只能承接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制造和组装工作，因此只能屈居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他们投入大量的能源和劳动力，取得的只是廉价的加工费。就现阶段而言，我省的出口企业创新能力较弱，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例仍相对较高，而一些高附加值及高技术含量等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很低。我省的多数企业成为了出口加工企业，其主要原因是较低的企业创造能力。加工制造企业位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他们获得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所以我省大多数企业不愿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回报周期长的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最终导致我省加工制造企业很难生产出高技术含量的自主品牌。疲软的出口企业创新能力，导致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薄弱，高新技术产品占较小的对外贸易份额。为了优化我省贸易结构，提高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福建省出口企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创新能力，出口低碳的高附加值产品。
（三）福建省服务贸易各行业发展不平衡和管理水平落后，束缚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服务贸易产业是一个能源使用较少，收益较高的低碳产业，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产业发展水平中，就能看出其低碳经济发展的水平。近年来，我省服务贸易的产业得到了快速和稳定的成长，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福建省的对外服务交易量集聚在劳务输出、海洋运输及旅游服务等传统行业。而在世界交易量最大的金融、信息等知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方面，福建省的发展水平较低，这不利于我省对外服务产业的长远性成长。其次，福建省服务行业内的许多部门经营机制僵化，管理水平较低，导致了福建省服务贸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最后，我省服务贸易相关的政策透明度不高，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则以规范各行各业从事服务贸易的行为标准。
（四）福建省对外贸易市场分布不平衡，不利于贸易结构的持续性转型
福建省对外经济活动销售的市场目前主要分布在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我省2013年出口总额为1064.74亿美元。其中对上述三大经济体的出口额共占了我省出口总额的43.89%。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推崇低碳理念，对生活环境的质量要求较高，因而对进口商品的环保质量标准较严格。福建省出口的消费市场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必定会受到比发展中国家市场更严厉的低碳标准，甚至会受到低碳标准和规则的制约与处罚。同时，对外贸易市场分布不平衡也削弱了福建省出口企业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如2008年的次贷危机就直接导致了福建省多家出口企业倒闭。当前，福建省应大力开辟亚非拉等新兴市场，出口相对优势的产品积累资金，并进一步投入研发与科技创新，以推动我省贸易结构的持续性转型。
（五）福建省对外贸易中外资企业仍占较大比重，不利于贸易结构的健康转型
自从中国经济特区设立以来，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通过各种途径进军中国市场。当前，外资企业在我省对外经济格局中的作用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外资企业在当地经营的同时，也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本属于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对本土企业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在劳动力价格日益上涨的今天，外资企业会因成本上升而进行产业转移，这严重威胁到了福建省对外贸易的健康转型。
三、低碳经济视域下福建省贸易结构转型的措施
（一）转变进出口商品结构，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福建省当前应积极推动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针对不同的行业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低碳产品出口，降低高碳排放行业产品的出口比重。当前我省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初步完成产业的更新换代。福建省应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中长远规划，注重对外贸易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延伸其产业链，推进加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我省还要着眼于当前国际发展的新形势，处理好产业之间内部联系，分清主次与重点照顾对象，还要增强我省吸引外资的能力。当前我省的重要任务是“扩张”加工贸易的产业链，扩大现有企业的生产范围，加深企业间的合作和资源共享，使加工制造的经济效益得到进一步提升。我省要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制造优势，利用更加优惠的经济政策，让更多制造业企业入驻我省，以高效益的出口加工制造企业群，带动我省对外贸易又好又快发展。
（二）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积极引进低碳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在贸易与环境的问题上，我省应积极与发达国家进行沟通，积极参与相关的低碳经济国际谈判；同时，应增加对国际环境标准和国家环境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其他信息的收集，并组织相关学者进行学习和研究，以期建立相关的信息中心、数据库和咨询机构以供本省企业的咨询与参考。一方面，我省应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促进本省产业的升级。吸取发达国家企业低碳生产的有关经验，提高本省企业的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最大程度的节约资源，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还要鼓励本省出口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交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省应建立低碳技术发明奖励机制，并为企业研发低碳技术提供相应的技术和政策支持，提高省内低碳技术的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
（三）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我省应在现有优势服务贸易项目的基础之上，推进金融和信息等知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首先，政府要增加对服务行业的财政支出，完善服务行业的各项设施；其次，扩大传统服务行业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知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增强整个服务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三，要增强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立法工作，维护国内服务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提高政府的政策透明度，规范各个行业从事服务贸易的行为；最后，要加强对从事相关服务贸易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服务部门工作人员的从业素质，为福建省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一、我国贸易结构变动的特征
一般而言,本币升值有利于扩大进口,抑制出口;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抑制进口。在汇率改革前后,学者对汇率对贸易、经济影响的结论一直存在着争议。我国人民币经几次大幅度的贬值和升值,我国的贸易结构呈现出如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影响较大。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采用比较优势战略,大力发展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使中国原有的工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较快地转化为出口优势,加速了面向国际市场的轻纺、机电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崛起和中国出口导向产业的工业化进程。人民币结构性波动,对我国经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影响最为显着,造成经营这些产品的企业出口困难,摆在经营者面前的只有加强管理、加强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应对汇率波动经营影响的能力。
(二)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
近年来,初级产品进口相应增加。其中,食物、原料、矿业产品与人民币汇率波动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在工业制成品中,有色金属和化学产品在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下进口增长较快。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大幅攀升。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其比重从65.2%上升到83.3%。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升值没有导致钢材进口量的增加,其原因在于国内钢材产能的不断扩张带来了较强的进口替代效应。
(三)人民币升值使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据主导地位。
近年来,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有了较大的发展。1980年中国工业品出口额为90.1亿美元,在当年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仅为49.7%。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出口各占一半比重。到2009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已经占据96%的绝对优势,也就是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工业制成品已占据出口中的主导地位,以上数据说明中国出口产业结构已发生重大改变。同时,以初级产品为辅,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增长速度逐年下降,以制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上升。
从上文来看,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现状目前不容乐观。工业制成品出口连年上升,至今已达95%。但是这一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低附加值的初级制成品大量出口,附加值高的深加工、精加工制成品特别是成套设备和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仍很低。加工收益近80%属于外国产值的转移,真正体现技术水平的高新技术设备和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要从国外进口。一方面是,普遍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和营销网络,大量产品处于价值链的末端,容易受到跨国公司的制约,出现无自主产权和技术空心化局面;另一方面企业加工作业深度差,企业深加工链条短,进口原料和部件大量侵占增加值的份额。可见,我国仍处于以大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阶段。
一、贸易依存度与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1、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
我国今年的外汇储备达到7000亿美元，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自然来自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贸易。由此，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不平衡已初露端倪。大量顺差贸易自然引发高发性贸易磨擦。进口影响供给，出口影响需求。需求扩张引发贸易磨擦。
这里引入外贸依存度这个概念。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它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基本指标，也是反映一国与国际市场联系程度的标尺。世界各国的平均外贸依存度由1970年的27.9%到1990年升到36.7%，2000年又升到41.7%，直到2003年也才接近45%。而对比我们国家的情况：1970年5.0%，到1990年一跃升为29.8%，2000年又创历史新高43.8%，2004年已达70%。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较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增长过快，而且已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对比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21%-26%下降到80年代末至20%以下，基本上维持在3个百分点变化范围内。而且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趋势，越是经济发达的大国，外贸依存度变动范围越小。
进口依存度的提高不仅会对我们国家的相关产业发展造成冲击，而且在目前经济过热的条件下，将进一步增加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
出口依存度结构来看，我国轻工业和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依赖国际市场，不仅容易引发贸易磨擦，增加就业压力，而且严重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依赖加工贸易的方式，不仅减弱了出口结构升级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且使我国贸易福利水平降低。
2.造成我国外贸依存度增速如此之快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我国的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大，且以制造业为主。第二，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发展程度较低，而且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单从国内GDP角度来讲，美国的第三业占GDP的比重超过75%，而我国的仅为33%左右。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当GDP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速，而对外贸易增速越快则外贸依存度越高。
3.要减小外贸依存度，必须要在对外投资以及扩大内需，扩展国内市场上下功夫。
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国的对外贸易年均增速在10%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在7%左右来看，外贸依存度过高也不一定就代表着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系数会下降；同样，也不能说明国家的安全系数会上升。关键在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制定正确的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规避外部风险的机制。
二、进出口贸易行业间增长的不平衡
进出口贸易行业间包括货物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结构的不平衡。当然这其中有地区性的不平衡，也有贸易额方面的不平衡。
广义的进出口结构是指一国对外贸易额中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所占的比例大小。它是一国进出口贸易处于何种程度的外在表现，即一国国内生产能力的大小。我国在这一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平衡，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存在严重的不均。
1.货物贸易
2004年，出口贸易中机电产品实现出口贸易额323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3%，占出口总额比重54.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额为1665亿美元，同比增长50.2%高于出口增幅14.8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比重上升到27.9%。
进口贸易中原油增长34.8%，成品油进口增长34.1%，煤同比增长73%，铁矿石增长40.5%，棉花增长1.2倍于上年同期，机械设备增长28%，主要作为中间产品的电器及电子产品进口增长36.7%，当然这些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货物贸易中的一些结构优化的趋势，但是仍然存在出口初级产品所占比例过高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属于内需拉动型国家。所以能在进口贸易中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需求，这也有利于我国在出口贸易中出口占重要地位的劳动密集型相关产品，以达到平衡贸易、缓解贸易压力、避免及减少贸易擦的目的。然而在进口贸易中却要不断考虑到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要注意到对国内相关产业的保护，以及对国内一些重要行业的扶持，引进必要技术，重要的是对技术的吸收及利用。中国出口贸易中也要不断得到出口结构的升级，商品结构的优化。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图实现科技兴贸的目的。国内也要不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较高领域中寻找利润。争创有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争得一席之地。
2.服务贸易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服务提供者从一国境内通过商业现场或自然人现场向消费者供服务并获得外汇收入的交易过程。
我国服务贸易的现状，总体处于逆差状态。这之中仅有少数的行业如旅游、建筑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处于顺差地位，绝大多数行皆处于逆差地位。
首先，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较低。2004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额占整个对外贸易总额（含货物和服务）的10%，较2003年底下降2个百分点。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外资流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等第二产业。据不完全统计，服务产业利用外资约占全国外资流入总额的1/5左右，由于服务领域总体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影响了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制度的引进。另外，中国大部分服务领域（如电信、运输、金融和保险等）主要以国有成份为主，缺少必要的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速度，造成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非均衡发展。
其次，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项目和市场过于集中。中国服务贸易收支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和其它商业服务，分别占服务贸易总收支的32%、29%和17%，合计占服务贸易总收支的78%。目前，中国服务贸易收支伙伴也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国内地区发展情况看，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地区服务贸易规模较大，而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所占份额极小。服务贸易交易项目和地区分布的不均衡，形成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水平偏低、短期内难以有所突破的格局。同时，由于服务贸易发展的多元化程度不够，导致中国服务贸易抗冲击能力较差，易受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
再次，高附加值服务产业落后，制度和技术的创新能力不足。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较快的项目集中在旅游、运输、转口贸易、经营租赁等劳动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的低附加值项目上，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专有权利和特许、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项目，受制度、技术、知识和文化等基础因素的制约，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三、不同性质企业进出口贸易额的不平衡
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半以上；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其它性质企业的规模在扩大。
1.外资持续稳定流入对贸易增长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2004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制造业领域吸收外资的比重仍保持在70%的较高水平。2004年全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3386亿美元，增长40.9%，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7.1%，较上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进口3246亿美元，增长40%，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达57.8%，较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
2.国有企业出口摆脱了近年来相对低迷的局面，实现了22%的较快增长，增幅同比提高了19.3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6.6%，同比提高了13.9个百分点。集体私营企业出口增长59.8%，仍然大大高于总体出口增幅。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长34%，略低于出口总体增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达到56.7%，但同比回落了14.5个百分点。
3.其它性质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热情进一步高涨。除了全面放开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因素外，今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体制政策环境进一步改善。
四、针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不平衡的建议、措施
一、简单的文献综述
FDI和国际贸易是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的两种不同形式，FDI是资本要素和知识要素等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直接流动;国际贸易是多种生产要素隐含在物化的产品中，通过商品的流动实现要素的间接流动。 关于FDI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许多学者在这个领域贡献了大量的笔墨，也奉献出大量经典文献。目前部分学者都专注于争论FDI流出的贸易效应，FDI与贸易出口是替代关系还是促进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Mundell R. A.(1957)发表在AER上的文章修正了H-O理论，放松了H-O理论中要素不可流动的假设，认为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相互替代。
小岛清(1987)认为，FDI的母国通过在东道国投资建立生产基地的垂直型投资于贸易有互补关系。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替代还是互补，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如果是合作，两者会相互促进是互补关系，反之，则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
这方面的研究也逐渐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采集不同的数据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争论仍在继续。此外，还有大量的学者倾向于对FDI流入对东道国贸易的影响，Hein(1992)和Lucas(1993)分别对拉美各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实施促进出口贸易政策的国家明显更多地吸引了大量的FDI，出口贸易显著有利于吸引FDI，但是两者存在时滞。Zhang and Felmingham(2001)通过对中国利用外资与出口关系的研究得出与Hein同样的结论。不过，Bayonmi， Lipworth(1995)，Muchielli， Chedor(1999)等人的研究结论得出相反的因果关系，他们认为是FDI的增长导致一国出口规模的增加，先有FDI增长后有出口贸易的繁荣。
二、实证分析
目前，在理论角度上普遍认为，流入东道国的FDI可以促进东道国的贸易出口，改善、提升贸易结构;东道国贸易结构的改善象征着其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加上贸易出口的增加，必然会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吸引FDI的流入。所以，FDI流入、贸易出口结构和GNP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且相互作用的，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进行回归就草率地得出其相关的结论，而要注意到变量之间的双向相关关系。 本文着重考察中国FDI流入和贸易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以明确流入的FDI是否有利于国内贸易结构的升级，或者是国内贸易结构的升级是否促进了FDI的流入。在考察这两者关系的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另一个变量，即经济增长，因为其跟要考察的两个变量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忽略对经济增长变量的考察，将会导致我们结论的牵强和不准确。
首先，我们采集中国1984—2011年期间的数据。数据包括： GNP、FDI流入额、初级产品出口额、制造品出口额。 构造变量，令Y代表出口贸易结构=制造品出口额/初级产品出口额;X代表FDI的流入金额;Z代表历年国民生产总值。为了消除变量之间因为数量级的差异而产生的波动，我们以1984年为基期，构造了各变量的指数数据，表1所示。 然后，对变量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变量是否平稳。运用统计软件测算结果： 三个变量本身都是非平稳的，不能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对变量进行差分，消除变量的非平稳性，经过二阶差分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各变量都是平稳的，存在协整关系。
第三，在前面检验后的 基础上，对X， Y， Z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做Granger检验： Granger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变量Y是变量X的Granger成因;变量Y是变量Z的Granger成因;变量Z和变量X互为成因，两者的作用是双向的。 所以，虽然中国的贸易出口结构与FDI流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仅从历史数据实证分析结果来看，FDI流入对我国贸易出口结构的改善没有明显的作用;相反我国贸易出口结构的改善促进了FDI的流入。此外，贸易出口结构的提升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国内经济增长和FDI的流入存在相互促进的双向关系。 第四，对变量X和变量Y，以及变量Y和变量Z分别回归：X=1.06*Y+1.31*X(-1)-0.56*X(-2) (2.56) (6.25)(-2.78) R2=0.97 D.W=1.86 Z=0.55*Y+1.56*Z(-1)-0.86*Z(-2)-55.2 (5.18) (10.69) (-6.30)(-3.64) R2=0.998D.W=1.85
三、结论
通过前面部分的对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会促进FDI的流入，但是FDI对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同样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对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也不显著;第三，FDI的流入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反之，经济的增长也会吸引更多FDI的流入。 理论上普遍认为FDI流入可以改善贸易出口的结构，但是历史数据显示结果却是恰恰相反。仔细分析一下，所谓贸易结构的改善并非简单的贸易部门本身出口结构的变化，其背后是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正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影响到贸易部门出口结构的变化。相对于外在因素的作用，国内产业结构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明显更为基本和深刻，所以，一个国家贸易结构的改善和升级，在根本上是需要以本国的产业升级为基础和前提;外部因素，像国外资本的流入对我国贸易结构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
贸易出口结构提升对FDI的影响是通过两个方面进行的：直接作用，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为国内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行业效应。国外资本看到国内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成熟的宏观环境、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广阔的市场前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自然有进入中国的动机;间接方面，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东道国经济发展对外资的吸收效应已经被学者们深刻讨论并证明。所以，贸易出口结构升级可以直接的和间接的通过多种途径吸引国外FDI的流入。 中国贸易结构的升级与外资流入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其实，本质上是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贸易出口结构的变化，同时吸引了更多FDI的流入。在另一个方面，根据历史数据测算，FDI流入对促进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需要以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为基础，单纯的依赖外资的策略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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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工贸易对河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近年来河南省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长绝大部分来源于中间品贸易的迅速增长。本文着重从就业结构升级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阐述这两种效应是如何影响河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
2.1就业结构升级效应
就业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就业结构能够通过对劳动力消费习惯的影响进而对产业结构产生反作用。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因此造成社会需求结构、居民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此外，不同生产部门其生活方式差异较大，这些变化都要求供给结构做出相应调整。
2.2技术溢出效应
加工贸易企业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产生技术溢出的效应：示范效应、产业关联、技术人员流动。第一，加工贸易通过示范效应对其当地竞争者产生技术示范作用。通过复制、模仿与逆向工程，本土加工贸易企业在反复的拆分产品中反向推导出产品中所包含的设计技巧、组成成分，间接获得生产该产品的技术，再结合当地需要重新改造，这种活动需要的投入资源更少，更容易提高本土企业劳动生产率。第二，加工贸易通过产业关联对当地企业扩散了技术。加工贸易正是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对产业升级产生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对配套企业的采购订货要求和对配套企业的技术援助两个方面。当地采购率越高、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内资企业配套体系越健全，加工贸易企业对相关配套产业升级的作用越大。第三，加工贸易通过技术人员的流动促进技术溢出。加工贸易企业一般比当地企业有着较高的技术、质量与管理水平，其员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了解和熟悉了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标准和操作技巧，在“干中学”中积累了大量的产品信息和丰富的经验。
3.相关政策建议
3.1积极承接东部加工贸易转移，实现区域优势互补
随着东部加工贸易的升级换代，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势在必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必然会像中西部地区转移。河南省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和发挥比较优势为原则、以市场为导向，有序可行地贯彻实施。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有助于河南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并与国内外产业转移所输入的先进的技术、资本、管理经验等形成优势互补，推动加工贸易更高更快更强发展。
3.2加大加工贸易本土采购率，推动配套产业的发展
发展河南省内配套产业，加大加工贸易的本土采购是加工贸易带动当地产业成长、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关键。河南省加工贸易的主体仍为外商投资企业，这不利于充分发挥加工贸易的产业升级作用。大力培养加工贸易的其他微观主体，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从政策上引导扶持其快速发展，逐步发展成为加工贸易的主导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