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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主任张涌生病在西安住院，不便于接受采访。张涌的弟子权富生教授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近些年实验室的研究进展及其成果。
今年1月23日，张涌及其团队研究的克隆羊阳阳在过了15岁生日后去世，被做成标本永远安置于克隆羊基地。“母羊的寿命一般是8到10岁，阳阳已算很高寿的了，因为身份特殊，得到了特殊照顾。”权富生说。
阳阳的特殊，在于她不仅是中国活下来的首例体细胞克隆山羊，在世界上也是第一例。
上篇 克隆羊及其应用
2000年6月22日晚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克隆羊基地，一只白山羊诞下了一只青灰色的山羊。张涌亲自替她取名为“阳阳”，希望她能健康成长。
“山羊一般是白色的，青山羊的颜色是灰青色，为了更直观，所以用了青山羊。”权富生解释选择克隆青山羊的个中缘由。
阳阳并不是基地诞下的首例体细胞克隆山羊，却是中国、乃至世界活下来的首例，且活成了羊界的寿星佬。
在阳阳出生六天前，基地迎来了第一只克隆山羊的出世。张涌为其取名为“元元”，意即“第一”。不幸的是，三十六小时之后，元元因“肺部发育不全”，加之天气太热等原因而死亡。面对逝去的元元，张涌的心如箭穿般地痛。
1956年3月，张涌出生于内蒙古边陲的和林格尔县。1981年，他从内蒙古农牧学院兽医系毕业留校任助教。1984年考进西农大读研，接着又读了博士。
“张涌教授天赋高，聪明刻苦。”权富生介绍说，“29岁就已经是教授了。”
西农大的动物胚胎工程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中国家畜产科学开拓者之一的王建辰教授，亦即张涌的博士生导师，敏锐地意识到胚胎移植技术的广阔发展前景，带领一批研究人员开始进行胚胎移植试验。1980年，两只鲜胚胎移植山羊在这所学校诞生。1984年，西农大建立了山羊胚胎工程实验室。
张涌一直专注于哺乳动物培育生物工程的理论及技术研究。读硕士期间，他负责完成的“小鼠胚胎分割方法及同卵双生试验”被誉为开创我国哺乳动物胚胎分割成功先例；随后，他负责完成的“山羊胚胎分割及同卵双生试验”，被同行专家鉴定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优秀科研成果。
胚胎分割对现在的硕士生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因为可以使用先进的仪器，但在以前则属于很前沿的一项研究。最具挑战性的地方在于，胚胎要手工分割。张涌与此相关的硕士论文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读博士期间，张涌主持完成的“小鼠山羊半胚冷冻和冻胚分割试验”被同行专家鉴定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其博士论文获陕西省优秀博士论文。“当时还没有全国优博论文。”权富生说。
1990年，张涌成功培育出了世界上首批7头胚胎克隆山羊；1995年，他利用胚胎核移植―去掉一卵细胞的细胞核，植入另一受精卵的胚胎核，克隆出45只山羊，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群胚胎克隆动物群体。张涌因而被誉为“中国克隆羊之父”。
1996年，西农大畜牧系的种羊场专门划给了张涌作为哺乳动物发育生物工程科研基地。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该基地正式被命名为“中国克隆动物基地”。
克隆，“Clone”的音译，即复制的意思，属于“无性繁殖”的一种。后代与前代有着完全相同的遗传特征。从技术层面讲，克隆分为胚胎克隆和体细胞克隆两个层级。
1997年，克隆绵羊“多莉”面世。“多莉”的诞生，打破了教科书上的“从成年动物的体细胞进行克隆是不可能的”这一教条，使世界生物遗传技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这对张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他利用胚胎核移植克隆出山羊后，就开始尝试用体细胞克隆山羊，但一直没能成功。
1999年末，张涌从一只山东小青羊耳朵后面取下一块皮肤，进行单个细胞克隆，待其成熟后将细胞核取出，注入到去核后的卵母细胞中，卵母细胞来自另一只山羊，经培育形成克隆胚胎，并分别移入两只白母山羊的子宫内。
2000年6月，随着元元以及阳阳相继出生，张涌终于登上世界动物克隆技术的制高点。
2001年8月8日，克隆羊阳阳成功诞生了一对龙凤胎―“欢欢”和“庆庆”，其父亲系世界首批胚胎克隆安哥拉山羊，证明体细胞克隆羊、胚胎克隆羊与普通羊一样具有自然生殖繁衍的功能，这在世界尚属首例。几年后，阳阳已是五代同堂了。
据权富生介绍，克隆技术在胚胎育种、优良个体方面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日常生活中，有些羊主要用于产毛，有的羊是产肉的，有些羊主要是产奶的。应用克隆技术可以把两种或三种羊的优点集于一种羊身上，克隆出肉好吃、产奶多、又能产毛的羊。
“中国克隆动物基地克隆出不膻的种羊，用以繁殖不膻的体重超过500公斤的肉羊；还克隆出日产奶是其它奶羊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奶羊。最为神奇的是，该基地在培育高产奶山羊的同时，创造性地在山羊的胚胎中植入人乳基因，繁殖出了能产‘人奶’的山羊。”权富生说。
张涌和他的同事们围绕两个世界级“羊”难题开展工作：一是让更多的克隆羊宝宝诞生，提高克隆动物的成功率；二是让克隆羊“身价”更高，生产出有重要经济、营养、医疗价值的转基因克隆羊。
下篇 挑战转基因牛
2015年3月，张涌带领的课题组成功培育出抗结核病的转基因牛，其牛奶并不含转基因成分。
牛结核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尤其在亚洲、非洲不发达地区，目前还没有办法有效地控制和消除。公开资料显示，由牛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结核病，还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可由动物传播给人，并在人类之间传播，对公共卫生也产生严重威胁。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知名学术期刊PNAS（《美国科学院院刊》）上，论文题目为《TALEN介导插入sp110基因能增加牛对结核病的抗性》。TALEN是进行基因改造的方法之一，能精确地对目标基因进行缺失、插入等突变。与其他方法比，其特点是精确性。
论文称，该研究将有助于控制和预防牛结核病，研究中建立的方法为其他抗病动物的育种工作提供了前瞻性探索。这是TALEN技术首次应用于牛基因组的改造。
2004年2月6日凌晨，张涌一直守候在羊圈旁，直到第四代体细胞克隆山羊出生，并为之取名“笑笑”。离开基地不久，张涌便病倒了，被确诊为冠心病、大面积心肌梗死。
“治疗期间使用了进口溶栓药，很贵，一针几十万，是从一种牛的奶里提取的溶血蛋白。”权富生说：“病愈后的张涌教授，对牛有了浓厚的研究兴趣。”
克隆牛项目是从2006年起步的。
第一个研究项目是克隆培育牛奶含溶血蛋白的牛，但没进入生产阶段。接着克隆一种肉牛，这种肉牛的肉很贵，在香港一公斤100美元，目前克隆牛基地有400多头。
2009年11月25日，张涌培育的世界第一例转人防御素基因的克隆奶牛通过剖腹产降生，其牛奶含有人的防御素。据介绍，实验室将400枚转基因胚胎移植到200头黄牛受体，六个月后监测妊娠受体30头，现获17头转人防御素基因的克隆牛，3头转人溶菌霉素基因克隆牛。这项技术的应用前景是，奶牛的奶里含有能将细菌溶解的物质，这样牛就不会得乳腺炎，可大大减少抗菌素的使用。
转基因抗病牛的整个培育过程，可以简单地归结成三个部分：首先对细胞进行基因改造，在实验室取一个牛的细胞，将外源抗病基因转到细胞里；其次，待带有此基因的细胞发育后，进行分割，将单个细胞放在取了核的卵细胞里；最后，将卵细胞移植到黄牛受体子宫里发育成个体。
抗口蹄疫转基因克隆牛，是实验室的另一项研究成果，目前只处于育种材料阶段。
“之所以用黄牛做受体，是因为黄牛比奶牛便宜，可以降低实验成本。”权富生解释道。
截至目前，实验室做的都是一种技术研究。转基因牛都还没进入实际应用中，牛奶、牛肉以及牛的排泄物的环境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处于中试阶段。“将转基因牛的奶、肉给实验鼠吃，进行对比实验，观察老鼠生长的情况，观察器官、血液变化，如果没发现变化，说明没有不利影响，是安全的。实验动物除了老鼠，还有猪、羊等大型动物。”权富生介绍说，“现在转基因动物都处于安全隔离阶段，即将牛圈在一个地方，不和外界接触。等确定测试安全之后，才会和非转基因牛混在一起养，进入环境释放阶段。”
2015年1月25日，由陕西省科技厅组织河南农业大学张改平院士等全国9名同行专家对张涌主持完成的“牛羊基因定点精确编辑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进行成果鉴定，专家们认为该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推动抗病基因工程育种和乳腺生物反应器技术的发展，提升我国牛羊业种质创新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今年4月，西农大进行的一场“与身边的科学家面对面”活动中，张涌针对学生们关心的转基因的安全性进行了科普。
植物转基因技术将为农业生产带来一场新的革命，它将为农作物的持续增产和解决全球人炸所造成的粮食危机做出巨大贡献。但也有人对这一技术持怀疑态度，认为目前人类还不能对它的潜在危险性做出正确的评价。因此，在大规模应用前有必要对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1植物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意义
转基因植物是指利用重组DNA技术将克隆的优良目的基因导入植物细胞或组织，并在其中进行表达，从而使植物获得新的性状。这一技术克服了植物有性杂交的限制，基因交流的范围无限扩大，可将从细菌、病毒、动物、人类、远缘植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转基因作物可提高农作物产量，减少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的使用量，并节省大量劳动力，因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根据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的年度报告，200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猛增了1200万公顷，首次突破了1亿公顷大关。转基因植物产生至今仅20年时间，但其研究和应用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
2对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说，转基因技术和常规杂交育种都是通过优良基因重组获得新品种的，但常规育种的安全性并未受到人们的质疑。其主要理由是常规育种是模拟自然现象进行的，基因重组和交流的范围很有限，仅限于种内或近缘种间。并且，在长期的育种实践中并未发现什么灾难性的结果。而转基因技术则不同，它可以把任何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转入植物。因为这种事件在自然界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人们无法预测将基因转入一个新的遗传背景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故而对其后果存在着疑虑。而消除这一疑虑的有效途径就是进行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也就是说要经过合理的试验设计和严密科学的试验程序，积累足够的数据。人们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判断转基因植物的田间释放或大规模商品化生产是否安全。对试验证明安全的转基因植物可以正式用于农业生产，而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则要加以限制，避免危及人类生存以及破坏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巨大应用潜力。
3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主要内容
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按照要求必须进行了严格审查，证明它们对人类健康无副作用。检验不仅在生产国进行,而且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委员会负责监管。对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环境安全性，另一个是食品安全性。
3.1转基因植物的环境安全性
环境安全性评价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转基因植物释放到田间去是否会将基因转移到野生植物中，或是否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打破原有生物种群的动态平衡。
⑴对野生生物的影响：转基因植物种植推广后，释放到自然环境中的机会多。因其具有野生植物缺少的多种抗性，将会迅速成为新的优势种群，从而影响生态平衡。虽然利用"终止因子技术"，以及"化学催化"技术可以限制转基因植物的扩散，但因此项技术对农业的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影响而受到多方面的关注。
⑵对自然生物类群的影响：出现高抗药性有害生物。"病毒重组"或"异源包装"是否会产生新的农作物病原物，自然界存在着植物病毒的重组现象，包括DNA病毒和RNA病毒。转外壳蛋白(CP)基因的抗病毒植物，当有其它病毒侵染时，入侵病毒的核酸有可能被转基因植物表达的外壳蛋白质包装，从而改变病毒的寄主范围，使病毒病防治更加困难。担心作物中转入抗虫或抗病基因后，会加大对某一种害虫或病原体的选择压，使害虫或病原体加速突变产生抗性，给防治增加麻烦。
3.2转基因植物的食品安全性
食品安全性也是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转基因植物生产的产品与传统产品具有实质等同性，则可以认为是安全的。若转基因植物生产的产品与传统产品不存在实质等同性，则应进行严格的安全性评价。在进行实质等同性评价时，一般需要考虑以下一些主要方面。
⑴有毒物质：必须确保转入外源基因或基因产物对人畜无毒。如转Bt杀虫基因玉米除含有Bt杀虫蛋白外，与传统玉米在营养物质含量等方面具有实质等同性。要评价它作为饲料或食品的安全性，则应集中研究Bt蛋白对人畜的安全性。
⑵过敏源：在自然条件下存在着许多过敏源。在基因工程中如果将控制过敏源形成的基因转入新的植物中，则会对过敏人群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转入过敏源基因的植物不能批准商品化。另外还要考虑营养物质和抗营养因子的含量等。
4总结
植物基因工程食品在解决全球饥饿问题和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可通过转基因能源植物为缓解世界能源危机作出巨大贡献，尽管与之相伴的转基因植物安全性问题与公众态度、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及伦理、宗教等复杂因素交织为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政治、经济问题，成为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但转基因植物辉煌的发展前景是不容置疑的。在研究与开发转基因产品的同时，理智、客观、安全地运用转基因技术，加强其安全性防范的长期应用研究。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检测体系，确保转基因产品进出口的安全性，让植物转基因生物技术成为21世纪解决健康、环境、资源等重大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陈君石主译，转基因食品:基础知认及安全性，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8
[2]闫新甫，转基因植物(生命科学专论)，科学出版社，2006.3
转基因食品是基因修饰生物体(geneticallymodifiedobjects,GMO)中的一类，又称基因修饰食品(geneticallymodifiedfood,GMF)。GMF是现代生物技术的产物，它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它们的遗传物质，使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它们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这种以GMO为食物或为原料加工生产出的食品就是GMF。现阶段的GMF主要以GMC为食品（比如转基因番茄）或以GMC作为原料而加工的食品（比如利用转基因大豆生产的豆奶）。转基因技术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也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危险。
一、GMF发展概况
1994年，第一例进入市场的GMF（转基因番茄）在美国诞生。现在至少有13个国家种植了GMF，其中美国的种植面积最大，达3030万公顷，68%；其次是阿根廷1000万公顷，23%；加拿大300万公顷，7%；我国50万公顷，占1%。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确定的GMF品种达43个，有60%以上的加工食品有转基因成分，GMF的销售额达百亿美圆；有调查显示，美国、加拿大两国的消费者大多接受了GMF，仅有27%的消费者我食用GMF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
我国已批准了6种GMF的商品化，其中食品3种：抗病毒甜椒、抗病毒番茄、延迟成熟番茄。随着我国对GMF的研究和开发，我国的GMF品种会越来越多。目前，研究重点是开发转基因水稻、转基因鱼等食品。
根据GMF的来源可以将GMF分为植物源GMF、动物源GMFH和微生物源GMF。现阶段的主要是植物源GMF，涉及的食品或食品原料包括：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番茄、转基因油菜、转基因马铃薯等。全球转基因种植中，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最大2580亿公顷，占全球GMF的58%。
二、转基因食品的特点
GMF与传统的食品比较：传统食品是通过自然选择或人为的杂交育种来进行。虽然转基因技术与传统的以及新近发展的亚种间杂交技术相比，在基本原则是并无实质差别，但生产GMF的转基因技术着眼于从分子水平上，进行基因操作（通过重组DNA技术做基因的修饰或转移），因而更加精致、严密和具有更高的可控制性。人们可以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改变生物的遗传性状，并且可以创造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新物种。比如，可以杀死害虫的食品植物，抗除草剂的食品植物，可以产生人体疫苗的食品植物等。其具有如下特点：
（1）成本低、产量高。成本是传统产品的40%60%，产量至少增加20%，有的增加几倍甚至几十倍。
（2）具有抗草、抗虫、抗逆境等特征。其一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其二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2000年的GMC达4420万公顷，其中抗除草剂的有3280万公顷，占74%；抗虫性状的有830万公顷，占19%；抗虫肩抗除草剂的占7%。
（3）食品的品质和营养价值提高。例如，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谷物食品赖氨酸含量以增加其营养价值，通过转基因技术改良小麦中谷蛋白的含量比以提高烘焙（bei）性能的研究也取得一定的成果。
（4）保鲜性能增强。例如，利用反义DNA技术抑制酶活力来延迟成熟和软化的反义RAN转基因番茄，延长贮zhu藏和保鲜时间。
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1998年，英国苏格兰研究所的ArpadPusztiai教授用转基因马铃薯喂老鼠，1998年秋在电视上宣布大鼠食用后，引起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和器官重量减轻，免疫系统受损。此事引起国际轰动。这是对转基因食品提出的最早的，有所科学证据的质疑，并在英国及全世界引发了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大讨论。虽然，英国皇家学会于1999年5月宣布此项研究“充满漏洞”，从中不能得出转基因马铃薯有生物健康的结论。
1998年3月，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批准了一项由美国农业部和DPL（DeltaandPineLand)公司联合申请的所谓“终结者”技术（terminatortechnology）专利，“终结者”技术获得专利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因为该技术不是一般性技术，利用这个技术可以使作物第一年种植获得的种子不育，在第二年种植时，种子会自动死亡。“终结者”技术是将一种终止子基因插入到作物基因组中得到转基因作物种子，种子公司在种子出售前，在种子表面喷上一种诱导剂，农民播种后，种子可以长成正常的植株，结出成熟的种子。但是在诱导剂的作用下，插入的终止子基因会在种子成熟时激活启动，产生毒素杀死种子胚胎，因此收获的种子在第二年再种植不能正常发芽，但这种种子在油脂、蛋白质等方面完全正常。
美国农业部发言人声称，“终结者”技术是为了保护基因工程技术的知识产权。1998年10月，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明确提出禁止“终结者”技术，理由主要有：外观上不能辨认终结者技术生产的种子，易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通过花粉非故意传播造成生物安全风险。
1999年5月，康奈尔大学一个研究组报告，一个斑蝶食用了转苏云金杆菌的杀虫蛋白基因（bt）玉米花粉后44%死亡，表明GMF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此事引起科学家对GMF的广泛争论。Bt玉米中的杀虫晶体蛋白CryLA是特异毒杀鳞翘目害虫，斑蝶属于鳞翘目昆虫，自然会受到bt蛋白的影响。事实上，Science、Nature拒绝发斑蝶的文章，审稿人认为，这并不反映田间的情况，最后在Nature上以简讯的形式报道。但该事件却成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等报刊的头版消息。最后，该事件被科学界否定。
2001年7月9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承认，GMF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它们可能把自身的基因传递给相关物种，产生超级杂草，也可能会对其他植物或动物产生意想不到的有害影响。有关GMF和GMC的潜在危险和安全性的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才能下结论。因此，对GMC和GMF的种植于市场化要慎重，否则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虽然目前没有发现GMF对人类健康有害的案例，并不表明没有危害，因为它进入人类的时间还太短，其潜在危害在短时间内不会表现出来。直到目前为止，人类长期食用是否安全仍然成疑，而科学界对这些食品是否安全也没有共识。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经济合作组织这些国际权威机构都表示，人工移植外来基因可能令生物产生“非预期后果”。即是说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足够的科学手段去评估转基因生物及食品的风险。国际消费者联会（成员包括全球115个国家的250个消费者组织）表示“现时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目前大量的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仍可以看出，转基因食品目前还没有可以评估的安全性，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时间上的验证。
1999年4月，查尔斯王子授权BBC了自己撰写的反转基因的文章，同时还在电视上说出了“决不吃任何含DNA的食物”的话，这一言论后来被当作笑谈。
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洛希实验室向英国《自然》杂志报告说，他们用沾有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喂养大花蝶的幼虫，导致这些毛毛虫死亡。但他们的实验受到了同行质疑，并被检查出数据有误，《自然》杂志最后对论文撤稿。
1999年11月，英国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试验，考察转基因作物对局部环境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对农田杂草和虫子的影响。试验报告于2003年出炉，结果出乎人们意料：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而是有好有坏的。
2002年6月，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转Bt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的综合报告》，声称已证实中国种植的转基因棉对环境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份报告的可靠性遭到了众多中国农业专家的质疑，但也成了中国国内“反转”的序曲。
2007年，维也纳大学的泽特克教授声称，发现喂了20周的转基因杂交玉米的小鼠产下的后代数量较少、体重较轻。这一结论立刻被绿色和平广泛传播，该消息传到中国后，被简单有力地翻译为“转基因玉米导致绝育”。不过，这一研究受到科学家及监管机构的质疑，并为此展开调查。2009年，包括欧洲食品安全局在内多家权威机构发表声明，指出泽特克教授等人的数据分析方法是错误的，其研究是无效的。
2010年，《国际先驱导报》发表报道，称山西地等出现动物异常现象，是因为吃了美国的“先玉335玉米”。该文引起消费者和农户的恐慌。此后，山西农业厅认定为“该报道所述的因果关系缺失科学依据”。农业部随后辟谣称，“先玉335”并未检出转基因成分。
2012年，绿色和平组织曝光美国塔夫茨大学汤光文等研究人员在不告知的情况下，利用湖南省衡南县的25名小学生进行黄金大米（一种转基因大米）的营养实验，引起轩然大波。12月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通报称，黄金大米试验违反了相关规定、科研诚信。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随后表示，“黄金大米本身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2012年9月，媒体广泛报道法国卡昂大学研究者的一项报告，称喂食美国孟山都公司NK603转基因玉米的老鼠的寿命比正常老鼠短，并且前者长肿瘤的几率更高。欧洲食品安全局对此展开调查，并于12月份表示，卡昂大学研究人员实验结论不仅缺乏数据支持，而且相关实验的设计和方法都存在严重漏洞。
转基因大米“品尝”启事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社会效益；社会风险
自从基因工程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这项新兴的生物基因技术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于是，各种各样转基因食品、药品和实用基因工程技术相继呈现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在基因工程的产品中，引起关注最多的要数转基因食品。面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安全性、风险性问题的担忧，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既不能过分夸大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而忽视了它的潜在利益，也不能鼓吹它所带来的利益而视风险于不顾。进入21世纪，转基因食品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转基因食品已经很普遍了，转基因食品也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
1.转基因食品的定义与现状
1.1转基因食品的内涵
转基因食品又称基因改性食品。从狭义上说，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及微生物）的一种或几种外源性基因转移到其他的生物物种中去，从而发行的遗传物质使其有效地表达相应的产物，并出现原物种不具有的性状或产物，以转基因生物为原料加工成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①这是所指外源性基因，通常是指在生物体中原来不存在的基因，在某些情况下也可指在生物体中存在的基因。因此，转移了外源基因的生物体会因产生原来不具备的多肽或蛋白质而出现新的生物学性质，一种生物体新表现型的产生，除可采用转基因技术外，也可对生物体本身的基因进行修饰而获得，在效果显著上等同于转基因，这便是广义上的转基因生物。
1.2转基因食品现状
1983年第一例转基因植物构建成功，1985年转基因鱼问世，从此揭开了转基因食品生产的序幕，并在短短的十几年取得了重大进展，各国已试种的转基因植物超过4500种，已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近90种，目前常见的转基因食品有玉米、大豆、西红柿、油菜等。除转基因植物性食品外，还有转基因动物性食品，如乳制品、肉制品、海产品以及基因工程菌株等。据国际有关组织统计，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增长，1996年仅为170万公顷，2000年估计可达4420万公顷。2000年共有13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分布于六大洲，其中美国占68%，阿根廷占23%，加拿大占7%，中国占1%。发展中国家转基因作物主要种植国除阿根廷、中国外，还有巴西、埃及、印度和南非等，2000年转基因大豆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58%，其次是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棉花居第三位。②
目前，国外大量的转基因农产品已被直接或间接地制成人类食品。在美国和加拿大，软饮料、啤酒、早餐麦片都有含有转基因成分。美国甚至有60%的零售食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涉及到蔬菜、谷类和饮料。英国的报告显示，该国超过7000种的婴儿食品、面包、人造奶油、香肠、肉类产品和代肉食品等，可能含有经过基因改造的大豆副产品。我国从80年代末开始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开发，近年来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如中国农业大学的耐贮转基因蕃茄；中国水稻研究所的转基因水稻；北京大学的抗病虫害蕃茄、甜椒等。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有蕃茄、甜椒、抗虫棉等6个品种获准投入商业化生产。1999 年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30万公顷，品种以蔬菜和棉花为主，其种植面积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居世界第四位③。
2.转基因食品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2.1具有成本低、产量高的特点
转基因食品的成本只是传统食品的40%至60%，而产量至少增加20%或可增加几倍甚至几十倍，如大力发展，可大大缓解发展中国家食品短缺的矛盾；第二，转基因生物具有抗草、抗虫、抗逆境的特性+将抗草、抗虫、抗逆境的基因转入到特定农作物中，不仅可降低农作物的生产成本，还提高了产量，且减少了农药、化肥对人体伤害和及土壤性能的破坏，及其对环境的污染。④从这种意义上讲，转基因食品也是绿色食品；第三，转基因食品品质及营养价值较传统食品高。如转基因的谷物食品赖氨酸含量高，可提高营养价值。而且还可去除其某些不利的基因成分，如通过基因手段抑制或去除能导致洋葱具有刺激性的一种酶，就能消除洋葱的刺激性，而且不会影响其味道和营养成分；第四，保鲜性能增强。利用转基因技术增强食品的保鲜功能，主要利用反义技术抑制酶活动，延迟它的成熟和软化的反义DNA基因番茄，可延长储藏及保鲜时间。
2.2转基因食品的营养品质价值更显著
首先，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为种子蛋白质的改良，改变植物食品中氨基酸组成及含量提供了可能。shireen等用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马铃薯蛋白粉饲喂雄性小鼠28天，膳食中控制酪蛋白的摄入，饲喂转基因马铃薯蛋白粉小鼠的蛋白质利用率显著高于饲喂非转基因马铃薯蛋白粉小鼠（P< 0.05）；其次，通过基因工程对食品中酶的改变来实现对碳水化合物的改进，人们已经将内源和外源的淀粉合成酶翻译基因成功导入到马铃薯中，获得了支链淀粉含量很高或者完全不含直链淀粉的马铃薯。⑤对油脂的改良也可以通过基因工程来进行，国外一家公司通过反义抑制和共同抑制油酸酯脱氢酶，成功开发了高油酸含量的大豆油，这种新型油具有良好的氧化稳定性，很适合用作煎炸油和烹调油。
3.转基因食品潜在的社会风险
3.1转基因食品对人类身体健康的潜在风险
有一些例子表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有伤害的风险。在实验中，老鼠吃了转基因马铃薯导致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和器官重量变轻，免疫系统受损。虽然报道有些夸大， 但它反映了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存在伤害的风险。因为转基因食品是把一些病毒、毒素的基因或抗性标识基因转入到目标生物体中，这些新转入的基因是否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美国一个研究中心的实验报告表明，同一般大豆相比，在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异黄酮减少了。由于转基因食品出现的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缺乏了解，转基因食品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现在得出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没有危害的结论还为时过早，还存在许多潜在的健康风险。
3.2转基因食品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从目前对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对生态环境影响监控的情况来看，它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或危害比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或危害要明显得多，这一观点也得到一些转基因技术科学家的认同。英国的然和美国的《科学》杂志都发表了相关的科学研究论文，认为转基因作物减少生物多样性，破坏生态环境的可能性较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系两位研究人员在英国《自然》杂志，认为墨西哥偏僻的瓦哈卡山区的野生玉米，受到转基因玉米的污染。⑥目前，转基因动物、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微生物发展迅速。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许多变异、重组和修饰的基因，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自然界，进入了食物链，再进入生物链。这就意味着基因重组物走出了封闭的试管或实验室，有可能引起生物圈的基因污染。相对于以往任何种类的污染而言，基因污染最为特别也最为危险，因为它是一种可以自己迅速繁殖并且大面积扩散的污染。
3.3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导致利益分配不公
从当前的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发展现状来看，基因工程的发展和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不仅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饥饿问题，没有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加大了两者之间的鸿沟。从长期来看，新的农业生物技术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的一个显著的转变，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背负更多的债务和更加依赖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利用家属方面的优势不断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基因资源进行研究开发，并在世界各国申请专利，发展中国家使用基因专利还要支付高额的专利费。在这次基因争夺战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两极分化的问题将更加严重，影响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
4.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对策
4.1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提高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目前，大多数人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还甚少，缺少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意识，因此对它的安全性存在怀疑。增加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包括：转基因产品或者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都应在产品的外88包装或产品说明书上进行标注，生产者和销售者及合同一方当事人都应履行告知的法定义务，各销售含转基因成分商品的经营者必须依法标注。让消费者通过产品上明确的标示区分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这起到了公众宣传和舆论导向的目的，让广大消费者能够明明白白的消费。消费者会慢慢了解这个东西，知识也就普及了，对转基因食品的认识度自然就高了。而如果不贴标签，就会变成欺骗和误导的行为，违反了公平和贸易的原则。这会使消费者凭他们自己的选择而购买商品。
4.2完善转基因食品的政策法规建设
虽然，我国有了《农业作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但这其中并未涉及进口农产品，海关也没有将转基因作为检疫标准。食品安全风险已经超越了国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可能通过国际贸易迅速蔓延成为全球性的危机。⑦因此，我国应尽早立法，有一套相关的完整的法律法规，或将部门颁布的条例升级为国家法规，并且对其落实，这有利于有关部门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严格的检测，真正确保消费者的利益。
4.3加强严格的规范化的监管流程和执法力度
各有关部门都应对其进行严格的评估和检测。首先要检测转了什么基因，这个基因的功能、来源、有无不良记录等。作为转基因食品，还要经受毒性、过敏性、营养成分等方面的评价，建立相关规范，标准应比任何食品都苛刻。还要接受严格的安全性评价，制定一套完整有效的长期监控机制，加强国际合作，从源头监管食品安全。充分保障转基因食品市场的公正、公开、公平。建立执法机构，确定检测机构，建立一套可以执行的国家或者行业标准。为了强化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确保法规的各项规章得以实施，农业部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执法检察，食品卫生和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启动对转基因食品的专项管理，制定相应的管理程序和方法。还应根据自查和督查的情况，对违法情节较严重的，公开在媒体上曝光，将公众的健康效益放在第一位，加强公众对他们的监督。做到各个部门相对独立，分工明确，责权清晰又相互协调统一。⑧
4.4抱有严谨的治学态度
在国家对转基因研究应有充足投入的基础上，积极培养人才，引进研究成果，拓宽国内外技术合作的渠道，提高相关的检测技术、检测手段。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要慎重对待，持谨慎态度，尽职尽责，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积极开展研究，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并听取消费者的建议，做到对消费者负责。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积极引导转基因食品的健康发展。使其成为造福广大人民的“绿色技术”。（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解
① 李山峰.浅析转基因食品[J].河北企业，2010，6.
② 赵改梅.当今转基因食品的现状与发展[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
③ 杨洋.国内外转基因食品现状及其安全管理[J].食品工业科技，2004，6
④ 游文丽.浅谈转基因食品的管理[J].百家论坛，2008，12.
⑤ 毛新志.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伦理透视[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7，2.
⑥ 平静.转基因食品发展的伦理原则探讨[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3.
⑦ 孙莉.转基因食品的人文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0，11.
⑧ 谢凤连.转基因食品的管理现状及政策建议[J].经济管理，2006，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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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静.转基因食品发展的伦理原则探讨[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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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基因生物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在农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因而在未来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据有关权威机构统计，2000年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总额达到5600亿美元，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基因生物工程技术有关。因此，转基因食品逐步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重要焦点。这种现状对作为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出口)大国的我国在该领域保持并扩大份额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积极关注和预测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中的有关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尤其是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已日显紧迫。
一、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
基因(gene)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是DNA双螺旋结构片段。无数特定的基因相互连结，构成生命遗传的物质基础。转基因(genetransfer)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外源性基因转移至某种特定生物体中，使其生物性状或机能发生部分改变的过程。以转基因生物体直接作为食品或以其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叫做转基因食品。
自从1983年首例转基因烟草问世以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争论甚为激烈，逐步形成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支持方的观点为:(1)转基因技术可增强粮食产量，减少食品生产的投人，有助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粮食间题;(2)转基因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特性，可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3)可以利用某些基因增加食物品种，使食物更加可口;(4)转基因技术可准确地生产人类想要的动植物品种，克服传统嫁接及杂交技术的不确定性，使癌症等顽症的治疗可望取得突破。反对方的观点为:(1)转基因技术使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互融合，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学上的混乱;(2)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问题，疾病可能有很长的潜伏期，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长期影响难以确定;(3)一些人对转基因食品存在过敏反应;(4)转基因食品的营养作用、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对环境的威胁等问题还未得到证实或解决;(5)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了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影响。上述两派观点争论至今，双方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尚有待时间来证明。
二、当前国际转基因食品的发展状况
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资料显示，1997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播种面积约为1100万公顷，1998年上升到近3000万公顷，1999年底达4000万公顷，2000年约为4500万公顷，增长十分迅速。进人21世纪以来，其发展势头更是迅猛。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是转基因技术采用最多、最先进的国家。目前美国农产品的年产量中SS%的大豆、45%的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转化为通过基因改制方式生产。目前，大约有20多种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已经获准在美国播种，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土豆和棉花。据估计，从1999年到2004年，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和食品的市场规模将从40亿美元扩大到200亿美元，到2019年将达到7S0亿美元。专家预计，在本世纪初，很可能美国的每一种食品中都含有一定量基因工程的成分。
1997年初，欧盟以安全为由禁止进口美国的转基因玉米，使美国出口商每年蒙受约2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要求其出口商向欧盟提供他们出口的玉米并非转基因产品的证明，但欧盟只认自己的检验标准。1999年7月，欧盟环境部长们决定无限期延长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禁令。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表明，受欧洲国家和本国市场抵制的影响，2000年全美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积锐减了24 %，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占棉花种植总面积的比例已由1999年的55%下降到2000年的48%转基因大豆则由1999年的57%降至2000年的52%。
近年来，我国转基因方面的研究与开发也有较大进展。中科院植物所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国已经开展了棉花、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品种的转基因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在转基因药物、转基因作物、农作物基因图谱与新品种等方面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但目前我国只有抗虫面、矮牵牛花、抗病毒甜椒、抗病毒和延熟番茄等少数品种进入了商业化生产阶段。据国外一家研究机构发表的报告，1999年中国种植了30万公顷转基因作物，较1998年增长了2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主要品种是棉花。该报告表示，目前中国转基因农产品的播种面积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居全球第四位。另外，我国在转基因产品检测技术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据报道，国家出人境检验检疫局日前利用改进的PLR结合核酸杂交技术，从一批进口大豆中成功检测出了转基因成分。此外，广东、江苏等省的出人境检验检疫局也具备了对转基因产品的检测能力。
三、各主要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立场
在世贸组织的现有多边贸易协议中，与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有关的协议有二，即《卫生与植物检哭刻昔施协议》( SPS)和《技术贸易壁垒协议》(TBT)。前者规定:各成员国为保护境内人类和动物的生命或健康，可以采取必要的检疫措施，并允许各成员国在认定某种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时，自行制定本国的规则并建立相应的贸易壁垒。后者规定: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必须有合理的目的，而且实施的成本必须与目标相称。具体到转基因食品，由于各种观点的科学依据不足，人们的认识不同，现有多边贸易协议的规定过于模糊，解释空间过大，对转基因食品缺乏约束力。
由于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疑虑，世贸组织有关协议的规定不甚严密，以及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世界各主要农产品贸易国都对转基因食品的国际贸易采取了不同立场，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国际贸易争端不可避免。以下为各主要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立场:(1)美国:在生产、流通中不给予任何限制;不人为划分消费食品是否属于转基因种类;基因改造作物毋须用标签注明;反对在国际贸易中对转基因食品施加贸易壁垒。(2)欧盟:对转基因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持谨慎态度;要求在其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产品加贴标签，提醒消费者可能存在风险;强调世贸组织成员国应有权采取预防性措施，主张制订有关生物标签的多边规则。(3)英国:支持发展生物科技，但在没有证据显示基因食品是否有害的情况下，对转基因食品持谨慎态度;大型连锁超市和餐厅不得出售经基因改造的玉米、大豆等食物，多数地方禁止学校和老人院的餐厅使用转基因食品;自1999年9月起，饮食行业必须在菜单上标明食品里转基因成分，否则罚款5000英镑。(4)俄罗斯:不明令禁止转基因食品上市销售，但对2000年7月1日前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有在包装上做出提醒性标记的要求;从2000年7月1日起，没有做出提醒性标记的转基因食品将禁止上市。(5)日本:持较为中立的立场，一方面对转基因食品有进口需求，另一方面对其安全性又有所顾虑;规定采用基因技术获得的农作物及食品不能作为绿色食品;2000年4月公布30种转基因食品目录，对目录中列明的品种需要加注标签。
据上可知，对转基因食品所持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将直接决定一国或地区对此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在转基因技术开发领域一直处于国际前列的国家，极力主张对转基因食品采取宽松的管理。美国作为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生产的积极倡导者，认为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与非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没有实质的区别，转基因食品是一种科技创新，是用现代科技去加快自然选择的过程，只要转基因食品通过新成分、过敏原、营养成分和毒性等常规检验，就可以上市。
二是欧盟内部大多数国家奉行较为严厉的管理制度。基本的认识是，在转基因食品(作物)拥有众多优越性，如遗传性稳定，有利于保护环境，加快光合作用，提高作物抗病害、抗盐碱、抗干旱的能力，增强作物产量等等的前提下，其不安全因素仍然存在，至少存在着潜在的、不清晰的危害性，而对此则需科学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的发展来加以进一步的证明，除非有技术的证据支持，并足以表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否则将不改先前的严厉的管理措施。
三是相对于美国和欧盟，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应用性开发较晚，相应的管理法规和措施尚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这些国家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权衡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利弊，往往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和措施。基本的观点是，转基因食品(作物)是未来农产品发展的必然方向，虽然目前尚存在一些较模糊的、不确定的、不安全的因素，但只要深人研究，趋利避害，就一定能在避免转基因食品的危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发展，同时又满足本国及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对粮食产量的进一步要求。
四、我国的相关对策分析
各国在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争。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不一致，转基因技术水平的差异，以及产业规模的不同，更加剧了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市场决定观念，欧盟及其他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究其实质，则是对美国在这一领域垄断优势的抵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其经济利益。鉴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的长期影响，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因此难以形成统一的国际标准，各成员国只能自行制定相应的贸易标准和政策。
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应尽早制定有关转基因食品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法规。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作出相应的对策安排:
1.
对转基因食品的政策选择。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对转基因食品的政策选择上有三种模式或路径:一是将转基因食品视同其他普通农产品，对其进口不加管制;二是采取“二嗯英”模式，禁止转基因食品的进口;三是在严格检疫的前提下，有条件地允许转基因食品进口，并在进口的转基因食品包装上作出提醒性标记，让消费者判断是否购买。不难发现，第一种选择可能对我国农业带来巨大冲击，导致某些农产品市场最终被几个拥有转基因技术的跨国公司所垄断，以致对经济安全造成影响;第二种选择可能会给我国对外谈判、履行承诺带来很大压力，并可能引发贸易战;第三种选择符合国际惯例，可能是对我国较为有利、可进可退的政策选择。此外，对进口农产品进行严格的转基因检疫，张贴提醒性标记，会加大进口商的成本(约增加10%左右)，消费者也可能会持慎重态度，从而削弱进口农产品的竞争力，以维护我国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转基因技术是人类有计划的在最基础的遗传物质层面改造生物，这一巨大的力量及其伴随的各种风险，使其自诞生之日就备受争议，转基因食品自然不能幸免。转基因食品是指以转基因生物直接作为食品，或者将转基因生物作为食品原料加工而成的食品。转基因食品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可以直接用来吃的转基因生物或者是包括了转基因生物的食品；第二类是将转基因生物加工而成的转基因食品，但在最后的食品中不再包含活的转基因生物体。第一类转基因食品中的转基因生物依然存活，危害生态系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第二类转基因食品中由于不再存有活的改性生物，通常只会影响人类健康，而不会危害环境。为防范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上述风险、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维护不同食品提供商之间的公平竞争、尊重特定社会的文化和信仰，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加注标识，从而使其有别于普通食品，成为很多国家的立法选择。必要的标识规制政策也被国际自由贸易法律体系所容许，并成为环境保护国际立法所极力追求的目标和要求。因而，从国外立法、国际立法两个层面对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制度进行比较探讨，对于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制度的完善可以提供有益参考。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政策可以有不同分类，比如强制标识和自愿标识、全部标识和部分标识。每一种分类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基于标识管制的范围、强度和程序的不同而形成的。完全采用一种标识政策的情形比较少见，比如美国被认为是采用自愿标识制度的典型，但这种自愿标识的自由并不具有绝对性，符合要求的产品也必须按规定加注标识。下面部分标识与全部标识为分类标准，以说明典型国家之间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差异。
2典型国家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之比较
（1）部分标识政策。即只要求对部分转基因食品加注标识。该政策又可分为三小类：第一，如果某一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则不要求加注标识，若其与传统食品实质不等同才要求加注标识。判断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是否实质等同的依据包括构成、营养作用、使用、过敏性等。采用这一标识政策的典型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加拿大。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认为，只有与食品的自身性质相关的信息才是实质性信息，转基因技术导致食品在功效、储存和管理条件等方面的改变，能够影响食品安全或品质等情况，即属于实质性信息，应当予以标识。依照美国《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相关规定，除了其包装标注没有反映实质性的相关信息，才可能被认为具有误导性。这种部分标识政策在美国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因为其要求标识的字样为“来源于生物工程技术的”或“生物工程改造过的”等，这与直接标识为转基因食品，还是有很大不同。由于该政策认为转基因技术与杂交等传统的普通生物工程方式相比没有什么特别区别，因而对于与传统食品实质不等同的转基因食品标注为“来源于生物工程技术”或“生物工程改造过的”即可。第二，以食品中转基因成分所占的百分比为标准确定是否加注标识。各国根据各自情况，结合标识管理的其他制度，规定具体的成分标准和标识要求。第三，规定需要强制标识的转基因食品范围，不在强制标识范围的转基因食品则不要求加注标识。（2）全部标识政策。即不论转基因食品的种类和范围，所有转基因食品都要加注标识。这一政策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某一食品中转基因成分达到一定含量才被要求加注标识。例如欧盟1997年的《新食品管理条例（258/97）》要求在欧盟范围内所有的转基因产品只要转基因成分在产品中的比例达到1%才要求加注标识。2002年欧盟修改了上述标准，规定所有转基因植物衍生的食品和饲料均要加以标识，并且将转基因成分含量的最低标准降为0.9%，未超过上述标准的转基因产品才无需标识。第二，没有规定食品中转基因成分的比例，只要在最终产品中检测到有转基因成分都要求加注标识。采用这一方法的典型国家有捷克、巴西、马来西亚、沙特等。较之部分标识政策，全部标识政策体现了更广的规制范围和较高的规制强度。一些实行部分标识政策的国家，其标识政策甚至体现或接近于自由或自愿标识制度。此外，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制度需要与转基因食品其他相关管理制度互相衔接。依照欧盟相关立法，欧盟成员国要采取措施保证转基因食品在市场的各个阶段的可跟踪性、检测性，转基因食品生产商需要经申请审批其产品才能够上市，并要求确保转基因食品在被确认对健康存在危害的时候能够及时从市场上撤回。上述规定与标识规制规定相互配合，确保了欧盟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处于更为严格的法律控制之下。
3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的国际立法
相较于各国法律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具体安排，国际立法中直接与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相关的内容要少许多。不过，不同国家转基因食品管理方面的差异，包含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政策的不同选择，都有可能演化为国际（贸易）冲突，并成为国际法关照的对象。转基因食品国际规范间冲突的核心问题是贸易自由最大化与环保健康最大化的冲突，换言之，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肯定会强调贸易自由和减少干预，为了保障环境和人类安全则必须对贸易自由进行必要限制。由此，以环保健康为中心的转基因食品国际规范与以贸易自由为中心的转基因食品国际标准之间必然存在诸多冲突，这一冲突在标识制度上的表现非常典型。以贸易自由最大化为中心的WTO协议缺乏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有力规则或直接规则。按照WTO规定，产品能否等同的标准是最终产品的功效、用处和物理化学性质等方面，而不是生产加工过程或方法，只要没有科学研究证明转基因食品有危害，就应该将其和传统食品同等对待，也就不需要加注标识。然而，以《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卡塔赫那生物安全议定书》为代表的涉及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国际规范则认为，转基因食品有别于传统食品，有必要予以专门规范，以预防其可能发生的、现有科学无法证明或预测的危害，这其中就包括采取标识措施。对于任何转基因生物的越境转移问题，上述国际立法对其标识规制提出了很高的标准，要求可能直接作为食品加工用的转基因生物附有单据，阐明其中可能包括转基因生物成分，并且无意将其引入社会环境，并要附上供提取资料的联系方式或者地点；对于有意引入进口缔约方环境的转基因生物应该附有单据，标明其为转基因生物，并详细说明其称号、个性，以及自身性质对于安全储存、运输和使用的任何要求。缔约国发出通知所需提供的资料应包括转基因生物的名称和标志，如果出口国有转基因生物的生物安全程度分类制度，应当列出其所属类别。
4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政策的完善
我国有关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主要有2015年4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2011年修正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部门规章主要由农业部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制定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食品标识管理规定》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出台的《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以及原卫生部出台的《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已作废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和《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学界对于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已有较多研讨，结合这些研究，特别是域外经验，有必要从以下方面完善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政策。（1）立法模式选择与管理体制的重构。现行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法律文件分布零散，一度存在着部门间规定不一致、管理体系不合理（比如承担主要监管职责的农业部并无足够执法力量对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实行管理，质监部门主要是生产环节而非流通环节的监管）等缺陷，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借助制定综合性的标识管理制度加以解决，从而形成职权相对统一集中、部门间职责分工合理、符合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要求的标识管理体制。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将此职能依法授权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承担，但旧有立法清理、配套制度完善、相关部门配合的问题仍待继续解决。（2）立法层次提升。《食品安全法》第151条规定“转基因食品和食盐的食品安全管理，本法未作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法第153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作出调整”。因而，制定专门的、综合性的行政法规提升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的立法层次，显得很有必要。这既合乎《食品安全法》的相关立法精神，推动监管体制改革，也有助于增强立法的正当性，防止发生贸易争端时陷于不必要的被动。（3）具体规则的细化和完善。具体而言，重点细化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则：①扩大强制标识范围。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尚未有科学定论的前提下所采取的必要举措。依此初衷，只要某一食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都应加以标识。目前国内强制标识的品种范围较小、目录更新迟缓，为了加强监管，应及时更新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名录，添加将来一定时段内可能出现的转基因食品类别。②完善强制标识的起点标准和检测标准等标准体系。尽管各国对于食品中转基因成分的阀值并无统一规定，但我国若无比例规定或比例规定不合理，显然不利于国际竞争和市场监管。此外，与起点标准相配套的检测标准体系也需同步完善，形成既符合当前国情又尊重国际经验的转基因食品标准体系。③细化、明确强制标识内容和形式。在标识内容上，对于利用含有转基因生物加工制作而成的食品，且在销售过程中也检测不出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也应作出类似“本食品加工原料中有转基因，然而本食品中没有含有转基因成分”的提示说明。在标识形式上，应该采用能够让普通消费者也能一目了然的标识设计。④强化标识监管力度。目前，我国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采用以政府为主导的监管方式，依照《食品安全法》第125条之规定，处罚金额已较高，但非政府力量的作用微乎其微。消费者协会、行业组织、环保组织、各类媒体特别是消费者自身，与市场接触更多，较之政府监管更具灵活性，可以鼓励支持他们通过公益诉讼、社会调解等方式参与监管，以强化标识监管力度。
参考文献
1.转基因水稻争议。1996年，中国水稻研究所以黄大年研究员为首的课题组，在世界上首次研究出了抗除草剂转基因杂交稻。之后，课题组又成功配制出抗除草剂转基因直播水稻，可省工省时除尽稻田杂草。
中国水稻所与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建了浙江金穗农业基因工程有限公司，正式拉开了将转基因水稻推向产业化的序幕。
黄大年等人已选育出一批优良的转基因水稻组合和新品系，经农业部基因产品安全委员会的安全审定和批准，这些新品种已开始进行继实验室研究和中间试验后的大田释放和试种示范，并正在向有关部门申请商品化生产。
2.巴西坚果事件。巴西坚果（Bertholletia excelsa）中有一种富含甲硫氨酸和半胱氨酸的蛋白质2S albumin。为提高大豆的营养品质，1994年1月，美国先锋（Pioneer）种子公司的科研人员尝试了将巴西坚果中编码蛋白质2S albumin的基因转入大豆中。
但是，他们意识到一些人对巴西坚果有过敏反应，随即对转入编码蛋白质2S albumin基因的大豆进行了测试，发现对巴西坚果过敏的人同样会对这种大豆过敏，蛋白质2S albumin可能正是巴西坚果中的主要过敏源。
于是先锋种子公司取消了这项研究计划，此事却被说成是“转基因大豆引起食物过敏”。“巴西坚果事件”也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因过敏而未被商业化的转基因食品案例。
其实，国际上已有关于产生过敏反应的食品及其有关基因的清单。在研究转基因作物时，研究人员首先不能采用这些过敏性食品的基因；对转基因作物制造的新蛋白质，需对其化学成分和结构与已知500多种过敏源作对比，如果具有相似性，也将会被放弃。
3.转基因玉米事件。2007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兽医学教授约尔根？泽特克（Juergen Zentek）领导的研究小组，对孟山都公司研发的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NK603和转基因Bt抗虫玉米MON810的杂交品种进行了动物实验。在经过长达20周的观察之后，泽特克发现转基因玉米对老鼠的生殖能力存有潜在危险。
两位被国际同行认可的专家（Drs. John DeSesso和James Lamb）事后专门审查及评议了泽特克博士的研究，并独立地发表申明，认定其中存在严重错误和缺陷，该研究并不能支持任何关于食用转基因玉米MON810和NK603可能对生殖产生不良影响的结论。孟山都公司的一名科学家在审查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此外，欧洲食品安全部评价转基因安全性的专家组最近对泽特克的研究也发表了同行评议报告，认为根据其提供的数据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资料显示，泽特克教授研究中所涉及的两个转基因玉米品种被世界上20余家监管部门认定为是安全的。泽特克具有缺陷的研究造成了对转基因玉米安全性的判断失误，而其研究结果的迅速、广泛传播，则可能造成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误解。
中图分类号：F324.3 文献标识码：A
转基因农产品(GMO)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用于农业生产或者农产品加工的动植物、微生物及其产品。随着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GMO为人类彻底解决贫穷、营养缺乏、疾病和粮食安全等问题带来了曙光和希望，但也由于GMO的安全问题而备受争议。正是由于GMO存在着较大争议，世界各国基于自己的生物技术研究与应用水平、农业发展程度、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及作用，对GMO的研究、应用、生产和贸易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政策，从而导致了各国之间在GMO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造成GMO国际贸易秩序的失控与混乱，并且常常演化为贸易摩擦和争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厘清GMO国际贸易现状，辨识贸易争端的根源，找到解决问题的协调机制与对策对促进GMO及其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GMO国际贸易与争端的现状
（一）GMO国际贸易状况
伴随着转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GMO的研究与产业化快速增长。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研究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29个国家的1 540万农民种植了共1.48亿公顷的转基因作物，且发展中国家的种植面积已达到全球的48%。自1996年至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87倍。而相比2009则增加了10.45%。2009年全球有25个国家的1 440万农户种植了1.34亿公顷转基因作物，包括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等十多个品种，其中涉及到16个发展中国家和9个发达国家，使转基因技术得到了最为迅速地运用。据统计，2009年全球大豆种植面积9 000万公顷的77%为转基因品种，3 300万公顷棉花的49%为转基因品种，转基因玉米占总面积1.58亿公顷的26%，转基因油菜为3 100万公顷的21%［1］。
随着转基因农作物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额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据统计，1995年转基因作物的全球销售额为7 500万美元，2009年达到83亿美元，14年增长了近109.67倍。1996-2007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生产经营的经济获利累计约440亿美元。其中1996年美国大豆、玉米、油菜籽、棉花四种主要转基因作物的出口额为7.18亿美元，1999年增至102.52亿美元，增长了13.28倍［2］。有学者预测到2025年美国GMO的市场贸易总额将达到25 200亿美元［3］。由此可见，GMO将在国际贸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GMO国际贸易争端的情况
随着GMO贸易的不断加大，GMO贸易争端日趋凸显，而影响最大的当属欧美关于GMO的贸易争端。鉴于GMO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欧美之间GMO的贸易争端不得不面临科学与规则、贸易与环境、WTO协定与多边环境条约等张力关系的考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2010年种植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籽、菜瓜、木瓜、苜蓿和甜菜共6 680万公顷。因此，美国一直是GMO的出口大国，而欧盟作为进口国，一直对进口GMO加以严格限制，贸易大战由此而生。长期以来，欧美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对GMO的禁令，标签制度以及严格的审批制度。欧盟认为，其有正当的权利创建相应的管理体系，以确保GMO在谨慎评估风险、适当的控制和监管措施以及向消费者充分批露信息的基础上投放到市场上。美国则认为欧盟对于GMO的关注不是基于合理的科学依据，他们对批准转基因品种采取延缓以及在生物技术规章和标签使用上采取谨慎原则，违反了WTO中《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SPS）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中规定的义务［4］。
根据世界观察研究所提供的数字，欧盟在1998-2002年中对GMO采取了暂停批准政策，如1998年4月，欧盟暂停批准15个成员国经营新的转基因食品，同年6月规定要对转基因农作物进行标识，10月以来全面中止对GMO申请的审查或审批；1999年欧盟停止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和销售；2001年又通过新法案，要求所有转基因食品、种子、饲料和药品必须有明显标签［5］。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也致使美国对欧盟的大豆出口，从1998年的1 100万吨下降到1999年的600万吨，而玉米出口则从200万吨减少到13.7万吨，使美国1999年的GMO出口损失了近10亿美元 ［6］。虽然这场战争以美国胜诉告一段落，2004年欧盟迫于美国的压力解除禁令，批准了一个转基因玉米品种的上市，但美国仍然坚持不撤诉，2008年美国再次要求WTO对欧盟进行制裁，贸易大战愈演愈烈。
就中国来说，由于我国农产品生产效率低下导致产量和质量都迟迟得不到明显提高。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日益旺盛，供需矛盾也就更加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进口来弥补这个缺口，因此必然会导致相当比例的GMO涌人国内市场。而且随着世界GMO种植面积的扩大，再加上国内农产品市场日益开放，预期这一比例还会不断攀升。如我国仅2009、2010年转基因大豆进口量都超过了4 200万吨，相比1995年我国作为大豆的净出口国，现已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无论是在技术、价格还是在品质上都占有比较优势，我国大豆产业链在强大的国外GMO贸易竞争中全面溃败，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对此也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二、GMO国际贸易争端的原因
正是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世界各国特别是美欧大国都往往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对GMO的贸易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政策，从而引起贸易秩序的混乱，并常常演化为贸易摩擦和争端。关于引起贸易争端的原因，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安全性问题的担忧
在转基因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有关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所构成的安全隐忧也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GMO安全性问题已经成为争论的焦点，由此也引发GMO的贸易争端问题。支持者认为GMO具有高营养价值且可减少农药化肥使用，对于人类健康和环境都有极大的帮助，迄今为止还未发现任何安全问题；而反对者则认为GMO可能会影响人类与其它生物的健康与安全，并且会影响生态环境［7］。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GMO对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这两个方面潜在的风险和安全问题上。在人类的健康安全性问题上，主要涉及到GMO的潜在毒性以及过敏性问题；而在生态环境方面，人们主要是从基因扩散和生态失衡的角度对转基因技术提出了质疑。
安全性问题反应到国际贸易上，一般认为主要有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之争。以美国为首的集团对GMO管理相对宽松，并主张只要在科学上无法证明它具有危害性，就不该在生产、流通和贸易领域中对其加以限制，应对GMO和非GMO实行“实质性等同”原则和自愿标识原则。相对而言，欧盟和日本等国对GMO的态度则要严格复杂得多，虽然欧盟组织的调查尚未发现有关已经上市的GMO对人体健康有害的证据，但却一直保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对GMO生产、流通与贸易各个领域实行严格的以风险预防为主的原则，很多国家甚至对GMO设置禁令。为响应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采取的是强制标识制度。部分食品公司和零售商为响应消费者的需求，公开表明只卖非GMO。
（二）技术贸易保护
美国基于其在转基因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以及现代化农业资源禀赋所具有的国际竞争力，希望通过GMO的自由贸易占领国际市场。而欧盟等国转基因技术相对落后，为了对抗美国的垄断势力，保护本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必然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目前在GMO国际贸易市场上美国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形成了事实上的卖方垄断，并且可以操纵市场价格。而在转基因技术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市场和经济贸易利益，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农业，必然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加以庇护，但大多数劣势国并非消极地保护，而是借保护之手段赢得自我技术开发的时间，比如欧盟，一方面极力抵御美国GMO的入侵，另一方面正加紧自身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与开发［8］。由于各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技术上的劣势国（如欧盟）必然会在保护与开放、市场准入等方面与优势国（如美国）产生摩擦和争端［9］。袁宜认为贸易保护是引发这场争端的主要原因［2］。
此外，TBT中对GMO国际贸易影响最大的就是标签制度，进口国政府认为消费者有权知道所购买的农产品是否使用了转基因技术，据而做出风险判断。但前提是产品与标签的内容必须相符，要确保这一点就必须建立严格的检测制度与检测技术，而这又会引起新的贸易纠纷。由于GMO与非GMO在外观上并无区别，通常不可能凭借肉眼直接检测出来，必须借助于复杂的技术手段。然而检测机构往往并不清楚所要检测移植基因的种类，每一种基因检测都需要使用不同的检测方法，利用目前的检测手段和检测技术还不能达到迅速、经济的要求，于是对于出口国而言漫长的检测时间和高昂的检测费用本身就构成了贸易壁垒［8］。
（三）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
目前对于GMO的检验和鉴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标准，再加上各国不能有效的协调与合作，不同的国家对GMO国际贸易采取不同的管理政策。总体上表现为以美国、加拿大、阿根廷为首的GMO生产大国，由于其转基因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较大，主张自由贸易；而以欧盟、日本为代表的保守派基于安全性担忧，对GMO实行谨慎的管理制度，推行严格的进口限制政策，如进口审批，强制标签等；作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比较矛盾，一方面寄希望于转基因技术来解决国内的粮食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提防大量进口GMO对国民健康、生态环境及国内农业产业竞争优势的不利影响。这种差异的存在进一步加大了GMO贸易争端的可能性［2］。
虽然目前在GMO国际贸易方面存在一些规范和标准，如SPS中有两条与GMO关系密切的条款，但由于其本身界定的模糊性，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埋下了隐患。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出口国认为，由于目前还没有科学证据表明GMO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有不利影响，按照协议抵制GMO的进口是不适当的，抵制的背后是为了保护其国内效率低下的农业。而以欧盟为首的限制进口国，基于协议的考虑，认为其抵制是为了保护国内居民的生命与健康，并坚持只有在获得有关GMO长期影响的证据之后，才会给转基因技术发放许可证，这样对协议条款的不同理解和运用便滋生了贸易纠纷。另外各国对于TBT中有关标签的要求也没有达成一致，进口国以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为由，要求进口的GMO必须贴上标签，此举对于出口国而言无疑是增加了产品成本，于是导致贸易障碍和壁垒的形成，进而引发贸易争端［10］。
（四）文化传统和消费观念的差别
GMO贸易直接受消费者态度与行为的影响，不同的国家在消费水平，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再加上各国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差异，对GMO的科学认知和定位也存在着显著区别。例如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群体比较乐观，对新事物持较为开放和宽容的态度，认为转基因技术仅是对自然过程的促进和改造，与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对产品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污染相比要安全得多。但欧盟的消费者则持非常谨慎，甚至是抵制的态度，这是由于欧盟成员国近些年发生的疯牛病事件、口蹄疫事件、二恶因事件，特别是普兹泰事件使欧洲人对食品安全问题高度敏感。对于目前安全性尚无科学定论的转基因食品，采取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只有在确保GMO健康无害之后，他们才会欣然接受［2］。可见消费者的态度对GMO国际贸易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很多学者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影响转基因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消费者对GMO的态度，同时对转基因技术及GMO的认知程度也是影响消费者接受GMO的一个重要因素［11］。
（五）经济利益的较量
候鲜明认为从表面上看，欧美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但这仅仅是站在科学研究的角度看问题，若将其置于国际贸易的大环境中，实际上欧美在GMO问题上的激烈争执是其经济利益的争夺［12］。随着转基因技术的进步和国际化市场步伐的加快，给GMO带来了无限的商机和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成为各主要贸易国较量的核心与关键。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比较优势，而且GMO作为一种独特的垄断资源，从事GMO研发的公司，一方面可以利用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法寻求垄断保护，获取市场的绝对控制权。如刘正良指出，转基因技术的垄断厂商多为美国公司，其主张贸易自由化的真正目的就是维持既有的垄断优势［13］。另一方面，还可以应用“终止基因”和“化学催化”等方法保持技术垄断地位，以享有长时间的垄断优势［14］。
在GMO国际贸易市场上，马述忠、杨枫［15］认为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进口方会采取了一些限制进口的措施，出口方则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手段，贸易双方的分歧与对抗在所难免，其中以欧美之间的对抗最为典型。当前欧盟对美国的农产品贸易一直存在着逆差，而欧洲小庄园式的农业与美国大农场式的农业相比，存在规模经济的劣势，当拥有更强竞争优势的美国GMO出现在欧盟市场上时，欧盟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以种种借口封杀美国GMO的流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另外，由于转基因食品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是否有必要在其包装上加贴标签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然而不同的国家对此态度莫衷一是，实际上关于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的标签之争也体现了各自贸易利益之争［16-17］。这是因为加贴标签会增加GMO的生产成本，首先移植基因的检测使得每吨玉米、大豆的生产成本增加，其次分离GMO将使大豆和玉米的单位成本分别平均增加28%和22%，同时标识也增加了销售成本。因此，进口国要求对GMO进行标识，而出口国基于成本原因拒绝标识，标识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各自利益的较量。
三、GMO国际贸易争端的协调机制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贸易进口国出于保护本国生物技术产业的目的，对GMO实行严格的进口限制政策，并导致贸易争端越演越烈。但由于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一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因此，短期内贸易进口国对内的贸易保护不会减弱，对外的进口限制也不会减少，所以需要相关国际机构和国际协议在贸易争端问题上充分发挥协调和规范的作用。
（一）相关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协议
转基因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结构，使国际贸易多边协定和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着新的课题［18］。目前全球范围内与GMO国际贸易相关的管理机构有两类：一类以单目标为基准，包括国际兽疫防治局（OIE）、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和药物营养委员会；二是以多目标为基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各种地区动议权（RI）和生物安全议定书（BSP），其中OIE，IPPC和药物营养委员会，是基于普遍接受的科学原理及分析来管理GMO；而WTO，OECD，RI和BSP则主张在遵守科学原理的基础上，还应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如经济效果及对社会或政治的影响）来建立贸易规则［10］。
在上述七个管理机构中，WTO和BSP是影响较大的两个。目前在WTO框架下还没有针对GMO贸易规则的专门规定，只有两个与GMO密切相关的多边国际协议，即SPS和TBT；而在非WTO框架下与GMO密切相关的只有一个独立国际协定即《卡塔赫那生物安全议定书》（BSP）。其中SPS中有两条与GMO密切相关的条款。对照这两个条款，由于转基因并非虫害、病害，也非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添加剂，食品污染的产生一般也是无意所致，同时并非所有的GMO都会致病或致害，因此，GMO是否适用于该条款仍需视情况而定，该协议没有明确规定对转基因食品进入成员国加以限制。TBT体系主要包括：技术规章与规范，产品检测制度与措施，包装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等，其中，标签要求对GMO国际贸易的影响最为明显。根据TBT的规定，产品标签的成本不应过分加重生产者的负担和损害消费者从标签上获得的利益［19］。BSP强调预先防范原则，同时认识到生物技术对生物多样性和人体健康可能构成的潜在威胁，但是如果能够确保其安全，则生物技术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BSP也考虑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处理风险的能力有限，认识到贸易协定与环境协定应相辅相成，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现有国际机构和国际协议对争端解决的作用评价
GMO贸易争端的解决需要国际管理机构建立起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由于缺乏较好的制度环境，再加上技术上的复杂性，迄今为止，国际上仍然缺乏具体明确的协议和标准来有效地规范GMO的国际贸易。虽然存在WTO和BSP两个影响较大的管理机构，但都还处于初期阶段，而且SPS、TBT和BSP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冲突。如对GMO国际贸易规则SPS和TBT虽有原则性的规定，但主要规范的还是各国对国际标准化组织所制定标准的分歧，忽视了科学技术的动态发展性和复杂性，再加上协议条款内容的模糊不清，故难以规范目前国际贸易中GMO所发生的贸易纠纷［10］。而BSP不附属于其他国际协定，同时亦不改变缔约方根据现行的国际协定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除了声明贸易与环境协议须互补之外，并没有明确地描述其与WTO的关系，只是使各国在制订本国安全标准时能够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因此在没有全面了解GMO的影响之前，有关GMO的贸易纠纷还将继续下去［20］。此外根据BSP一个国家可以采取预防风险的管理措施，而SPS要求所采取的管理措施必须有科学依据，究竟孰是孰非，用BSP和WTO贸易规则评判，其结论会截然相反［10］。袁宜认为WTO现有规则由于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无力对GMO贸易争端加以规范，存在制度缺陷［2］。
四、结论与建议
（一）制定统一的国际贸易规则
贸易竞争永远存在，而现有的贸易规则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无力解决贸易争端问题，因此贸易各方应该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虽然目前对于GMO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欧美之间，但我国也不能置身事外，随着我国GMO贸易的日益加大，我国更要高度重视和加强WTO框架下多边协议的研究，相关职能部门和人员应积极参与到新一轮的多边谈判中来，通过熟悉国际贸易规范，使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逐渐与国际贸易规范接轨，减少贸易摩擦，以争取实现我国的最大利益。同时在参与国际协议的谈判中，既要保障我国消费者的安全和利益，防止外国GMO的大量涌入和倾销，危及农业安全和农民利益；同时又要为我国GMO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促进优势产品的出口。
（二）大力促进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发展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要用只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我国仅2009年就从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国进口转基因大豆4256万吨，国内大豆产业链全面沦陷与失守，这无疑是我国未能实现大豆技术产业化的一个深刻教训。由于国产大豆除草成本高、榨油率低，自然无法与国外具有竞争优势的转基因大豆相媲美。因此，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努力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和推广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升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战略性新兴生物产业，为保障国家粮食、生态安全和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三）合理利用技术贸易壁垒
随着贸易争端地纵深发展，贸易壁垒逐渐复杂化和隐蔽化，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除了传统的贸易保护，国家经济安全、贸易利益、国际多边协议等方面都会构成贸易壁垒。现在技术贸易壁垒正日益成为未来GMO国际贸易的主要障碍。我国应密切关注世界转基因技术研发的最新进展，通过熟悉和了解有关转基因技术贸易壁垒的规定，在研究和跟踪国际贸易争端最新动态和国外主要贸易对象国的技术壁垒措施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我国的技术标准与合格认定程序等技术贸易保护体系，并根据市场和产品的特点寻求突破国外技术贸易壁垒的应对措施。如可以通过强制性标识、安全检测、环境监测、作物形状和遗传变异检测等措施，设置并提高国外GMO的进入壁垒，保护我国生产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四）建立GMO安全管理体系
为了更好地规避生物技术创新与贸易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建立适当的管理机制和政策调整框架，对于解决GMO国际贸易问题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措施。我国政府应保持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对GMO开发、技术应用和国际贸易实行严格的安全评价和管理制度。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1）建立完善的安全评价体系，加强对GMO监测和管理。（2）利用物理控制、化学控制、生物控制、环境控制和规模控制等手段严格控制GMO生产、加工、贮运、销售和贸易等各环节的安全问题的技术保障，使安全风险最小化。（3）落实惩处机制，对违法进行的商业化生产和贸易行为及不执行转基因食品安全制度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进行监管和处理，以保证GMO贸易市场规范有序而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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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nflicts of GMO
QI Zhen-hong,ZHOU Ping-ru
一、生物技术给农业发展带来机遇
广义上讲，生物技术是利用有机体、死细胞、活细胞以及细胞内含物，采用特殊的过程生产出特殊的产品应作到农业、医药以及环境修复治理中，尤其是70年代基因工程的出现，它能改变、取代物种的基因。
生物技术在农作物中已有广泛的应用。最初通过遗传工程获得而进入市场的作物是：玉米、大豆和棉花。它们经转基因后具有抗除草剂和棉铃虫的能力。这种玉米、大豆和棉花从Bt细菌获得基因，经遗传改良后具有防虫害的能力。利用Bt细菌获得经遗传改良的作物的潜力是相当大的。例如：美国有200万hm2的Bt棉花，澳大利亚有40万hm2，两者各相当于2.5亿美元价值。如果将Bt玉米引种在美国1000万hm2的土地上，只要增产5%，就意味着能增加3.5亿美元收入。这项技术进一步促进了Bt制剂控制虫害在商业上的应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经转入特定基因的玉米品种，这些品种能同时抗除草剂和一些虫害。
生物技术在畜牧业上应用所获得的益处与在农作物上相似。一方面，生物技术有助于提高畜禽的生命力以及消灭竞争者。促进畜禽生长的物质有生长激素以及促进其生长的调节剂，这些物质可由基因工程而获得。如利用鼠类基因（该基因能促进角蛋白的形成）能获得了经遗传改良的绵羊，这种绵羊比普通棉羊产毛量能提高6%左右。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在提高农作物产量、质量的同时，有助于提高畜牧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例如，通过控制饲料作物体内碳水化合物含量可提高畜牧业生产力；利用基因调控技术可以提高包括豆科作物在内一些作物的蛋白质含量，减少饲料作物中难消化的木质素含量等。达比等人已生产出一种转基因三叶草，可应用于澳大利亚绵羊牧场。该基因来自向日葵，经转基因的三叶草能制造富含氨基酸的蛋白质，该蛋白质经食物链进入绵羊体内，进而能提高产毛量。
生物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益处也包括在生态和环境两个方面。利用生物技术提高现有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可以减低农业向原始的、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扩张的要求，因此，它有助于有人类保存、保护地球上仅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资源，有助于人们未来再利用其中的基因资源开发新的产品。
生物技术已用于生产抗虫害、抗除草剂作物。正如前面所述，一些转基因棉花、玉米、大豆等具有抗虫害、抗除草剂的能力。1995年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转基因马铃薯，这种马铃薯能产生水晶蛋白，而水晶蛋白对科伦那多马铃薯甲虫有毒害作用。这些转基因作物能减少杀虫剂的用量，降低杀虫剂及其残留物对食物链、水体造成污染，从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在许多农业生产区，土壤氮素可利用量是制约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子。而一高科技农业生产区使用人造氮肥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制造氮肥要利用大量能源，据统计，英联邦农场平均投入的能源大约有50%来自肥料。由施用肥料而产生的温度气体（二氧气化碳、氮氧化合物等）不可避免地促进地球气候变暖。除此之外，农业土壤的氮素流失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
生物技术的利用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潜在的、真正有价值的帮助。
同样，人们可以利用真菌来提高土壤养分的有效性。温莱指出：特定的真菌类能促进土壤养分的释放，从而促进作物生长；真菌也能通过分解有机物质（例如纤维素等）释放出糖类，促进固氮菌的生长。进一步提高土壤养分有效性的可能，包括获得转基因细菌和真菌，以进一步增强它们制造养分和释放土壤养分的能力。转基因作物的最终目标是使作物本身能够自行固氮，避免、减少使用人造肥料，从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在目前尚不可能，但在将来却有望实现这个目标。
二、利用生物技术发展农业应注意克服的问题
从经济角度上讲，生物技术带来的不利并不明显，然而，它会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因为，生物技术公司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输出生物技术产品而获得利润。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及其产品还远没有被广泛接受。
生物技术可能引起生产方式和人类健康的退变。这种情奖品可能会随着需要特定处理的转基因作物的出现而产生，特别是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出现。农民必须从同一公司购买种子和除草剂，否则除草剂起不了作用。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在需人造肥料的转基因作物上出现，这些转基因作物会取代传统的依靠有机肥的作物，后者在发展中国家是很普遍的，并且也有利于环境保护。生物技术在食品上的应用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也会造成许多困难。生物技术也会对人类的健康制造麻烦。近年来在英国已有这方面的报道。特别是当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的基因转入农作物时，例如，坚果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若它的基因被导入其他作物，则有可能其他作物也会引起人体过敏。为了预防起见，转基因作物产品必须经免疫测定筛选后才能利用。
一、生物技术给农业发展带来机遇
广义上讲，生物技术是利用有机体、死细胞、活细胞以及细胞内含物，采用特殊的过程生产出特殊的产品应作到农业、医药以及环境修复治理中，尤其是70年代基因工程的出现，它能改变、取代物种的基因。
生物技术在农作物中已有广泛的应用。最初通过遗传工程获得而进入市场的作物是：玉米、大豆和棉花。它们经转基因后具有抗除草剂和棉铃虫的能力。这种玉米、大豆和棉花从Bt细菌获得基因，经遗传改良后具有防虫害的能力。利用Bt细菌获得经遗传改良的作物的潜力是相当大的。例如：美国有200万hm2的Bt棉花，澳大利亚有40万hm2，两者各相当于2.5亿美元价值。如果将Bt玉米引种在美国1000万hm2的土地上，只要增产5%，就意味着能增加3.5亿美元收入。这项技术进一步促进了Bt制剂控制虫害在商业上的应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经转入特定基因的玉米品种，这些品种能同时抗除草剂和一些虫害。
生物技术在畜牧业上应用所获得的益处与在农作物上相似。一方面，生物技术有助于提高畜禽的生命力以及消灭竞争者。促进畜禽生长的物质有生长激素以及促进其生长的调节剂，这些物质可由基因工程而获得。如利用鼠类基因（该基因能促进角蛋白的形成）能获得了经遗传改良的绵羊，这种绵羊比普通棉羊产毛量能提高6%左右。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在提高农作物产量、质量的同时，有助于提高畜牧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例如，通过控制饲料作物体内碳水化合物含量可提高畜牧业生产力；利用基因调控技术可以提高包括豆科作物在内一些作物的蛋白质含量，减少饲料作物中难消化的木质素含量等。达比等人已生产出一种转基因三叶草，可应用于澳大利亚绵羊牧场。该基因来自向日葵，经转基因的三叶草能制造富含氨基酸的蛋白质，该蛋白质经食物链进入绵羊体内，进而能提高产毛量。
生物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益处也包括在生态和环境两个方面。利用生物技术提高现有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可以减低农业向原始的、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扩张的要求，因此，它有助于有人类保存、保护地球上仅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资源，有助于人们未来再利用其中的基因资源开发新的产品。
生物技术已用于生产抗虫害、抗除草剂作物。正如前面所述，一些转基因棉花、玉米、大豆等具有抗虫害、抗除草剂的能力。1995年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转基因马铃薯，这种马铃薯能产生水晶蛋白，而水晶蛋白对科伦那多马铃薯甲虫有毒害作用。这些转基因作物能减少杀虫剂的用量，降低杀虫剂及其残留物对食物链、水体造成污染，从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在许多农业生产区，土壤氮素可利用量是制约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子。而一高科技农业生产区使用人造氮肥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制造氮肥要利用大量能源，据统计，英联邦农场平均投入的能源大约有50%来自肥料。由施用肥料而产生的温度气体（二氧气化碳、氮氧化合物等）不可避免地促进地球气候变暖。除此之外，农业土壤的氮素流失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
生物技术的利用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潜在的、真正有价值的帮助。
同样，人们可以利用真菌来提高土壤养分的有效性。温莱指出：特定的真菌类能促进土壤养分的释放，从而促进作物生长；真菌也能通过分解有机物质（例如纤维素等）释放出糖类，促进固氮菌的生长。进一步提高土壤养分有效性的可能，包括获得转基因细菌和真菌，以进一步增强它们制造养分和释放土壤养分的能力。转基因作物的最终目标是使作物本身能够自行固氮，避免、减少使用人造肥料，从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在目前尚不可能，但在将来却有望实现这个目标。
二、利用生物技术发展农业应注意克服的问题
从经济角度上讲，生物技术带来的不利并不明显，然而，它会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因为，生物技术公司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输出生物技术产品而获得利润。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及其产品还远没有被广泛接受。
生物技术可能引起生产方式和人类健康的退变。这种情奖品可能会随着需要特定处理的转基因作物的出现而产生，特别是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出现。农民必须从同一公司购买种子和除草剂，否则除草剂起不了作用。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在需人造肥料的转基因作物上出现，这些转基因作物会取代传统的依靠有机肥的作物，后者在发展中国家是很普遍的，并且也有利于环境保护。生物技术在食品上的应用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也会造成许多困难。生物技术也会对人类的健康制造麻烦。近年来在英国已有这方面的报道。特别是当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的基因转入农作物时，例如，坚果能引发人体过敏反应，若它的基因被导入其他作物，则有可能其他作物也会引起人体过敏。为了预防起见，转基因作物产品必须经免疫测定筛选后才能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