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思想理论，其在指导革命、批判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研究视角投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经济建设方面的作用。笔者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视角解读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对于明确农民群众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农村经济建设的概述
在马克思主义诸多理论和思想中，关于农村经济建设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在马克思系列理论著作中，无不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这也是其以“实践”检验真理为基础的具体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人的自主、选择、自为以及创造性的高度统一，人是参与实践的主体，在对客体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体现出其所固有的“自觉能动性”。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原则的论述是其在继承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形成的，是辩证继承了传统的唯物主义；融入了西方有关主体性的传统学说，又批判了这些学说的唯心主义内容。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的主体性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作为主体性的人具有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意识、倾向”，但是，人的主体性是必然要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的。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的实践活动应该重点着眼于“改变客观世界”，这是其哲学思想与以往的传统的哲学思想、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本质区别所在。马克思对人类的主体性、人是实践的主体进行肯定，但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主体就是必然等同的，只有具备自我、对象意识后，并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够成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其才具有了真正的“主体性”。①
马克思主义的和谐观。马克思和谐观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人与社会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人类自身与人的统一，这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主张自然界与人之间互相为对象的辩证关系，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过程中，自然界也同时以人作为对象，对人产生反作用。由于自然界的发展有其固定的规律，必然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客观的制约性。因此，人类改造世界必须要遵循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人与社会的统一的辩证关系论述了社会与人之间是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人是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具体的人，如果离开了社会具体的人就不存在，而离开了人的社会也是不能存在的。个人的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不能脱离人与自我关系的辩证统一而存在。由此可见，马克思和谐观所蕴含的思想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一个整体性范畴，具有四层互相联系的涵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历史指的是人类的总体历史。这种历史发展的共同基础和统一性是世界历史观的基本含义，由此可见，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第二，世界近现代历史主要是18、19世纪以来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世界历史就是交往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是整体和局部、系统和要素的关系。第三，世界历史指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产生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结果，从这个观点出发，共产主义运动所产生的世界历史属于更高阶段，属于彻底解放人类的阶段，是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阶段。第四，世界历史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方法和视野。马克思关于世界观与历史观的论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②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历史观、世界观以及主体性理论等视角解读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有助于明确马克思理论对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有力地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尽快实现。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相对于城市的建设、经济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以及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受到了其它国家的巨大冲击，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甚至在部分地区，二元城乡经济结构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还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态势。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农村居民经济收入的相对减少也导致他们的购买力出现下降，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乃至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差别。③
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不能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新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在实践中履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要取得成功必须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要发展特色农业、集约型农业。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因此，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要切实抓好农业生产。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力度，推广种植新型、高产的农产品，提高农村居民农业种植的技术水平，发展集约型农业，以实现全面提升农业产出效益的目标。同时，要重点发展特色农业，挖掘农业的潜力。由于我国土地资源十分匮乏，尤其是耕地资源更是十分有限，通过深度挖掘农村耕地的潜力，可以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上产物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以及其它工业，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在镇驻地，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可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加工这一增值环节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留在“农村”。而工业的发展又可以积累大量资金，使广大农村地区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中去，如此，技术型农业、科技型农业以及生态农业的发展就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简言之，农村经济建设就是要注重效益、生态并重，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行性。④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的论述、强调的人的“实践”价值，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首先，必须肯定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性。农民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而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维护以及发展好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这就决定了农民必定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直接受益者、最终受益主体。因此，新农村经济建设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引导，但是绝对不能忽视农民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决定性作用，要从思想上、工作中把农民放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地位，创造有利的环境，调动农民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以促进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尽快实现。如果广大的农民群众被动地参与到经济建设，农村经济建设的效率就会比较低，新农村经济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其次，激发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必须激发农民的能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的实现，首先必须要农民了解新农村建设内涵、最终目标以及最终利益获得群体，让农民知晓经济建设是与农民的切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只有激发、调动农民群众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的热情，我们的新农村经济建设才具有了更可靠的基础性保障。当然，新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农民的选择性，只有农民明确了想要什么、如何实现目标，经济建设才具有了必备的“人力资源”。相比能动性、选择性而言，创造性是农民主体性的最高阶段的表现，发挥农民的创造性作用，农民的创造性精神、创业意识能够推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进程。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能否实现，关键是取决于能否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只有让广大的农民群众称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他们才能够更好地享受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果。⑤
最后，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载体，尊重农民的自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的发挥与其全面发展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新农村经济建设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又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以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载体，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自利，使他们能够主动、自主地参与到农村经济发展中去。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农村群众的主体性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的体现，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地意识到自己才是新农村经济建设、实践活动的主体，才能够承担起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任，然后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实践，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劳动技能水平，从而促进农民群众自身实践能力的全面提高。
因此，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并将其作为人的全面发展、人性发展的主要标志，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政治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马克思主义和谐观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指导价值。马克思关于和谐观的论述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经济建设目标实现的途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首先，和谐观明确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可行性。马克思主义和谐观所提出的人的自然、社会以及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以人为本”的重要的理论来源，能够激发广大的农村居民参与到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浪潮中去，为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理论支撑。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统一的论述，包含了人要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对当前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其关于人与社会辩证的统一关系的阐述对于营造和谐的邻里关系、增强农村居民的凝聚力向心力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离不开农村的参与，建立和谐社会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水平、思想认识水平以及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够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从而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活动的顺利开展。当然，尊重自然规律并不意味着不能改造客观世界，在新农村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居民要积极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通过认识各种自然现象、客观规律，逐渐掌控这些规律的变化，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农村居民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实现人与客观实践之间“信息”、“能量”以及其它物质的交换，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稳定以及健康地发展。⑥
其次，和谐观对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实现途径具有指导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和谐观所倡导的内涵来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以农村产业结构优化为根本出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是基础保障，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可否认，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生活质量得到了质的改善、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是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以粗放型发展为主的，过度的索取致使农村的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引导农村居民发展生态农业、集约型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畜牧养殖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经济效益。二是转变基层政府职能，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以镇、乡为主的基层政府的决策直接与农户的经济利益相关，决策正确将会有助于发现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促进和谐农村建设目标的顺利实施；政府职能的转变要紧紧围绕“服务农民、以农民为本”的理念为核心，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新思路。三是以塑造新型农民为关键，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新型农民的培育必须要提高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使农民成为“技术水平较高、经营水平较高”的新型农民，进而为农村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小结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差别。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个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成败、和谐社会建设能否成功、城乡二元经济差距能否消除、城乡经济一体化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等都离不开农民的参与。政府必须进行科学的规划，激发农村参与新农村经济建设积极性、主动性，使他们成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释】
①唐学文：“新农村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论坛》，2011年第7期，第46～47页。
②左然：“构建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人民论坛》，2006年第7期，第56～58页。
③付钰：“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思考”，《现代商业》，2011年第24期，第173～174页。
④黄剑：“新农村经济建设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探讨”，《商业时代》，2010年第9期，第121～122页。
此外，针对学校体育合作，陈宝生表示，将借鉴欧洲体育教育，特别是在足球等项目上的经验。希望双方在体育师资培养、体育教学科研、青少年体育赛事交流、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等方面加强合作，希望欧方能在足球、冰雪等传统优势特色领域为中国培养高水平人才。
中国科技论文的整体影响力站稳世界第4位
中国新闻网消息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近日在北京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最新结果：筑牢体量世界第2位的基础，整体影响力稳居世界第4位。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戴国强说，得出这些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分析。
首先，中国的高被引国际论文数量、国际热点论文数量双双进入世界排名第3位，紧随美国、英国之后。统计表明，2006―2016年，中国处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论文为1.69万篇，占世界份额12.8%；中国近两年间发表的、被引用次数进入本学科前1‰的国际热点论文为495篇，占世界份额的18%。细分到领域，2015年中国有18个学科的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10位。其中，在农业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材料科学、数学、药学与毒物学、物理学共8个学科领域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第2位。
其次，从发表渠道来看，2015年中国科学家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达到8 286篇，连续六年稳居全球第二。研究发现，中国科学家撰写论文更具“国际范”。2015年，国际合作产生的论文达到7.5万篇，比2014年增长了15.1%。合作伙伴排名前五的依次是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日本。中国科学家也更多地参与国际大科学合作产出论文，尤其是在高能物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生物学、医药卫生等学科。
省会及以下城市探索农村籍高校学生来去自由落户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 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 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入世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的高效、农业生产者素质的提高等优势使我国在农业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为避免入世后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农业造成不利影响，要求我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发展可持续农业，促进农业的整体进步。
1 中国农业发展及农产品贸易现状
1.1农业发展现状
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农业发生了深刻变化, 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 主要农产品市场供求稳定。农产品总量成倍的增加，从197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321亿公斤到200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0616亿斤农产品贸易现状，我国粮食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粮、棉、油、肉、水产品、水果等已跃居世界首位, 肉、蛋、水产品已超过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农业产业在不断的发展壮大（见图1）。
图1 2002-200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及增长速度
但是农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人口、资源等原因，我国的农业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1）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中国。中国农民一年收人均在6000-7000元，在种植上除去种子、化肥、灌溉等方面，在养殖上，除去幼苗、饲料以及家禽的医药费等，农民一年净收入也能有4000-5000元。而诸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一年人均收入为12000美元左右，因此中国虽然农民占全国总数的70%，但人均收入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2）资源快速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农业资源方面，由于水资源的过渡开采和被污染，导致农业用水严重失调，由于城市建设以及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导致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生态环境方面，全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草原退化面积达0.87亿公顷农产品贸易现状，并仍以每年133万多公顷的退化速率在及扩展；森林覆盖率仅为20.36%左右，人均林地面积不足0.12公顷，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6%；（3）政策对农业倾斜的扶持不够，国家在农业上的投入相对不足；（4）生产方式不适宜生产力的提高。目前的小农生产方式，已经阻碍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和发展，也阻碍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以后对社会化分工的要求，难以走上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5）随着农村外出务农人数的增多，农村劳动力大部分转移到城市中对农业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1.2农产品贸易现状
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8年来，广大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入世”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农产品出口与入世前相比发生了“质”的改变，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可喜局面，出口的增长在带动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产品进口更是呈现高速增长的局面。现阶段农产品贸易呈现以下主要特点是：（1）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即饲料、粮食、棉花，丝类等初级产品多，而高档次、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制成品较少；传统产品多农产品贸易现状，创新产品少；（2）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不合理，我国农产品大部分主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而南美、拉美、非洲等发展国家及欠发展国家地区出口量较少，但从贸易保护上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更容易采取贸易保护主义。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每年的农产品贸易总额逐年增加，但2009年由于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总额较2008年有所下降(见下表1)。
表1 2002-2009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亿美元）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农产品贸易总额
306
403.6
514.2
562.9
634.8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人口增长；贸易政策；农产品国际竞争力；VEC模型
作者简介：姚文（1973-），男，四川巴中人，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商贸系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农产品贸易与流通研究。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2-0050-07收稿日期：2012-09-21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大国，自古以来就有农产品外销海外。农产品出口是带动国内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越来越大，2009年达到创纪录的366.87亿美元，进口额超过出口额1.2倍。农产品进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内农产品的供给，丰富了消费者的餐桌，但长期的、巨额的贸易入超意味着国内市场不对等且被外国农产品占领，并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农产品定价权问题、农业安全问题和农产品销售困难，等等。怎样解释中国农产品贸易长期入超且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现象、如何才能扭转这一不利局面？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随着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市场逐渐国际化，竞争跨越国界，竞争中的非经济因素逐步让位于经济因素，产业国际竞争力成为影响该产业进出口的主要因素。中国农产品的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呈现出下降趋势（刘林青 等，2011），抑止了我国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长，且抑止作用不断增强（李岳云 等，2007；赵亮 等，2012）。哪些因素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笔者将采用钻石模型理论予以解释，并进行实证分析。
一、文献回顾
钻石模型理论由Porter（1993）提出，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该理论认为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以及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企业的表现等4个基本要素决定了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的竞争力。4个基本要素之外还存在2个变数：政府政策与机会。机会是无法控制的，但政府政策的影响不可漠视。该理论弥补了先前一些理论仅从某一个方面来解释国际竞争力的不足，更全面地揭示了国际竞争力的来源及影响因素，极大地提高了对国际竞争现象的解释能力。近年，学者们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Hobbs等（1998）从供应链角度分析了丹麦猪肉的国际竞争力，指出丹麦的猪肉生产合作社拥有先进的屠宰、加工技术是其猪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原因。Wijnands（2001）分析了荷兰和西班牙在西红柿、辣椒和黄瓜等蔬菜上的国际竞争力，认为荷兰的优势在于供应链的性能和有效性，西班牙的优势在于产品质量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帅传敏等（2003）认为出口结构不优、市场结构单一是制约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应调整出口农产品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以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阮尹（2008）认为制约中国中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因素主要是政府、企业和市场本身的问题。邓启明等（2011）基于浙闽两省的调查，分析了地理标志保护、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提出实施地理标志保护、促进农业标准化以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周灏（2011）提出加强反对贸易伙伴滥用反倾销权利，以维护和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廖翼等（2012）认为国内产量、出口价格、人民币汇率、加入世贸组织、品牌和技术对中国烟草及其制品的国际竞争力有显著影响，必须改善产品质量、加强品牌建设、努力推动技术进步以提高中国烟草及其制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上述文献要么局限于定性分析，要么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多视角实证研究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文献不多。正如Porter所指出的，影响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鉴于此，笔者将在Porter的钻石模型理论指导下，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贸易政策等角度对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
二、方法与数据
（一）变量构造
1.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笔者借鉴许咏梅（2005）的方法，选择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来评价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RCA由Balassa（1978）提出，该指数既强调一国或地区某产业出口在世界同类产业出口中的地位，也强调一国或地区在世界出口中的总体地位。RCA指数将各国产品的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或在该国总出口的比例标准化，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该产品的相对优势。从动态观点看，如果该系数上升，表明该国该商品的竞争优势扩大，反之则表明动态竞争劣势扩大。结合农产品贸易，RCA的计算公式为
RCA=Xc/XctXw/Xtw（1）
1987年,林毅夫回到中国,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回国后,他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1994年至2008年,一直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从1994年开始,他参与了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讨论,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
林毅夫是中国经济学界“海归”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者之一,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规范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学较为成功的学者之一。他努力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并强调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规范化和一致性,以及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他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作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他主张中国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他还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改革国有企业才能够给民营经济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林毅夫一直以来都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认为在拥有和平稳定发展机会的环境下,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林毅夫在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已为世界经济学界推崇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贡献。
分 类 中图法 f301.24
未来环境变暖对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何影响，是当前普遍关心的问题。利用我国丰富的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历史相似型分析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也是我国在世界上独具优势的领域。全新世暖期期间我国普遍温暖，其鼎盛时期我国东部平均温度较现代高 2.5℃[1]，是未来变暖的可能相似型之一。全新世暖期也是我国原始农业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本文根据大量考古资料复原了全新世暖期中的仰韶—龙山文化期间（7000～4000abp）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的地域差异，并从历史相似型的角度对全球变暖后对我国农业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新疆、青藏高原、西南及东北地区由于资料限制没有列入讨论。
1 全新世暖期土地利用的区域差异
我国新石器考古始于本世纪 20 年代，建国后获得了重大发展，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发掘，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也有了重大突破，其中一部分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地层学、类型学研究和动物骨骼鉴定与植物孢粉分析，不少地方还进行了区域性史前农业研究[2-10]。虽然有些细节问题还有待深究，但利用考古资料重建我国全新世暖期的土地利用格局已有可能。
对于已发现作物遗存的遗址，其作物遗存明确地指示了当时的土地利用状况，对没有发现栽培作物的遗址，其生产和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从出土的生产工具、陶器有无及房屋建筑等特征来分析。
1.1 前仰韶时期的土地利用概述
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农业文化出现于 8000abp 前后，8000～7000abp 的前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相对较少，但已可看到北方旱作与南方稻作的土地利用格局。以黄河流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及陕西关中平原的白家—李家村—老官台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均表现出较高的生产水平[2、5、6]。磁山遗址灰坑粮食储存量估计达 5万kg[5]，表明农作栽培已发展到方修琦等：全新世暖期我国土地利用的格局及其意义。相当水平，裴李岗、沙窝李、许昌、大地湾及北辛遗址等也发现了粟的遗
存[11]；辽宁新乐下层发现了作物遗存，内蒙古赤峰亦出土了石锄、石磨盘、石磨柱等农业用具，但较黄淮地区要粗糙，渔猎采集文化占相当重要的地位[9]。长江流域发现的栽培作物都为水稻，如彭头山、罗家角[12]等。稻作遗存向北可分布到河南舞阳贾湖、汉水流域的西乡李家村、何家湾等地[11]，其北界大致在 33°n。华南地区渔猎采集居主要地位，并可能存在种植块茎、果树类植物的园圃式农业[13,14]，但迄今还没有直接的证据
1.2 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土地利用的区域差异
原始农业文化在 7000～4000abp 的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得到重大发展。表现在文化遗址的数量大增，规模增大，农业生产工具制作更加精良等多方面。以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原始农业文化最盛时的状况为标准，忽略在此期间文化波动对分布范围的影响，可以大致地勾画出该时期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的基本轮廓：仰韶—龙山时期的土地利用继承了前仰韶时期北方旱作与南方稻作的土地利用格局，但旱作区和稻作区的北界都进一步向北推进；在北方旱作区之外为渔猎文化为主的地区；南方稻作区之南的华南沿海以渔猎经济为主，内地则可能继续维持薯类栽培。
黄淮地区及长江流域的农耕在原有水平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继续保持了其领先位置。文化遗址分布密集，龙山时期黄河中游遗址分布密度已同现代村庄分布差不多，安阳市洹水沿岸 7.5km 的地区内就发现了 19 处龙山文化村落遗址[15]，龙山晚期黄河流域已出现城市[16-18]。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仰韶、龙山文化影响的范围北达内蒙[19]，西到甘青地区[20-22]。根据考古证据，农业文化遗存北界的大致位置为：从绥芬河至宁安镜泊湖南岸，经农安左家山、通辽，沿西拉木伦河北侧向西南延伸，至化德、商都，沿阴山南麓、大青山南麓至包头、乌拉特前旗，向南经东胜以西，鄂克托旗、杭锦旗以东，向西经宁夏固原沿河西走廊北界至嘉峪关、玉门，再折向东南，沿祁连山北麓，
向南经青海湖东岸至贵南、泽库（图 1）。
在很多遗址中发现的栽培作物遗存表明（图 1）北方为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其次还有黍，其它的如小麦、大麦等也有发现，但只是个别现象。发现粟遗存的遗址中赤峰、北票、熬汉旗大甸子墓地、兰州白道沟坪、临夏东乡林、民和、乐都柳湾等，都是位于旱作农业北界附近的遗址，发现黍遗存的文化遗址有临潼姜塞、山西万荣荆村、新郑裴李岗、甘肃秦安大地湾、甘肃临夏东乡、青海民和、沈阳新乐等，黍的分布区大致与粟相当，是一辅的旱作作物[9,26,27]。因此，粟的分布北界基本就是旱作的北界。
北方在旱作农业区之外的文化为渔猎采集或畜牧为主。青海只有共和盆地约 6700abp 的拉乙亥遗址，出土的石器均为打制，动物骨骼种类多为羊、雉、兔、旱獭等[21]。西北的巴吉丹林沙漠地区的乌科靠海遗存中细石器占绝对优势，并与少量陶片和其它石器共存[28]。呼伦贝尔草原出土物以细石器为主，石器的打制反映当时人们过着畜牧狩猎的生活[29]。松嫩平原出土的石器多为压制，有石镞、刮削器、尖状器、网坠、骨刀等渔猎用具，密山县兴凯湖边还发现 10 座大型鱼窖[30]。
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高超，品种齐全，造型生动[31]。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在 400m2 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迹或稻谷与谷壳、稻秆等混在一起的堆积物，厚度达 40～50cm，表明了当时粮食之丰富[32]。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栽培区，很少单一的粟、黍栽培区。从黄淮地区发现的作物遗存的数量分析，粟作 26 个，稻作 17 个，但在 36°n 以南，稻作 16 个，粟作 18 个，稻作与粟作遗址的数量已大体相当，显示黄淮地区稻作已很普遍。当时稻作栽培的北界大致推进到了 35°n 附近的扶风—户县—华县—渑池—洛阳—郑州—衮州—日照一线（图 1），较现今偏北 2～3 个纬度。稻作区南界的具置目前尚难确定，大致在南岭北侧至福州以北。
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南方沿海地区的狭长地带上，发现的文化遗址多为贝丘（或沙丘）型，其生产方式有别于邻近的内陆地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发现了大量堆积很厚的贝壳或大量的鱼骨，还有两栖类、陆栖类、飞禽类等骨骸，农业工具很少或者没有，以渔猎采集为主要食物来源[33,34]。华南内陆地区大部分时间可能仍以薯类栽培为主，直到距今 4000 多年前的石峡文化时期，稻作农业才发展起来[11]。华南地区发现新石器时期稻作遗存的有广东区江石峡、泥岭、福建南安[23]、东张等，石器以石锛、石斧最普遍，但真正磨光的并不多[35,36]，农业生产水平仍明显仍落后于黄淮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2 全新世暖期土地利用区域分异的意义
2.1 对降水资源的反映
一个地区的土地利用形式与当地的自然资源相适应，在技术尚不发达的人类社会的早期更是如此。处在全新世暖期之中的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土地利用格局应与当时的环境相适应，土地利用的边界应是某种资源制约作用的反映。我国许多农作栽培主要受降水的限制，古人由于生产力水平限制，没有灌溉或灌溉水量很小，一些作物分布的界线在反映降水量方面的意义具体明确。
2.1.1 旱作农业北界对降水资源的反映
在我国大兴安岭以西的半干旱地区，降水是限制农业分布的主要要素。我国现代旱作农业主要分布在降水 350mm 以上的地区，降水 250～350mm 的区域内有少量的农业，250mm 雨量线是现代旱作的最西、最北界线[37]。
粟是一种耐旱、适应能力强、生长期短、易保存的旱作栽培植物，其全生育期 120～140d（春谷），粟生育期需水量为 290～310mm[38]，在农牧交错带内生育期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80% 左右，生育期间内降水等于粟需水量时对应的年降水量为 362～387mm；在 250mm 雨量线附近地区，谷子一般年份灌水定额为 60～70m3，根据灌水量与降水量的换算表，相当于降水约 100mm[39]，转换成年降水 130mm 左右，则粟作要求的最低全年降水约 380mm。
根据粟对水分需求的特点，以及现代农业的分布特征，可以把 350～400mm 降水量看作是现代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北界的临界值。考虑到史前农作的原始性，没有灌溉或灌溉水量极小，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也不大，仰韶—龙山文化时期以粟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北界的降水量应与 350～400mm 相当或略高。将仰韶—龙山文化时期旱作农业的北界与近 40 年平均的等雨量线相对比（图 2）发现，暖期时旱作农业的北界在甘肃白银以东、克什克腾旗以西与现今雨量线 300mm 吻合
很好，意味当时降水高出现在 100mm 左右；河西走廊地区的农业北界分布到现今降水 150～200mm 以下的地区，当时降水最多较今多 200mm 以上；在克什克腾旗以东直到东北地区，农业北界与现代 350～400mm 等雨量线差异不大，在此区域内降水对作物分布的限制已不十分显著，此段的农业界线可能并不反映降水变化。
2.1.2 稻作分布北界对降水资源的反映
现代“南稻北麦”的分界线位于秦岭淮河一线。此界线在指示降水资源方面的意义有二：第一，水稻（单季稻）生育期（5～9 月）内需水量 600～650mm，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以南同期降水均在 600mm 以上[40]，折合年降水量为 900～1000mm。秦淮一线常年降水量与此相当，基本可满足单季稻生长的需求，秦淮以北也有零星水稻种植，但降水不足，一般得益于现代灌溉渠系的水源保障及优良抗旱稻种的培育推广。因此，水稻分布的北界大致与 900～1000mm 降雨量线对应。第二，作为“南稻北麦”的分界线秦淮线也是我国伏旱区的北界，线南春雨伏旱，宜种水稻，线北春旱夏雨，宜种小麦[41]。伏旱区是副热带高压作用的产物，因此，由伏旱区的位置可以进一步推断副高的位置。
二熟制的耕作制度在汉代才发展起来，因此，史前人类种植的水稻是单季稻，全新世暖期水稻北界北移到 35°n 左右，从渭河和黄河沿岸向东直到连云港附近。与现代对比，年降水量在济宁以东较现今高出 100mm 左右，济宁以西、郑州以东高 200mm 以上，郑州以西可能大约高 300mm，反映出在大暖期内陆比沿海降水量增加更多的趋势。相应地，古伏旱区的北界较现代偏北约 2～3 个纬距，黄淮之间地区降水的季节分布形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呈现春雨伏旱的特征。由伏旱区的北进可以进一步地推断，古副高（相应地，古副高脊线）也向北移动了 2～3 个纬距。
2.1.3 与自然证据的对比
以农作界限推算的降水资源状况可能受许多因素影响而产生误差，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古今位于边界位置上的作物类型的差异的影响，如全新世暖期时旱作农业北界上的作物为粟、黍，而现代农作北界上作物组成较复杂，有春小麦、谷、糜、马铃薯、玉米和高粱等[37]，因而用 350～400mm 的降水量来标定全新世暖期时的旱作北界可能存在一定误差。此外，农作物需水量的确定较为困难，同一作物现在与全新世暖期的需水量指标可能不一致，农作栽培也有可能受到局地因素影响等，这些都有可能增加复原结果的误差。判断复原结果可信程度的一个可行途径就是利用多方面的证据进行综合校核。
根据旱作农业的北界推测的全新世暖期时甘肃白银以东、克什克腾旗以西一线的降水高出现在 100mm 左右的结论与许多根据自然证据复原的结果相近[42～45]。河西走廊地区的农业北界反映的当时降水最多较今多 200mm 以上，与根据水量平衡、孢粉组合推测的青海湖地区全新世暖期相当[1,46]。
在稻作北界附近，定量地反映降水变化的资料不多。全新世暖期时稻作的北界与安芷生等[47]根据以花粉、古土壤等多种代用资料重建的全新世最佳期 1000mm 雨量线吻合较好。在西安、武功地区，根据水稻分布北界推测的降水量与当地中全新世发育的棕壤所反映的降水量比较接近[48]，而高于据古磁化率复原的年降水量[49]。
根据旱作农业北界和稻作北界所反映的降水可以推断，全新世暖期时，我国北方旱作地区内的年降水量一般较现代多 100～200mm 左右，最多可能接近 300mm。在北方旱作区内，根据鄂尔多斯和陕北地区黄土—古土壤系列的磁化率复原的降水高出现在 100mm 左右[49]；根据水蕨等指示性孢粉和孢粉组合推测，河北平原降水增加 150～250mm[50]；它们与根据农作物界线推断的结果相吻合。
在南方稻作区内，以浙江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为依据，恢复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全新世温暖期鼎盛期 (6000～7000abp) 的年降水量为 1500～1800mm，较今多 200～400mm[51]。在江苏宁镇丘陵宝华山（32°n，119.3°e），根据所发现的中南亚热带成分山龙眼推测 5000abp 的降水量较今高 200mm[52]。以上结果与根据稻作北界推测降水量可以相互对比。
以上对比结果表明，根据作物界线复原的降水结果与根据其他资料所复原的结果基本吻合，即在全新世暖期我国北方地区降水普遍较现代增多 100～200mm 以上。
2.2 暖期对我国的影响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在全新世暖期的高温多雨环境之下，农耕区范围显著扩大，相应地可耕地面积也将增加
，水稻种植区向北扩展。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增暖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历史时期也是这样，历史上暖期一般都是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
3 结论
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复原出仰韶—龙山文化时期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分区的基本轮廓为：北方旱作南方稻作，在北方旱作区之外为渔猎文化，在南方稻作区之南的华南地区可能为渔猎文化或以薯类栽培为主的地区。旱作区和稻作区的北界都较现代偏北，水稻种植北界达到 35°n，较现今北移了 2～3 个纬度，北方旱作相应向北扩展到现今以畜牧为主或半农半牧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及西北的甘青地区，其中粟是最主要的旱作栽培作物。
稻作北界对应的降雨量为 900～1000mm，粟作北界对应的降雨量为 350～400mm，根据旱作农业北界和稻作北界所反映的降水可以推断，全新世暖期时我国北方旱作地区内的年降水量一般较现代多 100～200mm 左右，最多可能接近 300mm。以上结论与根据其他代用资料所复原的结果基本吻合，显示出全新世暖期我国北方地区降水资源普遍增加。
根据稻作北界推断，古伏旱区的北界较现代偏北约 2～3 个纬距；进而可以推断，古副高（相应地，古副高脊线）也向北移动了 2～3 个纬距。
全新世暖期时暖湿的气候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因而农业界线向北扩展，从历史相似型的角度看，未来环境变暖对我国的农业发展是有利的。
图 1 仰韶 - 龙山文化时期的粟、稻遗存与土地利用的区域分异
fig .1 the reiics of millet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land in thd periods of yangshao-langshan cultures
括号内容依次为访谈对象的姓名（或代号），性别（F表示女，M表示男），年龄，访谈时所在城市（CS表示长沙，ZZ表示株州，XT表示湘潭）
一、研究回顾与本文起点
作为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实际生存状态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对农民工“融城”的各方面思考，学界在理论层次和经验层次等方面的研究已比较丰富，比如：对农民工的阶层特性与社会地位的研究（李强，2004；朱力，2003）；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研究（李培林，1996；李长江，2004）；对农民工的情绪、社会心理研究（李强，1995/2005）；对农民工城市主体关系的互动研究（李强，1995；朱力，2001；潘泽泉，2004）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农民工视角变化研究（李培林，1996；周晓虹，1998；江立华，2003/2004）等等。
上述有关农民工“融城”的研究大体概述了当前主要的研究视角。当然，我们尝试归类的视角其彼此之间的界限也具有模糊性，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但总体而言，每个角度的研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当前看来，农民工在“融城”过程中日益突显的心理障碍问题呈增量趋势，在“融城”的大背景下关注农民工的心理障碍并寻求消解之法，对于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学界对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研究也零星有所涉及，但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维度，并结合理论层面予以说明，提出实践性的分析路径还不多见。因此，全文尝试从社会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双维度对农民工“融城”的心理障碍予以合理的释读，并以长沙、株州、湘潭三地的访谈调查记录为分析样本，在力求理论合理阐释的基础上，描绘出农民工“融城”的心理障碍表征，并以此探究出问题的解决路径。
二、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当前看来，全国农民工总数约在2.1亿人左右，占我国农村人口的63%以上，并且每年以600万800万的规模迅速增长。预计未来10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包括劳动力及家属）将在1.5亿人以上。[1]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跨地区流动就业，在所有的大中城市，在建筑、纺织、制造、第三产业等许多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这一群体的出现及其在工业和城市社区中的作用和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2]本文的研究依托笔者近两年（20052007）利用寒暑假时间在长沙、株州、湘潭三地所做的跟踪访谈记录文本为分析样本，通过对15个个案详细的文本记录和话语分析，透视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实际上，“借助于语言结构的分析和更加宽泛的社会背景，并通过对其做出分析，可以揭示话语表达中的社会意义。”[3]
本文界定的“融城”过程中的农民工具体是指脱离土地、背井离乡，进城就业务工的农民群体。心理障碍主要侧重于农民工面对城市强大的辐射力以及与农村截然不同的经济关系与利益体系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冲击、心理壁垒等。思想政治教育，全文主要将其归为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以及道德教育，使得“融城”农民工群体形成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素养和道德规范，从而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动。
三、样本分析与理论阐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境域正面临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即由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4]，对广大农民工群体而言，生活在不断变化的转型期，并从乡土走向城市、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个演进的过程对其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强烈的冲击。通过深入访谈及对其生活的观察，我们总结得出：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实践轨迹可以描述为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这四大向度，并且，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其心理演化的路径趋向类似于从想象世界走向实践世界的过程。为了更方便于比较研究，全文主要从宏观转向和微观转向的两大层面来做一步的说明和阐释。通过对调查文本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得出：乡土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城市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处在失衡状态；想象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处在相对平衡状态、实践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则处在失衡状态。事实上，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的过程，农民工其获取的利益和期望值呈减量趋势，其心理状态也由平衡走向失衡，而对于想象世界和实践世界，生活场景和指向空间的位移，这必然会导致农民工“融城”的心理由平衡状态转向失衡状态。（见图1）
通过访谈研究发现，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实践形态和心理转换逻辑被上述四个世界所型塑。乡土世界是他们生长之农村社会。进城之前的想象世界主要源于他们的梦想，以及他们听到、看到打工归来的亲朋和邻居或受媒体影响后形成的对未来的憧憬，是一个虚拟的主观世界。进城后的想象世界是一个实践中的、不断调适的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就是他们打工所在的城市，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是他们获得现代性、完成城市化的场所。实践世界是他们生活的实际具体空间，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时空条件而变化。对于“融城”过程中的农民工来说，实践世界是处于城市世界之中的。[5]
这里我们尝试引入“参照群体”理论予以进一步说明。美国学者希曼（HerbertHyman）提出“参照群体”这一概念，指出：“一个人没有加入但又按照其价值规范来评价与指导自己的行为的群体。”[6]随后这一概念演化为负非所属参照群体、正非所属参照群体、负所属参照群体、正所属参照群体四大类参照群体。所谓负非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并不属于它，并且希望回避的群体；所谓负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属于它，但不愿意承认，希望摆脱的群体；所谓正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属于它，并且主观上认同的群体；所谓正非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不属于它，但是渴望加入或者渴望模仿其成员的群体。这种对于参照群体概念的延伸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细化了主体对于参照群体的主观感受。[7]事实上，农民工在“融城”过程中，其潜意识之中就将自我定位、消费方式、消费态度、转为城里人的意愿以及城市心理定位等方面还没有将城市居民视为其参照群体。
“总感觉自己不是城里人，即使赚再多钱，这个陌生的城市也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金窝银窝，还是不如自己的狗窝’”。（XB，F，32，CS）“我在长沙呆了好几年了，总感觉他们城里人消费很大方，好象个个都像大款，大把大把的用着钞票，而我们农村来的，总会盘算着花好每一分钱，我们干的大多是体力活，钱来得不易。”（HBX，M，41，CS）“在湘潭打工也有好多年了，总感觉城里人相互猜疑，互不信任，我们乡下来的更是难以走进他们的圈子，说实话，不是为了多攒几个钱供小孩读书，我还真不想到城里来打工，更没有想过把家将来搬过来。”（LYZ，F，29，XT）“面对城里人，我们乡下人总有心理隔阂，不管是穿着、吃饭住行，还是语言交流，城里人乡下人一眼就可以看出。”（WXB，M，27，ZZ）
从以上访谈文本记录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大部分民工并没有将城市居民作为他们的参照群体。他们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农村人群体对他们来说正在经历一个由所属参照群体向非所属参照群体的转变。由此，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其过渡之中的心理落差和心理失衡就会表现出来，这也不难理解从想象世界走向实践世界的真实反差效应。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调适和心理引导在过渡转型期尤为关键，如果引导得法，这些冲击可以成为“融城”的催化剂，加速融合的过程，减少融合的摩擦性冲突；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疏导，则有可能冲击农民工已有或固有的思维，并由此产生强硬的心理壁垒，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笔者通过整理分析得出：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的过程，也是农民工从想象世界走向实践世界的过程，这其中自然会存在心理障碍，具体心理表征可概述为以下几大方面：
（1）双轨体制下的城乡双重尴尬。土地是农民天生的就业保障和生存希望，他们对于土地有深厚感情，不愿意背井离乡。但是，随着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一些农民群体开始向往城市较好的发展机遇，特别是随着现代农业技术层面上的结构性调整，这些更促推着这部分人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去城市寻求致富的途径。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双轨演进下的制度规范无法在身份认定、权利拥有和福利给予等方面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农民工一方面希望在城市谋求发展，但城市又有内生的歧视性待遇；另一方面又割舍不断与农村的联系。“我们乡下人到城里务工，一没有文凭，二没有一技之长，想攒点钱，又受到城里人歧视，我们总是很矛盾，不知道是接着干下去，还是直接返乡回家。”（PBB，F，36，XT）“有时城里没有搞到钱，家里的农活也荒废了，结果会是两头空。”（CSS，M，32，ZZ）
（2）市场经济思维的冲击与不适。农民工进城务工，首要目的是致富，面对市场经济占据下的话语权和分配权，“利”与“义”的地位开始出现偏差。市场达尔文主义衍生的畸形的“利义观”，极容易蛊惑刚踏入城市的农民工。当面对利益冲突和现实差距时，农民工常常出现矛盾的心理，对传统道德法则的背离会导致行为和思维的人格分裂。“有时打点零工，气也受了，钱也拿得少，总感觉这个世界不公平，为什么城里人和乡下人会有这么大的差别？”（FXM，M，21，CS）“我有几个老乡，到城里找工有一段时间了，身上带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为了生存，有的甚至干起了小偷小摸的犯法行径。”（STH，F，46，ZZ）“只要能搞到钱，什么都想去试一下，这是被逼出来的。”（QBX，M，23，XT）
（3）自信与自卑的双重矛盾心理。农民工经过城市先进文明的洗礼，不论是个人素质、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念都超前于仍然生活在农村的驻守农民，这时农民工容易萌发一定程度的自满。然而身处都市，现行制度不论是在户籍、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都只承认城市居民，城市在许多公共资源享有上并不将农民工容纳在内。由于先天身份的人为划分，农民工在政治上得不到城市人的待遇，对公民所应具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意识淡薄；经济上，不但工资上与城市人相差甚远，亦无法获得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待遇。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中，更多的是被自卑心理所笼罩。“我在城里干了好几年，过年回老家，乡里邻居都羡慕的跑到我家问这问那，感觉我就是城里来的贵人。可是，一想起在外务工的经历，心里又不是滋味。”（PJW，M，45，CS）“我在城里呆不惯，总感觉低人一等。”（HMK，F，24，XT）
（4）择业盲目与悲观的情绪。为了获得生存，农民工首先要在城市里谋取一份职业，而先天素质所限和制度设置上的诸多壁垒使农民工往往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能力，经常出现盲目择业的状况。而过于注重城市人对于自己的评价，过于希望得到城市人的接纳和认可，在遭遇求职不顺的时候，农民工过度的敏感心理被最大化的暴露出来。特别是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往往不能理智处理，容易表现为半途而废或者悲观厌世的不正常情绪。“我小学都没毕业，来株州找事做都已经两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实在不行，就回去算了，自己带的钱也不够了。”（FXW，M，18，ZZ）“这是我干的第五份活，没有文凭，也没有什么特长，太脏太累的活，我一个女孩子还真不想干。”（CSX，F，22，XT）
（5）孤独压抑心理的无处排放。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农民工实际上成为“城市边缘人”，不能与城市人平等共存，迫使敏感的农民工群体不自觉的回避与城市人的交往，形成自我隔离的状态。农民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然在空间上接近了城市，但在精神上却没有真正的融入城市，农民工群体总是一个孤独的群体。面对现实的遭遇，甚至那些来自城市人的偏见，这些都极其容易引起农民工的强烈心理反映。[8]这种压抑的心理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则容易导致农民工的反抗行为，产生所谓的“族群对立”，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团结。“我每天干完活，就是睡觉，跟他们城里人找不到共同语言，即使搭上话，也没有什么好说的。”（YRQ，M，35，CS）“他们城里人总是瞧不起我，以为有钱就了不起，我干的活是他们不愿干的，要不是家里还欠些债务，我早回去了，在这里呆着就是郁闷。”（GKL，M，41，ZZ）
四、路径构思与策略选择
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与心理不适，主要归因可做以下两方面解释：首先，二元体制双轨演进下的现实制度体系与城市、农村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现有的城市制度体系没有代表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缺乏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政策支持。而城市现有的制度体系不足，主要表现在城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教育与就业培训制度。其中，户籍制度作为首要城乡壁垒，是城市化和农民工社会化的主要制约因素。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使农民工既不是农民也不为城市所接纳，身份的边缘化使得农民工在心理上普遍感到迷茫和困惑。“从目前状况看，户籍制度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屏蔽”，它有效的使农民工被屏蔽在城市的所有公共资源以外。”[9]更具体层面的表现是：第一，农民工在本来就不占有竞争优势的就业上更加处于弱势地位；第二，农民不能被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的范围之内。其次，传统与现代话语观念的冲突。农民工深受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影响，重视血缘、地缘关系，信守平均主义和经济上的狭义的功利主义[10]，而农民思维在遇到城市资源分配体系时，以前封闭的精神世界受到极大的刺激。由于自身因素的受限，在面对许多城市较好机崾敝荒芟勰健T诰蒙鲜杖胛⒈。徽紊衔葱纬捎辛Φ淖橹死春次雷约旱娜ㄒ妫痪裆闲枨筘逊Γ睦硌挂植谎宰悦鳌6鞘泄逃械姆裾吆凸嬲轮贫仍诿娑耘┟窆な保涞髡虻乃俣裙庠诳凸凵铣晌缡有缘奶蹩睿苍谝欢ǔ潭壬仙撕α伺┟窆さ母星椤/DIV>
城市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当前看来，农民工“融城”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压力，在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时，对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还明显不够，甚至属于空白状态，由此，加强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迫在眉睫。通过对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能有力保障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审视当前农民工“融城”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应寻求以下路径构思和相关策略选择：
（1）明确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三大原则。消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应突出三大平等的原则。首先，政治平等。确保农民工在组织中享有参与政治和发表言论的正当权利，切实通过有效途径维护和保障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其次，经济平等。对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实行同工同酬制，实行按劳分配制和多劳多得的原则。最后，机会平等。应加强和完善农民工岗前培训、技能培训机制，保障农民工享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
（2）把握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涵。对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全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应该具备诸如全民普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宏观教育内容；另一方面也要针对农民工的特殊性进行特殊的微观教育，譬如公民道德指南、城市道德规范、市民日常行为规范等微观方面的教育。此外，还应对农民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其自身调适能力，使其克服懒惰、仇富、自暴自弃等不健康心理障碍，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应对社会变革和身份迁移。
（3）探究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方法。加强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工作的实效性，除了明确工作指导原则、把握工作内容之外，还应积极探求有效合理的解决方法。依据当前农民工思想、生活的特点，我们认为应寻求以下几种方法：
其一，典型引导。典型引导是指运用典型的事或人作为示范，将被引导者的思想行为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树立榜样，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是最基本、最有效的教育途径和方法之一。农民工的先进典型就生活在农民工队伍之中，最贴近农民工的生活和实际的需要，易于激发其模仿、从众的心理活动特点。通过典型引导法，可以激起农民工的思想和情感的共鸣，引导其学习、对照和效仿，并内化为自己的感情和行为。
其二，情感教育。情感教育是使用真挚的感情来感化教育对象，以达到教育的目的。人是感情动物，常需要交流。农民工的工作不固定、远离家庭、身边缺乏朋友，始终沉浸在压抑和苦闷的情绪中。当面对挫折和失败时，极容易出现不正常的宣泄手段，因此特别需要获得情感的宽慰和理解。要做好农民工的情感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树立民主观、平等观，充分尊重农民工、了解农民工、理解农民工，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困难。
其三，心理咨询。转型期农民工“融城”会面临许多心理问题，如心理失衡、心理恐惧、心理焦虑等，这些心理问题直接影响他们的情绪和行为，成为“融城”过程中的主要心理障碍。由此，应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咨询有效的结合起来，并将心理咨询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范围之内，以提高思政工作的实效性，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应在城市专门机构或工会、广播、电台等开设心理咨询平台，为农民工随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其四，营造环境。人的思想是从获取信息到内化逐渐反省的过程，这一过程当中思想的形成和演变离不开环境的作用。环境的影响，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我们应努力创设对城市农民工有积极促进作用的良性环境，消除恶性环境对他们的腐蚀和影响。农民工“融城”后流动频繁，对他们造成影响的是直接接触的社会环境，因此，应加大力度整治社会环境，树立新风尚，尤其是在城市农民工聚集的地区，应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创建文明的社区和和谐的社会环境。此外，还应加强对城市居民的教育，消除他们对城市农民工的误解、偏见和歧视，真正意义上建构一种友善、平等、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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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的研究发现》[J]，《社会》，2006年第2期。
[6]朱力：《社会学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中图分类号：F32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17-02
一、世界苹果生产的现状
数据来源：（价值中国网）图1
从图1看出，世界苹果的产量稳定，世界苹果产量大概处于5 000万~6 000万吨，不过有逐年缓慢增长的趋势。所以可以推定在最近的几年世界苹果产量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世界上共有6大洲84个国家生产苹果，其中欧洲35个国家，亚洲25个国家。苹果产量超过100万吨的国家有12个，这12个国家的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5.8％。其中产量最多的5个国家分别为中国、美国、波兰、伊朗和土耳其，五国的产量约占世界苹果总产量的54.8％。
二、世界苹果国际贸易状况
1.苹果主要出口市场的地理分布：从出口量看，世界上最大的苹果出口市场在欧洲，其次是亚洲和南美洲，主要的苹果出口国有法国、意大利、中国、智利、美国、荷兰、波兰、比利时、南非、新西兰和阿根廷等。
2.中国苹果出口现状。 苹果是中国产量最大的水果品种，也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品种。近20年来，中国苹果的出口量增长很快，年均增长率是14.83％，远远高于年均3.06％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世界上出口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苹果出口量占世界比重已经由1985年的1.7％上升到2003年的9.8％。尽管如此，中国苹果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还是非常低，2003年也仅仅达到2.9％。而其他苹果主要出口国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都远远高于中国，以2003年为例，美国、波兰、阿根廷的比重稍低一些，在15％左右，其余的几个国家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都超过35％，甚至更多。
3.苹果进口市场的地理分布：从进口量上看，世界苹果的进口市场主要还是集中在欧洲，其次是亚洲和中北美洲。主要的进口国有德国、俄罗斯、英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和法国，这10个国家的进口量总和达到世界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其中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进口国，虽然这些年进口比重有下降的趋势，但年均进口量仍达72万吨，占世界苹果进口总量的16％左右。在这些国家中，俄罗斯、西班牙、墨西哥的进口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他国家进口量保持平稳或稳中有降。
三、保护我国苹果的产业的理论依据
（一）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幼稚产业的判定标准：坎普标准
1.坎普标准（Kemp’s test）：幼稚产业保护应以实现产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为前提，即如果某一产业将来在经过保护之后能带来外部经济效应，则暂时性的保护是可以考虑的。
2.在外部规模经济存在时，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之间可能出现偏离。只要其在保护之后，能够产生显著的外部经济效应，则仍有保护的必要。
3.与强调内部规模经济的前两个标准不同的是，坎普标准更加强调外部规模经济与幼稚产业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分析
根据坎普标准内部规模经济的情形下，即使某一产业符合穆勒和巴斯塔布尔的标准，政府的保护也不见得是必要的。
从数据可得，中国的农民面临着地少人多的事实，一直处于精耕细作的劳动模式，生产规模不明显，生产率不高。
1.由于土地的资源的有限性，中国的果农很难成为美国似的农场主，生产达不到内部规模经济。
2.由于农业作物的特性，资本投入回收慢，而在中国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投资在股市或者其他行业，资本回收快，回报率高，因此中国的农业资本的来源是有限性，中国企业进入农业行业的热情不高。
3.农村的信贷体系不完善，果农的信贷依然存在问题。
4.农民素质的不高，没有形成有效率的、有组织的农业协会，难于承受市场的价格的波动，议价能力弱。
外部规模经济的理由如下：
1.中国是生产苹果大国，果农占产量、面积与分布
我国是世界第一苹果生产大国,栽培面积和产量均居世[LL]界首位。据统计, 2003年世界苹果总产量为5 796.7万t，我国苹果总产量为2 110万t，占世界苹果总产量的36.4%。
2.苹果也是我国重要产业之一, 2003年我国水果总产量7 552万t，其中苹果占27.94%［1］
3.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26个有苹果产量与栽培面积的记载。年产果100万t以上的省份有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和辽宁省。其山东省是我国苹果生产第一大省, 2001年苹果总产量达616万t，占全国苹果总产量的30.8%；栽培面积40万hm2,占全国栽培面积的19.2%［2］。
4.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苹果产业集中度、优质果率不断提高。如资料显示： 2006年渤海湾产区、西北黄土高原产区苹果生产集中度达85%，比2002年提高5个百分点，优质果率接近50%，提高10个百分点。2006年我国苹果纯收入2 548元/亩，管理水平较高的地区超过5 000元/亩，是主产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总的看来，我国苹果产业已经发展成为最具活力的农业产业之一。
（三）利用国贸的幼稚产业保护前后的变化与福利效应理论分析
（引用老师上课的课件）
Y代表所谓的幼稚产业，其在发展初期的所对应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并不能反映其将来潜在的可能性曲线。如果选择自由贸易，那么对应于世界相对价格p，本国出口X，进口Y，社会福利水平为U0；短期内假设本国对Y产品进口征收一个禁止性关税，则征税后的国内价格pt回到了封闭下的价格水平，对应的社会福利为U1，低于自由贸易下的福利水平。保护期间，Y部门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从长期看，本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此时，撤除保护性关税，假设本国在世界市场上是小国，本国的发展不影响世界价格，那么有两种可能的结果：（1）如图8-3（a）所示，对应于p，本国仍然出口X，进口Y，但与保护前相比，社会福利得到了改善；（2）在图8-3（b）中，我们看到由于Y部门的发展十分显著，撤除保护后，面对世界价格p，本国反倒由原来进口Y转变为出口Y，社会福利水平由U1提升至U2，高于自由贸易下的福利水平U0。
因此，国家给予保护，是会产生外部规模经济，一旦苹果产业得到有效的保护，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26个有苹果产地。特别是年产苹果100万t以上的省份有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和辽宁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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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明史内容纷繁复杂，其所描述的经济现象类别繁杂琐碎，经济制度、专有名词、统计数字众多，表达又多用抽象化和数据化语言，不仅读之枯燥无味、较难理解，且难以识记和系统掌握。现实生活中，高中学生对学习经济文明史普遍不感兴趣，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心理障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学习经济文明史的效果。如何克服学习经济文明史的心理障碍？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既有主动克服“经济文明史难学”等先入为主的问题，又有对经济文明史学习目标科学定位的问题，还有对科学的经济文明史学习方法的掌握与运用问题。如何防止“先入为主”是一个心理学问题，笔者在这里不作深入探讨。关于经济文明史学习方法问题，笔者会在后面深入探讨，这里暂不展开。在此，笔者仅就经济文明史学习目标定位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学习经济文明史，同学们一定要明确《课程标准）》和《文科综合（历史）考试大纲》（以下简称《考试大纲》）有关经济文明学习的知识与能力目标要求，这有利于我们在心理上克服“经济文明史难学”等意识，树立能学好经济文明史的必胜信心。实际上，学习经济文明史并不要求我们识记历史课本上叙述的所有经济现象所涉及的具体事例、数据或相关经济现象的描述，而是要求我们从中探求其发展演变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趋势（规律）。高中经济文明史所涉及的经济制度应以理解为主，重在理解其内涵，掌握其演变的因果关系和影响，而不是掌握其细节内容；有关专有名词，我们只要理解其内涵即可；至于那些统计数字，它只是我们认识某些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工具”，并不要求我们去死记硬背，在高考中也不考查这些内容。以人教版《历史必修2》第1课《发达的古代农业》为例，《课程标准》要求学生“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考试大纲》则只要求考生掌握“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如果我们将这些学习、考试目标要求具体化，可从三个方面理解：①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农业经历了由刀耕火种、以耒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粗放式农业向以耕耙耱为主要生产技术的精耕细作式农业的演变。②从经营方式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农业经历了由集体劳动到个体农耕的变化。③从经济形态来说，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我们可以以这三个方面为基点，适当探求古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因果关系与影响，再做一些必要的练习，就能轻松掌握相关学习内容，从容达到学习与考试目标。至于本课教材中涉及的种种文字叙述、图表等，则没有必要去背诵记忆——说到底，它们只是我们学习并达到《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目标要求的“工具”而已。
二、注意运用历史观具体认识人类经济文明活动
学习经济文明史，不可避免地需要运用一定的历史观分析和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经济文明现象，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经济文明史结论。运用历史观分析和说明经济文明现象，要避免简单套用历史观；对历史教科书中的有关经济文明史结论，也应避免囫囵吞枣般死记硬背。科学的做法，就是将历史观和历史结论具体化。
就历史观而言，解读经济文明史常用的史观主要包括历史唯物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和现代化史观等。为了便于我们在学习经济文明史时能科学运用历史观分析和说明一些经济现象，现特举两例示范：
第一，运用历史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观点分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进步”。我们运用这一理论研读人教版《历史必修2》第1课《发达的古代农业》中的《石犁》、《骨耜》、《铁犁犁冠》等插图与相关文字介绍，就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具和牛耕用于农业生产，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中国古代的传统农业不仅由集体经营的刀耕火种的粗放式农业逐渐向以耕耙耱为主要生产技术的家庭个体的精耕细作农业演变，并由此引发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工具（即生产力）的进步，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原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成为阻碍发展的桎梏，于是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事实证明：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和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
第二，运用文明史观和全球史观认识新航路开辟。以哥伦布发现美洲为例，过去欧洲人总以欧洲为中心来理解，为殖民扩张辩护；美洲土著则强调殖民扩张带来的苦难。但在文明史观和全球史观的视野下，人们把哥伦布发现美洲看做是两种文明的相遇与碰撞，认为哥伦布发现美洲打破了美洲与世界长期隔绝与封闭的状态，使美洲与世界其他文明日益连成一个整体，从而推动了美洲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如美洲培植的玉米、甘薯、蕃茄等农作物开始在全世界传播，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农业的发展与进步。究竟如何评述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一历史事件，这要视具体历史情境和历史问题而定。我们既要认识到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动机和发现美洲后所带来的殖民掠夺，又要认识到它是欧洲资本主义兴起时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作为一种历史潮流，它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除此之外，还要从文明间的交流、融合、碰撞，文明的传承、弘扬等方面去分析。
三、注意理解经济现象之间的纵横联系
社会经济是一个总体，彼此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运用联系的观点认识历史，是历史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之一，旨在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这里所说的经济现象之间的纵横联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关注历史上多种经济现象内部（如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旨在认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关系。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逐渐有了剩余，使得部分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等生产活动，可见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反过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农业的进步。铁制农具的使用就是最好的证明。战国时期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了铁制农具，促进了手工业中冶铁业的发展；冶铁业的发展又为农业创造出大量更为先进的农具，为兴修水利、开垦种植提供了便利条件，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打下了基础。由此说明：在古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三种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推动。
第二，关注经济现象与政治、科技思想文化之间的联系，揭示其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是基础的反映，同时也为基础服务。如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是在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制经济出现的情况下，为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发展要求而发生的。与此同时，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变法运动又给封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战国经济的发展）。而当封建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后，新旧势力的斗争依然存在，各阶级的思想家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于是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又影响、推动了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第三，关注某一历史时空经济现象与其他历史时空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认识不同时空的经济现象有一个先后相承、依次发展、相互影响的演变过程。如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大地主田庄、屯田和均田、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地丁银等经济现象，是封建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系列现象。又如欧美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给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以经济发展为例，鸦片战争后，在欧美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不断走向解体，中国逐渐沦为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并先后兴起了洋务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等。
四、注意从宏观上把握经济文明史的发展脉络与区域特点
人类经济文明史内容丰富多彩，在时间上不同历史阶段（时期）的经济文明既存在继承性和发展的连续性，也存在明显的阶段特征；在空间上同一历史阶段（时期）不同地域的经济文明既存在一定的联系，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学习经济文明史，应注意从宏观上把握经济文明史的发展脉络与区域特点。如以时间为序，我们可以将经济文明史大致划为古代中国经济、近代世界经济、现代世界经济、当前世界经济四个前后相连的部分。这四个部分比较系统地展现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和基本规律。
第一，古代中国精耕细作的农耕经济高度发达，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堪称世界古代农业经济的代表。农耕经济是以土地和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在古代中国，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它可细分为农业（作物栽培）、牧业（畜禽饲养）、林业（造林营林）、渔业（水产养殖）、副业（农耕外附带经营的产业）等五大生产部门，并以作物栽培为主，以畜禽饲养为辅。因此，土地所有制问题就成为中国古代农耕经济中的首要问题，并经历了以国有制为主逐渐向以私有制尤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变化过程。在耕作方式上，中国古代经历了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从“千耦其耘”到“男耕女织”的过程。发达的农耕经济，既有力促进了古代中国手工业的发展，使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又促进了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第二，肇始于欧洲的工业文明席卷了整个世界，成为近代经济文明的显著特点。所谓工业文明，就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的、以机器化大生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现代社会文明形态。近代工业文明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从生产行业来说，它肇始于棉纺织业，集中于铁路业，完成于机器制造业；从地区来说，发端于英国，扩散于欧美大陆、大洋州，也冲击了非洲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进一步加强了世界各地的联系，扩大了世界市场，改变了整个世界。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工业生产快速增长并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新兴部门大量出现，高新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城镇化水平和国民消费层次全面提升。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实际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突出成就是电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新、新通讯手段的发明。它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工业生产的面貌，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促使世界市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终形成。在欧美工业文明的有力冲击下，亚非拉广大落后地区先后沦为欧美工业文明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整个世界被卷入工业文明之中。
第三，以苏联和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制构成现代经济文明的两大类型。1917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标志着世界现代史的开端，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外，又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斯大林经济体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排斥市场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人类经济文明的组成部分，它有其历史合理性，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过重大经济成就。但这种经济文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抑制地方、企业和生产者的积极性，生产效益低，最终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正当苏联建立斯大林经济体制时，西方工业文明爆发了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放弃自由放任政策，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德、日等国将国民经济强制纳入军事轨道。美国则凭借强大的国家财力，在维护政治上的民主制和经济上的私有制的前提下走上另一条国家干预经济的道路，这就是罗斯福新政。这次改革使美国逐渐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重新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二战后，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经济理论和罗斯福新政成为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和实践模板。
第四，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经济全球化应缘于新航路的开辟。此后，整个世界由分散逐渐走向整体，经济贸易与其他经济活动也逐渐具有全球性质。特别是两次工业革命，在经济上将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最终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其主要表现就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的大发展，尤其是作为经济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也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五、注意从微观的角度准确理解经济制度和历史概念
学习经济文明史，不可避免地涉及众多的经济制度和历史概念。如学习中国古代经济文明史，就必然遇到“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官营手工业”、“民间手工业”、“家庭手工业”、“手工业作坊”、“手工工场”、“资本主义萌芽”、“丝绸之路”、“井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均田制”、“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与“‘闭关锁国’”等一系列与经济有关的历史概念或经济制度等。对于这些历史概念或经济制度等，我们必须做到准确理解。这里笔者以古代中国农业中的“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这是我们在学习中国古代经济文明史时常常混淆不清且感到困惑的两个历史概念）为例，探讨一下如何准确理解这两个概念。
第一，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区别：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形式，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自然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其生产不以交换为目的，是相对于商品经济而言的。在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大体上等于自然经济。
第二，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的特点：①经济形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②耕作方式：以铁犁牛耕为主，精耕细作。③主要生产目的：满足自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交纳赋税。④经营方式：以农户个体经营为主，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分散经营。⑤具有规模小、水平低、分散性和抵御天灾人祸的脆弱性。
第三，小农经济与自给自足的关系：①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小农经济”不等同于“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典型的自然经济，不过小农经济只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而自然经济可以包括多个家庭组成的经济单位（如封建庄园）。②自给自足不等同于富足。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中的“足”并非富足，而是指自耕农的生产目的是满足自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交纳赋税，生产的东西很少在市场上进行交换。③自给自足不等同于与市场没有联系。小农经济带有自给自足的封闭性，但不是与市场没有联系，如农民生产所需的铁农具和生活需要的食盐等都需要从市场上购买。
六、注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感悟人类经济文明
学习经济文明史，我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感悟历史教材正文内容上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学习视野如仅局限于此，就会使我们的学习枯燥无味，也不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经济文明中的种种理论问题和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与价值等。因此，我们在学习经济文明史的过程中，应注意多角度、多途径感悟人类经济文明。
第一，注意阅读与理解教材中的插图，形象理解和认识人类的经济文明活动。如人教版《历史必修2》第7课《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插图《飞梭》、《珍妮纺纱机》、《使用蒸汽机的工厂》、《普鲁士纺织厂》就形象地展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与重大发明，以及对人类经济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
第二，借助教材中的有关历史材料理解经济现象、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等理论性问题。如人教版《历史必修2》第1课《发达的古代农业》中的“学思之窗”评述了黄梅戏《天仙配》中《夫妻双双把家还》选段，并提出了两道思考题：“董永和七仙女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段戏词反映了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什么特点？”这就通俗形象地揭示了古代中国民众对男耕女织生活的向往，反映出我国古代农业生产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