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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之初对1980年《婚姻法》的修正，是我国社会生活和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
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成员人人都是现实的和未来的婚姻家庭主体。婚姻家庭法以其调整的对象的普遍性、广泛性和特殊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均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新
2001年对《婚姻法》的修正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必要措施，其成果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经过这次修改，填补了一些原来存在的立法空白，使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得到了更加有效的 法律 保障。五年来贯彻执行《婚姻法》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次修法是成功的，一些新增的规定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如果从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高度对其作理性的审视，这次修法在内容上是没有全面到位的，是有其局限性的。虽经修改和补充，仍有许多立法上的空白。婚姻家庭领域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尚不完备，体系结构和规范的配置尚待改进，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尚未系统、全面地确立。笔者认为，这次修法既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又是一种过渡性的或阶段性的立法措施。婚姻家庭法制的全面完善，仍须继续努力。
婚姻家庭法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特点，学习好婚姻法，不仅需要认真学习领会婚姻家庭法学的相关知识，还需要学生通过深入了解家庭生活，认真观察社会伦理关系，从而用心体会，积极思考，更好的理解和判断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增强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而传统的法学教育是以课堂讲授的教学方法为主，不足以满足现今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需要。所以，对婚姻家庭法进行实践教学的尝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笔者依据近两年的婚姻家庭法实践教学的经验和教学法的研究，通过本文将笔者长期以来从事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系统介绍和分析总结，力求与相关学者进行一次交流，从而能够更好的致力于婚姻家庭法实践教学的尝试和研究。
一、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一）婚姻家庭法课程的性质决定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婚姻家庭法具有普遍性和伦理性特点，它与每个公民、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涉及到的法律关系既包括夫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兄弟姐妹等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实婚姻家庭法学习的就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伦理关系，需要我们掌握的正是中华民族最引以为荣的道德标准，所以，面向生活，面向社会的实践教学是婚姻家庭法教学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学生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单一，决定了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要性
学生在家庭中扮演的多是需要父母抚养，长辈关心爱护的享受权利的角色，而此点又决定了学生体验婚姻家庭多重复杂关系的感受有限，从而阻碍了学生理解和判断婚姻家庭案件中各种法律关系、还原婚姻家庭案件的真实案情。所以，在婚姻家庭的教学过程中实践环节尤为重要。
（三）实践教学的优点和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在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还原案件本身，体会当事人案发时的心理状态及动机，同时发现法律规定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实践教学还可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例如如何与当事人接触和交流，建立良好的关系；如何准确理解当事人、证人的案情表述，从而正确掌握事实中心；如何正确与当事人、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传递法律信息；如何与团队成员分享学习经验等。
传统婚姻家庭法教学内容不能与时俱进，婚姻家庭法与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国家政策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发展，政策的相继出台，保持着稳定性的婚姻家庭法部分内容已不能跟上社会的需要；教学方式的单一，以课堂讲授为主，一味灌输，学生缺乏自主思考和灵活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缺乏对现实的思考、对老师的质疑、对理论的批判；缺乏实践性的教学环节，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方式、课程安排模式、考核制度等的影响，婚姻家庭法中实践性教学环节设计缺乏多样性，不能满足教学的实际需要。
二、婚姻家庭法实践课程设计方案
（一）实践教学方式介绍
一般来说，实践教学的方式多种多样，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课时安排、教学条件等，我们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实践方式展开教学。
1.模拟案例教学。模拟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体验式教学方法，具体到婚姻家庭法的教学中，在婚姻家庭法制度、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亲属制度、结婚制度、家庭关系、离婚制度、法律责任与救助措施等章节中，对知识点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进行，手段主要通过角色扮演、案例模拟、当事人咨询演示、我是主持人、PPT、视频短片等形式将案情展示在学生面前，然后分组讨论，头脑风暴、辩论、我是律师等形式积极探索、主动思考，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进行适当指导并最终做出总结。这种教学法侧重于对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有助于提高分析、归纳、推理思维能力；模拟的亲身经历有助于培养实务技能的提高；主动实践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在实践中的表现可以向老师及时反馈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教师可以因材施教，及时调整，重点突出的进行针对性培养。
2.诊所式教学。利用周末时间安排学生到社区进行咨询活动；通过学校校园网的论坛，专门开设一个面向全校同学进行法律帮助的版块，进行实践演练；与实习基地的律师事务所达成协议，对于部分婚姻家庭案件，学生全程参与办理过程，如与当事人会面、调取证据、开庭审判等。通过以上方式定期整理案例并汇总成集，其中详细记录案件的办理过程、归纳案件涉及的主要问题、解决方案及最终结果，总结办理此案件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经验总结。
3.旁听法庭审判。听审前向实习基地法院询问案情及收集相关资料，全面呈现给学生，由学生分角色从法官、律师、当事人等不同角度分析案件，列出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涉及的法律规定及应对方案，为听审做好准备。庭审结束后，及时组织学生进行分组交流，重点在于自己的思路与审判现实的差别，认真思考并加以总结。交流的方式包括分组讨论汇报会、观点交流会、书面观后感等，最后由教师评价听审的效果。
4.模拟法庭。模拟法庭的实践教学活动，同学们不仅能了解司法审判的全部过程，还可以学习与案件相关的实体法和诉讼法；其次，同学们将日常学习的法学理论知识与审判实务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思辩能力、应变能力、组织协调和团结合作能力，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从而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社会调查。为了让学生贴近家庭、贴近生活，在婚姻家庭法的教学过程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如“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维吾尔族婚姻家庭习俗”等问题组织调研学习。具体方法是由学生提供自己感兴趣的婚姻家庭法主题，教师筛选，对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可行性强、调研具有可操作性的题目确定为调研主题，确定题目以后，学生根据兴趣自由组成调研小组。邀请社会学老师给学生培训社会调查的相关知识和实践要点，之后，由学生详细拟定调研方案、设计调研问卷，教师进行指导确定方案。每小组分派一名教师随行指导。教研工作结束，各小组统计、归纳、分析调研数据，结合婚姻法知识并书写调研报告，教师对调研报告进行评分，对于优秀报告，召开汇报会交流分享。学生的社会调查研究成果，还可以申报每年学校组织的大学生创新项目，有兴趣的同学还可以申报2013年“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计划竞赛活动。目前，已有七位同学成功申报“新疆农业大学大学生创新项目”，结项两项。有两位同学正在为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的申报积极准备。
（二）实施方案
1.婚姻家庭实践教学团队组成：婚姻法授课的教师、教师和律师双重身份的教师、实习基地法院的法官、实习基地律师事务所律师组成。
2.教学方案的制定：按照大学本科学生婚姻家庭法的教学要求，制定教学大纲，拟定实践教学方案。根据教学大纲的章节罗列重点和难点，按照知识点的重要程度、难易大小及教学手段限制等方面，以不同的实践教学方式编排教学方案。方案的涉及应当突出重点难点，案例的选取具有代表性及知识的覆盖性，方案中应当有序安排课前预习和准备的内容，课堂实践的具体环节，还有课后的复习题和作业题，并明确每种实践教学中的角色安排及评价标准。
3.考核方案：（1）考核主体：考核主体包括教师打分、学生自评、小组互评以及相关单位的评价等。教师打分时应当严格依据考核的量化指标，并注意测评的时机，评判的态度及方式等细节，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增强学习能动性；实践教学是一种由全部学生共同参与的教学模式，教师的单方面评分不足以反应学生的真实水平，由于实践教学的方式多样，一些情况下教师无法对每个学生给予适当公平的评价，所以，学生自评、小组互评就成为一项有效的考核评价方式，同时，学生参与评价也有助于促进建立“追赶超”的学习氛围，小组互评增进小组内部的合作与交流，发挥学生的互相监督和鼓励作用，从而促进实践教学的有序、有效开展；实践基地、周边社区等相关单位要对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情况、开展效果及整个活动的秩序情况给予整体打分。（2）考核形式：主要分为闭卷考试、实践考核，分别占期终考核比重为1：1。其中，实践考核的50分，主要通过以下形式：每位同学有五次发言或独自表现的机会，一次3分，共15分；分小组讨论汇报或辩论时以小组分数为各成员分数，共四次，一次3分，共12分；在社会调查、法律服务、模拟法庭中的表现，一次3分，共9分；书面材料批改四次，一次2分，共8分；案例建档共6分，包括诊所式教学案例汇总建档2分、社会调查资料建档2分、旁听法院案件资料建档2分。
三、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在授课过程中，处理好实践教学与讲授的关系
我国学生和教师长期受到传统灌输式教学法的影响，将知识概念化和形式化，学生以记忆性学习为主，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需要工作一段时间才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然而，实践性教学把单一的课堂讲授转变为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学生可以积极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因此，在实践性教学时，要正确处理好传统教学法与实践性教学法的关系，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把传统的理论观点应用到实践教学的每个环节。
（二）处理好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角地位
(一) 什么是假离婚
“假离婚”就是婚姻当事人双方为了共同或各自的目的，约定暂时离婚，等达到目的后再复婚的行为。毕业论文 假离婚的违法性，就是婚姻当事人串通一气，弄虚作假，共同故意欺骗政府婚姻登记机关或法院。当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家庭的伦理道德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喜忧参半的局面，婚姻的严肃性也受到了冲击，出现了草结草离的现象，假离婚现象也不断增多。延边大学家庭法律咨询所成立两年来共受理了278件离婚案件的咨询，其中假离婚案件的受害者就有12位，占整个离婚案件的4.3％。但是，这个数字本身远远不能说明假离婚的现状，因为大多数假离婚当事人还没有引起婚姻纠纷。因此，没法正确估计假离婚的完整数字。
(二) 假离婚的特征
第一，当事人中总有一方或双方并不具有离婚的真实意志。夫妻之间就解除婚姻关系达成协议是双方自愿离婚的必要条件，离婚的合意必须是完全真实的，而不是出于其他目的所作的虚伪表示。离婚的合意必须是自愿决定的，而不是受对方或第三人欺诈、胁迫而造成的，然而假离婚与之相反，它并不表示双方离婚的真实的内在意志。第二，双方当事人一定有对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的欺骗行为。假离婚的双方当事人为了达到假离婚的目的，向婚姻登记机关或法院提供虚假的离婚理由和事实，从而违背了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的有关规章制度，给有关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麻烦。
(三) 假离婚的种类
现阶段的假离婚，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硕士论文 从程序而言，可分为在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的假离婚登记和在人民法院达成的假离婚协议。从目的而言，一种是婚姻当事人中的一方欺骗另一方，通过假离婚达到真实的目的，另一种是夫妻双方通过假离婚的-t--~ ，来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
现阶段我们延边地区最常见的假离婚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为了子女的户口而假离婚。医学论文 城市男性与农村女性结婚或者两个不同地方的人结婚的家庭中往往存在这种现象。按照现有的政策，子女的户口一般随母亲，因此，为了给孩子落城市户口，男女双方达成离婚协议，孩子由男方抚养，等孩子的户口落到城市户口之后再去复婚。
第二，为了分房而假离婚。现在的分房政策以男方为主，而且带有福利性质，女性只有当户主的时候，才能和男性享有同等的分房待遇，因此有些夫妻假离婚，等到女方分到房子之后再去复婚。
第三，为了规避债务而假离婚。根据中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以共同财产偿还，以各人名义所负债务以个人财产偿还。因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管男方还是女方只要是为了共同生活所欠债务都要用共同财产去偿还；因此有些人为了逃避债务先行离婚，协议家庭所有财产都归无债务的一方所有，等到债权人不再向债务人讨债或者诉讼时效过去之后复婚。
第四，为了出国而假离婚。为了出国而假离婚虽然不是首先在延边诞生，但它可以说是延边地区假离婚当中的一大特征，整个延边地区假离婚中的80％以上是为了出国而假离婚的。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这种现象有增无减。同样的语言、文化及风俗习惯对韩国与延边人之间的交往带来了方便，出国无门的法制观察人把中韩国际结婚当作出国的唯一门路，其中大多数为实际结婚，婚后或者在中国或者在韩国一起生活，但是把中韩涉外婚姻当作出国跳板的人也不乏其例。1999年延边州近3000名妇女和韩国男性结了婚，其中35％以上是离婚女性，其中有很多假离婚女性。1999年韩国汉城家庭法院受理的57件中韩涉外离婚中，56件是韩国男性原告由于中国女性到韩国之后，根本没进夫家门或没有任何理由离家出走而提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不乏为出国挣钱而假离婚的人。
二、引起假离婚的原因
现阶段，我国婚姻纠纷中之所以存在假离婚现象是因为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国民素质等诸因素在特定情况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原因可谓错综复杂，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具体的说主要有：
(一) 经济的原因
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富裕，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各种政策不配套，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了新旧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开放使家庭与社会的联系更加便捷，受社会思潮的影响更加直接。因而在婚姻家庭领域里，出现了很多美好的和值得发扬光大的现象，但是也出现了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现象，有些人为了经济利益不择手段，只顾个人利益，不关心社会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可以说，为工作调动、分房、规避债务、出国挣钱等原因假离婚的现象就是这种偏差的思想观念的直接反映。
(二) 法制的原因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许多有关婚姻家庭的法律、法规，但是违法、犯法的行为仍屡见不鲜。职称论文 首先，法律规定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1994年颁布的《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离婚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离婚登记，收回离婚证。但是这一规定只适用于假离婚之后双方都未再行结婚的情况，只要当事人当中有一方已经再婚，只能承认它的离婚效力。另外，也缺少具体配套的实施条例，缺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致使一些人很容易钻法律的“空子”，以假离婚形式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其次，普法滞后。“法盲”依然大量存在，不知假离婚在离婚的法律程序上是不存在的。离婚双方当事人之间，不论出自什么目的，都是自愿就解除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达成协议，表示自愿离婚，骗取了离婚证或离婚调解书。因此，产生的后果，双方当事人自己负责。
(三) 社会环境的影响
我们都希望婚姻应该是健康、和睦和安定的，希望离婚现象少一些。但是不可能以好坏来简单评价离婚现象，全面评价离婚现象，我们也会发现离婚对解除当事人之间的虐待与歧视，建立自尊自信、和平宁静、保证婚姻质量等方面具有积极后果。就因为有这样的优点，社会承认离婚，大多数人容纳离婚现象。因此一些人就利用社会的这种越来越宽容的态度，用假离婚的方式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对家庭：伦理道德方面的缺乏教育与有些媒体的误导，以及用假离婚达到某种目的的人，不受任何惩罚的先例都对假离婚现象的增加起一定的影响。
三、如何减少和处理假离婚现象
假离婚是对离婚自由的滥用，因此，我们要通过各种手段严格控制假离婚现象。减少和防止假离婚现象的根本对策，是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提高全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消灭城乡差别。目前应加强下列几项工作。
(一) 大力进行普法教育与人生观教育
电视、广播、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体要发挥主渠道作用，大力宣传婚姻法与其他法律知识、使广大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宣传幸福家庭的健康婚姻的同时，也要曝光假离婚引起的悲剧，给那些盲目追求物质享受，把离婚当作儿戏的人敲响警钟。另外，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各企事业单位要认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婚姻家庭观的教育，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性解放、性自由的道德垃圾，教育人们尽夫妻义务、尽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和对老人的赡养义务，以便于巩固和加强婚姻家庭关系。
(二)进一步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和法院的有关工作
离婚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且也关系到子女的抚养教育和整个社会的婚姻家庭秩序，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离婚问题，特别要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的工作，建立一支道德修养和业务能力最强的工作队伍，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和管理，使他们严格依照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去进行登记与审判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理假离婚现象。另外，应将当事人的欺骗行为向其工作单位或有关机关反映，并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进一步健全协议离婚的法律法规
第一，建议设立一定期限的“考虑期”。对申请协议离婚的当事人设置30—60天的考虑期限，对考虑期过后继续坚持离婚申请的当事人，婚姻登记机关才可批准离婚登记。其目的主要是给当事人一个冷静地反思、自我审查的机会，以免意气用事。婚姻登记机关也可利用这个时间做好必要的审查工作，做到严肃、慎重。当事人的自我反思与政府机关的审查会有效地防止，以协议离婚方式达到某种目的的假离婚发生。
第二，规定登记机关审查监督的具体内容。英语论文 婚姻登记机关要牢牢地把握好审查一关，才能减少和防止假离婚的发生。审查的内容，首先不仅包括夫妻间是否感情确已破裂的实质内容，而且也包括离婚当事人双方是否确实为双方真实离婚的真实性的审查。其次，要进行必要的调查工作。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有疑义或协议内容显失公平的时候，应对证明材料的来源、双方的收入、财产状况以及子女状况等进行调查、核实工作，审查的重点应放在离婚协议的真实性上。这样才能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防止与避免有些人以假离婚方式达到某种目的。
第三，建立更加完善的离婚无效制度。协议离婚制度是建立在当事人自身主观意志基础上的，因而就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逃避法律提供了可乘之机，因而出现一方当事人欺骗另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合谋欺骗登记机关的假离婚现象。1994年规定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二十五条虽有解除婚姻关系无效的规定，但是缺乏可操作性。应建立更加完善的离婚无效制度，以利于保护假离婚案件的受害人的利益。
总之，由于社会和个人的多种原因，假离婚现象不可能在非常短的时期内消灭，因此，我们要正视这种现状，采取各种综合措施，防止和减少假离婚现象的发生，提高我们整个社会的婚姻质量，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 参考文献：
1．巫昌祯主编：《盎昏姻与继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2是我国教育目的的本质要求
教育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需要的人的总要求。它反映了一定社会对受教育者的要求，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也是确定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法、检查和评价教育效果的根据。课程设置必须依据教育目的来进行。我国的教育目的，在1995年颁布实施的《教育法》中是这样表述的：“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的教育目的是以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我国的教育最终目的是以人为本，培养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且能幸福生活的人。实施大学生恋爱婚姻家庭教育对大学生的婚姻家庭生活的和谐幸福、为其下一代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教育环境而使其下一代能健康成长，这是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文明的进步都是百利无一害的事业。所以，实施大学生恋爱婚姻家庭教育是切实符合我国教育目的的本质要求的事业；实施大学生恋爱婚姻家庭教育是我国教育根本目的的应有之义，不可或缺。
3是大学生身心发展和婚恋观现状的迫切需要
从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看，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都期望得到恋爱婚姻家庭方面的指导和教育。从年龄上来说，大学生基本都是17-25岁的男女青年，他们的身体发育基本成熟，已达到追求爱情的时期；从心理上来说，因性心理基本成熟和情感更加丰富，他们渴望世界上最甜蜜的感情———爱情。但因现行教育存在着某些片面或缺失，大学生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如何才能获得幸福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如何处理爱情与学业（或事业）的关系、如何对待恋爱婚姻家庭中的挫折和问题、如何才能做个好丈夫（或好妻子、好父亲、好母亲）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大多都是一知半解或是困惑不解，大学生们心中都在呼唤着恋爱婚姻家庭教育的到来。高等教育应是以人为本的“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素质教育，所以，恋爱婚姻家庭教育也应是高校的课程设置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当代大学生婚念观现状看，总体上还存在着许多误区，主要有如下几点：其一，当代大学生恋爱动机复杂化。其中，有为了填补寂寞空虚而恋爱的，有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恋爱的，有满足虚荣心而恋爱的，有为了“练爱”而恋爱的，也有为了满足性心理和生理需求而恋爱的。其二，爱情婚姻脱节化。不少大学生把谈恋爱视为大学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恋爱不是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而是为了毕业后回忆起大学时光不因未经历过大学校园中浪漫爱情而遗憾的心态而恋爱，至于他们现在的表现是否影响未来的婚姻家庭生活的幸福，一概不论。其三，爱情地位之上化。有的大学生因缺乏远大的人生目标，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的人生追求，于是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花在爱情的追求上，导致荒废学业、淡化友情、耽误前途。其四，择偶标准功利化。不少大学生因受社会竞争环境、就业形势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追求爱情上也变得急功近利，把物质、金钱、权势等作为选择恋人的首要标准，至于年龄、性格、修养、学识等等都退居其次。其五，对待爱情挫折非理性化。大学生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遭遇挫折是很正常的事，但因缺乏及时的发现、指导和帮助，一些大学生爱情遇到挫折后表现得很不理智，稍轻的郁郁寡欢、无心向学；严重的心理扭曲，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或造成伤害。所以，此类问题亟待教育工作者对其系统地研究和破解。
婚姻、家庭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历来被人们认为是观察、透视人类社会的一扇窗口,婚姻的文明或文明的婚姻,无疑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讲 ,衡量人类社会婚姻的文明度 ,通常是以女性的解放作为重要依据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 位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 女性社会地位与解放程度的核心内容 ,从这 个意 义上讲,一部家庭史也是一部女性解放史,一部社会进步、文明发达的历史。家庭之于女性不单纯是一种爱情的体验和归宿, 而是与女性解放、观念进步、性别平等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家庭观念、择偶观念都经历了历史性变革 。婚姻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观念 的进步显示出新的特质和内容 。现代信息社会正在改写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经典爱情婚姻模式 。在完全自由选择、有限责任和可变义务的市场价值的支配下,现代婚姻家庭纽带的韧性与持久性 则很难得到保证 。低质量、高稳定的中国传统婚姻遭到质疑。新旧体制的交替更 迭动摇了不少婚姻赖 以生存的伦理支柱。因此 ,婚姻家庭也常常成为女作家探讨女性问题的首要切入点。是她们书写自我,发出声音的突破口。
被誉为“中国婚姻第一”的王海钨,一直把婚姻家庭作为她反映现实社会的主要题材 ,从不 同角度关注婚姻家庭中女性的生存状况 。王海鸨 的作品全 景式地展 示 了中国 当 代的婚姻现状 。其作品充满了对女性 社会处境的思考 ,《不嫁则已》、《牵手》、《中国式离婚 》、《新结 婚时代 》、《大校 的女儿》。纵观其作品可 以看 到 ,女性 在婚姻 这杆天平上 的分量逐渐加重 ,也对传统 的男权观念作 出了执着抗争。这些变化背后 的深层原 因,在于 中国当代 社会 的巨大变革 ,王海 钨 的作品是对 中国 当代社会变革的一个记录,也是对现代女性婚姻困境的深度探讨。
2006年8月15日至16日,中国法学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在哈尔滨市召开了“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的理事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共70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代表围绕着中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这一研究主旨,重点探讨了我国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保护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立法及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和中国农村婚姻家庭新问题。与会者还听取了专家关于我国《物权法》(草案)起草情况及我国《侵权行为法》立法研究情况。
2006年出版的婚姻家庭法学着作主要有:杨大文、龙翼飞、夏吟兰等合着的《婚姻家庭法学》和《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陈苇主编的《家事法研究》和《外国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群众出版社)。主要论文:杨大文、王世贤的《婚姻自主权检讨》;马忆南的《婚姻法第32条实证研究》;孙若军的《父母离婚后的子女监护问题研究》;夏吟兰、邓丽的《婚姻关系模式理论与离婚法律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研究》;杨青、郭颖的《离婚案件股权分割的法律分析》;赵丽霞的《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林雅的《涉外非婚生子女准正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王琪的《经济学视阈的离婚妇女财产权益》;谢慧的《婚姻财产流转之分析》;付翠英的《家庭破产制度初探》;杜江涌的《继承中的财产转移机制研究》;金眉的《论反家庭暴力的立法缺失》;张新宝和高燕竹的《性骚扰法律规制的主要问题》等。
二、热点与创新
1.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学者们指出: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设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建设和谐婚姻家庭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家庭法律制度通过特有的调整机制保障婚姻家庭成员的合法权利的实现,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和健康,从而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1]
2.关于涉外非婚生子女准正的法律适用问题。国外立法主要有同一制和区别制两种形式,而目前呈现出采取促进身份关系确立的选择性多边冲突规范的趋势。我国应借鉴其他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完善我国涉外非婚生子女准正的法律适用制度。[2]
3.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问题。学者们指出:男女平等的制度安排在土地权益保护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究其原因,除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诸多制约外,法律制度规定的不完备是影响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完全、充分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法律制度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立法缺乏前瞻性;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法律缺乏可操作性,不能提供有效的救济手段维护妇女权益;法律制度的不稳定、不统一和缺乏连续性等问题影响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有效保护。[3]
4.对性骚扰的法律规制。性骚扰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不同角度能看到不同侧面,每一侧面都只能反映问题的一个方面。规制性骚扰的任务不能单纯地由某一个部门法来完成,而应当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能够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法律规制体系。世界各国的禁止性骚扰立法,除去美国的反歧视的立法模式,性骚扰立法还有着两大趋势:一是走向性骚扰单独立法的趋势,二是性骚扰的法律规制逐渐被有关骚扰问题的法律规制所淹没,正如工作场所性骚扰法律规制逐渐被各种场合性骚扰规制所淹没、对女性的性骚扰法律规制逐渐被性别中立的性骚扰法律规制所淹没一样。不排除我国的性骚扰立法将向此方向发展,但构建一个由多个法律部门构成的综合调整的性骚扰法律规制体系是我国现在必经的阶段,也是目前最佳的选择。[4]
5.关于婚姻自主权的性质。纵观中国婚姻自主权发展史,可看出婚姻自主权的主要内容是结婚自主权,婚姻自主权是性质的特别人格权。人格权是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婚姻自主是人格利益的一个要素,因而婚姻自主权属于人格权。婚姻自主是保证个人在自己的婚姻决定中处于主体的地位,由他(或她)选择自己的配偶,而不是被动的被人决定。所以婚姻自主的客体是当事人在选择配偶问题上的选择自由,与主体密不可分,因此婚姻自主权是人格权。婚姻自主权的客体比较容易界定,就是个人在结婚问题上的选择自由,也即内在于主体自身的人格利益,包括是否结婚、何时结婚、谁结婚的自由。其旨在禁止第三者对于主休天结婚问题上选择自由的干涉。因此,婚姻自主权本质上是一种特别人格权。对侵犯婚姻自主权的法律救济,学者们提出有必要在立法上规定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法律后果。侵害公民婚姻自主权的构成要件包括:第一,行为人有侵害婚姻自主权的行为;第二,造成了他人婚姻自主权被侵害的结果;第三,干涉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第四,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关于侵害他人婚姻自主权的民事责任方式:侵权人首先有必要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其次,要给付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其赔偿数额的多少取决于受害人精神痛苦的程度;财产损失的赔偿应以直接损失为限,可得利益不应该赔偿。[5]
6.我国现行离婚妇女财产权益保障制度存在的缺失。如何构建一种具有高效率的离婚妇女财产权益保障制度,矫正权利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引导人们朝既“利己”又“不损人”的方向发展,使外部效应“内部化”,大大降低社会成本,进而达到“利人利己”的最佳境界,是我国婚姻法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婚姻法可以放弃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可以列为一般侵权损害赔偿处理),重新审视夫妻共同财产范围,整合家务劳动补偿和经济帮助制度,构建完善的离婚扶养给付制度:一是完善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二是重建离婚扶养给付制度。这样,婚姻关系中的当事人就会根据法律预期自己行为成本和收益,将会更多地以家庭利益为出发点来调整他们之间的位置和角色。[6]
7.我国的老年型社会具有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经济相对不发达、未富先老、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特点。我国现有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不足以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基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和法律现状,我国亟须设立老年人监护制度。构建我国的老年人监护制度应在借鉴德国、日本等国成年人监护制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突破我国传统的监护理念,在老年人监护制度的设计上体现出尊重老年人意愿、区分被监护人的不同需求、为老年人提供更人性化的保护和支持等特点。[7]
8.设立家庭破产制度的必须性和可行性。随着市场信用的发展以及超前消费理念的盛行,大量的家庭已经在经济上陷于“破产”的边缘。家庭作为民事主体,立法应当赋予其破产能力。家庭破产是指家庭的共同财产进入破产程序供债权人分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破产制度所要规制的对象,是立法对有破产能力的家庭设计的破产程序。其特征表现为:第一,家庭破产是以家庭为主体启动的程序。第二,家庭破产是家庭成员共同财产的破产。第三,家庭破产直接影响到家庭功能的发挥。第四,家庭破产的结果并非是家庭关系的终止,而是家庭的“重生”。家庭破产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家庭作为经营主体,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其次,家庭作为消费主体常常因过度消费而破产。最后,家庭因社会风险以及个人风险而破产。家庭破产制度的结构要素:一是家庭破产中的债务人是家庭及其全体成员。二是家庭债务中的债权人或对家庭成员个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有权申请家庭破产。三是家庭破产中的破产财产是家庭共同共有的财产,其来源主要是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劳动收入、家庭成员交给家庭的财产以及家庭成员共同积累、购置、受赠的财产。四是家庭破产关系中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中还包括:允许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并同时提出和解方案;债务人在破产程序运行期间可以继续其经营活动。五是家庭破产程序的适用,应当针对家庭破产的特殊性设立专门程序,例如法院外整理程序和简易程序,前者是指债务人和债权人在法院外自行达成协议或在第三人的主持下达成协议,以此解决债务人经济困境的过程;后者是指在司法程序中,针对家庭破产的特殊性,以简洁、高效为目标设计的程序。我国立法设立家庭破产制度的主要立法意义在于:首先,家庭破产是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即我国已经出现“负产阶级”群体,需要通过家庭破产制度调整这部分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消费。其次,在家庭出现破产时,及时给予破产救济,使其获得重生的机会,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和睦,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最后,规定家庭破产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8]
9.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的监护问题。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是我国监护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婚姻法中的相应条款较为单薄,尤其是对父母离婚后的监护问题更是缺乏系统规范。为此,我们需要对现行立法中监护制度的设置及其基本理念作重新的审视。第一,重新设置离婚后的子女监护模式。应当取消法律中要求父母离婚后必须共同监护的规定,由《婚姻法》直接规定为:父母离婚后,监护方式可由父母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依据子女的利益和实际情况予以判决。即法律应允许离婚的父母选择监护方式,允许父或母单方行使监护权。第二,修正监护权审酌的具体规范。在确定对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解释时应当主要考虑以下方面:子女的意愿及情感,子女生活的主要照顾者,子女的身体、心理、教育和人格发展上的需求,子女对家庭、学校和居住地的适应,父母的心理和身体状况及对子女的影响,父母的监护意见及满足子女需求的能力。第三,继父母介入继子女监护问题。应当坚持生父母监护的原则,同时规定与继子女共同生活的继父母对继子女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增设不完全收养。[9]
10.关于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学者们提出:应重点解决的问题:第一,对分别财产制的家庭,如果一方为家庭付出较多,即使是不离婚也应当允许其请求经济补偿。第二,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适用范围,由夫妻约定分别财产制扩大至法定共同财产制及部分共同财产制和部分分别财产制的任何夫妻。第三,确定经济补偿数额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协议不成时,由法院在查明夫妻双方各自财产状况以及一方所付出义务情况的基础上,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确定。[10]
注释:
[1] 杨大文、龙翼飞主编:《婚姻家庭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出版。
[2] 林雅:《涉外非婚生子女准正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载《法学杂志》2006 年第6 期。
[3] 罗虹、钟宏武:《制约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学分析》, 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 年第1 期。
[4] 张新宝、高燕竹:《性骚扰法律规制的主要问题》, 载《法学家》2006 年第4 期。
[5] 杨大文、王世贤:《婚姻自主权检讨》, 载《民商法学》2006 年第6 期。
[6] 赵丽霞:《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 载《当代法学》2006 年第1 期。
[7] 康娜:《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探究》, 载《民商法学》2006 年第11 期。
中图分类号：D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81-02
伊斯兰法“沙利亚”表示“通向水源之路”。其阿拉伯语原形动词有“制定”、“奠定”之意。即真主为人类铺设了通向幸福与成功的道路，它囊括了真主对人类在有关信仰、道德、法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精神指导和法律规范。伊斯兰婚姻家庭法则是建立在“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信仰基础之上的伊斯兰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具有神圣性。伊斯兰婚姻家庭法对未婚和已婚妇女的权益，包括缔结婚姻、婚姻聘礼、婚姻自由和夫妻平等等都做了具体的法律规定。
一、法渊源的神圣性：《古兰经》和《圣训》
《古兰经》是阿拉伯语动词“读”的词根，意思是诵读。是伊斯兰教的神圣经典，是伊斯兰法的第一源泉。伊斯兰婚姻家庭法来自于圣神的《古兰经》和圣训，他对穆斯林的婚姻家庭，从法学的角度，给予了制度性的规定。伊斯兰婚姻法认为，结婚是每一个成年穆斯林对真主应尽的义务，婚姻家庭是一种天启的机制人和家庭是这一天启机制的产物。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他们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的。人们在对待自己的配偶及配偶以外的男人或女人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最重要的是，伊斯兰婚姻法规定结婚是一种神圣的宗教义务和社会责任，是对真主的敬畏。婚姻是夫妻双方和真主之间的一种盟约：必须要“互相爱悦，互相怜悯。”
“圣训”又称“逊乃”，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言语和行为的记录，也包括部分被穆罕默德认可的子弟的语言和行为。是伊斯兰法的第二大渊源，是对《古兰经》的最权威解释和实践，在伊斯兰社会，具有“方法论”的现实意义。7世纪的阿拉伯游牧各部落，既是父权家长制又是多妻制的，一个男人能够买下或偷抢到多少妻子，她们就有权利拥有多少妻子。一夫多妻风行，妇女地位极其卑下，甚至被当作玩物而受人鄙视。妇女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没有继承权，更没有要求离婚的权利，妇女只成了男子的性发泄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寡妇更是无从谈起地位，不是兄亡弟纳，就是无人婚娶，一生在孤独凄凉中度过。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在《古兰经》光辉的照耀下，废除了阿拉伯社会这种对妇女歧视。“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善待妻室的人”，“一个人给妻子喂一口食物，都会得到真主的回赐”等圣训都鼓励丈夫善待妻子。
二、伊斯兰婚姻家庭法的基本特点
（一）夫妻双方的婚姻自由
婚姻自由是通向幸福婚姻，组建建和谐家庭的首要条件。伊斯兰鼓励结婚，反对独身主义。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强迫、买卖、包办。伊斯兰婚姻家庭法禁止，以合法的婚姻满足人对性生活的渴望，是阻止男女远离性犯罪的最佳措施。伊斯婚姻家庭法保障男女婚姻自由。
1.结婚自由。结婚前要相亲，相亲是指男女双方相互见面，相互满意。这是因为双方相互见面，相互满意后，就不至于婚后反悔，或陷入苦恼中。在相亲过程中，双方不得刻意隐瞒双方的生理缺陷，如女方理智不健全，男方有性功能障碍等。《古兰经》说：“当他们与人依礼而相互同意的时候，你们不要阻止他们嫁给自己的丈夫。”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指出：“监护人强迫成年的处女与人结婚是非法举动；凡成年而理智健全的女子，无论是否处女，任何人不经她的同意，不能依法为其订婚，即便是父母或元首。也不能干涉其自由。”
2.离婚自由。从语义学分析，阿拉伯语中离婚一词Talaq源于词根tallaqa，伊斯是指从某种责任或义务中解脱或释放某人。这个词的基础含义是放弃的意思，在婚姻法中本意应该是婚姻的一方使另一方免于婚姻的束缚。①伊斯兰婚姻家庭法允许离婚，要求人们谨慎对待，不可草率。但夫妻之间感情已达到破裂的边缘，无法共同生活时，《古兰经》则要求进行调解，如果双方因调节无效，则可以自由离婚。离婚一般规定男方休妻三次。意即丈夫带有明显的如“你被休掉了”，或者“我和妻子永远离婚了”的意图。为了避免双方因离婚而后悔，伊斯兰婚姻法规定前两次休妻经夫妻双方反思，允许复婚。但第三次后，不可复婚，除非妻子改嫁后另一个丈夫再离婚（事实上，如果夫妻经过前两次深思后若出现第三次离婚现象，感情已破裂），且男方不可要回聘礼。为了避免夫妻离异之后，由于妇女的生理特点，无法立即获得生活经济来源造成生活上困难，要求离婚后的聘礼“丝毫不得取回”。
对于妻子，如果对丈夫不满意，比如丈夫虐待妻子，不能满足妻子的生活所需等原因，尤其破坏她的宗教信仰，特别是丈夫有严重的生理缺陷，丧失性功能或患有麻风、癫痫等疾病时，妻子可向法院提出离婚。她只要交出一些金钱②（弥补男方因结婚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妻子若无缘无故要求离婚，男方则有权利拒绝，尤其双方有了孩子后，为避免给孩子的健康成长造成负面影响。法院一般也有权利帮助男方驳回女方提出的离婚诉求。
（二）聘礼和婚礼
1.聘礼，又称“彩礼”，阿拉伯语“麦亥尔”的意译，是穆斯林夫妻双方婚姻成立的前提条件之一（瓦折布——义务）。在我国，彩礼作为一种民间习俗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六礼中的“纳币”，就是指男方送彩礼到女方家③，穆斯林只在结婚的当天履行象征性的赠予，以证明了合法婚姻关系的确立。因此，古往今来，穆斯林男女缔结婚姻，男方必须给女方送聘礼，男方所送的聘礼，女方需同意。
聘礼的数目，一般视男方的经济状况而定。穆罕默德说：“婚姻越简单越好，聘金应以男方能力和女方情谊为定，一枚铁戒指或一把枣，都不算少。”在伊斯兰婚姻中，聘礼是为了保障妻子在新婚后无经济来源以免生活不适，且妻子对这笔财产具有独立的支配权。
2.婚礼，主要包括允婚和证婚两个环节。允婚和证婚一般在婚礼当天同时进行，表明男女双方愿意生活在一起，且愿意承担家庭责任，履行双方的义务。
允婚，阿拉伯语称之为“依扎布”。即被求婚的一方接受这一要求，正式表达允诺，阿拉伯语称之为“盖比勒图”，求婚与允婚均须由双方用语言明确表达出。在我国的伊斯兰教徒，一般请清真寺的阿訇询问男女双方是否会念“清真言”和“作证言”，再问双方是否互相同意。结婚的男女，要征求家长（主婚人）的同意，但家长不得强迫包办子女的婚姻。
证婚，当男女双方经相互了解，准备正式结婚时，必须有至少两个证人作证，作证男女双方同意结婚，具备了以上条件和程序，男女双方即结成夫妻。这是构成婚姻关系的有效条件，体现了婚姻是自主、自愿的，并当众宣布双方的婚事，以便得到社会的承认（领取“结婚证书”），男女双方顺利结婚。
（三）婚姻的纯洁性
1.伊斯兰婚姻法规定穆斯林的男子只能娶穆斯林的女子或有天经的女子（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为妻，以维护信仰的纯洁性。此外，伊斯兰教还非常重视伴侣的品行，《古兰经》规定“恶劣的妇女，专配恶劣的男人；恶劣的男人，专配恶劣的妇女；善良的妇女专配善良的男人；善良的男人，专配善良的妇女……”。在实际生活中，夫妻双方离异，除了经济原因外，主要原因还在于两人的生活观念，价值追求的差异性过大而造成的。可见，伊斯兰婚姻把共同的信仰和对方的道德品行是选择伴侣的首要条件，而容貌、财产、门第等都是次要的因素有很大的合理性。
2.伊斯兰婚姻法禁止有血缘关系、近亲关系和抚育关系的男女结婚，反对违反婚姻伦理的。《古兰经》中说：“真主严禁你们娶你们的母亲、女儿、姐妹、姑母、姨母、侄女、外甥女、乳母、同乳姐妹、岳母、以及你们所抚育的继女……”伊斯兰教在婚姻伦理上有严格的限定，这充分体现了伊斯兰婚姻观的科学性。这些规定要求穆斯林男女要自觉遵守高尚的道德标准，其行为都要合乎道德伦理要求。从血缘的角度讲，会造成人类血缘混乱，进而影响到种族的繁衍生息。
3.伊斯兰婚姻法反对不道德的重婚，但允许有条件的多妻。古兰经说：“（他又严禁你们娶）有丈夫的妇女……”，“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孤儿，那么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们，那么，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伊斯兰之所以允许有限制的多妻，（实际提倡“只各娶一妻”，即一夫一妻。）原因是假使它一旦将之废止，则这种方式成为一个空泛的理论，而实际中人们依然会继续实行，就像今天在那些不允许多妻的法规制度的国家而允许私通。伊斯兰教是要人们实践的、要凭借着它来生活的、要逐条逐项的付诸于行动的，而不是要大家将它悬挂于空、将它看做只是一个空洞的理论而已。
结语
从以上对伊斯兰婚姻家庭法的简单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婚姻家庭法，以夫妻的共同信仰作为基础，从夫妻双方婚姻缔结，到家庭的建立，以至于无法避免的婚姻破裂（离婚），都做了详尽的规定。伊斯兰婚姻家庭法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切近实际生活且易于实施，并非空洞的法律条款，也并非一些学者所言，伊斯兰婚姻法中妇女无婚姻自由。事实上，伊斯兰婚姻家庭法，是一套完美的婚姻伦理制度，在很多法律法规方面与我国婚姻法相似虽然某些规定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费晶晶：《休妻——男性的权力？——伊斯兰家庭法离婚制度浅议》，混合的法律文化专题论文，中国知网。
引言
夫妻财产制度，在婚姻家庭立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关系到夫妻纠纷的妥善处理，关系到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保护，甚至关系到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新《婚姻法》虽然比1950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的立法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完善，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当前我国民法典正在制定当中，婚姻家庭法将作为一编列入其中，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夫妻财产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从而使即将出台的民法典更系统、更完善。
一、夫妻财产制度概述
夫妻财产制度又称婚姻财产制度，是关于夫妻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根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夫妻财产制度是规范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夫妻财产制度中的财产，不是仅指民事主体拥有的积极财产，还包括消极财产。关于这一点，19世纪法国法学家奥布里赫劳认为广义财产由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组成，积极财产为财产之整体，即权利的总和，消极财产为债务，即负担。夫妻财产制度最早源于古罗马，如罗马市民法即采用统一财产制，妻子的一切财产归丈夫所有。古英国曾采用过的财产制度为吸收财产制，即妻在婚前、婚后财产取得均为丈夫所有。我国古代通常采用家庭成员同居共财制，没有独立的夫妻财产制。
夫妻财产制度种类繁多，内容多样，各国立法选择确定自己国家的夫妻财产制度时，除受自身的立法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外，还受当时的经济条件的制约。从当代夫妻财产制度立法的发展趋势看，兼有分别财产制与共同财产制双重性的复合式形式，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我国1950年《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仅规定了一条，即“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1980年《婚姻法》明确了夫妻财产共同所有，并引进了约定财产制度，即“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2001年的《婚姻法》进一步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完善了夫妻的约定财产制，增设了夫妻的个人财产制度。
二、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不足
（一）缺乏总则性条款的规定
夫妻财产关系不仅涉及夫妻双方的财产利益，还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对此，法律应有一个总则性的一般规定。而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总则中缺乏关于夫妻财产关系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司法审判人员在对当事人离婚时的财产进行分割时，如遇具体法律条文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则难以正确处理。
（二）约定财产制缺乏公信力。
夫妻财产制度的约定缺乏公示程序的规定，令该约定缺乏公信力。对这个问题许多国家比我们规定得明确：《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所有财产协议均应有公证人在场，当事人对此协定均表同意并且必须有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该证书必须在举行婚礼前交至身份官员。德国法也有类似之规定。我国应具体规定，夫妻双方进行财产约定的时间、程序、方式、效力等问题，无论是在登记结婚时做出约定，还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做出约定，都应在婚姻登记机关存档备案或须经过公证等，以加强财产约定的公示性和公信力。
（三）缺乏非常财产制的规定
所谓非常财产制，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当出现法定事由时，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当然适用分别财产制；或者经夫妻一方、第三人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约定设立的夫妻财产制而改为适用分别财产制的制度。现行婚姻家庭法对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分割规定得比较周详，但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却没有做出规定，当夫妻方基于正当理由，如分居、一方非正常地大量挥霍共同财产、一方虐待遗弃另一方，要求分割共同财产而遭对方拒绝时，往往又因为没有法律依据而得不到支持，为达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其唯一选择就是通过离婚诉讼从而来分割共同财产，显而易见，这不利于婚姻关系的稳定。
（四）请求补偿权和获得帮助权有待完善。《婚姻法》规定，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的有从另一方的住房等个人财产中得到帮助的权利。请求补偿制和获得帮助制的设立有利于充分发挥婚姻家庭的社会功能、家庭的经济生活功能，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社会资源的组合未尽优化的国情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实践中关于请求补偿权和获得帮助权操作性比较差。比如请求补偿权，如何判断一方付出较多义务，存在着举证难的现实问题，很难制定一个量化的标准。所以将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道德规范上升到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还需考虑其实现的可能性，否则形同虚设。
三、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增设总则性规定
夫妻财产关系的总则性规定，体现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是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夫妻财产制不可缺少的内容。出于对总则性条款重要性的考虑，立法上不妨采取对现有夫妻财产制的一般性原则在婚姻家庭法总则中进行规定，比如：夫妻财产制的约定与法定及其适用效力的先后、夫妻财产分割的基本原则、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等，以满足法律对夫妻财产关系进行调整的指引性和概括性的要求。
（二）建立非常财产制
非常财产制涉及夫妻财产关系的重大改变，因而可能会对夫妻关系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我国法律应引进该制度，但应严格限定请求适用非常财产制的申请人的资格和适用非常财产制的法定理由。具体规定以下内容：明确规定适用非常财产制的法定事由，如夫妻双方因感情不和连续分居满一年以上的，夫妻一方受他方的虐待、遗弃的，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清偿个人债务的或有其他重大事由的；明确规定申请非常财产制的申请人及申请方式。非常财产制的申请人应仅限于夫妻双方，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债权人则不能提出这种申请，以与民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志的一般原则相协调。
（三）完善约定财产制的规定
1、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如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适用约定财产制。对夫妻财产进行约定是一种与夫妻身份密切联系的法律行为，只有夫妻双方才能实施，不得。因此，如果夫妻一方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适用约定财产制。
2、明确规定约定时间与约定生效的时间，允许当事人在婚前或婚后都能做出财产约定，在时间上不必加以限制，但财产约定的生效只能在当事人结婚以后。
3、明确规定夫妻双方的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且应由公证机关公证或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及公示。
参考文献
一、当前婚姻家庭案件的主要特点及难点问题
总体来看，自2007年以来，婚姻家庭案审理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1.离婚案件在婚姻家庭案件中均占最大比例，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在所受理的离婚案件中，能判（调）和好的机率较小，离婚的占过半比例以上；3.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下降，当事人低年龄化趋势明显，“闪婚”、“闪离”不在少数；4.受当地风俗影响，婚姻登记制度在农村受到广泛轻视，由此产生的彩礼返还问题矛盾突出。
（一）婚姻家庭案件的特点
1.从案件数量分析，婚姻家庭案件中主要几类案件情况比例未显著变化，离婚案件仍高居婚姻家庭案件之首，分家析产、抚养赡养、遗产继承等案件增幅甚微，与城市居民离婚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相比，农村居民返还彩礼纠纷则占有较大比例，凸显出婚姻登记制度在当地农村均遭受一定程度的忽视。按照当地传统风俗，订婚、结婚的细节环环相扣，但对于最主要的法定登记要件却往往不予优先考虑，产生矛盾时导致法律关系的定性有质的不同。通过与基层法院民事法官的交流了解到：一、虽然社会大调解机制的建立，使得许多婚姻家庭案件，尤其是离婚案件，通过妇联、乡镇、街道等社会调解机构得到了解决，但起诉到法院的离婚案件数量未明显下降，离婚案件总数仍不断攀升，离婚当事人的主体年龄不断降低，目前70后已占离婚案件的半壁江山；二是目前一对夫妻基本上只有一个子女，离婚时夫妻双方以及双方家庭对子女抚养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使得涉及子女抚养权、抚育费等纠纷呈上扬趋势；三是随着夫妻共同财产的多元化发展，夫妻共同财产的数量越来越大，种类也愈来愈多，许多夫妻虽然通过自行协商、基层调解组织解决了离婚问题，但离婚后的财产纠纷日渐增多，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的难度；四是部分当事人试图通过离婚的方式，将财产全部转移给夫或妻，并通过司法程序取得法律文书，以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即所谓的“假离婚”，通过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已经发现此类情况有上升的势头，应当引起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
2.从离婚原因上看，性格不合居多，隐性家庭暴力次之。“性格不合”成为多种离婚原因的托辞，既包含有双方所受的文化教育、成长经历、家庭环境、道德修养、脾气个性等诸方面的不和谐，也包括因夫妻一方有生理缺陷、性生活不合、家庭经济纠纷乃至赌博、吸毒、偷盗恶习等因素致家庭矛盾，以及第三者插足破坏夫妻感情等。当事人因顾及其隐私均以“性格不合”为理由而加以掩饰。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日渐丰富，人们对夫妻生活有全新的理解，夫妻间共同生活的动力已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上的满足，而是更多地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和交流，伴随着夫妻间因精神方面的分散而导致夫妻间的“冷战”现象已屡见不鲜，社会上称之为“家庭冷暴力”。这种另类暴力日渐成为扼杀夫妻间感情生活的杀手，已成为夫妻感情破裂、最终导致离婚的重要因素之一。
3.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从以人身关系为主转向以财产和子女抚养为主。离婚案件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属于复合之诉，既包含身份关系的解除与否，又涉及到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这是离婚案件中必须同时解决的三个重要法律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在离婚中产生的作用也是相互的：既有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已产生较大裂痕，只因顾虑离婚会使子女失去家庭温暖而勉强维持婚姻关系的，也有因不愿承担扶养无劳动能力的夫妻一方、抚养教育子女（尤其是残疾子女）责任而企图以离婚甩掉“包袱”的；既有夫妻双方因担心离婚失去财产而保持貌合神离的婚姻关系的，又有企图通过短期的婚姻关系获取对方财产而致使婚姻迅速解体的。所以，有关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已经成为离婚案件中审查的重点和难点。
4.以调解为结案主要方式。根据民诉法及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离婚案件必须以调解作为必经程序。而对于婚姻家庭案件来说，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一般均由家庭琐事引发矛盾导致，当事人之间都存在姻亲或血亲关系，这种亲缘上的联系与传统民众“厌诉”心理相结合，能够作为人民法院调解此类案件的切入点。经调查了解，2010年，笔者所在基层法院审理的一审婚姻家庭案件中，调解（含撤诉）结案的占58.3%，判决结案的只占40.1%。基层法官按照既保障离婚自由，又反对轻率离婚的原则，为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时从反馈的社会效果上也再次证明了调解结案是审理婚姻家庭案件的最行之有效、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方式。
（二）婚姻家庭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1.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诉讼行为能力如何认定
无论是离婚案件还是子女抚养、赡养等案件，都涉及到当事人身份关系，民事诉讼法对于该类诉讼当事人参与程度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因此与普通民事案件相比，婚姻家庭案件审理过程别关注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基层法院一线法官对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如何认定均存在疑问：如在离婚诉讼中，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提出一方当事人患有精神疾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不申请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或者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也明显感觉一方当事人患有精神疾病，但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均不申请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的，人民法院如何确认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诉讼须委托法定人进行，而对于当事人行为能力的确定，一方面必须有相关资质的医疗机构出具书面证明，另一方面对于监护人和法定人的确定又不适用普通程序，因此如何协调一类案件涉及的两种不同法律关系，已成为困扰基层法官的难题。
2.送达难，缺席审理离婚案件问题凸显
实践中，常常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形：一方在外打工，从未与家人联系，或者只与父母等亲人联系；一方是外地人，夫妻关系发生矛盾后一走了之，另一方无法查找其下落。这种情况下，一方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起诉方无法提供另一方当前确切住所地，人民法院也无法查找其下落，只有通过公告送达诉讼材料，而公告送达常常只是法院完善法律手续而已，公告的案件经常出现的结果是缺席审理。虽然缺席判决对解除那些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缺席审理离婚案件也会引发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感情是否确已破裂难以认定，子女抚养问题处理难，财产状况查明难。因此最终的判决可能与当事人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这对法院裁判的权威性有一定影响，因而此类案件上诉率很高。二审因为一审缺席一方提供新证据导致改判、发回的数量较大，在目前以发改率作为法官业绩考核主要标准的框架下，也令一线法官颇为头痛。
3.当事人举证难
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举证较难。由于离婚案件涉及的是家庭内部事务，事关当事人的感情生活，感情破裂与否，外人很难了解清楚，加上老百姓往往本着 “宁拆一座桥，不破一桩婚”的思想不愿出庭作证，因此双方当事人虽各执一词却往往证据匮乏；二是一方过错举证难，无过错方获得损害赔偿率极低。在婚姻纠纷案件中，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而导致离婚的多，但无过错方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却很少，离婚损害赔偿难以实现，盖因通奸、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过错行为具有很大的隐蔽性，要利用合法手段取得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极为不易，且因涉及他人，一着不慎，会陷入侵犯他人隐私反成被告的境地。即使千方百计取得证据，法院往往会因取证手段不合法而否认证据的效力；三是涉及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债务的举证较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往往分工明确，存款、支出等夫妻共同财产一般情况下由一方掌管，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具体情况以及对方对外的债权债务状况可能并不十分掌握。离婚时常常会出现一方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制造虚假债务，另一方却难以举证的问题。四是在遗嘱继承纠纷案件中，被继承人生前在多个子女家轮流居住，生前立多份遗嘱或相应意思表示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对公证、自书、代书遗嘱以及实际处分遗产上存在较大出入，而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往往知情人较少，难以保存证据，造成该类案件当事人举证上的难题。
4.彩礼处理难
具体难在彩礼的认定、返还主体的确定、返还尺度的把握等。受历史、经济条件的影响，彩礼这一习俗在一些地区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故实务中因彩礼引发的纠纷不在少数。我国婚姻法长期以来一直回避彩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仅有一个关于解除婚约时对数额较大或者价值较高的财产应予返还的规定。《婚姻法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十条首次对彩礼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但仅规定了彩礼返还的条件，而对彩礼如何定性则语焉不详。彩礼与赠与的区别如何把握常常困扰着法官。而且即使构成彩礼，因送彩礼或收受彩礼的主体有时非婚姻的男女双方，可能是双方父母、亲友或媒人的行为，那么一旦发生纠纷，谁来返还？还有部分地区存在男女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后同居已多年，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根据《解释二》属于应返还彩礼的范围，但由于同居多年，双方财产已经混同，更有甚者，女方在此期间多次流产，身体受到一定损害，此时再依据该解释判令女方返还彩礼是否合适，法律适用与风俗习惯存在较大背离，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再有，《解释二》所规定“虽已结婚，但因彩礼给付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应予返还”，此处的“生活困难”是绝对困难还是相对困难？对于该类事实的认定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部分基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免存在较大差异。
5.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认定难
我国实行的法定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受赠等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解释二》则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如：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军人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都明确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社会的不断发展，物质财富的种类也发生的重大变化，审判实践中就遇到诸如人身保险收益、买断工龄款、违章建筑产生的收益等，司法解释尚没有明确，容易引起争议。此外对个人财产增值部分的性质如何认定，也是司法实践的难点，特别是银行存款、股权增值、不动产增值的价值认定，性质上颇有不同，如何处理，争议较大，亟待统一。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在目前司法实务中的突出表现是虚假债务满天飞。在案件审理中，当事人往往提供出自一方当事人亲友的“白条”，要求确认为共同债务。从常理上讲，夫妻对外举债一般都是以亲友为主，且形式简单，证据很难留存，而在离婚案件中，亲友往往旗帜鲜明地站在关系近的一边，既是证人又是利害关系人，因此对于该类债务性质的认定非常困难。对于债务去向的证明，当事人往往也只有口头说明，除购买不动产等大项支出外，鲜有完整证据提交，因此，法官往往以证据不足将很多债务将被排除在共同债务之外。实践中还有恶意诉讼的情况，即夫或妻一方先凭借据由债权人诉至法院，在该债务案件的审理中，债权人主张债务成立，债务人并不否认，双方并无争议，由此法院出具判决书或调解书对该债权予以认定。一旦债务案件的判决或调解书生效，当事人便再以生效的裁判文书到离婚案件中主张配偶承担一定数额的返还之责。意图通过生效法律文书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铁证”。对在先判决效力的认定，对审理离婚案件的法官也是一个考验。
二、对策与建议
（一）高度重视婚姻家庭案件的审理
作为民事审判法官应当清醒认识到，当前的婚姻家庭纠纷早已非昔日情景，越来越多地融入了物质文明发展的成果以及主流社会思想的影响。婚姻家庭中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探讨的法律问题，各类法律规范以及司法政策对审理该类案件规定的越来越细，婚姻家庭案件已不再是难断的“家务事”，但这对于民事审判法官的职业化水平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仅仅熟悉一门婚姻法是远远不够的。物权法、合同法在婚姻家庭案件中的适用也越来越广泛，当事人恶意制造虚假债务，如何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去分析把握，婚姻案件如何处理得圆满妥当，不仅要求民事法官有高深的法律素养，更要懂得诉讼心理，掌握诉讼技巧。应当意识到，类似的矛盾不仅影响一个小家庭的离合聚散，影响小社区、大社会的和谐，更对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产生一生的影响，所以，法官应本着对社会、对当事人高度的责任心来进行案件的审理。
（二）举证难处理对策及建议
1.加大司法宣传力度，教育公民发生家庭纠纷时及时收集证据，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教育公民在产生家庭纠纷时可以及时咨询专业律师，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当事人不应拘泥于封建保守的思想，或是怕发生了更大的矛盾。因为等到矛盾激烈的时候，也可能就没有机会收集证据了。能协商解决的便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协商过程中双方对事实方面的陈述有时也可以作为比较重要的证据。每一种纠纷、每一次都可以采取一种固定证据的方法。这样到最后如果能继续共同生活，可以将证据隐藏或者销毁。如果对簿公堂便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当然，使用此种方法收集证据一定注意保密，如果被对方发现很可能使矛盾更加激化。
2.举证责任的合理转移
民事案件审理中举证责任一般为“谁主张谁举证”。但在婚姻家庭案件中，有时穷尽了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也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很多的事实法庭无法采信，使得很多名存实亡的婚姻得以延续，也加深了当事人的痛苦，这显然是违反公平正义违反公序良俗的。由于婚姻家庭案件的特殊性，严格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很难查清事实，这就需要我们民事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案情对举证责任予以合理分配，如一方所列举的间接证据足以达到可以推定事实存在时，对方否认的应责令其举证行为或者事实不存在。如不能证明行为不存在，应推定受害人所述事实成立。这样分配举证责任更容易查明案件事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处理彩礼返还的对策与建议
1.加强法制宣传、强化公民法律意识。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对广大群众进行婚姻法等基本法律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宣传，逐步消除农村婚约缔结活动中的陈规陋习，增强群众结婚登记的自觉性。
2.对返还彩礼的数额不能机械简单地确定，彩礼的范围、数额、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比例等方面，都可以参考当地的风俗习惯，综合认定。对于未办理登记但同居时间较长的，一方解除婚约的负有主要过错，均应作为认定返还彩礼数额的重要因素予以考虑。
3.借助各种力量，加大调解力度。对此类案件，应当在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加大调解的力度。必要时可通知双方的家人参与调解，还可以借助人民调解组织或者邀请陪审员参与调解。
4.谨慎行使裁判权。考虑农村婚约财产纠纷的特点，在久调无果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当地的婚约习俗以及个案的实际作出判决，力争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夫妻感情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是一件既重要又很复杂的细致的工作。我国《婚姻法》第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此条规定首次明确了准予不准予离婚的法定界限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从而在离婚法定条件问题上确立了破裂主义的立法远原则。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这一判决离婚的唯一标准，具体化为14条规定，凡是符合其中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表明我国对离婚法定理由的立法已从1980年《婚姻法》所确立的单一破裂主义立法原则各国立法经验的较先进的发展到坚持破裂主义原则，并兼采过错主义、目的主义原则；在立法方式上，从概括主义发展为例示主义。《意见》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离婚法定理由业已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合理吸收世界制度体系。
一、我国离婚法定理由制度的优点
第一，这一体系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婚姻观为指导，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婚原因的科学概括。反映在离婚问题上表现为：婚姻家庭的生物学功能能否实现，直接决定着婚姻家庭的存亡。如当一方患有恶疾，或有障碍等情况出现，致使婚姻家庭的a生物学功能不能实现，常常会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婚姻家庭的社会属性是指婚姻家庭的性质及其存在和发展决定于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时受社会的上层建筑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它决定着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婚姻家庭的内容和特点。同样，一定社会的离婚原因也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分析我国离婚法定立法理由的得失，必须将其置于我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国目前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关系正在变革，经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不断渗入，多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使人们的婚姻观念和行为呈现多元化价值取向，从而导致离婚的原因也日趋复杂，感情、经济、道德各种因素交织并存。
第二，这种离婚法定理由体系是对世界各国离婚法定理由立法经验的科学借鉴和吸收，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离婚法定理由立法上日益抛弃了传统的过错原则而代之以破裂原则。现行《婚姻法》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法定理由，就是这一潮流的产物。那么，是否符合了世界潮流的立法就是科学合理的立法？"感情破裂"原则在实践中暴露出的不足已充分说明对这一问题应作具体分析。首先，我们应认识到世界离婚立法这一潮流，是以二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科技大发展，妇女地位、价值观念等巨大变化为特定背景的。战后，西方各国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经济发展，福利国家的发展，以及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使妇女经济独立性日益增强，"使得婚姻不再成为妇女生存的唯一物质来源"，而经济的发展同样也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个人主义思想盛行、旧的伦理道德体系日益瓦解，家庭功能日益局限在感情和性方面。这一系列变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离婚立法，为西方国家离婚法改革提供了物质的、精神的条件。其次，西方各国的离婚法定理由立法改革，依各国国情不同，立法原则、立法方式也不尽相同。我们研究它不仅要从宏观上分析其立法趋向，更重要的是从微观上分析其立法技术，分析各国离婚法定理由如何反映其特定的国情、离婚法定理由与离婚法其它制度的协调性，及离婚法定理由本身的操作性，从而为科学地借鉴和吸收他国立法经验创造条件。第三，现行的离婚法定理由的立法方式，便于判决离婚制度的功能的发挥。当今世界离婚法定理由的立法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列举主义，法律明文列举理由作为准予离婚的依据，不符合法定理由的离婚之诉，法院不予受理。但原告提出的离婚理由一经证实即可获准离婚。这种立法方式一方面限制了个人的离婚自由，另一方面，从司法中排除了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将法官变成了准予离婚的橡皮图章。国家对离婚的干预，在司法过程中无从实现。二是概括主义，法律不具体列举离婚理由，而以婚姻破裂无可挽回，夫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为概括性离婚理由。这种立法方式由于其不能向当事人和法官提供一个清楚的离婚标准，对当事人而言可能导致以婚姻破裂为由的离婚权利滥用。对法官而言，操作性差、法官对婚姻破裂的认定完全可能受到自己对离婚观念的影响，而造成同一离婚案件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审理结局迥异的司法不公正现象。三是例示主义，概括与列举相结合，既列举可以提起离婚之诉的某些理由，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以弥补列举的不足。在这种立法方式下列举的离婚原因是相对的，夫妻共同生活破裂到不能维持是离婚的要件之一，纵有所例示的原因存在，法官认为婚姻宜继续时，就可驳回离婚请求。这样做一方面扩大了离婚自由，另一方面又使离婚较列举主义更为严格，这就将当事人的离婚自由和国家对离婚的干预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判决离婚制度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因此，《意见》的颁布形成了我国离婚法定理由的例示主义立法方式，弥补了1980年《婚姻法》规定的不足，有利于我国判决离婚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
二、法定离婚理由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第一、离婚法定理由体系内部存在着矛盾与不协调。
《婚姻法》第25条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意见》中所列举的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14种情形，有些与感情有关，有些则与感情没有直接关系。如第1条"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它原因不能发生，且难以治愈的"；第12条"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等规定。这一不协调是由于《婚姻法》第25条表述不科学造成的。世界上采破裂主义原则的国家大都把破裂的实体规定为婚姻关系或夫妻关系，只有我国把破裂实体规定为感情。这一规定混淆了婚姻关系和感情的区别。婚姻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是法律调整的重要方面，而感情作为一种心理活动，法律是不应也不能调整的。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生活中很多离婚现象都不是感情破裂的结果。因此，将破裂的实体规定为感情是不恰当的。
第二、法定离婚理由与婚姻法有关制度相矛盾。
我国婚姻法是由不同表现形式的法律文件构成的。它包括现行《婚姻法》，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婚姻家庭方面的行政性规范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首先，《意见》与《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法定条件存在矛盾。《婚姻法》第4条规定：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第6条规定"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其它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意见》将"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包办、买卖婚姻"作为判决准予离婚的条件，与《婚姻法》上述规定有抵触之处。一方在婚前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包办、买卖婚姻都是无效婚姻，《意见》却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其次，《意见》与我国民政部《婚姻登记条例》存在矛盾。《条例》第25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按照《意见》规定，"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是判决准予离婚的条件。从而使同一违法行为由不同机关处理其后果完全不同。由法院处理，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按离婚对待；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其婚姻为无效婚姻。第三、离婚法定理由制度缺乏相应配套制度与之协调发挥作用。
现行离婚法定理由制度使个人的离婚自由得到了更多的保障，但个人的离婚自由是建立在配偶、子女乃至社会利益之上的。作为个人的自由必须与社会他人利益平衡。我国婚姻法虽有离婚时经济帮助的规定，并要求离婚时要妥善解决子女问题，但这些制度都是离婚后的救济，且主要限于物质帮助。当离婚会导致当事人一方及子女陷于物质的、精神的苛酷状态时，如何防止破裂主义可能导致的离婚权利滥用，赋予他方以相应的阻却离婚的权利，婚姻法没有规定。但法律的完善需要时间的磨练不可操之过急，我们要树立信心确信将来会更好。
参考文献
夫妻感情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是一件既重要又很复杂的细致的工作。我国《婚姻法》第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此条规定首次明确了准予不准予离婚的法定界限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从而在离婚法定条件问题上确立了破裂主义的立法远原则。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这一判决离婚的唯一标准，具体化为14条规定，凡是符合其中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表明我国对离婚法定理由的立法已从1980年《婚姻法》所确立的单一破裂主义立法原则各国立法经验的较先进的发展到坚持破裂主义原则，并兼采过错主义、目的主义原则；在立法方式上，从概括主义发展为例示主义。《意见》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离婚法定理由业已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合理吸收世界制度体系。
一、我国离婚法定理由制度的优点
第一，这一体系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婚姻观为指导，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婚原因的科学概括。反映在离婚问题上表现为：婚姻家庭的生物学功能能否实现，直接决定着婚姻家庭的存亡。如当一方患有恶疾，或性功能有障碍等情况出现，致使婚姻家庭的a生物学功能不能实现，常常会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婚姻家庭的社会属性是指婚姻家庭的性质及其存在和发展决定于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时受社会的上层建筑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它决定着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婚姻家庭的内容和特点。同样，一定社会的离婚原因也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分析我国离婚法定立法理由的得失，必须将其置于我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国目前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关系正在变革，经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不断渗入，多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使人们的婚姻观念和行为呈现多元化价值取向，从而导致离婚的原因也日趋复杂，感情、经济、道德各种因素交织并存。
第二，这种离婚法定理由体系是对世界各国离婚法定理由立法经验的科学借鉴和吸收，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离婚法定理由立法上日益抛弃了传统的过错原则而代之以破裂原则。现行《婚姻法》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法定理由，就是这一潮流的产物。那么，是否符合了世界潮流的立法就是科学合理的立法？"感情破裂"原则在实践中暴露出的不足已充分说明对这一问题应作具体分析。首先，我们应认识到世界离婚立法这一潮流，是以二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科技大发展，妇女地位、价值观念等巨大变化为特定背景的。战后，西方各国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经济发展，福利国家的发展，以及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使妇女经济独立性日益增强，"使得婚姻不再成为妇女生存的唯一物质来源"，而经济的发展同样也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个人主义思想盛行、旧的伦理道德体系日益瓦解，家庭功能日益局限在感情和性方面。这一系列变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离婚立法，为西方国家离婚法改革提供了物质的、精神的条件。其次， 西方各国的离婚法定理由立法改革，依各国国情不同，立法原则、立法方式也不尽相同。我们研究它不仅要从宏观上分析其立法趋向，更重要的是从微观上分析其立法技术，分析各国离婚法定理由如何反映其特定的国情、离婚法定理由与离婚法其它制度的协调性，及离婚法定理由本身的操作性，从而为科学地借鉴和吸收他国立法经验创造条件。
第三，现行的离婚法定理由的立法方式，便于判决离婚制度的功能的发挥。当今世界离婚法定理由的立法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列举主义，法律明文列举理由作为准予离婚的依据，不符合法定理由的离婚之诉，法院不予受理。但原告提出的离婚理由一经证实即可获准离婚。这种立法方式一方面限制了个人的离婚自由，另一方面，从司法中排除了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将法官变成了准予离婚的橡皮图章。国家对离婚的干预，在司法过程中无从实现。二是概括主义，法律不具体列举离婚理由，而以婚姻破裂无可挽回，夫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为概括性离婚理由。这种立法方式由于其不能向当事人和法官提供一个清楚的离婚标准，对当事人而言可能导致以婚姻破裂为由的离婚权利滥用。对法官而言，操作性差、法官对婚姻破裂的认定完全可能受到自己对离婚观念的影响，而造成同一离婚案件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审理结局迥异的司法不公正现象。三是例示主义，概括与列举相结合，既列举可以提起离婚之诉的某些理由，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以弥补列举的不足。在这种立法方式下列举的离婚原因是相对的，夫妻共同生活破裂到不能维持是离婚的要件之一，纵有所例示的原因存在，法官认为婚姻宜继续时，就可驳回离婚请求。这样做一方面扩大了离婚自由，另一方面又使离婚较列举主义更为严格，这就将当事人的离婚自由和国家对离婚的干预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判决离婚制度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因此，《意见》的颁布形成了我国离婚法定理由的例示主义立法方式，弥补了1980年《婚姻法》规定的不足，有利于我国判决离婚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
二、法定离婚理由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第一、离婚法定理由体系内部存在着矛盾与不协调。
《婚姻法》第25条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意见》中所列举的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14种情形，有些与感情有关，有些则与感情没有直接关系。如第1条"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 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它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第12条"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等规定。这一不协调是由于《婚姻法》第25条表述不科学造成的。世界上采破裂主义原则的国家大都把破裂的实体规定为婚姻关系或夫妻关系，只有我国把破裂实体规定为感情。这一规定混淆了婚姻关系和感情的区别。婚姻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是法律调整的重要方面，而感情作为一种心理活动，法律是不应也不能调整的。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生活中很多离婚现象都不是感情破裂的结果。因此，将破裂的实体规定为感情是不恰当的。
第二、法定离婚理由与婚姻法有关制度相矛盾。
我国婚姻法是由不同表现形式的法律文件构成的。它包括现行《婚姻法》，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婚姻家庭方面的行政性规范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首先，《意见》与《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法定条件存在矛盾。《婚姻法》第4条规定：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第6 条规定"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其它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意见》将"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包办、买卖婚姻"作为判决准予离婚的条件，与《婚姻法》上述规定有抵触之处。一方在婚前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包办、买卖婚姻都是无效婚姻，《意见》却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其次，《意见》与我国民政部《婚姻登记条例》存在矛盾。《条例》第25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按照《意见》规定，"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是判决准予离婚的条件。从而使同一违法行为由不同机关处理其后果完全不同。由法院处理，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按离婚对待；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其婚姻为无效婚姻。
第三、离婚法定理由制度缺乏相应配套制度与之协调发挥作用。
现行离婚法定理由制度使个人的离婚自由得到了更多的保障，但个人的离婚自由是建立在配偶、子女乃至社会利益之上的。作为个人的自由必须与社会他人利益平衡。我国婚姻法虽有离婚时经济帮助的规定，并要求离婚时要妥善解决子女问题，但这些制度都是离婚后的救济，且主要限于物质帮助。当离婚会导致当事人一方及子女陷于物质的、精神的苛酷状态时，如何防止破裂主义可能导致的离婚权利滥用，赋予他方以相应的阻却离婚的权利，婚姻法没有规定。但法律的完善需要时间的磨练不可操之过急，我们要树立信心确信将来会更好。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