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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江苏省作为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10年GDP排名位于全国第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江苏省也保持着较高的国民储蓄率，2010年已高达58.39%。江苏省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城乡居民存款储蓄额已达23334.8亿元，占当年总GDP的56.33%；企业部门储蓄额为19148.59亿元，占当年总GDP的46.22%；政府部门储蓄额569.95亿元，占当年总GDP的1.376%。从统计数据来看，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对江苏省高储蓄贡献较大，企业储蓄所占比例较小。
现有的关于高储蓄率的形成原因，学术界对其有不同的解释，比如：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男女比例失衡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动等。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江苏省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0230180人，占13.01%；15-64岁人口为59861916人，占76.10%；65岁及以上人口为8567807人，占10.89%。国际上将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数的 7%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起点，根据该标准，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在发生显著变化的同时，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快。那么江苏省的高居民储蓄率和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呢？本文对此进行验证。
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理论介绍
现有的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Medigliani（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CH）。生命周期假说将人的一生分为年轻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三个阶段。一般而言，在年轻时期，家庭收入低，但因为未来收入会增加，因此在这一阶段，往往会把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有时甚至举债消费，导致消费大于收入，这时家庭中基本上没有储蓄或有很少的储蓄。进入中年阶段后，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降低，收入大于消费，因为一方面需要偿还青年阶段的负债，另一方面还要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防老。退休以后，收入下降，这时需要依靠年轻时的储蓄来消费，从而社会储蓄率又会下降。1976年，Medigliani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扩展，认为储蓄率会随被抚养人口的比例上升而下降，随劳动者人口比例上升而上升。
LCH理论是从微观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的关系，Coale and Hoover（1958）从宏观角度提出了人口转变过程的“抚养负担假说”（Dependency Hypothesis，DH）。该假说认为，下降的婴儿死亡率和上升的生育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背负的少儿抚养负担上升，导致社会储蓄随之减少。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经济活动人口的急剧增加，劳动年龄人口背负的少儿抚养负担减轻，社会储蓄也增加。最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表现为巨大的老龄抚养负担，这将削弱储蓄力度并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文献综述
一些学者以生命周期理论和抚养负担假说为基础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Loayza等（2000）在Schmidt（1996），Higgins（1998）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少儿抚养负担比和老年赡养负担比与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Kraay（2000）通过不同国家截面数据的估计，认为老年抚养负担比对社会储蓄率存在显著的负作用，而少儿抚养负担比对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汪伟（2009）运用中国1989-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得到少儿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影响为负，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影响为正，且均显著。李魁（2010）通过采用全国30个省市1990-2006的面板数据，主要运用二步系统GMM法进行研究，发现少儿抚养负担比对储蓄率有负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老年赡养负担比对储蓄率有正的影响，但是效果不显著。王麒麟、赖晓琼（2012）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Hausman检验，实证分析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城乡差异。
总体来看，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利用面板数据对储蓄率进行整体的研究，较少将其细分，并且具体到省际的研究也较少。本文研究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江苏省关于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方面提供对策建议。
数据、变量选取
由于本文要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选择江苏省1995-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率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率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区分城乡差别的特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储蓄率（CS）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率（US）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储蓄额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额与各自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解释变量里，本文选择少儿抚养比（FC）和老年抚养比（FO）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假定N、L、O、C分别表示总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14-64岁人口数量）、老年人口数量（65岁以上人口）和少儿人口数量（0-14岁人口数量），少儿人口抚养负担比FC用C/L表示，表示每100名劳动力要抚养的儿童数量，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比FO用O/L表示，表示每100名劳动力要赡养的老人数量。从微观上来讲，人口自然增长率同居民储蓄率存在一定的关系，所以引进江苏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用NR表示。
以上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和江苏省统计年鉴整理得来，由于考虑到各种数据指标的可得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数据区间选取为1995-2010年。
实证分析
由于时间序列往往存在非平稳性，为保证建立的回归有意义，应先对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并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与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关系，选取199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测算，分析城镇居民储蓄率（CS）和农村居民储蓄率（US）分别与少儿人口抚养负担比（FC）、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比（FO）、人口自然增长率（NR）的协整关系。各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结果可知，上述序列除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原序列平稳外，其余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
（二）协整检验
从上述ADF检验结果可知，城镇居民储蓄率、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少儿抚养负担比、老年抚养负担比、人口自然增长率符合协整的必要条件。分别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自变量进行OLS估计，建立回归方程，结果如下：
CS=50.39658-1.586298FC+ 0.302968FO+2.728209NR （1）
t= 2.5987 -7.0439
0.294812 2.8644
R2 =0.9029， F=33.3552，DW=2.0091
US=-2.866137+0.970690FC+ 0.896333FO-4.244340NR （2）
t= -0.154251 4.498764
2.9103 -4.6510
R2 =0.9057， F=22.3758，DW=2.40739
上述模型回归效果比较理想，然后对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E1和E2进行平稳性检验，仍然采用ADF检验。若平稳则可证明上述变量之间是协整关系，具体结果见表2。
通过对两个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E1和E2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E1的t检验值为-6.971217，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E2的t检验值为-3.87219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两个残差序列均平稳，意味着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指标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根据上述协整方程，分指标情况看：第一，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对农村居民储蓄率影响为为正，并且影响效果显著；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影响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影响均为正，但是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影响不显著，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影响。第二，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负的影响大于老年负担比对其正的影响，少儿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比，城镇居民储蓄率增加1.586个百分点；老年负担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约0.303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大于老年负担比对其的影响，少儿抚养比下降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下降0.971个百分点；老年负担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上升0.896个百分点。第三，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正的影响，其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增加2.728个百分点；但对农村农村居民储蓄率有负的影响，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下降4.244个百分点。第四，从常数项来看，城市居民存在更多的自发性储蓄行为，农村居民相对来说自发性储蓄比较少，这个可能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高低有关。
（三）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分析证明城镇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因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协整理论，存在协整关系的经济变量之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各个影响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指标的短期行为和长期变化结合起来。先对各自变量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再进行回归分析，纳入误差修正项，建立误差回归模型（3）和（4）：
DCS=12.46441+0.540489DCS（-1）+0.577721DFC+1.568364DFC（-1）-1.743938DFO-1.686220DFO（-1）+11.89308DNR-10.45389DNR（-1）-0.919043ecm （3）
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常数和误差修正项的t值分别为：
t=（-1.958373），（2.965464）， （3.050599），（2.391702），（2.944830）， （2.952219），（-2.378873），（-2.763881， （-3.109256）
R2 =0.8919 F=21.29877
DW=2.553747
DUS=-14.39142-0.121804DUS（-1）-0.527489DFC-1.25919DFC（-1）+ 1.685201DFO +0.950451DFO（-1）+ 5.010568DNR-1.647784DNR（-1）- 0.591880ecm （4）
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常数和误差修正项的t值分别为：
t=（-1.978498），（-2.332162）， （-2.402645），（-1.987975），（2.539363），（1.890086），（2.373466），（-2.063968）
R2=0.9124 F=21.419295
DW=2.018500
以上数据说明上述两个模型拟合度较好，变量之间无明显共线性。误差修正项为负，说明均衡误差对短期波动收敛于长期均衡有较好的调节作用。当城市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出现不适应时，误差项能够在其中起到迅速调节作用。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判断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表4所示。
由表3可知，老年人口负担与城镇居民储蓄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因果关系，少儿人口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由表4可知，少儿人口负担比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老年人口负担比与农村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五）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反映少儿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可通过绘制脉冲响应图来衡量。
由图1可知，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约从第1年持续到第20年，影响最大的是前10年，在第15年后开始逐渐减弱。
由图2可知，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达15年，影响最大的是前8年，在第10年后开始逐渐减弱。
由图3可知，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同样是个长期的过程，影响最大的是前5年，从第7年后影响开始逐渐减弱。
江苏省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影响，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即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使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农村居民储蓄下降，这可能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有关。江苏省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2294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9118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大约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2.52倍。城镇居民收入较高，少儿负担减轻了，在消费水平既定的条件下，能够储蓄的钱相对增加。老年抚养负担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比较模糊，城镇社会保障政策的相对完善，而且老人有更多的再就业机会等原因，使老年抚养负担的增加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没有太大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相对较低，除去日常生活消费开支外，能储蓄的钱相对较少。少儿负担的减轻，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增强。虽然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正在逐步贯彻实施，但各地还是存在差别，同时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的影响年限长于城镇，所以农村老年抚养负担对农村居民储蓄仍然存在正的显著影响，预防性养老储蓄在农村还是比较普遍。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不同效应影响，进一步说明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体系的不成熟。
结论
本文对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江苏省少儿抚养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对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少儿人口抚养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储蓄率存在因果关系，老年人口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绘制脉冲响应图，说明人口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长期动态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的影响时间年限长于对城镇的影响时间年限，抚养负担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相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来说更加深远。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特别要鼓励城镇居民消费，用消费拉动内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促使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完善和贯彻实施农村养老保障政策。
参考文献：
1.Anselin，L.，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
2.Loayza，N.，Schmidt-Hebbel，K.and Servn，L.，What Drives Saving across the world，Review of Economincs and Statistics，2000，82（2）
3.Kraay，Aart.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2000，14 （3）
中图分类号：F04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1-0003-07
一、 引 言
储蓄是投资的资金来源，储蓄―投资的转化是经济学一直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凯恩斯理论分析了影响储蓄和投资的诸因素，并把“投资＝储蓄”看成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但却没有分析如何实现这个条件。哈罗德―多马模型则认为，只要保证经济有一个“合意的增长率”，储蓄便能自动地全部转化为投资。新古典模型也建立在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的基础之上。然而，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储蓄只能部分转化成投资。储蓄能否完全转化为投资，或者说有多大比例的储蓄能够转化为投资，影响到一国经济能否实现稳定增长。
学术界都对储蓄投资相关性问题有着大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Feldstein[4]和Horioka选取了16个OECD国家1960―1974年间的平均储蓄和平均投资数据进行截面回归，发现一国国内的储蓄和投资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他们认为可以把国内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作为检验国际资本流动程度的标准。这是因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国内储蓄是一个国家国内投资的惟一来源；而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储蓄不再是投资的惟一来源，还可以利用国外储蓄。如果国际资本能够充分流动，那么从理论上说，国内储蓄和投资应该是两个独立变动的变量。Feldstein和Horioka还将OECD样本国家总储蓄分为居民、政府和企业三个部分，对各部门储蓄与总投资的相关性进行了简要分析，发现企业储蓄对总投资贡献要大于居民储蓄和政府储蓄。
Feldstein和Horioka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界激烈的争论，之后涌现出大量的理论和经验分析[5]。很多文献试图从交易成本、资本市场管制、各种经济周期冲击和国家规模等方面来解释储蓄投资的高相关性[1-11]。而对于储蓄投资相关性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程度的检验标准，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Tesar、Levy和Corbin都认为储蓄投资相关性不包含任何有关实际资本流动的信息，不能用来检验国际资本流动程度[3-10-11]。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研究储蓄与投资的关系的文献。武剑[14]、肖红叶和周国富[18]等对中国较低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进行了定性分析。包群等[13]利用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对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投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居民储蓄在投资转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而许雄奇和符涛利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总储蓄和总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15]
上述绝大多数文献集中研究的是总储蓄与总投资的相关性，而很少有文献对分部门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进行经验研究和分析。Kuijs[8]把中国储蓄细分为居民、政府和企业三个部门进行研究，并通过分析得出中国2000年以来的储蓄率上升，主要是归因于企业储蓄率与政府储蓄率的上升。张明也谈到，中国国内储蓄存在着一个独特的现象，即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都并不是最高，但由于这三个部门的储蓄率都居高不下，所以带来了中国的总储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甚至高于其他以高储蓄著称的东亚国家。[20]由此可见，分析中国的储蓄投资问题时，区分出政府、居民和企业这三个不同的部门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试图采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和一般脉冲反应函数等方法，对中国分部门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重新进行分析，以期得到有关中国储蓄与投资相关性的更为准确的结论。
二 、理论模型和数据来源
根据封闭经济中的国民收入核算法（SNA），支出法的国民收入可表示为：
其中:(Y-C-T)为私人部门储蓄（Private Saving），(T-G)为政府部门储蓄(Public Saving)。近年来企业储蓄是中国储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很有必要把企业储蓄也纳入模型。
将私人部门储蓄(Y-C-T)分为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两部分，在封闭条件下根据（3）式则有:
由式（4），本文构造如下模型Feldstein和Horioka（1980）所使用的分部门储蓄与投资相关性估计模型与本文采用估计模型完全一样。：
本文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来对分部门储蓄和投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采用1978―2005年的中国国内总投资率、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数据（分别为总资本形成额、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数据由UBS根据CEIC数据库数据估算而得。根据张明（2007），Anderson采用了以下方法来计算中国的部门总储蓄率：用支出法GDP统计中的国内总投资和经常账户盈余数据计算出国内总投资率，根据农村和城镇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家庭总储蓄率，用财政账户估算政府总储蓄率，而企业总储蓄率则是一个余额。
三、经验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对分部门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的经验分析包括五个阶段：首先对投资率、居民储蓄率、
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确认各序列有单位根，就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如果协整关系存在，就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估计；然后用Granger因果检验三部分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用一般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分部门储蓄对投资率的短期和长期动态反应。
（一）单位根检验
一般来说，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具有不平稳的特征，需要对它们进行单位根检验。表1 给出了这些序列的水平值及一阶差分扩展的ADF检验值，考虑数据是年度数据，我们取2作为最大滞后阶数，并以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信息准则和SC（Schwarz Criterion）信息准则来判断实际滞后阶数，以及是否选取趋势项及截距项。
表1si、sp、sg和se四个序列的ADF检验结果
变量
水平检验结果一阶差分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如下:首先对序列水平值做单位根检验，再对一阶差分做单位根检验。如果水平值接受单位根原假设，而一阶差分拒绝单位根原假设，我们就认为序列具有I (1) 过程。一般认为，如果一阶差分是平稳的，那么二阶差分也是平稳的，因此，在此不做I(2) 检验。见表1。
投资率1%的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其余的数据水平值都在5%的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即序列是非平稳的。但是，在一阶差分后，si、sp、sg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都是平稳的，se差分序列的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是显著的。因此，si、sp、sg和se四个序列都是非平稳的I（1）的过程。
（二）Johansen 协整检验
对于具有相同单位根性质的时序数据，可以利用Johansen 检验来判断它们是否具有协整关系，从而考察si、sp、sg和se四个变量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变动关系。Johansen 检验的基本原理是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包含有关变量一阶差分滞后项和水平量一阶滞后项的向量自回归(VAR) 模型，同时解出其中水平量估计系数矩阵中对应不同秩数的特征根。
首先，建立一个VAR（P）模型：
其次，应当确认模型的滞后阶数p，以便为下一步的协整检验提供一个合适的滞后阶数。无论是在Johansen 协整检验还是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滞后阶数p都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实际研究中，比较常用的方法是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信息准则和SC（Schwarz Criterion）信息准则。我们用常用的方法，先估计一个向量回归模型（VAR），通过检验它的滞后阶数来选取相应协整分析中的阶数。考虑本文所用数据均为年度数据，滞后阶数超过3表示的意义不大，故最大滞后阶数选为3，因而得到不同滞后阶数VAR模型的AIC和SC值（见表2）。
根据AIC和SC 信息准则，AIC、SC的值越小越好。根据AIC准则判断，滞后阶数应为3，而根据SC准则判断，滞后阶数应该取1。不过考虑到VAR模型回归得到了数个显著的3阶滞后项的系数，因此本文采取AIC准则，VAR模型取3阶滞后。
最后，进行Johansen 协整检验。Johansen 协整检验需要注意的是协整检验是用ΔYt 对ΔYt-1，ΔYt-2，ΔYt-p，及其他外生变量作回归的，此时与原序列的最大滞后阶数要小于1。由上面VAR 模型的滞后阶数判断可知，协整检验的滞后区间应设定为（1，2）。根据本文数据的特性，检验时协整形式选取序列有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只有截距，可得表3。
由表3可知，迹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判定存在1个协整关系，极大值检验统计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上判定存在1个协整关系。这证明si、sp、sg和se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投资率、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之间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估计
VEC模型是含有协整约束的VAR 模型，一般用于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分析长期动态关系的工具，利用Johanson方法对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进行估计。根据上文的分析，滞后阶数取2，则上文设定的误差修正方程为：
其中，（）内为标准差，［ ］内为t统计量。sg、se两个变量的t统计量不显著，但考虑到该方程中sg、se两个变量对于解释si必不可少，本文予以保留。
用Eviews5-0得到的短期误差修正方程，在5%的显著水平，查表可得自由度为15(n-p-1=15为自由度)时t统计量临界值为1-75（显著水平为10%时t统计量临界值为1-34）。在5％显著水平，剔除不显著回归系数得结果如下：
首先，从协整方程上看，在前人研究中，只考虑整体储蓄或两部门储蓄（居民储蓄和政府储蓄），一般得到的结果是中国储蓄和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的正相关性。与以往结论不同，在考虑三部门储蓄与投资相关性的情况下，中国居民和企业储蓄与投资存在长期正相关性，而政府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的负相关性。具体来说，一单位的居民储蓄率变动将引起投资率的0-2个单位的正向变动；一单位的政府储蓄率变动将引起投资率的0-19个单位的反方向变动；一单位的企业储蓄率变动将引起投资率的0-4个单位的正向变动。这说明：
（1）中国储蓄与投资的相关系数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仍然偏低。例如美国的储蓄与投资相关系数为0-8，瑞士为0-65，大多数国家超过0-6[19]。这说明中国投资储蓄转化率较低，金融体系把投资转化为储蓄的效能有待于改善。
（2）中国企业储蓄对投资的贡献度高于居民储蓄，近年来企业储蓄率不断上升，从1980年的16-2%上升到2005年的30-2%，整整增加了14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的投资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原因是由于企业的储蓄太高、增长速度太快，而企业储蓄一般会直接转化为企业投资。
（3）政府储蓄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将引起投资率下降0-19个百分点，即中国政府储蓄与投资之间具有负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在由政府储蓄转化而成的政府生产性投资对私人投资存在较为严重的挤出效应。政府生产性投资率增加一个百分点，私人投资率将下降1-19个百分点。另外，UBS对政府储蓄率的计算可能存在低估，因为UBS对政府总储蓄率的计算是基于财政账户余额，并进行了一定调整，可能存在对政府消费性支出的高估。[20]
（4）方程的截距项为0-26，代表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投资长期变动的影响，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时间、目前的开放程度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外商投资流入的力度，截距项的估计值也基本符合当前中国实际情况。
其次，对短期误差修正方程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方程的vecm系数很大，达到-1-12，这表明一旦投资发生短期波动而出现偏离，其向长期均衡关系回归速度很快，这进一步证明了模型的长期均衡协整关系是比较稳定可靠的。另外，要注意的是，vecm系数的绝对值大于1，这说明在发生短期波动出现偏离时，在向长期均衡关系回归过程中会出现“超调”现象。
（2）投资的短期变动具备自相关性，并且这一自相关性随着滞后阶数的增加而有所增加。方程中Δsi与Δsi-1、Δsi-2的关系密切，相关系数分别为0-69和0-76。这说明投资本身对投资会产生正的效应。换句话说，就是投资本身可以吸引新的投资进入。
（3）滞后1期和2期的居民储蓄率对投资率变动的影响都不显著，说明当期的居民储蓄率对未来的投资率并没有明显的贡献，这反映了中国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长期不通畅。
（4）方程中滞后2期政府储蓄的短期变动对投资率的变动影响显著，而滞后1期的不显著。这说明政府储蓄对投资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这可能与中国政府储蓄的投向一般是用于长期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关。滞后2期的政府储蓄率变动与投资率变动具有负相关性，而且系数为-1-91，这再次说明由政府储蓄转化而成的政府生产性投资对私人投资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挤出效应。
（5）方程中滞后1期的企业储蓄率变动对投资率变动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当期企业储蓄率的增加可能导致下期投资率的反方向变动。
总之，中国的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自我累加效应，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而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在短期内无法拉动投资率的上升。
（四）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VEC 模型说明的是中国三部门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也具备显著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本部分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说明中国三部门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上文的VEC模型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如果以投资率的一阶差分D（SI）作为因变量，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不是投资率的Granger原因，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都是投资率的Granger原因，而三者联合起来同样是投资率的Granger原因。同样，如果分别以D（SP）、D(SG)和D（SE）为因变量，剩余其他三个变量单独以及联合时都不是其Granger原因。
这表明：（1） 中国的居民储蓄与投资之间并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国内金融体制还不健全，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居民储蓄投资转化效能还很低下。（2) 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这说明，与居民储蓄相比，中国企业和政府储蓄的转化效率要更高一些。（3）三部门储蓄之间即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也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这可能是由于特殊的制度性原因，中国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有各自单独的形成原因，三者之间不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即不能相互抵消。[20]
(五) 一般脉冲反应函数 (GIR function)
为了进一步详尽地检验投资对各部门储蓄的变动的动态反应(包括短期和长期) ，引入一般脉冲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冲击，对于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并且扰动项对某一变量的冲击影响通过VAR 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所有变量。一般脉冲反应函数与传统的正交脉冲反应函数不一样，它有自身的优势，即它不受变量阶数的影响。
本文VAR 模型为包含投资、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四变量自回归模型，将投资收益率等其他的一些经济因素对投资的影响通过投资自身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其未来值的影响效应来反映，即投资行为的自我反馈效应。同时，由于VAR模型中所有变量都是内生的，因此投资、储蓄的相互影响也通过模型的动态结构而传递。
上文建立了投资率、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的VAR（3）模型，直接运用Eviews5得到脉冲反应函数的结果如图1、图2（由于使用的是年度数据，滞后期选取为6年，我们认为超过6年后的影响不再具有实际意义）。
由上面的脉冲反应函数的分期结果以及累积结果图，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分析。首先，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自我累加效应。对于来自投资自身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将引起下三期投资率的正向反馈；虽然之后这一投资自我累加效应明显变弱，甚至从滞后第4 期开始将导致投资率的下降，然而从图2可以初步估算出，投资自身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将导致投资率上升幅度超过0-1。这也说明虽然储蓄为资本形成提供了资金支持，然而投资与储蓄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其次，考察投资对居民、政府和企业储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反应，可以发现：
（1）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过程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可以看出，居民储蓄变化对前两期的投资率影响很小，只有从滞后3期居民储蓄的变化才引起投资率的明显上升，之后影响开始持平，第6期又出现下降。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时滞意味着作为投资的来源，中国居民储蓄在一定时期内处于资金闲置的状态。综合考察滞后6期的总情况，居民储蓄变化对投资率的总影响仅为为0-1左右。
（2）企业储蓄在投资转化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滞后，但相对居民储蓄更快一些，其在滞后4期内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总的影响将导致投资率上升幅度超过0-3，因此，企业储蓄虽然短期不能拉动投资，但是其中长期对投资的拉动效应还是很明显的。
（3）政府储蓄的变化对投资率的影响为负值，且在滞后5期内的影响不断加大，虽然在前三期总影响不大，但其总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可以导致投资率下降接近0-3。
总之，居民储蓄率变化对投资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总影响也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企业储蓄率的变化在中长期将导致投资率较大幅度正向的变化；而政府储蓄率的变化短期内影响不大，但中长期内则可能导致投资率大幅度反向变化。最后，也可以看到，除了投资自身的累加效应外，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对投资率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居民部门。这与前面由协整方程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引导投资的经济格局是相吻合的。
四、结 论
本文将储蓄分为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采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等方法，对中国分部门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重新进行了分析。本文揭示了中国的投资与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三部门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对投资率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居民部门，这与中国特殊的政府主导投资机制是相吻合的。本文还反映了中国投资与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具备显著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并从中得出中国的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自我累加效应，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而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在短期内也无法拉动投资率上升的结论。这可能是中国目前储蓄投资转化率偏低的关键所在。
本文认为，要改善中国储蓄与投资转化率较低的现实，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扩大居民的直接投资领域，实现居民储蓄到投资的直接转化。大力促进金融工具的创新，为居民提供各种适宜的金融资产选择形式，提升居民储蓄的转化率。（2） 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继续推进银行体制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一个高效配置金融资源、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的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3） 调整政府财政投资的事权范围，尽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规范政府职能，为民间投资提供足够的空间。减少国家对一般加工制造业等竞争性行业的投资和补贴，加大对包括农业在内的基础产业及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资力度。 （4） 彻底打破地区分割以及居民、政府、企业三部门之间的体制障碍，使资金、物资能实现向符合市场化要求的方向自由流动，形成良性的储蓄―投资循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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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 Saving and Investment in Three Sectors
【关键词】消费;储蓄;馈赠性储蓄
1我国最终储蓄率的发展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国的最终储蓄率稳步增长,在15年的时间内上涨了10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最终储蓄率呈现下降的趋势,5年的时间内下降了3.6%。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最终储蓄率又进一步抬头。
2前瞻型居民的储蓄行为
中国国内的居民可以分为两类:前瞻型居民和短视型居民。本文主要讨论前瞻型居民的储蓄行为。居民前瞻性储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预防性储蓄、馈赠性储蓄和生命周期储蓄。各种类型的储蓄动机是不同的。因此与当期收入的关系也不相同。
2.1前瞻性储蓄中的预防性储蓄:预防性储蓄是用来预防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产生的因素分为两类,第一类:不确定性因素。在不确定因素下(比如,收入的不确定性)居民会直接增加储蓄,从而防止消费的剧烈波动所造成的效用下降。这种影响是直接的,居民受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直接调整储蓄。而在我国收入的不确定性不影响前瞻型居民的消费即不会引起预防性储蓄的产生。
第二类:保障性因素。在低保型因素下(比如,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或者低收入的保障)前瞻型居民的消费会变得非常有耐心,会尽量的节省,从而减少当期的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保障因素通过影响居民的耐心,进而影响居民的储蓄。第二类因素其实质是一种与不确定性因素相对的变量。这类因素可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具体来讲:当期收入的总量(规模),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如: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因素暂不讨论,当期收入规模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期收入的规模越大,其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越弱,边际储蓄倾向就越小。因为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小,会被收入的规模所抵消,不会存在消费的波动,从而就不需要大量的预防性储蓄来防止消费的波动。另一方面,当期收入的规模越小,其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弱,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越强,边际储蓄倾向就越大。因为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大,而收入的的规模不能抵消这种影响,为了防止消费的波动,实现效用最大化,居民变得非常有耐心,从而减少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来防止消费的波动。因此当期收入规模与预防性储蓄成反比。
2.2前瞻性储蓄中的馈赠性储蓄:馈赠性储蓄是赠送给他人(特别是子孙后代)的储蓄。决定馈赠性储蓄的因素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是居民的心理因素,包括个人对馈赠性储蓄的偏好,这暂不讨论。决定储蓄的客观因素有两个,收入的规模和收入分布。
收入规模和收入分布对馈赠性储蓄的影响:收入规模和馈赠性储蓄成正比,收入规模的增长会导致消费的增长,进而导致消费的边际效用的减少,因此收入规模的递增会导致消费边际效用的递减;馈赠性储蓄也会增加总的效用,并且随着收入规模的增加,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会增加。当消费的边际效用低于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时就会产生馈赠性储蓄。因此收入规模的增加会降低消费的边际效用,提高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从而产生馈赠性储蓄。收入分布对馈赠性储蓄的关系。在收入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收入的变动会影响馈赠性储蓄的变动。衡量收入分布的主要标准为基尼系数。收入的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小部分的人占有了大量的当期收入,表现了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收入的分布越不平均,基尼系数就越大,小部分居名的收入规模比较庞大,因此会产生大量的馈赠性储蓄。因此基尼系数与馈赠性储蓄成正比。
2.3前瞻性储蓄中的生命周期储蓄:莫迪格利安尼、布伦博格假设消费者面对现在和今后一生总消费的效用函数。试图将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会考虑当期收入,而且会考虑今后一生的收入。但是行为人却是一个短视的行为人。因为现实生活中收入是变动的,在适用性预期的框架下,前期的收入是预测未来收入的主要指标。因此消费会受到持久性收入的影响。而持久性收入又是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所决定。消费最终还是受当期收入的影响。但是无论消费是否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储蓄总是与当期收入相关。只有当消费受当期收入影响时,收入的变动会部分的转为储蓄,储蓄的增长就比较缓慢;当小费不受当期收入的影响时,收入的变动完全转化为储蓄,储蓄的增长就比较快。
3对我国近段最终储蓄率发展的解释
第一阶段:前瞻型居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收入规模的逐渐增强导致了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强、预防性储蓄快速增长。而且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消费的增长速度,因此最终储蓄率在这一段时间内稳步增长
第二阶段:前瞻型居民的收入和预防性储蓄总量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馈赠性储蓄的边际储蓄倾向还不是很强,因此城镇中前瞻型居民的总储蓄倾向减弱。导致了最终储蓄率的下降。
第三阶段:由于馈赠性储蓄的边际储蓄倾向变大所导致的,馈赠性储蓄倾向的变大是由于城镇中前瞻型居民的收入规模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进一步加大而导致的。
4改进城镇居民储蓄行为的政策建议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保障。我国作为最具有发展前景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将保持稳定、持续增长的趋势,因此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相应的的持续稳定增长。另外,从现阶段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平均在11%左右,上下浮动没有超过2%,特别在最后两年基本保持在11%的水平上,因此从现阶段的收入数据和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势两个方面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会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储蓄也会快速增长。中国储蓄的稳定增长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居民储蓄的稳定增长是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资本来源。另一方面,中国储蓄的高速增长也给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带来了一定的不安因素。消费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部分,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消费偏低不仅会导致内需不足,而且会突显投资在经济中地位,进而增加经济的大幅波动。
一、文献综述
股市涨跌与进出股票市场的资金密切相关,二者间的关系历来为各类投资者及学者所关注。
Levine(1991)认为,如果股票市场的自由化和扩张可以使个人投资风险多样化,那么股票市场的发展就可以降低储蓄风险。Pagano(1993)指出,金融市场与储蓄之间的关系被认为很重要是因为储蓄被看做刺激金融市场发展的渠道之一。Jappello和Pagano(1994)、Bonser-Neal和Dewenter(1999)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居民获得按揭贷款和消费信贷有较大阻碍时,他就趋向于高的居民储蓄率,但是居民储蓄率的高低与这个国家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无关。Devereux和Smith(1994)认为,股票市场分散风险的机制能引起储蓄水平下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Singh(1997)曾指出股市的发展并没有导致总储蓄的增长。
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起步较晚,所以国内专门对于股票市场与居民储蓄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也较晚。徐名社(1998)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储蓄存款与证券资产的投资选择机制问题,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我国储蓄与证券的替代还只是基于表层收益关系的权衡,未能有效促进存款向投资的转化,两者替代关系中的均衡机制尚未形成。刘巍、徐颖(1999)分析了证券市场资金吸纳和可支配收入对我国居民储蓄存款额的影响,得出结论:证券市场资金吸纳率上升则储蓄存款额会下降,但储蓄存款对证券市场资金吸纳率的弹性极弱。李洪慈(1999)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分流储蓄存款的程度,认为我国证券资产投资对储蓄存款的分流作用是很有限的。张志、王德劲、段吉华(2001)用实证分析得出居民储蓄率与股市周转率、股市成交率之间不构成因果关系,即证券市场的流动性不能对居民储蓄的变化构成显著影响。何德旭、高伟凯、王轶强(2002)的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规模和流动性对居民储蓄有明显的分流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储蓄量的变化,股市交易的活跃程度和股指的涨跌直接影响着投资者以及潜在投资者的储蓄行为。张眠、张桂霞(2003)通过对城市居民储蓄与上证指数的相关性分析得出,储蓄的增长会引起上证指数在相同方向发生变化,而不是股市增长导致居民储蓄的减少。熊其康(2008)通过建立VAR模型对我国现阶段股市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指出股市交易额一方面能很好地反映股市,另一方面也能反映投资者的投资力度。
国外文献主要基于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对银行存款与股票市场关系展开研究的,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情况。国内研究实证分析虽然很多,但大多都是从居民储蓄存款的角度出发,运用各种计量方法分析该变量与股市之间的关系的,对其他存款与股票市场的关系缺乏分析。基于此,本文拟从分析储蓄存款的各组成部分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入手,探讨和分析我国居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及企业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的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分析方法
1.数据平稳性分析
在时间序列分析中,数据通常被假定为平稳的。如果数据表现出随机游走的特性,则必须对其进行平稳化处理,否则运用不稳定数据作出的回归分析有可能是谬误回归。对数据稳定性的判定,实践中通常采用增广迪基-富勒(ADF)检验。
2.协整分析
协整分析就是在两个不稳定时间序列进行回归的基础上,对其残差序列εt进行ADF检验,看其是否为稳定数列。如果εt是稳定的,则可以认为两者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即协整关系,否则就是谬误回归。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Granger)(1969)因果关系是指:如果两个时间序列变量x、y在包含过去信息条件下对y的预测效果要好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的预测,即加入变量x的滞后值有助于改进变量y的预测精度,则称x对y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或者说,若变量x的滞后值在另一个变量y的解释方程式中其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则x是y的格兰杰原因。
如本研究欲检验股指收益率(LSTK)与银行存款变动率(SR)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所用的模型如下:
因此通过上述模型,获得四种假设之一的结果,就可以检验股票收益率与银行存款变动率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三、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2003年1月至2010年7月的月度相关数据,共计91个样本。其中居民存款、企事业单位存款包括定期与活期指标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表》,股票指数(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代表)数据来自中国证监会网站。
上述数据按环比方式计算各自的变化比率,即:变动率=(本期指标/前一期指标)-1。
各指标具体符号如下:LSTK――上证指数收益率、LL_JMHQ――居民活期存款变动率、LL-JMDQ――居民定期存款变动率、LL_QSDQ――企事业定期存款变动率、LL_QSHQ――企事业活期存款变动率。
四、银行存款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关系的实证检验
1.数据稳定性检验
在进行时间系列分析时,要求所用的时间系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会产生“伪回归”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居民定期存款、居民活期存款、企事业定期存款、企事业活期存款等指标的时间系列通常是非平稳的,我们按前述公式:变动率=(本期指标/前一期指标)-1,对上述指标加以处理。经ADF检验发现,这些指标是平稳的。检验结果见表1。
格兰杰因果关系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存在由股票收益率到企事业活期存款变动率的单向影响。这一结果与子样本一的结论形成鲜明对照。我们认为,可能的解释是:股票全流通后,大小非股东出货套现的行为显著。
五、结论
本文对2003年1月至2010年7月的各种银行存款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1.居民定期存款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呈负相关关系,但统计上不显著,格兰杰因果关系是股票收益率影响居民定期存款,并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居民定期存款变化与股市涨跌互为消长。2.居民活期存款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格兰杰关系不存在。3.企事业定期存款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不显著。4.企事业活期存款变动率与股票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虽然不显著,但格兰杰因果关系显示存在从股票收益率到企事业活期存款变动率的单向影响,并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与存款与股票收益率呈负相关结论相矛盾。进一步将数据以股票全流通改革后的2007年6月为界限将数据分为两个字样本。子样本一显示:2003年2月至2007年6月股票收益率与企事业活期存款变动率呈负相关,格兰杰因果关系不显著,无方向性。子样本二显示:股权分置改革后,2007年7月至2010年7月,股票收益率与企事业活期存款变动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格兰杰因果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股票收益率对企事业活期存款变动率存在单向的影响关系。这一结果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股票全流通后大小非出货套现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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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为2010年西安翻译学院科研课题“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投资关系研究”(编号:10B19)之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发展经济学倾向于把经济增长的动因归结为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因素，并认为资本的积累程度和状况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而要解决资本对经济的制约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达到：提高本国的积累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新世纪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国民储蓄虽有2006年的短暂下滑；但总体上仍是较高速发展。过高的储蓄余额与萎靡的国内投资状况向我们展示了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渠道不畅通。
1储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根据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增长率等于储蓄率与资本产量的比率，高储蓄率自然意味着高增长率。这个结论看起来似乎非常合理，但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仍然很高，其高速的经济增长却已风光不再。
正如凯恩斯所言，储蓄和投资分别是由不同的经济主体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做出的，投资并不必然地等于储蓄。就其核心来说，哈罗德－多马模型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命题：如果投资等于储蓄，那么经济增长率一定等于储蓄率与资本产量的比率。事实上，假设：I=S，可以得到：I/Y=S/Y，进一步：(Y/Y)(I/Y)=S/Y。两边同时乘以I/Y，可以得到增长率公式：y/Y=(S/Y)/(I/Y)。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投资如何能够等于储蓄。只有满足了这一条件，经济增长才能得到保证。这样，问题集中到投资的决定因素上。凯恩斯主义认为有效需求决定投资，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有没有保障。只有当投资的需求大于储蓄的供给，经济中存在额外的投资机会时，决定投资进而增长的才是储蓄。换句话说，储蓄只是一种约束，并不是动力，当经济中的投资机会变成一种稀缺性资源时，动力只能是有效需求。
过去，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高，增长率也高。然而，首要的不是高储蓄率，而是高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是畅通的。今天，日本、东亚经济实体的储蓄率仍然很高，为什么没有了高增长?原因可以归结到很多方面，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已经阻断，高额的储蓄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当经济进入成熟期后，市场通常表现为过剩经济、买方市场，这时，高储蓄率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因此，在经济的起飞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常常是鼓励储蓄，而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政府的经济政策常常是鼓励消费。
2我国储蓄高速增长的根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消息，2007年，居民户存款增加1.13万亿元。这一数字只是2006年居民户存款增加额的54.07％，储蓄“搬家”现象进一步加剧。对不少投资者来说，要想跑赢CPI，只能继续让储蓄“搬家”。但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9月12日的2008年8月份金融运行情况显示，受股市清冷等因素影响，居民储蓄继续大幅增加。居民户存款增加3404亿元，同比多增3823亿元，居民储蓄又重新回到2006年以前的水平。
健康的经济体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增长导致的收入提高能迅速实现向消费和投资的转化，从而使经济运行处于良性循环当中。但现实的经济运行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状态，在收入向消费和投资支出形式转化的过程中经常存在的状况是：一部分收入以储蓄的形式漏出经济体。而储蓄漏出的规模则取决于居民消费倾向及私人部门的投资欲望。我国储蓄高速增长的直接原因归于居民消费不振和私人部门投资增长的乏力。
居民消费不振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的应该是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而这种不确定性预期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制度缺失或不完善造成的。我国居民目前的储蓄主要用于住房基金、子女教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更高层级的消费准备(汽车、旅游)等五种目的。实际上，我国的储蓄已经异化为几种基金形式，不过，这些基金是以居民个人或家庭为单位存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金融工具创新的滞后等应是居民消费不振这一现象形成的制度层面的原因。
私人部门投资增长乏力的原因也不难分析。私人部门投资的热情和规模是以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的，利息率T代表投资的成本，预期利收益率y的高低是投资收益的衡量指标。投资的报酬p用公式表示就是：p=y-i。只有当p＞0时，投资才是值得的。尽管央行2008年几次大幅度降低了利率，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并不乐观。另外，作为私人部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小企业群体通过银行和在证券市场上融资的渠道并不是畅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制度的制约大大阻碍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力度。
3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实现储蓄投资有效转化的策略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市场的力量，通过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来达到对货币资金的再配置；一种是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借助政府的财政政策来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借助于政府来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眼中是不可取的，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对私人经济部门所产生的“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的产生使得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的努力大打折扣，而且，由于政府在参与资源配置中不可避免的低效率和“寻租”行为，更使得经济学家对通过政府来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这一渠道持相当保守的态度。
实际上，政府支出的扩张不仅存在对私人经济部门的“挤出”，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对实体经济的“挤入”，特别是在经济中存在比较庞大的过剩资源时，这种“挤入效应”会更加明显。经济体中存在许多过剩的闲置资源，这时，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把这些暂时不用的资源进行配置，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通常来讲，这种对资源的配置一定不能直接进入私人部门所经营的领域，否则，这只“看得见的手”就会把市场搅乱而使其变得低效。把政府支出的对象定位于私人部门不愿意、没有能力介入的领域及影响国计民生的领域，通过政府支出为私人经济部门下一个经济周期的投资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这应该是有效发挥政府支出“挤入效应”的前提。
针对居民消费不振和私人部门投资增长乏力的现实，中国政府高层选择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8年11月1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总投资约需4万亿元。这一轮的政府投资，从长远来看，为私人经济部门的投资构建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具有深远意义。
4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制度创新
合理引导储蓄分流，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如何在制度上进行合理的安排和创新，是决定储蓄是否能顺利转化为投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久的根本环节。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制度创新，来促进经济的正常运转：
一、2000年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情况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的国际收支始终保持在经常项目顺差，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双顺差”格局，总顺差规模不断扩大。国际收支的平衡与否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国际收支持续顺差表明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过万亿，持有如此巨额的储备固然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但由此产生的国际收支顺差过大也会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国际收支顺差的原因
1.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储蓄大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低消费高储蓄，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00年62.3%下降到2006年的49.9%，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46.6%下降到2006年的36.3%。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同时全社会总存款，居民消费存款的比重持续降低，从2000年的53.6%下降到2006年的50.7%。因此，全社会储蓄率的过高不是由于居民储蓄过高，而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导致的企业存款和政府储蓄的巨幅增长与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果消费率长期偏低,消费率和投资率之间就不能形成合理的比例,就会导致社会产品价值不能及时得到实现,大量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带来高失业率,并且直接影响企业效益和偿还贷款能力。因此，只有减少企业留利和政府税收在GDP中的比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消费启动的支撑基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以及工资形成机制的滞后成为中国消费增速的最大制约因素。目前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难以改变目前格局，消费启动依然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同时，我国微观经济主体信用度不高，一些企业从银行得到贷款后，到该还贷时，虽有能力但拖欠不还；还有一些企业盲目投资，相当一部分投资形成无效投资，导致平均投资回报率低，还贷困难。这些现象使银行风险增大，导致“惜贷”现象出现。其结果是国内储蓄出现相对过剩，这种过剩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就是持续盈余和“双顺差”。
2.外汇资金的过度流入
(1)国内居民和企业的发展对外资的需要
我国的居民储蓄倾向比较高，而居民储蓄绝大部分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转化为投资的。由于银行的商业化运作及内部机制不完善，效率相对比较低等因素，银行不能很好地发挥社会资金转化功能。国家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与不能使储蓄有效率的转化为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是产生需求外资的主要原因之一。
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然而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企业的融资渠道少。我国企业的融资大部分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融资。随着商业银行转向商业化经营，建立自我经营、自负盈亏的机制，各大银行都以追逐和保持自身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严格控制发放贷款数量，而对放贷地区、项目进行谨慎的选择以追求经济效益，企业在国内获取资金的渠道被堵塞之后，自然而然地就将目光瞄准了外资，产生了对外资的需求。同时，国内企业愿意与外资合作。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以及跨国企业的进入，我国国内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急需高新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而外商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因此，国内企业往往通过引进外资的形式来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
2.国内经济政策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在制度安排上，明显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从跨境资金流入和流出看，流入管理较松，流出管理较严。例如，鼓励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限制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鼓励外债流入，限制国内金融机构向境外提供债权，不允许非金融企业对外发放贷款；鼓励非居民向我国居民提供资本项目下捐赠和转移，限制居民向非居民提供资本项目下捐赠和转移等。
(3)外资的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主要动机就是寻求获利机会。首先，进行直接投资可实现内部化从而节约交易费用。我国外贸市场的高额交易费用和存在的较高的贸易壁垒促使大量的跨国公司放弃国际贸易的形式而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体化策略。其次，我国廉价的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和土地等，巨大的市场潜在容量，再加上我国政府为吸引外资给予外资的一系列超国民待遇，更加吸引外商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外资大量超规模涌入，形成了负的储蓄缺口；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取代进口，加大出口，从而进口减少，出口增大，外汇的负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
(4)是较强的人民币升值预期
心理预期对我国的资本流动始终具有很强的影响力。2002年以来，受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企业和个人出现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同时，媒体铺天盖地地讨论人民币升值问题，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被强化。在存在价格落差（利率差、汇率差）的情况下，社会中的每个企业和个人都会成为潜在的投机者。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出口企业会尽可能早收汇、多结汇；进口企业会推迟和减少购汇、付汇；老百姓也不愿意持有外汇。这些行为直接导致我国资本流入增加和资本项目顺差扩大。从境外远期外汇市场看，人民币非交割远期汇率升值较高的时段与我国外汇储备增加时期高度吻合。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3-0010-02
1 引 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GDP增长率在1979―2009年平均为9.8%,其中,2007年增长率接近12%,虽然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仍保持高增长,增长率达到9.6%和8.7%。
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这种高增长的潜力有多大？中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里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问题的研究著作、论文如汗牛充栋,体制改革、资本积累、技术模仿、教育、贸易、全要素增长率等解释不一而足。不过,从人口红利角度分析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则是近几年的事情,人口红利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其他因素(如管理水平等)占3%。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指出,这些国家(地区)的高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
近来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又进一步深入,有研究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国际经济竞争力将随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而大大下降,未来的经济高增长将无法持续。
本文认为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未必能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经济至少可以持续增长20年。
2 人口红利的概念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目前,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大,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转移的潜力的阶段,大量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机会成本为零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
最近,人口红利的概念又进一步得到扩展,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由人口转变所导致的生产性年龄段的人口份额的增加,而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即使假定劳动力生产率保持不变,劳动供给数量相对较高也意味着总产出同比例上升,同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是该人口红利期的效应短暂,持续时间为50年或稍长些。
第二人口红利则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变化,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了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了代际更替关系。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论,消费者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取决于他一生的总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人们会选择一个接近其预期一生的平均收入水平的消费水平,且其长期储蓄水平将与生命周期紧密相关,因此,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和人口结构变动密切相关。在生产效率较高的壮年阶段,其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将明显高于其他阶段(比如养老金积累)。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由此反映出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因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带来的国民储蓄率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
3 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因素
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高劳动参与率。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第二,高储蓄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经历了几个显著的增长阶段。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0%以上,这一阶段是增长最快的时期。1989―1996年,进入第二个增长高峰期,存款余额年增长率达31.6%。1998―2000年,增长率开始一路下滑,甚至出现了负值,其主要原因是股市火暴促进了储蓄的分流,更多的资金从银行流入了股市。2003―2008年,居民储蓄存款冲破了几个大关：2003年9月首破10万亿元；2005年超过了14万亿元；2006年12月,突破16万亿元；2007年,17.25万亿元；2008年,21.79万亿元。按现价计算,2000―2008年年平均增长率达16.5%。第三,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
当社会处于人口红利期时,由于人口结构较好,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足,同时,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了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并因此导致了较高的资本积累。20年来,中国投资率一直居高不下,同样奇高的储蓄率也助推了这种高投资率。当然储蓄率高,部分的原因有养老保险与医疗制度不完善、中国文化对较高的储蓄水平的偏好等,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目前的“抚养比率”较低。所谓“抚养比率”是指不工作的孩子人数、老人数与工作人数之比。当家庭中孩子年幼、无工作时,家庭的储蓄率较低;当孩子长大,且自身也处于最佳创造期时,家庭的储蓄率较高;退休后,储蓄率则开始下降。因此,不工作的人越多(因为太小或太老),储蓄率越低,反之亦然。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效应以及中国人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使人口红利这种较低的抚养比率因素逐渐消失,但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里,低抚养比率仍将持续,从而可以预计的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也将继续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曾经有过的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级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级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综上所述,人口红利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的时间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相反,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4 最优化利用人口红利的建议
人口红利效应终将因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而逐渐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面前,我们仍能有所作为,我们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减少劳动力闲置和浪费,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从而使我国人口红利的效应最大化。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应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以更好地支持经济发展。
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应通过扩大就业,最大化开发尚存的人口红利,并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性质、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并且,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这三条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的源泉应当从依靠良好的人口结构(即人口红利)转为以技术的创新能力为主。人口红利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终究会成为一个历史现象,调整政策延缓一点时间只是短期效应。从长期而言,需要依赖产业换代,依赖技术的创新能力,才可以长治久安。实际上,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不断地实现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改变中国在国际市场处于低端产业低利润环节的局面,提高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提高劳动力成本,将有助于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资料显示,中国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中高收入家庭。通过增加收入,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人口和城镇低收入人口以及其他中低收入人口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将加速消费品市场的启动过程。基础消费品的爆发式需求增长,新消费群体的各类时髦需求增长,居民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将启动中国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
在保证了中国的自主创新持续增长力的同时,我们还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正视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社会安全和秩序问题。而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将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只有通过它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能够在既有轨道上良好运行。在此前提下,我们再通过进一步将农村人口和农民工不断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地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样我们的社会保障就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改善,在面对后人口红利时代的时候,就会更加的从容不迫。
参考文献:
［1］保罗•舒尔茨. 人口结构和储蓄:亚洲的经验证据及其对中国的意义［J］. 经济学(季刊),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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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瀛通. 人口红利与日俱增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J］. 中国人口科学,2007(1).
［4］田素华,徐明东,徐晔. 人口红利、流动性短期过剩与中国现代金融服务供给――对2008―2010年中国金融市场走势的判断［J］. 金融研究,2008(9).
［5］汪伟. 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 经济学(季刊),2010(1).
关键词:高货币化;M2/GDP;原因分析
1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M2/GDP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GDP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M2规模大于使得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M2与GDP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2.4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1 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 m2/gdp 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 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 gdp 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 ),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 m2规模大于使得 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 m2 与 gdp 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 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 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 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 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2.4 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 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 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 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3 总结
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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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实现顺差，则说明了该国商品在国外市场具有一定竞争优势，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可使得该国的对外支付能力加强，同时增加对外债权。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顺差的产生意味着出口获取的外汇并未实现同期的进口、对外投资、技术的引进。这种顺差只表现为国外银行的存款或者是购买外国债券，这样资金使用的收益率不仅低，还会加大本币汇率升值的压力。让本币升值，便会对随后的贸易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也会迫使货币管理当局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以维护汇率的稳定，造成国内通货膨胀。作为贸易伙伴的逆差国，更是会以长期逆差为借口，设置多种贸易障碍，要求顺差国减少出口或增加从逆差国进口。
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巨额的顺差不仅给国内的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也不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自金融危机后，我国对外贸易环境恶劣，遇到各种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引发的国际争议都指出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纷纷要求人民币升值。理论上说，一国币值上升，使其出口商品在外国市场价格上升，不再具有价格优势，而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则更加便宜，从而达到减小顺差的目的。但是，从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虽然相比从前增幅减小，但仍无法改变长期顺差这一事实。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人民币的升值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如今面对的不利外部环境么？
一、我国贸易差额的基本状况及形成原因
1.我国贸易差额的发展概况
中国原本经济落后，我国的贸易差额也并非一开始就处于顺差地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仅实现了一年贸易收支平衡，两年有顺差，其余七年累计达到42.9亿美元的逆差。从1990年开始，除1993年为逆差，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持续顺差。在2005年顺差额更是创造记录的达到了1018.8亿美元。仅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平衡贸易收支的重要性，但是我国仍没有改变持续顺差的局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人民币不断的升值，无疑给出口行业雪上加霜。从2008年到2011年，贸易顺差逐年减少，但是，中国对外贸易总体保持着顺差，不仅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是给了贸易伙伴国家以借口，对中国的出口设置重重壁垒。对长期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而言，持续的贸易顺差，对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已产生负面影响。
2.我国贸易持续顺差的主要原因
（1）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
国际分工的变化导致国际产业的转移，在历史上，国际生产的中心先后产生的从欧洲到美国再到亚洲的转移。二战之后，生产力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得到飞速的发展，全球产业调整的步伐加快，发达国产纷纷实现产业的升级，伴随而来的便是制造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快的对外扩张，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和较为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商来华投资设厂，开始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加工贸易。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国际制造业大量向中国转移，中国成为计算机、音响设备、玩具、家具等制造品的生产中心，而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出口的不断扩大必然导致贸易的持续顺差。
（2）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贸易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转为外向型，大力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并且成功利用出口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证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有利于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快速提高。基于国外的成功案例，中国政府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很快的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充分发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的鼓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当时确实很大，但是发展至今，我国的外汇储备和国际债权债务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于当初，可是许多地方或部门，仍未改变观念，鼓励进口平衡安排的相应措施较为不足。这也是中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3）我国内需不足影响进口增长
我国提出扩大内需以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口号已经多年，但是成效缓慢。具体体现在中国的高储蓄利上。根据人民日报012年11月21日的相关报道指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早在2009年，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超过18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储蓄率已经达到世界排名第一。除了传统消费观念造成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外，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与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不乐观有关，因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不乐观使得大多数人对医疗、保障、住房等消费前景的担忧，进一步压抑了大多数人的消费欲望，消费品进口的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虽然我国贸易持续的顺差，但在出口的产品中，真正具有综合竞争力的产品较少，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是依靠低价竞销，效益并不理想。
二、人民币升值没有改变我国贸易顺差的原因则说明了限制我国进口的原因，由此，中国持续顺差可以说和我国的需求和经济结构有关。
因此，我国持续顺差产生的原因很多，人民帀的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效的调整我国贸易收支。实现贸易平衡。
三、实现贸易收支平衡的思路和建议
1.切实转变观念
要客观认识顺差的利弊以及我国的现实，面对外部环境的改变，产业转型是势在必行。应当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发展对外贸易，仅依靠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不是长久之计，提高出口效益必须通过修订更加合理的相应政策法规，引导出口产业顺利转型，以实现贸易平衡发展。我们更应当认识到，依靠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为主发展对外贸易，是不可能成为贸易强国的。
2.转变对外贸易发展的方式
通过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对外贸易，以改变外资企业在我国外贸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局面；发展多种贸易形式，降低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方式中所占的比重；出口商品应当提高品质，打造属于中国的品牌产品。通过技术创新来加强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实现从委托加工生产到自有品牌的生产出口的转变。
3.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建设
对待贸易摩擦和国外施加的压力，我们应当冷静对待，据理力争，以长远的眼光来处理每一个问题。同时，在与周边国家达成自由贸易的意向，或在与一些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时，都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以利于双方共同努力，实现贸易收支平衡，减少不必要的磨擦。
4.加强出口管理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我们需要加强海关、外贸管理、外汇管理、银行、商品检验、运输管理等部门之间的合作，对进出口商申报的进出口贸易的真实性及其报价的可信性严格把关核实，以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从而更好的确认贸易差额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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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日益突出，学术界对此的讨论及相关文献也越来越多，各有各的观点。其中在2005年美国UCBerkeley的著名经济学家BarryEichengreen做过一个较为全面的回顾。他认为可以将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归为四个主要的观点。第一种强调了美国储蓄率太低对经济不平衡的贡献。第二种认为国际收支失衡的主因不是美国储蓄率过低，而是因为美国经济增长非常有活力，投资环境好，全球资本自愿流向美国。因此不需要担心目前经济失衡。第三种观点认为东亚国家储蓄过度、内需不足是失衡的主要原因。第四种则强调了东亚国家和美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导致了当前经济现状。美国是全球巨大的商品和金融市场，因此东亚国家可以将商品出口到美国。与此同时，资金也可以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上获得很好的运用。另一方面美国也依赖东亚国家，美国消费需求旺盛，但储蓄率偏低，需要东亚国家向其提供巨额资金以弥补经常帐户逆差。
上述四种观点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全球经济失衡、国际收支不均衡的原因。但是单从某一个角度看都是不完整的，必须综合起来才可能比较全面地解释当前的国际经济现象。
2、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可持续性分析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能否继续持续下去关键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美国是否会继续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借钱，二是后者是否愿意继续借钱给美国。如果美国会继续借钱，那么其他国家的决定取决于两个因素，即风险与回报。这里，外债余额占GDP的比例有多高是一个较好的技术指标。债务余额是经常项目逆差的累积，前者是后者的积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增加，90年代头几年有所好转，但以后又进一步恶化，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也迅速增加。从历史上来看，澳大利亚的外债余额占GDP之比曾经达到60%，爱尔兰为70%，而目前美国还远没有达到这一程度。因此，尽管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之比已经很高，我们还是不能确定说这种逆差已经不可持续。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或其他美元资产，从而为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提供资金。如果答案肯定，那么这种不平衡状态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此外，当前国际金融安排存在一种内在的限制美元下跌的机制，从而约束着那些持有美国资产的国家。其原因在于美国持有的海外资产都是以外国货币计价的，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下跌，美国所持有的海外资产自然升值，相反外国的美元资产持有者将遭受损失，这当然是持有者所不希望看到的现象。
对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方可以分为四部分。一是东亚地区。在经历了疯狂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认识到必须通过贸易顺差增加外汇储备，以保证经济安全。不过只要有了安全感，这些国家就会停止追求贸易顺差，表现出贸易顺差的短期性。二是日本。目前日本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居民储蓄率也在下降。企业的高储蓄率是日本储蓄大于投资且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不过我们可以预测当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后，投资必将更加活跃，其经常项目顺差也会随之减少。第三个是石油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输出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激增。最后是我国。我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集中表现为“双顺差”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均为顺差，而且已经持续了十几年。这样的国际收支格局是不正常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正常的格局应该是经常项目的逆差与资本项目的顺差并存，东亚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的走势。
3、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中国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在与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顺差两部分造成的。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四个部分：经济周期的影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以及短期冲击。
首先是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从1994年开始在总体上告别了相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并进入了紧缩时代。多年来CPI等物价指数一直在低位运行，与1993年之前的情况相比产生了重大的转变，与投资储蓄缺口的变化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和一致性。宏观经济态势的转变和投资储蓄缺口的改变，部分地为长达十多年的经常帐户顺差提供了解释。此外宏观调空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投资和进口需求的减少。其次是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民收入的稳定增加，为国民储蓄的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坚持对外开放和面向市场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加入WTO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目的国，直接增大了资本帐户的顺差。此外，金融体系改革的滞后以及医疗、社保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居民不得不放弃即期消费，导致储蓄率一直持续不下。再次是体制的影响。对出口和FDI流入的过度刺激和鼓励，是形成贸易帐户和资本帐户双顺差的制度性原因。在很多地方招商引资规模和出口创汇量成为衡量地方行政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最后是短期冲击。近几年，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名义和实际汇率均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汇改前中国实行盯住美元制，使得人民币也相应发生实际贬值，对出口起了促进作用。另一个短期冲击是投机性资本的较大规模进入博取人民币升值的收益。
4、改善当前中国收支不平衡的几点建议
通过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保持适度的经常项目逆差、资本帐户顺差才是正常的国际收支格局。只有维持这样的国际收支平衡状态，才可以确保中国继续通过资本净流入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作为资本净输出国向别国特别是美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输出资本。
我国已经在1995年对汇率政策做出了调整，目前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一种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1）从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角度看：适当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有利于贯彻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油画资源配置；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高金融调空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保持物价稳定，降低企业成本；有利于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效果。（2）从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影响角度看：适当调整汇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美两国之间在汇率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政策与改革方向的各种疑惑、猜测和不良预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际社会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而有利于增强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稳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失衡状况。有助于改善国际“热钱”的流动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促进国际短期资本的合理流动。
此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调整：
调整贸易和发展战略。应该进一步调低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有利于出口的政策。在中国已经存在巨额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鼓励出口不应该继续成为一个政策目标。不仅仅要调低税率，还应逐步优化税收结构。此外，还可以调整进口政策，以刺激进口。
资本流动政策应该更为谨慎。近几年大规模投机性资本的流入，对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害，因此需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另外，要适当加快推动资本外流的步伐，加速国内优质企业的海外投资、扩大QDII的规模等。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目前，我国面临一些结构性经济问题，前文也有所提及。财政应加大对医疗机制、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健全，从而使居民能够放心的进行即期消费，从而优化中国储蓄与投资的比例关系。政府由相对保守的财政政策转为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可以直接扩大内需，而且可以缓解结构性问题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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