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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7年末，全疆共有966个乡镇，8965个行政村，新疆农村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对新疆乡村两级债务规模的估算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由于数据不足,我们很难运用统计方法做出准确的定量分析。只能在现有的资料基础上，做一个大致的测算。
根据自治区税改办2004年度全区乡村两级债务情况进行的调查，结果如下：乡镇债权总额36.35亿元，债务总额58.23亿元，其中：
1．乡级：债权总额10.35亿元，乡均为120.77万元；债务总额24.23亿元，乡均为282.73亿元，债权债务相抵后，净债务为13.88亿元。
2．村级：债权总额为26亿元，村均为26.9万元；债务总额34亿元，村均为35.16亿元，债权债务相抵后，净债务为8亿元。
按照这个调查资料，截至2004年底，新疆乡村净负债总额为21.88亿元。乡均净负债162.72万元，村均净负债8.28万元。在2005年7月至2006年10月，全疆新增债务25847万元，增幅为11.81%。
二、新疆乡村债务形成的行政体制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政府重建后，乡镇行政体制、政府职能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乡镇政府的权力有所加强。特别是在财政实行包干体制后，财政体制的改革及财政紧缺和需求的压力给基层干部谋求发展和利益提供了条件、机会和动力，从而驱使基层政府及干部投身于经济建设中。政府本身变成了一种追求经济目标和利益的“政府公司”。机构的扩充、职能的扩大、自主财政的聚敛、自有财产的经营，一方面强化了国家政权对农村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乡镇地方本位、乡镇官员阶层的利益、乡镇政府的独立性浮出水面。
20世纪80年展乡镇企业，要求“村村办企业，户户上项目”，甚至提出“消灭无工（业）村”，90年代以后，各地出台了不少地方政策法规，为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减免税；为企业融资，甚至提供融资担保，鼓励乃至强制基层政府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仍然依靠行政命令、直接管理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各种名目的达标、评比、学习等层出不穷。
政绩考核办法促使乡村两级政府难以实现长期的发展规划。今天中国的县乡政治体制也是一种“压力型体制”，这种“压力型体制”通过将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硬指标分解下达，从县、乡（镇），再到村，村再将每一个指标落实到每个农民身上。这样，县、乡两级首尾连贯的经济承包制演化为“政治承包制”，形成了县党委（政府）——乡镇党委（政府）——村党支书（村长）连坐制。而完成这些任务和指标是评价每一个组织和个人“政绩”的主要指标，进而与干部的荣辱、升迁挂钩，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这种压力使得乡镇政府和基层干部投入到火热的经济建设中，导致政府职能的越位。另一方面，政府该干的事（公益事业、公共产品的提供）又存在严重的失职，“缺位与越位并存”。在新疆，导致乡村增加公益事业和办公设施的压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上级政府下令的小城镇建设、村建运动以及“普九”等各类达标活动。公益事业和办公设施建设的数量和标准通常由上级决定，但是资金主要由乡村自筹。由于规定的规模、数量和质量通常高于乡村的实际需求以及政府的财力，导致借贷或者拖欠工程款项的行为大量发生。在调研的乡村债务中，这段时间的债务占到了债务总额的70%以上。
三、新疆乡村债务形成的财政体制原因
1.分税制财政体制乡村两级政府没有稳定财源
税费改革前，乡村就存在着财政收支缺口，但是当时农村税费制度不规范，基层政府通过税外收费、借债、寅收卯粮勉强维持，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原先属于乡镇财政预算的收入项目，乡镇可用财力一下变得更加捉襟见肘。目前主体税种收入归中央（如消费税）或中央与地方共享（如增值税、所得税等），但仅限于省级财政，营业税实行省级和地方共享，留给县级及以下的只有房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等税源少、征收难的税种，县级以下无自有财源，乡镇政府只有上级转移支付唯一的收入来源，但乡村债务并没有随着收入的锐减有丝毫的减少，债务全部留在乡村。例如，沙湾县某乡在税费改革前，乡级财政收入每年约为500万元左右，税费改革后除人员工资外，基本运转经费每年仅20万元左右，基本运转都难以维系，根本没有力量化解巨额乡级债务。
2.农村公共品供求的缺口与乡村债务
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导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匾乏以及乡镇村财务管理混乱，是造成乡村高额债务的经济体制根源。根据《农业法》，农村公共产品筹集应该由中央、地方和农民三方共同负担，但由于中央财力有限，支农支出长期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本应由国家财政负担的项目只好压给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只好以同样的方式压给乡村社区，乡村社区只好高息举债，使得乡村社区债务负担进一步增加。
全县农业人口为106.28万人,乡镇地方财政收入为10706万元,地方财政支出为16716.15万元,预算外收入为257.6万元,上级补助收入为7321万元,由乡镇发放工资人员为9663人,其中编外人员为492人。随着农村改革尤其是税费改革的逐步深入,乡村两级债务问题凸显出来。据了解,全县2007年底乡镇级债务总额18391.45万元,债权总额为7141.18万元,净债务为11250.27万元;村级债务总额为8487万元,债权总额为2602万元,净债务为5885万元。
2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
乡村债务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经济发展滞后与公益建设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是引发债务的主要原因苍山县是农业大县,乡镇财政收支历年来主要依靠农业税收维持,缺乏大宗而又稳定的税源。为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公益设施,保证农村稳定,相当多的乡镇在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举债建设、改善公共服务设施。目前,乡村基础条件有了较大的改观,但长期形成的债务又对乡村今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2.2多年来不合理的财政体制是债务规模逐渐扩大的直接原因上级要求乡村办的事情很多,但上级却很少给予相应的财力保证,给基层政府运行造成了很大压力。乡镇政府为了保证基层政权正常运转,保证干部教师工资发放,保证社会稳定,保证完成上级交办任务,就只好大量举债,事事举债,日积月累,造成基层债务越来越大,形成恶性循环。
2.3一定时期的行政号召和部分行政干预是债务造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以前各级号召大办乡镇企业,大搞达标升级活动,不少乡镇本论文出自为出政绩树形象,盲目举债上项目、办企业。而多数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产品质量差,不能适应市场发展变化,因而企业建成之后,也是亏损到来之时。留下来的都是一堆债务,为了挽回败局,再贷再生产,越贷越赔,最终不得不关门破产。
2.4人员膨胀、乡镇机构庞大以及现行干部管理体制对债务的形成有直接关系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不断增多,乡村工作量日益加大,客观上为增人提供了前提。因此,财政供给人员逐年攀升。为了解决不断膨胀的人员供给问题,乡村两级不得不靠借贷至高息集资保障供给。举债度日与人员膨胀现象并存,这是基层债务越来越多的重要因素。
3化解乡村债务的主要措施
这些历史上长期积累形成的乡村债务,已成为乡村沉重的包袱不能解脱,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从当前来看,我们认为要按照制止新债、搞清旧债、分类处理、逐步消化的思路,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来推进乡村债务化解。
3.1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消化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壮大地方经济。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大凡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债务一般较少,一般形不成对财政预算正常执行的冲击。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才能有条件逐步化解历史债务。目前必须抓住各级重视基层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发挥自身优势,调整经济结构,增加经济总量,壮大财政实力,为逐步偿还债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3.2区分债务渠道,分类化解债务根据乡村债务的性质,划清地方政府和乡村各自应对债务承担的份额。在分清性质的基础上,确定以下偿债的基本原则:对于挥霍浪费、非法占有等形成的债务由当事人负责;乡村经营举债以及提留形成的债务由乡村负责偿还;因地方政府转嫁负担形成的债务由地方政府负责;举办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举债以及教育达标等所形成的债务,按事权由各级财政承担;由部门政策或者法规导致的负债,由部门负责偿还。超级秘书网
3.3加强乡村债权清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尾欠,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以保证基层财政收入和税法的严肃性;村提留、乡统筹尾欠,要根据数额大小和农民实际承受能力,制定分年度计划,逐步进行清收;对农户普通欠款,可区别对待。对有偿还能力的农户,可通过各种办法,促其主动偿还,不还的可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清收。对贫困户欠债应通过国家救济的方式偿还。
3.4实行债权债务重组对于乡村与单位和群众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可通过乡村协调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办法,让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挂钩,进行债权置换。对于以乡村名义为乡村企业贷款或担保形成的债务,企业尚在运转的,划拨给企本论文出自业;企业已经合并、改制的,由接收单位或者兼并单位负责偿还。
3.5盘活乡村资产对经营不善的乡镇、村组的集体企业,可通过公开拍卖变现;对集体的荒地、荒山、荒湖、荒坡等可采取产权转让、承包、租赁和拍卖等方式来开发利用。
4参考文献
[1]王翾锋.破解乡镇债务困局—刍汉乡镇债务的现状和对策[J].浙江经济,2007(3):11-13.
[2]宋崇豪.农村债务成因探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1):144-145.
[3]谢志杰.浅谈县乡财政风险及政策[J].现代商业,2007(30):183.
怎样发展乡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设那样修建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电影院等，在现阶段是很难做到的。最近，我们在成都一些乡镇调查发现，为精简机构裁员，不少乡镇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员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业设施不够健全，有的镇电影院成了危房。我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国家将会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彻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但在目前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较少的情况下，我认为，绝不能“等靠要”，而应抓住国家加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动乡村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优势，改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乡村文化产业化将会改变传统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经营观念和产业格局，扩展农民职业内涵，农民不仅可以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从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展等第三产业，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深刻变化。这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劳动素质，调整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市场竞争力，而且将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化产业在乡村的发展和壮大，是富有超前战略意识的举措。中国乡村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从总体上审视，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承载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乡村文化，显示出无比诱人的文化韵味。它与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比。这正是乡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异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地域性、个别性、差别化方面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予以优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场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打造出独特文化品牌。
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历史人物、神话传统、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寨文化、园林艺术、民居艺术、古镇风貌、祠堂庙宇、乡村教育、风味餐饮、生活智慧等等，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首先应对这些资源进行盘点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资源清楚，然后按照优先发展原则，对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对一般性的具有生长可能性的文化资源维持伏，不宜匆忙开发；而对那些非转化资源予以有力保护，绝不能破坏性开发，以确保乡村人文生态的平衡。对这三种资源分门别类和科学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乡村文化产业持续健康推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和发扬。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信息、现代生活方式不断进入乡村，农村和小城镇民风的民俗正在逐渐消逝。这一方面，让农民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是全社会整体进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特色文化也会因民俗风情的失落失传而失去独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应有意识地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进行现代性改造，吸收传统民俗文化中科学有益的养料，培育村民们的文承传意识，开展民俗风情演艺，吸引社会公众前来参与体验。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把农村落后现状等同于原生态文化，把原汁原味当作文化底蕴而不按照现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审美观念来加以改良改革。因此，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是和盘托出某种文化资源，而是按照现代产业生产要求和规律，根据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精心呵护乡村文化，精心打造乡村文化，精心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
中国传统村落的选址与布局大多受风水观念的影响，普遍遵循后有靠山，前带流水的相对封闭的空间模式[1]，村落布局强调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蒋家村地势平坦，背靠亭山，面临大源溪，前有珠山，村落布局依山就势，巧妙自然，大量民居（当地人称为“台门”）布置期间，巷道纵横，错落有致（图1）。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蒋家村逐渐形成了以宗祠为核心的宗族聚居形式并基本保留了原有的村落格局与空间尺度。
1.2古建遗存
蒋家村作为历史悠久的氏族村落，古建筑遗存较为丰富，在规模、布局和建筑艺术上都体现了村庄的发展历史，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村落的核心建筑蒋氏宗祠，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祠堂建造考究，内部雕刻精美，经专家研究，认为是东阳木雕的经典作品。村内现存包括“锡纪”台门、“慎脩思永”台门等古民居共计18处，大多为清代建筑，部分建于民国时期。这些民居大多保存较为完整，建筑格局、门窗等构件能够体现当时的特色，建筑的木雕、石雕精美。特别是一处建于民国年间的“笃庆锡光”台门的12扇开门中，有4扇绦环板上刻有火车、汽车、轮船、自行车、留声机等当时的西洋产物，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1.3民间文化
村民提倡孝道文化，重祭祀，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历代蒋氏宗谱中的《家箴十则》和《家训八则》亦是佐证，村中有清明节祭拜祖先的蒋氏祠堂和两处“香火堂”；蒋家村有两次村民共有的节庆日：即农历二月半(二天)和十月半(四天)，期间有“社戏”，以鼓励农民生产及庆祝丰收；蒋家村一向重视教育，旧有私塾启蒙，一九一九年蒋氏族人创办鼎新小学并置校产，解放后称民乐完全小学，其间涌现大量文人、学者，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麦家，著名黄公望研究专家蒋金乐等。
2历史风貌现状与存在问题
2.1历史文化要素保护乏力
蒋家村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在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生产、生活方式急剧改变的社会背景下，这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落后的代名词，村民的认同感逐渐减弱，再加上缺乏建筑、规划等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古村独有的历史文化无法受到科学、有效保护。2.2村庄布局、肌理面临挑战由于现代居住、出行等方式的改变，村落传统的建筑、道路布局已经很难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家族聚居的合院式传统民居逐渐被拆除或废弃，取而代之的是独门独院的别墅式住房，而这些建筑在风格、色彩、高度上较为随意、多样，与现存历史建筑产生了较大反差，传统村落质朴淡雅的色彩、相对统一的格局逐渐弱化；出于方便车辆出行的考虑，村庄内的原卵石、石板路面多被水泥地面覆盖，仅部分偏僻的小巷内还有一些遗存。因此，村落传统肌理遭到破坏，地方特色风貌也逐步丧失。2.3配套设施有待完善主要表现为村落内部道路未形成系统，人车混杂，缺乏合理的停车场地，部分道路年久失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坑洼不平；村内部分居民生活污水和部分用户雨、污混合水直接通过沟渠排放到附近水体中，对环境影响较大；电力电信线路多架空铺设，甚至直接与古建筑木构件接触，不仅影响历史村落的景观，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村落内缺少村民集聚、交流的文化娱乐设施和可供休憩的绿地。
3规划理念与思路
3.1留住历史文化的记忆
古村落历史遗存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令人缅怀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等物质内容，更在于它承载着发人深省、蕴涵丰富意义的历史记忆等精神内涵[2]。规划注重村落传统的格局肌理、古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村民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全面保护，保持村落历史文化的原真性[3]，让人们从文化遗存中探寻村落悠久的历史记忆。
3.2注入有机更新的活力
在村落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的基础上，注重完善基础设施，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村落宜居性；将村落丰富的历史文化要素与景观营造、产业培育相结合，提升村落的吸引力，激发村落发展的活力。3.3激发村民参与的动力村民是组成村落历史文化的主体，因此村落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要注重维护村民的利益，尊重他们的意愿，若具有重要价值且切实可行的项目不被广泛接受或认可，可先通过试点示范，让农民逐步理解并参与其中；注重激发当地村民的主人翁精神，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和自 信[4-5]， 使其认识到村落文化遗存的价值，愿意留住在村里并主动加入到历史文化的保护中来。旅游业等产业的顺利开展，也给村民带来了经济收入[6]，进而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使乡村的历史文化能够源远流长。
4规划策略
4.1布局分区延续乡村肌理
规划通过对蒋家村的综合分析，充分尊重蒋家村传统的布局模式，从村庄特色、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入手，可将蒋家村划分为三个区域，即历史文化区，新农村建设区和田园风光区（图2）。历史文化区，是以祠堂为中心的传统聚落区，以保护传统乡村肌理为主线。区域内现存的古建筑、古街巷、古树等含有历史记忆的要素都要登记评估和保护，禁止破坏，现状基础上禁止再进行大拆大建，以保持历史村落布局的整体性。完善区域内的水电、消防等基础设施，改善村民生活条件。新农村建设区,是近几年来村落的新建部分，以疏散历史文化区域内的村民，避免历史文化区域的过度开发，同时还为历史文化区内腾出住房开设旅馆、茶室等服务场所的村民提供了住房。规划注重呼应历史文化区内的传统聚落布局及建筑风格，尊重周边自然环境，实现村落的良性发展，同时该区域还可利用新村完善的现代化设施作为旅游服务区[7]，为体验历史文化村落的游客提供住宿、餐饮、购物等服务。田园风光区,是村落现有的耕地以及部分经济林区，以田园风光和休闲农业为特色。保护现有村落耕地，可对作物种植种类进行规划，形成统一的规模化的田园景观，完善灌溉设施、机耕路等基础设施，结合周边山体景观的修复，部分田地退耕还林，创造优美的乡村田园景观。另外还可借助村落旅游产业开展，大力发展以休闲采摘、菜园租种、农耕体验、观光农园等形式为主的休闲观光农业。
4.2街巷里弄串联古村景观
街巷空间是组成村落格局的重要部分，体现了村庄的整体脉络[8]。规划保留传统街巷的空间格局，保持原有的尺度、断面、铺装和步行方式，不轻易拓宽或占用。村落街巷的道路采用条石、石板、石块等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进行修复，并注意区分主要道路与次要道路铺装形式的不同，增强村落街巷的可识别性。宗祠前的澳沟路是村落最具特色的路段之一，周边有宗祠以及数量较多的古建筑，开辟成为历史文化特色街，路边的澳沟进行疏浚，形成村庄内的水系，还原村庄传统的水系布局，集中展示村落独特的街巷结构（图3）。对以村庄原有“古道”为基础的后山游步道的铺装进行改造，打造俯瞰村落全景的最佳观赏线。最终以街巷空间为核心，结合大源溪滨河游步道、澳沟路、后山游步道等线性元素构成古村落观赏线，串联起村庄内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场所如蒋家祠堂、古建筑（台门）等。
4.3遗存保护传承历史文脉
蒋家村的历史文化区内存有数量较多的古建遗存，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损毁甚至已成危房，若全部修缮，难度很大且成本很高，因此在规划中可视现状对历史建筑进行有针对性的修缮。对于现状质量较好，建筑类型较为典型的传统建筑进行修缮、缺失构件修补、防腐等措施，恢复其原有风貌，而建筑内部进行改善，尤其是地面、墙面的防水防潮处理，以及安装室内卫生间等必要的生活设施，改善居住条件。部分历史建筑赋予其新的功能，可改造为民宿，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蒋家村的民居文化，也可开辟为展览馆，全面展示蒋家村村庄历史、农耕文化、著名人物成长史等。对于建筑损毁较为严重或已部分坍塌的、修缮成本很高的建筑可对遗留部分进行加固处理，以“露天废墟博物馆”的形式展示出中国传统建筑的消逝，配合建筑知识讲解牌等给人以教育的意义；村落内建筑木雕等工艺精湛，可以将古建筑区域设置为实习基地，供相关专业人员的实习，使村庄的历史建筑焕发新的活力并延续下去。
4.4节点构建体现文化特色
规划利用村落主要出入口、中心建筑、古树名木等重要的空间节点，结合历史文化要素进行节点景观营造，展示村落历史文化，并为村民和游客提供休息、娱乐的场地。村落的主要出入口是人们对村落的第一印象，是展示村落历史文化特色的重要节点，规划选择村落的两个主要出入口进行景观营造，龙门湾入口节点以“台门迎客”为主题，选取蒋家村最具特色的台门、高墙、窗花、农具等为景观元素，组成一系列的动态景观序列，展示蒋家村具有代表性的民居文化，同时也可成为游客的最佳驻留点（图4）；老虎头入口节点以一株百年古树为景观核心，结合景石、传统石材铺装场地，展示蒋家村悠久的历史（图5）。蒋氏宗祠作为村落的精神核心，是村落历史文化的代表，规划在保护蒋氏祠堂建筑的基础上，利用祠堂周边广场设立碑记园，介绍蒋氏祠堂历史以及历代名家题词等，全方面展现蒋氏祠堂的文化价值，同时结合绿化营造，构成蒋家村标志性的景观节点。村落道路周边可利用水系、埠头、空地、古树名木等景观元素进行景观节点营造，以满足游客的驻留赏景及村民的集聚、休闲的需求。
4.5产业谋划激发乡村活力
蒋家村历史资源较为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可在村落历史风貌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以传统民居、孝道文化以及村落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为特色，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推动乡村经济健康发展。规划历史文化区内可发展以地方传统民居为特色的古村落精品游，以村落传统的街巷布局为基础，合理规划参观线路，设置多样的参观、体验内容，如古民居、传统手工作坊、蒋家村历史文化展览馆、传统建筑科普馆等，使游客近距离感受村落古老的历史；新农村建设区集中设置游客服务区，集住宿、品尝农家饭、土特产品购物等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历史文化区的游客得以疏散，减轻游客人数过多对古建筑等的不利影响；田园风光区通过规模性、季节性的农作物种植，形成多个色块状、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田园景观，开发观光、摄影、采摘、花卉休闲、鲜花生产等多种旅游项目；设置家庭农场区，将农具开发成可供儿童游戏的道具、设施，并可适当布置露宿营地、自行车道及配套设施，提供乡村郊野可参与的农业生产绿色空间。蒋家村村民重视孝道，尊老敬老的传统深入人心，以此为特色，可发展乡村养老产业，利用村落内空置住房以及部分新建的住房开发养老地产，同时加强商业、医疗和老年文化活动等设施的建设，注重老年病相关医疗人才和护理服务团队的培养[9]，将村落建设成适合老年人养老养生居住生活的乐土，同时也解决了村内部分人口的就业问题。
第一，配合课程设置。连云港市农村小学美术专职教师紧缺，为了完成课程设置，学校从其他科目调配非美术专业教师担任美术教学工作。根据课题组的调查研究分析及对相关文献的分析，目前农村美术教师构成阻碍了课程改革深层次推进，基础教育面临新的发展问题，推进统筹城乡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工作担负着更为艰巨和复杂的历史使命。第二，体现课程性质。2011版美术课程标准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课程强调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乡土民间美术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使之成为美术课程资源，是对国家美术课程的补充，为美术教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本课题是立足于连云港市板浦特有的民间艺术，让民间美术从艺术角度反映民族特色和本土艺术精神，反映民族文化意识与价值观。第三，提高教师素养。通过课题研究，引导教师深入学习教育教学理论，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和艺术涵养。本课题的研究将引发教师及学生转变创新观念，丰富和发展美术课堂教学的理论。第四，解决现存问题。本课题的研究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主，让学生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得到锻炼和审美教育，调动每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把家乡的民间艺术发扬光大。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真正做到在学中做、做中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
二、在美术教学中运用连云港民间艺术的目标和内容
1.研究目标
第一，学生的美术素养。小学民间美术课程的开发既要把握民间美术资源的“民间”特性，又要注重与学生身心发展认识规律相结合，重在培养学生的技能与理解力，让学生多渠道地体验学习乐趣，逐渐认识民族艺术的价值，通过探索活动主动地在生活中传承、保护和发展民间艺术，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活态传承。第二，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师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对连云港民间艺术进行全面的了解、学习、交流、探讨，与民间艺人直接接触，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让教师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民间艺术的特征、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课题组通过对连云港民间艺术的学习与探讨，据此确定课题研究的一些方案和策略，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第三，学校的整体发展。充分调动学生家长和社区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积极参与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创办特色艺术学校，形成健康的校园文化。全面贯彻落实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大力提高学校教育教学的水平。
2.研究内容
乡土特色美术手工课教学，是根据农村经济相对滞后、学生准备美术学习用具较难而设计的。经过实施可以弥补农村基层学校教学方式的不足。第一，学生的学习方式和习惯。改变原有单纯接受式的学习方式，建立和形成充分调动、发挥学生主体性和探究式学习方式成为这次课题研究主要应解决的问题。让学生通过对连云港民间艺术进行全面的了解、学习、交流、探讨，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民间艺术的特征、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第二，教师教学的方式与途径。在美术教学中有效地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在教学中让学生多看、多思，多讨论、交流和动手操作。第三，教师研究水平。教师在实践反思自己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以及教育教学行为。以人为本，依托课题教研，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
三、在美术教学中运用连云港民间艺术的实践
“连云港民间艺术在乡村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这一课题不仅体现了美术课堂教学的人文性和工具性，也是衡量美术课堂教学优劣的原则和标准，研究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逐步推广”的思路，进行科学、有序的研究，主要过程如下：
1.农村小学美术教师课堂教学单一化现状研究
第一，现象分析。根据调查发现，以往海州区农村美术教学的课堂随意性较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分海州农村地处偏僻，受客观条件限制。在海州农村，缺少美术馆、画廊、历史博物馆等设施。海州区部分学校经费紧张。教师缺少辅助设备、图片资料等。久而久之，学生很容易厌烦，从而对美术课失去兴趣。由于美术课对材料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导致美术课堂的教学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学生材料的准备情况。农村学生的学具很难齐全，常令教师犯难。学生在接触美术作品时，主要使用一些蜡笔、彩笔、水粉等常见的绘画材料，材料的单一使学生的作业带有明显的复制痕迹。第二，对现状的反思。通过调查分析，课题组发现要改变农村小学美术课堂教学现状，必须把提高教师业务素质、转变观念作为切入点。当前的教学在向实证研究的方向发展，靠经验的描述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只有采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课堂教学中长期困扰美术教师的难点问题、症结问题进行实实在在的研究，才能有效地建构生态化的课堂教学。因此，必须积极引导教师针对教学中的困惑进行研究，让科学的理论指导教学实践，使教师的教学行为更加符合教学规律。
2.农村美术教师课堂教学“生态化建构”的实践研究
农村小学美术教师课堂教学民间艺术的实践研究过程中，课题组采用了实证研究法，从理论上弄清课题中民间艺术的内涵，明确生态化教学的特点、价值，初步形成生态化教学的理论体系。在实现生态化课堂教学的前提下实现课堂教学效益最大化。第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资源。如广阔的田野、蓝天白云、美丽的山川、河流、动物和奇花异草，还有天然的材料，如各种竹、石、木、土、草等，不仅自然风光美，而且物产丰富等，这些都是学生绘画的好题材。罗丹曾说过：“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因此，在特色化美术教学的探索中，笔者积极引导学生观察自己身边的事物，在熟悉的家乡寻美，在取材中欣赏美，在绘画中创造美。第二，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资源。传统的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民间美术的大荟萃。走进节日，参与民俗活动，亲身体验民间美术在这些节日中的特色，也是对学校美术教育的有益补充。在节日里，农民杀猪宰羊、走乡邻、访亲友、逛庙会。不同的时节，农民有不同的庆贺方法。古镇板浦有着悠久的舞龙、玩花船的风俗传统。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是古镇传统的花灯节。这是全镇性的盛大庆祝活动。在活动期间，在家庭、学校、社会的配合下，笔者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画脸谱、糊龙鳞、龙头点彩、染彩车、舞大龙等活动。第三，方便利用的民间工艺资源。连云港市的服装业比较兴旺，自然废弃的布角料也很多。在教学中，笔者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指导学生用布角料进行布贴画的创作，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当笔者把这些经济实用的材料作为美术学具引进课堂时，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调动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学生学得主动、愉快，课堂氛围生动、活泼。
四、研究的理性认识
第一，明确了乡土文化美术课堂教学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乡土文化课堂教学有助于促进师生的共同成长。通过一年多的实践研究，农村小学美术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明显提高了，大大推进了教育的均衡发展。第二，明确了乡土文化美术课堂教学在课程改革中的应有地位。课程改革的目的是实现教学的最优化，借助生态学的研究成果，以农村小学所形成的教学系统为中轴，以连云港乡土文化渗入课堂教学为主线，从实践中探索农村小学美术课堂形式，建构农村小学美术课堂教学生态化的环境，达到了教学的平衡、协同、和谐，实现了课堂教学的优质化。第三，梳理了乡土文化美术课堂教学实施中的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教师与学生的平等关系，不断丰富生态化美术课堂的内涵。二是处理好教师、学生与教学环境的关系，追求“乡土文化”的教学环境，追求乡土文化基础上的生态课堂。三是处理好学生与学生的关系，寻找生生之间“协同”的连接点，让乡土文化课堂更加完善。
五、研究尚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1.存在的问题
这两年多的研究过程，课题组虽然取得了一些收获，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研究的动力尚显不足，课题研究活动还没有真正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课题研究还只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次，未能建立完整的体系；第二，课题注重对农村小学乡土文化课堂教学特色化的研究，但对特色化课堂教学的构建研究还有欠缺。研究过程中关注乡土特色文化教学过多，对课堂教学过程中如何构建乡土特色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尚不够深入。
一、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乡村旅游由于起步晚，存在着经营管理粗放，服务层次和水平低，服务设计落后，流放产业的类型单一粗糙，对旅游景区、家业生产的收获活动及传统节庆活动过分依赖，经济效益低等特点。正确认识当前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问题和不足，是发挥以旅游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前提。
1、缺乏正确观念和认识，发展思路不清。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社会各界对乡村旅游的内涵、特点、性质等知识了解不够全面；一些地方政府对乡村旅游的资源优势把握不准，对乡村旅游重视程序不够，主导意识不强，未能形成系统的乡村旅游发展观。其表现为农产经营理念陈旧落后，一些地方政府角色不到位，未能完全站在新农村建设的高度，将乡村旅游作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来抓，对乡村旅游的经营农户缺乏有力支持。
2、缺乏科学规划。有些地方政府急于发展经济，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一哄而上，盲目开发，造成旅游布局不合理，功能雷同，无法实现区域内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使得乡村旅游的巨大潜力不能有效发展；一些农民急于致富，既不做市场调查和投资分析，也不做产品规划设计，只是简单地利用现有的农田、果园、牧场、养殖场发展旅游，市场定位不明确，只利用了资源的原始价值，不能创造资源的再生价值，开发层次低，产品品味不高，因而逐渐衰落停业。
3、政策措施不到位。尽管以旅游促进“三农“发展是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共同认识，但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还很不完整，甚至是一片空白，如投资开发优惠政策、保护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经济扶持政策、鼓励吸引外资政策等等方面，还有待于出台并完善。这些配套政策措施的滞后或空白，严重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
4、监管力度弱。目前乡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主要是地方农业部门和旅游部门，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协调难的问题，常常出现“两张皮”现象，从而使旅游监管出现“挂空挡”现象。另外由于乡村旅游处于“小”、“散”、“杂”的局面，使得乡村旅游管理部门难以形成中心角色，监管力度较弱。许多旅游项目的开业、停业都较随意，居民旅馆、餐饮店等项目无证（照）经营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些农户开办多年而极少上缴税费；有些政府对旅游项目考察不认真，跟踪管理不经常，缺乏定期评估和淘汰，造成乡村旅游整体服务质量较低。
5、产品缺乏特色及品牌。我国现阶段乡村旅游活动主要停留在观光、采摘、垂钓等常规项目上，产品单一雷同，各地的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同质化趋势较严重，缺乏精品和亮点，致使游客重游率低。一些“农家乐”、“民俗游”、“村寨游”等活动内容趋同，缺乏体验、休闲项目，缺乏文化内涵，地域性、个性化特色不突出，难以满足游客的深层次需求，造成游客逗留时间短，消费支出受抑制。
6、服务设施落后。因为缺乏规划，许多景区没有相关配套的设施设备。有些景区道路凹凸不平，狭窄难行，可进入性非常差；有些景区村户面貌落后，屋内摆设陈旧，卫生及住宿条件让人望而生畏，让游客感觉是在花钱买罪受。
7、专业人才匮乏，经营管理不规范。乡村旅游的经营主体是乡村居民，他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形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又因多未受专业培训，旅游服务意识较差，服务质量较低，经营过程简单粗放，而作为主管部门的旅游管理部门也普遍缺乏专家型的管理人才，现有管理者对乡村旅游理论掌握不够，实践研究不足，往往凭经验办事，缺乏对乡村旅游经营特点和规律的深层认识，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
8、缺乏产业链，综合经济效益低。现有的乡村旅游产品类型集中在吃、住、游等几个主要环节，而行、购、娱等环节的产品尚为空白或严重缺乏，没有形成完整的旅游产业链，乡村旅游上下游相关产业缺乏融通，无法进一步产生更多的延伸产品和服务，影响了乡村旅游综合经济效益的提高。
另外，乡村旅游发展中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如生态环境的恶化、文化的变异以及物价上涨等。
二、对策与借鉴
1、制定扶持政策，建立鼓励机制。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各项优惠政策促进扶持乡村旅游。如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投入，作为乡村旅游开发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景区配套基础设施；同时广开渠道多方筹资，形成以社会投资为主体的多元化投资格局，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充分调动和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开发，鼓励准许当地居民以土地、房屋、资金或劳务等方式进行开发，全面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2、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旅游首先必须解决可进入性问题。各级政府、旅游主管部门要加强农村旅游发展的支持，加大资金投入，利用各种社会资金，搞好交通、邮电、通信、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村容村貌既是乡村文明的载体，也是乡村旅游的重要依存，村级集体、乡村旅游经营者和村民要摒弃将乡村环境的“脏”、“土”等同于“返璞归真“的思想，搞好村庄环境整治，美化村庄环境，切实实现以乡村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3、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提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乡村旅游的投资经营主体是农民，要使乡村旅游健康发展，避免出现一些景区常见的村民为争客源而强行拉客、兜售等破坏景区秩序和旅游环境的现象，就必须加强对乡村旅游经营者、从业人员及村民的教育和培训。首先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民进行农业科技、职业道德、民俗文化、旅游接待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民在乡村旅游中的技能和水平；其次还可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外出考察学习等多种途径进行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人才资源保障，促进乡村旅游的科学化经营、规范化服务方面发展。
4、规范接待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水平。政府要逐步健全规范的乡村旅游接待服务体系，完善乡村旅游行业分类标准，从接待设施、接待条件、接待能力和卫生状况等方面规范农民家庭的接待服务标准，提升乡村旅游的服务接待水平，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旅游经营者“合法经营、诚信服务”观念的形式。
5、保持乡村文化本色，注重优良民风的培育。乡村环境的独特性形成了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的巨大需求，乡村旅游开发应立足于自身的生态农业特色和文化特点，重点体现“真味”、“原味”。保持农村原始风貌及当地传统社会风尚、淳朴厚道的自然秉性，才是成功的乡村旅游开发。不论是产品和服务，还是各种体验活动的设计；不论是村庄环境，还是农家居所，都必须强调乡村特有的情趣和格调，避免乡村旅游发展中产品和服务的城市化趋向。
乡村淳朴的民风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吸引力之一。然而旅游经营活动的开展，经济利益的凸现，都会给原有的朴实民风带来冲击，因此需要在关注村民经济利益与保持朴实民风之间，寻找最佳契合点。培育优良的民风，不仅有利于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更可为乡村旅游创造一个良好社会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
6、打造旅游品牌，创新营销策略和发展模式。21世纪是体验经济的时代，品牌则是体验的基础和灵魂。乡村旅游实施品牌战略，可增强旅游者对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认可度及感受强度。富有个性和内涵的乡村旅游品牌，能充分调动游客的感官，有效强化体验心理。打造乡村旅游品牌，也是解决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同质化趋向的较好方式。
7、努力拉长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针对目前乡村旅游市场开发不足的状况，应着力拉长产业链，提升乡村旅游经济综合效益：重点加强分类指导，引导雷同的“农家乐”向“一村一品”和“一家一艺”的方向发展，注重突出农村生活特点，强化乡土氛围；依托乡村特点，开发具有传统特色的手工艺品和特色农产品；拓展和深化观光型乡村旅游，强化参与性；提升乡村旅游的休闲功能，增加游客的重游率；返延伸旅游线路，实现城乡旅游线路互通，实现工业旅游产品与农业旅游产品的对接。
8、创新特色产品，扩大产品促销。针对乡村旅游产品雷同，市场竞争激烈的状况，应重点创新特色产品，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开发差异化特色产品，如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结合乡村环境，推出“寻幽探险游”、“健身游”等产品；二是增加特色文化产品，结合本地人文资源，挖掘独特的文化素材，提高文化品味，增强游客的参与性；三是拓展产品组合，增加产品的深度和广度。
乡村旅游景点地理位置多相对偏僻，知名度不高，旅游地主管部门应采取多种方式进行促销，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现代传媒广泛宣传介绍，吸引游客，增强客流量；政府部门除了采用推广节庆活动等方式促销外，还应与企业联合，有计划地建立营销网络；此外还可发挥旅行社的推销外联作用，吸引外地游客。
9、借鉴国外乡村旅游的先进经验。泰国近年来实施的CBT（Community-basedTourism,社区旅游）项目，对我国的乡村旅游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根据CBT原则，游客在到达旅游目的地第一时间，就会与各自的接待家庭见面，了解当地的概貌、特点，这样可以使旅游者很快地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在随后的游览中减少盲目性。这与国内乡村旅游游客只在吃住环节上与当地居民接触，对旅游地文化习俗只是走马观花的了解有很大不同。
CBT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建立社区学校。社区学校的教师由村里的老人或老僧人担当，主要是告诉游客当地历史文化，告诫游客珍惜当地的树木、水、土地等。社区学校的形式可以使游客了解和尊重当地文化，同时通过强化游客的环保意识，可以使乡村原有的自然风貌得以保持良好。
CBT的第三个原则是集体接待原则。游客每到一个家庭参观，周围的邻居都会来帮忙接待，不会出现国内乡村游中的抢客拉客现象；游客用餐往往是集体就餐，由村里的每家女主人端来拿手好菜，让游客在品尝当地不同美味时，进一步了解“社区基础”的含义。
依据CBT的一些原则，泰国的乡村游能够健康发展，旅游给当地村民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富足的生活，并且泰国乡村的原有的文化特色、自然风貌依然能很好地保留下来。
【参考文献】
万源市将有关乡村公路管理、道路运输、交通安全的20多部法律法规汇编成书，还编辑了行业主管部门2010年至2014年下发的有关农村公路管理、交通安全、公路养护等方面文件的资料汇编，发放到各乡镇领导手中，通过全市统一考试，让乡镇干部熟知法律法规。同时，有关部门把交管站综合管理知识，路政、运政执法人员、公路养护人员、公安交警执法人员相关处罚案例及执法文书编辑成“应知应会手册，要求所有交管站人员必须熟记、运用。万源市还建立了交管站考核、奖惩相关制度，将公示内容、应建台账的文件和省政府公路交通安全责任追究办法集中到一起，便于随时学习和掌握。
消灭管理盲点
万源市位于四川东北部，大巴山腹地，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海拔高差大，古有“秦川锁钥”之称，今有“巴山旅游胜地”之誉。
由于幅员面积广，万源市路政、运政、公安交警和农机等执法力量有限，执法人员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乡镇管理人员经常耳闻目睹农村公路发生的问题，又无执法资格，致使部分农村公路和车辆成为“管理盲区”。万源市委、政府为消除这些“盲区”，要求职能部门转变职能，全面推行管理工作前移、行政权力下放，将涉及农村公路部分行政执法权，委托下放到乡镇交管站，赋予管理人员一定的执法权，实现乡镇公路管理、车辆安全和行政执法权相统一，确保农村公路管理“全覆盖”。
交管站由1名乡镇分管领导兼任站长，辖区派出所副所长或民警兼任副站长，落实3名干部为专兼职工作成员，再聘请2名至3名专职人员，有力地保障了交管站的监管力量。
为保障乡村公路各项管理工作正常开展，万源市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挤出200余万元专项资金，将交管站人员工资和有关福利纳人财政预算，并为交管站统一配备了执法服装、警用摩托车、数码相机等执法装备。同时，按照“有场地、有牌子、有制度、有公章”的建设要求，督办各乡镇推进成立交管站和建设办公场地，实现了机构和办公场地标准化。
行业主管部门与交管站建立了工作联系和指导机制，开展综合执法，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监管效率。路政、运管、公安交警、农机等部门定点联系乡镇，每年定期组织交管站人员开展业务培iJ}l。除此之外，万源市规定行业主管部门对交管站人员的部分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负责纠正过错。市政府每年对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交管站的工作进行考核，有效避免“委托了事”、“监管缺位”等问题，既能提高交管站人员执法能力和水平，又使行业主管部门在纵向管理上不出现“空当”。
明确管理职能与管理方式
农村交管站究竟应该管理什么，如何进行管理?这州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万源市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该市出台了《万源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目标考核实施办法》，按照“辖区负责、分段管理”的原则，将农村公路管养纳人乡镇交管站工作职责之内，抓好公路日常巡查，及时排查隐患。
市财政挤出资金保障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按照通乡和联网公路每年3000元/公里、村道公路每年1000元廿十公里的标准，专门用于乡村公路养护，并且年终按照农村公路养护考核标准，及时考核兑现到位。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政府另行安排修复资金。为使农村公路安保设施到位，对新改建农钊公路，把安保建设、质量建设、没川标准_二项同时进行，严把设计审杳、施F质量和竣工验收的份道关。
安全管控重在源头。万源市从2013年起，推行厂农村公路安全网格化管理，实行乡、村、社_三级‘人盯人、人盯路、人盯车”的“一对”监管模式，矢行街道、村、社领导与车主、驾驶员签订安全责任书。交管站建立安全基础信息规范化台账和手机信息台，把车土的姓名、车号、定期组织车主学习，随时通报本地违规车辆被处理的情况.外地交通事故和公路险情，让车主随时绷紧安全这根弦。
辖区网各类企业严格落实公路保护和安全监管主体责任，特别强化客货运输监管、建立交通路政、运政公安交警执法人员进驻企业监管，严格检查督促客货运输企业落实安全各项主体责任，严禁超限超载货车几路行驶。对客运车辆严格执行“=不进站、五不出站”规定，实行返程签单管理，‘垦决杜绝车辆“带病”出站。
万源市积极探索完善群众“一事一议”，推进农村公路建设新机制。在修建乡道、村道日轰由市公共统一采购建设材料，承建方只按技术标准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公路建设层层转包，资金利用率下高，造价高、质星差、腐败严重等问题的发现。
强化管理持续性
一项工作的成败关键在于具体运作中的待久性，及时、快速地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万源市做好教育工作，为持续开展农村公路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万源市对路产保护和交通安全的宣传做到了“瓦进”，即通过电视、标语、饭信等途径进人侮个人的眼视线;对车主和乡镇居民实行面对面地宣传，让安全知识进人他们记在他们脑中;将车主和驾驶员列为教育乖点对象，组织观看警示影片，召开市级领导集体座谈安排法律学习考试.用各种方式让安全“警钟”进人他们心中;为驾驶员家属开展的“亲情树、连心桥、平安路”主题活动，让安全意识进人了众多渴望亲人平安的家庭;人人增强爱护公共财产，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等各项提升公民意识的教育宣教活动进入工会，真正做到安全教育无空缺。
此外，交竹站工作人员既与交通路政、运管、公安交警、农机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又把重沉一线、岗位前移至路一巴路上当作“办公室”，采取静态竹控和动态巡逻相结合的为一式，对事故易发多发路段进行重点监控，在节假日加大路面巡查和治超管控力度，查处各种交通违法违规行为，减少路产损害和交.越事故的发生。
该县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始终认为，要做大做强该产业，必须紧紧依托本县自然资源优势，突出生态这一品牌，宣传生态、保护生态，以生态留客，以环境聚财。一是××具有资源优势。××是××省唯一的国家级示范森林公园，国家aaa级旅游区。境内山青水秀，风景如画，全县森林覆盖率达83%，年均气温17摄氏度，景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5.7%，空气质量优良，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高达15万个，有全国罕见的无菌区，被誉为“天然氧吧”。境内九岭山海拔1794米，是赣西北最高点，从其南麓源出的北潦河南北两支流平行横贯全境，水资源四季充沛，且无污染、矿物质含量高。二是生态产业链初具规模。优良的生态，造就了×ד中国椪柑之乡”和唯一的“中国娃娃鱼之乡”的美名。以无公害椪柑、绿色大米、珍稀白茶、早熟梨、油光板栗、高山蔬菜等为主的特色种植和加工产业已形成较大规模，产品上市前全部达到了生态和环保的要求。三是生态保护卓有成效。××是全省沼气工程建设先进县，全县沼气池保有量达7000只，有数万农民从中受益，年节约薪材3万多立方米;××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娃娃鱼保护，现已成功繁殖娃娃鱼子一代、子二代、子三代，技术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在20xx年颁布了禁伐阔叶林的政府公告，近年来共关闭30多家粗放型的木竹加工企业;严令禁止在境内主干河流上游开工建厂。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乡村旅游，传统文化是内涵
国内乡村游发展较为先进的地区的经验说明，传统文化越丰富的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更红火。因此，××注重把自身的文化建设融入到乡村旅游发展思路去，使得该产业形式多样，内涵丰富。该县历史悠久，始建于南唐升元年(公元937年)，迄今一千多年，诗词文化、青天文化、禅宗文化、客家文化，交相辉映。历史上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有唐代诗人刘慎虚、高僧马祖道一，宋代诗僧释善友，明代礼部尚书李叔正、清官况钟，清代著名词人舒梦兰，当代著名导演陈方千。境内座落千年古刹宝峰寺，是佛教禅宗“三大祖庭”之一，南天八祖马祖舍利归骨地，全国各地数百高僧在此修性传佛，享誉东南亚，由全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大师亲任方丈，并在寺内兴建××佛学院。××是“中华诗词之乡”，乡乡有诗社，妇孺皆吟诗，被认为“踏遍山乡路，诗朋满××”。通过精心酝酿，科学规划，该县在乡村游的各条线路、各种产品中以不同形式铬入本县文化历史的东西，让乡村游注入文化这一元素，使游客在游览美丽的山水风光的同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丰富了乡村游的内容，提高了乡村游的品味。
三、发展乡村旅游，政府主导是保障
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厚重的历史文化，赋予了××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无限生机与希望。一方面，该县发展旅游的大举措、大手笔为乡村游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该县县委、县政府本届班子以来，高度重视旅游工作，把旅游列入县域经济工作的重点，提出了“旅游兴县”的战略目标。四套班子领导带领县直单位和乡镇的领导相继外出到四川成都、湖南张家界等地考察学习，对照典型，分析县情，召开千人大会进行部署和动员，把旅游工作纳入三个文明建设考核内容，先后出台《关于加快全县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落实全县旅游工作会议任务分工方案》、《风景旅游区“穿衣戴帽”工程实施方案》、《关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决定》和《关于开发“农家乐”旅游项目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并付诸实施。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另一方面，该县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乡村游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经过几年来的发展，××风景区已形成了由况钟园林、宝峰、盘龙湖、骆家坪“四大景区”组成的百里风光带。景区有国家级景点93个，开发出漂流、户外拓展、滑草、野战、溜索、水上娱乐、农家乐等20多个项目，有山庄、宾馆40多家，床位3500余个，成为一个集休闲度假、避暑疗养、观光娱乐、宗教朝觐、名人瞻仰为一体的多功能生态休闲旅游胜地 。××是全国著名的“漂流大县”，境内开发峡谷漂流点4个，有船只3000余只，同时，一支上千人的××漂流大军在全国20多个漂流点投资兴业。正是因为该县把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扶持，旅游产业逐产翻番，到目前为止，全县累计实现旅游投入10亿元，接待各类游客550万人次。旅游业的大发展使乡村游的大发展成为可能，并成为该县旅游发展的品牌产品和主打产品。
1.2建设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矛盾突出美好乡村建设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而美好乡村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同时作为调控土地利用的规划,往往在实际工作中会出现不协调甚至冲突的状况。尤其对于农用地和宅基地使用与调整缺乏长远规划，不仅阻碍美好乡村建设，而且严重制约土地流转的进程。另外，一些地方领导不能正确把握美好乡村建设的内涵，追求大场面、高规格，造成大量土地浪费，耕地资源严重破坏。
1.3土地流转用地管理机制和服务机制不规范从安徽省目前所开展的美好乡村建设情况来看，农村集体用地管理仍缺乏有效的约束、监督和管理机制，导致土地粗放利用，耕地过多流失。土地交易市场和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不健全，服务的不完善，农地流转中操作程序的不规范，严重影响农地流转和农民从土地流转中获益[3]。
1.4融资借贷难安徽省各地开展美好乡村建设的热情很高，土地流转也呈“加速跑”态势，但由于农业投资回报率低，回收期长，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的积极性不高。因金融机构在发放涉农贷款时要求贷款者必须具有易变现的有效抵押物，而土地使用权不能作为贷款抵押，资金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和美好乡村建设。
2.完善土地流转对策建议
2.1改革行政工作机制
2.1.1土地流转必须严格执行《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对已建立的与土地流转相配套的工作制度和措施，要通过目标管理督查等行之有效的形式持之以恒地抓好落实，防范公共资源被随心所欲地支配。规范美好乡村建设规划的编制、审批、修改程序。完善土地流转风险防控机制，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确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工作。确保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2.1.2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引导承包农户与流入方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并使用统一的合同文本。对业主的资信情况、履行能力、生产经营能力和项目风险给予审查，掌握业主的经营状况，确保土地流转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2.1.3保障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严格执行土地经营权流转操作方法。包括土地流转的申报、审批、登记和流转合同签订、鉴证、兑现、纠纷调处及仲裁以及日常活动监督等一整套办法。完善服务功能，加强备案管理，强化组织领导，对流转集体管理的土地，需经有表决权的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加强备案管理，未经备案的不得变更土地权属登记，也不得享受有关土地流转的优惠政策。
2.1.4加强工作指导和检查监督制度。土地流转检查监督机制不健全，激励制度不到位，影响规模效益实现。建立土地流转保证金、抵押资产处置机制、动态监测管理等制度。充分发挥村级组织流转中介的核心作用，配合乡镇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协助解决好流转双方的矛盾纠纷。要在全面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新体系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利。
2.2积极培育多元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机制
2.2.1完善土地流转服务市场。完善县、乡（镇）两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建立村级土地流转服务站。各乡镇按照设立一个平台、构建一个网络、推出一个窗口、规范一套制度、完善一套资料的要求，健全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服务配套，如便捷的融资服务、丰富的信息服务、多样的培训服务、公正的价格服务等，加快土地流转的市场调节。
2.2.2建立多种中介模式，如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网站，及时流转信息。打造可面向社会服务的土地信息系统，创新通过网络提供信息服务和流转交易的方式方法。建立农地托管公司，土地投资经营公司，土地评估机构，土地银行等，完善土地流转网络。
2.2.3建立科学的农地评定、评价体系。对土地流转价格进行指导，确保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得到保护，长远生计有保障。土地流转价格要市场化、货币化，在土地市场中按市场规律适时变化，对土地进行定价要真实反映土地的实际价值。农地转用价格的公式可表述为：土地征收价格=农用地基准地价+最低生活保障趸交保险费≈农用地质量价格+农地保障价格=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附着物补偿费。其中土地收益，特别是转用后的预期收益对农用地转用价格有重要影响
2.3完善土地流转社会保障措施
2.3.1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建设，要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法》落到实处。县、市级要设立仲裁庭，健全纠纷调处机制，妥善化解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纠纷，为加快土地流转创造宽松的环境。
2.3.2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农户所处的社会阶层与地位及农民及在农村从事行业与领域，是影响到农民土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因素[5]。建议强化农民职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增强对农民培训的力度[6]。政府可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不间断的、系列化的、有针对性的免费教育培训，促使其由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
2.3.3调整政策，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将参与土地流转农民的社会保障置于权益保障的基础之上，构建农村大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议调整现行政策，允许其一次性缴纳社会保险，适当地放宽对社会保险缴费年限的限制。在缴纳保险金的过程中，同样也应采取灵活的方式方法，部分情况特殊的群众可以为其提供分期分批付款服务。
2.4健全土地流转金融市场体系
2.4.1创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非货币化资产权证抵押贷款业务，拓宽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拓宽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大力支持政府发展规范的第三方担保组织，为规模经营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或者贴息，帮助服务对象向商业银行获取贷款[7]。组建农业担保公司。既要为农民土地流转行为提供担保，又要为参与土地规模经营业主提供信贷融资担保服务，缓解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资金困难问题。
本文作者：于可人刘广德工作单位：苏州市急救中心
调查对象对所辖12个市（区）范围内2004年通过江苏省乡村医生考核，并获得具有执业资质的全部乡村医生（在职或退位）有关社会保障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整体调查。调查方法在通过召开乡村医生座谈会，进行类似模拟调查的基础上，系统设计统一的调查方案与表格；所有参与调查人员都是熟悉市、县级市（区）、镇（街道）分管业务工作人员，通过市级会议进行简易培训、明确调查目的与填写口径等，在各地自查复核基础上，市级由质量监督员进行复核校对，有较大问题的进行重新核对，必要时，市卫生局深入现场进行复核校正，无误后交由计算机进行统计学处理。
人员结构2004年全市获得江苏省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根据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应该解决社会保障的人员总数为4471人，其中：男性2280人，占51％，女性2191人，占49.0％，在职注册人数3841，占85.9％，离职人数630人，占14.1％（详见附表一）。目前，全市在村级（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注册的卫技人员总数是4744人（包含：招聘的大学生、镇卫生院下派人员），其中：在职乡村医生占总人数81.0％。年龄文化在职3841名乡村医生中，年龄≥50岁的2175人占56.1％，年龄40岁-721人，占18.7％，年龄≤40岁的945人，占24.8％；大专及以上学历111人，占2.9％，其中：张家港市最高达11.3％，高中、中专968人，占25.1％，比例最高的张家港市为50.9％，初中及以下2762人，占72.0％，比例最高的为相城区、园区，分别为86.9％，86.3％。保障类型各市（区）解决乡村医生社保时间集中在2002-2007年；实行最早的地区是昆山市，2002年市政府确定解决这一问题；市（区）政府有具体文件的为五市二区（吴中、相城）；全部按照“五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障的为张家港市，解决“二险”（养老＋医疗）保障的为常熟市、昆山市、太仓市，解决“一险”（养老）保障的吴江市、吴中区、相城区，其他混合型的有园区、新区、古城区。保险人数全市乡村医生应参保总人数4471人，根据有关标准已解决社会保障4189人，占总数的93.7％（不含园区征地保障人数），其中：解决“五险”占19.0％，“二险”33.8％，“一险”占30.4％，买断工龄的占10.5％，未解决乡村医生社会保障的人数有282人，占总数6.3％。（详见附表三）表三参照城镇职工标准解决乡村医生社会保障情况统计表2.5资金来源解决全市乡村医生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五种渠道：市（区）财政、镇财政、村集体、用人单位、乡村医生个人。具体做法各地并不一致，纳入卫生院统一管理，依据劳动法由用人单位与乡村医生个人共同负责，纳入卫生院之前工龄补缴部分由财政、村集体、乡村医生个人按比例负责，未纳入卫生院统一管理的，由财政＋村集体＋个人共同解决，市区部分区由村集体在征地中“五险”一次同步解决。方案对乡村医生最为优惠的是常熟市、相城区、古城区（详见附表四）。
资料提示，即使在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苏州地区，村级卫技人员仍然以乡村医生为主，在职人数3841人，占总数81％，个别高达100％。昆山市虽然引进了大量外来大学生、下派卫生院执业医师，其比例也在49％。因此，要解决这支队伍的质变必然要经过一个较长时间量变过程，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乡村医生仍然是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主要力量，妥善解决这支队伍的社会保障，对稳定队伍，吸引更多全科卫技人才到农村基层工作，保护广大群众身心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及长远意义。由于历史上村集体经济和合作医疗较为巩固，使乡村医生队伍比较稳定。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农村基层卫生人才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未能充分体现，附表二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年龄结构，40岁以上人员占74.8％，其中50岁以上占56.1％；二是文化结构，中专（高中）以下文化占97.1％，其中：初中以下文化占72.0％；三是多数地区出现基层卫技人员短缺，乡村医生“超期服役”现象明显。上述提示，要迅速解决乡村医生队伍结构问题。首先对年龄大、文化低的要加快调离岗位，其次对年龄小、文化高的要进行学历再教育，再次要充分利用苏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抢占农村卫技人才市场制高点。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早在2002年，昆山市政府率先施行乡村医生社会保障工作，2003年苏州市政府第34令，以地方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后逐步推广，经过五年努力，按照城镇标准，基本妥善解决了全市乡村医生社保问题，覆盖率93.7％，即使没有解决的人员，仍享受最低“农民保障”、或“征地保障”标准。解决乡村医生社会保障，消除了卫生部门最后一个社会保障空白点，也为解决全国百万乡村医生社会保障提供了可资借监模式。苏州乡村医生社保问题之所以得到较好较快解决，是市人大、市政府高度重视的结果。市政府及部门领导多次结合农村卫生现代化主题，深入现场，调查了解乡村医生社会保障问题，督促各地加快解决，卫生行政部门妥善解决来信来访。由于乡村医生队伍工龄跨度大、隶属单位的变迁、社保政策调整、资金保障来源等，具体解决起来比较困难，但各地还是比较好地解决，共同特点：一是保障标准：按市政府提出的参照城镇保障标准；二是参保资质：为2004年获得江苏省乡村医生考核认可资质的在离岗成员；三是保障政策：对不符合社保年龄政策的，则按下岗工人买断工龄办法，给予一次性补偿（即每一年工龄，给予一个月平均工资，常熟等地区一次性优惠更高），符合参保者，按劳动法有关要求执行；四是资金筹集：纳入卫生院管理者，由用人单位与个人共同负责，具体标准按照社保要求，即：用人单位每月缴纳本人工资（不低于1200元）标准的30％，个人负责11％；在纳入卫生院之前的补缴部分，由财政、集体负责补缴费用的20－80％，个人负责80－20％；五是保障内容：主要有三种形式，即：“五险全保”（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张家港市；“二险同步”（养老＋医疗）———常熟市、昆山市、太仓市；“单一保险”（养老）———吴江市、吴中区、相城区等。研究还发现，苏州乡村医生社会保障虽然总体解决较早较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截至目前，还没有真正实现100％全覆盖，尚有极少数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的市区，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力争使全市乡村医生按照城镇社会保障标准仅早实现全覆盖，为实现农村卫生现代化，加快我市城乡一体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努力。
关于传媒对农村的影响学界已有较多讨论。有学者认为，“在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作用下，农民对社会热点和都市文化的关注、把握与都市流行文化趋同，从而构建了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农民消费方式、娱乐休闲方式及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农民身份的转型”。还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是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不仅提供信息，而日，能够改变农民陈旧保守的观念，形成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农村文化观念的变迁层面，鲜有对乡村治理这一政治社会领域的关注。而且，尽管传媒起到了向农村传播现代文化进而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但在农民的媒介素养相对偏低、农民对信息的甄别和辨析及质疑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为农民提供的村庄外部信息尤其是政策信息在乡村基层的治理过程中所起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新闻传播在税费改革后的中国乡村基层治理中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以使传媒在日后的社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
政策信息从行政管理机构的中枢到边缘的传递，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媒的辐射范围有限，在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延伸，那时的政策信息传递主要以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多层化的行政机构一级一级往下传递，最后通过生产大队再到小队长直至村民那里，国家的组织系统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当时，在农村普及的有线广播是生产大队向农民传递中央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个组织传播流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后，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农民收入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大众媒介的发展也越来越快。虽然由于发行费用高、农民消费能力不足而难以吸引广告客户等原因，报刊等纸质媒体一直没有在农村普及，但广播电视却逐渐在农村承担起向农民传递政策信息的任务。另一方面，政策信息的组织传播渠道仍未废止，许多基于当地情况的特殊政策信息依然通过村委会、村民小组直至村民这个渠道传递，特别是有关税费收取方法和收取数量的信息，因为各村情况都有所不同，大众传媒均无法提供这些信息，也只能由村干部向村民传递。
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基层组织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乡政府及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已经不存在较大的利益矛盾，村民也不必仰仗于村干部来提供各种具体政策，尤其是每年的税费收取方案等相关信息。村干部在工资降低、人数也变少的情况下，不仅掌控的资源有限，采取作为的动力也不足，因而没能力、没精力也没有财力来完成村民期待的各项公共品供给的任务。此种情形再加上税改之前村干部在协助上级收取税费时的种种表现，使得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以及由这种不信任所导致的沟通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面对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农民要获取自己需要的同时又可以信服的政策信息，就要完全依赖于大众传媒。简言之，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政策信息的传递模式就从以前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大众传播式的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
二、“直达”式的政策信息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
所谓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是指中央政府的某种政策意图或某项行政指令经过省、市、县、乡、村各级组织的不断细化，落实为某项具体的政策，进而在某个特定的社区内富有针对性地执行。尽管在创制具体政策的过程中，各级官员如果结成利益共同体会形成对农民权益的损害，但如果不经过这种层层推进而由中央直接下达政策，则这种政策就不能照顾到当地特有的“地方性知识”，造成一种好的政策意图变成坏的实施效果的现象。事实上，各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经过灵活变通后的实施往往能够使政策意图部分地变成现实。“文本形态的国家政策在进入基层成为实践形态的政策之时，会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开始运转，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在于这种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在于实践本身”。虽然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果会与政策意图相去甚远，但这些个别现象不能否定全体的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不争论”，再加上“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这些贯穿改革过程的指导性原则都是韦伯意义上的“实质理性”而非“形式理性”的，都是就事后的结果进行价值评判而非在事先就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则，都是在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创造和“冉生产”，却不强调明晰的准则、合法的程序以及结构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逻辑不能不导致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大量上级默许的变通、扭曲和“再结构化”的出现。因此，“变通和扭曲政策在干部理解起来并不是违反政策精神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应当鼓励的行为，只要没有产生不可原谅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但是，当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大众传媒的政策报道直接到达农民那里时。国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变通就要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农民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可以直接了解到各级政府的政策文本，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虽然县乡村的基层干部们基于各地的特殊情况对政策文本有着特殊的理解，但是农民大多都不会从这个意义去看待和理解国家政策，他们只会出于自身利益，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当他们看到信息源处的上级政府的初始政策意图与信息流末端的本地政策效果有所出入时，媒体宣传的“好政策”与基层现实的“坏结果”之间的鲜明反差就会使他们对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基层干部们非常失望，抵触情绪不断累积、加剧。在这种局面下，基层政权如果还要汲取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同时控制大规模以维持地方稳定，就有可能导致农民采取过激的行动。为了避免在将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落实的过程中与农民发生矛盾与冲突，为了保证本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基层政府就不得不奉行“风险最小化”的逻辑，也即是“不作为”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换言之，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对基层政权起到了明显的束缚作用。在此情况下，基层政权要想做出长期内适合本地发展的决策而又不在各个时段中遭到农民的阻挠，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直接制定出有利于本地的政策。但是，由于各地的地理及文化差异较大、发展层次不一，要使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就显得不太现实，而如果基层都按照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来执行，又要付出局部利益受损的代价。
三、“典型报道”与“批评报道”对基层权威的削弱效应
传播学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指出，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钊。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在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时政新闻中，农民不仅可以看到上级政府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还可以看到某地的“先进典型”如何坚决落实并执行到位，使该地的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种站在上级政府的角度向下俯瞰的时政新闻在把报道中的个别地方美化的同时，却使农民恶化了对自身所在地的基层政权的评价。农民大多不会意识到新问报道中的事实是被媒体“把关人”精心裁剪过的选择性事实。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执行政策的具体条件和相关背景差别很大，而大众传媒关于“先进典型”的新闻报道却会覆盖全国农村。在此情形下，“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模式在强调某些“典型政绩”的同时就很容易忽视掉“先进典型”的许多特殊有利条件。因此，它达到的客观效果是在增加了少数基层政府的美誉度的同时，降低了全国更多的基层政权的权威性。
各级媒体涉及“三农”问题的批评性报道，绝大多数都是站在上级政府的立场上对基层政权的作为进行批评和指责，这就使得农民直观地认为上级组织是和门己站在一起来对付基层的。媒体的报道就代表着上级政府的声音，媒体的言论就是正义和良知的表达，基层政权所实行的诸多针对农民的限制措施都是站在自己和中央对立面上的胡作非为。农村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由于下级没有执行好中央的良好政策意图。特别是基层政权所采取的禁止集体越级上访的规定和行动，则使农民进一步确信基层政权的丧失合法性。一般而论，通过从媒体获知的信息，农民认为中央是在真心为农民说话办事，但有不少农民则认为，就是由于基层干部从中作梗才使得农民“有冤无处申”。面对这一现实，上级政府不可能为基层做任何的解释和开脱，不能解释说事实上基层政权是在上级“保持稳定”的强大压力下采取措施的，否则上级政府就会违背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原则，就会产生损害自身合法性的危险因素。于是，出于策略考虑，在出现严重的时，上级政府通常会与基层政府“划清界限”，会给与其严厉的批评和惩处。通过这种方式和程序，上级政府的声誉和合法性在媒体关于“深刻批评”和“严厉惩处”的宣传报道中进一步加强，而基层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则又一次遭到削弱。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在此类事件发生之后，上级会再一次严令不得出现类似事件，一定要保证地方上的“安定团结”，这样，基层政权就要在其权威被极大削弱的情况下，继续而对那些自认为自己“受到上级支持与保护的”而更加“嚣张”的农民。更加“嚣张”的农民有可能以集体越级上访这种最令基层政权害怕的行动来“要挟”其“就范”，而基层政权会将这种行动当作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因为这也是有可能导致再一次被上级指责和惩罚的严重事件，因而会下决心采取极端的压制手段，这又促使农民再次去找“上面的人”来保护自己、伸张正义。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
四、新闻传播在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离间作用
在纯粹的政策报道之外，上级政府的执政理念、政策方针更多的是通过传媒的新闻节目映射给农民受众。许多内涵丰富的抽象理念，如民主、人权、法治等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在农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样，作为现代治理手段嵌入农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也是通过各种新闻节目潜移默化地在农民头脑中扎根。然而，在理解上述的抽象理念和法律条文时，农民自身却会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差异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涉及到中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大量转移支付应如何分配的问题时，农民基于各自的利益对政策理念所做的不同理解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其他如低保户人选的确定、农机及良种等补贴的下发方式、移民款的发放标准、常规地及征地后的土地调配方案等也都是农民与村干部、农民与农民之间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所在。
举例而言，由于中央的政策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于是在笔者所调查的湖北及河南农村，许多村民在每年的常规调地时就会搬出这项政策，以使自己使用的土地可以继续保留。而当涉及征地时，他们又要求土地赔偿款为村庄的全体村民所平分。按照中央政策，既然土地的承包权不变，那就应该是“征了谁家的地谁家得钱”，而不是村民集体分配赔偿款。村民们明知道自己在调地时如果不出地，土地调配就无法进行，许多户口增加的村民就会缺少土地以至于吃饭的粮食都需要去市场购买，但是只要他们可以援引中央政策来反对按照地方规范必须实行的常规调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一定会这样来做，毫不顾及村庄整体的利益，村干部对此也毫无办法。在这里，中央政策缺乏针对性是启动因素，村民的理性算计和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是根本原因，但大众传媒对于政策精神的广泛传播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促成作用。
农民集体地对大众传媒所广泛传播的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以及现代法律的“灵活运用”，在客观上起到了切割村庄共同体固有规范的作用，不仅增加了村干部行政作为的难度，更增加了村民之间合作的难度。农民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政策做出的不同解释也使村庄内部的离散性力量越来越大，村庄的社会关联度不断降低，而在缺乏社会关联的村庄，“村民无力应对共同的经济协作，无力对付地痞骚扰，无力达成相互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这样的村庄秩序难以建立，村道破败，纠纷难调，治安不良，负担沉重且道德败坏”。
如上所述，在基层政权不愿作为同时无力作为，而农民自身又无法有效合作的情况下，要解决农村公共品的短缺就只能倚仗于国家对基层事务的直接干预，而这种跨越式的直接干预却是要付出极高成本的。距离村庄较远的“国家”很难真正了解各地农民复杂的公共品需求偏好，从而很难富有针对性地为农民提供正确的公共品。而且，“政府也不是喂养于天国，产奶于人间的奶牛”，它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国家财政相对有限的财力如何有效解决全国范围内无法自我组织的农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五、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