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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资源外包策略能为职工谋取到更多的利益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制度与执行
(一)理论模型
直接影响合同风险的外生变量是公共服务外包的制度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是否存在规范有效的合同管理、监管等相关制度，将直接影响公共服务外包的风险高低，制度缺失将导致服务外包因风险过高而失败。相应地，制度的执行因素也会影响公共服务外包的合同风险。在公共服务供给系统中，系统结构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元系统，并不产生公共服务价值;公共服务价值的产生通过服务系统的运行实现(包国宪、王学军，2011)。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行因素的影响比制度因素更为直接。公共服务外包属于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模式，它具有两个特征:权力特征和市场特征。公共服务外包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化，政府仍然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拥有一定的强制干预的权力。权力特征构成了公共服务外包监管制度的基础，监管制度规定了行政权力的来源和行使方式，同时也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制度基础。公共服务外包还具有鲜明的市场特征，即以协商、谈判、合作、共识等市场机制为基础保证公共服务供给(罗豪才、宋功德，2006;姜明安，2010)。合同是市场机制的核心，这就需要结合公共服务特征的专门性合同制度。分别从公共服务外包的权力特征和市场特征出发，制度因素可界定为监管制度和合同制度。监管制度是指在公共服务外包中政府对私营机构进行监管的制度。合同制度是指与政府和私营机构之间的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相关的制度，如合同订立、执行、终止的规则等。制度执行的因素主要是指政府能力，包括监管能力、专业能力等。政府能力对于服务外包的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就影响程度而言，政府能力甚至比政府组织形式更重要(KortandKlijn，2011)。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服务外包动因研究的概念模型(见图1)。关键问题是监管制度、合同制度、政府能力三个变量是否影响服务外包的决策。三个变量都是通过一个“黑匣子”而影响服务外包决策，“黑匣子”揭示的正是合同风险这一内在因素。实证研究只关注是否影响服务外包决策，但并不关注如何产生影响的路径问题。“黑匣子”的意义在于辅助分析几个因素的影响。
(二)理论假设
根据理论模型，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假设:假设1:监管制度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具有正向影响。公共服务外包并不改变政府的责任，服务生产由私营机构负责，但监管和担保责任仍然由政府承担。政府的监管责任能否实现，对公共服务外包的成败具有重要影响。在公共服务外包决策时，政府须着重考虑服务外包之后的责任实现。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目标不一致性，私营机构的私利动机使其比任务导向的组织(政府、非营利组织)更具有机会行为的倾向，尤其当作为委托人的政府难以监管其行为与结果时(Wise，1990;BrownandPotoski，2003b)。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以保证公共服务外包的公益性。委托理论深入分析委托人(政府)与人(私营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由此而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完美的监管制度，能够激励私营机构披露其隐藏信息，使其做出委托人所希望的行为，从而降低合同失败的风险(萨拉尼耶，2008)。反过来说，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失败，其重要原因即在于监管制度缺陷及监管失效(WarnerandHefetz，2003;WarnerandBel，2008)。关于“逆服务外包”的研究发现，政府供给通常作为监管的替代或作为监管失败的回应(BallardandWarner，2000)，这意味着，监管制度完备则政府更倾向于服务外包，反之则更倾向于政府供给。假设2:合同制度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具有正向影响。公共服务外包需要经过合同来实现，利用合同制度，政府需要在公共服务外包中成为“精明的买主”、专业的购买机构、严密的监管者(DeHoog，1984;Dohahue，1989;凯特尔，2009)。合同制度的完备性无疑对合同风险具有重要影响。服务外包的合同制度包括服务承包商的遴选机制、签约流程、协商谈判机制等。遴选机制的功能在于选择合格的服务承包商，这既关系到服务外包的成本节约，也关系到服务外包后的风险。极端情况下，劣迹斑斑的服务外包商必然给服务外包合同带来极大的风险。对于公共服务外包的签约流程，各国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制，如严格规定招投标的公开性、特定情形下强制采用竞争性招投标、严格约束非竞争性缔约等(杨欣，2007)。签约流程越严密，私营机构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越小。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当内外部条件或环境发生变化时，需要对合同进行调整，这就需要合同具有良好的适应性。针对双方的协商谈判过程，必须设定严格的规则，以避免谈判过程中的地位不对等、滥用优势地位等问题，从而保证合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假设3:政府能力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具有影响，但影响方向不确定。政府能力体现了合同管理中政府控制风险的能力，政府能力越强，合同风险越低;即使合同失败，强大的政府能力也能够保证服务供给的实现。政府的专业管理能力越强，越倾向于进行公共服务外包。政府的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内部组织协调能力等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具有正向影响(FeiockandKim，2000;MoonanddeLeon，2001)。政府的服务供给能力对服务外包具有正向影响，因为政府的服务供给能力强，意味着政府具有足够的能力承担合同失败后的“兜底”或“网罗”责任(杨欣，2007)。政府能力不仅直接影响公共服务外包决策，还可能作为其他因素的中介变量而产生影响(刘波等，2010)。政府能力对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还可能是负向的，因为政府能力越强，意味着政府生产服务的成本越低，政府生产的责任越能得到保证。来自选民集团、工会等方面的政治压力，会迫使政府选择政府部门生产服务，而不是服务外包(Ferris，1986)。存在外部环境的影响时，政府能力越强，政府部门供给的可能性越大。政府的专业能力对“逆服务外包”或混合供给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政府的专业能力越强，政府越倾向于维持稳定的外包或稳定的政府供给(HefetzandWarner，2004;WarnerandHefetz，2008)。这一结论在服务外包成熟化的发达国家成立，但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中却未必成立，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服务外包的适用上存在差异(Yang，etal，2013)。政治压力能够促进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同样，也可能阻碍政府采用服务外包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Siegel，1999;HirschandOsborne，2000)。在中国，由于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推动，公共服务外包的主要动因来自于政策和法律的强制力(陈菲，2006)。“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政治压力，也会迫使地方政府推行公共服务外包以保证公共服务供给(贾旭东，2011)。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调查问卷。为了调查地方政府对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认知及其实践，本文设计了“大病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治理机制研究”调研问卷。问卷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发放。2013年3—6月，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能力建设中心的各级政府公务员培训班中发放、回收问卷。由于医疗保险服务外包有关问题的判断需要专业知识，为了保证调研的科学性，调研对象严格限定为政府社会保障及相关部门公务员。调研期间，共发放问卷548份，回收问卷474份，问卷回收率为86．5%;剔除填写不完全、非社会保障及相关部门公务员填写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0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4．5%。由于问卷调查采用了便利抽样法而非严格的概率抽样法，有必要说明样本的代表性与局限性。从地域分布来看，调查对象来自山东、贵州、江苏、广东、北京、四川、河南、内蒙古等8个省份，南北、东中西部省份均有覆盖。从单位级别来看，调查对象所在单位覆盖中央(3．7%)、省(10．5%)、市(48．8%)、县(33．8%)、乡(3．2%)，大致能够代表各级政府公务员的认知。以参加培训的公务员作为调查样本，可能会存在抽样偏差:首先，参加培训的公务员可能对于公共服务外包等新事物的态度比较开放;其次，培训课程可能会影响受培训者的认知与态度;最后，调查对象的认知可能受地域特征的影响。但是，考虑到调查研究的可行性以及调研公务员认知的难度，调查问卷采集的数据仍具有自身的价值。
(二)描述性统计
在调查问卷中，调查对象需要对政府服务能力、政府监管能力、政府精算能力、政策法规等10项指标做出评价，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在10项指标中，均值最低的是受益人保护制度，说明受益人保护制度很不完备。这与大病医疗保险服务外包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一致。受益人利益缺乏制度保障，导致滥用居民健康信息等违规行为。均值最高的是政府监管能力，其次是政府服务能力，这说明相对于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其他影响因素，政府能力相对较强，但绝对值仍偏低(未达到3)。10项指标的均值都没有达到3，说明中国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制度和实践整体情况仍有待于改进。测量指标总体(N=408)均值标准差外包(N=242)均值标准差未外包(N=166)均值标准差t检验政府服务能力2．811．1552．911．0372．661．2972．215＊＊政府监管能力2．841．0353．000．9832．621．0713．653＊＊＊政府精算能力2．560．9392．640．8932．450．9942．022＊＊政策法规2．090．9882．331．0531．750．7686．068＊＊＊监管体系1．990．8632．160．8711．730．7885．047＊＊＊政府职责2．160．8612．360．8971．870．7155．874＊＊＊受益人保护制度1．940．8152．090．8301．710．7394．748＊＊＊承包商遴选机制2．250．9872．341．0072．110．9432．310＊＊签约流程2．270．8952．330．8782．170．9141．778*协商谈判机制2．210．8882．280．9082．100．8502．002＊＊注:*p＜0．1，＊＊p＜0．05，＊＊＊p＜0．01。下同。在调研对象中，242人认同将大病医疗保险外包于商业保险机构，占总调研对象的59．31%。从表2可以发现，认同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样本中，政府服务能力等10项指标的评分普遍高于不认同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样本。为了客观地分析外包的样本与不外包的样本在10项指标上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2。从t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外包的样本10项指标与未外包的样本存在显著差异，t值全部为正值，说明外包的样本指标得分显著高于未外包的样本。均值差异最大的是政策法规体系，其次是政府职责，再次是监管体系，这说明已经外包的样本在政策法规、政府职责和监管体系方面，明显比未外包的样本更加完备。由此可以推论，这10项指标与医疗保险服务外包决策正相关。
(三)主成分因子分析
政府服务能力等10项指标中，有些指标的相关性非常高。比如政府服务能力与政府监管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680。为了减少变量数据，提取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先对数据进行KMO检验，以分析变量之间的同质性程度。检验结果KMO值为0．78，大于研究设定的标准0．6，表明变量间的同质性比较高，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主成分因子分析过程采用V旋转，以使初始变量尽可能在一个主成分因子上载荷较高。旋转后的前3个因子特征值累积占总方差的67．797%，说明这3个因子对初始变量的解释力比较好。第1个因子在政策法规、监管体系、政府职责与受益人保护制度四个变量上的载荷为0．7以上，将其命名为监管制度因子;第2个因子在承包商遴选机制、签约流程和协商谈判机制三个变量上的载荷为0．7以上，将其命名为合同制度因子;第3个因子在政府服务能力、政府监管能力和政府精算能力三个变量上的载荷为0．7以上，将其命名为政府能力因子。采用Cronbach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每一个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都在0．7以上，满足研究要求的信度值，说明各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比较高。
(四)Logistics回归
使用3个主成分因子作为自变量，分析其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因变量为地方政府是否选择公共服务外包，在调研问卷中的问题为:“您所处的地方政府是否认同将大病医疗保险委托于商业保险?”调研对象的回答为二分变量，分别被定义为1(是)和0(否)。对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回归分析，通常使用Logistics回归实现。回归模型如下:其中，S指监管制度因子，C指合同制度因子，G指政府能力因子。使用SPSS20进行Logistics回归，结果见表4。回归模型的H－L拟合优度χ2值为5．798，p值为0．670，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尚可接受。监管制度和政府能力两项对政府选择公共服务外包具有显著影响(p值小于0．01)，其系数均为正数，说明监管制度越完备，政府越倾向于将大病医疗保险外包给商业机构;能力越强，政府越倾向于外包。(五)回归结果的分析与解释监管制度完备，意味着政府进行公共服务外包的风险较低，服务外包的政府问责易于得到保证。假设1得到验证。政府能力与选择公共服务外包呈正相关，假设2得到验证。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只有在政府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政府进行公共服务外包之后，才能保证对商业机构的控制和问责。即使进行公共服务外包之后，政府仍然会保持自身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保证在公共服务外包失败时，政府仍然能够保证服务供给;强化自身的监管和专业能力，对于保证公共服务外包良好的结果至关重要。这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WarnerandHefetz，2008)。中国最早开始医疗保险服务外包的广东省湛江市，由于政府能力存在缺陷，导致服务外包之后出现损害参保人利益的现象(杨燕绥、李海明，2013)。这从反面佐证了政府能力对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合同制度与政府的公共服务外包决策正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p值为0．482)，这说明合同制度的完备性对政府是否选择公共服务外包影响不大。这可从公共服务外包的发展阶段来解释。政府对公共服务外包的管理，存在学习和经验积累的过程(HefetzandWarner，2012)。在中国，由于服务外包仍处于起步阶段，政府的角色定位仍然是行政管理者，其职能尚未实现向合同管理的转变，因而合同制度在公共服务外包决策中的重要性，尚未得到政府的重视。政府更关注服务外包的成本、监管、政治风险等问题，对合同的管理仍然比较粗放。因此，合同制度是否完备，没有影响到政府的公共服务外包决策。
据了解，在我国能源消耗中，建筑能耗约占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30%左右，建筑能耗是以使用过程的能耗，特别是其中的采暖和空调能耗为主，因此建筑节能的重点应放在采暖和降温的能耗上。最有效、最经济的节能措施之一，就是加强建筑保温隔热。由于外墙墙体面积约占总建筑面积的45%，因此外墙保温材料的选用对节能降耗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建筑节能工作发展迅速，为了使保温节能建筑达到节能的要求，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多种标准和规范，建筑节能检测也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并成为建筑工程验收所不可缺少的依据。笔者结合国家和地方节能标准要求及自身的工作经验，就保温材料在检测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1、节能保温材料综述
众所周知，能源短缺制约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完成“十一五”规划和2015年远景规划，在建筑上采用保温材料进行保温，是最有效的节能，其效果也是最为显著的。目前国外保温材料发展的趋势是提高现有保温材料产品性能、改进生产技术和降低生产成本，如聚氩酯泡沫塑料向无氟里昂发光及提高阻燃性方向发展；硅酸钙保温材料向超轻质全憎水方向发展纤维素绝热制品向解决阻燃剂硼酸盐的渗透问题强度方向发展，以及提高各种保温材料使用寿命，从而节约原材料及生产的能源。一般而言，外墙保温节能检测包括保温材料系统的检测与对竣工节能建筑热工性能的检测。
当前，我省较常用的外墙保温系统及其所用材料分别为：1）膨胀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胶粘剂、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抹面砂浆、耐碱玻纤网格布等；2）保温浆料外墙外保温系统：界面剂、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水泥基复合保温浆料、抗裂砂浆、耐碱玻纤网格布等。其中，界面剂和抗裂砂浆在常温状态下的拉伸粘结强度及耐水拉伸粘结强度指标，在标准中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基本能够做到规范化的检测；而起到保温节能效果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和保温浆料等材料在检测过程中的问题则较多。
2、保温材料检测中的问题
1）膨胀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检测项目，严格来讲有 5项，即表观密度、导热系数、尺寸稳定性、抗拉强度、压缩强度，但根据标准不同，检测项目会出现缺项。如《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塑料》GB/T10801.1—2002中，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物理性能检测就缺少抗拉强度这一指标。考虑到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抗拉应变涉及整个保温系统的结构使用和安全功能，笔者认为抗拉强度对于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若将《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塑料》GB/T10801.1—2002与《膨胀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JG149—2003结合起来判定，则能满足检测项目数量（只限于Ⅱ类板），但两种标准的尺寸稳定性指标却又相互矛盾（前者的尺寸稳定指标为≤3%，后者的尺寸稳定性指标为≤0.3%），判定模糊。笔者认为，如委托方确定以两种标准综合判定，根据江苏省地方标准，其尺寸稳定性指标为≤0.3%比较合理；压缩强度指标判定参照 GB/T10801.1—2002，其它指标均参照 JG149—2003。若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在Ⅲ类以上，则适用标准为《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塑料》GB/T10801.1—2002。随着节能技术的发展，墙体保温板厚度一般不会太厚（20～40mm）；厚度过大，施工不当会影响结构安全，这就要求保温板尺寸测量更为精确，才能保证试验数据的准确。目前各种测量仪器已更新换代，精度不断提高，某些测量规范已不能满足试验要求。
例如板厚为 20mm 的墙体保温板，如按标准《泡沫塑料与橡胶线性尺寸的测定》GB/T6342—1996 规定的游标卡尺读数结果修约到 0.1mm，要想符合尺寸稳定性指标≤0.3%，该板试验膨胀收缩必须控制在0.06mm 以内，这不符合实际试验情况，有可能造成。《泡沫塑料与橡胶线性尺寸的测定》GB/T6342—1996 已不适用目前试验要求，建议对保温板尺寸测量修约以游标卡尺最小精度0.02mm控制。
目前导热系数检测设备操作起来比较简便，有些检测单位将试样制备调节完毕后直接放入仪器中检测，造成检测数据偏离。保温板、保温浆料的导热系数测定与试件的干、湿程度非常相关，应按《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和热流计法》GB10294～10295—88 的要求，对试件进行干燥处理至恒重。但如用烘箱，则有可能破坏保温板结构，笔者认为不如采用干燥器干燥较为安全方便。另外，厚度测量偏差对导热系数结果的影响也应引起重视。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板的压缩强度，规范上规定其相对形变为 10%的压缩应力，而对 XPS 挤塑板则没有明确规定。有些检测单位将 XPS 挤塑板的压缩试验形变也控制在 10%，笔者认为此举不妥。XPS板是通过加热挤塑成型的硬质泡沫塑料，表观密度大，压缩强度高，一般来说，大多数 XPS 保温板在未达到相对形变10%时其力值即明显下降，但也有个别保温板在达到形变10%后力值仍然增长。笔者认为，XPS 保温板压缩强度判定应取最大值较为合理，更能反映XPS 板压缩强度指标值。
胶粘剂、抹面胶浆（与膨胀聚苯板）的拉伸粘结强度试验方法看似简单，但有一个环节最容易被人忽视，即制作试件后没有在试件上加载适当重物（重量以不破坏试件为宜，建议控制在 1.5kg） 约 30s 后再养护。笔者认为，这是涉及试验结果的重要环节，它能保证试件、胶粘剂、抹面胶浆、膨胀聚苯板很好地粘结成一个整体。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可能导致拉伸粘结强度达到要求，但破坏界面不在膨胀聚苯板内的情况。由于这一原因而判定胶粘剂、抹面胶浆不合格，似乎并不合理，而且会给委托方造成错误的理解，认为应该更换胶粘剂、抹面胶浆，从而给委托方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2）保温浆料外墙外保温系统常用水泥基复合保温砂浆分为水泥基聚苯颗粒保温砂浆和无机矿物轻骨料保温砂浆，其中水泥基聚苯颗粒保温砂浆又分为加强W 型及普通 L型。W 型水泥基聚苯颗粒保温砂浆与无机矿物轻骨料保温砂浆强度较高，受压时形变较小，直至受压破坏也未达到 10%的形变。笔者认为，对于 W 型水泥基聚苯颗粒保温砂浆与无机矿物轻骨料保温砂浆，用抗压强度这一指标来代替压缩强度指标似乎更为合理。
3、建 议
1）提高保温板尺寸测量精度要求；
2）保温板、保温浆料导热系数测定，应重视试件的干燥程度；
3）XPS 挤塑保温板压缩强度最好取最大值；
4）胶粘剂、抹面胶浆试件制备必须加载重物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5）水泥基聚苯颗粒保温砂浆与无机矿物轻骨料保温砂浆，用抗压强度指标来代替压缩强度指标。
4、结语
总而言之，国内的建筑保温节能工作持续健康向前发展，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墙体保温材料的发展方面，在国家大力倡导下，会有更多的新型保温材料涌现出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建筑节能的发展。在节能检测方面应提高认识，实施全过程监控，对节能检测严格执行，依法推进建筑节能检测工作。
参考文献：
一、我国旅游保险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而作为旅游业软环境之一的旅游保险却严重滞后于旅游业的发展，影响了旅游业的法制化、规范化，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消极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旅游保险的收入过低。2000年，我国旅游收入超过4000亿元，而旅游保险的收入，以市场份额最高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为例，也仅为5888万元。由此推算，中国旅游保险的保费收入不足1亿元， 仅占旅游收入的0. 025%。2001年，全国国内出游的人数7.84亿人次，旅游收入5566亿元，按每人购买10元的旅游保险计算，一年就该有70多亿元巨额保费收入，而实际的保费收入却只有这一数字的20%左右。2002年， 国内旅游收入为3878亿元，国内旅游人数达8. 78亿人次。如果以现行旅游保险较低价格10元推算，国内旅游保险费总收入可达87. 8亿元.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旅游业收入近年来每年都以迅猛的势头增长，但是旅游保险的收入却增长缓慢，与旅游业的发展不相协调， 旅游保险的发展还有很大潜力。
2、旅游意外保险险种少，产品单一。目前我国的旅游意外险险种主要有四大类: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旅游意外伤害保险、住宿游客人身保险、旅游救助保险。其各自的内容见表1。这实际上是以普通的意外伤害保险来代替旅游保险，旅游保险的自身定位不清。这些险种无法涵盖旅游中遇到的各种风险， 比如旅行中行李遗失、证件遗失、因行李及证件遗失而引起的额外的旅行及食宿费用、对他人的伤害及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等。
3、开办旅游意外保险业务的公司较少，且旅游保险业务得不到重视。我国的旅游保险有旅行社责任保险和旅游意外保险两种，分别属于财产险和寿险，由于我国法律规定财产险和寿险必须由不同的公司经营， 所以它们分属于不同的保险公司。目前，国内只有三家比较大型的保险公司经营旅游意外保险业务，它们分别是太平洋保险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二、我国旅游保险发展的制约因素
1、游客保险意识淡薄，投保积极性低，主要是因为游客的保险意识薄弱，侥幸心理强。这导致热旅游、冷保险的重要原因。游客通常认为，外出旅游就几天的时间，根本不会出事，犯不上自己掏腰包买保险，或者认为买保险不吉利。
2、保险公司对旅游保险业务不重视。由于旅游保险本身具有保险期限短、赔付率高而利润低的特点，造成保险公司对开办旅游保险业务的积极性不高，在旅游保险的宣传、险种的设计开发、销售方式的开拓创新方面都显得不太重视。此外，就是保险公司对旅游风险的控制技术水平较低。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大多数的旅游意外险只针对旅行社团体进行销售，而对于自助游的散客暂不承保。这是因为团体险可以使保险公司通过简单的承保程序为大量具有相同风险因素的人提供保险保障，而自助游旅游者由于身体素质、文化背景、旅行经历、旅游目的地各不相同， 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为保险公司选择承保对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2)由于风险控制水平比较低，难以对旅游中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所以很多保险公司旅游意外险产品都将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滑翔、登山、攀岩、探险、狩猎、蹦极运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搏击、特技表演、赛马、赛车作为责任免除条款，而这些风险系数较大的项目正是随着野外生存游、生态游日益流行的今天， 旅游者们最希望得到保障的方面。
3、旅游保险的险种存在问题。在旅行社责任险方面，它的费率是确定的，缴费实行一刀切。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如:旅游期限长短、风险大小、旅行社的经营情况而有所变化。由于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大部分旅行社大打价格战，有些短线游的纯利润平均只有人均5元钱左右，甚至更低。因此，规模较小的旅行社有时一年赚不到钱，甚至会是亏损。而旅行社责任险又是强制性保险，至少2 万元的保费对于它们是一个不小的包袱。这就使旅行社陷入了不得不买，可又没钱买的尴尬境地。一些规模较大、收入较高的旅行社就比较愿意购买旅行社责任险，用以转嫁自身的风险。另外，旅行社责任险的条款本身也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如游客自由活动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责任，因为这不属于旅行社的责任。但在实际操作中，究竟是旅行社的责任还是游客的责任，并不是那么容易确定。而责任归属不明确，保险公司就可能拒赔。另外在在旅游意外险方面，险种不够完善，覆盖面较窄。
4、旅行社经营不规范。一是因为旅行社的经营还存在着不规范经营的因素。旅行社为了招揽更多的游客，常常会夸大旅行社责任险的保障范围，当游客发生的事故属于旅行社主观扩大的保险责任范围之外时，保险公司就会拒赔，这就容易引发法律纠纷，从而损害保险公司和游客的利益。二是旅行社应该在理赔中承担及时提供相关证据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这一点上，一些旅行社认识不足，旅行社出了事故后理赔不积极，直接导致了理赔难。
三、发展旅游保险的对策建议
1、加大旅游保险宣传力度
旅游者对旅游保险的态度冷淡导致旅游保险市场需求方面的匮乏。针对这种状况， 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及媒体要对游客或潜在的游客进行旅游保险的宣传，既需要保险经营者和政府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又需要通过大量的风险事故来教育民众， 加快旅游者消费心理的成熟， 强化其保险意识，使其既愿意投保，懂得购买适合出行的保险，又熟悉一旦事故发生后理赔的程序。
2、加强保险公司服务功能。这主要指的是销售服务和售后服务。第一、在销售服务上，主要表现为旅游保险产品销售渠道过窄。大力发展旅游保险，保险公司必须改善与拓宽其销售的渠道。可以让旅游保险产品上银行柜台。现在大多数保险公司都与国内银行签订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多为销售保险公司的分红险与投连险。保险公司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合作伙伴关系，让银行销售相关的旅游保险产品。银行网点众多，银行销售旅游保险产品，既可以有效地节约保险公司的成本，又方便了游客投保，游客可以在银行办理支付款项时，既可办理旅游保险，同时还可以增加银行的收入，实乃“三赢”之举。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要积极地发展网上投保业务，推进旅游保险产品的销售。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网上投保可以有效地节省营销和广告成本，减少中介环节和由于利益驱动给保险公司和游客带来的风险。24 小时全天候在线作业，可以使游客不受时间地点限制投保。目前，国内各保险公司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在网上投保方面，如购买了泰康人寿的“旅游救援保障计划”的游客，出游前只需要登录“泰康在线”填写有关出游信息，公司就会根据客户提供的E - mail 地址将电子保单及时发送到其信箱中。平安保险公司在2002 年9 月推出了旅游自助卡，它将保险产品的外在形态设计制作成为配有账号和密码的保险卡， 游客在出游前， 登录平安“PA18”网站，填写相关的信息。自助保险卡的最大特点是购买与消费相分离，即“平时购买，用时投保”。第二、在售后服务上，保险公司的核损、定损及理赔一定要及时。如果保险公司的这些售后服务跟不上，将会对游客造成损失。游客的出游时间较短，流动性较大。游客可能在一个地方投保而在另一个地方出险;甚至可能是在国内投保，而在国外出险。这些都为保险公司的核损、定损及理赔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个保险公司之间要加强合作，包括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国内保险公司与国外保险公司的合作，利用各自的网点优势，快速核损、定损，及时理赔。
3. 加快旅游保险产品研发。现有的旅游保险险种远不能满足旅游者日益变化和增长的需求，只有产品对消费者具有吸引力， 才能从本质上改变供应者的尴尬境地，所以保险公司应在产品开发上下大力气。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善: ( 1)加大新险种的开发力度，将旅游保险服务延伸到吃、住、行、游、购各个环节，深化现有产品之间的互补性， 形成系统的旅游保险链， 为游客提供全面保障。( 2)扩大旅游意外险的承保范围。保险公司要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对旅游险市场和旅游险条款进行细分，针对不同的群体，设计出不同的保单，尽可能为所有的游客提供合适的保单，并可以将自助游游客纳入保障范围，针对团体、散客以及公务旅游者的不同旅游特点设计不同的保险条款， 确定不同的费率， 加强风险防范。( 3)针对特定的旅游项目设计单项保障。像过去不提供保险保障的探险旅游、野外生态旅游、漂流、登山、峡谷旅游等，随着人们旅游方式的转变，现在此类项目已日渐流行， 旅游者们对此类项目的保险也是翘首期盼，保险公司可设计此类项目的相关保险，将过去不可承保的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 在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同时，也为保险公司带来利润。
4.发挥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职能作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推进我国旅游保险发展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旅行社办理旅行社责任险的监督与检查，要将旅行社是否开办旅行社责任险作为对其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在向旅行社办理经营许可证的时候、在进行旅行社业务年检的时候，要对于没有投保旅行社责任险的旅行社进行必要的惩罚，以有效地提高旅行社办理旅游保险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要采取措施，依法督促旅行社向游客推荐旅游意外险的责任和义务，使旅行社在普及旅游保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要尽快制定出一些关于旅游质量评判方面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在归属责任时更加明确，节约时间，节省人力物力。
参考文献
[1] 崔连伟．对于发展我国旅游保险业的思考．旅游学刊．
一、我国旅游保险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而作为旅游业软环境之一的旅游保险却严重滞后于旅游业的发展，影响了旅游业的法制化、规范化，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消极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旅游保险的收入过低。2000年，我国旅游收入超过4000亿元，而旅游保险的收入，以市场份额最高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为例，也仅为5888万元。由此推算，中国旅游保险的保费收入不足1亿元，仅占旅游收入的0.025%。2001年，全国国内出游的人数7.84亿人次，旅游收入5566亿元，按每人购买10元的旅游保险计算，一年就该有70多亿元巨额保费收入，而实际的保费收入却只有这一数字的20%左右。2002年，国内旅游收入为3878亿元，国内旅游人数达8.78亿人次。如果以现行旅游保险较低价格10元推算，国内旅游保险费总收入可达87.8亿元.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旅游业收入近年来每年都以迅猛的势头增长，但是旅游保险的收入却增长缓慢，与旅游业的发展不相协调，旅游保险的发展还有很大潜力。
2、旅游意外保险险种少，产品单一。目前我国的旅游意外险险种主要有四大类: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旅游意外伤害保险、住宿游客人身保险、旅游救助保险。其各自的内容见表1。这实际上是以普通的意外伤害保险来代替旅游保险，旅游保险的自身定位不清。这些险种无法涵盖旅游中遇到的各种风险，比如旅行中行李遗失、证件遗失、因行李及证件遗失而引起的额外的旅行及食宿费用、对他人的伤害及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等。
3、开办旅游意外保险业务的公司较少，且旅游保险业务得不到重视。我国的旅游保险有旅行社责任保险和旅游意外保险两种，分别属于财产险和寿险，由于我国法律规定财产险和寿险必须由不同的公司经营，所以它们分属于不同的保险公司。目前，国内只有三家比较大型的保险公司经营旅游意外保险业务，它们分别是太平洋保险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二、我国旅游保险发展的制约因素
1、游客保险意识淡薄，投保积极性低，主要是因为游客的保险意识薄弱，侥幸心理强。这导致热旅游、冷保险的重要原因。游客通常认为，外出旅游就几天的时间，根本不会出事，犯不上自己掏腰包买保险，或者认为买保险不吉利。
2、保险公司对旅游保险业务不重视。由于旅游保险本身具有保险期限短、赔付率高而利润低的特点，造成保险公司对开办旅游保险业务的积极性不高，在旅游保险的宣传、险种的设计开发、销售方式的开拓创新方面都显得不太重视。此外，就是保险公司对旅游风险的控制技术水平较低。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大多数的旅游意外险只针对旅行社团体进行销售，而对于自助游的散客暂不承保。这是因为团体险可以使保险公司通过简单的承保程序为大量具有相同风险因素的人提供保险保障，而自助游旅游者由于身体素质、文化背景、旅行经历、旅游目的地各不相同，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为保险公司选择承保对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2)由于风险控制水平比较低，难以对旅游中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所以很多保险公司旅游意外险产品都将被保险人从事潜水、跳伞、滑翔、登山、攀岩、探险、狩猎、蹦极运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搏击、特技表演、赛马、赛车作为责任免除条款，而这些风险系数较大的项目正是随着野外生存游、生态游日益流行的今天，旅游者们最希望得到保障的方面。
3、旅游保险的险种存在问题。在旅行社责任险方面，它的费率是确定的，缴费实行一刀切。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如:旅游期限长短、风险大小、旅行社的经营情况而有所变化。由于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大部分旅行社大打价格战，有些短线游的纯利润平均只有人均5元钱左右，甚至更低。因此，规模较小的旅行社有时一年赚不到钱，甚至会是亏损。而旅行社责任险又是强制性保险，至少2万元的保费对于它们是一个不小的包袱。这就使旅行社陷入了不得不买，可又没钱买的尴尬境地。一些规模较大、收入较高的旅行社就比较愿意购买旅行社责任险，用以转嫁自身的风险。另外，旅行社责任险的条款本身也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如游客自由活动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责任，因为这不属于旅行社的责任。但在实际操作中，究竟是旅行社的责任还是游客的责任，并不是那么容易确定。而责任归属不明确，保险公司就可能拒赔。另外在在旅游意外险方面，险种不够完善，覆盖面较窄。
4、旅行社经营不规范。一是因为旅行社的经营还存在着不规范经营的因素。旅行社为了招揽更多的游客，常常会夸大旅行社责任险的保障范围，当游客发生的事故属于旅行社主观扩大的保险责任范围之外时，保险公司就会拒赔，这就容易引发法律纠纷，从而损害保险公司和游客的利益。二是旅行社应该在理赔中承担及时提供相关证据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这一点上，一些旅行社认识不足，旅行社出了事故后理赔不积极，直接导致了理赔难。
三、发展旅游保险的对策建议
1、加大旅游保险宣传力度
旅游者对旅游保险的态度冷淡导致旅游保险市场需求方面的匮乏。针对这种状况，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及媒体要对游客或潜在的游客进行旅游保险的宣传，既需要保险经营者和政府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又需要通过大量的风险事故来教育民众，加快旅游者消费心理的成熟，强化其保险意识，使其既愿意投保，懂得购买适合出行的保险，又熟悉一旦事故发生后理赔的程序。
2、加强保险公司服务功能。这主要指的是销售服务和售后服务。第
一、在销售服务上，主要表现为旅游保险产品销售渠道过窄。大力发展旅游保险，保险公司必须改善与拓宽其销售的渠道。可以让旅游保险产品上银行柜台。现在大多数保险公司都与国内银行签订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多为销售保险公司的分红险与投连险。保险公司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合作伙伴关系，让银行销售相关的旅游保险产品。银行网点众多，银行销售旅游保险产品，既可以有效地节约保险公司的成本，又方便了游客投保，游客可以在银行办理支付款项时，既可办理旅游保险，同时还可以增加银行的收入，实乃“三赢”之举。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要积极地发展网上投保业务，推进旅游保险产品的销售。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网上投保可以有效地节省营销和广告成本，减少中介环节和由于利益驱动给保险公司和游客带来的风险。24小时全天候在线作业，可以使游客不受时间地点限制投保。目前，国内各保险公司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在网上投保方面，如购买了泰康人寿的“旅游救援保障计划”的游客，出游前只需要登录“泰康在线”填写有关出游信息，公司就会根据客户提供的E-mail地址将电子保单及时发送到其信箱中。平安保险公司在2002年9月推出了旅游自助卡，它将保险产品的外在形态设计制作成为配有账号和密码的保险卡，游客在出游前，登录平安“PA18”网站，填写相关的信息。自助保险卡的最大特点是购买与消费相分离，即“平时购买，用时投保”。第
二、在售后服务上，保险公司的核损、定损及理赔一定要及时。如果保险公司的这些售后服务跟不上，将会对游客造成损失。游客的出游时间较短，流动性较大。游客可能在一个地方投保而在另一个地方出险;甚至可能是在国内投保，而在国外出险。这些都为保险公司的核损、定损及理赔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个保险公司之间要加强合作，包括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国内保险公司与国外保险公司的合作，利用各自的网点优势，快速核损、定损，及时理赔。
3.加快旅游保险产品研发。现有的旅游保险险种远不能满足旅游者日益变化和增长的需求，只有产品对消费者具有吸引力，才能从本质上改变供应者的尴尬境地，所以保险公司应在产品开发上下大力气。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善:(1)加大新险种的开发力度，将旅游保险服务延伸到吃、住、行、游、购各个环节，深化现有产品之间的互补性，形成系统的旅游保险链，为游客提供全面保障。(2)扩大旅游意外险的承保范围。保险公司要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对旅游险市场和旅游险条款进行细分，针对不同的群体，设计出不同的保单，尽可能为所有的游客提供合适的保单，并可以将自助游游客纳入保障范围，针对团体、散客以及公务旅游者的不同旅游特点设计不同的保险条款，确定不同的费率，加强风险防范。(3)针对特定的旅游项目设计单项保障。像过去不提供保险保障的探险旅游、野外生态旅游、漂流、登山、峡谷旅游等，随着人们旅游方式的转变，现在此类项目已日渐流行，旅游者们对此类项目的保险也是翘首期盼，保险公司可设计此类项目的相关保险，将过去不可承保的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在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同时，也为保险公司带来利润。
4.发挥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职能作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推进我国旅游保险发展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旅行社办理旅行社责任险的监督与检查，要将旅行社是否开办旅行社责任险作为对其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在向旅行社办理经营许可证的时候、在进行旅行社业务年检的时候，要对于没有投保旅行社责任险的旅行社进行必要的惩罚，以有效地提高旅行社办理旅游保险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要采取措施，依法督促旅行社向游客推荐旅游意外险的责任和义务，使旅行社在普及旅游保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要尽快制定出一些关于旅游质量评判方面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在归属责任时更加明确，节约时间，节省人力物力。
参考文献:
[1]崔连伟．对于发展我国旅游保险业的思考．旅游学刊．
毕业设计（论文）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学过程中最后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体现。毕业设计（论文）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及基本技能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一般文科称为毕业论文，理科称为毕业设计。
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一项给定的毕业论文任务，撰写符合要求的毕业论文。具体地说，在知识要求方面，应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使得理论认识深化、知识领域扩展、专业技能延伸；在能力培养方面，学生应学会依据课题的任务，进行资料的调研、收集、加工与整理，正确使用工具书，掌握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撰写技术文件的能力，掌握实验及测试的基本方法，提高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综合素质要求方面，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树立正确的工程观点、生产观点、经济观点和全局观点。
完成毕业论文，普遍的流程：选题———开题———中期检查———论文答辩。在学生做毕业论文过程中，指导教师肩负起指导查阅资料、筛选资料、修改论文等作用。
近年来，学生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总是不多，平时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的论文固然难以令人满意，有些成绩好的学生的毕业论文也不尽如人意。考察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发现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重视不够。学生不重视毕业论文，以应付心态对待毕业论文的写作。毕业论文写作时间一般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学生完成毕业论文之时，正值毕业之际，学生面对就业。由于就业形势亦不乐观，因此，学生都承受着一定的就业压力，他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去求职、面试，甚至到用人单位应聘实习。而在完成毕业论文期间，学生不用上课，更无需考勤，对毕业论文只好匆忙应付。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投入时间少，精力也不够，论文质量自然难以保证。
二、质量欠佳。毕业论文普遍存在抄袭现象，应付式完成论文，导致论文质量不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大学生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本校2004、2005、2006三个年级本科生的论文写作现状进行调查。实际发出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75份，有效问卷265份。69.1%的同学认为身边存在较多或很多抄袭现象，然而在发现抄袭现象后，却有47.7%的学生觉得正常，13.7%的同学甚至当作没有发现，这说明大学生论文抄袭现象比较严重。职业院校的学生普遍成绩偏差，论文质量不容乐观。
如何防止毕业论抄袭呢？
在教务处的指导下，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经管系率先将毕业论文这一教学环节以毕业实习报告的形式替代。学生根据在顶岗实习期间的岗位和工作职责，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来，形成毕业实习报告。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毕业论文过度抄袭。
以下是经管系营销0901班某学生的毕业实习报告纲要。
实习报告题目：论电话营销———深圳阳光保险公司实习体会
摘要
关键词
1.实习单位简介（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1.1公司简介
1.2主营业务（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儿童保险，意外保险，教育金保险，大病保险，理财保险等多类保险业务）
1.3运作模式
2.实习岗位简介
2.1部门简介（电子商务部）
2.2工作流程
2.3岗位职责（跟踪服务、维系CRM、开拓渠道）
3.实习所感
3.1实习困惑（团队协作/人际关系的处理、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付出与收获的比例）
3.2实习心得（抗压力增强、看待问题多元化、脾气性格有所收敛）
3.3未来计划（潜心学习电话销售技巧及客户关系维系、尝试不同岗位）
用毕业实习报告代替毕业论文，能在实际教学中，起到以下作用。
医疗高风险性特别是新医疗技术的运用带来的潜在风险，使医疗损害的发生几率随之升高。医疗损害填补问题，作为民事赔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许多国家已有较为成熟的医疗损害赔偿混合分担体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我国医疗损害赔偿填补制度单一，基本上由侵权法担负着分配损害赔偿的“独角戏”，既无法完成对医疗损害的填补，也无法分化医疗机构因医疗损害赔偿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因此，如何分化医疗损害赔偿及医疗风险，有效填补受害人损害，成为法学界和医务界面临的新课题。
一、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现代侵权法的思考方式已经从追求损害填补的中心转为损害赔偿的分散。而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赔偿制度及风险分担救济途径不足，体系尚未建立。主要表现为：
第一，单一的侵权责任法填补损害功能很难保障受害者获得实际赔偿。填补损害基于公平正义，在于使受害人获得实质、完整的填补。目前我国医疗损害赔偿也主要通过侵权法救济方式来实现，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承担者(医疗机构)的赔偿能力会直接影响到受害人的受偿结果。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侵权责任制度设计上的局限性，即对损害填补制度单一，既不能完全保障受害者获得赔偿，也无法分散医疗机构所应承担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以及受害者的医疗风险损害。
第二，医疗机构性质及法律地位不同，患者受到损害后索赔的难易程度不同。我国现存的多种医疗机构因其设置主体以及是否营利的性质不同，给付能力也大相径庭。虽大多数医院对医疗损害都以其自有资金给予赔偿，而大部分医疗机构属于公立、公益性非营利组织（2009年3月17日国务院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公立医院要遵循公益性质和社会效益原则。），其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能力受到限制，其他医疗机构规模及经济实力差别较大，很难实现对受害人的公平救济。
第三，侵权法预防功能的有限性，使对医疗损害事件发生的预防作用明显不足。传统侵权法中预防功能仅是损害赔偿功能的“反射功能”，具有间接性，尽管损害预防胜于损害补偿，但因受多种因素影响，预防功能均受有限制[1]。医疗行为固有的侵袭性和高风险性、对人和疾病认识的有限性及患者的个体差异性，使医疗损害的发生难以避免。若科以医疗机构的责任过大，会抑制医师探索新医疗技术，转而采取防御性医疗措施或干脆放弃对损害的预防，其结果不堪想象。
第四，医疗机构难以承担因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所致损害而产生的损失，又缺乏合适的分担途径。依侵权法的责任自负原则，医方对其医疗侵权行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以填补受害人所受损害。但现阶段医疗体制下，完全由侵权人(医疗机构)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确实不公。实践中，一些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高额判赔脱离了不同性质的医疗机构及其收费特点。这种给付方式造成医方利益的损害，又欠缺分担途径，明显降低了医疗机构创新的内在驱动力，不利于医学技术发展。
第五，医疗保障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患者面对医疗风险无任何承受能力和保障。现阶段医疗保障存在诸多缺陷，如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医疗需求之间差距较大，商业医疗保险发展很慢；农村基本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的“人头”缴费方式有失公平；获得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困难；医疗保障制度缺乏规范化和法制化等等[2]。这些缺陷直接影响到患者面对医疗风险的承受能力。
综上，医疗伤害和风险的损害赔偿及补偿问题，不仅事关医患双方之切身利益，且直接影响医患关系的和谐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故通过社会化风险分化制度达到填补损害和转移风险的双重目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的法理分析
(一)社会化分担的理论基础
传统侵权法是由个人承担风险，损害赔偿最初只在当事人之间分配，采取的是损失移转方式。进入现代高风险社会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非常有限，如何应对风险已成为现代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现代侵权法已由损害分散的思想逐渐成为侵权行为法的思考方式，认为损害可先加以内部化，由创造危险活动的企业负担，再经由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功能，或保险(尤其是责任保险)加以分散，由多数人承担。其优点：一为使受害人的救济获得较佳的保障，二为加害人不致因大量损害赔偿而陷于困难或破产。此所涉及的，除加害人和受害人之外，尚有社会大众，寻找有能力分散损害之人[1]。换言之，是将集中在加害人身上的损害赔偿通过一定的途径向多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分散，是集体化、社会化的损失分担方式。可见，现代侵权法其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并非是加害人行为在道德上应否非难，而是加害人是否具有较佳之能力分散风险[3]。故现代侵权法在追求损害填补的同时，更加关注损害赔偿风险的分散，思考寻找那个在经济上最有能力将损害的费用加以分散的人。对于高风险的行业和职业而言，具备一定的风险分散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依侵权法损失填补机制，医疗机构应承担因医疗过失所致的损害，因医疗意外以及并发症等无过失医疗行为所致的损害则由患者自己承担。但医疗行业仍有许多不可预防甚至无法预见的风险，医方即使尽到注意义务也无法防止和避免其损害的发生，若由患者独自承受必使患者身心俱损。故依侵权法损害分散的思考方式，寻求医疗损害风险分散机制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损害的分散需要一定的连接点，处于连接点上的当事人就会成为法律上损害的承担者，而该承担者可继而实现其分散损害的可能性，通过一定途径将损害进一步分散出去[4]。与传统侵权法不同，现代侵权法所承担的损害赔偿功能不再是侵权法的专利，相反，保险法等在很大程度上侵蚀或增加了侵权法的功能[5]。事实上侵权行为法本身却无法直接实现损害的分散，真正能够将损失分散的制度是市场经济本身以及其他法律制度如责任保险制度等。因此，构建医疗损害赔偿分散救济体系，必须厘清侵权法与其他关联部门如社会保障法、保险法等的交叉、补充抑或并行关系，发挥各自的不同功能，并能在分散救济途径方面相互接轨。
(二)分担模式间的相互关系
1。医疗侵权责任与保险
现代风险社会给侵权法带来的冲击突出表现为传统侵权责任的自然人、过错和不法三个基本要素，过渡为现代侵权责任中的企业、合法的危险活动和可保险性三个基本要素[5]。虽然保险法与侵权法各自独立，法官在认定加害人侵权责任时并不考虑保险因素，是否具有保险并不能成为免除侵权责任的事由，即所谓侵权责任与保险区分原则。但保险从产生之初就与侵权责任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责任保险的兴起，对侵权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保险与侵权法的发展具有相互推动、促进的作用。侵权责任的扩张和加重，催生和促进了保险特别是责任保险的发展；而保险的发展和运用，使被保险人因风险损失得以通过成本外化的方式转移给保险人承担，敢于面对更多的危险活动，促使侵权责任采用较严格的归责原则。正如Fleming教授所言，“责任保险对侵权行为法的发展关系属一个隐藏的说服者。”[6]另一方面，保险也对侵权法的预防功能产生影响。被保险人损害风险让渡给保险人承担，使被保险人对损害后果不再有“后顾之忧”，但也导致其缺乏积极防范损害后果发生的激励，减弱了侵权法的预防功能。当然，作为专业的风险控制与防范机构，保险公司会通过风险区分，重新形成激励机制并促使被保险人提高注意程度，转而又提高了侵权法的预防功能[7]。
医疗侵权责任的认定自然也不以是否保险为要素。医疗损害的高额赔偿使医疗侵权人负担加重，通过保险特别是医疗责任保险将损害分化给保险人，保险人再通过其他被保险人缴纳保费将损害分散给社会大众，充分发挥了保险于侵权责任法填补功能之外的损害分散功能。作为受害人的患者通过自身具有的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同样可以将医疗损害分化甚至消弭于保险的损害分散功能中，而且相较侵权责任的认定而言较为简便，因而保险使患者更容易获得损害救济，侵权责任的救济途径自然减少。
2。医疗侵权责任与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来源于社会福利国家思想，以社会连带主义法哲学为基础，采取集体风险分担和无过错的法定损害赔偿的方式，从法律经济分析来看，其事故管理成本远远低于当事人之间损害求偿所发生的成本，而赔偿能力却远远大于侵权法所提供的救济范围[7]。当今社会保障法的突出特点是以国家福利为主，国家、企业、个人共建的多支柱社会保障体制，其贯彻公民权利保障、国家责任、社会伙伴参与责任以及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基本原则[8]。原则上，当人们遭受人身损害时应优先适用社会保障救济途径，只有在法定的社会保障救济不能填补受害人损失时，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时，受害人才能通过侵权法损害赔偿功能进行救济。可见，社会保障为人们的社会生活风险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家保障。在医疗服务领域，患者遭受医疗损害时，应优先运用法定社会医疗保险如公费医疗报销、职工或居民医疗保险等救济方式填补，不足部分才能依据侵权法有关规定，通过主张医疗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实现损失弥补。因此，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越完善越发达，侵权责任救济功能就越减弱。
3。医疗侵权责任在医疗损害赔偿或补偿体系中的作用
目前各国医疗损害赔偿救济大体分为公法救济和私法救济两类，社会医疗保障如社会医疗保险、医疗救助以及医疗福利属于公法上的救济，而侵权损害赔偿以及商业医疗保险则属于私法上的救济。对医疗责任保险多数人认为属于商业医疗保险的范畴，笔者对此持有异议，理由是当医疗责任保险采用自愿投保时，可以作为商业保险来看待，但倘若国家将其纳入社会保障法范畴采取强制保险时，就不再是单纯的商业保险了，增加了公法干预的色彩。此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兼具公法救济和私法救济功能。总之，医疗损害赔偿的有效分化需要公法和私法救济“双管齐下”，相互协力，单靠侵权法无法解决医疗损害与风险的损害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保险还是社会保障，即使其救济功能再强大，终究不能替代侵权责任法的本质功能。其一，侵权法的认定责任功能于保险法和社会保障法所不能为。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障制度虽增强了损害赔偿能力，但当需要实施代位求偿制度时，却无法自己实现责任认定，还需依靠侵权法以最终实现责任的认定。医疗责任保险的救济方式中更以认定是否属于医院及医师责任为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分散责任之条件。其二，侵权责任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功能于保险法及社会保障法所不能为。医疗保险及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还无法填补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害，最终还需受害人依侵权责任法从受害人处获得救济，侵权责任的承担依然担任着损害填补与矫正正义的重要角色。因此，医疗侵权责任的承担不应是填补医疗损害的唯一制度或主要制度，而应与其他损害赔偿救济制度共存，发挥各自不同的损害赔偿补偿功能。
三、医疗损害赔偿或补偿社会化分担的比较法考察
目前，许多国家或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疗损害分担救济体系，对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普遍采用医疗责任保险方式进行分散；对于国民(患者)医疗费用及医疗风险损害，则通过社会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来解决；少数国家同时建立了利用政府力量的无过失补偿制度。
(一)医疗责任保险
医疗责任保险属于职业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散的典型方式，许多国家已将医疗责任保险列入其法定的责任保险范围。
美国采用自保型医疗责任保险模式，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由医疗机构或医师协会向保险公司购买医疗风险保险，由保险公司承担处理和赔偿的责任[9]。原因在于美国医师为自由职业者，具有独立负担保险费用并承担赔偿的能力。英国医师责任保险分两种：一是政府投保型的商业保险。英国医疗服务属于福利性质，医院和医师的医疗责任保险费用由政府支付，医疗损害赔偿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实际上属于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二是医师互责任保险，主要由医师维权联合会，医师保护协会和国民医疗服务诉讼委员会三个机构提供，提供包括责任保险、咨询、辩护及承担辩护费用和责任赔偿在内的全方医疗服务[10]。日本是行业组织投保型医师执业保险的典型代表。法律并不强制医师参加职业责任保险，主要由日本医师会为其会员医师提供职业责任保险，另外还有些商业机构销售职业责任保险给个体医师[11]。
我国台湾地区则采用“医院综合责任保险”，其承保范围既包括医方因医疗过失导致的赔偿责任，且扩及到医疗机构的公共意外责任，如建筑物、电梯、仪器或其他设施，因设置、保管、管理有缺陷或使用不当而发生之意外事故以及供应之食物饮料缺陷，而发生之意外事故[12]。这种保险适合于我国大陆就职于各类医疗机构的医师。
(二)社会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
社会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制度主要用来分散患者所受医疗损害的风险。德国一直推行强制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法定医疗保险是其主体部分，其医疗保险基金主要由雇主和雇员缴纳，政府酌情补贴。私人医疗保险作为补充，保障公职人员、私营业主和高收入人群的医疗需求[13]。瑞典医疗保险亦称健康保险，患者均有资格领取由地区社会保险局支付的“医疗费用补助”。其医疗保险基金来源于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分担的费用[14]。英国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由国家税收的医疗基金和强制性社会保险费和个人挂号费及少量处方费、医疗费等构成，全体公民免费接受医疗服务[15]。美国实行医疗市场化，其医疗保险主要通过大部分私立医保险和小部分政府医疗计划来实现的，政府提供的公立医疗保险范围很小[16]。但今年3月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将95%的美国人纳入医保覆盖范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医保覆盖几乎所有公民[17]。
综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拥有全民医疗保险模式，政府将医疗服务作为确保的消费项目提供给全体公民，医疗服务设施部分隶属于政府，部分隶属于私立机构或个人，医疗费用的支付大多数由第三者(政府)负担，政府通过税收或企业雇主和雇员出资的渠道解决经费问题。这种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目前得到了肯定和推广，也是分散和减轻人们医疗损害风险的有效手段。此外，各国都针对贫困人群以医疗救助制度或其他保障形式来保障其健康权以及医疗风险的分散，其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社会捐助和慈善机构也提供一些医疗援助。
(三)无过失补偿制度
目前世界上比较成熟的无过失补偿制度有瑞典的病人赔偿保险制度、新西兰的全民意外伤害补偿制度以及美国的Vir-ginia州因生产所致新生儿脑神经伤害补偿制度。
瑞典于1975年开始实施的病人赔偿保险制度，与传统侵权责任并存，构成对医疗伤害赔偿与补偿的双轨制。该保险是对重大医疗伤害给予赔偿的意外险，当属无过失保险[14]。
新西兰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对人身伤害意外事件采取全面无过失补偿制度的国家，但与瑞典不同，该意外伤害补偿制度涵盖范围广泛并非只适用于医疗意外事故赔偿，且与侵权责任制度是相斥的，采取补偿单轨制，即受害人尽可能由补偿制度获得赔偿，而无法依照传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向法院主张[18]。
美国1987年Virginia州“因生产所致新生儿脑部伤害无过失补偿法”确立了适用范围更为狭窄的医疗无过失补偿制度，其限于产科医院及医务人员因生产所致新生儿脑神经之伤害。补偿范围上还要求补偿的是实际医疗上必要且合理之医药费及康复保健费，但应扣除任何受害人得以自其他之医疗保险或救助系统得到之医疗及康复保健补助费[19]。
我国台湾地区“卫生署”于1988年6月30日制定“预防接种受害救济要点”，也属于一种无过失补偿制度，其目的在使因预防接种而导致严重疾病、残障、死亡者能够迅速获得救济[1]。
综上，医疗损害赔偿的分担问题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并通过采取多种途径的混合填补和分散制度，其中也不乏体现出一些共性因素，如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以及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等，其根源在于各国大都要面对日益增多的医疗伤害和医疗纠纷案件。因此，比较借鉴外国成熟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对构建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分担体系起着重要的参照作用。
四、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体系构建
笔者认为，应在发挥侵权法损害填补功能的同时，设计其他损害分散制度与之协力配合，构建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社会化风险分散体系。
(一)建立强制医疗赔偿保险制度
实践证明，保险是最有效的风险转移制度。强制医疗损害保险制度理论上通过找到保险和侵权责任的契合点，发展和完善了侵权行为法理论。要使医疗赔偿保险发挥其应有的损害分散功能，必须完善现行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制度，并实行强制保险。
1。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即将现行的医疗责任险完善后，要求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强制购买。对因医方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内的损害，适用全面、限额赔偿原则，属非商业性保险；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以外及医患双方有特殊约定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的损害，适用全面、全额赔偿原则，由商业性保险公司运作，属于商业性保险[9]。
对其保险资金来源，笔者认为应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而采取政府投保和自保相结合的方式，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保险费，由政府作为主要承担者，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负担较小比例，既利于医疗损害赔偿的有效分散，也不会加重其经济负担。营利性医疗机构则采取医院和医务人员共同缴纳保费的方式，医院可以通过医疗服务产品将保险费分化给其他社会个人。强制责任保险作为公益性保险，国家有必要对其运行进行适当干预，如确定责任限额、保险范围、费率等，以真正发挥其弥补损害、化解风险的功能。还可借鉴英国医师互责任保险模式，由医疗行业协会等非营利性组织负责，其成员缴纳会员费或接受社会捐助，作为医疗责任赔偿基金，会员因医疗过失产生损害赔偿时，由该组织给予赔偿。这种模式可促使医院和医生加强自律，发挥行业监管的积极作用。
2。医疗意外保险。实践中法院常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判决医方向患者补偿一部分因医疗意外造成的人身损害，将医疗意外的风险分配由医患双方共同承担。虽有法律依据但效果却不尽理想。故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强制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购买医疗意外保险，有效分散医疗意外所致的损害风险。保险资金来源可采取政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病人、社会团体多渠道筹集，对医疗意外损害的赔偿应适用限额原则，不应适用于精神损害赔偿。
(二)建立无过失补偿制度
反对无过失补偿制度者认为，“即使于无过失补偿制度下毋需顾虑医疗供给者有无过失，仍须判断医疗行为与病患所受损害间有无因果关系，而此一因果关系的判断与过失责任下过失的判断相同困难，因此，实行无过失补偿制度亦不见得能真正减少诉讼或行政上花费。然若放宽无过失补偿制度之因果关系的认定，则无过失补偿制度可能沦为一般社会保险，致无过失补偿制度将为所有医疗所无法防止或治愈的伤害、死亡负赔偿责任，愈益加重社会大众的负担。”[20]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过于悲观。无过失补偿制度旨在解决患者因医疗行为遭受损害迫切需要得到赔偿，但无法通过侵权救济、医疗保险等获得的情况下，国家通过补偿基金等模式予以及时补偿。因为在现代风险社会，医疗损害已不再是医患双方当事人之间单纯的风险分配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风险，倘若由个体成员单独面对无疑有失公平，而国家作为保障个人生活安全义务的承担者，有义务在国民遭遇医疗风险时“挺身而出”。该补偿虽无需考虑医疗服务者的过失，但补偿范围应是医疗行为所致的、可避免的损害，而非医疗风险所致。故无过失补偿制度本质上应属于国家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
(三)完善医疗保障制度
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患者面对疾病所生之损害及费用的承受能力明显不足。笔者认为应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医疗保障形式，构建以全民医疗保障为基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主体、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公务员医疗补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互助医疗基金、商业医疗保险、老年医疗保障)为延伸、医疗救助制度为托底的“四位一体”医疗保障体系。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每个层次都应有特定的覆盖对象、筹集资金标准以及该层次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的目标和职能。
总之，医疗损害赔偿补偿的分担应是多阶层赔偿和补偿体系相互协力，共同作用的有机体系。在该体系建立初期，以侵权法填补损害功能为主要分担途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分担体系也将随之改进，侵权法损害填补功能会逐渐减弱，医疗保障制度的损害分散功能将日益增强，但始终是各种制度相互配合，公平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使受害人获得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补偿。
注释:
[1]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10， 8， 27。
[2]荏苒，黄志强。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框架与策略[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12-20。
[3]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2[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165。
[4]叶金强。风险领域理论与侵权法二元归责体系[J]。法学研究， 2009， (2)： 51。
[5] [德]布吕格迈耶尔。中国侵权责任法学者建议稿及其立法理由[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2， 30。
[6]转引自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9。
[7]朱岩。风险社会与现代侵权责任法体系[J]。法学研究， 2009， (5)： 28， 27。
[8]赵立新。德国日本社会保障法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5。
[9]李建光。论强制性医疗损害赔偿保险制度的建立[J]。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5， 12(4)： 275， 277。
[10]沈思言。医师专家责任保险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46。
[11]杨帆，刘茜，等。日本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J]。医学与社会， 2008， (10)： 53。
[12] [台]高添富。医师责任与保险法制之研究[D]。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 1999。 58。
[13]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医疗保险分会。赴德国、匈牙利医疗保险考察报告(2005年)[EB/OL]。 http： //www。mib。 com。 cn/zyzx/zztj/200706 /t38316。 htm， 2007-06-17， 2008-01-06。
[14] [台]杨秀仪。瑞典“病人赔偿保险”制度之研究———对台湾医疗伤害责任制之启发[J]。台湾大学法学论丛， 2001， 30(6)： 165-194， 167。
[15]徐新燕。中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A]。 [美]斯科特博里斯，申卫星。中国卫生法前沿问题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6。
[16]高芳英。美国医疗保险体系初探[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5)： 99。
[17]杨晓。美国医改方案险过关创45年来最大变革[N]。北京青年报， 2010-03-23(A15)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父母的寄托。学生的学习成长和健康安全，受到全社会的关注。现行《宪法》第46条第2款明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因此，其被称作为受教育权条款。作为学校教育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校体育工作，应肩负起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体质健康方面的重任。1990年3月12日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8号、国家体育会员会令第11号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在其第1章总则部分的第3条就释明了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即“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增强学生体质；使学生掌握体育基本知识，培养学生体育运动能力和习惯；提高学生运动技术水平，为国家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增强组织纪律性，培养学生的勇敢、顽强、进取精神［1］。”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学校体育工作的进一步强化与深入推进，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因此而生之民事纠纷，不仅给当事学生、家长带来身心伤害和经济损失，同时也给学校及其教师造成不安与困惑［2］。由于有关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处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薄弱，使得安全问题“紧箍”学校体育，很多学校的学校体育工作因“过度安全”而堕入“低级化”、“幼稚化”、“放任化”［3］。学校体育教育活动的内容和范围变得单调和狭窄，学校体育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在实践中萎缩，此种“温室教育”显与素质教育相背离，极不利于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长此以往，势必殃及整个民族素质，影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有鉴于此，为推进学校体育工作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法学的审视至关重要。笔者在查阅相关期刊论文和硕博士学位论文以及相关专著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筛选与分类，以“概念界定———归责原则———责任保险制度构建”为脉络并按照其现有研究的数量与成熟水平进行删减，后作归纳与评述。
1．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概念界定
1．1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概念之争
概念是思维的逻辑细胞，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在其概念的认识上产生错误和混乱，必然不利于确定当事各方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责任与责任认定后赔偿原则的适用以及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科学合理解决。目前，学界针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概念的界定有所差异，主要观点如下：张厚福等（2001）认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是在体育教学或课外活动、运动训练、学校体育竞赛中发生意外伤害，造成重伤、残疾、死亡等的重大事故［4］。邓国良（2004）认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是学生在学校体育活动中，所发生的学生实质性的人身伤害或死亡事故［5］。郭修金等（2005）认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是学校组织实施的校内外体育活动，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体育场馆和其他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6］。韩勇（2009）认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是指中小学校在校学生在学校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体育竞赛和学生在校自发进行的体育活动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或者死亡事故［7］。李娟（2012）认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是指在学校组织实施的体育教育教学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体育场馆和其他体育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体育伤害事故［8］。
1．2简要评述
上述观点之差异是建立在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范围的不同理解基础上的，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参照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颁布部门为教育部，立法层级属部门规章）并结合学校体育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是指在依靠国家或社会力量举办的全日制的中小学、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组织实施的校内外体育教学教育竞赛活动过程中以及在学校对体育场馆和其他体育设施负有管理责任期间内因故意、过失或意外引发的在校学生人身损害的事故。
2．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
2．1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之争
归责原则，顾名思义，是关于侵权责任“归责”的基本规则。归责的含义，是指在行为人因其行为或者物件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应以何种根据使之负责，此种根据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即法律应以行为人的过错还是应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抑或是公平等作为价值判断标准，而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9］。学界针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归责原则的适用问题，主要观点如下：张厚福等（2001）认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归责原则有三种，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学校承担补偿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10］。韩勇（2001）在其稍早的作品中认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归责原则应以过错责任为基础，以公平责任为补充［11］。汤卫东（2002）认为，学校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归责原则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我国《民法通则》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只有国家机关侵权责任、产品责任、高度危险作业责任、污染环境责任等几种情形，其中并不包括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因而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12］。韩勇（2010）在其稍后的作品中则指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应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一般归责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例外，严格适用公平责任原则［13］。谭小勇等（2011）针对我国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归责原则适用的现状，认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归责原则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较多的采用了公平责任原则，在特殊的情况下适用了过错推定原则［14］。刘乃宝等（2015）认为，学生在学校发生体育伤害事故学校承担的是过错责任，简单地说就是有过错就赔偿，无过错不赔偿［15］。
2．2简要评述综观上述观点，学校承担学生体育伤害事故赔偿责任应适用
哪些归责原则，以前在理论探讨中存有较大争议。但是，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之后，尤其是《侵权责任法》公布实施之后，意见趋于统一。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了风险社会，事故频发，风险无处不在，随时可能发生。笔者认为，身处学校的学生一旦发生了体育伤害事故，无论是对于当事双方的自然人及其亲属，还是受伤学生所在之学校，亦或是伤害事故中双方当事人未达一致处理意见诉诸法院后的承审法官，为寻得此起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均须遵循以下基本路径：首先，确认事故中所涉在校学生的民事行为能力类属；其次，谨慎地对发生事故的时空范围作出定性；再次，准确地就事故中学生受伤情形作出认定；复次，适时针对事故中学校是否尽责、学校是否为受益方、受伤学生是否具有过错、事故中是否存有具有过错的侵害人等问题作出分析与判断；最后，依据《侵权责任法》第38条至第40条有关学生伤害事故责任的规定，正确选定适用于此次事故的归责原则。
3．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
3．1针对建立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保险制度的呼吁
体育运动中的风险是固有的，人类只能使其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不能彻底消灭之。一方面，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受害者需要得到赔偿或补偿；另一方面，具有公益性质的教育机构不能过多地赔偿或补偿。如何消解这一现实困境，一条有益的路径就是保险，因为保险的经营对象即风险。学界针对建立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保险制度的呼吁主要有：张厚福等（2001）建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同社会保险机构共同研究，建立健全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学校体育伤害的意外保险制度以解决现有地方保险机构针对学生意外伤害业务中存在的宣传不够、保险范围不广、赔付数额少、索赔艰难等问题［16］。白莉等（2003）倡导学生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通过对学生的人身意外伤害进行投保，使学生和其监护人在经济上得到“双保险”的利益保障［17］。宋军生等（2004）建议保险公司应在险种设计、保金类别、资金援助等方面积极做到与学生和家庭的需求相适应［18］。周爱光（2005）在把日本学校体育保险的法律基础划分为一般法律、学校法律、体育法律这三种类型的基础上，较为系统的介绍了日本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赔偿及保险的相关法律，为完善我国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保险制度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参考［19］。郭修金等（2005）建议我们要借鉴国外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办法及补偿制度，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法律法规，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建立体育保险解决学生与学校的后顾之忧。由国家、社会、学校、家长共同支付其费用，减轻学校和教师因意外事故而造成的经济负担［20］。王荷英（2012）建议设立学校体育医疗补充险与体育活动基金险从而使参保险种尽可能多元化。国家还应制定《体育保险法》、《学校体育风险保险法》使其与现行的《保险法》配套，从而使保险政策具体化。我国应建立体育保险中介人才市场准入职业资格制度，使其很好地分担保险公司的具体工作，进而更好地开发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险。各级学校、政府应进行参保宣传，告知学生和家长在学校体育活动中存在的运动伤害及其预防，并使其知晓参保后保费的去处与可享受的权益［21］。徐士韦等（2013）呼吁建立学校体育强制保险模式，具体而言：根据学段特征设计学生人身意外保险、设立学校体育团体意外险、设立法定节假日学生体育旅游保险、设立学校体育社团保险、设立体育教师特别险、设立高风险项目的特别险、设计学校体育设施第三方人身事故险、设立学校体育器材设施险［22］。刘乃宝等（2015）提倡根据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类型和构成要素来进行多元险种的设计，从而“依法治体”式地去保障学校体育科学的发展［23］。
3．2简要评述
通过对学者们建言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保险制度构建的梳理，大多数学者具体而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虽其所期冀的保险制度与现实国情存有需跨越的鸿沟，但其观点本身值得肯定。同时，也有一小部分学者在其文章中泛泛而谈，只希冀理想的制度，避而不谈现实中需要考量的种种因素，使其呼吁无法具有掷地有声的力度，进而无法产生影响。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085-2
2013年新《旅游法》的颁布，必定为我国旅游业带来新一轮的改革，作为旅游业中直接为游客提供全程服务的导游，在新旅游法的规章制度下，也会对导游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一、导游业现状分析
（一）导游人员整体素质偏低，难以保证服务质量
1.导游人员学历、等级普遍偏低。导游的工作主要是全程为游客提供服务，需要导游人员具有相应的能力，来保证服务质量。但是，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发现，我国的导游人员中普遍存在学历、等级偏低的情况，很难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
在目前的导游队伍中，高中、中职中专等学历人员达到41.7%，而大专以及本科学历的比例分别为39.4%和18.9%。其中96.3%的导游人员持有导游资格证书或是初级导游员证书。而具有中级、高级和特级导游证书的比例仅为3.7%。学历及等级过低，很难适应旅游业的需求，影响导游市场的正常秩序。
2.小语种掌握导游比例偏低。我国目前导游业中主要分为中文类导游和外语类导游，而两者的比例严重不平衡，人员比例为5：l，中文类导游占比83.9%。虽然外语类导游人员的学历与中文类导游相比稍高，但是仍然有52%的为大专以下学历，加上外语类导游数量的严重欠缺，很难满足大量外国游客入境旅游的需求，制约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
（二）导游人员薪酬制度不合理，经济压力大
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国导游人员的收入却大幅度降低，主要原因在于导游人员收入机制不合理。总体来说，我国导游人员的收入主要包括：基本工资、出团补贴和景点门票差价、小费和回扣等。而许多旅行社没有固定的基本工资，或是在300-500元之间，加上出团补贴和景点门票差价没有完善的法律规范，因此回扣成为多数导游的主要收入，使得导游整体平均收入水平有所下降。
据调查发现，其中72.8%的导游人员年平均收入在2万元以下，针对导游工作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其中有46.5%的导游人员认为收入水平偏低，44.7%的认为是中等水平，仅有8.8%的导游员认为其收入在中等偏上水平。薪酬机制的不合理，过低的经济报酬使得多数导游人员面临经济压力，严重影响导游工作质量。
二、新《旅游法》对导游工作的影响
我国为了大力发展旅游事业，完善旅游的公共服务质量，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护和合理利用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2013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将给我国整个旅游事业带来新景象。
新旅游法从第三十九到四十一条，对于导游人员提出了相关要求，包括要求导游工作人员取得导游证，必须具备相应的学历、语言及从业经验，还要与旅行社签订劳动合同，不得私自承揽导游和领队业务，在从事导游服务过程中，要佩戴导游证、领队证，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尊重旅游者的风俗和，引导游客健康、文明旅游。除了执行旅游行程安排外，导游不得擅自变更或中止服务，不得索取小费，不得诱导、欺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这些相关的规章制度的出台，对于导游工作将带来一定的机遇与挑战。
（一）新《旅游法》给导游工作带来的挑战
新旅游法的颁布，除了保证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外，也对其产生了一定的约束作用，规范我国旅游业的市场秩序。而对于导游工作的具体规定，除了对导游人员的学历、等级及语言水平有所规定外，还对于导游工作人员的业经验有要求，这就会减少许多学历、等级偏低，语种掌握缺乏的导游人员，同时也对兼职导游的工作有所约束，可能会带来导游业大规模的人员淘汰情况。
同时，我国导游人员的收入主要以小费和回扣为主，但是新旅游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导游不得索取小费，不得诱导、欺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这意味着导游服务费也将“大打折扣 ”，导游不能再收取购物和自费项目的回扣，会使导游的收入大幅度缩水。再加之规定导游与旅行社签订劳动合同，不得私自承揽导游和领队业务，更会严重影响导游人员的收入。
（二）新《旅游法》给导游工作带来的机遇
1.导游人员素质将会有所提高。为了适应新旅游法对于导游的相关规定，加强导游人员的培训，提高导游人员素质是旅行社改革的有效途径之一。旅行社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导游发展的培训计划，灵活多样的形式，能够提高导游培训的积极性，有目的、针对性的培训，能够增强导游对职业的认同感，加强服务意识的培训，掌握规范化与个性化的服务原则，克服消极情绪，提高自身的能力与素质，能够更好的展开导游工作。
2.导游人员薪酬制度的调整。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导游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曾提出，导游的薪酬应该以“基本工资+带团补贴”为主体，“佣金福利”为补充，还要结合业绩考核，建立与报酬相一致的导游执业激励机制。旅行社为导游提供稳定的基本工资保障，加上根据导游学历、等级、工作经验、服务质量等来确定的带团津贴，成为导游人员稳定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给予导游人员一定的福利待遇，包括养老、医疗保险、人身意外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能够缓解导游的经济压力，提高工作服务质量。
三、结语
新旅游法的颁布，为导游工作带来一定的挑战，同时也是新的发展机遇。在新旅游法的保障下，可以对导游行业进行革新，培养一批能力素质极佳的导游人员，建立起合理的导游薪酬制度，为导游的收入带来保障，并激励我国旅游事业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周伟光.关于旅游从业人员职业道德问题研究[J].江西：企业经济，2006，（9）：94-96.
[2]涂远芬，李志强.浅析我国导游人力资源现状及建设对策，[J].北京：商场现代化，2005，（26）：178-180.
[3]陈艳红.导游人员职业倦怠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4）：137-183.
关键词：体育教学；学生意外伤害；事故责任
中图分类号：G80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6-1487.2014.02.000
1 前言
体育课教学是学校体育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体育的基础、前提，近年来由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引发的各种纠纷已引起社会关注，而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大部分都在体育课教学中发生；体育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双边活动，达到教学效果。如果在教学中稍有考虑不慎，往往容易造成学生在课堂期间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一旦发生，责任归属、赔偿、法律途径，对学校、家庭、学生、体育教师都是一种伤害。本文对体育教学中突发意外事故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毕竟上好每堂体育课是每位体育教师的义务、职责，体育教师如果能从思想上重视，行动上认真，从身边的体育教学工作做起，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完全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广东省佛山市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校学生。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在论证、设计过程中查阅许多相关论文、体育学院学报、网站进行研究分析。
2.2.2 统计法
将相关的有效资料、数据进行整理、归纳分析。
2.2.3 座谈讨论法
对体育教师、班主任、学生代表及家长进行交流、讨论，获得相关宝贵信息，指导论文的开展。
2.2.4逻辑分析法
以学校实例为依据，结合相关事例、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并利用逻辑分析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体育课教学意外伤害事故的特点
体育教学是在体育教师和普通学生之间展开的运动技术传学活动，体育课教学意外伤害事故是指学生在参与体育课教学过程中发生的人身损害后果事故，构成体育教学意外伤害事故必须具备以下因素（1）受害主体??—学生（2）产生人身伤害后果，主要包括致伤、致残、死亡等，对人体损害而造成精神损害（3）在体育课教学中发生（4）体育教师参与教学。
3.2 体育教学意外伤害事故产生的原因
体育教学意外伤害事故产生的因素主要由学生、体育老师、体育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构成，与学校体育最大区别是有体育教师直接参与教学。
3.2.1 学生因素
作为一线体育教师，在日常体育教学过程中，通过研究发现，由学生自身因素造成的运动损伤和伤害事故占意外伤害事故的绝大部分；可以归纳为一先天遗传因素或身体素质差，由于学生面子问题或害羞不告诉老师有遗传病，特别在体育考核中，更容量出事，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二课堂纪律差、缺乏组织纪律性，每个班级都有好几位此类学生，课堂纪律较差，性格活泼，不爱听教师指挥，喜欢擅自行动，此类学生出事机率较大，所以作为体育教师在课堂上还须加强学生思想文化教育、提升学生组织纪律性。
3.2.2 体育教师因素
体育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学生是主体，而体育教师起到主导作用，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与体育教师密不可分；主要表现为（1）责任心不强，责任心是体育教师师德修养的重要表现，体育新课标给部分教师造成误区“放羊”成为部分体育教师的舒服生活、远离教学区、回办公室、玩忽职守，后果将不堪设想，体育教师责任不可推卸。（2）体育教师专业水平不高、业务能力低，体育教师专业水平、文化素质修养本身参差不齐，部分教师潜意识就想混日子，思想上放松自我，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例如教学中，动作讲解不清、不讲，示范运动不规范、练习方法不正确、不做准备活动、不写教案等等，所以，作为体育教师还须经常进修、培训、学习新知识，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教学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育教师身体素质有所下降，但教学经验会理会丰富，更能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3.2.3 体育教学内容因素
高中体育新课标实施至今，部分教师对新课标理解不一，体育教学内容安排过难，同样容易造成伤害事故。体育教师应遵循体育教学规律，根据学生实际能力科学、合理与制定教学目标，但在实际教学中，部分老师并没有根据学生身心特点规律，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内容、教学步骤组织教学。
3.2.4教学环境因素
体育教学环境好坏，同样影响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作为体育教师必须考虑场地、器材、气候因素。例如某校一天，同节体育课有6位老师上课，一个400米田径场，何其壮观，为了尽可能避免问题发生和减少教学冲突，只能把问题细化、具体化。
案例1：2012年2月13日一高中上午体育课，高一（9）班女生见习，在操场散步，气候恶劣，北方较大，突然此女生呼吸困难，体育老师看后马上送女同学到校医室，最后送学生到医院，为哮喘病发作，此教师先垫费用，最后家长把费用还给体育老师。
3.2.5不可抗拒因素
意外事故是指当事人过失或过失而偶然发生的不可预见伤害，由于体育教学特性，难免会发生各种伤害事故，突发意外伤害事故，有时让体育教师无从下手，对于学校体育教师应有应急预案，与校医密切联系，加强医学常识学习，积累急救经验。
案例2：2011年12月中下旬某校上午体育课，内容是国家体质健康标准1000米考核，男生甲离终点5-6米突然晕倒，体育教师紧急接校医急救，几位体育教师、学生参与急救，后医院到场参与急救无效，最终年轻生命远离他养育的父母、远离他尊敬的老师、远离他可爱的同学，此结果让家长、体育老师、同学永远无法授受，用血的教训告诫我们，赔偿已经于是无补，对家庭、学校、教师谁也伤不起。
3.3体育教学意外伤害事故的责任问题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体育教学意外伤害事故责任主体与学校责任主体一致，包括学校、体育教师、学生和未成年监护人、第三方责任人，从法律角度分为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三大类，在体育课中是玩忽职守、违反教学规律、教师不在场，伤害事故一旦发生，都可能涉及这三方面的法律责任。
3.3.1学校责任
我国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处理中，其责任主体一般追究学校和校长责任，客观而言，责任由校长承担显然不公平；在学校实施体育教学中，学校我负有管理安全教育和管理保护职责，体育教师在教学中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在赔偿后，可再向教师追偿。
3.3.2教师责任
教师责任问题，本文认为可分为责任心和法律责任，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尽心尽责“放羊”远离教学区，回办公室休息等等，伤害事故不发生则相安无事，一旦发生伤害事故，谁也负担不起，体育教师按照伤害的程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3.3学生责任
体育教学存在一定风险，学生受伤可能性较大，伤害事故的主体是学生，本身不应该追究学生过多责任问题；但学生由于生理缺陷未告诉老师，不能参加正常体育教学，不遵守课堂纪律，不听指挥，擅行动与同学打闹，造成伤害事故，学生自身也难逃其责。
3.3.4 家长责任
我国现在独生子女多，一名学生出事，3个家庭受到伤害。高中阶段，学生有走读和寄宿，经调查发现，部分走读生玩通宵、上网、聊天喝酒等，家长对孩子监管不力，第二天上体育课，往往容易出事，节假日也一样，学生回校，第二天体育课学生无精打采，也容易出事，所以家长的监管问题也值得深究。
3.4防范体育课教学意外事故的对策
3.4.1全面、科学、切合实际安排教学设计
体育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各方面因素都应该考虑周到，做好相应预防措施，课前备好课，写好教案，防止教学目标过高而导致学生受到伤害；同时就遵循体育教学规律，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科学合理地制定教学目标，做到心中有数，降低意外受伤系数。
3.4.2全面了解学生的身体情况
体育教师首先要有意识对先天性疾病或不能参加剧烈活动的学生建立档案，上课时区别对待，防患于未然；同时在体育教学中，还要掌握学生心理与生理特点，细致了解学生的病史，合理安排此类学生的教学内容；教师还应对所教学生性格、思想状态、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运动水平有所了解，在教学过程中区别对待。
3.4.3严格规范课堂纪律
开学要先上好室内引导课，规范课堂教育，讲清楚那些不应该做，要学生严格执行。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组织纪律性，一切行动听指挥，提高课堂实效性；善于观察、发现，对违规学生进行教育，好的表扬，坏的进行批评教育；培养学生认真思考能力，在课堂教学别是在学习新动作时，教师一定要学生认真看示范，了解技术动作；最后还要掌握学生的性格特点，因材施教，落实重难点。
3.4.4加强课堂准备活动管理
准备活动一定要充分，可以降低学生受伤机率，要学生严格按照教师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练习；还要检查学生着装是否合理，杜绝一切隐患事故的存在；合理安排运动量，组织好课堂，提高课堂实效，有助于预防运动损伤的发生。
4结论与建议
4.1建议
4.1.1 家长要转变观念。当今社会家长一味袒护孩子，没有接受“挫折教育”因为我们要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不应对一些危险不大的体育运动项目顾虑太多，让学生学会保护自己，以减少意外事故发生。
4.1.2 学校领导要正确对待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及时处理，减少问题扩大化。
4.1.3 体育教师应该把每堂体育课上好，这是作为体育教师最基本职责，体育教师只有把体育课上好才能胜任更重要的教育教学工作；教师“放羊”也要放得有艺术，上课期间教师不在岗、不在场，一旦失职，将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最起码要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14建议学校给每位在校学生构买人生意外保险，或者和家长合作建立保险制度，使发生意外伤害事故所导致的损失和经济补偿有一定的法律保障。
4.2 结论
4.2.1 加强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体育教师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提醒自己，不要等意外事故的发生才醒悟，血的教训是深刻的，希望体育教师要不断更新教育观念。
4.2.2 体育教学中，作为教师要从思想上重视体育课安全，尽心尽责，完全可以减少或避免学生意外事故的发生。
4.2.3 体育课中不确定因素较多，有时真的很难避免，突发意外伤害事故导致学生受伤，作为体育教师应该积极施救，避免伤害的后果更严重。
4.2.4 一旦发生伤害事故，按照教师是否履行义务情况，按照《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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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伯超，黄丹．学校体育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研究．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3（04）．
[3] 王岩芳，高晓春．体育教学中学生伤害事故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5（03）．
摘 要：本文针对我国职业院校实习生权益受到实习企业侵害的现象，对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按照不同研究内容和不同研究方法，对部分文献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 ：职业院校；实习生；权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19-0211-02
收稿日期：2015-06-10
作者简介：曾福敏（1982-），男，汉族，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人，现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在读在职研究生。江西省上饶职业技术学院保卫处副处长，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吴琎（1984-），女，汉族，江西上饶市横峰县人，现为上饶市特殊教育学校工会副主席。
关于职业院校实习生权益保护的问题，很多学者从校企合作机制、法律法规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总的来说，职业院校实习生权益保护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薪酬过低、人身伤害得不到合理赔偿、劳动时间过长、学习权益得不到保证、实习协议签订不规范等。
一、基于不同内容的实习生权益保护研究
在实习生权益保障问题表现方面，刘坤远（2013）的研究指出，我国高职生在校企合作中权益保护的责任主体存在不明确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实习生的身份由谁来认定，实习生进退两难的处境由谁来解决，校企合作双方各自存在困惑。该研究同时指出，要明确学生权益保护的责任主体需要由政府、学校、企业三方共同承担。伍小美（2013）的研究关注的是高职生顶岗实习中的权益保护问题，他指出实习单位难落实、学生法律和维权意识淡薄、实习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加班工资缺乏保障是比较突出的问题，而劳动实习协议签订和劳动保险的缺失也使得实习生在发生纠纷时缺乏证据保护自己。王怡然（2013）的研究指出，在高职院校订单式培养模式中，学生权益问题包括了订单培养的信息知情权、权责权、公正对待权和参与正常教育权等方面的问题。韦进（2013）认为高职生校企合作中的权益保护问题包括了知情权缺失、选择权缺失、获益权缺失三种表现形式，
在以校企合作制度完善促进实习生权益保障方面，红叶（2011）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校企合作中学生权益保护的制度保障，他指出职业院校应当从校企合作形式的探索上着力，建立院校、企业、科研单位在内的新型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并在职业教育集团内制定规范的制度，保障学生顶岗实习的权益。韦进（2013）认为要解决实习生校企合作权益保护问题，需要明确校企合作的定位、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完善校企合作管理机制。韦进的研究是近年来关注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学生权益保护问题领域比较有针对性的成果，虽然该文是经验性的研究，缺乏实证分析的手段，但是对高职生校企合作权益保护问题提出了一些比较新的观点，值得借鉴。董志远（2013）的研究关注的是后金融危机下航海类职业院校学生的实习权益保护问题，他认为法律制度缺失、操作程序不规范、实习过程监管不到位是导致实习生权益保护问题的原因，要破解实习权益保障问题需要改进校企办学模式，开展校企共同管理实习生的制度建设和工作流程优化，同时应该增强实习生的权益保护意识。
在实习生权益保障工具方面，刘晶雯（2012）的研究提出促进校企合作实习生权益维护，实习责任保险是比较实用的管理工具，并且对化解实习纠纷具有明显的作用。
在实习生权益法律保障方面，曹建飞（2013）的研究关注的是高职生工学结合中的法律权益保障问题，该研究主要是以法律问题为视角，分析了学生、学校和企业间的深层次法律关系，并从完善法律法规的角度，提出了保护学生权益的对策。该研究没有涉及到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等体制机制问题，对预防权益受损风险也没有进行研究。郭欲丹（2009）的研究指出，高职生在校企合作环节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主要包括：相关法律出现“真空地带”；企业过于追求利益，缺乏对实习学生的人文关怀；学校重视程度不高，缺少对实习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学生维权意识不强，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等。陈仕玖（2012）的研究指出，我国高职生在校企合作中实习的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包括：缺乏专门的定岗实习法律制度，未明确高职顶岗实习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高职顶岗实习监管部门权责不清，缺乏学生实习期间权益保障强制性规定等。
二、基于不同研究方法的实习生权益保护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在实习生权益保护的研究上采用了案例分析法、对比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
在案例分析方面，主要采用的是实习生权益受损的案例，例如涂皓（2011）在其研究中列举了其在高职院校中收集到了十多个具体的学生权益受损案例，包括上班时间验车场、工资保障不力、实习权益签订不到位等，实习案例企业涉及到东莞、福州、深圳等地的多家企业。冯晨（2012）的研究也采用了案例分析的方式，他关注的是中职实习生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在其研究中针对无法获得多途径的公平实习机会、没有获得应有的实习报酬和补助、实习期间人身损害赔偿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未签订实习协议或协议签订不规范等问题列举了九个典型案例，案例设计到学校、学生和企业的实际情况。
采用对比研究法的学者主要是将国外先进的实习生权益保护措施和经验与国内做一对比，例如，刘俊芳（2012）针对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的研究中，将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实习生责任保险实施经验进行了细致的总结，并结合各国经验，提出了我国实习生责任保险的实施建议。陈仕玖（2012）针对高职生顶岗实习期间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将德国、澳大利亚、日本三国的权益保护法律措施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得出了报酬权、休息权、立法保障、政府资助补偿等方面的措施适合我国政府部门及高职院校采纳和借鉴。
在问卷调查方面，一些学者将职业院校实习生作为调查对象，编制了符合实际情况的问卷，对实习生权益保护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伍小美（2013）以浙江省部分高职院校为例，对高职生顶岗实习权益保护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武奎（2013）对天津市部分高职院校的顶岗实习中学生权益维护现状进行了调查，他发现学生实习单位难落实、学生安全与法制教育缺失、学生购买人身意外保险比例过低、学生在实习中得不到充分指导、实习报酬过低、劳动时间过长等问题表现的较为突出。
三、研究述评
从目前国内对职业院校实习生权益保护问题的研究现状看，大多数学者围绕实习生权益受侵害的表现、问题、原因及对策进行了深入研究。总体上看，学者们普遍认为薪酬低、劳动时间长、实习协议签订不规范等问题表现的较为突出，这中间既有校企合作机制的问题，也有法律法规建设不到位的原因，同时学生法律保护意识较弱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因。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大多数是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以案例分析的研究和经验性的分析较多，缺乏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实证分析。同时，学者们关注的大多是顶岗实习、或是以工代学形式的实习生权益维护，对校企合作中高职生的权益维护问题研究的还不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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